第三章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
欧洲是幸运的，但幸运不过是一个开端。1000年前的人绝对意识不到，欧亚大陆西端的这块凸出部分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用今天经济历史学家流行的术语来说，那时，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近于零。然而，500年之后，这种可能性接近了百分之百。
欧洲曾长期四面受敌，历经入侵、抢劫和掠夺的痛苦。直到10世纪，才从中解脱出来。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称北欧海盗，曾驾驶着轻快帆船，穿过汹涌的海浪，驶进浅河，深入到内地抢劫掠夺，袭击大西洋沿岸和地中海，入侵触角远至意大利和西西里。另一部分人则侵入斯拉夫人的土地，成为那里的新统治阶级(称罗斯人〔Rus〕，俄罗斯〔Russia〕之名即由此而来，他们统治那块忧伤的土地近700年之久)，最终几乎穿透君士坦丁堡的城墙。
这些劫匪如此令人恐怖，他们手段之残酷如此令人发指(他们将婴儿抛向空中，而后用长矛接住；或将婴儿的头在墙上撞碎来取乐)，以至于当地人听到海盗要来的消息，就吓得拔腿跑散，他们的领袖、包括精神领袖，则带着细软匆忙逃亡。当地的神父们确实撰写了新的祷文，祈求上帝的保佑。然而神坛并非理想的避难所，因为海盗知道战利品在何处隐藏，他们上岸之后就直奔教堂和城堡。
来自海上的强盗还有撒拉逊人(摩尔人)，他们穿越地中海，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蓝岸地区安营扎寨，抢劫南欧和北欧之间的商路。他们行动快捷，难以靠近；他们驻地与他们的穆斯林老家由海路相连，难以征服。民间传说，时至今日，阿尔卑斯高山上的某些居民肤色和外表还带有马格里布人的特征。
最后，行动迅捷的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从东方的陆路入侵。他们讲乌拉尔阿尔泰语(突厥语一旁支)，这些亚洲异教徒一再入侵，一旦听到欧洲内部冲突或王朝争夺的消息，他们就选定侵略目标，从多瑙河边的营地出发，曾一鼓作气侵入到法兰西东部或意大利山脚下。他们与北欧海盗不同：北欧海盗为了搜寻和掠夺更多的财物，往往在驻扎营地经营数年，甚至近乎固定地成为英格兰部分地区、诺曼底(以他们的称呼命名)、西西里的统治者。而匈牙利人则在抢劫后用货车和驮兽将战利品和奴隶拉走，并不定居下来。
没有人会永远屈服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欧洲人学会了对抗入侵者的袭击，有时在领导人的指挥下，有时并无领导人的帮助，因为后者经常背着当地农民与入侵者达成某种交易。村民们并非在村外抵抗海盗，而是引他们入村，诱捕或从四面八方伏击他们。这正是电影《神奇七人组》(TheMagnificentSeven)的主题，影片并非受到古人的启示。情境相似，就会有相似的战术。匈牙利人进村极快，当地人来不及对付，但他们出村庄就慢了。这些傲慢而又包袱过重的侵略者遭到过几次伏击之后，终于感到有必要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撒拉逊人的解决办法则是像在他们的穆斯林老家一样，用军队护送将骡子和货车(大篷车)撤走。简言之，欧洲人的抵抗提高了侵略者付出的代价。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欧洲人受到敌人总部所犯错误的协助。历经多年，北方部落和匈牙利入侵者定居下来，并逐步驯化了。王国的宫廷代替了游牧者的帐篷，他们的统治者也对那些昂首阔步、自视甚高的“将领”失望了。这些将领豢养着私人部队，胆大妄为，四处掠夺战利品；飞扬跋扈，威胁着和平。国王们不需要再豢养这些惹是生非的人了。危险与奖赏并存的生涯，也使这些流氓和海盗明白了，做国内剪羊毛的地主比到国外杀羊的军阀获利更多。
据称，正是外来危险的消失才促使欧洲走上进步和发展之路。经典经济学家认为，一旦机遇和安全条件具备，增长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排除阻碍，就自然会发展。其他人则争辩说，免除入侵之忧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经济增长与发展需要企业进取精神，但企业精神并非与生俱来。而且，中世纪的欧洲不乏对这种进取心的阻碍。
要了解这一进程的主要特征，就必须把中世纪看做地中海——希腊、而后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欧洲与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以北的近代欧洲之间的桥梁。在中世纪的年代里，一个与过去迥然不同的新社会诞生了，并与其他文明截然分开，走上了独特的发展道路。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2)
确实，欧洲一直自视与东方的社会不同。民间传说或旧派的上流人士认为，希腊与波斯人在萨拉米斯和温泉关的大战是东西方之间、自由城市(希腊人称之为polis，politics一词即来源于此)与贵族帝国之间、主权公共所有(至少自由民拥有主权)和东方专制主义(所有人均负劳役)之间决战的象征。①据称，希腊人在此期间发明了民主一词及其内涵。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尽管希腊奴隶制的存在和禁止妇女参与政治(当然并未禁止她们在公共场合出现)，使这一概念的内涵大打折扣。
与希腊民主制和东方专制主义的对立相关的是，私有财产权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区别。确实，专制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上天的代表，与其臣民显然不同，只要高兴，他可以役使臣民做任何事情，他掌握着臣民的生死荣辱。统治者的观点就是臣仆的观点。军事贵族拥有武器的垄断权，一般民众小心翼翼，不敢冒犯他们、激起他们的贪心甚至引起他们的注意。多看他们一眼，就属无礼，将招致最严厉的惩罚。
当然，我们认识到，这种所有权的安排窒息了进取心，阻碍了发展。投入资金和劳动力的人为什么不能持有自己所创造和获取的财富?用埃德蒙·伯克的话说，“反对财产权的法律就是反对工业的法律”。②然而，在亚洲的专制君主看来，这种安排被看做是人类社会之天经地义：除增加统治者的欢乐以外，普通民众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当然，不能让老百姓自行其是。巴尔赫(中亚)人民的遭遇极具象征意义。在他们的统治者离国与印度人作战时，附近的游牧民族利用这个机会占领了他们的城市。居民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拼死保卫统治者和他们自己的家园，但他们的抵抗以失败而告终。统治者回来并重新夺回了城市。当他听到自己臣民的英勇事迹时，他斥责了他们。他训斥说，战争不是他们的事，他们的责任是臣服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并交税纳粮。民众领袖乖乖道歉，并发誓不再胆大妄为。③在这种氛围下，经济发展的概念只能是西欧人的发明了。贵族(专制)帝国的特征是压制贸易和实业：当统治精英的索求增加时，他们并未意识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价值之所在。那索求之物从何而来?他们只是加重剥削和压榨，从民众身上榨出更多的汁。有时他们判断有误，以至压榨过重，引起逃亡、暴动甚至造反。尽管这些独裁者自称君权神授，但并不能保证千秋万代。只有那些创造力多元化、创造力首先是来自下面而非上面的社会，才能着眼于不断增加整个社会的财富。
古希腊人将自由民与非自由民截然分开，并非仅着眼于物质所得的标准(他们将经贸与希腊城里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和其他下民相联系，并不特别看重经济实力)，甚至也并非仅从他们制度的优势着眼，尽管他们认为其他制度错误，将其视为暴政。然而，希腊人也曾屈从于专制，尤其在亚历山大所创建的及其亚洲、埃及继任者所统治的帝国的时代；其后的罗马人也同样非常轻易地滑向了专制暴政。最终，古代地中海世界在政治上与东方文明有些相像——一个专制君主为首，领着一小撮由随从、仆人和奴隶包围着的权贵。但不过相像罢了。持不同政见者知道这是错误的，大声疾呼，撰文讨伐，并为自己的放肆而受到惩罚。共和的理想就这样死去了。
罗马帝国崩溃之后，产权的概念尚有待于重新挖掘和认定。该时代——我们称为中世纪——是一个过渡时代，是古典遗产、日耳曼部落法律和习俗以及今天我们所称的犹太教—基督教传统的混合物。所有这些都支持私有财产制度。日耳曼习俗是一种游牧民族的习俗，每一个武士只有不多的财产——以利于经常搬动。当时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和有价值的东西足以引出所有权问题或引出权势野心。“获取有价值和广泛的财产确实需要建立国民政府。如果没有财产权，或者财产总额不超过两三天的劳动所得，那么国民政府就不那么必要了。”见AdamSmith，WealthofNations，Book5，Ch1，Part2。亚当·斯密在这里思考的是私有财产的保护，但是这些思考同样适用于权力的运用。
这并不是说，没有其他获取政治权力的动机，或者说，这些游牧民族的状况是不变的。在他们流浪和征服的进程中，这些问题确实出现了。法文学校的学生都听说过苏瓦松花瓶的故事。这个漂亮的花瓶是法兰克人与高卢人作战时从教堂抢劫来的。首领克洛维为了赢得一个基督教女人的欢心，准备将之归还教堂。那个获得花瓶(或在分赃时得到花瓶)的士兵拒绝了。为证明花瓶属于他，该士兵当着克洛维的面摔碎了花瓶。而且，他告诉首领，是你的就是你的，是我的就是我的。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3)
下一次部队列队时，克洛维在这个士兵前停下，问他的草鞋出了什么毛病，当士兵弯腰看鞋时，克洛维用战斧劈开了他的头颅。确实，是你的就是你的，但你是属于我的。这个伪造的故事流传了多年(由于是民间传说，叙述自有所不同)，法文教师不敢再问是谁打碎了苏瓦松花瓶，因为课堂上总有一个自作聪明的人否认它。参见Bonheur，QuiaCasse一书，第77页。
可见，有些紧张与暧昧。但是，从长远来看，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分裂和总体不安定造成的压抑。罗马帝国终结之后的几个世纪里，权力尚鞭长莫及。从原则上讲，权力来自一个群体或群体内精英阶层一致同意的忠顺，因而是有限的。确实，选举的传统屈服于世袭统治(日耳曼人受罗马典范甚或原则的影响很深)。但是，昔日的习俗与现象已荡然无存，甚至是生来就被指定的统治者，在名义上也是选举产生的。所以，他属于尘世，是人而非神。他的权力也如此。
的确有人寻求恢复昔日的帝国。罗马重生的梦想从未泯灭。④如果他们真成功了，就会有独裁的再现。然而，由于通讯不便、交通不畅、法治的挑战以及地方统治权的存在，他们的努力一无所获，现实战胜了想象。其间，私有财产得以拥有和维护。有时，私有财产被武力掠夺，就像今天有人被勒死或抢劫一样。然而，这一原则从未死去：财产是一种权利，没收并不能改变它，更不用说抢劫了。
产权的概念可追溯到《圣经》所述的年代，并为基督教义所传承和完善。希伯莱人厌恶独裁，甚至自己的独裁也不例外，这一思想形成于埃及和沙漠地区。还有比这更顽强的民族吗?我可以举两个例子说明，其中对民众创造力的反应与所有权的神圣直接相关。神甫可拉在沙漠里领导了反抗摩西的暴动，指控摩西擅自专权，摩西自我辩护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头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民数记》16章15节)。同样，当以色列人在圣地建国，并要求国王统治时，先知撒母耳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但警告他们这样做的后果：他说，国王并不像他一样。“我拿了谁的牛?我拿了谁的羊呢?”(《撒母耳记》12章第3节)。
这一传统使犹太人与周围王国的臣民有所不同，确实招致了那些统治者的愤恨。谁需要这样的麻烦制造者呢?当共同的信念形成教会，特别是当教会成为专制帝国官方的、拥有特权的宗教时，该传统就被淹没在基督教之中了。教会不能忘恩负义。而且，这些文字未曾出版发行，因为教会早就规定，只有合格的人，比如说某些神职人员，才能知道《圣经》。《圣经》宣扬平等主义规则和道义，先知们曾驳斥权势、赞扬卑微，故而招致信民的混乱以及对尘世权威的误解。只有经过审查和去恶之后，才能传授于俗从。所以，直到华尔多教派(华尔多，约1175年)、洛拉德教派(威克利夫，约1376年)、路德教派(1519年起)、加尔文教派(16世纪中叶)等异端邪说——这些教派重视个人宗教信仰以及将《圣经》翻译为白话——出现之后，这一犹太教—基督教传统才为欧洲的政治意识所明确采纳，提醒统治者，他们只有行为端正才能拥有上帝赋予的财产和权力。烦人的教义。
然而，中世纪的西方基督教真开始斥责尘世统治者的权利——当然，是斥责比罗马皇帝小一些的一般君主(东正教从未斥责拜占庭的罗马皇帝这种东西欧的分裂不过是已有的严重冲突的一个表现而已。东欧的大多数居民知道他们应该站在哪一边。所以，“中”欧要扩至俄罗斯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也是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历史渊源。)。它暗含着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教会自己宣布拥有的权力越来越大，“上帝是一切的真正所有者”这一古老的犹太教原则以及教皇是上帝的尘世代理人这一基督教新原则得以强调。尘世统治者不能随心所欲，甚至是教会——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也不能蔑视权利，随心所欲。信民捐赠财产的转让带来详尽的文书工作，证明了这一行动的良好效应和程序的适当。
所有这一切导致欧洲与周围文明迥然不同。
中国早在国家机器尚未完善时，就起监督、管理和压制作用。政府并不依赖良好的动机、正确的态度和个人美德。公元前3世纪时，中国某位道德家告诉一位诸侯，统治并不依靠能否赢得臣民的爱戴，而取决于能否确保臣民的顺从。国君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闻，所以他必须在整个帝国广布耳目。“尽管他身居深宫，但什么都逃不过他，什么都瞒不了他，他警觉的眼睛注视着一切。”⑤该系统依赖活耳目的诚实和能力。统治者在野心勃勃的臣属掌握之中，因为后者瞒天过海的能力是无边无际的。独裁的弱点在于人力资源。万幸!
有一位学者不喜欢婉转辞令，径直称该系统为“极权”：
没有个人行为或公共生活的任何方面能够逃过官方的管理。在最高层是一系列的国家垄断……但是，莫洛克神莫洛克神，是古代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献祭品。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4)
这里泛指牺牲很多人命的恐怖事物。——译注国家的触角、官僚体系的无穷能量远远超过这些。这种福利国家监督其臣民从生到死的最细微的举动。⑥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的程度。⑦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关心好的臣民。如果对他们不友好，他们就可能迁移到他国。
统一的帝国并不惧怕老百姓逃走。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帝国，自视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国土之外皆是蛮荒。帝国臣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象征性的边界也就足够，例如从长城到大海的一道矮墙，即“柳条边”，将中国与北方蒙古—鞑靼草原分割开来。清朝的乾隆皇帝曾赋诗言及此事。⑧欧洲各地社会的权力纷争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组织形式称为Commune)这一欧洲特有现象的出现。城市当然随处可见——农业产出的盈余可以维持统治者、士兵、工匠和其他非农业人口的生存时，就会有城市出现。许多城市在市场等方面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更不消说它们作为行政中心的作用。
但是类似Commune的组织从未出现在西欧之外的国家里。⑨首先，Commune的本质源自其经济功能：这些单位是“商人治、商人有、商人享”。⑩其次，其本质在于本身独特的民事权力：能赋予居民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这些权利对经商和免除外来干预至关重要。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重于一切，因为当时仍然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农业社会，大多数人口仍然由于对当地贵族的人身依附，或者由于土地租契，而受到奴役。城市却因此变成通往自由之路，像是在覆盖农村的囚幕中捅开的洞。中世纪出现的一句名言是“城市空气使人自由”。真有这么一个故事：佛兰德伯爵在布鲁日城内的市场上发现了一个逃跑掉的农奴，要把他抓回去，可是城里的中产阶级却把伯爵和他的爪牙们都赶出了城。
整个社会都感受到城市这一功能带来的后果。由于拥有这一特许权，城市成为引人注目的中心、避难者的家园和城乡交换的聚集地。迁移到城市居住提高了迁居者及其留在乡村的亲人的收入和地位(但他们的健康水平并未改善。城市肮脏，拥挤，易于传染疾病，所以只有靠不断有人迁入才能维持和增加人口数目)。西欧的农奴解放，是直接由于获得公民权的农村和城市社区接二连三地出现，而且密集和彼此靠近。在那些城镇不多和不自由的地区，如东欧，农奴制继续存在，其状况还有所恶化。
为什么统治者赋予乡民和城镇居民这些权利，实际上放弃(转让)了他们自己的若干权力?原因有二：其一，新的土地、新的农作物、贸易和市场带来了税收，而税收带来了权力(还有享乐)。其二，矛盾的是，统治者希望增加王室在国内的权力，而自由农(注意：我没有使用“农民”一词)和城镇居民(中产阶级)是土地贵族的天敌，会在反对诸侯的斗争中支持王室和其他君主。
请进一步注意：欧洲统治者和力图有所作为的领主为寻求增加税收，不得不利用参政权、自由权和特权——简言之，讨价还价——以吸引参与者。他们必须说服人们参加纳税人的行列(与之不同的是，中国的统治者将成千成万的人驱赶到田地里，让他们种植作物)。而且，免除物质负担和赋予经济特权，常常导致政治让步和自治。在这里，创造性来自下面，这恰是欧洲模式的本质特征。其中暗含的是权利和契约意识——谈判和请愿的权利，以及自由与经济活动安全的获得。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欧洲的好运气在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及其随后的虚弱与分裂(数代古典学派和拉丁教师曾为之神伤不已)。罗马帝国的统一、权威和秩序的梦想(“罗马治下的和平”)依然存在，实际上延续至今。毕竟，分裂一直被认为是大灾难和冲突的根源。今日欧洲的联合被视为治愈昨日战争创伤的良药，并非偶然。然而，在古代与现代社会之间的中世纪，分裂是恣意妄为的暴戾行为的急刹车。政治敌对和退出权起了重大作用。
另一项分离——尘世与宗教的分离也起了推动作用。在穆斯林社会，宗教在原则上至高无上，是圣人统治的理想政府。与之不同的是，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很早就将上帝和凯撒区分开来，各得其所。这并未阻止误解和冲突的产生：双重最高权威是最不稳定的，其中之一必将有所付出。最终，教会屈服了，将属于凯撒的归还了凯撒，并让出相当大部分原属于上帝的权利。其中包括放弃了大一统的正统地位：权威分立，导致异议纷纷出现。这也许不利于保持确定性和一致性，但却肯定有利于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
在此，分裂再次起了作用。教会在某些国家——南欧那些国家更明显——仍成功地维护着政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却并非如此。因而，欧洲有些地区发展出一种潜在的自由思想。它以后在宗教改革中表现出来。但在此之前，欧洲就已经免除了思想控制。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5)
至于中国，那里没有稳居统治地位的宗教，在宗教信仰方面异常宽容，但帝国朝廷和各级政府官吏充当卫道士，确立信条，评判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从而窒息了异议和创新，甚至窒息了技术上的创新。这是一个在文化和学术上保持原状稳定的社会：也就是说，它很少发生变化(实际上，也不可能阻遏一切变化)；但是当变化威胁现状时，国家就会介入，以恢复秩序。正是这种固有的道德准则、伦理的统一与成熟以及完全感和优越感使得中国厌恶外来知识与方法，即使有用者亦不例外。
分裂的另外一个优势是：由于权威非集中化，欧洲得以免于一击即溃。各帝国历史中不乏这样的突变：战败一两次，整个帝国就土崩瓦解。伊苏斯战役(公元前333年)和高加米拉战役(公元前331年)后的波斯；阿拉里克阿拉里克(公元370?—410年)，西哥特人首领，410年攻陷罗马。——译注掠夺(公元410年)后的罗马帝国；卡迪西亚战役(公元637年)和内哈万德战役(公元642年)后的萨珊帝国；墨西哥的阿兹特克王国和秘鲁的印加帝国等，莫不如此。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欧洲并未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在罗马帝国后期，日耳曼诸部落已经与帝国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抵抗侵略者：萨利的法兰克人、西哥特人及其他部族，与罗马将军埃提乌斯一起抗击阿提拉带领的匈奴入侵者，从而有了公元451年的沙隆战役(在特鲁瓦附近)。在欧洲传统中，阿提拉和他的匈奴士兵是野蛮与凶残的本质象征。然而，今天的土耳其人却不这么认为，阿提拉是他们最喜爱的名字之一。13世纪，来自亚洲草原的蒙古入侵者迅速摧毁了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境内的各斯拉夫人和哈扎尔人的王国。但他们在与罗马帝国解体后建立的诸国遭遇以前，还不得不首先闯过中欧诸国，包括早期入侵者——如波兰人、立陶宛人、日耳曼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建立的新王国。如果不是国内出现纷争转移了蒙古人的视线，他们会一路所向披靡。
但是，他们将会付出沉重的代价，特别是在森林地区。此后不久，土耳其人以安那托利亚为大本营，向欧洲大举入侵，占领了巴尔干和多瑙河下游河谷，两次攻抵日耳曼东疆首府维也纳城墙之下。在侵略进程中，他们征服了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匈牙利人和其他内部纷争不断的民族。然而，他们的侵略就到此为止，当他们抵达维也纳城墙时，他们的资源供应已达极限。1683年，当土耳其人第二次攻抵维也纳时，他们发现面对的不仅仅是日耳曼人，还有索别斯基统率下的波兰人。欧洲在面临共同敌人的威胁时，协作对敌。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撤退前的最后一次喘息。在随后的16年里，他们从匈牙利撤出，退到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从而将多瑙河河谷中段让与基督徒居住(卡尔洛维茨条约)。
当然，这些帝国脆弱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们剥削成性，贪得无厌，而且臣民对统治者的冷漠：一个专制君主与下一个专制君主并无二致；外来的统治家族都是傲慢无比、掠夺成性。为什么波斯的居民要关心亚历山大攻击下的大流士命运如何?或900年之后受制于阿拉伯人的萨珊王室又怎样了?为什么罗马帝国末期，劳累、受尽压迫的罗马“公民”要关心帝国是否会崩溃?或者说，为什么墨西哥的臣属部落要关心蒙提祖马的命运?古希腊人(公元5世纪之前的希腊人)自视为反对亚洲暴政的自由卫士，将亚洲人这种冷漠作为他们的秘密武器：有国王的地方，就有最胆小的懦夫。因为人的心灵被奴役，拒绝冒险，不愿为他人增加权势去卖命。但是，独立的人民是为自己冒险，不是为了他人，愿意并渴望冒险并享受胜利的果实。
一旦欧洲人发现他们自己已相当安全而无外患之忧(自11世纪始)，他们就全力以赴发挥自己的优势，这是前所未有的、更非其他地方所拥有的机遇。当然，欧洲内部的暴力事件从未停息过。10世纪和11世纪，土匪豪强横行霸道，最终激起公愤，在教会支持下，公众纷纷举行“和平”集会，缓和了紧张局势，较强的中央政府与城市特权阶层联合起来，自上至下镇压了动乱。秩序赢得了时间，带来了金钱。所以，争斗转向边疆之外(如十字军东征)。经济学家指出，一旦外来震荡结束，一个系统就会照看内部的麻烦制造者。
迄至14世纪中叶的较长一段时期，欧洲人口增多，经济得到发展。此后，欧洲遭到瘟疫(“黑死病”)的侵袭。腺鼠疫和肺鼠疫肆虐，导致欧洲1/3以上的人口死亡，再算上后遗症造成的损失，人口死了一半。这是一次严重挫折，但它并未终结欧洲的发展。其后的150年里，欧洲得以重建，技术更显进步，经济进一步发展。特别是，这一二百年间欧洲文明进一步扩展，已胜过周围地区，从而开始了海外探险和征服。欧洲几个世纪的成熟(公元1000—1500年)以经济革命为基础，经历了生产、收获和开支的整个过程的转变，系新石器革命以来所未有。
新石器革命(公元前8000年—公元前3000年)的完成历经数千年，其重点是农业的发明和野生动物的驯养，二者极大地增加了工作中可利用的能量(所有经济革命即产业革命都将重心放在能量供应上，这会保障和改善人类活动的方方面面)。这一转变将人们从狩猎和采集中解脱出来，极大地促进了营养的供应，使人口数量大幅增加，并出现了集居的新方式。正是新石器革命使城镇的出现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文化技术的交流和丰富。
中世纪的经济革命同样建立在能量生产和应用的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劳动增加之上。首先，在食物供应上，这是种植技术革新的时代。我使用“革新”而不是“发明”，因为这些新技术都是在原有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轮式深耕铁铧犁是日耳曼入侵者带来的，但在人口稀少、畜力不丰的地方使用不多。到中世纪，这种铁犁已在罗亚尔河位于现今法国南部。
——译注以北的欧洲大陆推广使用，犁开了丰饶的河谷，开垦林地，围海造田。过去罗马木犁只能用于地中海沿岸砂砾土壤，而对黏质土壤无能为力，但到这时，黏土也被开垦为良田了。
使用轮式铁铧犁耕种黏土，需要相配的畜力。我们曾提到，这里的耕牛健壮，在厩中喂养，与别处的不同；这里的驮马也许不比耕牛壮，但力气更大。这些活的发动机为土地广阔、劳动力缺乏的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因为时间也是不足的，农业生产有播种、收获的高峰期，人们必须抓住好天气，尽快播种或收割。欧洲的社区农业尤为如此，因为这里土地分散和交错，田野开阔，使得许多人要来来回回忙碌，一个耕农忙导致所有邻居忙。强壮而行动迅速的畜力使一切改观，农民集中财力共同饲养家畜。
更集约的耕种方式，特别是从双田轮作制(一半田地耕种，另一半则休耕一年)向三田轮作制(1/3冬种，1/3春播，其余1/3休耕)的转化，既是先进技术的应用结果，也是先进技术得以进步的原因。这种耕作方式使得农田产出率增加1/3(所有可耕地的1/6，却是过去双田制时耕种地的1/3)，同时也对提高家畜饲养能力有所裨益，因而增加了肥料供应，促进了农业产出，形成了良性循环。由于土地分配和畜力集体共用的特征，这一变化呼唤强有力的社区领导与合作，因为有示范和结果而易于推行。
很难说，人口压力的反应和增加产出的刺激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显然，二者兼而有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原有的生存手段看来已不足以养活增加了的人口，因此这几百年期间，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增加可耕地，有的是毁林造田，有的是用建坝、排水、抽水的办法变水域或沼泽为农田。这些努力都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资金，它们的成功不仅证明个人和集体发挥了创造性，而且证明当时的社会巧妙地学习用机械代替人力畜力。特别是，发明并使用了忠实而不知疲倦的风车，这是在沼泽和低地成功排水的关键。正是风车造就了荷兰。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6)
历史学家强调土地生产率和产量的提高是正确的，因为当时的社会基本上还是农业社会，人们被迫将大部分的人力物力用于养活自己。然而这些进步实质上都是当时社会所能允许的。而技术上、知识上和政治上的种种转变的种子和秘密，却主要掌握在市镇少数人的手中。诚然，市镇本来是由农村塑造的：从农村迁入城镇的人带来了他们的价值观、习惯和态度，这些东西在乡下比较有用，可是对市镇活动却形成了束缚。
所以，商人和工匠均组成行会，画地为牢，采取零和游戏态度，认为一方有所得就是另一方有所失。此外，鉴于城镇的环境，他们认为有必要定量配给空间和时间，着眼点仍是阻止自我膨胀。所以买卖有规定的钟点，不得抢先或推后；不得有价格竞争；不得降低品质和质地以换取廉价；不得低价买进(俗称“杀价”——坏习惯总是属于别人的)再高价卖出；总之，不得有市场竞争。凡是干了活的人都应过好日子。这值得赞扬，可是没有活力。目标是人人平等的社会正义，但结果却严重限制了进取心和经济成长——以牺牲收入为代价的安全网。
这就是当时的原则。人们总该想到，古往今来制定规则，就是为了被打破。买卖人跟谈恋爱的人一样，都嘲笑锁匠。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是这样，那里的行会控制趋势既是旧日道德观的表现，也是对自由买卖作出的反应。城镇蓬勃成长，雄心勃勃；在法兰西、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地区，统治者都鼓励城镇，慷慨授予种种特权。但是，维持地方垄断的企图被郊区的成长挫败了，因为城区的规则管不了郊区。郊区有外来户和犹太人来定居，还有把生意扩展到了市外的老板们雇用的零工。限制市场的条条框框在这里失灵了。于是，汉堡和郊外的阿尔托纳结成对子，纽伦堡和郊外的菲尔特结成对子，如此等等，真是老财富新财富成双，礼仪与无序并存，严控进出和自由出入相呼应。
贸易活跃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们按质量高低选择商品。这违背了平等(最终利益平等)的原则，但是硬要产品做工一致是不可能的。有的工匠确实比别人做得好，于是顾客盈门，应接不暇。与此同时，硬想限制竞争，不让买主去接近高明工匠，只会造成人才浪费。高明的业主与雇工很自然地结合到了一起。由于当局往往不允许雇工在业主的市内车间干活(限制规模)，雇工们就接活在家里干或者在郊区干。这样就开始出现分包(发包)和分工，劳动生产率大有提高。
工业生产扩展到乡下，也打破了城市的封闭。农活有季节性，忙闲不一，这就提供了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市区限制使用女工和童工的规定到了城外就不管用，所以农村能提供的劳动力就更多了。女工和童工领的工资格外低，利用他们的劳力更是低成本高产出。早先(13世纪)，商人就已开始雇用农村工人做一些单调乏味而又技术性不强的工作。在当时最重要的行业，即纺织业中，农村的妇女在家中承包纺纱的任务：商人将原材料——原毛和亚麻，后来还有原棉——分包下去，然后收回纺好的纱。
这种向城外发包的做法最初没有遇到城内工人的什么反对；但是当商人们开始把纱线再发包给农村工人去织布时，这就冒犯了当时最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之一，即市镇的纺织工行会。这一下子就闯大祸了。在意大利，对周围农村握有政治控制权的自治城市把这种“不公平”竞争给大体上摧毁了。
在中世纪另一重大纺织业中心，即低地国家，市镇纺织工人进军农村，砸了乡下的织布机；尽管农村织工有所反抗，但向乡下分包纺织活计的做法被遏制了几百年。分包制未受阻拦的唯一国家是英格兰，那里的地方政治自治使得王国政府难以支持行会要求的垄断权，行会迅速沦为礼仪性的联谊会。到15世纪时，全国一半以上的毛料是在农村纺织的。这样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做法降低了成本，比国外竞争者占有优势，所以到16世纪时，这个原先基本上是出口包括原毛在内的初级产品的国家，已经在朝着欧洲头号制造业大国的方向大步迈进了。
由此可见，中世纪欧洲的经济扩展是由一系列组织上的创新和改进所推动，它们多半由下层创始，通过榜样的力量逐渐推广。统治者，甚至包括地方封建领主，纷纷行动起来争取不落伍，显示自己和蔼可亲，保证有劳动力可用，吸引企业及企业所创造的税收。同时，商界发明了一些新的联合、缔约和交流的形式，以确保投资安全和付款方便。在这几个世纪内，一套全新的商业文书得到采用；商业规范得以制定和实施；人们还想出了各种合伙安排方式，以鼓励贷款者与实干者结盟，资金和商品提供者与长途奔波的推销者和采购者结盟。
《国富国穷》　第一部分 第三章 欧洲例外论：独特的发展道路(7)
这场“商业革命”几乎全部来自商界人士，在必要时绕开这一个或那一个城市或国家的规则，创立和临时安排一些新的洽谈与交易场所，如港口和外港、市郊、地方集市和国际博览会，总之，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仿佛是在当时邦国林立、错综复杂的镶嵌画之上盖了一幅罩布。
就这样，他们大大增进了经营安全，显著降低了经商成本(即经济学家所说的“交易成本”)，扩大了市场从而促进了专业化和分工。这正是亚当·斯密所论述的世界，它成形于他出生500年之前。
注释
1参见Kautsky，PoliticsofAristocraticEmpires；RichardLandes，“WhileGodTarried”(即将出版)。
2EdmundBurbe，TractonthePoperyLaws。
3MichaelCook，“Islam：AComment”，inBaechleretal，EuropeandtheRiseofCapitalism，第134页。
4参见Crone，Pre-IndustrialSocieties，第161—162页。该书作者强调，许多蛮族进攻并打败了西方帝国，导致政治单位(我认为应该加上文化和语言单位)的多元化。唯一的统一实体是教会，它或多或少使用相同的语言，而教皇并不希望有一个尘世的对手。
5引自Levi，LeGrandEmpereur，第187页。这是一本小说，但经常被人引用，有的现代文献甚至逐字引用它。
6Balazs，Labureaucracatieceleste，第22—23页；CfJohnFairbank，TheUnitedStatesandChina，第47页，费正清说，“东方社会在中央垄断政府的组织之下，其官僚体系在几乎所有大型的行政、军事、宗教和经济活动中都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对私有企业的支持从来未曾建立起来。”注意“东方”一词的使用，此时尚未引起任何不悦之感。
7参见Crone，Pre-IndustrialSocieties，第157—158页。该书作者在谈到法律和正义对中世纪政权的意义时，强调该特征对王室税收的贡献。但是，不合人意的后果是：那些靠法律维持统治的人不得不遵从法律。
8引自Edmonds，NorthernFrontiers，第55页。
9有人对此表示异议，参见Rowe，Hankow：CommerceandSocietyinaChineseCity；Perdue，ExhaustingtheEarth，第263页，n6。这些争论忽视了欧洲Communes明显的政治自治和特权地位。
10RobertLopez，曾引用于Pounds，EconomicHistory，第104页。
11农村特权及与之相连的土地开垦和种植扩大项目，可追溯到11世纪。参见BryceLyon，“MedievalRealEstateDevelopmentsandFreedom”，AmericanHistoryReview，63(1957)，第47—61页。
12参见Bartlett，TheMakingofEurope：Conquest，ColonizationandCulturalChange。
13“欧洲远非被帝国政府所愚弄，而是为各组成部分的不断竞争所推动。”而且，帝国乐园的失落反而使欧洲得到了拯救：“欧洲失败了。如果欧洲当年成功了，它仍将处于前工业化时代”。引自Crone，Pre-IndustrialSocieties，第161，172页。
14Hippocrates，AirWatersPlaces，引用于March，IdeaofChina，第29页。马奇认为，亚洲的观点确实是一个谜——与欧洲的定义截然不同。他感到，这一观点反映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利益：“我们的现代‘亚洲’并非因科学而永恒，而是代表了那些关心西方文明理想的维护而且从个人主义、私有财产、积极保卫自由的神话中受益的社会阶层。”(第35页)这些并未使对比必然失去意义。
1510世纪末11世纪初的“上帝的和平”运动采取了教会人员、贵族和民众相结合的形式，产生了一系列社会契约。参见Head&Landes，eds，ThePeaceofGod：SocialViolenceandReligiousResponse。这些契约并非都得到遵守，但其原则意义是重大的。而且，这种公共创造性和表达力的表现是欧洲特有的。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1)
第四章发明的发明
在18世纪，亚当·斯密论述这些事情时曾指出，劳动分工和市场的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这确实是中世纪的欧洲所发生的事实。那是人类历史上最具有创造力的社会之一。也许有人感到惊奇：长期以来，中世纪一直被视为罗马帝国的宏伟与文艺复兴时代的辉煌之间的幕间休场，被称为“黑暗时代”。就技术问题而言，这种陈词滥调是站不住的。①谨举例如下：
1水车罗马人已经知道水车，在帝国末期曾用水车作一些有意义的事。斯时，征服已经结束了，奴隶来源锐减，几乎没有新奴隶供应。但那时已经太晚了，秩序和商业都被破坏殆尽。水车流传下来，成为教会的财产，它将神职人员解放出来，专事祈祷。水车在10世纪和11世纪得以复兴，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区，水车的应用成倍增长。公元1086年的“英格兰土地勘察记录”标明，在英格兰这个欧洲外围的落后岛屿上共有5600部水车；欧洲大陆水车数量更多。
水力运用技术的提高更为显著。机械师通过建设堤坝、池塘的方式提高水压和效率，将水车排成一列，利用逐步减少的水能完成各项不同的任务，需要能量最大的任务放在开始部位，而后逐步递减。同时，附属设备——曲柄、齿轮的发明或改进，使得利用远处的能量、更改方向、将旋转运动改变为往复运动成为可能，并应用于越来越多的各种新工作之中：不仅用于谷粒粉碎；还用于布匹蒸洗，从而促成羊毛纺织业的转型；用于金属锤打、金属板的辗轧和拔丝；用于磨碎酒花酿制啤酒以及将碎布捣成浆来制纸等。“纸由中国人发明，并为阿拉伯人传承，千年来一直是人工制造；13世纪时，欧洲出现了机械造纸……纸虽然已经在全球一半的地方使用，但当时还没有其他文化或文明曾试图用机械的方法造纸。”②欧洲是独一无二的以动力为基础的文明。
2眼镜眼镜看起来是琐事一桩，因为它太普通了，好像不值一提。然而，眼镜的发明却使技术工匠，特别是从事精细工作的人，如抄写者(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尤为重要)和读书人、工具仪表生产者、精细的织布工、金属制造工等等的劳动生涯延长了一倍以上。
眼睛的问题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在40岁左右时，眼睛的晶体发生硬化，出现类似远视的状况(即老花眼)。眼睛不能聚焦于眼前的实物。然而，40岁的中世纪工匠有理由期望再工作20年，那是他工作生涯的黄金年代……如果他的视力没有出现问题。眼镜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认为自己知道第一副眼镜出现于何时何地。粗制的放大镜和水晶玻璃发现较早，并用于阅读。③关键在于要发明一种装置，可减少失真。而且可以将一副镜片戴在双眼上，而不再需要手来拿着镜片。显然，这种眼镜于13世纪末首先出现在比萨，一个曾见过发明者的证人(公元1306年)这样谈道：
并非所有的艺术(在艺术和工艺的意义上)都被发现了，我们永远不能看到尽头，每天都会发现新的艺术形式……眼镜制作的艺术还不到20年，这种艺术帮助我们看清一切，是世界上最好、最必要的艺术之一。这项前所未有的新艺术的发明不过很短时间……我本人就见过发明和使用眼镜的人，并与他交谈过。④这些凸镜显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会具有现今我们所说的验光质量。但是，尽管中世纪的光学技术非常原始，但要解决的困难不算大：矫正远视的眼镜并不需要极其精确。其基本功能是放大，也许放大质量好坏不一，但它们对使用者都有所帮助。人们会偶尔在餐馆借一副眼镜来看清菜单，廉价物品商店可以出售眼镜，其原因也在于此。购买者试戴几副后，就能选出最合适的。但近视者就不能这样做。
眼镜制作就这样开始了。到15世纪中叶，意大利，特别是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已制作眼镜达成千上万副之多，既有凹透镜又有凸透镜，既有近视镜又有远视镜。并且，至少佛罗伦萨人(也许还有其他人)已经了解，视力随着年龄递减，凸透镜每5年更换一副，凹透镜每2年更换一副。这样，使用者可以批量购买，随着时间更换。眼镜的发明使精细劳动和精细工具的使用成为可能。但反过来，它也鼓励着精细工具的发明，从而把欧洲推向别处所不知的境地。穆斯林知道了星盘，仅此而已。而欧洲却随之发明了计量器、测微计和精细的齿轮切割器等等一系列与精密测量和控制有关的器具。他们的发明，为组合机械提供了适合的零件，奠定了机械组合的基础。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2)
精密操作：在中世纪，欧洲以外的地方也有精密操作，但人们所依靠的是长期养成的习惯。技巧在于手工，而不在眼力和工具。他们取得过很不错的成果，但作品没有两件是完全一样的。欧洲却向复制技术迈进，先是小批生产，然后是大批量生产。此外，透镜的知识还培育出后来的光学进步，而且不仅是在意大利。望远镜和显微镜都是1600年左右发明于低地国家，从那里迅速传播到其他的地方。
欧洲垄断矫正眼镜技术达300至400年之久。实际上，它使能工巧匠增多了一倍，如果将经验的价值考虑在内，又何止一倍。⑤
3机械钟机械钟看起来也是一项小发明，普通得似乎不值一提。但刘易斯·芒福德正确地称之为“关键性机械”。⑥时钟发明之前，人们通过太阳的影子(日晷)和水钟来判断时间早晚。日晷只能在晴天计时，而天寒时节水温向冰点下降，水钟因而计时不准确，更不用说长时间沉淀和阻塞造成的偏差了。在阳光普照的气候里，这两种装置计时较好，但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地区有时连续数周看不到太阳，温度每季节甚至每昼夜之间都有变化。
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认识到时间准确的重要性。首先，教会每周组织7次祷告，其中的晨祷其实是一种夜间的宗教仪式，需要在拂晓前叫醒神职人员(因而有我们的轮唱儿歌《教友雅克》：教友雅克睡过了头，未能按时敲响晨祷的钟)歌词的英德两种文本(也许还有其他文本)说，“晨钟在响”，这歪曲了原意。应当说晨钟没有响……随后，新城镇设立了临时报时制度。由于空间狭小，为了组织集体劳动、分配空间，人们需要知道和安排时间。他们规定了起床、上班、开市、闭市、下班回家、最后熄灯(“鸣钟熄灯”)安歇的时间。
当只有一种权威的计时时，这一切与旧装置是相容的；然而，随着城市的增长，出现多种时间信号，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社会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时间衡量仪器。这就是发明机械钟的背景。
我们不知道机械钟由何人在何地发明。它好像是在13世纪的后25年出现于意大利和英国(也许是两国同时发明的)。一旦为人所知，机械钟得以迅速传播并淘汰了水钟，但日晷保留了下来，作为检验新时钟效果的最后手段。早期的机械钟尚处在初期阶段，不精确且易于出故障——所以，最好是在购买机械钟的同时购买一位制钟工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机械钟趋于损害教会的权威。尽管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城市衰落的几个世纪里，教会仪式使得人们保留了对计时的兴趣，但教会时间是大自然的时间，白天黑夜不均分，除春分秋分白天黑夜相等以外，自然时间的长短随季节而变化。然而，机械钟将时间分为均等的小时，隐含着一种全新的计时方法。教会抵制和不采用这种计时方法达一世纪之久。然而一开始，城镇就把时间均分作为它们的标准，公共时钟安放在市政厅或市场广场的钟楼上，作为新的、世俗的权威的象征。每一城镇都要有一座时钟，征服者们把掠夺的时钟作为特别珍贵的战利品；游客观看和倾听钟声，就像祭拜圣徒遗物的朝圣者一样。新时间，新风俗。
时钟是中世纪所有机械发明中最伟大的成就。这是观念上的革命，其根本性的创新意义是时钟制造者不能体味的。与模拟式设备相比，它是数字式设备的第一个范例：它由一系列有规律的、重复而独立的运动组成(钟摆的摆动)，而不是跟踪规律性的、循环不停的移动，如日晷的影子和水钟水的流动。今天，我们知道，这种重复频率比任何持续现象都规律得多，而今天几乎所有高精确度的设备都以数字化原则为基础。这并非13世纪的人所能明白的，他们认为时间是持续的，所以应当用其他的持续标准来加以跟踪和衡量。
机械钟必须接受地球和太阳的严格标准的检验，无法忽视或隐瞒自己的失败。结果，机械钟的制造技术和设计的提高受到无情的压力。每一个阶梯，钟表制造者都是走向精确的榜样：小型化，误差的检测和纠正，以及对更新更好的追求。他们成为机械工程的先锋——其他分支的典范和教师。
最后，时钟带来了集体与个人的秩序和控制。时钟的公开显示和私人所有奠定了掌握时间上的自治的基础：人们不需要来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协调来来去去的安排(与之不同，军队中只有指挥官需要掌握时间)。时钟为集体活动提供了准时的标准，使得个人可以确定自己(以及其他人)的任务安排，从而提高了生产率。实际上，劳动生产率概念是时钟的副产品：一旦把个人完成任务情况与单一的时间单位联系在一起，工作就不一样了。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3)
人们就从农民的任务型时间意识(只要时光允许，任务一项接一项)和家奴的满负荷时间意识(总有事要做)向单位时间产品数量最大化的努力(时间就是金钱)转化。机械钟的发明为亚当·斯密的经济分析效果预备了佐证：国家财富的增长直接源于劳动者生产率的提高。
机械钟为欧洲(西方)垄断达300年之久，就高精度而言，甚至可以说，直到20世纪相当一段时期，它都是欧洲的垄断物。其他文明对时钟仰慕不已，更精确地说，其统治者和精英尤为如此。然而，他们从未达到欧洲的标准。中国在唐宋时代曾建立过几座天文水钟——非常复杂的艺术品，这些水钟在初期报时精确，但以后就阻塞了(由于沉淀作用，使用时间较长后，水钟报时就不准确了)。这些纪念性设施是皇家之物，为皇帝及其占星家使用和保有。中国人把时间和时间的知识看做统治权的机密组成部分，不得与普通民众分享。这种垄断涉及日时和年时。在城市，鼓或其他报时器械每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小时)敲响一次，而皇历规定全国各地的季节和民众的活动。皇历也不是统一的、客观的资料。每一代皇帝都制定自己的皇历，确定下来后通行全国。私人的历法没有任何意义。
大城市的间隔报时并未取代持续增长的知识与认识。而且，钟声并非数字报时，每一时辰都有自己的名称而非数字，它证明了计时学知识的匮乏。由于中国缺乏大众消费的基础，时钟不能到市场上交易，导致测时技术的退步和停滞。中国时钟发展的水平从未超出水钟的使用。中国知道了西方的机械钟，但未能掌握和复制。中国不乏对机械钟的兴趣：中国的宫廷和富有的精英人士莫不为之着迷，然而他们不愿意承认欧洲技术的先进，就把机械钟贬为玩具。大错特错!
穆斯林曾试图拥有和复制机械钟，但目的无非是确定祈祷的时间。像中国一样，穆斯林的测时专家在欧洲之前制造出了水钟。传说，公元800年前后，哈龙-阿尔-拉希德曾将水钟作为礼物赠送给查理曼大帝，但法兰克宫廷的人对该物所知甚少，由于无知和忽视，水钟不见了。像中国一样，穆斯林非常喜欢欧洲的钟表，力图千方百计通过购买和接受进贡的方法得到时钟。但是，他们用时钟来确定祈祷时间，从未用以创造一种公共时间意识。我们的证据是，神圣罗马帝国派驻奥斯曼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吉谢林·德·比斯贝克在1560年的一封信中说，“……他们认为，如果竖立公共时钟，那么报呼祈祷时间的权威和古代的仪式就会衰微了。”⑦那会是亵渎神圣!
4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国公元9世纪的发明(纸也是中国人发明的)，在10世纪时得以广泛使用。由于中国文字是表意字(不是字母)，不容易用活字排版，这一成就因而更显得有意义。文字的这一特点解释了为什么中文印刷在当时主要是满版木刻，为什么中国古书那么多图画。如果需要刻制木版，画图比雕刻许多汉字要容易得多。而且，表意文字难读：有的人孩提时代也许学过汉字，但长时间搁置不用后，也就忘记怎样阅读了，但图画会帮助识别它们。
雕版印刷限制了印刷的范围和传播。它适合于古典经书、佛家经文以及类似典籍的传播，但是，它使印刷新著作的成本和风险增大，印数较少。有的中国印刷家使用活字印刷，但由于文字量大和投资需求高，活字印刷技术从未像在西方那样流行。实际上，活字印刷术也像中国的其他发明一样，一段时间内很可能被人抛在脑后，以后又重新引进来。⑧总体而言，印刷术在中国确实有助于知识的保存和传播，但从未像在欧洲一样“爆炸”。多数印刷依赖政府的倡议，儒家官僚不鼓励异议和新思想的出现，甚至证明传统知识有误的证据也遭到排斥。⑨结果是，知识活动以个人和地域划线，而科学成就表现出令人惊奇的不连贯。“伟大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北方求学成材，后迁往南方的扬州，在那里出版了自己的专著，但找不到门生。结果，他较复杂的研究成就不为后几代人所理解。然而，他的基础课本却成为各地的公共财产。”⑩基础课本是一种标准典籍，但这远远不够；更糟糕的是，它们还可能束缚人们的思想。
欧洲在中国之后进入印刷时代。然而，我们不应该认为印刷术出现后才有了书、发明了阅读。恰恰相反，中世纪时对书面文字的兴趣迅速增加，特别是官僚体系和城镇的兴起促使记录、文件的需求增长。政府依靠文件而存。这些冗长的文件多用当地习惯语写就，从而打破了虽已死去但仍被人奉为神明的语言(拉丁语)的僧侣垄断，为广泛阅读和异议文字的出现打开了大门。
结果，抄写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人们想过种种办法，以种种安排形式增加阅读资料的数量。原稿分为数册，由几人分头抄写，数人可同时阅读该书。就像中国一样，雕版印刷早于活字印刷，印刷的活页多于书本，而且有许多图画。谷登堡在1452—1455年间用活字印刷了《圣经》——这是西方第一本活字印刷的著作，也是当时最精致的印刷品，他将新技术带给了一个因书面作品数量大幅增加而渴求印刷术的社会。在随后的半个世纪里，印刷术由莱茵兰流行到整个西欧。早期著作(1501年前出版的图书)的数量估计超过数百万册——仅意大利就有200万册。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4)
尽管印刷术有明显的优势，但并非世界各地都接受它。由于宗教原因，伊斯兰国家长期反对印刷术：印刷《可兰经》的想法是不被接受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在伊斯坦布尔设有印刷厂，但穆斯林没有开设印刷厂。印度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初期才设立了第一家印刷厂。在欧洲，却没有人能阻止新技术的应用。政治权威四分五裂。教会曾试图阻止《圣经》白话文译本的出现，禁止经典和非经典书本的传播。然而到这时，印刷术确实已经势不可挡了。早在马丁·路德之前，异端的魔鬼已经飘出瓶外，由于印刷术的出现，将它们收回瓶中再也不可能了。5火药大约在13世纪末，更可能是在14世纪初，欧洲从中国得到了火药。中国11世纪时已经知道火药，并制成用于烟花和战争的管状燃烧器具。以后，中国又将火药用作发射药，最初用于低效率的抛石炮和火箭，后来又用于火炮(13世纪末)。这些装备的威力从它们的名称中可见一斑：“八面威风惊风震火炮”或“九箭穿心毒火雷”。显然，它们因响声和杀伤力而备受赏识。实用主义者由此看到技术破坏性的比喻意义或修辞幻象能震撼敌人。
或许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或许由于与侵犯中国的游牧民族作战不需要攻城战，中国继续依赖燃烧火药而非爆炸火药。相比外敌侵犯而言，中国好像更害怕国内暴动。较现代武器有可能落入谋反者，包括某些将军们手中，参见Hall，PowersandLiberties，第46—47页。中国16世纪的兵书谈到的火器有数百种之多：例如，“飞天弩”，显然由500年前的火矛发展而来，用以向敌帆喷射火药和燃纸屑；“火药桶”和“火砖”；是浸毒纸充填的火药弹；另有一些装有化学药品与人粪的武器，用以恐吓、蒙蔽或恶心敌人；装有金属弹丸和爆炸物的手榴弹，可以致人非命。这些武器有的是手掷的，有的由弓箭射出。战争就像开药方一样，真让人大开眼界。
如火药这一名称所示，中国人使用粉状火药，由于粉粒细小，点火缓慢，武器的威力不大。而欧洲人在16世纪时学会了制作小颗粒状或卵石片状火药，点火快，由于火药成分混合彻底，所以爆炸充分，威力极大。人们集中于弹丸的射程与重量，而不再关注音响、视觉与嗅觉效果。
侧重于投射能力的做法与铸钟的经验相结合(铸钟金属可转化为武器所需要的金属，两种铸造技术也是相通的)，使得欧洲成为世界上火炮与军械制造技术最先进的地区。
这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在地理大发现(15世纪始)和大对抗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由于一系列值得深究的历史观念和民间传说，一些学者最近试图说明，18世纪末之前，欧洲在技术方面落后于亚洲。当前最活跃的分子是因特网上的H-World网点。“为什么这样”是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我们从失败和成功中均获益良多。我们无法考察欧洲之外所有的文明，但有两个文明值得探究。首先，伊斯兰文明最初吸收和发展了被占领地区的知识和方法。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之间，它统治着从地中海西端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而在此之前的公元750年到1100年，伊斯兰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远超过欧洲。欧洲需要恢复历史传统，从某些方面上讲，要通过与伊斯兰的联系(其渠道是欧洲人与穆斯林当年曾彼此接触的地区，如西班牙)。伊斯兰是欧洲的先生。
其后，事情的发展出了问题。伊斯兰科学被宗教狂热分子贬斥为异端邪说，陷于宗教精神服从的压力之下(对思想家和研究者来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在好战的伊斯兰看来，真理已经揭示了；回溯真理是允许的、有用的；而其余都是错误和欺骗。历史学家伊本·哈尔顿是宗教上的保守派，但仍为穆斯林对科学的敌视而沮丧：
当穆斯林占领波斯(公元637—642年)时，他们获取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和科学著作。赛义德·阿拜·瓦基斯写信给奥马尔·宾·哈塔布，要求允许他将书籍带回，作为战利品分发给穆斯林。奥马尔回信说，“将它们统统扔进水里。如果书籍中有正确的启示，真主已经给我们的启示更正确。如果书籍有误，真主已经保佑我们击败了它”。
我们应记得，伊斯兰教不像基督教那样区分教会人员和世俗人员，二者合而为一，理想的国家形式是神权统治。如果缺乏这种形式，那么好的统治者就将精神和心理问题(从最宽泛意义上)交给阿訇处理。这对科学家而言就难堪有加了。伊斯兰人士懂得技术的变化与进步：从纸的引进，新的农作物如咖啡和甘蔗的引进和传播，以及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人迅速学会使用(而不是制造)火炮和时钟等事实，可见一斑。然而，这些大多从国外引进，并且继续依赖国外供应。国内的发明火花似乎熄灭了。即使在其黄金时代(公元750—1100年)，理论与实践也是脱节的：“近500年间，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用阿拉伯数字写作，然而科学的繁荣对伊斯兰缓慢的技术进步没有任何推动作用。”
曾经有可能超越欧洲成就的唯一文明是中国。至少，历史记载似乎反映了这一点。看一看中国发明的长名单就够了：独轮推车、马镫、硬马轭(预防窒息)、指南针、造纸、印刷、火药、陶瓷。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5)
然而，在技术和科学方面，中国仍然是一个谜——尽管已故世的李约瑟和其他人作了大量信息收集的工作来澄清这个问题。例如，这些专家指出，中国的工业比欧洲要早得多；在纺织业上，中国在12世纪时已经用水力驱动的机械纺麻纤维，比英国工业革命知道水力纺纱机和走锭精纺机早500年；而在冶铁方面，我们被告知，中国早就懂得使用煤块和焦炭作为燃料，在风炉里熔解铁块，到11世纪末中国已年产125000吨生铁——700年之后英国才达到这个标准。
谜在于中国未能实现其潜力。人们普遍认为，知识和学识是逐步积累的：很显然，一旦一项先进技术为人所知，必将淘汰旧技术。然而，中国的产业历史却提供了一个技术埋没和倒退的例证。我们看到了中国计时技术的后退；同样，纺麻纤维的机械并未用于棉纺，后者从未达到机械化。而煤炭、焦炭冶铁也随着整个冶铁业弃置不用了。为什么呢?
当前所有常规解释都不能使我们明白，为什么在繁荣和扩张的时代，中国的经济中缺乏技术进步呢?历史学家认为对西北欧工业革命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因素，几乎都在中国出现过，甚至社会阶级关系的革命至少在农村出现过，但它对生产技术并无重要影响。只是伽利略和牛顿的科学未曾出现罢了。但在短期看来，这无甚大用。如果中国人拥有和发展了像17世纪欧洲那样的对实验和开发的狂热，他们很容易在原始机械的基础上设计出高效的纺织机械……蒸汽机的发明并不容易，但对在宋朝就发明出利用活塞的“二踢响”的中国来说，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困难。关键问题在于，中国没有人进行尝试。在大多数领域里，农业是个重要的例外，早在科学知识的匮乏成为严重障碍之前，中国的技术发展就停步不前了。
为什么呢?汉学家提出了一些部分的解释，其中最有说服力的有：1缺少自由市场和产权制度。中国政府时常干涉私营企业——接管获利颇丰的行业，禁止另一些行业，操纵价格，索取贿赂，没收私人财富。其中的一个打击目标是海洋贸易，在天朝的宫廷看来，这是一种分离性的力量和收入不均等的源泉，更糟糕的是，它鼓励移民国外。明朝(公元1368年—1644年)时，国家试图禁止海外贸易，禁海达到顶峰。禁止导致逃税和走私，走私引起腐败(保护费)、没收、暴力和惩治。拙劣的政府扼杀创造力，提高了交易成本，将才智从商业和工业中引开。
2社会价值观。一位著名的社会历史学家(历史社会学家)认为，性别关系是一个重大障碍：例如，妇女基本上困于家庭事务，使得以工厂形式发展获利的机械纺织业不可能出现。与中国妇女显著不同的是，欧洲和日本妇女可以自由出入公共场所，在外工作，攒得嫁妆或增加家庭收入。
3杰出的匈牙利—德国—法国汉学家艾蒂安·包拉日强调大环境的不同。他认为中国技术未能得到发展是极权主义控制造成的后果之一。他没有从水利工程导致中央集权的角度解释这一大环境，但是他看到了一些因素：缺乏自由，习惯势力，以及被视为哲理的舆论。他的分析值得我们复述：
……如果人们理解，极权主义就是国家及其行政机关和官吏对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毫无例外的全盘控制，那么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高度极权主义的社会……没有哪一个私人的首创性、没有哪一项公共生活的活动能逃脱官方的监控。首先是整整一系列的国家垄断，大众消费品，如盐、铁、茶叶和酒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都由国家垄断。教育也被小心翼翼地垄断起来。实际上还有文字的垄断，或者说出版的垄断：任何非官方的文字作品若未经审查，就没有什么希望传到公众的手中。可是国家的可怖权势、官僚机构的无限权力所影响到的范围还更加广泛得多。人们穿什么衣服有规定；公共建筑和私人建筑(房屋大小)有规定；服装是什么颜色、听什么音乐、怎样过节日——全都有规定。有出生和安葬的规定，天佑的政权明察臣民从生到死的一举一动。这是一个文牍和骚扰的制度：无穷尽的文牍，无穷尽的骚扰。
中国人的聪明才智给人类作出过那么多的贡献——丝绸、茶叶、陶瓷、造纸、印刷等等。倘若没有那令人窒息的国家控制，这样的聪明才智无疑会使中国更富裕，也许早已使它迈进到现代工业的门槛。正是国家控制扼杀了中国的技术进步。这不仅表现在凡是违背或似乎违背国家当局利益的事物均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观念所牢牢树立的习俗。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对任何创新都表示怀疑，任何非奉命提出和预先经过批准的倡议都不会被接受，这种抱残守缺的氛围不利于自由探索的精神。
简言之，没有人尝试。何苦去尝试呢?
不管这些因素如何混合，结果却是出现了孤立的首创精神和西西弗斯西西弗斯(Sisiphus)，希腊神话中的古希腊暴君，他死后坠入地狱，被罚推石上山，但石头在接近山顶时又滚下来，于是再推，如此循环不止。比喻艰苦而无尽头的往复活动。——译注似的间断二者并存的奇异模式——上升，上升，上升，而后下降——社会仿佛是被悬挂于丝绸的顶棚。结果——如果不是目标的话，是不变中的变化，或变化中的不变。创新只被允许(只能)走那么远，不得再多走一步。
欧洲人遭遇的这类干涉要少得多。相反，在这几个世纪，欧洲人进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创新和竞争的世界，它向既得利益提出挑战，令保守主义势力震撼。变化积少成多；新事物传播迅速；新的进步意识代替了陈旧的、对权威的尊敬。这种对自由的陶醉触及(传染)各个角落。这是教会的“异端之年”，公众的创新为宗教改革做着准备。在这个时代，新的表现形式和集体行动挑战着旧的艺术形式，质疑着社会结构，并对其他体制构成威胁；工作和制造的新方法使得新颖成为美德和欢乐的源泉。这是乌托邦的时代，人们想象着美好的未来而不必回想失去的乐园。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四章 发明的发明(6)
重要的是，教会是知识的管理者和技师的训练所。人们本来会把教会想象为另一种情形：组织精神活动，专注祈祷与冥想，对技术无甚兴趣。确实，既然教会把劳动看做是对原罪的惩罚，本来是不会寻求缓解这一判断的。然而，世事万物多走向反面：将神职人员从耗时费力的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了动力机械的引进和广泛使用，而且从西多会修士开始，还雇用世俗人员(平信徒)担负杂役。雇佣鼓励了对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关注。以上因素导致修道院财产中动力机械的大量集中——通过一系列工业作业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分配可利用的水力资源的综合后果。对12世纪中叶克莱尔沃大教堂的描述赞扬了丰富多姿的工作安排：“烹调、过滤、混合、摹拓、清洗、传送(动力)、磨制、弯曲。”作者显然为这些成就而自豪，他进一步告诉读者，他可以自由地开玩笑：漂槌好像免除了对漂布者罪过的惩罚；这些设备能够缓和人的压迫性劳动和牲畜的劳役，真得感谢上帝。
这种欧洲独有的创新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新事物、更好事物的乐趣从何而来?这种对发明的栽培——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发明的发明”——从何而来?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解释，通常均与宗教价值观有关：
1犹太教和基督教都尊重手工劳动，这一点概括于圣经中的一系列训谕。例如，当上帝警告诺亚说洪水将至，他将获救时，并非上帝救他。“你要用歌斐木造一座方舟”，上帝说。诺亚按照上帝的神示建造了方舟。
2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自然从属于人类。这与广泛传播的泛灵论信仰及其实践有明显的不同。泛灵论认为树木和溪流都有神灵(因而有泉神和树神)。今天的生态学家也许更喜欢这种泛灵学说，而不是取代它的信仰。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没有人倾听异教徒的大自然崇拜。
3犹太教和基督教对时间的思维是线式的。另一些社会却认为时间是环形的，可以回到早期状态，然后重新开始。线式时间只有进步或倒退，走向更好或从早期欢乐的状态衰落。对中世纪欧洲人而言，进步的观点占上风。4归根结底，我强调市场的价值。欧洲的企业是自由的。发明能见效并得到应有的报酬，统治者和既得利益势力阻碍创新的能力受到限制。成功孕育了模仿和竞争；力量的意识从长远看将会使人几乎达到神的水平。昔日的传说依旧——人被逐出伊甸园，伊卡罗斯希腊神之一，用蜡与羽毛制成翼飞离克里特岛，因过分接近太阳，其蜡融化，他本人坠海而死。——译注飞得太高了，普罗米修斯被铁链所缚——警告人不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无边的傲慢——的概念是用来检验某些人的自负及他人抑制这种自负的努力的)。
然而，当时的实践者并未对此加以关注。
注释
1这是以下文章的核心部分：LynnWhite，Jr，“TechnologyandInventionintheMiddleAges”，Speculum，15(1940)：第141—159页。
2JeanGimpel，TheMedievalMachine，第14页，参见White，MedievalReligionandTechnology，第226—227页。怀特又指出，穆斯林生产(非机械制造)的纸没有水印，这种商标13世纪80年代出现在意大利，是商业的标志。
3了解眼镜出现以前视镜的状况，参见：Zecchin，Vetroevetraidimurauo(Venice1989)，citedbyIlardi，“RenaissanceFlorence”，第4页。
4此谈话人是比萨的多明我会教士焦尔达诺，他是1306年在佛罗伦萨圣玛丽亚新教堂布道时说这番话的。引自White，“CulturalClimates”，第174页或1978年重印本221页。怀特引用的是意大利原文，我在译为英语时作了风格上的小改动。又参见Rosen，“InventionofEyeglasses”；Ilardi，Occhiiali一书及“RenaissanceFlorence”一文。
5有人指出，工作寿命的延长鼓励了人力资源的投资，人们更愿意到新的地方从事新工作。参见MosesAbramovitz，“Manpower，CapitalandTechnology”，第55页。
6“时钟不仅仅是记录时间的器具，同样也使人们的行动得以同步。时钟，而非蒸汽机，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性机械……它发明于现代技术刚刚萌芽的时期，预示着精确的自动机械的出现……在与能源的可查明储量、标准化、自动化及其本身特殊产品，即准确计时器的关系方面，时钟是现代技术最重要的机械产品，它在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处于榜样地位。它的完善为其他机械所追求的完善提供了一个范例。见Mumford，TechnicsandCivilization，第14—15页。
7引自Lewis，TheMuslimDiscoveryofEurope，第233页。
8Sivin，“ScienceandMedicine”，第165页。文章指出，直到20世纪，活字印刷术才取代过去的印刷方法。
9参见Hall，PowersandLiberties，第49页。
10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180页。
11Needham，“TheGunsofKhaifeng-fu”，第40页。
12Levathes，WhenChinaRuledtheSeas，第102页。
13早在16世纪，作战胜利的军队的正式要求是掳获占领地区所有的钟或最好的钟：“钟的权力”。参见Cipolla，Guns，SailsandEmpires，第30页，n1。14公元885年，巴格达的所有职业誊写者被要求发誓不誊写哲学著作。关于穆斯林科学与伊斯兰教义的冲突，参见Hoodbhoy，IslamandScience，尤其是该书第9章和第10章。
15IbnKhaldun，TheMuqaddima：AnIntroductiontoHistory(London：RoutledgeandKeganPaul，1978)，第373页，引用于Hoodbhoy，IslamandScience，第103—104页。欧洲基督教徒也有类似臭名昭著的狂热行动。法国“十字军”被派去镇压贝济耶(法国南部城市)的异教徒时，曾被允许(命令)血腥屠杀当地居民。在回答如何区分恭顺的基督教徒与异教徒时，指挥官说，“上帝自己知道谁是。”
16White，MedievalReligionandTechnology，第227页。
17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184页。
18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85页。该作者认为该数字在35000—40000吨到125000吨之间，不过他更倾向于较高的数字。该数字来自一位日本专家在1967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此后的一篇文章也提出了较高的数字，见RobertHartwell，“Markets，TechnologyandtheStructureofEnterprise”，第34页。在另一篇文章中，该数字成了“至少125000吨”，见Hall，PowersandLiberties”，第46页。这就是历史数字的命运——它们可以增长。
19Elvin，PatternoftheChinesePast，第297—298页。
20参见Goldstone，“Gender，WorkandCulture”。
21Balazs，LaBureaucraticCeleste，第22—23页。
22转引自White，MedievalReligionandTechnology，第245—246页。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1)
第五章地理大发现
不久前，当世界准备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时，各群体争先恐后地赞美哥伦布及其伟大成就。在美国，有的人甚至愿意称美国为“哥伦比亚”(意为哥伦布的国度)，有70来个城镇以及许多博览会和互助组织以这位发现者的名字命名，意大利血统的人与西班牙裔人竞相称这个拥有功绩与荣誉的发现者为自己的同胞(由于血统或归化)。人们有理由期望庆祝哥伦布发现新大陆400周年(1892年)时盛大场面的重现：世界博览会(哥伦布展览会)，各种纪念品，翌年发行丰富多彩的纪念邮票。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对纪念哥伦布感到喜气洋洋，期望1992年的庆祝更宏大、更美好(500周年自然应该强于400周年)；但是，有些事甚至所有事都出了差错。哥伦布从历史成就的象征和新大陆的助产士变为政治上的一个困惑。逐渐明朗的是——其实多年来就有一种隐隐的异议——许多人并不把这位海军舰队总司令看做英雄，不把欧洲人到达新大陆看做一个发现，不把这一事件的周年看做值得纪念的事情。①相反，哥伦布现在被描画为卑鄙之徒；欧洲人被视为入侵者；当地的土著被视为无辜的、快乐的居民，他们被掠夺成性、身带病菌的欧洲白人降为奴隶，最终被赶尽杀绝。②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是分离主义者的大本营，其市政厅有自己的外交政策，向来以不虔敬(或虔敬方式不同)而著称，这个市政厅将“哥伦布日”更名为“土著人日”，并提供了一部歌剧的两场演出，剧名为《再一次迷路的哥伦布》，系土生土长的美国作曲家怀特·克劳德·伍弗豪克的作品。③两年后，为了证实自己的选择，墨西哥决定发行纪念币，纪念阿兹特克人阿兹特克人是西班牙人入侵前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后遭到入侵者的屠杀和征服。——译注和“一种在艺术、科学和文化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发达文明”。④没有对征服者的任何赞誉之辞。
现在，抹杀或扭转历史显然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计划撤离和回归欧洲，哥伦布要寻退路已经太晚。但是，反哥伦布的情绪高涨，特别是标榜政治正确的组织尤其卖力，他们使庆祝活动显得不恰当，像醒来就跳捷格舞一种急迫轻快的舞蹈。——译注一样。所以，没有化装游行，没有纪念品，没有T恤衫当然没有印着标语的T恤，没有厂商赞助，没有法律的重新制定(谁会同意呢?)，没有赞颂，没有纪念邮票，没有纪念币，没有奖品。华盛顿的国立美术馆决定举行其500周年画展时，平光纸印刷的厚厚的目录中竟然没有哥伦布。⑤画展包含着其他的世界，公元1492年前后发生的其他事件。最重要的事件却被刻意忽略了。历史被删改了。
就像多数破除偶像推翻传统的做法一样，对哥伦布——更确切地说，对哥伦布到美洲后发生的一切——所进行的攻击，包含着一些事实，一些谬误，还有些不切题的议论。事实在于，欧洲人发现新大陆之后土著居民的悲惨命运。除很少、很小或不起作用的例外，他们遭受了蔑视、暴力和残暴虐待。欧洲人不知不觉带给他们的病菌和病毒几乎夺去了他们所有人的性命。他们的土地、文化和尊严丧失殆尽。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庆祝的了。
谬误在于，对发现一词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议论：哥伦布如何能发现新大陆?这大陆本来就在那里。当地人知道这块土地，他们早就发现了它JeanZiegler，LaVictoiredesvaincus，第101页，引用JuryiRychten，Ajvanhu(波兰译文1966年版)一书中的一段话：那是一本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前苏联小说，其中的西伯利亚主人公抱怨道，“我无法明白如何发现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如果我到达雅库茨克，然后宣布我发现了该城市，雅库茨克人不会为这高兴的。”(注意：这段话经过了几重翻译——从俄语到波兰语到法语到英语。但我感到原义并没有被歪曲。)(我们不会有新的哥伦布纪念邮票，但是1992年美国邮政署迅速发行了一枚纪念邮票，纪念美国印第安人的祖先、数万年前抵达北美洲的亚洲人，这在政治上也无可非议)。而且，哥伦布本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里。公元1492年，是印第安土著发现了哥伦布。
当然他们发现了哥伦布，就像哥伦布发现了他们。相见本是双向的。提到双方，并不能证明甩掉其中一方是有理的。⑥这种很有意思的吹毛求疵，也是数学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数学家发现、揭示了新的定理和证据。他称这些为“真理”。是他发现了它们?或创造了它们?或者，它们本来就在那里等待发现——就像保罗·厄尔多斯所说的，是圣经上刻着的永恒?或它们仅仅由于被发现才存在呢?这些都无关宏旨。数学家发现或创造了它们，数学思想和想象力因而改变。⑦哥伦布的发现也如此：一旦消息传了回来，人们对世界及世界上各民族的想法——人类的想象力——就永远改变了。
不切题的议论在于，有些人认为，强调哥伦布的发现，就把世界交往和交流的进程欧洲化了，这种欧洲中心主义会轻易引出欧洲必胜信念，使历史学家只看重虚假的积极一面(地理发现的伟大时代)，而忽略真实的消极一面(入侵的灾难性后果)。有些抱怨是对的，但好的历史学家应保持自己的平衡。新大陆(对欧洲而言是新的)的开放是一个交流，但并不对称。欧洲神灵式的显现是问题的核心。正是欧洲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进程，响应了大发现，确定了进一步开发的日程安排。在操作层面上讲——谁对谁做了什么——这是单向的。从这些事件的伟大之处着眼，各个民族，不论大小，都力图从中获得声誉。一旦杜撰出来，神话就不易戳穿。然而，英勇的“大发现”的神话并未得到学者的赞同——当然没有得到专业研究方面的赞同。卡尔·索尔、伍德罗·博拉和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地理学派宣布，从考古发现的遗物来看，欧洲白人及他们携带的病菌(天花、流感等)的到来，导致2500万墨西哥印第安人的死亡率高达9/10。自那以后，没有人再能用自得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了。这种失望之情的一个例外是，基督教传播到异教横行、活人献祭和吃人的世界，人们为此感恩不已。我本人绝不维护那些旧形式。然而，历史学家必须注意到那些自愿“超度”的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念。
这些定名性的异议是一种赎罪和政治动员的形式。其目标是打破权威，而不是阐明观点。其打击对象是欧洲(西方)主导地位及其所得。其意愿是：归咎于犯罪者，引起良知，为补偿正名。了解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我们会得到新的启示。
欧洲人发现新大陆并非偶然事件。欧洲在武器杀伤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欧洲可以把武器送到船能抵达的任何地方；由于新的航海技术，欧洲的船只可以到达任何地方。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2)
现在，让我们暂停一下，对这种不平等的更广的涵义加以考虑。我要提出一个社会和政治关系的法则，即三个因素是不可能共存的：(1)权力的显著悬殊；(2)私人掌握权力工具的可能；(3)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平等。当一个群体强大到能对其他群体作威作福并从中获利时，它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即使国家不主张侵略，公司和个人也不会坐等许可。他们将为了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拖挟着其他群体，包括国家，向前走。
这就是帝国主义(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的控制)为什么与我们相提并论的原因。有人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世界由领土面积和实力不等的多种国家组成，我们不应认为强者总是控制和剥削弱者。这是正确的，但强国的克制大多取决于力量的均势。当有必要防止一国称霸时，各国会联合起来。因此，理性的计算会带来克制。然而这种计算是脆弱的，有可能错误估计形势。欧洲经历许多个世纪才形成均势，但这一均势在半世纪两度遭到挑战，结果都很悲惨。最近的海湾战争同样是这种计算错误(源于情报错误)的结果，它引起巨大反应的原因，则首先在于赌注(石油)事关重大，其次在于大家确信有必要确立人们通常所说的集体安全的原则。关于帝国主义的权力均势模式，参见Landes，“SomeThoughtsOntheNatureofEconomicImperialism”及“AnEquilibriumModelofImperialism”。这是人类深层动力的表现。还有一种更为优秀的情感：利他的动力、团结的理想和为人准则指《圣经》中所说的“欲人施于己者，己必施于人”。——译注。然而，尽管这些高贵的理想为组织起来的宗教所认可和宣传，却很少付诸实施，而常遭违反。确实，这些高尚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都曾在入侵中被祈求过。只有政治权威经过深思熟虑作出决定，不仅不采取恃强凌弱的行动，而且阻止群体成员参与，才能挡住这种动机。
中世纪的欧洲缺乏中央权威来做出这样的决策。相反，多主权体之间的竞争给予个人参战的广阔机会，而个人联系——封建义务和忠诚——促使武士参与掠夺。所以，欧洲在经受外来入侵者数世纪的压榨与剥削之后，从11世纪起开始向外进攻。十字军东征(1096年开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这种对外扩张的明显象征。提倡十字军东征，部分地是为了让自相残杀的暴力得到升华而将暴力转向外敌。这是一个好斗的社会。
真是精心选择的对手!十字军使延续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对伊斯兰教、信仰对信仰的战争复活了，并推进到敌营的中心。从理论上讲，没有比这更神圣的动机了，但是在现实中，像往常一样，理想主义的目标掩盖了臭名昭著的暴行和贪婪。十字军使信奉希腊正教的君士坦丁堡遭到整整三天的劫掠和杀戮，还一路上屠杀犹太教徒和基督教东正教徒(他们质问东正教徒能算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吗?)，换来的只是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屠城，以及在安纳托利亚和穆斯林巴勒斯坦建立的那些岌岌可危的小王国所带来的慰藉。公元1099年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时，奸淫烧杀。而1187年萨拉丁为穆斯林重新夺回该城市时，他却手下留情。
十字军的入侵并未持久，穆斯林将侵略者赶走，并将胜利归于真主的决定。但是，反对穆斯林的战争仍在别处进行，最激烈的战争发生在西班牙，战争持续数世纪之久(最后的胜利发生在1492年的格拉纳达今西班牙南部一城市，原为格拉纳达王国首府，是摩尔人在西班牙的最后根据地。——译注)，基督教王国逐渐打败了贪婪的各阿拉伯酋长国。摩尔人占领过的安达卢西亚成为一片废墟：“每一个有影响的人都带领一批追随者，退守某个城堡，自命为苏丹并擅用君主的徽章标志。”⑧在断断续续的战争中，穆斯林依赖从北非雇佣来的柏柏尔士兵，而雇佣军缺少对穆斯林统治者的忠诚，因而不利。从欧洲方面讲，卡斯蒂利亚王国西班牙中部当时一王国。——译注的国王接受教会可以理解的劝告，发动反对异教徒的战争，贵族和恶霸牺牲农民和教士的利益，将他们送到战场上。这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进军圣地的动机相同：与其让我们去打仗，不如让他们去拼命。双方都错误百出，是战争持续如此长久的原因。
然而，在后勤和人口数量方面，基督教徒好于对方。“基督教世界在逐步向南推进，其过程缓慢如同滴注而非洪水滔天。”⑨最终，文明屈服了，而野蛮取得了胜利。曾是欧洲最伟大的学术中心的科尔多瓦于1236年陷落。安达卢西亚的经济大都市塞维利亚于1248年陷落。卡斯蒂利亚军队是心不在焉地攻占了这两座城市，因为他们的国王费迪南三世实际上不曾想到他在当时就能横扫瓜达尔基维尔河谷的摩尔人。摩尔人的埃米尔求和，向费迪南称臣，退守格拉纳达的小小山区据点，为维持自己地位而小心伺候卡斯蒂利亚人，而对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同胞的命运则漠不关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到了格拉纳达遭围攻时(1490—1492年)，它求援的呼声无人理睬。于是，格拉纳达的最后一任摩尔人统治者通过谈判要到一大笔钱就退位逃离西班牙，连他自己的母亲都鄙视他，说她知道什么是懦夫了。
“复地运动”的胜利者，一个是葡萄牙，它到14世纪中期已从穆斯林手中解放了自己的国土；再一个就是卡斯蒂利亚，它是一个不断扩张疆域的国度，有着西班牙骑士式的牧场主(相当于我们美国的牛仔吧)以及贪财的恶棍和军人。对于这些人来说，摩尔人建造的南方城市，拥有大理石的王宫、冷泉、绿色的花园和知识中心，自然有着不可抵挡的诱惑。⑩“复地运动”完成之后又怎样呢?当然，土地被攫取和重新安置居民，庄园被划界和开垦，农民(特别是摩尔农民)被迫为新的地主干活。王国也必须成为基督教国家，因为伊莎贝拉女王是一位热心的基督教徒。在宣称基督教为真正信仰的情况下，不论当局与格拉纳达投降者谈判中向伊斯兰教作过什么让步，这种承诺都不可能持久。教会的宗教裁判所非常忙碌，更不用说教会在老百姓中布置的密探及告密者了。由犹太教皈依过来的人大多并非心甘情愿，因此不可靠，需要严密监视。由伊斯兰教皈依过来的人也是一样。卡斯蒂利亚社会为虔诚的精神湿疹这种疥癣所苦。
然而，所有这些仍给进一步的征战和冒险留下了活力。遣散那些只知道剑与马、战争友谊、杀人的刺激、掠夺的欢乐的人，并不是容易的事情。甚至在将最后一批摩尔人逐出伊比利亚半岛之前，葡萄牙和西班牙已经开始在海外进行试探和发动攻击。第一批目标是地中海诸岛屿和北非海岸。阿拉贡王国位于西班牙东北部，15世纪末它与卡斯蒂利亚合并为西班牙王国。——译注的国王海梅一世在1229—1235年攫取了巴利阿里群岛，自夸为“近百年来人类所做的最好的事”。葡萄牙于1415年攫取了休达；1463年攫取了卡萨布兰卡；1471年攫取了丹吉尔。
战争自有办法使自己的理由合法化并庆祝其征服成果。这些新十字军也如此：诗人们赋诗赞颂他们的事迹，他们的暴力掠夺被升华为骑士风范。海洋探险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功绩，海梅一世说：“占领一个上帝愿意设立在海洋上的王国，比占领三个陆地王国的价值更大。”该世纪(15世纪)末，国王的记事官夸口说，没有国王的允许，任何鱼不得游水。
战争需要金钱。这些“贵族”的探求模式是传统的、封建的“商业”企业。有些贵族——某个历史学家称之为“贵族流氓”——带着统治者的祝福(有时还有他的金钱)带领一队战士出发了，他的船队由远近的商人提供，然后去攫取一切可以攫取的财富。他所拿到和拥有的东西，除去掠夺的分赃、对士兵的奖赏、给予支持者的红利以及对君主表示支持和忠诚的开销以外，就都归他所有。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3)
目标的选择并非漫无边际。舰队自最近、最能接近的地方开始侵略。经济学家也许会说，它们的参与成本低。而且，这些地方多由异教徒占有，因此冒险也被神圣化了。穆斯林将非伊斯兰世界称为“剑房”，认为他们的占领是公平决斗的结果。基督教没有近似的说法，但其作为无异。
掠夺近处的这些牺牲品之后，远方不尽的诱惑在向他们招手：骆驼驮着黄金从无人所知的地方走来，穿越非洲沙漠；香料从印度洋运出，通过红海和波斯湾，然后经陆路运抵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以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自希腊至埃及，其中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和巴勒斯坦。——译注的港口，由于中间转手数次，每一次交易都使价格攀升；旅行队从中国带来梦幻般的丝绸。所有这些珍奇之物都成为穆斯林商人把持下的赎金。如果能发现绕过这些异教中间商的道路，那就会在上帝的佑护下致富。
这些仅仅是人类已知的东方财富，人们可以把握的东西。谣言和传说告诉人们更大的奇迹和梦想：在非洲的另一端，有一个被伊斯兰包围着的基督教王国，那就是传说中的祭司王约翰的王国；附近就是失乐园；向东是如田园诗般的入画美景，向西则是不为人知的国度。许多人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从理论上讲，人们向西航行可以到达东方。然而，对于习惯内海航行的人来说，大西洋的惊涛骇浪太汹涌了些。即使海边长大的人所看到的也只是一片骇人的空旷。像“天涯海角”和“地尽头”这样的地名并不仅仅是地貌事实的陈述。
当人们对某些事物一无所知时，想象就大行其道了。西边的海洋是圣岛、波浪之下神秘的亚特兰提斯传说的大西洋中的神秘岛屿，据称是最后沉入海底的。——译注——一个由鬼怪、漩涡和龙卷风守护的神秘王国——所有现实和意象的危险都在其中了。海洋探险需要巨大的勇气，远远超越中世纪航海图的标记和确信由陆地到海边的线路。北欧海盗的航行路线是向西、向北再向西，证实了他们航海技术的高超和勇气可嘉，他们对海水(海水的颜色、脾性、深度及其水底)和海洋生物(鱼与鸟)的稔知，使得他们在看到陆地以前，就知道了它的存在，故而可以沿着大西洋的顶端越岛前进。热那亚人和其他意大利人随后而来，他们绕过伊比利亚，航行到英格兰。
到14世纪，在葡萄牙人和巴斯克人的陪伴下，他们发现了附近的一些大西洋岛屿：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加那利群岛——其中除了靠近非洲大陆的加那利群岛以外，都无人居住西班牙人在加那利群岛发现了仍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著人。他们被称为关切人。在经历了与西班牙殖民者不愉快的共存后，他们进行了猛烈的反抗，尽管武器非常低劣(用棍棒对抗铁枪)，他们将侵略者赶出达一个世纪之久。在哥伦布到达之前，他们从未完全屈服。关切人的所作所为提出了一个理论性和精神性的问题：他们是人吗?他们有灵魂吗?他们是否按照法治生活?他们能被基督教化吗?提出这些离开本题的道德性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为征服和奴化的行径辩护。西班牙人需要自己的行为合法化，他们需要对自己事业的祝福，而他们总是能得到祝福的。(直到15世纪中叶，欧洲人才发现位于北纬15度、博哈多尔角以南的佛得角群岛；直到15世纪90年代，几内亚湾的圣多美岛才成为殖民地)。
对今天而言，这些小岛意义不大。它们已经降到前哨站的地位，只有游客和那些从大陆工作或学习回来的居民偶尔光顾。然而，在被发现后的年代里，它们代表着欧洲领土的海外延伸。其实，古代罗马人早就从毛里塔尼亚国王那里知道了加那利群岛。它们未并入罗马的版图。将发现变为机会需要知识、手段和需求的结合。
这些都发生于15世纪。南方诸岛(马德拉群岛和加那利群岛)尤其适于种植甘蔗，而甘蔗注定成为欧洲财富之源。欧洲人是在中东首先接触到甘蔗的，而阿拉伯人则是从印度接触到甘蔗，而后传到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岛和马格里布。返回来的十字军将甘蔗引入欧洲——希腊，西西里，以及葡萄牙的阿尔加维。
糖极易上瘾，爽口开胃，对人的心理有安抚作用。起初，糖价格昂贵，只用于治病。在药房买糖，大多数欧洲人则是从水果和蜂蜜中吸收糖分。当然，这不是第一种能同时引起病人和身体健康者兴趣的药品。由于甘蔗的广泛种植，其价格下降，最后在杂货店里也能有蔗糖出售了。此时，糖被用作食物的佐料。德国谚语说，没有任何食物的味道会被糖败坏(德国人就是这样做饭的)。同样，由于食物容易腐坏，糖也用作一种有效的防腐剂和掩饰佐料。在15和16世纪时，糖还是一种奢侈品，女主人将糖锁在仆人拿不到的高架上。但它逐渐成为一种必需品，从上流社会传至民间。
尽管地中海的种植业非常成功，但仍不能与大西洋诸岛相提并论，这是气候和社会因素造成的。甘蔗最适宜在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栽种，需要定期浇水和恒热——赤道附近的大雨信风带地区是最适合的。种植甘蔗需要大量的集体劳动力，而这是自由民所不愿从事的，所以种植者希望能使用奴隶劳动。这正是十字军占领地中海的塞浦路斯等岛屿时所发现的：阿拉伯的制糖业使用奴隶劳动，而奴隶大多来自东非。
然而，在基督教的欧洲，奴隶制度早就因不受欢迎而被推翻，再设立该制度不容易。奴隶制早为农奴制代替，一则由于基督教徒不能作为奴隶(另外奴婢地位也与婚姻的神圣相矛盾)；一则异教徒或不信教的奴隶供应量太小，而且不稳定——一旦皈依基督教就取消奴隶身份。黑人确实可以作为例外。人们可以怀疑他们是否有灵魂、能否成为基督教徒。我们知道，葡萄牙并不谴责输入黑人做家奴或在海岸甘蔗田里劳动；16世纪中期，里斯本人口约10%是黑人。然而许多(多少呢?)黑奴最后被解放了，成为自由人口。除偶尔有“黑鬼”油漆房间以外，欧洲再也没有出现黑奴制度。如果欧洲人要在甘蔗田使用黑奴劳动，他们需要在远方实现这一目的。
大西洋诸群岛就在远方。这里纯净得像一张白纸，可以自由进行社会制度安排。可以随着社会制度的发展而进步。亚速尔群岛和马德拉群岛最初由欧洲移民或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罪犯、妓女、宗教迫害的牺牲品和孤儿——居住。近来，阿根廷将“消失的”的政治反对派的子女(包括那些在监狱出生的婴儿)交给监狱看守、甚至杀害他们父母的警察，然后这些人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养大。这种做法早有先例。1497年，葡萄牙将一批犹太人驱逐出境，而将他们“改信基督教”的孩子从他们手中夺下，一船送往佛得角群岛，因为没有人自愿到那里定居。参见，Fernandez-Armesto，BeforeColumbus，第201页。白人曾到这些热带岛屿上定居，但很少能活下来。佛得角群岛则远离冈比亚海湾，是进行奴隶贸易的理想去处——短暂停留后将黑人船运到里斯本或其他岛屿。
当非洲的奴隶主发现，欧洲白人为黄金和香料而来时，对这种活人商品也感兴趣，他们欣然从命。哥伦布出生前的1/4世纪里，佛得角群岛以及随后的马德拉群岛成为奴隶种植甘蔗的试验地，16世纪圣多美岛也加入进来。这些种植者为了致富，要训练和压榨黑奴，还要克服困难和气候的不适；意大利的商船主也是这样。而葡萄牙王室以许可证、蔗糖契约和税收等方式获取毛收入的1/3或更多。甘蔗种植成为模式，以后在新大陆获益更多。
大西洋诸岛极大地扩展了欧洲的视野。欧洲的船员向西、向南航行几百海里就到达这些岛屿，建立了航海基地，从那里出发到无人所知的远方，并迎接归航者。它们是海洋沙漠上的绿洲：减轻远航者的痛苦，并将不可能变为可能。哥伦布在出发前到达加那利群岛，进入了东风带的轨道，这是幸运还是先见之明使然?不管如何，他自己走在赤道季风的林阴大道上，和煦、稳定的风力在一个月里将哥伦布送过大西洋。
《国富国穷》　第二部分 第五章 地理大发现(4)
真巧。但是在1492年，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无事不成。哥伦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他要向西航行到达亚洲，而葡萄牙对此不感兴趣。但西班牙认为这一计划有意义，因为西班牙已经同意与葡萄牙瓜分世界，并承认葡萄牙拥有东部(非洲)航线——这再一次证明这两个王国的过度自信。对西班牙来说，向西进发就是一切，否则就一无所得。碰巧哥伦布低估了自己任务的艰巨性，他以为世界要小得多。但这并非是一个糟糕的开始；海洋事实上要比他想象的狭窄。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直到死时，他都不相信这一点，仍然以为那是中国和日本周围的群岛。他不知道，在那些岛屿之外还有两片大陆，即以后所称的南美洲和北美洲。他发现裸体或基本裸体的土著人还生活在石器时代，他们用手抓住西班牙人的剑刃而被割掉了自己的手。他把一些土著人作为标本——就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送回西班牙。
哥伦布确实没有发现黄金、丝绸、香料和其他可以与东方相联系的宝藏。他首先需要黄金，这主要不是为自己(他要的是官位和荣誉)，而是为了给西班牙君主。他明白，没有别的东西更能保持王室的兴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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