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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

_3 张宏杰(当代)
这样一个涉及全省的巨案,不但在甘肃是公开的秘密,在全国,也为许多人所知。但是七年之内居然无一人举报告发,最终还是贪污者自我暴露。一省如此,其他各省官风也大抵可以想见。乾隆皇帝也不禁叹息:“甘肃此案,上下勾通,侵帑剥民,盈千累万,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五节 腐败大潮(3)
第三是地方###与中央高层直接关联。
王望当初向朝廷建议开捐之时,皇帝本来有过犹豫。正是朝中管理户部的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在旁边不断怂恿,不断说王望的好话,才最终获得批准。乾隆四十二年皇帝派人查粮,被甘肃官员所骗,也显然是朝中有人为之通风报信。
于敏中其人早于乾隆四十四年故去,生前号称廉洁,死后家人却为分财产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传到了皇帝耳朵里。皇帝以帮助分家为名,调查于氏财产,居然达二百万两之多。合成今天的币值,至少两个亿。皇帝一直没弄明白这样大的家产是从哪里来的。直到甘肃冒赈案发,皇帝才恍然大悟。
如果严格查处,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全部要掉脑袋,那么甘肃省政府运作立刻瘫痪。因此,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名之多。乾隆四十六年秋,皇帝降旨:总督勒尔谨、两任布政使王望和王廷赞等五十六名贪官正法。免死发遣四十六人,革职、杖流、病故、畏罪自杀数十人。于敏中的牌位被撤出贤良祠。

如此巨案,已经丢尽了朝廷的脸面,没想到的是,此案又引发了另一场更加不堪的笑话。
处理完王望案,皇帝一方面心情郁闷、气愤难平,另一方面心里也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原来,在一年前皇帝七十大寿之时,王望曾经向皇帝进贡了一份厚礼,几乎件件精美绝伦,其中一对玉瓶和一座玉山子玉料极佳,造型别致,皇帝喜欢不已。只不过,皇帝收受礼品,有进九回三之成例,百般掂量之后,皇帝才忍痛割爱,将这两样东西退还给了王氏。退回之后,皇帝却有些后悔,这两样东西的样子日日浮现在眼前,让他牵挂不已。
这回好了,起码通过抄家,这两样东西又可以进宫了。而且以王望之贪婪,家中指不定还有什么更好的奇珍异宝。
抄家的结果汇报上来,王氏原籍山西阳曲、临汾二县共查出房屋七十五所,铺面房三十三间。地一千零九十五亩,当铺一座,共估值银九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两五钱。此外还有金器三百九十八两八钱,珍珠五千余颗,玉器四十三件,铜器十七件,瓷器二十五件。
浙江任所的好东西更多。乾隆皇帝特意命闽浙总督陈辉祖细细查抄,报上来的结果是抄出银九千多两,金叶、金器、金锭、金条共四千七百多两,金珠宝玉衣物等共五百六十五箱。
皇帝迅速下旨,将这五百六十五箱金银珠玉以最快速度送交内务府。
一个月之后,数十辆大车抵达京城,几百个箱子在皇宫内堆积如山。皇帝按捺不住心中的期待和喜悦,亲自开箱验看。然而,一个又一个箱子打开,却始终没有发现那对玉瓶和那座玉山子。就是其他珠宝,也大多是设计老套,作工一般,“大率不堪入目”。令皇帝大失所望。
大惑不解的皇帝命人把浙江省抄家官员记录的第一手档案呈上,一样一样细细查对。不对不要紧,一对之下,皇帝大惊失色。原来,抄家册上一百多件上等珍宝根本没有运进京里,而上面没有的东西,在皇帝面前却多出了八十九样。
很显然,是有人把王家的财宝调了包了!
气急败坏的皇帝命自己最信任的两名大臣阿桂和福长安,放下手头的河工重务,星夜兼程赶往浙江,会同闽浙总督陈辉祖查办此事,严令他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皇帝推测,大抵是经手的小吏甚至仆从们无知者无畏,一时利欲熏心,做了这惊天大事。
查出来的结果又让皇帝大跌眼镜:见财起意的,不是别人,竟然是堂堂闽浙总督陈辉祖!原来王望所搜罗的宝物令陈辉祖垂涎不已。此人平日贪赃枉法之事做得太多,胆子越来越大,对欺骗皇上这样的大罪也视如平常。调包时大大咧咧,竟然忘了修改抄家底册,以致不幸败露。
陈辉祖当然难逃一死。不过皇帝和大臣为了争夺一个犯官的财产,一个急赤白脸,一个形同鼠窃,在中国政治史上留下了难得的一个镜头。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六节 君臣赌局(1)

乾隆早年对臣下的欺骗伎俩十分警惕,“难眩以伪”。而到了晚年,他的自信心越来越膨胀,喜谀恶直之弱点逐渐暴露。大臣们自然也就窥测风向,越来越报喜不报忧。在大量的“正面报导”的包围下,他对尹壮图这一激烈的“负面报导”产生无比愤怒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公布尹壮图奏折的同时,乾隆连篇累牍,从头加以反驳:
尹壮图说天下吏民,多蹙额兴叹。这绝无可能。因为我即位五十五年来,对天下百姓天恩高厚,史无前例。六次普免钱粮,无数次赈济灾民。不惜巨资,修筑海塘河工保卫百姓生命安全。“偏灾赈恤,蠲贷频施,以及修筑河工海塘,捍卫民生,所费何止万万。而普免天下钱粮四次、漕粮二次,为数又不啻数千万万,孚惠闾阎,有加无已。朕历观史册,自胜国以溯汉初,仅有汉文帝赐农民田租之半,史臣已侈为美谈,从未有如我朝普免正供再三再四者。朕爱养黎元,如伤在抱,惟恐一夫不获,施惠犹以为不足,是以宵旰忧劳,勤求民瘼,迨今年逾八秩,犹日孜孜,无事无时不以爱民为念,虽底小康,犹怀大惕,从不肯矜言示惠。”大清天下,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已经达到小康。因此,广大人民对朝廷是感恩戴德的,绝不会有“蹙额兴叹”之情事。
至于尹壮图所说的官场###、各地亏空,皇帝认为这也是一叶障目,以偏概全。事实上,如果历史地、全面地、本质地看,当今这个时代,是历史上最清廉的时期。不但超越历代,而且也远优于皇祖皇父时期:“康熙、雍正年间,虽法度严明,吏治整饬,尚不免有明珠、徐乾学、索额图、噶礼、隆科多、年羹尧诸臣窃权交结,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亦尚有三家鼎峙之说。”而乾隆年间,惩贪之严厉前所未有,各地官员凛如冰渊,绝大多数不敢犯法。即使有一二胆大之徒,也马上遇到严惩:“自朕临御以来……其有贪婪不法如王望、陈辉祖、国泰、郝硕诸人,一经败露,无不立寘典刑,天下各督抚当此吏治肃清之际,即有不肖之心,亦必默化潜移,岂敢以身试法!夫各督抚……倘谓藉端赔项派累属员,则断断不敢为此……”
因此,目前大清的形势是史上最好,是一片大好而不是小好,而且还会越来越好,好得不能再好。
那么,尹壮图为什么还要闭着眼睛瞎说呢?
在上谕中,皇帝公开分析说,尹壮图此举出自如下卑鄙动机:他自揣学问才干均属平庸,在朝廷不能升为侍郎,外放派不到学政,至于尚书、督抚的职位更难梦想,所以想借此奏折显示才能,或许能侥幸录用,又可借盘查为名,沿途进行恐吓讹诈,希望得到贿赂好处,可以名利兼收,此等居心,岂能逃得了朕的洞察?
打赌还没有见出分晓,皇帝先进行一通人身攻击,其气急败坏之心态袒露无遗。

皇帝更趋气壮地与尹壮图摆下了擂台,要公开较量一场。然而游戏规则却是不公平的。
如果要戳穿“乾隆盛世”的纸糊外衣,办法很简单。暗访一下,形势立判。
尹壮图也是这样想的。
然而皇帝却不给他这个机会。皇帝明确拒绝了尹氏“密往查访”的要求,理由是“无此政体”。
其实,老皇帝心里也很清楚,当今天下并非没有可议之处。天下没有完美的事物,什么时候都会有一个指头存在嘛。尹壮图所说的吏治废弛,仓库亏空,在某此局部也确实存在。此前的乾隆五十一年,他就曾经派阿桂,曹文植等到浙省查办过府库亏空案。而云南一省现在亏空一百万两,这也是乾隆明确掌握的。如果真的派尹壮图进行暗访,那么难保不查出几处亏空,他的面子往哪里放!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六节 君臣赌局(2)
皇帝和尹氏的分歧点并不在于亏空的有无,而在于,皇帝认为,这些现象是局部的,可控的,并不影响大清政治的光荣和伟大。皇帝和尹氏打这个赌,就是为了反击那些恶意攻击大清政局的声音。因此,采取点小小手腕,也是必须的。所谓“行大事不拘小节”。
从大局出发,他高屋建瓴地做出了一系列相关决策:
第一,拒绝尹氏“密往查访”。非但不允许密查,还规定尹壮图每到一处,朝廷先五百里通知地方官。
第二,在尹氏出发前,发出通谕,给全国官员来一剂预防针,以防大家思维混乱。皇帝在上谕中点明打这个赌的目的,是以尹氏为反面教员,对全国臣民上一次形势教育课,以为无识之徒戒。皇帝说,令尹氏盘查盘查的结果必然是用事实“服其心”。“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缺,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邀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尹氏的罪恶,因此会大白于天下。
因此,尹壮图还没有出发,事实上胜负已定。
但是,形式还不得不走。皇帝谕旨一下,户部侍郎庆成就带着尹壮图上路了。老皇帝因为生气而特别刻薄,在谕旨中还特别说明,庆成是因公出差,一切费用国家报销。尹壮图是自愿前去盘查,自找多事,所以不能给他提供差旅费,一路花费由他自己负责,以示国家大公。
庆成官轿仪仗在前,尹壮图骑着匹骡子孤零零跟在后面,第一站来到了山西大同。
“检查”的结果当然毫无悬念。地方官员领着两位检查官,一个个打开粮仓银库,一本本打开账目,果然仓库银两“丝毫并不短少”,所储粮食“石数亦届相符”。检查完毕,地方官领着庆成去看石窟,留下尹壮图一个人在旅馆里写汇报材料。
再不知趣的人也知道现在应该怎么办。老实倔强的尹壮图终于学乖了。他用极为认真的语气,详细汇报了如何检查以及检查结果。然后,他无比沉痛地总结说,自己以道听途说的材料来“冒渎圣听”,实在是丧心病狂,“戆愚”之至。经过皇帝的玉音和事实的双重教育,他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认识是彻底错误的。山西大同一处如此,自然证明全国处处皆然。当今天下府库充实,自不待言。现在形势已经明朗,因此就不打算耽误皇帝的宝贵时间,“恳即回京治罪”,让皇帝早些把自己投入大牢,好省下心思来办别的大事。
然而皇帝并不满意。乾隆五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皇帝发布上谕,说尹壮图要求事情就此结束,这是面服心不服,想以“半途而返”的姿态,造成“抗疏铮谏,朕不能容受直言”的假象,他骂尹壮图此举“居心巧诈,殆不可问”!皇帝说,尹氏要回京,我偏不让他回来。因为“一省查无亏缺,恐不足以服其心,尚当前赴山东及直隶正定、保定等处”。一定要让他心服口服后,再定他的罪。
“居心巧诈”这句詈骂一出口,老皇帝积累了多日的邪火喷薄而出,接下来又把尹氏从头到脚细细骂了一顿。皇帝也真有闲心,他把尹氏几次的奏折又读了一遍,挑出了两个用词不当之处,然后说,尹壮图因为升不了官外放不了学政而怨恨朝廷。其实不是朝廷不想重用他,而是因为他才学实在有限。这样白字连篇的人,岂能外放学政担当教育士子的重任?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六节 君臣赌局(3)
皇帝还推测说,尹壮图当初提出要密查,其实主要是想到淮扬一带敲诈盐商们。因为那一带盐商都是巨富,如果尹氏以钦差大臣的声威一恫吓,他们必定会大加贿赂,尹氏就能名利双收了。
连讽带刺地挖苦讥笑尹氏一通后,皇帝又骂道,这类伎俩就是庸主也不会受骗,还想拿来骗他?真是没长眼睛,活该倒楣!“若朕烛照所及,情伪周知,小人心术,早已洞见肺肝!”
又一转念,怕尹壮图畏罪寻死,所以他在上谕中要庆成转告尹氏,不会杀他的头,叫他好好活着,配合朝廷:“谬妄之处,固难辞咎,然究系愚昧无知,其罪断不至死,亦不值治以重罪”;皇帝大开宏恩,上一次说不为尹氏报出差费,但现在考虑到他是穷书生,带的盘费大概不会多,如果不够用,让庆成在出差费中酌情分一些给他,让他健健康康地回来,好接受最后的处理。
没有办法,尹壮图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庆成继续这哭笑不得的“全国大检查”。
一边检查,一边皇帝还不停地给他写信,问他“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到底怎么样?大家对大清政权支不支持?
尹壮图知道,自己接下来的任务就是用自己的嘴彻底否定自己那道惹事的奏折。因此,接下来这一路,都忙于绞尽脑汁,撰写大量考察报告汇报给皇上。
在报告中,他一再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经过州县地方,百姓俱极安帖。随处体察,毫无兴叹情事。”
他还用大量篇幅,一次次“如实”报告沿途见闻,热情歌颂大清王朝的富庶安定,人民的安居乐业:“目击各省库项丰,他储充足,并无丝毫短缺,而往来数千里内复见商贾士民安居乐业,共享升平,实无地方官滋扰之事。”
“所过淮、扬、常、镇,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未闻有官吏滋扰之事。”

“全国大检查”完成之后,尹壮图再次上书,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说自己“业已倾心帖服,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
这些汇报满足了皇帝的期望。皇帝带着大获全胜的满足总结处理此案。
五十六年正月初十,乾隆发表长篇上谕,“令庆成带同赴山西、直隶、山东、江南等省,盘查仓库,俱无亏短,是尹壮图逞臆妄言,其罪已无可逭……”
皇帝总结此案,从头道来,说尹壮图原为内阁学士,只是因为云南没有大员,才破格予以提拔,要说他的才干学问,当阁学已属侥幸,还想往上爬,“其希荣卑鄙之念,朕早已灼见其肺肝”。因此而污蔑国家政治,其罪甚大。
反复推求之下,皇帝又提出了新的问题:尹壮图当初由北京丁忧回籍云南,只应该经过直隶、河南、湖广、贵州等省,怎么会经过江、浙、广西各省?
皇帝自问自答:自然故意绕道各处,与地方官交往,以便打秋风,必须老实交代。
这个指责皇帝也知道不十分有力,因为毕竟只是推测,没有人证物证。不过他还有更有力的武器。经过调查,皇帝发现尹壮图年过七十岁的老母仍在故乡云南生活。皇帝说,孝道乃人伦之首。作为孔孟之徒,既然你不能将老母接来北京,就应辞职回乡供养。而尹氏二者都不选择,一个人在京作官,“乃竟恋职忘亲,弃之不顾,尚得谓之人类乎?尹壮图不但无君,而无亲,人伦丧失,岂可忝居朝列,玷辱缙绅?尹壮图着革职,交与庆成押带来京,交刑部治罪”。
无君无亲,罪过还有比这更大的吗?
这么大的罪,应该如何处理呢?大臣们经过多次商议,按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制造假象欺骗政府,故意提出非法建议的罪名),提出应该将尹壮图判处死刑。
二月初四,乾隆对此案作了终审判决。出人意料地,采取了打击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皇帝说,大家对尹壮图的量刑是十分正确的。尹氏所犯大罪,即便不杀头,也应该充军。
但是皇帝特别仁慈。他尹壮图虽然卑鄙无耻,心怀恶意,但皇帝肚量如海,风格太高,“不妨以谤为规”,无则加勉而已。因此“著加恩免治其罪,以内阁侍读用,仍带革职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那意思是说,原本“敌我矛盾”,不过按“内部矛盾”处理。降级使用,从副部级降为司局级。因内阁侍读并无缺额,尹壮图被安排为礼部主事。
说来有趣,皇帝此时忘了他把尹壮图“恋职忘亲”列为定罪的重要理由,处理起来居然让他继续在京任职,与母亲分离。
倒是尹壮图知趣,一通感激涕零之后,他以侍奉老母为由,申请辞职。辞呈一上,皇帝无法拒绝,只好放他回家。五十七年八月,尹氏领了圣恩,卷了铺盖回老家养母去了。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七节 也说盛世(1)

盛世是中华民族的一个梦。生逢盛世,是每一个中国人对时代的最大期望。
所谓盛世,就是内无严重的政治###,外无迫在眉睫的敌国外患,社会治安良好,老百姓普遍能吃饱饭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这样大规模的盛世出现过三次,即汉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开元盛世及清康雍乾盛世。还有过几个小规模的盛世或治世,比如东汉“光武中兴”、隋代的“开皇之治”、明代的“仁宣之治”。甚至在大分裂的背景下,一些角落里的小王朝也取得过不错的治理成就。比如十六国时期南侵之前的前秦苻坚,南北朝时的刘宋文帝时代,以及五代十国的后周南唐统治下的某个时段。
然而也就仅此而已了。虽然历代中国人梦想盛世,但盛世的出现就是这样屈指可数,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
文景之治持续近四十年。贞观之治持续二十三年。玄宗前期的盛世之治,持续大约三十年。只有康雍乾盛世持续时间最久,然而从康熙二十年(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算起,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为止,持续也不到一百年。即使从康熙元年算到乾隆六十年,也不过一百三十多年。有人统治过,数千年中国历史,盛世和治世累计加在一起,不过四百年左右,剩下的都是充斥着灾荒、###和###的平世和衰世。

“盛世”这个词是中国独有的。汉文化圈以外的史书中,找不出这两个字。无怪乎中国历史多灾多难,细细掂量,“盛世”这个词本身就蕴含着无奈——“盛”、 “衰”相对。没有衰世做为背景,就没有盛世的美丽和灿烂。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盛世,都需要一个大规模的祸乱之世作为前奏。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是文景之治。在这个盛世出现前二十年,中国刚结束了秦末战乱。十余年的战乱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失。《汉书》中多处提及改朝换代之际各地惊人的人口变化。《汉书?陈平传》记载,秦代曲逆城共有人家三万户,而刘邦在秦末战争中路过这个城市时,发现它的人口只剩下了五千户。《汉书》还说,在刘邦即位十二年之后,全国统计上来的人口数只有秦代的十分之二三。
最为人艳称的盛世当然是“贞观之治”加“开元盛世”,其背景一样是空前惨烈的人口损失。在李世民登基的前三年,也就是武德七年,隋末的大规模战乱方才平息。“隋唐演义”中章章都是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贞观六年,魏徵描绘战乱的后遗症时仍说:“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贞观政要集校》卷2《直言谏争附》)贞观十一年,马周上书时仍然说:“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而清代盛世的背景也是持续数十年的大屠杀和大破坏。明清易代之际,人口损失至少四千万,其中直接死于清军屠城的就高达七百万。据《扬州十日记》所载,仅扬州一地,焚尸“约计八十万余”。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是四川的人口变化。《清史稿?王骘传》里记载的王骘在康熙的上疏中说 “四川祸变相踵,荒烟百里,臣当年运粮行间,满目创痍。自荡平后,修养生息,然计通省户口,仍不过一万八千余丁,不及他省一县之众”。赵文林所著《中国人口史》认为真实的数字并没有这样极端,有大量逃亡隐匿人口没有被王骘统计出来。他估计说1626年,四川人口为三百五十六万。到了三十多年后的1661年,人口还剩下九十五万。也就是说,损失了四分之三。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七节 也说盛世(2)
极衰之世的大破坏,正是盛世出现的必然条件。中国传统王朝崩溃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压力,而大战乱则为新王朝解脱了这个压力,提供了新起的宽阔舞台。正是隋末战争导致的人口大量死亡,造成田地大量抛荒,唐王朝才能实行均田制,给每个男丁发放一顷田地。战乱导致的自然“土改”,同样是汉初“招附流亡”、清初经济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在大动荡过去之后,新王朝只要能保证几十年内不发生大的政治###,那么并不需要它提出多么高明的发展策略,只需无为而治,顺势而行,自然就会收获一个丰盈的经济自动恢复期。所以说,每一次盛世,都是对前一阶段大灾难大破坏的一种反弹,一种弥补。
第二,盛世的出现,得益于衰世提供的经验教训。
前代统治者倒行逆施的严重后果,给看够了人间悲剧的后代统治集团以极大警醒。三大盛世的君主们,都非常善于从前人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
汉王朝建立之后,整个政治高层都在思考强秦何以暴亡。贞观之治的出现,更要感谢隋炀帝这个“反面教员”。与此相似,清初的几代帝王,也无不以晚明弊政作为自己施政之镜鉴。明代后期帝王以好货贪利闻名。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百姓剥削过甚。而清人入关之初,立即废除明末“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鉴于明代教训,清代统治者所定的赋税水平为历代最低,从康熙到乾隆,皇帝们都恪守“永不加赋”原则,怕重蹈晚明覆辙,不敢越雷池一步。
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个盛世,都是极衰之世付出高昂学费后考出的高分。

当然,付出了极衰之世的代价,并不见得肯定收获盛世。事实上,盛世出现的条件远比这个要苛刻。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灾难都能由进步来补偿,更多的时候,灾难换来的只是更大的灾难。
司马炎篡位不久,攻灭吴国,结束三国混战历史,晋武帝也成为继秦始皇、汉高祖、汉光武帝之后,第四个一统全国的帝王。一时“天下书同文,车同轨,牛马被野,余粮委亩,故于时有天下无穷人之谚”。隐隐然出现了“盛世”征兆。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具备汉文帝和唐太宗那样出众的素质。晋武帝迅速陷入物质享受之中。在皇帝的表率下,西晋贵族文恬武嬉,大肆挥霍,兴起了一股中国历史上闻名的“比富风”。因此不出人们意料,武帝死后不久,西晋便陷入了混乱之中。
因此,盛世出现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遇到英明的帝王。一代帝王的精明强干还不够。盛世的出现,都是几代人的接力努力达到的结果。出现一个英明的帝王,在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是小概率事件,而连续几代帝王都能雄才大略,那就更是如同彩票中奖一样难得,因此中国历史上盛世如此之少也就不难解释了。

盛世难以出现,更难以保持。
盛世的前奏是衰世,结局也是衰世。
中国历史上的三大盛世,都未能避免“盛极而衰”的结局。而且,盛世的倾颓,往往在极短时间内定局。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号称“全盛”,繁荣景象史所未见,但“安史之乱”的狂飙瞬间吹散了旷代繁华。公元752年,也就是唐天宝十一年,唐代人口达到顶峰,达五千二百万。但八年之后的公元760年也就是乾元三年,一下子降到了一千七百万。天宝年间最繁华的地区,从宜阳到武牢五百里中,在籍人口居然只剩下一千户人家,“居无尽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王朝衰败之迅速可以想见。
汉武帝前期统治是汉代统治达到的最高峰。然而武帝在极盛之后,鞭扑天下过甚,很快导致了衰败。晚年更是天下大乱,起义遍及关东地区,大者数千人,小者数百人,起义烈火几乎葬送大汉王朝。
乾隆盛世的政治清明与全面###更是只隔了瞬间。乾隆死前三年就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清朝从此一蹶不振,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
从盛到衰,如此迅速,其原因当然是这些盛世的出现依赖的是人治。中国历史上的几大盛世,只在史书上留下了统治者手腕的精明,人格的强大,却没有留下太多制度性的成就。没有内外条件的严厉制约,个人的英明与自制无法抵制环境的纵容与腐蚀。由胜而骄,由劳而逸,是人性不变的规律。盛世君主往往是集英明与昏聩于一身,理智与膨胀合为一体。他们通过既是辉煌成绩的创造者,也是王朝衰落的罪魁祸首。

中国历史上,“盛世”两个字叫得最响的时代,往往问题重重。
因为“盛世”是传统王朝统治合法性的有力证明。历经暴力夺权后,一个政权就需要以“养民”、“牧民”的成绩来支持自己的合法性。而盛世的出现,当然是统治成绩的最佳证明。
在一个王朝埋头开拓进取的过程之中,统治者们并不会经常提起“盛世”二字,而是致力于发现和解决问题。汉代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中,从来没有帝王和大臣自夸为盛世。相反,那些底气不足的统治者却常把“盛世”挂在嘴边。宋高宗因###而幸得大宝,偷安一隅,大敌在侧,却无心进取。这种治绩,无论如何与盛世不沾边。然而宋高宗却常常自诩为“中兴”和“盛世”。在皇帝的鼓励下,大臣们称颂盛世之声呈铺天盖地,应接不暇。他们说皇帝“於皇睿明,运符中兴,绵于肃清,乾夷坤宁”。“大功巍巍,超冠古昔”,“皇帝躬行,过于尧禹”。他们夸秦桧“心潜于圣,有孟轲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负伊尹觉民之任”,“大节孤忠,奇谋远识”,“圣贤一出五百岁,开辟以来能几人”。这些当初精心撰写的谀词,今天听起来只是讽刺。
中国历史上另一个“盛世”声音叫得最响的时代是清代。众所周知,清代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内心一直缺乏安全感。因此有清一代的诏书中,连篇累牍的内容是宣传大清政权的“深仁厚泽”。
但是,在整个清代盛世之中,叫得最响的又是两个特殊阶段,一个是身背篡位恶名的雍正统治时期,另一个是乾隆晚期,也就是盛世已经渐行渐远之际。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

皇帝从小喜欢西洋玩具。
这个兴趣显然与父亲有关。雍正以工作狂闻名于史,其实业余时间也是一个相当摩登的玩家,尤其喜欢西洋玩艺儿。现在故宫博物院里还保留着他好几张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他玩过的大量西洋钟表、望远镜甚至显微镜。
乾隆青出于蓝,同样领娱乐风气之先。那些可以蹦出一只小鸟或者走出一个小人报时的西洋钟表,从幼年到成年,一直能让他惊喜。乾隆二十二年十二月,皇帝传旨两广总督李侍尧和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说:“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进贡几件来!”皇帝如此直接地向臣下索贡,有清一代并不多见。看得出皇帝确实是“喜欢得紧”。
不要以为闭关锁国之下,清代的统治者与外界毫无接触。事实上,巴黎或者伦敦流行的玩艺儿,往往不久后就会随商船或者传教士传入北京。欧洲最顶级的钟表师成天琢磨康乾时代中国皇帝的喜好。还有欧洲人不远万里,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在广州开办了钟表工场,专为皇帝和贵族生产奢侈品。一些中国匠人也发挥中国人特有的模仿天才,大量仿冒西洋产品,并且惟妙惟肖。不过乾隆一眼就看出这些合资及仿冒品并非正宗,强调宫中所用必须进口原装:“从前进过竹叶青、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毯等件,务要是在洋做者方可。”(《乾隆皇帝与马戛尔尼》)
除了钟表外,皇帝还对西洋自动玩具着迷,特别是“机器人”和“机器动物”。宫中的西洋传教士西澄元研制了一头“自行狮子”,体量大小与真狮子无异,发条藏在狮子腹内,能行百步之遥。皇帝亲自前来观看,看着“自行狮子”昂首阔步向他走过来,大为开心。(《乾隆皇帝大传》)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洋器物引起皇帝的兴趣。皇帝对西洋乐器很好奇。他命传教士魏继晋与鲁仲贤教小太监学习“大拉琴”(估计是大提琴),和“小拉琴”(小提琴),在宫中组织了一个包括了大小提琴、钢琴、双簧管、单簧管、吉他在内的西洋管弦乐队,以便让居于深宫的女眷们也领略一下异国风情。

公元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皇帝接到了两广总督的一封紧急奏折。奏折说,有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派人到广州来送信,说打算要来朝贡天朝。
奏折后面还附上了翻译成中文的英国“商业总管”“百灵”的“禀文”。
这封禀文极具“中国特色”,内容如下:
英吉利国总头目官管理贸易事百灵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我本国国王,管有呀兰地嘧吨、佛兰西、嗳仑等三处地方,发船来广贸易。闻得天朝大皇帝八旬大万寿,本国未曾着人进京叩祝万寿,我国王心中十分不安。我国王说称:“恳想求天朝大皇帝施恩通好。凡有我本国的人来广,与天朝的人贸易,均各相好,但望生理愈大,饷货丰盈。”今本国王命本国官员公辅国大臣吗嘎尔呢,差往天津。倘邀天朝大皇帝赏见此人,我国王即十分欢喜,包管英吉利国人与天朝国人永远相好。此人即日扬帆前往天津,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另有差船护送同行。总求大人先代我国王奏明天朝大皇帝施恩,准此船到天津,或就近地方湾泊。我惟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掌故丛编》)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2)
这封从天边不知名国家寄来的信语气真的极为“恭顺”。你看,去年皇帝八十大寿,他们知道信儿晚了,没赶上,他们国王居然就“心中十分不安”。因此就巴巴地赶着今年来给皇帝庆生日,如果皇帝肯赏脸见他,那么他们国王就会“十分欢喜”,还“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真是懂得礼数。皇帝阅后极为满意。
不过,问题是,英吉利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哪个方向?多远多大?禀文中提到了“佛兰西”,难道与传教士提过的法兰西有点关系?
皇帝命人搬来八年前调集中外所有博学者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这本书中已经记载了中国人所知道的天底下所有国家。然而,从头到尾翻了一遍,虽然找到了传教士们常说的什么法兰西,意大利,却没找到英吉利三个字的影儿。
皇帝于是找来了宫中传教士,询问英吉利国是怎么回事。传教士们果然知道,告诉他,“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与法兰西国及意大利国在同一个方向,也以制造器械见长。
皇帝十分高兴。这既意味他将收到大批西洋贵重玩艺儿,更意味着,大清国的属国名单上,又将添上一个新的名字。
中国人的世界想象是,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四周国家环绕在中国周围,都沉陷在野蛮愚昧之中。因此,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而四周明白事儿的夷人大都“倾心向化”,急切地想到中央王国来参观学习,学习先进文化。
来了自然不能空手,他们带着本国最好的土特产,恭恭敬敬献给中国皇帝。这标志着他们向先进文明的致礼,也标志着对中华帝国的臣服。这些国家就叫朝贡国,又称属国。
“万国来朝”、“四夷宾服”向来是中央帝国统治成功的标志。中华帝国的属国越多,就证明帝国治理得越良好。中央王朝通过册封,赐予四周小国王朝以合法性。而中央王朝自身的合法性,一定程度上也需要小国们的捧场来证明。历代王朝都热衷于展示自己的光荣伟大,以吸引周围国家前来朝贡。
大清王朝的属国数量自然也不少。因为中国与属国的关系根本上是礼仪性的,中国是君,外国是臣,所以清代的外交分别由礼部和理藩部来划片儿管理。东南及海上一片,如朝鲜、琉球、越南、南掌(即老挝)、暹罗(即泰国)、苏禄、缅甸以及西洋的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罗马教皇厅(即意大利)等,归礼部管。而归理藩院管辖的,主要是西北陆上属地及国家,比如哈萨克、尼泊尔、锡金、不丹和中国人一厢情愿中的“属国俄罗斯”等等。
一般来讲,在进贡国名单上增加一个新名字绝非易事。除了千方百计遣使招徕,就要大动兵戈武力威服。大清属国数量在乾隆年间增长最速,主要是因为乾隆二十二年,清朝击败准噶尔,这一战使“哈萨克左右部、布鲁特东西部、安集延、玛尔噶朗、霍罕、那木干四城、塔什罕、拔达克山、博罗尔、爱乌罕、奇齐玉斯、乌尔根齐诸部落”均“同属内地”或者“列我藩服”。“以亘古不通中国之地,悉为我大清臣仆,稽之往牒,实为未有之盛事”。(《清史稿》)
而如今,既没用大清帝国出兵,又没有遣使,数万里外大西洋上的从不知名的英吉利国就“远慕声教,倾心向化”,主动前来纳贡。这难道不是中华帝国文化影响力的有力证明吗?不是大清盛世的最好注解吗?不是皇帝晚年遇到的一桩大喜事吗?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3)
何况这个新的“臣仆”将为皇帝贡献许多奇珍异宝。那篇禀文里不是说得很清楚吗?“带有进贡贵重物件,内有大件品物,恐路上难行,由水路到京,不致损坏,并冀早日到京。”
依惯例,海上到达的外国贡使一律由广州上岸。皇帝回复两广总督,特别批准英吉利人破例由天津登陆:“阅其情词极为恭顺恳挚,自应准其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诚。”(《清高宗实录》)

其实英国人并非是中华帝国的陌生客人。他们来到中国海边已经几百年了。很久以来,他们一直是大清国最重要的外贸伙伴国之一。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一直为东方这个神秘的大国所吸引。早在1497年,英国人卡波特就企图打通前往中国的航路,可惜没有成功。直到1635年,英国商船“伦敦号”抵达澳门,才标志着中英交往的开始。
从那时起,中英间就建立起了贸易联系。不过当时的明朝官员并不知道这些外国人从何而来,看他们一样是红头发蓝眼睛,以为他们是荷兰人,所以将他们也称作“红毛番”。在中国人眼里,荷兰当时是海上最强的国家。
其实世界大势早就发生了变化。十六世纪末起,英国相继击败西班牙和荷兰,实现了海上崛起。在中外贸易中,英国人同样后来居上,很快就取代了荷兰和西班牙,成为中外贸易的主力军。中国茶叶之风靡全球,主要就是英国商人的功劳。
虽然早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国人就开始种植茶树,但直到十六世纪中叶才为西方人所知。1606年,荷兰人首次将茶叶输往欧洲。然而在此后一百余年间,欧洲人并没有对这种新饮料表现出多大的兴趣。中英贸易兴起后,经过英国商人的大力推介,茶叶逐渐成为欧洲人客厅里的时尚,并且使越来越多的人着迷。从1685年到1759年,七十多年间,英国从中国的茶叶平均每年采购量由八万多磅增长到二百六十九万磅,增长了三十多倍。茶叶也已经成了中国出口到欧洲的最大宗货物,占了欧洲人从中国采购商品量的一半以上。英国人因此成了对华贸易的绝对主力。1764年,欧洲运往中国的货物总值为银一百九十一万两,而其中英国所运为一百二十一万两,占63.3%;而当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货物总值为白银三百六十四万两,英国人购买的为一百七十万两,占46.7%。及至十八世纪末,英国对中国的贸易输入值已占西方国家总值的90%左右,输出值则占70%以上。英国早已经是中国第一大外贸出口国,也是第一大外贸进口国。(《闭关与开放,中国封建晚期对外关系研究》)
可是中国皇帝与中国政府对此一无所知。英国人仍然如明末一样,与荷兰人一直都被称为“红毛番”。对这两种“红毛”之间的关系如何,连与之直接打交道的中国商人都十分模糊。以至于前几年刚刚修定的《大清一统志》,记载了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却竟然没有这个最重要的外贸伙伴。
中国皇帝何以闭目塞听如此?

其实要怪乾隆皇帝晚年记性不好。对于这个英吉利国,他本来应该有印象的。
那是乾隆二十四年的事。那一年夏天,天津大沽口外的海面上,出现了一艘西洋三桅船。一个中文名叫“洪仁辉”的英国商人,自称“英吉利四品官”,说有要事,要进京告御状。
“英吉利四品官”的到来惊动了天津知府。充满好奇心的知府灵毓来到洪仁辉船上,对这个金发碧眼的洋人进行了拜会。洪仁辉操着流利的中文对他说,他们本来在广州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在贸易过程中,受了许多欺负,因此想找中国皇帝评评理。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4)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没出过的奇事。按理灵毓不应该允许这个不守规矩的夷人进入天津。但是头脑灵活的灵毓早就听说过外国商人都很有钱,因此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发财机会。于是他对洪仁辉表示,听了洪氏的讲述,他十分十分地同情。他会向上级汇报这件事,但是由于替一个外国人越级上访,他要冒着被革职的风险。
所以,灵毓悄悄伸出五个手指头。如果没有五千两白银的好处,他不敢做这样的事。
其实洋人洪仁辉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英国翻译,根本不是什么英吉利四品官。他本名詹姆士?弗林特(James Flint),从乾隆十二年(1747)起成为英东印度公司翻译。之所以自称四品官,是因为他很清楚,一个普通的英国商人或者翻译根本不可能见到中国的官员大人。虽然对中国官员的###十分熟悉,洪氏还是觉得五千两实在太多了。他与灵毓讨价还价。最后谈定的价格是两千五百块西班牙银元。先交两千,事成之后再交五百。
收受了沉甸甸的银元后,19日下午,灵毓允许洪氏的船由水路开到天津,并将洪仁辉安排在一座庙宇中住了七天。在这七天当中,洪仁辉的状纸层层上交,被从天津送到了紫禁城,直达乾隆皇帝的御案。
洪仁辉的状纸中,向皇帝叙述了他们几十年来在对华贸易中,遇到的许多困难。他说他们几十年来,十三行制度一直像一个难受的枷锁一样困扰着他们。他说他们的贸易因此严重不平衡,很难直接了解中国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物品。他要求大清帝国在广州之外,再开一些贸易口岸。他还提出了以下具体要求:
我们要求我们所雇用的所有通事和买办,不必向海关官员缴付规礼或经其认许。
我们控告设在我们商馆与货船之间的三个关卡的人员,他们曾向即将启航的商船诸多勒索,尤其是最后一个关卡的官吏,去年竟将“霍顿号”引水的执照扣留。
我们要求把我们称作罪犯的不光彩告示撤除,最近这种告示张贴在省城和城郊各地,致使我们在路上经常受到侮辱。政府不仅有责任保护我们,同时亦应保护和我们来往的商人、通事、买办和仆役等。
我们控告我们商馆附近的海关屋子一位官吏的粗暴行为。约在两个月前,他借口我们没有向他鞠躬行礼,竟禁止我们在自己的艇上乘凉。我们要求命令他到我们的住所道歉,或将其解职。……(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二百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目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5)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他们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中国地方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犹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同时也是为了“严华夷之防”。
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们所厌。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乾隆五年九月,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两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十四个多先令。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的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他们基本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屈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虽然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官员们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力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他们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六十八种名目,总计一千九百五十两白银。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6)
乾隆二十四年九月初四日,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例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内容如下: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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