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严厉质问尹壮图，你的这个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复奏”！
皇帝决定，如尹壮图所请，命令户部侍郎庆成，带着尹壮图前往直隶、山西、山东、江苏等省，盘查仓库。皇帝要公开和尹氏打一个赌，那就是大清的官员队伍到底基本上是好的，还是基本上是坏的；大清天下的仓库基本上是满的，还是到处都是亏空。如果果然像尹氏所说，那么我就承认我这五十年都白干了，所有的大臣都是在欺骗、敷衍我。如果尹氏所说不实，皇帝隐藏杀机地说，他也必然“自蹈欺罔之咎也”！
四
皇帝和大臣公开打赌，并不是人老糊涂，自降身份，而实在是因为尹氏所言涉及到了如何看待大清帝国政治形势，如何评价皇帝五十五年的统治成绩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对于共同生活的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时代，乾隆与尹壮图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那么，乾隆五十五年的政治局面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尹壮图并没有说谎。
大抵在乾隆四十五年前，大清王朝确实基本上像乾隆的判断那样，处于盛世顶峰。乾隆中前期，国势稳定，政治清明，官僚体系效率极高。
然而，乾隆五十五年时的大清政局，已经沧海桑田，不复当年模样。
让我们先看一下当时经常出入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见闻。乾隆五十五年到中国进贡的朝鲜使臣回国后这样向他们的国王描绘大清朝：“（清帝国）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及至乾隆六十年，他们的评价更是发展为“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朝鲜李朝实录》）
朝鲜人对中国的了解也许仅止于皮相，但中国官员表达得比朝鲜人还要激切。乾隆崩逝后，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最为痛烈：“十余年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以布衣言事的章学诚批评更十分犀利：“自乾隆四十五年以来……上下相蒙，惟事婪赃渎货，始加蚕食，渐至鲸吞……贪墨大吏胸臆习为宽侈，视万金呈纳，不过同于壶箪馈问，属吏迎合，非倍往日之搜罗剔括，不能博其一次，官场如此，日甚一日。”洪亮吉描述乾隆晚年###的普遍程度时说，当时官员中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是一比九或者二比八。而这十分之一二的自持之人，在官场中混得并不好。“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事实上，尹壮图毅然上疏，完全是出自一片拳拳忠君爱国之心。居京为官的二十年间，他一直听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大清王朝蒸蒸日上，正处于历史最好的时期，如皇帝在诏书中反复讲的那样：“虽非大当，可谓小康”，“纪纲整肃……吏治肃清。”“万民欢悦，四海升平。”虽然京城官场上偶有些灰色现象，比如和珅招权纳贿的传闻不时钻入耳中，他也认为这不过是局部现象，无关宏旨。然而，丁忧往返一路的见闻粉碎了他头脑中的盛世幻象。他原本以为恩泽普及，天下当人人称颂朝廷，不料不论是与乡绅故旧在酒桌上闲聊，还是与贩夫走卒在路上交谈，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咒骂官场，叹息时事。更为严重是的他发现地方财政大多处于亏损运行状态之中，仓库亏空现象遍地都是。各级政府上报给皇帝的仓库存粮存银数量，十有###是虚报。一旦发生全国性的突发事件，后果不堪设想。
在第一道奏折中，尹壮图并没有谈及他的这些具体感受。一是因为都是风闻，没有实据。二是他也意识到这些风闻交织出的图景实在过于黑暗，与政府平日描绘反差太大，公布出来会造成不良影响。他是一个忠朴之人，认为罗列现象，发发怨气，并不能有补，只有找出原因，才是急务。所以他的奏折只提及议罪银制度，而未及其他。只是被皇帝紧逼之下，他才一急之下把自己的感受全盘托出。这样也好，他希望自己揭开这个黑暗的盖子，能引起皇帝的震动和猛醒，力挽狂澜于既倒。
那么，何以在短短十多年里，乾隆朝的政治局面出现了如此翻天覆地之变化？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二节 皇帝老了（1）
一
第一个原因是皇帝老了。
公道世上惟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虽然贵为天子，可以生死天下一切人，可以移山填海再造世界，乾隆却一分钟也不能推迟晚年的来临。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身体最好的一个。他生来身体强壮，精力充沛，这主要是得自母亲的优良遗传。乾隆八年东巡之时，他途中打猎，用弓达九力之多（弓的型号分十二力，八力以上皆为硬弓）。年逾六旬以后，“虽弓力渐减而不下三四力”。他一生虽然始终处于操劳之中，却从未得过大病，直到老年，都堪称健康。
然而，衰老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虽然一再自称“精神纯固”，事实上，中年之后，他的身体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种种老化的征兆。在乾隆六十年的一首诗里，皇帝自注道，四十五岁以后，他的左耳听力就有所下降，六十五岁以后，左眼视力也明显下降。“左耳重听者四十年，左目欠明者亦二十年，有合今之俗人所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者，作《戏语》。”乾隆四十五年年及古稀之后，他身体衰退之象就更加明显。
蒙田说，“老年有这么多缺陷和愚蠢，又这么容易受人耻笑。一个老人能够得到的最好收获不过是家人的仁慈和爱，统领和敬畏已不再是他的武器”，虽然没有人敢于耻笑皇帝，乾隆自己却越来越经常地感觉到自己的可笑。年过七十之后，“昨日之事,今日辄忘；早间所行，晚或不省。”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皇帝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清制礼帽分凉帽暖帽两种，上自皇帝下至臣民，同日更换。一次皇帝从热河回京，天气稍冷，皇帝就换上了暖帽，群臣纷纷效仿。过几天，天气又暖，皇帝又戴凉帽，大臣们也忙着换帽子。皇帝奇怪大臣们为什么这么换来换去,仔细一想才恍然大悟，苦笑着说：“不怨大臣，是朕年老所致也。”
老年乾隆精力也显然不济了。原来军务紧急之时，从早上五点钟起床，一直到晚上十二点看刚刚送到的情报，大脑高速运转，从不疲倦。而此际，只有早上一两个小时头脑可称清楚，能够处理复杂的政事。过了这段时间，就调动不起精神来了。乾隆四十九年之后，又增了失眠之症。“寅初已懒睡，寅正无不醒。”(《清高宗御制诗五集》卷十《少寐》)“年高少寐，每当丑寅之际,即垂衣待旦,是以为常。”
越是曾那么酣畅淋漓地品尝过青春的快乐的人，越是难以抵受晚年的凋零之苦。年轻时的大脑，如同镜子一样清晰，读书过目不忘，理事丝丝入扣。举凡一政，乾隆能从头脑中的二十四史、皇祖皇考遗训直到大臣奏议里勾调出全部资料，加以迅速整合、对比、加工、提炼，在第一时间得出准确而高明的结论。到了晚年，这面镜子已经雾蒙蒙一片，照什么东西只能显出个似是而非的轮廓。过去头脑中堆积如山的资料，如今已经丢失了索引，如同一个散乱的仓库，想寻找点什么，只能深一脚浅一脚地艰难跋涉，偶尔巧合，瞎猫碰到死耗子一样找到一两件东西，更多的时候，则是费尽力气，耗尽时间，把这个仓库翻得昏天黑地，仍然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精神之光，原来可以烛照上下古今，纵横万里，如今只能记得三五天之内的奏折和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因而处理政事的准确度大大降低。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二节 皇帝老了（2）
皇帝是没有退休制度的。尽管精力、健康和智慧只剩了年轻时的几分之一，然而他的任务和职责却一分没少。如同一头衰病残疾的老牛，仍然要拉着沉重的大车，倾覆是迟早的事。
二
随着生理的老化，心理和性格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皇帝虽然从中年起就一目不好，晚年更兼老花，但披阅章奏，阅览书籍，仍然不愿戴老花镜。大臣们进献了许多花镜，他都“屏而弗用”。并且因此写了一首《戏语》：“半见还当半不见，半听亦可半不听，此虽俗语合至理，执两用中法舜经。”意思是说，凡事不可求全，也不必明察太甚。一目视力不佳，他正乐得因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正符合“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这首诗固然是一时玩笑之作，其实也反映了乾隆从中早期的察察为明到晚年难得糊涂的心态变化。
面对如小山一样的奏折，皇帝越来越感觉不堪重负。他开始一再强调地方官员汇报情况时，要语言简明，并时以奏事琐细“徒滋烦扰”而对有关官员严行申斥。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壮年时的皇帝经常呵斥的是官员们奏事不细不明。乾隆四十九年以后，为了适应自己的身体状况，皇帝处理政务的时间大大缩短。当年九月，他以“优眷老臣”为名，准三品以上官员年过七十者日出后进朝。乾隆五十六年十月以后，这一规定又扩大到全体在京官员，“俱著于卯正到齐，亦不为迟。”
早年峻烈无情的皇帝，晚年心态变得越来越宽和。他不再像早年那样，疾恶如仇，除恶务尽。相反，他乐于施恩，乐于原谅别人，乐于听到别人的感恩颂扬之声。乾隆中前期，对臣下的奖赏比较谨慎。乾隆三十九年，提督常青因为士兵击贼有功，各赏银牌一面。这样的小事，居然受到了乾隆的训斥。乾隆说，此奖过当，“可恨之极”。然而到了晚年，他却经常进行无原则的滥赏。即所谓“赏宜从厚，从不肯使勤劳者稍有屈抑”。（《乾隆起居注》）嘉庆后来说：“近年皇考圣寿日高，诸事多以宽厚，凡军中奏报，小有胜仗，即优加赏赐；其或贻误军务，亦不过革翎中饬，一有微劳，旋经赏复。虽屡次饬催，奉有革职治罪严者，亦未惩办一人。”（《嘉庆实录》）
老年皇帝处理政务力图简明，但求清静。避免“烦扰”，减少麻烦，成为皇帝处理政务的一大原则，他希望地方官在地方上不要主动挑起矛盾。大处着眼，小处放过，以不扰民，不生事为要。在纠正官员办理文字狱扩大化的倾向时，皇帝说，对文字过于推求，“滋扰闾阎”，“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对民间宗教的高压也有所减轻。乾隆四十八年，江西巡抚郝硕奏报，他破获一起民间宗教案件，案中诸人，聚众吃斋念经，案情严重，建议严惩。以为这篇汇报能得到皇帝的嘉奖，没想到却被皇帝批评了一顿：“该抚既经查出，应将经忏等件烧毁，无令仍前吃斋念佛，使其改悔，不必过事追求，致滋烦扰。各省地方遇有此等案件，如果实系邪教传斋徒众及有违碍字句者，自应严行查办，灭绝根株；若止系愚民吃斋求福，诵习经卷，与邪教一律办理，则又失之太过。所有案内人证即著概予省释，经卷等全行销毁。”从此之后，普通民间宗教案不再被当成重案，那些吃斋念佛的信男善女们又可以自由活动了，不免“人人感念皇上天恩”。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二节 皇帝老了（3）
从乾隆十三年起，核准死刑犯时一直都从严把关，朱笔扫过之处，颗颗人头落地。从乾隆四十八年起，皇帝又回复到以前的宽容、仁慈。乾隆四十九年，皇帝将四十七年以来的六千三百七十二名死刑犯都免死发落。乾隆五十七年，又将八千多名死刑犯免死。
放松法网的同时，施恩的手笔则更加宏大。乾隆末期财政并不十分宽裕，皇帝减免起税收来却并不心疼。乾隆五十五年，普免天下钱粮两千七百七十万两，五十九年，普免八省钱粮，六十年，免各省完完节年地耗正粮一千七百万两。真所谓“皇恩浩荡”，举国称庆。
当然，对百姓温和的太阳，照在官员身上也一样和煦。对于晚年出现的一些贪污官员，乾隆经常拖着不惩，或者以“不为已甚”为辞，加以宽纵。如乾隆五十二年五月，内外文武大臣中竟有多人连续被革职、革任十余次而后却仍然留任原职者。（《乾隆实录》）
朝鲜使臣描述晚年乾隆政风的变化时说：“皇帝近年颇倦，为政多涉于柔巽，处事每患于优游；恩或多滥，罚必从轻；多滥故启幸进之门，罚轻故成冒犯之习。文武恬戏，法纲解弛，有识者颇以为忧。”（《朝鲜李朝实录》）
三
黑格尔曾说，在中国，皇帝应该是整个帝国“那个不断行动、永远警醒和自然活泼的‘灵魂’”。“假如皇帝的个性竟不是上述的那一流——就是，彻底地道德的、辛勤的、既不失掉他的威仪而又充满了精力的——那么，一切都将废弛，政府全部解体，变成麻木不仁的状态。”
这段话几乎是对乾隆晚年政局一字不差的描述。
皇帝既然喜欢清静，不愿生事，地方大员们当然更乐于高枕无忧。乾隆四十五年之后，懒惰之风在政界迅速蔓延。官员们对于案牍之劳，避之不及。遇到公事，层层推诿，一层一层向下转批：“不问事理之轻重，动辄批委属员，督抚既委之司道，司道复委之州县，层层辗转推延，初若不与事者。”（《乾隆朝东华录》）
坐堂审案，处理民间纠纷是地方官的重要职责，然而乾隆晚年的官员们“终年以坐堂审事为苦”，千方百计推拖不理：“民间呈状俱由宅门投递批准，不审，终年延搁。小民拖累不堪，赴控，上司批查，亦屡催不复。”也就是说，老百姓告状，他不开庭审理，一拖就是一年。老百姓等不及，越级上访，上司询问，他也懒得答复。还有的官员恨百姓越级上访，给自己添麻烦，就想方设法打击上访者：“恨民上控，必加刑责，而案件仍不为审。”（《乾隆吏科题本》）
清代官员考成制度中，对许多政事列有处理期限。到了乾隆晚年，官员办事逾期之事越来越普遍，因此而受处分居然成为官员受处分的主要原因之一。从清代档案《乾隆吏科题本》可以看到这样几个例子：甘肃皋兰知县徐浩任内受处分二十三次，其中十三次是因为办事迟延。湖南浏阳知县张宏燧受处十一次，迟延占四次。广东长安知县丁亭详受处分九次中，迟延占五次。
乾隆四十三年，湖北江陵县发生了一件抢劫案。一群农村流氓抢劫了附近的富有寡妇家，寡妇认出了抢劫者，事后当即报官。此案证据确凿，事情清楚，很容易处理。可是当时的县令汤廷芳虽然派人抓到了两个嫌犯，却懒得审理，将嫌犯取保了事。后面相继接任的四任县令在十年内“均不严究”，“经事主控告，臬司严催，俱延宕不解，扶同沉搁，置地方盗案于不办．实出情理之外。”这样一个小小案件，换了五任地方官，却居然还没有结案。乾隆听说后，也不禁大为恼火，说：“足见湖北吏治废弛已极。”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二节 皇帝老了（4）
湖北事件并非个别。乾隆五十三年二月，直隶建昌县发生土匪马十等人抢劫一案，事发后整整两年，地方官还是没有结案，说是头绪复杂，一时审不明白。皇帝闻听后大为恼火，命将犯人押到山东行在，亲自审理，不到一个月就究出了正犯。皇帝说：“可见外省废弛积习，大抵相同。”“似此玩延悬宕之案，或更有甚焉者。”
外省如此，京师风气也相同。踢球扯皮之风盛行，一件小事，往往数月经年处理不了。“至六部等衙门办理事务，虽有限期，由各道御史汇奏，但事有关涉两部者，亦每至彼此推诿，行查不以为要，吏胥等得以藉端沈阁，百弊丛生。其驳查外省事件，又每以一驳了事，或竟有驳至屡次，往返耽延，经年屡月，并不勒限严催。”（《高宗实录》卷一三五一）
除了懒，政风懈怠的另一个表现是软。皇帝既然宽仁为尚，不愿杀人，官员中老好人自然越来越多。他们在处理案件时，“于一切审拟案件，有意宽减。”（《乾隆圣训》）更有甚者，连抢盗重案也“多所迁就，致凶顽不知惩创”。（《乾隆上谕档》）夹在各方当事人之中的地方官，只想和稀泥。他们“既畏民，又畏生监，兼畏胥役，既不肯速为审断，又不欲太分皂白”。（《乾隆实录》）
如果说传统政治的经济原则是剥削与压榨，那么操作秘诀就是控制与压迫。皇帝控制着官僚体系，官僚体系压迫着整个社会。一旦高压减轻，则社会秩序必然出现剧烈反弹。
随着官僚体系的废弛，乾隆晚年社会治安迅速恶化。
乾隆晚年，人口压力越来越重，社会矛盾和危机越积越深。而官僚体系百务废弛，国家陷入半瘫痪状态，恰恰给矛盾危机提供了迅速发育的机会，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游民的大量出现和形成组织。
从乾隆三十九年起，各省流民在生存压力下大量入川，四川各地出现了名为“噜”的游民组织。他们多是无籍游民，三五成群，忽聚忽散。乾隆描述这些游民团伙的形成说：“乃有一种强壮游惰之人，不务生业，三五成群，数十为党，呼朋引类，有师有徒，有首有从，各占地方，聚居古庙荒亭，沿村逐乡勒索钱米，遇有婚丧之家，劲讨酒食，不满其欲，辄肆咆哮，动以放火劫窃，出言恐吓。乡民畏之如虎。甚至恃众抢夺奸淫，谋故杀人，无恶不作，种种贻害，不可枚举。”（乾隆朝中朱批奏折）乾隆四十六年后，因为地方官员“一味因循畏葸，于地方全无振作”，“噜”的活动进入高潮。据《剿捕档》记载：“川省匪近年每邑俱多至百十余人，常川骚扰，并有棚头名号，戴顶、坐轿、乘马，白昼抢夺淫凶，如入无人之境。通省官吏罔闻，兵民不问，甚至州县吏役，身充噜，如大竹县役之号称一只虎等语。”
湖北武昌，则在乾隆晚年出现了盘踞山区，专门靠抢劫为生的家族，“屡经惩创，怙恶不悛。”（《乾隆上谕档》）
山西的社会治安也相当不稳，“民情尚气好斗，嗜酒佩刀，因事相争，动辄挥刃，积习相沿，已非一日。”
南方沿海海盗越来越猖獗。乾隆五十二年，海盗在距厦门十余里的地方，“纵横无忌，行劫兵船。”五十八年，又登岛国纵火抢劫。乾隆六十年，皇帝总结南方海盗形成原因时说：“闽省近年以来，吏治废弛已极……各海口地方，盗匪仍复肆行出没，甚至五虎门近在省会，而盗船即在彼停泊叠劫，毫无忌惮，以致商贩闻风裹足，皆由该省督抚等平日漫无整理所致。”
大规模社会动荡的前奏已经缓缓奏响。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1）
一
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皇帝第四次东巡山东。对于这个“孔孟之乡”，皇帝似乎有着特殊的兴趣，一生十一次光临。其中六次是南巡经过，五次是专门来访。
与前几次东巡明显不同，这一次，沿途前来接驾的王公大臣特别的多：以前只是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全数到来，而这一次附近的蒙古王公，几处盐政织造，甚至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封疆大吏也麕集于此。一路之上黼黻相接，仪仗塞路，闹得小小的山东翻天覆地。
并不是皇帝在途中要开什么“扩大会议”，也不是山东省政府举行什么重大活动邀请大家参加。大员们争先恐后来到山东，只是为了满足老皇帝愈演愈烈的一个喜好：收受贡品。皇帝的此次山东之行，也成了各地大臣们的赛宝大会。每位大员的车队都是珠光隐隐，宝气四射。这些大臣老早就瞄准这个机会，上穷碧落下黄泉，开始搜罗皇帝喜欢的“玩艺儿”。让我们抄录一点历史资料，看看皇帝这次短途旅行过程中，都收了些什么样的礼物：
二月十六日，在黄新庄驻跸时，蒙古阿尔善亲王罗卜藏多尔吉进了“金六十锭”，净重五百九十二两。亲王说，这是预备皇帝一路上赏赐他人之用。
六天后，还是在黄新庄，河南巡抚徐绩给皇帝进了数车衣料：
贡缎袍五十端、贡缎套五十端、宁袍五十端、宁褂五十端、杭绫一百端、汴绫一百端、貂皮一百张、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
贡缎、宁价值几何，今天的读者可能不太清楚。不过“乌云豹一千张、银鼠一千张”的分量应该可以想象。“乌云豹”者，《清稗类钞》云“狐项下细毛深温黑白成文者”，指生于沙漠地带的野生沙狐颌小的那一小块皮。银鼠即白貂，毛色银白而富于光泽，历来价值极昂。
五天后，皇帝行至宝家营，湖北巡抚陈辉祖等候在此，进了一批小玩艺儿：“洋磁小刀三十六把、海龙帽沿五十付、象牙火镰包三十六个。”
由北京到山东，一路之上，几乎每个驿站都有大量的贡品在等着皇上。内务府派出大量接收人员，源源不断地将这些贡品装车运回大内。档案里的贡品单实在太多太长，择有特点的再抄几个：
三月初八日，在德州，河东河道总督姚立德恭进“曹扇一百柄、鼻烟壶一百个”。
三月十五日，在泰安府，九江关监督全德恭进“三十喜鼻烟壶二十个、套蓝表式鼻烟壶二十个、玉堂春富贵鼻烟壶二十个、锦地洋花鼻烟壶二十个、套蓝福寿带钩二十个、矾红描金福禄寿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带钩二十个、松绿拱花带钩二十个、掐丝珐琅搬指二十个、口甚达尔汉搬指二十个、洋彩竹黄搬指二十个、花斑石搬指二十个”。
三月十七日，在泰安府，广东总督李侍尧恭进“象牙朝珠五十盘、蜜蜡斋戒牌五十面、子儿皮钉花搬指套五十个、象牙搬指五十个”。
四月初九日，在德州，广东巡抚熊学鹏恭进“黄羽纱马褂三十件、大红呢雨褂三十件、葡萄青呢雨褂三十件、程乡茧三十件”……
二
这一趟出行，可谓是满载而归。想必回京路上，御辇之内，细细把玩品鉴这些鼻烟壶、带钩、搬指儿、曹扇之时，心情一定非常愉快。
“进贡”是专制时代的一项定制。《尚书?禹贡》云：“任土作贡。”也就是说，各地官员以及各藩属国以土特产贡献给天子，既满足了天子之需，“致邦国之用”，又沟通了上下感情，所以皇帝和各地都乐此不疲。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2）
从一定程度上说，清代皇帝的生活质量与贡品直接相关。
和我们的想象不同，皇帝虽然富有四海，却并不能任意支配国库来满足个人消费。原来，清代皇帝的私人财政和国库是截然分开的。国库由户部掌管，而皇帝的私人财政则由内务府掌管。皇帝的个人财富主要来源于以下几部分：一个是内务府管理的皇家庄园的收入，二是内务府通过经商、放贷等方式，为皇帝创一点收。另外，则就靠各地给皇帝的进贡和“报效”了。
实际上，乾隆即位之初，是以拒绝进贡而闻名的。
刚刚登上皇位之时，乾隆曾下达诏书，说自己身在丧中，无心享乐，要求各地大臣在三年之内停止进献各种贡品。
如果说守孝期间不接受贡品，史有先例的话，那么三年之后守孝期满，皇帝仍然不收贡品，就可以分明体现出皇帝对物质享受的峻拒态度。皇帝还下了一道谕旨，说明他不收贡品的理由。他说，地方大臣们给我进贡，不过是想借此与我联络感情，建立情感上的沟通。“殊不知君臣之间，惟在诚意相孚，不以虚文相尚。如为督抚者，果能以国计民生为务，公尔忘私，国尔忘家，则一德一心，朕必加以奖赏，若不知务此而徒以贡献方物为联上下之情，则早已见轻于朕矣。”（《乾隆起居注》）励精图治之态灼然可见。
那么何以到了晚年，皇帝会一反初衷呢？
一是晚境顺遂，高枕无忧。
二是乾隆本身从来不是禁欲主义者，从来都对物质享受情有独钟。天潢贵胄的生活使他从小被培养起了超级精细的欣赏口味。作为盛世之巅的太平天子，他比一般帝王更富于享受的资本和条件。
一个人的天性是不可能被长期抑制的，虽然登基之后强自隐忍了十余年，但步入中年之后，皇帝对自己的要求不再那么严格了。乾隆十六年，进贡的大门被第一次打开。那一年他举行了首次南巡，同时当年又值太后六十大寿，皇帝下旨说，因两逢盛典，许多大臣一再要求进献贡物，以表微忱。如果他一概拒绝，似乎不近人情。因为进贡者“分属大僚，上下联情，势难概斥，伊即奏进，自不得不量存一二”。
全帝国内所有的高级官员都从这道谕旨里读懂了皇帝的心声。从此，为皇帝准备贡品，就成了他们分内一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为重要的工作。时间不长，他们就摸清了皇帝的喜好：钟表、字画和古玉，最讨皇帝喜欢。另外，搬指儿、鼻烟壶、小刀等，也容易被皇帝收下。
乾隆二十二年，粤海关监督李永标、广州将军李侍尧进献了一批贡品，主要有紫檀镶楠木宝座、紫檀镶柄木御案等数种。其中比较特别的是“镶玻璃洋自鸣乐钟一座”和“镀金洋景表亭一座”。
一般来说，进贡既然是大臣给皇帝送礼，内容当然是大臣自定，皇帝不便发表意见。然而这次贡品送上之后不久，皇帝很罕见地就贡品问题发布了指示：“此次所进镀金洋景表亭一座，甚好，嗣后似此样好看者多觅几件。再有此大而好者亦觅几件，不必惜价，如觅得时于端阳贡进几样来，钦此。”
从此，皇帝喜欢西洋钟表一事立刻被官场所周知，广州西洋八音匣等售价因而猛涨。“这些东西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用处，但中国官吏们却醉心追求，示意他们的属下不惜任何代价收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3）
至于书画，更是皇帝私人收藏库中最重要的内容。众所周知，乾隆文化修养极佳。他九岁开始练习书法，十九岁开始学画。对于珍品字画，皇帝像史上那些有名的收藏家一样嗜之如命，必欲得之而后快。不过，其他收藏家收集书画，东奔西走，历尽辛苦。而皇帝收藏，却全然没有这些麻烦。这些光彩夺目的无上精品，大部分来自臣仆的贡献。只要他的喜好一被侦知，那么全帝国之内最好的藏品，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紫禁城。
皇帝对古玉的兴趣也十分浓厚，他一生御制诗文共四万余首，其中涉及玉器的篇目即达八百余。目前故宫收藏的上万件古玉，多数是在乾隆时期由各直省督抚一级的官员进贡的。他的御制诗文显示出，他经常一个人蹲在玉库里摆弄玉玩，挑出一些古玉，命人刮垢清理后，亲自评出甲乙丙级。
如此算来，他也称得上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收藏家了。
三
历代进贡在资格和时间上都有严格的规定。清代成例，仅督抚们有进贡之权，进贡的时间也只限于三节：冬至，中秋，还有皇帝生日。而到了乾隆晚年，这些规矩都被打破了。地方上的布政使、按察使直至京中的内廷翰林也开始进贡。为了收罗民间珍藏，一些百姓也可以将家中珍藏通过大臣，转贡给皇帝。进贡遂成了皇帝搜刮民间珍宝的最主要途径。为了配合皇帝的胃口，一年三节的时间限制也被打破了。除了三大节，端午、上元节、重阳节，大臣们也都可以踊跃进贡。除此之外，大臣们开动脑筋，集中智慧，创造出了无数进贡的新名目：皇帝出巡，经过地方，大臣迎驾进贡，称“迎銮贡”。皇帝每年去热河避暑，大臣们进贡，称“木兰贡”。大臣们进京觐见皇帝，所献贡品称“陛见贡”。皇帝提拔加恩，所献贡品，称“谢恩贡”……有时，皇帝想要某种东西，又实在没有借口，就干脆称“传办贡”。
所以，乾隆四十一年这次东巡所收贡品，应该归为“迎銮贡”。不过，即使是“迎銮贡”，也应该仅限于所经过地方的官员。而这一次，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巡抚官员们也都放下工作，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进献大批财物，从体制上讲可以说并无先例，也毫无道理。这一事件唯一可以说明的，就是皇帝对贡品的需索已经达到了失态的程度。
随着老皇帝越来越失态，越来越多的封疆大吏把其他政务推到一边，集中精力为皇帝购买制造奢侈品。越到后期，官员们进贡的次数越多，物品越丰。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这一年，长芦盐政徵瑞进贡十五次，闽浙总督伍拉纳进贡十一次，福建巡抚浦霖进贡九次。其中伍拉纳十一次进贡日期分别是：三月初八日、三月十一日、三月二十四日、四月十九日、六月七日、七月十九日、八月十一日、十二月七日、十二月二十一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几乎无月不贡。
而到了皇帝的生日，进贡浪潮更是席卷全国。每到此时，整个帝国变成了大小官员们比赛贡品的万国博览会。据朝鲜使臣记载，四十五年乾隆七十大寿时，他在中国一路所见的进贡景象实在令人咋舌：北京附近，各地进贡的大车据不完全统计多达三万辆。除大车外，那些珍贵怕碎的贡品以人担，驼负，轿驾，更是多不胜数。“其杠而担者，物之尤精软云。”“每车引马骡六七头，轿或者联杠驾四骡，上插小黄旗，皆书进贡字。”为了抢运贡品，车辆互相争道，“簧火相望，铃铎动地，鞭声震野”。好不气派。（朴趾源《万国进贡记》）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4）
四
官场上，送点小礼物，是人之常情。但像晚年乾隆这样毫无节制地收受礼物，当然就是一种###了。
皇帝的理论是，送给皇帝的礼物是由官员们“自行制办”，也就是自掏腰包，目的是“联上下之情”。既不会增加百姓负担，又沟通了君臣间的私人感情，何乐而不为呢？
事实上，并不用太多的精明，就可以判断出“自行制办”之不可能。送给皇帝的“土特产”，几乎件件超出官员们的承受能力。皇帝喜欢那种镶珍珠的玉如意，臣下纷纷进献。当时一柄不嵌珠的玉如意值银四千两。而当时广东珍珠价格，重四分的珠子约值银四五千两，重五分的则需六七千金，如像龙眼果那样重三钱的大珠竟值二万两银。一柄如意的价值如此，其他礼物可想而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精美绝伦的礼品，每一件都是民众的膏血凝成。
因为进贡之风的盛行，乾隆年间的官场上出现了“帮贡”一词，即有权进贡之大臣令下属帮助其“购买物件”，以“孝敬皇上”。这一新词汇光明正大，而且十分光荣，颇有凝聚全体官员对皇帝的无比热爱之义。实际上却成了贪污###的新方式。因为送给皇帝的礼物，从采购置办到送进大内，往往过程不公开，账目不清楚，云雾重重，机关多多。事实上，送到皇帝手里的一万两，可能意味着督抚们从州县官员那里剥削了十万两，而州县官员们则完全有可能从民间剥削了百万两。
事实上，乾隆晚年的数起贪腐大案，都牵出过背后的进贡问题。那些进贡最多最好最得皇帝赏识的大臣，后来多数都成了贪污犯。比如那个一年进贡十多次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勾结串通属下官员，贪污库存银达八万五千余两进行私分。案发后，朝廷抄了伍拉纳的家，抄出白银多达四十多万两。被抓之后，伍拉纳自供其巨额财产中就有一部分是来自于勒令下属“帮贡”所得：“我们并不自己出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肥囊橐。”
乾隆皇帝的宠臣李侍尧是当时“优于办贡”的代表之一。时人认为他是乾隆朝进贡之风兴起的带头人：“（李侍尧）善纳贡献，物皆精巧，是以天下封疆大吏，从风而靡。”这并非虚言。现存史料中有一张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初八日时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所进贡物品名单，我们可以从中窥得李氏进贡手笔之大：
镶洋表金万年如意一柄金无量寿佛一尊珊瑚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蜜蜡朝珠一盘脂玉万年有庆一件白玉祥禄寿三星一件白玉长春壶一件白玉蟠桃九熟一件白玉保合太和一件白玉长春花洗一件白玉寿星一件白玉如意仙一件白玉香盘一件汉玉佛手一件汉玉花囊一件汉玉拱璧一件白玉云纹铎一件白玉元洗一件汉玉炉瓶一事一分汉玉飞熊叶瑞一件白玉印池一件宋磁霁红花囊一件定窑洗一件喜窑一统尊一件成窑五彩瓶一件定窑福禄尊一件宣窑梅瓶一件宋磁霁红瓶一件定窑宝月瓶一件哥窑笔洗一件青绿三代尊一件青绿提梁一件青绿凫尊一件明黄刻丝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刻丝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明黄缎绣万福万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真紫缎绣三色金诸仙祝寿龙袍一件天青缎绣三色金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缎绣万寿长春龙袍一件天青缎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宁绸绣六合同春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宁绸绣江山万代龙袍一件天青宁绸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绿实地纱绣四季呈祥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香色实地纱绣八仙庆寿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酱色实地纱绣吉祥九如龙袍一件天青实地纱绣八团立水龙褂一件洋锦缎二十匹洋花绒二十匹大红鸳鸯绒十版大红羽缎十版洋绣帕一百方洋绣小帕一百方紫檀雕花宝座一尊紫檀雕花御案一张紫檀镶玻璃三屏风一座紫檀雕花天香几一对紫檀雕花炕几一对紫核镶玻璃衣镜一对紫四雕花书隔一对紫檀雕花方凳八张紫檀镶面玻璃横披一对珐琅镶玻璃五屏风妆镜九座珐琅镶玻璃手镜九对紫檀镶玻璃福禄式小挂镜九对东洋漆炕桌一对东洋漆香盒五件鸾翎宫扇一对孔雀宫扇一对洋镶钻石自行人物风琴乐钟一对红玛瑙钻石珠花瓶式乐钟一对洋售钻石蟠桃推钟一对洋镶钻石蟠桃表一对洋玻璃金鱼缸一对仿景泰珐琅瓶一对珐琅福禄瓶一对镶玻璃小佩镜二十七面蜜蜡鼻烟壶二匣洋金银线二百文珐琅手盆九对珐琅唾盂九对翠顶花三十匣翠花五十匣天然沉香瓶一件洋油画小挂屏一对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三节 那些贡品（5）
李侍尧之所以如此热衷“办贡”，讨皇帝喜欢固然是一个原因，而另一半的原因是进贡过程中，自己可以大肆向下属摊派。而且，进贡后退回的宝物，他居然也纳入自己的私囊。当时来中国的朝鲜使节风闻，“大抵侍尧贪赃中，五之三入于进贡。”原来，为了表示风度，臣下所进贡品，皇帝一般不会全收，只能择收部分，其他要退回。这张贡单中，皇帝所收的只有十来样，其他玉器、宋元古瓷、龙袍、紫檀宝座、珐琅等七十四项数百件都归李氏所有。乾隆四十五年李侍尧缘事治罪籍家，结果抄出“黄金佛三座，真珠葡萄一架，珊瑚树四尺者三株”，“此是侍尧进贡物件而还给者也”。
山东巡抚国泰也是“进贡能臣”演变成贪污案犯的典型一例。国泰进贡成绩之突出，连乾隆都曾夸其“进贡为优”，“优于办贡”，进贡之勤快到了令皇帝有点烦的程度。乾隆四十七年正月初六日，皇帝在山东巡抚国泰的贡折上批道：何必献勤至是?今所贡才器都闲置圆明园库，亦无用处，数年后烂坏而已。真成大笑话。
就在此批发出仅三个月后，即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国泰就犯了案，原因是对下属强行摊派，聚敛个人财富，致使山东通省亏空。七天之后，国泰即被赐自尽。
乾隆年间侵贪大案而与进贡有关者，除李侍尧、国泰、伍拉纳外，还有浦霖、阿思哈、卢焯、恒文、良卿、方世俊、高朴、彰宝、王望、勒尔谨、陈辉祖、郝硕等无数大案，而这类败露的大案充其量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整个官僚体系通过进贡这个借口直接汲取的财富，不知凡几。
五
进贡过程中的贪腐行为，不过是进贡的诸多后果中最轻的一种。更为严重的是，皇帝对物欲不加节制的追求，给天下传达了许多不良的信息。
第一个后果是官场奢侈之风的刮起。
乾隆晚年，社会风气日趋奢糜。官场之上，官员们整日比的是谁家的厨子好，谁请的戏子高明，谁收藏的古玩稀奇。据说当时在江南一带的仕宦社会中，人们有“三好”，即“穷烹饪，狎优伶，谈骨(古)董”。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乾隆时代官宦、士人阶层平日爱好的一个缩影。
乾隆晚年，许多官衙终日歌舞升平，花天酒地。河道总督衙门是最典型的代表。每次总督兴办治河工程，“每于工次搭盖馆舍，并开廛列肆，玉器钟表绸缎皮衣无物不备，市侩人等趋之若鹜，且有娼妓优伶争投觅利，其所取给者，悉皆工员挥霍之赀，而工员财贿，无非由侵渔帑项而得。”堵塞衡口工程时，“工次奢侈挥霍，开廛列肆，玩好生色，无所不有。”
另一个影响是官场上送礼之风的兴起。
乾隆六十年，福建巡抚浦霖贪污案发，皇帝查抄其家，查出“三镶玉如意大小共一百五十七柄”，皇帝惊叹：“此与唐元载查籍家财胡椒至八百石何异”。其实皇帝大可不必如此惊诧莫名，胡椒至八百石，可能吃不了，百数十柄如意却是稍有头脸的臣子必须常备的，除了给皇帝的贡品以及皇太后圣寿、阿哥成亲、公主下嫁的需要，进京陛见，处处打通关节，哪一项应酬少了“如意”能如意?
乾隆晚年，官场上无钱不办事。王望就官甘肃时，全省流传的一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二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说，送一千两银子给王望不过能见上一面；送二千两银子，王大人赏脸的话，有望留吃一顿便饭；送三千两银子，王大人高兴，会和送礼的人一起拉拉弓，射射箭，练练骑射，以示关系更近一层。从见面到吃饭再到一同玩一玩，表明和掌管全省钱财物大权的布政使的关系，一步步拉近，而主导这种关系远近的砝码就是白银。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布政使王望冒赈案发，还揭露出一个新的职业：“坐省长随”，就是把“贴身长随”派去做驻省城的联络员，有点像今天的“办事处”。据后来接任甘肃布政使的王廷赞说，王望在任时，令各下属州县专派出自己的贴身“长随”守候在省城，建立“驻省城办事处”。这些人在省城，就专门负责与王的家人交朋友，拉关系，探听信息。凡有属员馈送王望金银时，就装入酒坛内，用泥封好，由这些“坐省长随”送进。王望交待说：“我遇有需索时就令人通知坐省长随，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所以各州县有馈送我的东西全由坐省长随经手。”王望在短短数年间聚敛了三百万家财，其中大部分是通过“坐省长随”来完成这些“交易”。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1）
一
仅仅靠贡品，并不能保证皇帝的日子过得足够舒坦。因为皇帝家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俗话说，礼尚往来。通过收受贡品的方式收藏民间珍宝，其过程虽然比一般收藏家轻松愉快，但也不可能不付出任何代价，更何况乾隆是一个面子上特别“讲究”的人，绝不会一味仗势豪夺。他的回赐除了一些虚衔外，主要是银两。因为体恤收藏者的不易，也为了显示皇帝的气派，他回赐的数目，不但相当公道，有时甚至是过于丰厚。这就需要大量的钱。除此之外，大至宫廷造办处造办各种玩艺儿，内务府采办各种物资，小到过年过节给妃子孩子们压岁，无处不所需甚巨。金山银海中长大的皇帝本性慷慨，手笔很大。眼光又高，凡事精益求精，登峰造极，日常支出比康雍两朝成倍增长。然而如前所述，祖制规定，皇帝的个人开支不得加重百姓负担，所以这些费用的来源并非国库，必须由内务府自筹，而内务府的财源实在有限。事实上，为了开辟财源，乾隆曾经动过很多脑筋。他曾派内务府官员到恰克图采买俄罗斯皮货，贩到内地转卖，想大赚一笔。但由于内务府官员无能，获利无多，部分皮毛无法高价变卖，只能摊派到各处织造，使皇帝大为生气。（《乾隆朝内务府的皮货买卖与京城时尚》）除此之外，皇帝还允许内务府对商人发放高利贷，出售部分特许商品的经营权，以牟取暴利。但是由于缺乏理财高手，虽然拥有权钱交易的最大便利，内务府的收入还是增加得很慢。晚年皇帝对财富的渴求越来越炽，也越来越感缺钱之苦。
议罪银制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由和珅策划出来的。
二
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个最大的贪污者，人们往往过多渲染了和珅的钻营功夫，而忽略了乾隆晚年的独特心态。事实上，如果在乾隆中青年时期，和珅绝无机会爬得这么高，当然，后来也不可能跌得这样重。
尽管健康状况已经越来越难以支撑日常政务，但乾隆从来没想过把大权分担给朝中重臣。他深知这些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根深叶茂，一旦分享最高决策权，很容易引来大批依附者，形成朋党，导致混乱。为了保证大权独揽，老皇帝迫切需要一根得心应手的拐杖，或者说，一个有能力的贴身秘书，帮他处理日常政务，执行具体决策。这个人应该在朝中没根没底，没帮没派，没有什么资历。这样，才会伏首帖耳，绝对忠于皇帝。更重要的是，他必须机敏果决，才华出众，能够实际代替皇帝处理一些复杂事务，否则难入以挑剔闻名的乾隆法眼。
乾隆四十年秋天，皇帝出巡。老皇帝旅途寂寞，就和蔼地和身边一位骑马随行的新任侍卫聊起天来。先是问他多大了，姓什么叫什么，接着又问他什么时候进的宫，在哪当过差。这位风度翩翩的侍卫回答他二十六岁了，钮祜禄氏，叫和珅，刚被选为乾清门侍卫。年轻人语言流利而得体，态度恭敬又从容。皇帝开始对他感兴趣了，便问起他的功名出身。和珅说自己十八岁那年曾参加乡试，没能中举。乾隆问道：“当年的卷子，还能记得几句吗？”和珅说能，于是边走边背，一会工夫，居然把八年前的卷子从头到尾全背了下来。
皇帝大为惊异，那心情，恰似王熙凤之初见小红。人到老年往往更加欣赏年轻人的干练和活力，皇帝试着派和珅办了几件事，其机敏练达善解人意，令皇帝大喜过望。乾隆原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英主，可却挑不出和珅的毛病。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2）
一年之后，乾隆四十一年正月，二十七岁的和珅被任命为户部右侍郎，成为二品大员。三月，又成为军机大臣，四月，兼内务府总理大臣，赏戴一品朝冠。
从此之后，他一直高居政治高层，从男爵到公爵，从户部右侍郎到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太子太保，其拔擢之快，任事之繁，总揽之巨，有清一代绝无仅有。一生高己卑人、明察过甚、恩威不测的乾隆帝，从来没有怀疑过和珅的才干与忠诚。
和珅得罪身死前的三天，回顾平生，曾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星辰环冷月，缧绁泣孤臣。
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
“怀才误此身”这五个字并非完全是开脱。他确实当得起“才华横溢”四个字。和珅年轻时代曾就读于咸安宫学。这个学校以招生条件严格和教育质量出众出名。能考进这里，从某个侧面证明他的天资出众。咸安宫学的课程包括经史、少数民族语言、书画、武功骑射和火器。从课程的全面正规来看，其目的很明确，就是为帝国培养高级政治人才。和珅大部分功课都相当出色。他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经史典籍无不涉猎，文字功夫出众，并且武功骑射基础也相当不错。
除了学业出色外，和珅业余兴趣也十分广泛，琴棋书画无所不通，特别以诗名。清人钱泳产称和珅诗颇有“佳句可寻”，而当时的大诗人袁枚则这样夸赞和珅兄弟：“少小闻诗礼，通侯即冠军；弯弓朱雁落，健笔李摩云。”
更让老皇帝感觉舒服的，是他的情商高于智商，与人相处总能使对方感觉愉快。史书载这位美男子“行止轻儇，不矜咸仪，言语便给，喜欢诙谐，然性机敏，过目辄能记诵”。他毫无士大夫的方巾气。据《啸亭杂录》载：“和相虽位极人臣，然殊乏大臣体度，好言市井谑语，以为嬉笑，尝于乾清宫演礼，诸王大臣多有俊雅者，和笑曰：‘今日如孙武子教演女儿兵矣。’”能在乾隆面前这样说话的，满朝只有和珅一人而已。他善解人意，凡事从不用皇帝废话。他办事干练，嘉庆也不得不承认他“精明敏捷”，他特别长于游刃有余地应付各种突发事件。凡遇繁难政务，乾隆常常派和珅去处理，和珅以其机敏果断屡获褒奖。
乾隆四十五年，他充任钦差大臣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因办理得体，未及回京，升任户部尚书兼议政王大臣。回到北京，他“面陈云南盐务、钱法、边事，多称上意，并允行”。表现了自己的全面政治才华。这是和珅从政生涯第一次重要亮相，表现得到了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可。
乾隆五十三年###林爽文起义过程中，和珅作为机要秘书，为皇帝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政策建议。起义平定后，皇帝特意赐诗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承训书谕，兼通清汉。旁午军书，惟明且断。平萨拉尔，尔曾督战。赐爵励忠，竟成国翰！
“兼通清汉”是和珅的一项重要政治资本。乾隆朝最重要的政治文书，都是用满文写成的，这实际上就把许多汉大臣排斥在了最高决策圈之外。乾隆朝唯一参与最高机要的汉大臣张廷玉，也精通满文，因为他中进士后曾经专门学习满语。及至乾隆晚年，大臣中文兼满汉且又有眼光有见解的，唯有和珅一人了。故五十六年平定廓尔喀后，乾隆又说：“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汉文。此分颁给###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者，殊难其人，惟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3）
历代被处死的贪污犯中，和珅的死是最从容最雅致的一个。
嘉庆四年正月十八日上午，皇帝派人送来一条白练。和珅见到白练之后，索笔题诗一首：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
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一个在临死前能写出这样充满禅意诗句的人，应该是个有一点深度，有一点悟性，有一点定力的人。目光锐利的乾隆本也不会让一个平庸之辈处于离自己最近的位置上。
事实上，对和珅的全面定位应该是——政治家、经济官僚、诗人、学者、艺术鉴赏家和###的失败者。在乾隆后期，他在整顿国家财政制度、管理文化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都做出了相当杰出的贡献。他主编了《四库全书》、《大清一统志》、《三通》等大型丛书，《红楼梦》能流行于世，据说他的功劳尤大；因为精通多种语言，所以和珅实际上充任了当时的外交部长，曾多次负责接待朝鲜、英国等国的使臣。英使马戛尔尼曾评论和珅说，在谈判中“保持了他尊严的身份”，“态度和蔼可亲，对问题的认识尖锐深刻，不愧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
仅止这些才能，已经足以使乾隆离不开他。更何况和珅还有另一项为皇帝所亟需的天赋，那就是理财。
除了不死读书、兴趣广泛、注重人际关系沟通技巧外，和珅身上还有许多其他的“现代气质”，比如财富观念。
和珅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传统社会中的财富观念是静态的，人们有了钱，第一选择永远是买地，把流动资产化为固定资产，“入土为安”。而和珅却深通现金流动起来后的巨大威力。在不动产与现金面前，他显然对现金更感兴趣。乾隆五十七年,庄头许五德与他人发生矛盾，托和珅帮助打官司，并答应“事后或送地六十顷，或银一万两”。和珅听后明确表示，“不要地亩，要银一万两”。他的贪污受贿所得，一小部分用于扩大不动产，更多的部分，则用于各种工商业投资，其范围涵盖了金融，地产，矿山，物流，医药，商业等许多行业。他在北京城内拥有当铺十二座，其中永庆当、庆余当、恒兴当、恒聚当等，都是典当业巨头。此外他还经营印铺、帐局、瓷器铺、药铺、古玩铺、弓箭铺、柜箱铺、鞍毡铺、粮食店、酒店、杠房、石灰窑等。此外，他家还专门拴了八十辆大马车，从事运输业。这些行业的收益率，当然远远高于地租。就是那些不动产，他也尽可能选择用来出租。据后来抄家官员统计，和珅仅在北京就有出租房屋三十五处，“一千零一间半”，“每年共取租银一千二百六十八两三钱，取租钱四千四百九十二吊二百四十文”。（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可以说，只要是赚钱效益快的行业，就有和珅的身影。值得一提的是，当时采矿业由于风险巨大，管理复杂，投资多，见效慢，一般人不敢经营，和珅却敢于尝试。他看中了煤矿业是朝阳产业，曾投巨资在门头沟和香山两地开了煤矿。和珅巨大家业的积累，贪腐所得当然是大头，但是他自己的投资收益也并非无足轻重。
和珅还有着强烈的契约意识，在金钱面前亲兄弟明算账，虽然至亲好友也毫不含糊。他的外祖父伍弥泰官至大学士，向他借过两千两银子，他担心外祖父不能及时还账，逼着老头拿自家地契抵押，“取田契价值相当者署卷归偿。”（《郎潜纪闻》）他岳祖父英廉的孙子向他借钱，也是拿地契为抵押品才借出去的。（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档案《内务府来文》）他亲舅舅明保向他借了一万五千两白银，他规定每月一分起息，连本带利滚到两万一千四百五十两。他贴身家人傅明向他借银一千两，答应如到期不能还清，便从其“每月工食内坐扣”。不久傅明身亡，和珅并不念其效劳一生而免除债务，而是令其子花沙布代替还债。并且每月规定按七厘起利，加上以前所欠利银二百两，共计一千二百两。因为对金钱的热爱，和珅甚至亲自担任家里的会计和出纳：“和相……出入金银，无不持筹握算，亲为称兑。”（《啸亭杂录》）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4）
成为乾隆皇帝的私人助理后，他的经营天才迅速得到了体现，并迅速得到乾隆的重视。乾隆四十一年，他出任内务府大臣。在此之前，这个负责皇室财政的机构经常是入不敷出。“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而他就任之后不久，就面貌一新，不但弥补了以前的赤字，还出现了盈余。乾隆四十三年，皇帝加派他充任崇文门税务监督，在他的经营下，这个税关收入一下子跃居全国三十多个税关的前几位。这两炮打响，乾隆对和珅的理财本领愈加刮目，所谓“晚年依毗益笃”。所有与财政有关的部门渐渐都划归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
在乾隆眼里，和珅简直就像一个魔术师，总是能出人意料地制造出新的财源。“议罪银”的制度化，就是一个天才发明。
三
议罪银是由“罚俸”演化而来。罚俸古已有之，扣除官员几个月至几年的“基本工资”，是惩罚轻微过错的常用手段。随着乾隆中期施政愈苛执法趋严，皇帝觉得罚俸数额太少，不足以警戒其心，又法外加罚，所罚动辄上万，改称“议罪银”。皇帝的初衷，不过是想让官员“肉痛”一下，并没有想把它制度化为一项财源。
和珅当政后，马上发现了“议罪银”的妙处。罚俸的决定权在吏部，款项由户部承追，银两也交给国库，过程公开透明。而议罪银并非国家旧制，故可以绕开吏部户部，由军机处负责。因为此项银两不是国家定制，可以不纳入国家财政，而是归入皇帝的小金库，并且过程及数额都可以不公开。因此，在和珅的建议下，皇帝批准将议罪银制度化，并且将罚银的范围大大扩展，从财政亏空之类的重大错误到在奏折中写错几个字，都可以一罚了之。
此举一出，那些聪明的大臣们马上就发现了妙处。不少大臣主动要求交纳议罪银。比如河南巡抚毕沅以“未能迅速搜获要犯”，自请罚银二万两；陕甘总督勒尔谨以失察客商走私玉石自行议罪缴银四万两。以小过而甘重罚，既说明大臣们对自己要求的严格，又为皇帝小金库的充实不声不响地立了功，可谓一举两得。因此，通过这种主要踊跃“捐输”的地方大吏不在少数。比如河南巡抚何裕城有一次不小心，把香灰弄到了朱批奏折上，因此“惶惶不可终日”，积极要求自请罚银三万两。手笔之大连皇帝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遂降旨说：没有那么严重，加恩宽免银二万两，交一万两上来就可以了。
被动交纳议罪银的大臣当然就更多了。自从议罪银制度化之后，大员们发现，他们的钱包随时有被和珅以各种借口打劫的危险。居官任上，难保不犯错误。犯了错误就有可能被罚银。至于罚多少，那往往要由和珅掂量这个官员家产的多寡而定。比如巴延三因为辖内百姓谭老贵自缢身亡，不得不“自行”交纳议罪银八万两。而特成额同样因为辖内老百姓余方得自缢，交两万两就可以过关。李天培则因为管理监狱不善，导致“遣犯脱逃，重囚监毙”而交纳四万两，而明兴因“历城县监犯越狱”，交纳三万两。
当然，也有更多的官员感激这个制度。比如前内务府总管西宁，因为替皇帝做生意时“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皇帝一怒之下，要砍他的头。还是和珅帮忙，从中说合，对皇帝晓以人头卖不了钱的道理，议定西宁交八万两罚款了事。这八万两定得很准确，正好把西宁家刮得净光。西宁不得不出卖家中不动产来交纳此项银两，事后还要因为保住了脑袋而给和珅寄信表示感谢：“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代奏，宁不胜悚激切之至。”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四节 和珅与议罪银（5）
在和珅的操作下，议罪银制度为晚年皇帝的钱包里注入了大量现金。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十三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六十八件，平均每年五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三十七人次，即全国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二十六人次。罚议罪银少则万两，通常三万两上下，见于记载的最多一次高达三十八万四千两，下面是《密记档》几笔记载：
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全德奏交苏州织造任内应赔罚料银并关税短少银二万八千七百七十二两。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宝奏交自行议罪银十一万两。
乾隆四十六年，文绶名下共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巴延三因“民人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七年十月，和珅代奏原任巡抚杨魁之子杨超铮交议罪银五万两，分五年代其父交纳。
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征瑞奏交国栋名下入官银五万两。
乾隆四十八年(1783)，盐政使西宁因盐课事“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奏交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福康安代奏巴延三“因盐务事”交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乾隆四十九年，征瑞奏交范清济“因拖欠额铜数十万斤，除查封产业外”，罚银八万两，故自议交银八万两。
乾隆五十年，李质颖奏交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关税短少银三万余两，共十七万余两。
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二十六日，富勒浑代奏运司张万选因“船只缺少不能筹画添补”事，交自行议罪银三万两。
乾隆五十一年八月，和珅、福长安代奏雅德因“浙江税务缺少”事，交自行议罪银六万两。
……
四
按乾隆的说法，议罪银制度是“以督抚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看起来似乎于国体无损，既没有增加百姓的负担，又宽绰了皇帝的手头，还警诫了不法的官员，真是一举多得。而事实上，这却是一项后果极为严重的恶政。
所谓吃人的嘴短，用人的手短。在享受花钱的快乐的同时，老皇帝对于那些踊跃交纳议罪银的官员不可能不高抬一点贵手。许多所谓“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交纳的银两足够多，就可以免罪。因此议罪银实际上起不到惩戒作用，反而变相使贪污侵占合法化，为犯罪提供了保护伞，“免死牌”，为贪官们壮了胆，让他们为非作歹起来心里有了底。反正大不了找和珅通融通融，罚钱了事。正如尹壮图所说：“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
积累多年的家业被罚光后，官员们的第一选择往往是更加疯狂的搜括。有的时候，因为议罪银数量过多，无法交纳，官员们的第一选择也是通过“犯罪”来获取“议罪银”。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要交三万两议罪银，向他求助。他于是非法侵吞了一千六百两银子，交给弟弟。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向属员们勒索了白银八万两，而一年前国泰的父亲文绶缴纳的议罪银恰是八万两。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五节 腐败大潮（1）
一
在传统社会想根除贪污，就如同让大海停止波动一样不可能。中国传统政治体制是默许官员在一定程度下贪污的，因为“低薪制”的设计使官员不可能不靠灰色收入来生活。事实上，传统财政制度中可钻的空子多得不胜枚举，贪污对任何一个智商正常的人来说都不是难事。在大部分时候，贪污之所以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在儒学价值观有效运转下人格操守的约束。再一个是从上而下的政治高压。也就是说，最高统治者的反腐决心和虎视眈眈的监视。
在乾隆晚年，约束###的两个条件都失去了作用。乾隆盛世的经济发展为###提供了巨大空间。在乾隆前期，大清经济一直高速成长，经济总量迅速增加。蛋糕做大了，可以搜刮、聚敛的基数比以前扩大了数倍。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如同细菌遇到了适合的温湿度和酸碱度，在乾隆皇帝的眼皮底下，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相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就已经千疮百孔了。
乾隆中后期，###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涉案数额从小到大，###案件由少到多。乾隆前期，继雍正肃杀之后，贪污案件极少发生。偶有发生，贪污额亦不大。乾隆前期处理的几个案子，少者数千两，多者也不过数万两，极少有上十万者。像提督鄂善收贿银千两，即被处死。到了中后期，###案接连爆发，涉案金额成倍、成十倍增长，官员贪污动辄数万，十万，数十万。乾隆三十四年，一个小小的贵州知州刘标就侵蚀公帑二十四万两。第二次金川之役中，一个小小的松岗站站员居然一次侵占公款近九万两。
二是###官员由底层向高层发展，涉案高官越来越多。一般来说，高级领导干部经过组织程序千挑万选，人格素质和政治素质均应大大高于官僚队伍的平均水平。确实，在乾隆前期，因为###而败亡的高级官员，不过三五人而已。而到了中期之后，形势为之一变。从州府，到省级大员，最后到首席军机大臣，都陷入###的泥潭。乾隆中后期二十多年间，省部级高官被处理者达二十多人。乾隆皇帝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各省督抚中廉洁自爱者，不过十之二三。”（《乾隆起居注》六十年八月）
三是贿赂公行，窝案串案迅速增多，###呈集团化公开化趋势。
康雍两朝，举朝视贪腐如仇敌。到了乾隆朝，大家对###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在权力已经充分市场化的背景下，办一件事，安排一项工作，升一次官，枉一回法，需要多少钱，都有心照不宣的规定。不懂这些潜规则，在官场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不贪污，一个人就无法操纵自己的关系网，如果不贪污，他也没办法建功立业。在一定范围内的贪渎，不但是社会所默许的，而且是必须的。“腐而不败”，是做官的最高境界。
为了自保，###者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是涉案人员众多，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上百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会导致一省官僚体系瘫痪。
第七章 盛世的崩坍 第五节 腐败大潮（2）
乾隆晚年最典型的一起贪污大案，甘肃冒赈案，就同时具有以上三个特点。
二
乾隆四十六年，甘肃人苏四十三率回民起义，乾隆皇帝派兵进剿。由于事发突然，甘肃一时难以筹集大量兵饷。时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向皇帝表示，愿意捐出四万两，以解燃眉：“臣甘愿将历年积存廉俸银四万两，缴贮甘肃藩库，以资兵饷。”
聪明反被聪明误。读到这个奏折，乾隆的第一反应不是大加赞赏，而是心中一愣。众所周知，甘肃是个穷省，官员收入很低，一个布政使怎么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在布置战争的同时，皇帝派人密查王廷赞家产来源。一查之下，甘肃冒赈案迅速败露。
原来，乾隆三十九年，王廷赞的前任山西人王望任甘肃布政使。他对皇帝说，甘肃这些年连年大旱，百姓饿死不少。因此请示朝廷，在当地开展捐粮运动，捐得多的富户可以取得“监生”资格。对救灾一向大力支持的皇帝批准了王望的建议。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王氏却只收银子，不收粮食。数年之间，就筹集了上百万两白银。这笔钱他一分钱也没有用来救灾，而是在命令各级政府编造假账报销后，与各级官员私分掉了。
在贪污大量银两的同时，王望不断上奏朝廷，说他办理捐粮事宜，救了多少多少灾民，灾民如何如何流着泪感谢皇帝，感谢朝廷，哄得皇帝心花怒放。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乾隆因王望办理捐粮“有功”，一道谕旨将其调往浙江升任巡抚。王廷赞接任布政使，按前例继续贪污。据事后统计，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初，甘肃省共有二十七万四千多人捐了监生，收银一千五百万两，通省官员合计侵贪赈银二百九十多万两。
这样严重的贪污案件，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它反映出大清政治体制的许多致命问题。首先是监察机制形同虚设。
有清一代，放赈过程有着严格而细致的规定。规定发放粮米时，官员必须亲自到场，每日发放后，官员要亲自签字画押，以为凭证。全部发放完毕之日，还要在发放册首尾签上总名，通册加骑缝印记，以备上司检查。同时，还要将发放数目，具体领取人名字、数额张榜公布，让百姓监督。然而王望命令全省官员自行捏报灾情，所有报灾、勘灾、监放规定均视为一纸虚文，无一执行。数年之间，不但从来没有人检查核实，也并没有人举报揭发过。
对于甘肃捐粮这样的大事，皇帝是十分重视的。乾隆四十二年初，皇帝曾经派人到甘肃开仓查粮，以防捐粮过程有弊。可是甘肃各州县官员串通作假，在粮仓的下面铺架木板，木板上面撒上谷物，给监察官员以“粮仓满囤”的假象，轻易欺骗了朝廷。
其次是这一案件反映出贪腐已经由局部发展到全部，由变态发展成为常态。这个案子涉及甘肃省官员二百余人，其中布政使以下县令以上官员一百一十三人，可以说将甘肃全省处以上官员几乎一网打尽，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贪腐集团，案前有预谋有计划，案中有分工有组织有步骤，案后有攻守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