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摺》，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六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而通过十三行的规定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利。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记录，直到乾隆二十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7）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两个帝国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不必要的麻烦。清代统治者每以“汉人难治”，而江浙一带的汉人又是整个汉地最难摆弄的。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他们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的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像吹气球一样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世界上去。从1698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的出产，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百分之十是货物，另外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十八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8）
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告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要求这个走险之举。
在天津等了七天，直到7月28日晚六点，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察皇帝旨意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同意免除英国人自带食品和生活日用品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外了：
一是驳回英国商人提出的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付出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七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外夷五条》，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住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9）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定还重申，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说：“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经过这次挫折，英国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篇禀文。
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十一年，伊丽莎白女王就给中国皇帝写过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纽伯莱送往中国，不幸的是，中途被葡萄牙人截获。
英国人无可奈何。那时的英国还是欧洲二流小国，只能任凭葡萄牙的欺负。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从万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在近二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国革命结出了宪政之果，使英国率先在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调动起了英国全国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间，英国连续多次打败了荷兰，将今天的美国彻底划入其殖民圈。1757年到1763年，通过七年战争，英国又彻底打败法国，将印度和加拿大归于自己的统治，成为海上霸主，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另一个人口多达三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0）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了那时欧洲历史的纪录。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9月26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次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
“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准备礼品，更是费尽了苦心。
他们带上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八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乾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更是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是如何的重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1）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徵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乾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中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
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他们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在翻译时，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
前文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
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准。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英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对象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对象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常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惟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一切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2）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
在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像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启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然而，在乾隆时代，这是中国人根本无法理解的观点。中国人的财富观是静态的，他们不相信贸易会增加整个人类的财富。在西方人眼中，利润是压倒一切的。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利润从来不屑一顾。在中国人眼里，天朝的尊严是至高无上的。英国人不太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而中国人也实在不能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作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两个民族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英国人拒绝行礼的消息震动了整个中国朝野。朝廷的脸色立刻由晴转阴。
英国人记述道，他们会见和珅谈判觐见礼仪时，遇到了一副阴沉的脸色：“和中堂接见公使的时候坐在正中一个铺着绸的高椅上，两旁有四个大臣。”“他们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英国人感觉和珅故意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式：“为了表示国家的尊严，他们似乎决心避免以平等的精神回答特使的敬意。”（《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关于此后的争执的记载，已经汗牛充栋，没有必要在此罗列。事情的结局众所周知：因为英国人拒绝行礼，整个中华帝国都极为不悦。最后双方各退一步，英国人同意单膝跪地，随众俯首，中国人也不再勉强他们非要把头碰在地上。晋见因此勉强得以举行。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3）
不过从此之后，中国人对英国人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餐桌上的菜少了三分之二，剩下的也不再可口。其他丰富的供给也减量一半，甚至英国人所住的宾馆档次也降低了一格。中国官员的脸色冷淡下去。一切都表明，这个帝国自己感觉受到了侮辱。
九
英国人的倨傲并没有影响皇帝对英国礼品的关注。
皇帝首先看到的是运到承德的体积较小的礼品，内容如下：
二百匹呢料，两台大望远镜，两支汽枪，两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嵌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八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七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还有一大批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
皇帝细细观看了这些“贡物”，不过略感失望，他期望的是看到“自行人”、“机器狗”那样匪夷所思的巧夺天工的玩具。他并不需要呢料，在他的印象中，英国的呢子除了做帽子外别无用处，而他并不需要那么多帽子。至于枪械他也应有尽有。老人恋旧，虽然这些英国枪支做工很别致，但他用不太习惯，况且大生日的舞刀弄枪不太适合，所以他也没有试用。至于“千里镜”，在康熙年间就传到过中国。这两架大的望远镜他看了半天，除了别的望远镜是从正面看，这是从旁边看，似乎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事实上，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明白赫斯色尔望远镜与普通望远镜的本质区别。而中国并无这样的人才。英国人在写礼品清单时，十分强调这架望远镜的特殊之处，还特意强调了它是大科学家牛顿所发明。可是英国人的一片苦心白费了。在翻译时，翻译图省事，语焉不详，而且漏掉了牛顿的名字。
真正让皇帝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印刷品，喜欢绘画的皇帝承认这批画作确实十分精美。留在圆明园没有北上的巴罗写道：“（这批印刷品）主要是英国贵族和名人的肖像。为了易于接受，用黄色的摩洛哥革装订成三册。皇帝对这批肖像极其欢喜，派飞骑来到圆明园，（向英国画家）索要每一个人的姓名、爵位和官衔，并将其译成满文和中文。”
看过之后，皇帝命人把这些贡品摆在澹泊敬诚殿前，供中国百官观赏。
虽然对这些小件礼品有些失望，不过对于留在北京的大件，皇帝还是充满期待。毕竟，这些东西用了三千人才运到，光安装调试就花了二十多天的时间，其新奇巧妙，应该可想而知。
为了早点见到这批礼品，皇帝取消了每年生日之后都要举行的狩猎活动，提前返回北京。回到北京后，皇帝没有进城，而是直接去圆明园看贡品。因为马戛尔尼不愿在他面前下跪，所以他没法叫马氏陪同讲解：“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
然而皇帝的反应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之外。英国人对“天体运行仪”寄予了很大希望。它立体而清晰地展示了太阳系的全貌。中国人的宇宙观还停留在天圆地方阶段，而英国人已经通过仪器，直观地演示地球是如何围绕太阳运动的。“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四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4）
然而在翻译过来的清单中，这个仪器被称为“天文地理大表”，中国人认为，它是用来测算节气的。甚至认为它和那种被称为“八音盒”的音乐装置类似。
皇帝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这架奇怪的大表到底是做什么用的。他关心的是里面的机关消息是不是与以前见过的钟表有什么不同。然而，据中国匠人汇报，并无新奇之处：据派出学习之西洋人及首领太监、匠役等佥称，连日留心看得大表内轮齿枢纽运转之法，并无奇巧，与京师现有钟表做法相同。
皇帝因此对它就没了兴趣。
至于地球仪，皇帝更看不上眼。因为这东西康熙的时候就传到中国来了。宁寿宫、乐寿堂里的地球仪已经放了上百年了。英国人想要通过地球仪展示的是他们的地理知识和航海成果。“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而这些奇怪的地名和符号，皇帝根本看不懂。况且翻译也没有提到什么新航线的问题，只翻成：“天下万国四州山河海岛，都画在球内。亦有海洋路道，及画出红毛船只。”
对于那架“地理运转架”，皇帝和中国官员只注意到了其座架花纹一般，不如宫中旧藏：“地理运转架一件……座架上装饰花纹尚不及景福宫仪器精好。”
唯一引起皇帝兴趣的是帕克透镜。英国天文学家在皇帝面前卖力地做着各种示范。他将一枚中国钱币放在透镜前面，一会儿工夫，铜钱熔化了。皇帝十分惊奇，由此得出了结论：“他看过之后立刻做出结论说，无论透光镜或永远镜的原料都是玻璃，同一种东西通过欧洲人的技巧而做出不同功能的仪器来。”
这真是典型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不过皇帝并不以为奇。西洋人的长处就在于制造这些奇技淫巧而已。于人生日用并无大的裨益。试想，谁会用这样笨重的家伙来点火呢？只有和珅表现出了漫不经心的兴趣和一定程度的敏锐。“和珅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
帕克透镜的表演以哄堂大笑结束：“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皇帝又看了一眼气压计，确定了他的失望。“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
在礼品中，英国人最希望中国人重视的是“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一百一十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如英国人所愿，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他的翻译德天赐神父是个钟表专家，他明显缺乏船舶方面的知识。
皇帝扫兴地走了。不过基于他不同寻常的英明伟大以及他的军事素养，他后来还是补看了一下英国火炮的演练，但没有用英国炮手。“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
这次演练效果如何，不得而知。不过从此之后，这些欧洲的最先进的迫击炮就再也没有被搬出来用过。总的来说，皇帝认为英国人是一个爱吹牛的民族，开始所称的极大极好的贡物，只不过是“张大其词”，很多甚至比不上中国人自制的“精巧高大”。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5）
皇帝总结说：“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巧高大者，尽有此类……至其所称奇异之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十
英国使团还有一样杀手锏。这就是英国马车。
中国马车几千年来一直没有大的变化。由于车轮是木制的，座位位于轮轴上方，人正好坐在重心上，又没有弹簧等减震设备，因此乘客饱受颠簸之苦。坐上几十里路，往往困顿不可言状。
英国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发现，甚至皇帝坐的马车也是一样的不舒服：“皇帝轿后有一辆二轮成车，式样笨重，又无弹簧座位，同中国的普通马车相差无几……同英国赠送的舒适、轻便、华丽的马车比较起来，上下悬殊简直无法比拟。”（《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而中国人乘坐英国马车的感受也让他们信心大增。斯当东写道：“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从北京到鞑靼区这条路上，这样规模的大马车，大概首次遇到。特使有时约请几位同行的中国官员进到车来同坐一起。中国官员最初怕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告诉他们绝对安全。他们坐在车上，看到各种灵巧设计，尝试到舒服的弹簧座位，可以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车子走得又稳又快，他们乐不可支。”
如果说科技知识缺陷使皇帝无法理解英国科技仪器的过人之处，那么他的屁股总能感受到西洋马车的舒服吧？
不料，事实证明这是又一个可笑的一厢情愿。英国人“进贡”的两辆有弹簧减震设备的马车，根本没有被乾隆看见。因为车子的形制不合中国规矩：
所有礼物当中，那辆哈切特制作的漂亮马车最叫中国人伤脑筋了。京城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光是车上哪一部分是供皇帝乘坐的就让他们争执不休了。那辆冬天用的马车驭座篷罩带有漂亮的花边，装饰着玫瑰垂饰。它华丽的外表和高耸的位置让大多数人立即认定这是皇帝的座位。但是车厢之内该由谁坐就难以判断了。他们检视了窗户、百叶帘、帷幄，最终得出了结论，那只能是给他的嫔妃坐的了。那个老太监跑来问我，听说那个漂亮的高座是给车夫坐的，皇帝的座位在车厢里面，他面带讥笑地问道，难道我认为大皇帝会容忍有人坐得比他还高，把背冲向他吗？他想知道，我们有没有办法把那个驭座拆下来，移到车厢的后面去。（《我看乾隆盛世》）
原来，西式马车车夫的座位位居车厢的前面且高高在上，车夫背对皇帝，不合中国的礼制，只好将这辆车“束之高阁”。
这件事很容易让人想到乾隆的重孙子媳妇慈禧时发生的另一件事：1898年，外国人送给太后一辆德国杜依尔汽车公司生产的第一代奔驰轿车。从普通人角度分析，这大奔至少要比马拉的轿车减震性能好，也要比人抬的凤辇减少颠簸感。然而，史料记载慈禧对这辆大奔并不满意。因为这辆车里，司机坐在太后的前面，这让慈禧很扫兴。因而仅仅坐了一次，就被慈禧弃而不用了。从那时起，这辆大奔就一直停在颐和园内。据说在“###”###期间被砸烂后扔进了废品堆。
十一
对礼品的失望加重了皇帝对英国人的反感。他认为自己受了“矜大其辞”的英国人的骗了。
而马戛尔尼偏偏选择了这个时候通过和珅向皇帝提出了英国的几项主要要求。
见到马戛尔尼的这封信，皇帝才明白了英国使团的主要目的，原来并非是庆祝他的生日。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6）
皇帝给英国人下了一道长谕，逐条驳回了英国人的请求：
关于英国人想与中国互派使节，皇帝说：“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住居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例改易服饰，天朝亦从不肯加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住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致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
关于开放珠山、宁波、天津，皇帝说：“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尔国亦一律遵行，多年并无异语，其浙江、宁波、直隶、天津等海口均未设有洋行，尔国船只到彼，亦无所销卖货物，况该处并无通事，不晓谙尔国语言，诸多未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船泊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在北京设一洋行，皇帝说：“京城为万方拱宸之区，体制森严，法令整肃，从无外藩人等在京城开设货行之事。……天朝疆界严明，从不许外藩人等稍有越境搀杂。是尔国欲在京城立行之事，必不可行。”
关于英国人想“获得”一个岛，放置货物，皇帝说：“尔国欲在珠山海岛地方居住，原为发卖货物而起。今珠山地方既无洋行，又无通事，尔国船只已不在彼停泊，尔国要此海岛地方，亦属无用。天朝尺土皆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画界分疆，各有专属，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人，岂能各应所求。且天朝亦无此体制，此事尤不便准行。”
至于让生活在广州的英国人获得更大的自由度这个小小的要求，皇帝同样断然拒绝。英国人希望能住到省城之内，并且恳求说，他们在广州期间，应该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而进行锻炼的自由。英国人还保证说，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但皇帝认为，这个问题过去早有过定制，不容更改。他说：“向来西洋各国夷商居住澳门贸易，画定住址地界，不得逾越尺寸。其赴洋行发货夷商，亦不得擅入省城，原以杜民夷之争论，立中外之大防。今欲于附近省城地方另拨一处给尔国夷商居住，已非西洋夷商历来在澳门定例。况西洋各国在广东多年，获利丰厚，来者日众，岂能一一拨给地方分住耶。至于夷商等出入往来，悉由地方官督率洋行商人随时稽察，若竟毫无限制，恐内地民人与尔国夷人间有争论，转非体恤之意。核之事理，自应仍照定例，在澳门居住方为妥善。”
第八章 乾隆与鸦片战争 第一节 英国人的礼品（17）
关于改革广州贸易体制并公开关税，皇帝则说：“粤海关征收船科，向有定例……毋庸另行晓谕。”
总之，马戛尔尼的所有要求，一字不落，全被否定。
十二
这道谕旨，几乎是向世界宣告了通过和平方式打开中国大门的不可能。
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国对外部世界一直是怀抱着相当兴趣的。汉武帝多次派人外出探险，与欧洲遥通声息。唐代开始，中国对外贸易已经相当繁荣，“自伊吾以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各色人种的商人聚集长安，一直是大唐开放气派的一个标志性证明。两宋海外贸易更为繁荣，数代皇帝对外贸都十分重视。北宋神宗曾说：“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因而他要求臣下“创法讲求”，以“岁获厚利”。南宋偏居东南一隅，对海外贸易的依赖性更强。宋高宗说：“市舶之利最厚，若错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南宋外贸收入在国家财政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分量。大元王朝的开放直接导致了《马可?波罗游记》的诞生。马可?波罗记载当时刺桐港（泉州）繁荣的盛况：“船舶往来如织，装载着各种商品……这里胡椒出口量非常大，但其中运往亚历山大港以供应西方各地所需的数量却不到百分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虽然贸易关税和运费加在一起占到了货物价值的一半以上，但剩余的一半仍有很大的利润。”
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从十六世纪起，西方国家以葡萄牙为先锋跨越重重大洋终于来到久已神往的东方海面。它们在东南亚及中国大陆东南海域的岛屿建立贸易据点，展开激烈的贸易霸权争夺。全球化过程从此开始，而恰恰从此时开始，中国开始转向闭关锁国。
当西方人出现在东方海面之际，中国恰逢改朝换代。在农民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看来，海外贸易除了进口些用不着的奢侈品，以及带来危险的海外势力外，不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他下诏厉行海禁，“片板不许下海”，不仅海外贸易，连近海内贸都在禁止之列。虽然明成祖时期郑和七下西洋，但是其目的仅仅是招徕朝贡国以及寻找建文帝。明成祖去世后，这种赔本买卖很快停止了。明朝中后期部分开放海禁，允许小规模海外贸易，但仍然禁令重重。嘉靖年间，明世宗规定：“不许制造双桅以上大船，并将一切违禁大船，尽数毁之。”明初郑和宝船有九桅之多，船的吨位也大至一千五百吨左右，而双桅船的载重量则只能在五百石以下。这一禁令影响持续了三百余年，直到1820年，中国驶往东南亚的海船仍限制在两桅。
清朝建立后，由于台湾郑氏势力的存在，一度宣布禁海。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朝收复台湾，同年十月，开放海禁。这是中国赶上世界的最后一个机会。从内外条件来讲，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从内在条件看，康乾时代，中国的制造业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绸缎、生丝、瓷器、茶叶等独步世界的商品不仅销往南洋、日本、中亚等传统国家地区，而且远销俄国和欧美。一直到乾隆辞世的十八世纪末，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所占的份额仍超过整个欧洲五个百分点，大约相当英国的八倍，俄国的六倍，日本的九倍。中国GDP在世界总份额中占到将近三分之一，比今天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所占份额还要高。贡德?弗兰克说：“作为中央之国的中国，不仅是东亚纳贡贸易体系的中心，而且在整个世界经济中即使不是中心，也占据支配地位。”（《白银资本》）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对东洋还是南洋，都是大量出超，处在非常有利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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