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位置重要，西坑村历来就是香港煽动外逃的间谋组织和大陆的公安部门的必争之地。两边都在村中安排了内线。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放言“早晚会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外逃香港，在这里太普遍了。照村里人的话说是：“拿把柴刀上山砍
用青年教育青年。曾逃港的青年魏天粦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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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就可以翻梧桐山。没人拦得了你？”
1957年初至1961年2月，西坑大队外逃的就有700多人，占了全大队总人口的30%。
群众跑还好说，共青团员也跑、共产党员也跑。全大队18个团员跑剩下11个。连党支书、团支书也都跑了。支部开会都开不成。
“每天早上打开门的第一件事就是传递：昨晚谁谁……跑了。”魏天粦说。
“县里啊，公安局啊，也不是没想办法治，治不了啊——”
开批斗会，把抓回来的人戴高帽批斗，外逃的人反责问抓他的民兵：“你斗我，你保得了你明天不跑吗？”
社教工作队说：这是给社会主义丢脸！给共产党丢脸！
因此，宝安县委决心在这个“据点”上，同“资产阶级”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一定要把西坑村的红色堡垒建立起来，刹住“外逃”风！
1961年7月，宝安县委把经验丰富的钟方亮（代名——作者注），从外地调回了西坑大队做党支部书记。
站在西坑的村口，面对着云蒸雾绕的梧桐山，钟方亮陷人了沉思。
为什么西坑的外逃总是不见成效？除了西坑特殊的地理位置，还有什么在起作用？
正是学校放署假的时候，一个个从城里、从镇上回来的中学毕业生，背着背包高高兴兴从他眼前走过。有的开玩笑：“别进村了，直接爬山过去算了。”突然看见看见站在稻田边注意着他们的支书，吓了一跳：“啊，是钟支书啊——”伸伸舌头，不敢作声了。
为什么这些中学毕业生，才出学校门就直想着跑啊？钟方亮想不明白。
猛然，一个问号在他头脑中闪过：西坑村中，哪种人跑得最多？年轻人。年轻人中又是哪部分人跑得最多？学校毕业生。几乎毕业一个跑一个！
对了，钟方亮的头脑中有些清晰了：大凡去外面读书的青年，哪个没有理想？几个是还想回到西坑村来做农的？人往高处走，那是对的嘛。他们毕了业，在外面又无法找到工作，即使回来，西坑一个穷村子怎么留得住他们？留住了他们的人，心还是在外面的呀。最好的出路不就是“跑香港”吗？你就是再对他说香港不好，再搞对比教育，就是把香港说成是个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火坑，他们还是会想：我不信，是个火坑也要跳下去“试一试”。青年人嘛！
还有一个情况很能证明这个判断：其他村素来是男的跑女的不跑，而西坑村，连女的也跑。那么跑了的女的又是哪些人啊？钟方亮扳着指头算了一下。对，还是那些读了书回乡来的女青年。她们找对象都想找到河那边去。
而真正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妇女，心定了，跑的人就较少。
问题就在这里，应该留住他们的“心”，否则留不住他们的“人”。
但是，西坑是个小村子，又穷，又偏僻，晚上一黑，小村庄就像黑锅一样，关门睡觉，死一般沉寂。拿什么留住人家啊？这批在外打球、看电影、演戏……过惯了文体生活的青年人，怎么坐得住啊？还不是三个五个便凑到一起。凑在一起说啥呀，三句话不就说怎么跑香港吗？
钟方亮一拍脑袋，计上心来。
不久，社教工作队也进了村了。钟方亮把想法同工作队贺队长一说，两人一拍即合。于是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新的思路。
谁知决定一宣布，党员会就开锅了。
“什么？办文化俱乐部？”
怎么钟支书和工作队来了，不抓政治、不抓生产，抓起文艺来了？
“对，把祠堂啊，空房啊，都腾出来，办俱乐部。让青年人好读书啊、唱歌啊、演戏啊！”
这是干吗呀？没事干啦？要把西坑村办成个文工团怎么的？
“文化很重要，嗯。”屋角上有人吞吞吐吐发言了。“咱们的工作队很正确，毛主席就很重视抓文艺工作的嘛，对不对？不过，现在是农忙了，稻子在田里腰弯得要贴水了，要割了。农闲我们还是要抓的。对不对？贺队长——”这人问工作组的老贺，绕着弯来反对。
“还是先抓反外逃吧，钟支书——”有人提醒钟方亮，“你是老抓偷渡的了，还不知道？年年是稻子一进仓就会跑人的。到那时，你收场都收不住的啊。”
“我看要开始开斗争会了，钟支书．”有人提醒说，“好久没开了，口号都忘了。不斗地主，这批年轻人，我可镇不住呀！”治保主任在角落中叫苦。
钟方亮在心里想：就靠开大会，挂黑牌子，斗争四类分子，年年都这样搞的。你吓住了人吗？反掉偷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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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七嘴八舌像开锅的热水，都议论开了。
钟方亮敲敲桌边：“别嚷嚷！别嚷嚷！大家都听着。稻子要割，不割稻子就会烂在田里，这里要造反——”钟方亮拍拍肚皮，“外逃呢，更要反。不反外逃，社会主义烂在我们西坑，反动分子要造共产党的反！”
支书这话说得在理。大家的眼睛都看着他。
“不过，目前的第一件重要的事，不是别的，是办文化俱乐部！”钟方亮坚定地说。
他想：要搞思想教育，群众开会都不来，你能把人团结在身边？你能收得拢人心？先得给青年人有块好玩、好乐的地方，把他们吸引住，才能找寻机会，把他们往正路上引。
政治思想工作啊，不能专靠来硬的，不能靠“斗”啊，挂黑牌呀……他记起一位领导对他说过：“药”要做成糖丸，老百姓才愿“吃”。
西坑的文化俱乐部办起来了！
最高兴的当然是那批青年人了。从来上面来的人，只会叫他们“斗争”啦、“阶级”啦，男青年发梭镖、女青年糊高帽子……还从来没有谁想到要让他们“玩”得开心的。
“贺组长，你们是这一个——”有青年伸出大拇指夸奖老贺说，“进村就给咱们青年人办了件好事。”
“可是我们是两只空巴掌，对不住你们啊——”老贺说。
“俱乐部空荡荡一间屋，没器材，队里又拿不出钱给你们，”钟方亮说，“这个问题没办法解决。”
“不就是钱吗？我们不要领导出钱，只要领导支持，我们自己带家伙来。”青年人说。
第二天，青年们把自家的图书啊、象棋啊、胡琴啊……都搬到俱乐部来了。
有的开玩笑说：“钟支书啊，你要是同意．我就把床也搬来俱乐部，我就讨俱乐部做老婆了！”
“哈哈哈——”俱乐部全屋的人都笑了。
报名的一下子来了几十个。全村百分之八十的青年人都进俱乐部了。
夏夜，是西坑村最美的时光。当月亮升上了天空时，俱乐部里就传来一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阵阵悠扬的胡琴声、笛子声、歌声……
后来，广东省委要求各地学习西坑村的文件对这个大队俱乐部做了描述：
“这个俱乐部有音乐组、戏剧组、国技组二每天劳动完了，吃过晚饭，洗完澡，换上干干净净的衣服，青年男女就往俱乐部里去。各人根据自己的爱好参加活动，痛快地玩一两个小时，到九点钟左右就散伙回家睡觉。一天的劳累就烟消云散，明天再精神饱满地上田劳动。”
拂着夏夜的凉风，钟方亮背着手在俱乐部外面的小路上走着，他露出了微笑——该酝酿第二步了。
几天后，团支部书记杨谭发来到俱乐部说：“我想给大家出个题目，看看大家怎么想的。”
胡琴、笛子声马上停止了。
“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革命青年到俱乐部来，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问题大家没想过，一下把大家问住了。
“不就是来唱歌、拉琴、玩乐儿的吗？”有人答道，“还有什么啊？”
“不对，”团支部书记说，“如果我们来俱乐部，仅仅就是为寻乐儿的，我们同旧社会的地主小姐、少爷们不就一样了吗？”
没有声音了，团支书这个说法很对啊。
“光是玩乐，行吗？杨小亮，你想想，”他对一个胖胖的拿着笛子的小伙子说，“天天吹笛子，地里能吹出庄稼吗？钟寿娇，你的嗓子好，但是歌唱得再好，能唱出谷子吗？也不能。光会玩乐，只是低看了我们革命青年的志气！”
满屋子人的眼睛都被团支书吸引住了，团支书还要说什么话？
“我们到俱乐部来，就要学政治、学毛著：用毛泽东的思想把我们的头脑武装起来，战天斗地，彻底改变我们家乡的面貌。为了这个目的来俱乐部才有意义！”
大家都安静了，觉得这说法对。
“那你说我们怎么做？”杨霭祥问。
“学毛著啊！”杨谭发说，“首先通过我们俱乐部学毛著，把全村人学毛著带动起来。轰轰烈烈干秋收！”
那天晚上以后，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很快就在西坑村掀起来了。
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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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著、斗私批修。”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田头的井边，插上了语录牌：“抓革命、促生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俱乐部里，音乐组在教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
一到天黑，从大人到小孩。从婆婆佬佬到红领巾，一串串的人流都进了俱乐部来集体学毛著。
满村的革命歌声、满村的毛主席语录朗诵声……西坑村果然出现了一个浓浓的政治氛围。
——
稻谷收割完毕之后，钟方亮想，现在，到了把群众引上“反偷渡风”的时候了 !
首先，他把全村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都请到俱乐部来。
贫农杨长乐还没上台就失声痛哭：“年轻人啦，你们要吸取我的教训啦。香港哪是天堂，那是火坑啊。我解放前跑到香港，生活不下。亲生女儿就是在那里卖掉的．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贫农罗东明1956年偷渡到香港，在牛肉行砍伤了自己，无钱医治。老板把他赶出了牛肉行。女青年曾小丽小学毕业后，不安心家乡生产．逃到香港。被骗做了别人的第三个小老婆。不久丈夫去世，怀着身孕。现在还牵着孩子，流落在香港街头，想回来又不好意思回来……一个个故事被组织成“反偷渡”的好教材。
“口述家世”好，“身演家世”的教育更好：
西坑一队有个贫农社员叫何二姐，两个年轻的儿子被恶霸活活打死。俱乐部的戏剧小组根据这件事编出了《仇恨》一剧，安排一名叫钟寿娇的女青年担任主角。结果钟寿娇不但放弃了外逃的想法，还申请加入了共青团。
西坑村还有个谁都知道的少女叫黄梅芳，长得漂亮人又聪明。从学校毕业后，一心想找个好的出路，拼着性命偷渡到了香港。满以为好日子来了。谁知却被骗和一个流氓结婚，染上梅毒，流离失所，惨死在香港街头。
俱乐部的戏剧小组又根据黄梅芳的血泪史，编出了小戏《可怜少女黄梅芳》，并编了一首长达三百行的客家山歌。
真实的事，真实的人，俱乐部台下坐的就是黄梅芳的亲人、邻居、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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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想起活脱脱一个美少女死在香港街头，谁能不痛心？台上唱山歌的人流泪，台下听山歌的人也流泪。
就在演出到黄梅芳倒在香港街头，凄冷冷无人收尸的一刻，突然，从黑压压的人群中站起一个人来，高喊一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全场立刻一片雷鸣般的喊声：“打倒万恶的资本主义！”
那人便是团支书杨谭发。接着，他又领着群众喊：
“逃亡香港死路一条！”
“坚决打退香港风！”
“社会主义祖国万岁！”
俱乐部里掀起了一股激情澎湃的“反外逃”的浪潮。
第二天，就有人找到工作组，她是女青年罗丽英（代名——作者注），她要同来订婚的“香港客”断绝关系。摆脱了“香港客”的罗丽英，后来嫁给了本村的五好民兵曾小建（代名——作者注）。
罗丽英之后，又有一位印尼的归侨，父母都在香港的贺玉凤（代名——作者注）找到工作组。表示说，父母反复来信要她去香港。她决心已定，就是大陆好，她爱大陆，不爱资本主义，她哪儿也不去。她咬破手指，给工作组留下了一封表示决心不去香港的血书。
决心留在西坑的贺玉凤，后来果然爱上了村里的五好民兵卞春来（代名——作者注）。两人海誓山盟，坚决不逃香港。最后两人结婚扎根西坑。
据后来的一份文件记载，在思想教育的感召下，全大队有28位准备嫁给香港人的姑娘，断绝了婚约。
正当西坑办俱乐部火火热热的时候，1962年，一场声势浩大的“外逃风”卷地而来。从广东到湖南，从惠阳到湛江，前后数以十万计的群众逃港。
西坑大队经受了一次最严峻的考验。
当年农村文艺宜传队自创的节目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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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成千上万的偷渡者从村边上经过，呼唤着西坑村的人：“走啊，走啊，快同我们到那边去过幸福生活啦！”
邻近才一里半的塘坑村，跟着跑了50多人，全村15个党员，有11个认为祖国不如香港。连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也跑了。
而西坑村呢？
“这里山头的草都踏平了。村里就是没有一个人外逃。
“事实证明，狠抓政治思想教育与不抓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不一样。坚守社会主义阵地和放弃社会主义阵地，就是不一样。”
这是一份上报材料中对西坑村的评价。
中共广东省委从西坑的身上，似乎看到了用八届十中全会提出的“阶级路线”、阶级教育来治理“外逃”的希望。
1962年的外逃风过去后，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号召全省学习宝安县西坑村。
1963年3月21日，中共广东省委以《一个坚强的社会主义阵地》为名，把西坑作为政治思想工作的卓越典型，向广东全省推广。
广东省．号召学习宝安县西坑大队的文件
1964年，西坑村团支部书记杨谭发作为全国共青团员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大会，听到了胡耀邦总书记的讲话，还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
眨眼间，西坑成了全县乃至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西坑村参观学习的人敲锣打鼓、络绎不绝，村外的小山上都踩出一了条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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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太多，广东省委和宝安县委的领导觉得，这样一天成百成千的来，光接待西坑村也受不了，倒不如走出去，组织西坑的人到全省各地去宣讲。
除了领头的钟方亮、杨谭发、杨霭祥等人外，还应该有一个能现身说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教育大家的人。最好是跑过香港又回来的人。
西坑有这样的人吗？有。
有人向工作组推荐一个人：魏天粦。
这个魏天粦父母都在英国，1961年他到了香港，给资本家打过工、给老板炒过鱿鱼、露宿过街头、给资本家倒过马桶，还亲眼看见因为躲债，一对香港夫妇抱着儿女从高楼上跳下的惨剧……照他自己的话说是：“看透了资本主义的世态炎凉”。1962年，魏天粦回到西坑，党团支部热烈地欢迎他。他回来后表现不错，口齿伶俐、思维敏捷，人又聪明，堪当大任。
1963年6月18日，共青团广东省委把魏天粦的事情，以文件的形式发给全省学习，题为《在香港三个月的遭遇和见闻——青年魏天粦的自述》。
四十年后．魏天粦在座谈会上谈起往事依然十分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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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梧桐山下的“红旗”倒了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你要走了吗？陈记者——”显然，几个小时亲切的交谈后，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看见我要走到村口了，魏天粦又跑出小店来送我。
“我还有句话对你说，行吗？也许你还用得上的。”
“行啊。”我把采访本拿出来，将黄布包垫在路旁的石头上，放上本子。
“有件事不知你能不能帮上忙。”他说
“啊——你讲。”
“你知道我当年很红的啊，是吧。本来嘛，回来是相信党嘛，对不对？可是‘文化大革命’中，我被他们抓起来了，说我是特务。吊啊、打啊，我是逼打成招啊。后来，就把我关到了韶关的第二监狱，判了我18年刑啊，陈记者，这样的冤枉事都有啊！被抓走时，最小的孩子才4岁，拖着我的衣衫哭。好惨啊，陈记者。”
这位年近六十，头发已经斑白的老人，当年的青年积极分子，眼里瞬间泛上来一层闪动的东西。
“为什么抓你，总得有个说法吧。”我问。
“我是找了他们讨说法，他们回答说，魏天粦同志，账就算在林彪四人帮身上吧。”他叹息了一声。
“你的意思呢？”我问。
“我找你就是这件事，你们做记者的，能不能替我们这些人讨个说法，记者主持公道嘛！”
我半天没作声，说：“我理解你——天粦兄，你是想政治上有个清白。”
听到这句话，他眼圈都红了：“是的，陈记者，你说到我心槛里去了。唉！”他叹息一声。
他把我送到汽车站，准备要走了。忽然回过头来．悄悄对我说：“陈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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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还有一件事，你别弄错了”他郑重提醒我。
“还有事？”
“就是我们西坑那事啊。反偷渡典型的那事——”
“怎么啦？”我问。
他沉默了一下，放小了声音，似乎怕人听见：“那事情后来变了——你知道吗？”
我知道，据说当年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有意在西坑村同共产党角力，要砍掉西坑这面红旗。
他接着说：“他妈的，后来真的给他们砍掉了！”
1973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外逃情况报告》就指出：“驻港敌特机关妄图掀起外逃高潮，实施一个梧桐山计划，拔掉西坑村红旗。”
没想到数年之后，就是在接着而来的七十年代的大外逃风中，这个由多少个出色的政治工作者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的堡垒，梧桐山下的一面红旗，真的倒了！
西坑的大部分青壮年都逃到了香港，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西坑二队的男劳动力全部跑光。有个自然村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
无论有多少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无论“政治思想工作”的力量如何强大，最后还是无法改变人民群众对经济生活的追求。
只有改革开放，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是笔者采访西坑村后最大的感触。
——
此后“文化大革命”中的西坑村的更惨。团支书杨谭发被斗得死去活来，这个根正苗红，三代苦出身的贫下中农，“罪行”很奇特。
“坏事就坏在他见毛主席这件事上——”2009年，当我再去西坑村座谈时，决心写村史的杨干煌告诉我。
杨谭发从北京回来后，大家都好奇，问他毛主席长的什么样子，他说：“毛主席好高啊！手指头很粗很大，每根都有香蕉那样大。”
什么？把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手指比作“香蕉”？他被诬陷为“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被斗得死去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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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后西坑的面貌完全变了，在明亮豪华的办公室知情人座谈往事，恍若隔世。
直到他死，这位社会主义阵地上赤诚的共青团员，依然背着“反对毛主席”的罪名！
这是谁也料想不到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