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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作者:陈秉安

_26 陈秉安(当代)
四、从苦力熬到大老板
香港“二等苦力”
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到了香港,我从苦力做起。
大陆来的偷渡者,大多是缺少技术又都年轻力壮的青壮年。而香港的工厂里,正好缺少这类的人。经熟人介绍,我跟两个同伴进了一个毛线工厂,专做搬羊毛的活。每天一早去装车,然后卸到工厂里。再装了半成品,到另一个工厂卸下加工。每月工资600元。
没日没夜地干,一大捆一大捆的货物被扛起,每捆都有一两百磅,压在我的背上,从架在车上的“独板桥”上走过去。一天下来,一身像散了架似的,倒在床上就不想动了。
一天,工头跟我们说,谁愿意加班给双倍工钱,我一听马上答应。可没背两趟,就发现体力透支了,腿脚发软,眼里冒金花,“扑通”一声倒在水泥地上。
就这样我在小屋子里,自我“照顾”调养了两天,身体好一点,又去上工了。
这天中午.我回来得晚了些,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食堂的师傅却说:“你们没饭了。”我还以为是我来晚了,但看见后来的伙伴都拿到了饭,便问怎么回事。大师傅没好气地说:“今天饭少,要让他们先吃,你们大陆来的没这待遇!”
一盒饭值几个钱?太拿大陆来的不当人了!一气之下,我把肩上的大汗巾摔在地上,不干了!
说来也好笑,每当在别人的侮辱和沉重的劳动使我喘不过气来时,我就偷偷地学唱大陆的样板戏《红灯记》:
“休看我,戴铁镣,锁铁链,锁住我双脚和双手,锁不住我雄心壮志冲云天……”
我一直在找寻自己出头的路子,我知道.高耸的大厦要从最初的第一块砖垫起,要实现伟大的理想,先要做人下之人。
不久,有人介绍我去一个药店做学徒。我很快答应了。心想,做学徒就可以学到“药”,学到了“药”,说不定现在能开一间大药店!
老板是潮州人,姓陈名克文。他现在是我的“一洲’公司的顾问。
做饭、打扫卫生、送孩子上学,像个男保姆。但为了理想,我什么都愿意干。
晚上铺门一关,架上两块门板,我就睡在药店里。一是解决住宿,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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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盗贼。
夜晚是我学习的好时候。药店里有不少的药书,我就边翻书,边查对药材。
这个时候,我又常记起小说《在人间》中的大作家高尔基。他也是当过学徒的,后来不也成了大事?
我总是用出色的人物来激励自己。
我用订书针钉了个本子,把每天晚上学习的心得记录下来,便于记忆。
我还有一本特殊的小本子,这本子记的不是药名、用法,……而是专门记老板在做生意时的方式方法、言谈举止甚至音容笑貌——
x月x日:一女人抱着孩子满头大汗,来店吵闹要换药。药已用过,本不应退。但老板毫不动气,亲为女人打扇送凉,并吩咐我换药,还叫我打伞送女人到家。我明白老板的意思,不敢怠慢,一路上还抱着她的孩子。到家后此人感激不尽,后来成了店中常来的顾客……
半年后,姑表兄开了一家药店,请我去帮忙。我便从小学徒变成了搞药店进货、推销的……
又过了半年,我筹了五百元钱,同一位叫张子酋的朋友,租了一间小房,开始做药材生意了。
全部本钱才一千多元,这个小老板真够可怜的。但这没什么,小有小的做法,只要做得好,小生意也可以变成大生意。
我常常叮嘱自己:别贪多,别求大,赚多赚少没关系。做小生意靠的是起早贪黑,靠汗水来钱。大生意那是人家赚的,别眼红。小生意赚得少,但赚到手了,那就是你自己的钱。
有时候,客人需要一斤人参。手头没有货我也应承下来,对客人说:“明天即送到府上。”实际上我的货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应承后我撒开两条腿,香港上下,东奔西跑为他找货。千方百计找到货后,买下来,再按时送到客人家里。一天忙得疲惫不堪,也就赚了几元钱。
但只要钱到手了,我就高兴——集腋成裘。我们潮汕人的小本钱就是这样滚大的。加上我幸运地中了一回“六合彩”,一下有了几万元本钱!
于是我租下北角英皇道128号,自己开起了一间“四海公司”,专营高档的营养品。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我为什么要做高档营养品生意呢,这里也有我的经营之道。
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港的经济快速发展起来,人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荷包里的钱一多,就考虑两个出路:一个是“玩”,所以,不少旅行社开起来了,娱乐场所、健身房生意火暴;另一个是“吃”,人有钱了,就最想保命。要玩得快活,更要精力旺盛。所以就千方百计地养对身体有益的补品来吃。
就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我推出中国传统的人参、鹿茸、鱼翅等高档补品。
但是,这种想法也不只有我一个人有。高档补品店一多,就得看谁能拿到最便宜、质量最好的货,谁能把手上的货销得最快。
到我这里买货,我会尽量给顾客让利,决不斤斤计较。买少量药材,零头不要;成批量要货的,给人家打折还搞额外赠送。买过我的人参鹿茸的,过年会突然收到我的拜年礼品。要什么货物,一个电话我就把货物送到家。不满意的,还包退包换。样样为买货的人着想。
这些招式,现在香港的商家都会做了,但当时在香港都还是新招。“四海通公司”的名气很快打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经商诀窍,叫做:做生意的人,要先做好人,做了好人,你的生意肯定好!
经商一年多,我的财产激增了十多倍。
家在远方,夫妻不能相见。不久,我便在香港重新成了家,开了一家更大的公司,用我儿子的名字取名为“一洲”。
拿我儿子的名声作保,表示在我店买的货物,绝对可信可靠。不损人利己,不留骂名在世!
在港的最初几年,虽然有所斩获,但依然是在小的水沟中游来游去,虽衣食无忧,但要想成大器,却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决心冒险,闯出个自己的江山来!
但是,怎么寻找突破口呢?我不停地思考,终于有了灵感。
有一次,一个南美的老华侨来店里买一斤人参要带回南美去,问在飞机上怎么吃。我摇摇头:“很难。”他无意中感叹了一声:“咱们中国的药啊,比西药好,可就是方便不如人家哟。”
老人的话使我灵机一动:中药最大的缺点就是要放在火上慢慢地熬,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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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惜时如金的现代社会,是个致命的缺陷。如果能把补品制成便于携带的丸
粒,坐在飞机上都能服用,那一定大有销路。
于是我想到了制洋参丸,当时市面上还没有把洋参制成成药出售的,这条路没人走过,可以走!
但是,制洋参丸要办流水线、大成本,得冒险,得借钱兴业。
成不成功,就在此一举!
经朋友帮忙,终于借到了40多万元。
1979年7月1日,我在香港湾仔庄士敦道租了一个气派的门面,光月租就一万八。我像是一个赌徒,猛着胆子上了。
我同朋友合作,先拿货,后给钱,在他的药厂加工了2000盒洋参丸,取名“一洲洋参丸”,先行投放市场。
现在,人人都知道我的洋参丸市场打开了,但当年谁知道你这个“一洲洋参丸”啊?要让广大消费者接受,得花一大笔钱去做广告。负债也得做。
当时,手上的资金没有多少了,香港的妻子把留着的一点首饰玉器都拿去卖了。我咬着牙,在港澳和国内外的媒体上发动了广告攻势。报纸、电视的广告一齐上。
钱抛出去了,广告也打出去了.但会有人来买吗?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反应。
两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反应。
我的心都悬起来了,难道钱丢到了水里?
有朋友安慰我,广告做出去是要一段时间的,你再等等吧。
那些日子,我们全家都像是掉了魂似的,盼着有订单飞来。每天到邮差送信的时候,全家人都会到门口去望。等邮差的时间也一天天提前,最早的一次妻子提前了40分钟就到门口去等了。
我一边等广告的反应,一边展开营销的策略。
为了让市场知道“一洲洋参丸”,我拿着登有广告的报纸,到港九各家药店挨家挨户地问。
“老板,你这儿有一洲洋参丸吗?就是这个——”我指着报纸说。
老板摇摇头,他当然没有。但老板很机灵。
“先生,这个‘一洲丸’,现在俏得很啊,本店刚刚销完,如果你要,请留下电话,明天进了货再通知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我知道他已经“中计”,心里暗笑。
回到家里,他要“一洲洋参丸”的电话果然就来了。
就这样很多人都感觉到:“一洲洋参丸”是市场上的俏货!
四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封从内地来的要“一洲洋参丸”的信件。那是一位老干部写来的。
真是一发而不可收。紧接着,内地要洋参丸的信啊,订单啊,不断飞来,接着是台湾的、日本的、加拿大的……都来了。
“一洲洋参丸”的市场终于打开了!
往下的路,更是一路顺风……
1989年的国庆节,我以共和国特邀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俯瞰城楼下欢腾的人群、海洋似的鲜花,我的热泪突然涌了出来。
想不到,我一个广东偏僻山村的苦孩子,今天也能站在这里!
家乡啊,无论走到哪里,你都是我的生命所系!
1985年12月3日,从我偷渡香港算起,十一年后,我又回来了。
离开他时,我是个衣衫槛褛,一文不名的“投机倒把分子”,现在,我是为祖国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的“政协委员”。
我一路小跑,奔向埋葬了父亲的小山岗,身后跟着市里的书记、县长、乡长,还有一大批亲戚朋友。
我跪在父亲的坟前,哭得像一个泪人。
我拿有限的积蓄,在家乡白石乡办了一所学校,用父亲的名字命名了一幢教学楼,让更多像当年的我那样的穷孩子能上学。大家都赞扬我的义举.说我不计前嫌,谁又知道我的真实内心?
父母不在了,但还有个父母在:我的家乡!
(本章内容征得编者同意取自陈禹山主编的《强人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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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抚不平的波澜◆
——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第一节 北戴河的错误判断◇
一、毛泽东北戴河一夜未眠
抉择!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
北戴河。清晨。
天,已经亮了。但海空上还有几颗星光。
天还早,毛泽东夹了一支烟,走出户外。卫士把大衣给他披上: “主席要出去?”
“是的,去散散步。”他这一夜又未眠。让他想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了。
海边静悄悄的,沙滩空旷无人,海浪接着海浪,一波一波,坚持不懈地扑向沙滩,好像永远也不会有休止的一刻。
人类社会的舞台也是一样的吗?历史的发展,也是这样的吗?一波连着一波的,永远也不会有静止的时候?……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把人民群众的热情调动起来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了,创造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高速度。但接下来的三年“困难时期”,田地荒芜、老百姓逃难,吃树皮草根。他意识到,这同自己的“理想化”的“冒进”是不无关系的。记得,刚开始搞人民公社时,就有人提醒过他“搞早了”,“大跃进搞快了”、“口号喊大了”。这中间就包括武汉的李达,记得自己还同他发生过争论。但事实却证明人家是对的。
错了,就得“退”。世上哪有常胜不败的将军?至于当年那些做了“老实人”,说了“老实话”,因此而受了“批判”甚至“斗争”的人,应该给他们平反。对于自己的错误,也要公开指出来。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他就是这样做的。
到1962年的8月,具体办理平反的邓小平,已经给全国600多万干部、党员和群众平了反。
可事情出乎他的意料,材料反映,被平反的人有的高兴得跳起来欢呼,有的幸灾乐祸地讥笑给他们平反的干部。有人则公然宣称说:“三面红旗犯了错误”、“大跃进本来就是搞糟了嘛”
而他的那些战友呢?刘少奇没作声,内心足支持“平反派”的,周恩来在向知识分子摇橄榄枝,说他们现在都是“劳动人民”了。还有陈毅,他说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糊涂啊!
无独有偶,就在这些事情发生的同时,1962年6月,那个在庐山会议上被批判倒了的彭德怀,也跳了出来,向中央呈递了一封长达8万字的申诉材料,要求为自己“翻案”。
本来只是想“平反”了,给所有的人都平复平复,就像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的“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一样。没想到,他们的目的根木就不在这里,他们的口的是要“翻案”啊……
翻案?翻谁的案啊?
不就是要翻我毛泽东的案吗?不就是要重写历史吗?不就是要把我毛泽东搞过的再翻过来吗?
前不久,在习仲勋等人支持下出版了小说《刘志丹》,康生一见便指出:“这是为高岗翻案的”,还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
如果照他们这样,连高岗也要翻案了,如果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也错了,那不就是我毛泽东的路线错了吗?
翻案风之外,还有一个更令他不安的事情,那就是:农村的“包产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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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包产到户”,就是农村不要搞“集体”了,退回到“土改”的时候去。还是把田分给一家一户,搞单干。这实质上不就是否定他带领人民走的这条“集体化”道路吗?
这可是他毛泽东提出的根本路线啊!
本来,七千人大会上,部分地允许农民“包产”,只是恢复经济的权宜之计,只是策略性的“退却”。可是,许多党的领导人就是不理解,把“退却”看成是“放弃”,想着的还是私有化的路子。
“农业专家”邓子恢自不必说,他还没接受教训,还在不同场合中提出要“适当扩大自留地”。管经济的陈云呢,最近也搞出个《青浦农村调查》来,大赞个体:“农民种自留地,积极性提高了”。至于邓小平,他脑瓜子更是一有机会就会向右拐的。1962年7月,他就在大会上宣扬说:“不管黑猫黄猫,能逮住老鼠才是好猫。”分不清路线了呀。
他也曾苦口婆心地教导他的这些战友们:“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有的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放高利贷,讨小老婆……”社会主义就向后退了,说明共产党带的这条路就失败了。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听?背地里宽容、支持、甚至提倡。这是为什么啊?
令人担心的是,今天,就连他身边最信任的人,都在“动摇”。甚至可以说,跟他走的这支队伍在发生分化了!
他想起与秘书田家英的那次谈话。
二、“反对者”变成“支持者”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几个月前,田家英还是坚持反对“包产到户”的。在广州,田家英还将安徽省一个关于包产到户的材料送给他看,并含泪附信一封:“寡妇们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好互助求生。要求给一头牛,一张犁,8个寡妇互助,爬也要爬到田里去!”说得多好,这就是中国的实情!这就是搞“包产到户”的后果嘛!可是,还不到一年,两个月前,田家英从外面调查回来了,立场全变了。
他点燃了一支烟,饶有兴趣地等候田家英新的发现。
“农民还是要包产到户。我看还是包产到户好,这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第五章抚不平的波澜——深圳河边的社会主义大教育●
田家英向他说起,农民认为公社搞的大集体生产不好,谁勤谁懒辨不清。积极性起不来。“要是把年产任务分到各户去,让农民自己来搞,劲头就上来了。农民就有饱饭吃了。集体化还是个很长的路程。”
真是奇怪怎么连家英也变了!毛泽东半天没有吱声。
突然,他提出了一个令田家英没有料到的问题。
“那你主张,是集体经济为主好,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好呢?”
没等田家英回答,他又接着问田家英:“家英啊,你的这个思想,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①
毛泽东警惕了。
因为这一切已经触及他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
也许,田家英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将在毛泽东的心中引起怎样的波澜:
看来,党内党外,确有一批人从骨子里就反对走“集体化”道路,主张农民“单干”,不同意我为中国引的这条路。他们只是碍着我毛泽东的面子不敢说。他们要翻的实际上就是这个“案”!
危险啊!
猛然,他记起1959年庐山会议前夕,见到贺子珍的那回事,离开时,子珍突然泪流满面地向他说:“主席,你千万得留心,王明这班人狠着呢,提防他们害你啊!”②
这是什么意思,王明早已不在身边了!谁害我?
海面吹来一阵阵的风,他突然感到不寒而栗。
他回过头来,吩咐警卫员:“我们回去吧。”
他需要冷静一下,需要慢慢地再思考,再仔细地分析。
——
回到房里,面对的又是桌上是小山似的内部资料,他顺手打开来看。
真是多事之秋啊,传来的一个个都是叫人“警惕”的信号:
苏联人在新疆塔城挑动边民叛乱;印度人在喜马拉雅山边挑衅;蒋介石准备“反攻大陆”……
他隐隐地感到有一股压力,内的、外的,都在暗中积聚、汇拢、在慢慢
——————————
①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9一1230页。
②邸延生著:《历史的情怀——毛泽东生活记事》,新华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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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他压过来……
战争年代的“经历”总是在“提醒”着他:这分明是一股在准备发动总攻击的敌人呀!
他狠狠地抽了一口烟……
于是,他的刚血的个性、他的人生经历、纷纭复杂的形势,都在引导他向一个新的“判断”逼近……
打开窗户,海空辽阔。海浪拍崖,发出“轰、轰——”的巨响。它们还是那样,不紧不慢。不停地扑、不停地退、又不停地扑……
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这集合到一起向他扑来的到底是什么呢?
猛然,他明自了,明白了一个规律!一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上的规律:“阶级斗争”是永远不会停息的!
他吐出一口烟,揿灭了烟头……
——
1962年9月24日,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召开。
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在这一天,他作出了他一生中极为重大,也是极为错误的对时局的判断。
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是这样写着的:
“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他的判断是:无产阶级夺取了政权之后,内外的敌人人还在,心不死,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以种种形式联合起来,对无产阶级的阵地进行反扑。
阶级敌人或他们的影响,已经深人到党内。阶级的敌人,中国的赫鲁晓夫,很可能“就睡在我们身边”!
找到了!这就是几个月来,种种“迹象”的本质。或者说是他时时感到的那个压力的“源头”!
这样,他不仅放弃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以来有关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把“阶级斗争”当成“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来看待,而且认为这个时段不是“十几年”,而是存在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到来之前的整个历史时期。可能是一百年.甚至几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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