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界，前面就是英国兵的岗楼，我们又担心英国人抓我们。
感谢上帝！也许是英国兵良心发现，也许是下暴雨他们也没法出门，一个英国兵都没出来拦我们。
真是谢天谢地啊！我们快要得救了！
可是这时，情况更危险了。雨，下得更大了，水，四周的水一个劲地猛涨。我们周围，到处是水，望也望不到边。
“妈妈，妈妈，”我叫着，心里害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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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大逃港
这时大水已经快淹过我们的腰部了，要再涨，我和妈妈就没了。
妈妈拿手死箍着我说：“孩子，咱娘俩今天要死就死在一起了！”
就在这快要绝路的时候，我发现前面有棵树。
这简直就是救命的靠山啊！
“妈妈，快来，这边有树！”我猛喊。
好多人也都朝那株大树露在水面的枝干淌去。抓到了树枝的，都拼命地往树上爬。
但是水一波一波地涌过来，在水里走路，挪不开步子，猛地一阵水波涌来，把我和妈妈分开，妈妈又一把抱住我。千幸万幸，我们终于挨到了那棵树的下面。
妈妈就对我说：“兆达，快，你先上啊——”
我一看，树的上面已经坐满了人，再挤上一个人也难了。
妈妈半截身子在水中，求着坐在树干上的人：“大哥大叔，拉我们一把吧——”
大概是怕挤了他们的位置，树上那么多人，竟然没一个人伸手。
妈妈还在求他们：“做做好事，我不上，拉我儿子一把吧——”
我也没等他们拉，就强行爬了上去，把树上的一个人挤得晃了两晃。我听见大概是那人的家里人在痛骂：“你挤他！老子揍死你！”我的头上背上早挨了几拳。
我不动，也不觉得痛，我宁可被他们打死，也不会下去。
“妈，拉住我的手。”我伸出手去，拉水中的妈妈……没有一个人帮我……终于，我碰到了她的手。
“抓紧啊，妈妈——”
饥饿、孱弱的她，没有力量了。她沿着树身，上了几下，又滑了下去。
“妈妈——”我满脸的泪花。“你再用一口力啊！”
唉，要是我给她多打一只鸡！
妈妈也许用了她最后的一点力量，她踩着一个树桩，就要上来了。
唉，在这里，我要告诉你人性最丑恶的这件事，我一生都难忘啊。
由于树上的人太多，他们担心树丫断了。这时有人在我母亲肩上蹬了一脚，她就“扑通——”掉进了洪流中。
我呼天喊地：“妈妈——我的妈妈——”我还在喊：“我拉你．我拉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呀——”
有人在我背上捅了一下：“你再喊，连你也推下去——”
我只有空空地撕肝撕肺着：“妈妈，我的妈妈呀——”
妈妈再也没上来了。
——
“陈记者啊，我的母亲就这样死在洪流中……”叶小明痛苦地对我说。
这是一个天上没有星光的夜晚！
也是一个地上没有良心的夜晚！
两天以后，水退了。叶小明也到达了目的地香港。因为未成年，很快被香港政府作了登记。
登记完后他赶紧找自己的妈妈。同村的七叔领着他又来到新界。水已经退了，那株树还在，他绕着那株树在周围找啊找啊，找遍了。终于在离那株树一里多路的地方，找到妈妈的尸体。
妈妈是被横在两棵树丫间的，这样大水才没把她冲到更远的地方。她苍白的手指紧紧地箍住了一截小树，死死不放，像要把那小树都抠一个洞。
“我不知道母亲在最后一刻的想法。也许无助的她，水流中的这棵小树，便是她生命最后的求助！
“当时我为什么不跳下去？为什么不同母亲一起去死啊！我恨，恨我自己！我痛不欲生。我后来真想随她而去，真的，陈记者。”
“我把她发白的手指扳开树，把她放进挖出的坑里。”
“我擦干了泪，把他们埋了——还有她旁边的拦在野树边的两具不知名的尸体。我觉得我应该做，虽然这是旁人的父母。”
“擦干泪水，我坚强地朝香港的高楼大厦走去。”
“我把名字改了，改成了叶争气，最近才改回叫叶小明的。我要为母亲争气！立志要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发暂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她。”
“记者先生，今天上午的会，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策略，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这些冒着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泪，用血创造出来的！”叶小明眼睛闪着愤怒而又坚定的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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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大逃港
听完他的回忆，我嘘出了一口气，合上笔记本。
香港，今天我终于懂得你了！
◇第五节 潮水冲击之后◇
一、狂潮是怎样平息的
1962年5月23日的《星岛日报》，突然以大标题报道中国官方停止“放宽”边境的消息：《中共封锁边境今日起不准偷渡进入英界》。
文中说：“华界‘解放军’警告，今后，不准再行偷渡，违者将判劳改四年。”“政府每天劫获的偷渡者也从5千猛降到一两千，甚至几百人。”
5月26日的《星岛日报》再次刊发报道：（偷渡者已锐减粉岭营昨关闭军警撤退，边境迅复常态》。
——
逃港大潮过去了……
如同留在沙滩上的砂石，人们的目光，开始注意大潮后留在香港的衣衫槛褛的所谓“大陆难民”身上。
二、逃港群众进入香港以后
“地下隐行”的逃港者
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
香港《华侨日报》1957年8月6日刊登《香港难民问题》一文，记载了逃港者的情况：
“……当他们逃到港九以后，仅光着一身，投靠无门。除呼吸自由的空气外，吃的、穿的、住的皆无着落。多迫而昼则沿门乞讨，夜则露宿街头。饥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寒疾病，交相侵迫，哀号婉转，惨绝人寰”
首先是膳食。
一开始，港英政府对逃过来的无依无靠的群众给子了免费膳食，求食者必须首先“向社会局长致函申请，派员前往居处地作实地调查……发给免费膳食证”。政府在全港多个地力设有福利站，执证者可以每日依时前往领餐。“此类膳食为六安士米煮成之饭食，一安士鱼或猪肉、瓜菜等。”
其次是居住。
来到香港的群众，一部分在港有亲戚朋友的，得以投亲靠友。绝大部分逃港群众，则在公园、街头的屋檐下、楼梯下宿夜。有的则住于山上的洞穴中，或被荒弃的屋宇中，文章说其如“上古穴居野处的生活”。
后来，他们开始在街角、空地处用木板钉出板屋。接着有到人家的天台上搭建板屋的，这就形成了一个后来香港报刊常用的名词：“天台木屋”。
这些木头屋，因为搭建简陋，烈日悬空时，屋内炎热如置身火炉。如遇台风暴雨，常常连屋顶也刮跑。
为了生活的相互照应，后来，便有亲戚、熟人、同乡而结聚于各个山头、空地。共同搭建木板屋，如潮籍人聚居老虎岩村、内地人聚居调景岭等。
再次是谋生。
根据香港法律，没有牌照是不能从业的。一开始，港英政府不承认逃港群众的“居民”身份，所以，他们谋生十分困难。逃港的群众中，有医师、会计、教师等，但因为无牌，不能公开从事这些职业，一些人便在“地下”隐行。他们从事较多的是最方便的家庭手工业，即从小的工厂中拿来活计，“比方粘纸盒、挑手袜打纱等”在家中加工。到六十年代初，港人纷纷主张引进加工业，这样也就逐步解决了数十万逃港者的就业问题。
“逃港难民”的木板屋，因为缺乏防护措施，隐藏着种种治安隐患。终于，火灾在大片木屋的石硖尾居住区爆发了！石硖尾六村大火，一夜之间产生了六万多名流离失所的灾民，终于使港英政府认识到“难民”问题已成香港之“要议”。下决心为逃港群众建立安置区。
流落香港的群众后来大多数都住进了安置区中的“徙置大楼”。
港英政府为数量巨大的“难民”安置住所，可谓费了心力。这种“徙置大楼”相对来说比较朴实而容量较大。“每层有房六十四到八十六个．每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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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大逃港
可住成人六人，每幢可住二千至三千人。每幢大楼中间设有男女浴室、厕所和公众水喉。每月租金仅十四元。”
这样，数十万的逃港群众，终于逐步有了安身之所。
——
香港逃港群众的聚居地，值得一提的是调景岭安置区。
《华侨日报》在1957年3月发表的《香港难民问题》一文中介绍了调景岭“难民”营：
“香港虽然有几十万难民，但正式接受政府和社会救济的，就是调景岭的难民。1949年之后，忠贞之士，相率避于海隅，孑然一身，衣食无靠。港府当局即委托东华三院收留他们。因东华医院地方不敷，1950年乃迁往西环的摩星岭。是年六月初有香港社会局接受登记，当时人数为6921人。旋于六月26日全部迁往九龙附近的调景岭设营安置。唯该地一片荒凉，屋舍全无，于是联合了全港九数十侨团发动捐输。为难民建盖临时木屋居所。而难民之膳食则由社会局供应。调景岭难民营亦正式成立。
在此之后，由于大陆逃难人民络绎而来，彼等咸希望获得调景岭居住及接受救济，而人数过众，此后即截止登记，除原来已登记之6921人发给‘领饭证’外，此后而来者只视作调景岭难民营的寄居难民。聚居调景岭之人数达30358人。”
“这三万多人，把调景岭建成了另一个世界。
后来，他们获得了台湾当局的重视，并通过台湾‘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的援助，使他们返回台湾就业，几年来获准返台者，截至目前（1957年8月——作者注）为止，总数达一万四千余人。
调景岭营内仅有社会局设立的一办公室管理营内秩序。或有人以为易发生混乱，但此等难民多属前知识分子，或为军队中之将校，故彼等在此时能发挥自治之能力。组织自治办公室，将全营建立保甲制度，使全营秩序井然，历年来表现之治安良好，有逾于港九地区者。”
三、港英政府失算了
香港“徙置区”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由于逃来的群众太多，如何处理已经进人了香港市内的逃港群众，港英政府也颇费思量。
从本意上说，他们是不愿意接受的。但从道义上看．尤其迫于香港市民及舆论的高度压力，他们又不敢轻易推走这数以十万计的难民。曾经一度想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抛出去给台湾等地。
最先，他们幼稚地认为，这些群众逃港“目的地不是香港，有朝一日他们可能会选择回到大陆、台湾，或者到其他国家去。”所以，一直拖延处理。
但是，港英政府判断错了，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群众不愿走，除了小部分到了台湾或其他国家外，大部分选择的仍然是留在香港。
但是，要一下子接受这么多人，无论住房、医疗、教育，小小一岛都难以承受。
于是，港英政府又把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于联合国，即希望确立逃港群众的“难民”地位。因为一旦由联合国确定逃来香港的大陆群众为“难民”,就应该由联合国按照对待“难民”的条款来给予接济了。
但是，联合国所指的“难民”，必须其有以下两个条件：
一、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
二、难民承认其本国政府的政治组织，但其本国政府拒予收容。
1962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所以，该条款所指的“本国”，在联合国是指台湾的“中华民国”。但国民党政府不愿意在全世界面前丢失而子，如承认逃港的群众“与其本国的政治组织不能相容”，即是承认与“中华民国”不相容所以一直不明朗表态。这样，逃港群众的身份问题就一直搁着。
山芋还是落回到港英政府的手中。经以日月，港英政府只好默认了这个不情愿的事实，不得不动手安排“难民”的生计问题，开始建立“徙置区”。
不过，港英政府之所以后来同意着手“徙置难民”，还可能与60年代后全球的经济发展，香港需要大批劳动力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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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湾国民党政府和各国政府密切关注“六二”大逃港
中国内地发生大饥荒、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严重分歧，中苏两党公开决裂、中印边境上多年的摩擦导致了战争、深圳河边又出现数十万人的大逃港，所有这些都曾给台湾的蒋介石带来过“希望”一度认为机会将到，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了庞大而周密的“反攻大陆计划”。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清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只是出了些问题，从根本上几来说是稳定的。
出于种种考虑，肯尼迪在多个场合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力阻蒋介石的狂妄之想。
对于发生在深港边境的大逃港问题，美国政府的态度也仅提“以人道予以援助”，谋求以国民党政府为主的各国解决办法。
香港《星岛日报》5月25日报道：《美决研求方法将予最有利的考虑》。指出美国总统甘乃迪（肯尼迪）已亲自出面来关照此事。
肯尼迪号召除了台湾国民党政府外，还希望世界各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面积大人口少的国家，都“尽可能地接受难民”。
对于数量众多的逃港群众，台湾国民党政府虽感到是一个“烫手山芋”,但既然占有联合国中“中国”的席位，就应该有安置“中国难民”的义务。
此时台湾民间舆论鼎沸，纷纷指责政府“接受难胞不力”。
5月19日《星岛日报》载《国府谋求妥善措施》一文，指出5月18日，台湾立法院63名委员，集体向行政院提出质询，“要求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应尽其在我，收容逃港难民”。
5月20日《星岛日报》又继续发文《国府日内召开会议救总经派代表来港调查》，台湾的国民党政府，终干决定“行动拯救逃港难民”，搁置“把球踢回到香港政府去”的议见。
——
两天后台湾国民党政府“已决定成立专案小组，对最近逃港难胞，依自愿接济来台。并先拨食米一千吨捐赠”。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此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便陆续派出船只，到香港接“难民”。
对于这批“大陆难民”的去留，各方均表示，愿意留在香港还是愿意去台湾，“均取自愿中请之方式”。
国民党政府派出的轮船，于1962年6月底，从香港接出了第一批“愿意赴台的大陆难民”7月9日，又用轮船接出了“第二批由大陆逃港澳的难胞”。
“港九难民委员会派人安置他们登轮。每一名难胞获救济金70港元。并由救委会赠送服装。”（救委会指台湾国民党的“救济大陆灾胞总会”——作者注）
对于美国的建议，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政府也先后表示愿意接纳“有限数量的难民”。
如6月19日《星岛日报》报道，加拿大已对留港难民移居开始接受申请。澳大利亚民间人士则表示愿意在地广人稀的地域，为逃港的群众开办农场。
所以，大逃港时逃到香港的大陆偷渡者，后来除大部分留在香港外，一部分去了台湾，还有小部分去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后来也有辗转去其他地方，如巴西、牙买加等地的。
香港的国民党驻港机构，一直在插手深圳河边的群众逃港潮，寄希望于中国内地的“内乱”。除在报刊上大造《中共正在崩溃，复国之期在即》的舆论外，还通过电台等竭力煽动。用气球传单的形式提供逃港路线图。另一方面又派遣在港的特务人员，伪装逃亡的群众或民兵，混杂在群众中鼓动、引路、煽动。
广东省公安部门1962年12月17日的《关于当前边防几个问题的调查》的文件指出：
“惠阳县外流人员中已发现有86名被敌特送到台湾受训。”
“宝安县已发现有八名外逃人员参加了特务组织。”
当然，后来“逃港潮”并没有向着台湾国民党政府期望的方向发展，更没有演化成“大抗暴起义”。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一“坚定出手”，“逃港潮”便在发生不到一个月后，就被迅速控制。显示出中共在控制政权上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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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情况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思考。
“国府对中共政权稳定性的判断是否错误？””中共对其政权究竟具有怎样的控制力？”需要评估。
在美国，研究美国政府政策的学者更认为：在如此严重的饥荒、外逃等冲击下的中共政权依然巩固，没有发生动乱，说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合法性仍然是人民的最高认同。无视这个大国是没有道理的。60年代的对华政策出现了微妙变化”。（见钱库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2一3）并最后促成了尼克松的访华之旅。
五、港台“紧急援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台湾民间广泛的支持，纷纷在报上献计献策如：
陆续将“难民”安置在台东地区的屏东县一带，那里有许多山林空地。可以“开垦自救”。
骨肉同胞亲，大批逃港群众涌入香港，反应最为激烈的首推香港市民。
从5月初开始，香港的各个民间社团便纷纷组织起来，商讨如何援助大陆逃港群众。
5月19日的《星岛日报》报道：
“昨日下午4时30分，数十团体代表集聚于云咸街四号三楼，举行一个港九各社团救济难民的座谈会，公推调景岭救济会主席谢伯昌、周雁宾二人为主席。成立港九社团救济难民联席会议。推举马文辉等六人与官方洽谈……昨天出席会议的有：联合国协会、宗亲联谊会、元朗四邑同乡会、苏浙同乡会、兴宁同乡会、惠州同乡会、宝安县同乡会……”
5月18日，最早行动的香港基督教组织纪德士牧师表示：“四个国际性团体愿以救济物资献给港府物资达数百万之多。”
民间团体对港英政府救援不力的态度十分不满。要求直接与港英政府官员接触，商讨救援“大陆难民”问题。
5月20日《星岛日报》报道，以马文辉为首的五位民间代表会见了港英政府官员，提出五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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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港府表示了建议后，马文辉等代表即向全港市民呼吁救济难民大联合：“明日下午四时半，地址大道中石咸街二号三楼。请港九各社团踊跃参加。”
迫于压力，港英政府一方面要求伦敦政府加快与北京政府交涉，制止深港边境的“逃亡”潮，另一力面不能不现实地考虑如何安置已经进来的数以十万计的“难民”了。
6月1日，《星岛日报》以《救助需要帮助的人们》为题，发表社论，指出港府把“饥饿的难胞看成非法人境者，因此救济问题便无从谈起”。
文章提出尽快组织向其他国家移民，“英联邦中，马来西亚、婆罗洲、澳洲、纽西兰、加拿大等，都有很多地广人稀的地方……”
此后各种解决的思路纷纷出笼。
一位读者给媒体写信，建议把香港的大屿山开发出来，以供安置“大陆难民”：
“大屿山的面积比香港大一倍，地大而人疏，如果香港政府能慈善为怀，将大屿山开放，让大陆逃难者居留，逃难者的亲属必会在大屿山购置屋宇给他们居住。数年内，大屿山之繁荣不亚于香港矣。”此建议后来促进了大屿山的繁荣。
又有人提出花大力量把澳门开发出来，以安置“大陆难民”：
“请自由国家热心人士帮助澳门发展成一个轻工业和扩大农业的地区。使能大量收容大陆的逃亡人士。”此建议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澳门发展。
在台湾．逃港潮问题也引起了广泛关注。
台湾报刊大量报道了“大陆难民涌入香港”事件。有农场主邀请“难民”前往台湾种地。
香港《华侨日报》发文《台北郊外一农场愿收容难民千人》：
“台北郊外着兴学农场负责人温麟宣布该场为响应救助大陆逃港同胞，表示愿意收容一千人。并协助其解决生活及子女教育等问题……”
就在群众大逃港期间，美国民间的救济中国难民总会主席陈香梅，飞来香港同港府官员、各民间团体代表交换意见。并赶赴边境与逃港难民实地接触，了解情况，寻求安置办法。
6月26口的《华侨日报》说，陈香梅除表示将有巨款拨来“援救”“大陆难民”。
国民党政府决定派船到香港接运“难民”的消息传出后，台湾民间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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