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8 大逃港
◆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一节 浅浅的界河◇
一、新中国成立初年，中共高层最初的决策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仇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课题。
“咕、咕……”这是海拔214米的深圳牛屋岭上。拨开密密的乱枝树叶，我看见一块不到50平方米的沼泽地。水流，更准确地说是从地下涌出的泉水，在那儿发出轻微的咕咕声……
这便是深圳河——深圳和香港的界河的源头。
深圳河自梧桐山发源，从东北往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公里，河最宽处75米，最窄处仅为2米，人一跃就可以跳过去。
1898年，中英谈判代表签署《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把香港新界“租借”给英国，以深圳河作为港英方和中方的分界线。
紧靠着深圳河北岸中方的村镇有沙头角、罗芳、径肚、莲塘、长岭、深圳镇等。
●第一章风云初变●
紧靠着深圳河的南岸是香港的沙头角、莲麻坑、新屋岭、老鼠岭、粉岭等。两方陆地接界处有开阔的田野和山地。
深港西端的深圳湾是两地分界。深圳的最东面是南海，两方的边界为大鹏湾的海水。
1949年以前，草深叶密的深圳河边基本上处于无人管辖的状态。虽然在深圳镇边有一座罗湖桥，法定上它是香港与内地来往的唯一通道。但两地农民一般不走罗湖桥，他们习惯挽着裤腿，牵着牛、背着犁越过深圳河，想从哪里下水就在哪里下水。沿河两岸虽然有卫兵巡逻，大都装作没看见。
河两边的村庄姓氏主要有陈、庄、叶、万、黄等。沿河两岸村庄，田地是相互交叉的。也就是说，中方的村庄有田地在港英方；而港英方的村庄也有田地在中方。因而两地的农民常要过河到对岸去插田割禾。
有时收工晚了，过境的农民便不再回家，就在对方所属的河边搭个茅草篷过夜。香港一方，有一个小村叫较寮村，据说就是罗芳村的农民为耕作方便在河对岸建起的。
两地的人，常是同一个祠堂分出去的，各姓又结亲联姻，常结着亲戚。
1949年10月，由陈赓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广州后向南挺进，直逼深圳。
河南岸紧张起来。解放军的目标在哪里？伦敦弄不清底细。于是两个精锐师，从南洋群岛的丛林调到深港边境。而另一封要求增派军队驻守深圳河防线的请示，也很快呈递到英国首相的长桌上。
然而，情况突然变化，如滚滚洪流南下的数十万解放军，突然停在深圳北面的布吉一带不走了。
1949年7月11日，毛泽东和周恩来令叶剑英向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传达命令：为避免引起边界冲突和国际纠纷，部队不再往南。
1949年10月19日，深圳和平解放。
从此，深圳河北岸隶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深圳河南岸隶属于英国政府下辖的港英政府。
港英一方在河南边的边境线上建起了铁丝网，据守的是精锐的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中方也在深圳河边设立了检查岗哨，派遣的是在河北组建的精锐的解放军公安一O师三O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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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的罗湖桥头警备森严
据说公安三O团刚来的时候，河边巡逻的英兵听见对岸解放军操纯正的北方话，以为是中共主力“四野”到河边上来了，香港报纸也好一阵的报道，担心大军进攻香港，弄得人心惶惶，离港的轮船票曾一度紧张。
依照中英双方的协定，两地不再允许自由来往了。但习惯了“大家庭”生活的两岸农民，尤其那些会缠着哨兵磨嘴吵架的大婶大嫂们，是不认什么铁丝网和冲锋枪的。而习惯了在田埂上鸟雀似的飞跑的小孩们，也从来不问脚下踩的是港英的界土还是深圳的界土。
香港报纸登过一张照片：一群深港边境村落的妇女围住执枪的英方哨兵，理论要过河，另一群妇女则趁机把粽子从铁丝网上抛过去。
一开始，边境上中方与港英方的关系也还不错。
从盐田到蛇口，除了沙头角的一段山路有港英方用铁制的英国小旗插在路上作标志外，整个深港边界不设边界标志。人员车辆任意出人。由于从沙头角到深圳开会要走70里山路，不方便，中方军人常把军帽军服脱了，到港英方搭公共汽车往文锦渡，绕近路进深圳。港英方警察认出，也不加阻拦。由于深港两地的农田互为“插花”，五六十年代，中方曾一度允许给农民办过界耕作证去港方耕种并指定了出入路径：长岭村的农民通过一条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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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长的石桥到香港境内的莲麻坑村耕作；罗芳村的村民通过河边的一个检查哨，到港方的打鼓岭耕作；黄贝岭村也有部分田地在打鼓岭，所以同罗芳村村民同经河边缺口出人境耕作；赤尾村有田地在港英方马草龙、落马洲，所以村民经深圳河边检查哨，下船出人境耕作；罗湖村有田地分布在港英方的罗湖、廖堂村和上水等地，村民经罗湖桥口出人耕作……
这，便是罗湖桥。
从民国年间广九线通车起，由于铁路经过深圳墟，罗湖桥头成为大陆通往香港的最后一站。
桥中间的木板上，用红漆划出的一道线便是边境线，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分界线。红线的北边，站着执枪的中国卫兵；红线的南边，站着执枪的大鼻子英国兵。
说起罗湖桥，至少到清代中期，它还只是过河种田的农民用几株树搭起来的“树桥”。清代后期，村人合资修建了石桥。广九铁路修建时，中英双方同意，由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设计建造铁路桥。桥上设立“出境检查站”。
当时的“出境检查”是怎么回事呢？
桥北边的中方有两排低矮的平房，十分简陋，以致你可能误以为是某个单位的员工宿舍，但那便是代表着堂堂中华民国实施管理出人境事务的“深圳海关”。
20世纪50年代香港明信片上呈现出的深港海关，河上搭起的棚下是两地交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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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平时出人境的中外公民是不多的。“平房海关”面向着罗湖桥，平房中有一个窗口，窗口边贴有一张白纸，白纸上面有人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个字：“出入检查”。南来北往的旅客，把行李恭恭敬敬放到窗口上，接受“中华民国海关人员”检查。
那年头，细心的检查员，会在行李上按一按，用生理感应一下包中的藏匿；不细心的，看也不看，举着一个大大的红印，在你的证件上“啪”地一声盖了，你便可以“出境”。
相对来说，港英方的检查要严格得多，除了检查来者的出境证件外，还要检查行李的重量、皮箱中有没有携带违禁品。
火车过桥则比较麻烦，双方的火车头是不能越过那条红漆分界线的。只能开到红漆线后，一方把火车头卸下来，对方在另一头接上一个车头，把车拉走。
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期，边境检查突然放宽了。几乎不需要证件就可放人过关，这是因为：在中国大陆一个巨大的政治变化发生了。
1949年，蒋介石被中国共产党打败，仓皇退往台湾。出于对新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害怕”或者“担心”，成千上万的不愿在共产社会中生活，又来不及随蒋介石逃到台湾去的大陆百姓，潮水般地涌向罗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逃往香港的人员受到港英方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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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企图避往香港。
如同一夜涨水，1949年的下半年罗湖桥头突然变得人山人海，拥挤不堪。
据当时香港的报纸记载，最高峰时，每天过境的人数不下十万。
共产党政权来得太突然，群众成千上万涌来。港英政府手足无措，生怕香港涨水。
怎么才又“人道”，又不会“水浸”呢？
港英警方临时订了个奇怪的“过桥标准”——广东人可以过，非广东人则不可以。
港报这样描述“奇怪的标准”：“难民”们牵儿带女、大包小箱地到了罗湖桥。先检查车票，看行李，英方海关人员（不一定是英国人）眼睛膘过来，看看你的皮肤、长相，判断一下像不像广东人。然后问你：“嗨丙到？”（粤语：“去哪里”）如果你能答得上：“嗨烘公。”(“去香港”）那就是广东人，让你过去。要回答不上的，便从队伍中拉出来，推回到桥那边去！
我的堂兄陈秉卓，原国民党的一位军官，就是这样被港英方人员从队伍中拉出来的。
过桥受限制了，一些非广东籍的“逃难者”便生出另一些路径来。
这也许就产生出深圳河上最早的“偷渡”。
我的那位国民党少校堂兄对我这样描述了最早的“偷渡”：
我不会说广东话，只好离开桥上的队伍往深圳镇里头走。那时罗湖桥边上的街道两边，都搭着一排排的木板房子，说是旅店，专门接纳从内地跑来深圳等候过香港的人。我有个朋友介绍的朋友住在镇上，他把我领到一间木板房子里头，贴着耳朵告诉我，晚上就在这房子里坐着等，哪儿都别去，会有人来找我的。
大约后半夜吧，我看看表，正是三点，听见有人用两个手指头轻轻敲门。我把门开了一道缝，进来一个三十多岁渔民模样的人。也不说话——不过说广东话我也不会懂的。用两个手指头在我眼前晃了一下，然后伸出巴掌，意思是要钱。我按朋友的吩咐，在他手心里按了两根金条，他就把手掌朝门外摇了两下，意思是可以跟他走了。
这简直就像干间谍工作的呀。外头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清。我跟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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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条好像是铺着石板的街道，又转了几道弯，前面便出现了一片芦苇。穿过芦苇丛，我便听见水声，面前是一条河。我想，这大概就是人家说的深圳河了。好像比现在的河面宽，因为能行船嘛。芦苇也比现在多很多，都遮得看不清人。
那人在河边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掌，芦苇里就慢慢穿出一条船来。
那人在我背上赶紧拍了两拍，意思是叫我快快上船。我上得船去，还想回头说什么感激的话，他已经把船一推，小船便朝香港那边去了。
船一到河中央．撑船的——我这才看清原来是个女人——立起身来告诉我，说我没事了．因为水是属港英地界，共产党没法抓你了……
我就这样偷渡到了香港。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年，政府对于罗湖桥如此“放宽”，究竟是什么原因？
这是同当时毛、周对国内形势的考虑分不开的。
20世纪40年代末，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形成，两大阵营相互敌视，几无往来.罗湖桥便成了社会主义阵营极为珍贵的“对外走廊”。
如何充分利用这条“对外走廊”成为毛、周等中共高层领导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大陆财政拮据，粮食、生活物资的供应都趋紧张。军政人员数目一度突破了900万。政府要养活的从国民党政府手中接收过来的旧人员就高达数百万。另外，一些国民党军队残余上山藏匿顽抗，放火，杀害共产党干部，严重影响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治安。
让一些依然留恋蒋介石政府的人出去，既可节省财政开支，又有利于国内秩序。所以，中国政府采取了最体面的做法：从罗湖桥放人。
从1947年到1950年，究竞有多少所谓的“大陆难民”通过’‘对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计总数达200万人之多。
这些人中，有上海、天津资本家，南京、广州的达官贵人。有躲避共产党土改反霸的地主豪绅，更多的是躲避战火的老百姓和国民党败兵。一些著名的资本大亨，像唐炳源、王云程、荣氏兄弟、邱德根等，就是在这个时期从内地逃到香港的。
50年代，在香港的调景岭和摩星岭的山头上，曾出现大批数里相连的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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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据说就是大陆逃港者居住的地方。
后来很长一段时期，“每年10月10日（国民党政府的双十节），这里就变成了青天白日旗的旗海，成为香港的一道特殊的风景” ①。
想走的，都走啦。少了分饭吃的，倒是好事。新生的国家，换来了一时的安宁。
二、“隔岸村惨案”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
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深圳，原意就是一条深的河沟。两万人口的小镇，属于县府设在南头的宝安县管辖。镇中一条十字形的老街，两旁是两层的广式骑楼。每逢三、五、七日赶墟的日子，附近四乡的农民挑了蔬菜、鱼虾集拢到小镇上来了。广式骑楼下人声鼎沸、买三吆四，分外热闹。
清末有了广九铁路通过，深圳的位置便变得格外重要，它是国内通往境外的最后一站。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只玻璃瓶，深圳就是瓶底。国民党政府被打败到台湾时，所有大陆上想要去香港的人，都集中到这个瓶底下来了。火车站旁的罗湖桥边上，搭满了一片片的赌寮、妓寮……最高峰时，深圳镇的常住人口达到4万多人，来自全国22个省市、 96个县。
1949一1950年，深圳镇市面上流行着5种以上的货币，包括人民币、南方券（中共南方局发行）、港币、银元、银毫。各种不明身份的人聚集、出入。各种货币的流行，加上宝安县当地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对新生政权的敌视和反抗，共产党在宝安县的政权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1950年3月，一支征粮工作小组6人，在宝安县西乡的隔岸村被香港的国民党势力杀害了。这就是惊动了北京的“隔岸村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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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见深圳市政协编《深港关系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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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两广纵队三团女兵，而今已80多岁的工作队员邬少慰，是至今唯一一位面对记者，还能较详细叙述“隔岸村惨案”的人。
大约是冬天吧，我们在深圳领了任务，就准备下村去。我和彭振儒在一个工作队。工作队分了两个组，我去了上川村，彭振儒他们组6个人去了隔岸村。
这样搞了大约十几天，我们组的任务完成了，准备回县。我让手下的一个小战士去叫老彭他们一起走。那战士回来报告说，组长，不好了，找不到老彭他们了。
我说，是不是上村里访贫去了？他说，恐怕不是。我便问，住地的情况怎么样，他说，床褥，被子很乱呢，像是有打斗过的痕迹。我说糟了，恐怕遇上了顽固地主，赶快通知大队。
隔岸村跟香港就隔了个海湾，很窄，上船就到。地主反革命要过海来搞破坏，是一眨眼功夫的事。
第二天一早，20多人带枪进入了隔岸村。村头村尾地找，找了一个上午，也没线索。一直到中午，才有战士在山上喊：在这里啦！
这是隔岸村后面的山上，一个水塘边。6位烈士，其中还有两个女的，一个18岁，一个才14岁。手都被反绑着，脸朝下排成一排趴在那里，背上的枪眼血迹未干，地上留着一大滩的血。周围的地上还有香港出产的烟蒂……
“你要杀我，我必杀你！”
50年代初的深圳一带，杀机密布。
1951年2月，一张深夜贴到深圳戏院墙上的反动标语说，原国民党宝安县公安局长肖天来在香港许愿：“捉一个村干部赏300元、捉一个共产党员赏2000元。”
随之，靠近深圳河的长岭村三次被袭。佛子坳木桥被烧，守桥民兵被杀。
宝安县公安局内部的《敌情综合》指：仅1953年3月份就“发现反动传单3宗、国民党旗l宗、燃烧炸药1宗……”
“3月15日10时左右，新图乡大口村村民刘六，在村口口米坑山牧牛发现松山挂着一面青天自日（该旗长9寸4分，横6寸）反动国民党国旗。”
“3月24日下午3时正，深圳火车站从新界过来的火车箱内发现放有大小反动传单38张……内容完成反共大业、实行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打倒苏联走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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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宝安县公安局的《敌情综合》，显示边境斗争复杂尖锐
“1952年7月31日，肖天来的‘广东反共救国军’匪部6人，从新界潜入，枪杀了一名在村口放哨的民兵。”
“1952年8月4日，盐田乡南山村村民钟天生、钟煌友两人上山砍竹子，发现外国香烟盒和罐头盒。公安部门随之前往追浦，全歼敌特6名，牺牲了排长陈德才和战士唐生源。”
这种情况是不能够长期下去的。门，得关上了。
1950年7月，中国政府决定要对深港边界实行封锁，整顿边防。
深港边境大清理开始了。
三、深港边境三道防线的建立
那第一个拿到出入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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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此开始了！它将延续，并将影响到以
后几十年深港上空的风云……
首先是：杀一批。
1951年初，中共宝安县委在《关于防特镇反推动群运的指示》中指出：“各地在3月10日前，一齐动手，将已批准的死刑犯公审控诉，杀他一批，不得迟疑。再检举，再收集，再请示，再逮捕，再呈报杀一批。各地杀人，必须大张旗鼓，以安定农村”
除了临时绑赴野外山头外，当年宝安县的刑场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南头西门，即现在的南头加油站附近。一处是深圳镇的晒布岭，即现在深圳中学背后。
据说由于隔岸村“反革命杀人”事件惊动过毛泽东，北京大为不悦，1950年6月30日，宝安县委特意给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写信，称：“毛主席：关于这里镇反，过去现在都做得不大好，1949年解放到1950年底，共杀3人，地委说，你们宝安县至少得杀200人……”
在铁腕打击“镇反”，枪毙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土匪、恶霸后”，中共华南分局文件称，深港边境的敌我斗争形势已大有好转，可以对边防实行大的清理了，以便下一步对边界实行封锁，结束长期以来“有边无防”的状况。
深圳边防大清理由宝安县委书记于斯夫、副书记李馨亭、三O团政委宋云舟等直接指挥。
深圳边防的建立分两步走。第一步：把“不可靠”的人员清理出边境。
初时，公安派出所设在而今深圳老街大江南商城附近。街头上，佩着木盒枪、穿着褪色黄军装的公安人员，操着东北或者山西口音，十分和气地到每个居民家中进行户口登记，询问出身、个人历史、来源。
经过逐人逐户的户口登记和严格的询问调查，深圳公安部门再对镇上人口进行“有选择性居留”登记。
什么叫做“有选择性居留”呢？就是留在深圳镇上的居民，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祖籍本地或广东省籍、身份清白，没有同国民党政府合作的经历。外省迁来的一律退回原籍（由国家派往深圳工作的除外）。
新生的共产党政权表现出开明的姿态：即使是敌对者，在清理出去时，也发给基本路费。第一批从深圳镇被清理出去的人共计351户、892人。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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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边防的证件
间包括来不及跑往香港，躲藏在镇上的国民党残余，也包括一些一直居住在深圳镇的地富反坏分子。
经过选择，被允许留在镇上的，基本上都是忠于共和国的“良民”。
但深圳是个特别的地方，即使是共和国的“良民”，也必须在严密的“内控”之中。这种内控，主要通过居民自身严密的管理组织来完成。
镇上设有专管治安的派出所。每条街道都将十户以上的居民组织起来，建立“居民小组”。居民小组中选定成分好、政治性强的积极分子担任小组长。小组长直线与派出所“专干”联系。
居民小组每五天开一次会，对号点名。会上各家各户汇报五天来的劳动、学习情况。小组长细心听取“情况”，遇有居民“思想波动”或者出现“动向”，从夫妇不和到外来不明客人，小组长都会深人家庭“了解”、“帮助”。当然，情况很快登记到派出所专干的记录册中。
外地进人深圳镇的人，必须持有所在地公安部门签发的边防证件。到达镇上后，要由户主陪同上派出所登记，接受询问和证件检查，经签字批准后才能留住。
经过这样一番整顿，每条街，每个巷子，甚至一草一木，都已经在层层控制之中了，任何对共和国不忠的行为，都会碰响派出所门上的钢铃。
深圳，变“单纯”了。
车站旁的寮棚、妓院、光怪陆离的舞场商店通通都拆除了，就连那条老街的青石板路也似乎变得干千净净、安安稳稳了。
完成了镇内严密的控制网络后，华南分局便开始着手第二步：建立“边防区”，即在镇外的边境一带建立一个隔开内地和香港的安全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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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安全保护区”包括三道防线，从北向南看，第一道是边防线，第二道是禁区线，第三道是警戒线。三道线的戒备步步升级，越来越严密。
华南分局在1956年的文件中称，在宝安县内划出的“边防区”，其指向是：东起大鹏湾，西至矛洲河；南从深圳河起，北至山厦。横长91公里，纵深19公里。
任何外来人须持有由公安部门开出的边防通行证，才能进人深港边防区的第一道防线：边防线。
通过了边防线，再往南走，须持有由深圳当地边防开出的“特许证”，再经哨卡执枪边防军验证，方可进人第二道防线，即“禁区线”。
进人“禁区线”后再往南，即在距离边境线（如深圳河）还有50公尺至100公尺的地方，划有一条“警戒线”。这条警戒线常常是一条约两米宽的简易公路。越过了“誓戒线”的人，再前行50~100米，就有可能到达河边，即“深港边界线”（主要是深圳河）。这里是“最高警戒区”。
需说明的是，能够进入第二道线，即边防“禁区”的人员，除公务者外，为数已极少。凡是无手续而踏进了“禁区”的，便可视为偷渡，随时可拘捕。
对于偷渡者，初时的命令是：制止不驯，或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可以鸣枪警告乃至射击。
三道誓戒线，警犬枪弹、严密防守，层层警戒，深港边境可谓戒备森严。
1951年2月15日，广东省政府公开发布命令：从即日起，深港边境“封锁河口”。自清与英签约以来、包括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两岸群众实际上存在的自由来往至此终止。那些私自进人三道防线，企图从深圳河偷渡者，将被视为“叛国投敌”。
第一张盖有钢印的深港通行证明，于1951年3月3日上午发出，是由深圳镇上的一位中年农民从派出所领到的。
据经事者回忆，为了表示“感谢”，当时派出所的人还特意向中年农民端茶递烟，并赠送了奖状。因为边民“觉悟提高了”，不再是打着赤脚，想“过界”便“过界”了，能第一个规规矩矩地来办证件的，当然是大大的良民！
那第一个拿到出人证的农民，大概不可能想到，如同数年后东德矗起了柏林墙一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从此开始了，社会主义阵营在南方的封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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