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连云山第一次弄明白了，香港人民不是国内所宣传的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是生活水平比大陆人民高出了许多倍。大陆的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香港的人民都早已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
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了连云山。
“回到县委招待所，有一个多星期，我闭门不出。陷人了深深的苦恼中。边民的逃港根本就不是美蒋特务的挑动，地富反坏策划内应的结果，是别人的生活比我们好群众才跑的，可是我们还在欺骗，说资本主义是人间地狱。”
“群众逃港表面上是自然灾害、集体吃食堂等造成。而实际上是一个政策问题。只有从我们宏观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找原因，才能解释。”
在连云山离开宝安前夕，李富林把他请到县委小食堂吃饭，一个劲检讨自己，说是工作有错误，才造成群众大逃港。大家的眼睛却老瞪着连云山，像是话中有话。
连云山揣度李富林等一班人，是担心自己这个“钦差”回京后“告状”,把大逃港说成是宝安县的责任，便说：
“这能怪你吗，你作为县委书记，你不知道吗？香港那生活水平你能比吗？那也叫水深火热？谁是水深火热？你这里饭都没得吃，你不叫水深火热？真是瞎说八道。”
李富林说：“老连呀，这话别人说可以，我就不能说呀。”意思是，连云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山可以说，他回北京了，可以把这个真实情况向上反映。
“把我逼得没办法了，我就说：‘我知道你们的意思，是想知道我回去说什么，对不对？我只说几个字好不好？说你宝安县负不了这个责任。是政策问题，行不行？”
“当时李富林感动得就差没哭出来了，眼睛都湿润了。他说：‘老连啊，我感谢你，感谢你能理解。’离席时，我说咱们今天就说到这。这么大件事，到北京，我能说不能说，还都是个问题啦”
连云山决定把自己看到和认识到的向中央报告二希望中共中央从大逃亡中吸取教训，反思历史，调整政策。
“我先后写了四篇内参，给了当时的（人民日报》常务副总编。写了大概四个内容：一个是香港的情况；第二个是大逃港的深层次原因，责任不在宝安县，也不在广东省委，是我们政策上的问题；第二个讲了重新认识香港的问题；第四个讲了解决的具体措施，比如取消粮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从樟木头到宝安这个地方，建立一条政策优惠区。
“他看过后，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说：‘我都不知道情况有这么严重。’我担心他会给我扣帽子，幸好没有说。他也得想想。
“过了几天，他又找我，说恐怕不能发表．建议我去新华社找找人。看能否通过新华社送上去。要送给中央的最高一级领导。
“我找到了新华社内参组组长夏公然，我们的私交关系不错。在朝鲜战场上一起呆过。我就约他到宣武门一家烤肉馆吃烤肉，那里人不多、说话安全。他看后吓了一跳：‘哎呀，你是个货真价实的反革命呀，我给你送了，连我也是反革命了。’
送不送？怎么送？他拿着考虑了好几天。”
连石山也不能不为事情的后果担心：“顶多把我关一次反革命。反正地富反坏的帽子我戴不上，我就是个农民出身，我家连个保长、甲长都没有，拿我也没办法。”
但是，送给谁呢？连石山回忆说：“夏公然说，就送一个人，送邓小平吧。他说邓小平不整人，不说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也回忆了此事：“是用手抄件送上去的。当时可能只送了小平同志一人，通过他反映到总理处”
“报告送上去后，情况怎么样呢？连云山和夏公然都很着急。等了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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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没什么反应……
但是，实际上，一些“改变”在暗中演化着。
夏公然在他的遗著中回忆，内参送上去以后，国内情况发生了变化：
“从这以后，相关政策悄悄开始松动，记得当时总理对大陆出逃的难民有一个放宽不究的指示。”
如果夏公然所述属实，周恩来的这个指示，就不仅“放”了李富林等一批在宝安县的闹“开放”的县级干部们“一马”，也“放”了陶铸、寇庆延等一批支持“开放”的广东省的领导“一马”。
松动还表现在更多的方面。
“最能看出政策变化的，是大陆通过香港买粮食一事。”夏公然的遗著指出买粮食是一件对中国的老百姓很要紧的事。这对中国后来渡过大饥荒起过很大作用的事。
在此之前，中国是基本上不向外国进口粮食的，提倡“饿死不吃美国粮”。国内老百姓没吃的，又要面子不进口粮食。大批饿死人是必然的。自从政策允许从香港进口粮食后，外国粮进人国内，饥荒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许多傲傲待绝的饥民才得以活下来。
“可是在表面上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只有南方的逃港风，在愈演愈烈。
五、广州火车站告急
与此相同，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截了回去……
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当然，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也就同时刹车了！
就在深圳河边上发生群众大逃港事件后，厂州发生了大批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我们也要去香港！”
1961年9月，宝安县放宽边防地区群众出境的政策传到广东省内外，码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上加码，口风就变了。
1962年年初，一个“谣言”悄悄在各地饥饿的老百姓中传开：“女皇诞辰，香港大开边境”，“内地居民只要愿意去，不抓人，全部都安排工作”。
——
饥饿的广东疯了，所有听到这个消息的地方都疯了！.
一时间，广州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形成了震惊全国的广州火车站“六六大逃港事件”。
有关1962年广州车站的大骚乱，由于当时禁止报道，所以能得到的资料是很有限。后来偶然在收容所的档案柜中发现了一本在边境被抓捕的偷渡者的日记，其中有几页记录了1962年5月以后广州车站大骚乱的情况：
1962年5月17日
晴。……排队买火车票的人骤然增多起来，都是往南去的。而且买的票多数是到平瑚的（买到靠近深圳的平瑚站不用边防证）。明眼人一看就都知道是想跑香港的。上面都没说不可以，下面怎么不跑啊。售票员也不问。
单位昨天也开了会，叫大家注意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
……
1962年5月22日
晴。……天气越来越热，排队要去香港的人也越来越多。从窗户望去，火车站坪里的长队排到了汽车站那头了。什么人都有。广东各县的，还有外省来的，衣衫褴褛，好像是叫花子那样的……满街上都是拖儿带女的外乡人，见了你就伸手要吃的。
听说海珠桥那边还发生抢吃的，公安都去了。情况很混乱。老妈叫我和华仔不要出去。
……
1962年5月30日
晴。……火车站上人山人海．到处是人。
……
1962年6月l日
……情况还在变化，今天，整条白云路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堵塞了。火车站坪里，恐怕有一两万人。有些地方，买票的群众出现起哄。车站召开了紧急会议。这样恐怕会出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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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6月4日
……今天果然出事了。成千上万的旅客，因为买不到去深圳的票，就冲进车站去，自己爬上开往香港的火车。听说有爬墙的，有砸破了车窗玻璃往车上爬的，有狂呼乱叫，强行要上车的。运输秩序完全乱套了。车也发不出去。现在还停在车站上。结果，开往北京、上海……哪里的车都开不了。大堵塞。
戴红袖章的民兵也出动了，一排排来了好多。车站坪里也乱了套。我们楼下的小店都吓得关门了。连车站旁边的树上都爬着人。
我们上班也上不安了。谁还有心上班？都是议论去香港的事。有些人也打算跑。听说车站已经向省委紧急报告，要求派解放军、公安维持秩序。我看可能会抓人……
日记到这里就突然没有了。可能后来作者本人也行动了。
对于广州火车站出现的骚乱，几乎所有的目光都望着广东省委，看省委如何动作。
京广大动脉堵塞、各地告急的电话电报、雪片似地飞来。中央严辞追问……
而实际上，此时的广东省委，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一时也举棋不定。
1962年6月5日，省长陈郁家中气氛沉闷，屋子里坐满了广东省的领导，包括陈郁、赵紫阳、林李明、曾生以及广州市委代理第一书记赵武成、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李广祥等人。
陈郁首先打僵局，说：“铁路派出所来电话说，已经聚集了两万多人了。场面很混乱，警车都给放火烧了。孙乐宜的处境很危险。我担心他出事。”
陈郁说的孙乐宜是当时广州市的副市长。由他直接指挥处理火车站事件。
孙乐宜带着一队民警．开着广播车，放着高音喇叭，企图驱散坪里的群众。结果被群众团团围住双方相持之下难免冲冲撞撞。聚集的群众乘机起哄说民警打人。上百人一声吼，把广播车也掀翻了，有人拿来了汽油，划亮火柴，汽车霎那间燃起滚滚大火。几十个民警赶来制止，反倒被群众抓走了三个。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群众”对几个民警进行了“审问”被告知：“不准你们干涉老百姓的行动”，这才放了。
现场发现了一些可疑的人。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现场拍照、录音……
“这是有人策划的。背后有人。逃难的群众不会组织得那么好。”陈郁说。
“没错。很清楚嘛，这是一起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可能有港台情报组织插手了，”林李明说，”目的就是要搞乱我们嘛。”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赵紫阳说，“老孙围在里头出不来了。要是群众动手打人就更糟。”
这时，社会上已有人给政府提意见，说政府太软，烧警车，打公安人员，这已经是敌我矛盾了，要求赶快派军队——戒严。
大家都有些犹豫。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还是从来也没有过的事情。
“是不是要分清一下是什么矛盾，”赵紫阳说，“港台特务插手毕竟还不是矛盾的根本，矛盾的根本还是老百姓没饭吃，要跑香港。还是要以劝说为主吧，免得事情扩大。”大家定不下主意。
正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
陈郁放下电话：“好了，陶书记从广西赶回来了。”
刚下火车的陶铸听了情况，一锤定音：“现在还什么内部矛盾？一般理解是敌我矛盾了。车都烧了，还人民内部？”
会议决定，立即调动部队．实行戒严。
1962年6月6日，满载全副武装的解放军的汽车，一辆辆开进了广州市，把车站包围起来。首先封住了车站两头，许出不许进。然后开始清场。往外驱赶群众。
广州火车站事件中，进驻车站的解放军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拦。当一队队荷枪实弹的十兵列队进入时，衣衫槛褛的百姓，惊惶惶四散奔逃，如鸟兽散。几十个闹事的人被拘留。1600多叫花子一样的逃荒群众进了收容所后遣送回原籍。
如同一地的落叶被秋风扫去，仅隔一天，即1962年的6月7日，广州火车站的车坪里，已是冷寂寂空无一人。
据有关资料显示，对于“去香港”的问题，北京严令广东收缩：“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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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群众外逃问题。”
国务院指示，要求广东省委把解决外逃作为当前第一位的工作来抓。
与此同时，在深圳河边上守卫深港边防的部队增加到一万多人。那场席卷天地，数以十万人计的大外逃，硬是被上万名荷枪实弹的解放军给堵了回去……而给予宝安县的“三个五”政策，也在不久后叫停。
可惜啊，一卡就死，一放就乱！最初的试验性“开放”——给予深港边境范围内的“放宽”和“搞活经济”政策，刹车了！
六、总理致电：赶快收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场初启的“铁幕开放”，中共高层为什么要突然刹车，从而推迟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这也许会成为将来史家们研究的课题。除了外逃之风蔓延得太快太猛烈，超出了“容忍度”的原因之外，可能还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关联。
有文章说：
“几乎同时，即1962年春夏，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直属县市和所属塔城地区，6万多中国边民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并携带大量牲畜农具和车辆，逃往苏联。国际舆论一时哗然。中央政府大为紧张，不得不扭转广东放纵外逃的做法。”
此外，1962年的上半年和下半年，中共高层对于形势的认识有着一个“波浪型起伏”。
上半年，中共高层总结了人民公社、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比较强调在政策上的“后退”“放松”。一月份还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检讨工作中的错误。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等人更是主张“包产到户”。
L962年的上半年，党内比较一致的声调是：“退”，放松。新上任的中央财经组长陈云甚至主张，为了让老百姓吃上饭，啥办法都可以使，哪怕“非常措施”以后“弃之不用。”他用一句形象的话说：“现在是国际歌唱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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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我们自己。”
两个月后，陶铸在宝安县放开了边境。
紧接着，下半年形势就因为毛泽东的“认识改变”而发生了变化。8月26日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时，风向一改之前“缓和”的调子，提出要批彭德怀、习仲勋等人的“翻案风”。
9月24日毛泽东更旗帜鲜明地提出了狠抓“阶级斗争”的问题。
“这时，中央常委的同志都已经清楚了毛泽东对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明确态度。”①统一了认识，即立即转入“紧缩”。
深圳河边的“放宽”政策起于1962年的5月，“紧缩”于1962年9月（实际上从5月22日已开始），正好在这个波谷的“转折”时期，无疑同这个国内政治的大背景是分不开的。
直接在深圳河边工作的共产干部，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呢？李富林回忆说：
“究竟中央为什么要收，上面的事情，我们说不清楚。就是听说要堵截，不能放人了。”“这事是赵紫阳亲自来布置的。从放到收，也就是很短的时间吧。”
李富林饮了一口茶，继续说。
“其实，要不要放人，一开始，我们中间就有不同意见。加上放人以后，群众一乱来，一冲，事情就朝反面的方向发展了。
“英国外交部向中国提抗议。周总理问陶铸怎么回事。陶书记那时在长沙嘛。说是放些人出去也好，没吃的了。总理说那不行，限你半个月，赶快收！
“陶书记急了，赶忙打电话给赵紫阳，让他把群众动员回去。电话中说得可急了：‘制止不了，你自己也别回来了！’”
“赵紫阳带了人到了深圳后，就召集我们在现在的新园招待所开会，东莞、惠东……周围好几个县的公安局长都来了。决定要重新封锁边界，堵截偷渡。大家要当第一位的任务来抓。”
为了迅速解决逃港问题，首先决定立即切断逃港的源头。
一、从湖南到广东之间的铁路、公路、分段设卡。
①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t949一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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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从湖南郴州到广东韶关设卡；从韶关到广州设卡；从广州到深圳设卡。几道卡下来，把人流的源头卡住。
二、从惠阳方面加调部队过来，加强边境防守。对留在深圳尤其是边境附近山头上企图逃港的群众，一律清散回去。向群众解释，不是我们不让去，是英国人不同意你们过去。
三、增加遣散的人手和车辆。广州铁路局负责每天派出火车到深圳送人。
四、边境恢复岗哨。凡以后再行偷渡者，被抓获后要给以严惩。
于是，从1962年5月22日开始，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止，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
此后，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边界基本不能去了。
1958年，时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的陶铸（中穿对徽旧棉衣者）在广州清平街与群众抬土，形如普通市民老大爷。（转摘自郑笑枫、舒玲《自铸传》）
与此同时，时任中共东莞县委第一书记的林若等珠三角地区的基层领导，开始向辖区师生、群众做工作，分析当前国际形势，表明政府正在积极地采取措施克服困难，重新安排群众生活，同时指出外流香港并非出路，何况香港当局派出大批军瞥，见一个抓一个，根本过不去。
6月19日，东莞县委发出指示，对再参与外流的国家机关干部、教师一律开除公职，是党员的一律开除党籍；对参与外流的农村基层干部，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停止职务的处分。
关于遣返工作的进度，当时的边境支队有详细的“执勤记录”：1962年5月22日：滞留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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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人数大约一、二千人
……
1962年5月25日：今日边境滞留群众大约二、三百人
……
1962年6月17日：今日拘捕偷渡者5人……
到1962年的年底，宝安县政府的总结材料已称：“今年的反偷渡工作已经取得了胜利。”“深港边境的秩序恢复了正常。”
“六二大逃港”的风潮就这样平息了。
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风潮中成功逃港，一直有不同的说法。官方说是几万，但据调查，应该是三十万左右。这些来自全国各地逃出的饥民，侥幸到达了衣食丰足的香港，保全了饥饿之躯。有些人后来更以自己的艰苦奋斗，创造出一份可观的事业。这些谋福之举，同那些冒着危险，顶着压力救人性命的人们的勇气是分不开的。
2009年2月11日，家属把李富林的遗骨撒向大亚湾。冯宙锋等摄
为民谋命者理当青史留名！
“谁都不怀疑，如果不是陶铸等一批思想开放的共产党人，毅然放人民一条生路，广东省乃至其他地方将要饿死更多的人。”一位退下来的领导人这样说。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六二”逃港潮的高峰期，约在1962年的5月5~22日。
这儿似乎有一个疑问，即批准宝安县放宽边境，是在1961年的9月25日，为什么群众逃港的高峰期并没有发生在宝安县“放宽边境”的时候，却发生在半年多后的1962年5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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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放宽”并没有引起宝安县群众的大逃港，在放宽半年的时间中，宝安县的经济活跃，群众逃港的数量是下降的。“六二”逃港潮中的数以十万计群众，主要不是来自宝安县，而是来自外省、外县饥荒中的群众。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我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我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
那么，照这样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我们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那么，照此自然增长香港的人数本来应是：
1950 1960 1970
223.7万 264.8万 313.4万
而香港那几年的实际人数是多少呢？
1950 1960 1970
223.7万 307.53万 395.9万
显然，实际人数大大高于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
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
1950年~1960年：
307.53-264.8=42.73万
1960年~1970年：
395.9-313.4=82.5万
以上数字相加：42.73万+82.5万=125.23万。
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