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钦差大臣孙宝琦奉命出使法国，身边缺一个机敏能干的商务随员。有人引荐张静江，孙宝琦大为赏识。张静江在巴黎独资经商，开办通运公司，专营古玩瓷器，兼营丝茶绸缎，并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二十八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这个身体残疾的中国早期商务随员，就这样在清末民初担当了出国开拓商务的领路人。他在法国还参与创办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之所以被称为“现代吕不韦”，是因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者蒋介石，都是他不惜代价一手支持起来的。没有他的仗义疏财，就没有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的鼎力相助，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与大权在握。
不惜重金捐助革命，多次解孙中山革命经费缺乏的燃眉之急。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之后便成为终身挚友，一直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资助款。
孙中山与张静江初遇时，张静江就对孙中山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久闻先生大名了，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
短短的航程中，孙中山与张静江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上岸后两人揖别，张静江给孙中山留下了地址，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若有困难，在给我的电报中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C为三万元，D为四万元，E为五万元。我一接到你的电报，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
在革命与亡命的生涯中，孙中山见到太多太多口惠而实不至的“支持者”。况且，要真正拿金钱赞助革命，须要有一种毁家纾难的精神，张静江能够实行吗？孙中山将信将疑，至美国后把信交与黄兴，让其办理，以探真假。结果钱分文不少，如数领取。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惊奇，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
自此以后，每遇革命款项不济，孙中山便想到了张静江的汇款之约，而张每次均能按时如数将款寄到。甚至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孙中山曾言：“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
张静江不但率先参加同盟会，还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了这个秘密组织，还冒着杀头的危险，将在巴黎等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同盟会会友钦敬而感慨地说：“中国有此奇侠，何其大事不成哉！”
中华民国成立后，由于严峻的财政经济形势，南京临时政府举步维艰，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张静江的故乡——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以张静江为首的南浔富商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
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并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为此孙中山曾言：“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1918年“讨袁之役”失败，张静江又往东京、巴黎，支持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被任命为财政部长。袁世凯死后，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交往密切，曾是蒋介石加入中华革命党的监誓人。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渡过难关。孙中山先生对张静江的仗义疏财之举一直深铭于心。1924年，孙先生组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亲自提名张静江为中央执行委员候选人，全场爆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会谈南北统一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离穗北上。不期，孙中山病人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得知后，不顾自己卧床的病体，抱病前往北京。1925年2月2日下午两时，在孙科陪同下到协和医院探视孙中山。当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地来到孙中山病榻前时，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着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并按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十二人签名作证。由此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
3月12日九时三十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恸欲裂。4月2日，孙中山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
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在孙中山逝世后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又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
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著名人物。
他力荐蒋介石，多方面助蒋。
1912年，张静江与在沪军中任都督的湖州老乡陈英士（陈其美）邂逅，两人一见如故。此时蒋介石为陈的部下，张静江有意考验蒋，常将世事哲理、商场政坛之事与蒋面谈，发现蒋氏确有抱负，于是交谊渐深。
陈英士遭袁世凯暗杀后，张静江邀蒋介石到他在上海开设的恒泰交易所任职。蒋由此开始了由军旅生涯转向证券市场的过渡时期。但蒋在市场上屡战屡败，最后倾家荡产，只好厚颜启齿，向张静江借钱糊口。张静江并未因此鄙视蒋氏，相反，他对蒋有求必应。直至今天，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在由商转政的伊始，蒋介石几乎是靠向张静江的借贷而笼络上下左右，得以站稳脚跟的。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介石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1922年夏天，当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时，张静江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四十余日，从而取得孙中山的信任。之后蒋介石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该书由孙中山题名、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非常有助于蒋介石政治上的崛起。张静江扶持蒋介石步步紧随孙中山，为以后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一职提供了可能。1924年5月国民党黄埔军校成立，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随着蒋介石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开始在国民党内发展自己的力量，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张静江的步步扶持，蒋介石逐渐登上了国民党的权力顶峰。蒋介石对张静江的帮助十分感激，曾言自遇张静江之后，犹如枯木逢春，对自己的栽培之情，犹如草木仰之泰山一般。
蒋介石大权在握后，曾让张静江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致力于国计民生的张静江与大权独揽、独裁中国的蒋介石矛盾日深，两人意见经常相左。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张静江被免职。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静江先避居汉口，后经香港赴瑞士、美国，寓居纽约。张静江的后半生，一直在吃斋念佛中打发时日，于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纽约。他病逝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蒋介石对于孙中山与张静江在自己心目中的地位，曾在致戴季陶的信中将戴季陶与上述两人做过比较：“吾谓孙先生待友，其善处在简直痛快，使人畏威感德；静江待友，其善处在不出微言，使闻者自愧。吾之待兄固亦奉为畏友良师，然而敬惮之心，终不能如对孙先生与静江者。”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张静江的地位之高。因为就蒋介石所言，能够与“国父”相提并论者，唯有张静江一人。
张静江故居坐落在今日的浙江省湖州市南浔镇，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张静江故居”横额，是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所书。故居中堂之画系谢公展的手指佳作。两侧是孙中山题写的一副对联：“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抱柱联为翁同所题“世上几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39节：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两多”(1)
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两多”
蒋介石这个人很有趣，他有令人吃惊的“两多”：一是发迹前的辞职多，二是发迹后的兼职多。此“两多”，皆为当时之冠。
蒋介石早期追随孙中山时，得到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在孙中山的安排下，蒋介石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
1918年3月，蒋介石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1918年7月，蒋介石觉得前途不大，就向陈炯明提出辞职，陈炯明竭力挽留，向蒋介石表示“粤军可百败而不可无兄一人”。陈炯明没看错人，最后他果真败于他甚为看重的蒋介石之手。
1918年秋，蒋介石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因受粤军将领排挤，他常离职滞居上海，曾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
1922年4月，陈炯明准备叛变，向孙中山辞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长之职。孙中山照准。与陈炯明私交甚好的蒋介石不知陈意，还去找孙中山为陈炯明说情。当然这个情无法说成，蒋介石一气之下便也辞职。在回沪船上还“义薄云天”地给陈炯明写信:“中正与吾公共同患难，已非一日，千里咫尺，声气相通。”
可陈炯明与孙中山公开叫板后，蒋介石立即与陈划清界限不共戴天，坚定地站到孙中山一边。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四十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蒋介石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孙中山在此书的序言中写道:“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
但令孙中山头痛不已的是，蒋介石脾气暴躁，心高气傲，动辄辞职不干，常常是未获批准就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诸如：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0节：蒋介石鲜为人知的“两多”(2)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即许崇智的参谋长。但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未能挽留住去意甚坚的他。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老家，静观事态发展。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以“经费无着落”为由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其实际原因是，他想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即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叫谁当校长还很难说。他一气之下，于1924年2月21日留书请辞，连照面都不打便“拂然而行”。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的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
据考证，自1918年7月辞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2月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短短的五年多，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职而又辞竟达十三次之多。
执掌国民党党政军最高权力后，蒋介石再创一项历史纪录，其兼任职务之多，堪称举世无双。
蒋介石大量兼职始于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蒋介石担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两职。1939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当上南京伪政权头子。汪走后，蒋接任汪原来担任的行政院长、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集党务、行政、军事、议会四权于一身。抗战八年间，蒋介石兼职与日俱增，据初步考证统计，先后担任五十多个职务。
其时，蒋介石给人的印象是：大权独揽，小权亦不放过。每逢重大战役，他都要越级指挥至团、营，各级将领往往形同虚设。而且，蒋介石兼职之广，令人瞠目结舌。除陆、海、空三军统帅之外，还兼有中央农民银行理事长、新生活运动委员会董事长等职，同时还出任童子军总司令、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中国童子军总会会长、中国滑翔总会会长、留日同学会会长、中华复兴总社社长、励志社社长。
蒋介石不愧是黄埔军校校长出身，他特别爱兼任各种校长，如兼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央政校校长、中央青年干部学校校长、中央警官学校校长。他兼任的军事学校校长多达二十多个，包括陆军、航空、防空、化学兵、机械兵、通讯兵、宪兵等专业，一律由蒋担任校长，另设教育长主持日常工作。
对蒋介石如此热衷兼职，他手下的文武官员均趋炎附势，有的甚至无耻地劝进以讨好老蒋。只有一人卓尔不群，发出不同的声音，坚决反对蒋介石兼职过多，这个人就是以敢于直言著称的张治中。
抗战时，张治中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想方设法使蒋减少兼职，以提高工作效率。张治中到任不久，原四川省政府主席王缵绪因诸多劣迹被地方实力派驱逐下台，蒋介石想自己兼任此职，张治中力陈兼职之弊。蒋不听，并且表示他不兼职就没有人能胜任。张治中笑道：“委员长手下不乏将相之才，怎么会没有可用之人呢？再说，委员长兼了省政府主席就是首当其冲，做得好是应该的，做得不好就有损威信。而且委员长在数百里之外遥领主席头衔，遇到事情，难以了解详情，难免失误。”蒋介石听不进张治中的话，厚着脸皮兼任了这个职务，但到成都两次，见识了地方势力的手段后，发现他们一致排外，很难对付，遂有了退却之意。他才将四川省主席辞去，由张群接替了这一职务。
过了些日子，蒋介石准备改组行政院，为行政院长人选而踌躇不决。于是蒋介石请来张治中和其他军政要员陈诚、熊式辉等征求大家的意见。众人知道事关重大，都不敢轻言。沉默良久，蒋介石顺水推舟地说：“如果没有人做，只好我来兼了。”张治中见蒋介石又要兼任，只好发言说：“现在做行政院长的一打半打都能找出来，不知您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说是没有人能做？”蒋介石听了，笑道：“有那么多的人能担任行政院长吗？”最后仍兼任了行政院长，还委任他的连襟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负责实际工作。
滇缅公路打通以后，需要在国民政府军委会下设置一个运输管制局来管理，在组设机构的签呈上请示局长人选时，蒋介石又批了“自兼”二字。张治中认为，最高统帅兼交通运输管制局局长太不成体统，建议让参谋总长何应钦兼任。蒋介石勉强同意了，但何应钦怕因此得罪了蒋介石，不敢就任。张治中亲自前往见何直言道：“您如果不愿兼，委员长就要自兼，这样不成体统。请您勉为其难，为领袖分劳分忧。”何应钦无言以对，这才同意兼任。幸亏有张治中这么个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的人，否则，真不知蒋介石的兼职还得增加多少。
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总共兼职多少，恐怕连他本人也说不清，因为实在太多了。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1节：“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情(1)
“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情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一生曾获三十六个博士学位，他的学识非常渊博，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卓尔不群的建树。1938年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为抗战过度操劳而患心脏病，随后便体弱多病，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而猝死。3月1日在台湾公祭胡适时，蒋介石送的挽联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确实不愧是“旧道德楷模”，在五四先贤们“点把火先烧后院”，纷纷打破旧婚姻的全方位革命中，他的包办婚姻一直很稳定，并与结发妻子——小脚女人江冬秀风雨同行，白头偕老，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
胡适给人的影响是思想方面的激进者，同时又是个人情感方面的保守名士，其实他骨子里绝对是个多情才子。我们可以看看他早期写的一些爱情诗歌，就可以领略其婉约之柔肠。
如他写于1917年、被收入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版的一部个人诗集、胡适著的《尝试集》的《梦与诗》：
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象，
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
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
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
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他早期还写过一首《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选自《新文学大系·诗集》）
到了1941年，五十岁的胡适仍有浪漫情怀，这一年他写了一首《无题》：
电报尾上他加了一个字，我看了百分高兴。
树枝都像在跟着我发疯。
冻风吹来，我也不觉冷。风呵，你尽管吹！
枯叶呵，你飞一个痛快！
我要细细的想想他，因为他那个字是“爱”！
胡适生前还留下了这样一段小诗：
也想不相思，可免相思苦。
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
胡适不仅在诗中展现其浪漫之才，而且在青年时代还在行动上颇为“大胆”。在胡适的《藏晖室札记》中有记载，1910年二三月间，由于家庭、婚姻上的种种愁怨，事业、前途渺茫，胡适几乎每天不是打牌，就是喝酒，与戏子往来，或者逛妓院。有时从这家妓院出来，又进了另外一家妓院，妓女关门睡了，就“敲门而入”。
胡适留学回国后，威名远播，而且风度翩翩。他上课的时候，看到女生坐在窗边，寒风吹进来，他会很细心地走过去替她把窗户关上。与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有说有笑，温厚机敏，幽默风趣。许多女孩子苦苦追求他，写来许多神魂颠倒的情书。1926年，汤尔和赠给胡适一诗：
蔷花绿柳竞欢迎，一例倾心仰大名。
若与随园生并世，不知多少女门生。
缠头拼掷卖书钱，偶向人间作散仙。
不料飞笺成铁证，两廓猪肉定无缘。
此诗描写的就是当年胡适周旋于红袖之间的情形。
想来才子风流，在人间不足为奇。我们来盘点一下胡适一生曾经历的六次婚外情，或许对这位名满天下的大学者能有更全面的了解。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
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胡适与康奈尔大学地质系教授亨利·韦莲司毗邻而居。1914年6月18日，胡适应邀参加一个婚礼派对时，邂逅了教授的小女儿，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韦莲司比胡适大六岁，是家里最小的女儿。他们一见如故，彼此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胡适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2节：“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情(2)
1914年6月8日，胡适精心打扮一下，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他去拜访自己的初恋情人韦莲司。进屋后胡适对于屋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他告诉韦莲司这是他来美国四年中第一次与年轻女子接触，以前只与中年及老年女性接触，他也是第一次走进女生宿舍的。6月17日胡适大学毕业并获文学学士学位，6月18日韦莲司就带胡适去教堂观赏西方的婚礼，回来的路上他们讨论东西方家庭伦理的差异，胡适的思想在韦莲司的启迪下，发生了重大转变。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与韦莲司同在纽约，他们经常约会，还经常通信，短短的两年竟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
他们之所以未能走入婚姻的殿堂，其因由，一是胡适已经与老家的江冬秀订婚了，母命难违；二是韦莲司的母亲反对异国通婚。因为那时的美国种族歧视严重，在美国人眼中，华人的地位十分之低下。
此后，身处异地的胡适与韦莲司常有书信往来，共叙衷肠。1933年，胡适作为文化使者应邀访美时，这对有情人终于有机会得以鸳梦重温。
1939年6月10日，胡适将自己写的几首诗词寄给韦莲司，告诉她，这是为她写的。其中有《临江仙》云：
隔树溪声细碎，迎人鸟唱纷哗。共穿幽径趁溪斜。我和君拾葚，君替我簪花。
更向水滨同坐，骄阳有树相遮。语深浑不管昏鸦。此时君与我，何处更容他？
狂狷的韦莲司，也曾给胡适写过这样火热的情书：
“没想到，我会如此爱你……胡适……我崇拜你超过所有的男人……”“我整好了我们那个小得可怜的床……我想念你的身体，更想念你在此的点点滴滴。我中有你，这个我，渴望你中有我……”
1958年夏天，韦莲司为祝贺胡适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特意定做了一套银质餐具作为赠礼。直到1962年胡适逝世，韦莲司也没有嫁人，一直独守着她与胡适的那段感情。
胡适去世后，韦莲司竟和江冬秀成了朋友，并忙着整理胡适给她的书信，忙着为他成立出版基金。九年后，空候一生的韦莲司在一个小岛上孤独地死去，遗物里竟然完好无缺地保存了胡适的书信和稿件。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在胡适的感情世界里，又闯进了另一位去美国留学的中国才女陈衡哲。
胡适当时正在办一个留学生的杂志，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也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短短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后来胡适为他自己的第三个女儿取名叫素斐，与陈衡哲在美国的英文名字同音。1921年7月3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这样的话：“得冬秀一信，知叔永、莎菲新得一女。因重到鸡鸣寺，作一诗贺他们。”诗曰：
重上湖楼看晚霞，湖山依旧正繁华。
去年湖上人都健，添得新枝姊妹花。
胡适在诗尾加注道：“三个朋友（胡适、陈衡哲、任鸿隽）一年之中添两女，吾女名素斐，即用莎菲之名。”
纽约市立大学东亚语文系主任唐德刚，曾将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时与胡适的交往和对话写成《胡适杂忆》。他认为胡适与陈衡哲的关系，当与曹诚英、韦莲司无异。
唐德刚还认为陈衡哲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陈衡哲的英文名字)”。
陈衡哲是湖南衡东石湾人，出生于武进。其祖父陈梅村是清朝进士，父亲担任过清朝的官吏。她1914年考入清华学堂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女大学生之一，她是中国第一位以西洋史为专业的留学生，中国第一个白话文小说家，中国第一位新文学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丈夫任鸿隽，化学家和教育家，辛亥革命元老，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四川大学第一任校长。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
曹诚英，乳名行娟，又名曹声，1902年生于安徽绩溪。她同父异母的姐姐是胡适异母三哥的妻子。她父亲生前将她与邻村的富户指腹为婚，十七岁时嫁给这家富户的公子胡冠英。婚后，曹诚英考入杭州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但因曹诚英结婚后三年仍无身孕，胡冠英在母亲的安排下纳一小妾。为此，接受了五四新思潮洗礼的曹诚英愤而提出离婚。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3节：“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情(3)
胡适对这位比自己小十一岁的伴娘很有好感，曹诚英也很景仰大名鼎鼎的年轻学者胡适。此后，他们开始通信，曹诚英给胡适写信，请求胡适指导她写诗和修改诗作。1921年在杭州女师读书的安徽籍学生拟编辑《安徽旅杭学会报》，曹诚英自告奋勇，请著名教授胡适为她们编辑的报纸写发刊词。胡适很爽快地答应了她的要求。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在诗的最后一节写道：
前天，伊却未免太绚烂了！我们只好在船篷阴处偷觑着，不敢正眼看伊了。
这首诗明写西湖，暗喻恋人。敏感的曹诚英当然是心领神会的，这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了。
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
三个月后，胡适回到北平，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只有委曲求全，不敢再提离婚之事。曹诚英也只好将她与胡适的爱情结晶堕胎。从此曹诚英再也没有嫁人。
曹诚英堕胎后，由胡适推荐于1934年赴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37年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安徽大学和复旦大学任教，是我国第一位农学界女教授。1939年，曹诚英结识了一位归国留学生，两人产生了恋情，岂料江冬秀在男方亲戚中败坏曹诚英的名声，致使男方单独解除婚约，直气得曹诚英要上峨眉山当尼姑。在其兄曹诚克力劝之下方改变了主意，又兼在美国做大使的胡适来信安慰，还捎来三百美元资助生活，情绪才逐渐稳定下来。曹诚英对胡适，一直是痴情不改，一往情深，鸿雁不断，相互都品尝着苦涩的婚外恋情。
曹诚英去美国后，胡适还特地给韦莲司写信，请她多多关照她的小表妹曹诚英。韦莲司也的确尽到了呵护、照顾的责任。1936年胡适到绮色佳看望韦莲司时，事先写信给韦莲司，要她不必在他到来时，让曹诚英来她家住，并说他与曹诚英并不很熟悉。不料痴心恋着胡适的曹诚英没见到胡适，竟因相思闹了场大病。后来韦莲司发现了胡适与曹诚英的暧昧关系，并不恼怒，反而更加体贴入微地关照曹诚英。
1943年，曹诚英到了复旦大学农学院，成为专职教授。
直到1949年2月，胡适经上海准备离开大陆时，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请胡适吃徽州饼，请来在复旦大学任教的曹诚英作陪，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当时曹诚英曾劝胡适留下来，胡适只是微微一笑，并没有听从她的劝告，还是追随蒋介石到了台湾。从此两人鸿雁断绝，留下的是无尽的怀念。
1952年，因院系调整，曹诚英随复旦大学农学院的一部分来到新组建的沈阳农学院任教授。1956年她被选为沈阳市政协委员，1969年回故乡绩溪，1973年因肺癌逝世于上海。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1939年9月21日，出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收到了夫人江冬秀8月14日从国内寄来的一封信。这位小脚老太太在信中规劝胡适跟一位姓徐的小姐断绝关系。胡适当晚复信，诚恳地表示：“谢谢你劝我的话。我可以对你说，那位徐小姐，我两年多，只写过一封规劝她的信。你可以放心，我自问不做十分对不住你的事。”
这位徐小姐是谁？她跟胡适之间究竟存在什么关系？在一段时间里，这是留在读者心中的一个疑团。
2002年《百年潮》杂志第八期选登了现存胡适档案中徐小姐致胡适的十封书信，让我们了解到胡适这一段不为人所知的恋情。
原来徐小姐名叫徐芳，是民国时期以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她是北京大学中文系1935年的毕业生，选修过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毕业后一度留校工作。徐芳生于1912年，是晚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这位美丽的女生在学校原有不少追求者，她都不为所动，却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
从1936年初开始，徐芳就与胡适开始书信往来。在信中，徐芳称胡适为“美先生”，在她心目中，胡适是长得美，文笔美，是她心目中的美男子。她写给胡适的信，热情而真挚，坦率而大胆，很直露地表白了她对胡适的恋情。信中称胡适是她“最爱的人”，称自己是“你的孩子”。1936年8月，徐芳寄给胡适一张自己的小照，在照片背面写道: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4节：“旧道德楷模”胡适的六段婚外情(4)
你看，她很远很远地跑来陪你，你喜欢她吗？
最为热烈的，是在胡适1937年8月赴任驻美大使后，她在给胡适的信中写道:
你这人待我是太冷淡，冷得我不能忍受。我有时恨你、怨你；但末了还是爱你。反正还是那句话，我要永远爱你，我永远忘不了你。你在那边的生活如何？大约是很快乐吧？说不定又有了新的朋友。不然，怎么会不理我？我最美的先生，你要再跟别人好，我可饶不了你。等你回来了，咱们再算账！你也许不爱听这些话。可是我就这样儿，你不爱听也得听。你的芳就是这脾气。
1937年9月中旬，胡适经香港赴美国；翌年9月17日正式出任“驻美利坚国特命全权大使”，他跟徐芳的直接交往从此中断。1941年4月，徐芳又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信，要求胡适帮助她到美国深造。当时胡适考虑到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影响，不敢再触动这根神经，便毅然决然地断绝了与徐芳的联系，也没有帮助她到美国留学。陷于绝望的徐芳，遂于1943年9月，与当时在陆军大学任职兼任陆军参谋学校校长的徐培根（左联五烈士殷夫的哥哥）结婚。1949年徐芳随同夫婿定居台湾生活，其作品有《中国新诗史》及《徐芳诗文集》等。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正当小女生徐芳一往情深地恋着胡适之时，胡适却移情别恋，在出任驻美大使期间，在异国另觅得新欢。
这位女友叫萝德芘·洛维茨，犹太人。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崇拜著名学者杜威，与杜威有着书信的往还。1936年她定居美国，被杜威聘为秘书，负责处理杜威的日常事务。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这是他与洛维茨的第一次见面。他们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如1938年的7月12日，胡适要到苏黎世出席世界史大会，临行前他与洛维茨一起吃了晚饭后，驾车游览了赫贞江。
1938年12月5日，胡适因心脏病住院。在他住院的七十七天中，洛维茨经常来看望胡适，就连胡适病房的护士小姐都与洛维茨混得很熟了。这段时间，他们难得有机会到外边去，洛维茨开始给胡适写信。在洛维茨给胡适的信中，她关切地提醒胡适注意身体健康，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事，可以让她去办。她还在一封信中说:
对你(指胡适——引者注)来说，以有一个真正的管家为好。如果是我的话，我希望在我回家时，有孩子们在。……我知道，这必得结婚，必须对这个家付出我的一切。我曾答应我的在非洲的朋友，在今年底以前给他答复。但下这决心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还写道：
要做的决定使我很伤脑筋，有许多事情我喜欢和你说说，并征求你的意见……给我写封长信吧，现在就写！
显然，这是在试探胡适的想法，可惜并未得到胡适的回应，她就于1939年9月，与那位非洲男友RoyGrant结婚了。
不料，这位Grant先生命运乖蹇，结婚仅仅一年就撒手人寰。洛维茨重新陷于孤寂之中，但她与杜威相处十年，也有些日久生情，终于在1946年12月，四十二岁时，与八十七岁的杜威结了婚，成为杜威的第二任夫人。此后胡适与她虽有通信联系，但昔日密友，现在已经是学生与师母的关系了。
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
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胡适是个热心人，喜欢成人之美，乐于当“媒婆”。他先后为四对名人做媒与证婚，他们分别是赵元任和杨步伟、千家驹与杨梨音、沈从文与张兆和、徐志摩和陆小曼。这四对“鸳鸯”的名气都是响当当的，可见胡适的“媒婆”层次之高。
亲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点“鸳鸯谱”，却让胡适尴尬不已：“情人结婚了，丈夫不是我。”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
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里面就有这样的句子：
我们虽然近两年来意见有些相左，可是你我之情岂能因细小的误会而有两样吗？你知道我的朋友也很少，知己更不必说，我生活上若不得安逸，我又何能静心地工作呢？这是最要紧的事。你岂能不管我？我怕你心肠不能如此之忍吧！”“我同你两年来未曾有机会谈话，我这两年的环境可说坏到极点，不知道还许说我的不是，我当初本想让你永久地不明了，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与外人一样地来责罚我，可是我现在不能再让你误会我下去了，等你来了可否让我细细地表一表？因为我以后在最寂寞的岁月愿有一两人，能稍微给我些精神上的安慰。
“我还有时恨你虽爱我而不能原谅我的苦衷”，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5节：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1)
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
变色龙本是一种蜥蜴类的四脚爬虫，能够根据四周物体的颜色改变自己的肤色。常用来比喻比喻反复无常的小人。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民国时期，各路军阀倒戈和跳槽是常有的事。不少军阀是变色龙，今天是这个派，明天又是那个系，一点都不足为奇。但是，有这么一个军阀，曾三度投冯玉祥又三次背叛叛冯玉祥，投阎反阎，投蒋反蒋，投张（张学良）反张，联共反共，抗日投日，毫无军人应有的气节，可谓无耻至极。
这个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就是石友三。
石友三，字汉章，吉林长春人。1891年生。幼时曾在毕家粮坊当学徒，结识少爷毕广垣，得以入小学读书，与教员商震有了师生之谊。1908年辍学从军，入清朝新军第三镇吴佩孚部下，驻河北廊坊。不久，新军第三镇兵变，石友三流落北京，整日游手好闲。
1912年，石友三再度从军，投入冯玉祥部下，1912年编入冯玉祥营，充当马夫。因他天性机伶，善于察言观色，不久便成了冯玉祥的贴身护兵，从此，他的地位随着冯玉祥的升迁而不断擢升。1924年，冯玉祥出任西北边防督办，便提升石友三为第八混成旅旅长驻防包头，任包头镇守使。此时的石友三，与韩复榘、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等一道，成为冯玉祥麾下著名的“十三太保”。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成立国民军，石友三任第六军军长兼第六师师长。
三叛冯玉祥投蒋又反蒋
1926年春，奉军、直军、直鲁军、晋军联合向冯玉祥的国民军发动进攻，石友三奉冯玉祥的命令进攻晋军，在雁门关受阻，部队伤亡较重。石友三通过与晋军前敌总指挥商震的师生关系，达成休战协议，双方罢了刀兵。
后冯玉祥赴苏联，南口大战国民军溃不成军，由于石友三与晋军早有妥协，反而收容了许多散兵，石友三的第六师增编为三个师。国民军撤至归绥、包头后，代理指挥张之江等决定进入甘肃，石友三不愿西行，便联络韩复榘，投降了阎锡山。
同年9月，冯玉祥回国，表示既往不咎。石友三便离开晋军，跪在冯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旋即被冯玉祥又任命为第五路司令，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北伐。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正如毛泽东于1929年秋写的词中所说：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双方都想拉拢冯玉祥。5月，冯玉祥通电反蒋，命令各部暂往西撤。6月1日，石友三率部开往许昌，蒋介石的私人代表钱大钧也到达许昌，交给石友三五百万元犒赏费，任石友三为反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
这个变色龙再次易帜。第二天，石友三便大骂冯玉祥，宣布其“十大罪状”，声明与“逆贼”冯玉祥不共戴天。
这一年秋天，石友三被蒋介石任命为安徽省主席，旋即又被命令率其所部开赴广东，讨伐李宗仁、陈济棠。石友三及其部属不愿离开北方南下，更担心在途中被蒋军消灭。
其时，两广及唐生智也派人来游说，联合石友三共同讨蒋。石友三欣然同意，举起了反蒋的大旗。12月1日，唐生智领衔各路军阀通电讨蒋。2日晚，“雷厉风行”的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长江北岸的数十门大炮一齐炮轰南京。
可惜这些人都不是老蒋的对手。不久，唐生智等部被蒋介石击败。12月21日，阎锡山发表反唐拥蒋通电。石友三通电投靠阎锡山，间接地回到了蒋介石的阵营，躲过了蒋介石的惩罚。
1930年春，冯、阎酝酿讨蒋，拉拢石友三。石友三又一次回到冯玉祥的麾下。5月，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爆发，石友三参加了中原大战，受命率十万大军进攻陇海线。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入关参战，冯阎军呈现败势。石友三即通电投靠张学良，第三次背叛了冯玉祥，也背叛了曾在危难之时帮助他躲过蒋介石惩罚的阎锡山。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6节：民国军阀中的第一“变色龙”(2)
投张又讨张老本都蚀光
1931年春天，石友三亲赴沈阳谒见张学良，以同乡的关系，投奔其门下。张学良将其部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三路军，军部驻邢台，石友三为总指挥，拥有兵力六万四千余人，每月领取定额军饷六十万元。但石友三对此仍有不满，图谋夺取整个华北地区。
石友三表面上归顺张学良，暗中却又准备向北扩展，争夺“华北王”的宝座。1931年5月，汪精卫、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委他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7月18日，石友三在归德宣誓就任广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职，并发出讨张通电，督率各部沿平汉路北进讨伐张学良。
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石友三成了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共同敌人。很快，石友三遭到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南北夹击，7月31日，石友三全军覆灭，成了光杆司令。
这一下，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一下蚀光了，石友三只好依附山东老友韩复榘，过着寄人篱下的寓公生活。次年，他协助韩复榘，成功地暗杀了另一个军阀张宗昌。
躲过了军统的暗杀
1932年，石友三秘密离开山东，从烟台乘船前往天津与土肥原贤二接洽与勾结，住进了日租界，在天津日租界召集旧部及汉奸、流氓、失意军人等筹办汉奸武装，多次军事骚扰国民党军的抗日行动，给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带来极大的麻烦与威胁。蒋介石早就对石友三恨之入骨，便乘机要军统局对他迅速惩处。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派特务王文收买了石友三的亲信侍从副官先鸿霞。
先鸿霞从军统手中拿到了一种剧毒药，他用金钱买通了厨师在菜中下毒药。那天晚上九点多，石友三和三姨太上桌吃饭，厨师把掺了毒药的火锅端上来。由于过度紧张，竟将汤水都晃荡出来了，石友三立即警觉起来，拔出手枪逼厨师坦白，厨师讲出了下毒实情。先鸿霞见厨师望着自己要指认，知道事要败露，便伸手摸枪，正在观察动态的贺参谋飞脚踢飞了先鸿霞的手枪。
恼羞成怒的石友三，令参谋捆住先鸿霞送日租界宪兵队，称其为南京派来的抗日分子，由日军处理。军统刺杀石友三的这次行动计划全部失败了，石友三继续过着悠哉乐哉而又浑浑噩噩的日子。
联共又反共抗日变哈日
1933年5月，中日签订塘沽协定，南京国民政府在华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将石友三收编，任命其为冀北保安司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石友三部编在名将宋哲元账下任一八一师师长。同年底，石友三任六十九军军长。后任第十军团总司令。
1938年，山东被日本占领后，石友三奉命留在敌后进行游击战。石友三为保存实力，遂转而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希望在其支持下确立对山东的控制，邓小平、杨秀峰曾到石友三部工作。石友三还聘请共产党人张克威、张友渔任军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进步青年到所部充当政工人员。
1939年4月，蒋介石极尽拉拢之能事，命亲信臧伯风带去口信：清除共产党、八路军，则华北由石友三主持。
背信弃义的石友三再次摇身一变，由联共变为彻底反共，要求所部官兵全部加入国民党，并与八路军多次发生冲突。还不断派兵进袭抗日根据地，杀害抗日军民，被称为“石阎王”，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1939年我党干部从石友三部撤出。不久，石友三被委任为察哈尔省主席。
1940年春，石友三率部进犯冀南八路军，反被八路军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他执迷不悟地认为，要保存实力，唯有与日伪勾结。之后，石友三积极配合日伪军，多次进犯八路军根据地。他在开封与日本驻军司令佐佐木签订互不侵犯协议，并准备在联合消灭八路军后向日军投降。
投降日本前被埋黄河边
石友三与日伪军勾结，其部属对他十分不满。
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因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部，石、高矛盾激化。石友三第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臧伯风及总参议毕广垣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与日方开始商谈投降条件。臧伯风、毕广垣、高树勋等感到形势紧迫，决心赶快下手。他们请出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邀请，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到高树勋部驻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大家谈笑风生，共叙往事。不一会，有一勤务兵入内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即离室而去，突然，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