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的离奇经历世所少有，这位曾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军陆军一级上将，自从1931年离开东北，一生再未回过东北；1946年告别大陆，也再未回大陆。他于1995年离开台湾侨居美国，也再未回过台湾，一直到终老美国夏威夷。可谓人在江湖，漂泊一生。他非凡的人生有不少数字之谜，这些扑朔迷离的数字谜团更增添了张学良的传奇色彩！
两个○一年：人生起点到终点
张学良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史特劳比医院病逝，享年一百零一岁。
张学良的人生起点与终点都是○一年，都是一个新世纪的起点。
两个星期一：生日与忌日
张学良1901年出生的那天是6月3日，按农历是四月十七，这一天是星期一。他2001年去世的那天，是10月15日，也是星期一。
他过生日的原则：一般不过。要过，有一条铁打不变的原则：绝对避开农历四月十七和公历6月4日。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发生在6月4日，这一天的农历是四月十七，正是张学良生日这天。因此，张学良年轻时不过生日，有人问起他的生日是哪一天，他也总是设法回避。
后来年事渐高，不忍拂大家好意，他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过生日可以，但要避开父亲的祭日。
张学良的九秩寿庆于1990年6月1日举行，他的妻子赵一荻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文中说：“今天是他的90岁生日。”
其91岁华诞就更复杂了，1991年5月29日、31日和6月1日，旅美华侨先后三次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张学良都亲自出席。《张学良年谱》记载：“5月29日，做寿当天，人人要与张学良照相、握手……”
而他的百岁华诞，小型家宴却是5月28日。
……
两个“九一八”：荣辱两重天
1930年的“九一八”，张学良一纸和平通电，使“阎（锡山）冯（玉祥）倒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各方偃旗息鼓，张学良一跃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位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跃向自己人生的权力最高峰。
1931年的“九一八”，是众所周知的国耻日，致使日军迅疾侵占东三省，受到全国人民谴责。也是张学良的耻辱日。从这天起，他失去了东北，被戴上了“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跌入个人声誉的最低谷，并代蒋介石受过而辞职。
荣之至，辱之极，仅隔一年，且在一个日子，如此巧合，真是造化弄人。
两个1月13日：被囚与解禁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被武装押离南京，被囚于浙江奉化溪口镇的雪窦山，从此正式地踏上了他那漫长的、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涯，他的一切希望由此破灭，等待他的将是漫漫长夜。此后他长期被软禁，先后被囚于浙、赣、湘、黔、台湾等地。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去世。张学良从此真正开始获得人身自由。1993年4月，张学良受聘为东北大学名誉校长，5月又受聘为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
第一个1月13日，是张学良被囚的开始。第二个1月13日，是张学良结束囚徒生涯的开始。
两个三十六年：非法同居与合法婚姻
1928年开始，张学良与赵一荻就两情相悦地走到了一起，双宿双飞，其英雄美人的故事被广为传播。但1964年以前他们只是事实上的夫妻，并不合法，只能算非法同居。他的合法妻子是于凤至。直到1964年，张学良才和于凤至解除婚约，和赵一荻正式结婚。
巧的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生活了七十二年，以1964年为分界线，正好划分成前后两个36年；
1928年至1964年，属于非法同居，感情至上的三十六年；
1964年至2000年，才是名正言顺、情法皆合的三十六年。
两个四十五年：大陆生活四十五年，台湾被囚四十五年
1901年至1946年：张学良在大陆生活了四十五年。自离开大陆后，有生之年再未返回大陆一次。
1946年至1991年：张学良在台湾这四十五年里，没有离开台湾岛一步。直到1991年去美国探亲，张学良才算走出台湾。他于1995年开始侨居美国，2001年在美国夏威夷首府檀香山病逝，结束了其命运多舛而又颇为传奇的一生。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0节：“曹三傻子”是如何当上民国总统的
“曹三傻子”是如何当上民国总统的
曹锟，字仲珊，直隶天津人。曹锟年轻时，曾是保定府街头的布贩子，小本生意，一年下来也赚不了几个辛苦钱。他为人相当厚道，乐于助人，只要有人要他帮忙，力气出多少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只要给他管饭就行，人送外号“曹三傻子”。就是这么一个很不起眼的人，后来居然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一路飙升，直至当上了民国总统。
在民国历任总统中，曹锟确实是素质最低的一个。他并没有什么本事，之所以能平步青云，靠的是与生俱来的“两厚一福”。
一是憨厚。曹锟从小脸皮厚，憨厚写在曹锟脸上，更体现在他的日常行为中，“曹三傻子”的外号，并不是说他真傻，主要是言其憨厚，容易被人利用与捉弄。参加袁世凯的小站新军时，憨厚与实在帮了曹锟的大忙。小站新军，当时是大清国最先进的新式军队，招兵按曾国藩练湘军时的规矩，不招城里人，只要那些乡下土得掉渣的农民。按说，曹锟这种城里的无业游民，是新军特别不愿意招的，可是他的傻劲救了他。因为看起来，这个来自保定府的矮胖子比农民还要憨厚。曹三傻子进了军营，如鱼得水。傻子厚道，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而且认死理，对长官绝对服从，让干啥干啥，从来不讲价钱。自然得到了上上下下的广泛认可。
二是脸皮厚。曹锟以前混迹于保定街头时，脸皮就相当厚。只要看见人家请客，不管是谁请谁，只要其中有他认识的，进去一屁股坐下就吃。一次，曹锟蹭了一顿酒饭，多喝了几杯，出门撞上一家娶媳妇，曹锟死活非要掀人家轿帘，看看新娘子的模样。这下坏了事，人家是当地有势力的，当场就要揍人送官，幸好几个闲人拉住曹锟走得快，才没被拿住。回到家，酒醒了之后，曹锟越想越害怕，干脆，三十六计走为上，他溜了。去哪儿呢？正赶上袁世凯小站练兵，他投军去了。曹锟因厚脸皮而闯祸，没想到却因祸得福，从此进入了军界，命运出现了大转机。脸皮厚在军营里变成了优点——长官和同僚怎么拿他开心，甚至无端地羞辱，他都坦然接受，连一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队的带兵官，大概都喜欢这种性格的士兵，于是，曹三傻子很快得到了长官的赏识，北洋军官学堂招生，傻子被推荐了上去。待到袁世凯当民国大总统的时候，这个当年保定街头的曹三傻子，已经是北洋军嫡系主力第三师的师长了。
三是福将。曹锟是个特别符合传说中“福将”特征的人——胖胖的，憨厚，脾气特好。军界的人多少都有点迷信，碰上福将，就是草包也得用。人家曹锟还是有福气，运气好，当师长之前，没有多少仗可打，等到有仗打的时候，主要是吴佩孚给他顶着，南打也赢，北战也胜。袁世凯死后，曹锟在军阀混战中越混越好，越混越大，最后在1922年打败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后，控制了北京政府，他居然做了民国总统，而且是实权总统。
可笑的是，曹三傻子做总统也是傻做法。1923年6月直系军阀把黎元洪逼下台，曹锟采纳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五千元支票。为了筹集贿选经费，他以借军饷为名，通令直隶所属一百七十县分大中小级，每县筹借一万元到三万元不等。他用搜刮来的一千三百万余元，收买了一批国会议员。1923年10月5日，曹锟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10月10日，曹锟由保定入京，粉墨登场。结果被一向视民主政治为神圣的西方人骂为“猪仔总统”。曹锟贿选开了近代选举作弊之先河，是民国政坛的一大丑闻。
谁知好景不长，总统的宝座还没坐热，曹锟的厄运便来了。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曹锟被软禁。1926年4月获释。后奔河南投靠吴佩孚。1927年2月，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即将抵达河南时，曹锟逃往天津，此后，长期寓居天津。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多次请曹锟出任伪组织头目，但曹锟始终予以拒绝，保持了民族气节。1938年5月，曹锟病死于天津，终年七十六岁。6月被国民政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1节：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章太炎捧杜月笙臭脚使国学蒙羞
近现代学人中，能真正称得上国学大师者寥若晨星，而章太炎是其中当之无愧的一位。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胡适称他是“清代学术史的押阵大将”。许寿裳在《章太炎传》中这样评价章太炎：“以朴学立根基，以玄学致广大，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文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为国学大师。”
鲁迅，周作人，黄侃，钱玄同，曹聚仁……这一个个响当当的名字，无不在文化史册上熠熠闪光，他们全是章太炎的弟子！作为一代国学宗师的章太炎非常之清狂。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倡言革命。在一文中，他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按照刑律，则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章入狱西牢，受尽折磨。也由于此事，章在读书人中之声望日隆。章太炎在民国骂孙中山，骂袁世凯，骂蒋介石，骂汪精卫，骂吴稚晖。骂得他们个个恼羞成怒，咬牙切齿。但介于章太炎名气太大声望太高，他们只能忍声吞气。
然而就是这位狂气十足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却与上海滩流氓大亨杜月笙建起了“平生风义兼师友”的交情，并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极尽阿谀之能事。这不仅是章太炎无法抹去的人生污点，更是国学的悲哀！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章太炎晚年居住苏州讲学，经济并不宽裕，但名声很大。有一次，居住在上海法租界的章太炎侄儿，与一位颇有身份与背景的人发生房屋纠纷，相持不下，就请章太炎帮忙。章太炎虽是名满中华的革命元老与国学大师，但是在只认权势与金钱的上海租界里却是无能为力的，无奈之中忽然想到杜月笙是法租界炙手可热的人物，只得放下名流学者的架子，亲笔写去一封信，请杜帮忙。
杜月笙见信后，心中大喜，他正想结交这位名士呢，于是竭尽全力为章太炎侄儿排难解纷。问题解决后，杜月笙又专程去苏州拜访章太炎，借口是向章报告他调解房屋纠纷的经过与结果。章太炎热诚接待，相见甚欢。杜月笙在临告辞前，还悄悄将早准备好的一张两千银圆的钱庄庄票压于章宅茶几上的一只茶杯底下。既给章太炎送了一笔厚礼，又顾全了章的面子。章太炎对杜月笙既感激又敬佩，认为杜月笙讲义气，重礼节，礼贤下士，有古豪侠之风。
自此以后，两人开始深交。杜月笙每月都派人给章太炎送钱，接济章的生活；章不仅为杜做事，而且常常讲杜的好话，甚至还以一代国学大师的身份，用古色古香的文句为杜月笙修订了家谱。他根据杜月笙的自述“祖先由浙江海宁迁来”，“考证”出“杜之先出于帝尧”，“直系祖先为山阴杜衍”，让出身微寒、父母双亡、近族寥落的杜月笙跻身帝王之系、名人之后。有了章大师的珍贵笔墨，杜月笙顿感身价倍增，并于1931年无限风光地在故乡浦东高桥落成了他的杜氏祠堂。
杜月笙本名杜月生，因生于农历七月十五得名，章太炎引经据典为其改名杜镛，号月笙，语出《周礼·太司乐疏》，西方之乐为镛，东方之乐为笙。得此高雅的名号，杜月笙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章太炎的这段经历被看成一个污点，有人指责他“傍黑”；而章氏后人并不认同，称章根本没有这么一个在法租界和人争房产的侄子，言下之意是章太炎为杜月笙改名和修家谱不是得了好处之后的投桃报李。但无论如何，身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不该如此去摧眉折腰事黑帮——力捧杜月笙之臭脚，令非常注重气节的国学斯文扫地！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2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1)
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
1944年1月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六版上刊登毛泽东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简介，内中一段：“这些自以为是为自己或为全人类而创作的作家，其实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客观地表现了他们正是为了某一些人某一个阶级而创作的。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
重庆是当时国民党政府所在地，是全国的舆论中心，也是文化人士比较集中的地方。毛泽东的这段文字首次在国统区公开发表，两大文化汉奸立刻在全国名声大噪，被进步人士所共同鄙夷与唾弃。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比鲁迅小四岁，生于1885年，现代散文家、诗人，文学翻译家。他于1901年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1906年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同时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俄国、日本、希腊文学以及波兰、匈牙利等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周作人的思想渐离时代主流，主张“闭户读书”，提倡闲适幽默的小品文，沉溺于“草木虫鱼”的狭小天地。
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群星灿烂，有两颗星最璀璨：南有鲁迅，北有周作人。以他哥俩为代表的京派与海派对峙，各占半壁江山，周作人俨然是北方文坛盟主。刘继兴考证，1934年周作人发表了《五十自寿诗》，当时的各路名家(如蔡元培、钱玄同、林语堂、沈尹默等)均争相唱和。鲁迅曾评价这一势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君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但由此可见周作人其时在中国文化界的显赫地位。不过，真正能和鲁迅极尽阳刚之气的作品相抗衡的也只有周作人那些苦涩回甘、外柔内刚的小品文。晚期的作品真正到了炉火纯青，苍老遒劲的地步。西有长庚，东有启明。在中国现在文学史上，会稽周氏兄弟如两峰对峙，双水分流，代表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新文学的最高成就。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周作人无疑是一个极有才气的人，语言天赋超人，未正经进过什么专门语言学校，他却先后学会了英语、古希腊语、梵文，而日语几乎和母语一样熟练，并以上面几种语言翻译了很多作品。在日本时，周氏兄弟的翻译作品大都是他口述，鲁迅笔译完成的。他自小读书极多，博闻强识，对科举一路也算通品，第二次县考成绩把鲁迅远远抛在后面。但给人感觉，他与鲁迅相比，创造性思维却要差很多，真知灼见也少，看他的文章旁征博引、引经据典，而他自己的主张要透过字缝去找。这是考试性人才的通病，其实现在也是如此。鲁迅是看重周作人的，在他向外国介绍的当时中国著名作家中，第一个就是周作人。鲁迅临去世时，枕边还放着周作人的书。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作人步入歧途，居留在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从此戴上了文化汉奸的“帽子”。一失足成千古恨，这段经历成了他一生的污点。1941年4月，周作人率团赴日本参加会议，“百忙”中特意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日本侵华战争中死去的军人招魂。4月15日国内的《庸报》报道了前一天下午周作人等人“参拜护国英灵之靖国神社，东亚永久和平之志向相同之一行均誓言真心”。拜鬼之后，周作人又两次赴日军医院，“亲切慰问”在侵华战争中被打伤的日军官兵，还两次为他们养伤捐款。他的这些丑行令人匪夷所思，国人也永远无法原谅他。
抗战胜利后，群众对惩处汉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当傅斯年初次发表对伪北大教职人员处理办法的谈话后，周作人自视本人为傅斯年的师辈人物，又同属“新文化运动”阵营中的盟友，遂以前辈的姿态致信傅斯年，信中不但对自己下水甘做日人走狗的历史罪过无丝毫忏悔之情，反而口气蛮横强硬，理直气壮地令傅把自己作为特殊人物予以照顾，口出狂言连带警告性地说:“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等语。傅斯年当即挥毫泼墨，在回复中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那也是属于国内党派斗争的问题，却决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即周作人饮罢最后一杯苦茶，写毕《石板路》的小品，又“闻巷中驴鸣”的第四天，他就因汉奸罪被国民政府高等法院判刑入狱，这篇短文也就成了他汉奸生涯的一曲绝响。
1949年出狱后，周作人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主要著作有散文集《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泽泻集》《谈龙集》《谈虎集》《永日集》《看云集》《夜读抄》《苦茶随笔》《风雨谈》《瓜豆集》《秉烛谈》《苦口甘口》《过去的工作》《知堂文集》，诗集《过去的生命》，小说集《孤儿记》，论文集《艺术与生活》《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论著《欧洲文学史》，文学史料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青年时代》，回忆录《知堂回想录》，另有多种译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烈焰正炽时，周作人在北京辞世。他比哥哥鲁迅多活了三十年。
被毛泽东斥为另一个文艺汉奸的张资平，也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出自他的手。
张资平是20世纪30年代初我国红极一时的作家之一，是“创造社”中最多产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在文坛上影响深远。著名作家张爱玲自己就曾明确说过，她曾迷恋于张资平的小说并深受其影响。在当时上海滩，贵妇人在闲聊时以手捧张资平的恋爱小说和张爱玲反映市民生活的散文为时髦。
张资平1893年5月24日出生在广东梅县。1910年考入广东高等巡警学校，1912年到日本留学，1919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读地质科，1921年和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成立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宗旨的文学团体创造社。1922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1922年回国后，任武昌师范大学岩石矿物学教授，1926年担任武昌“第四中山大学”地质学系主任。1928年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教授，兼教大夏大学的“小说学”，开办乐群书店。1928年10月16日至30日他参加以陈文祥为代表的学术团体访问日本，回国后写了篇日记体小说《群犬》，形容日本侦探之多。随着他的《梅岭之春》《晒禾滩畔的月夜》《约伯之泪》《苔莉》《最后的幸福》《明珠与黑炭》《爱力圈外》《青春》《糜烂》《爱之涡流》《上帝的女儿们》《群星乱飞》《跳跃着的人们》《时代与爱的歧路》《爱的交流》《恋爱错综》等恋爱小说一版再版，便专门从事小说创作了，并用稿费在上海真茹建了一幢“望岁小农居”的精致别墅。张资平所写的都是恋爱小说，他的二十几部中长篇小说，都是描写恋爱的作品。由此，张资平成为公认的“恋爱小说家”。鲁迅曾辛辣地嘲讽张资平小说学的全部精华，是一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3节：毛泽东笔下的两大文化汉奸(2)
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反对日本侵略者的题材，长篇有《天孙之女》，短篇有《红海棠》。1930年出版的长篇《天孙之女》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鄙视、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又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糟蹋、蹂躏日本女性的罪行。小说以日本军人铃木牛三郎的女儿花子被遗弃骗卖，沦为妓女的故事，戳穿了日本人自吹是“天孙之族”的神话。该书1930年7月出版后，9月再版，1931年2月三版，8月四版，1932年6月五版，总共印行一万一千册，被翻译到日本去。由此，张资平也惹来了麻烦。1931年4月10日出版的第一期卷一的《现代文学评论》中“现代中国文坛逸话”一栏里，刊登了《张资平怕走北四川路》的一则消息：“张资平自写了《天孙之女》后，被日人译成和文，在和文的《上海日报》上按日发表，而引起了日本人剧烈的反感。现在，张先生竟因此而不敢走上那北四川路了。《天孙之女》是一本极端暴露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的小说，他里面叙述日人的蛮横，可谓淋漓尽致。日人本来都褊狭异常，而有高度的爱国热，于是便认为莫大的耻辱。一方面译成日文，并刊登张先生的照片，使他的国人都对张先生有不好的认识；一方面则拔剑张弓，大有向张先生下哀的美敦书之势了。据张先生自己说：‘我最痛心的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居然任日人如此蛮横的不讲道理。这真是我们的耻辱。我之所以不去走北四川路，并非真正怕日本人，但他们酗酒滋闹的水兵，一向视中国人如鱼肉，倘使一旦狭路相逢，给你一个伤害，或竟把你一刀结果，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这段话，使我们感喟到著作家没有保障，怕将来连说话的自由也要受外国人的干涉了。”
张资平于1933年初夏写作的短篇小说《红海棠》，描写了1932年12月8日上海闸北被日机轰炸的悲惨情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野蛮的罪行。小说主人公被称为“红海棠”的吉弟在上海先后给穆蔚英、海沼猪三郎、小桥当仆人，并且还当了三四个日本商人的情妇。“一·二八”的战火使吉弟的孩子下落不明，吉弟的父母也被炸死。在一片瓦砾中，吉弟跟着丈夫终二过着乞丐般的生活。
1937年抗战爆发后，张资平参加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为后台的“兴亚建国会”，这是一个以文化为幌子的特务组织，从此他走上了一条人生不归路。
1940年3月29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成立，张资平任农矿部技正，这实际上是个闲职。同年7月，汉奸文化组织中日文化协会在南京成立，张资平当选为第一届理事会候补理事，任出版组主任，主编1941年1月创刊的《中日文化》月刊。这是一份宣传“中日亲善共荣”的综合性汉奸杂志。一年后，他又辞去出版组主任之职，担任中央研究院博物委员会委员，保存整理岩矿标本。
最早指责张资平被敌人收买之事的，是新加坡的《星洲日报·晨星》，于1940年4月19日刊登了郁达夫的文章《文人》，文中指出：“从这一张同人合写成的信中看来，我们可以知道，张资平在上海被敌人收买的事情，确是事实了。本来，我们是最不愿意听到认识的旧日友人，有这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的：譬如周作人的附逆，我们在初期，也每以为是不确，是敌人故意放造的谣言。但日久见人心，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以春秋的笔法来下评语，他们该比被收买的土匪和政客，都应罪加一等。”
1947年5月，张资平因“汉奸罪”被国民党司法机关逮捕，后经交保获释。1948年3月20日张资平连去两封信给胡适，并附上他的辩明书，要求胡适为他辩白，请求胡适将他的《我之辩明》转送给陈立夫。
胡适并没有为他申辩，所以1948年4月国民党上海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一年零三个月。张资平不服，提出上诉。1949年1月，国民党上海最高法院特种刑事庭裁决：撤销原判，发还上海高等法院重新审理。
张资平最后虽未被国民党上海高等法院判为“汉奸罪”，但在上海无业可从，只好靠翻译一些东西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后，张资平因“汉奸文人”的臭名声，难于寻觅一份工作。1953年他找到当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潘汉年曾是创造社成员，由潘汉年介绍到上海市振民补习学校（现上海市成都二中前身）教书。1955年6月，因潘汉年的“反革命事件”，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在审查他的“汉奸文人”罪行后，1958年9月，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资平有期徒刑二十年。1959年7月送安徽省公安厅，12月2日病死在劳改农场。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64节：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抗战时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是谁
1950年9月7日，在河北盐山县城东的万人公审大会上，随着一声正义的枪响，结束了一个罪恶的生命。被处决的是时年四十岁、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长、冀鲁边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
邢仁甫是抗战时叛变投敌的八路军最高将领，历史将他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竟然公开纳小老婆
邢仁甫，生于1910年，曾化名李少林、关沧州、罗镇、沙欧，河北盐山县旧县镇东街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响应党的号召，在津南、鲁北地区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并任国民革命军别动总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司令员。三十一支队在邢仁甫的带领下，收复了大批失地，队伍迅速扩大，在原来只有三路的基础上扩编到二十四路，兵力发展到三千余人。
由于他战功卓著，1938年7月部队改编时，他被任命为“八路军冀鲁边区游击支队”(平津支队)司令，9月平津支队编为八路军东进挺进纵队六支队，他任支队长。1941年2月，六支队升格为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他任旅长。1941年3月，成立冀鲁边军区时，上级又任命他为军区司令员。
令人扼腕的是，就是这么一个很有前途的八路军领导干部，最终却堕落成了人民的罪人。
在成绩和荣誉面前，邢仁甫开始居功自傲，生活腐化堕落。他认为权力在手，便可以无法无天了，于是在部队中我行我素，为所欲为。他已有结发妻子和三个女儿，却又看中了部队宣传队的青年女队员宋魁玲。
宋魁玲长得非常漂亮，且能歌善舞，但其爱慕虚荣，革命立场很不坚定（后来卖身求荣，随邢仁甫投靠了日本人）。邢仁甫经常约宋魁玲到他的住处陪他玩乐，两人臭味相投，有了苟且之事。邢仁甫后竟无视党纪、军纪，将宋魁玲公开纳为偏房，做了他的小老婆。
1942年，日寇对冀鲁边区步步逼近，组织大规模“扫荡”，边区抗战进入最艰苦阶段。边区广大军民积极响应党中央提出“咬紧牙关，渡过困难”的号召，顽强拼搏，浴血奋战。但身为军区司令员的邢仁甫，置党中央指示和边区艰苦抗战的环境于不顾，为了自身安全，竟在新海县海边找了一个荒岛——望子岛(现属海兴县)，让战士和民工在这块方圆不到二里的海岛上修建房屋和工事，为他建造个人安乐窝。在敌人封锁严密、资金材料紧缺的情况下，部队干部战士经过一个冬春的艰难施工，为他建立了一块所谓的“后方基地”。他带着小老婆和警卫部队住进去后，每天大吃大喝，追求享受。他多次派人冒着生命危险到敌占城市天津为他购买奢侈品，供他和他的小老婆享用。他利用职权私吞公款三万七千元(折粮七十万斤)供自己挥霍，在当地干部群众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
杀害黄骅将军
利令智昏的是，邢仁甫不仅生活腐化，对于冀鲁边区艰苦抗战的形势不闻不问，而且还热衷于搞宗派、拉山头，制造事端。三十一支队整编后，上级曾先后选派一批红军和老八路骨干到部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各级的领导力量，但邢仁甫对此却大为不满，认为冀鲁边区是他打下的天下，老八路进三十一支队是抢占了他的地盘，于是便肆无忌惮地进行反老八路活动。他到处安插亲信，培植势力，并不择手段地对老八路骨干进行造谣诬蔑，散布流言蜚语，损害老八路的形象和声誉。
1941年6月，因工作的需要，上级派黄骅同志到冀鲁边军区任副司令员兼一一五师教导六旅副旅长。黄骅同志是湖北省阳新县人，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工作有经验、有能力，是一位党性强、作风硬的好干部。黄骅身居要职，体弱多病，按当时规定他可以吃“保健饭”“保健菜”，但他不肯吃，而是和广大战士同甘苦，共患难。黄骅经常教育干部和战士：“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老百姓，要时刻关心群众的疾苦。”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八路军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菜金非常低，每人每天不到一角五分钱，在这种情况下，黄骅常对人讲：“我们还要省下一点钱粮，去救济苦难的同胞。”黄骅穿着也极为朴素，夏天穿绿军装，冬天穿黄军装，和战士们一样。在1937年（二十六岁）他结婚时，也没有换一件衣服，并经常告诫自己叮嘱妻子：“要朴素，不要与别人比穿得好，要比学习好，比工作好。”
在冀鲁边军区上任后，黄骅抓了队伍的整顿和军事纪律教育，很快在部队和地方干部群众中建立起了很高的威信。
邢仁甫站在极端个人利己主义的立场上，对黄骅同志极为嫉妒和不满，视之为眼中钉，经常在部队干部战士中散布黄骅同志的坏话，骂黄骅是“南蛮子”，污蔑说“南蛮子排挤地方干部，是为了抢占地盘”等，挑拨地方干部与黄骅同志的关系。
1943年春，上级决定调邢仁甫到延安党校学习，军区司令员的职务由黄骅接替。邢仁甫接到通知后，不但不认为这是一次接受教育的好机会，反认为是黄骅在背后捣鬼，有意夺他的军权，于是对黄骅更加怀恨在心。邢仁甫拒不执行上级决定，借口青纱帐还没起来，没有掩护不安全，要等青纱帐起来再走，拖延时间，准备对策。
1943年5月，邢仁甫召集其亲信杨静侯、潘特、刘永生、邢朝兴等人来岛上开会，说：“上面调我去受训，实际是撤我的职。我一走你们好比没娘的孩子，多可怜。这一切全是‘南蛮子’黄骅搞的，如果没有他，我们也不会到今天这地步，不如干脆把他干掉。没有了黄骅，边区就没有了军事干部，上面也就不会再让我走了……”于是，一个刺杀黄骅同志的行动方案，在邢仁甫的直接授意下策划出来。
1943年6月30日，冀鲁边军区司令部在当时的新青县大赵村召开侦察会议。这一天，天空阴暗，细雨蒙蒙。黄骅一早起床，饭也顾不得吃，即由小赵村到大赵村参加会议。会议由黄骅主持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司令部参谋长陆成道、侦察副股长崔光华、锄奸科长陈云彪等人。
会议紧张地进行了一天，约到下午六时左右，会议室门外走进一个名叫周云洪的人，此人进屋后向黄骅同志递交了介绍信。黄骅同志阅后，令周云洪暂到管理股休息，周云洪当时没有立即退出会场，和其他同志说话。这时从外面进来一个名叫冯冠奎的人，周云洪看到冯冠奎后，向旁边一闪身，冯冠奎即在周云洪的旁边伸出手枪打响了，首先中弹的是黄骅和陆成道同志，接着是齐耀庭等同志，前后仅约两分钟的时间。警卫员听到枪声赶到时，和行刺后逃跑的凶手冯冠奎相遇，当场被冯冠奎打死。警卫连闻讯赶到，冯冠奎等已逃出村外，再加上遍地都是青纱帐，已无法追踪。在这次惨案中有黄骅、陆成道、陈云彪等八名同志牺牲，有四名同志身负重伤。
凶手冯冠奎是军区新编手枪队队长，他受邢仁甫指使，带着十一个心腹制造了这起骇人听闻的大赵村惨案。在党和群众中威信很高的黄骅，就这样被杀害了。为了纪念黄骅同志，1945年8月新青县正式改名为黄骅县，1989年撤县建市，即今天的河北省黄骅市。
无耻投靠日寇
刺杀黄骅的阴谋得逞后，邢仁甫欣喜若狂，天天在岛上饮酒作乐，编织着他一统天下，独揽军政大权的美梦。然而没有不透风的墙，邢仁甫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然而事情最终还是败露了。邢仁甫知道党是不会轻易放过他的，于是他决定要搞武装独立，迅速把部队拉出来。但是，由于党心所向，他的这一分裂行为遭到部队干部战士的坚决抵制。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纷纷摆脱他的控制，回到了党的怀抱。邢仁甫成了一名光杆司令被孤立起来，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他于1943年7月带着小老婆宋魁玲以及极少数贴身随从逃到天津。在天津为了混上一碗饭吃，邢仁甫竟无耻地投靠了日寇。为博得主子的欢心，他亲笔撰写了《效忠天皇》《剿共灭匪计划》等叛变自首材料。他在材料中恶毒地攻击共产党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干部，供出了他所知道的共产党、八路军在冀鲁边区的全部情况，以此换取了津南六县剿共司令的职位。1945年日寇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化名罗镇又当上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站一级少校组长、河北省第三专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邢仁甫的叛变投敌，使党的事业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他自己也堕入了罪恶的万丈深渊。
历史是无情的，任何卖国求荣的人，终将得到应有的惩罚。1949年1月5日，在解放天津的战斗中，人民解放军抓获了一个名叫罗镇的国民党专员兼保安司令。他不是别人，正是双手沾满烈士鲜血、恶贯满盈的大叛徒——邢仁甫。一年多后，邢仁甫被人民公审处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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