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树勋把石友三押在南寨，对杀石有些犹豫不决，后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席儒等将石友三活埋于黄河岸边。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7节：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末代皇帝曾发表的三首“山寨”诗
辛亥革命后被废黜的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少年时在紫禁城这一方小天地里深居简出，生活很是单调。为了摆脱孤独、苦闷的宫廷生活，曾醉心痴迷于文学创作。但由于帝师徐坊、陈宝琛等人对溥仪的文学写作漠不关心，一切听其自然，所以溥仪的诗文一直没有多大长进，始终是个文学创作上的“菜鸟”。
十三四岁以后，溥仪阅读了大量古代非主流的文学作品，增长了不少见识，他开始模仿这些作品，按照自己的，编造了一些传奇故事，并自己绘制插图，自娱自乐。十五岁那年，溥仪从先祖康熙、乾隆的诗文集中，深深受到感染与启迪，开始在诗赋上下工夫。随着时间的推移，溥仪的诗作越写越多，渐渐对向外界投稿发生了浓烈兴趣。他曾模仿并套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写成一篇题为《三希堂偶铭》：
屋不在大，有书则名，国不在霸，有人则能。此是小室，惟吾祖謦。琉球影闪耀，日光入纱明。写读有欣意，往来俱忠贞。可以看镜子、阅三帝，无心慌之乱耳，无倦怠之坏形。直隶长辛店，西蜀成都亭。余笑曰：‘何太平之有？’
经溥仪投稿，这篇铭文发表在了上海《逸经》杂志上。此文的发表对少年溥仪投稿热情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在之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溥仪写了不少诗作，曾用化名狂热地向报刊投稿，但此后再无投中的现象。稿件寄出去后，皆如泥牛入海，影踪全无。
1922年初夏，溥仪想出一条捉弄编辑的妙计，把一篇共八行、四十字的五言诗题名为《鹦鹉》的新作用邓炯麟的笔名，投寄上海一家小报《游戏日报》，果然马到成功，皇帝的诗作终于破天荒地见报了。接着他先后又寄出一篇分上下阕、每阕四行的七言诗《浮月》和一篇共八行的七言诗《荷月》，这两首七言诗又很快被该报采用了。据说《游戏日报》编辑部曾多次设法打听这位署名为邓炯麟的诗人是何许人也，但始终一无所获。
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曾给溥仪当了五年英文教师的庄士敦特意把溥仪在《游戏日报》上发表的《鹦鹉》、《浮月》、《荷月》三首古体诗译成英文，并收入到他的代表作《紫禁城的黄昏》一书中。其在该书中指出：“这位化名邓炯麟的诗人作者，不是别人，而是清朝的皇帝，现在我将真相披露出来，可能中外人士都会为之惊讶的。”他还说，“皇帝在报刊上发表他的诗作的时候，年仅十六岁，这往往是一个作诗才华开始含苞欲放的年龄。”以此来炫耀他的这位皇帝学生具有所谓“非凡的诗人气质”。
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行文老辣，颇有文采。该书也是毛泽东喜欢的书籍之一，据毛泽东的英文教师章含之回忆，当年他们练习英文文法时，所列的参考书中即有庄士敦的这本书。《紫禁城的黄昏》初版于1934年的伦敦。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其扉页题字：“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溥仪也曾为庄士敦的《紫禁城的黄昏》作序，其中写道：“庄士敦雄文高行，为中国儒者所不及，此书既出，预知其为当世所重必矣。”师徒二人，一唱一和，自鸣得意。
最后，秘密终于被揭开了。后来做了平民百姓的溥仪在他写的《我的前半生》一书中透露，他当年给《游戏日报》投稿用的那三首古体诗，原来是抄袭明代一位诗人的作品。他的三首“山寨”诗，不仅蒙骗了《游戏日报》的编辑，连他的英文教师庄士敦也始终被蒙在鼓里。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8节：“张作霖手黑”—— 寸土岂能让他人
“张作霖手黑”——寸土岂能让他人
在民国史上，张作霖无疑是个风云人物。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北洋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并组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第三十二届，也是最后一届内阁，成为北洋军政权最后一个统治者。
1928年4月，在蒋、冯、阎、桂四大集团军的攻击下，奉军全线崩溃。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回到了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
张作霖雄踞东北时，对日本人的各种要求均拒不合作。他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也别具一格，一次，张作霖出席日本人的酒会，酒过三巡，一位来自日本的名流力请大帅赏字，他知道张作霖出身绿林，识字有限，想当众出他的丑。但张作霖抓过笔就写了个虎字，然后题款，在叫好声中，掷笔回席。那个东洋名流瞅着“张作霖手黑”几个字笑出声来。随从连忙凑近大帅耳边提醒，“大帅写的‘手墨’的‘墨’字，下面少了个‘土’成了‘黑’了。”哪知张作霖一瞪眼睛骂道：“妈那个巴子的！我还不知道‘墨’字怎样写？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行吗？这叫‘寸土不让！’”
这番话如同给日本人当头一棒。在场的中国人恍然大悟会心，而笑，无不扬眉吐气，日本人则目瞪口呆。
这个“寸土不让”的故事也流传到现在，人们都打心眼里佩服这位黑土地上的民族英雄。
当时美国人在沪出版的英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鲍威尔曾采访过张作霖。这位美国人回国之后，在其所写的回忆录中，也表达了对这位出身卑贱的元帅的敬意。他认为尽管东北长期处在日本军阀的铁蹄下，但张作霖无愧一个爱国的中国人。
张作霖不仅有民族气节，而且治家严谨，给家里人定下不少规矩，家风甚好。他的小舅子在他身边当警卫，仗着大帅的名，在外面胡作非为，晚上闲来无事，居然拿路灯当靶子，把路灯全部打碎，市政建设的人知道这事很气愤，但是敢怒不敢言。张作霖听说这件事愤恨地说：“把他给我毙了。”手下顾及到张作霖的颜面说尽好话，要求从轻发落。当晚张作霖亲自执法。家人很不理解，几个灯泡碎了就换新的，怎么把人给枪毙了。张作霖说：“你们在家犯错，丢的是我张作霖的脸，但是在外面搞破坏，坏的是奉天城的风气。”以后大帅府里的人更加慎言慎行，没有人乖张闹事。奉天城的百姓知道了这件事，对张作霖更加尊敬。都说张大帅办事有自己的规矩，谁都不能违背。
当时张作霖的儿子张学良是第三旅的旅长，第三旅是独立旅，是张作霖的王牌军。张作霖身着便服在城里转悠，突然听见几个百姓叹气说第三旅的人横行霸道，巧取豪夺。张作霖听到这里已经火冒三丈，回家见到张学良更是怒不可遏，破口就骂，骂了足有半小时，张学良低着头不敢说话，大厅里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见。最后，张作霖关张学良禁闭三天，不许人探望，按照规定办事，谁也不许说情，否则一起处罚。事情一传出去，整个军队都被震撼了，一想到连少帅触法都躲不过严惩，谁都不敢再为非作歹了。
由于张作霖不肯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无理要求（包括开矿、设厂、移民和在葫芦岛筑港等），1928年6月4日晨五时许，当张作霖由北京返回奉天的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会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这位乱世枭雄身受重伤，当日去世，享年五十三岁。
张作霖统治东北时，曾发展工业扩充军备，建立了中国当时唯一“海”、“陆”、“空”俱全的武力。大量引入山东汉人进入满洲，这一移民战略大大充实东北边疆，改变了东三省的人口、民族、文化格局，成为日后日本侵略此地时一大障碍。由于兵工厂的建立，东北军成为当时中国唯一一支拥有自主生产火炮和炮弹的军队。由于火炮生产的自主，使得东北军的火炮数量多，火力猛，炮弹充足，成为东北军相较于其他军阀部队的优势兵种。
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之手后，时人皆称：“大帅（张作霖）在，必不至此！”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49节：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民国政坛的悲剧英雄邓演达
1961年，毛泽东在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还说：“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是我国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他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曾公开发出《讨蒋通电》，1930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准备以武力推翻蒋介石的统治。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同年11月29日牺牲。
邓演达曾任黄埔军校教练部代理部长兼学生总队长、黄埔军校教育长，在黄埔军校中实力仅次于蒋介石。且邓演达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国民党中有着很高的威望，是蒋介石当时最强有力的政治对手。
毛泽东读史的批语中，还有一处提到了邓演达。毛泽东在读“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徐有功传》时，针对徐有功说的一段话，曾写下了这样的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是唐朝武则天当政时的一名司法官吏。在当时严酷的政治压力下，他不仅敢于公正执法，而且敢于站出来为冤情伸张正义，为冤案昭雪平反。他曾多次被罢官，甚至三次被判死刑，但仍我行我素。他对自己一生的起伏升降的态度是：“将死，泰然不忧；赦之，亦不喜。”
后来，武则天又一次起用徐有功，任命他为左肃政治侍御史。对这一重大升迁，徐有功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不识抬举，推辞不干。他对武则天说了一段使毛泽东读了十分感慨的话：“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听说鹿在山林中奔跑，但其性命却随时系在掌其生死大权的厨子手中，这是势所必然的。陛下今天任用我为法官，我必然要公正执法，这样一来，我必然会因此受连累而死。从徐有功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官场险恶、司法腐败算是看透了，因而也清楚地预见到了自己公正执法的必然下场。
毛泽东读到徐有功的这段话时，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其理由是，为了理想和正义事业，应该义无反顾，勇往直前，甚至不惜自己的生命，不能只考虑自己有可能牺牲而推诿不干。
毛泽东在给徐有功的这段话的批语中，一连举出了九位历史上为国家民族、为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来作为例证。其中有五位是现代的，另四位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都大名鼎鼎，为大家所熟知，只有邓演达不广为人知。
毛泽东和邓演达很早就认识了，邓演达对毛泽东很看好也很支持。在大革命时代，他俩在农民问题、土地问题上志同道合，互相支持。他们都认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农民参加，就不可能胜利，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1926年底，当毛泽东到湖南各地农村进行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时，邓演达也在很多场合发表演说、撰写文章，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而当时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等人却对农民运动持怀疑、反对态度，更不赞成毛泽东在《报告》中的观点。无怪乎过了好多年，毛泽东回忆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大革命时代做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
在大革命时代，邓演达对毛泽东十分器重。1926年2月，当邓演达主持中国革命军总政治部，设立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时，他就想到了毛泽东，特聘他为委员；同年４月，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议成立土地委员会时，邓演达又在会上亲自提议请毛泽东为委员；为了加强对全国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邓演达决定成立全国农民运动临时执委会，又特请毛泽东为委员、常委、组织部长；当邓演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时，为了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在武昌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邓演达自任所长，而特聘毛泽东为副所长，主持所务。由此可见邓演达对毛泽东是多么赏识。
由于邓演达忠实遵循中山遗教，认真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1927年3月10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部长，并任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职。
1927年6月30日，邓演达鉴于革命形势逆转，又感到无力挽回狂澜，就怀着沉痛的心情，决心出走。
临走前，他给国民党中央委员写了一封告别信。信中说：
我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革命。不幸到了今日，总理的三民主义受了不少的曲解和背叛……我因为这个，所以离开了目前的工作，而且希望我们党的领袖们反省。
信中最后说：
同志们，革命是我们的职业，三民主义的国民革命是我们的立场。同志们大家奋斗！我们一定在最近的将来和大家再见！
邓演达将信发出后，即化装为检查电线的工人，离开武汉，沿京汉线北上郑州，再转西安。在西安会合了由武汉回国的俄国顾问，经五原、榆林，越沙漠，到西伯利亚，最后抵达莫斯科。
邓演达于1927年8月15日抵达莫斯科后，一直在思考中国革命问题。他认为大革命的失败，首先是领导机构的罪恶；要继续进行农工的解放工作，只有否定这一领导机构，建立一个革命的、代表农工利益的和能战斗的指挥机构。1927年10月，他和正在莫斯科考察的宋庆龄、陈友仁交换了意见。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不中断中国革命，有必要成立一个临时性的革命领导机关——临时行动委员会。其任务在于宣告南京、武汉的国民党中央之罪恶；迅即筹备召集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选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一切革命问题。临时行动委员会到全国各省市代表大会成立日起，即行取消。根据这一精神，由邓演达起草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于1927年11月1日在莫斯科发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到上海。他一到上海，就与同志们酝酿成立新组织的问题。1930年8月9日，在上海法租界召开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大会。到会的有十个省的代表，包括黄琪翔、章伯钧、季方、朱蕴山等三十余人。会议由邓演达主持，通过了六项信条和邓演达起草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机构——干部会，由邓演达任中央干部会总干事。至此，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这一组织便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1947年始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1931年2月，宁粤分裂，国民党中有不少中央委员不愿与蒋介石合作，而纷纷去广州，另组国民政府。在这样的形势下，邓演达同陈铭枢、杨杏佛等密商起义反蒋的军事行动。他们商定：陈铭枢到江西吉安把“围剿”红军的十九路军调广东，树起停止内战和反蒋的旗号；邓演达去江西临川一带，策动“围剿”红军的十八军起义；同时，联络武汉驻军以及西安和华北方面原西北军一齐响应，以推翻蒋介石的统治。
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临启程去江西前，不幸在上海被捕了。
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立即从南京打来电话，命令将邓押往南京。邓演达在南京关押期间，蒋介石要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宣布解散组织；又提出由蒋任总司令、邓任副总司令，一同去江西剿共，或者派他出国考察。这一切，都被邓演达一句话挡回了：“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蒋介石无计可施，便把邓演达转移到紫金山麓的茅屋内，严加看守。当时，有位看守递出邓演达写的一张字条，大意是：他已移至南京郊外，难再联系，愿做白发囚徒，要同志继续为革命努力。
邓演达在紫金山麓被囚禁一个月后，适值蒋介石要宣布下野。据说，蒋介石清楚地知道，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邓如上台，对他威胁最大。于是，他便在下野之前，迫不及待地下令将邓演达秘密杀害于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时为1931年11月29日，邓演达时年三十六岁。
邓演达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信任。如1930年邓演达回国后，在上海一方面积极筹建中国农工民主党，一方面又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商谈建立共同反蒋联合阵线问题，但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邓演达的主动合作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邓演达没有失望，就是因为他把希望寄托在当时还不是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的毛泽东身上。他说：“看来共产党在‘左’倾机会主义占上风的时候，联合阵线是不可能实现的，将来如果毛泽东一派当了权，我们是可能合作的。”可见他对毛泽东是多么信任，而后来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邓演达的预见。
邓演达在大革命时代忠实执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积极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在民主革命中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不惜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邓演达在毛泽东心目中，正是为了正义事业，不惜“以身殉志”的节义志士。所以，毛泽东才会在1961年与周谷城的谈话中说：“我很喜欢这个人。”
1981年，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把邓演达列为“一贯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历史再一次地肯定了邓演达的革命功绩与地位。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0节：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1)
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
曾经在中共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王明(原名陈绍禹)与张国焘有不少共同点。
首先，他俩都出身于富户。张国焘1897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县上栗，父亲是一个乡绅；王明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金家寨，父亲是一个商贩。
其次，他俩都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最高层领导干部。张国焘是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上，他是大会的主持人。会上他和陈独秀、李达共同被选为中央局领导成员，他负责组织工作，中共一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红军会师后任红军总政委、中央军委副主席。1931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选入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取得了中央领导权。1931年6月，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国际名义指定由王明为代理书记。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同年9月，党中央机关遇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不久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负责亚洲、拉美各国共产党事务。王明去苏联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博古执行的仍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给革命带来很大的危害。1937年11月，王明由苏联回国，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又一次遭到严重损失。
再次，他俩在叛党叛国的路上“殊途同归”。1938年张国焘弃自己为之奋斗十几载的信仰而去,成为反党急先锋。事隔二十年，即1958年，去苏联定居的王明步其后尘，化名“马马维奇”、“波波维奇”，撰文歪曲我党历史，成为国际反华势力的枪手。
然而，这两位在我党早期颇具分量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却相当糟糕，彼此间曾有过两次较量，但都以王明胜出、张国焘败北告终。
第一次较量是在莫斯科。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苏联为纪念这位与其有着伟大友谊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年11月28日，第一批学生在纷飞大雪中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历届学生中，有许多是后来对中国革命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如邓小平、博古、傅钟、张闻天、俞秀松、王稼祥、陈昌浩、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董亦湘等，还有后来将莫斯科中山大学闹得翻天覆地的王明(陈绍禹)。
1928年夏，张国焘被委任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莫斯科工作了两年之久。适逢王明在中山大学学习，并开始在党内领导层崭露头角。两人互不相容，相处得极不融洽。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1节：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2)
1927年夏，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因托派问题被免职后，中山大学党支部局书记塞特尼可夫与代理校长阿古尔在学校工作上意见不一，对一些问题的认识有严重分歧。他们又各有一派支持者，形成了“党务派”和“教务派”。不久，副校长米夫利用两派之间的矛盾，经过与王明共同策划，搞垮了阿古尔，米夫便正式升任校长一职。从此，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控制了中山大学支部局，逐渐形成了以米夫为靠山、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教条宗派集团。这个集团从脱离实际照搬照套的教条主义出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的宗派立场,惯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斗争手段。在好几次风潮中，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张国焘，使他吃了不少苦头。
1931年春，张国焘败在王明手下，被排挤回国，而后去了鄂豫皖苏区。
第二次较量是在延安，这一次张国焘败得更惨。
红一、红四方面军懋功会师，毛泽东、张国焘相拥而庆。然而，自恃兵强马壮的张国焘却拒绝北上，企图另立中央。经历了南下的数次惨败后，张国焘不得不放弃南下的错误主张，三过草地，也北上到达延安。
张国焘到延安后，政治地位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时不可同日而语。但他还是政治局委员，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电，都有其署名。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归国后，带来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负责人应由毛泽东担任。张浩以仲裁者的身份出现，分别找毛泽东、张国焘详谈了数次。张国焘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指示，表示服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不久，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到延安，张国焘失声痛哭。联系到张国焘在过草地期间“逼宫夺权”的表现，左路军三过草地，南下川康的失败，1937年前后，延安各界纷纷要求批判和清算张国焘妄图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行。
一次，在与抗大学员“面对面”的会上，许多来自红四方面军的高级指挥员对张国焘遮遮掩掩的认错态度极不满意。少林将军钱钧（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揭发到义愤处，忍不住走上台来，脱下布鞋，朝张国焘劈头盖脸地打去。全场立时震惊了。张国焘忙站起身，捂着脸，举起一只手，高声吼道：“我抗议，我抗议。我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居然敢打我！”
事后，毛泽东亲自到张国焘住处，向张国焘赔礼道歉。
“国焘同志，你受委屈了。今天的事我们听说了，大会没组织好，有些对不住你。怎么能随便打人，蠢哟！”
张国焘余怒未息，“我犯了再大的错误，大家可以批评帮助，但就是不能打人。怎么说我还是政治局委员、边区政府主席。”
“莫计较了。我有责任，没组织好。”
“我想明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里面有文章，我能有什么办法？”
毛泽东又劝道：“打人者不对，要批评处理。但是，国焘同志，你想过没有，打人者可是你们四方面军的。你的检讨不过关，大家都着急，‘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眼下，我们稳定了，有了这么个家，是该总结的时候了。你、我、闻天、恩来、博古，每个人都挂了账，该有个态度才行。诚如你所说的，要检讨政治路线才对。不然，这样下去，对全党上下都不利……”
两人长谈了多时，张国焘有所触动。几天后，他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写下了检讨。他承认：“我否定中央的政治路线，实际上是为了争夺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中央对张国焘的这份检讨比较满意，认为他终于部分地认识到了错误。
然而，没过多久，王明的归来却令张国焘如芒刺在背，并最终成了他叛逃的导火线。
那天，张国焘一如既往，早起晨练。不料，几名管理人员径直走上前，让他今天必须腾出他所住的那孔窑洞，供另外一位中央领导居住。他不解地打探，究竟是哪位领导。对方告诉他是刚从苏联归国的王明。闻知是王明，已现怒态的张国焘在寒风中一激灵，冰冷袭击全身。
这次，王明是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的身份回国的，不仅带着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而且回国前还受到了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的接见。当时中国共产党仍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王明的分量可想而知。一时间，毛泽东、张闻天、王明，人们已分不清谁是中共的最高领袖了。
昔日的夙敌王明从共产国际归来，以钦差大臣自居，而张国焘却正失势落魄，两相比较，他当然明白自己的处境。
张国焘打心眼里厌恶王明，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写道：“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和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首脑部一些不安的情绪。”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2节：王明与张国焘的两次较量(3)
惹不起躲得起。于是，张国焘悄悄带着家人，到山下一僻静处，另外找了孔窑洞，隐居起来。他心里默默地说，一定要找到王明的软肋，以出当年的恶气。他相信，以王明的无知与狂妄，肯定会出一些昏招，不愁抓不住其“辫子”。
但是，令他始料不及的是，王明先发制人，居然主动找上门来。王明首先告诉张国焘，曾被张国焘倚重的原西路军将领黄超、李特等已被当做托派分子，秘密处决了。张国焘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王明仍像当年在莫斯科一样，盛气凌人，不断以批评的口吻正告张国焘必须深刻检讨、认识错误，而且明确指出，张国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且有托派特嫌。随后，王明在各种场合公开点名，批评张国焘，并将其错误进一步理论定性。
从这天起，张国焘心神不定，坐卧不安。如果说前一段中央对他的斗争和批判，他还能接受。王明的归来却使他产生了死亡的恐怖。他不会忘记，1931年1月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上海地下党领导人何孟雄、林育南就是在王明的打击陷害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杀害于龙华的。回想自己在鄂豫皖苏区大搞肃反，也曾杀害过不少红军将领。如果中央清算他的这些罪恶，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从这时起，张国焘就打算叛变革命了。
就在这时，原四方面军重要将领何畏公开叛变投敌，张国焘的处境更加艰难。1938年4月，惊恐不安的张国焘借祭拜黄帝陵之机，从西安逃至武汉，然后公开叛变投敌。
张国焘叛党投靠国民党阵营，真实的原因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给他带来死亡恐惧的是王明。也可以说，是王明把张国焘从延安逼走了，导致其走上了叛逃之路。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开除张国焘的党籍。4月22日的《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党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全文如下：
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在中央发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后，他始终表示不满与怀疑。西安事变时，他主张采取内战方针，怀疑中央的和平方针。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悔改，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为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
中共中央决定的公布，对张国焘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张国焘没有想到中央会如此果断地处理他，慌忙给周恩来等写信。在4月24日的信中说：
连日因寓所未就绪，故不曾致函诸兄。昨晚即写好一信，拟今晨派人送来。忽阅报上载有开除弟党籍的决定之公布，深使我痛心。……千祈我们间应维持冷静而光明之政治讨论，万一决定不能改变时，亦希彼此维持最好友谊。
但是，中共中央已经把张国焘扫地出门，没有人再理会他了。从中央决定公布之日，在各级组织和部队中开展了广泛的宣传和教育。同志们在短暂的震惊之后，对张国焘的叛变行为表示了极大的义愤和不齿。1938年5月5日，延安《新中华报》刊登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第七号命令——《关于开除张国焘边区政府执行委员及代主席等一切职务事》，全文如下：
本政府执行委员兼代主席张国焘，于本月三日经主席团派往中部谒黄帝陵，即弃职潜逃。在此全国抗战紧急关头，张国焘此种行动，实属有违革命利益和革命纪律。特由本政府执行委员会决定，开除其本政府执行委员及其一切职务。嗣后凡张国焘一切言论行动，本政府概不负责。
就这样，中共创始人之一的张国焘在人们的视野中淡出了，投奔了国民党的他很快就被国民党摈弃，过着很困窘的生活，最后凄惨地客死异国他乡。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3节：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1)
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
在亲日的汪伪政权中，有三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他们分别是：汪精卫、陈公博和周佛海。这三个铁杆的亲日派，用钱钟书的话说，“天底下除了向日葵，再没有比他们更亲日的人或东西了”。他们三人中，周佛海被排名为第三号大汉奸，但论起好色来，他在其中绝对排名第一。
周佛海生于1897年，湖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参与组织旅日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广州未回上海前，一度代理书记职务。后仍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返回日本后，他实际上与党组织脱离了关系，不再从事党的任何工作。1923年毕业回国。不久，他应邀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兼任广东大学教授。随着地位的变化，他与党的离心倾向日益加重，并散布对党的不满情绪。中共广州支部负责人对他进行了耐心批评和教育，帮助他认识错误。但他毫无悔改之意，后来竟公开声明与共产党脱离关系。中共中央为纯洁党的组织，准其1924年脱党。从此，周佛海走向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
蒋介石对周佛海也委以重任。从1927年到1937年，周佛海跟随蒋介石青云直上，可谓红极一时，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民众训练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兼第五组组长，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为蒋介石打内战、搞独裁出谋划策。他还曾参与筹建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蓝衣社)。这样一位心腹，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周佛海后来会背叛他。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却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
1938年周佛海背叛了蒋介石，随汪精卫投敌，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市长等，沦为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汪伪营垒中，周佛海通过金钱收买和封官许愿等手段，发展和培植亲信，还搞起特务组织并亲自担任头目。
早在1921年，周佛海就由于看上了年轻貌美的杨淑慧，而抛弃了为已他生育一子一女的结发妻子郑妹。其时，周佛海在上海停留了一段时间，常常去李达家做客，李达比周佛海大七岁，同周佛海是湖南老乡，于1913年赴日留学，1917年考取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也是官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回到上海。李达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较深研究的人物，陈独秀一见李达就抓住李达的手说：“你搬到我家住吧，帮助我编《新青年》杂志。”就这样李达住进了法租界老渔阳里二号陈独秀的家里，不久李达就认识了在上海启明中学读书的女生王会悟。后来李达与王会悟在陈独秀家里由陈独秀的夫人主持结了婚。王会悟在启明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学叫杨淑慧，杨淑慧是湖南湘潭人，与李达又是同乡，杨淑慧的家住在卡德路富里一○六号，与李达住的老渔阳里相隔很近，所以杨淑慧常去李达家里串门，就这样与周佛海相识了。
杨淑慧并非寻常人家的女子，她的父亲杨卓茂是上海总商会的主任秘书，是当时大上海的闻人，杨淑慧也算是有钱人家的富贵小姐，从小又受过良好的教育，绝非一般的女子可比。但她十分清楚站在她眼前的这位穷酸的留学生，虽然身穿一身脏兮兮的白西装，瘦瘦的、高高的，但关心政治。她读过周佛海发表在《解放与改造》上的不少文章，知道这个年轻人的政治前途是一片光明的。
王会悟是一位热心的女人，她见杨淑慧与周佛海颇有几分意思，决定给二人做媒人。她先找杨淑慧。杨淑慧毕竟长在开放性的大城市里，接受过五四的洗礼，她曾经多次对父母讲，将来自己的婚姻要自己做主，自己选中意中人后，再带回家让父母过目。王会悟先向杨淑慧称赞周佛海有才华而且将来大有前途，杨淑慧当即就同意了。接着王会悟又找到周佛海，这时周佛海才向王会悟说明自己在湖南乡下有老婆，而且已经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想到为了自己留学，妻子郑妹在家辛辛苦苦照顾母亲及两个孩子，周佛海竟然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这件事，深悔自己不该那么早就结了婚。聪明的王会悟立即为迷茫中的周佛海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她对周佛海说：“杨淑慧可以在你未来的事业上提供帮助，而郑妹仅仅是一个不识字的女人，你可以写封休书给她，一切不就完事了。”周佛海经王会悟这番鼓动后，当即欣然同意。于是他也不顾在家吃苦受累、照顾老小的妻子是何感受，一纸休书寄了回去，从此便与杨淑慧坠入了爱河。
周佛海很快向杨淑慧求婚，当时杨淑慧才二十岁。就在周佛海与杨淑慧订婚的前几天，一位消息灵通的《上海时事新报》的记者，在报上不指名地刊登一条新闻，大意是“有一位湖南青年，自称是最进步的社会主义信徒，已早在乡间结过婚，听说还有了孩子，现在又在上海与其同乡商界某闻人的女公子大谈恋爱，看来又要再度做新郎了”。当看到这则消息后，杨淑慧的父母呆若木鸡，父亲杨卓茂顿时感到名誉受到伤害，于是，他拿着报纸找周佛海算账，恰巧周佛海外出，刘仁静就把杨卓茂带到张国焘的住处。刘仁静刚刚向张国焘介绍完，杨卓茂就跳起来大骂周佛海，说周佛海犯了诱骗良家妇女罪，并声言要到法庭上控告周佛海。只有二十四岁的张国焘与十九岁的刘仁静，二人还都是北大的学生，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连忙紧张地走过去。苦口相劝，让他不要告到法庭上去，他们了解情况后再说。
为了阻断女儿与周佛海往来，杨卓茂夫妇把女儿关在自家的阁楼上，被关的第三天，杨淑慧就跳窗逃了出去，她找到周佛海后，二人就悄悄离开了上海，前往日本的鹿儿岛。杨淑慧对周佛海温柔体贴有加，并与其生有一子一女。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4节：风流成性的大汉奸周佛海(2)
然而周佛海好色成性，积习难除。1939年10月，周佛海第二次秘密赴日时，遇东京帝国大医院护士金田幸子。金田幸子年方十九，能歌善舞，后成为周佛海在日本的秘密妻子。
在纸醉金迷的大上海十里洋场，金融界巨头、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潘三省经常帮助周佛海寻访名媛供其淫乐，潘三省亦因此而被提升为上海市储备银行总裁。不久，此事即被杨淑慧得知。当她发现牵线的竟是潘三省，更是气上加气，把潘三省叫来一阵打骂，吓得潘三省抱头鼠窜，以后一见杨淑慧就直哆嗦。
事过不久，周佛海又遇名伶筱玲红，一见就倾心，很快就与其姘居。这自然难以瞒过深知丈夫好色之心的杨淑慧，藏娇地点很快被杨淑慧查出。杨淑慧一定要周佛海与筱玲红断绝来往，而周佛海不愿意。两人每天总为此争吵，甚至大动干戈。杨淑慧一怒离京，到上海打算聘请律师办理离婚手续。谁知周佛海已事先指派专人找到密友金雄白。那时金雄白开办了律师业务，周佛海希望金雄白赴车站去接杨淑慧，争取包揽这一案子。杨淑慧见到金雄白，果然把离婚一事托付于他，写了委托书，要求他与周佛海谈判，谈判不成即向法院起诉。金雄白当夜赶到南京。周佛海坦白地告诉金雄白：“我要你还得为我想一个两全之道才好。”
两人商量对策。第二天，金雄白匆匆赶回上海告诉杨淑慧，他已把周佛海说服，周愿意放弃筱玲红。金雄白说：“不过周先生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她一些费用。”杨淑慧兴奋地说：“钱无所谓，不论多寡，你随便代我做主。”当天，杨淑慧把准备好的抚养费全数交给金雄白。第二天下午，筱玲红在她的名字下按了手印。后来，周佛海悄悄把筱玲红藏到法租界中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田酉次的家里。直到抗战胜利之后，周佛海还骗过杨淑慧，仍与该女伶长期悄悄保持姘居关系，经常在此暗渡陈仓。周佛海的家丑在当时成为京沪一带传闻的笑柄。
周佛海荒淫之余，仍时时不忘发财。虽然他的财产无资料披露，但他在日记中也不打自招地道出了部分事实。周佛海先后以耐劳、慎独、宁远、百忍等二十多个化名在上海数家银行存款近三千万元（约合当时黄金七千五百市两），据周佛海自谦，估算存款“为数虽不多，今日之蓄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亦应自足矣”。
江山易改，汉奸本性难移。见风使舵、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这些特性在周佛海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并贯穿一生。在抗战中后期，周佛海嗅出日本人不行了，就抛弃了曾向汪精卫作过的信誓旦旦的“表白”和“保证”，厚颜无耻地倒向了蒋介石，拜倒在蒋介石的脚下。1942年10月，他背着汪精卫，派人潜往重庆，为重庆方面输送了不少重要情报，还安排重庆的特工人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的特务头子李士群。后又利用自己上海市长的身份，在上海及杭州一带部署军事力量，阻止共产党等革命势力进入上海。日本投降在即，南京伪政权被迫解散，周佛海向蒋介石再表忠心：“职与其死在共产党之手，宁愿死在主席之前。”这种种“杰作”，使周佛海赢得了蒋介石的嘉奖，并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这样，周佛海摇身一变，从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变成了国民党的接收大员。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一个来月后，在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快速严惩汉奸”的压力下，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在杨淑慧的奔走以及顾祝同、陈立夫、陈果夫等人的说项下，1947年3月26日，念其为重庆方面作过“贡献”的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发表《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下令对他特赦。其公馆作为伪产被接收，改为国民党高级将领招待所。
周佛海逃脱一死，喜出望外，但庆幸之余，掂量一下“终身监禁”的分量，想起将要在监狱里打发未了的岁月，看看四周的破壁，阴森森的铁栅栏，还有苦于下咽的饭菜，再忆起位于上海西流湾八号的自己公馆里的风景和养尊处优的生活，一种说不尽的凄凉、哀怨、忧伤、绝望顿时涌上心头。窗外秋风萧瑟，黄叶遍地，周佛海挥笔写就《忆西流湾故居四首》。
其一
暮蔼苍茫夕照斜，饮烟缕缕万人家。
四围山色红如血，独立高楼看晚霞。
其二
青草池塘绿柳堤，淡烟漠漠草萋萋。
庭花也改人非旧，故向东风怨别离。
其三
柳映池塘竹映窗，月华依旧白如霜。
深宵步月人何在？空负残花院角香。
其四
月明人静柳丝垂，彻耳蛙声仍旧时。
底事连宵鸣不住，伤心欲唤主人归。
从这些诗作来看，周佛海还是颇有才华的，可惜没用到正道上。1948年初，周佛海心脏病复发。2月28日，在一阵哀号之后，周佛海口鼻流血，毙命于老虎桥监狱。尸体草草葬于汤山的永安公墓。荒烟蔓草，将一代巨奸彻底埋葬，“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5节：汪精卫：两首绝命诗，冰火二重天
汪精卫：两首绝命诗，冰火二重天
汪精卫曾两写绝命诗。第一首是他年轻时舍生忘死刺杀清廷头号人物摄政王载沣未遂入狱后所写：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第二首是汪精卫死前写下的一首题为《自嘲》的绝命诗:“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
写第一首绝命诗时，汪精卫是名满天下的反清革命英雄，其视死如归的冲天浩气，比起任何前贤都不逊色。写第二首绝命诗时，汪精卫却成了卖国求荣、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注定是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
两首绝命诗，可谓是冰火二重天。其立意之高下，不啻于天壤之别，让人真不敢相信是出自同一人笔下。
汪精卫是如何由一个革命先驱蜕变为大汉奸的
汪精卫（1883—1944），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1903年以秀才的身份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次年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受西方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思想的影响，1905年7月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的好评。
汪精卫不仅是民国四大美男子之首(另三个是梅兰芳、张学良和周恩来)，而且文章写得非常好。据刘继兴考证，汪精卫与保皇党笔战时，犀利的文笔引来好评如潮，直逼得保皇党的几个大笔杆子不得已私下托人说情，要求休战。
革命初期步履艰难。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组织领导下，到1908年冬，反清革命者已发动了八次起义，分别是1895年广州起义，1900年惠州三洲田起义，1907年5月潮州黄冈起义，1907年6月惠州七女湖起义，1907年9月钦州防城起义，1907年12月广西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广东钦州、廉州起义，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义。
这八次起义全部失败，大批仁人志士倒在血泊中。海内外民众都灰心了。在革命连遭重创、士气极为低落之时，反对革命的维新派不失时机地出来冷嘲热讽。最有影响力和杀伤力的，是极具社会威望的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一句“远距离革命家”，顿时成为同盟会领袖们的“符号”：以革命大话为号召，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你们这些头头还是好端端地在国外活着，那么多次起义，你们自己怎么不上战场？死了那么多人，你们怎么一点事没有？这个指责，真是要命。
那么，怎样以实际行动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挖苦、挽回舆论形势呢？作为同盟会领导人之一，汪精卫在忧心如焚中一边无条件支持孙中山，一边想出办法：他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社会看看，革命领袖可不是贪生怕死之徒，让怀疑人士重振信心。
刺杀谁呢？汪精卫决心干一票大的，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汪精卫的第一首绝命诗就是在这次入狱自感生还无望的情况下写成的。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后，汪精卫出狱并结识袁世凯。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地位远在蒋介石之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伤。1936年西安事变后，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其第二首绝命诗就是在名古屋病死前写成的。
“昔具盖世之德；今有罕见之才。”这是有人曾送给汪精卫的一副谐音联，表面看是在奉承，其实“盖世”与“该死”、“罕见”与“汉奸”谐音，巧妙地讥骂了汪精卫这个中华民族的败类。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6节：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人
唯一被国共两党都开除党籍的牛人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一大代表、广州党支部的负责人陈公博在会上表现得趾高气扬，自以为是，目无组织。会议期间，遭到法国巡捕的搜查，为安全起见，决定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船上继续开会。陈公博却坚持不去，带着老婆来到杭州游山玩水。当他返回上海时，会议早已结束。
事后，中共中央特派张太雷去广东，要求他立即去上海向党组织作出解释。陈公博不但断然拒绝，还给陈独秀的信中说：“今后独立行动，不受党的约束。”不久又在广州党组织会上公开宣布：“我不再履行党的任务。”甚至还扬言：“拟离党而另组广东共产党。”鉴于陈公博分裂党的严重错误言行，而且难以挽救，中共中央于1923年春决定将其开除出党。
就在这一年11月，陈公博赴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得到了汪精卫的大力帮助。1925年4月回国后，廖仲恺亲自介绍他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
陈公博先紧紧追随汪精卫，后又与蒋介石打得火热。由于蒋介石与汪精卫的矛盾十分尖锐，陈公博反复权衡，还是选择到武汉，投入汪精卫的怀抱。
在武汉期间，陈公博不仅支持汪精卫反蒋、讨蒋，同时也公开分共、反共。在演绎了宁、汉分裂与合流的丑剧与恶剧之后，蒋介石东山再起，派军队去抓陈公博，吓得他只身逃往香港。
陈公博于1928年冬又卷土重来，邀集“粤方委员”顾孟余、王法勤等人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自己为负责人，公开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对着干。蒋介石恼羞成怒，于1929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三大”作出决定，永远开除违反本党纲纪的陈公博党籍。
抗战开始后，陈公博赴越南河内与汪精卫见面，并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发表了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声明的卖国《艳电》。在日本的支持下，汪精卫公开组织卖国政府，并派老婆陈壁君赴香港请陈公博出山“匡政”。陈公博“忸怩”一阵以后，终于回到上海，并向汪精卫表白说“你以跳火坑的精神扭转乾坤，决定牺牲一切，我只有与你分忧分扰了”，一付十足的汉奸嘴脸。
1941年3月30日，南京正式组建“国民政府”，汪精卫自任主席和行政院长，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兼训练部长，是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大汉奸。鉴于陈公博卖国投敌，成了民族败类，在全国人民声讨的怒潮中，国民党中央在五届八中全会上，再次把陈公博开除出党。
投敌卖国的汪精卫没有得到好下场。1943年底，由于急需取出伤及后背的子弹，汪精卫被迫接受多次手术。次年初，在日本治疗的汪精卫因三节胸椎骨严重变形，骨膜发炎溃烂，形同枯尸。11月10日下午，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市一座冰冷的地下室内死去。按照他生前的安排，由陈公博接任伪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成了汪精卫的继承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历时五年的南京伪国民政府寿终正寝。十天后，陈公博、李励庄夫妇以及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安徽省长林柏生、伪军委总监何炳贤、女秘书莫国康(陈公博情妇)等七人逃到日本。
8月28日，国民党派人去搜查陈公馆，发现早已人去楼空。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立即向日本驻华派遣军提交备忘录，要求日本如实提供陈公博的下落，并随时做好引渡回国的准备。日方无奈，只好将中方意见向陈公博传达。陈公博自知罪孽深重，在劫难逃，便主动向何应钦致电，诡说自己出逃是为了委员长还都方便，表示愿意回国接受处置。逃往日本躲藏了三十八天的陈公博，于10月3日被押解回国。
翌年4月5日，江苏省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判处死刑。1946年6月3日，时年五十五岁的陈公博被执行枪决，结束了自己罪恶的一生。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7节：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1)
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
一位在北大读过预科、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的将军，晚年在台湾出书时，居然其书名有严重的常识性错误，这不能不说是黄埔和北大以及台湾出版界的集体悲哀。
这位将军叫孙元良，曾任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重庆警备司令、第十六兵团总司令等职。国民党大陆兵败后，他去了台湾，晚年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孙元良回忆录》一书。
只要上过中学的人都能看出来，这本书的书名存在严重的常识性错误。因为光年是长度单位，指光在真空中行走一年的距离，光年一般是用来量度很大的距离，如太阳系跟另一恒星的距离。光年不是时间的单位。而一瞬是时间单位，指一眨眼的工夫，形容极短的时间。很显然，作者孙元良错把光年当成时间单位了。台北世界出版社呢，居然也没看出来这个错误，将错就错以致贻笑大方了。
孙元良原籍浙江绍兴，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孙元良的家庭背景很不错，父亲孙廷荣，曾任清廷知县。叔父孙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团军司令官、国民军第五绥靖区司令官等职。孙元良的儿子孙仲祥，又名秦汉，台湾电影明星，其知名度远在父亲之上。
孙元良出身黄埔，系“天子门生”，有“飞将军”之称。这个雅号可不是褒义的，又名“长腿将军”、“逃跑将军”。
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孙元良就曾是战场上可耻的逃兵。当时，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和程潜的第三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一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一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一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孙元良时任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一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一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一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第二天清晨，蒋介石又召集朱培德之第六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一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原来，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怒气平息后的蒋介石考虑到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就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于是，他法外施恩，网开一面，孙元良因祸得福。
1932年淞沪战役发生后，时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二五九旅少将旅长的孙元良率军坚守上海宝山庙行镇十一天，和友军一起夹击日军，让日军受到空前挫败。当时国际舆论评价此役为“国民党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孙元良因此役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日军在上海虹口、杨树浦一带集结重兵，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8月11日，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到上海杨树浦及虹口以北布防。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首先由虹口向天通庵车站至横浜路段开枪挑衅，并派出一支部队向宝山路、八字桥、天通庵路进攻，被孙元良率领的第八十八师击退。此后，孙元良率领八十八师官兵在上海闸北一带坚守阵地长达一个半月之久，粉碎了日军“三月亡华”的图谋。
为了掩护国民党主力部队转移，孙元良又下令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的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谢晋元团长，然后自己撤退。面对八十八倍之众的日军，四行仓库官兵奋勇抵抗，最后全部退入租界，被解除武装，关进集中营。但是通过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全国士气为之振奋，世界为之关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而撤退了的孙元良却因“八百壮士”之功再被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十二军军长，仍兼任八十八师师长。
抗日战争中，孙元良在国难当头之际，贪财好色，不仅将国防工事费贪入自己的腰包，还令人发指地强行占有了上海学生慰问团的漂亮女学生，其恶劣行径，遭到了其他正直的国民党军官的鄙夷和不齿。时任第八十八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8节：民国第一“逃跑将军”孙元良(2)
“（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八十八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资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在震惊中外、血肉横飞的南京保卫战中，时任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的孙元良率部奉命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八十八师二六二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二六二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下，只顾自己逃跑，谁都不知他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在近年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拉贝日记》中，我们可看到“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对于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军长兼八十八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勤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孙元良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七十二军包括八十八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古城在呻吟，长江在哭泣！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的好运气又来了。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好色之本性依然，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整天倚红偎翠，花天酒地。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十六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贪为己有了。
笔者考证，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大决战打响后，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势不可当。国民党军队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后，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十分可笑的是，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致。孙元良指令十六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里。
富于逃跑经验的孙元良居然化装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装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辗转回到了南京，苟全了一条生命。
随着解放战争的尘埃落定，1949年底，孙元良随兵败的国民党军残部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20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下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中美化自己不说，殊不知书名还弄出个错误来。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是黄埔一期生中最长寿者。
第二部分 人世几回伤往事 第59节：张学良一生的数字谜团
张学良一生的数字谜团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无疑是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曾数次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诸如东北易帜，宣告了中国自清末以来北洋军阀分裂割据局面的结束；武装调停中原大战，使民国元年以来的军阀大混战局面基本结束；发动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历史性贡献，其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将永垂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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