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与敌军交战，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英勇，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蒋介石有意识地在他的军官中灌输一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一位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描述了这一结果：在以一个班接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浪费了好几天时间而损失惨重。明显地缺乏利用武器和支援火力与利用掩护等方面的配合。……绝大部分伤亡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确切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是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但却是极为浪费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可能会由于十足的精神和数量的优势取得突破，但是参战或支援部队会呆呆地看着某一班或一排在单独推进中被扫倒，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战线上再作努力。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46、348页。又见刘馥，第143—145页。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在这种蛮干的勇敢显示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国民党军队遭受到的——考虑到八年战争中有很长的消极时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23%的伤亡率。刘馥，第145页。
军官们还无视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忽视武器和装备的维护，他们轻视隐蔽或伪装他们的位置，甚至沿着山顶安置枪手。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51页；卡利亚金，第191页。情报的搜集和保密工作都很随意。卡尔亚金发现“得不到战场情报，又没有空中情报，指挥员盲目地作出决定”。卡利亚金，第194页。对敌情报保密也同样不受重视。正如卡尔亚金所说“指挥部的一切事情通常都被日本情报机关所探知”。卡利亚金，第318页。
没有任何人比蒋介石更知道国民党军官们的这些缺点。实际上，他常常亲自插手指挥部队，甚至命令到团一级部队的调动或具体行动，尽管他可能并不了解地势、部队状况或敌军的部署。他常常这样做而不通知他们的上级指挥员，这样极易造成全盘混乱。刘峙，第14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使命》，第434—435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28页。蒋对他的部队战场作战的干预也许是源于他的自大，这是由他多年的权力地位所养成的。但是他为他的这种举动寻找理由，声称是由于他的将军们十分无能。他对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解释说：“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并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如此迟钝，如果你不预先提醒他们，他们就会干许多蠢事。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你必须想象他们可能会做的一切错事，并警告他们不要那样做。”史迪威，第117页。又见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使命》，第156—157页；陈纳德，第77页。在战后时期，蒋介石继续干预军事作战。见刘馥，第258页；吴国桢，第70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3—477页；雷震，第16页。然而，十有八九，蒋对战场作战的干预弊大于利，它造成混乱，并削弱了他的军官们的能动性。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104822,1944年10月26日，第1—2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5、289页。士兵们：征集和训练
与军官们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普通士兵赢得了外国专家的赞赏。正如史迪威所评价：“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刘馥，第179页；又见卡利亚金，第266页。然而，国民党士兵们的待遇和伙食通常是很差的，这使他们缺少有效率地作战的能力和士气。
国民党的大多数士兵是征集来的。根据征兵法，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所有男性——独子、学生以及有残疾者除外——都在应征之列。征兵法颁布于1933年，但在1936年之前并未实施。1942年颁布了新的征兵法，但并没有立即执行。征兵制度也经过了好几次修改。见《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林真容（音），第81—82页；程则军（音），第5—8页；翁国柱，第18—19页；戴高翔，第21—24页。政府大力宣传“三平原则”，以使军事服务的责任平等地分赋予国内各地区和各经济等级。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定额根据人口数字分配到地方当局，然后用拈阄的方法来选择应征者。陈卫华（音），第21页。
原则就这么一些。实践起来是困难的。蒋介石自己也说：“征兵工作现在做得很糟，这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松散和战斗力衰退的主要原因。”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它最终要依靠地方当局进行挑选和集中应征者的工作。但是国民政府很少能控制这些地方当局，他们总是代表着每个地方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的利益。于是这些上层人物的儿子躲开了征募，而贫弱的却被强拉进了军队。他们完全无视三平原则。郑兆求（音），第9—10页；守中（音），第6—7页，《大公报》（重庆），1942年10月19日第2版。
拈阄制度很少实行。由于一些还未清楚的原因，想通过拈阄来挑选应征者的企图常常引起骚乱。戴高翔，第24页；《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8页。人们不禁想知道这些骚乱是否是由地方上层人物所挑起的，他们可能会感到难以操纵拈阄，使之对他们有利。不管怎样，选择新兵的责任大部分落在保甲长头上，这些邻里管理单位分别由大约1000户和100户人家组成。
保甲长在征兵中的作用受到了彻底的贬评。国民党的征兵官员们抱怨说，他们改变人口登记册，增减登录的岁数，这样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便能够逃避征兵。贵州的一位征兵官员指责他们是专横的愚昧的和腐败的。林真容，第236—240页；汪祖华，《健全兵役的几个先决问题》，第28—29页。对于保甲长的这样的指控通常无疑是准确的。然而，在湖南省东部的醴陵县，保甲长被说成是地方豪绅的不幸工具。在那里，土豪劣绅和秘密社会控制了政府的所有方面。因此，当保甲长收到征兵命令时，他们就必须召集一个地方权势者的会议以决定谁去应征，谁不去应征。李一为（音），第20—21页。又见戴高翔，第24页。
不仅是有政治权力者，而且富有者也能获免应征。许多富裕家庭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在那里他们将获得免征。更多的则购买顶替者。农村社会的一些流氓主动提供——需要一定的价格——服军役以代替合法的应征士兵。对许多人来说，这成了他们的职业。他们一有机会就从部队逃走，然后再把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出售。醴陵县大约80%—90%的新兵就是用这种方法表面上获得的——尽管这个数字似乎是夸大了的或是非典型的。李一为，第21页；胡其如，第15页。
第三部分 7.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7)
大约到了1941年，适龄应征男性的资源渐趋枯竭。仍有一个以上的儿子在家的家庭也少了。富人们已经学会获得免征，许多年轻人索性逃走、装病，或自残身体。秦德纯，第193页；林真容，第240—244页；宋广仁访问记，台北，1981年8月27日。四川省的征兵负责人写道，因此，拉兵的行为“充满了整个国家”。戴高翔，第24页。1943年，湖北省实际征兵数不到其征兵指标的一半，《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32年11月—1943年9月》，第77—78页。又见李一为，第20、23页。当正规的征兵制度被证明已不能满足需要时，战场部队派出了接兵队去捕获所需要的补充兵。其结果是对穷人的大批劫持（富人们能买得释放）。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致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这一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举例说，你正在地里劳动，照料你的稻子。……（来了）一批穿制服的人，他们把你的手绑到背后，把你带走。……锄和犁在田里生锈，妻子跑到官员那里去哭讨她的丈夫，孩子们陷于饥饿之中。”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69页。密尔顿·迈尔斯（MiltonMiles），美国在华一秘密部队的指挥官和国民政府的一名热情赞赏者，也报告说看到一支接兵队在街头演出杂耍和杂技，然后它抓住了观众中的体格健全者，“其理论是任何有时间观看街头表演的男人最好是到军队里去！”迈尔斯，第348页。
一个官方杂志指出：“人们（把征兵）视如死亡。”周兴（音），第24页。男人们从地里被抓走，不仅会给其家庭中依靠他养活的人造成难以言说的艰难，而且使这种情绪广为蔓延，即一旦被征，他们将再也不能回家。部队缺乏退休或退伍制度、士兵们服役之后极少能与家人通信，以及部队中确实很高的死亡率——所有这些都验证了农民的恐惧。雷兆元（音），第24页；李宗黄，《驻滇回忆录》，第53页；汪祖华，《改善役政法的几个切要问题》，第17页。
对于新兵来说，他们军事生涯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是特别艰难的。他们被赶到接受中心，经过草率的医疗检查后，分配到补充单位去接受三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实际上，由于财政短缺或战场对补充部队的迫切需要，训练时间通常比规定的要少得多。有时候新兵直接被送到前线服役。给予新兵的训练是如此不足，甚至连一官方的出版物也认为，对他们来说走向战场“真正像是去送死”。《如何改进今后的兵役》，第14页。
由于资金的有限、官吏的腐败以及纯粹的麻木不仁，接受中心的状况常常是令人吃惊的。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上校（LyleStephensonPowell），一位与国民党军队负有联络职责的美国军医官，对1945年2月贵阳附近的这样一座“兵营”作了如下的描述：新兵中心位于城外数里的一小山沟里，它由分隔在互相可以看得见的不同村庄的房屋所组成。……我们首先来到所谓的医院或诊疗所。……我曾经见过许多可怕的景象，但是，从来没有什么能像这所“医院”那样吓我一大跳。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衫衬、裤子，或赤着脚或只有草鞋。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紧地躺在一起。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那样僵硬。有的明显已濒临死亡，其他一些人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可疑的兴奋阶段。
我们继续去村庄察看一些营房。我们发现这些农房都统一地被隔开，在房子的顶部放置了木板。这些茅草顶屋檐下的小小空间，积着长年的污垢和灰尘，新兵们就睡在这里。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睡在这上面，一位中国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不让他们睡在这上面，他们就会在夜间统统跑光。他说：“事实上，我们必须在夜间把他们的所有衣服都脱光拿走，以防止他们穿出屋顶逃走，尽管我们在房子周围布置了岗哨。即使这样，偶尔还是有人逃掉。”这是2月份，尽管裹在毛衣里，我仍然每天感到冰冷。夜里我睡在四条毯子之下仍觉得难以保暖。这些可怜的人赤身睡在有漏洞的屋顶间，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块大约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空间。这位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挤得紧一点，他们就能够保暖和睡得好一点。鲍威尔，第204—206页。尽管不是所有的接受中心都像这个中心一样令人不快，但它也不只是个别现象。正如1940年末一位检查征兵条件的国民党官员的一份报告所显示：“污秽、混乱、营房拥挤。士兵们衰弱憔悴。他们的衣服都成了破布条，就像一群乞丐一样。至于宿舍的肮脏、厕所的污秽、病人的喊叫、逃兵的不满，所有这些都超过了一般想象。难怪人们把训练单位视如地狱，他们宁愿在战场上以生命去冒险，而不愿在这儿忍受苦难。”郑兆求，第5、7—8页。
第三部分 8.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8)
“训练”结束之后，新兵们被分到战场部队。由于交通工具不足，他们通常必须走到他们的部队中去，而部队一般都在数百英里之外。这种赶路是新兵进入部队前所有活动中最为可怕的一部分。由于害怕新兵们试图脱逃，护送者把他们作为俘虏一样对待，常常用绳索把他们串在一起，就像一串珠子一样。负责征兵的高级官员们哀叹这种行动，但是——有辩解说，新兵的眼界狭隘，因而他们不能理解服役的重要性——他们把它视为权宜措施而不予追究。陈卫华，第22页；秦德纯，第193页；林真容，第245页。就食物来说，新兵们只得到一点儿米粥。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提供的经费不够，但更常见的是由于负责此事的官员们谋私利“榨”去了大部分口粮。至于水，他们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水坑中饮取——这是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陈卫华，第22页；冯玉祥，第111页；谢伟思，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切森函，《中国的士兵》，1943年8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50,附件第2页。由于体质虚弱，新兵们很容易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许多人因得不到医疗看护而死去。蒋介石甚至还谈到过一些病得不能再走的新兵，他们被护送兵们用枪打死在路边。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
一些新兵在这种地狱般的赶路中幸运地逃脱了。一些人通过贿赂获得自由，另一些人则试图逃走。那些被抓住的人通常要挨揍。根据魏德迈给蒋介石的备忘录所说，后来这些不幸的新兵将“带着被打坏的四肢和受重伤的身体，这些伤口感染很快变成败血症，败血症则很快导致死亡”。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70页。又见鲍威尔，第206—207页。死者有时被埋入浅坟中，很多人则干脆被丢弃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未予埋葬。蒋梦麟，第90页；兰登致美国国务院函，《昆明的征兵运动：征兵中的营私舞弊与士兵的待遇》，1944年7月1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22/7—144,第2—3页；陈卫华，第22页。
政府不断下令要改善这些状况。它命令沿着新兵所经过的道路建立起供水站和医务室。它还禁止体罚和其他形式的残忍行为。程则军，第7页。蒋介石在1944年说，他5年来一直在指示要改革征兵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成效。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事实上，蒋介石在1945年参观了一个新兵接受中心之后，对其境况是如此大为吃惊，以至于他下令将兵役署负责人、接受中心的指挥官和一些低级官员即刻处决。《大公晚报》，1945年7月10日，石新（音），第3页。然而，这样的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青年继续在他们碰上征兵官员后的几周内可怕地死去。蒋介石说过，在一队从福建步行去贵州的1000人中幸存者不足100人。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在从广东到云南的500英里的艰苦跋涉中，700名新兵只有17人活着走过来。蒋梦麟，第90页。这些无疑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44%——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刘馥，第137页。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人——也就是说在征集的每10个人中就有1个。应征士兵死亡人数的精确数字将永远无法知道。一个官方资料承认在战争时期丧失了1867283名应征士兵（这一数字是1978年7月国防部史政局长向我提供的，根据是《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5页）。遗憾的是，没有给我这一数字内死亡和开小差的具体分析。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亲信，他根据一份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到达他们的部队之前就死去。这个数字太大了，令人难以置信，他可能是想说140万。见蒋梦麟，第91页。徐复观（第6—7页）也提出了与这一数目大致相当的应征士兵的死亡人数。士兵们：伙食和医疗条件
那些从最初的训练和走往分配部队的危险跋涉中幸存下来的新兵，很快将面临甚至比日本人还更为致命的挑战。它们是饥饿、寒冷和疾病。实际上，如果规章制度能得以执行，士兵们的食物是足够的。例如，中央军的部队每天分配有24盎司米，每月有足以买一磅猪肉的钱（地方部队的配给量要少得多）。但是管理链条中上上下下的腐败通常吮吸去这些定量供应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然后，在某一时刻，肉、盐和油将从士兵们的月伙食中消失，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点煮熟的蔬菜，以为他们的主食增加一点味道和营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244页；《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王梓良，第77—78页；陈达，《浪迹十年》，第198页。蒋介石在1944年抱怨说，军官们贪污给养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的理由是这对维持他们的生计和支付别的开支是必须的（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4页）。
由于军中口粮不足，士兵们常常成为清道夫，从任何他们所经过的村庄或碰到的农民那儿偷取东西。结果，老百姓们把国民党士兵视如瘟疫或什么其他自然灾害，常常看到他们到来时便逃走。蒋介石对军队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深表关注。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267页、第17卷第8页、第18卷162页。陈纳德说，最坏的中国军队已经堕落为“掠夺成性的暴徒”，第208页。
尽管作各种诸如此类的努力来补充其伙食，在战争后期，大多数国民党士兵都蒙受营养不足之痛苦，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作为士兵而行动的能力。早在1941年，熊式辉将军就报告说，浙江的士兵们没有肉或油可吃，他们身体产生的热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即使在热天里也要穿着冬天的服装。1944年10月，当魏德迈将军就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他首先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上。然而，在一个月内他就意识到士兵们已虚弱得不能行军，不能有效地战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王梓良，第77—78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64—65页。又见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1942年9月1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47，附件第2页；高斯致国务院函，《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对鄂西湖区状况的观察》，1943年11月5日，美国国务院文件，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附件第4—5页。
第三部分 9.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9)
造成部队衰弱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极差的卫生状况和医疗手段的极端缺乏。士兵们整个冬天穿着同一件制服，不发肥皂，在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伙房常常就在厕所旁边，饮用水很少煮沸，士兵们——许多人有传染病——把他们沾有细菌的筷子伸进同一个锅里，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种衣食不足和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使每一个士兵都容易成为疾病的靶子。疟疾给部队带来最大的损失，由于很少使用蚊帐，这种战前主要流行于华南的疾病，随着战争时期人口的流动甚至扩展到了北方省份。由于奎宁短缺，当局在使用上很节约。结果，战士们有时是整个团队都烧得发抖。只有当部队即将要投入战斗时才分发奎宁。但即使在那时，也有因某种“紧急情况”而扣住不发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36—138页，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上注。
其他常见的病害是肠胃病和皮肤病。由于部队其他方面的不良条件而广泛蔓延的痢疾，因无知和缺少药物，常常产生致命的结果。疥疮和热皮疮是常见的，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光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眼睛的传染病也是广泛蔓延的，西北地方尤为如此。在兰州附近，部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眼疾（诸如沙眼和淋病结膜炎）之痛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举枪瞄准。结核病是常见的，性病也是如此，尽管白修德认为由于士兵们缺少性活动的精力和机会，它相当少有。1939年到1940年期间，性病的发生据报告增加了三倍，在兰州地区，估计部队中90%的人患有淋病，30%的人患有梅毒。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林沃尔特致艾切森函，《中国的士兵》（参见第135页注①），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斯函，《兰州所见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1943年12月4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52；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35—137页。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观察家们发现第13军甚至在一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便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5页……另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David.D.Barrett）报告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包瑞德，第60页。一些病弱者会暂时用担架抬着。但是，另一位美国人的报告说“经常可以看到担架上的人被弃于路边，不是死了就是将要死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页。有着高度信誉的《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指出：“部队所经之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士兵。”高斯致国务院函，《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观察》，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5页。少数精锐部队，最著名的如青年军和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他们接受了美军的训练，他们还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但是，当部队的绝大部分士兵几乎不能行军、当即使是短距离的行军也要在路边留下尸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不能被视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的。
中国部队的医疗显然是由军医提供的。然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把它的服务描绘为“前南丁格尔时期的”。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2页。魏德迈给蒋介石的备忘录甚至把部队医院与德国灭绝人性的集中营相比。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71页。这种比较确实是有根据的。
从文件上看，军医的组织——它的一线救护队、包扎所、战地医院和基地医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这一组织却被人员的不足和不称职、设备和医药的不足以及玩忽职守与腐败所破坏。在整个军队里只有1000—2000个合格医生，因此每1700—3400人就只有一位合格的医生——而在英国军队里每210人、在美国军队里每150人就有1个医生。斯斯明（音），第44页；汉森，第326页；林可胜在1942年估计只有1000名“能力不一”的军医。见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2页。另外还大约有28000名“医生”服务于医疗部队，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是在只具有担架员或战场护士经历的基础上被提升为“医生”的。汉森，第326页；鲍威尔，第56—57页。莱尔·鲍威尔在1944年发现，在拥有3个师的整个第46军中，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主任军医官是一个缺少经验的短期军医学校的毕业生。鲍威尔，第56页。即使有了称职的医生时，他们又受制于设备和医药的严重短缺。鲍威尔报告说，一个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床单，少量的绷带纱布，很少的药物，没有任何消毒器具、手术室设备、电灯、手术台或X光机”。鲍威尔，第94页。又见张少曾（音），第15页；厄特利,第125—126页。此外，一个更常见的问题是腐败的官员们常常卖掉那些能够搞到手的为数很少的药品，许多使用的药品不是假货就是掺了水的。《大公报》（重庆），1945年5月18日第2版；汉森，第236页；艾切森致国务院函“中国的局势”，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5144，附件，第5页。
第三部分 10.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10)
医疗辅助人员甚至比医生更不称职。由于对医疗服务的轻视，许多部队的指挥官通常派他的最无知或最虚弱的士兵——那些不能扛枪的——去做医务看护兵。由于担架员常常是雇来的或征来的平民，当战斗一打响时他们总想逃脱。厄特利,第122—123页；鲍威尔，第57页；张少曾（音），第15页。一份官方的杂志报告说。结果伤兵们得不到任何第一线的救护。该杂志继续说，在战场上求救的叫喊声是可怕的。张少曾，第15页。甚至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也谴责说，伤兵们常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去，那里没有治疗和医药，他们的伤口很快爬满了蛆子。庆霖，第2页；王仲文，第1页。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发现，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伤兵们“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卡利亚金，第227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第271—272页。
重伤员常常被丢下不管死于战场。那些被撤下来的则必须忍受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某种专业性的治疗。这是因为医疗单位非常缺乏运输工具，因为医院远离前线，坐落于医生们感到安全的地方。鲍威尔，第57页；厄特利,第123—124页。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医疗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诸如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护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还力图缓解官方医疗服务的不足。然而，在整个战争时期，一个重伤员只有很微弱的康复希望，即使是轻伤，其死亡率也高得令人震惊。罗兹·法默（RhodesFarmer）在观察了前几年的战争后写道：“在中国看不到多少残疾人。”法默，第137页。
食物不足和待遇很差的中国士兵们对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热情，许多人开了小差。实际上，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一半——800多万人——原因不明地消失了。这一结论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战争期间从军队中退转出的人数很少，1937年7月军队有近170万人，1937—1945年期间征集新兵14053988人。而1945年8月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只有大约350万（据中国统计），或270万（据美国统计）。所有的伤亡数（伤1761355人，其中一些人无疑又重返军队）是3211419。另有大约50万人投向日本。我没有看到日本抓获的俘虏数，但这一数字肯定不会超过50万。简单的算术表明，至少有800万人，也许多至900万人下落不明（这一数字包括政府承认的未作说明的1867283名新兵。见本章第136页注②）。关于这些数字的来源，见《中华志，1950》，第182—185页。军队规模的数字，见陈诚著，表9,及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82页。以上的结论系从国民党自己的资料中得出，但这与他们公开发表的战时开小差数（598107）和病亡数（422479）相去甚远。见陈诚著，表10。官方资料的这种矛盾显示了国民党有关军事数字的不可靠性。事实上，台湾的一位原国民党将军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中国军队不重视伤亡人员的准确数字。其中一些人无疑死于疾病，但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是开小差了。第18军的18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央军部队，它那儿的条件相对说来还是好的。然而，在1942年中，即使它没有从事作战，它的总人数11000人中也丧失了6000人，或死去或逃去。胡宗南将军的部队因被用于封锁华北的共产党人而受到偏爱，即使如此，据报告在1943年中它每月每师（大约1万人）要平均丧失600人。高斯致国务院函，《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观察》（参见第137页注①），第3页，及附件第5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第272页。
在八年抗日战争的后半期，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一种崩溃的先期状态。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也许还更早些，它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援引何应钦将军的话来说，战争末期的军队已处“疲惫之余”。何应钦，第29—30页。当然也有例外，有8个师刚刚完成了13个星期的美式训练，另有22个师正处于这种训练的不同阶段。这些部队的伙食和装备俱优，相对来说是具有战斗力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85—286、368、372—373页。然而，拥有30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队仍未获改善。这种疲惫和衰弱具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支军队很快就要被投入与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去。
第三部分 11.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1)
当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尽管国民党军队是疲倦而残破的，但它看上去仍比共产党军队强大得多。蔡辛，第177页。确实，在内战初期，即1946年和1947年初，政府军的向前推进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他们深深地进入了东北，在通往哈尔滨的道路上越过了长春；山东的大部分地区亦为其所得；1947年3月19日，在一片大肆宣扬的胜利声中，他们占领了毛泽东在延安的指挥部。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得意洋洋地预言将在六个月内取得对“共匪”的胜利。《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238页。但是，从1947年下半年起，战略的有利趋势无情地转移到了共产党一边。
对于这场内战的这种戏剧性的质的变化如何解释？对它的研究数十年来引起了热烈的——常常是愤激的——争论。国民党的忠实党徒把谴责之手指向美国，认为它未能向国民党军队提供足够的武器、弹药和装备。例如，他们坚持主张说，乔治·C.马歇尔将军强加了从1946年7月到1947年5月的十个月的禁运，禁止美国向中国运送军火。随后，1948年4月的《援华法案》所授权的战争物资，在经过了似乎是不可原谅的很长时间的推延后才送到国民党军队手中。《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354—357页；安东尼·库贝克，第394—396页。
奇怪的是，对“谁丢失了中国？”这一问题的争论不是立足于中国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而是几乎完全依赖于英语文献，特别是国务院文件和国会调查文件。这种文献中的证言是如此充满着影射，以至于时至今日仍有一些学者主张是美国的亲共分子决定了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结局，尽管压倒性的证据与此相反。然而，各种不同的中国方面的资料显示出，国民党军队被击败，其原因并不在于国务院内共产党同路人的行动和美国政府对中国的出卖。接着到来的讨论主要立足于这些资料。这些资料包括国民党将军们的回忆录和国民党的官方出版物。后者中最有名的是一部六卷本的专题研究，书名是《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以下简称《追述》）。《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这一研究准备于在大陆垮台后不久的1950年，由包括胡宗南和汤恩伯在内的17名国民党高级军官撰述，大概是由国防部印行的。这样做显然是要向国民党的领导人们提供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作为未来的一个指南。与其他的中方资料一起，它清楚地揭示了国民党军队的失败是它自己无能的结果，是它与一支更具战斗力军队作战的结果。武器和装备的获得
美国对国民党的武器禁运实际上持续到1947年5月。如果这种禁运严重地影响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武器的缺乏到1947年下半年就会非常明显，然而，在这一年的9月，国防部报告说，自1945年8月以来，它已经积极地重新武装了它的第二线部队。从那时起至1947年6月，它向二线部队提供了423422支步枪和17253挺轻、重机枪。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省份的部队得到充足的供给，其他的次要省份的60%以上的部队也得到了武器供应。国防部还补充说，这一装备全国范围内所有二线部队的工作将在1947年底完成。国防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届第四次全体会议军事报告》，第29页。人们可以推定，如果二线部队都能得到充足的武器，第一线部队的短缺就不可能是确实的。
事实上，《追述》并没有提及装备的缺乏，没有把它作为影响到1949年初为止的任何反共战役的一个因素，那时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防守扬子江，以阻止共产党渡过。《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104、123页。又见国防部史政局《戡乱简史》，第4卷第407—408页，该书列出了它所认为的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但并没有提到缺乏武器。此外，1949年的短缺，并不是由于国外物资输入的不足，而是由于早些时候在东北和华北的灾难性损失。共产党宣称在从1948年9月到1949年2月的四个半月中，他们缴获了1709000支步枪、卡宾枪和手枪，193000支自动步枪，37000门炮，12000辆汽车。蔡辛，第208页。又见张赣萍，第222页。美国驻华武官在1948年12月报告说，美国送给国民党的装备有75%被共产党缴获（《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357页）。参见库贝克，第397页。
而且，国防部明确地肯定，弹药和武器的短缺不是军事崩溃的原因。1950年，在一份标有“绝密”等级的文件中，国防部谈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39个师完全装备了美式武器，其他许多师得到了剩余的美国供给品。那么，问题就不是缺少美国援助，国防部报告的结论是：“我们从未听说我们近年来的军事失利是缺少军火或其他供给品不足的结果。我们对剿匪和反对共产主义理解不当，我们士气不足，我们的政府、经济和计划完全不能向剿匪的战争努力提供密切的支持。这是我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国防部总政治部，《国军政治工作指导要点》，第6页。关麟征将军也认为，国民党并无任何因为缺乏装备而打败仗或丢失城市之事，共产党军队缴获并使用的大量美式装备显示了美国援助的丰富（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2页）。”错误的战术和战略
《追述》指出，内战中的国民党军队害怕近战，不敢进行夜战，战场纪律软弱无力，缺少灵活性。他们未能适当地勘察他们所处的位置，他们讨厌在山区作战。《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8页。尽管这些批评是认真的，但国民党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战术而在于战略，正如刘峙将军评论淮海战役：“战略失败远大于战术失败，战术失败远大于（单个的）战斗失败。”刘峙，第173页。
从战争一开始，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就过分铺开了它的部队。由于企图控制太广泛的地区，军队在各地都显得薄弱。《追述》写道，它的“延线占点”的战略最初是“政治要求”——大概是指马歇尔调停——的结果。《追述》的作者们说《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7页。，因此之故，国民党军队未能紧紧抓住它的优势，在它对共产党人持有决定性优势的时候夺取胜利。国民党军队能够轻易地迅速地消灭共产党部队——如果没有1946年1月的马歇尔调停的话——的看法在亲国民党的圈子里仍很有市场。这完全是荒谬的。至少是从30年代以来，国民党当局就不断地宣称将在三个月、六个月或一年内消灭“共匪”部队，在1947年及晚些时候，他们继续作这样的预言——当然，每一次都毫无结果。因此，他们指望在1946年初能比以往更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
第三部分 12.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2)
此外，认为他们能够在1946年1月而不是4月平定共产党的主张，隐约地承认了国民党完全无能力战胜一支拥有挑战力的共产党军队。因为，即使共产党在4月份比他们在四个月前要强一些，但正如所有客观的评论家所估计，他们仍然要比国民党弱小得多。他们的军队少，武器差，他们控制的是国家次要的贫困地区，他们得到的国际援助也比国民党少得多。实际上，经过对东北地区共产党活动的仔细研究，梁思文（Steven.I.Levine）指出了共产党的虚弱：“到1947年中期，共产党在北满许多地方的权力基础仍是极不稳固的，一支稍有良好组织和良好领导的对手就至少可以战斗到使共产党在那一地区停滞不前”（梁思文《战争动员》，第5页）。由此可见，1946年停战协定对战争结果极为关键的主张是完全的诡辩。《追述》继续说，由于把自己分散于“点和线”上，国民党军队犯了把主动权让给了共产党的重大错误，国民党的指挥官们不是去进攻共产党，而是与他们拥有城堡要塞的部队在一起——通常是在处于交通线上的城镇里——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消灭敌人。《追述》说，许多指挥官“过分注重他们的个人安全。因此，所有的人都踌躇不前，并以对共产党之凶猛的恐惧感互相传染。结果，他们放弃了战场上的主动权，使得共产党能够任意来往驰骋”《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33页……
这种战略上的消极，与共产党军队的攻势精神和高度机动性结合在一起，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一个难以应付的困境：由于防点守线，我们的军队被钉住了，失去了机动性并难以取得主动权。例如，当我们进攻共产党时，如果我们削减了各个要塞的部队人数，那么匪军将避免与我主力部队决战，而代之以到我军后方打击薄弱据点。……如果我们考虑到各地的安全，那我们就没有足够的部队去进攻。这不仅无效，而且有害。进一步说，当匪军主力部队攻击我方一据点时，如果我们的援兵不及时赶到，这一据点就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我们的援兵及时赶到了，那匪军就可能转而攻击另一据点。结果，这就使得我们总是跟在敌人后面转，每一个地方都陷入被动。《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78页；第6卷第71—72页。缺少合作
个人关系和派别组合在中国社会和政治中常常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军队里各个部队的不同特性显得更为重要。无论他们的渊源如何，过去的敌意和猜疑——尤其是在一些地方指挥官之间以及地方指挥官与中央军指挥官之间——常常依然是强烈的。甚至在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之间，嫉妒和敌意也在指挥结构上造成了很大的裂缝。
内战时期，在军队中占优势地位的能决定所有其他派系取向的派系集团是陈诚集团。陈诚先任军政部长（1945年12月至1946年6月），后任参谋总长（1946年6月至1948年4月），由此而扩展了人事权。那些不属于他的圈子的将军们说，他把军队的高级职务给了属于他的派系的黄埔毕业生，即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战斗经验有限陈诚特别喜欢杜聿明、王耀武、范汉杰和胡宗南，其中只有胡宗南有相当的战斗经验（《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2页）。，而那些具有才能和经验的指挥官被降调到无关紧要的管理或训练岗位上。例如宋希濂将军，他曾是美国训练的进入缅甸的中国远征军的一位集团军司令，他被调到新疆，在那里他只能指挥只有200名学生的一个军校。《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0页。《字林西报》也评论说，政府总是任命旧式的未经考验的军官担任战场最高指挥官，而那些在缅甸战役中闻名的年轻将军们大部分被调到管理和训练部门（《字林西报》1948年9月7日）。据说是由于嫉妒，陈诚解除了陈明仁将军的指挥，尽管他曾经在四平街战役中取得了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重大胜利。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24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1—472页。陈明仁后来在1949年5月起义倒向了共产党。孙震，第8页。接替蒋介石担任中央军校校长的关麟征感到，陈诚最终任命他指挥一支非常残破的士气低落的部队，只是因为陈诚希望他被共产党人击败，由此而使他丢脸。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第209—211页。
在战斗中，这些敌意和勾心斗角常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在1948年末的著名的淮海战役中，邱清泉将军受命去援救被共产党包围的黄伯韬兵团。但是，邱在10天里只前进了8英里。当黄伯韬自杀以及他的大部分部队向共产党投降时，邱离他还有12英里的距离。据称，自从黄接受了蒋介石给予的特殊荣誉以来，邱一直嫉妒他。当他第一次得到黄的兵团被包围的消息时，据传他愉快地评论说，现在黄能够证明他是否确实值得授予那些给予了他的荣誉。冯亦鲁，第65—67页；柯乐布，第392—393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6—477页，对于邱在这一事件中的动机提出了不同的说法。
《追述》说，在战争中，我们的指挥官们“常常（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利益，以至使整个形势受到损害”。《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94—95页。又见该书第4卷第79、132页，第6卷第72页。国民党指挥官在战场合作、协同作战或援助他人等方面的不力张大了共产党的力量，常常使他们能够分割消灭国民党部队，这对国民党的最终失败起了重大作用。邓文仪，第2卷第230页。又见刘峙，第171页。倒戈和部队补充的困难
自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部队投向共产党的第一次重大倒戈，发生于1945年10月31日，高树勋将军与他的整个部队一起投向了河北的共产党。此后，倒戈部队的数目迅速增长。朱岳山（音）编，第7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44—445页；贝尔登，第325—329页。在10月12和25日，已发生了规模比高部小一些的倒戈。见朱岳山编，第7页，及《国民党军队深明大义光荣壮举》。倒戈常常发生于战斗中间，许多战斗的结果由这些突然的投降所决定。蔡辛，第208页；刘峙，第172页。
第三部分 13.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3)
共产党以他们著名的优待战俘的政策使国民党军队更易于倒戈。所有同意留下来的俘虏和倒戈者都被收编进共产党军队，或在一线作战，或作勤务工作。《追述》记载，其他太过于虚弱的或由于某些其他原因不能雇用的，则发给通行证和路费予以释放，以使他们能够回到国民党统治区。为了吸引有特殊技能的军官投奔他们，共产党给予高职衔，增加其薪水。《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的俘虏待遇与国民党方面全然不同，它显示出共产党方面的心理上的优势。这样的方法还使共产党人得以在1948年中获得了对国民党的数量上的均势。《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4—125页。关于内战期间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军队的人数的估计，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见陈志让，第374页，附录E。
所有倒戈的部队几乎都是地方部队，而不是中央军。地方部队的指挥官特别易于倒戈，是因为他们感到受歧视，许多人认为中央当局把他们从他们的省调出来，派他们去与共产党作战，是期望他们被消灭掉。因此，早在1946年初，地方部队中对内战的反对意见就较强烈，尤其是那些广西和云南的部队。这就加深了中央当局对他们的不信任。为了防止倒戈，他们在这些地方部队安置特务。中央当局还分割大编制的地方部队，拆散这些部队，以师级或更小的规模分别插入更为忠诚的中央军部队中。这样的措施降低了地方部队的倒戈率，但却无助于激发他们的战斗精神。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2—477页；《地下斗争路线纲领》，第3页。云南部队的第184师师长倒戈后的声明，是地方军队反战意识的一个典型例子。见张文实，《云南内幕》，第23—24页。
众多的反戈事件自然使国民党军队的士气低落下去，没有什么地方比军队下层更明显地缺乏士气。征兵制度至少是像抗战时期那样腐败，因此军队不能获得足够的补充兵。大多数部队由此而远远低于编制力量。《追述》抱怨说，共产党在动员人们参军方面的困难就小得多，这一差别极大地影响了战争的结局。《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123；第6卷第77页。被拉来服役的国民党士兵们，对于他们被要求为之战斗的事业并不信奉。他们得到的食物可能比抗战时期还要少。《胡上将宗南年谱》，第233页。因此，内战时期，部队几乎全无战斗精神。1948年中正担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认识到这一点，他宣称他的首要任务是要从上到下恢复部队的士气，他说“缺吃少穿的人是不能战斗的”。《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6月5日，第26页。1962年，国防部谈到了士气低落对战斗力的削弱作用（国防部史政局，《戡乱简史》第4卷，第407—408页）。
共产党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部队的不满。他们对准国民党心理和政治盔甲上的薄弱点展开猛烈的宣传攻势。宣传传单着力描述国民党统治下生活的艰难，指出政府夺去了人民的粮食、不断有饥荒和洪水、在有钱人过着舒适奢侈生活的同时贫苦人则不得不去军队服役。传单强调指出，国民党军队里的士兵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并受其长官的虐待。对于地方部队，共产党写道，蒋介石一方面把他们送到远离家乡的战场上来，牺牲他们，另一方面优待和保护他们的中央军力量。宣传小册子还说，在解放区人们同心同德，经济富足；它不像国统区那样有乞丐、小偷和土匪。因此国民党士兵应该停止杀害中国人，投降过来的人将会得到优待。有一本小册子要国民党士兵们放心，共产党并不像蒋介石的宣传所说的那样活埋俘虏或剥皮。《山保六团全体官兵开座谈会》和《国民党军官兵们起来！》。间谍和特务
《追述》不断地抱怨缺少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它认为国民党的情报工作是形式主义的和官僚化的，它“并不比报纸上关于部队部署的讨论多点儿什么”。《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123页。国民党特务无法渗透到共产党机构中去，结果，国民党军队常常不知不觉地走进共产党的陷阱。同上，第122页；第6卷第71—95页。相反，共产党的特务非常成功。邓文仪将军回忆说：“从总司令的办公室到各级指挥部，都被共产党特务所渗透，他们猎取情报并制造假情报，因此敌人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队则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自然，我们的军队难以避免被共产党所包围和俘获。”邓文仪，第2卷第230页。又见《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2页。
尽管邓文仪可能像许多国民党的权威人士一样，过分夸大了对共产党地下活动的担忧，但事实上共产党情报人员确实对共产党的胜利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许多人处于要害位置上。例如，在1948年4月山东潍县的重要战役中，国民党第96军的参谋长就是共产党特务。在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中，据报告，第二绥靖区的作战处向敌人泄露了国民党的整个作战计划（再加上第84师在关键时刻的倒戈，由此而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国民党在中国关内第一个省会的陷落）。《观察》，第5卷第9期（1948年10月）；《密勒氏评论报》第111卷第5期（1948年10月2日）第116页。
然而，共产党渗透的最戏剧性的一例还是令人吃惊的刘斐将军。刘在抗战和内战的大部分时期内担任着整个国民党军队的参谋次长，同时，他是共产党的特工。沙学浚，第48—49页；凌云（音），第44页；秦德纯，第198—199页。从他的高级办公室里他基本上能够向共产党报告国民党军队将要采取的每一个重大行动。他还把另一个共产党特工郭汝瑰安插到作战厅厅长的重要岗位上。在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的淮海战役中，国民党遭到灾难性的失败，这两个人受到了怀疑，因为据这一战役的国民党最高指挥官刘峙将军所说：“我们军队的每一个行动都常常被共产党所预知。”刘峙，第171页。然而，没有进行任何调查，可能是因为刘斐是一个典型模式化的国民党官员——自负、官僚化，以及以批评每一个人而闻名。凌云，第44页。罗敦伟，第181页。对这位成为共产党间谍的人，史迪威的描述令人难忘（史迪威，第144—146页）：
“1942年9月9日……刘斐来教我：讲了两个半小时的废话。我真想把他推下码头。累得我筋疲力尽。……”
“刘斐有闪光的思想，他是军令部的第2号人物，一个需要理发的苍白邋遢的家伙。严于律己，非常严于律己。他从不出格，总是一个出色的谋士，总是在沉思，想出一个个深奥而透彻的观点。他无所不知，其他人则一无所知……”
第三部分 14.与共产党作战的国民党军队(4)
“刘斐有价值的新观点：日本人对占领的广州是一个点。他们已经控制了海，所以我们无法进攻他们。日本人占领的长江是一条线，他们有舰船和飞机，所以我们无法切断它。日本人占领的华北是一个面，它扩展开来，所以我们也无法进攻它。”
1949年春，刘斐又被派作另一项高度机密的工作。他仍然得到国民党最高领导的信任，被任命为一个6人代表团的成员，于1949年4月1日飞往北平去与共产党和谈。由于有刘在国民党的谈判代表团中，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处于一个令人羡慕的地位，他能得知他的对手的每一项考虑和行动。罗敦伟，第181页；沙学浚，第48页。
谈判破裂之后，刘斐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仍然留在北平，而不是回到南京。此后，刘在共产党统治下生活得相当舒适，并得到了一定的荣誉。实际上，当刘在1949年被特邀为共产党的政治协商会议代表时，毛泽东评价了他的地下活动，公开赞扬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功臣”。《传记文学》，第253期（1983年6月），第148页。我要感谢刘绍唐使我注意到这一点。
在内战的最后阶段，共产党的情报人员激增。尤其是在1949年，随着国民党丢失东北、淮海战役失败和金圆券改革破产，国统区的士气骤然跌落。《追述》指出，甚至在军队和政府内部“机会主义、不团结和失败主义的现象也在微妙地发展着”。《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93—94页。结果，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很容易发展新的情报人员。戴戎光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得到蒋介石完全信任的黄埔学生。然而，当共产党在4月20日夜里发起他们的渡江登陆作战时，戴命令他的处于上海和南京之间的江阴要塞的部队，调转枪口去攻击其他的国民党防守部队。罗敦伟，第191—192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511—514页；云庵，第43页；陈少校《金陵残照记》，第147—152页。共产党渡越这条大江的进攻是有危险的，魏德迈曾说，国民党“能够以扫帚柄防守住扬子江，如果他们有意防守的话”。邹谠，第495页。但是，得到戴戎光反戈的帮助，共产党横扫长江，4月23日进入国民党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的结束近在眼前。
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共产党特工，在决定内战结局方面显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那些企图为国民党失败辩解的学者们完全无视历史的这一方面。他们反复地搜寻共产党对美国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最微小的线索以说明由此而导致1949年的失败。很难想象现实政治因素对历史学家的事业的扭曲有比这更为令人吃惊的例子。共产党的优势
与对他们自己军队的批评形成对比的是，《追述》的作者们对其共产党对手有相当的赞扬。他们的评述清楚地显示出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既败于斗智又败于斗勇。据《追述》所述，在战斗之前，共产党要做广泛的准备。他们“充分地说明他们的想法，统一意志……研究地势，掌握敌人的情况”《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4卷第124页……这种详尽的讨论与国民党保持秘密的徒然努力截然不同。《追述》说“至于我方，出于保密的考虑，战前不谈论任何准备事项。由于内部的这种情报封锁，所有的战斗都打得糊里糊涂。我们甚至对研究和分析敌人的情况缺少经验”。同上，第125页。
《追述》说，共产党只有在他们持有优势的时候才展开战斗。一旦开始后，他们“不躲避任何困难，不吝惜任何牺牲，勇敢、坚决地进攻，不达到消灭我们的目标，进攻决不停止。但是当形势对他们不利时，他们迅速地毫不犹豫地退出战斗，转而攻击其他地区的我军”。同上，第78页。《追述》的国民党作者写道，这样，共产党总是掌握着主动权，使国民党军队处于不平衡和守势之中。《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6卷第71页。
在战术上，共产党强调出其不意，在没有预料到的时间、地点展开攻击。《追述》说：在每次战斗中，共产党“首先采用奇袭，然后他们发起强攻。……在强攻中，他们为奇袭创造出机会”。国民党的将军们又补充说，但我们“总是进行阵地进攻，我们很少准备或采用奇袭或强攻”同上，第6卷第71—72页……
《追述》强调指出，使共产党格外具有力量的是战地指挥员允有很大的决定自由。因此，如果他们面临失败，他们就能迅速撤退，由此而使他们的损失减至最小限度。与之对比，国民党则“常常陷入（士兵们必须）战斗至死的境地……高级指挥官缺少独立行动或立即改变计划的授权”。这一点尤为令人悔恨，因为高级计划参谋们对战场的准确形势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常常以官僚主义的方法发布不允许有任何讨论或修正的命令。同上，第4卷第124—125页。读者们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战场指挥员的相对自主权，《追述》认为这是共产党军队的一个长处，但卡利亚金却把它作为国民党军队的短处。我认为，这个看起来似乎矛盾的解释，其原因在于指挥员的动机：共产党指挥员的退却是为了更有效地再在其他地方战斗，而国民党军队地方部队指挥官的退却完全是为了逃避战斗，从而保存他们的军事和政治实力。这两种相反的方法所导致的结果是，共产党甚至在他们被击败时也能避免重大损失，而在他们成功时，他们的胜利是决定性的，国民党的伤亡巨大。《追述》评论道，这是共产党为什么能从劣势地位转入优势地位的一个基本原因。同上，第77、124页；第6卷第72页。
当然，军事胜利的原因是复杂的，《追述》附带提及了影响内战结局的一些其他因素。例如，共产党军队中的提升或降级完全以“战绩”为考核基础，“但是我们是以学校和财政背景、社会和政治后台作为提升的基础。战绩是次要的”。同上，第4卷第123页。《追述》评论说，国民党的军事努力被官僚政治所损害。例如，在东北的战斗中，共产党使用雪橇和马来回运动。然而，只有经过数不清的会议之后，国民党军队才能够获得这些东西。共产党军队还有雪地使用的伪装和铁铲，但国民党部队被陈规和财政短缺所碍，未能调整适应环境的要求。《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第122页。
最后，《追述》佩服共产党获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例如，共产党使老老少少都成为瞭望哨，全部民众构成了一个情报网。如果共产党部队的粮食暂缺了，他们能够与民众家庭一起吃饭。由于动员了群众，共产党很少把伤员留在战场上。但是在国统区，《追述》指出，“政治不支持军事”，因此“我们不得不纯粹依赖军事力量来作战”。同上，第6卷第126—127页。
国防部政治厅对民众支持影响内战结局的重要性的反省甚至更为尖锐。1950年政治厅表示：“坦率地说，如果没有老百姓的帮助，仅仅依靠政府和军队去戡平共匪是不可能的。我们在大陆上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季天（音），第13页。
这里我们再一次得到证明：军事和政治的灾难，经过静心思考，至少给一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带来了一些启发。“我们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与老百姓亲密地拉起手来”，这一思想给了他们何等的嘲弄。当然，与老百姓拉手所要求的是一种政治行动，而不是一个身体动作。它将要求根本的改革，要求一个接受公众舆论监督的政府、有利于老百姓的政策，以及一个能够超越个人和派系利益以追求更大的国家利益的行政管理和领导。然而，国民党从未怎么表现出这些特点。因此，可以说，抗日战争严重地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但另一方面，它失败的真正原因则在于这个政权本身的性质。
第三部分 15.参考书目(1)
《亚美杂志论文集：中国灾难的线索》，两卷，华盛顿，1970
鲍大可：《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纽约，1963
包瑞德：《迪克西使团：美军驻延安观察组，1944》,伯克利，1970
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纽约，1949
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河南会战》，东京，1967
包华德编：《中华民国传记辞典》,4卷，纽约，1967—1970
约翰·亨特·博依尔：《中日战争，1937—1945:合作政治》，斯坦福，1972
卜凯：《中国四川省农业调查》，重庆，1943
卜凯和严中站（音）：《战争对四川彭县农民的经济影响》，《经济统计》第19期（1943年4月）
杰拉尔德·E.邦克：《和平阴谋：汪精卫与中国的战争，1937—1941》，麻省剑桥，1972
罗伯特·J.C.布托：《东条英机与战争的来临》，普林斯顿，1961
阿奇·凯利：《上海的战争岁月，1941—45—48》，纽约，1963
卡尔逊：《中国陆军：编制与战斗力》，纽约，1940
《CC豪门资本内幕》，出版地不明（香港？），1947
《战时医政》，1938
张奇瑛：《米潮的分析》，《经济评论》第1卷第9期（1947年5月30日）
《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东方杂志》第44卷第7期（1948年7月）
《三十五年度的中国经济》，《东方杂志》第43卷第11期（1947年6月）
张其昀：《党史概要》，5卷，台北，1951
张嘉谋等编：《叛变附匪分子谬论》，出版地及出版日期不明
张锡昌等编：《战时的中国经济》，桂林，1943
章士钊：《抗战五年与农村经济》，《中国农村》，第8卷第5/6期（1942年）
张相普（音）：《青山忆旧》，《中外杂志》，第12卷第5期（1972年11月）
张肖梅：《云南经济》，重庆，1941
张一凡：《经济改革方案之批评与国民党经济政策之“转变”》，《经济周报》，第4卷第19期（1947年5月）
张赣萍：《抗日名将关麟征》，香港，1969
张嘉璈：《通货膨胀：中国的经历，1939—1950》，麻省剑桥，1958
张培刚：《通货膨胀下的农业和农民》，《经济评论》，第1卷第1期（1947年4月）
张少曾（音）；《如何解决士兵逃亡问题》，《成功周报》，第3卷第4期（1941年8月）
张文实：《云南内幕》，香港，1949
赵小义（音）：《发扬重庆精神》，《中外杂志》，第10卷第6期（1971年12月）
第三部分 16.参考书目(2)
赵世洵：《王云老与金元券案质疑之补充》，《传记文学》，第211期（1979年12月）
莱昂内尔·M.蔡辛：《共产党征服中国，内战史，1945—1949》，麻省剑桥，1965
振光：《川陕甘农村经济鸟瞰》，《经济周报》，第2卷第3期（1946年1月）
陈正谟：《政治革新与行政效率》，《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田赋征实与粮食征借之检讨》，《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
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出版地及出版日期不明
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1卷第1期（1946年7月）
陈翰笙：《物价与农村》，《中国农村》，第8卷第5/6期（1942年）
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1964
陈洪进：《三十二年之四川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
陈志让：《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伦敦，1965
陈立夫：《建国之道》，《革新月刊》第1期（1946年8月）
陈伯达：《解放前中国地租》，北京，1958
陈布雷：《陈布雷回忆录》，香港，1962
陈少校：《金陵残照记》，香港，1963
《黑网录》，香港，1966
陈达：《浪迹十年》，上海，1946
《现代中国的人口》，芝加哥，1946
陈敦正：《动乱的回忆》，台北，1979
陈卫华（音）：《办理役政的几个重要阶段》，《征训月刊》，第1卷第2/3期（1942年3月）
陈英龙（音）：《抗战期间我的生活片段》，《艺文志》，第148期（1978年1月）
陈友三、陈思德编：《田赋征实制度》，重庆，1945
陈愚：《为革新运动进一招》，《革新周刊》，第1卷第7期（1946年9月）
郑兆求（音）：《兵役巡视手记》，《征训月刊》，第1卷第2/3期（1941年3月）
《征训月刊》，湖南省军管区司令部，1940—1941
《政工周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1941
郑友桂（音）：《中国的对外贸易与工业发展》，华盛顿，1956
《城固青年》，陕西，1941
程则军（音）：《现阶段的兵役问题》,出版地不明，1942
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
陈纳德：《战士之路》，纽约，1949
季梅（音）：《当前纺织业的危机》，《经济周报》，第13期（1948年9月）
季天（音）：《政治讲话》，台北，1950
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与政治崩溃，1937—1945》,密西根，1982
蒋经国：《风雨中的宁静》，台北，1978
《沪滨日记》，载《痛定思痛》
《痛定思痛》,出版地不明，1955
第三部分 17.参考书目(3)
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30卷，台北，1966
《抗战建国：1937—1943六年抗战文电集》，纽约，1943
《苏俄在中国：七十概述》，台北，1969
《蒋管区真情实录》，出版地及出版日期不明
蒋梦麟：《新潮》，《传记文学》，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
江上清：《政海秘闻》，香港，1966
《往事清谈》，香港，1972
《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出版地不明，1946
《剿匪重要战役之追述与检讨》，6卷，出版地不明，1950
乔家才：《铁血精忠传》，台北，1978
千家驹：《中国经济现实讲话》，香港，1947
钱江潮：《当前农民的需要》，《农工月刊》，第4期（1947年7月）
钱端升：《中国的政府与政治》，麻省剑桥，1961
金达凯：《中国青年的觉醒》，《民主评论》，第2卷第4期（1950年8月）
金典戎：《西南老将刘震寰传记》，《春秋》第173期（1964年9月）、第174期（1964年10月）
秦绶章：《官僚政治的剖析》，《革新月刊》第6期（1947年1月）
《实行党内民主》，《革新月刊》第1期（1946年9月）
秦德纯：《秦德纯回忆录》，台北，1967
《中华志，1937—1945》，纽约，1947
《中华志，1950》，纽约，1950
《蜜勒氏评论报》，上海，1945—1949
《中国新闻评论》
《经济周报》，上海，1945—1948
《经济评论》，上海，1947—1948
镜升：《战时中国经济轮廓》，出版地不明，1944
庆霖：《输送伤兵转院的感想》，《战时医政》第9期（1938年5月）
三青团中央：《青年通讯》，1943
第三部分 18.参考书目(4)
周兴（音）：《过去办理征兵之一般症结》，《征训月刊》，第1卷第2/3号（？）（1941年3月）
周开庆：《四川与对日抗战》，台北，1971
《周报》，上海，1945—1946
周舜莘：《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纽约，1963
周荣德：《中国的社会流动：士绅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变迁》，纽约，1966
朱：《粮食征借与粮价》，《经济评论》，第1卷第19期，（1947年8月）
朱子爽：《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要览》,重庆，1945
《中国国民党粮食政策》，重庆，1944
朱文长：《我对王云老与金元券的看法》，《传记文学》第213期（1980年2月）
朱岳山（音）：《降魔记》，出版地不明，1946
局外人：《忆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春秋》第９５－１１８期（１９６１年６月１６日－１９６２年６月）
《传记文学》,台北，1962—1982
中央调查统计局：《全国各单位特情概况》
行政院新闻局：《全国粮食概况》，出版地不明，1947
《全国田赋开始征收》，《经济周报》，第3卷第6期（1946年8月）
《全国田粮会议纪要》，《财政评论》，第17卷第2期（1947年8月）
《春秋》，香港，1957—1982
《中国经济年鉴，1947》，香港，1947
《中国国民党党员党政革新运动初期工作方案》，《革新月刊》，第2期（1946年9月）
《中国劳工运动史》，5卷，台北，1959
《中国农村》，桂林，1942
《中外杂志》，台北，1967—1982
行政院秘书处编：《中央政务机关三十年度工作成绩考察报告》，
《中央日报》，上海，1945—1949
柯乐博：《蒋介石的滑铁卢：淮海战役》，《太平洋历史评论》，第25卷第4期（1956年11月）
A.考特瑞尔：《湖南饥荒的惨象》，《经济周报》，第3卷第6期（1946年8月）

返回书籍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