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1937-1949）>
第一部分 1.中译本序言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革命胜利，对美国政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冲击。早在1947年，冷战的飓风已经把华盛顿的政治舞台吹得寒气逼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解放，又大大增强了那儿的反共逆流。1950年2月9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四个月，参议员麦卡锡在一次演说中宣称：“在我手上，掌握着一份为国务卿所熟悉的205人的名单，他们是共产党分子，然而却至今还操纵和支配着国务院的政策。”不久，参议员麦卡锡虽然将他名单上的“叛国者”裁减到只剩81人，但是，他讲辞的主旨依旧如故：在美国，共产党和共产党的同情分子影响了美国的对华政策，结果，美国不能给予有力的援助以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
在最近几十年的美国历史上，对这些人的无休止审查——他们“将中国丢给了共产党”，成了最可悲的冤案之一。国务院内，最富有经验和学识的中国问题专家，诸如谢伟思、戴维斯和范宣德等人，由于他们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积弱，预感到（而不是鼓励）共产党的胜利，而被麦卡锡和他的反共伙伴们诬为共党同情分子，断送了前程。在各个大学，一流的汉学家，像拉铁摩尔和费正清，也受到了类似的诽谤。结果，即使在学术论文和大学讲台上，如果流露出一些对共产党中国的赞赏，也是危在旦夕的。因此，在美国，对中国问题的研究，受这种歇斯底里的反共压制达十几年之久。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随着反共淫威的收敛，人们才可能重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胜利，是因为它有坚强的组织和正确的军事战略，也是因为国民党政权失掉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普遍支持。不久，学者们对共产党革命运动历史的研究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解放区和共产党的革命战略的基础，尽管这还不太详细。
但是，当我在着手写《毁灭的种子》这本书时，还很少有学者研究国民党统治区的问题和探讨蒋介石失败的原因。那时，我们对国统区的了解主要是依据一些西方记者的新闻报道、国务院的报告以及对国民党进行揭露的书籍（像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然而所有这些东西都只能被看做是“片面的”、“虚假的”，甚至是“共产党的宣传”。因此，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就迫切需要研究国民党失败的真正原因。
在写《毁灭的种子》一书的过程中，我力图用确凿而无可辩驳的材料来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快，我了解到要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材料是国民党自己的出版物。通过与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和调查局档案馆的广泛合作，我得以阅读了大量的国民党政府出版的书籍、文章和报告，如兵役部公布的报告以及国防部对反共战争的正式讲评。而且，我还惊奇地发现，在蒋介石的文章和讲演集里，他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实情常常是直言不讳的。
我的研究成果，就是面前的这本书。它主要依据国民党自己的文件，说明了1949年的失败，不是因为缺少美援，而显然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弊病和分裂，诸如腐败无能、纪律废弛。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不久，雷利·桑德兰（他是一部重要的关于战时在华美军历史的三卷本著作的作者）在给我的一封私人信函中曾对本书做了一个非常恰当的评价，我想，这也是我在写《毁灭的种子》过程中渴望做到的。他写道：“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国民党失败这一问题的新近研究会由《毁灭的种子》而得以开拓。它使我们联想到佛利兹·费希尔《寻求世界霸权》一书的出版（德国，杜塞尔多夫，1961年版）。在费赖堡档案馆，费希尔接触了德意志帝国政府的来往文件。我的印象是在此以前，学者们大量依据的外交文书只能有限地用日记和回忆录来补正，而这些东西自身也值得怀疑，甚至解释不清。1961年，事实取代了臆测。因此，有关德国战争罪行的新近研究是由费希尔起步的。同样，你的工作也是一个开端。谨致祝贺！”
我希望中文本的读者们也会发现这本书是精彩的和有价值的。
第一部分 2.易劳逸原序(1)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数日之前，虽然蒋介石在上海血腥镇压了共产党人，但新政府还是在群情鼎沸之中接管了权力。国民党的统治似乎预示了一个平安、繁荣和民族自强的新时代，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被军阀混战耗尽民力，为外国列强鱼肉凌辱之际。
然而，革命者不约而同地发现，治理国家要比夺取政权更艰难。孙中山的革命计划，民主、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提出的是一个难以捉摸的目标。从1927年到1937年，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种种困难。经济的衰退，日本的侵略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起义，削弱了国民党改革派的决心，耗费了新政权的物力。国民党统治的头四年，到处是地方实力派的反抗，他们有时单干，有时联合。结果，在1937年7月日本进攻之前，国民党政府大约只有六年安定的时间来推行其复兴计划。
不过，在这十年的最后一二年里，还是出现了一些吉祥之兆。经济稳步上升，各省似乎和中央政府取得了协调一致，民众也基本上对政府抱着新的乐观态度和良好愿望。特别是1936年9月两广事件的和平解决，以及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三个月返回南京，更大大提高了国民党政府的声望。因此，在当时的一些中外观察家看来，国民党政权大概是能够实现其初衷的。人们通常用“政权”这一术语来指他们不喜欢的政府，就像他们所说的“苏联政权”或“卡斯特罗政权”，而不说“美国政权”或“英国政权”。我引用这一术语出于不同原因，即表现国民党政治状态中不可预测的力量可能在国民党、前国民政府以及军队三个中的任何地方。此处并无任何轻蔑的用意。
正是这些假象掩盖了蕴藏着的积弱和动荡。其实，国民党政权在推行其政策、计划，在改变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习俗方面，很少表现出有何统治能力。它的存在几乎完全依赖于军队。事实上，它只有政治和军事的组织机构，而缺乏社会基础。它与生俱来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为动荡的体制之一。
毋庸讳言，这个政权是和社会脱节的。社会中的集团和个人，譬如一些资本家、地主、学生或爱国团体，偶尔也能够对一些具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施加压力。但是，并不存在常规的沟通渠道，可以对政府产生作用。这种状况，就像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指出的：“各种集团都可以各显神通，表现出它的独到之处和能力。商人行贿，学生骚动，工人罢工，流民抗议；还有军队政变。”亨廷顿，《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秩序》，第196页。国民党政权难以摆脱这些外界的影响，同样，这些影响也很少对他有所触动。
原序毁灭的种子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为爱国热情所激起的广大民众，暂时忘却了这个政权所固有的弱点。尽管国民党军队在华东、华北全线崩溃，但蒋介石还是全国公认的领袖。1938年10月以前，蒋介石的司令部设在武汉，于是民众就把高昂的士气和热情誉之为“武汉精神”，以激励所有的政治团体，包括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共同战斗的中国共产党。
但是，不到十年，世界就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国民党政府失去了所有社会阶层的支持。军队缺乏战斗力，知识阶层，包括学生、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早已对这个政权不抱幻想。农民、城市工人，甚至商业阶层（如一向对共产党百般恐惧的资本家）也对这个政权失去了希望。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却不断强大。到1948年中，他们的军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国民党。这支军队具备着无与伦比的坚强战斗力。他们富有革命的热忱，而这恰恰是国民党所缺乏的。因此，上帝的旨意，如果有的话，迅速而决定性地倾向于共产党人。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被迫放弃总统职位，心灰意冷地引退到老家浙江溪口，最后来到台湾。八个月后，和平之神降临北京城门，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1937年至1949年的政治巨变呢？是因为抗日战争的巨大负担，把国民党政权推向了失败的边缘？是像国民党人长期以来争辩的那样，因为美国政府在内战的关键时刻背叛了国民政府，中止了对国民党的绝对支持和物质援助？还是因为1937年以前就业已暴露的种种弊病，使这个政权在40年代同共产党斗争时，变得更加脆弱？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采取了类似地质学家研究地球形成的方法，不仅仅限于对表面特性的描述，也不奢望一览无遗。地质学家的方法是，在众多的断层中摘取一系列典型例子。这样，就能具备丰富的材料，对整个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提出假设性意见，避免陷于就事论事。
第一部分 3.易劳逸原序(2)
在我的研究中，主要材料来自1937年到1949年这段历史中国民党政权的许多典型事例。通过对这些事例的具体分析，就可以揭示出许多隐藏于政治现象之下的力量，从而，对历史的动力——它规定了中华民国的必然趋向及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作出恰当的评价。
当然，这个方法的成功，主要依靠对选择的事例所作的深入分析。在这本著作中，选择事例的标准是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典型性要求事例充分反映国民党统治的各个方面。这样，再对其做仔细的研究，就能勾画出国民党统治的总的特点和过程。可研究性要求包含这些事例的材料是丰富的，能产生出有意义的真知灼见（有几次，在我研究一些事例时，由于所需的材料未能具备，所以只能放弃这种努力）。因为，如果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工作带有选择性的话，那形成的看法将会是片面而经不起推敲的。因此，我认为事例的典型性和可研究性将有助于我们对两个方面都能有所了解，即国民党政权和1949年前的中国革命进程，也有利于研究现代中国的学生们推进他们对这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的学习。
本书的第一章所研究的第一个题目是，战时建立于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政府同以龙云为首的昆明地方政权的关系。早在1966年，谢里登（JamesE.Sheridan）就用“军阀主义余孽”来说明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尽管表面上统一了全国，而实际上由割据军阀控制的地方政权仍然顽固存在。谢里登，1966年发表的《中国军阀：冯玉祥一生》，第14—16页。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甚至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这种军阀主义余孽依然深深地潜伏在这个政权的躯体之内。抗战爆发后，由于蒋介石的许多嫡系部队在战争初期就遭到了覆灭，因此，国民党政权内的政治离心力加大了。照地方军阀看来，中央政府的力量已经相对削弱。这种变化的政治后果是不同寻常的。从此以后，蒋介石政府的领导地位和声望不断遭到挑战。抗战期间，云南势力同中央政府屡次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仇视和猜忌一直延续到战后的年代里，这也许加速了国民党在同共产党斗争中的失败。
中央政府和地方军阀们不能统一，是国民党政权机制的致命弊病。但是，这种分裂状况的病因是什么呢？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军阀采取其他的措施，能否解决这个问题呢？这正是我们在下面的研究过程中，需要寻找答案的问题。
总的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型例子。现有的关于这场革命所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共产党控制地区的农民以及他们对农民的政策，但是，对国统区的农民则完全忽略了。在本书的第二、三章内，希望通过对国民党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以弥补这方面的忽略。抗战期间，国民党主要从农民那儿获得人力、财力和粮食的供给以支持战争。因此，农民的安乐是受国民党政策和行为影响的。例如，1941年，国民政府对征税办法进行了改革，开始收取土地实物税而不是货币税。与此同时，各级行政机构也把其他的一些税项加在农民身上。通过对各种税则及其对农民所产生影响的研究，可以入木三分地看到这个政权下猖獗的营私舞弊活动。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政府同税收的承担者农民和在乡村政治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地方士绅的关系。在此需要强调的是，如同第一章所说，国民党政权机制内的一系列弊端来自中央政府，因此它从未有效地把它的权力贯彻下去。它不得不向地方乡绅退让，允许他们来决定谁应该纳税及交纳多少。在农村中，无权无势的人被迫承担不合理的税收负担。无论在战时或战后，农民对这些及其他一些不平等现象的反应，诸如无休止的征兵拉夫，显然损害了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声誉。
本书所介绍的第三个研究成果是国民党的内幕政治。这是国民党黑暗政治制度的内容之一。因为在这个政权内部，一些实质性的行动和关系往往为宣传和公开的声明所掩盖。然而，非常偶然的是，我发现了这样两件事例可以说明问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革新运动。通过一些亲身经历者的证词，我们可以认识到国民党派系斗争之深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积弱。
开始，我并未计划把三青团的研究作为本书的一个内容。因为，在我想来，它无非是一个对学生进行控制和煽动的组织。我认为，它对分析国民党政权的整个性质并无帮助。然而，当我的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尽管我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展开，但我开始挖掘三青团同国民党之间矛盾冲突的线索，我决定密切注意有关这个方面的材料。台湾当局对我的这种好奇心抱以冷淡的态度。例如，我曾同立法院的一位首脑进行过会谈，他以前是三青团的高级干部。在回答有关三青团同国民党的关系时，他严肃地正告我：两个组织之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冲突，他们有共同的革命意志，紧密团结。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三青团的领导视国民党为老朽无能。他们认为取代国民党应该是这个政权的重大政治步骤。因此，接踵而来的就是激烈的抢班夺权，以及三青团成员对他们的政敌所给予的肆意攻击。
同样是一种巧合，我发现了1944年至1947年国民党的一场改革运动，名叫革新运动。在我早期的研究工作中，我从未听说过此次运动。秋日的一天，当我在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会查阅档案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种名叫《革新周刊》的杂志。在这里面，有一些著名的国民党人写的文章，他们对国民党和国民党政府的揭露，如同共产党一样尖锐。冥思苦想之后，我开始在台北的其他一些档案馆和图书馆收集有关革新运动的出版物。结果是，由此披露的政治内幕并不亚于三青团提供给我们的材料。
第一部分 4.易劳逸原序(3)
从三青团到革新运动的研究结果，我们看到国民党政权早已分崩离析。国民党人除了个人及派系的利益之外，根本没有共同的奋斗目的。对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揭露，说明国民党政权内的民主化要比外界想象的大一些。
国民党政权机构的支柱是军队。军队赋予了这个政权实力，从此以后，它也就依赖于军事力量继续生存下去。本书第六、七章的内容说明，八年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极其虚弱。在开战的第一年，它就蒙受了极大的、无可挽回的损失，随后他们的战斗力异常低下。第六章所分析的腐败现象，具体体现在军队军官的素质，征兵制度的施行和军队医疗服务的状况。这些现象还说明，在抗日战争最后的艰苦决战中，国民党军队普遍表现出士气低落。
在第七章中，我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同共产党进行的内战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并没有得到改善。1950年，国民党军方曾经对反共战争做过评讲，正是在这些广泛的材料基础之上，该章的结论是共产党军队已彻底战胜了国民党军队。那些参加过这次评讲活动的国民党将领不仅承认他们的军队士气严重低落，战斗意志消沉；而且对他们对手的领导风范、献身精神和战斗能力大为赞许。这一章还有力地驳斥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美国政府的背叛，造成了武器弹药的缺乏，但是造成军事溃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运用地质学家的方法，使我们在第八章中深入到了1948年8月至10月，金圆券改革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之中。这年夏天，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为了阻止随着政治崩溃接踵而来的经济崩溃，国民党政府推行了货币改革，以3000000∶1的兑换率，用金圆券取代法币。同时，政府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希望用行政命令来阻止通货膨胀。
在上海，负责执行这次改革的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据我们所知，与其他国民党官僚比较，小蒋是非常廉洁的，而且热切希望币制改革能够成功。但是，70天的改革恰恰证明是失败的。
对金圆券的研究，从微观方面剖析了战后国民党政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种种病根。它说明了通货膨胀的不可避免，以及由此给人民生活带来的深重灾难。最后，它说明了因经济崩溃而付出的政治代价。作为未来国民党政府的总统，蒋经国的风格和固有的思想意识，也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些对这方面做过研究的学者早已指出，这也是决定国民党命运的一段小插曲。
最后一章研究了蒋介石在大陆最后挣扎的日子里，对他的军队和政权机构方面所做的评价。在此，我们看到，蒋介石坦率地承认了蒋家王朝的种种弊病以及国民党内不断的矛盾冲突才是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的原因。因此，蒋介石对国民党人的这种怒斥，使他们不敢相信还有谁会这样写呢！
如果说蒋介石公开承认了其政权的种种弊端，那为什么他不能加以弥补呢？如果我们能够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就能比较好地理解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革命了。
易劳逸９２．５
第二部分 1.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1)
对国民党来说，战争使它在农村地区付出的政治代价是昂贵的。税收、征兵和腐败极大地消耗了农民对政府存有的良好愿望。但是，这些损失并非不可挽回。几年的好收成、和平的恢复、有效率的和廉洁的治理——这些能够很快地驱散大约自1942年以后即充斥于乡村的怨恨，然而这未能成为现实。八年对日战争刚刚结束，与共产党人的国内冲突便爆发了。像从前一样，农民们必须提供战争的基本资源——人、钱和粮食。因此原先的怨恨并未减少，在至1949年为止的这段时期中，农民成为短暂的革命混合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农民在这一时期的真正作用，是与“这是一场农民革命”这样一个不花力气的概括不相符的。战后初期的形势
由于战争，饥饿和死亡笼罩着中国各省，尤其是中部和南部地区。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1946年春的一份估计报告，有3300万人营养不足，其中有700万人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饥馑。伍德布里奇，第2卷第406页。在1946年的前八个月中湖南省实际有一万人死于饥饿。大约有7％的人口处于逃难之中。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蒋廷黻在全国各分署署长会议上的开幕词，1946年9月5日，见资源委员会档案；李宗瀛，第19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107页。当那些在1944年逃避一号攻势的农民于1945年返回家园时，已经是太迟了，无法播种夏季作物。即使是回来得早一点的也会发现，他们的粮种被吃掉了，他们被征用的牲畜、猪、鸡被杀掉了，他们的农具被毁坏了，他们的房屋和全部的村庄被烧为平地。关于战时损失的统计资料是非常不可靠的（参见吴景超，第19页）。下表提供了湖南和广西战时损失的大致情况，这两个省都处于一号作战所经地区。资料来源：《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第122中国，第2781盒，第7页；雷勤（音译）：《广西善后救济问题初议》，第28页。广西的死亡数字包括失踪者，湖南的房屋毁坏数包括受损坏的房屋。
类别〖〗湖南〖〗广西死亡人员〖〗577500〖〗115159受伤人员〖〗1676000〖〗163446逃难者〖〗—〖〗2443964毁坏房屋〖〗945000〖〗391963杀死水牛〖〗—〖〗200000毁坏粮食〖〗—〖〗14000000就这样，1945年有很大一部分地区荒着未种。据报告，实际上直到1946年初，河南、湖南和广东的大约30％—40％的土地仍未耕种。关于受灾地区包括农村状况的最好的描述，见吴景超著。又见《大公报》，1946年5月10日第2版；《蒋管区真情实录》，第2页。而且，由于人力和畜力的缺乏、肥料的短缺和整个战争时期的全面荒疏，那些耕种的土地也效率不高。如湖南1945年的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正常年景的一半——在这个省的南部地区只相当于1／4。《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第122中国，第2781盒，第8、70页；考特瑞尔，第12页。据报告，河南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水平的四分之一。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地区办事处，1947年3月31日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中国—河南—第119号，附件2第2页。
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档案中可以看出，饥荒区域的情形是可怕的。举例来说，1946年春，在湖南的一个饥荒调查队作有如下的报告：在沿衡阳到零陵间公路的渡口和小村庄上，到处都可看到从20到50人不等的团伙乞讨食物。为了引起注意和获得食物，他们成群地站在公路上，阻碍车辆交通，爬上和爬进车辆……当他们紧紧地抓住卡车不停地叫喊和哀诉时，每次都必须从车子上“使劲地拉开孩子们”。这种团体弥漫着一种骚扰的精神，任何企图驱散他们的尝试都几乎会产生一场骚乱。
实际上，这些团体的每一个人都只是以已成为破布条的污秽的破衣服部分地遮体，而许多孩子则一丝不挂，他们浑身带着疮伤和传染病。《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3页。类似的描述，见《中国湖南省衡阳地区救济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6页。在整个饥荒区域，人们靠杂草、树根、青货、麦麸和谷糠维持生命。吴景超，第20—31页，《衡阳—零陵地区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部分第1—3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湖南地区办事处——历史》，第8页；《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第3页。对广西11个村庄的一份调查指出，这儿农民的日平均营养摄入量只有419千卡和16克蛋白质。《广西全县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2—3页。疾病是传染性的，最常见的是疟疾。如在广西全省，有80％的人得过疟疾，其中21％的人是急性的。《广西全县营养状况调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饥饿地区调查》，第80008盒，第1页；《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1页；同上，健康部分，第3页；同上，附件四，第7页；《湖南省零陵地区救济状况调查》，第5页。天花、霍乱、白喉、痢疾、伤寒、斑疹伤寒以及类似的易传染的疾病是较常见的。《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1页；同上，附件四，第7页；同上，健康部分，第3页。实际上没有什么医疗和药品，死亡率因此猛增。孩子们特别容易遭到饥饿和疾病的摧残，在饥荒区的许多村庄很难看到他们，尤其是一岁以内的孩子。同上，附件四，第7页；同上，附件三，第2页。1945年底1946年初，发生在中国的这次饥荒——3300万人民受其影响——可能是战后初期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类危机中最严酷和最广泛的一次危机。
第二部分 2.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2)
这一时期在中国受苦的农民不只限于一号攻势所经过的省份。各地的经济混乱伴随着国民政府的强征而到来，它常常把农民的艰难变为灾难，把饥饿变成饥荒。政府主观上并不想这样，实际上还在想减轻在战争时期处于日军统治下的那些人的痛苦。1945年9月3日，政府宣布了减免田赋的政策。在1945—1946年内，在曾被日本占领过的24个省将不征收任何土地税（包括征借和县级公粮）。次年，余下的省份将免交土地税。《财政年鉴》，第5部分，第57—58页；娄立斋，第13页。
表面上看来，减税政策在政治上似乎是精明的，因为它将有助于在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人的斗争中赢得土地所有者阶级的支持。然而，在财政上，它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失算。在对日战争结束后的这一年，田赋的征收降到了上一年的一半左右。然而军队和政府的需求并没有相应地降低，实际上倒随着政权进入原来的日占区而增长。而且，从华西向这些地区运送大量的粮食也是不切实际的。结果，军队和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对地方资源的任意的和非法的强征来满足他们的粮食需要。这就激起了广泛的不满。因此，对光复地区的村民们来说，对国民党统治的光明的指望很快暗淡下去。徐堪，《徐可亭》，第217—218页。
国民党人在原来沦陷省份收取民心政策的影响，在1946年江苏省政府的一份异常坦率的行政报告中揭示出来。《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财政部分。战争期间，大部分的江苏政府机关转移到邻省安徽的未沦陷地区。然而，在战争后期，中央政府预计美国将在海岸登陆，因此它命令江苏政府回到他们的省，在那里秘密地恢复省行政，并准备抢在共产党之前控制运输网和其他交通工具。盟军没有在华东进行预期中的两栖登陆，但是到1945年5月末，干部们已经在江苏各就其职，其时该省名义上还在日本的控制之下。
尽管回到了他们的江苏本省，但这些政府机关没有任何法定的岁入来源。因此他们就“借”。在战争结束前的三四个月，他们仅仅借了69万元。然而，在1945年的最后四个月，由于免除了田赋，他们不得不另外借了68100万元。1946年1月，中央政府明令禁止这种征借政策，并终于开始以债券和津贴的形式向省政府提供资金以作为田赋岁入的替代物。然而，这样得到的款数仅相当于战前省收入的一小部分，因此（根据该省的报告）“县财政和市财政便陷入了无法维持的困境”。《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第8页。于是，该省的行政当局继续实施强迫借债的政策，1946年征收总数为14亿元。同上，第8、10页。在山东，征借的负担也加到人民身上。见《密勒氏评论报》，第105卷第13期（1947年5月），第350页。同一时期，该省的每个县、市也继续实行各种摊派。这种摊派仍然是非法的和沉重的，江苏当局承认“没有任何东西像它们那样折磨着商人，压迫着人民”。《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财政部分，第8、16页。为了消除地方政府对征收摊派的需要，中央政府在1946年规定把田赋岁入的一定比例部分划归地方政府。这样，田赋的50%将被划给县政府，20%给省政府，中央政府只为自己保留30%。见《关于田赋征实》，载《经济周报》第23号（1946年3月13日）；《粮食征借与粮价》，载《经济评论》第19号（1947年8月9日）。
江苏人民还必须供给国民政府不断开来的大量的日益增长的军队的需求。为了解除日军武装和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党人的威胁，国民政府的军队涌进了江苏省。到1946年仅在苏北地区就集结了70万军队。《文汇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5月14日，第1页。最初，这些部队直接向地方民众购买供给。但到了1945年12月，这一制度由于每个县军粮征收委员会的建立而合理化，此后便由地方当局来负责。用中央政府提供的资金，他们为军队购买和征收粮食。徐堪，《抗战时期粮政纪要》，第14页。根据官方的报告，起初的合作出乎意料的好，人们甚至自愿运送粮食。然而，稻米的市场价格很快上涨，政府通常仍照从前的价格支付，即仅仅付给市场价格的一部分。江苏的报告没有准确地说明征收委员会付给农民的价格，但是，许多省付出的仅仅相当于市场价格的20％—30％。《大公报》，1946年3月30日第3版；《中央日报》（上海），1946年5月13日第2版。关于给军粮付如此低价的道理，官方的解释是这将不利于投机和囤积。然而徐堪部长承认，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自然不愿意向政府出售稻米”。《中华志，1937—1945》，第779页。
政府的强征很快产生了要夺走江苏民众所有一切的威胁。民众对政府的反抗开始蔓延开来。1946年6月，省、县议会的代表呼吁中央政府停止征收军粮，他们的请求获得批准。然而，在这个时候，与共产党军队在苏北的战斗激烈化，结果使军粮的需要变得更为紧迫。因此，7月，省议会想出提前征收1946—1947年度田赋以获得30万市石米的主意。这个新要求把局势几乎推到了爆发点。县议会的代表们意识到“人民处于贫困之中，他们的元气还没有恢复”，然而他们又意识到“军粮的派定不容有任何的拖延”，因此，他们同意提前征收田赋的计划。事实上，在7、8、9月份，定额的完征数不足60％。官方的报告认为“原因是刚好在新的收成之前，可得到的粮食极少，这确实是个事实”。《江苏省政府34／35年政情述要》，田赋部分，第7页。
1946年中期，当江苏正勉力向军队提供稻米时，政府在其他一些省的强征也同样是压迫性的。例如，河南在战争期间已经遭受了难以言说的苦难。黄河的不断泛滥、1942—1943年噩梦般的饥荒、1944年日本对该省111个县中109个县的占领以及在一号作战期间该省西部所遭受到的可怕的劫掠——每一件都加重了战后该省的疲惫状态。据一个保守的估计，至少有200万人“极度”需要粮食救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这一用语的意思是，如果得不到援助，他们将会在两三个月内死去）。《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档案，附件三第1页。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关于“极度”的定义，见伍德布里奇，第406页。然而，有将近100万正规军，无数的民兵、游击队和非正规部队，大约8万名日本战俘以及5万至6万匹军马都部署在这个省内并必须获得供应。《大公报》，1946年3月19日第2版；《文汇报》，载《中国新闻评论》，1946年5月14日，第1页里《河南地区办事处：历史》，附件三第9页。其时运输系统一片混乱，所有的食物、燃料和饲料都不得不就地获取。政府企图合理地分配负担，从该省东部地区条件相对好些的县而不是从那些已经被一号攻势和黄河洪水所蹂躏的地区征取绝大部分的供应品。然而军事需要不允许这种合宜的区分。根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官修史，政府为军队所征收的粮食“经常抽自那些中国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正在给予救济粮的赤字地区。……中总和联总通过行政院阻止从缺粮区抽取粮食的不断努力是徒劳的”。伍德布里奇，第408页。在一些地区，联总供应的救济粮被军队所盗用。吴景超，第111页；《蒋管区真情实录》，第2—3页。因此，1946年3月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关于政府强征军粮是造成饥荒的一个原因的指责可能不只是一种政治夸张。《大公报》（重庆），1946年3月27日第2版。甚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也激烈地指责强征军粮。来自河南的7名委员向1946年3月召开的二中全会提出了《人民无法忍受苦难》的议案。见《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第1卷第85、102—103页。内战时期
第二部分 3.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3)
在随后到来的三年里，即从1946年底到1949年共产党取得胜利，农村地区的情形显然是更加糟糕，不仅产生了经济衰退，还产生了社会及政治骚乱。然而，中国是一个有很多差异的国家，无数关于荒芜、苦难和不安定的地方报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整个农村情形的特征还是可以讨论的。
在光明的一面，由于好气候和中国农民的惊人的恢复活力，1946年的秋季收成非常好，尽管湖南、湖北和河南相对歉收。《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32页。如果国民党的资料是可信的。1947年和1948年的农产量又有进一步的（虽然是有限的）增长（见表四）。然而，农产量仍然不能满足国家的全部需求。必不可少的粮食供应，尤其是对城市的供应，通过进口而获得。关于各省农业产量的具体数字以及短缺数额，1946年部分见《全国粮食概况》，第11—15页；1947年部分见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0—12页（第12页列有粮食进口的数字）。但像1945—1946年冬季那种规模的饥荒的威胁不再存在了。表四：1946—1949年中华民国二十二省粮食产量
（单位：百万市石）
年份〖〗稻〖〗麦〖〗所有粮食产量〖〗指数〖〗产量〖〗指数〖〗产量〖〗指数1931—1937年
平均数〖〗911．9〖〗100〖〗434．9〖〗100〖〗2783．8〖〗1001946〖〗861．3〖〗94．4〖〗454．7〖〗105．0〖〗2785．5〖〗100．11947〖〗873．7〖〗95．8〖〗472．9〖〗108．8〖〗2773．1〖〗99．61948a〖〗（876．4）〖〗96．1〖〗（479．6）〖〗110．31949a〖〗（810．7）〖〗88．9〖〗（450．1）〖〗103．5资料来源：关于1931—1937年的平均值，见《中华志，1937—1945》，第433页；关于1946和1947年部分，见《中华志，1950》，第538—539,545页；关于1948和1949年数字，见周舜莘，第93页。
说明：一市担=100升=2.84美国蒲式耳
注：a括号内的稻麦数字系根据《中国的通货膨胀，1937—1949》一书提供的指数所推断。然而，各种各样的经济和政治因素阻止农民享受春天的复苏。通货膨胀的上涨现在正失去控制，它给农民带来不利。尽管城里人反对飞涨的食物价格，但实际上稻米和麦子的真正价格低于战前。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3页。整个1946年和1947年粮食价格的上升在商品价格指数方面要比其他大多数东西慢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从国外进口了大量粮食。张嘉璈，第231页；《中华志，1950》，第442—443页；《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页。此外，已经遭到战争严重破坏的运输系统又不断地遭到共产党的破坏，政府也宣称对任何正在运行中的火车和卡车拥有优先权。结果粮食的运输过大地增加了消费价格，并使农民无法从市场力量的运行中充分获益。这明显地显示在粮食价格的地域性差异上，例如，在1947年5月，上海的米每市石值30多万元，而在汉口仅值17万元，在重庆则仅72000元。张奇瑛，《米朝的分析》，第15页；王仲武，《现阶段之物价问题》，第8页表8。在同一时期，布、工具、种子、肥料以及其他的农民必需品的价格猛烈上涨。《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页。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代价昂贵，因为缺乏劳动年龄的男性，他们已离开村庄服务于军队，或逃避征兵，或在城市里寻求好一些的生活。炎林，第19页；《大公报》，1947年6月6日第2版；《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5，107页。这样，生产成本的日益上涨便降低了农民的可赚利润。《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1部分第21、22页；《密勒氏评论报》，第102卷第10期（1946年8月），第234页。
与战前比较起来，非食用作物的市场也大大缩小了。塑料的使用降低了外国对猪鬃的需求，妇女的尼龙袜现在也广泛地取代了丝制袜，而丝很长时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还有，战争期间，印度和锡兰已经取代中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大宗供应者。因此，这些商品的生产和出口从战前水平急剧下跌，1946年的生丝出口只有1936年数额的1／8，茶只有1／9，猪鬃只有1／2，桐油只有1／4。张奇瑛，《三十五年度的中国经济》，第49页；王仲武：《挽救当前经济危机之对策》，第5页。
与之相反，中国自己的纺织厂对于原棉有着不可遏制的需求。但是在1946—1948年间，原棉的收成从来没有超过战前水平的66％，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湖北、河南、山东和苏北的主要产棉区是受到内战破坏最严重的地区。华北地区运输系统的混乱使事情更为复杂。结果，重要的纺织工业不得不依赖从美国、印度和埃及输入的大量原棉，而不是本国的原料。张奇瑛，《三十六年中国经济概况》，第12页；《大公报》，1947年7月30日第6版；张嘉璈，第230—234页。
尽管上述这几个经济因素在乡村造成了相当的艰难，但政府的强征、中下级官吏的腐败和征兵仍然是农民最为不满的根源。监察院在云南和贵州的一位特派员在1947年指出：“农村地区的贫困现在已经到了极点……没有任何东西比田赋能带来更大的痛苦。”《大公报》，1947年4月24日第2版。1947年7月举行的土地粮食会议的与会者，同样地表达了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参加这次会议的都是来自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他们的看法是，田赋的全部制度是繁重的和不公正的，这不是因为定额过重，而是因为这一制度的管理中的缺点。蒋介石在他对会议的公开讲话中，为这种批评定了调子。他指出“现在所有省份的大户通常不交纳粮食税”。《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监察院的几位委员详细地说明了这一抱怨，他们告诉与会者：“那些只交纳一点点（田赋）的人大多数是富裕的大地主和豪门，而那些交纳了大部分赋税的人大多是小地主中的中下阶层、自耕农和部分租佃的半自耕农。”同上，第83页。官方的《中央日报》在评议这次会议时进一步指出，富裕的地主勾结地方官吏“把税收的负担转移到那些正遭受苦难且无法诉说出来的民众身上，大多数老百姓不懂法律，他们怎么能够抵制胥吏的这种勒索呢？”《中央日报》（上海），1947年8月1日第2版。
第二部分 4.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4)
与会者认识到土地税实际上还只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他们看到，军事供应品和县政府的开支大部分通过摊派来获得。由于这些摊派通常是由保长来执行，而他们很少公开地说明他们的行动，因此“邪恶是无边的”。《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根据与会者所说，运输税粮也极大地加重了纳税者的负担。同上。又见李体潜，第7页。会议的讨论潜伏着一种担心，即农民正处于造反的边缘。因此，与会者们告诫政府，反对使粮食征借制度永久化的计划。在四个月以前，政府当局刚刚宣布取消这一政策，如果又重新恢复过来，它可能激起农民广泛的反抗。一位与会者宣称，“我担心这将超过他们能够忍受的最大限度”。《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
然而，政府在1947年不能减轻农民的负担。据行政院长张群所说，军队和政府正经历严重的粮食短缺，因此，粮食的征借不能不继续下去。张群估计，政府需要4050万至4500万石粮食。然而，1948年1月统计，1947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征收到不足上数一半的粮食，另外从地方政府那里购买了大约1300万石粮食。这一数字显示了粮食短缺的严重性。见《全国田粮会议纪要》第82页。《密勒氏评论报》（1948年1月10日），第177页。关于1948年更严重的粮食短缺情况，见《字林西报》，1948年11月3日第1、2版；《大公报》，1948年10月19日第2版；《纽约时报》1948年11月3日。政府不仅恢复了征借制度，而且随着对共产党战争的继续进行，它的粮食需要愈加紧迫。1948年，南京决定提高田赋税率。《大公报》，1948年10月13日第2版。然而到这时候，政府从农村抽取资源的能力已经大大降低。共产党势力的扩大压缩了国民党当局管辖的地区，即使在那些名义上处于政府统治下的村庄，有效的政治控制也已经大为削弱，管理的效率多半已经到了最低点。因此，政府在1948年所实际征收到的粮食量降到1941年以来的最低点（见第二章表三）。虽然缺少精确的数字，但全国的产品税额也可能是实物税创立以来的最低点。
政府在强制人们完纳田赋方面的无能为力，正是农民对合法当局的尊重全面削弱的一种表现。佃户们也不肯交租。有一些报告谈到地主们组织地租征收办事处，以强力征收他们应得的地租（常常是与政府当局合作的）。在某种情况下，为了反抗这些强制性的收租，数千佃户一起骚动，这样的例子至少有好几起。《大公报》，1948年5月12日第7版、5月18日第6版；《申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6月15日，第5页。
然而，政府所做的事情中，没有什么比征兵更能给农民带来痛苦。这一制度的执行依赖于那些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征兵官员，依赖于那些保护其私利的保甲长们。它的腐败、不公正和残酷令人生畏。农民是如此害怕服兵役，他们一听到征兵队迫近的消息就逃离家庭。因此，到1948年，这些征兵队通常是在夜间进行他们的工作，当男人和男孩子在床上时突袭村庄。那些有钱贿赂的人将获得自由，其余的人则被拉去与共产党人“作战”。《大公报》，1946年5月14日第5版、1948年1月31日第7版；胡友鹏，第355页。替身的购买仍然是部队成员（至少是部队人数）的一个主要来源。《大公报》，1948年9月13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整个征兵制度削弱了士气，伤害了农民的生计，它也造就了这样的新兵，他们不仅无意与共产党作战，而且对他们所在的军队为之效劳的政府颇有愤怨。鲍大可写道：1948年的“这种替身制度使我们联想到他们经常向中国国民党军队提供物资的状况”，《共产党接管政权前夕的中国》，第122页。
到了1947年末和1948年，农村社会的结构似乎正在解体中。土匪，这一虚弱的政治控制和衰落的经济状况的传统象征，正普遍蔓延。《大公报》，1948年2月18日第7版、8月31日第6版。膨胀的货币信誉全无，人们的支付方式——诸如土地买卖、男方给女方的聘金、购买牛或家具、雇工工资和债务等——都采取以货易货的方式。《经济周报》，第5卷第6期（1947年8月），第6、18页；《大公报》，1948年4月16日第3版。而且，那些手里有了钱的农民，像城里的工人一样，很快就把它花掉，比从前更经常地用在喝酒、嫖妓尤其是赌博上。《大公报》，1948年9月30日第2版；《经济周报》，第5卷第6期（1947年8月），第18页。面对日益增长的社会和政治动乱以及人身安全在乡村中失去保障，地主们逃离农村，到相对安全的城镇和大城市里去——可以肯定，常常留下地方上的恶棍保护他们的财产以及向佃户收租。《大公报》，1948年9月30日第2版。普通农民也放弃了农业，成为日益增长的饥饿和赤贫队伍中的新的一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死于城市的街巷之中（根据政府消息，1948年有1000万人遭受到饥饿的威胁，4800万人——大约每10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是逃难者）。王仲武，《挽救当前经济危机之对策》，第5页。社会部报告说，由于内战和洪水，1948年6月有5500万民众无家可归。见《字林西报》，1948年9月14日。据报告，那些最为绝望的人卖掉他们的妻子和女儿——1946年，浙江十五六岁的女孩的价格据说是4000元，大约只等于2~3磅米的价格。此外，还有服毒的或把自己和家人投井的。《大公报》，1946年5月3日第5版；《全国田赋开始征收》，第2页。这些悲惨的故事可能有夸大或虚构，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中国的大部分农村地区在战后年代处于可怕的颓败之中。土地改革的提议
第二部分 5.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5)
这是具有讽刺意义的——而且，是悲哀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只是迟至1948年，在最后崩溃的前夜，国统区的领导人才突然明白了农村境况的严重性和后果。就像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觉察到他虚度的人生中的错误一样，他们现在意识到了轻视农民问题的错误。因此，在这最后时刻，他们热烈地讨论怎样消除地主的剥削和改变租佃制度，以作为使共产党的造反失去力量的手段。
然而，对于这一发展必须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因为国民党领导人倡言土地改革已近50年之久。“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曾是孙逸仙革命纲领的基石。1930年，新成立的国民政府颁布了一个土地法，它非常进步和实际，以至于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基本上未加改变地采用了它，它还为20世纪50年代初台湾的土地改革纲领提供了一个样本。然而，国民政府在它对大陆统治的绝大部分时期内，并没有履行它对农民的允诺。正如蒋介石在1946年所承认的，因为“没有足够的行政推动力”，土地改革未能实行。《大公报》，1947年9月30日第2版。尽管他没有这样说，但缺少推动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本人总是把农村问题置于次要的位置上。
在国民党内，总还是常有一些人主张实现党的土地改革纲领的。萧铮便是其中一个。见萧铮的回忆录《土地改革五十年》。
例如，1945年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的一批年轻“激进派”成功地鼓动通过了一项党的决议，提出把所有农地分配给耕者，消除地主所有制。战后不久，政府也再次明令一切地租都削减25％。所有这些善意的主张都归于徒劳。由于与CC集团有着密切联系的保守派的反对，194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弃了党关于立即进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重要政策，以一个更为温和的改革计划取而代之。张一凡，第9—10页。对于土地改革的反对在地方上甚至更为激烈。例如在湖南，一位主张进行改革的人被暗杀了。在所有的地方地主们挫败了那些减少地租或削减他们特权的企图。《大公报》，1948年4月23日第6版、1948年5月6日第2版、1948年8月1日第2版。因此，战后两年，由于惰性和故意阻碍，国民党向他们声称的农业改革的目标并未有任何可以看得见的推进。
然而，到了1948年，共产党的“造反”已经转入攻势。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之感。国民党阵营中的许多人突然意识到，那些无知的卑贱的农民的生计与他们政府的衰竭和共产党的活力有着某种根本的关系。因此，农村改革获得了一个新的不同寻常的促进。杂志、报纸和公共集会为专家们提供了论坛，所有这些人都提出了农村危机的解决方案。立法院从7月开始，对土地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1948年9月1日，86位立法委员终于提出一个议案，它主张废除租佃制，使每一个农民都成为他的土地的主人。议案的提议者解释说，土地问题十分严重，它是“灾难的根源，国家存亡的关键”。他们宣称，通过消灭地主所有制，“叛匪将无法制造混乱，造反的因素可被消除”。《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10月4日第2版；《中华志，1950》，第589—590页。
同时，在政府行政机关内，因政治恐慌而产生的对土地改革的关心，导致了一系列旨在赢得农民感情的措施的宣布。首先，在绥靖区——即那些从共产党手里收复的地区或靠近共产党根据地的地区——中央政府下令减租1／3。它还制定了一个购买地主所有权而把土地分配给耕种者的计划。王非，第7页；《申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21日，第7页。其次，政府命令地政署制定一个全国所有土地国有化的计划。这样，地主所有制将最终被消除。军方的《和平日报》在1948年9月报道说“政府有充分的决心实行这些措施”。《和平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1日，第9页。此外，一些省政府——从东北到广东——紧跟着在1948年中期也宣布了减租和其他的土地改革措施。《新闻报》，1949年1月1日；《大公报》，1948年6月19日第2、6版，7月26日第6版；萧铮，第305—306页。
这些抨击地主制度的计划和建议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一些反对者愤怒地指责改革的提案者已经陷入共产党设置的圈套。还有人则诡辩说，尽管孙中山确实曾倡言“耕者有其田”，但他并没有不耕者不能有田的意思。萧铮，第304—306页；《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9月29日第2版。也有比较负责任的批评，如中国农民联盟的主席董时进则争辩说，中国农村危机的根源根本不在于地主所有制，而在于普遍的农村贫困化，后者是原始的生产方式、缺少政治安全、剥削性的赋税、自然灾害和人口过剩的结果。董时进，《土地分配问题》，第3—7页。又见费孝通《评晏阳初“开发民力建设乡村”》，第4—7页。
1948年末，在整个国民党政权开始崩溃的时候，立法院还在继续没完没了地毫无结果地争论这个问题。各级政府行政机关的改革也同样大部分归于流产，因为即使改革的愿望是真实的，时间也太晚了，革命的潮流已不可阻挡。《大公报》，1948年9月22日第2版、9月29日第2版；萧铮，第3—4—305页。国民党土地改革者的一个延续下去的成果是1948年建立的中美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它以后在台湾的农业复兴中起了领导作用。沈宗翰，《中美农业复兴联合委员会》。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
第二部分 6.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6)
在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中，农民在一个广泛的暴力的风雨中奋起，攻击地主阶级的政权、财产和特权。在这两次革命中，农民的造反都是自发行动，它无人指导，甚至城市里反政府的密谋者也感到害怕。在这两次革命中，农民起义还对社会的政治主张的激进化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他们，新生的革命就可能蹒跚于政治及立宪改革阶段。参见勒菲弗（Lefebvre），《1789年大恐惧》；基尔（Gill），《俄国革命中的农民与政府》。在这一章，我把农民在法国和俄国革命中的革命作用划为一类，把他们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划为另一类。我在1979年11月第一次向伊利诺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提出了这一分析。随后，我读到了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skocpol）在1979年出版的《国家和社会革命》。在这本书中，她实际上作了同样的分析。但她比我走得更远，她从不同的社会结构方面来解释农民在这三次革命中的不同作用。
尽管1949年的中国革命被广泛地认作是现代农民革命的典例，但农民的作用却明显不同于法国和俄国。在中国，农民的不满显然很深，并确实通过暴动、流行性匪患及逃离村庄等发展出来。但是，中国的农民起义本身从未像欧洲革命的农民起义一样产生推翻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威胁。实际上，在共产党的军事存在和政治存在能够确保农民免遭原先豪绅的惩罚之前，在共产党通过宣传或进行改革向他们展现了比他们在旧秩序下所知道的更吸引人的生活方式的前景之前，中国农民很少攻击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换句话说，共产党的领导、组织、鼓动和保护通常是促进了农民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及经济制度的直接攻击。
国统区的农民对于1949年的革命成功也作出了实实在在的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贡献。但这种贡献是间接的。他们首要的最大的贡献就在于不给国民政府提供粮食、钱和人。例如，1947年，当表面上国民党对领土的控制达到了战后时期的最大限度时，中央政府的各种土地税只征得3800万市石粮食。这等于1942年征收量的57％，而那时，国民党的控制地区主要限于西部内地省份。这远远不能满足政府计划中的需求。
政府征集到的粮食达不到它所规划的定额。官方的资料表明，1946年的各种土地税只完成了定额的78％，1947年只完成了65％——而1942年是104％（见第二章表三）。然而，甚至这些官方的数字也夸大了征收率，因为最初的定额比它还要高许多。例如，在1946年，最初的定额是9900万市石（7260万市石田赋和2640万市石征借），后来被降改为5400万市石。1947年的定额也从8000万减到5900万市石。以最初的而不是改动过的定额来衡量，1946年和1947年的征收率分别只有43％和48％。《中国经济年鉴，1947》，第一编第81，109页；《大公报》，1947年8月21日第2版；严凌，第20页。遗憾的是1948年和1949年的土地税的征收数字无法获得。然而，由于控制的地盘日益缩小、政治经济状况越来越不稳定以及其他种种问题，可以推测粮食征收量又减少了很多。
政府对农村粮食资源动员能力的衰竭是它政治衰弱的标志，并对它的财政崩溃起了重要作用，而这可能是它最终垮台的关键原因。正如一位对革命进程颇具洞察力的研究者哈里·埃克思坦（HarryEckstein）所说，“也许因为财政冲击政府发挥它所有机能的能力”，政府机能尤其是财政机能的损坏通常对革命有促进作用。埃克斯坦，第18页。
可以肯定，这种动员粮食和其他农村资源的“机能损坏”给国民政府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尤其是因为在抗战和内战时期，农村部分一直作为政府岁入结构的中心支柱。行政院长翁文灏在1948年承认农民的赋税负担远远超过了城市居民。见《七个月来的中国经济形势》载《观察》第23—24期（1948年8月7日）。到1948年，国民政府的开支只有21％的是通过税收获得，另11％通过出售公共财产、国有企业的利润以及出售债券等措施获得，剩下来的68％则不得不通过发行新的没有保证金的货币获得。这便造成了致命的飞涨的通货膨胀。张嘉璈，第158页。
财政破产还直接影响了部队的作战力。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供应，部队就不得不面临饥饿，或是靠少量的粮食勉强维持，或是掠夺地方。一个在华北的官方调查组在1947年末得出结论说，这些因素促成了部队战斗精神的低落和部队与老百姓之间的不良关系。《大公报》，1947年9月16日第1版。部队的士气还被乡村中日益增长的不满所涣散。正如一份与国民党有联系的上海报纸《前线日报》在1948年末得出的结论所说，部队的精神“从根本上来说是老百姓的士气问题，如果老百姓的士气低落，它就会影响部队的士气”。《前线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10月22日，第3页。共产党的宣传人员敏锐地意识到了不断恶化的乡村境况与国民党部队的日益消失的战斗愿望之间的联系。因此，他们努力从事相反方面的工作，用小册子告诉人们，政府的苛捐杂税正在怎样地剥夺农民的所有粮食，因此人民正怎样地奋起反饥饿。张嘉谋等编。尽管部队士气与乡村境况之间的联系难以用文献来证明——例如，关于后方家庭境况的消息是怎样传到前线部队的就不清楚，因为给士兵们写信的例子似乎很少见——1947年从前线返回的军事权威的如下看法是有重要意义的，他们认为在政府的农村政策改进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的动员。《东南日报》见《中国新闻评论》，1948年9月22日，第1页。实际上，下面这种情况似乎是可能的，士兵知道了他们在农村的家庭的饥饿和不满后，就将会产生疑问：他们正在为之战斗的东西是否值得以生命去冒险。
第二部分 7.农民、赋税与革命： 战后年代(7)
最后，国民党在农村的失败——当局无能力保证农民的土地、安全和食物——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对政府所持有的尊敬。这就意味着政府正失去合法性。沉重的经常性的苛捐杂税、腐败、绝大部分官员所显示出来的倾向地主阶级反对佃农的偏见关于地方上地主与官员之间的紧密关系，参见《大公报》，1948年5月25日第2版、9月30日第2版。，所有这些都削弱了政府的权威及其合法行动的社会价值。结果，农民们不是非难，就是躲避征税和征兵官员，在极端的情况下，他们成为土匪，由此而加剧农村的不安，妨碍生产，给已经腐败的国民党的治理又加上了进一步的负担。
因此，内战期间，国统区的农民并没有像1789年的法国农民那样，起来对旧秩序进行广泛的攻击。然而，他们以重要的间接的方式拒绝给予支持。与之相比，在共产党地区，尽管大多数农民可能仍然是完全不关心政治的，但他们倾向于与这个政权合作。一些人，尤其是青年人，则积极地支持共产党人。结果这实际上就产生了不同的压强：对国民党方面的极小的压强（或支持），对共产党方面的相当压强（或支持）。一个不均衡的有利于共产党的政治真空由此而形成。
我们在这里以及前面的章节中所讨论的这些因素表明，国民政府在获得广大农村民众的支持和合作方面的无能严重地影响了它的生存力，对1949年的政治和军事结局产生了重要作用。在1948年，有迹象显示将对现行的农村政策作出改变，国民党当局开始对土地改革持有认真的兴趣。当然，那已为时太晚。然而，如果国民党人在他们获得政权后不久就进行这些改革，我们今天所讲的中国现代史就会完全不同了。这种看法并不只是事后的认识，因为在1928—1929年就有许多国民党员主张实行那种可能获得农民支持和合作的政策。然而，如同本书结论部分将要谈到的那样，蒋介石镇压了这些国民党“左派”。在相当程度上，这种镇压导致了20年后共产党人的胜利。
第二部分 8.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1)
由于马歇尔将军的循循善诱，再加上有美国的威望作为后台，国共双方代表又在1946年1月10日至31日的政治协商会议上相聚会面，以努力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并设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由多党派组成的政府。虽然政治形势变化莫测，所讨论的问题也关系重大，但是，来自各种不同利益集团，而且政见颇为相左的38位与会代表，仍然在三个星期内就绞尽脑汁提出了一份堪称为明智和互谅典范的协议。作为会议的结果，政协协议没有能完全满足任何一方的要求。不过，这就像马歇尔将军所观察的：“它是一份富有灵活性和远见的宪章，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和平与复兴的基础。”《美国与中国之关系》，第６８８页。
在政协协议付诸执行以前，必须由参加会议的各党派分别加以批准。1946年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六届二中全会，以审议政协协议。在会上，虽然蒋介石对政协协议表示了支持，但协议还是遭到了顽固的反对。对此，美国国务院的一些情报人员曾含含糊糊，不得要领地说，国民党内有“反动派”，“不愿和平的人”乃至“心怀不满的右派保守分子”，他们企图破坏政协达成的协议。
现在已经很清楚，这些确实阻挠了国民党政府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所谓“反动派”，是国民党内的一个大杂烩，它一度被称之为“革新运动”。有一位评论者在1947年说：“革新派的力量已经渗透到全国各地，并且成为政治中最刺人的好斗者。”韩思（音），《看！政学系》，第４３页。抗战结束后不久，革新运动即在复杂的国民党政治运动中发展为一个重要的派别。因此，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国民党政权在20世纪40年代的状况以及它的派系斗争情况。革新运动的起源
革新运动发端于1944年初。当时，国民党政权无论在精神方面还是在物质方面都处于衰竭之中。经济上，由于通货膨胀的破坏，形势日趋恶化；军事上，士气低落，厌战情绪弥漫全国。正是在这种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国民党内的一小群中层干部（大都为CC系分子），开始寻找振兴国民党政权的途径。例如，据他们当中一个名叫萧铮（他是农业经济学家）的回忆说，当他听到美国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时，感到羞辱难容。他尤其对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财政部部长翁文灏深恶痛绝，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无能、优柔寡断和不思上进。萧铮说：“党内绝大多数同志都对他们不满。”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台北，１９８０年），第２５２页。
这些属于CC系的好斗分子，除萧铮外，还有潘公展、谷正鼎、程天放、余井塘、赖琏等人。最初，他们只是坐而论道，很少有实际行动。有一次，萧铮写了一封信提倡政治改革，想通过陈果夫转呈蒋介石，但陈果夫拒绝传递，理由是对蒋介石个人的批评过于露骨。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２—２５３页。到1944年5月，当时国民党正忙着准备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这伙人也就跟着加快了活动的步伐。至此，大致算是形成了一场所谓的运动。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基础，他们首先把CC系以外的三位党内重要人物（但仍然是中层干部）梁寒操、马超俊（都是孙科派）和黄季陆（三青团干部，胡汉民的追随者）拉入了自己的团伙之中；然后，在全会前夕，他们又组织了一个徒有其名的联盟，以寻求黄埔系和三青团派领导成员的支持，像贺衷寒、康泽、萧赞育、郑介民等。这些人大都是军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蓝衣社的领导人。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３页。
5月21日，在五届十二中全体会议上，革新运动的骨干分子开始向国民党政府发起攻击。这次出击非常有力。结果连蒋介石在会后也邀请了革新集团的几位成员与他一起商讨有关政治改革的计划。在会谈中，蒋介石显得很高兴接受各项改革的建议，以致革新集团认为他们已经取得了胜利，他们的愿望也很快会被采纳。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但是，令萧铮吃惊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按照他们想象的那样去做。革新集团认为要想进行政治改革，前提条件就必须把孔祥熙和翁文灏解职。可实际上，两人的乌纱帽并没有被摘下。因此，革新集团在五届十二中全会上花费的心血，并没有得到什么回报。之后，蒋介石也只不过表示，政治改革将延期，要等到日军豫湘桂战役所造成的军事危机过去之后才能进行。但他许诺说，即将举行的国民党六全大会会考虑对政府的行政机关进行彻底改革。
在1944年底和1945年上半年，革新集团加紧了关于改革的宣传鼓动，他们与党内有影响的人物都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社会气氛也愈来愈适合于改革思潮的发展。经济状况的恶化和豫湘桂战役的灾难性失败，使得各派政治力量都坚信改革势在必行。例如，傅斯年虽然不是国民党党员，但很乐于参加革新集团的讨论。1944年9月，他还在国民参政会挑起了一场要求政治改革的示威。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此外，一直被认为是政学系喉舌的《大公报》，也在报纸上导演了一场呼吁政府改革的笔战。它说，国民党政府是19世纪的组织，却想进行20世纪的战争。这正像一台过时的旧机器，超负荷的运转肯定会使它彻底瘫痪。《大公报》还在社论中指出，“去年年初，战争进入了关键的时刻，而政府的弱点也暴露得一清二楚，诸如贪污腐化，敲诈勒索，行政部门的玩忽职守和士气低落，所有这些都昭昭在目，而且日甚一日，最终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１９４５年１月１０日重庆《大公报》第２版。在１９４５年的最初三个月中，《大公报》还刊出了许多督促政府实行改革的社论。
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支持改革。1945年，他在元旦献辞中宣布了自己要在新的一年里“革新”政治的决心。他用“革新”这个词不可能是偶然的。还在一个月前，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孔祥熙已经去了美国，他的亲戚宋子文接管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宋子文是他们的同路者，彼此都有良好的关系。所以，萧铮写道：“看起来，革新运动的前途变得灿烂辉煌了。”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４页。革新运动的目的及其攻击对象
关于革新运动背后的动机，也许我们已经足以形成一个初步的认识了。很明显，革新分子对党和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到沮丧。在他们看来，国民党政府正在摇摇欲坠，政府的无能导致了军事的失败，其中国家税收的下降、物价的上涨和粮食政策（可能是指实物税）的受挫都是致命的因素。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５３页。但是，据我们所知，革新运动分子除了把矛头直指孔祥熙和翁文灏外，还把攻击目标对准了其他一些派别和个人。显然，在这方面，他们带有某种权力斗争的色彩。革新集团的另一个重要靶子是政学系。政学系是一个由行政和技术专家组成的松散的小圈子，在他们的议事日程表上，思想意识只占据次要的位置。开始，政学系的成员同蒋介石发生联系，一般都是通过他的结拜兄弟张群牵线的。除翁文灏外，政学系的重要成员还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贵州省政府主席、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交通部长、行政院顾问张嘉璈，福建省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陈仪，中央训练委员会指导员熊式辉和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沈鸿烈。
第二部分 9.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2)
与政学系相反，革新运动的参加者在国民党政权内求得一官半职，大多数是通过一些思想意识性很强的组织才得以入门的，譬如像由CC系控制的国民党派系，或者高度政治化的黄埔军官学校等。因此，他们觉得政学系分子只不过是无原则的政客，一旦与己有利就可以出卖党国。韩思，《看！政学系》，第１２、１５页；江上青《往事清谈》，第９８—１００页。更重要的是，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政学系挤掉了他们的宦海前途。他们自称，他们是国民党政权的中层干部陈愚，《为革新运动进一招》，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７期（１９４６年９月7日）第８页；黄坚清，《只有一条路——清党》，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０期（１９４６年９月28日）第７页；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12日）第７页。，从20年代后期就开始在党内工作，现在已人到中年，可是由于孔祥熙、翁文灏一类的投机分子占据了党和政府高位的现象比十年前更甚，所以真正的权力仍然与他们无缘。
这有点像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在共产党政权下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极“左”分子。一般来说，革新集团代表“意识形态派”，他们反对“务实派”。在双方的政治斗争中，不排除有原则的分歧，然而政治野心，甚至个人的好恶等等因素，也往往会与这些原则问题鱼目混珠地纠缠在一起。特别是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后，随着革新运动的升级，这种复杂的动机就变得更加明显了。
抗战结束后不久，有两件事情引起了革新运动分子的特别嫉恨。第一，关于中苏友好条约的订立。或许是巧合，条约的签字仪式恰好安排在1945年8月4日，与日本的投降同一天。在条约中，有争议的一点是承认外蒙古的独立。迄今为止，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外蒙古是中国的领土。在中苏友好条约上签字的王世杰，是政学系的一位重要成员。他是在前任外交部长宋子文情愿辞职也不愿意签字的情况下，被任命接替这个职务的。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０页；梁思文，《关于１９４５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评论》，第４００页。第二，战后两位政学系成员受到重用，他们是熊式辉和陈仪，分别负责东北和台湾的接收工作。这一点尤其叫革新分子恼怒。毫无疑问，东北和台湾在日本占领的地区中是两个最有油水的战利品，陪同熊、陈前去的一批部属也将由此占据许多肥缺，而这些职务又正是CC系所渴望得到的。结果，不管是在东北，还是在台湾，都酿成了政学系与国民党其他派系之间的争斗。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１页。
为了反对中苏条约和有关接受大员人选的安排，革新集团决定上书蒋介石。他们推出萧铮、余井塘和萧吉珊来起草一份议案。在这个时候，萧铮似乎是革新运动的关键人物。据他后来说，开始，他写的初稿措词非常尖锐，后来因为修改，反而把这件事拖延了下来。因此，等蒋介石在1945年12月10日会见革新运动代表时，已经表示为他们的忧国精神所感动，并答应尽可能采纳他们的想法。萧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萧铮回忆录》，第２７１—２７２页。政治协商会议
使革新运动真正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事件，还是政治协商会议。政治协商会议的设想是从1945年初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的谈判中产生的。其目的是想以多党合作为工具，为建立一个统一的、立宪的政府制定指导原则。最初，政协会议预定在1945年11月召开，后来由于内战的爆发和两个主要的权力问鼎者之间关系恶化而被迫搁浅。马歇尔将军到达之后，两党表示了重新和解的愿望，政协会议终于在1946年1月10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有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其他23人或者代表少数党派，或者是无党派的知名人士。钱端升，《中国政府和政治》（剑桥，１９６１年），第３７６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第２９６页；《中华志（１９５０年）》，第２６７页。
在三个星期的会议中，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五个相互关联的决议，计划建立一个民主的立宪政府和一支统一的、非政治的国家军队。《中华志，1950》，第２６７—２６９页；罗隆基，《政协会议后的中国政治形势》，载１９４６年５月１１、１２日《文汇报》。自从1945年入秋以来，内战的危险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许多中国人把这些协议看成是和平降临人间的希望之光，他们为政协会议欢呼雀跃。
但是，正如“较场口事件”所证明的那样，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政协会议。2月10日（星期天）上午，由民盟和一些地方团体在重庆较场口组织了一次大约有1000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结果，一些民主人士和左派人士，如李公朴、罗隆基和郭沫若等，因为在会议上发表演讲而遭到殴打。其实，早在会议开始前，一个国民党人就企图取代李公朴来做大会主席，以夺取对大会的控制，于是在大会主席台上就发生了一场混战。接着，大约有300至600名流氓，挥舞着凳子和铁棍冲进会场，打伤了大约60个出席会议的人，其中包括几个打算在会上发言的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场的警察和宪兵并不进行干预，只是袖手旁观。
围绕着“较场口事件”发生了一场大争吵。国民党将其归罪于共产党，左派则控告这是国民党政府，尤其是CC系的倒行逆施。据一位曾经卷入这一事件的国民党人回忆说：“国民党原打算抓住这个群众集会的机会，夺取对大会主席选举的控制，以转移大会的目标，给共产党一次无情的打击。”姚蒸民，《重庆学生运动之回顾》，载《四川文献》月刊第１２４期（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日）第６页；关于较场口事件的描述，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第４卷第１５８５—１５８７页，及《大公报》１９４６年２月１１日第２版。由此可见，即使根据这些回忆所提供的证据还难以断定是国民党怂恿了那群流氓大打出手，但也至少清楚地表明，没有直接露面的国民党当局是反对这次集会的，并已经打算要进行干预。
同样的心情，一方面引起了国民党分子对较场口群众集会的捣乱，另一方面又刺激了革新运动。政协会议结束后不久，梁寒操、萧铮和革新运动其他领导人在中央党部举行了一次公开的革新座谈会。在此之前，他们也召开过这样的座谈会，至多有十来人参加，但是这次却吸引了一百多人。此外，在2月和3月初举行的四次座谈会上，参加的人数也每次都超过150人，而且大多数来自国民党政权各个领导机关的成员，诸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立法院、监察院、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国民参政会等等，显而易见，这是因为许多国民党人对政协协议感到愤懑。《党政革新运动》，第１０页；茹新（音），《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载《文汇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２３日，见《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第８页；上海《中央日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４、５日第２版。
这一系列座谈会标志着革新运动正式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计划。在2月27日举行的第三次座谈会上，革新集团通过了一个题为《我们的呼声》的宣言，表明了革新运动的主要目标。3月4日，革新集团准备了一个临时章程作为革新运动的纲领。《我们的呼声》，第１—９页。到1946年3月，革新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并且由于拥护者数量的增多而大大加强了它们的地位。
当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于3月1日至17日在重庆召开时，革新集团居然叫会议陷入了混乱状态。在会议上，他们一方面要求改革，并对党和政府活动的各个方面给予了猛烈抨击，如从官僚资本主义的弊害到实行土地改革的失败，从政府的官僚主义陋习到对外政策的处理；另一方面，他们又攻击政协决议。梁寒操和余井塘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号召坚决拒绝政协决议。革新集团的其他成员也在声明上签了字。随后，110位代表跟着提出了相似的要求。革新集团甚至正式提出：由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不忠于党，与其他党派妥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权交给多党政府，应将他们开除出党。革新运动的领导人，CC系的骨干分子谷正纲更是声嘶力竭地大喊：“挽救党！”国民党领导人面临的这场造反是真刀真枪干的。结果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政学系重要成员）被劈头盖脸的斥责吓坏了，赶紧辞职。《评二中全会》，第１９—２１页；茹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６年４月３日，第８—１０页；《大公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７日第２版。
对蒋介石来说，这些指责不仅讨厌，而且是对他个人权威的挑战，因为他是政协决议的幕后操纵者，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完全是按照他的旨意行事的。见《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６年第９卷第１５４、１５８、１６１页。因此，他开始保护张群和其他参加政协的国民党代表，并且断言对他们的指责是没有根据和过分的。蒋介石甚至说：“政府的错误是我的错误。”范蕙，《看这严重的两个月》，第5页；《文汇报》1946年5月17日。当然，他不会为此表示后悔。他说：“在我们遭受重大失败的时候（指1944年日本人发动的豫湘桂战役），在中国正处于最危急关头的时候，你们所有人的信心都动摇了，只有我一人力主继续抵抗。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还有这么多话说。”《文汇报》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
第二部分 10.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3)
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至少有四次呼吁全会代表支持政协决议，但是，他也没有完全忘记犟头倔脑的革新运动分子。范蕙，《看这严重的两个月》，第5页。最后，蒋介石在同革新运动代表的一次秘密会见中，终于向他们保证：“只要我活着，共产党就绝不能参加政府。”笔者《台北访问记录》。这一消息来源是由参加会见的１１位革新运动分子中的一人提供的，他要求不提供他的身份。这就是说，蒋介石还是有意要和革新运动分子一起来反对政协决议的。那么，他究竟是否真的反对联合政府呢？有可能是真的。不过，现在我们还无从断定。但是，有一点可以确认，如果蒋介石是真心反对的，他也不可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做无疑将会疏远马歇尔将军，从而危及美国继续提供政治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因此，革新运动分子在中央全会上的造反，倒会迫使他至少在革新运动领导人的小圈子内，摊出自己的底牌。
秘密会见之后，革新运动分子在二中全会余下的会议中显然变得安静多了。政协决议在加上了蒋介石所同意的修改建议之后茹新，《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前后》，第１０页；《中华志，1950》，第２６９页。，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致予以批准。至少从表面上看，国民党这些建议的含义是不明确的。虽然国民党政府公开宣称，它所提出的修改意见仅仅是一些建议，如果将来政协会议的代表加以拒绝，国民党将尊重政协的决定。《中华志，１９５０》，第２６９页。然而，绝大部分外界人士，包括共产党和美国使馆的官员，都认为二中全会的建议已经给政协决议设置了许多具体障碍，制造了许多技术难题，目的就是为破坏与共产党的任何和解。《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１４４页；周恩来，《评国民党二中全会决议》，载《新筹安会》第１—５页；《评二中全会》，第７页；范蕙，第４—５页。在全会中有争议的决定是，会议决定应该建立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而且很明确，它将处在国务会议之上。这样就很容易造成错觉，似乎是说在宪法颁布之前的政府应该是一个多党联合体。全会同样否定了组成责任内阁体制的提案，拒绝了联省自治的方针，并重申支持国民大会权力的立场。全会根本无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有关军队复员的原则。全会号召成立一支有１００万人的后备军。见《中华志（１９５０年）》第７６２—７６３页；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９日上海《中央日报》第４版。
共产党看透了修改建议背后的真实意图，他们立即揭露这是国民党的背信弃义行径。在此之前，政协会议中的共产党人似乎很愿意，甚至急于参加联合政府，但是现在他们对政治解决采取了回避态度。共产党推迟了原定于3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这个会议本来是为了批准政协协议的。他们恢复了自己的军事行动，于4月18日占领长春。《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第１４４页；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第４０９—４１０页。因此，二中全会是战后国共两党关系上的转折点。也许这两个权力的角逐者永远不可能调解他们的争端，但是，现在实际上是由革新运动这个国民党内强有力的派别，成功地破坏了防止内战的努力，而这一努力看起来一直是很鼓舞人心的。革新讨论会的组织
二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革新运动的组织扩展到了许多省份。革新运动的总部叫做“首都座谈会”，开始设在重庆，后来与国民党政府一起东迁回到了南京。运动的领导机构由13个召集人组成，他们轮流负责革新运动中央办公室的日常事务。在中央办公室之下，有4个部门（总务、编辑、出版发行、通讯）和4个研究小组（党务、政治、经济、国际和特别问题）。所有革新运动讨论会都对外公开，并邀请所有从事党的革新事业的国民党党员和三青团团员参加。但是，任何成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而三次不参加讨论会的会议或研究小组的周会，就要将其除名。在地方也建立了同样的“讨论会”。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载《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８月3日）第６页；《中国国民党党员党政革新运动初期工作方案》，第２１—２３页。亦见《党政革新运动》，第４页。
很难说革新运动的实际组织状况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这一设想，不过运动还是迅速地开展了起来。1946年的夏天，在南京、上海、广东、贵州、云南、浙江、湖南等地都组织了革新讨论会，这种讨论会通常是在国民党省党部举行的。革新运动在湖南尤其活跃，甚至县一级也组织了革新讨论会。《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１４—１６、１９页，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９月）第１８、２０页。
除了发起公开集会或讨论会外，革新运动的另一个主要活动就是出版各种宣传党的改革的刊物和小册子。1946年7月，革新运动总部开始出版《革新周刊》，它的发行人是梁寒操，编辑人是杨幼炯。革新运动的一些支部，包括湖南、云南和广东，也发行了各种出版物。《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第１５页，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９月1日）第１８页。在众多的革新运动刊物中，我只能确定其中三种刊物的出版地点：《革新周刊》（南京）、《革新月刊》（长沙）、《党政革新运动》（云南）。革新运动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批判
对国民党的状况，革新运动出版物的作者们一致感到灰心丧气。陈健夫声称，党得了病，不动外科手术就不能起死回生。他写道：“我相信，革新如同一场革命。如果今天国民党的同志不起来革命，那么他们就只能坐等将来别人革他们的命。”《党政革新运动》第２６页。程元斟甚至更加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对国民党的绝望，他说：中国国民党本身必须革新，这是一个铁的事实。而且，革新的需要并非今天才产生的。早在北伐完成之后，政治权力就被官僚篡夺了。北伐以后和在国民党掌握政权的时代，国民党就应该实行它的主义。可是由于政权被篡夺了近20年……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其制定的纲领和高喊的口号，它没有能力加以贯彻执行。结果，人民只能盼望着国民党会实现三民主义的纲领和口号，而实际上却一无所有。至于真正的现实，则是所有的地方都在倒退。国民党提倡民主，政府却强调集权，漠视选举；国民党提倡地方自治的原则，政府却维护经济上的特权阶级……征收苛捐杂税，使人民贫困不堪。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国民党的纲领和口号与实际的执行情况已经没有任何联系。一个与实际相脱离的政党也就失去了它存在的理由。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24日）第４页。这种幻想的破灭，充满了革新运动的出版物。但是，革新运动的作者们表示他们并不悲观，这就像梁寒操在《革新周刊》创刊号上所说的：“我们相信‘不满’正是为革新和新生命的诞生创造了良机。”梁寒操，《革新周刊发刊词》，《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26日）第１页。
第二部分 11.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4)
在探索国民党积弱的原因时，许多革新运动分子都同意程元斟的看法，他们认为这种现象首先是在1927年国民党夺取政权之后暴露出来的。贺岳僧写道：“国民党执政十七年，它也病了十七年。”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第８页。李建同样认为，北伐的结果是“军事胜利，政治失败”。李建，《革新运动的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５页。革新运动分子还强调指出，战时的紧张和战后的松弛极大地加速了国民党的腐化过程。高叔康，《革新运动的同志们行动起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２页；陈正谟：《政治革新与行政效率》，《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１０页；《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第４页。总之，在1946年，所有的革新分子都一致相信，国民党已经患了不治之症。除非立刻实施他们的革新主张，否则国民党根本无力同其他党派进行权力的竞争。
在革新运动分子看来，国民党衰败的一个基本原因，在于党员素质的不纯。梁寒操写道：“现在党的成员和思想百分之百的复杂。”梁寒操，《革新周刊发刊词》，《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２页。党的组织总是松懈散漫，没有适当的纪律、训练或宣传。而且，北伐之后，大批军阀和投机分子涌入党内，致使党员根本没有相互共同的目标。许多党员毫不关心党的革命原则，只是追求升官发财。这种态度腐蚀了党的革命原则，导致了普遍的贪污腐化、只说不动和对人民利益的忽视。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第６页；叶逢春，《我们要展开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２—４页；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第３—５页。
革新集团指责说，国民党的积弱还在于它不能够实行党内民主。他们说，从1928年起，民主集权制就被“个人领导制”所代替，从此，党的各级领导不再由选举产生，而由党的更高一级任命。由于党的领导阶层的轻视和不负责任的态度，党在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萎缩了。党的组织活动成为一种徒有其名的形式，年轻有为的党员变得闲散消极，甚至离开了党。因此，国民党不仅在社会上没有基础，甚至在它自己的普通党员中也缺乏基础。贺岳僧，《党的腐败原因之分析》，第８—９页；贺岳僧，《如何推进党的革新运动》，第６页；叶青：《实行党内民主》第１—３页；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
正因为党内缺乏民主，党的领导人变成了一个“特殊阶级”。他们年龄老化，思想僵化，惟恐失去自己的特权；他们垄断权力，但是包而不办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１９４６年８月）第３页；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他们把自己与党的下层相隔绝开来，无须用年轻党员的新鲜血液和新思想来振兴自己。一个革新运动的作者写道，1946年，国民党“已显示出垂暮之气，只是煞费苦心地维持现状，一点看不到乐观进取朝气蓬勃地走向未来的征兆”。严铮五，《怎样团结革命同志》，《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７日）第３页；亦见《党政革新月刊》第２页。
革新运动分子认为，国民党致命的缺点是它不能实行以党统政的原则。根据孙中山的革命建设方略，在训政时期，党应该高于政府，对政府实行监督和指导。然而，这个以党统政的原则一直被视而不见。这正如程元斟所说：“很久以前，政府就摆脱了它与党的关系。”程元斟，《革新运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５期第５页。刘不同评论说：“尽管党是三民主义的党，但它与三民主义学说毫无关系。”刘不同，《论国民党之复兴》，《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６期第１页；亦见任彰，《为革新运动答辩》，《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２期第３页；莫萱元，《党政革新运动之要义》，第９—１０页。
所有这些弊端，诸如1927年后投机分子混入党内；党组织的积弱；党内民主精神的窒息；党失去对政府的领导，其结果都使党和政府深深地陷入了官僚主义、派系活动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泥淖之中。而这三个问题是革新运动的三个主要攻击目标。
革新运动在它的主要政策声明《我们的呼声》中宣称：官僚主义和派系活动，是党的“致命伤”。官僚主义之毒，已经侵害了整个国民党的肌体。它说：“每一个政府机关都充满了虚伪和敷衍，它们已经失去了为理想而斗争的精神。大小官员都欺上瞒下，剥削压榨，贪污腐化。几无一人理解救国救民的抱负。无论是政府还是党的机关，所做的一切都脱离民众，脱离社会，成为颓废堕落的‘衙门’。至于各种会议，它们只是形式上强调民主，实际上很少有热烈的讨论和考虑到大多数人观点的民主做法。一个最初充满活力的革命党，如今已老态龙钟，勉强维持着门面，再也看不到乐观地奔向未来的那种青春朝气。”《我们的呼声》第２页。关于官僚主义，见叶青，《肃清官僚主义》，第１—４页；秦绶章，《官僚政治之剖析》，第１７—１９页。
至于派系活动，尽管蒋介石在1938年国民党临全大会上已经命令解散党内所有的“小组织”，但是派系争斗依然继续盛行不衰。任卓宣（即叶青）抱怨说：“党内派别林立，在大派别中又有小派别，每一派别都反对其他派别。”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１页。革新分子则一再指责说，国民党政权的人事安排不是依据个人的功绩和能力，而是由个人关系和派系关系来决定的。杨玉清，《我们要求改变政治风气》，《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２７日）第７页；莫萱元，《党政革新运动之要义》，第８页。因此，党员“只知道派别组织，而不知道有党的组织。结果他们不惜以破坏和牺牲党来扩大派别组织”秦绶章，《实行党内民主》，第３页……《我们的呼声》断言说：派系斗争的结果，“使有能力的忠诚之士感到灰心沮丧。党的生命怎么会不被它扼杀呢？”《我们的呼声》第２页。
第二部分 12.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5)
“官僚资本主义”是一个富于感情色彩的术语，主要指政府的高级官员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或非法获得的财富来投资或控制国家的经济活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术语本来是由亲共产党的学者们发明的，但是现在却被革新运动分子当成自己的东西来贩卖了。他们用这个并不得心应手的攻击武器，揭露了整整一串危害国家的犯罪行为。例如，他们指责说：官僚资本家操纵了各种国营企业，并利用他们对对外贸易的控制来从事市场投机。结果造成正常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不能获得发展。官僚资本家只追求个人的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利益，使政府不能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他们操纵物价，赚取高额利润，剥削农民，扩大了穷人与富人之间的鸿沟。官僚资本家所采取的办法也助长了政府的贪污腐化，缺乏效率和官僚主义。叶青，《打倒官僚资本》第１２４—１３５页；《党政革新运动的经过和要义》，《党政革新月刊》第１２页。
总的来说，革新运动对于官僚资本主义的攻击缺乏具体内容。他们确实指出了分别与孔祥熙和宋子文家族有联系的长江公司和扬子公司魏民，《革新的症结》，《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第３页。；他们也激烈指责宋子文的贪污腐化（蒋介石公开保护宋，断言“宋没有贪污”）。革新运动分子对宋子文的态度是复杂的。据一位革新运动的前领导人讲，他们并不反对宋子文，因为他是一个“新”资本家，意思是说他还关心普通老百姓的生计。相比之下，孔祥熙则是一个“老”官僚资本家，没有任何同情心。笔者《台北访问记》。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官僚资本主义”只是被革新分子当作一种危言耸听的口号，用来对经济危机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恶化发出警告。它也为革新运动不断要求国民党对全体党员进行财产登记，以防止利用官职积聚私产提供了依据。《党政革新运动暂行纲领》，载《党政革新运动》第８页。
革新运动对于官僚主义、派别活动和官僚资本主义等弊病所提出的一个具体补救办法是清党。在1945年5月的六全大会和1946年3月的二中全会上，国民党都曾经正式要求对党员进行“总清查”，以达到“彻底清除贪污腐化和坏分子”的目的。叶青，《党员总清查与革新运动》，第５页。然而，在二中全会以后的几个月里，中央党部并没有把这一要求付诸实施，革新运动的前景顿时变得暗淡许多。结果，到1946年8、9月间，革新运动分子的热情开始下降，因为在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后的六个月内，革新运动并没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这再一次证实，国民党的弊病已经根深蒂固，而且日趋恶化了。因此，阮华国写道：“最热忱的同志都怀疑我们的革新运动除了空话以外一事无成。”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６年１０月１２日）第６页。
1946年9月，中央党部终于下令从10月1日开始进行党员“总清查”。这个消息在革新集团内引起了极大的兴奋。阮华国甚至欢呼：“这是自1927年清党（清共）以来国民党最伟大的事件，可以看做是革新运动的首次尝试。”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第６页。
在1947年的上半年里，革新运动仍然是国民党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宋子文在他的财政政策引起了1月和2月初的黄金风潮以后，被从行政院长的位子上赶了下来。对此，公开的报道只是说宋子文的主要反对者是六届三中全会筹备委员会、立法院和国民参政会的傅斯年。但是，无须花费多大的想象力，就可以猜出站在进攻前列的是革新运动分子。《新民晚报》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１日；《中华时报》，载１９４７年３月４日《中国新闻评论》第２页；《ＣＣ豪门资本内幕》第４１—４２页。在同月下旬的六届三中全会期间，革新运动的领导人，诸如谷正鼎、刘健群、赖琏、黄宇仁、任卓宣等，大肆攻击官僚资本主义、国共和谈和许多政府官员，特别是攻击像陈仪、王世杰那样的政学系成员，以致报刊都给他们戴上了“大炮”的桂冠。《新闻天地》１９４７年５月１日第１３—１５页；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记》，《观察》第２卷第６期（１９４７年４月５日）第１６页。最后在全会通过的决议中，还包括了革新分子提出的要求：没收贪官污吏的财产。《大公报》１９４７年３月２４日第２版；《经济周报》第４卷第１３期（１９４７年３月）第２—３页。革新运动的寿终正寝及对它的评价
1947年3月，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以后，革新运动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8日，革新运动设在南京的刊物《革新周刊》停止了发行，也许这一事件标志着革新运动作为一个活跃的政治势力已经覆灭，或至少意味着它作为各派联盟的完结。关于革新运动寿终正寝的许多原因，我们只能加以猜测。首先，可能是因为它的成员对运动缺乏具体成果而丧失了信心。例如，1946年10月开始实行的清党，后来就被证明是不成功的。《从立法院的派系说到国民党的改造》第１１页。同样，蒋介石也表明他对革新运动的同情并不深厚。1947年3月，他提出由为众人所不齿的政学系最重要人物张群继宋子文之后担任行政院长。其次，革新运动失败的最明显原因，在于三青团与CC系之间敌视的增长。实际上，从一开始，这二者之间长期积压的明争暗斗，就把革新运动变成了同床异梦式的政治联姻，而这种政治婚姻之所以能成立，又是因为两派都不是稳固的整体组织，都包含了许多持有形形色色政治观点的人物。例如，有些CC系分子，像萧一山和王秉钧，坚决反对让三青团参与政治，拒绝承认三青团是合法的政治力量。而其他人，像赖琏、萧铮和余井塘，则采取一种现实的态度，认为三青团已经卷入了政治，因此也可以尝试与之合作。但是，在1947年的竞选活动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两派之间的冲突都极其尖锐，使得这种友好合作再也不复存在了。革新运动就这样作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而夭折了，它的参加者为之痛惜不已。笔者，《台北访问记》。
第二部分 13.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6)
然而，革新的设想并未立即销声匿迹。1947年9月，与党团合并的同时，国民党中央又作出的关于党员重新登记的决议，其内容与革新运动曾经提倡的如出一辙。一些革新运动的领导人物，如萧铮和谷正鼎等，又会同大约200名立法委员，在立法院内以“革新俱乐部”统一了他们的活动。这个俱乐部直到今天仍然存在，它的成员大多是CC系的追随者。《大公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２版；局外人《忆当年传说中的“十三太保”》，第６章第２３页。立法院中的这个俱乐部直到现在还仍然存在。还有另外一批立法委员，他们一贯支持三青团的理想，而且曾经参加过革新运动，他们也组织了一个“新政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领导人是刘健群、黄宇仁和刘不同等，它被看做是CC系的“死敌”。《力报》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７日，载《中国新闻评论》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１３页。
在革新运动存在的整个过程中，曾经对国民党的派系之争给予过公开的谴责。可是，实际上，革新运动本身也只是乌烟瘴气、派系林立的国民党政权中的又一个派系。对此，革新运动分子一直矢口否认。例如，任卓宣就争辩说，革新运动并非一个派系，因为它的目标是为了消除派系活动，并把所有的革命者都团结到清理过的国民党中来。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２—３页。亦见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６页。革新运动确实汇集了来自国民党政权内的各个不同方面的成分，诸如CC系和三青团；而且，如果CC系和三青团不是互相蔑视的话，他们至少是可以同舟共济的。但是，他们所以能够形成这样一个暂时的联盟，是因为政学系和政协决议对他们的政治利益所造成的威胁，比他们彼此间的争斗来得更为迫切。
革新运动分子也否认他们提倡改革是出于私利。陈健夫说：“我们坚持一点：我们参加革新运动的动机是纯洁和正直的。就是说，我们绝没有任何私利。我们要求革新的理由完全是为了党和国家，丝毫没有想到我们自己。”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第２—３页。亦见陈健夫，《革新的基本愿望》，《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第６页。尽管不承认有私利，但革新运动分子却并非不关心政治改革对他们个人命运的影响。他们坚持政策的改变必须带来人事的改变，他们认为清党的首要任务，就是必须任命一批忠心赤胆、风华正茂的党员。例如，任卓宣说：“应该给忠诚而有能力的同志以上进的机会，以发挥他们的能力，并大量起用他们，让他们在党和政府各个方面担任职务。”阮华国，《革新声中第一炮：党员总清查》，《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３期第６页。
名利场上的追逐，给革新运动增添了不少活力，也有助于说明它为什么要如此敌视政协会议。在第一次冲突中，革新集团发泄在政协会议和政学系的政协代表身上的狂怒，似乎与他们改革党务的要求毫无关系。他们所关心的是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政治特权，当然他们的反对也是合乎逻辑、易于理解的。革新运动分子大都是党的职业工作人员，国民党保证了他们的仕宦之途。可是，如果政协决议生效，国民党就将失去从政府中得到的财政支持，并且从此以后要把一大批政府职位分让给其他非国民党人士享用。因此，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等人在政协会议上作出的让步，无疑威胁到了他们的生计。
如果说包藏在革新运动后面的唯一动机就是革新国民党，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陈立夫能够躲过革新运动的攻击呢？除了蒋介石外，没有人比陈立夫更应该对国民党的缺乏民主、缺少组织纪律以及地方组织的积弱负责了。可是，在革新运动的出版物中，没有一句不敬之辞是针对陈立夫的。作为CC系的祖师爷，陈立夫自然与革新运动的许多领导人有着密切的关系。革新集团甚至还在《革新月刊》上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讲的是没有特殊政治含义的哲学问题。陈立夫本人没有参加过革新运动，因为他认为运动太激进了。陈立夫，《建国之道》，《革新月刊》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８月１日）第５—７页。除此之外，陈立夫反对攻击孔祥熙和翁文灏，他与这两人的关系相当密切。另据一位人士提供的材料说，陈立夫在个人关系上总是趋于“调和”。笔者《台北访问记》。因此，陈立夫能免遭革新运动的抨击，就确实证明了，与其说革新运动反对的是那些侵害国民党政权的弊病，倒不如说是为了反对政学系，反对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因为孔、宋等人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的主要既得利益者。
蒋介石对革新运动的态度自始至终是暧昧的。有几次他表示赞成革新运动，但反过来又感到革新运动本身无疑也是个麻烦。例如，革新运动公开反对政协会议，就有悖于他的设想。蒋介石还多次保护孔祥熙、宋子文和政学系的成员，以免受革新运动分子的攻击。因为孔祥熙等人都是他的左膀右臂，是他亲自任命、扶植起来的。当然，他们执行的政策也是由他钦定的。浦熙修，《国民党三中全会记》，《观察》第２卷第６期第１６页。
虽然革新运动分子在提到蒋介石时总是用尊敬的词句，但是他们的攻击又把他丢弃在了紧靠靶子的危险地位。例如，湖南的一位革新运动分子就著文责备说蒋介石被一群阿谀奉承的小人包围了。因此，他要求蒋介石必须去寻求那些不会一味取媚于他，而是刚正不阿、敢说真话的忠诚干部。这位革新分子还说，只要蒋介石发布一个命令，就能实现革新运动的几个目标，诸如清除贪官污吏、取消为害最大的官僚资本家、解散三青团（原文如此）等。魏民，《革新的症结》，《革新月刊》第５期（１９４６年９月１日）第３页。蒋介石迟迟不发布期待已久的国民党总清查的命令，也是因为他对清党的建议同样感到讨厌。为了赶时髦，革新运动分子又对“独裁专制”和“个人领导”大肆鞭挞了一番，虽然这不是有意冲蒋介石发的，但肯定使他丢尽了脸，并且至少暗示他在国民党内的威信降低了。
革新运动和三青团明白无误地证实：国民党的国家机器是由内部瓦解的。不论是革新运动还是三青团成员，他们都觉察到了充斥于党和政府核心的腐朽与积弱，并且认识到除非迅速进行严厉的改革，否则国民党政权就难以长存。
然而，这些运动都未能拯救国民党政权，因为它们每一个本身都像它们所攻击的个人和派系一样，同样染有各种弊病的基因。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当三青团员谋取到一官半职之后，他们也表现得与国民党员一模一样，官僚主义、自私自利和无视平民百姓的利益。同样，一些革新运动的领导人在被提升到党和国家较高的位置后，也不再积极了。一位革新分子就承认：“他们得到权力后，自然就不再做声了。”笔者，《台北访问记》。
第二部分 14.国民党的政治内幕：革新运动(7)
这些问题的根源大多是属于体制性的。由于没有一个有效的、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可以促使国民党政权的官员在处理政府事务时必须对选民或政府以外的力量负责，所以绝大多数官吏很容易就把政府的主要目标丢弃了。为了自己，为了随之而来的荣誉和财富去谋取权力，成了他们的第一出发点。而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就必须参加各种派系。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工具。
政治的目的不是为了政策，而是为了权利和地位，这就是理解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关键，也是从总体上理解国民党政治的关键。这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之多的政治檄文往往沉溺于人身攻击，而不是提出具体的政策性建议和组织分析。冠冕堂皇的词句是为了对敌方派系占据有利可图的高位表示嫉恨。当一派取代另一派时，政府的工作日程和官僚的言行举止很少会有什么改变，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没有形成任何办法，可以迫使政府官员必须把他们所肩负的使命置于他们私人和派系的利益之上。
三青团和革新运动与国民党的其他部分一样，也已经受到了同一类病毒的污染。但是，这并不能抵消他们的揭露所具有的准确性和有力性。反过来，这倒是证实了他们理想主义的根基是多么肤浅。这还表明，国民党政权的根本弱点，与其说是在于它的主义之中，倒不如说是在于它的体制之中，因为我相信三青团和革新运动的批评总的来说都是正确的。经过二十多年的执政之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腐败了。在此期间，它的领导机关既未能从内部获得新鲜血液以恢复活力，也没能从外部吸取批评来吐故纳新，这种状况极大地有利于毛泽东的使命。
第三部分 1.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1)
军队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没有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又没有创造出强有力的自主性机构。在国民党军队于2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之后，它们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影响。但是，在整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它们一直被军队的领导和政策需求所笼罩。蒋介石意识到了政权对军队的这种依赖性，以下将要讨论这一点。非常明显的“政治和行政的军事化”在193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十余年中更加强化。见田弘茂，第39—44页；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12、98—100页。然而，在抗日战争和反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军队支柱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到1948年和1949年，它无法再支持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
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地区退却，远离主要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的辽阔国土。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100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一样都参加了对日本的抵抗，但有关他们各自的贡献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例见，何应钦，第26页；李一叶，第66页。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改变对日战略
即使在战争之初，按照西方标准来衡量，国民党军队也是难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弗兰克·多恩（FrankDorn）将军回忆说：“训练可以说是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根本不存在……装备和武器……是老式的并相当破旧。缺少弹药。”多恩，第7页。它在管理或政治上也不是统一的。相反，它是一个各种军队的联合体。如同他们的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各异一样，他们的忠诚也是各不相同的。
处于这个由多种成分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心的是“中央军”。1937年，这部分军队大约有30万人，或许不超过全部国民党军队的1/5。刘馥，第112页。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常备军人数有170万人。见陈诚，第2—3页。它的高级指挥官在1926—1928年的北伐之前就参加了军队和国民党，他们通常是原先的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的教员或前四期毕业生。中央军的特点主要是它对蒋的忠诚。在战术、后勤和管理技能等方面，它总的来说是过时的。然而，在它中间1934年诞生了一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这些部队中的8万人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训练，装备着德造自动武器和摩托，他们构成了蒋介石军事现代化计划的核心。事实上，是对这些部队的较强战斗力的信心，使蒋介石有胆量在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对日本采取不屈服态度。刘馥，第99—101页；卡尔逊，第30页；柯伟林，第385—388页。
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由各省军队组成。他们是军阀部队的残余及与军阀部队有直接渊源，由那些不依靠中央政府而获得权力和声望的人所指挥。因此，这些指挥官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忠诚是有条件的，他们常常嫉妒和害怕蒋日益增长的权力。结果，这些地方军队的行为在外界观察家看来有时是相当莫名其妙的。正如亚历山大·卡利亚金（AleksandrKalyagin,1938—1939年间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苏联顾问）后来所说，一个指挥官“也许收到的是进攻命令，但却把他的部队撤向后方，丢弃一座城市，甚至得不到任何最轻微的惩罚。人们该怎样才能明白它？（为了找到答案）人们必须观察以下固定的几条，看看他是哪一类的将军，他正指挥的是哪一省的部队，他正在哪一省作战，以及与之合作的是何种部队等等，然后，一切事情便会一目了然”。卡利亚金，第45页。我非常感谢梁思文教授向我提供了他对这一佳作的译文。换句话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在所有事情上未能行使足够的权力以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地方军队。有一件事情地方军队的指挥官知道得很清楚：他的军事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依赖于他的军事力量的保存，因此，无论他何时从上级那儿得到投入战斗的命令，他决定是否服从——是否战斗——依赖于他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计算。
当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高层指挥轻视这股拼凑起来的军队。1931年，他们在东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军队。那次胜利的记忆深深地影响了对1937年的国民党军队的估计。战争爆发后，他们确信他们只要3个月，最多6个月，便会平息中国的抵抗。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和中华民族的各重要方面现在已经决心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不是像1931年那样。
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他意识到日本军队对他的军队的优势，因而接受华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的丢失这一现实，他和他的政府撤往西部地区。他至少早在1935年8月便产生了这一战略思想，他那时对一群政治干部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吴相湘，《中国的总战略》，第48页。蒋介石实际上早在1932年就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战争就把国都建在四川。见张昀，《党史概要》，第2卷第913—914页。蒋的信心建筑在这样的认识上，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近代化和前工业化阶段。因此，他认为，无论多少城市和工厂陷入敌手，国家的抵抗仍会继续。而且，一旦侵略军推进到中国的几乎是漫无边际的内地，他们就会精疲力竭，并远离物资供给点。少数时候，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如在上海就是这样。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原则取得了他所预期的成功。吴相湘，《中国的总战略》，第37—72页，阐明了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人的战略思想。又见蒋介石在《抗战建国》中的演讲。国民党高层决定在上海进行坚决抵抗的原因，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展开了讨论，第86—87页；又见齐锡生，第43—49页。日本人确实比较轻易地占领了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心，但是，当他们在1938年10月占领了武汉和广州之后，战争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候，中国守军们已经在内地的丘陵和高山上占领了位置，在那里日本人无法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炮兵和摩托部队的全部能力。日本军队的前进由此而停滞下来，从那时起直至1944年中期，交战双方之间的战线基本上没有变化。
第三部分 2.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2)
由于避免了在战争的第一年就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蒋介石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1938年12月25日，当武汉沦陷之时，他高兴地说：“这是标志着我们的作战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战争趋势变化的开始，它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次军事失利或退却。”董显光，第72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宣言说起来只不过是纯粹的虚张声势而已，但是蒋相信，由于日本人进入了中国的辽阔国土，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资源正分散而显得薄弱。他认为，这就使他们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容易受到攻击。他还声称他看到日本人民正遭受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崩溃的痛苦，他们越来越反对他们领导人的战争政策。因此，他断言：“我们的敌人打得越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同时，日本人也转到了消耗战战略上来。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企图进一步深入内地追击国民党军队，他们将是白白耗费资源。因此，他们的新战略是通过“内部分裂”促使中国抵抗的崩溃。片冈铁哉，第152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封锁。他们的军队在这一时期的作战目的是阻塞国民党军队的供应线。如1939年春，他们进攻和占领了江西的南昌，由此而切断重要的浙湘线。同年11月，他们在钦州湾发动了登陆作战，并推进了100英里以攻取南宁——它是铁路中心和广西省会。以后在1940年9月，他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和昆明间的重要供给线。此后，国民党人的外援物资便依赖于新开辟的但相当难走的滇缅路、来自香港的空中运输（直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该城）以及连接俄国的漫长的马车路和公路。
日本人还发动了破坏性的空中攻击。他们的轰炸机不加区别地打击军事和民用目标。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摧毁军事设施和工厂，更主要的是要涣散人们的士气。几乎所有国统区的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受到了袭击，而重庆所受轰炸之苦尤为严酷。从1939—1941年，它被轰炸268次，城市大部被毁，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仅仅在1939年5月的头两天的猛烈轰炸中就有4400人被害）。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卷，第587—588页。
但是，无论是空袭还是封锁都未能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的高层指挥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在1940年7月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日本的领导人认为除非他们获得使用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否则，在中国的成功将仍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西方列强正全神贯注于欧洲战争。因此，他们赞成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区以外。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并导致了一年半之后对珍珠港的袭击。布托，第153页；第191页；博依尔，第300页。
从武汉沦陷到1941年，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中，日本人通常保持着主动权，他们也通常是胜利者。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国民党的积极反击的战略，也使其付出了代价，遭受了挫折。举例来说，为了驱除具有潜在危险的国民党部队的集结，他们在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两次攻入湖北省北部，1940年1月攻入河南省南部。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尽管战线相对固定，但战斗仍是激烈的，交战双方的重大伤亡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点（见表五）。表五：1937—1945年中日军队伤亡数
年份〖〗死〖〗伤〖〗失踪〖〗合计日本军队1937
（7—12月）〖〗51220〖〗204880〖〗—〖〗2561001938〖〗88879〖〗355912〖〗—〖〗4448901939〖〗82019〖〗328076〖〗—〖〗4100951940〖〗68327〖〗273309〖〗—〖〗3416361941〖〗36209〖〗144836〖〗—〖〗1810451942〖〗27841〖〗111362〖〗—〖〗1392031943〖〗31905〖〗127609〖〗—〖〗1595141944〖〗50158〖〗200632〖〗—〖〗2507901945〖〗47051〖〗188204〖〗—〖〗235255合计〖〗483708〖〗1934820〖〗—〖〗2418528中国军队1937
（7—12月）〖〗125130〖〗242232〖〗—〖〗3673621938〖〗249213〖〗485804〖〗—〖〗7350171939〖〗169652〖〗176891〖〗—〖〗3465431940〖〗339530〖〗333838〖〗—〖〗6733681941〖〗144915〖〗137254〖〗17314〖〗2994831942〖〗87917〖〗114180〖〗45070〖〗2471671943〖〗43223〖〗81957〖〗37715〖〗1628951944〖〗102719〖〗103596〖〗4419〖〗2107341945〖〗57659〖〗85853〖〗25608〖〗168850合计〖〗1319958〖〗1761335〖〗130126〖〗3211419资料来源：《中国年鉴》1950，第182页。随着战争的推延，国民党军队不仅承受着人员的损失，武器和装备的短缺也变得严重起来，两个、三个或更多的士兵使用一支枪并非个别现象。陈纳德，第263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8页。补充物资是困难的，因为日本人的封锁截断了供应线，那些能够提供援助的国家（除俄国外）感到他们要担忧更为紧迫的事情，而国内的生产从未能满足军队的需求。杨格，《中国与外援》，第125—15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第97—122页；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150—168页。而且，通货膨胀——起初它上涨缓慢，但1940年后势头大增——严重地侵削了政府用于军队的真正开支，降低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经济待遇。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第16页表3。由于通货膨胀，该表中的数字应该修正。见同上，第351页表51。
第三部分 3.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3)
变化着的政治关系也削弱了国民党对日积极作战的决心。1938年之后对于共产党人的敌意已经产生。尤其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领导人感到他们正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战争。在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把共产党看做它的两个敌人中更为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预计，拥有巨大物质资源的美国能够单独击败日本，中国再作牺牲是不必要的。在1978年6月23日的一次访谈中，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强调指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国民党面临着两个敌人。中央调查统计局1941年的一份文件明确地说，自从同年1月的新四军事变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从“消极防范”转变为“积极之制裁”。在这一政策下，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和一些城市被划为“清剿区”。（见《全国各单位特情概况》）又见片冈铁哉，第143—182页；约翰逊，第115—140页。
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国民党对日抵抗力的日益下降产生了影响。早在1939年11月，一个官方的军事杂志就抱怨缺乏装备、伤亡人员补充不足和士气低落。它指出：“以这样的一支军队，我们怎么能战胜敌人？”《兵役制度之三平原则》，第34页。蒋介石也注意到了他的部队在战争前期的衰退。1939年末，他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意图阻止日本对长江的利用。结果完全失败了。检讨这一失败的原因，蒋在1940年2月指出，自从1937年以来，一般士兵的士气已经急剧下降，“高级指挥官的精神和工作……甚至比过去的两年更缺少积极性和热情”。他批评军官们忽视部队训练和参谋计划，未能搜集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害怕与敌人作战。然而，最使蒋伤脑筋的是那已经浸染了高级军官的精神上的疾病。他说，他们只关心保存他们个人的生命和地位。结果，他们作战迟疑，没有决心，不能与其他部队合作，玩忽职守，而热衷于赌博、嫖女人和走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25卷，第254、272—280、291、330—32页。（日本人的情报证实了蒋的消极估计，他们在1941年报告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已经下降20%—30%）。齐锡生，第63页。因此，在1939—1940年的冬季攻势后，蒋介石至少是暂时地回复到纯粹防御的姿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1937—1945》一书（第91—92页）指出，1939—1940年的冬季攻势的惨败已经使蒋介石彻底相信国民党军队无力发动攻势作战。然而，在那次攻势后对他的军官们的谈话中，蒋还不断地声称目前的防御态势是暂时的，他们不久将要采取攻势。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319、323、325页。蒋的真实意图是难以分辨的——至少在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基础上是如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攻势作战的念头。
从珍珠港事件始至1944年的一号攻势，在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急剧衰落。中国的战争陷入僵持，总的来说敌对行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在1942年夏季，在杜立特将军（JamesH.Doolittle）著名的东京轰炸后，日本以10万兵力打入浙江和江西，以摧毁那些可能在将来用于空袭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他们还周期性地对国民党战线发起攻击，主要不是为了占领新领土，而是劫掠农村，抢夺或破坏新的收成，或在实际战斗中训练新兵。中国军队偶尔也顽强地战斗，如他们在湖南北部的常德防卫战就是这样，在那里牺牲了三个师级指挥官，第57师遭受了90%的伤亡。许朗轩和张明凯编，第2卷第694页；高斯致国务院：《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对对湖北西部湖区局势的观察》，美国国务院文件，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1943年11月5日，第1页；爱泼斯坦，第311页。
然而，在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像这样勇猛作战的例子是不多的。而且，战斗通常是小规模的，并限于局部的或战术的目标。湖北的局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举例来说，在1942年4月至10月的这一时期中，湖北省政府报告了对日本人的两场“相当大的战斗”。其中之一是，1000名日军占领了广济县城，一个月后，中国军队收复该城，打死日军20多人，缴获10来条枪。另一次战斗是在7月份，约700名日军进攻郝穴镇，在反攻中，中国方面丧失了1个整连，有100多人。《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1页。
这就与国民党的反共作战形成了对比。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攻击了一支渗透到该省的共产党军队，打死及俘获了1000多名“匪徒”，缴获了数百件武器。在湖北中部，他们还与共产党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交战，该师拥有10000余人。总的说来，湖北省从1942年初至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报告给人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国民党的对日作战在本质上来说是防御性的和反应性的，而他们对共产党的作战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投入了更为众多的部队，产生了更为重大的伤亡。同上，第110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2年11月—1943年9月》，第70—71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1—132页。军队战斗力的衰退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西方观察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和腐败的批评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59—169页。但是他认为他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当罗斯福在1944年3月压迫他下令云南的一支具有压倒数量优势的国民党部队去攻击缅北的一个日军师团时，蒋表示反对。他承认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是如此虚弱，以至于这样一个小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他告诉罗斯福“七年的战争已经把中国的物资和军事力量消耗到这样一种程度，坚持要他做力不从心的事将会招至灾难”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08页……因此，蒋现在的战略目标仅限于维持现存战线以及为将来盟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作战作准备。同上。
国民党军队的虚弱程度在日本的一号攻势期间充分暴露出来。由于不断遭受到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打击，特别是害怕美国会很快会以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岛实施轰炸，日本决定要占领或破坏中国中南地区的空军基地。从4月份开始，到12月推进到最远地带，日本人席卷6个省份，扫清了从东北通往越南的运输通道，摧毁了进攻性的空军基地。只是在衡阳，日军遇到了持久的有意义的抵抗。在那里，由薛岳将军指挥并得到陈纳德的战斗机轰炸机支持（但是蒋拒绝给予进一步的支援）的第10军，在6个星期的血腥的坚决的战斗中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在其他地方，日军基本上是任意前进，中国军队在体质、精神和武器方面已经太虚弱，以至于不能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第23—2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6—328、399—422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42—179页；魏德迈，第290、32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7—198页。
第三部分 4.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4)
在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在河南发起攻击以图控制平汉线的全部铁路线，并得以在随后而来的华南作战期间保护他们的后方。在这场战役中——日本人称之为号攻势，中国人称之为豫中会战——约6万人的一支日军在两个月内彻底击溃了5倍于它的国民党军队。只是在开封以西的汜水镇，国民党才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抵抗；在其他地方日军几乎是毫无阻挡地推进。这对中国人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粉碎性的打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9—32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
这场战役之后，河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汤恩伯召集了三天的会议，以听取他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和评估他们的表现。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暴露了国民党驻河南军队的令人悲哀的状况。汤对他的军官们说：“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官兵驻扎在河南，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他们只图享乐，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加之每个人都缺少坚定性，他们（对需要做的）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结果部队逐渐堕落下去。”《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101页。以下的资料引自汤的讲话，见该书第88—102页。除了加引号之处，该资料对汤的讲话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汤转而谈及那种腐败的具体现象，他认为以下这些是铸成失败的重要因素：（1）情报不灵。我们好像在黑暗中计划我们的防御。我们错估了日本的目标，甚至不知道日本为进攻动员了多少部队以及什么样的部队。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情报如此缺乏？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高级指挥官平常不重视情报工作，因为我们的情报搜集太过于随便。结果，指挥部参谋不知道敌人的情形，我们所有部队的部署、战斗准备和战术指挥都错了。
（2）缺少士兵。除了新29师以外，我们的部队在会战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赞的事情。部队缺少战斗士气，没有任何牺牲精神。一些干部甚至躲避战斗。这种战斗精神的缺乏是我们部队最明显最严重的缺点。
（3）指挥不当。蹩脚的参谋工作是我们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谋人员不去全力收集敌人的或甚至我们自己的情报。因此作战计划完全不当。在战场上，各级指挥员不能充分发挥他们部队的作用。少数军官甚至逃离部队。
（4）不能执行命令。各级干部中有大多数人不坚决执行他们上级的命令，一些人甚至完全置之不理。例如，在会战中，第12军军长受命进攻龙门，但他三天没有前进。无视命令实在是我们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过去，在台儿庄、上海、武汉和徐州这样的会战中，尽管我们最后失败了，但我们使敌人付出了代价。“但是在这次失败的会战中，没有谁能够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没有人执行上级命令或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的失败是可耻的。”
（5）协作不力。我们主要的关心应该是获取会战胜利，即使我们必须牺牲自己。但是现在，由于对别人幸灾乐祸，我们不能协作或去援助其他人。不仅战区内的不同部队，甚至同一部队内的不同指挥官之间都是如此。
（6）不注意从战场撤离伤员。部队指挥官平常一点儿也不重视我们部队医疗单位的组织、人员和装备。因此，在战斗中怎么会有第一线的救护或伤员的撤离呢？对于部队指挥官来说，不能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为。
（7）不在乎武器和装备。在这次会战中，我们丢掉了一半的背包和许多武器。一些人问我为什么我不在战斗后请求补充这些装备，我感到太惭愧了，我没有“脸”去报告这些损失。在豫中会战期间，当汤恩伯的部队在日军面前退却时，以农具和粗陋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解除了估计约5万名士兵的武装，甚至杀死了其中一些人。霍尔致多诺万函，《中国的最新情况及发展趋势》，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切森函，《鲁苏豫皖边界地区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征兵、待遇、训练及其行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116311,第2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1—162页。汤恩伯与他的部下坦率地讨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97—100页。平常，我们部队不作与民众联系的任何努力，他们甚至轻视地方士绅。我们确实打击了土豪劣绅，但是我们未能与民众建立起关系。例如，第29军驻扎在禹县两年多时间，但却对地方情形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在地方民众手下损失很大。这是他们自食其果。“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民众），那么一旦我们碰到困难或暴露出最脆弱的弱点时，日本的傀儡和奸匪就会攻击我们。甚至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和民众也来攻击我们。”
第三部分 5.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5)
此外，我们部队在这次会战中声誉不佳，这与我们的随员和后勤人员有极重大的关系。只有第13军预先安排好了它的家属和随从，所有其他部队只是在最后时刻才慌慌张张地行动，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侵扰老百姓。据报告，我们的部队征用了许多牛车，但实际上它很少被用于运输部队的物资，绝大部分被用来运送家属和随从。“你们想一想，地方民众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怎么能不恨我们呢？”
过去，我再三命令随员应远远安置在后方，我并在那里提供了食宿。但是你们没有任何人把随员送到那儿去。告诉我，在这国家的危机时期，是你的家庭还是国家更为重要？至于那些后勤部队，他们的训练和纪律被忽视了。结果，我们军队声誉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官兵中的一部分坏分子不执行纪律。军官们的素质
在豫中会战中表现出来的领导不称职、没有军纪和缺乏战斗精神，不只限于河南省的部队（汤恩伯是国民党的将军中比较能干的一位），也不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被发现。尽管这些缺点在僵持阶段表现较为突出，但它们是贯穿于战争绝大部分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的特质。举例来说，军官们从一开始就很缺乏职业技能：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指挥官几乎没有受到军事教育，绝大部分人毕业于1924—1926年期间，这时的训练是初级的，时间少的不足六个月，最多的也不过一年。此后，他们很少能从管理、教育或军队的专门部门的转流任职中获益，而这在现代化的西方军队中是习以为常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军官们本可以从中国陆军大学的高级训练中有所收益，然而，很少有黄埔毕业生屈尊回到教室里去。而且无论如何，陆军大学所提供的训练，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时还是相当不足的。吉莱斯皮，第37—53，102—124,313—314页；刘馥，第151页。
然而，还是有少数将军超出于他们的同仁，是具有真正才能的指挥官。但荒谬的是蒋介石很少充分使用他们，因为他对他的部属的忠诚度比才能和廉洁更为看重。例如，白崇禧也许是这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约瑟夫·W.史迪威敦促任命他为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蒋不能容忍白任职于任何拥有实在的独立的军事权力的岗位，因为——即使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现在已无可置疑——他在1937年前有一段反蒋历史。陈诚是另一位有才能的指挥官，他在很长时间内被拒绝授予与其能力相配的职位。就他而言，他享有蒋的信任，但他不幸输于与不称职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派系争端。吉林，第844—847页；魏德迈，第325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11—437页；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84—185页。
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整整有1/3——有人估计高达2/3——的中央军损失于上海和长江下游的战斗中。结果，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政权内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天平，从蒋介石和中央领导这一边移向地方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齐锡生，第86—87页，柯伟林，第388—389页。蒋介石在能够向像龙云、阎锡山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指挥官发布命令并期望得到服从方面甚至还不如战前。
于是蒋介石企图恢复这种平衡，稳步地增加中央军的数量，在1941年再把它扩充到30万，到战争结束时达到65万。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第112页。只要有可能，他就命令地方部队投入与日军的战斗而同时把中央军部队作为预备队，以保存他们的人力和宝贵的装备。卡利亚金，第3、337页；艾切森致国务院函，《中国的局势》，1943年9月18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5144,附件第5页。在分配武器和装备方面，他总是偏爱他的中央军。这一行动产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例如在1944年，蒋的代表强烈抗议美国把租借物资装备分配给薛岳将军——蒋对他的忠诚有怀疑——而在这时薛的部队正在衡阳顽强地抵抗日军。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函，《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72页。
然而，地方指挥官们并不愿意在蒋政治野心的祭坛上牺牲他们的部队。例如，在1939年5月湖北北部的随枣战役中，一支较大的日军部队正处于粮食和弹药短缺之中，完全可以被打垮。但是桂系的李品仙将军让它逃走而不是与它作战。后来1939—1940年冬季攻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地方军队对蒋的进攻命令的反应非常勉强和消极。卡利亚金，第88、337页；齐锡生，第89—93页。
中央政府和地方指挥官之间的互不信任深深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战场计划及战争的全面战略。陈诚在1938年曾强调有必要“消除私利观念，把所有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家军队，彻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错误想法”齐锡生，第87页。卡利亚金，第92页，也指出，派系特性是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特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应付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战术，这些战术是建立在‘我的军队’和‘我的省区’的原则基础上的。”。然而，即使到1949年，这个目标也从未得以实现。
在战争开始时，总的来说，低级军官受过的训练要比高级军官好一些。但是，在1929年到1937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人当中，就有10000人死于战争的前四个月。刘馥，第147页。中央军从未真正从这些损失中恢复过来。尽管整个战争时期军事院校在不断地输送新的尉官，但是，他们为他们的职责所做的准备是相当不足的。入学的要求不得不降低了，训练的时间被减到只有一年，而且院校训练的质量也下降了。例如，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就发现，1939年的教官没有战斗经验，教学完全靠讲授，他们既不使用装备也不进行实际演习。炮兵学校也使用类似的教育方法，尽管它有一个训练团，它能够向学员们提供射击和隐蔽的一些实际经验。战争期间，虽然中央军校（包括它的9所分校）毕业了将近12万名军官，部队仍然必须从行伍中提拔大批军官。因此，到1945年，在一个标准的步兵营中只有20%的军官是军校毕业生。在战前它的比例是80%。同上，第149页。
第三部分 6.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6)
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低级军官在战争中都受到了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的较差评价，魏德迈将军称军官们是“无能的、不称职的、没有训练的、器量小的……总之是没有效率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33页。又见魏德迈，第325页……他们的参谋工作和管理官僚化，常常不切实际，魏德迈还说：“中国人的混乱和糊涂的计划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52页。即使计划准备好了，战场指挥官独自行动的倾向、他们与其他指挥官合作的勉强，以及他们保存自己实力的愿望也将使计划常常归于失败。同上，第72、154页；卡利亚金，第234页。军官们缺少进攻性是出了名的。卡尔亚金抱怨说“国民党的将军们永远会找到不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的理由”。卡利亚金，第352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274、27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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