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党云南省执行委员会编：《党政革新运动》，出版地及出版时间不明
《党团统一以后》，《革新月刊》第16期（1947年12月）
《党团统一组织重要文献》，出版地及出版时间不明（译者查为南京，1947）
第三部分 25.参考书目(11)
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党与团的关系》，出版地不明（译者查为重庆），1940
《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出版地不明，1964
邓文仪：《冒险犯难记》，2册,台北，1973
《地下斗争路线纲领》，载《共匪与民盟之间》，出版地不明，1947
《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提案原文》，2册
田弘茂：《国民党中国的政府与政治，1927—1937》，斯坦福，1972
《东亚》，东京，1928—1945
《东亚日志》，东京，1940年
董显光：《中国与世界新闻界》，南京，1948
唐德刚与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科罗拉多，1979
《投机家的新乐园》《世纪评论》第4卷第14期（1948年10月）
蔡真云：《蒋经国在上海》，南京，1948
财政部财政年鉴编选处：《财政年鉴，三编》，南京，1948
《财政评论》，香港，1937—1947
曹圣芬：《从忻口到成都》，《中外杂志》，第2卷第5期（1967年11月）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芝加哥，1963
《总结这七十天》，《经济评论》，第7卷第19期（1948年11月）
《从立法院的派系说到国民党的改造》，《观察》，第4卷第22期（1948年7月）
《团务活动手册》,出版地不明，1944
董佳木：《蒋经国寂寞烦恼》，《新闻天地》，第50期（1948年10月）
《东方杂志》，上海，1947—1948；台湾，1974
董时进：《抗战以来四川之农业》，《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
《土地分配问题》，《经济评论》第3卷第10期（1948年6月）
《自由钟》，香港，1972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尤其是关于1944—1949年时期》，华盛顿，1949
《云南省的政治经济地位》，《东亚》第15卷第7期（1942年7月）
弗雷达·厄特利：《战争中的中国》，纽约，1939
王成（音）：《对国民党士气低落的社会学研究》，斯坦福大学博士论文，1953
王仲文：《为负伤将士呼吁并贡献几点救伤工作上的意见》，《战时医政》，第16期（1938年3月）
王仲武：《现阶段之物价问题》，《东方杂志》第43卷第16期（1947年10月）
《挽救当前经济危机之对策》，《东方杂志》第44卷第8期（1948年8月）
王非：《论绥靖区土地债券的发行准备》，《经济评论》第3卷第10期（1948年6月）
汪祖华：《健全兵役的几个先决问题》，《役政月刊》，第1卷第1期（1945年4月）
《改善役政法的几个切要问题》，《役政月刊》，第1卷第2期（1945年5月）
王梓良：《浙西抗战记略》，台北，1966
汪荫元：《四川农工的变化》，《经济统计》，第31期（1945年4月）
《限价与田地限租》，《新经济》，第8卷第9期（1943年3月）
《四川战时农工问题》，《四川经济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
《四川战时物价与各级人民之购买力》，《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第6期）
王友传（音）：《鲁南一个典型的游击区的组织》，载卡尔逊《中国陆军：它的组织和作战力》
《西方人眼中的战时中国》，重庆，序于1942
魏德迈：《魏德迈报告》，纽约，1958
魏民：《革新的重点》，《革新月刊》第2期（１９４６年９月）
翁国柱：《三十四年度役政之展望》，《役政月刊》，第1卷第1期（1945年4月）
白修德：《寻找历史：一个人的冒险》，纽约，1978
白修德和贾安娜：《中国暴风雨》，纽约，1946
《我们的呼声》，载《党政革新运动》第1—9页
乔治·伍德布里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史》，纽约，1950
伍启元：《由战时经济到平时经济》，上海，1946
吴景超：《劫后灾黎》，上海，1947
第三部分 26.参考书目(12)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台北，1971
《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两册，台北，1973
《中日战争中中国的总战略与一些主要战役》，载薛光前编《中日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
《王云五与金元券的发行》，《传记文学》第213期（1980年2月）
吴国桢：《吴国桢回忆录》，未出版
伍人：《湖南的党团互斗》，《时与文》第2卷第7期
伍丹戈：《四川省地方摊派》，《四川经济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5月）
吴铁城：《吴铁城回忆录》，台北，1969
吴鼎昌：《花溪闲笔续集》，贵阳，1943
吴远立（音）：《共产党中国经济概览》，纽约，1956
杨家骆编：《大陆沦陷前之中华民国》，5卷，台北，1974
杨立奎：《青年训练与统制》，《城固青年》第１期（１９４１年４月）
杨幼炯：《我们要求改变政治风气》，《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１期（１９４６年７月）
姚蒸民（音）：《陪都学生运动之回顾》，《四川文献月刊》，第１２４期（１９７２年１２月）
姚崧龄：《敬悼张公权先生》，《传记文学》，第211期（1979年12月）
叶青：《革新运动第一个基本原则》，《革新周刊》第１卷第4期（1946年8月）
《实行党内民主》，《革新周刊》第１卷第7期（1946年9月）
《肃清官僚主义》，《革新周刊》第１卷第12期
《打倒官僚资本》，《革新周刊》第１卷第15期（1946年11月）
《党员总清查与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１卷第13期
叶逢春：《我们要求展开革新运动》，《革新周刊》第１卷第2期（１９４６年８月）
严铮五：《怎样团结革命同志》，《革新周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４６年８月）
严仁庚：《经济乎？政治乎？》，《经济评论》第1卷第12期（1947年6月）
炎林：《农村破产与当前经济危机》，《经济周报》，第3卷第24期（1946年12月）
严凌：《经济总动员以后》，《经济周报》，第5卷第3期（1947年7月）
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麻省剑桥，1963
《中国的战时财政与通货膨胀》，麻省剑桥，1965
余长河：《我国战时劳动政策》，《新中华副刊》，第2卷，第9期（1944年9月）
云庵：《江南密史》，香港，1952译后语译后语
第三部分 27.译后记
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后，在太平洋东西两岸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也是现代中国发展过程中一个非常值得反思的问题。
在中国，对于大陆学者来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我们对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多年历史的研究还很不够，当然也就对这段历史时期中所包含的许多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缺乏全面的分析和认识。所以，至今我们也没有产生出一部比较系统的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分析国民党为什么失败的著作。同样，对于台湾学者来说，由于国民党人对自己的失败抱着无穷的懊恼、后悔和对共产党人的仇视，所以就竭力掩饰自己的失败。他们或是避而不谈、避重就轻，或是寻找借口、诿罪他人。因此，在台湾出版的有关书中，我们也没有看到一本比较客观地、认真地探讨国民党失败原因的著作。
在西方，尤其在美国，关于国民党为什么失败，曾经是一个相当热门的话题。不管是官僚政客，学者文人，都为此争论不休。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各种各样的评价，众说纷纭的解释充塞于报章杂志、大学讲台和政治集会之中。其中，既有许多学术研究的真知灼见，也不乏危言耸听的政治偏见。归纳起来，大概有这样三种看法：第一，以美国政府在1949年8月发表的《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即白皮书）为代表。它一方面竭力为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进行辩解，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说明国民党的失败，不是因为美国政府的援助不力，而是因为国民党自身的腐败无能和人心丧尽。此外，也是苏联政府的阴谋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怂恿。第二，一些文人政客声称，国民党的失败是美国政府的罪过。他们说，从罗斯福、杜鲁门到马歇尔和艾奇逊，不是坚持反共防线，而是采取妥协绥靖的政策，国民党的失败，也就是这个政策的牺牲品。第三，大多数学者认为国民党的失败是因为其自身的腐败、反动以及对三民主义的背叛。他们以充分的材料，对国民党政权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到了70年代，尤其是进入80年代后，这种观点逐渐为多数人所赞同，并且出版了不少内容丰富、值得一读的著作。
《毁灭的种子》就是这类著作中的一本，也是分析国民党失败原因的最新成果。该书的作者易劳逸先生是美国伊利诺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是一位研究中国现代问题的专家，也是一位治学严谨、富有成果的学者。易劳逸先生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历史有过系统的研究。在《毁灭的种子》之前，他还发表了另外两本著作：《中国国民党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和《流产的革命，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1927—1937）》。显而易见，这两本书和《毁灭的种子》是一脉相承的姐妹篇，它们比较系统、客观地回答了国民党为什么失败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
正如前面所说，对于国民党失败原因的分析，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本在史实和理论上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著作。这不能不说是我们研究工作中的一个很大缺陷。因此，当李宗一老师向我们推荐了这本书时，我们感到，如果能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介绍给国内的读者，不仅会对我们的研究工作起到推动的作用，而且还能使关心这一问题的广大读者从中有所收益。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翻译工作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进展顺利。李宗一老师给予了热情的支持。本书的作者易劳逸教授也给予了热忱的帮助。在1987年10月初于南京召开的《民国档案和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们见到了易劳逸教授，同他谈了我们的想法。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回国后不久，就给我们寄来了中文本的序言。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潘平同志也为我们的译稿付出了很多心血。借此机会，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