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江青调王树元、黎中诚从上海来北京，准备把两地剧本合二为一。汪、杨、王、黎四个人研究京、沪两本子的特点，一起讨论。第一场上海本好，我们本比较零乱；第二场上海本好，劫两个法场，情节好；第三场用我们的，感惰写得比较自然，他们写得乱；第四场原名《吐翠》，是雷刚识字，铺垫戏， 基本上用上海的；第五场用北京稿，雷刚下山，柯湘反复思考， 不断有人报告，温其久煽动；第六场完全是我们几个人琢磨出来的，加了母子见面悔恨，感情丰满；第七场叫《飞渡》，走山间
小道，也是新写的。第八场《雾岭初暗》，发现温其久勾结，审问他，也是后写的；第九场就写《开打》两个字，让导演去策
划。
江青说："可以撇开话剧，可以杜撰。^原来话剧里没有写到上井冈山。
于会泳说要有韵白，带有音乐性。开天辟地，这是惟一说话也要押韵的本子。押韵效果很好，听了舒服。我们一场一场地修改，改了一个多月。
于会泳也在场，他也提意见。他在我们的基础上摘，主要唱段《乱云飞》是他搞的，的确不错。他在音乐上贡献大，对曲艺、评书非常熟悉，顺着嘴就出来了。摘完《杜鹃山》，他就升任文化部长。他说，《杜鹃山》署名不要写四个人，就写
"王树元等"。我们没意见，真有意见说出去，还有我们好果子吃？《敌后武工队》也是这样，署"张永枚执笔"，大家也
没意见。
江青看《杜鹃山》韵白很好，离兴之下又要我们把《沙家浜》的台词也改成韵白。我们费劲费大了，两人分头干了一个多月，真写出来了，江青来电话说，算了，别动了。
文革十年，深入生活多。写码头工人，就到船舱里背矿石，
强度大。改《节振国》，到唐山煤矿铲煤两个星期。那时写的剧
本:&多，写了也不排。江青忘了，又吩咐写新的，有时一年得写
好几个。
^1998年6月19日口述）
在写《杜鹃山》雷刚犯了错误还被信任的台词时，汪曾祺联想到自己的际遇，一时动了感情。他对别人说："你们没有犯过错误，很难体会这样的感情。'，
那时他抽烟写了一夜，写了十几句，颇感欣慰。他告诉导演张滨江："写的过程泪流满面，动了真感情。，'
于会泳每天来排练场，一干就到半夜十二点，编剧都要在现场守候，以便随时处理文字问题。于会泳一坐下来就谈剧本，不谈别的事，到了钟点他站起来就走。大家深夜回家就得坐半小时一趟的公交夜班车，冬天夜里时常顶着风。最苦的是武打演员，于会泳不允许随
便比划地走过场，要求该怎么样就得怎么样，照翻多少个跟头，丝毫不许马虎。
杨毓珉表示："于会泳确实下了功夫，那时基本上他有一个艺术家的感觉。，'不过剧团军代表原是黑山狙击战的英雄，当时是师长， 有山东人的梗直。不知何故，他不喜欢于会泳，每次上剧场都坐最后一排。人们劝他坐在于会泳旁边，他说，我才不尿他呢！
据汪朗介绍，汪曾祺与于会泳的关系并不融洽："父亲认为于会泳对京剧现代戏音乐创作做出巨大贡献，对《杜鹃山》管得比较多， 是总牵头的人物。但他又认为于会泳不太尊重人，对台词喜欢说三道四。父亲用了比较文的一个字'怅，，于会泳说这不通。父亲就把《杜甫全集》找来，找出这个字的出处给他看。唱词因而没改，于会
泳却不痛快。，，0998年6月26日口述）
1977年汪曾祺写交代材料时，曾说自己吹嘘过于会泳的才能：
"我曾为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所惊讶，向人介绍过他能背不少诗词和古文。听人说，于曾对五十几种戏曲音乐进行系统分析，能唱一百多段
汪曾祺的文革十年
斗"
京韵大鼓。我曾向人转述过，对他的那套工作方法，我也曾佩服过，
宣传过。"（摘自1977年5月6曰汪曾棋《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
系》〉
张滨江作为《杜鹃山》导演之一，对汪曾祺所起的作用肯定甚
我们整天在一起考虑情节、事件、关系，讨论时吵架，有的地方否定干净了，再接着写。《杜鹃山》的押韵念白，汪曾祺写起来得心应手。他的火花太多，文字滋味浓，很鲜美。
排戏时演员很累，倒在幕后就不想起来，排练到夜里很迟。汪曾祺也在台下坐着，让他发表意见，譬如娜句台词说得不尽人意，没按规定情景去演，汪曾祺在这方面敢说话，许多演员很尊重他，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经常问他："老汪，这句怎么讲?" 他有时说话重一些，但大家不反感。老实说，他是把知识传授给你，大家不会责怪他，反而愿意请教。
〈1998年7月7日口述）
后来汪曾祺告诉林斤澜，有的演员理解唱词有问题，不太懂其中的意思，表演时就显得有些可笑，他在排练场听时觉得挺纳闷。
但他对演员依然抱着诚恳的态度，有求必应，有错敢于指出来。七十年代初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刘庆棠回忆说："北京京剧团有—批有才干的人，汪曾祺是突出的，他在《杜鹃山》的创作中起了重要作用。于会泳跟我说过，汪很有才华，应该很好发挥他的这种才干。，，〈1998年7月15日口述）
1973年后，江青与张永枚、浩然等作家有了更多的联系，于会泳又培植自己的嫡系队伍，汪曾祺与他们的关系相对疏远一些。
汪曾祺对当了部长后的于会泳的表现有些失望："我觉得于很专横，很会弄权术，把党的正常的组织手续完全打乱了。他弄了张伯凡当联络员，完全成了北京京剧团的太上皇。董国臣在我面前大骂于: 4于是个什么东西，他把北京京剧团的家全当了，还要我们做什么？ 他把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那个教研室的人都弄到文化部，把住几个要害
部门，文化组简直成了上海同乡会。，,(摘自1977年5月6日汪曾祺
《我和江青、于会泳的关系》》
汪曾祺对于会泳的态度是：不卑不亢，敬而远之。有时他也敢于说出一点意见，譬如一次讨论创作会议，说到创作必须来源生活，汪曾祺说："浩亮同志在这儿，你们关于《红灯记》的文章为什么只是提那些豪言壮语，对于一些从生活中来的、寓于朴素的哲理的语言， 像4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之类，为什么不提？"于会泳、浩亮听后不置可否。
从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那里，得知了毛泽东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他禁不住连声说道："党中央伟大！毛主席伟大！"
《红都女皇》亊件引发了各种各样的传言，汪曾祺由此对江青的―些看法发生了变化，隐约地感到中国要出大事。1976年5月，汪曾祺悄悄地与杨毓珉说："我们这个岁数还能赶上一次大的政治变化。我告诉你，让你心里有个数。，'
那时原副团长萧甲已被"解放"，重回北京京剧团。他带了汪曾祺等八个人去西藏体验生活，他觉得经历文革后的汪曾祺锋芒更加不外露，内心更沉淀。
那次，张滨江与萧甲、汪曾祺等一同前往西藏，他觉得汪曾祺对词句更下功夫："我感到他对词句到了崇拜的地步，夜里睡不好觉， 三五个小时才憋出八句台词。他看了西藏水流很急的特点，康定招待所外面的河水响了一夜。他写了 4排空拍岸，，问我怎么样。那个本
子写出来，但没有排演。看看他写的词，好极了。，，〖1998年7月7 曰口述）
1974年7月，于会泳通知汪参加《新三字经》的修改小组，此书将作为小靳庄贫下中农编的批林批孔读物出版。江青让大学学者、剧团创作人员分成几组修改润色，并定下完成时间。汪只参与了其中几句话的修改："孔复礼，林复辟，两千年，一出戏。，，"学劲松， 立险蜂，乱云飞，仍从容。'，等等。
1976年2月，于会泳又要把电影《决裂》改成京剧，他提出敢
不敢把走资派的级别写得髙一点，敢不敢写到省、市级，写出斗争的
尖锐、复杂和曲折。并表示如果样板戏不注意质量，就，可能被人攻
倒。于会泳说："样板戏被攻倒，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想过吗？你们是剧团的领导和创作干部，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演员杨春霞在1978年5月18日的交代材料中写道："记忆中在
有关《决裂》剧本改编会议上，于会泳讲到过《决裂》写走资派，可以写到县长、省长，甚至是部长。，'
后来于会泳对以电影剧本为基础而改编的《决裂》彩排不满意， 批评说像是一根绳上挂了许多茶碗。而这一稿是汪曾祺最后定稿付印的，薛恩厚曾对汪说："救场如救火，你把唱词风格'统'一下
吧。，'汪曾祺表示了为难情绪："我们对'三自一包'毫无感性认识，无从下笔。，，
汪曾祺此时因"统战对象"的缘故，担任了京剧团革委会的委员。在这之前，汪曾祺发现于会泳有一段时间很沉闷，而在布置写《决裂》时又谈笑自如，若无其事。写《决裂》难度很大，他们很难跟上于会泳不断变化的要求，实在想不出办法，只好每人读有关"三
自一包"的材料。
戏剧家马少波1978年5月23日所写的材料中，涉及了《决裂》
于会泳提出增加与走资派作斗争的新内容，要增加"三自一包"内容，用反对"三自一包"的情节贯穿全剧。
评论组逐场提窻见，创作组接受不了，强烈地表示抵制。双方争执不下，我当时十分为难。既摸不清于会泳的意圑，又不敢公然违抗。另方面我是赞同创作组的窻见，并同情他们的困难。最后只有抹稀泥的办法："请创作组同志们根据可以接受的意见自己去商定吧，考虑好就写本子，提纲不再讨论。，'
1976年10月11日幵会，原定汇报各自的写作设想，可是谁也
没有说什么，因为暗地里已经知道"四人帮"垮台了。
就在那时，汪曾祺兴奋地告诉林斤斓："知道四人帮倒了，我是又解放，又解脱。，，他从自己的角度感受喜悦，比别人多了一点自己的独特心情。
同事梁清廉回忆说："江青倒了，汪曾祺心花怒放，从来没见他这么高兴。，'
我在游行中觉得心情非常舒畅，我曾说："哪次运动都可能摘上我，这次运动跟我没有关系。，'我当时很兴奋，很活跃，也很沖动。我写标语，写大字报，对运动发表自己看法，参加各种座谈会，还写了一些作品，在团内张?贴，向报社投稿，送到剧团希望人家朗诵、演出。
我觉得和江靑只是工作关系，我没整过、害过人。我还说江青在《沙家浜》初期还没有结成"四人帮"，还没有反党籯权的野心，并表示这段问题摘起来要慎重，摘不好就会否定文化大革命。
(摘自1978年9月汪曾祺《综合检查》〉我对于许多同志身受的痛苦，对他们对江青的刻骨仇恨，看不到，感受不到。因为江青对我有恩，我一直感念她的好处，觉得她在十大以前、在文革期间没有干过多少坏事，或干了坏事也算不了什么。所以竭力强调重点在于会泳控制时期，在十大以后―这样坚持了一年多。
我对江靑的义愤不像对于会泳的仇恨那样直接，那样入骨三分。'我认为江靑控制北京京剧团时期的问题已经基本上清
楚0
朱丹南同志指出，我的改造有一定的艰巨性，十多年来，我中毒很深。要做到脱胎换骨，是很不容易的；我不想自暴自弃， 希望为党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事。
(摘自1978年4月汪曾祺《我的检查》〉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江青也没有给我太大的荣誉，因为我
有政治上的弱点。
她一到节骨眼上，就想起我，我就得给她去卖命。有的同志
说我是"御用文人"，这是个丑恶的称号，但是这是事实。我觉
得很痛心，很悔恨。我今年五十八岁，我还能再工作几年，至少
比较像样地做几年。
(摘自1978年汪曾祺《关于〈山城旭日〉、
〈新三字经〉、〈决裂〉》〕
1977年4月，团内给汪曾祺贴了第一批大字报，其中有的写道："我们总怀疑有些曾被江青重用过的人在干扰运动的大方向。'， 5月，汪曾祺在创作组做过一次检查。8月，勒令再做一次深刻检査。当时文化部长黄镇认为，文艺界清查不彻底，髙压锅做夹生饭， 火候不够，要采取非常手段。很快，汪曾祺被当众宣布为重点审査对象，一挂就是两年。
党委书记薛恩厚也被挂了起来，情绪起伏较大。有一阵，他看了谁都说："揭（发）呀，揭（发）呀。，，他曾跟汪曾祺说："我给我这十几年总结了两条：胆小怕事，保存自己。'，过了几天，他颇有感触地又对汪曾祺说："我发现，我们都成了杨春霞的底色了。，，
汪曾祺写了这样一封保证书："除了替创作组或党委起草的工作报告外，我没有给江青、于会泳写过任何信。'，专案组负责人批了两个字：待查。
汪曾祺在1978年4月11日写了《我的态度》一文，明确地表示："我将尽我所知、毫不隐瞒地揭发江青和于会泳的罪行，交代自己的问题。我也希望早一点把我的问题搞清楚，并且坚决相信组织上一定会对我的问题作出恰如其分的处理。我相信北京京剧团的运动一定能搞好！97 汪曾祺在"挂起来"的日子里心境愁苦，家人和同事深知其况
味：
当时上面认为江育还有第二套应变班子，老头成了怀疑对象。老头天真，别人觉得他日子过得风光，他觉得受苦受累大了，别人对他的认识与他的自我认识有很大反差。一般人认为样板团是江青的铁杆队伍，吃香喝辣，对江育知根知底，关系非同
一般。把他挂起来，他接受不了，心里不平衡，跳得挺厉害，说我们也是受害者。在家里发脾气，暍酒，骂人，要把手剁下来证明自己淸白无搴。天天晚上乱涂乱抹，画八大山人的老鹰、怪鸟，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抒发不平之气。老头不是一直平和，年轻时曾傲得没边。
我感到，他的思想深处跟文革不合拍，不认同。在创作上痛
苦不堪，他是从这个角度认识四人帮的。68年我们下乡插队， 他对这个运动有看法，但没法反对。他说，把你们送下去我还没
认识清，你们用行动改变我的想法吧。
在大环境中若即若离，骨子里还保留一些东西，没有完全化
成那一套，没有成为被政治塑造的变形人。那时他给老同学朱德熙写倌，从不写样板戏如何如何，最多只写"我等首长看戏，回不了家"，谈服装、考古，一直保持曰常生活的情趣。
四人帮倒了，他觉得应该，自己获得极大解放。挂起来有一两年时间，很难做结论，只能不了了之，但不给他安排工作。
(儿子汪朗1998年6月26日口述） 打倒四人帮后，一些人反而拿他开刀，整他，这其中有年轻
的创作人员。螯得很厉害，大字报很多，骂得狗血喷头，想打死
汪膂祺这只"死老虎"。汪曾祺说："把我弄得够呛。，'
我认为不能这样整汪，冤得很。他尽量躲开我，怕彩响我，
这是他的好窻。有一天在厕所里见到他，他问我："你害怕不害
怕?"我说："我没做亏心事。，'
那时多少人给四人帮写效忠信，拍马屁，写小汇报。我
说："你们在于会泳处看到有张滨江的一个字，你们随便把我
送哪！99
汪曾祺在创作上没得罪过人，没挑过别人什么毛病，也没有
呵斥过谁。他在团里没造次过，为什么这些人攻击他呢?就是有人有私心，借打他想在政治上捞稻草。知识分子患得患失，汪曾
棋理解这些，不记恨。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张滨江1998年7月7日口述） 那时他写了不少反驳材料，不同窻人家写的结论。人家让
他签字，他逐条辩驳。他被单独审査一阵，让回家，但不让串
连。
他不懂政治，在四人帮倒之前，却没少传小道消息，把我们吓死了。《红都女皇》之事就是他告诉我的，说："出事了，毛主席批了……'，很高兴，手舞足蹈。
后来有一阵审查松懈，无人管理。刚好曹禺《王昭君》发表，曹禺写舞台指示很漂亮。闲来消遗，汪曾祺把它改成昆剧， 我改成京剧。那时他已开始收集《汉武帝》的资料，自己做卡片，想分析汉武帝的人格。后来体力不行，住房太小，没有条件写下去。
我们劝他搞小说，他说："我没有生活，写不出来。，'实际那时已在打小说腹稿，还找出47年写的小说给我们看，让我们
说归什么类。
他说，样板戏十年磨一戏，很精致。但主題先行，极左思潮彩晌下出了一批高大全人物，那不叫艺术。他认为立得住的就是《沙家滨》、《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有些唱段可能会流行。他心里有底，让你们先写本子，最后还是我上。骨子里傲气。他改我们的唱词，划了一段："不要煉情。，，又划棹一段： "这段没用，白唱。，'
王蒙、邓友梅说不能听样板戏，老夫子很同情，觉得是这么
回事。他说过，我们吃样板饭，对他们能理解。
(北京京剧团老同事梁清廉1998年7月6日口述）
京剧团创作室老同事袁韵宜记得那时见到汪曾祺进出办公室，总是低头进低头出，灰溜溜过了一段时间，见到熟人说："我又挨整了。，'清查组要求他系统地交代文革问题，一遍遍地要讲清与江青的关系。闲时无处可去，只好在资料室喝茶、看报纸，不敢与人随便交谈。有人愤怒地表示："汪曾祺对别人作品看不上，很高傲。但他没有傲骨，江青拉他，他就上天安门。，'
《杜鹃山》导演张滨江说："他有时一言不发，眼神悲凄，心里有事。，'最后审查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汪曾祺被迫写了约十几万字的交代材料，成为他十年京剧创作的副产品。
那时，汪曾祺在异常压抑、孤独的境地下，竟发愤写出了《裘盛
戎》、《梁红玉》、《一捧雪》等剧作。行内人士依然赞誉剧本的文学性，认为保持了他笔下人物有深度的特点。袁韵宜描述道，出演比较冷清，戏里不是很热闹。
他改编的新作《王昭君》一开始无人问津，后来总箅由李世济出演。汪朗至今还记得父亲当时兴奋异常的情形："他自己把唱词、道白用工整的小揩抄成幻灯字幕，有一位观众看完戏后，竟专门找他探讨书法。'，
后来不少朋友劝汪离开京剧团这块伤心之地，甚至有一次胡乔木当场找了一张烟纸，上面写了 "汪曾棋到作协"几个字。汪还是没有离开，他觉得京剧团自由、松散，反而不像外界有的单位那么
复杂。
在那段苦闷的日子，《受戒》、《大淖记事》已经幵始谋篇成形。张滨江曾听他讲过《受戒》中的故事，梁清廉读了《受戒》初稿后，惊讶地说，小说还能这么写？她给杨毓珉看："我不懂，你看能发表吗？"杨铳珉在一次会上介绍《受戒》的内容，引起在场的《北京文学》编辑部负责人李清泉注意。杨说："这小说现在各报刊不会发表的。，，李清泉散会后说："我要看看。'，就沿着这条线索索取
《受戒》发表。
林斤澜说到汪的另一成名作《异秉》的发表经过：
汪曾祺当时跟文学界脱离，状态很懒。我说，把《异秉》交给我转寄吧。《雨花》的叶至诚、髙晓声看后觉得很好，说江苏还有这么好的作家。但是两三个月没发出来，我写信问，叶至诚
说："我们也讲民主，《异秉》在小组通不过。组长说，我们要发这样的小说，就好像我们没有小说可发了。，，后来高、叶一定要发，髙晓声还特窻写了编者按。汪很欣赏编者按，认为他
懂。，'《1998年6月12日口述）
以后汪曾祺在小说创作上一发不可收，声名远扬。阎肃看了他的新作，打电话夸奖，汪哈哈大笑："巧思而已，巧思而已。'，
阎肃这才意识到，原来的戏剧园地对他来说太窄小了，从《受戒》中找到了真正的汪曾棋。他对汪曾祺说："现在对头了。，'汪曾祺说："老了，老了，找到了位置。'，
阎肃有感而发："汪曾祺这个人没有城府，我没见过他发过火， 从里到外都比较纯，甚至没有多少防人之心，他能瞧得上你就会踉你非常好。，'他忆起文革中在上海写剧本时，与汪曾祺在街头小店喝黄酒长聊的情景："我们不敢议论江青，也不提那该死的剧本，就是聊家乡的事、读过的好书、闻一多和《楚辞》及早年看过的好莱坞电影的明星，有一种穷人的乐趣。聊了契诃夫、易卜生、李商隐，说了不少西南联大、重庆抗战的事，后来他写的小说中画面、情节似乎都说过，但没有谈过《受戒》中的那个小和尚。很少谈论上面的事，无从谈起，也没有那个觉悟，只是有时看不惯而已。，'
阎肃记得，文革初期他们谈过现代戏，认为京剧完全都搞现代戏不行，因为要失去很多表现手段，失去一些施展天地。
阎肃感慨而道："他算是西南联大有才的学生，在文学上格外出众。古今中外的书读得多，记忆力好，经常纠正我记错的事情。对故里一往情深，对老师念念不忘，谈自己心仪的过去式女孩子。他有幽默感，谈吐中自然见风雅，年轻时也狂过一阵，女孩子一般都很喜欢这种幽默感、这种性情。他做淮扬菜蛮有味道，能做一手汪氏豆腐。
后来基本上与世无争，不太争强好胜，不图一时之嘴快。，'〖1998年7月7日口述）
老友林斤澜评价道："汪曾祺不问政治，不懂政治实际。但他对政治有幻想，有乌托邦的想法。'，
汪曾祺曾在林斤澜面前表露过，对一位老友的变化甚感遗憾: "他后来变了，变得不潇洒，不清髙，进了仕途就有所求了。'，
汪曾祺颇为自负地说过："喜欢我的人可能有风趣，我喜欢的人肯定有风趣。，'
汪曾祺一生都弥漫着杨毓珉他们所说的书生气、士大夫气，成败俱在于此。1958年补划为右派的罪证是汪所写的鸣放小字报《惶
惑》，结尾如此飘逸地写道："我爱我的国家，并且也爱党，否则我就会坐到树下去抽烟，去看天上的云。，'其中有一句最令领导们憎
恶："我愿意是个疯子，可以不感觉自己的痛苦。'，这句话使他切切实实地付出痛苦的代价。
在1957年鸣放时，他在黑板报上写了一段感想："我们在这样的生活里过了几年，已经觉得凡事都是合理的，从来不许自已的思想跳出一定的圈子，因为知道那样就会是危险的。'，他还要求开放人事制度，吸收民主党派人士参加，他觉得"人事部门几乎成了怨府"。
他的这些言论作为"基本错误事实"，成了 1958年秋天补划右派的根据。他在给整风领导小组的一封信中，极为低调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我因为对许多问题想不通，在认识上和同志们有很大的距离，心里很急躁。所以在昨天的会上表现了那样对同志们不信任
汪曾棋的文革十年
，
的态度，这是很不好的。
…一我是有隐晦、曲折的一面，对人常有戒心，有距离。但
也有另一面，有些感情主义，把自己的感情夸张起来，说话全无
分寸，没有政治头脑、政治经验，有些文人气、书生气。
197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复查小组写了平反结论，，"我们认为，把一个说了几句错话而且又已经做了检査的同志划为敌我问题，定为右派分子，是错误的。，'笔者见到，在这份结论上汪曾祺没有写出任何意见，只是随兴填上龙飞凤舞般的硕大名宇。
当年划右派之后，他回家向妻子转述单位领导林山和他谈话的内容时，忍不住哭出声来。当天下午他曾想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 我的事情我自己负责，与党无关。后来又有点后怕，认为这样做法还是和党抗拒。
他凄惨地对妻子说："我现在认识到我有很深的反党情绪，虽然不说话，但有时还是要暴露出来。我只有两条路了，一条过社会主义关，拥护党的领导；另一条就是自杀，没有第三条路。'，
后来他对人说，戴着右派帽子在农村劳动时心里很惨，唯一乐事就是六岁儿子汪朗用拼音写信，我不会拼音，逼着我学着用拼音给儿子回信。
儿子长大了。目睹父亲十年文革波折，他一次次地劝慰情绪起伏很大的父亲。儿子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跟江青又没有什么一致的思想认识，就是有点知遇之恩。儿子说了很多，父亲想了想，总是说："对！对！"
汪曾祺后来爱说："多年父子成兄弟。'，一切又归于平淡，平淡如水。
在八宝山向汪曾祺告别时，北京京剧院幵了一辆大轿车来，车上只坐了七个人，其中有三位工作人员。梁清廉感慨地说："当时感觉真不是滋味，剧团来的人这么少。单位的年轻人不认识汪曾祺，可以理解，而那些老演员一个都没来。戏曲界功利主义，你一辈子都弄不懂。，'
晚年时汪曾祺很少跟单位打交道，与呆了三十多年、尝尽辛酸的剧团自我"割绝"。文革十年的梦幻般日子，似近似远，似真似假，
他都疏于解释。去世前一年，《沙家滨》版权纠纷弄得心烦，他在电话中对采访的记者们大声嚷嚷一句话："我无可奉告……，'
浩然：艳阳天中的阴影
1965年，浩然三十三岁，长篇小说《艳阳天》脱稿。当时他已成为文坛最为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人民日报》刊登的文学刊物目录上经常可以找到浩然的名字。这一年，年轻气盛的浩然与文艺领导人在创作问题上产生冲突，这就埋下文革之初他积极投人运动的潜在
心理原因之一。
1998年11月27日，六十六岁的浩然在河北三河市寓所接受笔者采访。他近几年曾患过两次重病，在语言表达上有些障碍，但记忆非常清晰：
《艳阳天》第一部出版后，彩响大，来信很多。一些剧团要求改编，新凤震要演，北京人艺蓝天野、田冲、朱旭也要改，北京京剧团的汪曾祺也来找我。
那时，周扬他们不了解我的经历，认为我是大学生，通过下乡收集材料创作。他们通着我下去参加四清，不让我在城里修改长篇。张光年、张天翼他们专门找我谈话，郑重其事地谈心，握手时说："代表读者慼谢您，写了一本好书。^接着就非让我下去。当时我年轻，不听话，骄傲自满，我说："肯定了好书，为什么不让写下去？我就不配合运动，我看老百姓脸色行事，作协别管我。，'当场摘得很僵。上面给韦君宜压力，她也要赶我下去，我跟她吵起来。^3人有病天知否 ^^^^—^―
我心里总认为作协不像文艺单位，不是在帮助工农作者。我对此耿耿于怀，文革中还就此写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影响很不好。
我一气之下要求调离原单位《红旗》，结果《红旗》编辑部领导邓力群找我，说别走，我们《红旗》养一个作家养得起，我们支持你写，家中可以雇保姆。
浩然就留下来，在怀柔县得田沟开始写《金光大道》，这个村庄离县城有八十多华里。
北京人艺编剧梁秉堃1964年、1965年曾与于是之等人在北京八大处写剧本，时常与为出版社修改作品的浩然同住一个小院，对他的创作刻苦印象最深：
浩然这个人很有特点，很实在，特别像农民。那时他已写了七百多篇作品，不太爱看洋书，不太信那个。一个人闷在厘子里苦写，生活情趣不是太多。对别人很关心，帮你一定实实在在， 不虚伪。我家有亲戚想买小推车，他就出过很多主窻。〈1998
年12月23日口述）
1966年"三家村"被揪出来，不明底细的浩然在县城给写作者做报告，回答提问时涉及"三家村"，被人打了小报告说是为"三家村"开脱。6月2日调回到北京市文联，老作家管桦说他："你发什么疯，被人揭发。，'文联领导让他准备检查，文联的不少人认为浩然积极下乡，写东西有影响，对他没有意见，批评难以她开。没想到， 以军宣队为主的工作组看了浩然的档案，认为他出身好，长期在农村写作，群众反映不错，便把他推到市文联革委会副主任的实权位置， 由此开始了人们毁誉不一的几个月造反日子。
采访中，浩然对如何看待这一段生活坚持自己的看法："文革这几年折腾太厉害，文联是砸烂单位。我是革委会的头，这么多风风雨雨算是混过来了。这段生活很别扭，人们看问题还不是实事求是，夹杂着过多的个人恩怨。，'他表示，写回忆录写到这段时将是很困难
的，因为很多东西跟自己拧着。
浩然平静叙述了文革初期经历的几件大事：
有人想搞杨沫，说《红旗》要约稿批《靑春之歌》。我说， 我原来从《红旗》出来的，去了解一下，没有这事。并贴出大字报，介绍我调查到的情况。结果一些人带着五十多个工人进文联找我，脸对脸吵了一通，他们骂我是"稿费资本家"，我也骂。两次揪扯去《红旗》对质，《红旗》的人说用《红旗》牌子约稿
的人很多，你们双方的理由都可以理解，把这事扯平了。最后没
把杨沫揪出来，不了了之。
北大造反学生侯文正自称是离干子弟，想毕业以后留在北
京。我和李学轚不买他的账，产生矛盾。66年8月23日，他在文联摘队伍，写了大字报，大窻是"庙小鬼大"、"池小王八多"。文联分了两派，造反乱套了。上午先折腾骆宾基、萧军， 下午来了一车女八中红卫兵，说要揭开文联盖子。
他们给叫出来的黑帮分子挂牌子，从北边站到南边。后来叫
到老舍，我急了。过去每次运动，都是市委保他过关。我知道他是大统战对象，周总理重视他，建国后写东西最多，他如果出锥，我们赍任担不起。我三次进去请军代表制止一下，他躺着不动，说："群众起来了。，'打电话到八分部，那边也说："接受群众考验，不能阻拦。^等我最后一次出来，侯文正在讲话，要把老舍他们往卡车上装，女孩子拿皮带抽得厉害。老舍上卡车上不去，在后面用皮带抽。我找了一个人跟车去，看情况保老舍， 找机会拉回来。以后他们在文庙烧戏装，去的人打电话说："老舍挨打了。，'
把老舍送回来时，用唱戏的水袖包着打坏的脑袋。街上跟进来的红卫兵让他继续交代，场面乱哄哄的。个矮的草明站在莠子上，揭发老舍"把《骆驼祥'-、卖给美帝国主义"。我赶紧上去
说："把他送派出所。'，老^砸牌子碰到红卫兵，我又说："他是现行反革命，送派出所去，'送走红卫兵已是夜里十一点，到
派出所时我批评老舍："你5能打红卫兵。回家休息吧，到医院
看看，明天到机关开会。^合他家打电话，说司机不愿拉他，让
孩子来接。
第二天一早到老舍家I！反，我们这个组织也去了，貼大字报。有人议论说，听说老？家里吵架。早上打电话问，家里人说，老舍一早就出去上班了 ^可是下午和晚上都没看到他。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太平港8上一个尸首，是老舍。我派柯兴等人去了，并给老舍家中打申舌，胡絜青说："人都死了，你们处理吧。，，
那天在门口接待舒乙，兑："你父亲死了，你赶紧跟姐妹商最怎么处理？'，舒乙说：1类们也不知怎么办……'，
老舍之死是市文联文3 #最厉害、最重要的一件事。上面没有追査，直到今天也没有/长问我。我想起来，运动初期时我们还是想保老舍，老舍参加I三天，就提出"想养病"。我说： "你赶紧养去。，'他在医院'：了二十几天。
0998年12月9日口述）
老作家管桦同在市文联经5文革风暴，对当时的复杂局面印象深
老舍挨打，我们就找3《表，说老舍是党外人士，是歌颂共产党的，请你出去说说话。军代表不敢出去，他说，如果揪的是你们，我还能说。浩然到4打电话，求这个求那个，没人管。那时候，浩然说，老舍要出乂命了，大家想办法救救他。红卫兵说老舍打他们，我们就说办"，给派出所打电话，想把他救到派出所。浩然又让我、李：纟轚赶紧劝慰大家，你们不要往心里
去，红卫兵是小孩子，是运动，心里想开一点。端木蕺良说，不
往心里去0 、
骆宾基两口子被外面红卫兵揪走了，浩然说，骆宾基是机关作家，外面怎么乱揪人？我们几个人骑车把人要回来，对红卫兵说："我们也要搞运动，也要批斗骆宾基……^我们软硬兼施， 还吓唬他们说，你们把毛主席的像挂歪了。有一天我们正开会， 端木蕻良跑来说，红卫兵要抄书。浩然就与我们商议，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并由作家们自己把书封起来，并通知外边的人说，我们机关红卫兵已封存，外面的人抄家要先到机关登记。
〈1998年10月25日口述）
市文联很快介入两派斗争，双方陷入不容对方喘气的对峙状态。
老作家古立高回忆道，那时浩然造反没有负担，又写出好作品，跳得
比较高，自己觉得最革命。他说话比较冲，有一股年轻人的脾气，开
大会时拍着大腿、拍着桌子大声嚷嚷，用当时的那套语言说话。他老
看不上剧作家杜印两口子，对他们表示气愤，因为杜印是国民党官僚
出身，认为他作风不老实。闹派别时，看这个那个不顺眼，觉得端木
蕻良历史复杂，又因骆宾基解放前被捕两次，认为他干净不了。古立
高说："浩然曾想拉我一块，觉得都是工农出身。后来他们乱揪乱
弄，我就看不惯。有一次在会上我发言一个小时，浩然听了不高兴。
我发言这样说他们这一派，说他们不执行党的政策。当时我感到，浩
然太傲，跟以前日常接触的不一样了。但他眼界还是比较宽，不是个
人主义很严重的人。，'0998年11月25日口述）
老作家草明是文革中浩然这一派的对立面，她在接受笔者采访时
依然认为，浩然在乱七八糟的时候，不会正确对待我们这么一批资格老的人。
她说："浩然是得意分子，那时太嚣张了，什么都否定人家，只有自己最好。他想当官，很容易走这条路。浩然他们斗过我，折磨过我们。江靑重视了他们，他们的眼角都不看我们这些人。他们在江青
那里得了宠，因为江青有权，他们觉得有利可图。从现在来看，浩然他们既没有得到什么好处，也没受到什么惩罚，群众中是会有看法的。事实上我们这批人没被打倒，群众对他们这些人却有看法，那是他们自己造成的。，'
八十多岁的草明愤愤不平地表示："为什么要那么折腾我们呢? 为什么非要在人家头上才高兴呢？你们出生晚，我们是十来岁就参加
革命，为什么非要向你们叩头呢？ ，' 0998年12月8日口述）
文革期间，北京大兴出了一个拉小车往前推的模范典型王国福， 中央准备树他，打算办一个事迹展览。上级挑选写作者，已在房山周口店公社下放劳动一年的浩然被选中，调到市委农村组。当时传说是江青下指示，说谁也不能写，让浩然写。但实际上这次并不是江青授意的，只是北京京剧团要改编《艳阳天》，江青审读完小说之后留下最早的好印象。
浩然解释说："实际上是巿委吴德点名的，并不是江青点的。吴德跟我们比较熟，他认为我的历史没问题，符合条件，让我搞王国福比较放心。，'当时适逢周恩来主持召开文革中第一次出版会议，浩然他们所写的《王国福的故事》获姚文元通过，顿时就传开浩然是中央重视的人物。
不久《人民日报》发文章，说不要写真人真事。市委书记吴德怕惹事，就不让继续写王国福。浩然就把在大兴县小白楼和王国福老家山东文昌县收集到的王国福事迹糅到《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开头部
分。
浩然在顺义、承德等地耐住寂寞写了几年《金光大道》，直到七十年代初由于江青的重视而日渐活跃。有一次，送审《艳阳天》京剧本，江青突然发问："浩然这个人在哪里？，，有人回答说在北京文化组，江青当即要写信接见。由于经办人不知地址，只好把信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李季处，李季立即派司机转送浩然家。
在浩然的记忆中，当时接见场景又紧张又兴奋：
第一次见到江青是在天桥剧场看节目，陪同人有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我觉得她抓了样板戏后，要抓小说来了。她让我
坐到她旁边的沙发上，说："这么年轻。^接着又说："听说资产阶级不欣赏你，我们也不希望他们欣赏你。"
后来讨论电影《艳阳天》，江青说了小说哪处好，电影哪处不行，尤其重点说了对小石头行凶一场戏。她说了很多创作方面
的话，我当时感到.入情入理，比较内行。
过了几天，西沙海战结束了。有一天深夜两点，吴德把我带到钓鱼台。江青拿着已写好的信读给我们听，大意是打仗胜利了，我现在很忙，正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离不开家，特派作家浩
告我赶紧给家里说一声，没钱就向地方先借1 ；：，老伴带X个孩子回老家，家里还剰两个孩子。江育说："赶紧给家里打电话。，，
江育似乎对空军印象不好，不太信任，她调用海军飞机。我们三个人穿了军装，每人配了替卫员，一早就飞到广州。许世友、赵紫阳等广东领导到军队招待所看望我们，并要去江靑的信，第二天印成铅字发到连队支部。我们坐直升飞机跑遍西沙诸
岛，就除了一个无人岛没去。一天跑二三个岛，开了十几次会。
我觉得自己只是文艺工作者，只有带信任务，只说几句应酬话。在会上一句话不说，由部队首长念信，因为江青没有交代说话任
务。
当时海战后，就去了我们这一支慰问团。那时在西沙刚把南越人赶走，看什么都好。大海真蓝，一尘不染，心中有一股爱国主义情绪。在舰队，看了部队打仗演习。
回来时坐船，许世友、王首道参加了庆功会，在会上我还见到了江育拍女民兵照片的那位女民兵本人。
庆功会上我没讲话，张永枚也没讲。张永枚跟部队挺熟的， 比较随便，有一次暍酒喝多，醉了。
张永枚写诗较快，几天就写出来了。于会泳、刘庆棠、浩亮和我们在文化部礼士胡同，还讨论过他写的诗。于会泳提出要改，张永枚坚持不改。后来这首长诗在《人民日报》发表。而我写小说比较慢，半个月内写了草稿，我给江青寄去看了，并说了如何构思。写第二部时为了补充素材，还特意到湛江去了一趟。一个月写完《西沙儿女》之后就交给上面，于会泳接到江青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