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我与同伴欢天喜她由五通桥搭岷江江轮到宣宾，由长江顺流而下回了重庆。家，对于我有了更美好的意义。被联考冲散的中学好友也都在各家相聚，有说不完的别后经验要倾诉。一年前我独自一人被分发到遥远的川西，回到沙坪坝，好似失群的孤雁回到大队栖息之地，欢唱不已。战事方面，日本飞机因为美国参战而损耗太大，已无力再频繁轰炸重庆，主力移到滇缅路，每次出袭都被中美十四航空队大量击落。
这一年夏天，重庆虽然仍是炙热如火炉，因为不再天天跑警报，重建与修复的气氛，很适合我们这群矶矶喳喳到各家重聚的大一女生。有月亮的晚上，我们常去嘉陵江边
唱歌和谈心。那大约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夏天，也是真正无忧的假期。
回到家当然要和父母商量转系的事。爸爸虽末明说“我早就知道你念不了哲学系”，但他说，你感情重于理智，念文学比校合适。我又故作轻松地说西南联大去年发榜后曾欢迎我去外文系，南开同学在那里很多。我也很想去，如果战争胜利，我也可以回到北大、清华或南开大学……。爸爸面色凝重地说，美国参战后，世界战局虽大有转机，我们国内战线却挫败连连;湖南沦陷，广西危急，贵州亦已不保，“你到云南，离家更远。乐山虽然也远，到底仍在四川，我照顾你比校近些。其实以你的身体，最好申请转学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也少让我们悬念，局势如变更坏，我们一家人至少可以在一起。”
我回家不久收到大飞哥的信，他坚决不赞成我转学到昆明去，他随时迁移驻防基地，实在没有能力照顾我;战争现况下，连三天假期都没有，也没有办法回四川看我，望我安心地回乐山读书，大家唯一的生路是战争胜利。这时他的口气又是兄长对小女孩说话了。
在这期间，我他曾请教《时与潮文艺》的主编孙晋三教授，有关朱光潜先生的建议。孙先生当时是中央大学外文系的名教授，极受我父亲的尊重。在他主持之下，《时与潮文艺》登载沈从文、巴金、洪深、吴纽缃、茅盾、朱光潜、闻一多、朱自清、王西彦、碧野、臧克家、徐订等的新作品，他们不仅当时广受读者欢迎，亦是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而柳无忌、李春野、方重、李长之、徐仲年、于匮虞、范存忠、陈瘦竹、戴榴龄、俞大纲、叶君健等人翻译的各国经典作品，也都可以看出那个时代文人的高水平。每期都有文坛动态和国内外艺文情报，是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五年间的珍贵记录。可惜抗战胜利不久国共战争即起，我父亲已无力支撑三份期刊，《时与潮文艺》于一九四五年停刊。
孙先生说，“一九四四年五月版，朱光潜先生有篇《文学上的低级趣味》，是从文学教育者立场写的，很清楚也很中肯，在武大外文系上朱先生的课，该是很幸运的事，何况他亲自劝你转系，还自愿担任你的导师，更是求之不得的事了。文学教育贵在灵性（或慧根）的启发。武大外文系有方重先生、陈源（西滢）先生、袁昌英先生、陈寅烙先生等，根基是很充实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并不更强，而且也没有朱先生注意到你的这种缘份。”
孙先生的外析使我下定决心回武大，说不出什么原因，那溯江数百里外的江城，对我也有一些世外桃源般的魅力吧。
暑假结束，我早一周回乐山，准备办转系手续，而且与赵晓兰约好，早些去登记宿舍房间 二年级已升至餐厅上木造的一排新屋，希望能有一靠窗书桌。
父亲安排我与一同学搭邮政送信快车去乐山;战时为了公务和大学生便利，每车正式收费搭载二人，需验证件，以保障信件安全。我们两人和邮务员轮流坐在驾驶台和数十袋邮件之间，觉得自己都重要起来。靠在郑重捆扎、绑牢的邮包上打瞌睡，想像袋中每封信的情怀与收信人的喜悦。每到一站，邮务员呼叫邮袋上的地名，然后他姿态优美地掷下一包，下面投上一包。我后来读到一本清朝史，说中国邮政是最早现代化的政府制度，服务人员水平高最可信赖。到台湾后，邮政仍是安定的力量之一。千百年来书信传递由驿马到绿色邮车，在在都引起我的丰富想象，我曾有幸被当作邮包由川东快递到川西，这段特殊经验不可不记。
第一晚到成都，我们去住南开好友的宿舍。战时迁去成都华西坝的有北平的燕京大学、南京的金陵男大和金陵女大，山东的齐鲁大学，加上当地的华西大学，十分热闹。第二天清晨再上车，邮政车绝不抛锚，沿路有保护，安全稳妥，经过眉山也装卸邮袋，但只能在飞驰而过之际看看路树而已。当日全天不停，直接驶往乐山邮局门口。这一次旅程我已知道前面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自己将如何面对，到成都又见识到四川真正的古都风貌，心情校去年舒缓许多。
7、朱光潜先生的英诗课
进入外文系二年级即有朱老师的“英诗”全年课，虽是紧张面对挑战，却也有些定心作用，立刻开始用功。朱老师用当时全世界的标准选本，美国诗人帕尔格雷夫主编的《英诗金库》，但武大迁来的图书馆只有六本课本，分配三本给女生、三本给男生，轮流按课程进度先抄诗再上课。我去嘉乐纸厂买了三大本最好的嘉乐纸笔记本，从里到外都是梦幻般的浅蓝，在昏暗灯光下抄得满满的诗句和老师的指引，一年欣喜学习的笔迹仍在一触即碎的纸上，随我至今。
朱老师虽以《英诗金库》作课本，但并不按照编者的编年更次序——分莎士比亚，弥尔顿、葛雷和浪漫时期。他在上学期所选之诗都以教育文学品味为主，教我们什么是好诗，第一组竟是华兹华斯那一串晶莹璀璨的《露西组诗》。
那幽雅静美的少女露西是谁，至今两百年无人确定，但他为追忆这早夭的十八岁情人所写的五首小诗，却是英国文学史的瑰宝，平实简朴的深情至今少有人能超越。最后一首《彼时，幽黯遮蔽我心》是我六十年来疗伤止痛最好的良药之一。我在演讲、文章中背诵它，希望证明诗对人生的力量，当年朱老师必是希望以此开启对我们的西方文学的教育吧。这组诗第三首《我在陌生人中旅行》，诗人说我再也不离开英国了。
因为露西最后看到的是英国的绿野 ——这对当时爱国高于一切的我，是最美最有力的爱国情诗了。
朱老师选了十多首华兹华斯的短诗，指出文字简捷，情景贴切之处，讲到他《孤独的收割者》，说她歌声渐远时，令人联想唐人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余韵。
直到有一天，教到华兹华斯校长的一首《玛格丽特的悲苦），写一妇女，其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讯。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名字，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 （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
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 ，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便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念
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若有人为我叹息，）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
老师取下了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也许，在那样一个艰困的时代，坦率表现感情是一件奢侈的事，对于仍然崇拜偶的大学三年级学生来说，这是一件难于评论的意外，甚至是感到荣幸的事，能看到文学名师至情的眼泪。
二十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课程时，《英诗金库》已完全被新时代的选本取代，这首诗很少被选。不同的时代流不同的眼泪。但是朱老师所选诗篇大多数仍在今日各重要选集上。
英诗课第二部份则以知性为主，莎士比亚的几首十四行诗，谈到短暂与永恒的意义，雪莱的《奥兹曼迪斯）也在这一组中出现;威武的埃及君王毁裂的头像半掩埋在风沙里，boundless and bare，the lone and level sand，stretch far away（寂寞与荒凉，无边地伸向远方的黄沙）。
朱老师引证说，这就是人间千年只是天上隔宿之意，中国文学中甚多此等名句，但是你听听这，bOUndless"和"bare"声音之重，，lone and leVel，声音之轻，可见另一种语言，不同的感觉之美。
至于《西风颂），老师说，中国自有白话文学以，人人引诵它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 （"If Winter comes,can Spring be far behind?"）已到了令人厌倦的浮泛地步。雪莱的颂歌所要歌颂的是一种狂野的精神，是青春生命的灵感，是摧枯拉朽的震慑力量。全诗以五段十四行诗合成，七十行必须一气读完，天象的四季循环，人心内在的悸动，节节相扣才见浪漫诗思的宏伟感人力量。在文庙配殿那间小小的斗室之中，朱老师讲书表情严肃，也很少有手势，但此时，他用手大力地挥拂、横扫……口中念着诗句，教我们用，themind`s eye"想象西风怒吼的意象（imagery）。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地看到了西方诗中的意象，一生受用不尽。
8、眉山的明月夜
这一年的寒假开始，我和同班同学参加一个在五通桥活动中心办的冬令营。第一天晚饭时，突然有人找我，是一位工学院的南开学长，他们二十多人被征召去重庆作专业工程支持，车子直开重庆，我可以搭便车回家，他们开学时返校再带我回乐山。
世界上会有这么好的事情!由于乐山和重庆没有直达车，我提着小小的行囊跟他们上车时，兴奋得头昏眼花，差点掉到路边的土坑里。车上有四位南开学长，所以很“安全”。原是打算在午夜前开到成都。第二天直驶重庆。谁知开出九十里左右到眉山郊外车子就抛锚了，全车的工程“专家”也修不好，只好分批找店过夜。
我和八位男生待在一间最好的旅舍，其实是一家大茶馆，里间有一些床铺，给公路上经常抛锚的行旅过夜。冬天的夜晚，没有路灯，屋子大而深，有一股阴森森的寒冷。老板安排我住在他们夫妻的外间，刚要收拾床铺时。突然外面传来呼喊说，“来了，来了，快收拾起！”
他惊慌地告诉我们，最近年关难过，山里有些股匪夜里出来到处抢劫，已经来过几次了，给点钱大约可以应付应付，但是这个女学生可不大方便，怎么办呢？
老板娘急中生智，从柜台下面拖出一个很大的、古色古香的长方形木柜对我说，“你就藏在我们的钱柜吧…”叫我立刻进去躺平，盖上巨大的木盖，再请一位矮胖的学长打开铺盖睡在上面。——我们那时的青年人皆营养不够，大多数都瘦，所以我记得他，他性情开朗，也很英俊。
幸好钱柜把手下面各有一孔，我躺在里面不致窒息。外面呼喊槽杂的声音，桌椅推翻的声音令我恐惧得心脏几乎停止跳动，来不及想睡在棺材里的恐怖。终于渐渐静了下来，听得出关上木大门沉重的声音，那位余学长掀开钱柜的盖子说，“过去了，可以出来了。”
我出来的时候，发现所有躺着的同学头下都有几本书。因为他们知道四川强盗都不抢书，“书”、“输”同音，而且据说四川文风鼎盛，即使盗匪也尊敬读书人。
他们之中有人一年多前曾和我同船由重庆到乐山，看我从长江哭到眠江，这一晚遇到这么可怕的事，居然没哭，还问他们有没有受伤，颇感惊讶。实际上，我成年后，在遇到危险或受到威胁时是不哭的。
第二天天亮即开车，不经成都，采近路，直开重庆，有人去沙坪坝，可带我到家门。车子驶出眉山县界的时候我头脑才清楚，眉山，眉山…这不是苏东坡的故乡吗!不就是他悼亡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眉山!昨天晚上，在那样戏剧性的情境，我曾落脚在苏东坡诗词中乡愁所系之乡，但全然不知是否是明月夜，更梦不到短松冈，连三苏祠堂都无缘一瞥。那时也想，既在岷峨区域上学，再去不难。在当年，这其实是很难的事，年经女子想望旅行都是奢侈的。
意外地回家度了一个寒假，真是福分啊!父母关切，幼妹逗趣，每天丰衣足食，睡在温暖的厚褥子上，常是充满着感恩之心。这是我在父母家中过的最后一个年，再能团聚已是到台湾之后了。
9、战火逼近时——初读济慈
回到学校最企盼的是重回英诗课。
寒假中我曾向孙晋三先生请教英国文学浪漫时期的诗，主要是雪莱（那时我尚不知济慈），由他借给我的书上也抄了一些深层次的数据。这样的事使我全神贯注，忘了战争的威胁。
太平洋的英美盟军已渐占上风，转守为攻，美军收复菲律宾（麦克阿瑟当年撤退时，曾有豪语：“我会回来…”）登陆硫磺岛后，逐岛血战开始。但是国内战线令人忧虑，已无路可回的日本人打通了我们的粤汉铁路，全国知识青年呼应蒋委员长“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征召，有二十万学生从军，我在武大工学院的南开校友王世瑞已在放寒假前投考空军官校去了。在那陆军战事失利，渐渐由贵州向四川进逼的危急时刻，只有空军每次出击都有辉煌战绩，可叹人数太少，伤亡亦重，中美混合十四航空队成为人人仰望的英雄。
我已许久没有收到张大飞的信了，我无法告诉任何人，那寄自奇怪地名的浅蓝信纸的信，像神迹一样消失了。三江之外的世界只有旧报上的战讯了。
回到英诗课，朱老师先讲英国浪漫诗的特色，教我们抄八首雪莱的诗。所有初读雪莱诗的年轻人都会被他奔放的热情所“冲激”吧，爱情和死亡的预感常在一行诗中以三个惊叹号的形式出现，那种坦白单纯的喊叫是我在中国诗词中没有读过的，如《印度小夜曲》中的，I die！I faint！I failed"， （我死了…我昏了!我败了!）而我那青春苦闷心情的最高共鸣是他那首诗《哀歌）首句:，O World！O Life！O time！"，（“啊，世界…啊，人生!啊，光阴!”后来的版本删去惊叹号）简直就是我喊不出
来的郁闷。我所掂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
运转的时间都息息相关。我们这么年轻，却被深深卷人这么广大且似乎没有止境的战
争里!朱老师说这诗不算太好的诗，但有雪莱本色。青年人为情所困，想突破牢笼而如喊叫。纯宣泄性的诗总有点浅，经不起岁月的冲刷。自从一九四五年二月我读了这首诗后，国家和我个人生命都不断地在剧变之中，数十年间，"O World！O Life！O time！"，仍不断地在我心中激荡，没有更贴切、更简单的语言能如此直述迷茫。
英国哲人罗素七十五岁时写完他的《事实与虚构》 ，讲述十五到二十一岁，心智成长过程中，影响他最大的书。其中有一篇是（雪莱的重要），说他少年时读到雪莱诗中如真似幻的情境，深感着迷。成年后见识日增，遇到一些深沉宁静的境界。会有似曾相识的感动。雪莱短的情诗。他都熟读在心，也渴望会产生那样痴迷虽然有些苦涩的爱情，“我爱他诗中的绝望、孤立和幻想景致之美……”成为他想象力和感情的光源。据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谈天时最爱谈雪莱，对这位出身贵族、才情飘逸的诗人的反传统精神十分倾慕。
朱老师坚信好文章要背诵，我们跟他念的每首诗都得背。英诗班上不到二十人，背书和私垫一样，无人能逃。“教”和“背”之际，每首诗由生变熟，有老师几句指引，确能得其真意。几首小诗之后，教到雪莱那首自怨自艾，充满悔憾的《沮丧》（"Stanzas Written in Dejection-December"near naples，），此诗亦因他相当正确地预言了自己溺海死亡，而令后世珍惜。
一九四五年，极寒冷的二月早上，我们四个同班同学由宿舍出来，走下白塔街，经过湿混混的水西门，地上已有薄冰，每人手里捧着手抄的英诗课本，仍在背那首《爱字常被亵渎）（"One WOrdIs TOO Often PrOfaned，）和这首《沮丧），它的第三节有一行贴切地说出我那时无从诉说的心情:“没有内在的平静。没有外在的宁谧（nor peace within nor calm around）
四个人喃喃背诵，有时互相接续，从县城转入文庙广场。由宽阔的石阶进了庙门，迎面看到坝星门旁石柱上贴了一大张毛笔布告，墨汁淋漓似乎未干：
二月二十五日早晨，美国巨型飞机一千八百架轰炸柬京，市区成为火海，日本首
相惶恐，入宫谢罪。
站在这布告前的数百个中国大学生，经历战争八年之后，大多数的人全靠政府公费生存;衣衫槛褛，面黄肌瘦，在大石板铺的文庙正庭，无声无言地站着，读到这样的复仇消息，内心涌出复杂的欣喜。
终于，这些狂炸我们八年的日本人，他尝到自己家园被别人毁灭的痛苦，也知道空中灾祸降临的恐怖了。自侵占东北以来，他们以征服别人为荣，洋洋自得地自信着，他们家乡的樱花秋叶永远灿烂，却驱赶别的民族辗转沟垦，长年流离…
我也无言无语，沉痛而欢欣地站在那石柱之前，想象一千八百架轰炸机临空时遮
蔽日的景象，似乎听到千百颗炸弹落地前尖锐的呼啸，爆炸前灼热的强风，房屋的倒塌和焚烧，地面土石崩溅的伤害……：啊，难以忘怀的青春岁月!死亡在日光月明的晴空盘旋，降下，无处可以躲藏，……
那些因菊花与剑而狂妄自信的男人，怎样保护那些梳着整齐高髻，脸上涂了厚厚白粉，大朵大朵花和服上栓着更花的腰带，穿着那种套住大脚趾的高跷木履的女人。踢踢踏踏地跑呢?有些女人把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情人或丈夭的骨灰绑在背袋里，火海中。这些骨灰将被二度焚烧……——．
上课钟把我们带回现实人生，从石柱走向右排配殿第二间教室，又接续着背雪莱那首和我们完全不同的太平世界里优美的《沮丧》。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若能像他那样在往复的海浪声里死亡，是多么美丽。
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也许是我想象力初启的双耳，带着双眼望向窗外浮云的幻象，自此我终生爱恋英文诗的声韵，像山峦起伏或海浪潮涌的绵延不息。英文诗和中国诗词。于我都是一种感情的乌托邦，即使是最绝望的诗也似有一股强韧的生命力。
这也是一种缘份，曾在生命某个飘浮的年月，听到一些声音，看到它的意象，把心栓
系其上，自此之后终生不能拔除。
当然，最强烈的原因是我先读了雪莱《云雀之歌），再读到济慈《夜莺颂》，忘记了朱老师英文中的安徽腔，只看到人生万万千千的不同。多年之内一再重读，自己上讲台授课，读遍了能读到的反响，深深感到人生所有“不同”都可由（云雀之歌）的欢愉，（夜莺颂》的沉郁找到起点。命运、性格、才华。人生现实亦环环相扣，雪莱那不羁的灵魂，一面高飞一面歌唱，似星光银亮与明月的万顷光华，像甘霖、像流萤，像春日急雨洒上大地，而我们在人间，总是瞻前顾后。在真心的笑时也隐含着某种痛苦。诗人说，“我若能得你歌中一半的欢愉。必能使世人倾听！”
10、雷、马、屏、峨
在读和背《云雀之歌）的时候，校长王星拱突然在文庙前广场召集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讯息:战事失利，日军有可能进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紧急时往安全地区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师管区司令部保护，在必要时撤退进入川康边境大凉山区的“雷马屏峨”彝族自治区。同学们都已成年，不可惊慌，但必须有心理准备。
在大学很少见到校长，更少听他训话。我记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风中，中国早期的化学学者、武大创校人之一的王校长穿着他的旧长袍，面容清瘦，语调悲戚，简短地结语说，“我们已经艰辛地撑了八年，绝没有放弃的一天，大家都要尽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后一日，弦歌不辍。”
这之后六十年，走过千山万水，“雷马屏峨”这四个字带着悲壮的声音在我心中不时响起。代表着一种最后的安全。人生没有绝路，任何情况之下，“弦歌不辍”是我活着的最大依靠。
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如果重庆失守。我到雷马屏峨如何找到回家之路?十天之后，爸爸写来一封快信，简短有力地写着，“国内战线太广，目前确实费力，但盟军在太平洋及欧洲局势日渐好转。吾儿随学校行动可保安全，无论战局如何变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那是一段真正惶恐的日子，夜晚睡在木板床上，想着必须步行三百里旱路的艰困情景。女生宿舍中有高班同学传说，嘉定师管区的军人说：这些女学生平时那么骄傲。随军进山的时候就骄傲不起来了。也有人说，这是左派“前进份子”故意制造分化的谣言。有些高班的男同学向学校建议，指派二百男生和女生队伍一起随军进山。
在这样惶然不安的日子里，一九四五年四月初，在弦歌不绝的文庙，我第一次读济慈的诗，《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大约是所有人读他的第一首，用人们称为“戴着脚镣跳舞”的十四行诗的格律写他初读史诗新译时，如同探险家发现了新山峰的狂喜。
我读不懂他的狂喜。炸弹正在我的世界四面落下，落弹的呼啸和迸发的火海，由近而远，又由远而近，将我困在川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山城里。如今连这里也没有安全了。我不懂他怎么能与朋友“发现”了新的诗体，由天黑读到天亮，黎明时，在星光下步行三英里回到寄居的小楼，一口气写了这十四行不朽的喜悦，托快邮送到朋友眼前……。自从这首诗后，他五年间用尽了一生的才华，二十六岁呕血而死。
五年，对我是很长的时间，二十六岁也尚遥远，而我过了今天不知明天是什么样子?爸爸信中说在他“有生之年”必能找到我，他今年四十六岁，“有生之年”是什么意思?我心中有不祥之感。
朱老师再上课时，对我们的处境一字不提，开始进入第二首济慈诗，《夜莺颂）的讲解。他说，世人读过雪莱的（云雀之歌）再读这《夜莺颂），可以看到浪漫时期的两种面貌，以后你读得愈多愈不敢给Romanticism一个简单的“浪漫”之名。济慈八岁时父亲坠马死，十四岁时母亲肺病死，二十四岁时，在病重的弟弟病榻旁，面对渐逝的生命，悲伤无助，尝试在艺术中寻求逃离人生之苦，遂构思此诗。在温柔之夜听夜莺之歌，如饮鸩毒而沉迷，如尝美酒而陶醉，然而夜莺必不知道人间疾苦：
"Here,Where men sit and hear eachother groan"（这里，我们对坐悲叹的世界）。诗人坐在花果树丛，“在黯黑的浓郁芳香中倾听，在夜莺倾泻心灵欢欣的歌声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为草泥。”
阅读和背诵这首《夜莺颂》都不是容易的事，济慈的心思出入于生死之间，诗句长，意象幽深丰富。棺校之下，读雪莱金舌雀之歌）则似儿歌般的轻快了。此诗之后，又读三首济慈小诗，《惧诗未尽而死亡已至》另1首，《为何欢笑）和《星辰啊，愿我如你恒在）在这短短的两个月中，我经历了人生另一种境界，对济慈的诗，有心灵呼应的知己之感。
11、前进的读书会
在乐山的两年，我的生活似乎分成了两个世界。由水西门作界线，左转出去往文庙走。上课，看布告，读墙报，看各种展览（名家如徐悲鸿、关山月、丰子慎、凌叔华等，当然以地方人士和师生作品为主）;从水西门右转白塔街回到宿舍，则是一个
吃喝起居与人共处的现实世界。
我与赵晓兰搬到新房间不久，同房一位法学院同学邀我俩晚饭后丢“读书会”。我想去读些新书多么好，便兴冲冲地去了。
会场有三十多人，男生多于女生，那天正在讨论俄国作家高尔基的《母亲》，这本书我在南开时读过，很感动。下一次指定的是萧洛霍夫《静静的顿河》。书由大家传着轮流看，女生宿舍由我同室的侯姐姐（她休学回来复学，比我们大二、三岁）负责。我跟她去了三次，会场的讨论非常激昂热烈，充满了政治控诉，唱很多俄国民谣和《东方红》等歌。
在南开中学时没有晚上的活动，我周末回家，也从未听说有读书会，所以对我而言是新鲜事，在家书中很兴奋地提到。不久，父亲来信说，“现在各大学都有“读书会”，是共产党吸收知识分子的外围组织，如今为了全民抗日，国共合作，所有社团都公开活动，吾儿生性单纯，既对现在功课有很大兴趣，应尽量利用武大有名的图书馆多读相关书籍，不必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国内局势仍在低潮，前线国军真可说是在浴血守土。吾儿只身在外，务望保持健康，面临任何事时都必须沉得住气。”（这样的信，这些年中我仍字字默记在心。）
自此以后。我便不肯跟侯姐姐去读书会，推说功课忙要背书，还把抄的笔记给她看，济慈的《夜莺颂》又长又难，我刚去图书馆借了本冷门的原文书，时时在查字典。她便只带赵晓兰去了。回来后更大声地唱那些《喀秋莎》、《东方红》等歌。从此不跟我说话，在走廊上碰到我，故意把头猛然扭过去不看我。而真正令我伤心的是，赵晓兰也渐渐不理我了，住在咫尺之内却形同陌路。
于今回顾，共产党藉由读书会吸收年轻学生是有迹可寻的。
抗战时期，有一半的年月是国共合作的，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曾在重庆。毛泽东本人曾被选为一九三八年成立的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伯苓任副议长，当年任议长之汪精卫竟于一九四0年一月与日本签订卖国密约，不久去南京组成伪国民政府!）之后，毛前往重庆开会表示支持一致抗日的立场，同为参政员的我父亲曾与他相遇有过简短谈话。
共产党的《新华报》，自一九三八年初在汉口正式出刊后亦移至重庆，直到抗战快结束才停刊。在报纸是唯一新闻来源的时期，他们的言论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与学生。
周恩来是南开校友，常到学校看张伯苓校长，也多次以校友身份在周会演讲。大家最喜欢学张校长介绍他时的天津腔，“现在，我让恩（Neng）来跟你们讲话。”充满了对这位杰出学生的温情。
他顾念老校长的立场，只谈建国强身，赶走日本倭奴，成为世界上文化大国等等，似乎从未为共产主义宣传。事实上，他本身独特的吸引力就是最好的宣传，很多人藉由他温文儒雅、充实渊博的风格认识了共产党。青年人怎会想到当政府正规军在全力抗日的时候，他们用种种方式渗透了后方，胜利后，再由伤亡疲惫的政府手中夺取政权，然后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权控制稳固了政权。
一九四三年我念高三，正是轰炸最厉害的时候。高三时分到理组的傅绮珍，多年在校与我友好。她高高壮壮的个子，俊秀乐观，终日笑口常开，功课人缘都好。后来她考上中央大学，留在沙坪坝，我远走川西乐山。暑假我回家，初时也见面谈谈，后来听说她与陈春明等六人与中大的一些男同学去延安了 这件事当时令我非常惊诧与难过。我一直认为她是我的好朋友，看课外书，写墙报，办活动等等都常在一起，她跨了这么一大步，竟然从不曾给我一点暗示，临行也没有一句告别。直到武大这读书会我才渐渐了解，傅绮珍是不可能告诉我的。她们也许早就参加读书会之类的活动，被左倾团体吸收，成为“前进份子”，而“幼稚”地痴迷文学的我，早已不是她的“同路人”，更何况赵晓兰这新交。
就在这时，校长宣布了教育部命令准备紧急时撤退到“雷马屏峨”的指示。女生宿舍人人惊慌，幸好上课时老师态度稳定：他们都是有家眷的，说大家共患难，不要怕。有几位四川本省的同学请假回家去了（学校允许补课、补考）。我们宿舍三楼有两间阁楼，因为顺着屋顶斜了一边，里面可以摆两张平床。两个小桌，只有一面有窗，另一面开着一片天窗，爱热闹的同学不喜欢住，而且低班的也轮不上。她们和我这间共享一座楼梯。有一天在楼梯上遇见历史系的李秀英，她说她的室友被未婚天接回叙永去了，说兵荒马乱的。先结婚再说。所以她那间阁楼空了一个床位，她知道我一直羡慕人少的屋子，欢迎我去与她同室。我几乎是跑步去舍监室，申请到了那个床位。那小小的木板床、小木桌，头顶上一尺半见方的天窗，对我简直是华美的宫殿……
在我收拾行李和书籍搬房的时候，侯姐姐用她惯有的大嗓门，不指名地说，“有些人家长在重庆作高官，还每个月领公费，享受民脂民膏，真是脸皮厚!每天口中念着云雀夜莺的，不知民间疾苦，简直是没有灵魂!”其他的人都低下头假装看书，没有说话，我想了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和赵晓兰说声再见，赶快把东西搬到三楼去。
把新的铺位安好，坐在床上想想刚才的那一幕。心中十份难过。记得刚住进时，她要我们叫她姐姐，对我殷勤照顾，有时连洗澡小室都帮我先占一间，吃饭时在板凳上留个空位给我。还不到两个月，怎么就如此凶恶攻击呢？当天晚上，躺在小床上，看到天窗外，繁星满天，第一天想到也许是上帝给我讯息，叫我看看广大的窝苍，原谅别人的伤害?但是我年轻的心却无法吞噬那翻脸无情的攻击。
第二天到文庙上课，我到生活指导组去问，“伙食公费是给哪些学生？”那位半工半读的职员很不耐烦地说，“开战以来所有公立大中学的战区学生都有公费。”我问，“如果战区学生的家长在政府工作，有固定收入，也给公费吗?”他注意地看了我一阵子说，“从来没有人来问过这个问题，你叫什么名字？什么系的?”他写下我的名字后，板着脸说，“你回去写个呈文来说要放弃公费，学校给你转呈教育部。”然后就把咨询窗口关上了。
不到三天，文法学院同学间便传说我去申请放弃公费。鲁巧珍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只是去问了一下公费的资格而已，并没有多说一句话。她听说前进（左倾）的同学要拿这做个题目攻击教育部。当天晚饭后，我上楼经过原来房间，那位姓侯的“姐姐”在她靠门的座位上看到我，大声说，“有的人怕别人不知道他是权贵余孽，自己在到处炫耀呢!贪官污吏的女儿!滚出去!不要以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我独立为人第一次见识到政治的可怕与谎言。在我生长的家庭，革命与爱国是出生入死的，有情有义的，最忌讳翻脸无情，出卖朋友。
从此以后六十年来，我从不涉入政治，教书时连校园政治也不参与。
12、三江汇流之处
住在小阁楼的斗室一年三个月。真是一生难得的欢畅，心情比屋子更感窗明几净。李秀英有个固定的男朋友，在城里找了个工作等她毕业，每天晚饭后到宿舍来找她出去，每晚舍监必来各室点名，她常常在九点锁门之前飞跑回来。所以晚上我有
三小时独处，可以听不到纷杂的干扰。第一次可以自在地读书或清理满腹心事，是以前从来没有的幸福时光。小小的天窗开向大渡河岸，夜深人静时听见河水从窗外流过，不是潺潺的水声，是深水大河恒久的汹涌奔流声。渐渐地。在水声之上听到对岸有鸟鸣，就在我小窗之下也有呼应，那单纯的双音鸟鸣，清亮悦耳，却绝没有诗中云雀之欢愉，也没有夜莺的沉郁，唱了不久就似飞走了，又在远处以牠那单调的双音唱几声。初听的夜晚我几乎半夜不眠地等牠回来。这怎么可能？在我虽然年轻却饱经忧患的现实生活里，竟然在这样的夜晚，听到真正的鸟声伴着河水在我一个人的窗外歌唱……
白天我问同学。现在河岸唱歌的是不是杜鹃鸟?她们说是布谷鸟，你听到它唱的是“布谷!布谷!”是催农人插秧了。用“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样的美文也写不出这江岸之美。白天我把小天窗斜斜地开着，无数不同的鸟声随同阳光流泻而入，令人竟至坐立难安，必须走出这斗室去寻找歌声的来源!半日没课的日子，我常抓起待背的诗本，出水西门，由水夫们挑水上下的石阶下去，往右边河岸走去。在那看似荒草湮没的河岸，有一条依稀可辨的小径，引向一堵废砖墙下，如果有勇气跨过去，便可以发现一片小小草坪面对河水。草坪后面是一丛树，树后面是我宿舍的楼，在三、四楼之间斜建而上的，是我那间斗室。那扇小小的天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似在反映我的惊喜:再往前走二十尺，河岸转折，就无路了。这是一块不可能被人发现的，我私有的乐园，和嘉陵江畔岩壁上的石窟一样，是我的避世净土。
我发现到这地方却纯由一个“缘”字。
一年级下学期某个早晨，我由那间陋室出来稍晚，走向大门时，看见一个挑水的老者在上锅炉的石级上摔倒，头撞在阶上血流满脸，旁边的水夫扶起了他，却不知如何止血。我当时立刻奔回房间，拿出家中带来的药盒，棉花、红药水、纱布、胶带，帮他止血包上，用的全是童子军的重庆救灾训练。在南开六年全无我用武之地，如今能在自己落难离家时“日行一善”，自己也感动了一番。
我把那瓶红药水和纱布等送给伤者，两位水夫在旁边对我说这是他们的领班，因为老婆生病，儿子不争气，他都五十岁了还得出来挑水。这之后每天早上我都注意看他有没有换药，直到伤口结疤。在那个时代，药护观念是柑当原始的，我那童子军知识，在此已不算太落后了。那天早晨，当我站在水西门外的草丛申张望时，那位老水夫正在河里用水桶挑水。他看我拿著书，便走过来，小声的指给我绕右一条小径再转
前行，可以找到一块读书的她方，“这边人杂，我会告诉他们不打扰你。”
这真是我最富足的产业啊!在乐山之后的两年，我从没有告诉人这个地方，和那江上的岩洞一样，对我是圣灵之地。那一年我二十岁，面对重重威胁的人生，觉得随时可能失去一切，孤苦无依。唯一必须留下的是自己的心灵，这一颗切切思慕知识、追寻善和美的心灵，而这河岸小片净土，曾是我安心置放心灵之地。
初搬上阁楼时，夜闻布谷鸟啼，竟似济慈在祖屋院内听到院里筑巢的夜莺歌唱心情。很想去找找鸟儿筑巢的树，在河岸窗下方向搜寻多次，当然是找不到的。暮春二一
月，岂止江南杂花生树，莺飞草长!坐在河岸那里。晴天时远远看得见青衣江上帆船
顺流而下，后面是无根的江夭。青衣江至今仍引人遐想，千年前李自初过乐山，有诗《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平羌就是青衣江。羌族与彝族是川西原住民，不知在哪个朝代被汉人“平”了，把江名改了，纪念征服，但是世世代代的人仍以清溪般的心情称它原名青衣江。这来自神秘西康耶峡山脉初溶的雪河，注入在我脚下浊流汹涌、咆哮的大渡河后，左转流进眠江，在山岬角冲激之后，到了全城取水的水西门外，江水变得清澈，流过唐朝依山所建高七十一米的大佛脚下，温柔回荡，从没有浑浊的时候，天晴正午可以隐约看见江水中横过一条清浊的分界。
面对这样壮丽的江山，不由得我不千百遍地念着刘若虚《春江花月夜）中“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诗句，我自知如此渺小，如此无知，又如此傍徨无依;但是我也许是最早临此江流，背诵英国诗人济慈的中国女子吧。我沿着自己那一段河岸前前后后地镀着，背诵了济慈的《夜莺颂），《希腊古瓮颂》，《秋颂》，背到《无情女》的最后几句：
在幽暗里，死亡勇士的祷嘴
大张着，预告着灾祸：
我一觉醒来，看见自己
躺在这冰冷的山坡。
背诵间竟因它的阴森感觉而匆匆跑回宿舍，第二天又去背。既长又难且迷人的《圣亚格尼节的前夕）第一段。诗句的背诵和我青春迸发的诗思，与那样的季节那样的天地融合成一种永远不能淡然处置的人生情怀。在当时曾被同学嘲为“不食人间烟火”的恍忽者。于日后漫长的一生，却转为一种无法解释的不安现状的孤僻。
济慈的诗只有《秋颂》是我乐于与人外享的，它是温暖、认命。成熟完美的诗篇。麦子收割后的田拢，呈现季节的自然悸动。傻蜜蜂在夏末迟凋的花间，以为夏日永无止境，而蟋蟀低唱，燕子绕空飞鸣，秋已深了， 达到了完成之境。
读了大约十首济慈的诗后。朱老师返回《英诗金库》的第一部，讲了一些莎士比亚和弥尔顿的十四行诗，让我看到抒情诗的又一种写法。
这时，五月已经过完，进人六月了。有英诗课的日子，我仍与同班同学三、四人出自塔街过湿媲洒的水西门。一路喃喃背诵往文庙走去。但我们也已知道，外面的世界全变了。
13、张大飞殉国
盟军在五月二日完全占领了柏林，日本境内也在美空军密集轰炸之下开始疏散，
、自杀飞机成了他最后最残忍的武器。我国渐渐在广西收复失土，六月十二日战报，日军势孤，湘西会战，我军大胜，歼灭日寇一万余人，正朝桂林进军……。
宿舍弥漫着欢欣的气氛，所有人解开了准备步行去“雷马屏峨”的背包，准备大考及暑假回家。合唱团、音乐会、送别会，郊游的活动又开始热烘烘地举办，休学和请假的人很多都带些羞愧的表情回来上课了。四月十二日，美国罗斯福总统突然逝世，对中国的冲击很大，有一天朱老师在英诗课突然念了一首美国诗人惠特曼的诗《啊，船长!我的船长…），追悼他不及见战争胜利。此时读此诗，觉得响亮有力，如鼓声送别。
然而不到百日之内，我竟第二次清晰地想起这首诗，刻骨铭心，沉重的，不甘心的哀
伤。
我最后一次到水西门外我的河岸是六月初。春天已经过完，岸边的草长得太高，已渐湮没小径。我去那里读哥哥写给我的信，这封信我已经收到两天了，那两页信纸内容也已经背熟，但是我必须找一个地方，好好地想一想……。
哥哥信上说，张大飞在五月十八日豫南会战时掩护友机，殉国于河南信阳上空。他在重庆战报上看到前线的消息，周末回到家收到云南十四航空队寄给他的通知，我们家是张大飞的战时通信地址之一。他留下一封信给我哥哥，一个很大的包裹给我，用美军的帆布军邮袋装着。大约是信件。他说我快放暑假回家之前，最好有个心理准备——他的信里附上了张大飞写给他的信。
这是一封诀别的信，是一个二十六岁年轻人与他有限的往事告别的信。我虽未能保留至今，但他写的字字句句却烙印我心。他说：
振一：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二一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伦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
我请地勤的周先生在我死后，把邦媛这些年写的信妥当地寄回给她。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自从我找到你们在湖南的地址，她代妈妈回我的信，这八年来我写的信是唯一可以寄的家书，她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我似乎看得见她瘦小女孩长成少女，那天看到她南开的操场走来，我竟然在惊讶中脱口而出说出心意，我怎么会终于说我爱她呢?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去年暑假前，她说要转学到昆明来靠我近些，我才知道事情严重。爸爸妈妈怎会答应？像我这样朝不保夕，移防不定的人怎能照顾她?我写信力劝她留在四川，好好读书。我现在休假也去喝酒。去跳舞了，我活了二十六岁，这些人生滋味以前全未尝过。从军以来保持身心洁净，一心想在战后去当随军牧师。秋天驻防桂林时，在礼拜堂认识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学老师。她到云南来找我，圣诞节和我在驻地结婚，我死之后抚恤金一半给我弟弟，请他在胜利后回家乡奉养母亲。请你委婉劝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后只盼望她一生幸福。
这一年的大考延后一些，给请假的人补课的时间吧。我于七月六日与许多同学搭船回炎热如火炉的重庆，看到书桌上那个深绿色的军邮袋时，即使妈妈也难于分辨我脸上流的是泪还是汗。种种交纠复杂的情绪在我心中激荡，好似投身入那三江汇合的激流。两天后我才打开那邮包。上面有一封陌生笔迹的信，里面写着：
张大飞队长已于五月十八日在河南上空殉职。这一包信，他移防时都随身带着。两个月前他交给我，说有一天他若上去了回不来，请找按这个地址寄给你。我在队上担任修护工作，随着他已经两年，他是很体恤人的好长官。我们都很伤心。从他留在待命室的上装口袋里找到一封你的信。也一并寄上。望你节哀。
周□□敬上
他的信封里装了一张折了多次，汗渍斑斑、浅蓝己褪至黄自色的。我在南开高二一时写的信，那是一封纯粹的文艺青年的信，说：
很羡慕你在天空，觉得离上帝比校近。因为在蓝天白云间，没有“死亡的幽谷”……你说那天夜里回航，从云堆申出来，膏地看到月亮又大又亮就在眼前，飞机似乎要撞上去了。如果你真的撞上了月亮，李白都要妒忌你了……而我现在每天要在教室至少坐八小时，几何那么难，几乎令人生趣全无。幸亏有孟老师的词选，不必只为了考大学活着。今天看高一的同学忙着把被单缝威裙子，要去参加全市运动会的团体舞，那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事，幼稚得要命。我现在都不敢看课外书了，星期六回家经过时与潮书店门口，我都快步走过，以兔受到诱惑?
这样的信我写了好多年，直到我去乐山读哲学系。对于他，这些信大约像烟酒跳舞对他队友一样，有帮助忘却狰狞现实的用处吧。我从乐山想转学到昆明西南联大去找他时，他急着来信阻止，其中有句说:“你对我的实际生活，知道的愈少愈好，对我“光荣”的实质情况愈模糊愈好。”初读时，我看不懂，以为他“变”了。多年后才全然了解，善良如他，嚣然觉醒，要退回去扮演当年保护者兄长角色虽迟了一些，却阻挡了我陷入困境，实际上仍是保护了我。
我那一大包信，他曾仔细地按年份排好，第一封从湖南湘乡永丰镇扶稼堂寄的，小学毕业生的平安家书;最后一封是大学二年级外文系学生写的，已承认自己没有研究哲学的慧根，全心投入雪莱和济慈的浪漫诗情。从阁楼的小窗看满天星辰，听窗外树上鸟鸣布谷，你在哪里?你怎么像裤迹般显现挚爱。又突然消失了呢？
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四年，一个少女在残酷战争申成长的心路历程，详详细细地记录在那一百多封信中，我留在家中柜里那一包他七年间写的更大数量的信，是一个十九岁的青年由流离的困境投身最强烈的战斗的完整自述。他驾驱逐机击落敌机的时候。有时会想：我这样虔诚的基督徒，却这样长年做着杀戮的工作，上帝会怎么裁判呢?牠不是说“生命在我，复仇也在我”吗?耶稣说人若打你左脸。你把右脸也给他打吗？但是日本人不但打我的脸，他们杀了我的父亲，摧灭了我的家。将我全国的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杀至今。我每在郊区打下他们一架飞机，即可以减少牺牲于炸弹下的多少冤魂……。
这两大包信，放在一起。这一年夏天，我没有力量重看。他的死讯虽在意料中，但来时仍感意外，因而难于印证现实。
所有的迹象显示，战争快要结束了。麦克阿瑟将军收复了菲律宾，实践“我会回来…”的豪语。我国在芦沟桥事变后八年的七月七日军事委员会宣布:“八年抗战，截至现今，共计毙伤日寇及俘虏日寇达二百五十余万人。我阵亡官兵一百三十余万人，负伤一百七十余万人。战局现已转守为攻。”全国开始生活在期待中。
几乎在此同时，陈纳德将军辞职的消息震惊了中国朝野。罗斯福总统逝世后，美国的三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由马歇尔将军继任（“马歇尔计划”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
的世界局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国国共战争时他前来调停，但是一般认为他偏向中共的
“进步改革”，间接造成了国军的失败而失去大陆）。中国战场的盟军司令史迪威将
军与蒋委员长合作得不愉快，曲魏德迈将军接任，他收到总部指示说，陈纳德以最少
的资源已打了很长时间的游击战式的战争。“采用现代化进攻战术和技术的最迅速和
有效的办法是撤换指挥官。”
陈纳德在重庆的告别仪式几乎是空前绝后的热情感人，两百万人挤满了街道和临街的门窗，他的座车无法穿过人群，人们手推着他的车子到欢送广场，全城伤痕累累的房屋上挂满了各种旗帜，许多绣着飞虎的队徽。蒋委员长亲自授赠中国最高的青天白日大勋章，表示中国人民对他多年血汗相助的感谢，美国政府也在此授与特勋金十字勋章，并挂上第二枚橡树叶奖章。这一年陈纳德五十二岁。正因为他来到了神秘遥远的中国，脱离了美国正规军的律令，以近乎江湖闯荡的个人魅力，聚集了千百个同样的好汉，用驱逐机的战术解救了地面上无数苦难的生灵。
四个月之内，罗斯福逝世，陈纳德解职，张大飞战死。这一场战争带着无数人的憾恨落幕，惠特曼《啊，船长!我的船长!），那强而有力的诗句，隔着太平洋呼应所有人对战争的悲悼：
啊船长!我的船长!可怕的航程已抵达终点；
我们的船渡过每一场风暴，
追求的胜利已经赢得;
港口近了，听啊那钟声，人们欢欣鼓舞，
所有的眼睛跟着我们的船平稳前进，它如此庄严和勇敢；
可是，啊，痛心!痛心!痛心!
啊，鲜红的血滴落，
我的船长在甲板上躺下，
冰冷并且死亡。
14、战争结束
盟军在欧洲胜利之后，急欲结束亚洲的对日战争，在中国和太平洋岛屿的日军明知大势已去，却仍在作困兽死斗。在那些荒凉的小岛上，双方死伤数十万人，直到美国以数千架轰炸机密集轰炸日本，东京已半成废墟。
七月二十六日，中、美、英三国领祖在盟国占领的德国波茨坦发表官二日，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同一日，英国领导战争至胜利的丘吉尔首相大选失败下台，亦未见终战果实）。第二天日本内阁会议，从早上到深夜，主战派主张准备本土保卫战，大和民族宁可“玉碎”拒绝投降。英美新的领袖文德礼和杜鲁门发表联合对日作战声明。二一
天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日本仍拒投降;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段落长崎。全世界的报纸头条是巨大的照片上原子弹升起的章状云和下面的一片火海。
八月十四日，在各种战壕中垂死挣扎的日本兵，听着他们的昭和天皇广播，叫他们放下武器，“日本业已战败，无条件投降，依照开罗及波茨坦宣言，将台湾归还中国了……
八月十五日，蒋委员长向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国人于胜利后，勿骄勿怠，努力建设，并不念旧恶，勿对日本人报复了……”这个宽宏的态度，后来成了战争赔偿中“以德报怨”的宽宏条文。至今仍是中国人的一个困惑;日本与德国在盟国的扶助下迅速复兴，而中国国军却在战后，疲兵残将未及喘息，被迫投入中共夺取政权的内战，连“瓦全”的最低幸福都未享到。
日本正式投降时重庆的狂欢，是我漫长一生所仅见。
随着广播的声音，愁苦的大地灌满了欢乐，人们丢掉平日的拘谨矜持，在街头互相拥抱，又跳又笑，声嘶力竭地唱“山川壮丽，国旗飞舞……这样的爱国歌，说是万人空巷还不够，黄昏不久，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
我跟着哥哥和表哥们也拿着火把往沙坪坝大街上跑去，左连小龙坎，右接瓷器卧，几乎没有一寸黑暗的路，人们唱着，喊着“中华民国万岁!”真正是响彻云霄。
我跟他们走到南开中学的校门口。看到门口临时加了两个童子军在站岗，手里拿着和
我当年胳臂一样细的军棍，脸上童骏的自信，正是我当年跟着张校长念的“中国不亡，有我!”的自信。校门里范孙楼的灯全开着，我想到当年张大飞自操场上向我走来。这一瞬间，我突然感到万声俱灭，再也不能忍受推挤的人群。竟然一个人穿过校园，找到回家的小径，走上渐渐无人的田梗，往杨公桥走，快到那小木桥的山坡是个多年废弃的乱葬岗，我哥哥常常向他的朋友挑战，看谁敢去掀那个露出一半的棺材盖，他们又说许多鬼火的故事，比赛谁最勇敢。平常我都由前面大路回家。白天偶尔同大伙走过。走过小木桥上坡，就是我们去年为躲警报而搬去的家。我一面跑，一面哭，火把早已烧尽熄了。进了家，看到满脸惊讶的妈妈，我说，“我受不了这样的狂欢!”在昏天黑地励哭中，我度过了胜利夜。
从此之后，我不再提他的名字。我郑重地把他写来的一大叠信和我写去的一大邮袋的信包在一起，与我的书和仅有的几件衣服放在一起。我想，有一天我会坚强起来再好好看看。但是第二年夏天，我意外地由成都直接“复员”回到上海，妈妈带着妹妹由重庆搭飞机复员回到北平，除了随身衣物只带了一些极具纪念性的照片。那些信和一切的痕迹，全留给苦难时代的狂风。它们的命运，在我家日后播迁的岁月中，连想象都难了。
这一年的十一月，在他从军时赠我《圣经》整整八年后，计志文牧师从成都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我，说他由珞珈团契的一位朋友处得知我在深沉的悲哀中，他劝我振作，抄了《启示录）第七章最后一句，“在主宝座之前穿白衣的人是从大患难里出来的……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上帝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计牧师不久到乐山传道，我在卫理公会受洗成为基督徒，我在长期的思考后，以这样严肃的方式，永远的纪念他:纪念他的凄苦身世，纪念他真正基督徒的善良，纪念所有和他那样壮烈献身地报了国仇家恨的人。
第五章 胜利——虚空，一切的虚空
1、战后新局——失落的开始
在举国欢腾的那几天，我父亲竟然常常深锁眉头，沉思不语。
有一天在晚餐桌上，他对几位老友说。苏俄在停战前五天抢着对日宣战，立刻就越过边界攻人我国满洲里，深入东北境内百余公里，十天内占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俘虏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更达林在八月二十三日宣称:“满洲国全部解放”，完全不顾我国的政治主权。中共的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连发七道命令，指示共军全面发动，争城夺地。并命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及若干朝鲜人，率人开赴东北，配合苏俄军作战，先夺东北三省。
然而，毛泽东却在一个月后的九一八纪念日来到重庆参加国民参政会，对蒋主席邀其前来重庆表示感激。致词说:“今后当为和平发展，私平建国之新时代。必须团结统一，杜绝内争。因此各党派应在国家一定方针之下，蒋主席领导之下，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以建设现代化之新中国。”
这是我今生听到的最大谎三言之一。
为了行政管理之效率，国民政府设立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将东三省份成九省——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兴安（中共占领后恢复为原三省）。当年兴冲冲去“接收”那九省的人，梦想不到三年半之后会被中共“内争”战败，逃到只有东三省疆域三十五份之一的台湾，终生末得返乡。
胜利日不久，各级学校即将开学，教育部公告说战区各校多遭日军破坏或征用，校舍设备须待修复，迁至大后方各校留在迁居地，待明年暑假复员原校，本学年按学历开学，安心上课，详作复校计划。
这一年我哥哥已由政治大学外交系毕业，等待分发驻外使馆工作，最初派往南美乌拉圭大使馆三等秘书（因为那个国名，他成为朋友取笑的对象）。他一直以未能参加什么革命为憾，一年前参加“十万青年十万军”被阻，耿耿于怀，既不想去乌拉圭，就去报考《中央社》作随军记者，要求派往东北战区，与战士同甘共苦，体验作战生活。
我大妹宁媛已经小学毕业，上了南开初一，爱打垒球。小妹星媛上南开附小三年级。父母也决定留在四川，明年等我们放假再搬回北平 第一件事是安葬我的祖母，她于一九三七年逝世后，棺木浮厝在北平郊区一所庙里。
2、再遇名师
嘉定距峨嵋山只有百里，山水钟灵自古闻名，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沿岸世代有文人雅舍，如眉山的苏东坡，乐山的郭沫若。抗战时期在武大任教而住在乐山的有朱光潜、陈西滢、凌叔华、袁昌英、苏雪林等作家。一九四一年武大聘请钱穆先生讲学，主题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问题。因是全校讲座，又为避警报，上课时间为早晨六点到八点（前一年日机大轰炸，乐山城区半毁。死伤很大，之后又流行一种“趴病”及伤寒，埋葬病死的武大学生之地被称为“第八宿舍”）。当时全城电力尚未恢复，学生由各宿舍去最大的那间教室，须拿火把照路，摸黑去听钱穆先生的课，往往晨光初露时座位已被火把占满，后来者即无法进去。女生宿舍低班学生似乎无人敢去。我升入高班三年级时，抗战胜利，钱先生回到重庆。我听高班男同学讲当年盛况，非常羡慕。然而当时绝末想到三十年后在台湾:我为国立编译馆公事拜谒钱先
生，且有二十年单独请教，畅谈，倾听的缘份和荣幸。
当年国学大师马一浮先生在岷江对岸乌尤山上设复性书院，熊十力先生亦曾在书院居住讲学，书院研究者一百人，亦曾请钱先生演讲。钱先生晚年回忆当年有一段时间与朱光潜先生同进中、晚餐，“畅谈甚相得”。
九月初我回到乐山，觉得学校的气氛全变了。原来凝聚着共患难、同歌哭的维系力，如今似乎换散了。由全国联考招来的学生，将回到天南地北的家去，每个高年级的人有着宽广的就业理想（那时的大学生占人口比例太小），而政治的气氛已经笼罩到所有的课外活动了：墙报、话剧，甚至文学书刊都似乎非左即右，连最纯粹的学术讲座也因“前进”程度而被划分为不同的政治立场。二十年后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利用这种划分方式作为残酷斗争的根据，隔着台湾海峡所听到的一鳞半爪，私在海外读到的铁幕消息，都令我有似曾相识之感。
大学三年级开学后，朱光潜老师已辞掉院长，专任外文系教授兼主任，他邀我们几个导生去他家喝茶。
那时已秋深了，走进他的小院子，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门旁小屋内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老师立刻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赞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由于是同一年的事，我一生都把那一院子落叶和雪莱的《西风颂）中的意象联想在一起。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更加上济慈的《秋颂》，深感岁月凋零之悲中有美，也同时深深感念他们对我生命品味的启发。
外文系的学术功课到三年级才算开始，以朱老师的水平，原也安排很好的阵容，可惜最重要的“英国文学史”名师陈西滢和方重教授一九四三年前均已离校去了英国。新聘来教我这班的孙家诱先生刚从英国回来，应该可以胜任。她上课不久，即把重点放在乔叟《坎特伯瑞故事集》的中古世纪英文上。
她是位很壮的女子，用浑厚的嗓子念中古英文的原文，念了大约两星期，把我们震慑住了——用一句今日台语来形容是“鸭子听雷”。好不容易到了郎兰的《农夭皮尔斯》和玛拉瑞的《阿瑟王之死》 。从十五世纪到了十六世纪的穆尔的《乌托邦》，匆匆掠过最早的十四行诗，飘过史宾塞，就放寒假了。下学期介绍了马洛的《浮士德》，读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几首代表作、重要剧本的名单和梗概，弥尔顿的《失乐园》 与《圣经.创世纪》的关系，即到了德雷登。不到三堂课，突然老师请了病假，她和我们再也没有回到英国文学史那门课，然后大家都“复员”回下江去了 四川人称所有外省人都是“下江人”。
我大学毕业时，主课英国文学史只修到一七00年，对德雷登之后两百五十年的无知，是我多年的憾恨。第二次到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进修，我用一整年时间苦修英国文学断代史四门课：十五世纪以前，十六、七世纪，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时（台湾国立大学外文系已改为两年课。大二、大三必修），用一切安排，使时间足够教到二十世纪中叶，绝不让我的学生有此憾恨。
另外两门课比校稳定，小说课的戴骆龄先生是典型的文人学者，他也是《时与潮文艺》的定期作家，主日语不太流利，但课程内容充实，分析层次颇高。他讲到狄更生《双城记》时，特别教我们注意英国人怎么看法国大革命时的暴民政治，我至今想到书中描写巴黎的家庭主妇坐在广场上，一面织毛衣一面数着断头台上砍下的人头，把刀斧落下的次数织进她们温暖的毛衣里，仍令我不寒而栗。他结结巴巴地说，那个英国记者为了爱情上断头台，站在台上居然会看到一个美好的末来世界，简直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小说写法（我原来以为爱情就该是那样）。他是最早教我们由不同角度读小说的老师。他开的书单对我以后阅读也很有帮助。
在现代文学课上百次认识了缪朗山教授。在那几年，他大约是对学生最有魅力的人了，专长是俄国文学，所以几乎全以俄国文学做为现代的代表。
他的课很受学生欢迎，抗战国共合作时期，这样的课比任何政治宣传都有用。缪先生身体壮硕，声音洪亮，对俄国文学确有研究，所以授课演讲内容丰富，上课时如上舞台，走过来跑过去，从不踱步，脸上都是表情，开口即是谐语，一男同学形容他是“大珠小珠落铁盘”。他热切地介绍高尔基的《母亲》，萧洛霍天《静静的顿河》，和伊凡.冈察洛夫的《奥卜洛莫夫》。此书是一本极精采的写懒人之书，说到那贵族懒人的仆人，因为太懒，伸出的手掌和鞋底一样脏。缪教授居然把他的破鞋脱下一只与手掌并列——在他之前和之后，我从未见过那么起劲的教书人。
3、奏错了的乐曲
大三开始，我在乐山的生活有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有人到女生宿舍给我“站岗”了。
一、二年级我参加的课外活动只有南开校友会和团契，在那小小的圈子里似乎都知道我已心有所属，在那个尊重“感情专一”的时代，从未有任何人能邀到我出游。
胜利不久，我将由重庆回校上课前，突然收到一封信，寄来一首以我的名字谱曲的创作，作曲者是刚毕业的黄君。他在信中说已爱慕我一年多了，看我那不理人的态度，鼓不起勇气去找我。毕业后，认识他的人少些。如不被峻拒，他会在就业前悄悄回到乐山来看我，试试能不能培养出感情。
武大除了几个大合唱团之外，有一个比校接近专业水平（或者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爱乐团体，由三人到五人不定期开个小型音乐会。在那个没有任何音响的时代，很受欢迎与尊重。两把小提琴。一个男中音，黄君是第二小提琴，他拿着琴上台时，硕长儒雅，许多女生为他着迷。
南开校友话剧社一九四四年六月初为欢送毕业同学公演话剧《天长地久》，是由《茶花女》剧情改编的抗战名剧。他们敢于演出而且轰动全校的原因是有鲁巧珍和几位在沙坪坝即已演出成功的校友。在几乎完全没有音响设备的学生社团，全靠幕后的真人支援;他们说演曹禹的《雷雨》时，后台几位男同学站在梯子上拿盆子往地上倒水，一位壮汉架好一大块铁板，另一位用锤子拼命的敲。又有闪电又有雷声。而这位
第二小提琴黄君，虽不是校友，但性情温和（另一位不好伺候），被请来在幕后奏乐。导演同学跟他说，你们提琴的曲名我不太懂得，你只要准备一首轻快的，一首悲伤的，到时候我告诉你拉哪一首就是了。那晚上，我们所有校友都被派了工作，我和另一个大一新生王世瑞，上台在揪链上坐了两分钟，代表纯洁无忧，然后就到后台去帮忙提词。不知是导演喊错了，还是提琴手听错了（后台又黑又窄又脏），当男女
角恋爱幸福的时候，有人推黄君说，弹那个“悲的”，他就很有情调地拉起舒曼的
《梦幻曲》，前台演员听了简直笑不出来了。
第二天城里小报说，南友话剧社这次演出一塌糊涂，男主角不知爱为何物，只有女主角鲁巧珍一人独撑全剧。黄君虽未表示震怒，但是南开校友看到他有些尴尬，有些亏欠。
开学不久，他就千里迢迢地由重庆回到乐山，专程看我。那实在是令我很有光彩，也令知道的人都很感动 在那小小的县城，很快地大家都“知道”了。他每天下午必然到老姚门房报到，老姚以他那令人忘不了的权威口音，向三楼大喊一声，“齐邦媛先生有人会!”老姚“喊”所有二年级以上的女生为“先生”，他说女生上了大学就得有个样子，但是在宿舍里面他很少这么称呼，大约看透了女孩子日常生活中的真面目吧。
我到了三年级才第一次跟男生单独坐在江边的木排上。乐山是岷江口的木材集散地，山里的林木扎成木筏形式，推成一排排的，等水涨了由岷江顺波而下到长江大港城市去。黄昏后是同学们喜欢攀上去坐着，唱歌说话的、有情调的地方。不久，双十节，他突然又来。
黄君如此热切表示爱慕，却在最糟的时候来……。
自六月以来，我心中对张大飞的悲悼之情，沉重又难言。我不知如何恰当地称呼他的名字，他不是我的兄长也不是我的情人，多年钟情却从未倾诉。想到他，除了一种超越个人的对战死者的追悼，我心中还有无法言说的复杂沉痛与亏欠，谈到他的任何轻佻语言日都是一种亵渎。正如柯立芝《沮丧:一首颂歌）所言的悲痛：
没有剧痛的哀伤，是空虚幽暗而沉闷的，这种窒息，呆滞，又不具激动的哀伤，既找不到自然的宣泄途径，也无从得到慰藉，不管在言词，叹息甚或是眼泪中……
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一个女孩子，在我那个年纪和见识，都会被一个风度翩翩，为你谱曲作歌，为看你溯江三日或是跑五百里旱路的人感动乃至倾心吧。但也许凡事早由天定，当黄君为《天长地久》配乐的时候，在快乐幸福的场面误奏了悲伤曲子，即是一个预兆吧。我们注定无缘。
在乐山的最后一年，至少上学期，大家还认真地上课。武大维持着相当高的水准，以外文系为例，朱老师不仅自己教英诗、现代文学批评和翻译，担任系主任时规画的课程也够强，使前六年的毕业生出了社会进可攻退可守。可惜到了下学期，很多老师都有了新的工作，三、四月就开始赶课，提前走了，而那时也开始许多大大小小以游行方式出现的学潮。
4、学潮
抗战的胜利，是中国八年血泪坚持奋战得来，但由于原子弹而骤然来临，使政府措手不及，“胜利”二字所带来的期待未能立即实现，前线后方共患难的日子一去不返。自华北开始，共产党在战线后方，以土共和农村宣传的力量急速扩张，对不满现状、充满改革热情的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渗透与说服魅力。胜利后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九日，昆明的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前进”学生，以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发动学潮，有激进分子投手榴弹炸伤学生十三人。造成四人死亡。教授决定罢课，数十人发表告各界书，同情反内战学生，至十二月十七日才复课。
学潮在全国各大学扩散，一九四六至一九四八年大学校园充满了政治动荡与叫嚣，一九四九年共产党占据全国，之后的四十年，中国大陆的大学教育成为政治工具，学术传授及专业标准近于切断。
在我所亲身经历的学潮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西南联大的闻一多（一八九九~一九四六年）教授。他是著名诗人。其感时之作《死水》和哀悼夭折幼女的葬歌《也许》是当年文艺青年争诵之作，我至今仍能记忆《也许》十六行的全文，仍很受感动：
也许你真是哭得太累，
也许，也许你要睡一睡
那么叫夜莺不要咳嗽，
蛙不要号，蝙蝠不要飞。
不许阳光拨你的眼帘，
不许清风刷上你的眉，
无论谁都不能惊醒你，
撑一伞松荫庇护你睡。
也许你听这蚯蚓翻泥，
听这小草的根须吸水，
也许你听这般的音乐，
比那咒骂的人声更美。
那么你先把眼皮闭紧，
我就让你睡，我让你睡
我把黄土轻轻盖着你，
我叫纸钱儿缓缓的飞。
闻一多自幼有文才。十三岁由故乡湖北考入清华大学前身的清华学校，读完中学及大学课程，西学亦打下根柢。他的爱国情怀强烈，参加过“五四运动”，在美国进修艺术时，与同学组织“大江学会”。奉行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积极参与文化活动，丰富的诗作使他成为名诗人。抗战初起，他与清华、北大、南开的学生由湖南徒步跋涉到云南新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文学院。研究《楚辞》颇有成就。战时昆明，教授生活清苦，闻一多有子女五人，薪水之外刻印补助生活所需。日军的轰炸，民生的困顿和中共对知识份子的积极渗透，使闻一多自一九四四年起，由阅读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书开始研究共产党制度，地下党的朋友劝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更有利于民主运动。《闻一多》 （作者闻立鹏、张同霞，为闻一多之子、媳）书中提及。他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精神迎接新的斗争生活。他的老朋友罗隆基说:“一多是善变的，变得快，也变得猛。”
闻一多开始写文章、演讲，激烈批评、攻击政府及一切保守的传统，如骂钱穆等为冥顽不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五日，在一场追悼李公朴殉难的纪念会后的下午，闻一多被暗杀，留下五个未成年孩子。
闻一多之死成了全国学潮的策动力量，对延安的中共而言，他的助力胜过千军万马。对于中国的命运更有长远的影响。因为他所影响的是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更值得文化史学者的研究，但是在目前两岸的学术界，尚少见有超脱自身范围的回顾与前瞻。
我记得常听父亲说，一个知识分子，二十岁以前从未迷上共产主义是缺少热情，二十岁以后去做共产党员是幼稚。我常想闻一多到四十五岁才读共产制度（不是主义）的书，就相信推翻国民党政权换了共产党可以救中国，他那两年激烈的改朝换代的言论怎么可能出自一个中年教授的冷静判断？而我们那一代青年，在苦难八年后弹痕未修的各个城市受他激昂慷慨的喊叫的号召，游行，不上课，不许自由思想，几乎完全荒废学业，大多数沦入各种仇恨运动，终至文革……。身为青年偶像的他，曾经想到冲动激情的后果吗?
《闻一多》一书记载，他的遗物中有一枚没有完成的石质印章，印面写着“其愚不可及”!无论怎么诠释，说是他在生死关头，“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留下这枚“自励章”表白心志，决心以“追屈原、拜伦踪迹的庄严表示”作最后的遗言，正常的读者很难不联想到懊悔与自谴;到底他曾经写了许多情深意明的好诗，深研过文字的精髓，正要刻上石章的五个字，应是先在内心琢磨过它的意义的。虽然，在那狂热的两年中，他未必预见到自己的死亡，并未能给他深爱的国和家换来幸福。
一九四五年的中央政府，若在战后得以喘息，民生得以休养，以全民凝聚、保乡卫国的态度重建中国，是否可以避免数千万人死于清算斗争、数代人民陷于长期痛苦才能达到“中国站起来了”的境况?
这是多年来我回想在四川、武汉多次被迫参加游行时，内心最大的困惑与悲愤。
5、最后的乐山
在这个喜忧无界，现实混乱的十一月，布道家计志文牧师应卫理公会内地会之邀到乐山来。他劝我受洗，定下心来走更长的路，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他的布道会既以武大师生为主要对象，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那几天，他常常用江浙国语带头唱赞美诗，其中有一首，我比较不熟悉的，一再重复一句副歌，“求主将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时的教会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我在南开中学长大，听惯了带天津腔的“标准”国语（他们有时笑我的东北口音），心里想，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灵随自然脉动而舒畅呼吸吧。后来到了上海。有人赠我一本《普天颂赞》，才知道原来是“白超乎雪”，喻洗礼使人洁净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较难忘。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竞赛答对的冠军。写答案的时候，为了保密，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
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翟一我、冯家碌、鲁巧珍的宿舍窗前，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这时，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啊，看看，俞XX走过来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渐渐凌驾众声，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渐渐远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此后两年，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
如今，我和这样一个“陌生人”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声商量机密，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在黑暗中，他写了六个名字。接下来问几个《圣经》中的故事、神话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简爱》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当晚我们得份最高，其实全是他赢得的。种种冲激之外，这样的“聚首”奇缘，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
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One HUndred and OneSOngs”，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我没有读过音乐史，课内和课外都没有。南开和《时与潮》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政
论，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
俞君是抗战中期，不愿受日本教育，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我大学毕业时，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今仍在我书架上，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当时已去世。
新年元旦黄昏，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据说以前没来站过），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来，交给我一本英文的《伟大作曲家》 ，祝我新年快乐。又说，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我刚点点头，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紧张）。
放寒假时，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很喜欢文学。
那年二月底，开学不久，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爱国大游行，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要求俄军退出东北，追悼张莘夫。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性学潮。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
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只尽量跟上队伍，表达真正哀悼诚意，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槛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欢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露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是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
这时，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望着我。
队伍过完了，他走过街来说，“你也参加游行啊!”我说，“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实际地哀悼。”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控制的上海。但是在这里，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他们大约想，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
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敀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
6、林中鸟鸣天籁
这样的早晨，九点钟左右，我们从二年级背英诗即同路的三、四个人就由文庙出来，从广场左边石阶往叮咚街走。石阶旁有一个永远坐在那里的老头，卖烤番薯。买个半大不小的握在手里，一路暖和，回到宿舍再吃正好。县街有一家小店，卖土制小麻饼，新鲜松脆，每过必买一小包。我们拉拉扯扯地经过水西门走上白塔街，过了浸信会大院门口，看到俞君从男生第六宿舍高西门那一端大步走过来。我的同伴丢下我匆匆进了宿舍，剩下我面对着他。
在那样的早晨，春寒无风的时候，他会带我到河边坐“划子”（平底渡船）过大渡河或岷江。到对岸最美的堤坝走走，四野景色全在脚下。右边是峨嵋山起伏的轮廓，左边是乐山大佛乌尤寺和缓缓绵延的山麓。这是我在此仙境的最后一个三月，那种壮观美景岂止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可以描绘!而我却是第一次得以近观又永远失去。我手里握着那已冷了的烤番薯和小麻饼，很佩服地听他讲音乐。才知道音乐也可以用“讲”的!我们在堤岸上上下下地走着，总会碰到乡下的小茶馆，粗木桌，竹椅子。热花茶，有如天堂。这时他会问我，“你的‘小猫饼’呢？”只有在笑他的江浙国语时，我比较有自信。
游行学潮自此未曾停过，我也几乎每周会“碰”到他由自塔街那一端走过来，渐渐也有些期待吧。
在那两个月里，他带着我走遍了近郊河岸，去了几次我最爱的楠木林，坐了羡慕许久而未坐过的乡村茶馆，吃了无数的“小猫饼”。除了谈音乐，我们也谈《圣经》：那时我参加了查经班，受洗前后更殷切地希望深入了解教义。至今记得他坐在堤岸上讲四幅音之不同，《诗篇》为何不易直接谱曲，在茶馆木桌上用茶水画出《启示录》中七印封缄的层次。清谈的口气。明快的刻画，跳动式的外析，当然和查经班不同。他所说的是他生长在传教布道家庭的基础知识，而我渴于学习，是个很好的听众。也许在我倾听之际，他也纾解了一种思家之苦?
复活节前数日，团契办了山中自然崇拜之旅。午餐之后众人自由活动，他悄声说，“我带你到林中听鸟叫。”走不多远，到一林中空地，四周大树环绕，鸟声不多，一片寂静。
我们在一棵大树桩上坐下。他开始轻声吹口哨，原有的鸟声全停，他继续吹口哨，突然四周树上众鸟齐鸣，如同问答，各有曲调。似乎有一座悬挂在空中的舞台，各种我不知道名字的乐器，在试音、定调，总不能合奏，却瞭亮如千百只云雀、夜莺，在四月的蔚蓝天空，各自竞说生命的不朽 随生命而来的友情、爱情，受苦和救赎……如上帝启发我，在这四月正午的林中空地，遇到了我愿意喊万岁的天籁。
冬初至春末的百余日中，我们走遍了半日来回可游之地，凡是年轻双脚所能达到之处，小雨亦挡不住（那时最好的油布雨衣，也是很重的），粗糙的油纸伞下仍然兴 致勃勃。对于他，对于我，这些郊游都是最初与最后认识乐山美景的机会。他刚来插
班两年，这个暑假就要毕业回上海，我也将随校去武汉，都盼望顺长江而下的时候，
经过巨丽的长江三峡。
在这么多的同游时日，别人不会相信，我自己也多年末得其解，即是我们从未谈情说爱。在所有的时代，这种“理智”很难令人信服，最主要的原因，我想是我幼稚的诚实伤害了他强烈的自尊心。
在我们最初的郊游中，他有时会问我查经班的功课，我即将心中最大的困惑说给他听。我说我不懂为什么上帝要那么残酷地考验乔布，夺走他的儿女、家业，使他全身长满毒疮。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俞君的回答和我后来遇到所有的回答一样，是必须了解，整部《乔布记》是试探、怀疑和坚守信心的故事，重点是在乔布与朋友的辩论后。耶和华从旋风中回答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能向云彩扬起声来，使倾盆的雨遮盖你吗?……”乔布因稳住信心，得见新的儿孙，直到四代，又活了一百四十年。满足而死。但这个原典的答案在当时和以后多年都不能说服我。
他问我。你这么愤愤不平是为什么呢?我告诉他，张大飞自十四岁至二十六岁悲苦、短暂但是虔诚的一生，至死未见救赎。（或许他自有救赎?）他又问我。你为何在他死后受洗?我说希望能以自己信奉体验基督教义，了解我自幼所见的各种悲苦，当年坚持投考哲学系也是为了寻求人生的意义。我这番述志中，有一个明显的思念对象。他后来告诉我，他无法与一个死去的英雄人物“竞争”。他连真正的战争都没有看到过，自觉因没有“壮志凌云”而比不上那种男子气概。在我那种年纪，作此告白，犯了“交浅不可言深”的大忌，自己并不知道，而最初也以为与他仅只友谊而已，大家在乐山都只剩一学期了。接着各自天南地北，并不曾想到后果。
所以他和我谈音乐、谈《圣经》，谈一些小说和电影，不谈个人感觉，不谈爱情。上下堤岸时牵我护我，风大的时候，把我的手拉起，放在他大衣口袋里握着，但是他从不说一个爱字。
五月我们都忙着考试，他毕业班更早考，电机系和外文系都是功课重的，全校提前考大考，以便各自复员。文庙的办公室全在装箱，公文、档案，学生的学业资料全都要去装船。
六月初图书馆也空了，宿舍多已半空，曾经在轰炸、饥饿、战争逼近的威胁中弦歌不辍的武汉大学，师生、家属数千人将从这座美丽的山城消失。我也收拾了三年的行李，小小的一个箱子，里面最可爱的一个盒子是张大飞到美国科罗拉多州受训期满回重庆带给我的礼物，蓝色有拉链的小皮盒子，装了小瓶的胭脂、口红和两条绣花手帕。这些东西在战时很少人看过，放在潮湿的床下箱子里，也只是无人时拿出来摸摸看，又放回去，小心地盖好。我的棉被、枕头都已赠人，只留下离家时向母亲要来的深蓝绣花被面，一直带在身边。数年后有一天在温州街台大单身宿舍，在太阳下打开小箱子收拾自己所有的“财产”，华丽的缎面和绣花上全是发白的斑点，都是一九四三年冬天在武大宿舍上铺蒙头哭的眼泪，那是在半睡半醒之际，年轻丰沛的眼泪斑痕啊!
这一年夏天。鲁巧珍也由经济系毕业了，她比我早几班船回重庆，找工作常须面试。我新的室友唐静渊也毕业走了，巧珍便在上船前到我屋里住了一晚，联床夜话，讲了整整一晚的话。
这一年来，我们生活中都有一些感情的债。她当然有许多爱慕者，其中有一位南开校友陈绪祖，淳朴有礼，是少数祖籍乐山的同学，常有人用乐山土话气他。在我们小圈子，他称她“小鱼日”。他那默默看着她的眼神令我们全很感动。却帮不上忙。有一次，他来邀我与小鱼日到他家吃午饭。我们都是第一次到他那被前进同学骂为地方恶势力的祖居，那座落在岷江对岸的房子，比我在宜宾看到的老宅更大更讲究。临江一排落地窗是一九三九年轰炸后新装的，满屋子的字画文物。父母说一口浓重的嘉定话，却是很雅致的人。饭后在庭前栏杆看到的江山气势，真是我们住在宿舍所不能想见的。陈绪祖对我们说，当初父母在重庆大轰炸时疏散还乡，回来发现这里园林之雅是外面没有的。人生有很多活法，就安心留下来。巧珍与他自始无缘。此后大约也没有人生交会的可能，但是我有时会在尘世喧扰中想到他们那种可羡的活法。中共当权之后，他们可能逃不了迫害吧。可悲的中国人，常常不能选择自己的活法。
7、告别世外桃源
巧珍走后，有一天俞君突然陪他的姐姐到宿舍来找我。
她刚从成都来，临时决定在离开四川前到峨嵋山一游，与她同来的是美军顾间团驻成都区一位主管M中校。她是位极友善的美丽女子，看到我，说听她弟弟说到我已经半年多了。她邀我第二天早上和他们一起去峨嵋山，住一宿再回乐山。
我在峨嵋山的山影水域中三年，未曾前往一游。常有同学团体以各种方式作三日游，我竟未遇到合适旅伴!在这最后几天，竟有如此意外的机缘去登山瞻拜，遂欣然接受邀请，一夜兴奋。
第二天清早，由M中校开吉普车九十里。很快就到了山下小城，登山到报国寺。那青苍宏壮的寺院，走不完的大石块铺成的庭院，那青灰色、珠灰色的大块石板像海浪般不断“涌”来，将我双腿和全身卷进去。进了一重又一重的庙门，高高的门坎之内，高深的栋梁之上，仍更有无限的幽深，回响着数千年的诵经声。自此以后，我曾参拜过很多雄伟寺庙，但总比不上初见报国寺时内心的赞叹。
午餐后再往山中走。刚起步，童年时常犯的“心口痛”发作了。我脸色煞白。全身冷汗，坐在路旁石阶之上。俞君姐弟当然十份紧张，但是M中校以战地军人本色镇定地说，这大概是高山症心脏初步缺氧的现象，他的行军囊中有药，立刻拿出来给我吃下，不久即感到舒解。
他们坚持要我坐滑竿上去。滑竿是两根竹竿贯穿一座软椅，前后两人抬着，是极轻软的轿子，轿夫两脚可以踩稳之路，都可到达。所以二十一岁的我，是这样不光彩地朝拜峨嵋山的。俞君一直在我滑竿前后走着。不时地过来握着我的手，他说生病的时候最怕手冷。我说自从高中以后我几乎没有生过病，“心口痛”的威胁已近忘记，今天竟以这样的方式登峨嵋山，真感到羞愧、扫兴。
到了半山腰，我们投宿在一家建在溪涧上的旅舍。晚餐后，俞君和他姐姐（她唱女低音）合唱了几首可爱的小歌;小小的旅舍客厅，风从四面来，似在伴奏，炉火温馨，油灯闪烁，素朴的四壁光影晃动，令我想起朱光潜老师英诗课的密室上课的早晨，阳光金色灿烂。他们唱到《罗莱河之歌）时，深山溪涧的流水从屋下流过参加伴奏，行走坐卧都似有摆动之感。
这一夜山中有月，俞姐姐与M中校过溪上小桥到对面空地散步，留下我们坐在雨檐下。他问我感觉好些吗?我说坐滑竿上峨嵋山，被同学知道了不知会怎么说。实际上我在乐山三年未登峨嵋，也是怕会半途而废，拖累游伴。由此，我竟然说出终生恨事 十岁住肺病疗养院，说到张姐姐病房撒石灰和老王给我煮土豆的时候，他竟卷起袖子，给我看只有医生和家人看过的他伤残的左臂。两人肯将俊秀挺拔的外表下最隐密的伤痛相示，终至无言相依，直到他姐姐回来。
山中月夜，纯洁的相知相惜情怀，是我对他最深的记忆。
回程路上，俞姐姐邀我和他们一起到成都搭M中校的飞机回上海。我说父亲现在南京，我应该先回重庆跟母亲相聚至七月底一起回北平。但是我渐渐被她说服，到上海先住她家，接着要去南京和北平都容易，何必又坐江轮，上下码头回沙坪坝……。
回到乐山。我立刻给母亲写了封信，附了俞家上海的地址。
俞姐姐约好来接我之前，我早一些提着箱子到门房与老姚道别。我全心诚恳地去向他道别。没有人比他更清楚我那三年的生活。宿舍里满处破书废纸，同学们差不多都散了。巧珍和余宪逸走的时候。老姚告诉她们，他以后会回湖北黄阪乡下，家里已没有什么人，如果景况不好，也许会回乐山找个小房子养老，武大已给了他资遣费。
我坐在门房等车的时候，老姚说，“你刚来的时候，成天就等那空军的信，对不对?唉，他死了已经一年多了吧。后来那个黄先生白跑了两趟，没有缘份。这三年你到是展本分的。这个俞先生的姐姐亲自来接你，看来他们家很有诚意，我看了都很放心。
我说，“老姚，他们又不是来求婚的，我还要读一年书才毕业呀？”
老姚笑了笑，极和蔼地向我挥手道别。
我离开乐山时带走的是老姚的祝福。他是那三年中唯一登记了我最后的浅蓝色信和信潮后的沉默的人，对最近一年出现的两位男子，用他近乎全知的评估，嘉许了我的“本份”。但是，我的“本份”是什么?
就这样，我脚不沾地似的乘上美国军机，“复员”到了上海，只几个小时之后，我就成了另一种异乡人。
8、上海，我照的另一面镜子
到上海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俞伯母看到女儿和儿子突然回家来了——那时没有任何人家有长途电话，所有的事都是“突然发生”的，上海和四川更没有联络之路 还带了一个土土的女孩子，欢喜了一阵子。把我安顿在俞君的妹妹房里，他们全家再去客厅详细述说别后。
俞君的妹妹比我小一岁，是我进入上海生活的关键人物。第二天早上，我在她对面的床上醒来，赶快穿上我那件比较好的布旗袍和比较新的车胎底圆头皮鞋，看到她正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生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她，即使在日军占领的八年中，父亲也去世了，却没有吃过什么物质的苦。胜利一年之后，上海已渐渐恢复了国际都市歌舞升平的生活。她是五兄妹中的老么，生性虽然善良却很率性，有话直说，倒也缩短了我摸索适应的时间。在全家早餐的时候，她说下午要带我出去买些衣裳——事前她并未与我商量，事后我才渐渐全然了解，走在上海街上，我那些“重庆衣裳”使她难堪;没有腰身的布旗袍，车胎底的皮鞋，在六月的上海街上行走，说一口没有人懂的话 八年艰辛的战时生活中，人人如此，学校的男同学说，“蓝旗袍也有几百种穿法”，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土”。
下午出门之前，她半强迫地要我换上一双她的浅色凉鞋。我拿了大飞哥由美国受训回国时送给妈妈的白色塑料皮包，那时后方尚未见过，我上大学时她送给了我，到乐山后，根本未从箱中拿出来，不久在全宿舍爆发的大窃案中被偷走，失物又全部在一个女同学床下“发现”，找回来发还。幸好那书形的皮包是好的舶来品，尤其好的是里面装着回重庆的船票钱和足够的盘缠，还有一笔“惜别费” 第一次去武大时，临行爸爸在家中即告诫我说，“如果有男生请吃饭应设法还请。不可以占小便宜。”所以我自信可以付治装费用。
记得在那间服装店的镜子里看到的，真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自己。虽然只是米色
短袖衬衫，绪色裙子。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的时髦衣服。初中的童军制服是学校发的，升高中后穿的长袍。从冬到夏都是妈妈按学校规定到镇上小裁缝店做的。到了
大学只是多了两、三种颜色的素面长袍而已。我们所有女同学都没有胸罩，内衣内裤
也全是手工缝制的，高中以后，在上衣缝了几条“公主线”，形成两个小小的凹形涡
涡罢了。换装后的我，有好几天连走路都不知手脚怎么放。俞家妹妹对于我“现代化”的结果大为赞赏，竟然更进一步坦白地说。“我二姐昨天带你进门的时候。我真
不明白Peter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你笑的样子，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
回到上海家中，俞君的名字恢复作Peter。似乎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叫他中文名字。他的母亲叫我齐小姐。那些天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两人一起由遥远的四川来，临行曾在深山将自己心中最大的痛苦和隐密相告。形成一种Closeness。由于他的缘故，我对那巨大、陌生，处处以冷眼看人的上海也有了初识之美的印象。
白天，他带着我四处走走，看许多种了法国梧桐的街道，他读过的学校，教他声乐的老师家和从外滩的扬子江口到长江入海之处。晚上饭后在客厅唱歌、祷告，他带我到阁楼他父亲藏书之处也是他的房间，给我看案上开卷未合的吉卜龄小说《消失的光芒》，那一页是他父亲逝世前正在读的。然后我们在窗下的长椅坐着，悄悄地说些心里的话。
到上海的第四天是星期一，早餐之后，由俞君带路去找我父亲。
未逢乱世，无法了解我那时的心情。末经世事艰难的我，泰然来到上海那样的世界，才明白自己与家人的联络链子是多么脆弱。我只知道自从胜利之后，爸爸多半的时间在南京，准备政府复员“还都”。他回重庆时曾告诉妈妈，他去上海会住在丁家，有事写信请他多年老友吴开先转交（他的儿子也读南开中学）。吴伯伯最早回到上海故乡，任社会局长，负责由日本人手中收回英、法祖界及日本人强占的一切资产，重新安顿百姓等地方工作。我见到吴伯伯，说要找我爸爸，他吓了一跳说，“你这小囡本领倒不小，战区各级学校刚刚放假，长江船由四川到汉口和上海的，一艘接着一艘，还没有轮到学生呢，你怎么就跑到上海来了呢？正好，这几天你爸爸就要由南京来了，我给他一个惊喜吧!”就这样，几日之内我父亲来到俞家，找到他的女儿，感谢了俞家对我的照顾。三天后，乘京沪铁路夜快车，我随他去南京。
9、再读《启示录》
南京是我记忆中最接近故乡的地方，除了在那里读完小学，最重要的是我看到父母在南京重逢，母亲经营一个舒服幸福的家，三个小妹妹平安地诞生。家中充满欢笑。宁海路齐家，曾是黄埔军校无数思乡的东北学生星期天来吃道家乡菜。得到我父母关怀的地方。因此，一九三七年初冬我们仓皇地逃离，国破家亡的悲怆和日军进占后的南京大屠杀，不仅是我的国仇，也是我的家恨。
到南京后，住在政府的临时招待所。那时许多机构都加上“临时”两字，挤在南京和上海等地。早上爸爸去上班，我就一个人在雨中出去走路，寻找八年前的旧居和小学。
经过八年异族盘据后，逃生又回来或者新迁入的居民，其“临时”活着的态度在曾经倡导新生活运动、充满蓬勃气象的首都变得一片残破。年轻如我，也不免脚步踌躇了。只有鼓楼仍可辨认，由它的草坡下来右转，渐渐走进一条破旧的大街，挤满了破房子，是当年最繁荣的市中心，新街口，这里是我从小学三年级起每周日由爸爸那不苟言笑的听差末逸超带着去买一次书，跟姥爷看了第一场电影（默片《圣经的故事》）的文化启蒙地。往前走了不久，突然看到一条布带横挂在一座礼拜堂前，上面写着大字：
纪念张大飞殉国周年
那些字像小小的刀剑刺入我的眼，进人我的心，在雨中，我痴立街头，不知应不应该进去?不知是不是死者的灵魂引领我来此?不到十天之前，我刚刚意外地飞越万里江山，由四川回到南京——我初次见到他的地方——是他引领我来此礼拜，在上帝的圣堂见证他的存在和死亡吗?
教堂敞开的门口站立的人，看到我在雨中痴立许久，走过街来间我，是张大飞的朋友吧，请进来参加礼拜，一同追思。
我似梦游般随他们过街，进入教堂，连堂名都似未见。进门有一块签名用的绢布，我犹豫了一下，签了我哥哥的名字，齐振一。至今六十年我仍在自我寻思。那一瞬间，我为什么没有签下自己的名字?也许自他一九四四年秋天停止写信给我，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他由河南信阳上空殡落，那漫长的十个月中，我一直不停地猜想。什么样的一些人围绕着他生前的日子，如今又是哪一些人在办他的追思礼拜呢?这些人能够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义吗?
战争刚刚停止，万千颗流血的心尚未封口。那场礼拜极庄严肃穆，有人追述他在军中朝不保夕的生活中，保持宁静和洁净，因而被尊重。在许多经文之中，又有人读《新约．启示录》，“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些经文在我一生中帮助我度过许多难关。我坐在后排。礼拜结束立刻就离开了。
那一天我为什么会走到新街口，看见那追思礼拜的布条，我终生不能解答。每个人生命中都有一些唯有自己身历的奇迹，不必向人解说吧。我自一九三七年底逃出南京城，今生只回去过两次。这一次参加了大飞哥的追思礼拜，第二次，二000年五月去了三天，由中学好友章斐之助，找到了航空烈士公墓，拾级上去，摸到了那座黑色大理石的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出生地和生卒年月。
10、北平， “临时”的家
三天后，爸爸又带我回上海，他正积极筹备《时与潮》在上海、北平、沈阳复刊。他料想不到的是，在胜利的欣喜中大家各自离开重庆，抱着今后有全国发行的宏伟远景，谁知辉煌的岁月竟一去不返。
在火车上，我告诉他张大飞追思礼拜的奇遇，父女相对嗟叹不已。
爸爸说，自从郭松龄兵谏失败之后来到南方，幸能在中央有说话力量，负责组织地下抗日工作，使沦陷满洲国的百姓不忘祖国。当年招考青年入黄埔、读中山中学，即是为了培植复国力量。如今十五年，许多当年由东北出来从军，像张大飞这样以身殉国连尸骨都不能还乡的，盼望我父能早日回去，设法抚恤他们的家人。苏俄在日本投降前一星期才对日宣战，十三天后，日本关东军接受盟国波茨坦宣言，在哈尔滨向苏俄投降，苏俄俘虏满洲国皇帝溥仪，并将日军五十九万四千人全部俘走，宣称“满洲部解放”。胜利后一整年，抢拆境内工业设备运往俄国，将重要地区、港口、军事设备交给中国共军，帮助他们与中央军对抗。今后东北的局势相当艰困，抗战中的牺牲尚未必能换来家乡的安宁和幸福，对殉国者遗族何日才能照顾？
火车上这一席话。是父亲第一次把我当大人看待，与我长谈。直到他在台湾去世，我们一生中有许多对人生、对时局值得回忆的长谈。
回到上海，我仍住在俞家，那似乎是我与俞家的约定。我虽只走了三天，但南京之行给我的冲击使我重见上海的心情和十天前初来时不同。那虚张声势的繁华令我不安，知道自己是融不进去的局外人。希望带我见识上海的俞君，仍是那个举着火把从白塔街窗下高歌走过的他，是那在河堤上有说不完“外面的故事”的他，但是他已渐渐走回他原来的朋友圈子，走回他生长的城市。走在繁华的街上，我竟常常想念重庆，想念三江汇合处的乐山。
大约一星期以后，爸爸给我买到运输物资的军机票（战后复员，允许公务人员和大学生搭乘），让我去北平与刚由重庆回去的母亲、妹妹团聚。上海郊外那座临时军用机场只有几间铁皮平房。除了条跑道之外，四周长满了半人高的芦苇。俞君送我到门口，看我跟着全副武装的士兵进入停机坪。螺旋桨的飞机起飞前滑行时，我由小窗往外看。看见他穿着卡其裤的两条长腿在芦苇中跑着，向飞机挥手，渐渐消失在视野之外。
这架小型的运输机在驾驶舱后面装了两排靠墙的铝板，八个座位，上面有帆布带把人栓稳，后半舱装货。飞行一段时期，我仍在恍神状态，想着在芦苇中跑着的人，
但是也知道邻座的人一直在看我，终于，他说话了。
他说，“小姐，你的安全带没有栓紧。”我看看那帆布带的环子已经拉到最后一格，仍然有些松动，只好歉然地说，“大约我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不合军机座位标准吧。”他居然大笑起来，连机舱的人都回头看我。他又道歉又安慰我，飞机还末过黄河，他已查清楚我的姓和学历，他给了我一张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收到的名片，上面的头衔是“东北保安司令部少校参谋”。他说大学毕业时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参军的，我说我是东北人。他立刻问，“齐世英先生是令尊吧?”我大吃一惊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虽然是广东人，但跟着梁华盛将军派驻东北。胜利不久，令尊代表中央回乡宣慰同胞，报纸上有显著报导，他自满洲国时期即组织领导地下抗日工作，大名鼎鼎，我当然知道。姓齐的人不多，能拿到这军机票的更不多。”
飞机到北平机场降落的时候，他坚持用他的吉普车送我到东城大羊宜宾胡同。我母亲看我从天而降似地突然回家，身旁站了一位全副戎装的漂亮军官对她立正敬礼，大概差点昏倒（以前她常常昏倒）。她花了好几天时间也没有想明白，像我那样勉强长大，瘦干巴巴的女儿，怎么会有人从四川带到上海，从上海坐飞机下来还有人坚持送我找到家?
北平的“家”从来没有给我家的感觉，不仅因为我只住了两个暑假，而是那种沉郁的气氛。我母亲由重庆直接乘民航机回到北平，有两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是和爸爸尽早安葬浮厝在庙里的祖母，第二个是去安排今后如何照顾两位姑姑。
大姑父石志洪，原是铁岭县世家子，是富有、英俊的知识分子，夫妻一同到日本留学回国，因我父亲而参加了地下抗日工作，捐了很多钱。二姑父张酿涛原来已是工作同志。芦沟桥事变后不得不离开北平，留下大姑姑带五个小孩，二姑带两个小孩，八年中极为艰困，还侍奉我祖母至逝世。两位姑父到四川不久竟然相继病死，我父亲对两位妹妹有极深的亏欠感。先到北平租了一个足够三家人住的大院子，雇了一位做家务的刘妈，看门的李老头，和爸爸的司机李鑫。我回到北平第二天就换回了四川的布旗袍，适应北平城的沉郁格调和我自己的心情。
在那个时代，北平和上海真是天南地北，一封信往返需十天。南北分离之初，俞君差不多每天都有信来，说不尽的想念。他的姐姐收到我的谢函，也立刻有信来。说她弟弟在我走后那几天，连上楼梯的力气都没有了。他给我那十岁的小妹寄了几本英文的精美童话。正好爸爸由上海、哥哥由沈阳同时回到北平，我们去照了唯一的全家合照。我和小妹合照主张小的，心想是专门寄给他的。不久，他说在上海发电厂找到工作了。每天到郊区的真如上班。渐渐地，他每天晚上写些长长短短的工作环境的信息，写他丢参加的parties和朋友，开始生活在一个我完全不知道的上海了。而我生活在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大家庭里。很少有独处的天地。我们在北平那大宅院，随着东北战况的恶化，渐渐变成了亲戚、朋友、地下工作同志们出山海关的一个投靠站，一批又一批狼狈的逃难者，无数凄抢的故事。我们的信渐渐缺少共同的话题，不同的
生长背景，不同的关怀，对未来有不同的期待。我们终于明白，也许倾三江之水也无
法将我融入他在上海的生活。我不能割掉我父母的大关怀。
九月中旬我去汉口，回学校注册上学，渐渐信也写得少，甚至不再写了。我去汉口前已把他所有的信包好，放在读交通大学的南开好友程克咏处。十一月间，我托她帮我送还给俞君，写一短简说今后路途将不同。就此别过，寄上祝福。
四年级的那一年，我的心也涣散了。三个月的暑假中，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多到我年轻的心几乎无法承受的程度。三个月内，我从长江头到长江尾，又回溯了一半长江航程，在中国的三大火炉——重庆、南京、武汉。之中经验了我生命中最早的真正悲欢离合。常常似到了一种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真幻之界。自幼崇拜的英雄已天人永隔。留下永久却单纯的怀念。这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临的人，在现实中我们找不到美好的共驻之处。我常在歌声中想念他，当年歌声渐渐随着岁月远去，接下来的现实生活中已无歌声。中年后我认真听古典音乐，只有在心灵遥远的一隅，有时会想起那林中空地的鸟鸣。
11、珞珈山——一九四六
我们是复员第一批回到武汉大学的学生。
初次踏进著名的武大校园珞珈山，充满了失望。它不仅满目荒凉，且是被日人与
村邻破坏得不宜居住的状况了．。
在四川的时候，总听名师们说宫殿式的建筑多么宏丽，面临的东湖多么浩瀚美
丽。但是一九四六年九月我找到女生宿舍的时候，工人仍在赶工装窗玻璃和木门。我
被分配在最后一间，同室原有同班的况蜀芳，在校四年，她一直对我很好。不久后，
复学的谢文津由山西来住。
那一年间我们三人一起上课，周末常常搭渡轮由武昌到汉口去，在沿长江边的大
街上地摊买美军军用剩余罐头，最常买大罐的冰淇淋粉，回宿舍冲开水喝，代替比校
贵的牛奶。冬天晚上舍监查房之后，偷偷生个小炭火盆烤许多不同的东西吃，小番薯
和白果真是人间美味啊，比起乐山宿舍生活，简直是富裕了。谢文津两年前与青梅竹
马的情人孟宝琴结婚休学，生了一个儿子后来复学。她心情安定，一心读完书与夫、
子相聚，所有的功课都认真，给我们寝室带来一种稳定的力量。蜀芳与我都很羡慕她
那样的婚姻。
武大的校训是“明诚弘毅”，和大多数学校的校训一样，四个字，原都有些深意，却记不得它的真意。但至少其认真务实的态度是处处可见的。一九四七年的中国，好似有一半的人都似蚂蚁搬家东西南北地奔跑却又似看不到来去的目的。我们外文系的老师有一半都另有高就了，朱光潜老师已在北大文学院筹划新局，他临行聘请吴宓（字雨僧）教授来武大作系主任。
吴先生未随西南联大回北平清华大学，而来到武汉，大约是与朱老师的私谊。我大四这一年选了他两门课，一门是“文学与人生”，开放全校选读，据说是他当年由哈佛大学回国在清华大学开的很著名的课，在武大重开也只教了两年。他自己读书既多，理想又高，所列课程大纲和讲课内容真是纵横古今中外，如在太平盛世，当可早启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可惜一九四七年的学生多是忧心忡忡，在现实中找不到安顿的早衰的青年人，不如上一代那样能单纯地追求被称为“现实主义的道德家”的理想。他办《学衡》杂志，一生主张文学须“宗旨正大，修辞立其诚”，但是他痴情的故事也是当时传说不已的。
我所记得的吴老师，更鲜明的是他为本系三、四年级开的“长诗”，似是接续朱老师的英诗课。
刚开始教弥尔顿的 （《欢愉者）152行）和（《忧郁者）176行），用字精深，用典甚多，对于我们是难极了。只有篇名意大利文读起来顺畅好听，所以我至今记得。
由于朱老师课上背诗，记忆犹深，这两首我们以为也得背，所以一面念咒一面背，至今仍记得大半，对我后来进修与所教的英国文学史课颇有用处。
弥尔顿的《失乐园》只能教些梗概，读些关键名句，直到他教到柯立芝的《古舟子咏》才知道长诗是不要背的，但是考试的题目却要求从更广的角度和观点加以诠释。后来读了雪莱的，“AlastOr”、“AdOnaiS”和济慈《endymion》，解说这两位诗人早期的浪漫思想和现实的冲突。
吴名师开学后宣布接下指导朱光潜先生导生的论文，包括我的。朱老师去北大临行前曾告诉他，我很想进一步研究雪莱或者济慈作论文题目。朱老师很可能也告诉他，我正困在悲伤中走不出来——老师们背后也会谈到关心的学生们的“私情”吧!
吴老师建议我以雪莱的长诗“EpipsyChidiOn” （希腊文，意为“致年轻灵魂”）作论文，我写信请爸爸托人在上海帮我找了一本，因为学校的图书还没有完全复原。《时与潮》已在上海复刊，主编邓莲溪先生是外文系出身，后来见面调侃我说。“怎么研究起雪莱的爱情观来了，原来是换了吴宓作指导教授啊。”我收到书先翻了一阵，觉得雪莱那种恋爱观和我的“钟情派”不同，很想换济慈的一篇，但是时间和知识都不够。
不久，吴老师召我去，把我拟的大纲几乎改了一大半。他用毛笔写了两页英文大纲，并且加上一句中文:“佛曰爱如一炬之火，万火引之，其火如故。”告诉我，要朝一种超越尘世之爱去想，去爱世上的人，同情、悲悯，“爱”不是一两个人的事。
我努力读一些相关的书，按老师修改过的大纲写了幼稚的初稿，四月中旬缴上去，然后将修改近半的初稿，工工整整地手抄（当时尚未见过打字机）成我的毕业论文。
袁昌英先生教我们四年级的“莎士比亚”课，她仍以一贯的稳健步伐定了全年进度。莎氏的三十七本剧本，分悲剧、喜剧和历史剧三种，选代表作逐本介绍，但是没有书，只有讲义上的梗概及专心听讲作笔记。在作笔记方面我颇为专长，如能进一步阅读，确有帮助。莎士比亚一课广博精深，需一生时间，这是我未敢尝试的。
袁老师领我们进了殿堂的大门，正如三年级“戏剧”课一样，先教导读，再读一些剧本，所用课本COninental Dramas和英诗课的《英诗金库》一样，也是世界性的标准课本。我清楚地记得她导读霍普特曼《沉钟》和罗斯丹的《西哈诺》 （王若璧译《大鼻子情圣》，远流，一九九四）等剧的神情，生动感人，给我终身的启发。后来读到同学孙法理写的《恩师遗我莎翁情）一文，更具体忆起袁老师当年分析剧本时常用的“第五象限”，线、面、体三个象限是空间象限，时间是第四象限。而关系（结构）是第五象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战时，我的文学生涯有那样高的起步，实在幸运。
12、落伍与“前进”的文学
开学不久，我们教室门口贴了一张告示，刚由意大利回国的田德望博士来校任教，为三、四年级开选修课“但丁《神曲》研究” 。
我们很有兴趣，七、八个人嚷着要选，结果只有三个人去登记，上课前几天有一人退选，只剩我和一位男同学，他说也要去退选，实在没有心情深入研究这深奥的经典。系主任叫我们去恳谈，说在此时此地能争取到真正有实学又合教育部聘任标准的意大利文学教授应该珍惜，你们三个人务必撑着让系里开得出这门课，留得住人才。
我们走出来时，我又苦苦求他们勿退。他们妥协说，等到退选日期过了，再去以冲堂
为理由退掉。总之，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一位老师。
九月的武汉已是仲秋，刚刚装上门窗的教室，虽是最小的一间，仍是冷风飒飒的。
田先生全套西装，瘦瘦斯文的欧洲文人形态，他原站在讲台后面，也写了些黑板字，后来找了把椅子坐下，我一个人坐在下面，只看到他的肩部以上。听讲两周之后，大约都觉得有些滑稽。有一天老师说:“你既然必须从女生宿舍走到教室来，到我家住的教师宿舍的路程差不多，不如你每周到我家上课，没这么冷，我家人口简单，只有内人和一个小孩。”
我去问了吴宓老师，他说，“你去试看看也好，教室实在不够分配。田先生家里是安全的。”
从此，我就爬半个山坡去用家，上课时常有一杯热茶。田师母相当年轻，亦很简朴温和。男同学们傅说田先生是去梵谛冈修神学，未当神父，抗战胜利前修得文学博士，回国娶妻生子的。他们又说，从前在乐山时，哲学系张颐（真如）教授的“黑格尔研究”课上，常见一师一生对坐打瞌睡，你到老师家书房研读天书一般的《神曲》，不知会是怎样一个场面!
我清晰地记得。那个一学期的课，一师一徒都尽了本份。田老师确实认真地带我读了《神曲》重要篇章，当然，和一般文学课程的重点一样，他力配在第一部《地狱篇）的时间远多于第二、三部的《炼狱篇）和《天堂篇），着重在诗文韵律之美和意象营造的力量。在地狱第二层中，听狂风疾卷中的情人，保罗和芙兰切丝卡的故事，诗人但丁写着:“为此。我哀伤不已，剎那间像死去的人，昏迷不醒，并且像一具死尸倒卧在地。”使我在日后得以懂得西方文学与艺术中不断重复的罪恶与爱情，其源自《神曲》的种种诠释。用老师也不断出示他曲意大利带回的各种版本与图片，是一般教室所做不到的。他是位相当拘谨的人，在上课时间内从不讲书外的话。力求课业内容充实。
但是，他的宿舍并不大。田师母抱着孩子在邻室声息可闻，而我到底是个女孩子，常去熟了，她会在没有人接手时把小孩放在爸爸怀里。田老师常常涨红了脸一脸尴尬，我便站起去接过来，帮他抱着那七、八个月的小男孩，一面听课。后来田师母到了五点钟就把小孩放到我手里，自己丢煽炉子开始煮他们的晚饭。有一次，一位同班同学来催我去开班会，他回去对大家说，看到我坐在那里，手里抱个小孩，师母在煽炉子，老师仍在一个人讲着《地狱篇）十八层地狱不知哪一层的诗文，当时传为笑谈。
但是，初读《神曲》算是打下相当扎实的根基，而且使我避开一门缪朗山教授的“俄国现代文化”的课，那在当时是爆满的大热门（我已读过必修的俄国文学一年）。我坚持选读《神曲》是一个大大的逆流行为，在很多人因政治狂热和内心苦闷，受惑于狂热政治文学的时候，我已决定要走一条简单的路。我始终相信救国有许多道路。在大学最后一年，我不选修“俄国现代文化”而选修冷僻的《神曲》。对我以读书为业的志愿，有实际的意义。
13、六一惨案
在教室、宿舍、餐厅甚至运动场上，左派同学们已半公开活动，读书会、歌咏团。既不再有抗战心情，竟大半狂热于苏俄书籍和革命歌曲如《东方红》等等。那一年在珞珈山最红的女同学王云从，大概是领导人之一，很亮丽，很酷，从不在女生宿舍与人作“小女子语”。有一天下午我从操场经过，看到一场排球赛，场外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大家全注目着王云从，只见她不但球技好，且全场指挥若定，绝非一般大学女生姿态，那种战斗的魅力我至今记得清楚。
缪朗山教授所发挥的影响则更巨大。但比起西南联大闻一多和李公仆、潘光旦等人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他们在联大骂现状批政府的演讲、激烈活动。乃至身殉，引起全国学潮，帮助中共影响知识分子，意义是不同的。
缪教授自抗战中期起到武大任教，上课、演讲、座谈都很吸引学生。由内容丰富的俄国文学作品引申至骂中国时局，骂政府，穿插许多恢谐言谈以自嘲嘲人，听时很“过瘾”，场场客满，也引领许多不满现状的学生“前进”，投入左派阵营。但他自称并非共产党员。
一九四五年二月初，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见王校长，请校方保护，校长说无法保证。请他离开以保安全。学生对这件事的反应很激烈，有些老师认为他太爱说话，在文学课上讲太多政治是不太妥当的。系主任朱光潜老师想挽留他，但校方认为没人敢保证缪教授究竟是什么背景。然而因前线战局转折，正式公文并未发出。寒假后开学，盟军在欧洲大胜，苏俄抢先进占柏林城，保住了缪教授的职位，所以我三年级读了他一年的俄国文学。那一年。一九四五年秋季到一九四六年夏，他还很顾及课程的内容与进度，守住了文学教授的本份。但回到珞珈山，缪教授的课演变成三分之一文学。三份之二政治。他的政治攻击语言配合戏剧性动作，在中共由敌后到公开的攻城夺地开始之时找到了着力点，更具有煽动力。外文系师资刚复员武汉还不够充实时，他的舞台扩张至全校。那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几乎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他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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