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昌英教授的丈夫杨端六教授留学英国，是货币理论专家，与刘乃诚教授连手将武大经济系办成培养数代经济人才的重镇。夫妻俩与武大相守二十多年。在抗战艰困中。这一批学术报国的读书人守住学术标准和学者尊严。当他们研究“前进”的女儿杨静远攻击现状时，做父亲的娓娓相劝，“固然现在政府缺点很多，可是转过来想想，如果现在没有它，我们还能好好地在这里过日子吗？日本人早把中国灭了。国民政府虽不好，我们完全靠它撑持，才打这七年仗。而且要说它没有做一点好事也是不公平的，自民国以来已经有相当的建设，你只和清代比一比就可以看出这进步。”女儿回说，“大学教育有什么用?专门读书有什么用？一点不能和现实结合起来。”父亲说，“一个人不读书怎么能懂得世界上的事情，怎么晓得分辨对与不对？人对于问
题的看法完全要靠他的脑筋来判断，而脑筋不经过读书怎么训练?”
杨教授这一席话，即是我在乐山三年，几乎所有学校集会时校长和老师们说的话。危急时考虑把学生撤至“雷马屏峨”山区去，教育部的指示也是说要“弦歌不辍”。即使在俄国文学课上，缪教授也是规定我们读那些重要著作，才能认识那个文化的深度和演变。也许，他对中国的文化演变反而没有深思。他和其他的左倾教师如闻一多等，在各校园中煽动青年人反政府的效果，远胜于共军初期的兵力。当年在校如有人敢反驳他们的煽动言语，先会被嘲骂为国民党的职业学生，以后会有更实际的侮辱。到了一九四七年“六一惨案”发生之后，男生宿舍的同学已有人拳脚相向了。
一九四六年起，国共内战全面展开。至一九四七年，在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反内战、反饥饿”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各地，已具有燎原的态势。五月，京沪苏杭学生六千多人示威游行，遭到镇压，随后武大一千七百多名学生举行另一波示威游行、请愿，队伍冲进省政府，震惊武汉当局，埋下六月一日武汉警备司令部进入武大校园逮捕共产党师生的行动。
“六一惨案”发生在那一日清晨大约六点钟。男生宿舍靠校门的那一幢，有同学起床洗脸，发现门口停了几辆军车，荷枪实弹的士兵正把缪朗山教授带上车。他大声求救，一些学生冲出去拦阻，拉扯之间，兵士开枪，立刻有三人中枪倒地死已，有一人手里还抓着脸盆，受伤者数人。
一时之间，学生愈聚愈多，拉回了缪教授，军车受令疾驰撤离。大家把伤者送医务室，用门板将死者抬到大礼堂，以被单盖住身体，全是头部中弹，所以胸部以上露在外面，没有遮盖。
全校师生都拥聚到大礼堂，校长和老师带着大家。全场一片哭声。这时一位领袖型的同学跳到台上，大声地说，我们知道学校会处理后事，但是必须有同学代表参加。当时有人提了几个名字，写在讲台黑板上，女生宿舍也有三、四人被提名，其中有王云从。突然间，我听到我的名字被清晰地提出来，在千百个人头中，我看不到提名的人，只看到我的名字被写在黑板上。
散会后，这些人要留下来，参加校方的善后工作。散会之前，所有的人排队由死者身前走过致敬。我记得其中一位的伤口很大，血还没有凝住，在我数尺之外，双眼也末合上。
我在逃难路上看过不少死者，在武汉和重庆的轰炸中也看到很多炸死烧焦的尸体，但从未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那种震撼的感觉是终生无法忘的，也不是哭泣可以纾解的。
留下来开会的时候，我因从未参加过南开校友会和团契以外的任何校园活动，不知为何此时会被提名，心中明白并不单纯。这是一个挑战，也不能逃避。想着爸爸常常训示的“要沉得住气!”先不要说话，看看再说。果然，这十几个学生代表讨论一些大事项后，有人提议由齐邦媛写追悼会的悼文。
我站起来说，我恐怕没这个能力在两天内写这么重要的文章。有一位男生大声说，你不是朱光潜的得意门生吗?这事难不到你吧。另一个较小的声音说，小布尔乔亚的《神曲》里没有革命和暴行。
在近乎废寝忘食两天之后，我缴出了一篇悼文。我写的时候，眼前总闪着那流血的伤口和半合的眼睛，耳旁似乎响着朱老师诵念:"O，Captain！ myCaptain"，诗里的句子，"The ship hasWeathe`d every rack,/Theprize We soUght is WOn;/The pOrt is near ,the bells I hear,/^所以我写这三个年轻的生命，不死于入侵敌人之手，却死于胜利后自己同胞之手，苦难的中国何日才能超脱苦难的血腥、对立仇恨，能允许求知的安全和思想的自由?如此，他们的血即不白流……。
那篇短短的祭文是我以虔诚之心写的，他们拿去抄成大字报，又油印了许多份，反应都不错。我由人心开始写起，到知识、思想的自由止，诚实地说出大多数人的想法，也预言了我一生的态度。在激昂慷慨的追悼会上宣读时，似乎也有一种至诚的尊严。前进的同学也许不够满意，但是也没法再骂我什么。
我的导师吴宓教授，以外文系主任的身份保全了缪教授的安全，并且亲自护送他到机场乘飞机赴香港。中央政府下令武汉警备司令彭善撤职，执行捕人开枪者严办。武大六一惨案成了中共夺取政权的一大文化武器，然而二十年后在文化大革命惨死的无数大学师生，又该如何控诉?
14、大学毕业，前途茫茫
我参加学生代表会后一天中午。与同寝室的况蜀芳、谢文津和她的丈夫孟宝琴，还有几位常参加英语会的香港同学，一起到校门口一家小餐馆聚餐庆祝毕业且惜别。
大家兴致颇高，居然要了一大瓶高梁酒（大约那里只有那种酒）。店家拿来的是小茶杯作酒杯，并且端来小碟子的花生米和豆腐干，连那粗瓷碟子上的花纹都与乐山河堤下茶馆的相同（大约是长江文化吧）。
三江汇流的古城，暮春三月，杂花生树的美景，携手漫步的朋友已成陌路，一年之间，我竟置身这样喧嚣复杂的情境，恍如隔世!大家举杯之际，我竟端杯全干，一连干了六杯，把大家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文津和蜀芳把我夹着走回宿舍，路并不近，大家连脚踏车都没有，我两只脚好似腾云驾雾一般，踩着虚空，竟然走了回去，进了宿舍房间倒在床上立刻人事不知。
第二天醒来，思前想后，今后何去何从?
大学毕业了，工作、爱情皆无着落。蜀芳先回四川家乡，文津急着回山西与家人团聚。我从有记忆以来，就没有可回的故乡。父亲在京沪忙碌，妈妈在北平暂居，哥哥在国共拉锯战的东北战场作随军记者。那时女子就业的职场极窄，我仍想读书进修，桂质廷院长因团契的关系为我申请到美国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许可，但父亲不同意我出国，他认为我应先考虑婚姻再谈出国进修，否则以国内局势之变幻莫测，一生与家庭隔绝，会成为孤僻的“老姑娘”。
缴了毕业考试最后一张考卷出来，是个炎日当空的正午。如今连最后奋斗的目标也没有了，我大学毕业了，身心俱疲回到宿舍，在半空的房间里，痛哭一场，为自己茫茫前途，也为国家的迷茫，悼亡伤逝。我父亲在我这年纪一心要救的中国，如今处在更大的内忧外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年幼稚狂妄地想读哲学了解人生，如今连自己这渺小无力的心灵都无处安放了。
尚好在迷茫之中，理性末灭。父母尚在，他们在世之日，我就有家可归。
终于到了最后航行长江之日。六月下旬，我与几位香港侨生同学余麟威等人由汉口搭船回上海。那艘江轮有船舱，舱里闷热，令人坐卧难安，而沿着全船的栏杆，用粗麻绳连环绑着近百名年轻男子（新兵），去支持在北方的剿共战争——那时不可以说“国共战争”。
船行半日一夜，舱门外绑着的士兵看到我们喝水，眼睛里的渴，令我们连水都喝不下去，有时就偷偷给他们喝一些，另一段的兵就求我们也给他们一些。
这举动被巡察的军官听到，过来察看，他说会定时发放饮食，请我们不要破坏军纪，军队调动的时候，最怕松动和逃兵。
在那样的大太阳下，有些兵的脸和嘴焦黑干裂，我们把闷热的舱房关上门，才敢吃饭喝水，因为吃喝每一口都自觉有罪恶感。
当天晚上倦极睡去，朦胧中听舱外人声喊，“有人跳水了…”军官用大电筒往水里照，长江正在涨水期，滚滚浊流中，一个小小的躯体哪有生路？
有一个兵开始哭泣，引起更多哭声。一个粗重的声音厉声说，“再有人哭就开枪!”哭声戛然而止，黑暗中一片死寂。
在我有生之年，忘不了他们枯干的颜面，忘不了他们眼中的渴。有时在电影看到西洋古战场上，威武战将后面举着盾牌奔跑的兵，我都流泪。古今中外，那些在土地上沙沙地跑、“一将功成万骨枯”的兵都令我悲伤，它具体地象征了战争对我心灵的伤害。
又见上海…不过是一年时光，对于我却似隔世前生，不堪回首。
我有了家，爸爸在上海复刊《时与潮》，由北四川路迁至原英祖界的极司斐尔路（胜利后改名梵王渡路）的一所大房子，是租住的市产，曾是市长官邸，日据时期有许多神秘的传说。《时与潮》与东北协会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和家眷住了大半房间，给爸爸留了三间。渐渐有许多当年地下抗日的同志，到上海来也住在里面，人气旺盛，每天进进出出，无数多年睽隔的老友重逢，说不尽别后的惊险历练……。
我在上海住了一星期就去北平与母亲相聚，爸爸希望我在北平找个工作，也帮忙照顾家庭。在那时，似乎也是我唯一合理的路。
我大学毕业回到北平，对于我母亲是一大安慰“在她心中。我长大了，可以自立了，而且也成了她可以商量心事的女儿。”
她回到北平一年，似乎所有的“还乡梦”都幻灭了。东北家乡的剿共战争打得激烈，两军在长春四平街四出四进，真正在血战。许多在满洲国那十四年中忍气吞声作“顺民”的人，也往关里逃难。我家在北平大羊宜宾胡同的家成为亲友投奔的目标，所有的房间都住满了人，每顿饭开两桌，有时还开第二轮。两位姑姑家十口，我家四口。三位堂兄弟（振庸、振飞、振烈），两位表兄和家乡新来的乡亲。那时物价已经不断涨高，我们餐桌上的菜已只能有三、四种大锅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加肉块，量多就不是小锅精致的好菜了，姑姑的孩子和我两个妹妹都是十四、五岁到十岁左右，正在成长又不懂人间疾苦的年纪。
爸爸每月寄来的钱都跟不上物价波动，我母亲的角色就很难演了。她趁我回去，就跟因公回东北的父亲走了一趟东北。而且冒险一个人回了她的娘家新台子给姥爷、姥娘、三位舅舅上坟，住了几天。在那段时期我帮两位姑姑买菜，应付开门七件事，才知道开销之大，我父亲每月定时汇来的钱已不敷支出。
北平城里谣言四起，津浦路常常被挖了路基或起了战事而不通。我母亲从家乡回到北平，万分忧愁。她连可以变卖的首饰都没有，当年陪嫁的首饰和多年节俭存下不过数千元银洋，都在抗战末期被银行奉命换成当时货币，后来只够买一匹阴丹士林布。津浦路若断了，飞机票更别想买得到，爸爸那时在京沪工作，她一个人带两个小女孩如何生存？更何况还有两个姑姑的十口人?夜晚我睡在她房里临时搭的床上，听见她一直在翻身、叹气，我就说，“妈，你不要叹气好不好，我都睡不着。”
15、渡海
过了几天，我到北京大学红楼看朱光潜老师。
他见到我，十分高兴，带我去看他新配的宿舍，说家眷不久可以由南方来。那几间临时宿舍。空荡荡新盖的水泥平房，其实还不如他在乐山听庭院落叶雨声的老房子温馨，但他似乎很满意，说如今胜利了，以后可以好好做些学术发展。他也问了我毕业后的计划，我只说想继续读书，家里又不让出国，但没提想做助教的话，也许当时不愿朱老师认为我是为了找工作才去看他，或是我内心并没有决定要留在北平。自童年起，我记忆中的北平古城就是一座座阴郁的古城门，黄沙吹拂着曲曲折折的胡同，往远看就是荒凉的西山和撒石灰的屋子……。
当天晚上，妈妈问我到北京大学拜望老师的情况，她很严肃地说，“既然你末向老师求职，我希望你到南京或上海去找事，北平和京沪切断的话，我和你两个妹妹活命都难，你哥哥在东北战地到时候也不知什么情况，你去跟着爸爸近的地方，也让我心里少一份牵挂。”
我又回到上海。因为《时与潮文艺》的孙晋三先生的关系，我向南京的中央大学外文系申请助教工作，但他们已留了自己的毕业生。在上海教书，我不会上海话，实用英语也不够，想都不要想，所以也没去申请。何况我不喜欢上海那种虚妄的繁荣。
八月过去了，九月也过了一半，我在上海，思前想后，真正不知何去何从。
突然有一天，在南来北往的客人中看到了马廷英叔叔。
抗战初起，他放弃了在日本长达十七年地质学者的工作，回国献身文化报国，曾任由沈阳南迁的东北中学校长。自一九三七年起，每次到南京以及后来到重庆都住在我家，因他一直单身，我母亲特别照顾他的衣食。他身躯壮硕，笑声洪亮，我们全家都很喜欢与他亲近。他曾带给我一小袋我一生第一次看到的海贝蚌壳，讲他去海底探测珊瑚礁的故事，很给我们开眼。他到四十岁才结婚。生了一儿一女，男孩马国光笔
名亮轩。在台北长大成为作家。
我在上海再看到他，倍感亲切。他看到我在那十里洋场的边缘晃悠傍徨，就说他此来为台湾大学找理学院教授，听说外文系也正在找助教，“他们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两个日本教授等着遣送回国…你就去作助教吧。”
对我父亲和《时与潮》的叔叔们来说。我一个单身女子要渡台湾海峡去刚发生二二八动乱的台湾，是不可思议的事，都不赞成。但在我心中，孤身一人更往南走有自我流放之意，至少可以打破在南北二城间徘徊的僵局。况且，整个中国都在非左必右的政治漩涡中，连驼鸟埋头的沙坑都找不到了。每一个人都说，你去看看吧，当作是见识新的天地，看看就回来吧 大家都给我留一个宽广的退路。一九四七年九月下旬，我随马叔叔渡海到台湾，想望着一片未知的新天新地。
爸爸给我买的是来回双程票，但我竟将埋骨台湾。
第六章、风雨台湾
1、台北印象
一九四七年十月第一次乘螺旋桨飞机过台湾海峡时，心中很是兴奋，因为这是地理书上的地名，好似在地图上飞行的感觉。两小时很快就到了。
台北这名字很陌生，飞机场相当简陋，大约也是“临时”的吧。既然大家都说台湾是个很小的海岛，应该立刻可以看到比较熟知的“鸡蛋糕”（吴振芝老师地理课上的基隆、淡水、高雄），至少可以先看到真正的香蕉与菠萝。
初见台北真是有些意外，既没有椰树婆娑的海滩，也没有色彩鲜艳的小楼，整体是座灰扑扑的小城。少数的二层楼水泥房子夹在一堆堆的日式木造房子中间，很少绿色，也没有广场。来到台北。我借住在马廷英叔叔家。
马廷英叔叔，号雪峰，一九0二年生于辽宁金县农家。少年时立志科学报国，考取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博物科，以第一名毕业入仙台东北帝国大学地质系。毕业后，跟随著名地质古生物学家矢部长克博士研究，专攻古今珊瑚礁生长率变化及相关古生态、古气候、古地理及占大地构造问题，发表多篇卓越论文，获德国柏林大学、日本帝国学术院双重博士学位。一九三六年冲过日人之阻挠，以所学回报祖国，担任中央大学地质系教授。第二年芦沟桥事变起，内陆各省缺乏食盐，马叔叔应政府之请，亲赴沿海及其他各产盐地勘量，并指示开探井盐和岩盐之道，有功于抗战之国计民生。
战起，京沪各机构学校纷往西南后方迁移，自九一八事变后，我父亲在中央负责东北地下抗日的东北协会主持人，敦请马叔叔出任东北中学校长（该校成立于沈阳，不留在满洲国而迁移到北平，原有自己的师生，与后来成立专收流亡学生之国立东北中山中学不同）。带领该校出山海关到北平又移南京的原有师生跋山涉水，由湖北、湖南、贵州各省到四川，辛苦跋涉，他到自流井静宁寺复校。他辞职后回到研究工作，抗战八年间登山下海，研究冰川问题、准平原之成因、红土化作用、珊瑚礁之古生态与变化等，完成七部专业巨著。
抗战胜利，他应教育部之请，担任接收台湾教育机构特派员，尤以台北帝大为重要工作。因他在日本二十年。深知日本民族之心理，以中国知识分子的豁达大度，对台大的一切设备、数据、制度乏维护，可谓尽心尽力。当时日本人尚未遣返，对马教授之学术地位及处理方式皆极尊重，但他坚不任官职，创办地质系、海洋研究所，带领学生，潜心研究，并纽调查团队前往兰屿、南沙、钓鱼台各岛，写《石油成因论》，对台湾资源之开拓有莫大影响。之后发表“古气候与大陆漂移之研究”系列近二十篇论文，证明地壳滑动学说，引起国际地质界的研讨与肯定。
马叔叔的家在青田街，当时是三条通六号。一条条窄窄的巷子，日式房子矮矮的墙和木门，门不须敲，推开就进去了。有个小小的日式庭院，小小的假山和池子，像玩具似的，倒是沿墙一排大树有些气派。开了门是玄关，上面跪了一个女子（不是坐，也不是蹲的，是跪的），用日本话说了一大堆大约是欢迎之类的话。那位名唤“锦娘”女子的面貌，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因为她那恭谨中有一种狡黠，和她的日本话一样，是我以前未见过的。每个人都脱了鞋，穿上锦娘递上的草拖鞋，进了房间，走在榻榻米上好似走在别人的床铺上一样，连迈步都有些不安。她做的菜是真正日式的鱼，烤、炸、味增汤，第一次吃颇觉得可口。
坐在厨房外面走廊上，有一个很瘦的中年车夫，腰带上系了一条白色毛巾，他们称他“秀桑”，侧院里停了一辆黄包车，是台大派给马叔叔的公务座车（他那时代理理学院长）。马叔叔大约重八十公斤，高一百八十公分左右，秀桑大约重五十五公斤，高一百七十公分。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那辆公务车的手拉杆，马叔叔第一次坐上就断了，修复后再坐又断了，所以不能修好后再坐，而车夫是校方正式名额的员工，每天要上下班。我到后，去台大外文系“看”工作，马叔叔吩咐秀桑拉我去学校，下午送我回青田街，他即可以“履行公务”，否则可能被删除名额，而他一家数口靠此薪水活命。
我坐了两次，秀桑一路用日本话（他们不懂中文国语）对我表示感谢之意。我“就职”后，把米、煤、配给票都给他，还引起同住马家的一对助教嘲讽“摆阔”。我第三次坐院长座车时，“行驶”在新生南路的田野小路上，突然警觉，幼年时父亲不许我们坐公务车的原则，立刻下车走路。
2、新天新地——友情
我来台大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助教，因为初到，落脚住在马家，却看到台大初具规模的大局。不久即出任校长的陆志鸿教授和另外几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两条巷内。几乎每天往返与马叔叔等讨论校务，有时也与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询问原有各事。走到门口就常听到马叔叔宏亮的笑声，他们想的都是未来远景，最早重点是保持台北帝大最强的热带生物科学研究和医学院，切实地充实台大医院的教学
与服务。当年奠下的基础至今仍是坚强的。
到台湾三个月之后，在台大外文系面对着那两屋的书，开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个归类，其实是个很能忘我的幸运工作。但是，我的心是飘浮状态的，下了班，沿着榴公圳往和平东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虚，脑中起起伏伏想着: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来？再来，除了搬书，没有任何需要我的事。在台湾大约只有六个人知道我的存在。满怀愁绪，落寞孤独的一个人，在黄昏的圳沿走回一个铺着日本草席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锁上外文系的门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间屋子灯已亮了，由短垣望见屋内一张桌子围坐了一家人，已开始吃年夜饭。那情景之温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妈妈、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独立”，眼泪涌出。疾行回到马叔叔家，餐桌坐着几位单身来台的长辈，喝着日本人的温热的清酒。
新年后某一天午后，我这全然的孤独有了改变。
那天，雨下得不停，百无聊赖之际，我穿上厚重的雨衣，到巷口和平东路搭公共汽车去荣盯（今衡阳路、宝庆路、博爱路一带）买一些用品，那时只有三路公交车在警察派出所门前（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变）。
雨下得不小，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子等车。她全身裹在雨衣里，雨帽也拉得很低。车子许久不来，我就看看她，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也看我，我们几乎同时问道，“你是武大的杨俊贤吗?”，“你是武大的齐邦媛吗？”
如此奇妙，我找到了连缀过去的一环。
杨俊贤是早我两届的经济系学姐，在女生宿舍见过，但并没有交往，她随姐姐来台湾进入电力公司会计处工作。同来台湾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余贻烈，在台湾糖业公司营业处工作，两人已订婚，那时都住在姐夫戈褛江（我们叫他戈桑）农林处的日式宿舍，大约是青田街九条通，与马家只隔三、四个巷口。杨大姐希贤在师大家政系任教，是前三届的系主任。他们夫妇二人豪爽热诚，女儿戈定瑜（乳名宁宁）当时四岁，和父母一样经常笑口常开，有时给我们唱个幼儿园新歌加上舞蹈。戈家渐渐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温暖之家。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Bede的《埃德温阪依记》，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厅里有炉火有食物，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
过年后，俊贤和贻烈邀我同往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那时在台数十人，多数是理工学院和法学院的早期学长，在政府机构工作，或者教书。知道我刚毕业，来台湾不久，会长李林学（化工系毕业，在石油公司任高职，对来台校友帮助谋职安顿，照顾最多。享高寿，可以说是校友会的灵魂人物）请我报告一下近两年母校情况。我站起来就我所知作了个报告。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电机系学长罗裕昌。在铁路局工作。据他日后告知，当天他在校友会看到我，下定决心要娶我回家。
校友会后三、四日，他和谭仲平校友（机械系毕业，在乐山团契与我见过）到青田街马叔叔家来看我。客厅中坐了一阵，我并末在意，但下个星期又来一次，邀我去拜访杨俊贤，在她家坐坐谈谈来台校友近况。他们三人同届，是在乐山毕业的最后一届，又都是最早来台湾的技术行政人员。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对我这不知世事的文艺青年都有些识途老马的架势。我们在台湾相聚整整五十年，他们对我的这种保护心理始终未变。
这时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饭的情景，心中就盘旋着回家的念头。先回上海，也许妈妈终会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们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来找一个工作。所以我就丢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订了一个一周后的机位。回到青田街，马叔叔说，“台大给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学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俊贤也说，“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太可惜了。”过了两天，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说了许多挽留的话。
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台大历史系任教，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亲朋友，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他说，“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北方尤其动荡不安，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
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我去退了机位，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
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仍在“接收”过程。我收到那张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是“临时聘书”，今日大约有一点“文献”价值。人事和校产也尚未有明文规章，所以我以一个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单身宿舍。我原曾申请一间单身宿舍，是台大刚刚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盖的一幢军营式平房，一溜八间，但当时均已住满。经济系的助教华严，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里。
搬去温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贤来帮忙。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搬的，仍只是一个小皮箱，前两天在荣盯买了一床棉被和枕头，还有刚来时在骑楼下，日本人跪在那里摆的地摊上买的一个一尺高的小梳妆箱，有一面镜子和两、三个抽屉，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柜，可以放一些小对象。秀桑帮我用洋车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去看过，第一次看到没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忧愁。
早上俊贤来的时候，罗裕昌也与她同来。他看了那房间一下，和俊贤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说他等一下再来。在中午之前，他又来了，带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想到它们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请我们午餐。我出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马叔叔家吃饭，俊贤和贻烈送我回温州街。他们走后，从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里看，假山和沿墙的大树只见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听窗外树间风声，长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处。那时期的我，对里上仗的来临又恢复在西山疗养时的恐惧。我住那间在最右端，大约有八坪，外面还有单独的走廊，与别的房间有些距离，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动。直到两个月后，邻近那间住进了一对助教夭妇，夜半他们家的婴儿哭声，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间讯息…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说，在校时电机系公电力、电讯两组，他主修电讯，所以来台湾前考取经济部技术人员的交通部门。分发志愿填的是铁路，因为在四川时受到外省同学嘲笑没有见过火车，决心从事铁路通讯的工作，而不去电力公司。在当时，电力公司的一切条件都比铁路局好，那 时的铁路通讯设备还相当落后。闲暇时，他自己装设收音机玩，也免费为熟人服务。
他送我的这一台大约是比较成功的，可以收听台北本地电台的节目。它大大的驱散了我寂静中的孤独感。每晚除了新闻、音乐，多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乐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间听《荒城之夜》，在音乐中忘记它是日本歌，有时会想起逃难时，荒郊寒夜的风声犬吠，想想那数百万死在侵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虽是我们痛恨的敌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们回家吧。初到台湾时处处仍见待遣送的日本人，看着他们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家当，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同情，但是也知道他们不是该偿还血债的对象。
3、哺育着——戈福江先生
台大外文系数十个学生，主要的课仍由两个日本教授上课，他们从末到系办公室来，我搬书到楼下图书室，看到有几个中年人出入，无人介绍也从未打招呼。不久剩下一位，第二年也遣送回日本了。
周末我总是回青田街，马叔叔常在台大医院餐厅请大陆新来的教授吃饭，有一些也是我父亲朋友。那位大厨是台大刚由大陆请来的，在台北很有名。那时几乎没有内地口味的营业餐厅，所以去台大医院吃饭是很高兴的事。
有时，我也会到戈家吃一顿家常晚餐。那时贻烈和俊贤开始迷上桥牌（他们后来代表台糖和台电桥牌队，赛遍台湾，是常胜军）。我在大学四年级曾和理工学院几位助教在团契学过，当然技艺不精，但他们请罗裕昌与我一组，耐心配合，有时戈桑在家有空亦与其他同学另成一桌。我以研究贯注的态度投入，也跟着他们看些专书，兴趣大得很，直到后来搬到台中，夏然而止。
那一年四月一个周末，我又去戈家。刚进门，俊贤说，来看看贻烈的房间。我说，“他不是已搬去台糖的宿舍了吗？”
这时，戈桑从另间出来，打开那房间的纸拉门，眼前景象真令我惊讶莫名：在那原是八个榻榻米的地板上，繁花开遍似的是一簇簇，金黄的，凋揪叫着的小鸡:
原来是戈桑近日来神秘忙碌，期待的第一批人工孵育的来杭鸡，我们有幸成为这戏剧性成功的第一批见证人!这些在手钉木箱，拉了电灯泡在固定温度下孵出的雏鸡，对长年饥饿的国人而言，简直就是黄金!
由此开始，两年后，戈桑辞去台大畜牧兽医系的专任教职。四十岁到台糖创办最新科学养猪事业。利用蔗糖生产过程所有资源，生产饲料，又与美国合作成立氰胺公司，研究畜产生长及防疫酵母粉，改良品种，大规模外销日本和香港，使台湾的猪肉更充裕。当中国大陆正在土法炼钢，数百万人死于灾荒的那些年，台湾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一九七0年至一九八0年，国民中学的教师薪津是由全省的屠宰税支付的!
戈福江先生（一九一三~一九八三年），河北人，河南大学农业系畜牧组毕业。一九四六年来台湾农林处工作，成立畜产公司、畜产试验所。因多年担任联合国发展之山坡地畜牧发展计划的我国代表，而台湾的研究成绩已引起国际注意，所以很早即开始做国际科技交流。之后，创立台糖公司畜产研究所、养猪科学研究所，在竹北增设牛养殖场，三十六年间全心壹志投入。因工作长年辛劳，罹患气喘个疾，即使夜晚病发不能睡，白天仍奔波赴竹北，亲自照料初创的各种试验，观察评估各项成果。
一九八一年退休后，客居美国加州，原以为加州气候有助于气喘的疗养，未料两年后突以心肌梗塞症猝逝，刚满七十岁。
噩耗传来，我也十份悲痛。数年后我们再去竹北，走进学生为纪念他所盖的福江楼（后为新计划所拆），似乎看到壮硕的戈桑迎面走来迎宾，又似听到他洪亮的笑声，如同一九七0年研究所初创时，他亲自为我们讲解他的理想时一样，我一生以曾分享那个理想且见证其实现为荣。
4、姻缘
在戈家的聚会日益增大，因为谢文津与孟宝琴带两岁的儿子也来台湾了。她原是俊贤好友，到台北建国中学教英文，孟兄进铁路局机务处工作，住在罗裕昌的单身宿舍。大陆局势不好，渐渐地来台湾的人更多了。
罗裕昌有时和同学一起，有时独自一人，常常去温州街找我，而且几乎每天上午打电话到台大。那时文学院只有两座电话，一在院长室，一在共同办公的总务室。电话一来，那位中年的陈秘书会到走廊上喊一声，“齐小姐电话!”我在众目注视之下实在很不舒服，更不知说什么才好。有一天，约在中山堂对面的朝风咖啡室见面（也许是唯一或仅余的有古典音乐的她方），我坦白说，胜利后这两年我无法投入新的感情，到台湾来是对大陆政治情况不满，父母南北分离，自己只身一人来此，明知有许多不方便，但既是自我流放心情，甘于孤独，暑假仍想回去随父母生活，不能接受他的好意。
过了几天，他写了一封长信来，说他刚看了《居礼夫人传》电影，感动得流下热泪，很钦佩她的毅力与坚忍不懈的努力。他信上写人的理想，应有计划，有步骤去实现;先决定生活的重心，讲求效率，节省精力，甚至于无意义的交谈亦应当尽量减少。
这样的人生态度是我过去从未听过的，这样的宣示，伴随着强烈的爱情语言，在当年仍是文艺青年的我读来，是“很不一样”，甚至很有趣的。将近六十年共同生活之后，我在整理一生信件时重读，才恍然明白自己当年对现实人生之无知。在我们相识之初，他已清晰地写下他处事为人的态度，和我敏感、好奇，耽于思虑，喜好想象的天性是很不同的。但是，吃够了自己“多愁善感”的苦，处在困境中的我，心中也佩服别人的理智与坚强，甚至是愿意得到那样的保护吧。
我在台湾的朋友，俊贤、文津，和在基隆港务局工作的程克咏都觉得罗裕昌稳妥可靠，劝我应该少些幻想，早日安定下来。一九四八年暑假快到时，我给父亲写信，希望他来台湾看看这个人如何。
我信上说，“罗君二十八岁，武大电机系毕业，来台湾即在铁路管理局工作，现在任台北电务段长。九岁丧父，家境清寒，有姐妹四人，弟一人，母亲现居四川资中县家中。他很努力上进，很有毅力……。”
我父亲两次订期来台都临时不能来。到了暑假，我必须决定下学期是否留在台大。这时我母亲终于离开北平到了上海，连我那一向乐观的父亲。也承认大陆局势不好，嘱我暂不必回去谋职，可先收下台大聘约。妈妈希望我放假先回上海商量。不能一人在台湾结婚。
所以我八月回上海，得了父母同意，十月十日在上海新天安堂由计志文牧师证婚定此一生。结婚前三日，裕昌受洗为基督徒。那时许多人已从北方到了上海，有些是政府派往东北，尚未接收，已经失守（或沦入土共手中，或仍在拉锯战中）。大多数都只能困坐愁城，不知何去何从。那时上海的物价每日早晚都不一样，法币已贬值到提一袋也买不到食物的地步，所有的物资都被囤积起来。我们的结婚戒指是叫K金，因为金子已买不到了。婚礼的贺客坐满了礼拜堂（原不想铺张的宴客饭店，临时加不出双倍人数的食物，分两批上菜，令人窘甚），其中有抗日地下工作最后的“十大天王”中的六位。我父母去世后我在遗物中看到王非凡先生在狱中写的《锣鼓喧天》及
一幅字：
铁公，我敬爱您，十五年如一日。
十五年来，于快意时未忘您。于失望时未忘您，
饥时寒时哭时笑时更未忘您。
今在狱中遥祝您身体如春风般的强健，
默祷您事业如秋月般的光辉:
王非凡敬书 于北平敌牢
一九四五、七、七
这幅字写于胜利前一个月，我珍藏至今。这些人在伪满洲国做国民政府的地下抗日工作，九死一生，终熬到抗战胜利，由广阔的东北家乡到上海来，我的婚宴是他们最后一次聚会。几十条热血汉子，大声地谈着“挟着脑袋打日本”的艰辛往事。在上海所见，他们心中大约也明白将进入另一场噩梦。这些当年举杯给我祝稿的人，也就是我父亲晚年萦绕心头，使他端起酒杯就落泪的人。
婚礼后十天，我乘船回到台湾。此时已全无犹豫，回到原有工作，在已熟悉的台北建一个自己的家。父母不再担心，朋友们觉得我离开人心惶惶的上海，在“海外”有一个生活的目标竟是可羡之事。我也从此对人生不再有幻想。
回到台北，先借住在铁路局电务科长郑兆实先生的家。大约一个月后，带着我们最早买的家具，一桌、两椅、一张双人床和小柜，搬人我们的第一个家——奉准将台北电务段一间大仓库用甘蔗板隔成两家，暂用宿舍靠街的一户，另一户是新科长李枝厚先生一家，有六个小孩，全是很好的中小学生。
台湾糖业公司出产蔗糖，赚回大量外汇是国家收人最大的经济来源之一。榨糖副产品用来大规模养猪，制甘蔗板等等，对台湾的贡献真是巨大无比。而台糖生产的甘蔗板，在当年解决了无数新来人口的居住问题。唯一缺点，当隔壁家孩子嬉戏玩闹，推了隔间用的甘蔗板，我这边的屋子就变小了……。
我记得那隔成三小间的新家，外面是厚重的木板墙，位于很热闹的延平北路口，右边是警察派出所，与铁路局隔街棺对。墙外一条街通往后火车站，半条街摆满了摊贩，最多是布贩。还有一些菜贩。早上买菜人潮之后，布贩开始大声用闽南语吆喝，“一尺二十块!一尺二十块!真俗!”伴随着把裹着木板的布匹展开，啪啪地摔在摊子上的声音，十多个声音此起彼落她一直喊叫到下午两点左右，拉黄包车的嚷着“边啊!边啊!”灌满了我的陋室。
不去上班的周末，墙外的生意更是鼎沸，常常我只得逃出去到处逛，沿着延平北路往下走，到迪化街，再远望淡水河入海口。看熟了台北开埠的商业旧街，和在湖南、贵州、四川逃难时所见的城市很不相同。台北的店面比校小，紧紧靠着，很少门洞、横匾之类的间隔。前半段以布店和金店最多，后半段以干货为主。有时，我们会走一半路右转到圆环，开始喜欢肉羹和炒米粉。但这些吃食和东北人的饺子一样，在四川人心中，是不能当饭吃的。我们晚上一定要在那加搭的小竹棚厨房烧饭煮个汤才像个家。
晚上饭后，裕昌去修各种送来的真空管收音机，我读着带回家的书。有时我会写一点日记，每提起笔，心中就洋溢着悲秋意味的忧伤，过几天再看看就撕掉，不合自己的文学标准。
这样的日子过了将近两个月，突然接到爸爸寄来快信，说妈妈带两个妹妹将在月中到台湾来看看，上海生活已很不易应付了。
圣诞节前数日，妈妈先带小妹乘飞机到，大妹跟韩春暄伯伯一家带着家中行李搭太平轮随后亦到。住在我那陋室虽不够舒适，却是我一九四四年离开重庆去乐山上二年级之后，真正和妈妈一起过自己的日子，吃自己想吃的“小锅饭”，喜怒哀乐可以如此单纯，幸福的团聚。
大陆是回不去了，爸爸在台湾的朋友帮我两个妹妹办台北一女中插班手续。寒假后，宁媛上初三，星媛上初一，比后来的人早一些安顿。京沪渐渐撑不住了，政府迁至广州办公，事实上已作迁台打算。爸爸直到大势已去才搭最后飞机来台湾。
5、一九四八，接船的日子
大约自一九四八年底起，我们开始忙于“接船生涯”。
差不多每次中兴轮或太平轮由上海开来，裕昌就用台北电务段的卡车去基隆码头装回一车行李，最多的时候，堆在另一个仓库的行李有一百多件。包括曾经参加我们婚宴的长辈。《时与潮》同仁，胜利后回乡当选立法委员、国大代表者，有一些是来教书的，办报和杂志的文化人，大多数都来台湾了。爸爸嘱咐我们尽力帮忙。省政府也下令各运输单位协助，所以裕昌向铁路局报备用卡车接船，也是责任范围。
我们那距台北火车站只有三百公尺的家就成了一个最方便的联络站，那小小的二一坪左右的“客厅”总是坐满等人、等车的客人。最初妈妈还留人吃饭，后来实在应付不了。就只能准备永不枯竭的热茶。客厅甘蔗板墙上，钉了无数的联络地址，遍及各市的客栈、机关名字……那种情况和十年前我们逃难到汉口的情况十份相像，只是台北没有警报，没有轰炸而已。
由胜利的欢愉到如今这般景况，很少人想到从此将在海岛度过一生。幸运的，带了父母和妻子儿女，有一些是单身先来“看看再说”，自此与家人终生隔绝，那堆在台北电务段仓库的几件行李就是他们全部的故乡了。
我最后一次去基隆接船是一九四九年农历除夕前，去接《时与潮》社的总编辑邓莲溪叔叔（邓熔璇因生产，先带儿女已来台湾）和爸爸最好的革命同志徐箴（徐世达，战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家六口。我们一大早坐火车去等到九点，却不见太平轮进港，去航运社问，他们吞吞吐吐地说，昨晚两船相撞，电讯全断，恐怕已经沉没。太平轮船难，前因后果，至今近六十年，仍一再被提出检讨，我两人当时站在基隆码头，惊骇悲痛之情记忆犹如昨日。
这一段“接船生涯”是个很奇特的新婚生活!我们两个原是相当不同的人，天南地北来到海外岛屿柑逢，还没来得及认识彼此，也几乎还没有开始过正常的小家庭生活，就投入我父亲最后的“革命行动”的激流了。他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开始，就组织、动员抗日革命，如今一切努力成为泡影，而有些多年同志仍说在他领导下东渡台湾，续求再起。在我父亲心中，女婿全力接待来台之人，和我母亲在南京每周照顾黄埔的东北学生一样，都已被他纳入革命组织成为支持义勇军，溃败时上阵去抬伤兵的。我那时看着裕昌在基隆、松山机场轮流跑，仓库里行李堆积至房顶，工人们搬进搬出，他指挥、安排一切，从末对我抱怨，与我母亲和两个妹妹也柑处融洽。这个局势绝非结婚时所能预见，奠定了我们婚姻中的“革命感情”，我称它为“稳定基金”的第一笔存款。
这一年我父亲终于来到台北，哥哥随《中央社》到广州，与新婚的嫂嫂王序芬也先后来台，在我陋室落脚一阵子后，父子合力以十多两黄金在建国北路小巷内“顶”了一所日式房子。比我甘蔗板隔成的宿舍略大一些而已。两代同住至爸爸得到立法院配给的板桥自强新村一户水泥平房，将建国北路房子“顶让”出去，所有钱投入迁台后《时与潮》复刊，他仍然乐观地认为奋斗必有前途。
数月后，铁路局在台北调车站后方空地盖了几幢水泥墙和地板的宿舍，配给我们一户。我们喜孜孜她去住了三天左右，才知道每次调动火车头，黑煤烟就灌进屋内，尚未消散，下一辆又来灌满。我咳喘复发，无法住下去，又逃回甘蔗板的家，但也没有权利再要求配发宿舍：
临时住此当然不是长久之计，我的身体竟日渐赢弱。那时有一位大陆来的名医韩奇逢。他在抗战时曾捐飞机报国，在火车站前方应诊。爸爸觉得中医不够科学化，妈妈半强迫带我去看他。他不费劲地把把脉说，“你这女儿，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我母亲连连点头说，“对，对，这孩子先天不足月，小时候长年生病。”他叫我吃他那著名的乌鸡白凤丸，一定强壮。我回去也没有认真吃多久，身体瘦到只有四十公斤出头，却在新年前发现怀孕了，必须找个定居之所。
6、青春作伴还不了乡
这时大陆已全沦陷，毛泽东在天安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时改为北平），声言要“解放”台湾。台北成了谣言之都，在我们“接船生涯”的极盛期（实际上，六十年后明白，那是中华民国最衰败的年月），经常在我们那甘蔗板客厅出没的，有几位《中央社》的记者，是我哥哥的朋友。他们在胜利那一年大学毕业，对国家前途充满了乐观的期待。全国都认为，八年艰困的抗日战争都打过了，延安出来的共产党不是太大的问题。而这些年轻记者向往着自己也有机会像他们所钦佩的《中央社》名记者律鸿起，在抗战初期冒长江上日舰之炮击与枪林弹雨，随守军步行于硝烟瓦砾中，通过即将炸毁的桥口，写出著名的采访稿《暂别大武汉》鼓舞国人：“我们决在长期抗战中战胜日军。”全国报纸均予刊载。一时洛阳纸贵。
陈嘉骥和我哥哥这一代的随军记者，在另一场战争中，看到杜津明、关麟征、孙立人、郑洞国、廖耀湘等名将。指挥作战，深入战场，见证那数十万人在严寒中的艰苦与牺牲。其中与我全家最好的杨孔鑫，自重庆时代孤身离开河南家乡到大后方读书，与我哥哥政大外交系同学，抗战时是我沙坪坝家中常客，是我母亲记着不能让他饿着、冻着的人。他后来派驻巴黎、伦敦特派员。回台北公差时，到我家如同回家。另一位我全家老少全喜欢的郑栋，战后派往希腊大使馆，已升任二等秘书，跟着文学译著名家温源宁大使，练就一身极好语言、外交基础，可惜随着国势，失去了发展的机会。他未来台湾，在国外谋生、漂流，未能伸展志业。
和我哥哥同去东北的随军记者陈嘉骥，性格明朗，河北人，但是他的国语也不合北京人标准，速度也不够快捷。对事爱作研讨，最爱辩论。他辩论有一独特难忘风格，即奋战不休，今日输了，明日再来。继续辩个畅快，但是他语不伤人，不伤和气。来台湾之后，仍难忘情东北战地记者三年所见，曾写了《白山黑水的悲歌》、《废帝，英雄泪》、《东北狼烟》等书。二000年自费重印《东北变色记》。以亲临目睹且曾报导之史实整理成一份相当翔实且客观之信史，在自序中说。“退休多年，转眼已届八旬，每在闲时闭目遐思，仍多为东北往事。在撰《东北变色记》时，每因东北不应变色，而竟变色，搁笔长叹!始则误于苏俄背信，再则误于美国之调停，三则误于将帅失和……终导致号称三十万大军，在俄顷之间崩溃于辽西!”那三年所见，场面之大，风云之诡谲，是他三十年也忘不了的血泪史。
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当然有许许多多新闻，能上报的和不能上报的，汹涌而至;传闻，共匪说解放台湾之时，不降者北经淡水跳海，中部去新竹跳海，南部去鹅
銮鼻。这时，我在武大团契的契友彭延德在台湾找不到合意工作要回上海，裕昌和我
送他去基隆码头搭船。那艘船上挤满了人，连船尾都有人用绳子绑着自己的身子半悬
在外，只求能回到上海，至少可以和家人在一起面对变局。我们有稳定的工作，已经
决定留在台湾，把仅有的六个银洋送给他作盘缠，分别时末想到今生不能再相见。
在失去一切之后，来到台湾时，他们全仍未满三十岁，那时尚不知，辉煌的大篇章永远无缘写出了。台湾局势最混乱的时候，我哥嫂第一个女儿出生，为了应变，他在台北南昌街祖了一间小木屋准备开一小型辗米厂（在西南逃难途中，他看到在变局中，各地的辗米店皆可存活）。那木屋上有一个相当矮的二层楼，他的几位好友和我们常常在晚饭后去看看;他们的辩论会与棋局同样热烈，记者资料多，对往事，对现状，意见充沛，言语激烈。青年人的豪情在那陋室中回荡不已，有时客人一面走下木梯，一面仍在回头辩论，相约明日黄昏再来，大家悲愤、傍徨之心暂时得以纾解。当日情景，半世纪后回首，反而成了温暖的记忆。之后各自成家四散，再也没有那般风云际会了。
7、台中，冒烟火车的年代
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来，大陆来的教师多了，文学院长由沈刚伯先生接任（钱歌川先生回了大陆，后来转赴美国），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担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辅仁大学来，单身在台，初期也不定时上班，我仍须每天早上去开门，黄昏锁门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经手，打字、分发，新来的助教侯健和戴潮声在楼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与罗斯福路一巷内，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员住宅，“资深”助教可以申请。经济系的华严配得了一户，告诉我快去申请。外文系只有我一个资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户。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间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我很开心地向裕昌说这好消息，原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听了沉吟不语。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对我说，他不能刚一结婚就作妻子的眷属。我们两个公教人员，只能分配到一处公家宿舍，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后便不能申请铁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无休，要随时保持铁路畅通，不可能每天搭换两路公共汽车准时上班，唯一自己能调度的是脚踏车（我的嫁妆里有一辆菲利浦脚踏车，在那时很帅，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车一样），若遇到工程有急需，从景美到台北站需骑半小时，会耽误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铁路，实在责任太大，所以他不赞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见，我父亲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湾前已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不久，铁路局台中电务段长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调到台中段。他认为，那里的段长宿舍很好，有相当大的院子，我们在那里养育儿女比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务多，局里局外的人事复杂，厌于应付，而台湾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令人忧虑。到了台中，我们可以静下来过自己的生活，静心看看自己的书再想前途。台湾若能安定下来求发展，铁路运转的枢纽在中部而不是台北，也许将来电务段的工作并不只是修修行车沿线的电线杆和通讯而已。
他请求调台中时，铁路局的人都说，“这个老罗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长做得好好的，却自动要调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辞职时，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没有人在台大辞职。”但我一生工作皆随夫转移，如此，我便随他迁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进台中市复兴路二十五号的前院，玄关门外的那棵树开满了灯笼花，好似悬灯结彩欢迎我们。
大约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新家。
这时我已怀孕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子。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个孩子。
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内黑暗阴冷。我大约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房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户铁路宿舍，我坐在门口，将近九点钟，电务段的同事廖春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门口，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我们去涨水的筏子溪抢修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腰上绑着电线带我们几个人在悬空的枕木上爬过去架线，一个一个、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拣回来的!”
不久，远远看到他高瘦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就喜极而泣，孩子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我们拥至屋内时，他也流泪地说，“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午夜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摇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冲进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他打电话告知身在何处。
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处都是他的责任，他那衣物漱洗的随身包放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一个电话，他就奔往高雄;再一个电话，奔往花莲。去几天呢？不知道。扩建苏花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看着，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道旁监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节日他们奔波操心更无宁日。我们在台北丽水街的邻居，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内，从末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慰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一个重要关头，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满了同情与敬意。
8、永恒漂流的父亲
我们搬到台中后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发生剧变: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太平洋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使台湾中立化。接着，美国海、空军及地面部队加入战争（汉城已陷落），抗阻北韩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进攻南韩。七月底，由联合国授权统帅亚洲联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受到极盛大的欢迎。他一年后解职回美时，纽约七百万市民夹道欢迎这位二次大战最伟大的美国英雄。蒋总统败退来台，困顿数年之后，又回升至反共盟国伙伴，不仅有了安全保障，也开始真想反攻了。那时台湾的人口一千万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厅统计六百三十二一万），一九五四年大陆人口统计有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后定都南京起即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受命去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一九五0年年会，会后自我流放。转往美国在新泽西经营农场养鸡（至一九七0年回台养老）。在他启程后第二天召开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全部摒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干部，代之以政学系或青年团部的人，选陈诚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正式登场。负责纪律、干部训练等忠贞、情报工作。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总统的领导权。
初到台湾时，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组织是“革新俱乐部”，约有一百七十人左右（东北籍立法委员来台的有三十多人），由陈立夫、萧铮、张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华及齐世英等人召开，以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为主张，希望国民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陈立夫流寓海外后，部外人士进入陈诚的内阁，专职立法委员的革新俱乐部成员，对于戒严体制的施政有时会提出一些批评。
一九五四年底，齐世英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令蒋总统大怒，开除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当时一大新闻，台湾的报导当然有所顾忌，香港《新闻天地》的国际影响较大，标题是（齐世英开除了党籍吗?），认为国民党连这么忠贞二十年的中央委员都不能容，可见其愿硕独裁，而蒋先生不能容齐，不仅因为他在立院的反对，尚因他办《时与潮》的言论较富国际观，灌输自由思想与国民个人的
尊严，对确保台湾安全的戒严法不敬。
一九五五年元旦，电力公司遵照立法院决议。电价增加百份之三十二。立法院当然会通过电力加价案，那反对加价者齐世英的政治生命和当年老革命者的头颅一样，砍下来挂在城门上哪!
在家里，我那五十五岁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书、会客，客人少些。书看得多些。开会的时候，早上精神抖掷地搭交通车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那十多年间，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执勤”，家里没有小偷光顾。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过生意，也从未置产，幸而尚有立法委员薪水，家用不愁。我母亲随着他颠筛一生，清朴度日。
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国民党，在我父亲来说，那时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他自二十八岁以志趣相投入党，一生黄金岁月尽心投入，当年将爱乡观念扩大为国家民族观念，抗日救国，谁知胜利不过三年，失去了一切!蒋总统身边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东北独特的伤痛!齐世英一生理想岂是在这小长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他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委员长，终生称他为蒋先生，在《时与潮》上论政也对事不对人。他对多年政坛上的友情、义气、风范，仍很珍惜。他当年在沈阳同泽中学、黄埔军校、政校、警校、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到台湾来的不少，多在教育、党、政、军方面工作。我父亲与雷震、夏涛声、李万居、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高玉树等人聚会筹组新党，一九六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入狱之后。立法院革新俱乐部数十位资深委员共同公开表示“如牵连到齐世英委员。我等不能缄默，请转告当局。”也许因此保护了我父免受牢狱灾难。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梁肃戎在《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见《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中说，此举“表达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爱的节操，使人永世难忘。”
梁肃戎先生（一九二0~二00四年），二十四岁在沈阳秘密参加国民党，以律师身份掩护进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狱，幸两年半后胜利出狱，次年当选辽北区立法委员。不久东北沦陷，他带着老母幼子一家七口来台，与我父亲关系最为密切，政治牵连也最大。但他是位有情有义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坛重视的是出任雷震叛乱案辩护律师;虽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狱，但他在中外记者采访及有关人士百余人旁听的法庭上侃侃为自由人权辩护。写下台湾法制史的新页。后又慨然担任党外前辈彭明敏教授之辩护律师，并且协助彭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他为法制人权挺身而出的胆识与情操，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可惜彭明敏在民进党成立后回到台湾，竟然因为梁肃戎坚守国民党体制内政革的立场，而否认梁对他曾做有效协助…统独之辩起后，梁甚至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他自立法院院长任满退休后。以个人名义成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会”时已七十五岁，早已不计个人得失。他忠诚对待一生投入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产党，抱病犹在奔走呼号两岸和平，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普享人权的和平世界，这也是他对东北故乡半世纪怀念所化成的大爱。不论是他魁梧的身躯或是洪亮的声音，生前死后，都令我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家乡原野上驰马千里的豪迈汉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亲对蒋之不满起源于东北胜利后的变局。东北地区广袤，其历史、民族背景与中国两千年来的兴衰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清亡前后，接壤数千里的俄国和隔海近邻日本对这块土地侵扰不已。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知道必须先炸死张作霖和他的军事高级将领才能侵占东北;因为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权于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阳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
抗日胜利来临得太快，蒋先生也许来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辉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大局。熊既无任何大局经验，又无政治格局，即使在军中，他连个儒将也不是，最高资历是江西省主席，曾协助过蒋经国赣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蒋家信任。东北这一大块疆土。他大约只在地图上见过，既无知识基础也毫无感情根基，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种子。
对创深痛巨的东北，在这关键时刻，蒋先生如此布局的态度令有识者心知东北大祸即将来临。
熊式辉就任之初，对原受中央党部东北协会指挥的地下抗日的东北人士保持疏离，理由是不愿引起抢先接收的俄国人误会。一九四六年春，蒋经国以东北外交特派员身份由长春致私电给蒋先生，谓东北党部不受约束，有反共情事，影响中俄外交（署名“儿经国叩”）。蒋先生下令给组织部，谓不受约束即押解来渝（重庆），并附上电文。组织部把它交给我父亲去“约束”，过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义思想、抗日以求复国的地下工作者，在各个分布遥远的革命据点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们不懂为什么苦盼到胜利了，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老毛子（俄国人）来家乡劫收，甚至奸杀虏掠。老毛子走了，中央派来的军队对东北多年的痛苦却毫无体恤。
《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谈到东北接收大局败坏之始：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部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津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一九六八年），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我们的人自已不用给人用，说起来实在痛心。我们那时东北党务（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号召，我想共党在东北是起不来的。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对共党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馆、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中国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温暖”，在东北人心里是个重要的因素，那是个天气严寒、人心火热的地方，也是个为义气肯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蒋先生自一九三六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即不信任东北人，任用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致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东北的军力远胜于国军，国共“三大会战”之一的“辽西会战”（又称辽沈会战）即在东北：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五十二天，中共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伤亡不到七万人的代价，消灭、改编了国军四十七万余人，占领东北。会战期间，东北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难道不会令那些来自云南、两广、湖南等地的军队感到困惑？胜利了，剩下这条命，不是该还乡了吗？他们进驻地广人稀的东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冻彻骨髓的酷寒，倒下的士兵几曾梦过这样的日子？在那一望无根的黑土白雪地上，没有一块这些军人的墓碑，因为他们是夺取了政权者的“敌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份同志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飘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人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我父亲随中央先到广州，又回重庆参加立法院院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后备了两桌饭，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伙的感觉，次日搭上最后飞机飞到台湾。初来台湾时肺部长瘤住院，手术后一夜自噩梦惊醒，梦中看见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二十年的奋斗将我父亲由三十岁推入五十岁，理想的幻灭成了满盈的泪库，但他坚持男儿有泪不轻弹。五十岁以后安居台湾，我终于可以确确定定的有了爸爸，风雨无间阻的能和父母相聚。他去世前两年，我因车祸住院，他看到伤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从此以后，他的泪库崩溃了，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泪的沉重。那男儿泪里巨大的憾恨，深深的伤痛。
9、洒在台湾的汗与泪
五0年代，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虽然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少数人也确曾幻想期待了许多年），而铁路运输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铁路局中级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战败遣送回去前，对一万七千位台籍员工说，台湾铁路六个月内就会瘫痪。那时火车进出车站仍靠站员挥动红绿旗，各站之间全靠列车长身手利落地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中接递臂圈，他们是“看火车”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局里下令电务方面研究科学技术设备以取代人力（那时城里的道路连红绿灯也不太普及），但是无人知道由何研究起。运务处长陈树曦是交大毕业。相当骄傲，他对于部下的口头语是：“你懂吗？”，提到了西方铁路有些已用CTC系统，但无人见过。当时大家默默无言散会。
裕昌回到台中后，心中对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车制（简称CTC）是电讯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国可以找到数据。我知道杨俊贤的哥哥在美国教书，也许可以帮我们寻找数据。那时极少人有亲友在美国，是今日难以想象的。
我写信给在台北的俊贤，不知杨大哥能不能帮这个忙？谁知两、三个月后，一个又大又重的邮包送到我们复兴路二十五号的门口，这个包裹开启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贤寄来的邮包装着十多本美国铁路协会出版之《美国铁路号志之理论及运用》，其中第四章即为CTC的详细说明及图表，共一百七十七页。在靡页写着:“谨以此书赠裕昌、邦媛以及思齐侄三周岁纪念。贻烈、俊贤，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书得来不易，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发展的新科技，台湾当年无法得知，杨大哥以学术研究之理由购得。
裕昌欢欣鼓舞地翻阅了第一遍，极有兴趣，写了些笔记，为了想深入研究。决定动手译成中文，可以归纳、综合，作整体了解。他认为我必定会帮他，所以将绪论、新设备目的、工作所需条件等叙述文字交给我中译，他负责技术说明、电讯线路、操作运转的重要图表等。每天下班后。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儿思贤十五个月了），我们至少讨论一小时译文，约半年，完成全书一六六页另加百多幅图表的中译。
裕昌去局里开会，得知局里已正式向美国铁路协会购得一套CTC说明。但不知从何着手研究，计划也无从做起，全部电务主管人员二、三十人都未受过全自动控制号志的教育，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据说战后日本国铁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装了一套半自动控车系统。韩战开始后，台湾得到一些补给的生意，岛内物资运往港口的运输量大增，铁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
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一九五四年后，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当时仍是单轨）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制部招国际标，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标，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动工前一年，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裕昌所译的《中央控制行车制》 （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简易手册，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Mr 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可以对话”，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湾，对瑞典人来说，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具。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进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他说蚊子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 homesick "。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子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欢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子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阴极阳极磁场的我，看着那一批CTC工程人员，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战，在那些迷魂阵似的电器线路间理出脉络，登山涉水地架设台湾铁路现代化的最早联络网，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失败与成功，我真感觉荣幸，又似回到抗战时期，愿尽自己所有的后援之力。
一九五九年，工程进入最艰困阶段。八月，彰化与台中之间的大肚溪铁桥被台风冲垮，大水淹没了彰化市，CTC的主机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赶夜工。八七水灾是台湾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两岸露出堤岸，有少数抢修工程的队伍用小木筏来往。
裕昌打电话给我，主机房的问题严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线路专家AnderssOn，从他们家带到河边，有台中电务段的同仁会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彰化。另外，需买些水瓶、饼干、电筒、换洗衣服，他们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须去办此事，因为需用英语说明他们将面对的状况，而且只有我认识河边接应的人和地点。
那天早晨，我坐着裕隆蓬车，带着脸上难掩不安的两位瑞典人到达台中大肚溪岸，在刚泡过水，踩上去仍松软的一小块临时“打”出来的土堤上，把他们交给接应人员，望着那小小的木船载着那两位工程师，在一望惊心的汹涌的黄浊洪水中“跳舞”似地横划过洪流，终于到对面一处干土地上了岸，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告诉他们啼哭的妻子，他们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湾铁路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盛大的启用典礼之后，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长那一类的大官按钮，一列火车自彰化站开车，由全亚洲第一座全自动控制行车的号志指挥驶往下一站——六点六公里外的花坛站，火车开到那悬灯结彩的站台时，裕昌回家说，他们的工程伙伴，站在层层官员后面的铁轨上（站台太窄），全都热泪盈眶，当天晚上全体喝醉酒。
但是，快乐的日子还不满一天。第二天早上，总控制房里的调度人员和工程人员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脏都捏在调度员的手指间;按错一个钮就是灾祸。而那像银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们一生从未梦过的复杂，火车行进每一里，他们都似在跟着跑。那时候。他们几乎不回家，回到家，电话立刻追踪而至，常常听到裕昌对着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喊:“他们怎么这么笨!叫他不要乱按，我立刻就来…”然后抓起雨衣冲进蓬车，自己开车往彰化飞奔。那时公路上大约只有他和公路局车，常常有公交车司机伸出头来问他们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
果然，盛大启用后不久，行车控制已到二水站，因台风来袭，一年前八七水灾冲毁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溃，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铁路多处冲坏，CTC机器失灵，所有的客货车全误点。有一辆军事专车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专为装载石渣的小站，灾后用水全无，小站在荒郊野外，数百乘客在炎阳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车上电话催发也动不得，有一位军官说再不开车。就用大炮轰调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为重，到黄昏才得进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灾巨大的摧毁力之下，长期不分昼夜活在紧张状态中的工程与调度人员。渐渐产生了患难柑共的情谊，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时轮流当班。尽量解决问题，虽极辛苦，都以能参与此项划时代的革新工作为荣。但是，水灾后四个月，当一切渐“上轨道”时，突然发生人为灾祸;两列货车在浊水溪桥上追撞，后列的火车头倾倒在大桥的衍梁上，拖吊抢修极为困难，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车改点，新时刻表已印发。据当年调度员蔡仁辉先生在他《闲话台铁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这时所有与CTC有关系的人“都进了一场可怕的梦境里”。列车运作失常，可说是坏到极点，工作人员的“罪过”真难想象，这里可拿一句话来说，是空前绝后（愿不再发生）。”
在铁路几乎是唯一大量运输工具的时代，车站上货物堆积如山，货车和客车同样重要。淹水后又逢调整班次，CTC总机无法“自动”时，就得退回旧制用人工指挥，货车停在中间站等候的时间往往比行走的时间还长。彰化的总调度室有二十四个车站，五十八座“站场继电室”的电话扬声器，这些时日中，工程检修人员，车站，列车的人都在嗓门比赛，调度室轮班四小时下来，人人声嘶力竭，七厘散（润喉中药）不离身，回家休息。有时梦呓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时那一批人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总局最初反对改革的人也认为电务部门自不量力，让大家丢脸。报纸上（幸好尚无电视）每天责备，冷嘲热讽，有一张漫画上画一位乘客，下车打着雨伞走路，比火车早到车站。
10、同甘共苦的铁路人
那些年月，真是磨难重重的日子!但也是我们生命扎根的关键时期。一个在中学被同学称为“罗几何”的四川青年，因为向往火车的奔驰而进入台湾铁路局，在台中边缘化的冷落日子里，自己寻求工作与生活的焦点，贯注研究，开创一生的事业，也实际带出了台湾铁路现代化自己施工的队伍。最艰苦的彰化到台南CTC工程由跌跌撞撞到站稳脚步，使用调度成功之后，一九六四年由原班人马装设第二条海线CTC设备，曲彰化到竹南。一九六九年完咸山线CTC，一共三百二十三公里。
这一批曾经一起吹风泡水，不眠不休同甘共苦的伙伴，一起工作到退休。他的第一位副段长陈锡铭，一九二八年生于彰化县田中，一九五0年自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进入铁路台中电务段。先后七次赴欧、美、日等国考察铁路号志、电化技术。在台铁服务四十二年，历任工务员，各级工程司，兼任股长、段长，副处长、处长、总工程司，副局长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二月退休。三十多年间与他一同“打拚”，成为终身至交（互相最佩服的是对方的头脑）。陈家和我家共七个孩子由襁褓到青年一起长大，如今皆已进入中年，天南地北有时重聚，最爱回忆的是彰化废轨道上推空列车的快乐。
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笑泪交迸的奋斗日月，真是我们所有人的“黄金十年”!在台中复兴路，那座小小的日式房梁上，系绳垂下的摇篮里的三个婴儿，半岁后移往我们请木匠依照Dr.Spock的Baby Care书中画图所装的小木床，四周有纱窗，上面有纱盖，当时被亲友戏称为纱橱，比一般木制婴儿床安全。“一暝大一寸”，三个婴儿长大后陆续由台中国民小学毕业（校名“台中”，也许不是全市最早的小学，但是以市名为名，必是有些道理吧）。林海峰是校友，他赢得围棋名人本因坊荣衔后曾回母校怀念童年，我们都感觉非常光荣。
那十年间，我在那大操场边上看了无数场躲避球赛，那种球的打法，对我是新鲜事，至今我总觉得它对人生有嘲讽的况味。我上过那么多小学都没有看过这种球，它似乎不讲究球技，只以击中敌人数目定输赢，是一种消极的运动。好像在拥挤的地方消灭过多的人，自己才能生存。我心中一直凛然于躲避球的人生观，悲伤地看着那些孩子在操场的尘土里四面躲避，以免被击中出局。我希望普天下的孩子平安稳定地生长，不必为躲避灾难而培养矫健的身手。
他们童年环境的安详，很令我羡慕。那纱橱婴儿床，满院子各形各色，大大小小，世代相传的猫，和后院那棵大榕树是台中罗家三景。那榕树胡子又多又长垂至地上，树干上有一个洞，每逢有他们喜欢的客人来了，我的三个儿子就到玄关，把他们的鞋藏到洞里，然后进房说:“现在你走不了啦!”客人一定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这样的玩法多年不厌，直到他们上了中学。那十七年!我们五个人都在成长。台中其实是我和孩子们拥有童年回忆的故乡，我自己的童年几乎没有可栓住记忆的美好之地。
11、听不到的涛声
一九六六年，铁路局突然调派裕昌前往台北总管理处，参加国家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计划工作。第二年，我们离开居住了十七年的台中，搬到台北。两个读高中的儿子必须参加转学考试，小儿子刚由小学毕业，面临竞争激烈的台北初中入学考试。
自此到一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电化工程上。铁路全面现代化，不烧煤不冒烟的火车将在通了电的轨道上飞驰!那是政府监督，全国百姓瞩目之事。刚刚进入所有家庭的电视，每天几乎都要报告它的进度，身为工程负责人的他，常常也必须在现场说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过的日子也并不容易!职务头衔由电务处长到总工程司，到副局长，只是配合工作的名称而已。三万员工的铁路局是有老传统的“衙门”，阶级森严，不到层级，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认为是个极不温暖的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没有征逐名利的兴趣，这么大的工程由他执行，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场又一场的线路、图表、系统中全神贯注地使用精致细密的思考，看着它们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为实体。看到火车在新的轨道上行驶，他所得到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报偿了。自一九五0年代的中央行车控制号志工程到电化铁路，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轰轰烈烈的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这最忙碌的时候，情报机构的“两路案”竟延烧过来。
据我个人仅知，“两路案”是调查局一九七0到一九八0年间，两岸隔绝时期，对公路局和铁路局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审讯。起因于台湾荣民工程处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修
公路时，有几位工程人员写信给在大陆家乡的家人，致使大陆交通界对台湾工程师喊
话，召唤他们回归祖国服务，遂引起有关单位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度”;被拘捕、审讯、判刑的全是一九四六年与裕昌同船来台的运输人员训练班同学，大约四十余人。当时电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阶段，继任的铁路局长董萍至警备总部力保他毫无牵连可能，并言现阶段无法失去执行负责人。调查局同意让裕昌先详细写来台后行踪、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书缴上后再议。
我记得那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写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页自白书缴去后，又受命再补资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忧劳过度、睡眠不足情况下复发。白天只能到铁路医院打消炎针，实在没有时间进一步治疗。一九七九年，电气化铁路现代化工程辉煌地完成，通车典礼标示着十大建设的大成功。他获颁五等景星勋章，且被聘为国家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但他的耳朵却只剩下一半听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铁路的扩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莲直接通车，但是他已听不见那美丽的海岸海涛击岸的声音。一九八五年退休的时候听力只剩十份之一、二。他与我有事相谈时也多半靠笔写，退休后不易与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
第七章、心灵的后裔
1、台中一中
一九五三年农历年后，我在台中重逢的南开同班同学沈增文介绍我到台中一中代她的课，教高中英文。她考上了美国国务院战后文化人员交换计划奖学金，六十年来世人皆称它为“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对国际文化交流有深远悠久的影响。她去受英语教学训练，半年即回原职。
我对教书极有兴趣，除了父母之外，我最念念不忘的就是南开中学的老师。我最敬爱的孟志荪老师，和其他的老师，无论学识和风度都是很好的典范。而在武汉大学。朱光潜老师不仅以高水平授业，且在我感情困顿之时为我解惑，使我一生有一个不易撼动的目标。如今我已在“家里蹲大学”（我母亲的自嘲语）蹲了三年半了，这个代课的工作开启了我人生又一个契机。
我第一次走进育才街台中一中的大门。就看到那座创校纪念碑，五年间多次读碑上文字都深受感动。正面刻着：
吾台人初无中学，有则自本校始。盖自改隶以来，百凡草创，街庄之公学，侧重
语言，风气既开，人思上达，遂有不避险阻，渡重洋于内地者。夫以彪龄之年。
一旦远离乡井，栖身于万里外，微特学资不易，亦复疑虑丛生，有识之士深以为
忧，知创立中学之不可缓也。岁壬子，林烈堂，林献堂，辜显荣，林熊征，蔡莲
舫诸委员，乃起而力请于当道……
募捐二十四万余元，林家捐地一万五千坪，一九一五年建成，是日治五十年里以台湾子弟为主的中学:即使为了维持台中一中的校名，亦经多年奋斗。
这样值得骄傲的立校精神，令我极为尊敬，在那里执教五年，成为那可敬传统的一分子，也令我感到光荣。台中一中，让我时时想到教育我成人的南开精神，也常常想到父辈创办东北中山中学，不仅为教育“以髻龄之年，远离乡井”的家乡子弟：并且要在国破家亡之际引导他们，在颠沛流亡路上养护他们。而中山中学于抗战胜利回乡，竟更无依靠，校名、校史埋没四十六年。直至一九九五年才由早期校友协力在沈阳恢复校名，重建校史。台中一中能秉持创校理想。作育一流人才，近百年稳定发展，风雨无忧，校友多为台湾社会中坚分子。
这样以忧患精神立校的学校，都有相当自强自信的气氛。那时日本殖民者离去不到十年，几乎所有教员都是由大陆历经战乱来到台湾，大多数出身名校，教学水平与热忱均高。台中一中即是安身立命之所。
能从菜场、煤炉、奶瓶、尿布中“偷”得这几小时，重谈自己珍爱的知识——用好的文字抒情、写景、论述都是知识，我自己感到幸福。一班四十多个仰头听我讲课的脸上似乎有些感应，令我有一种知音之感。
一年可以是很长的时间，除了寒暑假外，九个月的时间可以讲很多，听很多。如果善用每堂五十分钟，凝聚学生的注意力，一个教师可以像河海领航一样，以每课文章作为船舶，引领学生看到不同的世界。
教书实在是充满乐趣的事，你一走进教室，听到一声“立正敬礼”的口号，看到一屋子壮汉“刷”地一声站立起来，心智立刻进入备战状况，神志清明，摒除了屋外的牵虑，准备挑战和被挑战。
那时的高中英文课好似写明白了，三份之二的时间讲课文，三份之一讲文法，大概当年大学联合招生的英文考题是这个比例吧。文法一“讲”就可能变得苦涩，这是我面临的第一个挑战 把文法教得简明有趣，一步步融入课文。什么词类啊，时态啊，规则啊，都是语言树上的枝干，字、句都是叶子，文学感觉是花朵和果子，我不用中文翻译字句，而鼓励学生用自由的想象，可以印象深刻而增加字汇。风可以由："whispering"到"sobbing:,"groaning","roaring"and "howing"（低语到悲咽，到怒号），潺潺溪流由"ripping"到"rapid currents","over-powering flood","violent torrents"（激流，洪水，怒涛……）形容词比较级也不只是加"er"或"est"就对了。中国人爱说某人最伟大，英文说"one of the greatest",因为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我用自己学英文地方法讲解课文，随时扩展他们的文字境界，效果不错。我一生教书，不同程度的使用这种方法，颇受学生欢迎。台中一中的学生程度好，求知心切，自信心强，从不怕难，是我教学生涯的很好开始。
暑假之后，沈增文由美国回来，我代课期满，金树荣校长很诚恳地邀我留下专任，聘书是高中英文教师。似是命运给我进一步的挑战，但我必须评估自己的实际困难;必须先得丈夫同意，再得父母支持。这些年来。母亲奔波在台北、台中道上，我在育儿、疾病、裕昌出国出差时都有母亲及时支持，而爸爸那些年正开始陷入政治困境。他们担忧我身体赢弱，无法应付家庭与工作的双重负担。但是，自恃年轻，在代课半年间又重新拾回南开精神，我终于接受了台中一中的聘书，从此踏上我自幼敬佩的教育路途。另有一个隐藏在后的原因是，三年后，我也要去投考“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我的中学同学和大学同班（谢文津，早一年）能考上，我大约也能考上。在那时，只有这样的公费才能申请护照出国。这也是我前程的一大站。
像台中一中那样的学校，除了一贯的高水平功课外，高三拼大学联考的目标似乎渗入了每一口呼吸的空气里。他们不仅是要考上大学，而是要考上什么大学、什么科系。这件事难不倒我，我曾经呼吸那样的空气多年。高三甲、乙、丙、丁四班，据说是按学号平均分班，数学和英文是“拼”的重点。各班任课老师为了自己学生上榜的成绩，暗自也有些课外题的竞争。
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遇见了终生好友，徐蕙芳。
她比我大十岁，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她的父亲是江苏无锡著名的藏书家，哥哥徐仲年留法回国，曾在重庆沙坪坝时期任中央大学外文系教授，且是著名的小说家和文评家，我在“时与潮书店”读过他几本书。
台中一中的教员休息室很大。有几大排长长的桌子，各科的同事都自成天地。我刚去的时候，由于林同庚老师（台大讲师）由美国写信介绍，认识曾任教台中一中的杨锦钟（她不久随夫胡旭光到驻美大使馆任公使），她的朋友李鉴娴（国文科），孟文槛（历史科），路翰芬和徐蕙芳（英文科）几位资深老师对我相当照顾。徐蕙芳教高三乙班，我教丙班。她家住立德街，与我家相距不到两百公尺，有时下课一起回家，渐渐约好早上有课亦同去，坐在三轮车上。最初只谈功课已谈不完，家里还有一屋子事等着。她随夫蒋道舆先生全家来台，三代同堂，数十年维持大家庭的规模。
高三下学期最后一个月，所有课程结束，开始升学辅导，由各科名师各按专长轮流到四班上课，要自编教材，专攻联考可能题目，训练学生敏锐思考，精确作答。徐蕙芳和我在开会时分配到翻译和词类变化等文法领域，每人尚需自选精练短文数篇，可供诵读，增加阅读能力。
我们竭尽所知地搜集资料，那时我开始跑台中的美国新闻处图书室，我哥哥和他在《中央社》的老同学杨孔鑫有时会寄一点英文稿，有关文学和文化的新文章等。我们两人讨论之余，晚上孩子睡了，她由立德街走到我家，在我的书桌上写好，多数由我用钢板刻蜡纸，第二天到教务处印成全班的讲义或测验题。钢板刻出的讲义相当成功，后来几年的畅销升学指南“盗”用了不少，当然我们那时代没有人想到什么版权。我的字方正，不潇洒，很适合刻钢板，那时不到三十岁，做那么“重要”的事，
觉得很快乐。
在台中十七年，家庭生活之外，最早跃入我记忆的，常常是放在走廊尽头的小书桌;用一条深红色的毡子挂在房槛隔着卧房，灯罩压得低低的小台灯，灯光中我们两个人做题目写钢板的情景，既浪漫又辛酸。其实其中并没有太多浪漫的情调，多半时间，我们只是两个家庭主妇，在家人入睡后才能在走廊一隅之地，面对心智的挑战。英文有一个最确切的字:“Necessity” （必然性）。家人和自己都明白，一旦进去了，便必须打赢这场仗。在我那张小桌工作（一直到一九七二年到台北丽水街宿舍，我才有了一间小小的，真正的书房），在我的小家庭，只须得到丈夫谅解，比较单纯。我的丈夫“允许”我们那样工作，因为他一周工作七天，经常出差，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从无怨言。
那张小书桌奠立了我们一生的友谊，直到她二00七年二月高龄逝世，五十年间，人生一切变化没有阻隔我们。她是我三个儿子至今温暖记忆的蒋妈妈：而我，自台中一中开始教书，一生在台湾为人处世，处处都有俯首在那小书桌上刻钢板的精神。
晚上十点钟左右，我送她沿着复兴路走到立德街口，常有未尽之言，两人送过去送过来多次。直到我离开台中一中多年后仍未分手，功课之外，我们也谈生活与家庭，她的雍容、智慧与宽宏对我影响很深。
在那五年中，每年暑假看大学联考榜单也是我生命中的大事，好似新聘教练看球赛一样，口中不断地教他们不要想输赢，心中却切切悬挂，恨不能去派报社买第一份报纸。在那一版密密麻麻的榜单上用红笔画出自己的学生名字，五十年前和今天一样，先找台大医学院和工学院的上榜者，工学院又先找电机系，因为分数最高。我不能自命清高说我没有这份“虚荣心”，尤其是担任导师那一班的升学率，占满我年轻的心。那几天之内，只差没有人在门口放鞭炮，上榜的络绎不绝地来谢师，整体说来，成绩够好。但是也有些录取不理想的和公立大学落榜的，他们晚几天也有来看我的，有人进门即落泪，我不但当时劝慰，还追踪鼓励，第二年再考，多数都能满意。
成功或挫折的分享，使我相许多当年十八、十九岁的男孩建立了长久的“革命感情”，在他们成长的岁月中，有写信的，回台中家乡时来看望的，尤其是他们到成功岭当兵的那些夏天，我听了许许多多新兵训练的趣闻。学生络绎不绝地按我家门铃，每星期天我准备许多酸梅汤凉着，蒸许多好吃的包子，有些人多年后还记得。当兵的故事中最令我难忘的是石家兴，他问我要一些短篇的英文文章，可以在站岗时背诵，简直令我肃然起敬。他在台大生物系念书时和几位同学定期研讨文学和文化问题，与简初惠（后成名作家简宛）相爱，也曾带来给我看。毕业后教了几年书到美国康乃尔大学读博士学位时，邀我前往胡适的校园一游，看到他一家安居进修。当晚他邀来几位台中一中同学和她的妹妹简静惠等畅谈当年乐事，五十年间，我看着他从少年成为国际级学者，二00八年他获颁四年一度的世界家禽学会的学术研究奖，我真正分享到他们的成就感。
在台中一中的传统中，以文科作第一志愿升大学的似乎占少数，数十年间常有联系的有在外交界杰出的罗致远，主持中国广播公司的政论家赵守博，台大法律系教授廖义男等。台大外文系毕业的林柏榕、张和涌、张平男和陈大安等。林柏榕是我第一年教的学生，他在创办立人高中和竞选台中市长前曾与我谈及他要为台中做事的理想。他任市长时，我已离开台中了，但是从竞选文宣，看得出来文学教育的格调，虽然我也知道他所进入的政治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与他同班的张和涌，在大同公司服务时，曾帮“协志丛书”翻译了许多世界经典人文著作。张平男是徐蕙芳的得意学生，中英文俱佳，文学作品涉猎亦深，我在国立编译馆时，邀他将文学课程必修读本奥尔巴哈的《模拟：西洋文学中现实的呈现》译成中文，一九八0年曲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
在我任教的最后一班，进入台大外文系的陈大安，是真正喜爱文学的学生，读文学书亦有很深入的见解。他读大学时，常常请教我课外必读之书，五、六年间写了许多新诗，很有创意与深意，我都是第一个读者。他后来也去了美国，从事文化工作。一九九0年初期，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友人创办的Muse Cordero Chen广告公司赢得美国全国广告协会的银铃奖，一九九四年又得美国销售协会颁发广告效果金奖。在这样全国性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有扎实的文学艺术根基和真正触动人心的创意。
台中一中学生日后在理工界和医界都有杰出表现，大约是传统的主流力量。那时成绩最好的都以医科为第一志愿，有一位笑口常开的学生对我说，“老师，我将来作了医生会照顾你。”我那时年轻，从未想到需要医师照顾。多年以后看到他们成为名医的报导，甚至在街上看到他们的诊所招牌，但都末以病人身分求诊。只有曾找我叙师生情谊的仁爱医院副院长刘茂松，当时我胃部不适，他安排照胃镜，我竟然在等候队伍中溜走“逃跑”了，后来再不好意思去。几年前我在和信医院作一场最后的演讲，题目是“疼痛与文学”。是台中一中的老学生蔡哲雄，在美行医二十多年后回台湾，到那著名的癌症医院任副院长，他念旧，找到了我，请我去作了那样跨界的演讲。我叙述自己在种种病苦关头以背诗来转移难缠的疼痛，而且，还不改教室旧习，印了一些值得背诵的英诗给听众呢。
二00六年夏天，我在一中第一班的学生，在台湾水产养殖方面大有贡献的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廖一久，以及四十年来首次返台的雷射专家王贞秀与张和涌一起来看我。门启之际，师生五十三年后重聚，不仅我已白头隐世，他们也已年近七十，事业成就私人生沧桑之感涌上心头，岂止是惊呼热中肠而已!他们寄来的当日合照，我一直留置案头。
数十年间我在台湾或到世界各处开会旅行总会遇见各行各业的一中学生，前来相认的都有温暖的回忆;许多人记得上我的课时，师生聚精会神的情景，课内课外都感到充实。方东美先生曾说:“学生是心灵的后裔”，对我而言，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我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他们，都是我心灵的后裔。
2、文化交流之始
一九五六年初夏，我在台中一中专任教书满三年，考取“美国国务院交换教员计划”奖助，九月去美国进修英语教学一学期，旅行访问共半年，那时我已大学毕业九年了。
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法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最成功的国际和平促进计划。外交委员会的参议员傅尔布莱特一九四六年提案，选派美国文化人士和各国教育文化代表，互精工作访问，藉由不同文化的交流，抚慰战争的伤痛，增进世界和平。五十多年间。仅自台湾与美国互访者即已超过万人。全世界受邀者数十倍于此，是美国文化外交影响最深远的计划。我一生做文学交流工作，应是由此有了良好的开始。
那时在台湾的甄选由美国新闻处主办，像考学生一样，摆了一些长方木桌，七十二个报名合格的教员围坐写英文作文，回答许多问题。通过初选后，还有一个五人口试小组的个别面试。其中有一个我最想不到的问题，那时的美国新闻处长MiSSWhipple问我，“你家里有这么小的三个孩子，你的丈夫会让你去吗?”我除了说母亲会来照顾他们之外，一时急智竟加上一句话，，My husband encourages meto go，He i sa domesticate dman．，（我丈夫鼓励我去，他是一个顾家男人）。此答引起全体大笑，大约对我得分帮助不小。在一九五0时代，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运动刚刚萌芽，“居家男人”这个说法只是她们的一个梦想而已。而我不过在台中一中图书馆唯一的英文周刊《时代》 （Time）上读到过一篇报导，对于“domesticated man”这个观念印象很深，是我最有兴趣的英文词类变化的好例子。但是，这个问题若晚间两年，我就不能这么回答了。因为他自从投入铁路CTC的工程建设到二十多年后退休，很少有居家的日子。
在战后喘息初定，中华民国迁来台湾初期，全省生活都很苦，许多小孩确实没有上学穿的鞋，夏天的电扇都是奢侈品。美国在太平洋的彼岸，是二次大战英雄麦克阿瑟和陈纳德的家乡，是个遥远美丽的梦土，而观光旅游只是字典上的字。如今我考取了这个交换计划的奖学金，确是梦想成真，得到一般人民难于申请的护照、签证，还有展望未来的职业进修的最好安排。我到达华府那一天晚上，坐在一扇十八楼上的窗前，一切似真似幻的感觉，激荡不已。
我这一届的交换教员（大、中学都有），来自二十多个国家，欧洲和南美最多，伊朗和日本各来了四人（也许他们最需要和平交流？），落单的是韩国梨花大学的一位讲师高玉南和来自台湾的我。我们先在华府接受十天的简报和训练，主持人是美国国务院一位专员mr Shamlin。他对美国的生活观念与方式和我们这些国家的不同，有许多精辟幽默的比校，他那种知识分子为国服务的态度令我佩服。
接下来我们被送到密西根大学Ann ArbOr的英语教学训练，扎扎实实地上了两个半月的课，欣幸赶上创办人Dr Fries退休前最后一期课，听到他对英语文法的改良见解。我们这三十多人朝夕相处，对于各人的国家文化有很多交流认识的时间，也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由于被安排住在不同的接待家庭里，对于美国生活方式能亲身经验。
我住的是密大生物系教授惠勒Dr.Albert Wheeler的家，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美国高文化的黑人家庭。他在大学的绰号是阳光博士（Dr.SUnshine）。一九六0年代，我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他是诺贝尔生物奖的候选人。我住在他们家的那一段时期，他夫妇待我很好，和我谈了许多黑白种族的问题，也回答了我许多有关文化的问题。金恩博士已是他们好友，他也是“美国有色人种促进会”在密执安州最早的奠基者，他在七0年代曾任Ann ArbOr市长，城里有一座公园后来以他为名。在语言教学的周末，我们参观了汽车工业、中西部农场，看了好几场足球，甚至学会了为密大油的喊叫。
那一年冬季离开寒冷的密西根州，我选择到更寒冷的怀俄明州去实习教学，试用Dr.Fries的新文法。所有的人都讶异我为什么作那选择。一则是因为我的小妹妹那时在邻州犹他（Utah）上学，再则是想体验我从未回去过的故乡（东三省）的严寒况味。怀俄明州的人非常热诚地招待我这个少见的中国女子，有些牧场主人带我去看他们的大漠牧场，有一位老先生说，他们邻界五十哩外搬进一家新牧场，太拥挤了。那三个月，天气一直在零下十度以下，而户内设备之舒适，生活之正常，甚至兴高采烈，充份显示美国精神，有时会令我想起父亲半生为家乡的奋斗。有一天降至零下四十度，我竟然下车步行想尝受“冰天雪地”之美，五分钟之内，便被警车追上，押回室内，“避免愚蠢的死亡”。
访问结束时，我们三十多人又都回到华府，聚会座谈，叙述了各人的经验与感想，临别竟然依依不舍。从美国东部，我搭乘著名的观光火车“加利福尼亚春风号”，横过美国中心各州到西岸的旧金山，沿途看到美国的山川壮丽，各州不同的风光，真是大开眼界之旅啊。
一九五七年春天，结束了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课程，我搭机返台。回台飞机上，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美国老先生，问我许多关于台湾的问题，我都尽我所知地回答。他临下飞机前给我一张名片:安德森博士（Dr.AnderSOn ，华盛顿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校长。回台后，我再度回台中一中任教。当时的教育部长是张其均先生，有一次他到台中来，通知台中一中宋新民校长，说要召见齐邦媛教员。
那时有地位的人才坐三轮车，校长很兴奋，带我坐他的公务三轮车去见教育部长。
张部长对我说:“安德森校长几次演讲都提到你，非常称赞，说你们台湾的中学教员水平很高，教育部希望你到国际文教处工作。”我回家后与先生和父亲商量，果然如我所料，他们都不赞同。后来教育部长又来封信，提到我若愿意，他可以帮忙，将我先生的工作也调到台北，但他岂是肯受如此安排的人，我回信说志趣在教书和读书，谢谢他的好意。
3、我有一个梦
第一次交换教员进修回来，回到台中一中教书满两年后，一九五八年秋天，转任台中的台湾省立农学院教大一英文，事实是学术生涯的开始。
台湾省立农学院在一九六一年改为省立中兴大学，而后才又改为国立中兴大学。英文是共同科，除此之外还有国文、历史、三民主义、体育等。在共同科的教员休息室听多了“杂拌”的言谈，下定决心一定要推动中兴大学外文系，可以有切磋琢磨的文学同道。
一九六0年左右，学校开设两班大二英文课程，请我教一班，教材自定。
这一年正好是约翰·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他的就职演说以及一九六二年去世的胡适先生最后的演讲稿，加上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金恩博士一九六三年的著名演说“I Have a Dream”，我在台中美国新闻处取得这三篇稿子，我大约读遍了那里的文学书。当时台中图书馆、学校图书馆的英文数据少得可怜。
我拿这些篇章。再加上读书时读过的一些好散文，还有狄金荪（EmilyDckinson） 、惠特曼与佛洛斯特（Robert FrOst）的诗作教材，并且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学生对我讲的都觉得很新鲜。尤其在肯尼迪总统和金恩博士被暗杀后的国际氛围中，大学毕业去美国的留学潮已经开始，有关美国文化的，较有深度的新文章非常受欢迎。
这门课是选修的，约有七、八十个学生选，但上课时挤了一百多人。教室大约只有七、八十个位置，学生因为座位不够，就把隔壁教室的椅子搬来坐，常起纠纷。
那时的校长是林致平和后来的汤惠荪，刘道元校长时期我开始向校长要求设立外文系，他们也常常在重要场合请我出席。
一九六五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海耶克博士（Prof.Friedrich a Hayek）到台中各校演讲，我受命担任现场翻译。他对我说:“待会儿我讲一段，你就帮我翻译一段。”我心里志忑不安，因为我大一虽然修过经济学概论，但并不懂，所以很紧张。到了会场，看到台北还有好多人陪他来，包括台大名教授施建生、华严等，整个会场都坐满了人，我有些心慌。
海耶克先生没有给我演讲稿，而且他讲的英文带有德国腔，不容易听懂;他往往一说就是五、六份钟才让我翻译，这真是很大的挑战。还好，他偶尔会在黑板上写几个字。那是我第一次听到“Closed Society”跟“Open Society”这两个词，我想“Closed”是封闭，“Open”是开放，所以就翻成“封闭的社会”与“开放的社会”，应该不会错吧。后来大家果然继续这么用，这给我很大的鼓励。
台大法学院长施建生后来对我说:“我带他们走了这么一大圈，你是当中翻译得最好的。”而且也对别人这么说。
后来。很多重要人士来台中，我曾为浸信会主教翻译，这种翻译我还能胜任。六0年代左右，蒋总统邀请《读者文摘》总编辑来台，因为他曾写过一篇关于台湾是个新宝岛的文章，到台中来他曾请我帮他翻译，这些经验给我很大的鼓励。当然，紧张的心情是免不了的，每次站在台上，我都像是战士披着盔甲上战场，总想怎么样能生还才好。文学作品的翻译必须到达精深的层次，日后我推动中书外译的一些计划，那是更高的挑战。
4、北沟的故宫博物院
可以称为奇缘，在中兴大学任教期间，我曾在当时位于台中县雾峰乡北沟的故宫博物院兼差六年。
一九五九年刚过完春节的时候，电话响了，有位武汉大学的黎子王学长任职故宫博物院，急需一位秘书，他们把校友会名册翻来翻去，符合外文系毕业，家住台中，又加上刚接受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进修回来，我似乎是最佳人选了。
当时我除了诚惶诚恐地备课上课，家中尚有三个念小学、幼儿园的孩子，怎么可能再去雾峰乡的北沟上班?黎学长说，我只需把中、英互译，公事文件会派人送到家里，做好来取，不用天天到北沟。他的口气不像商量，倒像派令，而且工作方式也定好了，由不得我说“不”。
这份工作为我带来新的视野。为了要做出一件件文物的数据，我必须向专家请教艺术方面的问题，比如向庄严、谭旦问及那志良先生等请益;我研读相关文献、做笔记，问他们各种问题，自己也意外地得到很多收获。当年，为了熟记重要数据，一手抱幼儿一面猛背著名的窑名与特色的情景，如在眼前。
除了文书翻译，遇到邦交国元首到故宫参观，有时我也必须到现场口译。其中，最难忘的是曾任外交部长的叶公超先生陪伊朗国王和泰国国王来访的那两次，我近距离地与他们接触，留下深刻印象。
叶先生和汪公纪先生是老师辈，他常常侧着头问我:“那个东西英文叫作什么?”简直就是考我。他的性格使我不敢怠慢，他一问，我就赶快回应他。那时的主任委员是孔德成先生。最资深的庄严先生指教我最多。
那时是邦交国的伊朗国王是巴勒维，长得高大、英俊，皇室威仪中带着现代绅士的优雅，简直就是童话中白马王子现身。
我几乎是用一个爱慕者的心情，留意所有跟他有关的讯息，也想找几本书看看历史对他如何评价。因此，我想到那时能在故宫为他作解说，深感荣幸。犹记得那日，他很仔细地看铜器和瓷器;行进间，因为周边都是男人，他怕我被冷落，就常跟我讲话。看瓷器的时候他对我说:“我的皇宫里有一些跟你们这里一样大的瓷器，但都不如这个好。”他还问我：“像你这样工作的女人在台湾很多吗？”我说:“大概不少吧。”其实我他不知道，我想这样说比校有面子。伊朗是回教国家，他大概很难想象
女人工作的样子吧。
巴勒维在那时是一位英主，不是一位暴君，一九六八年我在美国读书时看到各报的头条都写着:“不愿做乞丐们的国王”，标题底下有一张他的加冕照片，在继位十几年后才正式加冕，因为他立志要把伊朗变成一个没有乞丐的国家，所以等到经济改革成功了才正式加冕。我对这则新闻印象非常深刻。难以预料的是，多年的励精图治却引发政变，他被迫去国，不久即抑郁而终，死于流亡的异乡。
那天黄昏由北沟回到自己日式房子的家，换上家居服用大煤球煮晚饭，灰蒙蒙的炊烟中，想着巴勒维国王英挺优雅的身影，突然想起灰姑娘的故事，送我下班的破汽车已变成南瓜了吗?
那一阵子故宫接待好多贵宾，后来泰国国王和王后也来了。约旦国王胡笙，许多的总统、副总统……更重要的是，欧美各大博物馆，大学的艺术史家都到北沟来了。那大大的荣华和雾峰到北沟的那条乡村道路，时时令我想起北京的宫城黄昏和万里江山。
胡适先生常到故宫，在招待所住几晚，远离世俗尘嚣，清净地做点功课。他去世前一年，有一次院里为他请了一桌客，大概因为我父亲的关系，也请我去。
那天他们谈收藏古书的事，胡先生也和我谈了些现代文学的话题，我记得他说：“最近一位女作家寄了一本书给我，请我给一点意见，同时我又接到姜贵的《旋风》，两本书看完之后觉得这位女士的作品没办法跟姜贵比，她写不出姜贵那种大格局，有史诗气魄的作品。”这些话对我很有一些影响，一九六八年我去美国，就选了两次史诗（Epic）的课，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来胡先生又说自己的工作是介乎文学与历史两者之间的研究，写感想时用的就是文学手法，他说:“感想不是只有喜、怒、哀、乐而已，还要有一些深度。深度这种东西没办法讲，不过你自己可以找得到。如果你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但是可以培养。”这些话对我来说都是启发。胡先生对我父亲的事很了解。也很尊重，所以会跟我说一些相关的话。后来我给学生上课或演讲，都觉得文学上最重要的是格局、情趣与深度，这是无法言诠的。
我在故宫也有过一阵子矛盾，想跟随这些学者做艺术史研究，也许可以另外多学一门学问。后来想想，我的背景并不够，而且我一心一意想深谈文学，所以又回去教书，再图进修。
一九六五年，故宫迁到台北外双溪，偶尔我去参观，还有很多人彼此都认得，直到他们一一去世。
5、教学领域的拓展
一九六一年有一天下午，下着大雨，突然有人按门铃。我开门一看，是一位穿着密不透风的修服。五十多岁的老修女。她手里拿一把很大的雨伞，一进门就大声地问:“你是不是齐邦媛？”
我说:“是。”
她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位教美国文学的人，请你来教。”
我吓了一跳，说:“我没有资格教，美国文学也没有准备。”
她不听我解释，说:“你会教，你也可以教，我知道，因为我已经查过你的资料。”
原来她是当时静宜女子文理学院（现为静宜大学）的负责人sister Frances，静宜是修会办的学校，修会的负责人就是学校负责人。她来找我的时候，态度非常强硬，气势俨然。
我一再推辞，她似乎要发脾气了，说:“你们中国人就是太客气了，我告诉你，我是经过考虑才来的，我派了学生到中兴听过你的英文选课。”
我太惊讶，他太意外，不敢跟她辩论，连说:I`ll try"的能力也没有。
她立刻交代哪一天开始上课，说完，留下一份课表，撑起那把大伞，从玄关处消失。就这样，在一九六一年的台中，，我真正开始教文学课。
静宜在当时是很受重视的，因为她是一所以英语为主的学院，学生一毕业都是供不应求地被抢走。
“美国文学”是大三的课，教科书由学校指定，厚厚的上下两册，三外之二是作品，三分之一是背景叙述，这稍微减轻我的压力。
但不管怎么说，“美国文学”是外文系的重课，我生性胆小，又很紧张，自觉没有经验，只有拼命下苦功读书。当时静宜图书馆相关的藏书颇丰，都是从美国直接送过来的，除了美新处，这里也成为我寻宝的地方。我教这门课真是教学相长，把静宜图书馆里所有关于美国文学的书都读遍了，笔记本、教科书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小字。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像胡适先生说的要有八年、十年以上的研究才敢教一门课，但我那时总超前一、两年。
静宜的英文老师大都是洋人相修女，为了培养学生的英文程度，不用中文讲课。教了第一年，学生反应很好，我猜想吸引他们的是我对文学的态度。
Sister Frances是一个非常严格的人，拿着一把大伞，到处巡视，对老师的教学质量盯得很紧，经常去听老师上课。她全心全意奉献给学校，以校为家。她对学生也很严格，举凡仪容、用餐礼仪、生活常规都要管，她曾说:“女孩子打扮得干净、漂亮不是为了好看而已，而是为了礼貌。”一九六0年代从静宜毕业的女孩子，一听到SiSter FranCeS都会发抖。但是她也制定了相当高的水平。
我到东海大学外文系任教，完全是个意外。就像Sister FranCeS拿把大雨伞敲到我的头，我就去教一样：不过，这次敲我的不是伞，是一封信。
有一天，我收到素不精识的杜衡之教授的信。
他说他在东海外文系教翻译，因为太忙了，问我可不可以接这门课?我不知道他怎么认识我的，我也不认识他。但是，我就又接受一个挑战去了。
东海大学外文系在当年是比今天风光、受重视多了，因为他们做了很多开风气之先的事情，加上学校的建筑、规画具有前瞻性，校长也是当时具有社会地位的人士，所以颇受瞩目。
外文系最早的系主任是Miss Cockran，接着是Miss CraWford，她以前是图书馆馆长，之后就是谢颇得教授（prof.Ian Shepard）接任。系里老师几乎都是外国人，我是唯一的中国老师。
为了教翻译，我用我的老牛劲自己编教材。每个礼拜给学生做一次中翻英、英翻中作业。那是非常辛苦的，我拿回来批改，改完后下次上课时第一个钟头发还作业并且讨论。每个段落，我都摘出重点。和学生谈翻译的各种可能性。
我不太赞成翻译讲理论，直到今天也不认为理论可以帮助人。我的翻译课完全要动手去做的，有累积的英文能力不是平白就能得来，也要有很好的范例，我必须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似地找很多资料，才能教得充实。
有一次，我让学生做一篇沃尔特·佩特（Walter Pater1839——1894）的《给蒙娜丽莎（"To MonaLisa"）的翻译，大家坐在位子上做得“快死掉”了。那实在是很大的挑战，那短短一页，充满文艺知识，深刻的描写内在的奥秘。每个人都纠着眉头，一副快要阵亡的样子，真是精采。
翻译课这班是大三，每年有二十多个人，最早的学生有钟玲、孙康宣、郭志超等。钟玲曾写了一首诗《听雨》送我。
我一九六七年赴美国进修，在印第安纳大学的郭志超处处照顾我，常请我去听印大著名的音乐会和歌剧，由他认识了许多终身的朋友。
一九六七年，裕昌突然接到调差令，调往总局，负责铁路电气化的研究及准备工作，因此家必须搬去台北了。
这年初有一个美国很有份量的“美国学人基金会”（Amercan Learned sociCty）经美国新闻处寄来一函，说他们开始给台湾人文科进修奖助二名（奖学金很高），在一切考虑之中，有一项是“年龄在四十五岁以下”。这一年，我已经四十四岁了，自己由青年已进入中年，在进修这方面，竟十年搓蛇，浑然不觉……许多年来，父亲不只一次说，你一生作个教书匠，很可惜啊。他似乎忘了我大学毕业时，兵荒马乱之际，他反对我出国念书，虽然当时已得到霍利约克学院的入学准许，怕家人失去联系，更怕我成为孤僻的书呆子，耽误婚姻。这十年来，学校每年都有一些国际交流的通知，但是丈夫工作极忙碌劳累，三个孩子尚小，我收到那些通知连看都不敢看，更不敢想。而今发觉所有的公费资格都限在四十五岁。既然家必须搬往台北，可以搬在父母家附近，妈妈易于伸出援手。如果想留在大学教书将来不被淘汰，今年是最后的机会。
这个基金会初审通过了我的申请，但是必须在八月三十日之前到纽约面谈再待决审。我同时也再申请傅尔布莱特交换计划的旅费与书籍补助，那又是一场“三堂会审”式的考试……他们之中有一位是刚由哥伦比亚大学来台访问的夏志清先生。他问我对于艾略特（T．S．Eliot）的戏剧有什么看法?恰好在前一年暑假我读了他的三个剧本，《大教堂中的谋杀》 、《家庭聚会》 和《鸡尾酒会》，所以颇有可谈。
这一年暑假，两个大孩子办了转学高中一、二年级，小儿子考上了第一志愿大安中学初一（当时自以为已经安顿，今日回想。何等无知），中兴大学为我办了留职留薪进修一年（当年薪俸以台币换算，不足一百美金），我才有身分得交换计划奖助。
但期满必须回原校任教三年。这年暑假我由教育部审定，升等为正教授，距我来台整整二十年，我仍在奋斗，求得一个立业于学术界的学位!
那个七月是难忘的炎热，我们一家五口，放弃所有的猫，只带了一只小狗，由台中的大院子，高架的日式房子，搬到铁路局代祖位在金华街的三十多坪公寓，好似塞进一个蒸笼（那时还不普遍装冷气），三个青少年失去了伸展的空间，烦躁不宁。而我却在“安顿”之后，立刻要渡重洋漂大海追求一个他们听不懂，也许至今他仍不谅解的“学术理想”!许多年后，我只记得那不安的熬煎，焦头烂额的夏天夜晚，已全然看不见天上的星辰。
6、树林中的圣玛丽
这年的八月二十八日我按补助机票的规定，乘美国西北航空公同经阿拉斯加州的安哥拉治，到西雅图换机到纽约，二十多小时飞行之后，午夜一点半到机场。台北美国新闻处的友人帮我订了旅馆，他们保证纽约机场的出租车是全世界最安全可靠的。第二天上午（会面最后一日），我赶上与“美国学人基金会”的面会。但是，后来收到他们寄到我妹妹家的信，通知我，他们不能支持我读学位的计画。所以我就只好先到印第安纳州首府印第安纳波利斯西边的特雷霍特市，在“树林中的圣玛丽”教
半年书再说。
世间的缘份，环环相套，实非虚言，我当年意外到静宜文理学院教书，遇见教英国文学的Sister Mary Gregory，也是一位Fulbright Exchange Scholar。她知道我的出国计划，鼓励我去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进修。三年前她在该系修得博士学位。印大的比较文学系当时可以说是美国最早也最有实力的开创者，美籍德裔的比较文学理论大师如Ramak，Nina Weinstein，HorSt Frenze，Newton P.Stalknecht等都在印大开最好的课。良机不可失。她也借给我几本这方面的原文书，使我有进一步的认识。她是第一位用英文作《红楼梦》研究而得到比较文学博士学位的。一九六七年四月底，她知道我到美国作傅尔布莱特交换教授去访问的学校尚未定，邀我去创办静宜的母校。距印大只有七十哩的“树林中的圣玛丽”教一门中国文学的课，一门专题研究的课。我可以一面教书，再安排到印大注册选课，通勤去读比较文学和英美文学。这个意外的邀请，对于我，是上帝最慈悲的安排。
“树林中的圣玛丽”是天主教在美国的一个修会（order），座落在美国中部印第安纳州的修院，有一片占地三千亩的树林。一八四0年在树林中创办了这所女子文理学院，在那一区是有名的贵族学校。
十年前我已见识到美国的地大物博，这次在这“小小”的学院，更感受到土地的实力。那一望无际，郁郁苍苍的树林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右边是梨树园，左边是苹果园。十月开始，苹果成熟，没有人采。落在地下草丛中如一片红花，我们初去时会惊呼，弯腰去拾最红的大苹果，后来才知道自己拾起的只是沧海之一粟，采苹果的人是开着小货车去的，车子开出来时，轮胎是辗过万千苹果的鲜红色!我台中家前院一棵龙眼树，每年结实时，邻里小孩用长竹竿劈了钳形头，越墙摘取，我的孩子追出去时，一哄而散，大家都很兴奋，成了每年初秋的庆典一样。最初看到那果汁浸透的轮子时心想，他们若来到这苹果园，会怎样想？
初到时又有一天黄昏前，餐厅外树林外缘一片枫树红了，林里升起轻雾，夕阳照来，实在是中国山水画中极妙境界。我与一个由台湾静宜去的学生韩韵梅从餐厅出去想靠近枫林看看，正在叹赏欢呼的时候，一辆警车从后面追来，把我们“押”回宿舍。我对他们说，你们看这样的美景，怎能不尽情观赏?校警板着脸说，树林太大了，我们的责任是保护年轻女子不要走失。
从充满魅力的树林走进学院，可忆念之事更多。第一个让我震惊的是我的朋友Sister Mary GregOry的身份。
我一生对官位相当迟拙，在台中她聘请我到美国她的学校教书时，拿大雨伞掌静宜一切大权的Sister Francis在旁一直大力赞助，我以为那是她的权力也是她的行事风格，“说了就算话”，而Sister Mary GregOry是我谈文学的朋友。只是出面邀请我的人。九月初我由纽约乘飞机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再换灰狗公交车到特雷霍特市的汽车站，她邀了在学院图书馆工作的胡宏毅小姐来接我。她见我风尘仆仆地带着行李等她，立即过来拥抱欢迎，帮我提了行李上她的汽车，开三十多哩小路进了树林。校园不大却很有气派，高大的数幢红砖大楼，不远处有一所小小庭院和浅绿色的小楼，即是我将层住一年的极舒适的教职员宿舍。她提着我的箱子送我进了一间舒适的套房。
要我休息一下，六点钟会请邻室的胡小姐（Janet）带我去餐厅。餐厅在丛树深处，高敞明亮，可供全院师生近千人进餐，靠近圣母玛丽抱着圣婴。
一区是教职员区，也是校务会议的场所。在这里，我相当深入地看到一个修会在某些体制上的改变，和改变过程的辩论、冲突与痛。
我们进了餐厅，坐在第二排长桌。晚餐极正式，总院的一位年长修女带领谢饭仪式之后，说:“现在请校长介绍新来的老师。”此时，只见我的朋友SiSter Mary GregO屯利落地由正中间的座位站起来，引我向前，向全厅介绍了我 我想我当时必是满脸困惑、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才好的样子。因为我不知道她由台中回到美国是出任校长的（给我的聘书上签名的是上一任校长）。到那餐厅之前，没人告诉我。在我们多次谈话和通讯中她自己也没有提过。原来，邀请我开中国文学课程，也是她的“新政”。
我上课的内容和资料都与她充份讨论，适合学生程度，省去双方摸索的苦恼。选课的学生近二十人，算是很不错的了。上课不久又举办了一个东方文化展，很成功地加深了我们文学课的背景。而在生活上，她对我处处照顾。和我同住宿舍的胡宏莱小姐，会煮一手精致的中国菜，这位新校长和一位韩国学生丁英慧（后来才知道她是韩国总理丁一权的女儿，也上我的课）与另两位中国修女（其中的蔡瑛云回国后在静宜大学工作至今）常是我们座上高朋。她也帮我找了几位定期去印大上课的教员，开车
去时带我去。但是，时间的配合并不容易，每周去一、二次是不可能的。从特雷雹特到印大开花城之间没有公共汽车，更何况须先走出三千亩的树林!在美国人看，区区七十哩小事情，对于我却似不能逾越的河汉。所以我去印大比较文学系拜访了系主任PrOf. HOrst Frenz，谈了我的困境，取得了所开课程表，回到树林。认命专心教书，下学期再说。
那四个月是我一生有系统地读书的开始，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办学态度相当事业，教学亦是水平以上，绝不是只为养成高贵淑女而已，所以其图书馆虽不大却质量不差，尤其英美文学方面，藏书相当充实，是主力所在。为了教课，我遍读馆中所有有关中国文学的书，看到中国现代文学部外，除“五四”后的新小说如鲁迅的几本，有茅盾的《春蚕》，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群子》、《猫城记》，甚至还有中共的样板作品《金光大道》等，只是没有台湾的任何资料。当然，那时我们也没有任何英译作品 这也是我后来发愿作台湾文学英译的心愿萌芽之地。我却在此意外地亲自看到天主教修女制度在一九六0年代面临形式与内涵“现代化”的一段过程。
我抵达树林的第三天午餐后，修会在会场有一个历史性的投票，决定是否卸除头纱。投票前后都有激辩，充满了“声音与愤怒” （"sound and fury"），主张废除头纱的年轻修女一派得到胜利，有人甚至欢呼，而保守的元老派明显地显得悲伤、愤怒。过了几天又将长裙藉投票缩短至膝下三寸，不久校园上即见到新装修女步履轻快地来去，那些始终不变的面容更加严肃了。除此外，修院生活内规也放松了许多。
第二年暑假，有相当多的年轻修女退会、还俗。西方文化与宗教息息相关，我有幸在近距离看到最核心的奉献形式与内涵的变迁过程，以自己来自古老文化，真是感慨良多。也因此结交了几位天主教修会的朋友，终生可以谈学问、谈观念。也谈现实人生。一年后我由印大又回树林教了一学期书，颇有宾至如归之感。
7、开花的城
既然无法克服那七十哩的困难，我在一九六八年一月初便辞职，去到位于开花城的印大注册，专心读书。出国前在台北办签证时，遇到我在东海大学外文系教翻译课上的学生郭志超，他正好也要到印大读书，所以知道我先到“树林中的圣玛丽”教书。印大的宿舍是他帮我接洽的，以我学者的身份及年龄，配得一间眷属宿舍。
在那寒冷的一月初搬进去的时候，看到门上钉了一张纸，用中文写着:“齐老师:我们是郭志超的朋友，他今天出城去了，我们上午十一点钟来看你。徐小桦、蔡钟雄留言。”进屋不久，由那扇大窗子看到，外面薄雪覆盖的山坡上，有两个二十多岁的中国男子抬着一个臣大的篮子朝我这面走上来。这两位我终生的小友抬着的篮子里，装着大大小小的锅、碗、杯、盘、水壶、瓶罐，还有一条真正的窗帘!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全有了。
这间单间的宿舍，有大幅的玻璃窗，窗前芳草铺至山坡之下，总有一种仅小于鸽子的红胸鸟在上面散步，据说是知更鸟，但是我在英国文学中读到的知更鸟是一种颇有灵性的小鸟，也许在美国中西部的谷仓变种，壮硕难飞了。
一九六八年是我今生最劳累也最充实的一年。自从一月八日我坐在那窗口之后，人们从草坡上来总看见我俯首读书或打字，我自己最清楚地知道，每一日都是从妻职母职中偷身得来!在一学期和一暑期班时日中，我不顾性命地修了六门主课:“比较文学和理论”、“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是必修。“文学和现代哲学”、“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文学与文化”、“美国文学——爱默森时代”是选修。
“文学与文化”的穆勒教授（PrOf．Mueller）上课有一半时间问"Why?"，催迫听者思考书中深意，譬如由托马斯·曼《魔山》 和以歌德《浮士德》主题不同书写所呈现的文化变貌等，这种教法对我后来教书很有影响。“美国文学”由爱默森的“自信”作为连系一切的至高存在，辐射出去，将美
国文学提升到更高的精神层次。他讲得翔实生动，我更是有备而来，一点一滴全都了解吸收，那宝贵的求知岁月，只有在战时的乐山有过——而如今我成熟冷静，确切知道所求为何，也努力抓住了每一天。当年印大的文学课即使在美国也是一流的水平，我上这些课凝神静气地倾听，尽量记下笔记，常觉五十分钟的课太短。
“十六世纪前的西方文学”全班二十多人，说五种以上不同母语，在如此压力的“灾难”中互相安慰。有一位真正娴熟法、德、拉丁语的俄国同学，被师生羡称为“怪胎”（monster）的大胡子竟然问那刚从哈佛拿了文学博士的教师Gros Louis，英国更上的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是谁?那简直和问中国人秦始皇是谁一样丢脸，旁边来自各邦国的同学几乎快把他推到椅子下面去了。
这些课最可贵的不仅是上课言谈所得，尚有参考用书书单，少则数页，多者竟达八十页。这些参考书单，是我回台湾后最有益处的指导;尤其“西方文学的背景与发展”一课是全院必修，教授是英文系大牌，一刷白色的胡子，给人很大的安全感。他那满座的演讲课在很大的教室，三个月间为我搭建了一个心智书架，教我把零散放置的知识和思想放在整体发展的脉络上，不再散失，日后读书，寻得来龙去脉，也启发我一生爱好研究史诗和乌托邦文学的路径。先识得源头，再往前行。
在五月二十日学期结束之前，我没日没夜地在那小打字机上赶出了三篇报告，参加了一场考试后，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窗外竟是皓月当空，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我这个现代女子，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叙此悲情（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当时心中盘旋着（春江花月夜》:“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诗中情境。正好此时，小友蔡钟雄和幸玑夫妇驾车经过，他们上来带我去文学院Ballentine Hall后面，全条路盛开着桩花，红白交植的桩花，茂密而不拥挤，每一枝都能自在潇洒地伸展，恬适优雅，成了我一生诗境中又一个梦境。
过了几天去系里拿学期成绩单，四门课三个A，一个A-，总计4．0。我问另一小友徐小桦，这4．0代表什么？刚拿到物理系博士学位的他说，是straight A啊!是我们中国人的光荣啊!我说，且慢光荣，你们刚开始人生，无法了解，我这么晚才能够出来读这么一点书，所付的代价有多高……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得以入此宝山，一日不能虚度。
这段苦读时间，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的唯一生活或社交圈子是几位中国同学和他们的家庭。印大那时有大约三百个中国学生，十分之九是台湾去的，香港和东南亚的约占十分之一，尚没有一个大陆学生。那一年他们的文革噩梦刚开始，台湾政治上尚未分本省、外省，大家心思单纯。互相照顾。离校的人把可用的家庭物件装在大纸箱里，开学时分批送给新来的人。开花城外有几个树木葱笼的小湖，他们开车去时常邀我。有一次为了撮合曾与我同住的杨巧霞和曾野的姻缘。曾有六车人开到湖畔“看月亮”，大唱中文歌，太晚了，被警
察“驱离”。有几次随徐小桦、蔡钟雄、胡耀恒几家开车到芝加哥，到俄亥俄州、爱荷华州……长途所见。使我见识到美国地大物博的中西部，广裹万里的大谷仓，令我怀想我父祖之乡的沃野。
印大著名的图书馆和她的书店是我最常去的地方。在占地半层楼的远东书库，我遇见了邓嗣禹教授（TengsSu，Ssu，l906-1988），是学术界很受尊敬的中国现代史专家。他的英文著作《太平军起义史史学》、《太平天国史新论》、《太平天国宰相洪仁轩及其现代化计划》皆为哈佛大学出版，是西方汉学研究必读之书。邓教授，湖南人，虽早年赴美，已安家立业，对中国的苦难关怀至深，我们有甚多可谈之事。他退休时印大校方设盛宴欢送，他竟邀我同桌。在会上，校方宣读哈佛大学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l907-1991）的信，信上说他刚到哈佛念汉学研究时，邓教授给他的种种指引，永远感念这位典范的中国学者。
这样单纯、幸福的读书生涯到一九六八年寒假即被迫停止。当初申请傅尔布莱特资助进修的条件是必须有教书工作，而且期限只有一年，不可因修读学位而延期留在美国。我已申请延长半年，所以先必须回到树林中的圣玛丽学院再教一学期。那学期我去特雷霍特的州立大学读了“十六、十七世纪的英国文学”，任课的MUllen教授是研究史宾塞诗的专家。另一“文学批评”课也非常充实，对我日后研究帮助甚大，而且印大承认这六个学分。我且回到开花城去参加硕士学位考试通过，只待再修六个法文课的学分即可得硕士学位——但是我今生竟未能回去修学位。
交换学者签证到期之时。我仍在犹豫，要不要再申请延长半年。这时，我父亲来了一封信。他说，裕昌工作繁重辛劳，你家中亟需你回来。签交换计划的合法期限既已到期，已承诺的话即须遵守。
《圣经·创世纪》里，雅各布梦见天梯。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也无天使。我虽被现实召回，却并未从梯上跌落。我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8、筑梦成真
繁花落尽，天梯消逝。我回到台中的中兴大学，履行我回原校服务三年之约。家已搬去台北，所以我每周二由台北乘早上七点开的光华号火车去台中，周五晚上六点搭乘自强号由台中回台北。星期六上午在台大教研究所的“高级英文”课。有两天时间靠一位女佣协助，努力作一个家庭主妇，住在父母家对面，共享一个巷院，一切都在呼应范围之内。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内心万千的牵挂，有时天上
尚见下弦残月，我离家时真是一步三回头——最初只是践约，渐渐地，我回到台北，也会牵挂台中那一间小楼里的系务了。
中兴大学外文系的成立是我多年梦想的实现，在林致平、汤惠荪、刘道元三位校长任内，我都不停地以一个教员的力量在推动。作为中部唯一的国立大学，总应该有文学院，文学院设立后先成立了中文系和历史系，外文系最困难的是师资。那时全台湾合格的外文系教授人数不多，英美文学博士仍是“贵重金属”，渐渐有少数学成归国的，到了台北就被台大、师大、政大、淡江、辅仁等校留住了，不愿到“外县市”去。同在台中的东海和静宜有他们自己的修会师资来源，国立大学有较严的资格限
制。这个问题就是理想与现实的最大差异之处，我在过去那些年，侈言文学教育的重
要时，并未预想到。
当我一九六九年春季班开学前回到中兴大学时，发现我已被“发表”为新成立的外文系系主任，而且新招收的第一班学生四十五人已上课一学期，系务由教务长兼代，课程按教育部规定开设，几乎全是共同科，与中文、历史两系合开选修课程，逻辑学、文学课程到二年级才有。我回国第一次进了校长室才懂，我由美国写来的两封信说学位尚未拿到，系务工作不懂又无准备，只能作个尽职的文学教员而已，不适合当主任的真实话，在校长与教务长（那时尚无文学院院长）看来只是民族美德的谦辞。已升任正教授，且得到教育部的红色教授证，多年来努力推动成立外文系，如今外文系已经“给你成立了”，系里就这几位名人（教大一英文、法文、德文等，六人中有一半已六十多岁），等了你半年，你不管系务谁管？
教务长王天民先生原是我的长辈，由校长室出来。看到我“惶恐”为难的神情就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做的，公事上的问题可以来和我商量。这里对系主任有保守的期待，以后少穿太花的裙子。”那时流行短裙，而我长裙短裙都没有，上课只穿我宽宽绰绰的旗袍。
就这样，我由苦读的书呆子变成了系主任，面对的全是现实问题。幸运的是，由大学联合招生分发来的学生相当不错。那时还没有中山大学和中正大学，全台湾国立大学只有四校有外文系，而外文系录取的份数比较高，学生资质都相当好，后来在社会上的表现也在水平以上。
我在系主任三年半的日子里，最大的煎熬是文学课程的教师聘请。新聘专任的施肇锡、许经田和很年轻的张汉良，三位先生都证明了我的“慧眼”，很受学生欢迎。
原任的丁贞婉、姚崇昆、孙之煊、唐振训、萧坤风也都鼎力合作，系里有一股融洽的向心力，任何人走上我们向农学院借用的那小楼的二楼两大间办公室常会听见笑声。我的办公室门永远开着，老师、学生出出进进神情愉快。
那第一届的元老学生一半是女生。一半男生。我刚就任时，那些女生在宿舍为我开了个欢迎会，摆了几碟脆硬的饼干和汽水，她们没有唱歌等类的节目，只是把我团团围在那两排上下铺的中间，问了我许多问题：考上了外文系很高兴，但是上了一学期的课，不知外文系要学些什么？现在上的课和高中的课差不多，国文、英文、现代史……，只是老师比较老一点……。这一场聚会，开启了我与学生直接谈话的作风，由大学新生的困惑，到后来三年功课沉重的压力，我是陪着那四十多个青年走了成长的每一步。对于那个由无到有的系，我似乎有个筑梦者的道义责任，对于那些十九、二十岁的寻梦者（如果他们寻的话），我不知不觉地有像“带孩子”似的关怀。
对于这新系，我最大的道义责任是建立它的学术水平。第一年，台中的美国新闻处由于我多年借阅的书缘，以及我两度作Fulbright SchOlar的关系，捐给我们最初的一些文学书，配上丁贞婉借来她夫婿陈其茂先生的几幅画，我那空无一书的办公室顿时有些文化的样子。
他们指点我，在台中有个美国国务院训练外交官中文的使馆学校（Embassy SCholar），好多学员是具有英文系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另外一处是台中水湳的清泉岗空军基地，那时是越南战争期间，借驻的美军数目很大，有不少医护和通讯等文职人员，他们的太太有些是美国合格的教员，也许合于我们公立大学兼任的资格。经由这两个途径，第二年我将二年级分为四组，开设教育部规定的英语会话，请到四位在使馆学校进修的学员每周来上两小时课，之后两年有六、七人来上课。课内课外他们颇为融洽。我们的学生纯朴天真。有些课外活动郊游带着这些老师同行，还曾带他们回家吃拜拜，深入认识台湾民间生活。经我认真申请而来教莎士比亚的是一位医生的太太，教小说课的是一位军中信息官，他们合格而且有经验，授课内容也达到我希望的标准，帮我度过了最早的难关。我自己教英国文学史，第二年请到了东海大学的谢颇得教授来教英诗。他是英国人，在东海已是最好的英诗课教授者，因为另有一种自然的深度与韵味，与其他老师不同，给我的学生极好的启发。
外文系成立之初，原属共同科的英文、法文、德文老师都成为基本师资。由农学院时代即教大一英文的田露莲（MiSS Tilford）和孙宝珍（Mary Sampson）是美国南方保守派的浸信会传教士，她们的教会即盖在学校门口的一排凤凰木后面，多年来与我十份友善，但是很不满意我聘来兼任的文学课程美籍年轻老师的教课内容，认为太自由派（radical）。我主编的大一英文新课本取代了幼狮公司出版的大一课本。也引起另一批真正“老”教授的指责。但是我刚刚读书归来，对英美文学的基本教材曾认真研究过，也搜集了相当多的资料，确知学生不能再用陈旧的标准选文，须加上二次大战后的文化各领域新文章，幸好获得多数支持（包括学生）。大一的课程只有一门“西洋文学概论”是本系的傅伟仁（William Burke）教，他是长老会传教士，思想相当“前进”，很得学生拥戴，那一年我与他合编一本教材，解决了当年仍无原文书的困境。法文课的顾保鹄和王永清（卫理中学校长）都是天主教会神父，法文造谙深，教学极认真。大一国文老师是中文系的陈癸淼先生，给他们出的第一个作文题目是《给你一串串的阳光》，刚从高中毕业拼完联考的学生那里见过这样的境界!三十多年后仍然津津乐道。我留住他教外文系大一国文直到他去台北从政，他竞选立法委员时，很多学生是热心的助选者吧。另一位令他们难忘的老师是教《中国通史》的曾祥铎先生，他对当代史的开放批评的角度有很大的启发性，后来竟引来当年政治不正确的牢狱之灾，出狱后主持一个政论节目，我与他在台北街头相逢，真不胜今昔之感，不知一切从何说起。
一九七0年秋季开学后，我筹划召开的“第一届英美文学教育研讨会”，准备在中兴大学开会，在那些年这样的会议甚少，各种学科会议都不多，在台中召开的更少。我很诚恳地希望各校在教学方面多些交流的机会，给台大以外的学校一些援助，全省只有四校有外文系，一直是文科学生的第一志愿，而师资普遍不足，教材又需大幅汰旧换新，以适应新的时代。全省开文学课程的同行来了三十人左右，台大的朱立民和颜元叔自然是会中明星，人少，大家畅所欲言。我那小小的新系忙了许久，那股
欢欣的热情，是我在日后所参加的无数会议中不易再见到的。
里里外外忙碌到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中兴大学外文系的第一班学生毕业时，令全校意外的是，我也辞职了。我已按约定教满三年。放下这个我推动、促成、创办、奠基的系，我是万分不舍，一草一木都似说着离情。我到台中一住二十年（全家住十七年，回国后我两地往返三年），最安定的岁月在此度过。如今我终于看到许愿树上结了第一批果实，可是我必须走了……惜别晚会上，学生人人手持蜡烛，一圈圈围着我，哭成一团。没有人知道，一向积极，充满活力的我，此时面临一个全然陌生的末来，内心是如何的无奈与惶惑。
这一班学生，二十二岁左右年纪，从这日起要去开始一生了，四年来像独生子一样受到我一切的看顾与督促，在功课上达到应有的水平，气质也相当自信明朗，他们以后也有很多人成为认真的好老师，大半的男生进入贸易等行业也都相当成功，至今三十多年，李善琳、赵慧如、陈碗玫、王永明、丁义桢、李明朝、吴怡慧、徐春枝、徐淑如、丁振娟、徐松玉等人经常聚晤或来信，全班已产生手足之谊，对我仍存当年相依为命似的顾念之情。
最后的几个月，我在校园中骑脚踏车来来去去，看到的一切都感到留恋，处处是自己年轻的足迹。
告别中兴大学也就是告别了我的前半生。在台中十七年，生活简朴，却人情温暖。我亲眼看着国立中兴大学的牌子挂上门口，取代了原来农学院的牌子。看见原是大片空着的校园盖出了许多大楼。外文系成立之初。所有教室皆向别系借用，一年级上课的“基地”，是最早为政府援助非洲农业计划的训练教室，两间瓦厝，小院有棵美丽遮荫的大树。二年级借用畜牧系一间紧靠牧场的教室。有一天我在上英国文学史最早的史诗《贝尔伍夫》的时候，一只漂亮的牛犊走进门来，我们双方都受了惊吓，幸好无人喊叫，牠终于好不容易地转了身，由原门出去。事后畜牧系主任告诉我，那是刚进口的昂贵种牛，是为台湾改良农业的珍品，你对牠讲文学，彼此都很荣幸呢。
事实上，自从农学院时代，各系对我都很好，我开大二英文课总是满座的原因，是一九六0年代台湾的农业学术研究已相当现代化，成为台湾发展的先锋之一，各系都鼓励学生出国进修。办得最有声色的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庆薯教授是立法委员，“派”他所有的研究生上我的课，并且以父执的口气，令我多给他们改英文作文。他后来大约把他们都送去美国读了专业学位，回来都有实际贡献。
一九六0年代，许多毕业学生在中部和嘉南平原开创了一些现代化农场，常常邀请老师丢“指导”。农学院长末勉南的太太刘作炎教授和我是英文科同事，也常常邀我们同去参观。当时已有一些外籍交换教授住在校园宿舍，也常一起下乡。那些年，深山僻野，上山下海真是走了不少地方，认识了真正的台湾，验证了高等教育在台湾“十年生聚”的扎根力量和热情。我们招待国际友人最常去的有一座在员林的玫瑰花圃，场主张君的妻子，后来当选为玫瑰皇后。初见那么大规模的花圃和科学化养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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