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同上四十二章注）
“‘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其一之者，‘主’也。”（同上二十五章注）
“自然之道，亦犹树也，转多转远其根，转少转得其本，多则远其真。”（同上二十五章注）
“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同上五章注）
“天地之中，荡然任自然，故不可得而穷。”（同上五章注）
“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同上二十九章注）
因此，这无为的自然又是普遍的泛神，上帝的另一种术语：
“道泛滥无所不适可，左右上下，周旋而用，则无所不至也。”（同上三十四章注）
“荡然公平，则乃至无所不周普也；无所不周普，则乃至于同乎天也；与天合德，体道大通，则乃至于极虚无也。”（同上十六章注）
“神不害自然也，物守自然，则神无所加；神无所加，则不知神之为神也。”（同上六十章注）
我们从他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再看他的认识论。他以为，道之为性，是不能用语言规定的，人类不能把道作为对象去认识，而只能“从事”于道。他说：
“从事，谓举动从事于道者也。道以无形无为，成济万物，故从事于道者，以无为为君，不言为教，绵绵若存，而物得其真，与道同体，故曰同于道。”（同上二十三章注）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同上十七章注）
“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业，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忧患。”（同上三十八章注）
这样看来，神秘的自然是不能认识的，但是一切名言立说就全无理由么？他说，这亦不然，如果“暌而知其类，异而知其通”，可从“指其所之”比况法，指点出原理，并由此幻假无常的时变原理，再通于绝对不变的道。下面就是他的一段名文，值得重视：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现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亡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征。意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和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焉？而或者定马为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矣。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致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纵或复值，而义无所取：盖存象忘意之由也。忘象从求其意，义斯见矣。”（周易略例明象）
这段话常被研究王弼的人用近代语附会乱编。为了使读者知道究竟他在说什么，我们分为下列几点说明吧：
（一）文中用语，除蹄筌之例引自庄子外，大致都是周易的术语，和我们现在用的语汇不同。
（二）文末是批判汉儒的经训，斥之为“存象忘意”。由辞以通道的方法与他所谓“忘象以求其意”的方法相反，这里就是他的“新”学所在。
（三）文中主要命题是引用易系辞上传“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系辞焉以尽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一段，读者不妨把上传之文全部看一下。
（四）主要的术语为意、象、言三者。我们不能以常识或近代语来比附这些用语。“象”指什么呢？如“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在天成象”，“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圣人设卦观象”，“易有四象”，“见乃谓之象”（皆上传文），因此，所谓“象”不是自然一般的现象，乃是圣人（不是常人）拟诸天而立的特定形容，以达到所谓“兆见曰象”（韩康伯注，引王弼之说，或言兆端），从而“引而申之”。制象是至神者的事，韩康伯说：“非忘象者则无以制象。……至神者寂然而无不应，斯盖功用之母，象数所由立。”（易注卷七，十五页）“言”又指什么呢？如“言者尚其辞”，“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则千里之外应之，……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辞也者、各指其所之”，因此，所谓“言”，不是一般的名理，乃拟况于“象”的特种比喻，不属于普通推理范围之内，好像代数学里的X，王弼所谓“君子以言必有物，而口无择言”。（易注卷四，十页）所以，对于象而云观，对于辞而云玩（“玩其辞”），观象或玩辞是很神秘的事。最后，“意”指什么呢？这决非哲学上本质之义，乃是圣人效法天地自然的枢机，存乎其人的一种秘密，故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上传）王弼所谓“凡言义者，不尽于所见，中有意谓者也。”（易注卷五，三页）“和乐出乎八音，然八音非其名也。”（论语皇疏引）这“意谓”是非常古怪的神会。
（五）懂得了上面的术语，我们就知道这不是由客观到主观，不是由存在到思维，而是由主观（或全自然之神）到客观，复由客观回到主观，王弼复彖所说的复其本之意。因此，一方面说：“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然而另一方面说：“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韩康伯注多采王说（如“一阴一阳之谓道”注即采王语，而未注明王说），在“盛德大业至矣哉”章句下注说：“夫物之所以通，事之所以理，莫不由乎道也。圣人功用之，母体同乎道，盛德大业，所以能至。”此即指出得“意”之由来，完全不是说主观对客观的反映，而是说全自然的神授。所以，由完全到不完全，复由不完全再到完全，始足以言易，于是“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圣人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主观上忠恕的伟大，“忠者情之极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尽理之极也。……推身统物，穷类适尽，一言而可终身行者，其唯恕乎！”（论语皇疏引）
（六）这种出意、立象、制言之道，并非普通人所能“从事”，“暌离之时，非小人之所能也。”（王弼易注卷四，十一页）而且惟有圣人能之，韩康伯也说：“君之体道以为用也，仁知则滞于所见，百姓则日用而不知，体斯道者鲜矣。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始可以语至而言极也。”（易注卷七，七页）由此，就发生了“六经皆圣人筌蹄”说。王弼注论语“予欲无言”章说：
“子欲无言，盖欲明本，举本统末，而示物于极者也。夫立言垂教，将以通性，而弊至于湮。寄旨传辞，将以正邪，而势至于繁。既求道中，不可胜御。是以修本废言，则天而行化，以淳而观，则天地之心见于不言，寒暑代序，则不言之令行乎四时，天岂谆谆者哉？”（皇疏引）
原来“修本废言”才是圣人之教，客观规律既然是不可知的，那么科学也就成为废话了。
按“言尽意”的命题，为三理之一，欧阳建与荀粲合王弼而三，理致相反，已见前章所详论。现在，我们再进一步研究王弼由道体到功用之说。他在道德经下篇开首注解：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乎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守母以崇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道德经三十八章注）
上文是他的由体到用的总论，知此一段，则别见之注可省而不引。他根据“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推衍法，“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产生了由道至德，再由德复道的理论。经过这一“通理”的路数，使道德二元成为一元论。由发生至于成长，就有仁义形器及名言事物，而成长之所以为“用”，不能自用，而是由发生的“无”为功之母，母性自然无为，子性不能变其质而为有为；若“舍其母而用其子，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王弼哲学的主要点就在这里。他没有完全否认后天（人），但不是以后天和先天平列，而是以后天依照于先天。然而后天的一切，常是被所谓众人的明察所害，大多数都不依照发生之母的命令行事，因此，他也不能不如老子攻击后天了。他虽然力主“道有大常，理有大致，执古之道，可以御今，虽处于今，可以知古始”，（同上四十七章注）而也说，“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夫在智，则人与之讼，在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同上四十九章注）。这就是他的“以虚为主”或反实于虚的社会思想。他居然从否定知识、否定是非，达到否定社会斗争的道德论，这样才对统治阶级说来，就能“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
他在道德二元的理路表面上统一了，而在理事二元的现实上则分裂了，因为他说知母守子者只有最高的理想人物，即圣人，而弃母用子者，则是尽天下的众人，他说：
“食母，生之本也。人者皆弃生民之本，贵末饰之华，故曰：我独异于人！”（同上二十章注）
这样，一个人（“我独”）便和天下人（“人者皆”）分成两橛。于是他在政治理想上得出了寡头专制的理论，天上宗教的王国到了封建制社会就成为“宗主”独尊的绝对王国，所谓“以君御民，执一统众之道”，和他的以道用功、以简御繁之理，便比而例之，求得了一致。故他说“侯王得一，言为功之母不可舍也”。请看他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
“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同上四十九章注）
这岂不是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么？但他却又以为，理想的统治者占有可以不居其所有，被统治者占有而常不舍其所有，“处于外而有应于内，君子好遁，故能舍之；小人系恋，是以否也”（易注卷四，五页），为了把小人或众人的阶级斗争同化于君子之大德“不争”，那就在于统治者“尊以自居，损以守之”，他说：
“以柔居尊，而为损道，江海处下，百谷归之，履尊以损，则或益之矣。……阴非先唱，柔非自任，尊以自居，损以守之，故人用其力，事竭其功，智者虑能，明者虑策，弗能违也。则众才之用尽矣。”（易损卦注卷四，十七页）
这样在主观上就使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了。主观唯心主义最后总是求出“神”来，同时也得出至上的道德命令来。他的“性其情”说，即答复这个难题，他说：
“圣人达自然之至（神明），畅万物之情（五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除其所以迷，去其所以惑，故心不乱而物性自得之也。”（道德经二十九章注）
凡玄学都是不能在事物上检证的，若不否定一切而出世与造物者游，则其道理说来说去，总是二元的。王弼的“新”学就陷于矛盾的二元论，“斯人也可与论天人之际”的天人，还是“蔽于天而不知人”，并不因他惠察诡辩，就可能挽救他的矛盾。
第五章
嵇康的心声二元论及其社会思想、逻辑思想
第一节
嵇康在文献学上的身世消息及其著述考辨
（一）文献学上的嵇康及其与曹魏的关系
竹林七贤是魏晋清谈中的谈者之囿。就他们对当时的政治社会的影响来讲，嵇康实与阮籍等齐，就思想史的业绩来讲，嵇康却突过阮籍，而也非注庄子的向秀所能比拟。
世说新语任诞第二十三：“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注引晋阳秋说：“于时风誉扇于海内，至于今咏之。”世说所讲的话，当即祖述晋阳秋（晋孙盛著），故下面注引，在语气上，即直承本文而来。作者孙盛之去魏末，尚未出百年，此所称引之竹林七贤，当为现存文献中最早的有关竹林七贤的记载。观此记载，以阮籍为首，嵇康次之，山涛又次之，次序先后是很明白的。
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魏氏春秋：“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内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此书也是孙盛所作的，而以七贤系之于对嵇康的叙述中，则明指七贤以嵇康为首了。后来唐修晋书嵇康传，似祖述孙盛，互采晋阳秋与魏氏春秋之文，而稍变其次序。其中说，所与神交者，惟陈留阮籍，河内山涛。豫其流者，河内向秀，沛国刘伶，籍兄子咸，琅琊王戎，遂为竹林之游，世所谓竹林七贤。这也以七贤系于嵇康传，明示康为七贤的领袖。
世说品藻第九：“谢遏诸人，共道竹林优劣，谢公云，先辈初不臧贬七贤。”注引魏氏春秋说，山涛通简有德，秀、咸、戎、伶，朗达有儁才。于时之谈，以阮为首，王戎次之，山、向之徒，皆其伦也。此对阮籍，仍认为谈首，于嵇康却遗而未及。
世说文学第四，袁伯彦作名士传条，注：“宏（袁宏字伯彦）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冲为竹林名士……”这里也还是以嵇康次阮籍之后的。
世说文学第四，谢万作八贤论条，注引何法盛中兴书，说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指的是渔父、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这是从行为上着眼来推崇嵇康，使之超脱于竹林七贤的伦辈，而上跻于渔父屈原孙登之列，而孙登正是阮籍所企慕的，其意实崇嵇甚于崇阮。
世说文学第四：“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嵇康著）、养生（嵇康著）、言尽意（欧阳建著）三理而已。”又品藻第九：“简文云，何平叔巧累于理，嵇叔夜儁伤其道。”南齐书王僧虔传戒子书：“才性四本（傅嘏钟会李丰王广所论，钟会撰）、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这都从思想价值上来论，把竹林七贤的嵇康，与正始名士的何晏、傅嘏、钟会、李丰、王广等，等列而论，自非七贤中其他六人所能比拟，崇嵇之意是明显的。
世说品藻第九：“郗嘉宾问谢太傅曰：‘林公（支遁）谈何如嵇公’？谢云：‘嵇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这是以佛教初期的著名谈手支遁来与嵇康比较的，所比较的是“谈”，即“名辩”。这显然已先肯定了嵇康在名辩中的崇高地位。
然而，这一位在政治社会上发生“风誊扇于海内”影响的人物，在思想业绩上具有崇高地位的言谈林薮，其身世行年，后人却不很清楚。最初，记载嵇康事迹的是三国志。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附载嵇康，共短短二十七字：
“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至景元中，坐事诛。”
又卷二十八钟会传也仅仅略提一句：
“（钟会）迁司隶校尉，虽在外司，时政损益，当世与夺，无不综典。嵇康等见诛，皆会谋也。”
嵇康被诛，在曹魏末世，就他对政治社会上的影响与思想史上的地位来说，三国志中实应有一较详细的传记。可是嵇康是被司马氏所杀的，陈寿在当时，能传刘劭、傅嘏，而对嵇康如此重要的一位人物，却因形格势禁，只能略带一笔。
因为三国志中记载得太简略，后世对嵇康的身世行年，便有了纷纭的文献上的记录，彼此并不一致，出入很大。唐修晋书，掇拾残丛，虽然有了一篇二千余字的嵇康传，细考却也空洞得很，除用大半以上篇幅撮引了嵇康的释私论、与山巨源绝交书、幽愤诗而外，涉及嵇康生平行事大略的并不很多。唐修晋书行世以后，十八家晋史皆废，由唐修晋书的嵇康传来看十八家晋史，则十八家晋史中所保存的关于嵇康的记录，好像也十分贫薄。这实在是一件憾事。
考三国志注，与世说新语及注中，所保存的有关嵇康的文献上的材料，就字数论不能算少，但内容重复，而又彼此矛盾，很难董理出一条有系统的端绪来。就正因为这缘故，自来对于嵇康的看法，或模糊或错误，不能论定。但是，可喜的是，嵇康的身世虽不能详悉明白，而嵇康的著作却留存至今，尚有嵇中散集十卷，可资研寻。我们费一点时间，由原著的思想脉络中来推证那些纷纭的记录，孰为真实，孰出虚构或误传，便可了如观火。思想之与行为，恰如形影相附。由思想脉络，我们固可以推证关于行为传说的真妄，同时，由具体的行为传说，更足以探寻抽象的思想内蕴的真相。因此，这些纷纭矛盾的记录，对我们仍是宝贵的材料。至于那篇光润平滑而又内容空洞的最后出的晋书嵇康传，其价值则是很差的，但它也代表了唐人在综合了许多材料后的一种看法，不无可取之处。
三国志中有关嵇康的材料，计二处，一为卷二十一王粲传所附记的二十七字，另一为卷二十八钟会传所带到的嵇康被杀的话。在三国志裴注中所引用的材料，则有卷二十沛穆王林传注所引的嵇氏谱，卷二十一康传注所引的嵇氏谱，嵇喜所作的康传，虞预晋书，孙盛魏氏春秋，康别传，孙盛晋阳秋，世语，及裴松之对嵇康死年所作断案中述及的干宝、孙盛、习凿齿诸书。在世说新语及注中，有关嵇康的材料尤多。
现在，我们就根据上述的材料来解剖一下嵇康的身世与性格。
关于嵇康的姓氏来历与先世，虞预与王隐两家晋书，俱有记载：
“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銍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从为姓，盖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侧，遂氏焉。”（三国志卷二十一注引虞预晋书）
“嵇本姓奚，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谯国銍县。以出自会稽，取国一支音同本奚焉。”（世说德行注引王隐晋书）
得姓的来历，两说相同：一，本姓奚；二，嵇是后来改的姓；三，所以改成嵇乃是纪念出自会稽之故，但一说是家于銍县嵇山之侧之故。但我们要问，为什么要改姓？这里，虞预没有给我们答复。王隐却透露了一点消息，他说“其先避怨徙上虞，移谯国銍县”。“徙”应为“从”之误，这样不但文义顺了，而且也与虞预的说法一致了。唐修晋书，综合来说，“嵇康，字叔夜，谯国銍人也，其先姓奚，会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侧，因而命氏。”
不过我们觉得，在中世纪的门阀制度下，改姓实在是一件大事，非万不得已，当不肯抛开血统的标帜。所以嵇氏的改姓，其理由可能有二：一，如传统的说法，为了避怨，但避怨既已避地，又何必改姓？二，是为了本系贱姓，诡称原来姓奚，因避怨才改成嵇的，其实嵇倒是本来的姓。赐姓命氏，本极堂皇，在中世纪初期，一定有微贱之族新发迹，为涂泽一下门面，而冒用了贵姓，或诡称系由贵姓改成今姓的事。三国志注引嵇氏谱，述康先世，仅举其父兄，说“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嵇喜所作康传，则极其笼统地说“家世儒学”。俱未举出其先世有怎么辉煌的人物，似从其父起，才发迹起来，这是很可疑的。按照一般的情形，如司马迁自叙，直数远祖至唐虞以上，两汉书传人物，多详叙先世，魏晋以后，碑志中尤多此习，景宋本世说新语，书前附录的氏族谱也可参证。嵇氏谱及康传，也不应如此简略模糊。考康家居谯国，乃曹魏发迹之地，则自其父由贱族而攀附升腾，实极为可能之事。又考曹操的出身，也极模糊，魏志说，“曹腾养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嵩生太祖。”注引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说，“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太祖于惇为从父兄弟。”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指斥操“父嵩，乞丐携养”，而操则“赘阉遗丑”。他与袁氏的四世三公比，贵贱美丑，相去天渊。又考魏志夏侯惇传，也只笼统地说：“夏侯惇，沛国谯人，夏侯婴之后也”，其父祖怎样，都没有提。在夏侯渊传，又说“惇族弟也”，其他都不提。可见在曹魏兴起之际，谯人以贱骤贵，原甚平常。数其父祖，俱不能举，即在曹氏夏侯氏犹然。而嵇康后来又以同乡与魏宗室婚，其攀附之迹尤显。所以，我们认为嵇氏改姓及自会稽移徙一事是可疑的，他很可能本出寒素，指山为姓，乃诡称移徙，由奚改姓。但因别无证据，这里也只得存疑。
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嵇康跟曹氏的关系。
世说德行第一法引文章叙录：“康以魏长乐亭主婿，迁郎中，拜中散大夫。”晋书嵇康传：“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三国志卷二十，沛穆王林传：“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饶阳侯，二十二年徙封谯。黄初二年，进爵为公。三年为谯王。五年改封谯县。七年徙封鄄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户。林薨，子纬嗣。”注：“案嵇氏谱，嵇康妻，林子之女也。”考：林，武帝杜夫人出。则嵇康为杜夫人之曾孙女婿。
这里，我们也得说一说嵇康与何晏的关系。
三国志卷九曹爽传：“（何）晏，何进孙也。母尹氏，为太祖夫人。晏长于宫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注引魏略：“太祖为司空时，纳晏母，并收养晏。其时秦宜禄儿阿苏，亦随母在公家，并见宠如公子。苏即朗也。苏性谨慎，而晏无所顾惮，服饰拟于太子，故文帝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尝谓之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黄初时无所事任。及明帝立，颇为冗官。至正始初，曲合于曹爽，亦以才能故，爽用为散骑侍郎，迁侍中尚书。晏前以尚主，得赐爵为列侯，又其母在内。晏性自喜，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晏为尚书，主选举，其宿与之有旧者，多被拔擢。”注又引魏末传曰：“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贤，谓其母沛王太妃曰，晏为恶日甚，将何保身？母笑曰，汝得无妒晏邪？”
关于沛王太妃，卷三，明帝青龙元年纪注引献帝传：“（秦）朗父名宜禄，为吕布使诣袁术，术妻以汉宗室女。其前妻杜氏留下邳，布之被围，关羽屡请于太祖，求以杜氏为妻。太祖疑其有色，及城陷，太祖见之，乃自纳之。宜禄归降，以为銍长。及刘备走小沛，张飞随之，过谓宜禄曰，人取汝妻，而为之长，蚩蚩若是邪！随我去乎？宜禄从之，数里，悔欲还，飞杀之。朗随母氏，蓄于公宫，太祖甚爱之，每坐席，谓宾客曰，世有人爱假子如孤者乎？”这个杜氏，就是沛王太妃，沛穆王林之母。
我们琐琐引这些事实，并非跟着魏略及献帝传作者，丑诋何晏，而是要表明一种关系，即：第一，何晏母尹夫人，与沛穆王林母杜夫人，都是人家的有夫之妇，同样被迫拖着油瓶进宫，而这两个油瓶（何晏与秦朗），并以假子有宠于公宫；其次，何晏尚金乡公主，公主就是沛王太妃杜夫人的女儿；（魏末传说晏妇金乡公主，即晏同母妹，裴松之已斥其妄。裴曰：按诸王传，沛王出自杜夫人所生，晏母姓尹，公主若与沛王同生，焉得言与晏同母？）因此，第三，尹杜二夫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第四，何晏是沛太妃的女婿，而嵇康则为其曾孙女婿，虽辈份不同，而两公主（金乡公主与长乐亭主）之间，固存在着血缘关系。嵇康且以长乐亭主婿之故，迁郎中，又拜为中散大夫。
（二）魏晋之际曹氏与司马氏的酷烈政争
了解了嵇康与魏宗室的关系，了解了何晏与嵇康的关系，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展开魏晋之际曹氏与司马氏之间的政治斗争与思想斗争的具体画面，从而把两边参加的人物的活动钩勒出来，我们由此乃得以具体把握参加者之一嵇康的生活行为，与其思想发展的关系。
曹魏龙兴未久，司马氏即以勋臣伺攫其后，如黄雀之蹑螳螂，其政治斗争的惨烈，史所罕有。朝臣之中，昨为大魏佐命之臣，今日多暗中输心于司马氏。否则，诛锄杀伐，不旋踵而到来。干宝晋纪总论说得好：“晋之兴也，功烈于百王，事捷于三代，盖有为以为之矣。宣景（司马懿司马师）遭多难之时，务伐英雄诛庶杰以便事，不及修公刘太王之仁也。受遗辅政，屡遇废置，故齐王（曹芳）不明，不获思庸于亳，高贵（曹髦）冲人，不得复子明辟。二祖逼禅代之期，不暇待参分八百之会也。是其创基立本，异于先代者也。”因此，“朝寡纯德之臣，乡乏不贰之老”。朝臣中合同离异，依违避就的现象，反映敌对双方斗争的酷烈。而司马氏诛锄异己的毒辣残暴，甚至令其子孙都为之不安。世说尤悔第三十三：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司马懿）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复面箸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
司马氏诛锄异己，始于嘉平元年（二四九年）司马懿之诛曹爽何晏等八族，终于景元三年（二六二年）司马昭之诛嵇康吕安等（其后虽尚有诛邓艾钟会等大事，但政治意义已不全属曹氏与司马氏政争范围），中经王凌之诛（嘉平三年，司马懿），夏侯玄、李丰、楚王彪之诛，齐王之废（正元元年，二五四年，司马师），毋丘俭之诛（正元二年，司马师），诸葛诞之诛（甘露三年，二五八年，司马昭），高贵乡公之弑（景元元年，二六○年，司马昭）等巨大而惨酷的事变。短短十二三年之中，数行征伐，屡诛大族，结果，把曹魏的政治势力彻底打垮了。在嵇康被诛之明年，阮籍便代郑冲执笔，草相国晋公劝进之文，而向秀也因时局所迫入洛，许多持两端观望的人，或原在曹氏方面的人，都跑到司马氏的怀抱中去了。再过两年曹魏便正式被司马晋所代，司马炎做了天子。
统治阶级之间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开始剧烈展开于正始年间，而在思想方面，也以清谈的方式，在所谓“正始之音”中，进行了惨烈的斗争。三国志卷三，魏明帝（曹叡）纪，景初二年（二三八年）冬“十二月乙丑，帝寝疾不豫，辛已以燕王宇（武帝之子）为大将军，甲申免，以武卫将军曹爽代之”。注引汉晋春秋及魏略，可知燕王宇之免大将军，与司马懿有关。“宇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已施行。”（那时，懿方自征辽东还。）而帝复用刘敬孙资计，免宇，令归第，代以曹爽，用手诏召懿径至京师，懿遂与曹爽同受诏辅齐王，时为三年正月丁亥，次日，帝崩。其间事情的变化是非常迅速的。
齐王立，大权全归大将军曹爽，表面上尊司马懿为太傅，实际却是一个闲职。曹爽引用何晏邓扬丁谧毕轨李胜桓范等人物于中央政权机构之中，排挤司马氏势力，一面布置私人，切实控制地方军力，擢姑子（即表兄弟）夏侯玄为征西将军，假节都督雍凉诸州军事（三国志卷九曹爽夏侯玄传），以王凌为征东将军，假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凌外甥令狐愚为兗州刺史，屯平阿。舅甥并典兵，专淮南之重（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迁毋丘俭自幽州刺史度辽将军为左将军，假节监豫州诸军事，领豫州刺史（同上毋丘俭传）。以诸葛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加昭武将军（同上诸葛诞传）。又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弟中领军曹羲，司马懿禁之不可（晋书卷一宣帝纪）。但在司马氏方面，虽然表面退让，暗中却也在着着布置。司马懿自己仍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屡次统兵与东吴作战，一面以子司马师代夏侯玄为中护军，以蒋济为太尉。正始五年，曹爽夏侯玄兴兵六七万伐蜀，是为骆谷之役，司马懿争之不得。这该是曹氏实力上的大检阅罢，引起司马氏深刻的顾忌。七年，吴伐柤中，曹爽又不用司马懿之言。八年（二四七年），爽用何晏邓扬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懿不能禁，于是称疾不与政事，矛盾更表面化了。京城里流行着一种谣言，说：
“何邓丁，乱京城！”（晋书卷一宣帝纪）
嘉平元年，爆发了“高平陵”之变，司马氏父子阴布兵力，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解决了曹爽及其党羽何晏等的势力，诛曹爽等八族，大行杀戮，“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晋书卷一宣帝纪）。曹氏势力，大受摧残；然而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斗争在酝酿，在继续发展。夏侯玄被征回来了，解除了都督雍凉诸州的兵权，安置在闲散的职位上，做个大鸿胪，数年徙太常。
正当曹爽与司马懿的政治对立逐渐尖锐化的过程中，那作为思想斗争之一的“正始清谈”也在蓬勃地发展。
“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于时，司马晋王（师）亦预焉。晏尝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太初（玄）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师）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三国志卷九曹爽传注引魏氏春秋）
正始清谈，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主要领袖，而政治的反对派司马氏也预其选，据魏氏春秋所举，司马师，曾为何晏所品赞。但被许以为“几，故能成天下之务”，明白表示司马氏所长，乃在事功才用，而夏侯玄与自己，则为“深”，为“神”，“能通天下之志”，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所长在性命本体的自然深醇神妙，褒贬之意自明。
接着在这一才性区分的品评之后，便有“才性四本”的合同离异。世说文学第四：
“锺会撰四本论始毕，甚欲使嵇公一见，置怀中既定，畏其难，怀不敢出，于户外遥掷，急回便走。（注引魏志曰，会论才性同异传于世。四本者，言才性同，才性异，才性合，才性离也。尚书傅嘏论同，中书令李丰论异，侍郎钟会论合，屯骑校尉王广论离。文多不载。）”
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嘏常论才性同异，钟会集而论之。”
又卷二十八，钟会传：
“会尝论易无互体，才性同异。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
世说文学第四：
“殷中军虽思虑通长，然于才性偏精，忽言及四本，便若汤池铁城，无可攻之势。”
南齐书卷三十三，王僧虔传：
“才性四本，声无哀乐，皆言家口实。”
才性四本，是言家口实，是正始清谈的中心问题所在。今其文不传，然而很明白的，才是言事功杂多，便是所谓“能成天下之务”的“几”；性是指本体一元，便是“能通天下之志”的“深”，能“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的“神”。四本论的才性，便是发展了何晏的那番“深”“几”“神”的论议的。思想上的才性四本的同异合离，便是反映了政治上的派系间的同异合离的。
才性同异论，很早便在傅嘏等人间发生激烈的争辩。三国志卷十荀或传注引何劭作荀粲传：
“（荀）粲太和初到京邑，与傅嘏谈。嘏善名理，而粲尚玄远。宗致虽同，仓卒时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怀，为二家骑驿。顷之，粲与嘏善。夏侯玄亦亲尝谓嘏粲等曰：‘子等在世涂间，功名（才）必胜我，但识（性）劣我耳。（即才性异）’嘏难曰：‘能盛功名者，识也。天下孰有本（性）不足而末（才）有余者邪？（即才性同）’粲曰：‘功名者，志局之所将也。然则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识之所能独济也。我以能使子等为贵，然未必齐子等所为也。（即才性合）’”
世说文学第四：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此与三国志注文字略有出入——引者按）”
政治见解的不一致，反映到思想认识上也不一致；同时，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也影响政治见解的不一致。傅嘏才性论之不同于夏侯玄，和投向司马氏的营垒是有关联的。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
“正始初，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銛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不行。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
当傅嘏开始与何晏等离远时，何晏等是竭力拉拢过他的，而嘏却掉头不顾。世说识鉴第七：
“何晏、邓扬、夏侯玄并求傅嘏交，而嘏终不许。诸人乃因荀粲说合之。谓嘏曰：‘夏侯太初一时之杰士，虚心于子，而卿意怀不可。交合则好成，不合则致隟。二贤若穆，则国之休。此蔺相如所以下廉颇也。’傅曰：‘夏侯太初志大心劳，能合虚誉，诚所谓利口覆国之人。何晏、邓扬，有为而躁，博而寡要，外好利而内无关龠，贵同恶异，多言而妒前，多言多衅，妒前无亲。以吾观之，此三贤者，皆败德之人尔。远之犹恐罹祸，况可亲之邪！’後皆如其言。（接三国志傅嘏传注引傅子，文字略有出入）”
傅嘏从此便与钟会等同为司马氏政治乃至思想营垒中的健将。
才性四本论中，主张“异”的李丰，主张“离”的王广，在政治斗争中，倾心于曹氏，而又不敢在曹氏政权极盛时明白坚定地站在一面，动摇游移，依违两可，徘徊两不可，始而消极骑墙，终而仍被司马氏所诛。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
“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夏侯）玄。”
注引魏略曰：
“曹爽专政，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故于时有谤书曰：‘曹爽之势热如汤，太傅父子冷如浆，李丰兄弟似游光。’其意以为丰虽外示清净，而内图事，有似于游光也。（游光即火神——引者按）”
曹爽何晏被杀后之第二年，王广与其父王淩，同被司马懿所诛，而李丰则与夏侯玄同在嘉平六年被司马师所杀，上距曹爽之诛，不过五年而已。
王淩王广父子，在思想上固然主张才性离，与司马氏的论客傅嘏钟会不合，而在实际的政治活动方面，又表里不一，既与司马相违迕，复不敢联盟友派，积极反对，终为司马氏所各个击破。三国志卷二十八王淩传：
“司马宣王既诛曹爽，进淩为太尉，假分钺。（这是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手段——引者按）淩（与外甥令狐）愚密协计谓，齐王不任天位，楚王彪长而才，欲迎立彪，都许昌。嘉平元年九月，愚遣将张式，至白马，与彪相问往来。淩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子广。广言废立大事，勿为祸先。其十一月，愚复遣式诣彪，未还，会愚病死。……三年春吴贼塞涂水，凌欲因此发大事，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淩阴谋滋甚。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太博司马宣王。宣王将中军，乘水道讨淩，……军到丘头，淩面缚水次，宣王遣步骑六百人，送还京都。淩至项，饮药死。……（王）广有志尚学行，死时年四十馀。”
据干宝晋纪：“淩到项，见贾逵祠在水侧，凌呼曰：‘贾梁道，王淩固忠于魏之社稷者，唯尔有神知之！’”（三国志王淩传注引）
关于楚王彪与王淩令狐愚的交往，同上注引魏略说：“愚闻楚王彪有知勇，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中。’又有谣言：‘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楚王小字朱虎。故愚与王淩阴谋立楚王。乃先使人通意于王，言使君（时令狐愚为兗州刺史）谢王，天下事不可知，愿王自爱。彪亦阴知其意，答言，谢使君，知厚意也。”
王淩在曹爽何晏等被诛之后，失去了政治斗争的中心领导，乃拉出楚王彪来号召，这是政治斗争发展的合理归趋。上引讹言与谣言，显然可见是一种思想上的预先布置，通过迷信方式，先令人心知道天命的有所归属。这种政治斗争手段，正反映了斗争的深刻尖锐程度。三国志魏志卷二十楚王彪传，“楚王彪字朱虎。……黄初七年徙封白马。太和六年，改封楚。嘉平元年，兗州刺史令狐愚与太尉王凌谋迎彪都许昌，语在凌传。廷尉请徵彪治罪，于是依汉燕王旦故事，赐彪玺书切责，使自图焉。彪乃自杀，妃及诸子皆免为庶人，徙平原。”彪是魏武孙姬的儿子，与曹植为异母兄弟，黄初四年冬，与诸王朝京师，任城王彰暴薨（为文帝所谋杀），次年，与植同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植发愤告离，而作诗。”（植传注引魏氏春秋）那诗便是曹子建集中有名的赠白马王彪诗。因此，王凌之谋废立，除主要的反映着对司马氏的矛盾外，还附带的反映着魏室武帝诸王系对文帝诸王系的矛盾。此在题外，这里不多说了。
嘉平六年，司马师诛夏侯玄李丰，为司马氏消灭曹氏势力的又一大举动。
夏侯玄字太初，少知名，为海内重人。陈寿说：“玄以规格局度，世称其名”（三国志本传）。世说新语提及夏侯玄的有好多处，都是称颂他的。
“夏侯玄既被桎梏，时钟毓为廷尉，钟会先不与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虽复刑馀之人，未敢闻命。’考掠初无一言，临刑东市，颜色不异。”——注引世语曰：“玄至廷尉，不肯下辞，廷尉钟毓，自临履玄。玄正色曰：‘吾当何辞，为令史责人耶，卿便为吾作。’毓以玄名士，节高不可屈，而狱当竟，夜为作辞，令与事相附，流涕以示玄。玄视之曰：‘不当若是耶？’”又引魏氏春秋曰：“（玄）风格高朗，弘辩博畅。”又引魏志曰：“玄格量弘济，临斩颜色不异，举止自若。”（方正第五）
“夏侯太初与广陵陈本善，本与玄在本母前宴饮。本弟骞行还，径入至堂户。太初因起曰：‘可得同，不可得而杂。’”（同上）
“夏侯太初尝倚柱作书，时大雨，霹雳破所倚柱，衣服焦，然神色无变，书亦如故。宾客左右，皆跌荡不得住。”（雅量第六）
“裴令公目夏侯太初：‘肃肃如入廊庙中，不修敬而人自敬。’一曰：‘如入宗庙，琅琅但见礼乐器。’”（赏誊第八）
“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容止第十四）
“时人目夏侯太初：‘朗朗如日月之入怀’，李安国‘颓唐如玉山之将崩’。”（同上）
由上引资料，总括夏侯玄的性格是高贵、涵蓄、不肯随便，仪表极为端雅。因此遂以“贵臣子，少有重名”，（世说识鉴第七注引傅子）成为“一时之杰士”。（识鉴第七，荀粲语）这在三国志卷九夏侯玄传及注中，也可以得到同样材料。陈寿著书于晋代，对夏侯玄多有微辞，然不得不称许其“格量弘济”。
与夏侯玄同被诛的李丰，也是与夏侯玄同被时人所品题的名士。上引世说容止，将二人风仪相提并论，不仅表示时人心目中二人地位均等，而且说明了二人关系的密接。魏略：“丰字安国，故卫尉李义子。黄初中，以父任召随军，始为白衣，时年十七八，在邺下，名为清白，识别人物，海内翕然，莫不注意。后随军在许昌，声称日隆。其父不愿其然，遂令闭门，敕使断客。初明帝在东宫，丰在文学中，及即尊位，得吴降人，问江东闻中国名士为谁？降人云，闻有李安国者。是时丰为黄门郎，明帝问左右安国所在，左右以丰对。帝曰：‘丰名乃被于吴越耶？’”（三国志夏侯玄传注引，世说容止注引略同。）可知李丰在正始名士中地位的高贵。
然而夏侯玄与李丰在司马氏的论客傅嘏的眼中看来，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说夏侯玄“志大其量，能合虚声，而无实才”。（三国志卷二十一傅嘏传注引傅子，世说识鉴文字略有出入）又说李丰“饰伪而多疑，矜小失而味于权利，若处庸庸者，可也，自任机事，遭明者必死。”（傅嘏传注引傅子）在司马氏与曹氏的政治对立中，夏侯玄以与曹氏累世姻亲，关系密切，司马氏对之当不存拉拢的幻想，故打击极重。曹爽败后，被召为大鸿胪，又徙太常，抑绌不得意。而李丰则在曹爽秉政时，从骑墙面目出现，“依违二公间，无有适莫”，被讥为“游光”，司马氏对之，尚希冀其终能为己用，予以亲待，司马懿死后，司马师仍奏以为中书令，可知个中消息。然而李丰终以儿子韬选尚公主，连姻国家，思附至尊，遂与皇后父张缉结谋，欲诛大将军司马师，而以夏侯玄代之辅政。结果，谋泄，事败，于嘉平六年二月同被诛。三月张后被废，九月魏帝被废为齐王，送归河内。这一政治波澜，胜利的结果为司马氏所得。
紧接在夏侯玄李丰被诛之后的第二年，镇东将军都督扬州毋丘俭及扬州刺史文钦又以谋反闻。毋丘俭“与夏侯玄李丰等厚善；文钦，曹爽之邑人。”正元二年，“矫太后诏，罪状大将军司马景王，移诸郡国，举兵反。”（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俭钦等表陈司马师罪状十一条，其中便有涉及诛李丰张缉，及废帝后的事：
“故中书令李丰等，以师无人臣节，欲议退之。师知而请丰，其夕拉杀之，载尸埋棺。丰等为大臣，帝王腹心，擅加酷暴，死无罪名。师有无君之心，其罪五也。懿每叹说，齐王自堪人主，君臣之义定，奉事以来，十有五载。始欲归政，按行武库，诏问禁兵，不得妄出。师自知奸慝，人神所不佑，矫废君主，加之以罪。孚，师之叔父，性甚仁孝，追送齐王，悲不自胜，群臣皆怒，而师怀忍，不顾大义，其罪六也。又故光禄大夫张缉，无罪而诛夷其妻子，并及母后，逼恐至尊，强催督遣，临时哀愕，莫不伤痛。而师称庆，反以欢喜，其罪七也。”（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139
其中有涉及司马氏对待魏室诸王的办法一条，意义尤为深长，不但可以窥见司马氏用心的周密与手段的凶狠，而且可以看出统治阶级集团内讧对于财产关系的重视态度。
“多休守兵，以占高第，以空虚四表。欲擅疆势，以逞奸心，募取屯田，加其复赏，阻兵安忍，坏乱旧法。合聚诸藩王公以著邺，欲悉诛之，一旦举事废主。天不长恶，使目腫不成，其罪十一也。”（三国志卷二十八毋丘俭传注引）
据三国志卷四，齐王芳被废归藩的时候，也被送河内安置，而不令其归本国。因此，河内（邺）便不啻是魏宗室诸王公的集中营。但是也因此，环绕在河内周围的一些地方，便成为魏室政治活动的中心（这点在下文详论）。
对于毋丘俭文钦的反叛，司马师为了新割目瘤，原想不亲去征讨，可是傅嘏与王肃却劝他，他才亲自去了。三国志傅嘏传：
“毋丘俭文钦作乱，或以司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孚往，惟嘏及王肃劝之，景王遂行，以嘏守，尚书仆射俱东。俭钦破败，嘏有谋焉。”——注引魏晋春秋曰：“嘏固劝景王行，景王未从。嘏重言曰：‘淮楚兵劲，而俭等负力远斗，其锋未易当也。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是时景王新割目瘤，创甚，闻嘏言，蹶然而起曰：‘我请舆疾而东！’”
傅嘏的“淮楚兵劲”一语，充分反映毋丘俭文钦军力的强大，相形之下，司马氏是相当危殆的。“若诸将战有利钝，大势一失，则公事败矣。”这紧急的呼号，终于把司马师的决心唤了起来，不顾目瘤的创痛，亲自舆疾而东了。
俭钦失败之后，司马师因目疾恶化，死在军中，在形势仓皇危难之陈，又靠傅嘏与锺会的合谋，把军政大极安稳地转移到司马昭的手里。傅嘏传：
“及景王薨，嘏与司马文王径还洛阳，文王遂以辅政。”——注引世语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傅嘏，嘏不敢受。及薨，嘏秘不发丧，以景王命召文王于许昌，领公军焉。”
在锺会传里，更写得清楚：
“毋丘俭作乱，大将军司马景王东征，（锺）会从，典知密事。卫将军司马文王（昭）为大军后继。景王薨于许昌，文王总统六军，会谋谟帷幄。时中诏敕尚书傅嘏，以东南新定，权留卫将军屯许昌，为内外之援，会嘏率诸军还。会与嘏谋，使嘏表上，辄与卫将军俱发，还到雒水南屯住。于是朝廷拜文王为大将军辅政。”
中诏说的话，正反映着在司马师死后，军政大权的归属尚在徬徨危疑，动摇未定的时候，曹氏方面预计乘机剥夺司马氏大权的计谋深远的策略布置：一面把司马昭稳住在许昌，一面叫传嘏统军还洛阳。然而傅嘏与锺会却没有接受诏命，把军权交给司马昭，跟着昭率领大军，径到洛阳来了，这样，便安住了司马氏的天下。在晋书卷二景帝纪与文帝纪，也有同样的记载：
“初帝目有瘤疾，使医割之。（文钦之子）鸳之来攻也，惊而目出，惧六军之恐，蒙之以被。痛甚，啮被败，而左右莫知焉。闰月，使文帝总统诸军。辛亥，崩于许昌。”（景帝纪）
“毋丘俭文钦之乱，大军东征，帝兼中领军留镇洛阳。及景帝疾笃，帝自京都省疾，拜卫将军。景帝崩，天子命帝镇许昌，尚书傅嘏帅六军还京师。帝用嘏及锺会策，自帅军而还，至洛阳，进位为大将军，加侍中，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辅政。”（文帝纪）
原来在司马师大军东征的时候，后方不得不叫司马昭“兼中领军留镇洛阳”，直到军中疾笃，才以卫将军身份遄赴许昌，接统六军；而朝廷却又叫他就此留在许昌，把六军交传嘏带回来。可见双方斗争的尖锐形势，是没有一个时期缓和过的。
甘露二年至三年，司马氏所讨平的征东大将军扬州都督诸葛诞的叛乱，乃是司马氏所削除的最后一个国内的军事异己势力。这一次军事行动，司马氏动员了二十六万众，历时大半年，自甘露二年五月，至次年三月，乃克平定，是颇费了一点力量的。大敌清除之后，司马昭在军事上，乃大大地采用怀柔的策略。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及破寿春，议者又以为淮南仍为叛逆，吴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纵，宜悉坑之。大将军以为古之用兵，全国为上，戮其元恶而已，吴兵就得亡还，适可以示中国之弘耳。一无所杀，分布三河近郡以安处之。……吴众悦服，江东感之。”
所以注引习凿齿的话：“自是天下畏威怀德矣。君子谓司马大将军于是役也，可谓能以德怀矣。夫建业者异矣，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并也。故穷武之雄，毙于不仁，存义之国，丧于懦退。今一征而禽三叛（诸葛诞、文钦、唐咨），大虏吴众，席卷淮南，俘馘十万，可谓壮矣。而未及安坐丧王基之功；种惠吴人，结异类之情；宠鸯葬钦，忘畴昔之隙，不咎诞众，使扬士怀愧。功高而人乐其成，业广而敌怀其德，武昭既敷，文算又洽。推此道也，天下其孰能当之哉！”语气虽不免赞扬过分，然而也相当把握到司马氏策略转变的客观上的要求与效果。因为国内在那时，已不复有强大的军事敌对力量存在了。
诸葛诞在明帝朝，为“御史中丞尚书，与夏侯玄邓扬等相善，收名朝廷，京都翕然。言事者以诞扬等修浮华，合虚誉，渐不可长。明帝恶之，免诞官。正始初（曹爽秉政），玄等并任职，复以诞为御史中丞尚书，出为扬州刺史”。经过王凌、毋丘俭诸役，诞以功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州，转为征东大将军。“诞既与玄扬等至亲，又王凌毋丘俭累见夷灭，惧不自安。倾帑藏振施，以结众心。厚养亲附，及扬州轻侠者数千人为死士。甘露元年冬，吴贼欲向徐堨，计诞所督兵马，足以待之，而复请十万众守寿春，又求临淮筑城以备寇，内欲保有淮南，朝廷微知诞有自疑心，以诞旧臣，欲入度之。二年五月，徵为司空。诞被诏书愈恐，遂反。召会诸将自出攻扬州刺史乐琳，杀之。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吴人大喜，遣将全怿、全端、唐咨、王祚等，率三万众，密与文钦（毋丘俭之败，文钦亡至吴）俱来应诞。从诞为左都护，假节，大司徒，骠骑将军，青州牧，寿春侯。”（三国志卷二十八诸葛诞传）
世说品藻第九，有论诸葛氏的文字：“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又三国志本传注引世语：“司马文王既秉朝政，是史贾充以为宜遣参佐慰劳四征，于是遣充至寿春。充还，启文王，诞再在扬州，有威名，民望所归。今徵必不来，祸小事浅，不徵事迟祸大。乃以为司空。”又注引魏末传：“贾充与诞相见，谈说时事。因谓诞曰：‘洛中诸贤，皆愿禅代，君所知也。君以为云何？’诞厉色曰：‘卿非贾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负国，欲以魏室输入乎？非吾所忍闻。若洛中有难，吾当死之。’充默然。”可知诸葛诞原为正始名士，与夏侯玄邓扬友善，思想与司马氏先已蹊径不同；其后在禅代问题上，输忠魏室，自然不能为司马氏所容。
司马氏跟魏室政治中枢的最高权力象征皇帝的直接冲突，是在高贵乡公甘露五年。据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王经曰：‘昔鲁昭公不忍季氏，败走失国，为天下笑。今权在其门，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为之致死，不顾逆顺之理，非一日也。且宿卫空阙，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资用，而一旦如此，无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祸殆不测，宜见重详。’帝乃出怀中版令投地曰：‘行之决矣！正使死，何所惧，况不必死邪？’于是入白太后。沈业奔走告文王，文王为之备。帝遂率僮仆数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骑校尉伷入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又逆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太子舍人成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畜养汝等，正谓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文王闻，大惊，自投于地，曰：‘天下其谓我何？’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哀甚，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三国志高贵乡公纪注引）结果，以太后下诏，罪高贵乡公不孝，说他是“自陷大祸”，结束了这紧张的一幕。这是双方政治矛盾发展的极致，从而，强有力的一方突破了表面均衡的矛盾，以压倒的力量，表现出向一方倾欹的优势，宣告了司马氏在政治斗争中的胜利。
（三）嵇康在政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身世性格
现在，我们要问，在上述一连串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嵇康是怎样与这种斗争结会着的呢？换句话说，在这种斗争中，嵇康的思想行为，表现看怎样的一种姿态的呢？这个问题的解答，对于了解嵇康的身世与性格，有甚大帮助。
我们已经知道，嵇康的姓氏有着很大的疑问；嵇康与魏宗室，有着乡里的与姻亲的两重关系；嵇康妻与何晏妻，在血缘上有着接近的关系。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指出：
第一，嵇康的思想与四本论中的王广相近，王广主张才性离，嵇康主张“明胆殊用，不能相生”，“明胆异气，不能相生”，“元气陶铄，众生禀焉。赋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明胆论）“心之与声，明为二物”，“爱憎属我，贤愚属彼”，“外内殊用，彼我异名”。（声无哀乐论）他似是四本论离异的一派，换言之，是党于曹氏而拒斥司马氏的一派。
第二，儒学名门出身的司马氏“以孝治天下”（晋书三十三，列传第三，何曾传，何曾谓司马昭语），而阮籍嵇康等居丧饮酒食肉，非毁礼法；司马氏企图以强暴的力量夺取魏之天下，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且以为“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与山巨源绝交书）；司马氏欲借禅让以文饰篡夺，而嵇康“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卜疑）；朝廷任用王凌、毋丘俭、诸葛诞于外，而司马氏一一加以剪灭，嵇康则借周公诛管蔡的事，声辩管蔡无罪，为王凌毋丘俭等张目。“管蔡皆服教殉义，忠诚自然，卒遇大变，不能自通，忠于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众，欲除国患，翼存天子，甘心毁旦。斯乃愚诚愤发，所以侥祸也。”（管蔡论，这又与高贵乡公问博士语互相呼应。）他在行为言论上，特别是言论上，处处直接诋呵司马氏的政治行为与治术，终于以吕安不孝罪，被引入狱。司隶校尉“锺会廷论之曰：‘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昔太公诛华士，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负才乱群惑众也。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于是录康闭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文士传）这是以思想罪论诛的，表现了专制主义特别手法。
第三，嵇康反对司马氏，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为上。三国志王粲传注引世语：“毋丘俭反，康有力，且欲起兵应之。以问山涛，涛曰不可，俭亦已败。”这记录过于简略，我们无法获得更详尽的材料，以说明嵇康在当时如何作政治军事上的反司马氏的活动。但我们从侧面却有很多材料证明嵇康是当时一种运动与风会的领导人物，而这种运动与风会是反司马氏的。三国志王粲传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这“尚奇任侠”四字，说明嵇康是个活动分子，并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一个仅仅“好言老庄”的玄虚人物。据王隐晋书：“康之下狱，太学生数千人请之，于是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雅量第六注引）太学生数千人与当时豪俊为之请命，随之入狱，这事实指明嵇康的社会关系的不平常，与三国志所说“尚奇任侠”是可以互相发明的。嵇康虽为谯国人，而大半生时间，是在河内郡度过的，偶然也居住在洛阳。（世说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曰：“所知王濬冲（戎）在襄城（属河内郡）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可知在河内住居甚久。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传：“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又世说言语注引嵇绍赵至叙：“至年十四，入太学观，时先君（嵇康）在学写石经古文。”可知康亦偶至洛阳。）河内为魏宗室所居，洛阳系帝京所在，都是政治神经最敏锐的地方。嵇康在河内，与阮籍山涛王戎等周旋，所谓竹林七贤这一种任达放诞的风气，便是在这里形成的。水经注清水注：“邓城西北七贤祠，筠篁列植，冬夏不变贞萋，魏步兵校尉阮籍等同居山阳时，人号为竹林也。水南径邓城，名之为邓渎。”则七贤所傲嬉的竹林，所谓“把臂入林”的竹林，即在河内。而所以要任达放诞，住在山阳（属河内），据三国志注引魏氏春秋，则是为了拒绝司马氏的辟召。“大将军尝欲辟康，康既有绝世之言，又从子不善，避之河东，或云避地。”则这一种避世放诞的行为蔚成一种风气，乃是消极的使司马氏无从辟召，抽空司马氏的政治班底，使它的力量无由壮大的一种不合作行为。在这一风气下，以七贤为中心，团结了好些人物。如吕安，赵至等都是七贤以外的人物，而与嵇康一道同风。（世说言语注引向秀别传：“秀字子期，河内人，少为同郡山涛所知，又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并有拔俗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不虑家之有无。”）除进止相同外，即灌园锻铁等造事营生业，亦无不同。这就是锺会所说“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不为物用，无益于今，有败于俗”的“乱群惑众”的行为。嵇康在洛阳，据嵇绍赵至叙，是为了写石经。太学生跟他发生关系，当在此时。此外，他又与向秀一起锻铁。这锻铁是颇有意味的事，他锻成的东西，不一定卖钱，有时是送人的。世说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虽贫，人有说（悦）锻者，康不受直。”倘所锻者为兵器之类，而又赠人不受直，则这一锻铁，就含有生产以外的特殊意义了。（佐证不多，我们不宜穿凿）因此，嵇康的尚奇任侠，与避地退隐，是生活态度上的矛盾。对积极援助魏室来讲，他尚奇任侠；对消极堵塞司马氏的人事辟召来讲，他避地退隐，饮酒清谈。在嵇康死后，阮籍则为郑冲作劝进文，向秀则举郡计入洛，七贤的避地退隐的风会就被击破了。
第四，嵇康对司马氏的拉拢是毫不迁就的。魏氏春秋说，大将军欲辟康，而康避地。他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明白地拒绝山涛的荐引。这就触怒了司马氏。嵇康对司马氏幕府中的论客及阴谋家锺会，更是不假辞色。“锺士秀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锺要于时贤隽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锺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锺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锺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魏氏春秋也有同样记载：“锺会为大将军所昵，闻康名而造之。会名公子，以才能贵幸，乘肥衣轻，宾从如云。康方箕踞而锻，会至，不为之礼。康问会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会深衔之。”这里的何所闻何所见，与闻所闻见所见（或有所闻有所见），不仅是词锋的两不相让，也双关着锺会的觇伺的任务。因为司马氏善用间谍，史有明文，而锺会则为重要间谍之一，常替司马氏觇伺其政敌，故特以“闻”“见”来说。
分析了嵇康在曹氏与司马氏的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乃可以进一步具体把握到嵇康的性格与身世的全貌。
在嵇康的著作中，有不少心理上的自觉的抒写，是反映着他的性格的。在绝交书中，在家诫中，在卜疑中，在幽愤诗中，保留有此类材料不少。这种自觉的抒写，与别人对他的性格的客观的评述，比较参稽起来，有很多足从互相发明之处。
“吾每读尚子平台孝威传，慨然慕之，想其为人。加少孤露，母兄见骄，不涉经学。性复疏懒，筋驽肉缓。头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闷痒，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转乃起耳。又纵逸来久，情意傲散。简与礼相背，懒与慢相成。而为侪类见宽，不攻其过。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故使荣进之心日颓，任实之情转笃。此犹禽鹿，少见驯育，则服从教制，长而见羁，则狂顾顿缨，赴蹈汤火。虽饰以金镳，飨以嘉肴，愈思长林，而志在丰草也。阮嗣宗口不论人过，吾每师之，而未能及。至性过人，与物无伤，唯饮酒过差耳。至为礼法之土所绳，疾之如仇，幸赖大将军保持之耳。吾以不如嗣宗之贤，而有慢弛之阙。又不识人情，暗于机宜。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累。久与事接，疵衅日兴，虽欲无患，其可得乎？又人伦有礼，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心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当关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钓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动，二不堪也。危坐一时，痹不得摇，性复多虱，把搔无已，而当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书，又不喜作书，而人间多事，堆案盈几，不相酬答，则犯教伤义，欲自勉强，则不能之，四不堪也。不喜吊丧，而人道从此为重。已为未见恕者所怨，至欲见中伤者，虽惧然自责，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顺俗，则诡故不情，亦终不能获无咎无誊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当与之共事，或宾客盈坐，鸣声聒耳，嚣尘臭处，千变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烦，而官事鞅掌，万机缠其心，世故烦其虑，七不堪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统此九患，不有外难，当有内病。宁可久处人间邪？又闻道士遣言，饵术黄精，令人久寿，意甚信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废，安能舍其所乐，而从其所惧哉！……吾顷学养生之术，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为贵。纵无九患，尚不顾足下所好者。……今但愿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虽是与山巨源绝交的书，却也象征着是与司马氏政权绝交的书；这虽是一篇个人生活态度上与性格上的自觉的独白，却也是一篇代表了整个竹林七贤的生活态度与表示着一时风会所趋的意义重大的宣言。分析基内容，要点有八：（一）性情疏懒，（二）不能守礼法，（三）讨厌世俗的酬酢应对，（四）讨厌俗人，（五）不会办公事，（六）非汤武而薄周孔，为显世教所不容，（七）喜欢骂人，（八）恣意放纵性情，隐居养志。总而言之，他只是我行我素，不愿与司马氏以及司马氏手下的一班人物来往。这正是竹林七贤在生活态度上，从而也是政治态度上的最明确具体的表白。
在卜疑篇中，嵇康假托“有宏达先生者”，来比拟自己的志量，末后又借太史贞父的赞语，作为对自己心性行为的慰解，也是一篇有价值的性格上自觉的抒陈。
“有宏达先生者，恢廓其度，寂寥疏阔。方而不制，廉而不割。超世独步，怀玉被褐。交不苟合，仕不期达。常以为忠、信、笃、敬，直道而行之，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甲兵不足忌，猛兽不为患。是以机心不存，泊然纯素，从容纵肆，遗忘好恶。以天道为一指，不识品物之细故也。然而大道既隐，智巧滋繁，世俗胶加，人情万端。利之所在，若鸟之逐鸾。富为积蠹，贵为聚怨。动者多累，静者鲜患。尔乃思丘中之德士，乐川上之执竿也。……
太史贞父曰：……若先生者，文明在中，见素抱朴。内不愧心，外不负俗。交不为利，仕不谋禄。鉴乎古今，涤情荡欲。夫如是，吕梁可以游，阳谷可以浴。方将观大鹏于南溟，又何忧于人间之委曲！”
这是以“超世独步”的姿态，遗弃一切“人间委曲”的放达的人生观。凭什么来“超世独步”，遗弃“人间委曲”呢？回答是“文明在中，见素抱朴”。把生活还原到最初的素朴，使“在中”者，保有了“文明”之德，就可以“居九夷，游八蛮，浮沧海，践河源”了。
在幽愤诗中（被诛前在狱中作），抒陈了在生活最后时期的心理上的自觉。
“嗟予薄祜，少遭不造，哀焭靡识，越在襁褓。母兄鞠育，有慈无威。恃爱肆妲，不训不师。爱及冠带，冯宠自放，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托好老庄，贱物贵身，志在守朴，养素全真。曰予不敏，好善暗人，子玉之败，屡增惟尘。大人含弘，藏垢怀耻。民之多僻，政不由己。惟此褊心，显明臧否，感悟思，怛若创痏。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内负宿心，外恧良朋。仰慕严郑，乐道闲居，与世无营，神气晏如。咨余不淑，缨累多虞，匪降自天，实由顽疏，理弊患结，卒致囹圄；对答鄙讯，絷此幽阻。实耻讼冤，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雍雍鸣雁，厉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无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古人有言，善莫近名，奉时恭默，咎悔不生。万石周慎，安亲保荣。世务纷纭，祗搅予情。安乐必诫，乃终利贞。煌煌灵芝，一年三秀，予独何人，有志不就？惩难思复，心焉内疚，庶勖将来，无馨无臭。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
幽愤诗，表现出在入狱之后，生活上遭受到司马氏严重的打击，但在思想上，并未因此有什么改变。他仍一贯的表示：（一）抗心希古，任其所尚；（二）托好老庄，贱物贵身；不过因为（三）惟此褊心，显明臧否；遂弄到（四）欲寡其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今后应该（五）奉时恭默，安亲保荣，一方面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这态度，仍跟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说是一致的，只是希望以后少开口，避免麻烦，这一点，是绝交书中所少提到的。
家诫一篇，也该认为入狱后所作。从内容上来看，对于儿子的丁宁周至，要他涉历世途，周慎谨饬，似是生活遭受困辱后的思想反映。而且一般的写作家诫或戒子书之类，皆在暮年，嵇康死于壮盛之岁，其子年方十岁左右，当无老早写此的必要，其必入狱后自知不免才作此以诫子可知。嵇中散集收此篇在集子的最末，虽一方面由于文章的性质，但未始不足以令人意味到集子体制上含有编年的用意，故以最后之作，殿于集末。全文甚长，不备录，内容大要是：
（一）人要有志，“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贰”；守志之道，在“以‘无心’守之，安而体上，若自然也”。
（二）应该敬长吏而远之，长吏喜问外事，不宜多答复。人家有什么讲托，当“谦言辞谢”；如为“心所不忍，可外违拒，密为济之。”
（三）行事认为对的，就“宜行此事”。人家要更改，则可听听他的意见，“彼语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来守，人虽复云云，当坚执所守。”
（四）人来告穷乏，济之而“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距之”。但大多数人，总是为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则接济一点总是很有意义的。
（五）“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对不了解的事，不要多嘴；人有是非争论，慎勿参加；有人逼着要你说，不必怕他，不必说。盖“不知不识，方为有志耳”。
（六）非知旧邻比而“欲请呼者，当辞以他故，勿往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
（七）别人的私事，不求强知，看见人家在窃语私议，要赶紧走开。
（八）“壶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须逆也”；但“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损，……君子之所大恶也。”
（九）不强劝人酒，亦不要硬拒人家劝酒，拿着酒杯，表现着醉熏熏的样子就好了。千万不要“困醉，不能自裁”。
总括其内容是，人要有志，要有坚定的立场，做事要坚执所守，不应随便动摇；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人情世故，要很留心，慎言语，慎取予，慎交往，慎饮酒。这内容，仍是与绝交书幽愤诗一致的，惟于谨慎言语一点，特加再三丁宁而已。
对于嵇康的性格的客观评述，首先是嵇喜所说的“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三国志所说的“尚气任侠”，这样该是一位慷慨任性的热情人物；然而与此相反的，却有魏氏春秋与世说所载王戎的说法。
“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曾见其喜愠之色。”（魏氏春秋）
“王戎云：‘与嵇康居二十年，未尝见其喜愠之色’。”——注引康别傅曰：“康性含垢藏瑕，爱恶不争于怀，喜怒不寄于颜。所知王浚冲（戎）在襄城面数百，未尝见其疾声朱颜，此亦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也。”（世说德行第一）
这就把嵇康写成一个涵养到家的世故老人了。我们根据嵇康的自觉的抒陈，再衡诸他的平生遭际，觉得王戎的说法是片面的、不正确的。嵇康自己曾说“惟此褊心，显明臧否”，又说“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又说“无万石之慎，而有好尽之患”，又说“每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则嵇康在感情上实有显明的爱憎，在世途上实有显明的臧否，决非滑稽丸转之流。所以简文说“嵇叔夜儁伤其道”（世说），刘勰说“嵇康师心以遣论”（文心雕龙），颜之推说“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颜氏家训勉学），都说他的性格是“尚气任性”。他最后以思想罪被司马氏所杀，其直接原因，实由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中的“非汤武而薄周孔”一语。魏氏春秋说：“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锺会遂借吕安事乘机进谗，以致不免。故其被杀，正是其性格发展的必然归趋。不过，在“尚气任性”之外，嵇康的性格中，自有其企求“奉时恭默，无馨无臭”的主观努力的一面。这是在“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阮籍传语）的名族矛盾中，他主观上所勉求的内心的调和。同时也可看做他在应付司马氏的迫害中的生活态度上的暧昧表现，特别在狱中所作的文字中表示得最分明。而这又是所谓“性好庄老”的切当注脚。魏氏春秋与世说王戎之语，当是根据这片面的一点而夸大了来说的。
嵇康在时辈中，被推崇敬仰的程度，有过于阮籍。这一点，在世说中，可找到充分的说明。首先，一般人都醉心于嵇康的风度仪表之美：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曰：‘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容止第十四）
“有人语王戎曰：‘嵇延祖（康子绍）卓卓如野鹤之在鸡群。’答曰：‘君未见其父耳。’”（同上）
对风度仪表的赞叹，汉末以来，逐渐蔚成一种风气。这在党锢与清议一章中，已有论及。一个人的风度仪表之美，从汉末起，便成为封建制社会道德和人格美的尺度之一，如何晏，如夏侯玄，都是如此。所以以上所引对嵇康风度仪表的赞叹，是对嵇康的人格美的赞叹的一部分，由此，可以窥见当时人对他倾心的一般。
其次，是对嵇康的才致器度的倾服。世说德行第一，注引康别传，誉之为“方中之美范，人伦之胜业”，正是着眼于器度方面的一种说法。同书贤嫒第十九，叙山涛妻窥嵇阮事，是着眼于才致的：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
栖逸第十八也有述及嵇康的才致处：
“嵇康游于汲郡山中，遇道士孙登，遂与之游。康临去，登曰：‘君才则高矣，保身之道不足。’”——注引文士传曰：“康从（孙登）游三年，问其所图，皆不答，然神谋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叹息，将别谓曰：‘先生竟无言乎？’登乃曰：‘子识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于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于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从保其曜。用才在乎识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子无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吕安事，在狱为诗自责云：‘昔惭柳下，今愧孙登。’”
三国志注引康别传说：“孙登谓康曰：‘君性烈而才儁，其能免乎？’”世说德行第一注引王隐晋书嵇绍传：“父康有奇才儁辩。”一般的都承认嵇康是有才致的，有奇才的，或才高的。述及嵇康的度量宏远处的，世说雅量第六，叙他临死从容的情形道：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注引文士传曰：“临死，而兄弟亲族，咸与共别。康颜色不变，问其兄曰：‘向以琴来不邪？’兄曰：‘以来。’康取调之，为太平引。曲成，叹曰：‘太平引于今绝也。’”
嵇康的才具，在具体事实的表现上，为上文所已提到的，诸如“儁辩”、弹琴、锻铁等，都曾为同时人所称许。他在学术思想方面的地位，也隐然是一时的宗师。锺会的四本论，便是“甚欲使嵇公一见”，而复“畏其难”，世说文学注引向秀别传：“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嵇）康、（吕）安”，及成，又“以示二子”。固知嵇康是当时学者所资取定的圭臬。当他被诛之时，“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足见学者倾服之甚。钟会说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说他“负才乱群惑众”，足见他的思想影响的深刻与广大。
在七贤中，嵇康与阮籍齐名，而年齿却比阮籍幼小。山涛年最大，后来仕晋，位望很尊，也是比较被推崇的。所以，嵇阮山涛，常是并称的。而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则被称为“预此契者”，明示非核心人物。世说任诞第二十三所记，便是如此，再看同书排调第二十五，更可意味到七贤中嵇阮山刘的地位：
“嵇阮山刘在竹林酣饮，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王笑曰：‘卿辈意，亦复可败邪？’”
嵇康年较小，而这里的次序，巍然居七贤之首，是颇可寻思的一点。
嵇康与七贤们平日游处的竹林，地属河内郡，这已于上文述及。嵇康居河内最久，据世说王戎的说法，有二十年光景。从而也可知七贤于此盘桓的长久。河内为魏宗室所居，魏废帝齐王曹芳，也居于此，隐然是当时洛阳以外的一个政治中心。如果把洛阳看做司马氏所控制的政治中心，则河内（尤其是邺），不妨看做曹氏所控制的政治中心。七贤盘桓于此，历时甚久，应该不是徒然的。那时，阮籍徜徉诗酒，嵇康辞绝辟召，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也都清谈不仕。（惟有山涛，初虽同心，后登仕版，出处之际先后不同。）此外，吕安与向秀同灌园于山阳，赵至则自洛阳追寻嵇康至邺，同归山阳，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则超然北征，与嵇康“乐道蓬庐”，阮德如、阮德猷也与嵇康往还，俱明“屡空守贞”之志。河内郡遂成为不应司马氏徵召的退隐名士的乐园。他们“并有拔超之韵，其进止无不同，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嵇康对自己哥哥从军，也曾加以劝阻，以为他哥哥是在“弃此荪芷，袭彼萧艾”。那时，据世说的说法，他的影响很大，所谓“风誊扇于海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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