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珍的社会批判，首先是对当时封建制度罪恶的暴露。他把当时社会譬之为满身疥癣的病体，没有法子治疗，只有把四肢缚在独木之上，停着不动。这些话显然指出封建社会已到了临死的末日。他痛斥封建制度的束缚之病，在于“一束于不可破之例”中，任满身腐败疥癣自然蔓延，美其名曰“奉公守法”。他的议论如下：
人有疥癣之疾，则终日抑搔之，其瘡痏，则日夜抚摩之，犹惧未艾，手欲勿动不可得，而乃卧之以独木，缚之以长绳，俾四肢不可以屈伸，则虽甚痒且甚痛，而亦冥心息虑以置之耳，何也？无所措术故也。
律令者，吏胥之所守也，政道者，天子与百官之所图也。……为天子者，训迪其百官，使之共治吾天下，但责之以治天下之效，不必问其若之何而以为治。……约束之，羁縻之，朝廷一二品之大臣，朝见而免冠，夕见而免冠，议处察议之谕不绝于邸抄，部臣工于综核，吏部之议群臣，都察院之议吏部也，靡月不有。府州县官，……大抵逆亿于所未然，而又绝不斠画其所已然。……官司之命，且倒悬于吏胥之手，彼上下其手以处夫群臣之不合乎吏胥者，以为例如是。……夫聚大臣群臣而为吏，又使吏得以操切大臣群臣，……犹不能以一日善其所为。……使奉公守法畏罪而遽可为治，何以今之天下尚有几微之未及于古也？天下无巨细，一束之于不可破之例，则虽以总督之尊，而实不能以行一谋、专一事！……权不重则气不振，气不振则偷，偷则敝。权不重则民不畏，不畏则狎，狎则变。待其敝且变，而急思所以救之，恐异日之破坏条例，将有甚焉者矣！（“定盦文拾遗”“明良论四”）
自珍的议论，痛斥清朝封建的政制已经达到衰微陵夷的病态。他以为病已深沈，统治者不但不思救治，而且只怕人不服从，束缚羁縻，一之以不破之“例”，使败会腐朽，一切束手待毙。他已经预言着，不要怕破你们皇帝的成例，异日破例者不可设想是什么力量！故他又用“公羊春秋”家的义法，说明在这种专制罗纲之下，束缚得社会没有黑白是非，毒害得人心醉生梦死，最后所谓有才者求其“一便”，“乱亦不远矣”。后来果然来了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拆散了封建秩序，用革命行动“破坏条例”了。
自珍的议论是很大胆的。下面的话是“言之有物”的。他说：
世有三等。三等之世皆观其才。才之差，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痒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厘无才工，衢无才商，抑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当彼其世也，而才士与才民出，则……督之缚之，以至于僇之，僇之非刀、非锯、非水火，文亦僇之，名亦僇之，声音笑貌亦僇之。僇之权不告于君，不告于大夫，不宣于司市，君大夫亦不任受，其法亦不及要领，徒僇其心，僇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僇之，乃以渐。……才者自度将见僇，则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夫悖且悍，且悖然■然以思世之一便己，才不可问矣！向之伦，■有辞矣，然而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是故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书，则能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忧不才而庸，如其忧才而悖，忧不才而众怜，如其忧才而众畏。……探世变也，圣之至也！（“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
他在这里所宛转地探寻出的世变的客观发展，恐怕是革命的前途了。他又描绘当财贪污、剥削、因袭、混乱的现象说：
客问龚自珍曰：子之南也，奚所睹？曰：异哉！……（上略所睹者四）……佐杂书小狱者，必交于州县，佐杂畏此人矣；州县之书狱者，必交于府，州县畏此人矣；府之书狱者，必交于司道，府畏此人类；司道之书狱者，必交于督抚，司道畏此人矣；督抚之上客，必纳交于部之吏，督抚畏此人矣：吾睹五。其乡之籍同，亦有师，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师同，其约齐号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鸮视，蔓引而蝇孳，亦有爱憎恩仇，其相朋相攻，声音状貌同，官去弗与迁也，吏满弗与徙也，各行省又大抵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贵久，亦自贵也，农夫织女之出，于是乎共之，宫室车马衣服仆妾备：吾睹七。七者之睹，非忧非剧，非酲非瘧，非鞭非箠，非符非约，析四民而五，附九流而十，挟百执事而颠倒下上，哀哉，谁为之而壹至此极哉？（“定盦文集补编”卷一“乙丙之际塾议第三”）
这题然已经探讨到封建政治的比较深刻的地方。四民而外的第五种人，自然是超经济剥削的地主官僚群了。农夫织女之出，仅为了供给他们的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又有“明良论二”，以阐明中国民族危机就因政治腐败而来，然而问题是新的，所来的是列强殖民主义者了（他在“与人笺”中曾指出侵略中国的就是英吉利）。他说：
士皆知有耻，则国家永无耻矣，士不知耻，为国之大耻！……官益久则气愈偷，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臣节之盛，扫地尽矣！……郭隗说燕王曰：“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伯者与臣处，亡者与役处，凭儿其杖，顾盻指使，则徒隶之人至，恣睢奋击，呴藉叱咄，则厮役之人至。”……坐而论道谓之三公，唐宋盛时，大臣讲官不辍赐坐赐茶之举，从容乎便殿之下，因得讲论古道，儒硕兴起；及据季也，朝见长跪，夕见长跪之馀，无此事矣。……殿陛之仪，渐相悬从相绝也！……窃窥今政要之官，知车马服饰言词捷给而已，外此非所知也；清暇之官，知作书法赓诗而已，外此非所问也。堂陛之言，探喜怒以为之节，蒙色笑获燕闲之赏，则扬扬然从喜出夸其门生妻子；小不霁，则头抢地而出，别求夫可以受眷之法。……务车马捷给者，……曰我早晚直公所，已贤矣，已劳矣；作书赋诗者，……以为苟安其位一日，则一日荣。……且愿其子孙世世以退缩为老成，国事我家何知焉！嗟乎哉！如是而封疆万万之一有缓急，则纷纷鸠燕逝而已，伏栋下求俱压焉者尟矣！……有缓急之举，主人忧之，至戚忧之，……至其家求寄食焉之寓公，旅进而旅豢焉之仆从，伺主人喜怒之狎客，试召而诘之，则岂有为主人分一夕之愁苦者哉？（“定盦文拾遗”“明良论二”）
他把封建社会的“第五种人”，形容得如此无耻，一旦国家有事，这些人便因廉耻丧亡，将要群作鸟兽散。封建社会的这种现象是怎样造成的呢？自珍的结论非常胆大，他归结为封建社会贵贱之仪相悬相绝使然。他敢于主张把国家大事由君臣之间来“坐而论道”，这种看法在当时实际上含着近代的民主主义思想；反乎此，则专制君主就要造成一人之荣、万人之辱。他在“古史钩沈论一”篇（“觇耻”）明白指出：
昔者霸天下之氏，称祖之庙，其力强，其志武，其聪明上，其财多，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夫人之廉，以快号令，夫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而允孙乃不可长、乃诽、乃怨、乃责问其臣、乃辱。荣之亢，辱之始也；辨之亢，诽之始也；使之便、任法之便，责问之始也。……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獮、既夷，顾乃席虎视之余荫，一旦责有气于臣，不亦莫乎！（“定盦续集”卷二）
这样看来，“摧锄天下之廉耻”的，并不自衰世起，应该推源于清代的多尔衮这样人物。初期资产阶级前辈的市民思想，大都从政治的黑暗批评，而且其究寻封建制度崩溃的根源所在，大都从伦理（如廉耻）方面着想，龚自珍也是这样。他以为专制政治为了养成无耻的仆从与狎客，必须使臣下都无生气，故制定一套“资格”，在几十年的无耻养成所之中，世故阅历使人们奄然一息。他的“明良论三”指出：
凡满洲汉人之仕宦者，大抵由其始宦之日凡五十五年而至一品，极速亦三十年。贤智者终不得越而遇，不肖者亦得以驯而到，此今日用人论“资格”之大略也。夫自三十进身以至于为宰辅为一品大臣，其齿发固已老矣，精神固已惫矣。虽有耆寿之德，老成之典型，亦足以示“新进”，然而因阅历而审虑，因审顾而退葸，因退葸而尸玩，仕久而恋其籍，年高而顾其子孙，傫然终日不肯自请去。……其“资”浅者曰，我积俸以俟时，安静以守格，……冀终得尚书侍郎，奈何“资格”未至，哓哓然以自丧其官为？其“资”深者曰，我既积俸以俟之，安静从守之，久久而危致乎是，奈何忘其积累之苦，而哓哓然以自负其岁月为？……此士大夫所以尽奄然而无有生气者也。当今之弊，亦或出于此。此不可不为变通者也。（“定盦文拾遗”）
龚自珍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之后，居然得出”变通”的结论，这就是维新变法的前辈思想。他的议论多从心理或伦理上研究起，还没有到人类学的研究，更没有进至历史学的研究。但近代资产阶级的理论过程是有步骤的，初期要求人文主义或个人主义的思想，大都爱从心理学的分析入手，路德的宗教改革思想和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即其一例。恩格斯曾指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的马丁·路德，我们也可以说龚自珍是政治学的马丁·路德。龚自珍的“明耻论”、从上面所引述的话看来，不是一般的伦理学的廉耻论，而是资产阶级意识的抽象表现，他的最后目的在于不可不变革，主张由奄然无生气的无耻社会，改革为躍然欲生的有耻社会。人民有耻，于是便无国耻了。自珍不只从反面说到不可不变通，更从正面提到“更法”，这更表示出维新的先驱思想。他说：
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奈之何不思更法？琐琐焉屑屑焉惟此之是行而不虞其陊也？……删弃文法，捐除科条，载损吏议，……以进退一世。而又命大臣以所当为，端群臣以所当从，……而勿苛细以绳其身，将见堂廉之地，所图者大，所议者远，所望者深。……盛世君臣之所有为，……必非吏胥之私智所得而仰窥。（同上“明良论四”）
他的既深又远大的“更法论”，不但是基于理想之当然，而且基于时势之必然。他露骨地说，如不更法，“乱将不远”，甚至于预言到历史的“改图”。他以为如不自行“改图”，则天并不是乐一姓统治天下的，这话正议论到爱新觉罗氏封建统治的没落，而将要被后一朝代所“革”了。历史是残酷的，这新朝代叫做”太平天国”。他说：
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茻然其不一姓也！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奋之，将败则豫师来姓，又将败则豫师来姓！“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
龚自珍不但对于封建的黑暗，语多愤恨，而且具有对于未来历史曙光的憧憬。然而当时并没有使他可以信仰不移的光明前景。在这样矛盾之下，他的话“凉燠”不一。“或问子之言何数凉而数燠也？告之曰：吾未始欲言也，吾言如治疾，燠疾至凉之，凉疾至燠之，亦有不言，则其无疾者也，无疾者贤乎？曰：否，有疾贤。疾浅贤乎？疾深贤乎？曰：疾深者贤。……至人之言，人情不得已！”（“定盦续集”卷一“燠凉”）他所议所论，既皆出于不得已，然不得已之言又为世人惊之疑之（参看上引全文），于是他不言，不言之隐，所谓“无疾”，然无疾正所以不可救药了。他时而“尊史”，以有言责者自居，时而“尊命”，想求超脱，时而“尊任”，企图改革，时而“尊隐”，寄希望于人民，文颇不羁，这正是在变革时代的悲剧的矛盾心理。
他在“尊隐”一篇中，流露了他所幻想的“更法”是没有前途的，而隐隐约约借托于山中之民，说出将来的光明不在朝而在野了。因了他不敢明言，故他的文章十分瑰丽，难于捉摸，但细细绎之，“尊隐”实不像有些人的看法，说要做隐士去，而是说把希望寄托于农民。读古人的文章要小心他的烟幕，这就是一例。他的这篇文章，从开首一句“将与汝枕高林”，至“山中之悴民”，纯为烟幕。继则把历史变迁分了三期，假托于“古史氏”之言来讲他的话。这位古史氏是谁，不得而知，大约他的文章类“庄子”，也是所谓寓言什九吧？他说，第一期第二期当早时午时，君子生此时际，乐看“京师”之繁荣，人民是尚能安于野的，然而到了夕时则不然。试看他所描写的图景：
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莫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丁此也以有国，而君子适生之，不生王家，不生其元妃嫔嫱之家，不生所世世豢之家。从山川来，止于郊而问之曰，何哉？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人功精英，百工魁桀所成。如“京师”，“京师”弗受也，非但不受，又裂而磔之。丑类呰窳，诈伪不材，是辇是任，是以为生资，则百宝咸怨，怨则反其“野”矣！贵人故家蒸尝之宗，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不乐守先人之所予重器，则窭人子篡之，则“京师”之气泄，“京师”之气泄，则府于“野”矣！如是则“京师”贫，“京师”贫则“四山”实矣！古先册书，圣智心肝，不留“京师”，蒸尝之宗之孙，见闻媕娿，则“京师”贱，贱则“山中”之民，有自公侯者矣！如是则豪杰轻量“京师”，轻量京师，则“山中”之势重矣！如是则“京师”如鼠壤，如鼠壤则“山中”之壁垒坚矣！“京师”之日短，“山中”之日长矣！风恶、水泉恶、塵霾恶，“山中”泊然而和，洌然而清矣！人纕臂失度，啾啾如蝇蟒，则“山中”戒而相与修娴靡矣！朝士寡助失亲（寡助二字露骨），则“山中”之民，一歗百吟（四字影射农民结社），一呻百问疾矣！朝士僝焉偷息，简焉偷活，侧焉徨徨商去留，则“山中”之岁月定矣！多暴侯者，过“山中”者，生钟簴之思矣！童孙嘂謼，过“山中”者，祝寿者之毋遽死矣！其祖宗曰，我无馀荣焉，我以汝为殿矣！其山林之神曰，我无馀怒焉，我以汝为殿矣！俄焉寂然，灯烛无光，不闻馀言，但闻鼾声，夜之漫漫，鵾旦不鸣，则“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此四字影射民变），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同上卷一“尊隐”。注意，以上有十六个“矣”字）
这是龚自珍的一篇妙文。意思非常明白，他把晚清王朝比做日之将夕的黑暗社会，在这里最可怕的景象发生了，京师一切失道。反之，山中或野鄙活动起来了（看十六个“矣”字）。不但人民，连祖宗神灵，也对于京师的王朝悲观起来，而瞩望于山中之民了。然而统治者在这时还要鼾睡，粉饰太平。一直临近天明，“山中之民”忽然大声响作，起来革命。所谓“天地为之钟鼓”即指另为一朝天地，所谓“神人为之波涛”，即指当朝统治阶级的末路。这篇文章，按他的诗句有“少年‘尊隐’有高文”（“定盦文集补”“己亥杂诗”）看来，是他的得意杰作。文中虽然托于“古史氏”之言，寄于“山中之民”之行，但内容则现实之至。故他的诗又说：“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曀，童心未复梦中身！”（同上）这样看来，像这篇文章当是他的真话，没有杂着壮年以后的痴曀心理。此文末段说：
民之丑生，一纵一横，旦幕为纵，居处为横，百世为纵，一世为横，横收其实，纵收其名。之民也，壑者欤？丘者欤？垤者欤？避其实者欤？能大其生以察三时，以宠灵史氏，将不谓之横天地之隐欤？闻之史氏矣，曰：百媚夫不如一猖夫也，百酣民不如一瘁民也，百瘁民不如“一之民”也。则又问之曰：之民也，有待者耶，无待者耶？应之曰：有待。孰待？待后史氏。孰为无待？应之曰；其声无声，其行无名。大忧无蹊辙，大患无畔涯，……后史氏欲求之，七反而无所睹也。悲夫！悲夫！夫是以又谓之纵之隐。（“定盦续集”卷一“尊隐”）
从这些话看来，他对于那位作大音声的“山中之民”的确在时时期待着。他一方面相信总有“山中之民”把历史的“纵”，变为现实的“横”，他方面则在后史氏的目前要硬找寻，还是马上求不到所谓“山中之民”，因为据他说这人是很神秘的，不让人发觉。然而惟“纵”而“隐”，不过是时间罢了。他的文章极其瑰玮，意思不能豁达，然这是大胆的言论。他的类似这样寓言体裁的文字颇多，例如他说：
主上优闲，海宇平康，……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以深以安。……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风且起，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泥沙！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鹤，小人化虫化沙，等化乎？”然而猿鹤似贤矣，噫嚱噫嚱！（“定盦文集补编”卷三“与人笺一”）
这也是暴风雨来临的预测的话，所谓“探世之变，圣之至也”。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士大夫都在时代的风浪中“他而为泥沙”，让残酷的历史去裁判。有时他实在地讲出来，不尽然全为寓言。例如他说：
后之为师儒，……重于其君，君所以使民者则不知也，重于其民，民所以事君者则不知也。生不荷耰锄，长不习吏事，九州谣俗，户闼未窥，昭代功德，瞠目未睹。上不与君处，下不与民处，……昧王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其惑也，则且辔古以驾今，嚣然异寡过者矣。……是故……王治不下究，民隐不上达，国有养士之资，士无报国之日，殆夫殆夫，终必有受其患者。（“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陈箸议第六”）
自珍虽自说壮年杂痴黠，但他在死前一年，给人书中犹愤慨言之。他说：
开辟以来，民之骄悍不畏君上，未有甚于今日中国者也！今之中国，以九重天子之尊，三令五申，公卿以下，舌敝唇焦，于今数年，欲使民不吸鸦片烟，而民弗许。此奴仆踞家长，子孙棰祖父之世宙也。即使英吉利不侵不叛，望风纳款，中国尚且可耻而可尤，愿执事且无图英吉利！（“定盦文集补偏”卷四“与人笺五”）
他在当时的微言大义，要比魏源更现实更深刻。魏源多倡什么“以夷攻夷，以夷款夷”的不着根本之论，而他则重视封建社会的没落根源，尤其敢于集中笔锋对于封建的黑暗大施攻击。上面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没有像他那样描写的反动政府是可以御外患的。故他和魏源的策士态度不同，而是具有议政家的风度的。他已经憧憬到“山中之民”的大声疾呼，天地风云的扬沙走石。这是“公羊”学派新的天人之学。他在少年时代对于清室贵族士大夫痛下贬责，甚至说：你们滚下来吧！闭了你们的宫庭吧！他说：
居廊庙而不讲揖让，不如卧穹庐，衣文绣而不闻德音，不如服橐键，居民上正颜色而患不尊严，不如闭宫庭，有清庐间馆而不进元儒，不如辟牧薮，荣人之生而不錄人之死，不如会客兵，劳人祖父而不问其子孙，不如募客作。（“定盦续集”卷二“乙丙之际塾议第二十五”）
自珍的大胆的言论，不能不掩蔽在巧妙的文辞中，他说上面的话，是“闻之聪古子，聪古子闻之思古子，思古子闻之谛古子”讲的。
谁都知道这位少年的勃勃新生气，并没有古风，但为什么他总是寓言古史氏、思古子等人物呢？他知道封建社会崩溃前夕，封建的贵族官僚们最没有理性，他既然要批评暴露他们，甚至想杀死他们，这就难了。于是乎他有三捕之文，把这些末世坏蛋的特性指出来，并提出对付他们的办法。他说：
今者有蜮。蜮，一名射工，是性善忌人，衣裳略有文采者辄忌，不忌缞绖（指亡国奴），能含沙射人影，人不能见，必反书：之名字而后噬之。捕之如何？法用蔽景草七茎，自障蔽：则蜮不见人景；又用方诸取月中水洗眼，著纯墨衣，则人反见蜮，可趋入蜮群。趋入蜮群，则蜮眩瞀。……蜮死，烹其肝，大吉！（“定盦续集”卷四“捕蜮第一”）
今者有熊罴鸱鸮豺狼，是性善愎，必噬有恩者及仁柔者（指爱国者改革者）。捕之如何？法用败絮牛皮，伪为人形，手执饲具以示人恩，中实以炽铁，咆哮来吞，絮韦吞已，炽铁火起，麋灼其心肝。……则其种类皆殄绝，吉！（同上“捕熊罴鸱鸮豺狼第二”）
今有狗蝇蚂蚁蚤蜰蚊蟒，是皆无性，聚散皆适然也，而朋噆人（指人民），使人愦耗。治之如何？法不得殄灭，但用冰一柈，置高屋上，则蝇去；又炼猛火自烧田，则乱草不生，乱草不生则无所依，无所依则一切虫去。……（同上“捕狗蝇蚂蚁蚤蜰蚊蟒第三”）
他说他的这些法子都是“法则上古”的。他写这三篇捕捉封建统治阶级的名文时，说：“居于郊野，魂飞飞以朝征，魄凄凄而夕处”，可见他在黑暗中要求朝气。他列“蜮”为第一，“熊罴”等为第二，“狗蝇”等为第三，他以为这些无人性的东西，要以各种方法去“捕”，第一种为神秘法，第二种为“色柔内刚”法，第三种为悲悯法。这些方法也的确在他的文章中都表现出来。然而他的“箸议”亦苦矣！苦在他的文章内容中要有人民性。
自珍在死前三年（戊戌）送林则徐到广东赴任，上书言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种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三决定义，言平银价（因从嘉道之陈，中国白银流于外国，银价高涨，物价不平，致生经济危机，原文中说白银“漏于海”即指这一情况）；严禁鸦片；重兵防御。三旁义，言杜绝外货，从奢侈品着手；限止外人，仅居澳门；整修军器。一种归墟义，期林氏由一省之治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物力实，人心定”，这实在是激进的改良主义思想。至于答难义，他详细解释怀疑者的问题以后，便和上面的憎恨相似，献策于林氏“杀一儆百”。他说：
逆难者皆天下黠猾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估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宜杀一儆百！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定盦文集补编”卷四“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黠猾者正是他看出的封建社会的反动人物，这些人布于海宇，忌文采不忌缞绖，为谋改革者的大患。林则徐和这些人的斗争，正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最严重的矛盾。龚自珍看出所谓“积重难返”，即有一二豪士要改革弊政，那些群“蜮”也要把他陷害的，林则徐也有鉴于此。林则徐在答龚自珍的函中说：“谓彼中游说多，恐为多口所动，弟则虑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临，曷能已已！”（同上，附）林氏所指“不在彼”者，言更有甚于在彼者，显然是指在朝的一班反动人物了，他后来就是被龚氏所谓“貌为老成迂拙”的投降卖国派弹劾得负罪远戍新疆的，龚氏已死不及见。那么龚自珍所“不敢言之”的前途，便是暴露于世界的中国半殖民地他！这就是说，纵然龚氏敲起了警钟，林氏也提高了警党，而他们仍然不能达到他们的改良的目的。
第二节 龚自珍在尊史形式下的政论
清王朝的民族监狱政策，特别是大兴文字之狱，钳人民之口，束士大夫之行，其结果并没有达到统治阶级的目的，而是如龚自珍所谓“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识，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因此，袭自珍所揭露的十九世纪初的封建矛盾比章学诚更进了一步。他以一个当代的清议家自居。他服官京师，虽属小官（礼部主事），但他敢于发出越分的议论。例如他在“上大学士书”中说：
自珍少读历代史书及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胸肝，有胸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胸以为是、胸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奇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昌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中书仕内阁，麋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胸弗谓是。大廷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胸弗谓是。入东华门，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胸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辨也，然胸弗谓是。如衔鱼乙以为茹，如藉蝟栗以为坐。（“定盦文集补编”卷三）
他在内阁里发现许多“胸弗谓是”的现象，禁不住要讲“盛世危言”。他从心理上分析出一套势在变法的思想。这是针对了当时的封建的官僚政治而发出的抗议。他认为自己的话是“狂言”，有时要有意识地只为平易之言，如说：
川川夜思，其为今日易施行之言，又为虽不施行而言不骇众之言，又为阁下用文学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为自珍所得言于阁下而绝非自珍平日之狂言。（同上卷三“与人笺四”）
但就是在不骇众的条陈中也还有废科举的重要议论。他说：
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录士，五百年矣，士录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阁下何不……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同上）
她另有一篇“述思古子议”，更说明科举模仿之失去人性：
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无所欲言，其才识又未能达于言，强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将为何等言。不得已……姑效他人之言，……实不知其所以言，于是剽掠脱误，摹拟偩到，如醉如■以言。……宜变功令。（“定盦续集”卷二）
上述更改法制的言论还是所谓壮年之作，若按自珍的少年时代的尊史论讲来，他的思想实在是以“公羊春秋”家的大义，要求近代的言论自由这一课题。他所谓的尊史，是把史职作为人民的喉舌去看待，颇有后来报章的含义。在这里，他的史论和章学诚六经皆史论异趣。学诚主张明辨源流，他主张“天地东南西北之学”，主张六经古法的阐发，好像“春秋”的笔政，诛伐与建设同时藏于褒贬微言之中。他在“乙丙之际箸议第六”里，早以“公羊”三世的笔法，讲过一套大义微言。章学诚只说六经皆史，在学术下私人以后，诸子百家并鸣，各以其学易天下，其中或有史意而已非史。龚自珍则自己造出了一个师儒之学的流变。第一时期叫做治世，道学治三者合一，这似真实历史（如西周）。然他毕竟是一位今文家，把春秋以后的师儒也说到里面。他说：
王若宰若大夫若民相与以有成者，谓之治，谓之道。若士若师儒，法则先王先冢宰之书，以相讲究者，谓之学。师儒所谓学，有载之文者，亦谓之书。是道也，是学也，是治也，则一而已矣。乃若师儒有能兼通前代之法意，亦相诫语焉，则兼综之能也，博闻之资也。……（“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第二时期叫做乱世，诸子百家自鸣其学，据他说也能尽其史职。他同样地把诸子之学也以历史同等看待。他说：
师儒之替也，源一而流百焉，其书又百其流焉，其言又百其书焉。各守所闻，各欲措之当世之君民，则政教之末失也。虽然，亦皆出于其本朝之先王。（下言诸子出于王官）……世之盛也，登于其朝，而习其揖让，闻其钟鼓，行于其野，经于其庠序，而肄其豆笾，契其文字。……及其衰也，在朝者自昧其祖宗之遗法，而在庠序者犹得据所肄习以为言，抱残守阙，纂一家之言，犹足以保一邦，善一国。（“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六”）
第三时期叫做衰世，师儒不学无术，不尽言责，为国之蠹（参看本章第一节引文）。当然，他的这个史家三世论，并非真正的历史学，而是“公羊”家的大义。他的大义很明显，是要求这样，衰世也应当“尊史”，好让“后史氏”据所肄习以为言，而医治当时的愚昧。
史家三世之说，还仅是自珍“尊史”的发凡，后来在“古史钩沉论”中更发挥了他的论点。他所谓钩沉，就是将古史氏之职恢复，即尊重近代的后史氏之职。他不但以为六经皆史，而且以六经为周史之大宗，诸子为周史之小宗。他说：
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亦名“尊史”二）
这是他的尊史的大前题。他首言六经皆史，似近于章学诚的传统。他说：
“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故曰五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同上）
他次言诸子皆史，则远于章学诚的命题，而近于危言高论的“大义”了。他说：
老于祸福，熟于成败，洁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竞，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
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为农家祖。
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谦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弛，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
博艰群言，既迹其所终始，又迹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受诸侯蹈抵，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
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为杂家祖。
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
近文章，吵语言，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宜为纵横家祖。
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
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陈，无所不储，谓之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
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同上）
流的外衣之下，说明近代史家的职责。他另有“尊任”一篇，以天下己任为注脚。尊任的主要目的就是清议。故这里所提出的诸子任史的“大义”，颇有据之为“微言”的意向。这种隐蔽的说法就是所谓“自障敝，则蜮不见人景”的骂统治阶级的方法。
魏源说：
自珍……于经通“公羊春秋”，于史长西北舆地，其文以六书小学为入阴，以周秦诸子、吉金、乐石为崖郭，以朝章、国故、世情、民隐为质干，晚犹好西方之书，自云造深微云。（“古微堂外集”卷三“定盦文录序”）
这样看来，自珍的学尚质干是当世政治，而崖郭是先秦诸子。故他的“小宗之史”论，有质干与崖郭。可惜他研究“西方之书”太晚，不见于言论，只有用“公羊春秋”之家法了。他的“质干”是十分明白的，“尊重舆论”四个字罢了。这是近代资产阶级先辈的呼声。故他又说：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二）
他以为“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正其名即“史”之道兴。他自己主张取法于孔子，因“史统替夷，孔统修也”（同上）。要继承这样的传统，就必须志在“春秋”义法。但他并不十分拘泥于孔道。他说：
孔虽殁，七十子虽不见用，王者之迹虽息，……沉敏辨异之士不为不生，绪言绪行之迹不为不俟，庄周隐于楚，墨翟傲于宋，孟轲端于齐梁，公孙龙哗于齐赵之间，荀况废于道路，屈原淫于波涛，可谓有人矣！（同上。下更进一层言理想，从略）
自珍要做一个近代式的史学家，以钩沉古史。他说：“自珍于大道不敢承，抑万一幸而生其世，则愿为其人欤，愿为其人欤！”（同上）因此，他表章史职，另有“尊史”两篇（一名“尊史”，一名“太史公书副在京师说，即“尊史三”），在这里便没有像上面的文章理想之高，降而以太史公自况，“书副在京师”，“后之人必有如京师以观吾书者焉，则太史公之志也”（“定盦续集”卷一“尊史三”）。史职为什么重要呢？他说：
史之尊，非其职语言司谤誉之谓，尊其心也。心何如而尊？善入。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又如何而尊？善出。何者善出？……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可谓出矣。……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同上“尊史一”）
龚自珍“愿为其人”，即以近代政论家自居，然时代不许他能为其人。他只能“观世之变”，而不能有作为于世变。他只能做一个悲剧时代的证人，而不能对于悲剧的主角有所作为。他只能预期“一之民”的大音声起来，“世乱不远”，而不能转移世风，和平更法。他的“宾宾”之说，引经据典地说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不愿受亡国耻辱的汉族人民的议论，不但不应希望为清朝统治者所采取，而且也不应对清朝统治者献策。他讲的道理是专为后来“如京师以观其志”的人。他的文章如下：
宾也者，异姓之圣智魁杰寿者也。其言日，臣之籍，外臣也；燕私之游不从，宫库之藏不问，世及之恩不预，同姓之狱不鞠，北面事人主而不任叱咄奔走，捍难御侮而不死私仇。是故进中礼，退中道，……王者于是芳香其情以下之，珑玲其诰令以求之，虚位以位之。……古者开国之年，异姓未附，据乱而作，故外臣之未可以共天位也。在人主则不暇，在宾则当避疑忌。……易世而升平矣，又易世而太平矣，宾且进，……然而祖宗之兵谋，有不尽欲宾知者矣，燕私之禄，有不尽欲与宾共者矣，宿卫之武勇，有不尽欲受宾之节制者矣，一姓之家法，有不欲受宾之论议者矣，四者三代之异姓所深自审也。……异姓之卿，固宾籍也，故谏而不行则去。史之材（异姓之人）识其大，掌故主其记载，不吝其情，上不欺其所委贽，下不鄙夷其贵游，不自卑所闻，不自易所守，不自反所学，以荣其国家，以华其祖宗，以教训其王公大人（此四字沿用墨子术语），下亦以崇高其身，真宾之所处矣。……古之世有抱祭器而降者矣，……无籍其道以降者。……道诚异，不可降，礼乐诚神灵，不可灭也。……“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恃前古之礼乐道艺在也。故夫宾也者，生乎本朝，仕乎本朝，上天有不专为其本朝而生是人者在也。……三代之季，或能宾宾而尊显之，或不能宾宾而穷、而晦、而行遁。……孔子述六经，则本之史。史也，献也，逸民也，皆于周为宾也。……若夫其姓宾也，其籍外臣也，其进非世及也，其地非闺闼燕私也。而仆妾色以求容，而俳优狗马行以求禄，小者丧其仪，次者丧其学，大者丧其祖，徒乐厕于仆妾俳优狗马之伦，孤根之君子必无取焉！（同上卷二“古史钩沉论四”，亦名“宾宾”）
这段文章，是龚氏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如有些人诬之为他的思想的退步。明显地，他在这里借异姓的古义，已经流露出民族革命的萌芽思想。他号召有气节的史材之士，不要和清廷合作，不做它的“仆妾排优狗马之伦”，不要自卑其所闻之经义，不要自易其所守之节操，不要自反其所学之经纶，以苟安其生，为清朝统治者作应声虫。他也指出，遇外患时，应为民族作保卫战，而非为一姓之私业尽愚忠。这已经和清初学者的血脉连结。“宾”也者，并不是为清朝贵族而生，而应有“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清朝统治阶级不但在四种权利上不欲为“宾”所参加（只限于士大夫阶级之内），而且褫夺了“宾”的民族、民主权利，因此，异姓之“宾”应知所以自处！自处之道，他的意思是“变则通”。他的“危言”指出，孤根君子要注意，小心反动的清贵族到有一天国难当头的时候，“宁予异族，不予家奴！”这段名文在所引经史之文的外衣之下，是如何地用所谓“蔽景草”、“月中水”来捕清朝王公大人之“蜮”呢！他自居为“后史氏”，所谓“后史氏”即暴风雨来临的预言者。若误解他为隐者或狂士，便弄错了题目。他是悲剧时代的可歌可泣人物，指斥了黑暗，探视出光明。他一方面骂透当时士大夫的廉耻道丧，然而，另一方面信仰着“山中之民”的汉族大有人在，出而作大音声，以震撼天地，使贵族神人做了波臣。他的诗句有：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定盦文集补”“杂诗”）
懂得了以上的“宾宾”之说，才可以明白这首诗的情意所在。他是期待着风雷将起、快降人才而创作新历史。所谓“良史之尤尤天下，尤不才而庸，如其尤才而悖，尤不才而众怜，如其尤才而众畏”（“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际箸议第九”）。他的责任，仅做了尤天下的宣传者，他就是他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定盦文集补”“己亥杂诗”）的后史氏。（自珍暴卒于出京行程之中，世传他因鸦片战争主战，得罪于穆彰阿致死。此一公案至今没有证实。但从他当时的言论看来，很可能是遭其所捕者的反捕。）
第三节 龚自珍进步的经济思想与边疆论
龚自珍“东西南北之学”已经代替了书本上的汉学。他的议政危言，是从他的经济思想出发的。他在“明良论”四篇、在“乙丙之际箸议”各篇中都含有探论经济的内容。“明良论”的对象为官僚士大夫，他说明国家对于官吏应有养廉的足够的俸禄，不当空责急公爱上。他认为如果大官小官都是些好像包税的人，就不能望他们有所建议。他说：“贾谊所言国忘家、公忘私者，则非特立独行以忠诚之士不能，能以概责之六曹三院百有司否也？内外大小之臣，具思全躯保室家，不复有所作为，……抑岂无心，或者贫累之也。”故他的结论是“朝廷……愈高厚，宇宙……愈清明”。他在反对贪污的题目之下，已经涉及资产阶级的国“富”的观点：“三代以上，大臣百有司无求富之事，无耻言富之事。”（“定盦文拾遗””明良论一”）从三代的外衣，自珍论到初期黄产阶级的“富”在人类性上的假定即所谓“自私心”，他居然以“私”为人类的天性。他说：
天有私也，……地有私也，……日月有私也，圣帝哲后……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忠臣……孝子……贞妇……乃私自贞私自葆也。……狸交禽媾，不避人于白尽，无私也，若人则必有闺闼之蔽，……頳頩之拒矣；禽之相交，径直何私？……若人则必有孰薄孰厚之气谊。……今日大公无私，则人耶，则禽耶？（“定盦续集”卷一“论私”）
这是一种露骨的天赋自私心的理论。他的人性论是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的。他说：“龚氏之言性也，则宗无善无不善而已矣，善恶皆后起者。……性不可以名，可以勉强名，不可似，可以形容似也”（“定盦文集补编”卷一“阐告子”）。他说告子知性，作了“阐告子”一文。他以为人性之公私，不能以善恶论，而大公无私反非人性，私之能善于满足就是公。这种立论点，一反封建意识的遏欲思想，而接近于资产阶级的正统派经济学的出发点。
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第一”篇，即论到“大吏告民穷，而至尊尤帑匮”（“定盦文集”卷上）的民穷财尽现象，而以货币不应该仅作为政治权力去对待，而应该调剂有无。他说：
吏食于市官者笑之曰：“……天下生齿庶，原之出也不饶，故金之权日尊。权日尊，气益威，神胡谓衰？”客为士者谢吏曰：“子之义高义也，虽然，食诚绌，而货之不独盈也又久，不睹伐金者乎？伐者化。不睹挟金市海者乎？市海者溃。有所化，有所溃，有所不反，夫又有所郁也。今金行名尊而实耗，用博而气郁，耗者莫禁于下，鬱者莫言于上，……失金之情者也，欲弗衰得乎？”龚子曰：“其溃者，其纵之者咎也，其郁者，其钥之者咎也。是以古之大人，谨持其原而善遵之气。”（“定盦文集”卷上“乙丙之陈箸议第一”）
金之溃指因鸦片外货之输入，促成当时的白银漏出，金之郁指因贵族官吏之厚歛，促成当时的金银死藏，故他主张有无调剂。关于后者，他又发为近代式的法权论，即财产法上的形式平等思想，这就是资产阶级意识的进步言论。他说：
浮不足之数相去愈远，则亡愈速，去稍近，治亦稍速，千万载治乱兴亡之数直以是券矣。……王者欲自为计，盍为人心世俗计矣。有如贫相轧，富相耀，贫者阽，富者安，贫者日愈倾，富者日愈壅，或以羡慕，或以愤怨，或以骄汰，或以啬吝，浇漓诡异之俗，百出不可止。至极不祥之气，郁于天地之间，郁之久，乃必发为兵燧，为疫疠，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恩变置（变置二字出于“孟子”之“变置社稷”，文颇露骨）。其始不过贫富不相齐之为之尔，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定盦文集”卷上“平均篇”）
自珍根据着经传“王心则平”的有本之论，发表出资产阶级式的平均主义思想。他说“贵乎操其本原，与随其时而剂调之”，“水士平矣，男女生矣”（同上）。他的这种平均主义，是反对封建的土地独占的思想。他批评封建超经济的龚断说：
五家之堡必有肆，十家之村必有贾，三十家之城必有商。若服妖之肆，若食妖之肆，若翫好妖之肆，若男子咿唔求爵禄之肆，若盗圣贤市仁谊之肆，若女子鬻容之肆，肆有魁，贾有枭，商有贤桀，其心皆欲“并”十家五家之财而有之。（同上）
自珍既然反对封建龚断，便主张自由的商业资本活动。据他说，如果一任封建超经济的垄断，就要产生以下社会不平等的现象：
积财粟之气滞，滞多雾，民声苦，苦伤惠；积民之气淫，淫多雨，民声嚣，嚣伤礼义；积土之气圫，圫多日，民声浊，浊伤智。（同上）
因此，他主张经济的“更法”了，更不平而为平均。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乎之之尚也”。怎佯使不平的社会成为平均的社会呢？他说，“有天下者更之，则非号令也，有四挹四注：挹之天、挹之地、注之民，挹之民、注之天、注之地，挹之天、注之地，挹之地、注之天。
其诗曰：‘挹彼注兹，可以餴饎，……’试之以至难之法，齐之以至信之刑，……有天下者不十年几于‘平’矣。”（同上）
自珍不但从绝对的人性规律引申到社会的规律，而且他以为他的经济思想是根据着“上古不讳私”的前提。他憧憬着资产阶级的法权形式“耕者有其田”，主张以智能的大小来作财产所有的标准。他以为，自由放任的社会，最初好像在自由竞争的鲁滨孙的孤岛，被亚当·斯密所孤立地假定的图景。他说：
天穀没，地穀茁，始贵智贵力。有能以尺土出穀者，以为尺土主。有能以倍尺若什尺伯尺出穀者，以为倍尺什尺伯尺主。号次主日伯、帝若皇，其初尽农也。……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渐有上。（“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自珍的重农主义思想含有资本主义前途的梦想，例如他赞成陆彦若的话“天下之大富必在土，……富殖德，……富又殖寿”（“定盦续集”卷三“陆彦若所箸书序引”）。他把六经皆史的命题改为五经皆富学的命题，他说：“五经，财之源也，德与寿之溟渤也。”（同上）他的“农宗”论和顾炎武对宗法公社的幻想相似，主张根据氏族宗法的组织，计农宗而受田。他说：
家受田归田于天子，皆关大吏，稽其世数，关群吏。本百畝者进而仕，谓之贵政之农，本仕者退而守百畝，谓之释政之农，本不百畝者进而仕，谓之亢宗之农，本仕者退而不百畝，谓之复宗之农。……本大宗者复为大宗，本小宗者复为小宗，本群宗者复为群宗，本闲民复为闲民。贵不夺宗祭，不以朝政乱田政，自大宗以至于闲民，四等也。（“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这样等级的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不平等的。然他说贫富之不齐自古已然，不能限田，“大抵视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定盦文拾遣”“农宗答问第一”）。所以他的平均主义仅仅反对封建社会的贫富不齐，而以为基于才智、能力、德行而分配所有的财富土地则是合理的。他是梦想着近代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并在宗法的废墟之上，企图建筑民粹式的永恒世界。他常作夜思或梦想，他说：
龚子渊渊夜思，思所以掸简经术，通古今，定民生，而未达其目也。（“定盦文集”卷上“农宗”）
他处于鸦片战争的前夜，在他的梦想背后，充满了反对封建的赋税剥夺的思想，他说：
国朝有实则尧舜而名则汉武帝老一焉，地丁是也。……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并入地赋。……其名未改，……仍称地丁。……或问之曰：我朝取于民者，閷前古远甚，乡愚无见闻，又不读史，则不知朝家百典千式万宫亿条例所出，视前古丰杀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国家万年，毋敢议所以赢于入者，然而不禁议所以啬于出者，仆尝私尤焉，又私议焉，兹不宣也！（“定盦续集”卷二“地丁正名”。按此文非仅正名，正指地丁之实）
我们如果说自珍的更法狂议是资本主义前途的梦想，那么，他的边疆的议论，是感于外患已深，设计防御殖民地化的理想。他感党到西洋资本主义国家的军舰有一天会长驱直入中国的沿海诸省，即他对林则徐所谓“不敢言之”的，也是林则徐答他的所谓“实难言者”。他已经看到中国的海防难以阻挡番舶。他的“东南罢番舶议”一文虽佚而不传，但由此可以知道，他注意到殖民主义者的对华的商品输出，特别使东南各省处在危险的地位。他的边疆论文，大都不言东南而强调西北。所谓“东西南北之学”，好像研究出东南为危而西北可安的道理。他的有名的著作为“西域置行省议”，此外尚有关于蒙古、青海诸文。他的西域置新省之议，寓有深意。李鸿章后来仅仅以西北置一行省之名，即谓实现了龚自珍的主张，实在是胡说。我们应当说李鸿章承继的是魏源“以夷款夷”的外交论。龚自珍诗句有“五十年中言定譣”，不是验之于洋务派李鸿章，而是验之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西域置行省议”说：
西北不临海，……今西极徼至爱鸟罕而止，北极徼至鸟梁海总管治而止，若乾路，若水路，若大山小山、大川小川，若平地，皆非盛京、山东、闽、粤版图尽处即是海比。（“定盦文集”卷中）
这话的意思颇显著，他以为西北以无海为特长，非比东南沿海易遭资本主义的入侵。故他又暗示说：
有天下之道，则贵乎因之而已矣。……因功而加续之，所凭者益厚，所藉者益大，所加者益密。……人则损中益西，财则损西益中，……所收之效在二十年以后，利且万倍。夫二十年非朝庭必不肯待之事，……一捐一益之道，一出一入之政，国运盛益盛，国基固益固，民生风俗厚益厚。（同上）
单纯凭借两北以固国基的想法，自然不能抵抗住资本主义侵略的势力，但这是鸦片战争前夜的旧的爱国思想。自珍的议论内容着重在移民以开发西北的地利。他说：
今中国生齿日益繁，气象日益隘（此句即指国防），黄河日益为患，……而不外乎开捐例、加赋、加盐价之议，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无受代者。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之人十将五六，……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益人。……人心惯于泰侈，风俗习于游荡，京师其尤甚者。……应请大募京师游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隶山东河南之民、陕西甘肃之民令西徒，除大江而南，筋力柔弱，……易以生怨，无庸议，……其余若江省凤颖淮徐之民，及山西大同朔平之民，亦皆性情强武，……未骄惯于食稻衣蚕，……募之必顾往。江西福建两省种烟草之奸民最多，大为害于中国，宜尽行之无遗类。与其为内地无产之民，孰若为西边有产之民，以耕以牧，得长其子孙哉？……又各省驻防旗人，……苟有利利天朝者，必无异心，无异议也。（“定盦文集”卷中）
这种移民政策的内容，和历代的移民政策不同。龚自珍的思想中含有近代富国强兵和扩大生产的意义。他还讨论了经济、政制、风俗、教化以及民族诸问题及如何实施之策，不完全是书生的空谈。
自珍在他的文章中也常论到中国北部的经济等优点。例如：
昌平州，……其穀宜多亦宜稻，其土产硝磺，其木多文杏，……其俗敬宾客；富人畜车马，不敢骋于里门。（“定盦续集”卷一“说昌平州”）
吾相北方，独宣化府承德府之间可以居，可以富，可以长子孙。今夫东南草木，术术然易荣也，易高大也，易搞也，蠹空其中，雨渍其外，有园圃者不规久远，不能储以为美材。宣化承德间少木。木四月始荣，其华肥，其叶长，其材坚，……三十年而材之，栋宇棺椁之利，可以专数县。恒寒，故腠理实；恒劳，故筋骨固。食妖、服妖、玩好妖不至，故见闻定。……他日魂魄其歆北乎！（“定盦文集补编”卷一“论京北可居状”）
这些话表示他的主观想像。但他的边疆论重视着西北的蒙古新疆，移民政策重视看大江以北的强武之民，实在反映出他对于殖民地他的历史前途，有着极大的尤虑。
第四节 龚自珍的经学
经学不是龚自珍的主要写作范围。他曾说他不能写定群经，因为他在治杂家百家之学和东南西北之学。他继承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更倡经子皆史之论，他又因袭陆彦若的经济论，更倡五经皆言财富之论，因此，他的治学态度可以说是假借经传子史作为议政的材料。他深愿为一“后史氏”，不屑为一经学家。他说：
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传之名氏，补“诗”“书”之隟罅，逸于后之剔钟彝以求之者。以超辰之法，■不显之年月，定岁名之所在，逸于后之布七历以求之者。为礼家之儒，为小节之师，为考订之大宗，逸于后之弥缝同异以求之者。明象形，说指事，不比形声，不谭孳生，推本音，明本义，逸于后之据引申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数，逸于后之杂真伪以求之者。诵“诗”三百，篇纲于义，义纲于人，人纲于纪年，明著竹帛，逸于后之据断章升谏以求之者。……阶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宪章文武者何事，……吾从周者何学，逸于后之谭性命以求之者。……自珍于大道不敢承，……愿为其人欤！（“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沈论”二）
由这段话看来，他以为治经者既不能死抱住世传经典去背诵，又不能单从经传中就可以董理清楚经学，因为“孔子之所雅言，又不知果在否焉”（同上“古史钩沈论三”），这就须搜求逸文（他曾向日本征求中国的逸书），或以彝器铭文补阙（“定盦续集”卷三“商周彝器文录叙”），才能寻得经传的真实。因此，他在“古史钩沉论三”中，所憾更多，对于经学便宜称不能写定了。
自珍的经学的依据是“公羊”学，但他和当时的今文家稍有不同，他不琐琐地争取前汉的正统，也不对乾嘉古文家攻击讽刺，颇有折中今古文学的态度。例如他举出“生同世同志写定老，王引之、顾广圻、李锐、江藩、陈奂、刘逢禄、庄绶甲”诸人，即今古文家并称推荐。他的经学，有“五经大义终始论”，也主张本末一贯。他说“仲尼有言：‘吾道一以贯之。’……文学言游之徒，其语门人曰：‘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诚知圣人之文，贵乎知始与卒之间也。……始乎饮食，中乎制作，终乎闻性与天道。民事终，天事始。……”（“定盦文集”卷下）又有“六经正名”及“答问”，并不争持符前汉后汉谁代表经学，而主张“以经还经，以记还记，以传还传，以群书还群书，以子还子”（“定盦文集补编”卷一“六经正名答问五”）。他详论汉代今古文学的名实，以为经今古文学的分别不在文字的区别，而在读法的不同。他对于两汉经学家只说“憾汉博士师弟子之多歧，……憾汉写官之弗广”，“将欲更汉氏也，群师互有短长，非深于义训，勇于割闻者不能也；无已，则我所欲纠虔，姑在夫引书变为徒书之际乎，以与汉写宫争。”（“定盦续集”卷二“古史钩沉论”三）
自珍虽然是“公羊”学派的健将，但和魏源等有异，因为他不像魏源混同六经，以“公羊春秋”而傅会一切“。龚氏说：“‘易’自‘易’，‘范’自‘范’，‘春秋’自‘春秋’。‘易’言阴阳，‘洪范’言五行。‘春秋’言灾异。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姑正其名，而‘易’、‘书’、‘春秋’可徐徐理矣。”（“定盦文集补编”卷一“非五行传”）他更痛斥谶纬家，以为“‘易纬’最无用”（同上卷二，“最录易纬是类谋遗文”），讽刺当时士大夫以阴阳灾异言古凶者为腐儒，他说：“近世推日月食精矣。……自珍最恶京房之‘易’、刘向之‘洪范’，以为班氏‘五行志’不作可也。”（同上卷三“与陈博士笺”）
自珍根据六经终始论，虽推崇古文家江藩的著作，但不满意他偏袒汉学，而专门做“道问学”的工作。他说：
“传”不云乎？三王之道若循环，圣者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儒者之宗孔厌，治六经术，其术亦如循环。孔门之道，尊德性，道问学，二大端而已矣！二端之初，不相非而相用，蕲同所归。识其初，又总其归，代不数人，或数代一人，其馀则规世运为法。入我朝，儒术博矣，然其运实为道问学。……敢问：问学优于尊德性乎？曰：否！否！是有文无质也，是因迭起而欲偏绝也。圣人之道，有制度名物以为之表，有穷理尽性以为之裹，有诂训实事以为之迹，有知来藏往以为之神。谓学尽于是，是圣人有博无约，有文章而无性与天道也。……然则胡为其特张问学？……始卒具举，圣者之事也，余则同学以为之阶。夫性道可以骤闻欤？抑可以空枵悬揣而谓之有闻欤？欲闻性道，自文章始。……不以文家废质家，不用质家废文家。……（“定盦续集”卷三“江子屏所著书序”）
这段话可以代表他对于经学的认识，显然和其他今文学家之攻击或抹杀古文学家不十分一致。他以“识其初，又总其归”为主旨，融和支、质二家于一炉，近于折中的思想。他尊重自己的主张，也尊重别人的主张，故以商权的语气质疑于江藩，说：
大著读竟，其曰“国朝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专，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餖飣，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乎？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不忍深论，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从裨竈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旧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本朝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詠白支，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惟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定盦文集补编”卷三“与江子屏笺”）
以上自珍评江藩之文，在逻辑上颇谨严，实在是对于乾嘉“专门汉学”的有力批判。
自珍经学的特点，具体地说，就在于以小学训诂为必要的工具，而以追求未来世界为微言大义的主旨。他主张“抱小”以见大者远者。若硬如古文家力守门户的宗派主义，“抱小”而求“因其所生据之世而有作”者，不求当世之务，服古衣，训古言，而未知今世今人，便陷于“抱小”而遣大的泥沼去了。“小”者“细”者固然为理学家玄幽之雷所抹杀，而“大”者“巨”者则又为汉学家门户之见所蔽塞，二者都不是大道。此旨，自珍持之至坚。故他说：
后世……童子入塾所受，即治天下之道，不则穷理尽性幽远之言；六书九数，白首未之闻。其言曰，学者当务精者巨者，凡小学言不足治，洽之为细儒。于是君子有尤之，尤上达之无本，尤逃其难者之非正，不由其始者终不得究物之命；于是黜空谈之聪明，守钝朴之迂回，物物而名名，不使有遁。……有高语大言者，拱手避谢，极言非所当，于是二千载将坠之法，虽不尽复，什存三四，愚瘁之士，寻之有门径，释之有端绪，盖整齐而比之之力，至苦劳矣。陈硕甫曰：是苦且劳者，有所甚企待于后。后孰当之，则乃所称闻性道与治天下者也！（“定盦文集”卷中“陈硕甫所著书序”）
因此，他认为训诂小学是通大道的工力，尤其是尊史治国的必要修养。他有“抱小”以俟来者的话如下：
学文之事，求之也必劬，获之也必创，证之也必广，说之也必涩，不敢病迂也，不敢病琐也。求之不劬则粗，获之不创则剿，证之不广则不信，说之不涩则不中，病其迂与琐也则不成。其为人也，淳古之至，故朴拙之至；朴拙之至，故退让之至；退让之至，故思虑之至；思虑之至，故完密之至；完密之至，故无所苛之至；无所苟之至，故精微之至。小学之事，与仁爱孝弟之行，一以贯之已矣。若夫天命之奥、大道之任、穷理尽性之谋、高明广大之用，不日不可得闻，则曰俟异日，否则曰我姑整齐是，姑抱是以俟来者。（“定盦续集”卷一“抱小”）
他把小学当做思维方法的一个节目去看待，当做冶道的手段去看待，应该说是乾嘉汉学的自觉批判。因为他具有他外祖段玉裁的古文传统知识，反对凭空臆造，故他关于江藩“汉学师承记”的了解，关于阮元著书的了解，都经过一番研究才进行批抨。此外他关于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也说“受而读之，每一事就本事说之，栗然止，不溢一言”（“定盦续集”卷四“工部尚书高邮王文简公墓表铭”），这是了解汉学的内行话，非今文家的门户之见。
然而，自珍已经不能完全从事于“抱小”了。他要求个性的解放，要求光明的世界，向大者巨者摸索去了。他虽然不同于刘逢禄、宋翔凤、魏源等的大义微言，而主要企图从现实社会去挖掘真实，揭露真实，指示真实，改变真实，毕竟没有严格地完全抱紧“小”字，朴拙、完密、精微之至，反而转向大而化之方面研究经义。因此，他依据“公羊”学派的观点作出“春秋决事比”，说明三世三统的大义、决狱观变的微言，并根据它作为他的变法论的张本。他说：
在汉司马氏曰：“‘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又曰：“‘春秋’明是非，是于治人。”晋臣荀崧踵而论之曰：“‘公羊’精慈，是于断狱。”………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徒相万万，世变名实徒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劘“春秋”，有专条者什一二，无专条者什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公羊氏所谓主人习其读，周其传，未知己之有罪者也。斯时通古今者起，以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隻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由是又欲竟其用，径援其文以大救裨当世，悉中容易理，竹帛烂，师友断，疑信半，为立德适道达权之君子，若此其难也！（“定盦文拾遗”“春秋决事比自序”）
龚氏此论，代表了维新变法的先辈思想。他虽然说难于在“春秋”的出没隐显的文义中，摸索其天经地义，以套于当世活的现实，然而，他的时代还不是严复的时代，不能介绍近代西洋资产阶级的学术以资观变与应变，他仍然不得不求之于公羊氏，以“春秋”之律例来说明“人伦之变”。他说：
自珍既治“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五，及别月日时，区名字氏，纯用公羊氏。……后世决狱大师，有能神而明之，闻一知十也者，吾不得而尽知之也，就吾所能“比”，则真如是。……七十子大义，何邵公所谓非常异义可怪，恻恻乎权之肺肝而皆平也。向所谓出没隐显于若存若亡也者，朗朗乎日月之运大园也。……世有疑而不肯察，闻道而不肯信，与土苴残阙而不肯守，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同上）
自珍的“比”法，并不是类比逻辑，因为类比法有一定的限制，超过类型的比便是傅会。他的比例申引之说实质上也是一种傅会。如他所说“世运……殊科，王霸……殊统，考之孤文隻义，……而得之乎出没隐显，……由是又欲竟其用，径援其文……救裨当世，悉中窾理”。这种“比”，是真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它不是小的精密方法，而是离开朴实的地基，凌空去玄牵冥索去了。虽然他诡辩“欲令今之知律者有所溯也，语曰：称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吾所以作；今律与‘春秋’小龃龉，则思救正之矣，又吾所以作”（同上“春秋决事比答问第四”），但他的方法论的根据，不能不是公羊家的醒酒的“煤油剂”，即其诗所谓“但开风气不为师”。
另一方面，自珍的具体主张，与其说是依据“春秋”经义的“比”法，毋宁说是对于现实社会的批评，后者反而否定了他自己的经义前提。越是悲剧性的作品，越显露出体系上的裂痕。从上面所引“春秋决事比自序”的前后两段难以缝补裂痕的文章看来，我们可以说，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的意识。这即是他所两面说明的。一方面他说：
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苍莽寥泬之悲者，初秋也。……予之身世，虽乞■，自信不遽死，其尚犹丁初秋也欤？（“定盦续集”卷三“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
另一方面他又说：
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同上卷一“尊隐”）
这就是近代社会将要来到的黎明前的黑暗所表现的矛盾。
附论：方东树“汉学商兑”的反动性和汉学的结束
当今文学家已经占据时代思潮主流的时候，另有以反汉学的姿态出现、实际上是在提倡腐烂的理学的反动思想的人物，方东树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方东树和龚自珍约略同时，死在自珍之后十年。当阮元以封疆大吏办学海堂，提倡汉学的时候，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方东树传记说：“道光初，其焰（按指汉学）尤炽，先生尤之，乃著‘汉学商兑’，辨析其非。书出，遂渐熄。”（苏惇元语）果然，汉学在不久以后一落千丈了。为什么呢？是不是方东树的一书之出，辨析了汉学非，就能又转入于道学之是呢？真的如方东树所说“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使其人……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仪卫轩文集”卷一“辨道论”）么？梁启超说：
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清代学术概论”，一一二页）
梁启超过于重视了此书的价值。此书析辨汉学之短处，虽有部分的理由，但不在于客观的研究，而主要是以卫道者的心传法宝，重新提倡理学。例如他在该书的“重序”上说：
宋代程朱诸子出，始因其文字以求圣人之心，而有以得于其精微之际。语之无疵，行之无弊，然后周公、孔子之真体大用，如拨云雾而睹日月。……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今之大全赖程朱出而明之，乃复以其謢闻驳辨，出死力以诋而毁訾之，是何异匹夫负十金之产，而欲问周鼎者也，是恶知此天下诸侯所莫敢犯也哉？
他的“重序”从头到尾是说明古今学术史的变迁，巧词比喻，遁词独断，完全是一篇“丽”文！他把经比为良苗，把汉儒比为勤于耕耘的农夫，把宋儒比为舂食的主妇（按舂者在古为女子职），这是什么历史学？他的意思是“求圣人之心”，使人“莫敢犯”，犯之则为“邪詖大肆”（卷上）。他不说理由，只拿云雾、天日等字眼来恐吓人，这比汉学家由训诂以明经义的研究法还不及。原来他自己说：
余生平读书，不喜异书，……惟于朱子之言有独契。觉其言言当于人心，无毫发不合，直与孔、孟无二。……故见人著书凡与朱子为难者，辄恚恨，以为人性何以若是其弊也！（“汉学商兑”“三序”）
这是何等主观的独断。就说是“异书”罢，也应该理性一点去研究不能以自己主观的“独契”，就来一个“恚恨”，甚至直求到“人性中去。这样的书（他的“书林扬觯”一书则更令人读了如饱吃一场玄风的扬沙）怎么会是“革命事业”呢！
理学家的“汉学商兑”固然是当时代表地主阶级的一种反动思想，然而汉学在这时候毕竟要宣告破产。胡适崇拜汉学，以之与科学相等，他以为汉学不应在此时消沉而竟消沉的原因，就由于“野蛮的”太平天国毁灭文化的罪过。这完全表现了胡适的露骨的反动思想，他说：
咸丰以后，汉学之焰确然“渐熄”，但此中的功和罪，……不如归到洪秀全和杨秀清的长发军了。（“戴东原的哲学”，一七五页）
太平天国对汉学的关系，有这样的历史事实么？即以当时兵马灾害扰及封建秩序而言，并不能妨碍所谓中兴大臣再复兴汉学。但中兴大臣没有这样做，自有历史说明。胡适却说：“乱平之后，曾国藩一班人也颇想提倡朴学（？），但钱破困穷的基础之上已建不起学术文化的盛业了。”（同上）他以汉学盛业之难以再建，就说斯文沦丧，发出极大的感慨，这完全是主观的痛惜心，而与方东树的恚恨心却是一源。历史主义地看来，问题正在于汉学本身。一个大时代的风浪已经来临了，它比明末清初的风浪更大，汉学使人不但步不入大世界的荆棘途中，而且成了斩荆除棘去做开路先锋的束缚。汉学的“实”退回古经中，如今的“实”要蹈入近代民主革命的社会了。我的四句汉学论，在这里便是关节：
蔽于古而不知世。蔽于词而不知人。有见于实、无见于行。有见于阙、无见于信。（解释见前）
经过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思想界，要搜寻资本主义世界的“真理”，要追求市民阶级的“个人”，要跃入和人民联系的实践中，要信仰将来所来临的历史。在要求人类解放的洪流中，主敬主静的玄学、空想的理学、心学对之固然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这是为历史的必然所决定的。而汉学的织小细腻的手法也是对之无所措其手足的，这也是为历史的心然所决定的。汉学的绝路在此。江藩和阮元已经结束清代汉学史了。在晚清，汉学家如章炳麟、王国维的业绩，并不是学术思想的主流，而仅附属于历史学中去了，这看他们自称考证朴学为通识历史的话，便可了然。然而胡适的反动的观点，是和曾国藩一样，一切都要归于农民革命的罪恶。
如果说全祖望在清初诸大儒“神道碑”、“墓志铭”等所述评的他们的思想的活动，是十七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则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所述评的乾嘉汉学家的思想的活动，为十八世纪中国学术史的总结（江氏书的次序，以閻若璩起首，而将黄宗义、顾炎武附录于后）。因为述评思潮的著作，恒在一段思潮告一阶段的时期，中外的历史都不例外。
由这里，我们就知道，方东树的反抗汉学不是在正途上迈进为思想运动，而是一种逆流。单就他的思想价值本谢而论，前人对之也没有高的评价，不论今文学家或古文学家都对之不胜其讽刺。今举今文学家皮锡瑞和古文学家章炳麟的话如次，以供参考。皮氏说：
江藩作“国朝汉学师承记”，焦循贻书诤之，谓当改“国朝经学师承记”，立名较为浑融，江藩不从，方东树遂作“汉学商兑”，以反攻汉学。平心而论，江氏不脱门户之见，未免小疵；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诋及黄震与顾炎武，名为扬宋抑汉，实则归心禅学，与其所著“书林扬觯”，皆阳儒阴释，不可以训！（“经学历史”）
章氏说：
方苞、姚范、刘大櫆，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淡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佗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静，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姚鼐欲从（戴）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微识益分。（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然东树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检论”卷四“清儒”）
方东树和龚自珍同样批评汉学的形式。但方东树的“汉学商兑”是历史的负号，而龚自珍的汉学批判却是历史的正号。因此，他们在同样的形式之下，却具有相反的倾向，方是反动的，龚是进步的。我们研究思想史必须善于区别各派的思想实质，而尽量揭露被过时的传统的思想材料所掩盖住的地方。列宁指出，凡是社会对抗“被政治历史、法制特点以及传统理论偏见所掩盖的地方，都应加以揭露。”（“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中文版，二○六页）我们研究启蒙思想及和它对立的反动思想，就应该这样，否则就容易彼传统的束缚所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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