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认为，重中之重，在于强化首都所在地关中的战略地位，他说：“立国之要，当在审视轻重，本大而末小，方得以巩固。治天下，犹如身使臂，臂使指，大小相适而不违。关中作为王箭，为四方之本；长安作为京邑，为王敬之本。其关系是，京邑如身，王瓷如臂，四方如指，此为天子所掌之要。太宗置府兵八百所，关中占了五百，故而天下不敌关中‘，玄宗时期，大卜承平，关中武备渐虚，安禄山得以乘外重之势，一举倾覆二京。由此，关中是王业的根本所在，加强关中战略之位，方能驾驭天下：”
这个建议，唐德宗没采纳，遂导致了“泾师之变”。
唐德宗逃往奉天，陆贽随驾，参预撰写诏令文书。时事务剧繁，每日诏书不下数百道，其他学士多时写不出一道，惟陆贽从容地一一接连写出，以致一旁的书吏来不及誊抄。并且，他所写的诏书，道道合情合理，考虑周密，文辞畅晓，让人看得明白。
从“径师之变”，追究朝廷为政的得失，唐德宗以为“自古兴衰在于天命，不在人事”，将自己的责任全部推去：而陆贽认为唐德宗大有责任，不推诚信，不纳忠言，亲近小人，刚俊自用，因而需要下罪己诏，重新招徕天下人心。唐德宗听从了，用赦令的形式，夹进了罪已的内容，其下达后，“虽武人悍卒无不感动流涕”，重新建立了朝廷的威信。
陆贽还分析了朝中君臣隔绝、在于上下之情不通，“下常苦上之难达，上常苦下之难知”，其原因是出于“九弊”，君主居六，群臣居三。君主的六弊是：好胜人，耻闻过，骋辩说，恃聪明，厉威严，悠强惶。群臣的二弊是：馅诀，顾望，畏儒。君臣之弊不是单向的，而是交互发生作用：“君主好胜人而耻闻过，必喜侯辞，忌直言，如此则馅诀者进，忠实之言则不闻。君主骋辩说而恃聪明，必强辞夺理以折人，施展权术以诈人，如此使顾望者大得其便，为国谋益者则难达其效。君主厉威严而态强恒，必不能虚心待人接物，群臣恐怕得罪，畏濡之风大长，符合情理之言则无法申呈。”
陆贽一针见血，针针见血，揭示了朝廷中君昏臣仿，不能意气相通，不能同心协力，不能融合一体的根本原因。
对唐德宗，陆贽有着深刻的认识，他知道这个君主想德被天下，然行德不固；在困难时想治理大下，而一旦稍有成绩，便生出骄妄之心。他发出强烈刺激的声音，以求改变唐德宗。他说：‘’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延招不得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焕然一变。……知过非难，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对陆贽之言，唐德宗在于听一与不听之间，听了心绪并不舒服，然屡奏大效；不听，自以为是，然屡出漏子。
观陆贽之才德，是十足的宰相料，观他的所作所为，也尽是相职，故人称“内相”。然他出言太直，用心太真，致力太大，虽为国家谋了利，为朝廷解了难，为君主分了优，然始终犯着唐德宗的忌，犯着朝中权贵们的忌，故而官位不得晋升，长期在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位上徘徊。相反，比他才干低得多、德行差得多的刘从一、姜公辅等人认因有着察颜观色、投人所好的能耐，仅一席话就挠到了唐德宗的痒处，被拜为了宰相。然陆贽不为自己考虑，该说的还是说，该做的还是做，虽未做到宰相，却在天下人心中已是个无出其右的宰相。他的声望，遭到了宰相窦参的嫉妒，由是百般地低毁攻击。然窦参自己却是劣迹不少，陆贽进行了揭发。彼此一来一往，是非曲直被搞混了，搞成了私人意气之争。最后，唐德宗站在了窦参的一边，将陆贽给降了职。
直到窦参失了唐德宗的欢心，陆贽才拨云见日，终于坐上了相位。成了宰相的陆贽，仍然一身正气，仍然奉行着儒家“君轻民重”的政治理念。
早先，唐德宗用杨炎、卢祀为相，而宰相具有选官的权力，他们利用这权力，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搞得朝廷中不复知公正为何物。在他们下台后，唐德宗为杜绝这弊端，在宰相报呈官员任命名单时，反复斟酌，然斟酌过了头，以致时常耽误了正常的人事安排。陆贽秉政后，提出让各部门长官自行推荐僚属，但若有不称职的事发生，其推荐人连坐。此法被批准推行后，风闻各部门长官利用此权，大肆接受贿赂，多引用私人亲属。唐德宗下诏，对官员的荐举权返归宰相。陆贽用了两个历史经验，来说明用人不可因小废大。一个是齐桓公问管仲，什么样的事影响霸业？管仲回答说：“得贤不能用，任贤不能固，害霸；固始而不终，害霸；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以此强调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一个是武则天有知人之明，用人广，却考课严格。以此佐证沙里淘金的作用。唐德宗认为陆贽说得有道理，然还是终止了部门长官的选人权。
安史之乱后，边境空虚，朝廷每年征调河南、江淮军队，前往西北边境驻防，时称“防秋”。然由于士卒多未经过训练，将帅之间又缺乏协调，故而屡战屡败。 陆贽对此认为其中有“六失”，并提出相应的积极措施，以纠正“六失”：扬各军种之长，以纠一失；赏罚分明，以纠二失；划清责任，以纠三失；统一指挥，以纠四失；确定役期，以纠五失；选帅恰当，以纠六失。唐德宗再次赞扬了他的建议，然却不予以施行。
陆贽为相，截然不同于其他宰相，他不擅权自重，而是身体力行，努力纠正用人的不正之风。然不论事情关系到何人，都义无反顾地进行直陈，常常逆了唐德宗的“龙鳞”。有人劝告他，说话当适可而止，不要太过。可他回答说：“我上不负天子，下不负所学，岂能顾及其他！”
宦海是波涛汹涌、险象迭生的，在 陆贽一次次化险为夷后，终因唐德宗对他的日积月累的恨意，导致了他政治生命的结束。时以奸侯闻名的裴延龄，以他高超的逢迎术，获得了唐德宗的宠信，被拜为判度支。人都不敢言，惟有 陆贽连连上言反对。在裴延龄的谗言下，在唐德宗的恼怒下， 陆贽被罢了相。继而，冠以“动摇军情”的罪名，险些被杀了头，幸得谏官们出手救援，被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别驾。
到了荒远的贬地， 陆贽闭门不出，著了《今古集验方》五十篇。
细说隋唐67：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贞元二！‘四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长期卧病在床并已不能说话的太子李诵，强挣着身子，在百官的拥戴下，登上了皇位，是为唐顺宗，改元永贞。
看似废人一般的唐顺宗，与他外表截然相反，有颗想做一番大业的慷慨之心。这颗心是他在东宫时，被王叔文所激起的。
王叔文为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擅长政治之道，因棋艺精湛，被唐德宗任命为东宫待诏。李诵在身体尚可的时候，曾与东宫官员谈论时事，谈到宦官极其扰民的宫市时，群情激愤，而惟独工叔文一言不发。人去后，李诵问他为何无言，他说：‘“太子奉事皇.仁，只要视膳问安即可，不该参预外事。皇仁在位己久，一旦小人以此进谗言，说太子拉拢人心，太子将无法辩解。”李诵听后，如醒醚灌顶，当即表示，若非王叔文，他是听不到此言的。
从此，王叔文成了李诵最亲密的心腹。东宫的所有事务，李诵全倚恃他的意见。他分析朝中政治势力，为李诵日后即位，设计了一幅政治蓝图，常对李诵说，某人可为相，某人可为将。他没有限于坐而论道，而是付诸行动，暗『户交结希冀在政治上有大发展的名士，如韦执谊、陆质、吕温、李景俭、韩哗、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等十多人，结为生死之交。此外，还结交了禁军、方镇等军政人物。
唐顺宗登位后，由于病情严重，根本处理不了政事。由此，政柄实际上是由王叔文操掌着。王叔文主外，他和唐顺宗的联系，全靠以前的太子侍读王任。王任是杭州(今属浙江)人，胸无大志，长得很是丑陋，加上一口京师人难以听懂的家乡话，极无人缘。然他仗着与唐顺宗曾有过的同性恋关系，能自由地出入于宫廷内外。王还还与宦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结成了联盟，共同影响唐顺宗。
王叔文因缺乏资历名望，只能出任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王坯以同样的原因，出任翰林待诏。为控制相权，王叔文以韦执谊为相。实际上，一切都是王叔文说了算，韦执谊不过是对外传达命令而已。以前所结交的名士，也均被安排到各要职上，尤其是刘禹锡、柳宗元更是受到王叔文的重视，前者被认为具有宰相之才，后者被认为日后定得大用。
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形成了，出于这个集团本身的利益，也融人了士人担当天下道义的成分，由此提出了一系列的革新主张。因发生在永贞年间，史称“永贞革新”。
革新的主要内容是：抑制宦官，禁止扰民害民的官市以及五坊小使，以期消灭宦官专政的现象；抑制方镇，收激地方财政及用人之权，以期提高中央集权；抑制陈旧势力，起用新人补充政权，以期推出全新政局；抑制苛政，降低与减少各种赋税劳役，以期获得民心。
单论这些举措，自然有强国强民的作用。然而，这个集团的结构本身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可谓是良秀参半、鱼龙混杂，动机不是很纯正。其中一些人成了暴发户，他们车马往来，受贿纳赂，尽情挥霍。尤其是王伍，府中设立一个无门大柜，以受来讨官者的贿物，为防止被盗，晚上其妻竟睡在上面。就是一些优秀的人员，也不免意气用事，利用权力，大肆发泄私愤。如尚书右承韩皋对王叔文有些不敬，立即被贬为湖南观察使。刘禹锡任屯田员外郎，掌管度支盐铁大权，对大臣多有伤害行为，受到侍御史窦群的弹勃，结果窦群反遭罢官。柳宗元任礼部员外郎，因与御史大夫武元衡有个人矛盾，就将武元衡贬了职。如此的现象比比皆是，不胜枚举。从而他们扩大了打击面，缩小了自己的阵营。被打击的朝臣被迫与宦官、方镇联手，遂使他们成为一群相当孤立的人。
对于建设新阵营，这个集团也缺乏有序的方略。为了急于补充力量，他们对那些亲近自己者，毫无原则地予以吹捧，然后迅速升官，一天之内可以任命多人，以致滥竿充数、泥沙俱下，极大地损坏了自己的形象。
在舆论的强烈攻击下，唐顺宗的态度开始变得暖昧起来。宦官首领俱文珍利用舆论，说服唐顺宗罢去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之职。时翰林院实际上已经替代了宰相机构，在控制着朝廷大权。此诏令一出，王叔文急得对人说：“我随时要人翰林院商量公事，若没了此职，再也不能人内！”在王任的周旋下，唐顺宗才同意王叔文三、五日一入翰林院。
为反击宦官，王叔文考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即谋夺被宦官所掌握的兵权，彻底消除宦官的实力背景。由此，他任命将军范希朝为统京西北诸镇行营兵马使，以韩泰为副手。当时宦官集团还没理解王叔文的意图，听任命令颂布；可各方镇仇恨王叔文的变革，立即向宦官集团陈述了其中的原委。宦官集团醒悟后，急令各方镇不得将军队调来。故而当范希朝、韩泰到达任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面对的只是空无军队的大营。王叔文闻讯，只能长叹：“奈何！奈何！”
王叔文的釜底抽薪之计。只是徒然地打草惊蛇了一下，非但未收到任何实际效果，反而引起了宦官集团的高度警觉。此时，王叔文像所有书生气过重、缺乏弹性的前辈一样，在过于自负的失败后，陷人一筹莫展之中。为了取得宦官集团的谅解，他收起了以前咄咄逼人的锋芒，百般解释他并无恶意，一切是出于对国家利益的考虑，是出于为朝廷兴利除害。尽管他解释得委实可悯，可俱文珍等宦官并不为其所动，时不时给予严厉的驳斥，驳斥得他无言以对。
在王叔文集团的招数用尽后，俱文珍抓住他们的弱点，也在根本上发起了凌厉的反攻。这个弱点，就是王叔文集团出于专权，出于长期控制唐顺宗的目的，一直在压制朝臣要求册立太子的呼声。立太子是传统政治的首要之事，被认为是天下本之所在，俱文珍会同宦官刘光琦、薛盈珍以及朝臣郑细、卫次公、李程、王涯等人，共同说动唐顺宗，册立唐顺宗的长子李纯为太子。如此，宦官集团在许多反对王叔文的朝臣的支持下，以推戴之功，获得了未来君主的亲近。而李纯也因王叔文集团的反对，对他们产生了极大的仇恨。
在册立太子的大典上，文武百官争先恐后地向李纯祝贺。王叔文感到大势已去，喃喃自语地吟出了杜甫《诸葛亮祠堂》中的二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灭己志气的言语，损害了本集团的斗志，助长了反对派的气焰。
太子一立，形势彻底扭转，王叔文集团内部因此有了裂痕。韦执谊见王叔文并非干大事的料，逐渐不再唯命是从，彼此之间出现了争执。王叔文在此危急关头，非但不思如何在内部加强团结精神，却将韦执谊恨之人骨，私下大叫要杀了韦执谊等离心离德者，以致寒了众人之心。
反对派通过太子，控制了政权，逐渐清洗王叔文集团成员。王叔文以退为进，以母丧为由辞了职。王叔文一走，王坯按照密议，前去向宦官集团低三下四地请求用王叔文为相，且总管禁军。这无疑是与虎谋皮，白然不会有什么结果。待工还再三请求不得后，他也以中风为由，退到了家里。
二王的退隐，等于宣布了革新集团的全面失败。俱文珍等人先是要求唐顺宗下诏由太子监国，旋即又敦促唐顺宗退位，让太子继承皇位。唐顺宗是风前之烛，经不得任何动荡，再没了王叔文集团的支撑，已毫无政治价值可言，只能听凭他们的摆布，同意了他们的所有要求。
李纯登位，是为唐宪宗。他将唐顺宗尊为太上皇后，立即对王叔文集团进行全面的开刀。王叔文、王还被贬杀，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哗、凌准、程异、韦执谊八个于将一体被贬为边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贞革新”昙花一现，前后只有八个月。
次年，也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太上皇唐顺宗吐出了最后一口气。
细说隋唐68：刘禹锡、柳宗元
“唐宋八大家”，唐占了二人，除了为首的韩愈外，尚有个柳宗元。柳宗元之名与刘禹锡齐，尽管无并称之号，然因文、因政，后世史家常将他俩置于一处。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今属河南)人，出生于儒学之家。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州)人，人尊称柳河东，出生于官宦之家：两人于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同科及进士第。
在各经仕途晋迁后，刘禹锡、柳宗元均在唐顺宗时参与了以王叔文、王坯为首的改革。改革自有报国报民的因素，然他们一些过分的个人作为，也遭到了舆论的非议。他俩凭借手中的权势，不仅打击了阻碍改革的朝臣，也打击了他们往日的仇家。他们给长安笼罩了恐怖的气氛，人不敢呼其名，道路以目，惧称为，.二王刘柳”。改革运动遭到失败后，两人被处以流放式的贬职。(详见《唐顺宗与永贞革新》)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朗州在当时是非常落后的地方，各民族杂居，风俗与中原相去甚远，尤其让刘禹锡不适应的是，他竟然没一个人能说说话。在百般无聊的境况下，刘禹锡以诗文自娱，陶冶性情，克服了孤独，克服了寂寞，克服了水土不服。与此同时，他努力将自己融人到当地的生活中去。朗州古属楚地，风俗好巫，盛行歌舞相合的摊戏。他将楚辞的骚体编成新的歌词，以教当地的巫祝之人，致使摊戏提高了文化层次。他的新歌词不胫而走，受到了武陵一带少数民族的喜爱，得到了广泛的传唱。
以屈原自比，以张九龄自慰，刘禹锡在痛苦中挣扎，在艰难中求索，成了传播汉文化的使者，成了沟通各民族文化的功臣。
在这过程中，他没有被上层所忘记，宰相惜其才，要将他召回，任为刺史。可唐宪宗余怒未消，诏令“逢赦不原”，即就是天下大赦，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也不能赦免；
一贬贬了十年，到了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宪宗已将旧事淡忘，听任宰相们将刘禹锡从朗州召回长安。回到长安的刘禹锡，本已内定安排在尚书省任职。可还未等任命下达，他以诗惹下了大祸。时阳春三月，他闲着无事，到崇业坊玄都观游玩，观内桃树繁花似锦，观者如潮，他一时兴起，赋了首诗，叫《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此诗很快得到传播，传播到政坛，有人认为这是刘禹锡在发牢骚，对他被贬之事心怀不满。唐宪宗和权贵们很是不悦，由不得刘禹锡分辩，再将他贬为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
播州在当时被认为是极远之地、极苦之地，而刘禹锡上有八十多岁的老母要奉养。宰相裴度出来为他说话，说将刘禹锡发放到这苦远之地，老母又不能带去，生离死别，恐有违皇上提倡的孝道。唐宪宗则回复说，为人子者，做事当谨慎，要为父母亲考虑，刘禹锡实在是有失考虑，咎由自取。由此他拒绝了裴度的说情，拒绝之后，想想还是不妥，又接受了裴度的意见。此时，被贬为柳州(今属广西)刺史的柳宗元，提出与刘禹锡调换，也打动了唐宪宗。由此，刘禹锡被改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县)刺史。
又是十年。这十年中，刘禹锡被调动了几地，在连州呆了些时候，调到了夔州〔今重庆奉节)，再调到和州(今安徽和县)。
唐文宗登位，刘禹锡才得以重返京师。到了京师，他对文字狱一事仍耿耿于怀，复赋诗《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落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卯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次诗传出后，没再受到追究，然人们在赞赏他的诗才的同时，也鄙薄他气量过于狭隘。
在赏识他的裴度的保护下，刘禹锡终于得到了较为重要的职务：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然在裴度被罢相后，他遭到了排挤，先是出为苏州(今属江苏》刺史，后回中央任太子宾客，人称刘宾客。
刘禹锡晚年和白居易最为相得并齐名，人称“刘、白”，常互为唱和。白居易最欣赏的刘禹锡诗句是：“雪里高山头早白，海中仙果子生迟”；“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并誉为“神妙”。
此外，他的《西塞怀古》、《金陵五题》，被江南文士誉为难得的佳作。
当初和刘禹锡一起遭贬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永州比朗州好不了多少，被连绵的群山所包围，浓重的瘴气到处弥漫。他似乎没有刘禹锡那样放达，心情很是郁饱。然当他将这郁慢写进诗文后，却化成了一种空茫、寥廓、孤寒、凄凉的感伤美，时人读后不胜烯嘘。如此的文有数十篇，如此的诗也有数十首，其中可代表这种意境的，当推《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实际上，单凭这一首诗，柳宗元在文坛上就足以不朽。
就在刘禹锡首次被召回长安的元和十年，柳宗元被迁到了柳州当刺史。兴许在改革中他结的冤家比刘禹锡更多，从而遭人非议也更多，故而没能像刘禹锡那般幸运地返回长安，以致死于柳州，年仅四十七岁。柳宗元对前途已相当失望，他给在柳州出生的两个儿子起了相当乡化的名字，唤作周六、周七，他撒手人寰时，他们仅三四岁。
柳宗元在柳州为民做了些好事。柳州有种陋习，人若要借债，得将儿女抵押，到时还不出债，则儿女被债主没为奴蟀。柳宗元不避阻力，大胆革除这一陋习，并拿出私钱为那些已没为奴脾者赎身，还给他们的父母。
柳宗元在年轻时，特别推崇西汉《诗骚》，从而构思下笔充满了古意。时人评为“精裁密致，璨若珠贝”。靠着扎实的基础与行文的特色，他积极投身于古文运动，写出了大量优秀的散文，如《捕蛇者说》、《三戒》、《永州八记》等，将文学艺术与现实批判相结合，升华出了一个新境界。
在柳州的困顿境遇下，柳宗元没有停止创作，继续在为文坛贡献杰作。他虽潦倒于政坛，却在文坛声名显赫，人敬称柳柳州。南方的进士，不远千里，前来求师，且一人其门，必为名士。
他做了好事，民众纪念他；他写下了佳文，士人纪念他。由此，在他身后，人们于柳州罗池为他盖了庙，韩愈撰写了碑文。
细说隋唐69：中兴之主唐宪宗
通观唐代中晚期的历朝君主，最有闪光点的，当是唐宪宗。在对付藩镇割据的历史问题上，他审时度势，连连用兵，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在形式上将帝国重归一统，被称为“中兴之主”。
唐宪宗名李纯，为唐顺宗的长子。在六七岁时有一则近乎传奇的故事：祖父唐德宗因他聪慧，很是宠爱，有次将他抱坐在膝上，逗着玩地问道：“你是谁家的孩子，坐我怀中？”回答出乎唐德宗意料之外但又在情理之中：“我是第三天子。”从此使唐德宗对他更加刮目相看。
童言无忌，李纯的这一言语，道出了他的心志。虽然他说的是事实，因他是唐德宗的长孙，按照嫡长制，他当是第三代君主。然制度是制度，现实是现实，在多事之秋的宫廷中，他能顺理成章地走上皇位，毕竟是幸运的。
走上皇位伊始，出于权力争夺的需要，出于对支持他的势力的交代，他严厉地制裁了“二王八司马”革新集团。然而，他并非全面否定革新的内容，尤其是打击藩镇，加强中央集权。实际上，他的步子比革新集团走得更远，采取的措施更为凌厉，获得的效果也更为瞩目。
唐宪宗与藩镇割据斗争的序幕，是在西川拉开的。
在尚能听命于朝廷的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后，其属支度副使刘辟仿照其他藩镇的做法，自为留后，然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时唐宪宗才登位，万事还没有理出个头绪，从而任命了刘辟为西川节度副使、知节度事(即代理节度使)。然这个姑息的做法，遭到了右谏议大夫韦丹的反对，他说：“今赦免刘辟的罪行，势必群起仿效，朝廷将只剩下东、西二京之地，谁还会服从朝廷！”韦丹的意见，代表了朝廷中强硬派的看法，唐宪宗同意他们的看法，只是苦于时机尚未成熟，由此机变地任命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钳制西川。
然未等韦丹上路，在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刘辟已提出了得陇望蜀的要求，请求批准他兼领三川(东、西川与山南西道)之地。此时，唐宪宗已在皇位上坐稳了，一口拒绝了他。刘辟对此作出的反应是，调兵遣将，将前东川节度使李康坐镇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团团围住，准备自命他的僚属卢文若为东川节度使。
对刘辟的叛乱行为，唐宪宗决定出重兵讨伐。可朝中的公卿百官，绝大多数认为巴蜀地势险要，难以攻取。惟有宰相杜黄裳力排众议，支持唐宪宗讨伐，并推荐虽资望稍浅但具文韬武略的神策军使高祟文领军前往。这个主张，随即得到了翰林学士李吉甫的赞同。
唐宪宗对藩镇割据形成强硬态度，杜黄裳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曾对唐宪宗分析说：唐德宗在饱经患难后，对藩镇采取了姑息的政策，停止了使用武力。藩镇节度使亡故后，朝廷多派中使<宦官)前去观察军情，看谁合适继任。而那些欲自立者，往往贿赂中使，使他们回朝叙职时多多美言。不知底细的唐德宗，对这些人大多给予了委命，从而再也没有朝廷所派出的节度使。今国家振立纲纪，必须以法度制裁藩镇，如此，天下才可得到治理。
这话切中了时弊，也切中了唐宪宗的心怀。
对西川的战争，唐军以压倒的优势在推进。在高崇文的指挥下，唐军兵分二路，与山南西道部队相呼应，直捣西川的治所成都。全线溃败的刘辟，在逃往吐蕃的途中被生擒，押往长安斩首。
西川归于中央后，唐宪宗调河东节度使严缓，会合天德军，讨伐抗拒朝廷的夏绥〔今陕西靖边)节度留后杨惠琳，再次获得了连锅端的大捷。
西川与夏绥问题的解决，空前地提高了中央政府的威望，并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许多藩镇的节度使，先后提出人朝，接受朝廷的安排。
在这潮流之中，镇海节度使李铸，也上书表示了同样的意思。然他只是装装样子，并非真心诚意，以为如此就可以对付过去。岂知朝廷来真的，派中使前去劳军，实质是催促李铸启程。李椅一拖再拖，拖到无法再拖，又以身体有病予以搪塞。唐宪宗问宰相武元衡如何对付，武元衡的回答相当干脆，说唐宪宗登位不久，若放纵李铸说来就来，说留就留，将无法号令天下。唐宪宗由此正式下了诏书，令李铸人朝。
李铸被逼之下，打出了反旗。他让先期安排的内应，杀了苏州(今属江苏)、常州(今属江苏)、湖州〔今江苏吴兴)、杭州(今属浙江)、睦州〔今浙江淳安)五州刺史，接管各州的军政大权。另派军进屯石头城(今江苏南京)，抗御北来的官军；唐宪宗下令剥夺李铸的官爵，遣淮南节度使王愕为招讨处置使，率各道兵招讨。王愕以本部兵出宣州(今安徽宣城)，令江西兵出信州〔今江西上饶)、浙东兵出杭州，同镇海合拢。
在官军日益逼近之际，镇海军内部发生了分化，兵马使张子良等人反正，挥部攻人镇海军治所京口(今江苏镇江)，活捉了李铸。李铸被押往长安，腰斩于街市。唐宪宗命没收李铸的全部财产，以代替浙西民众当年的赋税。
在连连得手的情况下，唐宪宗决意解决河北诸镇长久父子相袭的弊端。他选定的切入口是成德镇，把握的时机是节度使王士真死，其子王承宗自为留后。宰相们却认为不妥，理由是河北诸镇旧弊积重难返，加上各镇盘根错节，不可轻率从事。然宦官土突承璀为争取权力，以王承宗进攻德州《今山东陵县)为由，说动了唐宪宗下令征讨。尽管集结的部队不少，也取得了一些胜利，然由于互相之间的各种矛盾，致使劳师糜晌，久讨无功二此时王承宗也有些捉襟见肘，提出以缴纳贡赋、接受朝廷委派官吏，作为妥协条件。唐宪宗见无力再征讨，以此为台阶，正式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撤走了征讨部队。后来，唐宪宗再次对成德镇采取行动，王承宗又以悔过自新、遣送质子、交割二州版图为条件，使官军撤退了事。因而，成德镇实际是唐宪宗时惟一未能啃下的骨头，可王承宗的表面归顺，多少为唐宪宗的形式统一，提供了一块遮羞布。
对成德镇休战之后，唐宪宗欲将兵锋指向河北的另一个藩镇—魏博镇。时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田怀谏被拥立为节度副使，以牙内兵马使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唐宪宗在宰相李吉甫的支持下要用兵，然另一宰相李绛认为，田怀谏是乳臭未退的毛孩子，肯定控制不了局面，不久将发生内变，因此不必用兵。最后照着李绛的主张在等，结果真的等来了内变。唐宪宗遂任命领导内变的田兴为节度使，使魏博镇也在形式上归顺了中央。
对唐宪宗平藩生涯而言，最为辉煌的，当是平定淮西吴元济，人称“淮西大捷”。这场战争足足打了四年，影响波及全国。(详见《裴度》、《李[朔心]》)
平藩的最后一个大胜利，是平定淄青李师道。在吴元济兵败身亡后，各藩镇再度向朝廷献忠心，纷纷表示质子割地。李师道作了同样的表示，然不久就反悔了，继续与朝廷分庭抗礼。唐宪宗早就想解决淄青镇，遂乘势调宣武、义成、武宁、横海与魏博.五镇之兵进行会剿。还未等兵临城下，淄青军都知兵马使刘悟响应官军，杀了李师道。从而淄青十二州全归顺唐廷。
唐宪宗平藩的巨大功绩，使他成了安史之乱后最伟大的君主。他的再造统一，尽管相当部分是流于形式，然毕竟使唐帜重新飘扬于全国大地，也使唐柞得以多绵延了一个世纪。
在长期的心力煎熬中，为取得精神支柱，他深深地崇信了佛教。在他的晚年，他将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的佛骨迎到了长安，掀起了王公贵族、黎民百姓竞相施舍奉养的热潮。
他寻找精神支柱信了佛教，然为了长生又信了道教。求长生得修炼，修炼的方式之一是服金丹。金丹服得多了，内里燥热得不行，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年初暴崩。
唐宪宗服金丹暴崩，是官方的宣告。时人不信，说是宦官陈弘志所轼。不管真相如何，宦祸在唐宪宗身后大泛滥却是不争的事实。
细说隋唐70：裴度
唐宪宗有“中兴”之功，这功中有裴度的一份。
裴度，字中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东北)人。在进士及第、制举高中后，授河阴(今河南荣阳东北)县尉。后任监察御史，上疏抨击权贵，犯了唐宪宗的忌，被外放河南府功曹。再几经转迁，官居司封郎中。
裴度为唐宪宗建的第一功，是以君臣大义，说服魏博镇节度使田兴效忠于中央，使朝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魏博镇同题，从而在河北打进了统一的楔子。他以此功被晋升为中书舍人，再迁御史中垂o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淮西镇彰义(治所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隐匿父丧，自摄蔡州刺史，自领军务。然与吴元济离心的判官杨元卿，向朝廷密报了真实的情况。唐宪宗早在平定西川之后，就有对淮西用兵的意思，此正好是师出有名的良机。
唐宪宗命山南东道节度使严经为申、光、蔡招抚使，督领诸道兵进兵淮西，讨伐吴元济。次年年初，昊元济反守为攻，将兵锋推进到洛阳附近。然严缓并非吴元济的对手，尽管朝廷一再增兵驰援，结果还是在慈丘(今河南泌阳东北)被击败。幸得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在临颖与南顿(今河南项城西)连败淮西军，才扭转了局势。
于此之际，裴度以兼刑部侍郎之职，奉命前往蔡州行营宣慰官军。他在前线仔细地观察了各部的作战状况，透彻地了解了战场形势。回朝述职时，唐宪宗间他诸将如何，他说李光颜见义勇为，必能有所成。不几天，就传来了李光颜大破淮西军的捷报。唐宪宗极为钦服裴度的预言，从而加重了裴度在他心中的分量。
对淮西的战争，被唐宪宗列为头等军国大事，他命宰相武元衡分管此事。武元衡，字伯苍，河南缎氏〔今河南邱师南)人，是深孚众望的相才。他和裴度，在淮西问题上，都是强硬的主战派。
吴元济在遭到官军多次重创后，觉得孤掌难鸣，遣使向成德、淄青二镇求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从唇亡齿寒的角度，发出了响应。他们没有立即出兵，而是多次上表朝廷，请求赦免昊元济，然均遭到唐宪宗的拒绝。于是，王承宗在观望，李师道却出兵偷袭了河阴(即裴度的家乡)，焚毁了大量的钱帛粮谷，引起朝野大恐慌。
李师道军事、政治双管齐下，他再度遣使人京，向武元衡要求赦免吴元济。使者的态度极其蛮横，遭到了武元衡的斥责。李师道的谋士献计说：“天子之所以一心平淮西，主要是得了武元衡的支持。若是暗杀了武元衡，其他宰相将再也不敢主战，当会劝天子罢兵，由此淮西自然得以解围。”李师道不仅同意了此计，且添了一点，即将裴度一起予以解决。
元和十年(公元8巧年)六月三日的拂晓，武元衡像往常一样骑马上朝，刚出所居的靖安坊东门，刺客从暗中射出了密集的箭，射得武元衡的随从纷纷逃散，然后牵了武元衡的马走了十几步，杀了武元衡，取了首级而去。此时，走出所居的通化坊的裴度，也遭到了袭击，头部被连砍屯刀，疾走几步，倒在了路边的水沟中。他的随从王义以身掩护，被砍断了右手。刺客以为裴度已死，没有细看就走了。幸得裴度这天戴着毡帽，伤势不太严重。
京师大索，然未能抓到刺客。
此事震动朝廷，震动京师，震动天下。许多宰相与朝臣确实如李师道的谋士所估计的那样，他们怕了，上朝要卫队严加保护，天未明不敢出门，还要求罢免裴度，以安慰淮西、淄青二镇。
惟有兵部侍郎许孟容慷慨陈言：“宰相横尸路边，是朝廷的奇耻大辱，当起用裴度为宰相，追捕刺客，以澄清乱臣贼子的根源。”
唐宪宗此时体现了伟君的风范，他命禁军守卫裴度的居所，让他安心养伤，并不断派人前去关怀。针对罢免裴度的呼声，他怒斥道：“若是罢了裴度的官，正是中了奸贼之计，朝廷将再无纲纪。我用裴度一人，足以破淮西、淄青二贼！”
随即，颁布诏令，以裴度为宰相，主持对淮西的战事。
用裴度为相，等于是唐宪宗铁心平藩的宣言。这一举措安定了人心，加强了主战派的力量。朝廷调兵遣将，重新作了对淮西的军事部署。
然而，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支撑，官军对淮西军的实力对比，并不能产生压倒的优势，在双方对垒了一年多后，官军在铁城(今河南遂平西南)遭到惨败。败报传来后，主和派重新抬头，其以翰林学士钱徽等人为首，争取了舆论的支待，请朝廷罢兵，赦免吴元济。主战的裴度等人已成为少数派，然唐宪宗仍义无反顾地站在他们一边。但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严重的，一是军事上的，进攻淮西的军队是由诸镇杂凑而成的，将领们或无军事韬略，或拥军观望，或倚贼自重，因而导致了胶着状态的出现；二是财政上的，国家长期用兵，开支已不胜负担，民间的运输已经相当疲乏。宰相李逢吉、王涯出于实际的困难，倾向了主和派，提出罢兵求和的主张。
决心和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唐宪宗陷人为难之中。此时，裴度自动提出去前线督战，并以“与贼势不两立”的誓言，保证不辱使命。他对唐宪宗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拜有日；贼在，则归来无期。”
奔赴淮西的裴度，带着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的头衔，然名为宣慰，实际行着元帅的权力。他到了前线后，以浩荡皇恩宣慰众将士，激起了旺盛的战斗力。旋即，废除了宦官监军规矩，让将领们得到了自主权，调动了将领们的积极性。再者，申明了军纪，规定了各军的责任。由此，大幅度地改造了北线诸军的面貌，彻底扭转了战局，接连取得大捷。
在裴度的感召下，唐随邓节度使李怨领西线官军，攻破了吴元济盘踞的蔡州，终于赢得了对淮西长达四年的战争的胜利。
裴度进驻蔡州，废除了吴元济颁布的各种陋规苛法，如禁止行人说话，夜晚不准点灯，不得聚众饮酒等：蔡州百姓颂称为，从此有了人生之乐。
此后，回到长安的裴度，审时度势，浦助唐宪宗和平解决了成德镇问题，用军事解决了淄青镇问题，完成了唐帝国重归一统的大业。
裴度的政绩之所以为人称道，不仅在于他对平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且在抑制宦官上，也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
唐宪宗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宦官扶上台的，从而，他在即位以后，对宦官给予了相当的纵容。尤其突出的是，皇宫宣徽院五坊(鹰坊、狗坊、雕坊、鹤坊、鹊坊)小使，借着君主的包容，到处横行不法，敲诈勒索。他们对下邦(今陕西华县东北)县令裴寰勒索不成，反诬告他有罪。唐宪宗偏信小使，要对裴寰处以极刑，裴度直言进谏，才挽救了裴寰。
五坊使杨朝坟为了收宫中放出的高利贷利息，用乱捉和严刑处置了千余人，从而激起长安一片愤怒声。裴度等人请求唐宪宗予以过问，制止这种恶弊。然唐宪宗却以“小事”推托，不肯采取措施。裴度上谏说：“朝廷正在对淄青用兵，此与五坊使作恶百姓相比，前者为小事，后者为大事。用兵有失，至多危及山东一地；而五坊使横行不法，将会扰乱京师。”在裴度的坚持下，唐宪宗不得不将杨朝坟赐死，以平民愤。
然而，唐宪宗对裴度的让步，只是在借重他平藩，当淄青何题解决后，觉得裴度已完成了他的作用，听任朝臣对他的排挤，让他带宰相衔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从唐宪宗晚年，又经唐穆宗、唐敬宗二朝，正直的裴度多次遭到朝泛的排挤，沉浮于宦海。
宝历二年(公元820年)，宦官就了唐敬宗，裴度出面靖难，扶了唐文宗登位。
细说隋唐71：李[上朔下心]
为将者，战无须多，只要一次大战打出奇迹，便足以成名将。李[上朔下心]以雪夜人蔡州活捉吴元济的奇迹，成了唐中兴的名将，成了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名将。
李恕，字元直，挑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他是将门之子，且是名将之子，其父李晨，是解唐德宗奉天之围并收复长安的大功臣。他以父荫人仕，历任多种官职，至唐宪宗对淮西用兵之际，他的职位是太子詹事、宫苑闲厩使。
相对职位而言，这场战争本来与李[上朔下心]并无多大的关系。然因战局推行得不顺利，这个名将之子按捺不住了。元和十一年(公元X16年)，位于蔡州西线的唐邓节度使高霞寓遭到全军覆灭的渗败，仅只身逃脱。败绩传出，朝野一片震惊。唐宪宗易荆南节度使袁滋为帅，接替高霞寓。可袁滋到任后，更是无所作为，他令部队不得犯吴元济之境，而昊元济出兵相攻，他又卑词请嫌和。可能袁滋是在用骄敌之气然后乘之的兵法，然而，实际效果却是相当的糟糕。于此之际，李[上朔下心]上表自陈，要求到前线效力。宰相李逢吉认为李[上朔下心]有军事才干，也极力推荐。由此，唐宪宗任他为唐邓节度使，前去接替袁滋。
李[上朔下心]到达任所，接管的部队士气极为低落。在大败并屡败之后，将士们普遍产生了恐战的情绪。李[上朔下心]毫不见怪，反对将士说：“天子知道我柔懦，特派我来安慰大家。至于攻战进退，这不是我的事。”他探视受伤的将士，以恩信结拢军心，绝无威严之容。有人建议他整顿军纪，他却说：“贼闻我来，必加强战备，我得故意显示军纪松弛，让贼以为我无能，待贼松懈，然后何机相图。”李[上朔下心]麻痹敌人的做法，收到了预期的成效，吴元济果然放松了戒备，认为名位素微的李[上朔下心]不足为虑。
李[上朔下心]以宽柔之道，赢得了将士的爱戴，重振了士气。半年之后，他认为军队已能为他所用，再上表请求增兵。唐宪宗调了河中、娜坊二千骑兵，归他节制。与此同时，他修缮兵器，秘密作了军事部署。
在攻势上形成突破的，是起于义释敌将丁士良。丁士良为吴元济的晓将，不慎被李[上朔下心]的巡逻队俘获。俘获后，他辞气不屈，视死如归。李[上朔下心]亲解其缚。好言相慰。丁士良被感动了，誓死以报义释之恩，在被署为捉生将后，献计说：“昊秀琳拥数千众，据守文城栅(距蔡州西南一百二十里)，为吴元济左臂。官军屡攻不能得手，实在于他有陈光洽为谋士。陈光洽恃勇轻出，我当为公生擒之，如此吴秀琳必归降。”李[上朔下心]让他按言而行，果然擒了陈光洽，果然吴秀琳来降。
去了吴元济的左臂，李[上朔下心]反其道而用之，将文城栅变为打击蔡州的据点，将吴秀琳变为打击吴元济的前锋。成了李[上朔下心]衙将的吴秀琳，率其部进攻蔡州外另一要害吴房(今河南遂平)，夺得外城。
李[上朔下心]收降丁士良、吴秀琳成功，将这经验予以推广，对敌占区更多的军民采取了攻心战。对淮西来归附的民众，特设行县(临时县)以为安顿。对淮西来归降的将士，给他们父母资粮帮助其回乡。从而有效地瓦解了部分淮西军民为吴元济卖命之心。
在政治之道收效后，李[上朔下心]展开了他的军事才干，连续攻占马鞍山(今河南确山西北)、碴呀山(今河南遂平东)、冶炉城(今河南遂平西北)、朗山(今河南确山)、白狗栅(今河南息县西北)、坟港(今河南平舆西)等地，从西、南、西北三面，端掉了蔡州的外围据点，从而使蔡州大幅度地暴露在官军面前。
将蔡州孤立以后，李[上朔下心]开始酝酿夺取蔡州。蔡州是淮西镇的政治、军事中心，是吴元济指挥淮西军与官军对抗的老巢。与众不同的是，李[上朔下心]没有把对这最高战略的讨论，限于政治可靠的智囊人员，而是征求了吴秀琳的意见。被感动的吴秀琳，推心置腹地提出：要夺取蔡州，非得先生擒淮西骑将李枯不可。吴秀琳提供情报，李[上朔下心]以疑兵之计，生擒了李佑。
李佑不是等闲之人，他曾为吴元济立下过赫赫战功，多次重创官军。官军对他恨之入骨。李佑被擒后，将士纷纷要求杀了他。李[上朔下心]不许，他擒来李佑，不是为了替官军报仇的，而是要借他之力，夺取蔡州。他还是用亲解其缚，以诚相待的老办法，收降了李佑。
李[上朔下心]无视众人异样的眼光，将李佑作为主要智囊，再加上另一个降将李忠义，三人常在密室商议，有时竟议至半夜。有人劝告李[上朔下心]对李佑多加防范，而李[上朔下心]非但不听，反愈加信任李佑。
是不是出于李佑的指点，史书没有记载，然在李[上朔下心]和他多次密议后，招募了三千人作为敢死队，时唤“‘突将”，亲自进行训练。训练达到要求后，李[上朔下心]准备用这敢死队突袭蔡州。正在此时，天气突然转雨，雨很大且下个不停，从五月直下到七月，整整下了两个多月，下得道路泥泞，无法出师。
不知不觉，军中传起了流言，说天雨是不杀李佑所致，流言越传越玄，又说李佑是内奸，将配合吴元济打击官军。李恕为李佑作了许多辩解，但丝毫不起作用。李翔良是感伤，拉着李佑的手，泣道：“岂非天意不欲平定昊贼，奈何众日栋金，不能容君。”为防止有人害李林，李[上朔下心]不得不顺着些将士的意思，将他上了枷锁，送往长安。然李[上朔下心]先上了道表，对唐宪宗说：“若杀了李佑，平蔡必不能成功！”唐宪宗支待了李[上朔下心]，下诏赦免李佑，并让他返回李[上朔下心]军中。李[上朔下心]为显示对李祷的信任，升他为散兵马使，可带刀出入大帐。然后，再升为六院兵马使，统领山东南道三千精兵。由此，更加得了李佑的死力。
此外，李[上朔下心]废除了给间谍提供住处者全家处死的规定，感动了蔡州来的间谍，反从间谍口中获得许多极有价值的情报。同时，无论抓到什么俘虏，李[上朔下心]必亲加询问，以了解对方各种情况。通过这两个渠道，李[上朔下心]彻底掌握了蔡州的虚实。
李[上朔下心]兵驻于蔡州的西线。军于北线的李光颜部，于九月数次发动对蔡州的强大攻势。吴元济急调西线部队去应付，导致了西线的空虚。
十月十五日，李[上朔下心]从文城栅出发，亲自领军对蔡州进行突袭。为防止将士畏俱，他秘而不宣真正的目的，而说东向六十里即止。这天，雨雪交加，天寒地冻，旗帜被大风刮破，战马冷得不能奔跃，士卒中多有抱戈倒地者。
李[上朔下心]选的是崎岖难走的山道，在进入从未到达过的地方后，将士产生了恐俱，纷纷间到底去哪里。
李[上朔下心]说：‘“人蔡州捉吴元济！”
众将士大惊失色。
监军使大哭说：“果然中了李这佑之计！’“
但李[上朔下心]严令继续进军。将士皆谓前去将难以生还，然均不敢违李[上朔下心]将令。一路被冻死者l一有二三。
李[上朔下心]先是成功地清扫了外围，隔绝蔡州对外的交通。然后，在风雪中急行军七十里地，于半夜时分，抵达蔡州城下。此时雪下得越来越大，铺天盖地，蔡州守军彻底放松了警惕。城附近有一处养鹅鸭的水池，为防止敌军察觉，李[上朔下心]让士卒惊起鹅鸭，弄出响声，以掩盖行军的脚步声。贴近城墙，守军依然不知，李拓、李忠义率先登城，敢死队紧跟而上，杀死守门的士兵，然留下了更夫，让他们继续敲更，以报平安无事。
黎明时分，雪停了，李[上朔下心]军已控制了蔡州城的大部分。当李恕领军来到吴元济的外宅时，吴元济仍未察觉。当蔡州官员向吴元济察报城已陷落时，他根本不相信，说外面的动静是附近据点的将士回来取寒衣。忽然听闻外面李[上朔下心]军传令：’‘常侍(李[上朔下心]时任检校左散骑常侍)传语。”吴元济犹问：“什么常侍来了此地？”待他弄清真相后，领着随从进人子城负隅顽抗，想等城外的军队来援。援军没能等来，官军放火烧城门，吴元济在绝望中投降了李[上朔下心]Q
吴元济被押往长安斩首，蔡州平定。李[上朔下心]以功被封凉国公。
李[上朔下心]从此出名，出了名的李[上朔下心]在讨伐淄青李师道时，又做出了一番功绩。
细说隋唐72：韩愈
当唐代承六朝之遗风，将文章推向绮丽却又空洞的极致时，从青萍之末逐渐卷起了一股针锋相对的狂飘—古文运动。这古文运动的主将，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韩愈借用汉代以前的散文体，冲击已趋没落的骄文，他高叫：“愈之为一占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韩愈看似主张复古，其实是要恢复文章的道统；他看似反对绮丽，其实是要给文章注进活力。他的终极宗旨是，将文采和道统凝合为一体，成为词理并茂的好文章。他不仅提出了理论，且身体力行，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新散文，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人称’‘韩文”，为古文运动提供了堪称楷模的样文。
古文运动风起云涌，韩愈得到了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坛健将的响应，得到了被称为“韩门子弟”的大批后进的追随。
凭着在文坛的这一卓越功勋，韩愈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叙郡望为昌黎(今辽宁义县)，由此人称韩昌黎。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先后为伯父、大嫂所收养。孤儿的身世，促进了韩愈的奋发，他刻苦读书，每日强记或数千或数百言，由此精通了儒家经典以及各家学问，尤为重要的是。他打下了扎实的写作基础：
在陈子昂、张说、苏颜、李华、萧颖士等多位文坛前辈的影响下，从大历、贞元以来，为反对绮丽的文风，写文出现了浓重的效古倾向，其中独孤及、梁肃成了代表性的人物：年轻的韩愈立志要成为一代文宗，极力迫随独孤及、梁肃等人，由此站在了潮头之前。他的行文风格，和科举之文有很大的差异，故参加科举连续五次名落孙山。然他不后悔，用自我宣传的方法，将他所写的文章，在朝野间广为散发。在前宰相郑余庆的赞誉下，他不仅出了名，而且在科举考试时进士及第。
因韩愈有文名，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将他召为巡官，带在身边。后转为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在地方_L历练了一个时期，他被调人中央，任四门博士，再转监察御史。
应该说，韩愈是块合适的监察御史的料，他书生气浓，不懂官场中的周旋，为人刚直，敢于说话，且不避权贵。时是唐德宗的晚期，宦官专政十分猖撅，百官之长的宰相无理政之权，残剥民利的官市对社会影响极坏，谏官的谏言丝毫不起作用，在此情况下，韩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章，要求唐德宗加以改观。可唐德宗非但未采纳，反一怒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复移为江陵(今属湖北)府椽曹。
这是韩愈第一次在官场受挫。
到了唐宪宗登位，这个爱好文学的君主，把韩愈召了回来，先任国子博士，再升都官员外郎。韩愈为报答君恩，没有被遭贬的经历所吓倒，继续凭着他的为官良心在说话。他见华州(今陕西华县)前后两刺史阎济美、赵昌，一直在挤兑其下属华阴县令柳涧，遂上表为柳涧申理，说刺史相党。然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下，柳涧竟犯有贪赃罪。由此，韩愈以妄论，被降为国子博士。
这是韩愈第二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见自己连续遭贬，没有检讨自身的原因，而将此归结为他才高遭嫉，遂作了《进学解》一文，以为自喻。此文作得极有文采，并体现了出色的史才，竟让宰相们大为感动，从而将他调人史馆，继而升为掌管诏令的知制浩、中书舍人。
做到中书舍人，已进人了最高权力圈。然由于韩愈自身的不检点，他一直担心遭人嫉妒的事终于发生了。时有人说韩愈前时被贬至江陵日，为报荆南节度使裴钧的厚待，居然为裴钧极为愚蠢的JL子裴愕饯别、作文，并敬称其字，实在有失士人的礼数。此说一出，朝廷舆论大哗。唐宪宗鉴于舆论，将韩愈调去当了虚职的太子右庶子。
这是韩愈第三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面临的时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为应唐宪宗打击藩镇割据之心，宰相裴度自任淮西宣慰处置使，亲赴淮西督战，与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决战。他带上了韩愈，以为行军司马。战争取得了大捷，韩愈奉旨撰写《平淮西碑》。他为了感谢裴度的提携，在碑文中将功劳全记在了裴度的账上，绝口不提雪夜人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昊元济的大将李怨的功劳。这种做法，引起了李怨的强烈不满，他的妻子哭到宫中，唐宪宗为安抚李想，令人磨去了韩碑，另找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了碑文。此事韩愈虽没受到直接的处罚，然碑文的被否定，很是损了他的声名。
这是韩愈第四次在官场受挫。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掀起了一场风波，震惊了当时，也影响了后世，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差点失去头颅。事情是：离长安不远的风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今以重开地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闻名)的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按照规矩，每三十年一开。相传，每当开启之年，必是岁丰人泰。唐宪宗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人京。迎来后，先于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送往长安各寺进行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者，以求将佛骨迎到家中供养。韩愈本不信佛教，当他目睹这疯狂并扰乱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后，冒天下之大不题，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骨。
他在疏中列举了佛教传人中国的历史，并以历代王朝的兴亡，证明佛教并不能保佑苍生。他要唐宪宗不要迷惑于佛教，不要让百姓跟着起哄，以致伤风败俗。他还要唐宪宗不要让佛教占据上风，以致破坏了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义。他请唐宪宗把佛骨付之于水火，以绝根本。他最后说，若是佛有灵验，降下灾难，他将一人承受，决不怨悔。
唐宪宗接到疏文，勃然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与另一宰相崔群，以韩愈忠心直谏为由极力相劝，加上舆论认为韩愈所言不无道理，才‘被从轻发落，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这是韩愈第五次在官场受挫。
综观韩愈在官场受挫的经历，有忧国忧民的成分，也有从自己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成分。两种成分合在一起，体现了韩愈的复杂性，体现了他担当道义与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性。
到了条件恶劣的潮州，韩愈为当地民众消除了鳄鱼之患，又撰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祭鳄鱼文》：在唐宪宗的怒气消退后，他被转到条件较好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做刺史，留下了让民众长久怀念的政绩。
在唐宪宗的晚年，韩愈回到了中央，担任国子祭酒，旋即晋升为兵部侍郎。到唐穆宗时，他奉旨去镇州(今河北正定)，教划“了擅杀节度使的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功再升为吏部侍郎等要职。
官运亨通了，韩愈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细说隋唐73：白居易
说到唐代诗人，若首选二人，必提“李、杜”；若以三人行，当加一白居易。可“李、杜”分别有“诗仙”、“诗圣”的尊号扬于海内，可白居易却没有。其实，白居易有尊号，非但有，且一人同时占了两个：“诗仙”与“诗魔”。
此据白居易给元慎的自传性的信函；“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骏鸯鹤、游蓬莱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