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日本海军挡在长江北岸的援军短时间内是指望不上了，从前线抽调兵力更不可能。自植田来到上海后，那里几乎是两日一大战，一日一小战。虽说日军并未能讨到多少便宜，但老话说得好“杀敌一千，也要自损八百”，连日来各部队损失都很大。
从第5军处调人？
江湾放弃后，庙行举足轻重。这时候哪怕抽走一丁点兵力，对防守来说都无异于釜底抽薪。
让19路军派部队？
人家蔡廷锴就是因为兵力不足，才不得已命令19路军退出江湾的。再说如果没有他们帮一把，第5军在庙行也独木难支。
预备队倒还有一些，但那是要被逼到绝境时才能派用场的，谁也不敢把他们过早放到到浏河后方去。
思前想后，张治中拿出了教导总队的第1营及冯庸义勇军一部分前去浏河布防。
凭心而论，相对于战火纷飞、也正面临着缺兵少将困难的前线战场，能派这么多人驻扎后方，已经算是不错了。
也因如此，我们对七丫口只有一个连的人马御敌，也丝毫不用感到惊讶。
没办法啊。
一个连打一个师团，就算有登天的本领也不行，所以尽管教导总队的官兵殊死相搏，甚至不惜在滩头与日军白刃格斗，但仍然阻止不了后者如潮涌一般杀上岸来。
1个小时后，厚东离开“那珂号”上岸，显示日军登陆部队已在七丫口占稳脚跟。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1日上午9点，善通寺师团除主力集结于七丫口待机而动外，其前锋部队已推进至浏河附近。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金泽师团师团长植田到达江湾。
现在的金泽师团算是重新缓过气来了。
此前，日本国内给他专程运来的500多名补充兵已到达上海。当然，这点人手远远不能弥补金泽师团在战场上的损失。不过，白川的就任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因为随这个老家伙一道来的，还有善通寺师团的一个联队（第22联队）。这个联队没有随师团主力去浏河七丫口，而是就近登陆，并划入金泽师团作战序列。再加上久留米旅团也得到了400多名补充兵，一时间，植田像被打了一针吗啡一样，又神气起来。
在向守军阵地进行了2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植田下令向庙行至大场一线发起全面进攻。
这一天，除海军陆战队仍有一部分参战后，他总共投入了整整7个步兵联队，可以说在白川面前把吃奶的力气都用上了。同时，轻而易举拿下江湾，也使他在进攻方面少了很多掣肘。
但是蔡廷锴和张治中的态度都非常明确，说不给你面子，就是不给面子，死也不给。
如果要概括当天战况，就是四个字：损失惨重。
双方都是如此。
抗战中第一个战死于中国境内的日本高级军官，就在这一天新鲜出炉了。他就是金泽师团步兵第7联队联队长林大八大佐。
教导总队在七丫口奋勇抗击登陆日军
右下角即为七丫口抢滩登陆战指挥官厚东笃太郎中将
烽火大地（161）
说起来，这个林大八的军人生涯还是蛮有点“辛酸”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整个“无天组”（非陆大毕业生）日本军人的共同“辛酸”。
每个陆大学生毕业时，都会得到一枚“菊花与星”的纪念徽章，因其酷似日本江户天保年间发行的钱币，所以陆大毕业生便常以“天保钱组”自命，而把非陆大出身的军官称为“无天组”。
在日本军界，“天保钱组”就是命运宠儿的代名词，只要不是精神出状况或脑子有毛病，甭管能力大小，都能在仕途上平步青云（军刀组出来的尤其不得了）。反之，“无天组”基本上就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本事再大，也很少有人能做到高官。
林大八很不幸，因为他就是“无天组”出身。
其实这位兄弟的能力还是很强的。怎么强呢？
一般人能得到一个“通”的头衔就不错了，比如老牌特务土肥原，我们都把他叫做“中国通”。但林大八作为一个职业军人，却是“通”兼几身。
此人曾在莫斯科留学，在那里，他修成了一名“俄国通”。接着，苦学蒙语，把自己练成了“蒙古通”。后来他又到过中国，在张作相手下担任军事顾问，成了一名地道的“中国通”。
可这个人能力虽强，却有一个弱点，那就是一进考场就犯晕，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高能低分”。
他在士官学校时成绩就不算好，然后考陆大，怎么考也考不上。这真要了亲命了。没陆大那张金灿灿的文凭，林同学就是再有能耐，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飞黄腾达了。
林大八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这一期出了很多人，比较有名的就有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等，等等等。在林大八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欣喜若狂地拿到大佐肩章时，他的这些当年同学或发小都早已当上大佐好多年，只要在家跷着二郎腿等别人来给他们换少将牌牌就可以了。
人与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一般来说，在中日交锋过程中，联队长亲自上阵并战死沙场是比较少见的，除非这个联队全体都完完了。但是林大八与别人不一样，他得豁出命来干，否则加官进爵就别指望了。
当时日军的战场记录，就明确记载他是在冲锋陷阵的过程中，被中国守军的机枪打中后不治身亡的。
林大八一死，别说植田，日本国内也震惊异常。
人没死之前，大家都没觉得他有什么特别，现在一完蛋，流眼泪的，擦鼻涕的，讲好话的，全来了。
死者生身的未尽愿望予以充分满足：不仅追晋为陆军少将，还被冠以“军神”称号。
在日本，较早被尊称为“军神”的是那个抬着三口棺材（他和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上日俄战场的乃木希典大将。以林大八的身份和地位，能和大名鼎鼎的乃木共享“荣誉称号”，真可以说是哀荣备至了。
林大八这么玩命的表现，自然很得被武士道精神搞得五迷三倒的日本人的欢心。但追根溯源，他不过是变态的日本考试制度和军队派系斗争下的一个牺牲品而已。
就在这天中午，又一个消息传来。
日本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就是野村来上海时坐的那艘）遭袭。
令人惊奇的是，完成这次袭击任务的既非19路军，也不是第5军，而是一群来自民间的高手。
死于淞沪战场的日本“军神”林大八
烽火大地（162）
领头策划的是有“美髯公”之称的胡厥文。
淞沪战前，胡厥文是个开机器工厂的大老板。难得的是这位生意人不光会数钱，还知道忧国忧民。他之所以要留一把大胡子，并不是想学关云长，而是要把它作为“抗战胡子”，抗战一日不取得胜利就一日不刮胡子（“蓄之以记国难”）。
开战后，他就把机器行里的人组织起来，为19路军加工制造了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各种武器。
胡老板抗战的情绪很高。光在后面造造手榴弹当然很不过瘾。过不多久，他就想到了一个新招：炸日军的舰艇。
当时“出云舰”就停泊在黄浦江上，日军陆海军高层常在这艘船上来来往往。胡厥文认为，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一定也在上面。如果把“出云舰”炸掉，日军定将群龙无首，陷入混乱之中。
可是“出云舰”是一艘大舰艇，不是普通的小渔舟，要想动它的手，谈何容易。
首先是拿什么去炸，你总不能甩一颗手榴弹或者打一发迫击炮上去吧，其次是派谁去炸，普通人肯定不行，因为这干的可是一个剌客的活。
说起来容易，实际却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操作过程。
胡厥文找了一帮志同道合者商量。
在胡厥文找来的这个圈子里面，有搞实业的（提供资金），有搞科研的（提供技术），有搞军工的（提供门路），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草根一族的力量，如果能够凝聚起来，往往就是一个强人团体，不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专家差多少。
炸弹很快找到了。
那是上海兵工厂仓库里的一颗旧的水雷外壳。
旧，没关系，技术人员可以搞定。
经过重新配引信，灌炸药，老瓶装新酒，一颗500磅的大水雷就出来了。
人也找到了。
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勇敢的潜水员。
大水雷，潜水员，都有了，接下来还需要策划一下。
具体安排如下：找40只空的油桶，一一密封，固定连接在一起，由潜水员在水下推行。
而水雷，就固定在其中一只油桶下面。
日本人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黄浦江上随处可见的油桶漂浮物下面，竟然还藏着足以致命的大水雷！
可惜的是，在行动真正付诸实施时，由于时间计算上出现失误，导致水雷尚未贴着舰艇就提前引爆了，结果未能把“出云号”炸伤炸沉。同时，白川当时实际上也不在这艘船上。此前，他一直在“妙高号”舰艇上进行指挥。水雷爆炸时，他已经移到了公大纱厂的日军指挥部。
袭击“出云号”虽然大快人心，但无论成功与否，从军事行动的角度而言，对整个战局并无很大影响。
此时，中方指挥官们真正感到焦虑和担心的，除了正面战场日军来势凶猛以外，就是善通寺师团主力已经在七丫口实施登陆这件事。
都是会家子，日军从这里登陆要干什么，大家都一目了然。
得知消息后，负责左翼指挥的张治中迅速做出反应，砸锅卖铁，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左翼军总预备队都拿了出来。
宋希濂旅再次被赋予重任。
在大部分军校关于反登陆战的教案中，都会明确一点，那就是登陆后24小时是决定成败的关键，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第一时间内不能把对方赶下海，那就只有你自己跳海了。
作为黄埔资深教官，张治中当然不会不清楚，他要乘善通寺师团登陆后立足未稳的机会，施以重拳，让其在岸上呆不下去。
宋希濂，你还能像当初强渡蕴藻浜那样挽狂澜于既倒吗？
“美髯公”胡厥文晚年照，犹见年轻时英雄之气
日本海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
烽火大地（163）
但是命运终于没有能够再次赋予他这样的机会。
还是缘于该死的机动能力。
浏河距离部队所在位置将近60多里路，最快的办法是用汽车运。但宋希濂想尽了办法，也只找到11辆汽车，一趟只可运1个营。
这当口，你就是急死也没用。
先上1个营，其他人跑步前进。
宋希濂亲自带这个营（521团第1营）先行出发。
上午11点走的，到浏河已经12点半了，路上用去了足足1个半小时。其实如果按正常速度开，半个小时即能赶到。问题是他们在快到浏河时被日机盯上了，没法正常赶路。
日机又是扫射又是投弹，部队不得不下车隐蔽疏散，这一耽搁，半个小时就过去了。更惨的是，11辆汽车，被炸了8辆，只有3辆勉强可用。
还好，总算离浏河已经不远了。3辆车掉转头一拐一拐地回去接人，先行营则继续往目的地跑。
在浏河，宋希濂迎面碰见的不是教导总队，而是冯庸义勇军。
当时来上海参战的民众义勇军很多，影响较大的就有南京中央大学义勇团（后嫌名字不够响亮，又改名铁血军团）、华侨救国义勇军（顾名思义，是由爱国侨胞组成的），不太知名但名称雷人的有天津骷髅团（打不死你，吓也要把你吓死）、中国国民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比实际作战的19路军和第5军还要高调）。
在所有外地义勇军中，要论国仇家恨，冯庸义勇军的感受最深。
因为他们就是一路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而流亡到关内来的东北大学生。
冯庸义勇军的全称为冯庸大学义勇军。冯庸大学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而且它有一个非常诱人的地方，那就是实行全免费。
该校创办人冯庸与张学良是结拜兄弟，两人虽不是同月同日，却是同年出生，关系非常好。冯庸倡导教育救国，而且注重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当时的沈阳人甚至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相提并论，称为“西大营”。
然而一个“九一八”事变，几乎改变了所有东北人的命运。冯庸大学也是如此，他们不愿在日本人统治下苟且偷生，遂从校长（冯庸自任）到学生，都一个不剩地撤入关内，并成立义勇军，发誓要把日本人赶出东北老家。
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在长江沿岸监视敌舰，却不料现在的后方一眨眼就变成了前线。
考虑到这些学生继续留在这里只能做无谓的牺牲，因此宋希濂在向他们了解浏河的情况后，命令他们立即自行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带。
中国的读书种子们，你们还不是军人，你们应该继续活下去，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留一点未来的希望。
对于宋希濂来说，再到七丫口去阻止日军登陆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能做的，就是保住浏河。
有一个地方，是日军的必经之路。
它就是浏河西端的茜泾营。
521团第1营立刻向该处行进。没想到，日军来得还要早，一见面，二话不说，双方先来了个见面礼——打一通白刃战。
在这里，宋希濂总算看到了已归属他指挥的教导总队第1营。
都是第1营，宋希濂部在左翼，教导总队在右翼，向日军发起反攻。
但在人数和实力上，宋希濂已经处于劣势，而这种劣势还在继续扩大：日军登陆部队不断上岸，也就能不断增援过来，中国军队却迟迟上不来人。
原来是这时候汽车都被炸没了。大家只能跑步前进。
两条腿走路，还得防着上面的飞机轰炸，当然慢了（“敌机二十余架密罩天空，一律低空飞行，掷弹如雨”）。
下午3点，521团第2营到达。
6点，第3营也气喘吁吁地赶到。
可惜这时日军早已占领茜泾营。
宋希濂本想等另一个团（522团）到达后，乘夜发动反击，把茜泾营再夺回来，但他望穿秋水，都深夜11点了，还是连个影子也没见到。
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人都应该明白，此时浏河丢失只是迟早的事了。
冯庸大学的女学生兵
冯庸和他的冯庸大学义勇军
烽火大地（164）
浏河一失，善通寺师团必然从左侧背南下，与正面金泽师团遥相呼应，形成迂回包围之势。
另一方面，经过金泽师团一天来不顾代价的疯狂进攻，守军的多处防线被突破，再想反击也已是力不从心。
下面究竟怎么办？
这是一个考验战场最高指挥官的严峻时刻。
何去何从，多少人的生死，尽在一人判断与选择之中。
蔡廷锴，你必须尽快做出决择。
第一个是判断：在这一局中，中方败了。
第二个是决定：
宁小败，勿大败。
某些时候，打仗也像在炒股票，如果你眼见形势不妙，还把股票紧紧地握在手上不肯抛售，蒙受的损失也许会更大更惨。反过来，如果你有自认晦气的清醒和勇气，栽了就是栽了，能抛的赶紧抛抛掉，那样说不定还能剩下一点本钱。
捡柴的机会以后还多的是，只要你能把青山留住。
尽快撤退。
目的地是第二条防线——嘉定、黄渡防线。
但退，是一门艺术。
甚至是比进攻更为复杂的艺术。
如同进攻时亦左亦右一样，蔡廷锴也必须在撤退前搞出比进攻还要大的声势来。
他用的办法是玩了命似地跟日军死磕到底，状若疯狂。
直到3月1日下午，日军根本看不出中国部队有一丝一毫要撤退的迹像。因为战斗已经打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在庙行战场，蔡廷锴把所能派上场的预备队都派了上去，就差他本人端着枪上去冲锋了。那架势，不光是要保住他自己的阵地，似乎连植田已经含到嘴里去的那一份都要让他给吐出来。
仅一个八字桥争夺战，守军三失三得，19路军营副以下当场战死的就有300多人。金泽师团也没能讨得什么好，人马死伤无数不算，光坦克车就毁了3辆。
短兵相接处，双方更是杀红了眼，直接用剌刀相互招呼，反正你给我一枪，我就捅你一刀，不手拉着手一起上阎王殿就决不算完（“肉搏竟日，死亡枕藉”）。
碰到这号不要命的对手，植田被整得够呛。打到下午，他手上也没预备队可用了。
下午3点以后，金泽师团锐气全消，无力再发动大的进攻。
蔡廷锴的玩命死拼，给白川这个老狐狸造成了一个错觉，他认为中国守军不仅不会撤兵，还会在庙行大场一线继续苦撑。
既然如此，那就不急，凭他们那点兵力，浏河迟早是我的。
晚上6点，他下达指令，让善通寺师团吃饭，休息，明天养足精神再把浏河一举拿下。
晚上9点，同样要求金泽师团睡觉，休息，并让植田做好准备，在第二天进攻的时候，要把蔡廷锴死死拖住，以防他向浏河增兵。
同一时刻，19路军和第5军各部都接到了总指挥部发来的命令：全军西撤。
左翼军撤往嘉定，右翼军撤往黄渡。
夜幕笼罩下，各部队依次有秩序地进行撤退。撤退时，均留有一至两个团在后面进行警戒掩护。
在3月2日拂晓前，几乎所有部队都已撤至第二道防线。
金泽师团打了一天，累得要死，晚上这个觉是真好，根本想不到中国军队会进行转移。
第二天睡眼朦胧地爬起来，感觉不对。要在平时这个时间段，大家就得做做广播体操，用枪声彼此问候几句了。怎么今天的黎明这么安静。
派人一瞧，都跑了，一个人也没有。
白川和植田都差点气懵了。早知道支那军队已成强弩之末，还睡什么觉，昨晚上就把他们给全搂搂了。这下好，又得重新去找他们。
关键是这时间耽误不起啊。
今天是3月2日，后天就是3月4日！
但是，直到3月2日，中国军队并没有能够全部从第一道防线撤出，吴淞要塞还有守军。
在淞沪会战中，八字桥阵地历经激烈争夺，曾6次易手
烽火大地（165）
吴淞现在成了前线凸出部，随时有被日军一口吞掉的危险。
指挥官们的心都揪紧了。
自从来到吴淞后，天天挨飞机炸，舰炮轰，但守将翁照垣始终坚守不退，让日本人从中找不到一点空子。
于是吴淞要塞一度成为日军最为头疼的地方之一：犹如剌猬，看着不起眼，猛不丁还能扎你一下，想把它一口吞下吧，却又下不了嘴。
如此，奈何。
现在中国军队在吴淞主要使用步兵来防守阵地，运用残存的火炮来突袭敌舰，这套打法运用多次，日军已经熟悉了。
熟悉后就没有秘密可言，也就意味着防守的难度成倍增加。
翁照垣越来越感到兵不够用了。
他知道总指挥部已不可能再给他派什么援兵了。主阵地一日数战，硝烟几乎没有断过，他们自己还缺人手呢。
但是援兵说来就来了。
这支援兵的身份很特殊，和冯庸义勇军其实是一个性质的，区别在于他们是地产的上海产品，全称叫做：上海市民义勇军。
上海的民众义勇军，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主要担负的是后方支前和群众宣传鼓动工作，即使是像冯庸义勇军这样奋不顾身上前线的，能做的也大多只是战地勤务或了望侦察工作。
毕竟，硝烟弥漫的战场与平时的想像是两码事，批判的武器终究还是不能完全代替武器的批判。古时所谓的写一篇文章，喊一句口号，就能使敌兵仓皇鼠蹿的“光荣事迹”，大都不是文人的杜撰，就是类似于意淫般的一厢情愿。
那种认为没练过几天射击的老百姓，一上阵就能杀敌御侮的说法，更是经不起推敲。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缺乏基本的军事常识。
仗要这么好打的话，那要职业军人干什么？
须知，打仗，除了不怕死以外，多少也得有点基本功的。
不过整个“一二八”会战中，还是有两支民众义勇军真枪实弹地上去打过两场。
一支是退职军人义勇军。这帮兄弟都是上海本地的退伍兵，有作战经验。“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便聚在一起，并想办法弄到了60多支枪，原来准备到东北去打鬼子，还没出发，淞沪抗战就开始了，正好参加进来。
闸北之战的当天，他们这200个人就分成10个组，跑到天通庵附近，帮着19路军迎击日军。在战斗中，他们以伤亡4人的代价，硬是干掉了20多个日本兵，并缴获枪支40余支，大大地为义勇军长了一把脸。之后，其它退伍兵听到风声也跑了过来，队伍越拉越长，人越聚越多，最后由200人扩充到了1000余人，使闸北坚守的19路军如虎添翼。
另一支就是上海市民义勇军。
在作为“一二八”会战诱因之一的马玉山路事件中，不是有一个浙江人开的三友社吗。里面的工人除了生产毛巾外，主要业余文化活动不是上迪厅，或者唱卡拉OK，而是进行抗日军训。在上海市民义勇军中，有好多人都是参加过类似军训的，也就是枪都摸过，也知道三点成一线，就这样上来了。
大家都想到了，普通人就算参加过两天军训，毕竟也不能真正跟上过战场的人相比。退职军人义勇军之所以能在闸北建功，那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曾经是职业军人。
退伍兵会打仗不稀奇，市民会打仗才真了不起。
上海市民义勇军实在是创造了民众义勇军的一大奇迹。
这支队伍共有200多人，大家找到19路军嚷嚷着要到前线直接参战。当时翁照垣还在闸北，并担任义勇军副总指挥，具体负责给各义勇军分配工作。
他正是考虑市民义勇军虽经军训，但没有经历过实战，于是决定让他们先集中到大场参加实地训练。
大场当时虽非前线，但离前线已经很近，不但能听到激烈的枪炮声，而且日机也常来此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