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经过据说是这样的：傍晚时分，双方都不打仗了。这位王兄却不打算上床睡觉，而是骑上一辆摩托车进了租界。
他要去的地方是美国驻沪总领事馆。
那年头不是现在，有摩托车的人很少，加上他西装笔挺（当然不能穿军装），打着领带，在大街上也是比较扎人眼球的。
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领事馆紧挨着，王赓的行踪遂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他从美国领事馆一出来，这些人就冲了上来。
王赓是个高度近视镜，等看到日本警察时已经迟了。掉转头再往美国领事馆里钻吧，警察又堵往了回头路。
没奈何，他只好硬着头皮骑上摩托车，想从租界内硬闯出去。
日本警察立即通知海军陆战队。
自从野村灰溜溜地从淞沪战场总指挥的位置上滚下去后，上海就变成了陆军的市面，海军只能靠边站，一向郁闷得很。听警察说租界区内来了一个行踪可疑，而且似乎来头也很大的人（能在美国领事馆随意出入，当然不是普通人），立即来了劲，开着汽车就追了过来。
大片中常见的街头追逐场面开始了。
日本海军陆战队常在这一带巡逻，对路面相当熟悉，加之上海街道非常狭窄，摩托车开不快，王赓本人又没有成龙、007那样的好身手，所以被追得很苦，尾巴怎么甩也甩不掉。眼看要追到了，他抬头一瞧，发现路边有一家英国人所开的礼查饭店（今浦江饭店），便把摩托车停在门口，然后跑进去避难。
看着人进去的，车子都还在外面，陆战队士兵哪肯善罢甘休，立即把饭店包围起来，在派人与公共租界巡捕房进行交涉后，由巡捕进入饭店将王赓抓获，并带回审讯。
王赓被捕事件在民国前后轰动一时，成为一时之悬案。
关于王赓在战事如此紧张的阶段，何以要一个人进入租界区，当时就存在着很多种版本。
版本之一，忙里偷闲说。这主要是从19路军内部传出来的说法，他们认为王赓是去租界舞厅跳舞，结果被日本人发现后才被捕的。
这个版本算是比较客气的，毕竟战时长官搞点吃喝玩乐，又是在大上海，这种现象在旧军队中也并不鲜见，可以勉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下面这个就厉害了，相当于敌我矛盾。
版本之二，主动投靠说。按照这种说法，王赓平时挥金如土，是因为实在无钱可花，才带着地图去投奔了日本人……
这就等于是把王赓押上了汉奸兼间谍的审判台。
我曾经说过，那是一个比现在还八卦的年代，所以第三个版本也就应运而生了。
版本之三，外出探妻说。
这里的妻，指的是王赓的前妻。讲到这里，很有必要先探讨一下王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他死后，他的美国母校西点军校对这个中国学生有一句评价——“西点以他为荣！”
民国七年（1918年），在西点军校毕业的同年级137名学生中，王赓名列第12名。如果套用日本陆军大学的做法，按此比例，那是可以进入军刀组的。在学业上，王同学毫无疑问是很优秀的。
王赓也并非如很多人想像的那样，只会纸上谈兵。事实上，他回国后，便被孙传芳委任为参谋长，领过兵，打过仗，称得上是个兼具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军事干才。
他的专长之一，是指挥炮兵。这也是当时陆军中比较有“技术含量”的兵种，像王赓这样的美国海龟正好能派上用场。在淞沪战役中，他就曾多次指挥19路军的炮兵进行射击。
难得的是，王赓还能文能武。除了打仗，文采也很好，与当时的许多大文人，例如胡适等人都交情不浅。
在进税警总团之前，王赓经人介绍，到哈尔滨去谋职。夫妻分居两地，他怕老婆寂寞，便拜托自己的一位兄弟予以关照——同志们千万记住了，这世上什么事情都可以托给兄弟，就是老婆不能托。历史教训啊。
王赓就是吃了这个亏，托来托去，老婆就真的被托出去了。
宋子文最为犄重的税警总团总团长王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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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大地（155）
这位受托兄弟是写诗的出身，又是在国外求的学，读的书，对他来说，情感冲破理智那是家常便饭，想挡也挡不住。脑子一发热，根本就不管什么“朋友妻，不可戏”，王赓前脚刚走，他后脚马上就“轻轻的来了”，一来二去，竟然跟王赓的老婆好上了。
说到这里，你大概已经明白了。我所说的诗人就是《再别康桥》的作者徐志摩，而王赓的前妻就是同样很出名的陆小曼。
徐诗人才高八斗，情商甚高，对很多老话都有自己独特的理解。比如这一句：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他可能是这样理解的：大街上缺胳膊少腿的到处都是，不穿衣服上街的还很少能够看到。
黄磊版的《人间四月天》中，王赓在得知自己老婆和徐志摩有了一腿后，反应是气急败坏，对两人又威胁又恐吓，就差拔出枪来崩了这二位了。
其实这是拿通常中国男人的态度来想像和形容王赓。
出国留学的人，受什么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想法。比如在日本士官系毕业的，肯定要求老婆要三从四德，至于自己娶几个妻，纳几个妾，那是另外一码事。而在美国留学的，耳熏目染的就是自由、平等、一夫一妻这些新潮东东，对很多事情比较想得开。
在这方面，王赓同学就是个典型。在得知徐诗人给自己戴了绿帽子后，他并没有暴跳如雷，而是用美国人的方式对事情进行了处理。在具体了解徐陆二人的真实意愿和想法后，他选择了与陆小曼离婚，以成全对方。临走时，他还留给徐志摩一句话：“请好好对待小曼，若对不起她，我不会饶过你的。”
徐陆结婚时，发了喜帖给他。王赓虽未参加婚宴（当然不会去），但仍然很绅士地送了贺礼。
坊间舆论对此感慨有加：王赓让妻，气度非凡，志摩娶媳，文德安在？
在下从来都佩服磊落豁达之人。王赓算一个。
应该说，王赓虽能称得上是半个文人，但并没有徐志摩那样不计后果的疯狂浪漫，同时他又是一个办事认真，不爱花天酒地的人，也就是说花花公子这个称号与他无缘，而他的前妻陆小曼却是个耐不住寂寞的交际花一样的女人，如果不是徐志摩，相信其他人也可能会乘虚而入。徐诗人后来就是经不住这女人折腾，为了多赚点银子供其挥霍，蹭了一架不要钱的飞机去北平上课，结果路上出了事，才误了卿卿性命。
正是：不要迷恋哥，哥也会冲动，不要羡慕姐，姐是非主流。
依王赓的个性，第一、二种版本可以首先予以排除，所谓“经常去舞厅跳舞”、“花钱如流水”，如果用在他的前妻身上倒是比较合适。
当年王赓既能看开一切，洒脱地选择走开，自不会与陆小曼再藕断丝连。
有人或许会说，当时徐志摩刚刚出事，作为前丈夫，去看望一下前妻也是有可能的。
此话对，也不对。“一二八”会战的时候，离徐志摩身亡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王赓本人也一直随税警总团驻在上海，就是要看早也就看了，干嘛非要等到这个打仗的节骨眼。
况且，他被捕的地点离陆小曼居所甚远。
如此看来，第三个版本也多半是民间炒作，属于小报记者臆想出来的花边新闻。
那么，王赓为什么要去美国驻沪领事馆呢？
陆小曼和徐志摩的人间四月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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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大地（156）
有一种解释，认为王赓是奉宋子文之命，去请求美国帮助调解的。我个人觉得这种说法比较牵强。因为宋子文是个坚决主战派，一直嚷嚷着要跟日本人干到底，立场比蒋介石还要激进，他又怎么可能拉下脸来找老美办这种事呢。退一步说，就算他有这个想法，也用不着自己出面，而只要在报告上画个圈圈，让外交部或者上海市政府去一体办理就行了（实际上也一直在进行中）。
我倒觉得王赓本人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版本之四，请教专家说。
按照王赓自己的讲述，事情是这样的：当时他指导19路军的炮兵发炮，但发现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技术问题，导致炮弹老是打不准目标。为此，他相当苦恼。想找人一道研究吧，19路军里面大多是泥腿子，打仗不怕死，但论技术都是一个个白丁，跟他们商量也是白搭。
正着急，忽然想起来，美国领事馆有一个参赞，是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为什么不去找他探讨一下呢？
于是就去了。
他大概认为，自己和同学说两句话，马上就能回来，所以也没及时向身边的领导和同事告个假，导致直到被日本人抓住，大家才知道他的行踪所在。
从王赓的人品来看，我相信，最后一种版本才是事情的真相。
但不管怎样，王赓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情急之下的“不请假”、“擅离职守”、“冒险进入租界”，将使他付出几乎一生的代价。
被捕后，日本方面发现了他的真实身份，大喜，认为总算活捉了一个支那军的高官。他们随即指责王赓是间谍，威胁说要枪毙他，最后经美国领事出面保释，才不情不愿地把他放了回来。
人虽然被放了回来，但受到了严重质疑。
在王赓被捕前，他曾以俞济时师独立旅旅长的身份，参加了19路军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王赓取走了淞沪作战的部署地图和作战计划各一份。
19路军的将官们认为，王赓被捕后，日本人从他身上搜走了这些情报，从而导致中国守军在作战时非常被动，不得不退守第二防线。
如果这是真的，王赓无疑就是这次战略退守的罪魁祸首，过莫大焉。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王赓本人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表示自己在出门时，已将所有机密文件和地图交给税警总团总参议莫雄，自己身边只留了一本与宋子文通讯的密电码。
这一点，莫雄也有旁证。
鉴于王赓受过较严格的军事训练，起码的保密安全意识还是有的，我觉得他的这些话有一定的可信度，而从淞沪战后，日方的反应和当事人的回忆来看，似乎也没有足够证据表明，日军从王赓身上得到了什么重大启发。
19路军之所以退守，原因很多，把责任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然是不够客观和公正的。
倒霉的王赓此时却已百口莫辨。
十九路军总指挥部当即解除了他的独立旅旅长职务，并转交军政部军法司关押。“一二八”会战结束后，他被翻来覆去审查，但均未发现有泄密情况。最后，军事法庭作出裁决，以“事先未得长官允许，擅离戒严地点”为依据，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
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王赓进了牢子后就一病不起，虽然被宋子文提前保释出来，但已元气大伤，从此再未能获得重用。
好人一生平安，可信乎？
我常常深感疑惑。
好人王赓的一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在他的继任者当中，后来又出现了一个无比耀眼的军事天才——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但这跟可怜的王赓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只要看看他亲自训练出来的古鼎华团在战场上的表现，我们就知道，如果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个人的才能和业绩也许并不在孙立人之下。
可是谁知道呢，这大概就是每个人都难以逃脱的宿命吧。
被称为中国隆美尔的孙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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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大地（157）
某种程度上，战场的成败就是谈判桌上的砝码。中国军队顶住了，日本军队没进展，这就使第三次英美调停成了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2月28日，也就是王赓在租界被日本海军陆战队逮捕的当天，由英国人做东，中日双方谈判代表在英舰“肯特号”上举行非正式停战谈判。
参加谈判的中方代表是顾维钧和19路军参谋长黄强。日方代表是对外交不算外行的野村吉三郎和日本首相特使松冈洋右。
这个松冈洋右并不简单，我们后面还要介绍。
在这次谈判过程中，顾维钧主动提出，中国军队可以从现防线后撤40里，但条件是日军也必须从租界和现有阵地退出。
由于战场上实在没捡到什么便宜，野村起初对这一提议倒也没觉得太吃亏，只是面子问题要紧，坚持中方先撤，他们才能后撤。
一下船，野村就后悔了。
眼前这种战场状况，就算中国军队先撤，日本方面也已脸面大失。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不过中国人才“乞降”的呢。况且，我们还有王牌在后面，那就是即将到沪的白川大将和更多的援兵。
得出的结论是：这事不能干。
可是在谈判桌上，已经亲口答应人家了。
不要紧。看清楚了，这是“非正式停战谈判”，又没签字画押，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吧。
于是，“肯特号”谈判结束后，野村和松冈全都自动隐身，到哪里都找不到人了。双方达成的口头协约自然也成了画饼充饥。
第二天，他们日思夜想的大救星终于来了。
2月29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乘坐“妙高号”巡洋舰到达长江口的第一停泊点。
事实上，从白川离开东京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
3月4日，是国联召开特别大会的日子。在这次大会上，将重点讨论中日上海案，而从外务省内部透露出来的消息，无论结果如何，都不会对日本有利。
也就是说，他必须在这个日子来临之前在上海击溃并消灭支那军队，否则，就是失败。
从现在开始，还有4天，他必须倒过来计算。
姜，还是老的辣。这一点用在白川身上并不为过。在听取汇报后，他马上意识到，如果继续跟着自己的前任们的脚步走，别说4天，40天也未必能真正结束上海战事。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从盐泽开始，日军不断增兵，但是中国守军却越打越勇，而且丝毫不见疲软迹象。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本来气势汹汹杀来的金泽师团和久留米旅团不但寸功未立，自己还被人家打得没了脾气。虽说拿下了一个江湾，但说出去实在丢脸，因为那地方就等于是人家拱手相让的。
不错，这次他将把两个主力师团派上场，可以大大增强前方的攻击力和战斗力。问题是时间来不及，而且中国军队也不是没有后援。其时，第47师（上官云相师）、第9师（蒋鼎文师）正向上海移动，第1师（胡宗南师）已接近长江北岸。
这位说了。人家日本的军队说派就派，虽然隔着大海，一个命令下来，没几天工夫就能登陆上海滩，怎么就你们这三支部队迟迟缩缩，都到家门口了，还不能过来参战？
客观的原因，是由于双方军队的机动化能力和水平不在一个档次。
更客观的原因，则是由于我们的制空权和制海权（或曰制江权）都不在自己手里。
从东京出发的白川义则（左二敬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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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大地（158）
没了制空权，天空就变成了日机的天下，上海周边的交通完全堵断。你想啊，日本轰炸机连难民都不放过，何况是行军中的部队，这就导致军队运输非常困难。上官云相师和蒋鼎文师虽然早就出发，但大部分时间只靠两条腿走路，原因就在于沿途多段铁路线都被炸残，根本不能使用。就这样，很多时候白天还不敢走，就是走也走得胆战心惊，怕被飞机炸啊。
胡宗南师则更为尴尬。
由于中国海军压根没参战，别说大海，连长江都一道丢给了日本海军。
自家海军不帮忙，渡江部队头就大了。先不说日本海军早就把长江封锁了起来，声称一旦有中国军队通过，就要发炮阻击，光是找船就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要知道，一个整编师人不算少，可不是一条两条渔船就能解决问题的。
长江，那时候叫“天险”，江面上可没有如今这么多大桥等你去闲庭信步。除非你会飞，要想轻而易举渡过去，可没那么容易。
因为这个原因，三支从不同方向赶来的中国援军就算听到上海这边已经打得翻了过来，也只有干着急的份。他们能采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先保全自己（如果一无遮拦地任日机这么炸着，就算能在最短时间内赶到上海，师的建制恐怕也只能变成旅或者团了），然后趁日本海空军不注意，把部队分成一股一股，悄悄“溜”过来。
2月27日，上官云相师用这种“笨办法”，其前锋1个团最先到达上海近郊黄渡。
至3月1日，整师主力才靠近上海。
现在是2月29日，三个师的主力都在望“沪”兴叹。但曾写过军事专著的白川却很清楚：添油战术，兵家所忌。他决不能像植田那样依靠不断地向正面战场添加兵力而取胜。
致胜之道在哪里？
还是日军用于进攻的看家绝活：包抄迂回。
这恰好符合白川经常说的一句话：“只要能够迂回攻击敌人，就不正面攻击敌人”。
问题是从哪个方向包抄，或者换一种说法，部队从哪里登陆。
上海的地貌决定了它可以有很多个登陆点，这就好象有一道多重选择题摆在了白川面前。
如果粗看，南面的杭州湾无疑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这里几乎没有防守。
但白川很快就自己进行了否决。原因是这里离淞沪主战场较远，等日军部队一登陆，中国部队会有足够的时间反应过来，并组织防守，不符合此类战术“迅速、突然”的特性。
另外，白川从家里出来时，头上还有一个紧箍咒。
那就是内阁再三关照的，不能把战火扩大到租界区，以免引起英美等国的抱怨和干涉（“切勿将兵祸漫及上海租界”）。
如果登陆杭州湾，势必要向北进攻。到那时候，刀枪不长眼，保不准炮弹失了准星，也会一不小心跑到租界里去闯点祸出来。
如果杭州湾不行，那选哪里呢？
我现在眼前就有一张上海的地理图，它可能没有白川所用的军事地图细致，但基本轮廓总是一样的。我可以想像这位倭军大将当年的思路：南面不行，那就往北面看看吧。
一路看过去，他的眼睛紧紧地盯住了一个地方。
白川（背对者）在日本检阅即将随其前往上海作战的部队
烽火大地（159）
七丫口。
我相信，如果不是淞沪战争，谁都不会在意这样一个地方。
它是长江边上的一个很不起眼的小村落，位置十分偏僻。像我用的这张地图，你就是搬来显微镜也找不到名字。
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白川的这个选择是对的。
七丫口位于浏河以东。从中国守军的部署来看，它属于后方，是左翼第5军的防区。如果在这里登陆，将具有相当的突然性。同时，由于这一带河滩平坦开阔，也便于登陆部队上岸。
最主要的是，抢占七丫口后，往南，可完成对淞沪中国守军的迂回和包抄。往西，可直取昆山，切断沪宁线，从而把中国援军挡在包围圈的外围（上官云相师后来就是从这个方向增援过来的）。
当时蔡廷锴在放弃江湾后，由东往西又重新构筑了两条防线。第一条是庙行、大场防线，第二条是嘉定、黄渡防线。此时部队主要集中于第一条防线以内。
白川的如意算盘是，由金泽师团和随后登陆的善通寺师团同时发起进攻，最终达到将19路军和第5军包围聚歼于大场、真如一带的目的。
看着地图，我也不得不感叹这个老鬼子的思路是何等清晰。他所构想的包围圈一旦从思路完全变成现实，中国的淞沪守军必将遭受灭顶之灾。
登陆的时间，白川把它定在3月1日，也就是第2天。尽管日程表已经安排得非常紧张，但他仍然需要留出1天来进行必要的准备和伪装。
这一招，植田在第二次庙行之战中就用了，可谓习惯性技术动作。估
计陆大老师对他的每个学生都这样反复教育过：如果你想打别人的左脸，一定要让他首先相信，你要打的是他的右脸。
接到任务的还有日本海军。除了要在规定时间接送登陆部队外，他们还得派出海军航空兵免费给陆军打工。
没办法，谁叫自己不争气，既然冲锋陷阵不灵光，也就只能多干些卖力气的苦活了。
这些海军航空兵对日军的成功登陆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
为了让中国方面相信日军将会在杭州湾登陆，日机加班加点，不停地在杭州湾上空盘旋，把事情弄得跟真的一样。
与此同时，他们却偷偷地对七丫口附近的江岸和陆地进行了空中侦察，根据侦察过程中所拍到的照片，陆军参谋们选定了更为具体的登陆地点和进攻路线。
一张大网正在渐次铺开。
2月29日下午4点。
实际早已在长江口待命的善通寺师团主力，在师团长厚东笃太郎中将（陆大22期）的指挥下，开始换乘第3舰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舰艇。
由于江上风平浪静，因此这一过程完成得非常顺利。
晚上10点，夜幕深沉。
满载陆军部队的舰艇溯江而上，向七丫口进发。
其间，他们经过了吴淞口炮台，但炮台限于其几乎可忽略不计的攻击能力，在不明日军底细的情况下，未作出任何反应。
3月1日凌晨2点。
日军舰艇在七丫口停泊地点抛锚。
3个半小时后，厚东师团长在“那珂号”巡洋舰上发出登陆命令。该舰随即在桅杆顶上亮起3盏红灯作为信号。
几分钟之内，各登陆舟便成横队排列驶向岸边。
从整个过程来看，日军的行动非常隐蔽，可以说天衣无缝。但在接近岸边时，仍然被中国守军发现了。
白川老谋深算，别人也不都是傻子。
既然盖子被揭，再装就没必要了。停于江中的日军舰队开始进行炮击掩护，配合行动的战机也不断向下施放烟幕弹。
在进入浅水区后，日军即抛下已搁浅的登陆舟，涉水上岸。
防守七丫口的，只有教导总队1个连。
在这张手绘图里可以看到七丫口
白川这老鬼子还是有两下子
日军从七丫口登陆，企图袭扰我军侧背
烽火大地（160）
其实中国守军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日军可能会在浏河登陆。问题是，如果事先不告诉你，你知道日军会从浏河哪个地方冒出来？
对淞沪战局，老蒋也一直紧张地关注着。打了这么多年仗，他对军事不是外行。就浏河防守，他给第5军军长张治中的意见是，至少应在此配备3个团兵力。
张治中哭笑不得。要照他的想法，别说3个团，放3个旅都应该。因为浏河沿长江岸边的警戒线绵延数十里，实在太长了，撒多少兵上去都看不见影子。
问题是兵从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