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省主席”，能这么不辞劳苦，兢兢业业，除了感动，你还能再说什么？
自然，“异动”、“哗变”云云都是马占山一手策划的，为的是给他这个主演提供表演的更大空间。
“越狱”进入了倒计时。
伪满时期的日本妓院
烽火大地（204）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3月31日。夜。
在此前已将“贪”到的部分款子秘密送至黑河后，“胆大包天”的马占山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江省的金库搬了个空，刚收上来的盐税1400万、其它款项1000万，总计2400万金票悉数提出，用8辆车和300匹驮马悄悄拉走——这已经不是贪污，而是明目张胆的抢劫了，能在日本人眼鼻子底下做到这一点，不惟空前，也算绝后。
4月1日。
马占山找到林义秀，托他把贺礼转交本庄繁，同时也把想“外出巡视”的想法告诉了他。
林义秀听说“巡视”的事连铃木都答应了，而且此行还担负着解决部队稳定的特殊任务，自然没理由表示反对。
最后一个障碍得以消除。
4月2日。晨。
马占山和步骑兵各1营出走齐市。
路上的每一天，他都会向林秀义自觉地报告“行程”，让后者以为他始终在齐市周围溜达着呢。
5天后，他就“溜达”到老家黑河去了。
至此，“越狱”计划宣告取得圆满成功。
到黑河后，马占山给江省的“同僚”们发了个电报。电报中，他用很遗憾的口吻表示，自己路上突然得了感冒（这种病在东北应该是很常见的，可经常做为上班迟到早退以及无故旷工的必备事由），必须抓紧时间，好好休息，所以这就跑到黑河来疗养了。
至于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回来。老马的描述很富有诗情画意：俟春暖开江，再行回省。
快了，等明年春暖花开江水解冻再说吧。
这就叫幽默。
再笨的人都能看出马占山的电报不正常。得个感冒，就要到那么远的黑河去疗养，那我发个烧，是不是就得到莫斯科呆着了。明年开春？你把这里当旅馆了吧。
明摆着是学关云长挂印而去了。
不一样的是，关二爷走的时候，封金存印，除了保护两个嫂嫂出走，什么都没拿，什么也没带；马老爷呢，能拿得动的，能扛得走的，一个都没剩，不仅一下子搬空了江省金库，连关防印信都没舍得留，一并“捎”走了（谁知道这个以后有没有用呢，不捎白不捎）。
铃木和林义秀又气又急，赶紧向本庄繁报告这一“意外”的紧急情况。
本庄繁也着了慌，第一时间亲自给马占山发来电文，变着法想哄他回来。
马占山曾经要求本庄繁实践当初“不驻军”的诺言，命令齐市的铃木旅团撤出江省。
本庄繁当着面满口答应，一转身就抛到了九霄云外。
现在他倒是想起来了。不过他把责任都推到铃木身上：我早就让铃木撤兵了，谁知道这小子一直拖着不走，真不像话，我已经狠狠地骂了他一顿（“殊属非是，已令申斥”）。
接着他又对着马占山玩起了忽悠：你快回来吧。这次真不骗你，等你回来，我一准让铃木撤兵（“望回省，定撤退”）。
看着这份电报，马占山仿佛看到了本庄繁那张很傻很天真的脸，他笑了。
都什么时候了，还演这种把戏，很好玩是不是。
老马当即也复一电，拆穿了对方的西洋镜。
他说本庄繁有三个行为最恶劣：
其一，先答应撤兵，后来又不肯了，是“毫无信义”。
其二，犯了错就拿别人顶杠，自己装老好人，太“丑”；
其三，说来说去，还不是想把我诱回去活逮，真是“狼子野心”。
最后他毫不客气地扇了这位关东军司令官一巴掌——
“誓必灭此丑类，复我疆土”！
在打嘴仗这方面，被骂为“丑类”的本庄繁，向来不是老马的对手。
等到李顿调查团来到他们在东北的最后一站——哈尔滨，中国顾问顾维钧提出，既然到了黑龙江，不应该不会晤一下对伪满问题很有发言权的马占山。这是一个活证人。
这些日子处下来，李顿团长对这个见识广博、举止得体的中国人已经是信任有加，对他的话也基本上是言听计从，因此老顾一提议，他马上就表示赞成。
“抵抗将军”马占山的名字，此前通过江桥一战的轰传，调查团成员没一个感到陌生，大家对见一下这个重要人物也都认为绝对有必要。但问题是怎么个见法，或者换个说法就是需不需要征得伪满的同意。
调查团内部就为此议论开了。
顾维钧站在中国的立场，当然希望能够绕开伪满，直接会晤马占山。这一提议除获得李顿的首肯外，来自美国的麦考益少将也予以支持。
但法国的克劳德中将提出不同意见，他要求大家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此时距离马占山反出朝歌城已经一个多月了，这个马占山已不再是伪满的重臣，而是“叛将”！
据说他现在还在策划进攻哈尔滨，如果调查团招呼都不打一声，就直接去见马占山，万一被伪满知晓，会不会因此剌激他们，反而把事情弄糟呢。
经克劳德这么一说，众人都沉默了。这些天来调查团的处境大家都切身感受到了，不管怎样，表面上伪满和关东军还是装得客客气气。不过再怎么装客气也有一个底线，一旦无意中触碰了这个底线，导致他们不惜撕破脸皮，无论是对调查团本身的安全状况还是今后的调查过程，无疑都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各种困难，毕竟这个地方实际被他们控制着。
最后还是调查团秘书长哈斯拿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双管齐下，一面与伪满交涉，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另一方面再找找机会，看是不是有其它可与马占山直接达成双方会晤的办法和途径。
也只好这么办了。
一听调查团说想和马占山见面，日本政府和伪满果然双双跳了起来：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芳泽外相当即指示日本驻哈尔滨领事，要求对调查团的这一要求不予协助。
那个来自台湾的那个政治暴发户，远在长春的伪满外交总长谢介石，一改其原先对调查团的“百依百顺”，立马给李顿发来了一份态度相当激烈的电报。
在电文中，他气急败坏地说：现在哈尔滨周围要造反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凶猛（“匪贼猖獗”），这都是调查团想和马占山见面引起的结果。
我估摸着，里面少不了那个顾维钧给你们出主意（倒猜对了），说不定还有张学良在背后让马占山这么做。你们再这么搞法，为了维持“治安”，我们“满洲国”就得采取一点那什么措施了。
调查团并没有被谢介石的电报吓住，仍以“委员会为完成其任务，有听取两方意见之必要”为由，继续向伪满提出交涉。
看再不出来不行了，名义上虽然是伪满外交次长，但实际掌握实权的大桥只好站出来摊了底牌：马占山是利用你们来满洲调查的机会来反对我们的，如果你们要见面，“必将影响满洲国的治安和利益”，所以我们对这个要求无论如何不能答应（“殊难同意”）。
大桥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
调查团自从提出要见马占山的交涉后，警察们便忙开了，除了中俄便衣外，连原先装模作样、犹伴琵琶半遮面的日本警察也跑了出来，他们以保护调查团人员安全为名，带着枪在旁边寸步不离左右，弄得空气十分紧张。
到这个地步，通过伪满公开会晤马占山自然是进行不下去了。
试试另一个渠道吧。
调查团准备绕道苏联，到海兰泡与马占山见面。海兰泡位于苏联边境，与黑河仅一江之隔。日本人闻悉后，立刻派其驻长春领事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发出警告，要求苏联不得向调查团提供任何方便。
苏联那阵本来就与中国断了交，“九一八”事变后一直采取不介入的态度，而且斯大林那时候正忙着搞集体农庄和第二个工业五年计划，无暇分身，在对外交涉上能装熊就装熊，能少一事绝不多一事，自然不会为了一个国联调查团给自己惹上麻烦（当时苏联还不是国联成员，至年底才加入），因此日本政府那边一发话，他们就找理由推脱，拒绝给调查团成员发放通行证。
随着苏联这条路线的断绝，调查团一时无计可施。但让他们颇感意外的是，这时候神通广大的马占山却自己派人找上门来了。
马占山一共派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姜松年，一个叫王子馨。但两人命运并不一样，王子馨不幸被日军抓住，在搜出马占山给调查团的信件后旋被杀害，姜松年则顺利地潜入哈尔滨，并闯关成功，走进了调查团所居住的美国领事馆。
我曾经想过，在这些英雄闯关的过程中，一定有许多我们这些后人尚不了解或不掌握的历史内幕。
比如马占山在哈市可能有内应，做过相当周密的布置和安排。又比如在双方未正式见面前，在如何更好的避开日伪耳目方面也一定达成过共识，并有过一些巧妙的设计，否则的话，很难相信姜松年能够顺利地穿过那么多关卡和盯梢，如愿以偿地见到调查团。
夜幕下的哈尔滨啊，我不知道，在你的心灵深处，曾潜藏着多少血泪凝成的英雄传奇。
伪满时期的哈尔滨
烽火大地（205）
姜松年此行向调查团说明了日本策划成立伪满的经过以及马占山抗日的前因后果，并接受了以麦考益少将为首的调查团成员的问询。
作为马占山委托的全权代表，姜松年给调查团留下了思维敏捷、反应迅速的印象，在很多现在看来都极其困难的问题面前，他不仅没有被“绕”进去，还很高明地点出了问题实质，同时又做了符合事实的清晰回答。
有兴趣的话，我们不妨也跟着姜代表来解答其中的一个问题。
麦考益：有一种说法，马占山的部队所佩臂章均为红色，有这事吗？
如果我们不知道背景，肯定会以为调查团的同志因为一直被关在房间里不得出去，所以闷得慌，喜欢搞搞八卦。但其实这个问题相当敏感，如果回答得不好，马占山抗日不仅不会引起国联及英美国家的同情，还可能导致他们的反感。
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红”字。
早在江桥抗战时，由于马占山指挥的部队有了那么一点好武器（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些捷克式机枪），关东军在吃了亏后，就大呼小叫，说马占山一定得到了苏联的支援。
苏联要是搀杂在里面，问题就很复杂了，日本会否认它是对中国侵略，而可说成是像日俄战争时一样，在与苏联进行争夺。更何况，苏联当时打的是共产主义旗号，英美搞的却是资本主义，虽然两个主义的矛盾还不像后来那么激烈，但起码属于意识形态的两个阵营，彼此都看对方不顺眼。
苏联革命，舞的是红旗，红是它的代表色，故麦考益有此一问。
姜松年怎么回答的呢？
姜松年：日本兵也戴红帽子，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当时日军里面也流行过一种帽子，中间有一道红杠（有兴趣的朋友可参见“林志玲军帽”事件），所以姜代表有此妙答。
听到这里，参加问询的人都忍不住笑出了声。
姜松年兴致也来了，便趁势给老外们摆开了山海经：红，在中国有铁血的意思，可用于表达誓死相拼的勇气。对了，咱这儿过年的时候还用红呢，比如说贴对联，发红包，喜庆吉祥啊……
这回，连我都笑了。
姜松年的机智果敢，得到了与他会面的几乎所有调查团成员的好感。他们既佩服这个年轻人的勇敢，又觉得很好奇：这里龙潭虎穴，危机四伏，你不怕吗？
姜松年笑了笑，说：怕！——不过那是在未能见到你们之前，那时候我很害怕，害怕完不成马占山将军交托给我的使命。
现在，我还有什么怕的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遭遇毒手，也没有任何可遗憾的了。
一言已毕，掷地有声。在座众人均肃然起敬。
在结束这次长达四个小时的会谈后，姜松年还按照马占山的嘱咐，盛邀调查团前往海伦晤谈。然而当时的形势，根本不允许李顿等人这样做，因为日伪早已放出话来，如果调查团敢贸然去见马占山，就将撤回所有警备和保护，而这就意味着调查团的人员将得不到应有的生命安全保障。
日本人的不择手段早已是尽人皆知。面对暴力，也许更有用的是智慧。
姜松年走后，李顿似乎完全把会晤马占山的事给忘了。但就在东北的调查即将结束，日本人的神经也已经松弛下来的时候，这位英国爵士终于显示出其高人一筹的办事能力，证明国联在挑选调查团团长这件事上还真没看走眼。
简单来说，他一共办了两件事。
一件是达成了与马占山会晤的愿望。
当然，李顿没有亲自去，调查团成员也没有去，被派去的是两个老外记者，一个美国人，一个瑞士人。
但这就足够了。李顿基本达成了他想要达到的三个目标，即见到了传说中的马占山本人；确认了作为特使的姜松年的身份；让当事人重现了日本制造伪满政权的事实过程。
当初，李顿一共给自己设定了两个问题。现在，“满洲国究竟是个什么东东”这个问题可以告一段落了，那还剩下最后一个问题——日本“九一八”当晚的行动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
我们说过，最好的办法是到现场去看一下。
为什么早点不去呢？
因为李顿他们很清楚，柳条湖早已不是第一现场，那些要搞伪装的把这里翻腾收拾过NN遍总不止，所以早看晚看都一样，还不如把它放到最后。
调查团只是在回北平前，“顺路”去柳条湖看了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起我的一个朋友，是个福尔摩斯迷，就爱看那个英国神人破案，因此还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大发感慨：你说这老外是不是外星人潜伏在咱人类里面的，怎么那么难破的案子，他都能手到擒来？
我不知道福尔摩斯算不算外星人，不过我敢断定，能够把他与我们这些普通人分割开的，无外乎他的两个超常能力：现场观察和逻辑推理。
柳条湖早已没有什么真实的现场可供观察了，那么我们只好把担子放在逻辑推理上。
严格地说来，逻辑推理应该算是一门哲学课。
我大学上的第一门哲学课，就是这玩意。当然，到现在为止，大部分都还给我的母校了。但是授业老师当初像开玩笑一样说过的一句话，倒是让我印象深刻。
他说，逻辑推理是什么，很简单，举个例子，A等于B，B等于C，那么一般来说A就等于C。反之亦然。
在柳条湖，调查团带来的一位专家也在进行逻辑推理，他是美国人道弗曼。
他手里拿着一份南满铁路的行车时刻表，这种东西在南满铁路沿途火车站到处都是，没有人会去注意。
正是这张看上去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时刻表，引起了道弗曼的莫大兴趣。他的眼光久久地停留在这几个字上面：“10点40分，柳条湖。”
也就是说在10点40分这个时段，一列火车将通过柳条湖。放在1931年9月18日这一天晚上，同样适用。
那个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道弗曼查到，当时有一辆快车通过柳条湖，时速50英里，后准时到达沈阳车站，一分钟都没耽搁。
寥寥几个字，却已经暴露了那个夜晚的全部真相！
福神人（福尔摩斯）的发烧友们，让我们来沿着美国专家道弗曼的思路进行一番逻辑推理吧。
A：10点20分，柳条湖铁路发生大爆炸。
B：爆炸后铁路无法通行。
C：10点40分，一列火车高速且安全地通过爆炸点。
首先，看A（铁路大爆炸）和B（无法通行）。乍看它们似乎是可以相等的。由此还可以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此事必为北大营的东北军所为，所以须以“严惩”。
但是，B（无法通行）和C（高速安全通过）不相等。B（无法通行）无法导出C（高速安全通过），C（高速安全通过）也反过来否定了B（无法通行）。两者自相矛盾。
下面就有些类似于常见的多米诺骨牌了：
C
否定了B，B被否定后，马上也枪毙了A。
结论是：铁路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大爆炸，只是一个丝毫不影响铁路正常运营的小闹剧而已。
道弗曼随后查阅了有关铁路的毁损记录，上面明确记载：“仅东侧道轨接头处约1.5米的钢轨被炸弯，两根枕木破损”。
这再次证明了当时爆炸的烈度有多低，简直可以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来形容了。
调查团还找到了那趟“幸运班车”的一名乘务员，这人做证说，在火车经过柳条湖该路段时，只是感觉到“轻微的震动”。
究竟是挑衅还是自卫，这不全结了。
人家东北军又不是有病，深更半夜，费力劳神，就为了来给你们日本人挠个小痒痒？
退一万步讲，就算他们脑子烧坏了，这事真是他们干的，你们用得着这么大动干戈吗？
李顿调查团调查柳条湖
烽火大地（206）
6月4日，李顿调查团结束实地调查，离开东北。2天后，到达北平，准备着手起草报告书。
如果我们把这次调查看作是一场赛跑的话，现在到冲剌阶段了。然而，围绕即将出台的调查报告所展开的激烈争斗却才刚刚开始。
此前，日本内阁无论是对东北还是伪满的态度，都倾向于“保守”，犬养和芳泽这对“父子”在外交上也一直是扭扭捏捏，不敢也不好意思把事情做得太绝。
但是日本此间发生的“五一五事件”完全改变了这一轨迹。在这次事件中，犬养毅成为继前首相滨口之后，又一个倒于血泊之中的一国之相。
与滨口不同，这次跳出来杀人的，不是普通愤青，而是货真价实的军人，不是一个，而是一群。
此事最早发端于一个叫井上日召的人。
其实他是一个和尚，信的教我们也不应该陌生：日莲宗。上海马玉山路事件中的那两个倒霉和尚信的就是这个教。
井上日召代表了日本由来已久的一种思潮，那就是“下反上”（此名词纯系本人归纳，版权所有）。这东西跟“下克上”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实质却大不一样。
这么说吧，“下克上”就是不听领导的，我行我素，而“下反上”却是看领导不顺眼，自己要当领导，即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佛家不是讲求清静无为的吗，怎么这秃驴如此功利？
电影《少林寺》里大反派“王仁则”带兵杀进少林寺，方丈双手合十，嘀嘀咕咕念了一通，大意无非就是让双方慈悲为怀，都不要轻易动武。
这个口子一开，仿佛是形成了一个定例，后来的电影电视上，在跳出一两个宣称“蛇蝎缠身应还招，我佛慈悲亦惩恶”的武僧或侠客之前，差不多都要让类似的主持方丈大德高僧们出来唠叨两句。
这类和尚，我们当然再熟悉不过，也最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对佛教徒的定位。但日本产的日莲宗却不一样，这个教派的终极理想是来一场大战争，把其它教都一古脑毁掉，而它独存于世。
要论狂，日莲宗跟昭和军阀都有得一比，事实上也一向很受后者青睐。那个在满洲闹出大动静的石原莞尔就是信日莲宗的，算是个俗家弟子吧。
按照井上日召的想法，现在当官的都是一帮废物，属于典型的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些人不淘汰，真是没天理了。
不过一开始，井上还确实有点像我们中国和尚，他主张的其实是非暴力的“无抵抗”，也就是俗称的你打我左脸，我伸右脸给你打，反正就是不还手。
井和尚的如意算盘是农村包围城市，在乡下讲经说法，先把处于贫困中的农民给忽悠进来，等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就把大家伙组织起来，占领东京，通过“无抵抗”方式把政党议会的那些家伙全都赶下台。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很难，人家官当得好好的，凭什么要让位给你。估计这光头也因此很受了一点挫折，颇为懊恼。此时，他正好碰到了以藤井齐中尉为首的几个海军军官，后者是“国家改造运动”的信奉者。
“国家改造运动”这个东东最初是在陆军的樱会里流行的，永田铁山、桥本欣五郎等参谋本部“名人”都是里面的发烧友。但后来随着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的生效，海军的发展规模受到很大限制，在海军基层官兵中也开始充斥着一种对“上面”的不满情绪，于是“国家改造”的思潮便自然而然地找到了新市场，从“陆地”跑到“海洋”上去生根发芽了。
一个要改造国家，一个要赶跑领导，说法不一样，其实都是想抢别人的乌纱帽戴，所以双方很谈得来。井上把自己的“苦闷”一说，那几个军官就乐了，敢情，这年头谁不知道当官好，你不来点辣手的，那人家肯自觉自愿地下来吗？
宝贝儿，还是让我们来给你开开道吧。
一语惊醒梦中人，井上终于懂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那是要来点暴力才行的。
井上这个人在理论上没什么建树，除了念念经之外，在何为“国家改造”上说不出什么道道，但他是个实践派，说干就干。
他原本和海军中的这帮人一道策划了一个集体行动，那就是在2月11日纪元节这天，共同袭击前往皇宫祝贺的大臣。
当时大家兴致勃勃，颇有一股“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的气魄，但还没等到“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一天到来，“一二八”淞沪会战就打响了，包括藤井齐在内的一帮海军军官都赶到上海去忙他们认为更重要的事了，自然无法再参加集体行动。
你们不干我来干。事到如今，井上早已是箭在弦上，控制不住自己了。鉴于海军的“失信”，这次他决定不搞集体行动，而是单独暗杀，也就是说把大蛋糕切开来，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一人分一块，一人杀一个，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谓的“一人一刀”。
按照井上的计划，从大臣到元老，从党魁到议长，都有人分工负责，而且“血盟团”内部严格保密，除井上本人外，杀手们绝对不允许相互透露将被暗杀者的名单。
由于参与暗杀行动的成员大多沾亲带故，所以又称“血盟团”，而井上俨然就是这个“血盟团”的“教父”。
“教父”所指，血雨腥风。
2月。
民政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前藏相井上准之助（藏相是主管财政的大臣）在演说现场被杀。
3月。
三井合股公司董事长团琢磨直挺挺地倒了自家银行门口，成为日本被剌身亡的第一个大资本家（估计这个“之最”没人会抢）。
井上准之助倒血霉，那是因为他是政客，团琢磨公开身份是一董事长，按说跟政治不沾边，怎么也被捅了呢？
原因就在于外间盛传三井是政友会的经济后台。
其实那时候政党和大财团穿一条裤子不是什么新鲜事，作为日本两大政党的另一个大党——民政党背后就站着一个三菱。
你还不能够怪日本的政客堕落，人家那是没办法。
日本的政治制度太耗钱了，而政府对公务员又太抠门，有资料显示，当时一个议员光参加选举往最低了算都要将近2万（单位：美元），而议员的年金才不过3千，4年一届，这一届做下来，你就是不吃不喝也得倒贴上老本。那谁干啊。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政客们囊中羞涩，就得靠资本家接济，资本家给了钱，政客就得帮他们说话，政客胡说八道，老百姓就不满意，老百姓不满意，就会怨声载道。
最后，“血盟团”这样的杀人怪物就堂而皇之地跑了出来。
杀手，江湖，流血，这不是武侠小说，而是1932年的东京。
够了。
日本警察迅速出动，将两名冷血杀手分别抓获，并在审讯后，挖出萝卜带出泥，将“血盟团”一举破获，连同“教父”井上在内的一帮“壮志未酬”的家伙也都就此被送进了大牢。
“血盟团”行动失败了，但它决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今天的日莲宗奉告仪式
烽火大地（207）
随着中日淞沪之战接近尾声，先前“背约”的那些海军兄弟又回来了。到中国的这趟“旅行”颇不顺，海军损兵折将，连井和尚的同道中人藤井齐都栽那儿了。
关键是忙了一场，什么有油水的东西也没捞到，心里这个不痛快就别提了。
回到国内一看，这帮垂头丧气的家伙立刻被“血盟团”搞出来的“成果”给震憾住了：好棒啊，原来民间人士也这么英勇，岂不愧杀我等带枪之人。
没说的。拿过接力棒，踏着血迹继续干。
军人当然还是习惯集体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首相和大臣官邸、政友会、三菱银行，同时准备破坏东京的6个变电所，以便制造混乱，在黑暗中混水摸鱼。
这个行动模式后来被多次重复和拷贝，几乎成了一部军事政变者的必读宝典。
5月15日，想变天想疯了的这帮哥们兵分两路，一路是主力行动队，一路是别动队。前者的任务是杀人，后者的任务是放火——破坏变电所。
参加主力阵容的，是一部分青年海军军官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生。
陆军怎么也搀和进来了？
其实，犬养毅的人缘在政军两界应该还算不错，任用的陆相又是陆军中的“万人迷”荒木贞夫，加上他本身属于德高望重的元老级人物，军队高层即使对他有看法，一般也不会当面提。
但那些还在军校读书的小毛孩子可不这样想。他们认为这老头上台后一直压缩军备开支，对关东军占领满洲和建立“满洲国”也不积极，只是一门心思想着要和平解决问题，与中国搞好关系，不仅脑瘫，而且良心也大大的坏了。
除掉他，以国家利益的名义！
那天是星期天，犬养正在家里当宅男。他这个内阁上来后就没怎么闲过，也算忙中偷闲吧。
但是他很快就不用担心了，因为有人希望他永远休息。
据记载，犬宅男当时正在接受医生的体检，身边除了大夫就没别人了。
体检情况不错，老头的心情也不错，为此还很风趣地开了个玩笑，说自己兴许再活个100年没问题。
别说100年，再活1天都有问题。
傍晚时分，一群不速之客闯了进来（门口没有卫兵，或者是被干掉了？），脸上杀气腾腾，不象是来跟首相汇报思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