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麦基尔韦恩教授教的是从大宪章到16世纪的英国立宪史。麦基尔韦恩教授是名卓越的律师，研究了英国从其原来的封建体制到出现中央集权体制—法制变得越来越重要—的政治演变过程。麦基尔韦恩运用法律和历史文件—从大宪章本身开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给那些陈腐晦涩的文件注入了活力，让我们从历史和人文的角度来看待它们。我开始理解了为什么民主和法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如此重要，以及为什么实现民主和法制如此艰难。
同年，我又学了约翰·利文斯通·洛斯教授的课：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这门课中最激动人心的部分是柯立芝的两首伟大的诗作《古舟子咏》（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忽必烈汗》（Kubla Khan）。我们用的是洛斯的书《仙那度之路》（The Road to Xanadu）—该书悉心研究了柯立芝在撰写那两部杰作时所受的影响。洛斯不仅读了柯立芝的所有著述，而且还读了柯立芝读过的所有书籍，从而找到了激励这位伟大的浪漫诗人写下那些史诗的所有个人和文学影响。我还学到了，好文章—能够清晰而优美地表达思想的文章—是一个综合产物：开始可能是灵感，但还包括个人阅历、正规教育、潜心研究和大量的艰苦劳动。
阿博特·佩森·厄舍的1750~1860年英国经济史则是另一种启示。厄舍是个乏味的老师，但是个严谨的学者，揭示了经济变化的隐含过程。他向人们展示了英国是如何通过在耕作、施肥和良种应用方面的一系列发明创造而实现了其农业生产的革命的。在同一期间，单缸蒸汽机的问世，以及许多与铁、纺织品和其他工业产品的制造相关的发明，改变了英国普通人的生活。那些事实并非新闻，但厄舍在解释其内在关系时运用的清晰方式，堪称典范。他把历史叙述得栩栩如生，让我感觉那么真切。许多年以后，我在处理拉美和世界其他地区艰难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问题时，常常回忆起厄舍教授对历史所包含的复杂过程的分析。
我在自己上学期间数次发现，一个启发型教师能够刺激人的思维，且与所涉及的是什么主题无关。我永远感激麦基尔韦恩教授、洛斯教授和厄舍教授，是他们教会我如何思考。
28. 国内外的暑期活动
正文
国内外的暑期活动 戴维·洛克菲勒
读完大学二年级后的夏天，我和保罗·盖尔参加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组织的大峡谷昆虫学活动。活动的领队是博物馆的昆虫学主任弗兰克·E·卢茨博士。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在纽约塔克西多公园附近的昆虫学习站跟他一起度过两个夏天。1934年的昆虫学探险活动的目的，是要研究大峡谷底部和旧金山顶峰附近不同海拔高度的不同昆虫种类的变化。那是一种生态研究—这个术语当时没什么人用，表明了大峡谷底部的昆虫种类与墨西哥相同，而在几英里之外的山顶上—高度却相差10 000英尺
的地方—昆虫的种类却产于阿拉斯加。简单地说，由于相应的温度变化，纬度在确定昆虫种类分布问题上可能与经度同样重要。那年夏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楚地懂得了大自然的内在秩序。
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令我惊喜的是，父亲要跟我度过一个星期。这并不是预先计划的，而且我一直没能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决定坐两天的火车来看我：冲动行事完全不是他的性格。我们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在亚利桑那北部的莫纽门山谷参观了佩恩蒂德沙漠上的霍皮族村庄，以及谢伊峡谷的印第安部落阿纳萨茨（Anasazi）废墟。
虽然我已经19岁了，但那是我和父亲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我们两人都很放松，而且他也坦率地谈到了他自己和他的童年。那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好的时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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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春天，我和迪克·吉尔德决定暑期驾车游览一下欧洲。促使我们做出这个决定的一部分原因是我们上过的两个艺术课程，希望能够亲眼看一看我们学习过的一些欧洲艺术大作。结果，我们在6个星期的时间里参观了大约30家博物馆。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被德国不祥的政治局势所吸引，对未来感到深深的忧虑。
我们乘坐的是“奥林匹克号”（S.S. Olympic）的旅游舱，并带上了父亲给我在大学期间使用的A型福特车。我们驱车穿过了低地国家后，在巴黎停留了几天，然后再继续开车前往德国，并在德国待了两个星期。
这个国家已经明显成了第三帝国。我们在驱车穿越德国的时候，看到公共广场的杆子上贴着的标语将犹太人斥为德国的“祸根”。全国上下似乎有一半的人身穿某种制服。一天晚上，我和迪克在黑森林郊区的一家客栈里，这时一群士兵走进来，坐在邻近的桌子旁，与我们交谈起来。他们对美国很好奇，而且很善谈。晚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对我们说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故事。他们友好极了—直到在黑森林旅行的一对夫妇进了客栈。屋子里仿佛蒙上了一片阴影。我们刚刚琢磨过来怎么回事，这时士兵们明显地朝新来的人背过身去，开始大声谈论犹太人，以及犹太人对德国构成的威胁。那对夫妇离开的时候，一个士兵转过身，举起右臂，说，“嗨，希特勒！”—这是德国的法定礼数。那个妇女非常客气地说，她不使用这种官方的敬礼，不过还是祝他们晚安。接着，他们走出了门。我们感觉很不是滋味，没过多会儿也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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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迪克经常在夜里收听电台广播，而我会竭尽全力翻译希特勒那慷慨激昂的铿锵之辞。尽管我们无法听懂每一个词，我们还是感觉到希特勒有力地控制了德国人民—这一点，我们从兵营式的日常生活中也看了出来。迪克只要听到希特勒说话时的抑扬顿挫的节律和戏剧效果，就会又气又怕。听到他的讲话结束的时候，迪克的眼里会噙满愤怒的泪花。迪克后来说，正是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广播让他确信，我们最终将不得不与纳粹作战。他说，任何具有那种催眠般力量来驱使、改变他人的人都是十分危险的。
29. 拜会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正文
拜会帕德雷夫斯基和弗洛伊德 戴维·洛克菲勒
离开黑森林，我们驱车进入了瑞士。我们跨过莱茵河，然后继续前往日内瓦。途中，我们在莫日尔停了一下，拜见了帕德雷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音乐家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的时候还当过一小阵子波兰的总理。去年，他在我父母的纽约住家举办音乐会的时候，我就见过他，并为他的个性和演技所吸引。他是个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留着一头蓬乱的白发。他盛情、热烈地接待了我们，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家。离开帕德雷夫斯基的家以后，我们又参观了父亲在几年前为国际联盟建造的图书馆。
不久，我的嫂子托德加入了我们的旅程。那年夏天，托德和内尔森住在英国，内尔森在大通银行伦敦分行工作。在离开纽约之前，我和迪克曾经邀请她跟我们一起旅游一个星期，但并没有指望她能来。当她表示同意的时候，我们喜出望外。她在卢塞恩与我们会合，然后我们一起前往瑞士和奥地利交界处的阿尔卑斯山。我的A型福特车没有行李箱，几乎没有多少地方容纳托德和我们的行李，但我们将就得很好，一路非常愉快。这次快乐的旅行让露西姨妈感到震惊。她认为一个已婚女子在没有年长妇女陪伴的情况下与两个年轻男子一起旅行是极其不合适的。实际上，那是很无辜的。我和托德在6年前的埃及之行中就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而在大学假期期间，她和内尔森有好几次为我在“阿比顿山庄”举行家庭晚会时充当了监护人的角色。托德就像是我的大姐，我觉得她非常喜欢跟我们这两个大学生一起嬉笑玩闹。
结束了阿尔卑斯山的旅游后，我们驱车穿过奥地利，来到维也纳。在那里，我们拜见了弗洛伊德。那次拜会是迪克的姨妈安排的。她曾经接受过弗洛伊德的分析，并一直住在他们家，陪伴安娜·弗洛伊德，并与她一起撰写了许多有关儿童心理学的书。那个时候，弗洛伊德已经很老了，颚部的癌细胞正折磨着他。但尽管他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对我们却是非常友好。对于讨论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此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的兴趣似乎不如谈论他大量收集的、堆满了他的书房和客厅的埃及、希腊和罗马的艺术品。他对我去过埃及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仔细地询问了我的所见所闻。我后来发现，弗洛伊德几乎迷上了无形事物发展史，尤其是人类自我的历史沿革。我们还用了一些时间跟安娜一起讨论了心理学中一些比较熟悉的内容。她一定很能说服人，因为我对我父母说：“显然弗洛伊德的信念被半瓶子醋的批评家们曲解了，因为我们从她那里听到的东西是最神圣的。”
30.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正文
洛克菲勒家族遗产 戴维·洛克菲勒
1934年秋天对于我，以及我的家族的未来而言，是个关键的时刻。父亲决定要设立一系列不可更改的信托财产，为母亲以及他的6个孩子每人留下6 000万美元。通过这些1934年信托财产—我们家族里是这么称呼父亲的决定的—父亲能够至少将家族财富的一部分资产在免财产税的情况下传给了3代人。如今，这些信托财产构成了我们家族的主要财富。没有这些信托财产，洛克菲勒家族的绝大部分财富就会要么通过税的形式交给了政府，要么捐献给了慈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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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我从来没有想当然地以为自己会继承巨大的财富。诚然，我知道父亲非常富有，但我同时知道，大萧条给他的财富以及所有人的财富都带来了巨大损失。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收到过父亲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鉴于形势的发展，我非常有可能不得不“打工谋生”。尽管大部分人都会作此打算，但此话出自全国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却叫人有些惊异了。
我知道，父亲在平衡处理相互竞争，甚至相互矛盾的各种金钱需求：有源自他大量的慈善承诺和洛克菲勒中心的经济责任，也有家庭的经济需求。父亲明白，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性，而这是他必须满足的需求。但是，他认为我们都还太年轻，太缺乏处理大量资金的能力，离不开专家的监督和指导。说到底，他的父亲是在他到了4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将可观的钱财传给他的。而且，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祖父最初可能根本没有打算给他留下大部分财产。我猜测，父亲原本希望再等上几年，然后再决定如何分配他的财产。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罗斯福总统针对富裕阶层的税收政策，说服了父亲在这个时候采取如此行动。1934年，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大幅度提高让父亲相信，如果他希望让我们能够独立起来的话，他别无选择。但是，他对我们成熟程度和经验程度的真正担心，促使他设立了信托财产，严格限定任何一个受益人获取收益、动用本金的条件。
父亲的初衷是给他的孩子们每人一小笔钱，然后逐年增加，直到我们30岁。信托财产的设立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在我们30岁之前，信托财产的收益除了支付给我们的以外，并不是用于再投资，而是分别捐献给数个指定的慈善机构，包括洛克菲勒研究院和里弗赛德教堂。
1935年，也就是信托财产开始运作的第一个整年，我只收到
2 400美元，是收益总额中的很小一部分。这笔钱包括我的所有生活和大学费用—除了学费以外，然后是每年400美元，也就是父亲在我上大学期间每年支付给我的。有时，我的确发现自己手头现金拮据，不得不请求父亲提前给钱。而他通常会把我的请求当做是教诲和指导的机会。他在1935年写给我的一封信中表达了他的不悦：
你在这个期间花的钱远远超出了预计的收益—如你所说，这当然是因为计划不当，是个错误……你当然想像得到，我对你感到有些失望，因为你再一次陷入了经济困境。当你每年获得1 500美元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问题。随着钱数的增加，好像困难也加大了。“财富越多，人越容易失去头脑”，这句老话很有道理。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计划好自己的开支，不再验证这句老话。今天我就把400美元汇到你的银行账户上。
1934年，父亲在设立信托财产的时候告诉我、劳伦斯和温思罗普，我们的信托资金所包含的资产远远少于他留给母亲和我们的其他兄弟姐妹的数额。父亲给我写了一封信，解释了他的理由。他的信很好地描述了他对年轻与金钱之间危险结合的感觉：“我在第一次与你谈论这件事的时候，我脑子里想的是给你们3个小儿子留下与其他孩子一样多的财产。回头一想，我认定这么做对你们将是不公平的……首先，因为那样可能会导致你们陷入一种境地，使你们感到彷徨和无措，因为你们突然背上了沉重的、相对新的责任……第二，那样会……严重破坏你们在成长期间获得的指导和忠告的机会，而提供这种机会是做父亲的职责。”
但是，当国会在1935年提高了馈赠和财产税税率的时候，父亲不得不改变自己的策略。他很不情愿地得出结论，如果他不现在就提高自己留给3个小儿子的信托资产的话，他就会永远丧失机会。于是，他增加了我们的资产份额，并因此将所有的信托资产平均到了大约1 600万美元的水平。我是到了数年之后才被告知自己的信托财产数额的。
1935年6月中旬，父亲在我和迪克踏上欧洲之行后不久，给我写了封信：
我原本不应当现在就采取这个步骤，可是，形势似乎在逼迫我这么做。关于如何明智地管理和处理财产，要获得这种知识，最好是通过经验的逐步增长。我在赠送你们所有财产的时候，这种想法一直在我脑中占主导地位……我把巨大的信托资产给了你们。但是，我知道，你们永远不会让我后悔这么做的。
爱你的，父亲
31. 选择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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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职业 戴维·洛克菲勒
在毕业那年，我忙于撰写我那篇关于费边社会主义的毕业论文—《费边眼里的赤贫》（Destitution Through Fabian Eyes）。该论文针对的事实是，对待贫困的传统欧洲模式依据的是基督教的戒律，即赎罪的方法是施舍给穷人。其重点落在施舍者来世的好处，而不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每个人都有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的社会义务。在比阿特丽斯和悉尼·韦布的领导下，费边社会主义者采取的是相反的观点。在他们的眼里，获得最基本的生活保障是所有公民的基本权利，是政府固有的责任。
韦布夫妇和其他费边主义者提出的理论奠定了贝弗里奇的研究基础。贝弗里奇当时是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的院长，也就是我此后不久前往进修的地方。贝弗里奇后来成了福利国家的主要设计人之一，而这种福利制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在英国得到认可。
大学生活临近结束的时候，我还不很清楚自己这辈子要干什么，甚至不清楚毕业后立刻从事什么职业。我有点想在国际领域追寻些什么，而且倾向于某种独立于“家庭办公室”的事情，因为我的3个哥哥已经在那里工作了。进修商务或经济类研究生课程对我有些吸引力，但那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目标。我感觉自己需要听取某个我尊重的、自己的一生已取得了成功的人士的意见。
多年来，我一直敬仰威廉·莱昂·麦肯齐·金，而在与父亲一起处理拉德洛惨案后事以后，他已经成了父亲的密友。金先生后来承担了加拿大自由党的领导职务，并于1935年当上了总理。他在纽约的时候，经常跟我的父母在一起，有时也会去参观锡尔港。他对我总是非常热情、友善，跟他交谈我感觉非常随意。我所认识的麦肯齐·金并不符合我后来听说他在加拿大的名声：强硬、古怪、遥不可及。
征得父亲的同意以后，我给金先生往渥太华写了封信，请求拜访他并听取他的意见。金先生立刻回复，邀请我在1936年的春季跟他一起度过一个周末。通过长时间讨论我的选择和兴趣之后，显然对我最有意义的事业是在政府界或国际金融界谋职。无论做什么选择，金先生始终认为我最好获得经济学的博士学位—那是他自己多年以前学过的课程。这不仅有利于取得政府界和金融界有用的知识培训，而且还能让我在他人面前树立可信度，因为若非如此，人们可能会觉得无论我从事什么工作，主要都是因为受到了我家族的影响。
金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因而我决定在哈佛继续学一年研究生课程，以便开始跟著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学习经济学。完成了那一年的学业后，我的计划是进伦敦经济学院，然后在芝加哥大学完成进修，这样我就能最大程度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通过在3个大学学习，我将有机会结识许多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32. 一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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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论文 戴维·洛克菲勒
我回到纽约之时，几乎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的安抚政策最终未能平息希特勒，也没能改变他创建德意志大帝国、让德国再次凌驾欧洲的目标。随着不可抵挡的闪电战吞噬了波兰，我读着报纸、听着电台，心中感觉越来越恐惧。那是一种新型战争，我不由得为自己以及我在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朋友们的未来感到迷茫。
那年秋天，我的主要任务是完成我的毕业论文。我选择了住在波坎蒂克，而不是我父母
在公园大道的家里，以便躲避纽约市固有的喧嚣纷扰。住在“基魁特”对我来说在几个方面都非常合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离佩吉·麦格拉思很近。我父母过来过周末，但若非如此，我便是独自一人。我把祖父卧室旁边的起居室改成了我的书房。吃饭的时候，我享受着管风琴—听起来像是钢琴。我尤其喜欢《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和《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und Isolde）的咏叹调。一旦我需要在知识探索的征程途中喘口气，或者在面对“白纸一张的恐惧”时，我可以打高尔夫、骑马、到娱乐房游泳，或者到俯瞰哈得孙河的树林里散散步。这种日子的确很惬意。
我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我的论文写作，因为我过去从来没有从事过需要如此集中研究、思考和写作的工作。此外，我完全是靠自己，没有教授可以依赖。我痛苦地意识到，我必须针对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的主题撰写出体现创新思想的文章。
33.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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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置与浪费的“思考”(1) 戴维·洛克菲勒
我的论文—“闲置资源与经济浪费”—论述的是一个范围很广的话题的一方面：要纠正作为大萧条时期典型表现的超常失业水平和工业产能的闲置问题，主要应当依靠市场因素还是政府的干预。海克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信赖的是市场因素，而凯恩斯及许多其他经济学家却认为，只有政府干预—包括赤字财政和刺激经济的政府投资—结合经济结构的根本性重组，才能使美国以及其他先进国家恢复到全面就业和繁荣兴旺的鼎盛时期。
我所探讨的论点涉及范围较窄—工业产能的应用。这个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前一直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注意。在那个时候，雇用着成千上万名工人的大型工业公司—包括汽车厂、钢铁厂
等—是美国经济领域里唱主角的。由于大萧条的原因，这些工厂中有许多已经歇业，或者运行的规模只是其产能的一小部分。对许多人来说，这种局面意味着浪费，因为工厂没有得到利用，而大量的工人又失去了工作、陷入严重的个人困境。许多人认为，政府应当通过建设公共设施或直接向失业人员发放救济的方式往经济领域投入资金，这样就能提高国民收入水平，刺激私营部门的活力，而私营部门就会反过来利用其闲置的能力，提高人们的就业水平。我所论述的具体问题是，闲置的产能是否如同许多经济学家所强调的那样被浪费了。
胡佛和罗斯福两届总统都通过年度预算赤字在经济领域投入了资金。虽然形势在20世纪30年代期间出现了缓慢的好转，国家还是有一支庞大的、似乎是永久性的失业队伍，工业产能的很大一部分还是闲置着。经济学家研究了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我觉得有很多研究都没有能够准确地定义使用的术语，而他们的结论如果得以应用，有可能会导致不合适的、不明智的财政和管理政策。
比如，布鲁金斯学会（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发表了一系列分析报告，支持永久性政府干预的意见。有一个栏目提出“超低消费是一种痼疾，是工业组织现有结构形式所固有的”，而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不仅是浪费，而且也是我们的经济体制中不可避免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设立一个永久性公共计划，消除借贷限制，提高政府在经济生产计划方面的作用。
我觉得，更能说明为什么没能理想地实现工厂产能的全面、长期有效的解释是—“企业家的愚蠢和缺乏远见”。于是，既然不能指望商人制定明智的计划，就只能由其他人来承担这个角色了。
类似这样的论断引导着我深入探讨浪费的经济和道德含义，以及在什么情形下没有得到应用的产能构成了实际意义上的浪费。我发现，这些论调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种不健康的错误认识，即把闲置和浪费等同了起来。事实上，闲置并不等于浪费。比如，如果迫使某工厂关门的原因是品位和技术方面的变化，而不是需求不足，那么重新开张就是一种浪费。更重要的是，大多数此类研究认为，产能没有得到应用或造成资源闲置—并由此导致了高失业率和低收入，不论当时的情形好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家和公司经理们作出了自私的决定：保持低产量，以便获取高价格和巨额利润。
我发现这一观点非常流行。促使某商人决定不使用其部分产能的原因有很多：购买材料的困难、季节性波动、高赋税、政府管理过度，甚至是他自己没能正确理解市场。如果某工厂因为技术或者消费者品位的变化而关闭，则工厂继续运营所造成的浪费更多，还不如将其铲平，另起“炉灶”。
我的结论是，如果某种经济资源未能得到应用，这一点本身并不是浪费的表现。从实务政策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如果把工厂闲置现象当做将干预型政府政策合法化的依据，那么就会导致不当行为，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另一方面，我同时明确指出，在出现极端的情形时—比如严重减少总需求的经济萧条—政府投资这种刺激手段不仅是一种防卫措施，而且也是必要的。
在当时，我对于商人的决策过程和原因的思考在很大程度上是按照曾经教过我的经济学家的模式。但是，当我今天再次阅读我的论文时，很显然，对我影响很大的不仅有熊彼特、海克和奈特，还有我的祖父。
在论述像他那样的商人的行为时，我指出，那些认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欲望是企业家惟一驱动力的想法是错误的。诚然，赚钱的欲望是一个重要的动机，但还有其他动机，而且其重要性常常并不亚于赚钱。正如我在论文中所强调的那样：“企业家身份本身代表着一种机会，用于满足人的发明创新、追求权利和赌博的本
性……事实上，对成就过程的追求，其本身对于许多人来说就是一个目标，而在那些人眼里，利润是一种值得付出努力的副产品。忽略了这个事实，是很容易产生误导的。”
换句话说，经商的一部分乐趣就是完成自己制定的计划，实现重要的目标，创建某种不朽和无价的东西。我论述说，除了利润方面的动机和个人的满足感之外，商人决策的基础不仅是分析评测其决策对盈亏表和收益报表的影响，而且还有对其工人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的影响。
祖父一定会赞成这些论点。利润方面的动机是成就的准则，但个人目标是通过社会形成的，而这些目标只有在符合和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和目标时，才有意义和价值。我在自己的商务生涯里，一直试图实践这些原则。
34.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2)
正文
闲置与浪费的“思考”(2) 戴维·洛克菲勒
我全神贯注地投入了几乎6个月的时间，于1940年4月完成了我的论文。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将自己的论文终稿装进信封，寄给奈特、瓦伊纳和兰格教授。跟所有作者一样，我急切地想知道我的读者有何反应，但我确信自己做得很漂亮、彻底。我的论文委员会认可了我的论文。4个月后，我取得了我的博士学位。
35. 佩吉
正文
佩吉 戴维·洛克菲勒
那年秋天和冬天，我并不是仅仅在学术领域里勤奋耕耘。对佩吉·麦格拉思的追求，为我提供了非常愉快的换脑机会，并且最终产生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关系。
我和佩吉已经相识多年，但是我们是在我从伦敦回来之后才开始频繁而认真地交往的。她的父亲—西姆斯·麦格拉思—是华尔街著名律师事务所卡德瓦拉德-威克沙姆-塔夫脱（Cadwallader, Wickersham and Taft）的一个合伙人，她的母亲—内瓦·冯赞特·史密斯—是
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Pennsylvania Railroad）一位前任总裁的女儿。在大萧条期间，麦格拉思家经济损失惨重，但还能够舒舒服服住在芒特基斯科一座漂亮的白色殖民地风格的宅子里，距离“基魁特”整整22分钟的车程。那条路在1939~1940年的冬季几乎被车轮碾坏了。
佩吉喜欢韦斯特彻斯特县的静谧生活。她很宠爱自己亲自照料的马—那匹马名叫“士兵”—并训练它跳跃、猎狐。她在芒特基斯科一带有很多朋友，喜欢在骑马的时候出其不意地造访，而且常常留下吃饭。佩吉是个充满乐趣、喜欢探险猎奇的人，总是第一个参加某种不合传统的新潮。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她就喜欢恶作剧。跟她一起上过芒特基斯科的里波湾学校的老朋友们回忆当年的情形时说，她和一两个同学—包括她的妹妹艾琳—会在冬天的某个星期五下午回家之前，把一块林堡奶酪放到散热器的后面。学校当局不得不取消星期一的课，因为他们忙于清理大楼里的空气。
后来，佩吉上了一年的希普里学校—那是费城郊外一所非常古板的女子进修学校。她是有名的“麦格拉思蝙蝠”，以规避学校的规章制度为乐，尤其是那些旨在让女孩们晚上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规定。通过仔细观察，她弄清了楼里每一块破裂木板的位置，由此她就能悄悄地四处走动，到她的朋友那里去串门。
我自己就目睹过佩吉的一些恶作剧。有一次，她把一样东西放进了本吉·弗兰克林心爱的新车引擎里。当本吉发动汽车的时候，砰地一声巨响，冒出一股浓烟。本吉一脸惊慌地从车上跳下来，在引擎盖下面疯狂地搜寻，直到他注意到我们大家都在狂笑不已。
佩吉继承了她父亲的正义感，严格地遵循高度的道德标准。她也继承了她母亲在许多事物上的优雅品位，尤其是在挑选令人赏心悦目的服装方面—她在这方面的才能同时也得益于她那美妙的身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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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佩吉喜爱乡村的生活，而不是城市的交际圈子，但她却非常喜欢参加聚会。事实上，我们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就是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长岛为青年女子首次进入社交界而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而在我上大学期间，我们经常在舞会和其他聚会里见面。我们两人都喜欢跳华尔兹舞，而由于这一共同喜好，我们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晚上。我们最喜欢的是圣雷吉斯屋顶舞厅和彩虹舞厅。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彩虹舞厅的一次波尔卡舞比赛中胜出。
我从第一次见到佩吉，就发现她具有某种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地方。我还没有爱上她，但我发现自己在晚会上经常寻找她的身影，而不是别的女孩。她很有格调，交谈时很有趣，而且舞跳得很漂亮。因此，当我于1939年秋天回到纽约的时候，我的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希望尽可能多地跟她在一起，情不自禁地每天给她打好几个电话。她经常到“基魁特”来看我。我们一起听着风琴，或者在家族地产上某个美丽的地方野餐。我们一起在丛林中漫步，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强有力的友谊关系演变成了某种更加深沉的感情。
到了初春季节，我开始认真考虑要向佩吉求婚，但我到了6月才鼓起勇气。佩吉给了我答复—那是在整整24个小时以后。
当我告诉我母亲时—过去我从来没有向她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她用冷冰冰的口吻不无风趣地说：“啊，戴维，我并没有大吃一惊，因为我看了电话账单，上面有很多打给芒特基斯科的电话。”
为了买一只订婚戒指，我掏出了自己的所有积蓄—大约
4 000美元，那是我当时所有资源的总和。向佩吉求婚是我作出的最明智决定。我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55年快乐的日子。在我们的感情道路上也有过崎岖坎坷，但我们对彼此的爱与日俱增。
36. 小花(1)
正文
小花(1) 戴维·洛克菲勒
论文大功告成，博士学位也拿到了手，该是考虑职业问题的时候了。对于自己想干什么，我并没有明确的想法，但我知道，我没有兴趣走进约翰、内尔森和劳伦斯已经加入其中的家族办公室。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比尔·本顿和比尔兹利·拉姆尔跟我说起过与重要政治领袖—包括罗斯福总统、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莱曼（Herbert Lehman）和市长菲奥雷洛·拉瓜迪亚（Fi
orello La Guardia）—具有良好关系的劳工和公共关系顾问安娜·罗森堡（Anna Rosenberg）。本顿与安娜取得了联系，告诉她我对政府服务工作的兴趣。我们见面后，安娜建议我从写论文的工作中抽出几天时间来了解纽约市政府的不同领域。她安排我参观市政府的几个部门，包括一个城市寄宿舍和施食处。还有一次，我整天坐在一个儿童法庭上，观看法官如何处理青少年犯罪案子。
这些经历引起了我对公共服务的兴趣。当安娜提出我是否喜欢跟市长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我立刻表示同意。安娜作出了必要的安排。1940年5月1日，我到市政厅报到，作为市长的一个“每年1美元”的秘书开始工作。
我被分配到一个大办公室里工作，中间隔着两名速记员用的一个小办公室，然后才是市长那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鉴于我的工作职责，我每天都要出入拉瓜迪亚的办公室十几次，而且我要旁听许多会议和职员大会—那些会议常常充满了喧闹的争论声。我要给每天收到的几十封来信起草回函。我让速记员记录我的回信，并将回信送到市长那里签字。拉瓜迪亚对我的工作似乎很满意，常常一字不改地就在我起草的回信上面签字。
人称“小花”的拉瓜迪亚脾气十分暴躁，尽管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控制自己的脾气。然而，他常常让自己处于暴跳如雷的状态。当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回信的时候，或者正在跟抱怨自己商店门前的电线杆子太高的布鲁克林某个商人谈话的时候，会突然听到他把办公桌上的什么东西摔在地上，冲着某个瑟瑟发抖的下属咆哮起来：“你这个愚蠢的狗东西！我怎么能用这种低效率来管理一个城市？”这种痛斥会持续几分钟，然后用不了多久，我会看到那个被骂得狗血喷头的家伙从办公室里匆匆地溜出来。
负责市政府各个部门的局长也不能幸免于这种呵斥。他们其中的一个是负责市场的局长小威廉·费洛斯·摩根。他来自纽约的一个古老家族，出于一种公民责任感而接受了拉瓜迪亚的工作。但是，只要拉瓜迪亚收到针对费洛斯的部门的投诉，就会把他召唤到自己的办公室，劈头盖脸地用上他用在所有人身上的恶毒语言。可怜的费洛斯战战兢兢地坐在那里，在羞辱、愤怒和恐惧的交织心理作用下浑身颤抖。
拉瓜迪亚对他的秘书们同样残忍无比。她们工作加班加点，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到了傍晚时分，如果市长发现了信中的某个打字错误或类似的毛病，他就会毫不留情地把她们痛骂一顿，直到她们泪水涟涟。
抛开那些缺点不说，拉瓜迪亚是个极其令人敬慕、超凡出众的政治家。他是终我一生当之无愧的最好的纽约市长—至少在鲁迪·吉乌利亚尼出现之前。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说拉瓜迪亚性情焦急、脾气暴躁的话，那么他有大量的理由暴跳如雷：他是在清理一个其政府已成了腐败代名词的城市。几年前，臭名昭著的詹姆斯·J·沃克让贪污受贿达到了明目张胆、花样百出的顶点。大多数市政府职员认为，自己得到晋升的惟一途径就是买通合适的人。抢劫、敲诈、谋杀和卖淫之风盛行，而法官们则收了银子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拉瓜迪亚用他个人的性格力量清理了纽约。当他冲着人们大声吼叫的时候，那是因为某些恶化了的腐败、低效或做事马虎的原因。他对自己十分苛求，对自己身边的人也是同样的要求。他会毫不犹豫地在半夜时分给人们打电话，要求在第二天某个时间之前为他准备好某些东西。
他还是一个喜欢招摇过市的人。他那辆7人座克莱斯勒轿车配备了闪光灯、警笛和警方的电台，随时了解城市周围发生的重大事故和火灾。当他听到火灾的消息时，他会改变方向，急忙赶到现场，带上他的消防帽，开始发号施令。他的表现非常生动，消防队员们并不介意，而纽约的人们—以及报界—喜欢这一点。拉瓜迪亚还是个见义勇为的英雄；有一次，他帮助解救了一名被燃烧的横梁压得无法动弹的消防队员。他对这个城市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有着浓厚的个人兴趣—甚至有时去举着旗子阻拦飙车的司机，给他们上一堂安全驾驶的课。
他的克莱斯勒是一间活动办公室。他在离开市政厅的时候会时不时地拉上我，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坐在车上修订他的回信，或者讨论某个他感兴趣的项目。我们常常会一路谈论商务问题，然后，当我们到达他日程安排中的下一个活动地点时，他就会跳出车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有时候我怀疑他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是否知道自己要去哪里—给他的听众做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演讲。他很真诚，而且不是许多政客用于交易的那种虚假的真诚。拉瓜迪亚是个有信仰的人，并且身体力行。
我记得自己曾陪伴市长去参加卫生部用联邦政府提供的资金在布鲁克林附近修建的一个新设施的开业仪式。听众是当地一所小学的学生。我清楚地知道，他对于那天自己要跟孩子们谈些什么，心中并没有底。但是，他首先介绍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的价值，以及该署在提供就业机会方面的作用；然后又介绍了卫生部的价值，及其对城市运转的关键作用。接着，他又平稳地转到拥护民主的话题，说到卫生部显然是其中的一个关键角色，然后又谈到了美国本身。孩子们听得如痴如醉。我敢肯定，如果所有的卫生工人听到这个演讲，一定都会感觉自己是个英雄。演讲结束的时候，我的眼里噙满了泪。那完全是一次即兴演讲，但因为是拉瓜迪亚发自内心的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
37. 小花(2)
正文
小花(2) 戴维·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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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拉瓜迪亚势均力敌的一个局长是罗伯特·摩西。摩西凭着自己的能力成了一个实权人物。他曾经是阿尔·史密斯的立法助理—当时，史密斯在纽约州的州众议院工作—并在20世纪20年代史密斯担任州长期间，与他工作关系密切。摩西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是建造纽约那令人仰慕的公园系统以及纽约大部分交通运输系统的驱动力。事实上，五十多年来，摩西一
直是纽约市和纽约州的一个实权人物。在这期间，他的头衔众多，但尽管有那些头衔，摩西一直是个实干家。与纽约市基础设施相关的事情，几乎没有一件不是经过他所掌管的某个部门的。战后，我到他那里工作，亲自经历了莫宁赛德区和曼哈顿南部的再开发过程。
摩西毕业于耶鲁大学。与许多政客不同的是，他本人是个廉洁正直的人。他是个忠心耿耿的公仆，表现出了设计良好、管理有方的政府项目所能够实现的水准，但是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方面常常是残酷无情、独断专行。
摩西在任何方面都可以与拉瓜迪亚匹敌，无论是智慧，还是纯粹的性格力量。他在走进市长办公室的时候，总是用一种平静的口吻和绅士风格跟我随意地打个招呼。几个月以后，我常常听到他们两人在进行嗓门“比赛”，在市政大厅的另一头都能传出回音。但这种争执在涉及到摩西的时候结果却不同：拉瓜迪亚尊重他；虽然他感到怒火中烧，但会平等地对待摩西，而不会像对待其他人那样去羞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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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跟市长一起工作的一年半时间里，我的最大的项目是出租于1939年开业的拉瓜迪亚机场的商业面积。机场是市长为之骄傲、为之津津乐道的宝贝，他希望它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主候机楼在设计上没有包含可供出租的商业面积，这一点使得市长的目标很难实现。我和建筑师威廉·A·德拉诺找到了可以开设店铺和展柜的地方，然后我便走出去招租。结果，我表现得像一个很像样的推销员。卡地亚在旋转楼梯口租用了一小块地方，放了一个珠宝柜台。我又将其他空间租给了花店、银行、男子服饰用品店、中介公司和美容店。
1940年，飞机还很新鲜，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参观机场，其目的只是为了观看飞机的起飞和着陆。我们在眺望跑道的一个封闭阳台上修建了一个观看平台，收取很便宜的门票。“空中走廊”立刻取得了成功，每年产生的收入接近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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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下旬，也就是我参加工作一个月以后，我跟市长单独坐在车里，跟他说起了我要结婚的计划。我估计佩吉不会反对，便对市长说我们打算在初秋成婚，希望能够请假去度蜜月。市长表现得非常热情，并祝我求婚成功。几个星期以后，我告诉他佩吉已经接受了我的建议，他便带我们到中央公园的餐厅就餐，然后又带我们到城市大学的古根海姆体育馆去庆祝。他还同意放我的假去度蜜月！
1940年9月7日，我和佩吉在纽约贝德福德的圣马修教堂—那是美国新教圣公会的一个迷人的小教堂—结了婚。我哥哥约翰当男傧相，另外几个哥哥和我的大学室友们当男迎宾员。麦格拉思夫妇在自己的家里举办了招待会，参加招待会的客人有两百多位，其中包括亨利·福特与他的儿子埃兹尔以及双方家庭的一些老朋友。
我们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大蒂顿山的JY大牧场—度过了我们的蜜月。我们在黄石国家森林作了5天的背包旅行，而且我们每人都打中了一头驼鹿（后来，我们两人对狩猎都失去了兴趣，但我们对荒野背包旅行的兴趣依然如故）。但我和佩吉大部分时间厮守在一起，享受着初婚的幸福，计划着我们的未来。那段时光，我至今都由衷地珍惜。时间过得太快，我们不得不返回纽约。
“备战”
婚后，我继续为拉瓜迪亚工作。到了1941年的夏末，美国进入欧洲战场或者与日本对抗的可能性越来越大。1940年中期，法国沦陷以后，国防开支大幅度增长，一方面是为了提高我们自己的“备战意识”，一方面是为英国人（后来又为苏联人）供应军事和其他装备。
政府的采购合同几乎包罗万象—从坦克到巧克力，从而刺激了人们将老工厂翻新改造，用于生产新产品，同时刺激了新工厂在全国各地的兴建。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从而产生了许多始料不及的问题：医疗设施不足，战争人员没有住房，当地缺乏上水和食品供应，校区拥挤不堪。为了解决许多此类问题，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防、健康与福利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Defense, Health and Welfare Services, ODHWS）—那是当时用缩写字母表示的各种政府机构之一。区域办公室在美国各地设立起来，罗斯福请安娜·罗森堡负责纽约地区。
安娜是市政厅的常客。有一天，她来到我的办公室说，也许时机已经成熟，我该介入“备战”工作，作为ODHWS的助理区域主任跟她一起工作。这个时机对我似乎非常合适。跟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我感到很愉快，对市政府已经了解了许多，但一年半的时间好像够长了。安娜为我提供的工作是带薪水的，而我感觉这份工作能够给予我与拉瓜迪亚一起工作时从来没有获得的行政管理方面的经验。
安娜分配我负责纽约北部的一大块地区。在该地区运营的公司面临许多问题，但员工住房问题是最严重的。大萧条已经进入尾声，而为了找一份好工作，人们还是愿意走很长一段路。圣劳伦斯河沿岸和加拿大边境附近的许多小城镇—比如沃特敦、马塞纳和奥格登斯堡—的住房难以满足如此规模的人潮。我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努力协调心急如焚的商人、疲惫不堪的当地官员和控制着建设住宅所需资金的联邦政府官僚。我学会了谈判，学会了如何应对每天出现的意外事宜。
38. 小花(3)
正文
小花(3) 戴维·洛克菲勒
在我接受这份工作3个月以后，日本轰炸了珍珠港。由此，我的人生翻开了一页完全不同的新篇章。
39. 选择
正文
选择 戴维·洛克菲勒
回家后不久，我就接受了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关于进大通银行的提议。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因为我对于为政府或非盈利机构工作仍然怀有浓厚的兴趣。我与好几个人讨论了我的各种选择，包括安娜·罗森堡。她认为在大通银行培训一两年是有用的，但我“会觉得它作为长期从事的一种事业，挑战性不够”。安娜错了。事实上，在后来的35年里，我完全投入到商业银行家那种迷人而个人回报丰厚的生活中去了。在那些年里，我有数次机会担任内阁官员或大使的职位。那些很有吸引力的工作，我一个都没有接受，但我丝毫不后悔
，因为我在大通银行的事业为我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挑战，提供了参与公共和政府事务的、虽然同样令人充实满足却颇为不同的途径。
40. 大通国民银行
正文
大通国民银行 戴维·洛克菲勒
1946年4月，我加入的大通银行是一家享有显赫历史的令人敬畏的机构。大通国民银行成立于19世纪70年代，在20世纪初通过一系列兼并活动而成长起来，在战争年代一跃成为全国最大的商业银行。1945年年底，大通的总资产达到61亿美元，存款57亿美元，员工7 000人，其中有许多人跟我一样刚刚从部队退伍。大通尤其感到骄傲的是，自己是全国最大、最好的“批发”银行，处理着美国大型公司的信贷需求，为成千上万家国内外代理银行扮演“银行家的银行”的角色，并为国家的主要外贸交易提供融资。另一方面，大通对银行业的“零
售”业务、对扩大其国际业务没有什么兴趣，而对这两个领域，我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并在后来的30年里竭力开拓。
41. 洛克菲勒“家族银行”
正文
洛克菲勒“家族银行” 戴维·洛克菲勒
大通常常被叫做洛克菲勒的“家族银行”，意思是我们拥有或者至少控制着该银行。事实并非如此，虽然我们家多年来与大通有着一些牢固的关系。上个世纪初，祖父购买了纽约几家银行的股份，包括大通的前身之一权益信托公司（Equitable Trust Company）。1921年，他将自己在权益信托公司里的股票利益—总计占发行股票的大约10%—给了父亲，使他成了该银行最大的股东。
但是，在1929年年底之前，我们家没有一个人在银行的管理方面扮演过任何直接的角色，而到了那年年底我们的直接介入，也是由于发生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权益信托公司的律师事务所默里-普伦蒂斯（Murray & Prentice）多年来一直为我们家处理公司和信托业务。我舅舅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母亲最小的弟弟—于1918年进了这家事务所，并迅速成为一名高级合伙人，负责权益信托公司和其他客户。
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初期，父亲和其他股东们开始担心权益信托公司的稳定性。没过多久，权益信托公司的总裁猝死。父亲建议温思罗普临时接替。温思罗普勉强接受了这个位置，但坚持只干
一年。
温思罗普当上总裁后，想找一个金融伙伴提供国内力量和支持。他找到了大通这个伙伴—全国最强大的国内银行之一。1930年初，他谈成了兼并大通事宜，创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银行。父亲全力支持兼并之举，并被允许委派两名代表—总计25人—进入新银行的董事会。虽然父亲的股权因为兼并而减少到大约4%，但他还是联合银行最大的股东。兼并之后，大通银行非常成功的杰出董事长艾伯特·威金（Albert Wiggin）成了联合银行的董事长，温思罗普担任总裁。（注：实际上，花旗银行比大通银行更像是洛克菲勒家族的一个银行。祖父的兄弟威廉·洛克菲勒拥有花旗银行很大比例的股票，在1891~1909年期间与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关系十分亲密。威廉的两个儿子分别娶了詹姆斯·斯蒂尔曼的两个女儿；他们的联姻被人们称为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家族，他们家多年来与花旗银行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20世纪60年代，威廉的孙子斯蒂尔曼·洛克菲勒在我当上大通总裁的时候，成了第一花旗银行的董事长。但是，这时斯蒂尔曼和他们家拥有的花旗银行股份还不到1%，我们家拥有大通银行的股份大约是1%。虽然我和斯蒂尔曼私交很好，但我们并非亲密朋友，且是公开激烈竞争的对手。）
42.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
正文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 戴维·洛克菲勒
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是个英俊的男人，长着一双淡蓝色的眼睛以及我也继承下来的奥尔德里奇家颇有特色的鼻子。他极富魅力，在纽约的社交生活当中非常出色，但随着名望和地位的上升，他变得相当自命不凡。
按照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舅舅后来告诉我的，他一心想着兼并后不久就回到他的律师事务所。但是，1933年年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艾伯特·威金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他
曾经将银行的大笔资金以优惠的条件贷给自己和他的同事，而在1929年大崩溃期间，他们通过卖空大通股票赚取了1 000万美元！在这些真相面前，父亲震惊了。在他的强大压力下，威金和另外两名高级官员引咎辞职。大通董事会决定，长期以来一直坚决提倡商务活动道德、提倡金融改革的温思罗普是领导银行度过危机的最有资格的人选，便说服他留任董事长。
温思罗普坚持认为，这类胡作非为之所以容易出现，是因为商业银行允许拥有投资金融类分支机构，而那些分支机构又使威金等人能够实施假公济私的行为。1933年，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强烈支持那年付诸实施的两项重大结构改革：将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分开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和创建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强迫公司注册自己的股票并做出定期重大财务披露的证券法案（Securities Act）。
华尔街和美国金融界都尊重温思罗普，而大通银行在他掌舵的20年里也兴旺发达起来。但是，温思罗普没有接受过银行家的培训，很少介入银行的日常经营。他喜欢商界政治家的角色，成了美国金融界出类拔萃的代言人。温思罗普脱离大通银行经营的不利一面是，一群对金融的看法比较局限的高级官员主宰着银行的运营，阻碍了管理结构和机构的有效发展。
43. 大通文化
正文
大通文化 戴维·洛克菲勒
我没用多少时间就发现，大通不但具有巨大的力量，也有一些显著的弱点。在我看来，它最严重的弱点是我们在管理领域里的不足和介入国际市场方面的不足。虽然银行权势显赫，影响力很大，但在许多方面，它还只是一个简单得多的时代的产物。我们没有预算，没有综合性业务计划，没有正式的组织结构图—简单地说，人们认为大型复杂的金融企业实施有效管理所不可或缺的工具，我们几乎都没有。我记得我走进温思罗普的办公室争辩说，解决大通面临的问题—增长缓慢、存款额以惊人的速度下降—关键在于预算，因为它能帮助我们
筹划未来，更加合理地安排我们的资产和人员。温思罗普的答复是，银行从来就没有过预算，现在也没有理由制定这种预算。
另一个问题是大通军团狭隘的态度和禀性。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拥有大学学位。大多数人是通过个人奋斗从出纳或收银一点一点干上来的。作为一个集团，除了少数明显的例外之外，他们缺乏宽阔的视野，缺乏对银行或对自身行业可能产生影响的政治和经济因素的意识。大通的大多数官员认可的思路是，银行学—金融、会计和套利—是可以传授的，但银行运作的“艺术”是无法通过做长期学徒而学到的。据我所知，这种学徒制度源自美第奇时代。该制度在当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严格的财会和信贷分析标准一直是对我们的贷款官员的要求。但是，大通官员们的倾向性意见是，一些比较新的管理原则—人力资源、计划制定、市场营销和公共关
系—不值得信贷官员投入时间和精力。在这种20世纪60年代之前一直在银行占主导地位的老观念里，模范官员是发放良好、盈利贷款的人，其余的统统属于能力比较逊色的人。
44. 年薪3500美元乘地铁的上班族
正文
年薪3500美元乘地铁的上班族 戴维·洛克菲勒
我在大通银行的头12年里—直到我于1957年当上了副董事长，每天都乘坐列克星顿大道的地铁上班。跟许多乘公交上下班的人一样，我学会了非常熟练地将报纸叠成长条，一只手拉着吊环，一边阅读报纸，同时用两条腿夹住公文包。
在高等教育和管理技能都不受重视的环境里，我并不将自己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广而告之—那样会显得很小气。但是，我的确向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提出，经济学博士学位本身意
味着—最低限度—我不应当被要求必须参加银行那非常优秀的信贷培训计划，而不幸的是，他同意了。我已经30岁了，急切地想从事我的事业；我的脑子里装满了比分析盈亏表和收入报表更宏伟的想法。我对当时的这个决定非常后悔，而且在我后来试图改变银行的文化时让我付出了代价。它意味着我从来都不能与我试图说服的人们有同样的想法。它只是让许多人更加确信，反正我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学过新信贷课程的毕业生从职员起步，经过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后才成为官员—如果他们表现好的话。我一开始是对外部的经理助理—那是最低级别的官员，年薪3 500美元。我们的办公室位于十八松树街的10层，我在那个占了整整一层、安排了二三十张木桌的通间里得到了一张办公桌。每张办公桌都配了两把椅子，一边一把，留给客户或秘书部的秘书用。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我在大通银行的头三年。
部门的人事主任杰罗姆·韦斯（帕基）带我参观了对外部的33个区域科室和职能科室。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银行的内部运作系统，感觉很是神秘。我希望能确保自己明白各个科室的职责，便在每参观完一个科室后就做些笔记。虽然我从来没有经过正规的公司管理培训，但我无法理解33个科室直接向一个人负责的结构安排好在什么地方。我提出了一个选择方案，将各个科室归集起来，这样就只有六七个经理直接向部门经理查尔斯·凯恩负责。查尔斯的反应彬彬有礼（我估计使他比平时更加客气的原因是我的名字），但部门的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45. 欧洲：没有营销想像力
正文
欧洲：没有营销想像力 戴维·洛克菲勒
对外部的主要功能是维系由一千多家代理行所组成的全球网络的关系，而所有这些代理行都与我们的主要业务相关，即为几种商品的国际贸易融资，比如咖啡、食糖和金属。大通要求这些代理行在大通银行保持数额巨大的“余额补偿金”。这些资金是产生巨大利润的无息存款，构成了我们的存款规模的大部分。国内的信贷官员们将这些存款看成是我们国际业务惟一有价值的内容。我们不从事商务交易活动和企业购并的融资。
虽然大通的海外网络很一般，在欧洲、加勒比和远东只有9个分行，但温思罗普看到了大通银行国际业务的真正机会。事实上，这是我们于1945年在巴黎见面时他跟我谈论的事情之一。他对国际业务的热情是我加入大通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在对外部的第一个任务，是为我们在伦敦和巴黎的分行开发来自美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新业务”。虽然我对金融业的细节还很不清楚，但我明白什么是销售。我为拉瓜迪亚工作的时候学到了一些东西，而且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与人会面，跟他们讨论商务问题，然后达成交易。
我与一个比我年轻但有经验的银行家詹姆斯·沃茨一起开展这项工作，用了大约6个月时间。我们列出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清
单—五百多家公司—并制定了接近这些公司的计划。1947年7月，我坐轮船去欧洲，以便实施我们的计划。（在那个时候，乘船的原因是因为空中旅行还不完善。）我完全可以省下差旅费用。
伦敦的大部分都被战争时期的炮火破坏了。英国政府仍然觉得有必要对食品和燃料实施定量供应，工厂、公司依然关闭着，整个社区都被猛烈的空袭和德国导弹摧毁了。伦敦的面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大通的伦敦分行却还沉湎于过去。虽然国家的重建急需信贷，大通却因为害怕得罪其英国的银行客户而没有去追寻公司借贷业务。相反，它还是出于礼节继续为来访的美国各公司业务人员提供金融市场信息，继续从事日常的外汇兑换，继续提供旅游信用证。我们还是在客户兑现支票的时候为他们送上茶水和烤面饼，但我们的主要美国竞争对手已经在积极开拓新的商务机会，包括为我们的主要国内客户所属的分支机构提供贷款。
负责银行业务运作的那个苏格兰人认为我的“新业务”—努力让主要美国公司在“他的”分行设立账户—是个大大的问号。虽然我在招揽生意方面有过一些微不足道的成功，但分行经理觉得我的方法很不得体：开着租来的车打潜在客户的办公室电话。以他的观点，客户如果觉得有业务需要讨论，总是打银行家的办公室电话。
巴黎的形势更加糟糕。大通银行与美国的分支机构和法国公司都没有什么联系。从根本上说，我们至多不过是我们的美国客户的“邮局”。他们把我们在坎波恩41号的办公室—就在里兹酒吧的对面—当做一个便捷的通讯地址。我们为他们兑换钱，处理他们的旅行信用卡。在那里负责分行业务的美国人，已经当了25年的经理，却从来没有学习说法语；凡是需要见他的人必须说英语！
由于只有两个欧洲分行，负责人几乎毫无想像力，也没有市场营销方面的智慧，因此大通银行的业务显然需要更加强硬的战略。
46. 拉丁美洲：未挖掘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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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未挖掘的市场 戴维·洛克菲勒
到了1947年的年底，我已经为努力哄诱客户到我们的伦敦和巴黎分行做银行业务而遇到的重重困难感到一筹莫展，请求调到对外部的拉丁美洲科室工作。
拉丁美洲一直是大通银行更加重视的区域，而与此同时，我对该地区的商务、文化和艺术的兴趣也已经增强了。在我从战争中回来后立刻与佩吉度过的第二次蜜月期间，我们两人游览了墨西哥的大部分地区，深深地迷上了那个国家令人敬慕的战前文化、动荡的殖民时期
和强劲的当代精神。
内尔森为协助拉丁美洲发展经济而制定的远见型计划也勾起了我的想像。1945年8月，内尔森从国务院辞职后，成立了两家机构—非营利性的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IA）
和盈利性的国际基本经济公司（International Basic Economy Corporation, IBEC）—以便为委内瑞拉和巴西的经济发展和多样化而提供基础援助和金融资金。
我被他的计划深深地打动了，便要求我的信托委员会动用本金，这样我就能够在IBEC投入100万美元。许多年来，IBEC一直是我最大的个人投资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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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我在佩吉的陪伴下，第一次到我的新领域里做商务旅行。我们参观了大通在波多黎各、古巴和巴拿马的分行，考察大通在委内瑞拉和墨西哥的贸易融资业务。我发现，大通银行在不同国家的地位和前景差距甚大。我们垄断了巴拿马和运河区的市场；在古巴，我们是蔗糖作物的主要融资人，但仅此而已；在波多黎各，我们的地位无足轻重。初次考察回来，我确信大通可以大幅度扩大自己的业务范围。1948年3月，我在给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的备忘录里汇报了我的考察结果。在汇报加勒比的分行情况时，我写道：
我对所有3家分行的总体印象是，他们都是按照保守的商业银行政策经营的，但对于在自己所在地区应当扮演什么角色，没有什么总体思考或理念……我的感觉是，如果我们去努力摸索，大通是有可能建设性地帮助这些国家制定并执行相关计划，通过改善农业、提高经销的效率和深化工业化的程度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再次阅读这些报告的时候，为自己的鲁莽感到惊讶—竟然冲着董事长批评其银行的经营。不过，不容置疑的是，的确有必要改变我们的经营方法。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指出：
毫无疑问，本土化的趋势以及该趋势所代表的一切在拉丁美洲呈上升势头。我们的拉丁美洲邻居们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容忍美国机构在他们的领土落户，除非那些机构愿意对当地经济产生兴趣。因此，就拉丁美洲整体而言，就我们的南方分行具体来说，我认为大通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政策，这符合我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利益。
我万没有料到，我的上司们允许我尝试一下我们所提供的各种服务，扩大我们在拉丁美洲的业务。
47. 巴拿马：用牛作抵押
正文
巴拿马：用牛作抵押 戴维·洛克菲勒
巴拿马似乎是启动变革程序的绝好地方。大通银行在巴拿马和运河区已经运作了25年，拥有综合领域的所有银行存款的50%。我们融资的对象有经过运河的运输费用、蔗糖和香蕉作物的出口，以及在巴拿马市和科隆当地商人的生意。但是，我们的存款大大超过了我们的贷款，因而我和巴拿马的经理一致认为，大通应当把我们当地存款的更大一部分用于促进巴拿马的经济增长。
首先，我们在孤立的西部省份奇里基省的一个小城开了一个分行—该城镇恰好也叫戴维—以便为牛牧场主提供贷款。没怎么接触过信贷的牧场主们觉得无法开发他们的经营，因此我们启动了把他们的家畜当做抵押物来为我们的贷款担保的做法。1951年，我为了分行的开业前往戴维，跟大家一起在抵押给我们的一些牛身上烙上大通的徽标！
我们通过提供信贷，使得牧场主们能够扩大他们的经营，为银行产生大笔收入，并为大通赢得了名声—一家外国银行致力于造福巴拿马人民。随着拥有并经营运河的民族热情的上涨，大通协助开发当地经济的意愿在维持我们的有利地位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48. 甘蔗与古巴革命
正文
甘蔗与古巴革命 戴维·洛克菲勒
“安的列斯的珍珠”—古巴—表现出同样诱人的机会，但在政治稳定性方面呈现出一些重大风险。自美西战争以来，美国在古巴的经济中已经建立起垄断地位，而该国的经济已经严重依赖于甘蔗的生产及其向美国市场的出口。
虽然大通是美国银行界在为蔗糖作物融资方面的领袖，但蔗糖的出口仅占该岛商业经济的20%。在其他经济领域—烟草、采矿或旅游—我们的介入微乎其微，或者干脆为零。我认为
，大通应当建立更加广泛的基础，而且应当立刻动手。我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建议—至少在当时来看是这样。我建议购买某一家拥有现成分支系统的当地古巴银行的股份。获得总部批准后，我开始与古巴信托公司—它是规模最大、经营得最好的古巴银行—总裁进行谈判。由于古巴民族自豪感这个主要原因，我们的提议如石沉大海，因此，作为替代方案，我们在哈瓦那又开了两家分行。
幸好我们在购买银行方面没有成功。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推翻了专制的巴蒂斯塔政府。虽然《纽约时报》将卡斯特罗描绘成一个“民主而反共产主义的改革家”，形势的发展却截然相反。
卡斯特罗在几个月时间里就建立了西半球第一个效仿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政府。1960年，他没收了价值20亿美元的美国资产，包括大通的所有分支机构。幸运的是，他忽略了由1 700万美元美国政府债券担保、贷给古巴政府有待偿还的1 000万美元贷款。作为对没收我们的分行机构的反应，我们卖掉了抵押物，迅速补偿了我们的损失。
49. 波多黎各的“经营自主”
正文
波多黎各的“经营自主” 戴维·洛克菲勒
我在1948年的备忘录中，将大通在波多黎各的地位描写为“令人扼腕悲叹”。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在1934年就曾经亲自授权设立分行，但在这些年里，开发其潜力的工作几乎丝毫没有开展。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个案里的民族主义，虽然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对银行的经营都是一种威胁，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良机。1948年，路易斯·穆尼奥斯·马林（Luis
Mu杘z Mar抧）总督—他一直在领导着旨在为该岛屿获得“自治政区”地位的努力—开始实施“经营自主”计划，拟开发岛屿的资源并使之多元化。在我看来，这是大通银行扩展业务的一个现成机会。
我与穆尼奥斯·马林和他那精明能干的经济开发秘书特多罗·莫斯科索非常熟悉。由于信贷是他们开发工作的关键，我们便介绍给他们一个计划，贷款给私人买家购买政府拥有的企业。比如，我们借给费雷兄弟100万美元来收购一家钢铁厂。
最后，大通成了岛上领先的“外国”银行之一，并且在我们收购人民银行的努力被断然拒绝之后，我们增加了在岛上的大通分行的数量，然后在阿托里盖了一栋由斯基德莫尔·奥因斯与梅里尔设计公司设计的漂亮的楼房作为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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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49年年底，我们在“南方”分行引进的变革已经开始产生强有力的效果。我们传统的代理业务稳步增长，我们的新业务也毫不逊色。与我在欧洲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加勒比分行的员工们似乎渴望接受新思想。其中的一个新思想是聘用并提拔营业地点所在国家的公民。此举向当地社会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我们的意愿是要成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伙人。聘用合格的当地人员是大通银行在后来的几十年里随着我们在世界各地强劲扩展而开始遵循的一项政策。
截至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在加勒比的分支系统已经成为我们海外业务中最有活力的部分。我急于把我们在加勒比的战略—开设分行、购买当地银行、开展新的贷款活动—当做一种扩展模式，应用到世界的其他地区，其中最迫切的是用于南美的一些大国。
50. 在南美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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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美的扩展 戴维·洛克菲勒
加入拉丁美洲科室并帮助提高我们在加勒比的运作两年以后，我被提升为副总裁，负责我们在拉丁美洲的所有业务活动。我以最快的速度开始了为期6个星期对南美主要国家的综合考察，以便评测在那个地区可能存在的业务扩展潜力。
那个时候还没有喷气式飞机服务，因此我们只好硬着头皮长时间乘坐4引擎涡轮螺旋桨式飞机，缓慢地飞越漫无边际的亚马孙雨林，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危险山峰。
1950年的考察在很多方面都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分水岭。我看到银行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创新企业—也就是我的老教授熊彼特所说的那种创新，而拉丁美洲是经济发展可能成型并产生出色结果的地方。在那次考察之前，我一直牢牢记着安娜·罗森堡的告诫；考察之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大通的事业中了。那次考察与我同行并担当向导的奥托·克罗伊策是大通的一名老员工，其很大一部分职业生涯是在拉丁美洲度过的。奥托是个抽廉价雪茄的“老烟枪”。他从早上坐在床上看报纸的时候开始点上第一支雪茄，然后全天不停地“吞云吐雾”，直至深夜。当我们在各个会议之间奔波的时候，由于烟的毒害太大，我常常把脑袋探出车窗呼吸新鲜空气。我的剧烈咳嗽和显而易见的难过模样丝毫打动不了他。奥托照样又点上一支雪茄。
但奥托对我们的业务了如指掌，向我透彻地介绍了我们业务的各个方面。在那个时候，每个南美国家都指望出口几样主要商品，来换取外汇收入。秘鲁出口棉花、蔗糖和铜；智利出口铜和硝酸盐；阿根廷出口大量的小麦和牛肉；委内瑞拉出口石油产品；巴西和哥伦比亚出口咖啡—每年几十亿的咖啡豆。
大通银行通过向出口商发放短期信用证—通常不超过3个月期限—为这种贸易的大部分活动提供融资，而那些出口商也是我们当地代理行的客户。虽然这种生意有利可图，但在这类商品的需求下降、价格下滑的时候—这种情况定期出现，银行就失去了生意和收入。此外，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的依赖减少，银行的收入就不那么稳定了。我们需要扩大我们的产品种类。
政府贷款已经成为几种新机会之一。多年来，大通一直与我们开展经营活动的国家的中央银行保持着良好关系，因而我认为我们可以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发展。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场答应了巴西财政部长的请求—用该国的咖啡作物作担保提供3 000万美元的短期贷款。
与银行过去做法不同的另一个更加重要的例子是，我应我的老朋友、当时担任秘鲁中央银行行长的佩德罗·贝尔特伦的请求，说服了大通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一起为秘鲁提供3 000万美元的贷款，以便稳定该国货币在外汇市场上的表现。秘鲁方面没有提供任何担保，但答应实施IMF确定的一个财政改革方案。美国私人银行在这样一种安排中与IMF合作，还是破天荒头一回。
如果设计得不够周密细致而且担保不利，那么给政府提供贷款的风险可能很大，但我确信这类贷款可以为我们提供盈利的商机，并为范围更加广阔的私人商务贷款业务敞开大门。可是银行里负责国内业务的高级官员们本能地怀疑是否应当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政府，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他们觉得回报太少，风险太大。我与乔治·钱皮恩（George Champion）—他当时负责美国部，是银行内正在走红的权势人物—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是彼此分歧的开端，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分歧越来越
严重。
51. 开发资本市场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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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资本市场的努力 戴维·洛克菲勒
在简单接触了拉丁美洲后，我明白了，经济增长滞后的原因是缺乏资本融资所需要的中长期信贷。虽然有少数金融机构将私人资金输送给新企业，但在欧洲和美国比比皆是的那种招商银行或投资银行却根本不存在。除了政府债券领域外，能够包销证券的资本市场压根儿就没有。
北美和欧洲商业银行则使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他们提供的信贷很少超过3个月，而且
只限于与贸易相关的业务。这是一个令一些拉丁美洲企业感到真正头疼的地方，因为这些企业希望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和内容，却又缺少实现这种发展的资本资源。这是大通银行的绝好机会，但我们在继续深入之前，必须找到逾越法律障碍的途径。
1933年的格拉斯-史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禁止美国商业银行参与国内投资银行业务，但他们可以通过1919年埃奇法案（Edge Act）的规定进行参与。大通有一家埃奇法案规定的公司，但我们一直只是把它当做我们在巴黎和远东地区分行的一个房地产控股公司。我们修改了章程，允许该公司从事投资银行业务，并与国际基础经济组织（IBEC）合营成立了一个新的分支机构，叫做美洲金融投资公司，在巴西国内包销、分销证券。我挑选了我们在巴西的14家代理行作为股东加盟，并于1952年初启动了新公司。
美洲金融公司在经营的头两年挣了钱，但接着，当巴西经济衰退的时候进入了停滞阶段。我们后来一直没有能够恢复公司的活力。总部内部减少亏损的压力在增大，而尽管我请求解决问题、等候时机好转，我的斗争还是失败了。1956年，大通将自己在美洲金融公司的股份卖给了IBEC。
回首往事，我坚信美洲金融公司的理念是正确的，而且我们的巴西合伙银行也属于巴西最强大的。不幸的是，大通银行没有什么人对这个思路感兴趣或怀有同情。我们需要一流的投资银行家来经营，需要足够的时间来证明该思路能够奏效。尽管有几个聪颖的初级官员被派遣到了该项目里，却从来没有能够找到一个经验丰富的高级投资银行家负责该公司的经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大通银行放弃了美洲金融公司后，IBEC将它改造成了一家共同基金，在拉丁美洲开了先河。我们的大部分巴西合伙人随即将自己的资金投入了新公司，结果取得了巨大的利润，至今还在运营。在我们原先的巴西合伙人当中，有许多也创建了他们自己的投资银行，进一步证明了我们最初理念的有效性。令人惋惜的是，大通贻误了一次重要的时机。
52. 在大通内部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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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通内部挣扎 戴维·洛克菲勒
启动美洲金融公司的努力是我在对外部最后的工作之一。1952年9月，我晋升为高级副总裁，负责银行的纽约市各分行和客户关系工作。
在对外部的6年期间，我看到管理结构和风格必须动大“手术”，大通才能成为更加强大、利润更加丰厚的金融服务机构。随着我的级别的提高—从经理助理到副总裁—我能实施一些变革。但是，作为重要性不很突出的部门里的相对年轻的官员，我不具备必要的力量对我
认为至关重要的任何领域实现更加广泛的影响。此外，我从负责国内和国际领域的守旧型官员那里感觉到了对我所提议的变革的阻力，以及对我在银行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担忧。
我对国际银行业务的推动一直是一波三折，既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我在扩展国际业务方面的考虑，以及我对更加科学、专业的管理和组织结构方面的考虑，直到整整10年以后才开始被人们接受。
53. 建立家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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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家庭生活 戴维·洛克菲勒
我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挑战是重新建立与妻子和孩子们的联系。我首先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家，在那里，他们在经历了战争年代我那到处漂泊、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岁月之后，能够感觉到安全。
在战争时期，佩吉在第五大道找了一个公寓，我回来的时候他们正住在那里。1947年10月，我们的第四个孩子、第三个女儿佩吉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她成了后来所谓的“第二序列
”中3个孩子的第一个。理查德（我们总是称他为“迪克”，那是我们心爱的朋友迪克·吉尔德的名字）和艾琳都是在间隔两年后出生的。即便只有3个孩子，我们也显然不得不搬家了。
佩吉在东65街找到了一栋房子，恰好符合我们的需要。那栋房子有足够的房间供我们这个成员不断增长的家庭使用，而且气氛非常友好，几乎就像是栋乡村房屋：宽敞的客厅里，18世纪英国松木板，房子的后面有一个小巧玲珑的花园。我们在1948年年中将它买了下来，并在20世纪结束前一直当做我们在纽约市的家。
周末的时候，我们带孩子们去波坎蒂克山，先是去家族地产围墙里面的斯蒂文斯屋，但没过多久，我们就带他们去我们自己的家。新近离婚的我的姐姐巴布斯决定离开波坎蒂克外那栋漂亮的红砖乔治屋—那是1938年请莫特·施密特专门为她设计的—搬到长岛的奥伊斯特贝。母亲知道我们想要一幢大一些的乡村房屋，就说服巴布斯把房子卖给了我们。哈得孙松屋—那是我们给房子起的
名—隔着一条公共道路位于家族地产的对面。它包含40英亩的土地、1栋仆人房屋、1个马厩、几个花园和菜园，以及一些谷仓—正是我们想要的乡村住所。
我和佩吉还在缅因海岸建立了一个夏季基地。在我的童年时代，夏天是在芒特迪瑟特岛的艾里度过的。我就是在那里学会了驾驶帆船，对大自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要我的孩子们也能同样接触到这些东西。战前，佩吉曾经几次跟我一起去那里看望我的父母，跟我一样热爱高山，热爱沿海岛屿。令我们欣喜的是，我父母主动提出让我们使用离海边很近的西方别墅—那是一栋朴实无华的新英格兰白色木板房。当父亲知道我们在那里住得很快活时，他慷慨地将房子送给了我们。
54. 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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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平衡 戴维·洛克菲勒
一年之内买下3栋住房的惟一真正弊端是我们需要大量的家具来填充那3处相当大的住宅。这就构成了一种沉重的资金压力，因为我自己并没有本钱，依赖的是1934年父亲为我建立的信托资金的收入—该部分收入到1946年达到了税前一百来万美元。
最关键的是“税前”二字。战争期间，超过100万美元的收入适用的税率提高到了接近90%—对我来说，在首先扣除了15.3万美元的慈善捐款之后，1946年的税款为75.8万美元。结
果，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还不到15万美元。因此，尽管总收入达到了100万美元，我手里可以花费的资金显然很不起眼。
我和佩吉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要节俭开支，但我们两人都希望自己拥有的东西质量上乘。战争结束后不久，我们有幸遇到了英国经销商塞西尔·特纳—他刚刚在伦敦的多彻斯特酒店启动了他的古玩经销商交易会（Antique Dealers Fair）。塞西尔明白我们在资金方面的局限性，但很赏识我们对家具装饰质量的强调。他向我们伸出了援手，教我们如何辨别质量、发现赝品。多年来，他帮助我们以我们能够支付得起的价格购买了许多18世纪英国高级家具。
我们对古董的热中还扩展到了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而这种品位是受我母亲和露西姨妈的影响—她们两人都是积极的鉴赏家、收藏家。也许对我们兜里的钱来说，幸好我们是在完成了房子的家具配备之后才开始对法国印象主义和后印象主义绘画产生兴
趣的。
多亏了佩吉才华横溢、品位高雅，又懂得节俭，我们没找过一个室内装修师，就将就着装备了我们的几个家。佩吉取得了装修师的执照，这样她就能以30%的折扣价格购买家具。作为一名装修师，佩吉开发自己才能的第一个机会出现在我们刚刚成婚的时候—父亲告诉她说，如果她愿意负责的话，他就出钱装备、装饰斯蒂文斯屋。她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逛遍了周围的商店，寻找批发价格中吸引人的家具、地毯和布艺。让父亲感到惊讶和赏识的是，佩吉用5 000美元就买下了所有必备物品！多年来，佩吉将我们的几个家收拾得精巧迷人。虽然我们的经济能力提高了，但我还是能够感觉得到这种品位和典雅。
55. 兄弟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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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同心 戴维·洛克菲勒
1946年年初，当我们兄弟5人回到纽约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的时候，父亲依然是家族办公室的“统帅”，是洛克菲勒家许多慈善事业公认的道德首领，是巨额家族财富的主人。不久，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想让父传子的过程能够进行得更快，且符合我们对未来的展望，那么兄弟之间在对待父亲的问题上必须结成统一战线。
内尔森在战争之前就率先要将我们这代人组织起来。他建议我们定期会面，谈论各自的
事业，同时探讨我们在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上如何能够合作。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大约每两个月会面一次，地点通常是在“娱乐房”，但有时是在我们某个兄弟的家里。
兄弟间的会面达到了一个实际的目的：一方面能够更加有效地管理家庭事务，另一方面让我们大家有机会在更加个人化的层次上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5个人的兴趣很不相同，在某些方面还相互冲突，但我们之间保持了对彼此的基本尊敬和感情，其主要原因正是这些定期聚会—这一点，并非所有富裕家庭都能实现。
我们邀请阿比参加我们的聚会，但她没有兴趣。我们还曾请父亲跟我们一起聚会，但他也谢绝了。一想到要同时面对他的所有儿子，他似乎很不是滋味，几乎有受到威胁的感觉，也许是担心我们可能会抛出某个大家意见一致而他却不同意的决定。母亲原本一定会乐于参加，但我觉得，在父亲已经谢绝了我们的邀请之后，她跟我们在一起会感到别扭。因此，她也拒绝了，结果我们只是自己
聚会。
我的哥哥们一致推选我为大家的秘书，负责作记录，因为我是最小的，而且是“惟一的博士”。在我们兄弟聚会的38年期间，我一直担当这个角色。在后来的许多年里，我们各自从事着迥然不同的职业，日程安排都非常紧张，定期聚会已属不可能。不过，无论在哪一年，我们的聚会都至少达到每年两次。
我们的聚会是从1940年开始的。起初，大家不过是彼此通报各人的活动和计划。但是，不久我们就认定，在慈善事业这个领域，更加密切的合作是很有益处的。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几个慈善组织的年度请求，而每个人往往都会根据各自的喜好和经济情况作出不同的反应。我们认为，在我们捐献给犹太联合募捐协会（United Jewish Appeal）、天主教慈善机构（Catholic Charities）、新教福利机构协会（Federation of Protestant Welfare Agencies）、联合医院基金会（United Hospital Fund）、红十字会和联合黑人大学基金会（United Negro College Fund）这样的机构时，将我们的馈赠集中起来就会更有效率、更有效果。该决定的结果是在1940年年底成立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Rockefeller Brothers Fund, RBF）。在刚成立后的头12年里，RBF没有捐赠。相反，我们每个人每年都捐献各自收入的一个比例数。父亲的高级慈善顾问阿瑟·帕卡德担任主席，帮助我们确定资金的分配。
10年以后，我们每人给RBF的年度捐赠已经达到了一个高点，可以用来支持我们当中某个人创建的机构，或者我们当中某个人在其中拥有特别利益的机构。比如，内尔森创建了美国国际协会（Americ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AIA），以便为巴西和南美其他国家的农民提供农村信贷和咨询，有点类似美国政府的农业发展计划。RBF成了该项努力的主要资助机构。在许多人意识到人口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的紧迫性之前很久，约翰就为急速增长的世界人口构成的危险深感忧虑。RBF为约翰的人口委员会（Population Council）在其运作的早年提供了关键性支持。随着时间的推移，基金会为我们提供了一起合作的机会，并形成了能够反映我们那代人价值观念和人生目标的一种慈善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