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一张相片的故事
正文
一张相片的故事 戴维·洛克菲勒
这里有一张照片：家里所有的男子都等候在塔里敦火车站，迎接火车把祖父的棺柩从他在佛罗里达州奥蒙德比奇的冬季住家运来。1937年5月23日，他在自己的床上悄然过世，享年97岁。虽然官方宣布的死因是巩膜心肌炎，简单地说，他就是老死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是“祖父”，而不是历史书上的“强盗男爵”或者伟大的慈善家。他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我的孩提时期：慈祥而宽厚，深受我父亲—小约翰·D·洛克菲勒和全家人的敬重。
如今回想起那个画面，我发现那是一个绝好的写照，“捕捉”住了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我们当时在人生道路上的位置，以及我们也许会一起走向何方。
约翰以其一贯的性格，站在人群的边上。31岁的他是家里的长子，家族的继承人。他从普林斯顿毕业后，父亲就让他加入了家族中许多机构的董事会，其中有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Rockefeller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和殖民风格威廉斯堡修复协会（Colonial Williamsburg），培养他成为家族的领袖。但是，他羞涩腼腆，对自己的能力没有自信。
内尔森—同样符合其一贯性格—努力让自己站在了这幅相片的正中央位置，傲然地看着镜头。他29岁，不久即将成为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总裁。
27岁的劳伦斯是个哲学家、商人，目光凝望着不远处。他正成长为航空界领先的投资人，不久将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王牌飞行员埃迪·里卡巴克一起买下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的大量股份。
温斯罗普长得最帅气。母亲奥尔德里奇的特征—有人可能会将其描写成“很有性格”—与洛克菲勒的基因综合起来，产生了电影明星般的美貌。温是我们中间最调皮捣蛋的一个，从来不能融洽相处。他已经25岁，在得克萨斯的油田当油井修建工。
我是最小的一个，21岁，看上去还是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我刚刚完成了哈佛大学经济学第一年的研究生课程，那年夏天将去伦敦经济学院继续我的学业。
已经略显老态、63岁的父亲昂然矗立在那里，绝对的坦城直率，一脸友善、仁慈。也许略微有点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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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祖父带回了他跟父亲一起于25年前在波坎蒂克山家族地产上建造的宅子里。宅子取名叫“基魁特”（Kykuit）—这是荷兰语，意思是“眺望”—坐落在山顶上，壮观的哈得孙河尽收眼底。第二天，只剩下直系亲属和几个挚友的时候，我们为他举行了葬礼。我记得那是美丽春季的一天，法国门敞开着，通往露台，哈得孙河在我们的下面泛着耀眼的蓝光。祖父最喜欢的风琴手—阿彻·吉布森博士—在大厅演奏着。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经常随着他的乐曲假装表演一番。里弗赛德教堂（Riverside Chu-
rch）—那是我父亲建造的—的高级牧师哈里·埃默森·福斯迪克致了悼词。
葬礼结束后，大家来回转悠的时候，祖父的贴身男仆约迪先生朝我做了个手势。约迪是个衣冠整洁的瑞士人，30年来一直作为贴身男仆陪伴在祖父左右。我跟他很熟，但是，他在我面前从来都是缄默寡言的。我走到他跟前。他把我拉到一边，走进一个无人的过厅。“你知道，戴维先生，”他开口道（自打我记事开始，仆人们从来都是这么称呼我们。“洛克菲勒先生”太容易混淆，因为我们有那么多人可以叫这个名字，而直呼其名又太过亲密），“在你们所有兄弟当中，你祖父一直觉得你最像他。”我当时一定是一脸惊讶。我万万没想到他会说这个。“是的，”他说，“他最喜爱的就是你。”我笨嘴拙舌地向他表示感谢，但他只是摆摆手，说，“不，不，我只是觉得你应该知道。”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我觉得应该是内尔森。但是，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喜悦。[下一篇]
2. “标准石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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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公司” 戴维·洛克菲勒
刚开始的时候，祖父在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一家干货店当职员，每星期挣5美元。后来，他创建并经营了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这家公司实际上就是美国的石油业，直到1911年—在经过长期的法律诉讼后，最高法院裁定解散这个托拉斯。分裂出来的许多公司至今依然存在：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雪佛龙（Chevron）、亚美（Amoco）以及大约三十多家其他公司。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祖父是进步党、平民党、社会党，以及所有对美国资本主义新秩序不满的人的攻击目标。势力强大的威斯康星州州长罗伯特·拉福利特称他是“他那个年代最大的罪犯”。特德·罗斯福在消灭行业垄断的努力中，把他当做替罪羊。艾达·塔贝尔比所有其他人更进一步，用自己的笔墨把祖父勾画成贪婪成性的“强盗男爵”形象。她写道：“毫无疑问，洛克菲勒先生打高尔夫球的主要原因是要活得更长一些，以便赚更多的钱。”
时至今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会同意，那些当时评述为标准石油公司描绘的图像带着强烈的偏见，而且常常很不准确。祖父和他的合伙人们是些强盛的竞争者，但他们的“罪行”不过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正常经商行为。那时的世界完全不同，如今规范商务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当年几乎都不存在。标准石油公司是在经济战线的前沿运作；那是一个新的、无人开垦的领域，有些时候颇像西部开荒。那些小报记者们将石油行业的早年岁月理想化了，描绘成某种形式的企业伊甸园。事实上，当时的情形极其残酷。价格波动剧烈，生产情况极不稳定，石油供应时而充裕，时而荒缺。炼油厂和生产商们常常是一夜之间就破产关张。祖父可不是个浪漫主义者；他认为当时的局面投机性太强，目光太浅显，浪费太严重，因此他着手要用残酷的方式予以纠正。
所谓标准石油公司骗取寡妇鳏夫遗产、爆炸竞争对手的炼油厂、不择手段地毁灭竞争对手等指控—所有那些为塔贝尔等人津津乐道的故事—都是绝对的无中生有。事情的真相是，标准石油公司在交易当中，比其许多竞争对手都更受人敬重。在合并诉讼过程中，标准石油公司向与其竞争的炼油厂提供的报价，不仅真诚，而且慷慨大方—事实上，因为标准石油公司的慷慨大方，竞争对手常常是仅仅为了有机会被再次收购而重新入市开张。祖父的合伙人们对这种持续的“讹诈”行为叫苦不迭，但祖父继续收购，以便完成他的计划。
标准石油公司是个垄断企业。在其巅峰时期，它控制了90%的国内石油界，而且还在顽强地收购那最后的10%。然而，祖父从来没有觉得主宰市场有什么不对，无论是对石油界的老板和工人们来说，还是对消费者和整个国家而言。这一点与教科书里的论断截然不同，许多人发现很难相信他在此事上的诚意。但是，随着标准石油公司市场份额的增加，石油产品—在标准石油公司刚开始的几十年，主要是煤油—对于消费者来说，成本大幅度降低。煤油成了到处都能买得到的产品，而标准石油公司的产品价廉物美。公司投资于新科技，以扩大其产品的范围、提高产品质量，并开发以往只是倾倒在地上或附近江河里的副产品的新用途。汽油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过去的一种垃圾最后在内燃机里找到了重大用途，成为价值最高的石油产品。
降低价格是祖父的政策—他相信，产品越便宜，人们买得越多；市场越大，标准石油公司的规模经济才越有“用武之地”。他没有学过经济学，但是他懂得什么是“弹性需求”。他一贯相信，“买卖规模大一些、产品单位利润小一些”是良好的经商之道。许多经济学家大谈商务即“对市场需求作出的反应”，但祖父却不是这样运作的。他还通过在国内外建立新销售渠道来创造需求。比如，作为一种营销道具，标准石油公司经常赠送灯笼，以确保消费者会买煤油来点灯笼—与吉列赠送剃须刀来确保消费者会继续购买剃须刀片的做法如出一辙。在需求还远远没有出现的时候，祖父就敦促他的下属们收购炼油厂、开发新油田、提高生产产量。在经济萧条、其他人都在收缩的时候，标准石油公司表现得最为强劲，因为祖父具有远大的行业目光，懂得应当如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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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石油公司与其对手的几个不同之处是：愿意投资于新科技；时常关心生产成本；高度重视产品的营销。祖父成功地在一个团结一心的机构里综合了行业内的广泛机能，从井口的生产到给顾客的最终送货。标准石油公司是第一家现代化全面综合型经济企业。那是祖父最伟大的成就：创建了石油行业，并在此过程中创建了现代化公司集团。正是这种集团机构的成功，才改变了商务世界。
对最高法院在1911年解散标准石油公司托拉斯的行为，美国公众欢呼雀跃。但是，我们必须牢记的一点是，祖父对石油业的整合，其最终结果是更便宜、更好、更可靠的石油供应，从而帮助了美国从一个分散型农业国家转向高度集权的工业化的民主国家。
3. 临危不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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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不乱(1) 戴维·洛克菲勒
我父亲—后来他自己也遇到了媒体方面的麻烦—曾经多次带着某种嫉羡描述祖父在危难关头处惊不乱的样子。祖父在读了塔贝尔的书以后，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说，他“相当喜欢这本书”。以我的看法，祖父在面对个人攻击时的平和自信，源自他对宗教的笃信不疑，使他拥有超人的信心，能够整合美国的石油业。他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按照浸礼会的严格信条生活。他的信仰“解释”了他身边的世界，引导他行走于世间，并为他提供了一种自由的构架。这些信条中最重要的一条是，没有善举的信仰是毫无意义的。那种中心信念引导着
祖父首先接受他那巨大财富的“代管信条”，然后通过在人生的后期创建伟大的慈善事业来扩大财富。
祖父是在纽约州中部的一般环境中长大的。他的父亲—威廉·洛克菲勒—常年不在家中，过去的名声并不太好。但是他的母亲—伊莱扎·戴维森·洛克菲勒—是个极其忠诚而规矩的妇女，实际上是她抚养了祖父和他的兄弟姐妹。
生活在世俗中的我们，很难理解被宗教信仰如此约束的生活。对于许多人来说，按照浸礼会信仰之严格限制的活法—不得喝酒、抽烟、跳舞—似乎是种冷酷得痛苦难挨的日子。但是，祖父却轻松，甚至是愉快地接受了其宗教信仰的诸多戒律—以及所有在我们看来似乎不堪重负的一切。他是我平生所见最不残酷的人：他时常面带微笑，诙谐幽默，讲述各种滑稽故事。他并不是在向任何人献媚；他的内心似乎充盈着一种祥和满足的感觉。
还是孩子的时候，我时不时地从我父母的家“阿比顿山庄”（Abeyton Lodge）出来，步行大约1/4英里的路，爬上山，到基魁特跟祖父一起吃早饭或午饭。祖父的早饭向来都是燕麦片，不过用的是黄油和盐，而不是奶油和糖。他吃得很慢，每一口都要细嚼慢咽，因为他觉得这对消化十分重要。他说，连牛奶都要咀嚼，而且他就是这么做的！
祖父很少单独用餐。朋友和下属们—其中许多是来自克里夫兰的老熟人—经常跟他在一起，而且常常是时间很长。吃饭的时间很长，气氛很轻松，交谈很随便、愉快。饭桌上从来不讨论生意上的事情—相反，祖父常常跟他的侄女和他的老管家开玩笑。管家叫埃文斯太太，矮胖的身材，慈祥善良。她常常回敬祖父的幽默。有几次，我跟祖父在基魁特还一起用过正餐。饭后，我们便统统来到客厅。在那里，祖父会在客人们的谈话过程中在自己的舒坦的椅子里静静地打起瞌睡。他总是很早就上床睡觉。
有时候，祖父喜欢玩一种纸牌游戏，叫做“纽美利卡”（Num-erica）。该游戏的目的是测试并提高数学分析能力。祖父总是当庄家—每一轮的赢家总是赚1角硬币，输的赚5分钱。
我稍微长大了一些后，祖父已经九十多岁了。有一回，他接受了我的邀请，到“娱乐房”（Playhouse）吃我做的全鸡宴。祖父和埃文斯都来了，并且宣布那顿饭“味道很好”！
我还去过祖父在佛罗里达和新泽西州莱克伍德的家。祖父喜欢高尔夫，在波坎迪克和莱克伍德修建了私人球场。当我进入少年、刚刚学打高尔夫的时候，我们经常一起打几个洞。到了那个岁数，祖父打高尔夫只是为了运动，很少打全场。
1936年6月，祖父的身体开始衰弱。我到奥蒙德比奇短暂地看望他。跟以往一样，他看到我非常高兴，但他已经明显非常虚弱、疲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或静静地坐着。我们简短地谈了一些无关痛痒的事情，但他好像看到我在房间里跟他在一起就很满足了。他允许我拍了几张他坐在椅子上的照片。那是在他去世之前，我最后一次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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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是个非常虔诚的人，但是他从来不评判或谴责与他信仰不同的人。祖父一辈子都没有沾过酒，这在标准石油公司实属罕见，因为公司里他的大多数亲密下属都绝不是虔诚的教徒。曾经是对手、后来成为密友的约翰·阿奇博尔德是个嗜酒如命的人，而祖父把对他的“改造”看成是自己的一个终身项目。祖父与他的商务伙伴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其中包括阿奇博尔德、亨利·弗拉格勒和他的弟弟威廉—威廉从一开始就和祖父一起建设标准石油公司。在我听到他极其有限的几次提及自己的商务生涯时，他谈论的是他们在一个宏伟新企业里作为同僚的乐趣，尽管他们肩负着繁重的工作，尽管他们时常挑灯夜战。
祖父本性很谦逊，虽然他过的是只有富豪才可能过的日子，但比较而言，他很节俭。当卡内基、弗里克、哈里曼和范德比尔特等富豪家族纷纷在第五大道修建豪宅的时候，祖父在一条偏僻的街道买了一栋房屋。那栋房子原来的住户阿尔贝拉·沃沙姆是科利斯·P·亨廷顿的女主人。那是一栋非常大的褐砂石房屋，祖父在它的旁边买下了好几栋，以便后来家庭的壮大。但是，鉴于他的本性，他从来不劳心费神去重新装修。祖父在世的时候，沃沙姆女士的高级红壁纸和死沉死沉的维多利亚豪华家具一直留在那里。
祖父惟一沉溺其中的大概要算骑马了。他养了好几对马匹，并且喜欢在波坎蒂克和中央公园骑马快跑。有时，他会在那里跟他的弟弟和几个好友进行比赛。
祖父完全没有虚荣心。他几乎完全不考虑外表形象问题。年轻的时候，他很英俊，可是，在19世纪90年代，他感染上了一种痛苦的病毒—全面脱发，影响了他的神经系统。患上这种病以后，他的头发脱光了。在当时的一张照片里，他戴了一顶无檐便帽，看上去很像是“威尼斯商人”。后来，他戴上了假发。
4. 临危不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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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不乱(2) 戴维·洛克菲勒
有些人—特别是艾达·塔贝尔—觉得他的外表形象令人厌恶；有些人却不同意。起初，约翰·辛格·萨金特不愿意画祖父的肖像。但是，在画像过程中的长谈之后，他们成了朋友。最后，萨金特告诉父亲，说他想再画一幅，因为他迷上了自己的主题对象，说祖父让他想起了中世纪的一个圣人。
5. “给予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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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的艺术” 戴维·洛克菲勒
事实上，祖父发现管理自己的财富—截至1910年达到了将近10亿美元—成了一个问题。他每年从标准石油公司和其他投资中获得的收益数额巨大，而鉴于祖父严谨审慎的本性，这些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花费或者投资。由于他对购买法国庄园或苏格兰城堡没有兴趣，又不屑于购买艺术品、游艇或中世纪韵味的西服—也即他那些奢侈的同代人所乐此不疲的所有活动，于是，祖父想到了一个很有个性的解决办法：他拿出自己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资于煤矿、铁路、保险公司、银行和各种类型的生产企业，其中最出名的是铁矿生意，并最终控制了
明尼苏达州富饶的梅萨比岭的很大一部分。
可是，自从1897年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以后，祖父越来越多地投身于另一种形式的投资：慈善事业。他称之为“给予的艺术”。通过这种投资，他取得了跟标准石油公司一样的重大影响。
祖父自打年轻的时候，从刚刚开始经商就记录每一项收入和支出，包括小到一个便士的慈善捐款，建立了一系列账册—首先是账册A，如今该账册保存在波坎蒂克山上的洛克菲勒档案中心（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档案记录成了一种家族传统。父亲学着祖父的样子记账，并努力要求我这一代“照葫芦画瓢”，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我也试图要求我自己的孩子们这么做，结果成效比父亲还不如。
祖父这么做是遵循宗教缴纳捐税的教义，即将自己收入的1/10捐献给教堂和做其他善举。随着他的收入的增加，他的慈善捐款数额也相应上升，一般都达到了他对自己承诺过的捐税比例。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期，祖父发现自己很难亲自处理慈善捐款事宜。事实上，这是他在那些年感觉到压力的一个主要原因。他感觉到自己不仅有责任给予，而且还要做得聪明，如此难度就增加了许多。“给钱很容易造成伤害”，他写道。那个时候，他的年收入已经超过了100万美元，而处理其中仅仅10%的资金就占用了所有时间。他的最终解决办法是聘请浸礼会教徒弗雷德里克·T·盖茨主教，请他制订一个更加周全、更加系统的方式，对要求获得资金的所有个人和机构进行评估。幸运的是，盖茨的知识面很广，颇具智慧。在后来的几十年里，他们设计分配了一半以上的财富；剩余的大部分最终交给了父亲，而父亲又用毕生的精力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善举。
有人说，祖父和父亲—以及安德鲁·卡内基—一起发明了现代慈善事业。这种说法可能是事实，但也可能言过其实。他们两人所做的是强调有必要调整慈善活动的方向，从医治社会问题的“病症”转向理解并消除其背后的“病根”。这种转变促使他们两人都欢迎科学的方法，支持在诸多领域里的专家工作。
祖父的第一个主要慈善项目是在19世纪90年代创建的芝加哥大学。不过，祖父是在世纪交替之后才将商务事宜抛在一边，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慈善事业上。他首先采取的举措之一就是于1901年成立了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
祖父的设想—那是在与盖茨、我父亲以及该研究院的首席董事西蒙·弗莱克斯纳博士密切合作研究后制订的—是要按照欧洲的巴斯德（Pasteur）和柯霍（Koch）的机构模式建立一个研究设施。在创建该研究院的时候，祖父应用了他在一开始用于标准石油公司的原则：他聘请了人才，并给予他们权力。虽然他深深介入了初创和计划阶段的工作，但一旦研究院成立、运作起来，他便打定主意不干预研究院的管理。他觉得把指挥权交给教育学家和科学家—他们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是合适的。父亲当上了理事会的总裁，确保独立科学研究政策得到严格的遵守。
祖父接下来的一个重大举措—成立大众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 GEB）—是因为他希望在美国南部建立一个公共教育系统，让黑人和白人都受益。祖父给GEB的捐赠和经营资金在其30年的历史中接近1.3亿美元。GEB与地方和州政府密切合作，以实现自己的目标。这是我们家族一直推崇的公私合作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案例。
创建于1913年的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是第一家带着具体的全球眼光的慈善组织，也是祖父该事业的顶点—要建立一个机构，能够精明地管理他的资产，用于慈善目的。祖父为基金会提供的捐助—10年内共计大约1.82亿美元，按照今天的美元价值，相当于二十多亿美元—超过了所有其他机构。基金会对付过钩虫、黄热病、疟疾、肺结核以及其他传染疾病。后来，它成为开发玉米、小麦和稻子的各种杂交品种的领袖，构成了绿色革命的基础，而绿色革命为改造世界各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6. “公共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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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关系” 戴维·洛克菲勒
有人经常指责祖父的慈善捐助不过是一种公共关系之举，其目的是要在一辈子贪婪赚钱之后为自己的脸上贴金。如果他当真是出于这种动机的话，难道他需要花费5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实现该目的吗？
公共关系的先驱艾维·李常常被指责为祖父制定了详尽的公关计划，包括创建庞大的基金会、让祖父施舍亮晶晶的硬币，把他冷酷无情的强盗男爵形象转换成一个心地善良、慈祥
温和的老头。这些说法大多荒谬不经。祖父赠送硬币的目的是融洽与在高尔夫球场或走在街上不经意遇到的人们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彼此之间的僵局，让人们变得随便一些。而此举常常奏效。
事实上，祖父对自己的慈善事业所带来的公共关系方面的好处实在没有什么兴趣；他甚至不允许在芝加哥大学或大众教育委员会使用他的名字，而洛克菲勒研究院用上他的名字，也是他几经犹豫后才勉强答应的。很难想像祖父会在拒绝允许标准石油公司驳斥小报记者散布的诽谤之辞后，竟然将自己的大量财富用来操纵公众对他的看法。人们不得不相信—反正我不信—他一定是经历了一次良知危机，才可能迫使他散发自己的“不义之财”。
祖父从来没有对我父亲、对他的孙子孙女或任何人说过半句后悔经商的话。他相信标准石油公司造福了社会，并为自己在创建这家公司所起的作用而感到欣慰。
那么，祖父的慈善之举如何解释呢？在我看来，其根源在于他受到的宗教教诲和他自己的人生体验。艾达·塔贝尔之流选择了要把祖父描绘成贪婪本质的象征和自私的个人主义的缩影。祖父是个坚强的个人主义者，但是他赋予了该词不同的含义。他拒绝把个人主义视同自私自利、个人利益膨胀的说法。相反，他给个人主义下的定义是，实现某种价值并将该价值回报给抚育自己成长的社会的自由。我相信，这正是他慈善之举的根源和目的。
至于父亲，他不仅没有为祖父感到丝毫的羞愧，而且为他以及他的许多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如果父亲有什么矛盾心理的话—他的确心里感到矛盾—那就是他自叹不如。在自己一辈子的大部分时间里，我父亲—这位历史上最伟大的慈善家之一—对自己的评价是：他不过是在踩着伟人的足迹往前走。
7. 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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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 戴维·洛克菲勒
我父母于1901年10月9日结婚的时候，媒体报道那是美国最强大的两个家庭的联姻：约翰·D·洛克菲勒的儿子、继承人与美国国会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内尔森·奥尔德里奇的女儿。在有些人看来，奥尔德里奇是“国家的总经理”。
父亲第一次见面就迷上了我的母亲，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能下决心向她求婚。当他最后终于向参议员请求要娶他的女儿时，他那焦急之情表露无遗—他不断地解释自己的经
济前景，显然急于证明自己与她十分般配。参议员忍俊不禁地打断他的话说：“洛克菲勒先生，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什么能让我的女儿幸福。”
父亲的确做到了让母亲幸福，她也让他感到了幸福，这一点我敢肯定。他们两人极其亲密—也许过于亲密，这一点我一会儿再解释—而且我相信他们非常相爱。母亲给父亲以及他们的婚姻带来了他急需的欢快和乐趣。
母亲生长在罗得岛普罗维登斯的一个由8个子女组成的大家庭，5个兄弟、3个姐妹。母亲排行老三，是第二个女儿，与她的父亲极其亲密。她父亲在通过建立联邦储蓄系统来设置高税率、建立弹性更大的货币体系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母亲记得他曾经在自己华盛顿的家中与同事们一边打扑克、喝酒，一边辩论立法问题。外祖母奥尔德里奇多年没有自理能力，因此，母亲在结婚前大约10来年的时间里，常常承担她父亲的女主人角色。她被推进了华盛顿舞台的中央，对于处理“社会”需求，她不仅处之泰然，而且轻车熟路。
外祖父奥尔德里奇喜欢旅游，钟爱艺术。母亲和她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陪伴他去巴黎、罗马和伦敦，而他在那里参加官方会议。在很小的时候，她就认识了巴黎，以及巴黎的艺术世界，而且当时崭露头角的新形式、新思想很对她的胃口。
8. 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和脆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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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影响力的标准和脆弱的情感 戴维·洛克菲勒
把母亲娶过门的家跟她的娘家迥然不同。她的兄弟姐妹
们—尤其是她的姐姐露西—笑话她嫁给了“古板”的洛克菲勒家，起初很担心她无法适应。
影响父亲大部分少年时期生活的主要是他的母亲劳拉·斯佩尔曼·洛克菲勒。她是个极
其严谨刻板的人，主要负责他的抚养和教育。她的父母笃信宗教，一直积极参加反对奴隶制运动和禁酒运动。她的画像和照片都表现出她是一个难以取悦的令人敬畏的女性。
祖母洛克菲勒为父亲灌输了大部分宗教知识，培养他正直无私的强烈道德感，并第一个告诉他要肩负掌管家族的巨大财富的重任。祖母洛克菲勒在妇女基督教禁酒联合会（Woman誷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成立后不久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深信“酒魔”是当时所有社会问题的核心：贫困、邪恶和犯罪。孩提时期，父亲便定期参加禁酒会议。到了10岁的时候，他签署了一份誓言，要远离“烟草、异教和任何醉人的饮料”。一直到上大学之前，父亲的生活主要围绕着家庭和浸礼会教堂。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读大学期间，父亲第一次有机会挣脱他母亲的影响，但那很不容易，而且他也从未成功。然而，他还是探索了一些新思想，从而逐渐拓宽了他对身边世界的理解，并结交了一些终身的朋友。最重要的
是—至少从我的角度说，他遇到了我的母亲，并开始追求她，直至他们8年后结为夫妇。
尽管有了大学教育的影响，有了安定的家庭生活，有了一大批朋友，父亲对待生活还是有相当程度的不安全感。他的婚姻—虽然起初他曾经疑虑、犹豫过—是天赐之作。母亲的激情、人缘和社交能力帮助他应对自己的羞怯和不自信，帮助弥补了他心知肚明的自身的缺陷。从母亲那里，他找到了一个能够理解、关心和保护自己脆弱感情的人。他希望她永远跟他在一起—即便不是在自己的身边，也能够随时取得帮助。他希望能够跟她一起退缩到他们的二人世界。从某种角度说，那是一种浪漫，而且我相信他们之间的关系充满了极度的爱慕浓情。从另一个角度说，他们的纽带关系是绝对排他型—包括他们的孩子。而在这种排他型关系中产生的是对母亲的强烈依恋。
我们打小就意识到，如果我们想得到母亲一丝一毫的注意力，都必须跟父亲竞争。我们知道她非常在乎我们，喜欢花时间跟我们一起，而且我们看得很清楚，他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所产生的冲突让她恼火异常。这对她来说是一种永无休止的重担，是造成巨大压力的根源，也是她一直没能解决的问题。父亲希望只要自己有需要，就能随时得到她，而在这方面，他的需求事实上是永远无法满足的。
9. 她是个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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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美人 戴维·洛克菲勒
虽然存在这种紧张关系—这种关系深深地刻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但即便到了今天，每当我想起母亲，心中都充满了强烈的爱意和幸福感。我估计，按照当代的标准，她不算是个标准的美人。我和内尔森继承了她的奥尔德里奇特征，其中最显著的是奥尔德里奇家的鼻子。然而，在我看来，母亲是个美人，她的朋友和熟人也都这么看，因为那些特征充满了活力和温暖。这种美很难在照片或画像中表现出来，而且事实上，在这方面，没有几件影像作品对她是公平的。奇怪的是，最像她的作品是在她去世后弗雷德·W·赖特画的—他是照着一张好
照片临摹的，照片上她怀抱着内尔森的大儿子罗德曼，当时罗德曼还是个孩子。那幅画在捕捉她的表情方面超过了任何一幅正式画像。
除了长相以外，我从母亲那里还继承了大量的奥尔德里奇秉性。她那平静的性格与父亲和我的几个兄弟姐妹的紧张、急迫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对她总是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母亲喜爱小孩儿，而且毫无疑问，作为最小的一个，我享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的哥哥们经常指责我得到了特殊待遇，虽然我们的父亲和母亲都有意识地努力不表现出任何偏爱。但是，我和母亲的关系非常融洽。我们有许多共同之处。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她对艺术的热爱，以及她温柔而耐心地传授给我的情形。美丽的物品到了她的手里就变得有了生命，仿佛她的赞赏为那些物品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美。她端详一幅画的时间越长，从中发现的东西就越多，好像是她通过某种魔力挖掘到了普通人无法进入的新的深度、新的境界。
母亲身上没有什么“收藏家”的味道；收集整套的某种东西对她来说，远远不如欣赏每一件物品更加有兴趣。在她的身边，我吸收了她的一些品位和直觉，而她身上的这种品位和直觉总是可靠的。我从她那里学到的艺术知识超过了所有艺术历史学家和监护人—他们多年来向我传授了艺术历史的技术内容和艺术欣赏方面的知识。
虽然在明面上，母亲和父亲在有关抚养我们的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对待孩子们也是同一种态度，但是他们两人的性情却差别甚大。我们这些孩子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母亲不参加我们的早晨祈祷—她喜欢舒舒服服地待在床上看报纸或者写回信。我们也注意到她把一些大胆的新艺术形式—常常还有创造那些新形式的艺术家们带进了家—这令父亲颇感不快。我们还注意到只要她有机会跟我们在一起或者单独跟我们一起玩耍，她就会喜上眉梢。她喜欢探险，喜欢出人意料的东西。随意而为是她的天性，而从冲动行事中她获得了巨大的乐趣。
10. 职责、道德、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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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责、道德、品行 戴维·洛克菲勒
父亲则正相反。他希望生活是一种秩序井然的模式。他想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做事的先后顺序如何、与什么人一起做事以及怎么做事等。无论是在市区还是在度假，一天怎么过都要事先计划妥当，而偏离计划的事情他是难以欣然接受的。我记得他在有人提出某种新活动的时候说：“可是我们计划过要干别的。”对他来说，那是不接受新想法的充足理由。
当我们要搬到缅因州过夏天的时候，父亲的几个箱子在我们动身前3天就拿了出来：有些
是老式的扁行李箱，有个盖子从上面打开；有些则是所谓的“发明性箱子”，打开后一边可以挂西服，另一边是放衣服的屉子。他常常会因为要出门两三个月而准备十几个满满的箱子、包裹。首先，他和他的男仆威廉·约翰逊开始挑选要带的东西并一一摊开—外衣、羊毛套衫、西装、骑装等等。然后，威廉再具体整理成箱。
在那个时候，着装比现在要正规得多。冬天，父亲每天夜里都戴条黑领带赴宴，母亲则着长裙，即使是全家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一样。尽管如此，他们随身携带的衣服数量却是惊人的。即便是夏天，父亲也从来不敢不穿外衣出门，以防天气转冷，而且他出门从来都戴一顶帽子。一年夏天，我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和父亲驱车穿越西南途中照了张照片，照片上我们两人在亚利桑那沙漠一棵孤零零的松树下，坐在一件羊毛长袍上。父亲一身西服领带，头上戴一顶毡帽，从不离身的外衣放在一边。
我毫不怀疑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们，爱我们所有人，但他自己那严谨刻板的成长经历绝对造成了他作为一个家长的死板教条。他很严肃，虽不冷淡，却很少表现出温情。然而，在我的儿童时代，他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时间超过了许多做父亲的，也许比我跟我的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还要多。他工作很勤奋，但主要是在家中的办公室—他在那里是不得打扰的。他跟我们一起在波坎蒂克度周末，跟我们一起在缅因州过暑假，但是，在感情方面，他距离我们很远。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散步、骑马、旅游的时候，他有时会娓娓谈论他自己的少年时期，会饶有兴趣、不无温存地聆听我的烦心事。在我的人生中，那是些重要的时刻。
但是，每逢我们要处理一些重要事宜，尤其是带有重要感情内容的问题时，父亲倾向于用书信往来的形式。当我们上了大学、我的父母长期在外旅行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频繁了，但是，即便我们都住在一个屋檐下的时候，他仍然喜欢这样的交流方式。父亲向他的秘书口述他要写的信，由秘书打字、邮寄—而且还要复制一份存档！
虽然父亲对我们的爱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但他的家长责任感促使他时常絮叨职责、道德和品行端正等方面的话题。我的哥哥劳伦斯至今还有些伤怀地记得他收到的父亲的那封信—当时他被他在普林斯顿的班级评选为“最有希望取得成功”的学生。父亲在信中提醒他说，他必须用自己毕生的时间来真正赢得同学们对他的好感。父亲的这种答复相当典型。
但是，在父亲正经、正确的外表下面，那温柔、温暖的一面，会在我们当中有人遇到麻烦的时候表现出来。这一点展现了在他的个性中对我来说十分珍贵的一个内容，从一个方面解释了为什么母亲和父亲之间将近50年的亲密关系。我知道在我真正需要他的时候，我可以指望得上他的爱和支持，即便他可能并不赞成我做的有些事情。
父亲是个复杂的人。祖父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这种成就父亲是没有机会效仿的。即便在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他还是被自叹不如的情感困扰着。他曾经描述自己担任标准石油公司副总裁时期短暂的商务生涯是“与我自己意识的一种赛跑”。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一生都在挣扎着要配得上自己的名字和继承的遗产。
早在30岁出头的时候，父亲就饱尝“精神崩溃”的折磨—如今，我们称之为抑郁症。从那个时候起，他开始从积极介入标准石油公司的工作中脱离开来。为了恢复健康，父亲带着母亲和我的姐姐阿比—当时她才1岁—到法国南部度假一个月。结果，他们在那里休息了6个月，而且即便在他们回来以后，父亲还是深居简出。过了将近整整一年时间后，他才觉得自己能够回到办公室工作，即便如此，也只是上半班。
也许可以理解的是，他从来没有直接对我说起过这段故事，虽然有一两回他曾经暗示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过一些感情问题。我第一次意识到他曾经经历过困难时期，是在我大学毕业几年以后，当时我有一个好朋友正经历着类似的抑郁。父亲在他身上花了好几个小时时间。我的朋友说，当父亲说起自己的经历时，泪水从他的脸上淌了下来。这时，我才明白他当时的抑郁有多么严重。
父亲克服了自己的抑郁症以后，立刻辞去了标准石油公司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慈善事业和祖父个人事务的管理上来。结果，在那10来年的时间里，祖父开始将一些股票和其他资产转给了父亲。1915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年，父亲41岁。那年，他拥有的标准石油公司的股票只有25万美元。
祖父在等什么呢？我不敢肯定他是否曾经打算把一大笔财产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原先计划留给父亲的遗产大概跟留给女儿们的一样多。他会给父亲留下足够的财产，过上舒适的日子，按照大多数标准，可以算做“富人”，但从实质上说，比最后的结果少。祖父在谈到慈善事业时所说的话是发自内心的：“给人带来伤害的最便捷途径就是给钱。”而且他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他自己的孩子们。弗雷德里克·盖茨在给祖父的一份备忘录中，说祖父的财富正在“堆积成雪山”，会“崩塌而埋葬他和他的孩子们”。祖父也许有些惊讶地发现自己巨大的财富在他从标准石油公司退休很多年后还在继续升值。他看到自己的儿子正挣扎着应付自己的感情问题，寻找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肩负着超出他承受能力的责任已经垮了下来。他也许认定，把巨额财富放到他的身上也无济于事。于是，直到1915年前，祖父可能计划要在生前或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事业。让他改变主意的是拉德洛。
11. 拉德洛
正文
拉德洛 戴维·洛克菲勒
“拉德洛大屠杀”—这是后来历史书上的用词—是美国劳工史上最负盛名（或者说最臭名昭著）的事件之一，也是我的家族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拉德洛是科罗拉多州南部的一个煤矿小镇，那里的科罗拉多燃油与铁矿公司（Colorado Fuel & Iron, CF&I）—祖父在该公司拥有将近40%的股份—经营着几座煤矿和其他设施。早已退休的祖父仍然持有许多公司的大量股份，但是他将那些股份看成是证券领域的被动投资
，平时并不密切关注其管理情况。父亲在CF&I的董事会上任职，但是，公司的会议在纽约举行，而他从来没有考察过公司在科罗拉多的经营情况。
1913年9月，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南部矿区—包括CF&I在内—的9 000多名矿工举行罢工，提出了若干项条件，包括工资、劳动时间、安全条件以及—最重要的是—对工会的认可。几个月来，罢工工人与各公司雇用的警卫之间的暴力事件，迫使科罗拉多州州长调来了国家卫队。整个冬季期间，形势进一步恶化。1914年4月20日，公开的战争爆发了。在罢工工人与卫兵之间的激战中，有11名妇女和儿童在燃烧的小帐篷里窒息而死，双方有几十人在该事件发生后的几天里或死或伤，最后迫使威尔逊总统派遣联邦军队强行镇压。
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由于洛克菲勒的名字引发了强烈的情感，因此祖父和父亲都被拖进了冲突当中。甚至有人在我们西54大街的住家外示威游行，斥责洛克菲勒家犯下了拉德洛“罪行”。
在拉德洛惨案前和惨案后，父亲参加了调查科罗拉多局势的几个国会委员会。起先，他采取了反对罢工工人的强硬立场—毫无疑问，那是受了盖茨的影响，因为盖茨认为，那些罢工工人比无政府主义者强不了多少。拉德洛事件之后，父亲开始怀疑盖茨的立场。他开除了令人憎恨的CF&I的头儿，聘用了艾维·李。李建议父亲保留一个劳工专家，帮助他解决问题。李远远不止树立了形象，他还说服父亲相信，他必须应对导致矿工们不满的根源问题。
接着，父亲聘用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后来，金先生当上了加拿大的首相。金先生成了父亲最亲密的朋友。在他的建议下，父亲在CF&I实施了一个“行业代表计划”，成为劳工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父亲与金一起到了科罗拉多，用了几天时间与矿工们会谈，甚至在方形舞会与矿工的妻子们跳舞。
父亲的目标是，要通过解决劳工的困苦、说服商人认识到自己对其工人们负有的更加广泛的责任，来改善美国的劳工关系。出于这个目的，他对劳工问题的介入并非到拉德洛就结束了，而是把它当做自己今后的中心兴趣。在20世纪20年代初，他成立了一家公
司—行业关系顾问公司（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为各公司提供劳工关系方面的咨询。公司很受人们的欢迎。美国的几家大型公司集团—包括标准石油集团中的几家公司—都应用了它的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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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洛事件标志着父亲进入了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虽然无论从才华还是从意愿上说，他都不是个商人，但是他表现出了自己的能力和勇气。给祖父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父亲在非常严峻的情形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中的坚毅和力度。此外，在严重的个人悲剧期间，他也表现出了这些品质：1915年3月，他敬爱的母亲劳拉久病不愈去世了，而1个月后，他的岳父也死于大面积脑溢血。这些事都发生在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前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对于我的父母亲来说，那是一个痛苦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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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德洛事件以及后来发生的一切似乎让祖父相信了，他的儿子完全有资格肩负管理他那巨大财富的职责。从1917年开始，祖父逐渐将自己的剩余资产转给了父亲—当时大约有5亿美元，相当于今天的100亿美元。父亲立刻着手重新调整自己的生活，以便承担起巨额资产带来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他的目标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座右铭完全一致：进一步“造福全世界的人民”。这就意味着他要继续积极介入祖父创建的各个机构—洛克菲勒医学研究院、大众教育委员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活动，而他在那些机构中已经承担了主要领导职责。但是，他同时还有机会启动他自己的项
目—包含人类活动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从宗教到科学、环境、政治和文化。
12. 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
正文
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 戴维·洛克菲勒
我于1915年6月12日出生在西54大街10号我父母的家里。他们的家并不是范德比尔特家族和第五大道其他人建造的那种带有角楼、雉堞围墙和豪华舞厅的庄园，但也绝不是简陋的房屋。当时，那是纽约市最大的私人住宅，有9层高，屋顶有一个封闭的游乐场。下面是一个壁球馆、体操房和私人医务室—是我出生的地方，也是家里人得了麻疹、腮腺炎之类传染病时去的地方。二楼有一间音乐室，里面有一只风琴和一架大钢琴；我父母就是在这里招待一些著名艺术家演出的，比如帕岱莱夫斯基（Ignacy Jan Paderewski）和博里（Lucretia Bo
ri）。
13. 艺术的氛围
正文
艺术的氛围 戴维·洛克菲勒
屋里到处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品，其风格和时代反映了我父母彼此相去甚远的品位和个性。母亲的品位是折中型的，范围包括欧洲和美国的古代艺术和当代艺术。她对当代美国艺术家的兴趣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在市中心艺术馆主人伊迪斯·哈尔伯特的指导下，母亲买进了希勒（Sheeler）、霍珀（Hopper）、德穆思（Demuth）、伯奇非尔德（Burchfield）和戴维斯（Arthur Davies）的作品。也正是在这个阶段，母亲结识了利利·布利斯和玛丽·奎因·沙利文，她们对现代艺术也是激情万分。她们三人担心，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没
有什么希望在旧式博物馆中露脸—即便有机会，也要在他们去世以后。她们决定建立一家现代艺术博物馆，展示当代艺术家的作品。正是由于她们的努力，现代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Modern Art, MoMA）才可能在1929年问世。
虽然父亲为母亲提供了充足的资金，用于她的个人需求，但她并没有独立的资源用来购买昂贵的艺术品；莫奈、马奈、德加、马蒂斯和其他艺术家的油画都是她力所不能及的。相反，她购买了这些艺术家中一部分人的复制品和素描画，最终积累了相当的数量，其中很大一部分后来被她捐给了现代艺术博物馆。
父亲不喜欢现代艺术。他认为它“不像生活”、丑陋且令人焦躁，拒绝母亲把当代艺术品挂在家里他常去的地方。在尊重他的观点的同时，她不改初衷地兴趣越来越大。1930年，母亲把设计师唐纳德·德斯基—他后来监管了广播城音乐厅（Radio City Music Hall）的装修—留下来，将10号7层原来的儿童游乐室改造成了一个艺术长廊。
父亲那相对比较传统的品位主宰了房子的其他部分，虽然母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品位在那些地方也十分显著。母亲完全赞同父亲对古典和经典艺术的欣赏，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和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母亲热爱美，无论是在什么地方看到的美，但父亲的品位却局限于比较传统的和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
10号的整修之后不久，我父母就没有地方存放他们已经购买的一些大型的重要物品，于是他们又买下了毗邻的房子。10号的3个楼层的墙壁上开了几道连通门。父亲就在这里展示着他最喜爱的一些作品，包括18世纪哥白林（Gobelin，欧洲古典纤维艺术）的10张挂毯—《卢卡斯之月》（The Months of Lucas）—那原是为路易十四编织的—和15世纪早期法国歌特式的一套挂毯—著名的《猎捕独角兽》（Hunt of the Unicorn）。
我很喜欢独角兽的挂毯，常常带客人穿过挂着那些挂毯的房间，一幅一幅地向客人们讲解被追捕的独角兽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客人是纽约州的州长阿尔·史密斯—当时他是我姐姐婚礼上的一个客人，他耐心地聆听着我的讲解，后来给我寄来一张他个人的相片，并签字“给我的朋友戴夫，阿尔·史密斯”以示感谢。20世纪30年代后期，父亲将这两套挂毯都送给了都市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而那套独角兽的挂毯继续成为曼哈顿岛北端附近翠亨堡里都市修道院艺术博物馆（Cloisters Museum）中的主要特色。
父亲为之骄傲、欢欣的是他收集的大量明朝和康熙时期的中国陶瓷。1913年，他就买下了J·P·摩根（J. P. Morgan）大量收藏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并且终身保持了对这些美轮美奂物品的浓厚兴趣。他收集的康熙时期物品中有很多是巨大的宽口陶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比我的人还要高。它们被安置在特别定做的台子上，展放在10号2层几个房间里的显著位置。那些陶器看上去磅礴宏伟—有种排山倒海的气势。他还买了许多小一些的物品，包括神话传奇动物和人物的塑像，色彩精细，巧夺天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能想起一幅画面—那是他用放大镜在检查自己打算买下的陶瓷，要确保那些陶瓷未曾破损、修复过。
母亲也喜爱亚洲艺术，但是她更喜欢中国和朝鲜的更加古老时期的陶瓷和雕塑，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佛教艺术形式。她在12号有一间屋子，我们称之为“佛教屋”，里面有许多佛像和观音像，屋子里的灯光调得很暗，整个屋子弥漫着浓郁的焚香味道。
母亲在收藏方面还有一个搭档，是她的大姐露西。露西姨妈从小就几乎全聋了，你必须站到离她很近的地方对着她的耳朵大声喊，才能让她听见。尽管有此残疾，她却是个意志坚定的旅行家。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她周游世界，走访了许多偏远的地方，而当时旅游是一种比现在危险得多的活动，尤其对未婚妇女来说。1923年，露西姨妈在乘坐上海快车在北京和上海之间旅行的时候，火车遭到了土匪的袭击。火车上有数人被杀，她也被绑架了。她被放在驴背上进了深山，当时，土匪的计划是要挟持她索取赎金。当土匪们听说政府的军队在穷追不舍的时候，便突然将她抛弃了。露西姨妈在半夜时分摸索着来到一个带有围墙的村庄。她没有获准进去，便在大门旁边的小窝棚里过了夜，直到早晨才被允许进村。那天晚些时候，她才获救。
无论到什么地方，露西姨妈都要购买艺术品—而且常常是在偏远的地方，用最低廉的价格。她还时不时地为母亲买些东西，然后用大柳条箱托运到我们在纽约的家。幸运的是，露西姨妈的品位很高。她对日本江户时期（1600~1868年）的花鸟复制品和能乐舞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日本十分珍贵，且非常罕见—并在40年的时间里买进了许多。此外，她还收集了一大批欧洲和英国古陶瓷，包括18世纪迈森陶器（Meissen）的全套Monkey Band，造型设计是约翰·坎德勒。她在1955年去世以前，将这些收藏品的大部分留给了罗得岛设计学院（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我母亲也为该学院捐献了她收藏的18世纪、19世纪日本艺术大师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和歌的复制品。
14. 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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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 戴维·洛克菲勒
从周一到周五，我们的日程安排从来没有变化。我们被早早地叫醒，在父亲的书房里完成了早祈祷后迅速吃些早饭。父亲让我们学习圣经里的选段，并要求我们背诵。然后，我们每人轮流朗读一篇诗篇或圣经里的另外一节。最后，我们一起祈祷。父亲严厉而柔和地向我们解释我们所念内容的意思。嬉笑打闹或者中途插话是绝对不允许的。祈祷总共需要10~15分钟。母亲和我姐姐巴布斯都不参加祈祷。
除了约翰以外，我们都在哈勒姆附近的第123大街和莫宁赛德大道的林肯学校上学。父亲认为男孩的身体锻炼很重要，因此，每天早晨，我们都要在前厅穿上冰鞋，沿着中央公园的外围通过第五大道前往市中心。小一些的时候，我和温思罗普只能滑到第72大街，而内尔森和劳伦斯经常滑到第96大街。开着纳什轿车跟在我们身后、准备在我们精疲力竭时接上我们的是爱尔兰康坎农家的三兄弟之一：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当我们的马夫，后来都或多或少学会了开车。他们很不习惯坐在车里，最喜欢的是驾驶我们的电动车。电动车在亨利·福特的T型车问世之前非常流行，因为它就像是四轮马车，司机像马夫一样弯腰坐在上面。
林肯学校不是那种典型的富家子女上学的私人学校，不像男孩的勃朗宁（Browning）或圣伯纳德（St. Bernard誷），也不像女孩的蔡平（Chapin）或布里尔利（Brearly）。那里的学费相当低，具有竞争性，来自任何家庭背景的孩子都可以上。林肯学校对男女生都开放，其生源构成在市里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我的班里，只有几个孩子来自富裕商人或银行家的家庭，大多数同学来自中产阶级的学术界和艺术界家庭。其中之一是特西姆·佐拉奇，是著名雕塑家威廉·佐拉奇（William Zorach）的儿子；他的妻子玛格丽特从事绘画和挂毯的编织。有几个孩子来自新近移民到美国的家庭，有一个还是白俄罗斯移民。我的同学们都很聪明，而且—跟我一样—对活动的兴趣大于体育。
当时，林肯学校与纽约所有其他学校不同的是其实验教材和教学方法。父亲热烈支持约翰·杜威的教育方法和学校改革，并给予了慷慨的支持。父亲和林肯学校的其他创始人们相信，现代学校必须不仅仅是公式数据和死记硬背的场所；学校必须成为人们学习如何自己动脑筋解决问题的地方。经营林肯学校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誷 College of Columbia University），早年的相当一部分经济支持来自大众教育委员会，是实践杜威教育思想的实验学校。
林肯学校强调孩子们有学习和在自己的教育方面扮演积极角色的自由。在大多数课程中，我们没有教科书上具体的阅读作业，而是被要求自己去图书馆搜寻资料。从根本上说，老师教我们的是如何学习，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灌输给我们的数据。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点。拿我来说，我在阅读和拼写方面很弱，而我的老师们根据“进步型”教育理论认为那是无关紧要的。他们认为我只是读得比较慢，会自己成长起来的。结果，我的阅读能力以及我的拼写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只是略有提高。我所有的兄弟姐妹—除了巴布斯和约翰—在朗读方面都多少有些困难。
在另一方面，我在林肯学校遇到了几个非常好的老师。我终身对历史的兴趣归功于我的六年级老师埃尔米纳·勒克—是他把过去描绘得栩栩如生。虽然在某些方面，林肯学校造成了我后来的措手不及，我还是在17岁那年进了哈佛，并在那里以良好的成绩完成了学术课程。
15. 波坎蒂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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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坎蒂克 戴维·洛克菲勒
冬天的时候，全家到威斯特彻斯特县波坎蒂克山上的宅子里过周末，就在如今横跨哈得孙河的塔潘齐桥的北面。我们开着一辆新普利斯（Crane Simplex）车上的山。车顶很高，一个中等身高的人完全可以站在车里。车上有折叠侧座，连司机在内，可以舒舒服服地容纳7个人。对于孩子们来说，那条路似乎永远走不完—当时没有现代公路，从曼哈顿出发走了大约一个半小时，而且我清楚地记得座位上的长毛绒味道总是让我感到有点晕车。
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祖父就在其兄弟威廉在哈得孙河边地产附近的波坎蒂克购买房地产。威斯特彻斯特县的西南部地区当时还是荒郊野外，有大片大片的树林、湖泊、田野和河溪—到处都是野生动植物。最后，我们家买下了波坎蒂克山四周以及波坎蒂克山小村庄大部分地块共计约3 400英亩的土地。那里的大部分村民都为我们家族工作，住在祖父拥有的房屋里。
我的祖父母住的木屋在1901年被大火烧毁。他们没有就地重建，而只是搬进了山下面的一些小房子里—名叫“肯特屋”（Kent House）。他们在里面感觉心满意足。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他们最后在山顶原来木屋的旁边建起了一栋更大、更结实的房子。祖父从1912年起住进了“基魁特”，直到他于1937年去世。在这之后，母亲和父亲搬了进去。
我父母在“公园”里的第一个家—“阿比顿山庄”—是“基魁特”往山下走的一个木结构房屋，很大、很凌乱。“阿比顿山庄”的内部装修呈欢快格调，到处都是橡木面板和地面，给人以温暖、舒适的感觉。宽宽的金色橡木楼梯从门厅引向二楼，一张巨大的橡木桌子几乎占据了整个前厅。我记得自己正是在那张桌子上，在1929年股市崩溃的那天看到了《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Tribune）的封面。很多房间里都有壁炉，包括几间卧室。客厅的壁炉在寒冷气候时总是烧着，为客厅营造了一种友善诱人的氛围。带有玻璃门的书架占了整整一面墙，存放着著名作家的成套图书—包括狄更斯和斯蒂文森—以及纪念维多利亚时期美国的《乡村生活》（Country Life）和《圣尼古拉斯》（St. Nicholas）杂志的合订本。房子里惟一突出的绘画是乔治·英尼斯的一幅大型风景画。
在客厅和餐厅之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两边的墙上挂满了大型动物的脑袋。我不知道这些都是从哪儿来的，因为父亲当然从来没有参加过非洲的徒步旅游，可是，罗斯福时代过去后没多久，镶嵌型动物纪念品就成了时尚。还有一个填充式大企鹅站在前廊。那是伯德少将送给父亲的，感谢父亲为他的极地探险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那些日子里，伯德少将经常来我们家。他第一次去南极考察的时候，从小亚美利加给我发了一份电报，说他用我的名字给一个中转营地命了名。这对于一个13岁的男孩来说是激动人心的。伯德在罗斯海附近发现了山脉，并将其中之一命名为洛克菲勒山脉—这个名字一直叫到了今天。另一位著名的客人是查尔斯·林德伯
格—1927年，他在独自一人飞越大西洋后不久，就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周末。
纽约中央铁路（New York Central）的一条支线—帕特南支线—正好穿过祖父拥有的一块地，就在大门的外面有一个小车站。我记得夜里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蒸汽火车的鸣笛和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在我卧室窗户的外面有一棵大枫树，秋天的时候一片艳红。树叶飘落的时候，我能看到斜坡上的草坪里，一群羊在高尔夫球场旁吃草—有个苏格兰牧羊人正在四周放牧，不让草长得太高—抬头眺望，是山上的“基魁特”。
我已经迷上了研究自然，尤其是收集甲壳虫，那是有一年夏天，我和小亨利·福特在缅因州上了一堂自然历史课的结果。在暖融融的春夜，我常常在卧室外门廊的灰泥墙上挂起一张床单，并在前面放一盏灯。甲壳虫以及其他昆虫就会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用不了多会儿，单子上就会爬满了昆虫。我可以在一个晚上就轻而易举地收集到30多种甲壳虫。令人悲哀的是，如今已经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辉煌战果了，显然是由于过多地应用了杀虫剂。作为一个孩子，美洲大螽斯、知了和其他昆虫的大合唱常常令我夜不成眠。如今，在夏末季节，我们有时能听到一些大螽斯的鸣叫声，但是非常少见。令人悲伤的是，雷切尔·卡森在其《寂静的春天》（The Silent Spring）中准确地描述了杀虫剂会在全世界产生的影响。
有两个电工住在山庄里，名字起得非常贴切—贝尔先生和巴茨维尔先生（两人的英文名字原意分别是“铃”和“铃声”）。巴茨维尔先生的女儿路易丝与我同岁，而这一点在我5岁的时候曾经让我确信，我们两人命中注定会结婚。下雪的天气里，“基魁特”四周无边无际的斜坡草地最适合乘雪橇，我和路易丝经常一起冲下山坡。除了路易丝和庄园雇工的其他几个孩子以外，我没有多少伙伴。有时，我会带朋友们出去度周末，但更多的时候，我是独自一人。
但是，山庄是孩子的天堂。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父亲在“阿比顿山庄”的山坡上面建造了一个大型“娱乐房”，里面有体操房、室内泳池、保龄球道、壁球馆，以及我为祖父准备鸡宴的厨房。10年以后，父亲又添加了一个室内网球场，上面是巨大的玻璃穹顶，有一个为看球的人准备的休息场所，还有一些冬天保温的壁炉。好玩的地方数不胜数，但是，我记得自己通常不得不独自玩耍，或者是跟周末时过来的家庭老师一起玩。
16. 锡尔港的夏天(1)
正文
锡尔港的夏天(1) 戴维·洛克菲勒
夏天，我们总是去缅因州芒特迪瑟特岛东南海滩锡尔港的艾里，离巴港不远。我们常常在波坎蒂克庆祝祖父7月8日的生日，然后于第二天北上。举家迁移是一项复杂的后勤工作，要求准备好几个星期。大小箱子都要从储藏室拖出来，装上我们可能会在将近3个月的避暑期间需要的所有物品。在我们出发的那天，工人们把箱子装上卡车，同时搬上冰箱，里面是消过毒的牛奶，以便孩子们在火车上喝。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宾夕法尼亚车站，然后装上火车。“阿比顿山庄”到处都是喜人的繁忙景象和急不可待的感觉，而我们则匆忙地收拾着我们不
得不带上的所有东西：书、游戏和健身器材。
炎热潮湿的夏日，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会离开波坎蒂克，前往纽约市。家人和仆人们就能占整整一节普尔曼式卧铺车厢。除了母亲、父亲和6个孩子以外，还有保姆、家庭老师、私人秘书、父亲的贴身男仆、女侍者、厨房女佣、客厅侍女和家庭女
仆—各自都有明确的职责分工—来照料在艾里的大约100个房间。我父母在1908年将它买下以后又大大扩建了一番。除了普尔曼式卧铺车厢以外，父亲还把一节马匹车厢挂在火车上，里面是他从来都带上消夏的马匹和马车。有个马夫睡在那里，以确保在16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期间不会发生意外。
巴港快车从华盛顿出发，中途在巴尔的摩、费城和纽约停留，以便加挂卧铺车厢。我们在下午5点左右上车，夜里经过新英格兰。第二天早晨—就像是变魔术一样—我们就会经过缅因州蜿蜒的海岸线，看着外面碧蓝耀眼的涟漪。
火车到达弗伦奇曼湾前的芒特迪瑟特渡口时，我们会激动地爬下车厢，呼吸着缅因州空气中的香脂味，指着远处巍然的卡地拉克山。父亲监督着箱子、行李、马匹和人员下火车。我们每个男孩都会帮着提包裹下码头，走上“诺伦比加号”（Norumbega）轮船，准备乘船上岛。
所有物品都安全上船后，“诺伦比加号”便缓缓地驶离码头，航行4个小时去锡尔港。渡船会首先停靠巴港，在那里，许多乘客会带着他们的老式箱子和其他物品下船。接着，“诺伦比加号”便调头前往锡尔港。最后，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便靠岸了。在经过了将近24小时的旅行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目的地，等在我们面前的是整个漫长的、美妙的夏天。
相比之下，如今从威斯特彻斯特坐飞机只需要两个小时就能到达我在锡尔港的家。虽然速度快了许多，但我还是怀念在火车和渡船上的景色和声音，以及对缅因州漫长夏日的甜蜜向往。
我的儿时记忆之一就是锡尔港。当时有报道说，有一条死鲸鱼在附近岛屿被冲上了岸。父亲安排了一条船，带着全家人去看死鲸鱼。当时，我才3岁，被认为太小了，不能跟他们一起去。我记得自己站在码头，眼看着别人离开，痛哭流涕，向我的家庭教师哭诉说“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鲸鱼”，而且可能永远不会再有机会看到鲸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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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00年，巴港已经成为新英格兰最时髦的避暑胜地之一，与罗得岛的纽波特齐名。同在弗伦奇曼湾蜿蜒的海岸线上，巴港到处都是围着山墙的富人豪宅，港口停满了大型耀眼的游艇；而9英里之外的锡尔港却安静得多，也保守得多。我父母觉得巴港太过华丽、太过炫耀，很少去那个地方。像无线电业的阿特沃特·肯特、金宝汤公司的多兰斯和芝加哥的波特·帕尔默这样的富豪家庭常常在那里举行盛大的晚会。乐队在他们的豪宅外水面上停留的游艇上彻夜演奏，人们通宵达旦地狂舞，快艇载着宾客来回穿梭，香槟美酒不停在倾倒。
我父母反对这种奢侈的炫耀，尤其是因为他们大量供应烈酒，即便是在禁酒期间。关于巴港的上层社会，有许多谣传；甚至有人传说肯特先生养了一个情妇！当然，对于这种流传，我当时年纪太小，主要是从我哥哥们那里听来的。
夏天，父亲把大量的时间花在55英里长的马车道上—那是他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修建的—以及在阿卡迪亚国家公园（Acadia National Park）里骑马、驾车。这些都是工程设计和细致规划后创造的奇迹，展现了海洋、山峦、湖泊和森林的迷人景色。
父亲不喜欢划船，很少在水上冒险。他喜欢室外的地面活动：比如骑马、驾车，喜欢在丛林中漫步。这令母亲大为失望—她是在纳拉甘西特湾的一个水手家庭长大的。最后，父亲买了一艘36英尺长的单桅帆船，取名为“杰克塔”（Jack Tar）的扫雷船，显然是送给我哥哥们的礼物。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乘坐这艘船的时间不多，虽然在我17岁的那年，我和一个朋友一起驶船向东穿过帕萨马寇地湾危险四伏的水域，来到过100英里外布伦瑞克的圣安德鲁斯。“杰克塔”没有马达，因此，为我们家族工作了许多年的奥斯卡·巴尔杰船长坐着龙虾船跟在后面，防止两个极其缺乏经验的水手遇到真正的麻烦。
我一直非常喜欢缅因州，可是我现在意识到，我在那里度夏的时候，有一种离群索居的感觉。我们有一大家子仆人、家庭教师，但因为在艾里什么都不缺，因此我从来不在俱乐部上网球课，也不去西北港游艇俱乐部跟其他孩子们一起上帆船课。我从来没有像在锡尔港度夏的大多数孩子们那样成为某个集体的一部分。当时，我不敢肯定自己是否意识到自己缺少了什么。我喜欢一个接一个的法国家庭教师—他们是父亲挑选来陪伴我们的—而且他们都竭力地讨我的欢心，但是他们远远代替不了与我同龄的孩子们的陪伴。
17. 锡尔港的夏天(2)
正文
锡尔港的夏天(2) 戴维·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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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甜蜜记忆中，我的确记得我的保姆们—实际上是家庭女教师，她们总是处处保护我。我的第一个保姆是阿塔·艾伯森—不知何故我当时叫她“宝贝”— 一直把我带到了10岁。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她在菲律宾的美国军队里当护士。我记得自己第一次从她那里听说了芒果的甘美品质。许多年以后，我第一次去亚洲时就亲口尝了尝，从此它成了我最喜爱的
水果。“宝贝”之后是弗罗伦斯·斯凯尔斯，我当时叫她“猫咪”。她是你能够想像得到的最温柔、甜蜜的女士之一。在我忙着摆弄自己收集的甲壳虫时，她就给我念书。
我姐姐的陪伴里贾纳·德帕蒙是个俄罗斯贵族，他们家是在革命期间逃出来的。她长得很美，黑头发，黑眼睛。她的法语说得很漂亮，但几乎不会英语。她很善良，经常跟我一起玩一种叫做“贝加蒂”（Peggaty）的棋盘游戏。我玩得很好，或者说自认为玩得很好，因为她通常都会让我赢。
18. 六种不同个性(1)
正文
六种不同个性(1) 戴维·洛克菲勒
我的兄弟姐妹们觉得我实在太小，不配跟他们一起玩耍。我们几个当中，最大的是姐姐阿比—我们都叫她巴布斯—比我大12岁。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她已经开始了社交活动，每天夜里出门，直到清晨；有一两次，我记得我正在系溜冰鞋准备去学校的时候，她才刚刚回家。比巴布斯小两岁半的约翰排行老二，已经穿上了长裤—真的，我们家的孩子都穿着灯笼裤、长袜子，直到我们长到十好几岁—因此，我也把他看成是准大人阶层。内尔森和劳伦斯也比我稍大一些，分别是7岁和5岁。跟我年龄最接近的是温，比我大3岁。
很有意思的是，尽管家庭管教和基因遗传相似，兄弟姐妹之间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最大的两个—巴布斯和约翰—首当其冲地受到父亲自己严谨的教养和刻板个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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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最早的印象里，巴布斯已经进入了叛逆阶段，而这个阶段从某种意义上说，持续了她的整整一生。父亲显然希望自己的第一个孩子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做的事情让他觉得是有教养女士所应当做的。他的确很宠爱巴布斯，但他在急于把她塑造成十全十美的谦恭、慈善的典范的过程中，经常絮絮叨叨地给她上行为端庄、财富责任方面的课。巴布斯却总是反其道而行之。如果父亲希望她做什么事情，她总是拒绝，或者做出相反的事。例如，父亲强烈反对烟酒，提出如果我们在21岁之前不吸烟，就给我们每人2 500美元；如果我们一直到25岁都没有吸烟，则另外再给2 500美元。考虑到我们得到的生活津贴的数额，这笔钱还是相当可观的。我觉得巴布斯压根就没有努力过。当着我们父母的面，她尽可能明目张胆地吸烟。
巴布斯在拒绝慈善捐款方面是最顽固的。祖父和父亲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学习他们的榜样，并鼓励我们拿出我们津贴的10%，捐献给教堂和其他慈善事业。刚开始的时候，那是一笔很小的数目—每个月只有几美元—但是在父亲眼里，这是我们品德和家教的一个根本部分。巴布斯拒绝掏哪怕一分钱，以此来表示自己的独立性。她为此付出了沉重的经济代价，因为父亲对她不像对他的5个儿子那样慷慨。
这种反抗对双方来说都是痛苦的。父亲对她的行为沮丧透顶，并为她对他的敌意而伤心。对巴布斯来说，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在她20刚出头的时候，有件事对她的生活产生了长期的影响。她因为驾驶她那辆斯图兹超速而收到了罚单，十分害怕如果被父亲发现他会说什么。她的未婚夫戴夫·米尔顿是个律师，试图通过他所认识的一个法官把罚单的事情“铲平”。媒体获悉此事后，在街头小报的头版连续报道了数日。我父母十分恼怒，但我的姐姐却更为沮丧。最后，看到她的确很痛苦，父亲理解了她的处境，没有作出她所害怕的反应。但是，从那天开始，她对自己的声名狼藉惊恐万分。她把自己封闭了起来，不再是从前那个欢快爱玩、喜欢聚会的女孩了。
巴布斯聪明伶俐、漂亮能干，可是出了那件事以后，情绪就一直不稳定。她喜欢旅游，但最微不足道的不便或耽搁都能给她带来沉重打击。如果洗澡水温度不合适，如果吃饭的时间不是绝对准时，如果没能带上适合天气或晚餐聚会的衣服，她都会极度沮丧。结果，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把自己所有的出行看成是失败。她的叛逆似乎掉转“枪口”对准了自己—斗争还在继续，永远得不到
解决。
在我10岁、巴布斯22岁那年，她嫁给了戴夫·米尔顿。他家一直是我们家的好朋友，无论是在锡尔港，还是在波坎蒂克。起初，她把婚姻看成是躲避父亲的一个途径，而她在主理家庭大事，与母亲保持着联系的同时，她的生活与我们完全脱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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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当然，是带着“名头”的。他是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是长子、理所当然的继承人。在所有的孩子当中，约翰的个性最像父亲；他工作很努力，很勤奋，责任感很强。但是，父亲的标准太高、太严格，约翰从来不能指望从他那里获得最终的或完全的认可。所有成就、成功都是理所应当的—归根到底，洛克菲勒家的人就应当如此表现—进一步说，你必须小心不能因此而飘飘然，以为自己有多么了不起。由于尽善尽美成了惯例，因此，约翰惟一能做的就是失败。虽然可能没有明说，可父亲的反应总是让他感到他应当能够做得更好。
约翰具有“紧张个性”是不足为奇的。在社交环境中，他表现出极度的忸怩羞涩、腼腆拘束，会为自己说过的话或有过的想法自责好些天。他跟父亲一样，患有某种疑心病，总是担心自己的身体，儿童时期各种过敏、小恙不断，虽然没有一次病得很严重。也许因为他太像父亲了，因此除了巴布斯以外，约翰注定与他矛盾最大，可是这一点到若干年后才得以暴露。
约翰和阿比在与父亲相处问题上，采取的是相反的方式。阿比处处反抗，尽可能在所有方面表现出不同；约翰—尤其是年轻的时候—则努力要取悦于父亲，惟命是从，尽量按照父亲希望的那样做个善良、尽职、宽厚的人。在有些方面，他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在普林斯顿上学的时候，约翰问父亲在班级舞会的那一周能不能带一辆车。父亲满足了他的愿望，但表示出深深的不悦。父亲习惯性地将儿子向父亲提出的简单而几乎非常普通的请求—使用家里的车—提升到一个高度，演变成一堂品德教育课。他说，自己上大学的时候，连一匹马都没有，因为他不希望跟别的男生有什么不同。他强调了约翰可以扮演的重要的“民主”角色—即“在别人有车的时候自己没有车也能处之泰然”。约翰在回信中说，在洛克菲勒家的人有责任做出牺牲来促进民主精神方面，那种牺牲应当有个限度。这是约翰允许自己做出的最大嘲讽，而事实上，他在信的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歉意。
19. 六种不同个性(2)
正文
六种不同个性(2) 戴维·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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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尔森总是找茬儿的时候，约翰的日子不可能好过。内尔森是我们这代人中第一个成功地测试出父亲在孩子教养方面诸多清规戒律的极限的人。
约翰与内尔森的反差是巨大的。约翰羞怯腼腆得叫人生怜，而内尔森则擅长交际、性格
外向，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让约翰感觉不堪重负的责任和义务，在内尔森看来似乎是小菜一碟。内尔森好像研究了巴布斯和约翰的情况，并决定在处理与父亲的关系问题上不会去重犯他们两人的错误—不去做徒劳无功的反抗，也不臣服于洛克菲勒的形象。如果他坏了规矩，就像巴布斯那样，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地让父亲大光其火，而是为了好玩，而且能够逃避责罚，或者取得某个重要的结果。如果他像约翰那样准备取悦于父亲，那是为了实现某个明确而精心设计的目标—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且他常常能如愿以偿。
内尔森是随着外祖父内尔森·奥尔德里奇参议员起的名字。但是，尽管内尔森既仰慕祖父又仰慕外祖父，他觉得重要的是，自己是在祖父洛克菲勒的生日那天出生的。他让人从该巧合中认定他是真正的洛克菲勒家族的旗手。然而，他自己的事业却与外祖父奥尔德里奇更加贴近—从政。不论怎么说，在我们家，内尔森在政治上很精明，甚至很狡猾。他是个天生的领袖人物，充满了自信。责任的重担—根据父亲的定义—并没有把他压垮，而且他似乎为自己是名门家族的一员而感到欣然。他还是家里最淘气的一个：他常常在我们早晨祈祷的时候偷偷地用橡皮筋弹我们，而且对父亲的斥责满不在乎。
内尔森是我的偶像。在充满了责任和约束的家里，内尔森知道如何享乐，仿佛那些约束只不过是微不足道的障碍，可以轻松地躲避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奇迹般地逃脱了严厉责罚，而对他的惩罚甚至好像从来都不起作用，因为母亲喜欢他的活泼和独立，而且也许母亲用悄悄的、微妙的方法在鼓励他那无忧无虑的淘气行为。当他偶尔注意到我，并要我参加他的某个“探险”之举的时候，我的生活立刻变得更加宽阔、更加美好，也更加激动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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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他的名字拼写之所以不同寻常，是因为它取自我们的祖母劳拉—是个哲学家，很有创新性。他跟约翰一样沉默寡言，有点不合群，但他不那么羞怯，更有冒险精神。在普林斯顿上学，与一群快节奏的人同住一个宿舍的时候，他对我说，他相信任何事情只能试一次。他思路敏捷、聪明伶俐，但不是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他那天生的魅力和与众不同的态度对女生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他总是对那些女生作出热烈的回应。然而，年轻的时候，他在不断地寻求正确的人生道路。后来，他成了一个取得巨大成功的风险投资家和环保主义者。他对超凡脱俗的想法有着无穷无尽的兴趣。
内尔森和劳伦斯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团队，在他们的成年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密切的联系。比较凌厉、比较外向的内尔森自然成了他们探索中的领袖，但比较安静、比较投入的劳伦斯则能够不懈地追寻他们的目标。他们最喜爱的是格雷（Zane Grey）的小说，并在他们的现实表现中模仿小说中的人物。结果，内尔森开始称呼劳伦斯为“比尔”，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牛仔。直到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沿用这个称呼。
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时候，劳伦斯就表现出了他在金融方面的精明。他和内尔森从洛克菲勒研究院买了几对兔子，放到波坎蒂克养着，然后把生下来的小兔子卖掉，赚取可观的利润。几年以后，他们两人—约翰也帮了些忙—在缅因州母亲的花园附近的树林里盖了一个木屋，作为他们的秘密藏身处。他们自己伐树，再用一匹小马把木料拉到现场，然后盖起了房子。他们的房子盖得相当像样，虽然我是在长大成人之后才看到那间屋子，因为他们绝对禁止我和温接近那个地方。他们的警告完全吓住了我，因此我从来没有试图寻找那个木屋，直到数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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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罗普在家里处于一个尤其困难的境地。内尔森和劳伦斯像是一个他没有被邀请加入的俱乐部，而比他小3岁的我是一个他不想加入的俱乐部。他受到他们无情的奚落，然后把从他们那里受到的气一股脑地全部发泄在我身上。温的童年不是特别幸福。他跟我一样，有点太胖、太笨拙，内尔森和劳伦斯没少嘲弄他，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胖子”。有一次，内尔森哄骗温跟他玩跷跷板，然后当他跷在半空的时候，突然跳下来，把可怜的温狠狠地墩到地上。温操起一把铲子追赶内尔森，一心要把他—我敢肯定—扎个透心凉，要不是父亲阻止的话。
长大以后，在温当了两届阿肯色州州长、身患慢性酒精中毒症的时候，内尔森做出了一些援助的姿态，但是温还是觉得他们半心半意、来得太晚。温十分怨恨内尔森，觉得自己从他那里总是受到屈辱。
作为家里最小的一个，我得到了母亲的特别照顾，但温并没有获得多少补偿。温天生具有特殊的领导才能，这一点，在他战争中出色的服役阶段，以及后来在阿肯色州从政时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是，他从来不喜欢他在社交圈和学术界的伙伴们。他把自己的大量时间花在他的酒肉朋友们身上，而那些朋友看重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金钱和地位。他痛恨学校，因此，当他在耶鲁上大专被开除的时候，他实际上感到有点如释重负。温性情焦躁，反对传统，精力充沛。我认为他在拼命争取获得父亲的首肯，可是他在学业上的失败，以及他与那些我父母不认可的朋友在一起时的无节制行为，解释了父亲为什么很少赋予他所渴望的接受和准许。
20. 六种不同个性(3)
正文
六种不同个性(3) 戴维·洛克菲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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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自己属于一个与众不同，甚至不同凡响的家庭，但是，其效果反应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样。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机遇。母亲和父亲都深深地关怀我们每一个人，希望我们得到最好的生活，并且通过他们各自的方式试图告诉我们他们觉得什么样的生活最美满。母亲是个卓越的女性，她
那优雅的格调和潇洒的行为对每个
人—尤其是她的孩子们—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父亲更加严厉一些，当然也更叫人敬畏。然而，我对我自己以及我们家的传统的理解，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他的努力—他努力向我展示与洛克菲勒这个名字相连的特殊艰辛，以及我不可避免要继承的世界的现实情形。他的成就对我是种激励。
21. 大学的选择
正文
大学的选择 戴维·洛克菲勒
在大学的选择方面，母亲对我的影响很大。父亲有意避免向任何一个儿子说明自己的倾向性，因为他相信这应当是我们自己独立的选择，拒绝以任何形式来影响我们的决定。结果，多少有些令他失望的是，我们没有一个人进了他的母校—布朗大学。在另一方面，母亲则希望我们当中有一个人能念哈佛。她最喜欢的兄弟—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就毕业于哈佛，希望我们有人会沿着他的足迹走。我的哥哥们都上了其他学校，因此我是她的最后希望。虽然她并没有向我施加过多的压力，但她那静静的说服力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虽然我是17岁上的大学，那并不是因为我在学业上有多么聪明。我5岁那年进林肯学校上一年级—比大多数人早了一年—是因为我的所有哥哥们都上了学，而我不喜欢独自一人在家。由于林肯学校特别重视个人的发展，这样我才得以跟上班级，并在16岁毕了业。林肯学校没有教给我的是规规矩矩的工作习惯，并且在教我阅读、拼写和语法方面很不成功，当然我在诵读方面的自身缺陷也是一部分原因。这一点造成了我在哈佛的第一年颇为不易，不过，通过勤奋刻苦，我还是获得了平均B的成绩。在学习方面，这一年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
22. 羞于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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羞于交际 戴维·洛克菲勒
我感觉自己不适应的是社交。我不仅比我的大多数同班同学小1岁，而且我是在备受保护的环境里长大的，与同龄人在一起时不那么世故、那么轻松自如。我的哥哥们基本上不理睬我，因此我的大多数社会交往对象是成年人。事实上，我在跟公众人物或著名艺术家交谈的时候，比跟我的同龄人在一起感觉更加舒服。
与我同年进哈佛的有1 100个学生，其中只有两人是我以前在林肯学校的同学，而且哪一
个都不是我的好朋友。我住在塞耶大楼—那是哈佛校园里最老的新生宿舍楼—4层的一个单间里，在威德纳纪念图书馆所在的普林普顿大街对面的大学生俱乐部就餐。我在校园里闲逛、在上课以及在俱乐部吃饭的时候，遇到了许多高档预科学校的男生，比如格鲁顿、圣马克和圣保罗。他们好像都跟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模样英俊、体魄魁梧、充满自信，并且很时髦地穿着哈里斯牌花呢茄克和灰色的法兰绒裤子。我只能在远处羡慕着他们。他们是大学时尚和成熟的象征，但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而他们也没表现出有兴趣跟我交谈。结果，跟我关系最密切的是住在塞耶大楼的其他学生，包括我们班惟一的非洲裔美国人沃尔特·泰勒。沃尔特好像也不很适应，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此我们有很多共同点。不幸的是，由于我一直没有弄明白的原因，沃尔特在度过了第一年之后，再也没有回到哈佛。
我现在意识到，如果我曾经在寄宿学校读过书，就像许多有钱父母的儿子们那样，那么我就能成为这个我心里羡慕不已的集体的一部分—可是我当时感觉自己是如此地格格不入—而且我在哈佛的日子就会立刻变得更加欢快，当然一切也就会大不一样了。但是，在将近70年以后回忆这段日子时，我相信如果那样的话，我一生的经历也就不会那么有趣，或者那么有创造性了。由于被迫应对我在哈佛早期的不安全感，要挣扎着在学业上取得进步，并获得大家的认可，因此我变得思想更加开放，忍耐力更强。
23. 奥尔德里奇家族
正文
奥尔德里奇家族 戴维·洛克菲勒
虽然在我大学一年级的生活中有过一些寂寞的时刻，但有两件事却奠定了基础，使我能够全面而愉快地投入到大学生活。
第一件事—我母亲娘家有几个人住在波士顿地区。母亲最小的妹妹—埃尔西·奥尔德里奇·坎贝尔—全家人都住在布鲁克林，距离剑桥只有几英里。她邀请我到她家吃饭，并鼓励我带上我在大学里的朋友。她总是热情地招待我们。许多年以后，我的一个室友、坎贝尔家
的常客本吉·弗兰克林娶了埃尔西姨妈的女儿海
伦娜。
我还多次前往普罗维登斯，到伯内沃伦特大街110号露西·奥尔德里奇姨妈的家里拜访她。她和母亲以及她们的兄弟姐妹们就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露西姨妈心直口快，情绪多变，相处起来充满了活力和乐趣。
24. 本吉和迪克
正文
本吉和迪克 戴维·洛克菲勒
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关键时刻是遇见了小乔治·S·弗兰克林（我们叫他本吉）和理查德·沃森·吉尔德。
本吉是纽约市一位著名律师的儿子，比我大两岁。他的脑子很聪明，是名优秀的学生。他做事非常认真，无论干什么都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他是个优秀的网球运动员、出色的赛舟运动员。他曾经连续9年获得寒春海港游艇俱乐部（Cold Spring Harbor Yacht Club）
在长岛举办的太平洋级赛舟夏季冠军。
迪克·吉尔德是个无忧无虑的人，也非常聪明。他是《世纪杂志》（The Century Magazine）创始人的孙子，并与其祖父同名；同时，他还是伟大的艺术家、蒂法尼公司（Tiffany & Company）创始人刘易斯·康福特·蒂法尼的外孙。迪克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是哈佛大学壁球队的队员。他长得也很帅气，在女孩的眼里，他几乎就是挡不住的诱惑。迪克喜欢辩论，喜欢采取强硬立场，常常违背传统智慧，无论在政治问题上还是经济问题上。
作为预科毕业生，本吉和迪克在哈佛有许多朋友。他们将我纳入他们的社交圈中，因而消除了我的孤立感。我们在哈佛的最后3年里一起住在艾略特楼，离其他几个朋友住得很近。事实上，到了大学四年级的时候，我们的套房—包括四间卧室和两间客厅—被叫做“金鱼池”。我不知道这个称呼确切的意思是什么，但可能是由于我们几个都来自名门望族，在校园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
R·H·梅西家族的奥利弗·斯特劳斯也曾经住在我们的套间里，直到他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离开学校。小沃尔特·罗森取代了他的位置。沃尔特是著名纽约私人银行雷登塔尔曼（Ladenberg Thalmann）老板的儿子。他的母亲弹奏泰勒明电子琴。那是一个黑匣子，里面有一个电场。弹奏的时候用手做出各种神秘而缓慢的动作，如此便改变了电场，从而产生一种幽雅的声音，很像科幻影片里的音乐。我们都觉得它很好玩，虽然她曾经一度拥有过一群认真的崇拜者。
到了大学四年级，我们接通了第三个套房，里面住着另外两个朋友：德国实业家之子厄恩斯特·蒂弗斯，保罗·盖尔—他们家创办了辛辛那提铣床公司（Cincinnati Milling Machine Company）。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踢过足球，但很快就对它失去了兴趣，因为我对竞技体育既没有体验，又没有能力。我改为冬天打壁球，春秋打高尔夫。我曾经做过一阵子哈佛的《绯红日报》（Daily Crimson）的业务经理助理，但除此以外，我没有参加过任何有组织的学校活动。我的社交活动的中心是参加波士顿的首演晚会，拜访住在该地区的亲戚和同学。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被邀请参加玉玺学会（Signet Society）—那是一个我非常欣赏的午餐俱乐部，许多有趣的教职员工定期与大学生们共进午餐，其中包括哈佛法律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此人不久就被指定到高等法院工作。
25. 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正文
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戴维·洛克菲勒
我父亲希望我—跟他对所有的儿子希望的一样—能够学习一些富有挑战性、有意义、对将来的生活有帮助的课程。父亲在布朗大学的学习成绩很出色，曾经被推选加入美国大学优秀生全国性荣誉组织。虽然他从来没有明说过，但我相信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儿子都能做得至少跟他一样好。结果，内尔森的表现最出色—虽然他的诵读困难情形比我严重得多，并在达特茅斯被推选加入此荣誉组织。
所有新生都被要求选学至少两门为期一年的入门课程。这些课程中，最令人难忘的是艾略特楼光彩夺目的导师—罗杰·梅里曼教授—执教的欧洲现代史。这门课非常受欢迎、非常有趣，涉及中世纪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情况，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梅里曼是个很有力度的老师，把历史课讲得栩栩如生。
由于我对甲壳虫和其他昆虫长期抱有兴趣，因此我在大学一年级第二学期参加了大学水平的昆虫学课程。蚂蚁群体生活的权威人物威廉·马顿·惠勒教授教这门课，我得了A—那是我大学四年期间惟一的A！
我对昆虫学的兴趣引出了我在哈佛第一年的另一项课外活动。通过菲利普斯·布鲁克斯学社—那是哈佛赞助、鼓励学生自愿活动的机构，我每星期一次给波士顿南部的文教馆林肯学社里的一群少年讲授自然研究。每年春天，我都会带着那个班的学生们去农村捕捉昆虫，认识树木和野花。其中有一个男孩—西班牙石匠的儿子弗雷德·索拉纳—表现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兴趣和激情。最后，我请他帮我收集甲壳虫—我把自己的收藏带到了哈佛。在后来的3年里，我雇用弗雷德给昆虫编排门类并照看昆虫。我还稍许帮助了他在波士顿大学的开销。战争以后，弗雷德加入了大通银行，有了一份很好的事业，但是他从来没有失去过对甲壳虫的兴趣。在25年里，他每个星期六都要来哈得孙照看收藏品。我的孩子们喜欢在他工作的时候跟他一起坐在地下室里，对他十分依恋。
26. 希特勒德国之夏
正文
希特勒德国之夏 戴维·洛克菲勒
要想满足哈佛的语言要求，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我在林肯学校没有学过经典语言—杜威的理念认为希腊语和拉丁语与现代世界无关—而我根据哈佛的毕业要求，必须表现出熟练掌握了两种语言。我的法语程度已足够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应付一个现代课程—法国文学，由著名学者安德鲁·莫里斯（Andr?Maurice）教授用法语讲授。
德语却是另外一回事。我发现很难跟上入门课程，因此在第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把它放
弃了。我的选择是通过阅读考试，而为了准备考试，我决定到慕尼黑度过1933年的夏天，以便学习德语。
我住在汉斯·德弗莱格夫妇经营的一家膳宿公寓里，每天跟极具才华的老师伯曼女士上德语课。她的“沉浸式”强化训练计划很有效果。虽然我在夏天结束的时候还不能翻译歌德的作品，可当我那年秋天回到哈佛的时候，却通过了阅读考试！
德弗莱格夫妇在巴伐利亚艺术圈里非常有名。我房东的父亲—弗朗兹·冯·德弗莱格是位备受尊敬的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家。德弗莱格太太对她的客人非常感兴趣，周末开车送我们去参观巴伐利亚附近的地区，有时甚至走得更远。她非常熟悉德国艺术和历史。我们参观了许多历史古迹，包括在巴伐利亚南部比比皆是的洛可可式教堂。在参观的过程中，她向我介绍了杜勒和克拉纳赫的绘画作品，以及蒂尔曼·里门施奈德的木刻。德弗莱格太太讲解了宁姆芬伯格宫（Nymphenburg Palace）的建筑秘密和美丽的中世纪城镇的发展，如罗腾堡和纽伦堡。我开始懂得欣赏巴伐利亚人松弛娱乐的方式，对创造出这些奇迹般艺术作品的德国历史和难以置信的文化产生了一种感觉。晚间，我们常去慕尼黑著名的Hofbrau Haus—那是一个巨大的啤酒屋—一边豪饮着啤酒，一边跟着巨大的人群一起唱歌。
与此同时，我看到了希特勒正在创建的新德国，而我所看到的一个侧面让我感到不安、不适。德弗莱格夫妇把我介绍给了希特勒的密友之一厄恩斯特·普茨·汉夫斯塔恩格尔—他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希特勒当政期间负责处理媒体关系。普茨高高的个子，一头茂密的头发，带有一种艺术家的随和气质。他有一部分美国血统，毕业于哈佛。人们对他毕恭毕敬的态度表明了即使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对德国意志坚强的新领袖身边的任何人都产生了恐惧感。后来，他与希特勒分裂，逃到了美国。
希特勒上台刚刚几个月，人们已经开始悄悄地议论盖世太保，而且有报道说起了关押新政权之反对派的“集中营”。关于德国行政部门内驱除犹太人和犹太人后裔的第一批法律已经实施。对于反犹太人的最狠毒语言得到公开默认，我个人感觉无法忍受，但丝毫不是因为我正在跟伯曼女士这个犹太人学习。我同样痛恨的是，有些人似乎没有经过认真思考就接受了纳粹的断言，即犹太人是德国所有经济问题的祸根，理应得到惩罚。
27. 三位令人难忘的教授
正文
三位令人难忘的教授 戴维·洛克菲勒
在波士顿剑桥地区的那年秋天，我必须选择一门更加专业的学习领域—我挑选了英国历史和文学。我还决定争取获得“优等生学位”，有了它，我就有资格享有一名导师，实际上就是一个学习顾问，其工作就是帮助我选择课程，并推荐课外读物，以便扩大专业领域的知识范围。优等生必须每个月与自己的导师见两三次面，讨论学业进展情况，甚至是更具有私人性质的事情。
我的第一个导师F·O·马西森是位知识渊博的英国文学教授。不幸的是，我和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我跟他在一起感到很别扭，他也有同样感觉。我根本没有准备好充分利用他那微妙而精细的思路。因此，在我的最后两年里，我又转向更加容易接近的约翰·波特教授—他是位历史学家，后来成了艾略特楼的导师。
我非常幸运，因为我跟3位教授学习过，他们打开了我的思路，让我接受创造性思路和强有力的新思想。他们的课程现在听起来很狭窄、很迂腐，但是他们教课的方式为我打开了过去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的一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