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总统职位对于习惯于争取自己登台表演的人来说是一种困惑，不过好在福特愿意发挥内尔森在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另外，如果福特决定不争取连任—正如传言中所说的那样，内尔森就具备了必要的内部业绩，于1976年获得共和党的提名。
但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按照内尔森预计的那样发展。1975年11月，福特告诉内尔森，他已经决定争取连任，而内尔森将不是他的竞选伙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他内部圈子里顾问们尤其是他的总参谋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想法。他们确信，内尔森的自由共和党派别将在总统预选中输给罗纳德·里根—他是该党越来越占主导地位的保守派“宠儿”。毫无疑问—至少内尔森心里这么想—拉姆斯菲尔德自己当总统的野心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福特接着挑选鲍勃·多尔参议员为他的竞选伙伴，在激烈的斗争中击败罗纳德·里根，获得共和党的提名。可是，他在11月的选举中被吉米·卡特以微弱优势击败。（数年以后，在纽约的一次公共晚宴上，福特向我承认说，当年放弃内尔森这一票是他政治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错误之一。以他的观点，内尔森的出现将在他1976年赢得选举方面起到决定性作用。）
福特的决定击垮了内尔森。严酷的现实是，他当选总统的希望如今彻底破灭了。尽管如此，他很仁义地从来没有公开批评过福特，甚至代表共和党的一票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
但是，1976年以后，内尔森再也没有竞选过任何候选人。他对政治完全失去了兴趣，令他的政界朋友和同盟备感伤心。眼看最大的政治硕果似乎唾手可得的时候遭受如此打击，他变得愤懑难平。
内尔森还发现自己在经济上陷入了困境。多年来在州、国家政治最高层次上的运作—包括4次竞选州长、3次竞选总统—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钱财。很显然，他从1934年信托基金和个人投资中获得的综合收益已经不足以同时维持他的政治生活和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惯—包括广泛收集艺术品。为了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他已经数次动用自己的信托基金，结果1934年信托基金委员会决定不再允许他抽调任何本金。虽然还是个富人，但内尔森却生平第一次需要节省开销。
虽然经历了政治上的失望和经济上的困难，但内尔森保持了旺盛的精力。在被拒绝登上公共舞台之后，这种精力如今将用于家族内部。
内尔森一直把自己看成是我们这代人当中事实上的领袖人物，是所有家族机构背后的指导力量。他认为，既然他已经永远离开了政府领域，就该重新获取这种地位。内尔森认为自己理应自动获得舵手位置的想法—至少对我来说—似乎不仅仅是有点自以为是的问题。甚至在他回到纽约之前，他就明确表露了自己的意图：他在没有咨询家族内任何人的情况下宣布，他要对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进行详细分析。
内尔森刚刚回到他在洛克菲勒广场30号第56层的老办公室，就明确表现出不容忍对他的计划的任何歧义。他似乎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政治技能，也许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将这种政治技能用于自己的家族事务。在追求控制权的目标过程中，他迅速成功地激怒了“侄子侄女们旁系亲属”和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的大哥约翰。
116.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正文
顽固的理想主义者 戴维·洛克菲勒
约翰会强烈反对内尔森，这在之前是不可能预料得到的。约翰一直是个羞怯、内向的人，曾经听凭比较豪放、霸道的内尔森将自己挤到一边，扮演我们这代人的领袖角色—比如洛克菲勒中心的收购、波坎蒂克地产的所有权，以及与父亲打交道这种永远错综复杂的事情。但在慈善事务上却不是这样。约翰自认为是洛克菲勒慈善传统的合法“继承人”，而且他还将这种传统看做是洛克菲勒家族的核心价值观念，是漫漫岁月中惟一能够将家族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纽带。
虽然内尔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上升到了全国知名的地位，约翰也在美国慈善领域默默无闻地赢得了领导坚强和成就重大的名声。他已经作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创新性董事长辛勤工作了20年；已经成为创建纽约市的林肯中心—全国卓著的表演艺术中心—的支柱力量；通过人口委员会—那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成立的—应对了颇有争议的全球人口过度问题，而且多年来一直自己筹措资金；并且通过他个人对经济开发项目和文化交流项目的支持和倡导，在远东（尤其是在日本）建立了关系网络。在这个过程中，约翰还重新恢复了日本协会，创建了亚洲协会。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约翰的慈善捐献平均大约每年500万美元—那是他年度收益的60%以上。
慈善事业是约翰的“领地”，而他痛恨内尔森自负地认为指导家族主要慈善机构—特别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之未来的应当是他，而不是他的哥哥。
约翰对内尔森强硬的反对态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他政治观点的变化。跟我们许多人一样，约翰一直为当时的社会动荡深感不安，但是，他并不是一味指责年轻一代令人费解的态度和反叛行为，而是致力于理解他们内心不满的根源。约翰和他的同事们与年轻人—包括黑豹党（Black Panther）人和常春藤联谊会的大学生—在一起相处了几百个小时，聆听他们诉说自己的不满、政治信仰和对未来的希望。他发现自己很同情了解到的许多东西。这对约翰来说是一次转型的体验，为此他写了一本书，名叫《第二次美国革命》（The Second American Revolution），叙述了自己的经历。
该书是当年的一个很好写照，尤其是它提出所有的智慧蕴藏在年轻人身上，并指出，将世界弄得一团糟的老一辈人应当从自己的孩子们那里寻求指导。该书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社会的高层人士并不经常与不满社会现状的人，甚至是年轻的批评家联系在一起。但是，对于我们这些相当了解他的人来说，约翰的想法和结论并不那么惊人。他已经越来越接近我们常说的“空想主义者”。多年来，他直接接触到许多严重的、棘手的社会问题，从而加深了他对弱势群体和底层群体的本能的同情。其结果是，他的政治观点比以往更加倾向自由的一边。
回想起来，这就是内尔森与约翰之间冲突的一个主要根源。作为纽约州的州长，内尔森在大多数社会问题上不断地向右倾斜—比如“洛克菲勒”药物法规、他对阿提卡监狱暴动的镇压，以及他对美国干预越南事务的拼死维护，这些都表明了他更加保守的政治态势。内尔森鄙视约翰的自由主义，以及约翰对曾经辛辣攻击过他的许多个人和机构的欢迎态度。他还对“侄子侄女们”的表现和信念感到怒不可遏，决心不让他们拥有对重要家族机构的控制权。因此，激战的“擂台”已经设好，首当其冲的是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未来。
117.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正文
第一战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 戴维·洛克菲勒
到了1973年，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已经成为全国第十二大基金会，捐助资金达到2.25亿美元。基金会的项目与1940年创建初期相比发生了巨大变化。当时，我们兄弟5人创建该基金会时，为的是管理我们对诸多机构的年度捐款，比如女童子军（Girl Scouts）、世界青年联合会（YMCA），以及纽约市和威斯特彻斯特县的90多家社区机构。父亲在1951年捐献的将近6 000万美元的洛克菲勒中心票据第一次为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捐献资金（在此之前，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一直依赖我们兄弟几个每年的捐款），使我们能够将基金会的范围扩
大到我们兄弟几个之外，为每个兄弟发起和领导的机构提供大量支持。接受这种捐款的机构主要有约翰的人口委员会、内尔森的美国国际经济社会发展协会和劳伦斯的杰克逊洞穴保护公司（Jackson Hole Preserve, Inc.）。
1961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又从父亲的地产那里获得用于捐款的7 200万美元。由于资源的大幅度增加，我们可以进一步扩大基金会的计划。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继续处理着我们兄弟几个的个人捐献，为家族领导的几个机构的工作提供资金。但如今，我们开始接触更大范围的机构和组织。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开始演变成一个更加传统的基金会。我和我的哥哥们对这一过程感到满意，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会希望承担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责任，并通过这个基金会去追寻他们自己的慈善利益。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种变化已经深入开展，并显著地反映在基金会对从事民权和机会均等领域工作的支持—这一点非常符合许多“侄子侄女们”的利益。但是，虽然我和我的哥哥们坚决支持让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范围更加广阔，但我们觉得对“我们”家族领导的各个机构—这些机构多年来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支持—继续负有责任。在我们考虑自己将不可避免地退出这些机构领导职位的时候，我们的结论是，简单地将这些机构切分开来而不为其将来提供充足的资源，则是不负责任的。我们设想捐献高达1亿美元的资金，也就是大约为此目的而需要的捐献资金的一半。我们的考虑是，有了这些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将不再需要继续为这些机构负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会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并立刻启动了一个审查程序，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总裁达纳·克里尔负责监督。
不到一年时间，显然我们每个兄弟对于我们所说的“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期望和目标各不相同。约翰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多地保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因此他主张严格限制“终端”拨款的数量和金额。我和劳伦斯与约翰的意见不同；我们还希望确保我们的各个机构拥有坚实的未来。尤其是其中的两家机构—劳伦斯的斯隆·凯德琳癌症纪念研究中心和我的洛克菲勒大学—要想作为卓越的机构生存下去，就要求获得大量的经济支持。我和劳伦斯强烈倡议为这两家机构提供大量的捐献资金。约翰坚决反对我们建议的金额，称之为“不合适、假公济私”的行为。
虽然内尔森对克里尔委员会程序的早期阶段没有什么兴趣，但很快他就发表了他的意见。
118.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正文
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断送” 戴维·洛克菲勒
专为规范慈善基金会而设置的1969年的税收改革法案给我们的讨论增添了一层复杂性。该法案严厉禁止基金会理事的假公济私行为，其中大部分规定是合理的。但是，在税收改革法案通过国会讨论期间起到过重要作用的约翰坚持说，国会中，人们强烈支持另行立法，来完全摈弃基金会。结果，约翰争辩说，既然法律暗示捐献人应当开始削弱对自己基金会的控制，那么我们应当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起个带头作用，主动减少家族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
为了实现这一点，约翰希望增加更多的外部理事，这样家族成员在理事会中的比例就能变为少数。以我的观点，约翰的立场是在置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当初创建的基本前提。正是因为我们对当前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共同兴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才成了全国最受尊重的基金会之一。为了安抚在华盛顿的临时多数政客而削弱我们兄弟的作用，我感觉那是个严重错误。但我的观点没有能够说服约翰。
约翰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含蓄的认识—他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高层次的道义角度进行讨论—使得冲突更加尖锐。他的想法和态度不仅让我和劳伦斯非常恼怒，而且让在间隔将近20年后于1977年年初再次加入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内尔森更加暴跳如雷。内尔森指责约翰试图“断送”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正如他早先听凭家族的影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削弱并最终丧失一样。
虽然为了息事宁人，我愿意就约翰的立场作一些让步，但内尔森却没有这种心态。毫无疑问，内尔森对待约翰的居高临下姿态一直很伤人，但在那之前，他们两人之间的分歧从来没有爆发成公开的敌视。过去，约翰一般都向内尔森让步，而内尔森天生的政治直觉从来都不会让他把自己的哥哥逼迫得太过分。但这回，情况却不一样了。
约翰对“侄子侄女们”的同情，以及他们在书中向科利尔和霍罗威茨表达的观点，使得局面更加恶化。内尔森对他眼中孩子们的叛逆行为大发雷霆。既然我们要把基金会传给年轻的一代，而年轻人已经公开鄙视这个家族并正投身于内尔森觉得绝对无法接受的事业，那么为什么还要劳神挽救基金会呢？内尔森的解决办法是将整个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捐献资金分配给我们兄弟几个认为最重要的那一小部分机构。如果这一点实现不了，那么内尔森希望重新建立我们兄弟早期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项目和管理的垄断。
119. 阋墙(1)
正文
阋墙(1) 戴维·洛克菲勒
从1977年年初开始，在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会议上的讨论越来越激烈。内尔森与约翰之间愤怒的争吵加剧了，而劳伦斯则偶尔会放弃自己作为理事长的职责，介入他们的争论。如果这种家庭内部争吵是在私下进行，那么情形也就不那么令人沮丧了，但外部理事们—包括洛克菲勒大学的诺贝尔奖得主杰拉尔德·埃德尔曼（Gerald Edelman）、联邦储备前董事长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和卫生教育福利部前部长约翰·加德纳—也被迫目睹这些过激的场面。
敌对态势是在内尔森回到5 600房间后几天内开始的，当时他向全家宣布，他要担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理事长。内尔森在1956年和1957年曾经接替约翰短暂领导过基金会，而约翰则在这个位置上待了15年。如今，内尔森一回来，劳伦斯坚持说他很高兴能够让位，因为—用他的话说—他只是“在过去的20年里填补内尔森的空缺”。约翰立刻表示反对，说该轮到我当理事长。我以自己在大通最后几年的沉重负担为由谢绝了。劳伦斯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理事长，直到我4年以后从银行退休。
百折不挠的内尔森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以确保对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控制。在1977年3月的一个提名委员会会议上，内尔森提名国家艺术基金会前董事南茜·汉克斯和亨利·基辛格为理事会成员。有些理事—包括哥哥约翰—对他们作为理事的独立性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曾长期与内尔森共事。另一方面，要拒绝他们出类拔萃的能力也不容易。最后，他们两人都入选了。
内尔森还建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应当恢复其原有职能，即为兄弟几个人的个人慈善事业提供支持；另外，所有其他理事—包括“侄子侄女们”和家族外的成员—都只能担任顾问。内尔森的大胆想法很不切实际，约翰·加德纳尤其感到愤慨。
加德纳要求与我和劳伦斯私下谈谈，于是我们在5 600房间我的办公室里会面。加德纳对内尔森的提议感到义愤填膺。他指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在公共组建的基金会里，每一个理事都享有同等的法律和受托责任；一个外人投票的作用永远都不得低于某个兄弟的投票。我完全同意加德纳的意见，并明确地告诉了他。但是，令我十分吃惊的是，劳伦斯坚决维护内尔森的立场，严厉斥责加德纳，指责他的动机和他的个人信誉。加德纳明显被劳伦斯的斥责激怒了，便大步离开了办公室。
几天之后，加德纳辞去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理事会的职务。不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深入报道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矛盾。我肯定是加德纳透露了报道中的内容，对内尔森道义上的不当之举进行了描述。加德纳对内尔森的阴谋诡计和劳伦斯的横加指责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内尔森的提议根本没有机会被接受。正因为此，我对约翰·加德纳竟然让这件事见诸报端感到极其失望。那以后，负面的公众效应在一段时间里玷污了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名声。
但是，冲锋陷阵的内尔森拒绝约束自己。在1977年6月的理事会上，他又放了一“炮”：他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为长岛的纽约科技学院提供一些捐助资金，帮助其建设一个新的骨科大学。提出该议案是受肯尼思·里兰博士的启发。
许多年来，内尔森一直蒙受里兰博士的照顾—他成了内尔森信赖的朋友，是他永远的随从人员，无论我哥哥到哪里旅行，他都陪伴左右，并随身携带他那张便携桌子，以便进行治疗。只要到“基魁特”去拜访内尔森，司空见惯的情景是：他正躺在里兰博士的骨科桌子上，各个关节被弄得噼啪直响，四肢被扭曲着、拉拽着，看来很不舒服。在内尔森的建议下，巴布斯和劳伦斯也应用了里兰博士的经验，而且他们也深信不疑。
内尔森的提议引起了其他理事们强烈的不满。他们觉得，他是在努力挖掘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资源，来支持由他的一个密友主持的优势并不确定的项目。但是，内尔森拒绝让步。最后，作为一种折中，理事会拨款10万美元，研究该大学的经济可行性。
1978年春天，在为都市艺术博物馆提供援助的议案问题上，约翰和内尔森再次“决斗”。内尔森要求将该艺术博物馆列入克里尔委员会清单，以纪念于1961年到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人类学探险活动时丧生的儿子迈克尔。内尔森已经向都市艺术博物馆捐献了他收集的早期艺术品，包括迈克尔收集的一些工艺品。博物馆建了一个新厢房存放这些收藏品，并以迈克尔的名字命名。这是一个绝好的解决方案：内尔森的收藏品有了一个永久的家，对迈克尔来说是一种很好的纪念，而都市艺术博物馆自身的收藏品中一个明显的空白得到了填补。
家族对内尔森的议案作出了慷慨的反应。马莎·贝尔德提供了建设新厢房所需要的大部分资金。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提供了将近15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收藏品的安装和永久维护，而家族里的一些其他成员—包括我和劳伦斯—也都对该项目给予了支持。但是，内尔森遇到了他自己无法解决的费用超支问题，便要求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考虑额外资助15万美元。理事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这项额外资助，但约翰表示反对。他争辩说，都市艺术博物馆已经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获得了全部资金捐助，没有资格要求额外支持。让我们大家感到反感的是约翰又一次表现出来的“假仁假义”态度。最后，理事会批准了额外捐助，约翰气急败坏地表示弃权。
120. 阋墙(2)
正文
阋墙(2) 戴维·洛克菲勒
这就是1978年中期的局势：约翰和内尔森在理事会上怒目相视、冲突不断，结果，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会议成了我们大家不快的经历。
121. 家族办公室的小规模冲突
正文
家族办公室的小规模冲突 戴维·洛克菲勒
1977年春天，内尔森完成了他那自作主张的对家族办公室的调研，并将他的建议提交给他的3个兄弟。截至当时，祖父于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家族办公室一直在非正式的基础上运行。首先是祖父，然后是父亲，他们聘请了一小批专业人士帮助管理家族的商务活动和慈善利益。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我们这一代人变得越来越活跃，很有必要设立不同的部门，来处理家族在法律、房地产、会计、投资和慈善等方面的利益。
父亲慷慨地继续支付大多数这类服务的费用—每年高达数百万美元—直到他于1960年去世。那以后，他的遗孀马莎—她继承了他的一半地产—同意支付办公室开销的一半，剩余的由我们这代人负责。1971年，马莎去世。从此，我们兄弟几个—在巴布斯的帮助下—承担了办公室的所有费用。而后，随着通货膨胀直线上升，随着我们的孩子们以及他们自己的孩子们对服务的要求不断提高，办公室的费用每年都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内尔森的调研包含几个建设性的、很有价值的建议。他提议成立一个家族拥有的公司来重组家族办公室，而该公司要向其客户收取服务费用。内尔森引用的模式是菲普斯家族几年前创建的贝西默信托公司（Bessemer Trust Company），并提议将公司的服务推销到外部客户。该“洛克菲勒信托公司”（Rockefeller Trust Company）由一个董事会掌控，由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负责运营。内尔森计划通过合理安排办公室的运作，能够大幅度削减我们的开支，处理家族延续性这个复杂问题，以及我们兄弟几个与我们的孩子们之间的权力转移问题。从许多方面说，内尔森的建议看来是解决家族面临的问题的一个合理途径。
但是，内尔森显然错误地估计了把自己的想法推销给家族里其他人的策略。当他肆无忌惮地提出自己该担任这家新公司的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时候，他的麻烦开始了。这就意味着他要取代担任办公室非执行主席将近20年的劳伦斯，以及精明能干的经理—在这将近20年期间的事实上的办公室首席执行官J·理查森·迪尔沃思。内尔森还提议，要将新公司的董事会成员限制为“在外部世界证明有能力”的人。根据内尔森的条件，从家族内部来说，只有他、劳伦斯和我，以及约翰的儿子杰伊—当时是西弗吉尼亚州的州长—才有资格。内尔森羞辱般地将约翰和我们的所有其他孩子们—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列入“不合格”的范畴。
内尔森的这部分计划表现出掌控权力的所有特征，遭到了大多数家族成员的激烈反对。这个问题在1977年6月一年一度的“侄子侄女合家聚会周末”期间达到了白热化程度—那时，家族里许多成员都返回到塔里敦的波坎蒂克，大家团聚在一起玩耍、休闲，并讨论一系列与家族相关的事情。
星期五的晚上，内尔森在他儿子罗德曼的屋子里与一些侄子侄女以及他们的配偶一起吃晚饭。自从科利尔和霍罗威茨的书在头一年出版以来，这是内尔森第一次看到那么多的孩子。内尔森首先明确表示了自己对那本书的厌恶，以及他对曾经与那两个作者合作过的侄子侄女们的不满观点。接着，他解释了他的家族办公室的计划，包括自己担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内容。侄子侄女们被激怒了。他们抨击内尔森试图用霸道的态度夺取家族办公室的控制权。内尔森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那是一个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紧张、不快的晚上。
第二天上午，4个兄弟聚集在娱乐房的棋牌室，侄子侄女们则聚集在外面游泳池旁，开始正式讨论内尔森的提议。由于家族办公室的管理从来都不是通过投票来决定的，因此内尔森觉得只要获得了他几个兄弟的认可，他的计划就能够生效。当我们被告知侄子侄女们投票后一致决定否决该计划时，他目瞪口呆。他们坚持让劳伦斯继续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而计划的其他部分可以予以考虑。我从来没有见过内尔森如此雷霆大怒—他要求他的3个兄弟给予支持，立刻执行他的整个计划。
老实说，我倾向于让内尔森担任家族办公室的领袖，但并不赞同他所要求的绝对权威。我同时还非常同情他，因为他的感情的确受到了伤害，而且遭遇到大家的如此敌对。但他似乎忘记了自己曾经大大伤害过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尽管他要求获得个人的支持，我觉得需要用一些外交手段来结束这种对抗。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扮演起调停人的角色，首先是跟内尔森协调，接着是我们的侄子侄女们。内尔森略微平静下来一些后，我便离开我的几个哥哥，走到游泳池旁边。我敦促他们不要一概否决内尔森的提议。虽然投入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使得他们的立场最后有所松动，但松动的程度很小。他们继续坚持将内尔森的计划搁置起来。他们同意由他担任董事长，但不是首席执行官，而且只有在家族办公室按照更加民主的方式运作、他们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认可时才实行。当我回到棋牌室后，我和约翰、劳伦斯劝说内尔森接受这个妥协方案。但他对家族的愤懑继续激化了几个月。
20年过去了，当我回忆起在波坎蒂克的那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六时，我意识到家族的运转机制从那天开始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主持、倡议家族团结的内尔森—长期以来一直是家族中大家一致公认的领袖，却遭到了毁灭性的惨败。在不被认可后，他不得不从家族以及家族的一些主要机构中撤了出来。与此同时，而且出乎意料地，由于我在我们的侄子侄女与我们兄弟几个之间调停并帮助达成了妥协，结果我作为家族领袖的作用开始变得明显起来。
122. 波坎蒂克大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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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坎蒂克大决战 戴维·洛克菲勒
在我们就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和家族办公室问题争论不休的同时，我和我的哥哥们还面临着波坎蒂克—我们家族在韦斯特彻斯特县的地产—的艰难决定。这个问题再一次引发了约翰和内尔森之间的恶斗。
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们意识到，该地产不仅具有不菲的经济价值，而且还有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属性。我们开始探讨我们的各种可能—这个过程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约翰和
内尔森分别去世以后才算彻底解决。我们的早期考虑因为该地产复杂的所有权结构而变得更加困难。
波坎蒂克分为3个部分。首先是“基魁特”宅子以及紧邻的四周场地—我们称之为“公园”或者“历史区域”—共计大约250英亩。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约翰、内尔森、劳伦斯平均拥有波坎蒂克的这部分地产。第二部分是“开阔区”，将近2 000英亩，由我们兄弟5人通过希尔斯地产公司拥有。还有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约翰的林木农场，内尔森的狩猎屋，我的哈得孙松屋，劳伦斯的5个地块，包括哈得孙河岸的石树厅。
从20世纪60年代初起，我们开始制定这些地产未来的分配计划，特别是开阔区的地产，但没有一个计划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因此，1972年，我们请著名的园林建筑师佐佐木秀夫处理10年来产生的值得讨论的所有担忧，并制定一个能够“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整个波坎蒂克地产的计划。
123. 内尔森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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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尔森的纪念碑 戴维·洛克菲勒
内尔森从来没有特别关心过“阑珊外面”我们共同拥有的地产情况。当开始计划地产的未来的时候，内尔森倾向于主要—如果不是惟一的话—考虑“基魁特”。他把这所宅子看成是家族的祖宅，是洛克菲勒王国的象征性中心。他认为关键的是自己能够作为祖父和父亲的接班人而成为“基魁特”的主人。内尔森的主人翁感极其强烈，他的客人中几乎谁也不知道他并不是“基魁特”的实际主人，而是与他的3个兄弟共同拥有。由于内尔森的敦促，它被指定为一个国家历史地标—那是1976年12月，福特总统在一次盛大的仪式上赋予的殊勋。
在这个问题上，约翰与内尔森的意见再次出现严重分歧。“基魁特”的历史保护—在他看来，那只是在创建一个“内尔森纪念碑”，却不是他优先考虑的问题。他主要考虑的是要确保该地产其他地方的开阔区能够最终用于公共目的。
这回，劳伦斯同意约翰的意见，但由于他对内尔森的忠诚，他很难阻止他哥哥的计划。劳伦斯最大的个人承诺是地产保持，而他反对将自己的个人经济资源用于波坎蒂克地产未来规划的其他领域。他尤其热中的想法是将开阔区建设成一个公园，成为他自己工作和父亲工作的一个遗产。我后来发现，至于“基魁特”，劳伦斯即便看到它被拆除也不会觉得遗憾。
我自己的观点是，我们必须努力保护开阔区，同时维护“基魁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方面都有足够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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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佐佐木提交的计划非常巧妙地平衡了我们几个不同的倾向性，提供了解决我们不同目的问题的框架。佐佐木告诉我们，地产的“最佳、最大程度利用”方法是保持波坎蒂克的“原貌”。他说，“基魁特”和公园区必须保持其历史、建筑和美学价值，而开阔区的大部分地区应当保持成“公园用途”，造福大众。计划的展示很巧妙，家族的反应非常肯定，甚至非常热烈。
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该地产将送给哪些私人企业？采用什么渠道融资？即便我们将大部分开阔区作为公园用地捐献给某个政府机构，成本也相当可观，尤其是如果挑选的机构要求捐资维护父亲原先的马车道以及田野和森林的话。维护“基魁特”的费用开支更大；事实上，仅仅历史区域所需要的捐资金额预计就高达3 500万美元。
虽然这些钱的一部分可以通过出售开阔区的边缘土地来筹措，但大部分捐资将不得不出自我们自己的“口袋”。内尔森提议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弥补兄弟几个捐款的差额。约翰再一次坚决反对，声称从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捐款本身就是“假公济私”。这一具体问题成了约翰与内尔森之间争斗的最后一个战场。
124. 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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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寻常的一封信 戴维·洛克菲勒
侄子侄女们1977年6月在娱乐房的反叛事件过后不久，约翰给内尔森写了一封信，从他的56层西北角办公室亲手递交到内尔森的东北角办公室里。信中说道：“你一直都向我暗示说，你的一生要实现两件事。第一是当上美国总统，第二是成为家族的领袖，确保家族继承父亲和祖父传给我们的家族传统。显然，你的第一个目标已经失败，而如果你不调整自己的行为，你就面临第二个目标也失败的危险。”
内尔森立刻回信，要求约翰“收回”那封信。当然，那是一封私人信件，其他人都没有见过。但内尔森却十分固执。他说，除非约翰立刻收回那封信，否则他将终止关于波坎蒂克问题的谈判，寻求在他自己那块地产上建设饭店和会议中心的计划。最后，约翰的确收回了那封信，谈判又恢复了。
我再一次发现自己处于约翰与内尔森对峙的中央。他们的观点都很占理，但他们都没有看到共同的利益。经过大量的讨价还价后，我们达成了妥协：内尔森同意将开阔区的大部分作为公园用地捐献，条件是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为历史区域捐资500万美元，且我们的2 000万美元捐资得到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1 500万美元的捐献，这样波坎蒂克计划中历史维护部分的充足资金就有了保障。约翰认可这种协议，看来，永久性—并且友好地—解决问题的前景相当光明。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与内尔森争斗了多年之后，约翰认为在努力实现自己理想方面，他可以跟内尔森一样倔强、暴躁。在改变自己的遗嘱之前，约翰坚持要劳伦斯将石树厅—哈得孙河畔美丽的地产—划入公园内。虽然我们各自拥有的地产的任何部分将来如何分配问题，从来就没有纳入谈判内容，但约翰专横地认为石树厅必须包含在内，否则他就取消交易。
劳伦斯非常憎恨约翰单方面提出新条件重新开始谈判。他觉得忍无可忍，拒绝考虑该提议。约翰固执己见。但是，他越是跟劳伦斯大谈他的“责任”问题，劳伦斯越是火冒三丈。最后，约翰来找我，建议我和他一起找劳伦斯，提出我们自己买下石树厅，以便将它纳入计划修建的公园内。我满心不情愿地同意跟他一起去，但我们得到的反应正是我所担心的。劳伦斯暴跳如雷，拒绝讨论这件事，几乎是将我们推出了门。
经过这件事以后，约翰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劳伦斯不会退让。他同意修改自己的遗嘱—就像我们几个兄弟已经修改的那样，将500万美元用做“基魁特”的捐资。但是，他是个拘泥细节的人，一遍又一遍地修订遗嘱，不断提出细微的修改，提出细微的问题，让他的律师重新考虑。我们都认为，约翰的修订已经完成，波坎蒂克问题终于尘埃落地了。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出现了那悲伤意外的话，局面一定会是这样。
125. 约翰去世
正文
约翰去世 戴维·洛克菲勒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是在1978年的7月9日。他和布兰切特星期天来到哈得孙松屋，与我和佩吉一起吃午饭。我们在就餐平台上一棵大榆树的树荫下吃了一顿轻松的饭。佩吉跟约翰谈起了她对养纯种瑞士西门塔尔牛新近产生的兴趣。跟从事所有的事情一样，佩吉对农耕事宜已经变得热情满怀。午饭后，她说服约翰坐马车去看看她的一些宝贝家畜。我和布兰切特留在后面，讨论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有关事情。
约翰对自己看到的东西印象很深刻。第二天下午，在整天与自己的秘书研究自己的遗嘱之后，他在前往火车站赶火车返回纽约的路上，带着她一起去看了看那些家畜。开车的是他的秘书，因为他还没有从踝骨移植手术中完全恢复过来。
他们行驶在贝德福特路的时候，一个年轻人开着一辆大众汽车—他刚刚与父母吵完架气愤地离开家—从对面方向驶来。道路拐弯的时候，他失去了控制，歪歪斜斜地撞倒一棵树，迎头直接撞上了约翰的车。约翰的秘书受了重伤；她后来的康复经过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阶段。那个年轻人在事故现场当场丧命。约翰也当即身亡。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我们之间恼人的争吵，而是我们小时候他对我的种种小恩小惠—他可能已经忘记了，但那些小事对我来说却意义重大。尽管约翰比我大将近10岁，但他是我所有哥哥当中最努力照顾我的。我们的关系并不是十分亲密，但由于在我需要的时候他给予了我温存的支持，因此我请他在我的婚礼上当我的男傧相。
跟父亲一样，约翰的一生很不容易，但他留下来的是慈善事业领域里的巨大成就，而这种成就连洛克菲勒家的人都感到自豪。约翰跟我们所有人一样，也有他自己的缺陷，但他为人正派、诚实正直、心地善良，对世界充满关爱。他憎恨不公正的行为，慷慨大度地将自己的时间、才华和资源投入到最有希望产生真正的、持久变革的事业中。他为了降低惊人的世界人口增长率而开展的无畏的运动，他对艺术的慷慨支持，以及他为了将远东各族人民和各国与美国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而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努力，都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我非常遗憾的是，约翰的成就从来没有得到全面充足的理解或认可。
126. 内尔森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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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尔森的报复 戴维·洛克菲勒
死亡并不能总是平息怨恨，也不能终止仇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约翰的死实际上重新点燃了这种情绪。内尔森听说约翰的遗嘱中没有包括500万美元用于波坎蒂克的内容，他失去了理智。当相关的条款念给我们听的时候，我看得出来，内尔森气得眼睛都圆了。至于约翰最终的确将500万美元的内容写进了遗嘱，这一点对内尔森来说并没有区别；最重要的是，他没有在上面签字。对内尔森而言，约翰欺骗了他，而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
内尔森立刻召集他的律师们，重新立下遗嘱，将用于波坎蒂克捐资的500万美元内容删除，将自己在开阔区里他享有的份额留给哈皮，将自己在历史区里的份额具体指定给全国历史保护信托（National Trust for Historic Preservation）。他规定，在他身故以后，他的遗嘱执行人没有修改这些内容的权力。
内尔森没有将这些修改告诉劳伦斯，也没有告诉我，直到将近6个月以后，也就是1978年12月。当时，他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室，通知我们说，如果我们希望继续按照原先谈判的那样实施波坎蒂克计划，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他死后从哈皮手里买下他在开阔区的份额。我义愤填膺，并明确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内尔森。看到我如此愤怒，内尔森稍作让步，说他的遗嘱不是最终的，并希望我们能够将事情挽回。但事情的结果并非如此。
当我问他为什么要作这些修改时，内尔森解释说，全国历史保护信托的负责人卡尔·休梅尔辛向他保证，其信托机构通过国会行为，将成为出售远洋石油租赁而获取的数百万美元的受益人，将很容易开发并维护“基魁特”，用于历史保护和公共参观；因此，我们谁也不需要再掏出自己的钱来捐资了。
我不信任地摇摇头。内尔森太了解政治家的许诺了（他自己就做过这种许诺），应该知道事情会发生变化的—果不其然，拨放这些资金的立法没能在国会通过。尽管如此，在报复约翰并向人们表明自己拥有控制权的欲望的驱使下，内尔森没有在自己的遗嘱中修改这一内容，没有给自己的遗嘱执行人留有在这件事情上的处置权。他的遗嘱自动地将他在历史区的权益转让给了该信托机构。内尔森的最后姿态给我以及劳伦斯—他比我好一些—在后来的15年里增添了数百万美元的开支和更多的烦恼。
127. 内尔森的最后几个月
正文
内尔森的最后几个月 戴维·洛克菲勒
由于内尔森接管家族办公室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的企图被挫败了，他从家族事务中撤了出来，将自己的时间花在两家很花哨的企业上。
第一个是一家公司，生产他个人艺术收藏品的复制品，然后出售给公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很合适的，因为内尔森最大的癖好和休闲方式是艺术收集。内尔森得到了一种极其精确的生产艺术复制品的工艺，预计高质量复制品的市场相当大—尤其是如果与他的名字相
关联。为此，他复制生产了自己最好的艺术收藏品，然后通过他在曼哈顿第57大街上租赁的一个店铺和妮梦玛珂丝商店出售。虽然公司很快就出现了些许利润，我们家族中的大多数人—除了我妻子佩吉—对这个创意都表示非常怀疑。
第二个项目野心更大。内尔森与世界银行前总裁乔治·伍兹一起成立了沙特阿拉伯美国公司（Saudi Arabian-American Corporation, Sarabam）。伍兹和内尔森与几个著名的沙特阿拉伯商人合伙，计划利用沙特的石油收入和美国的管理经验来开展中东地区的社会经济开发项目。他们希望说服沙特政府和几个阿拉伯生产商投入1亿美元的剩余资金，然后拿出利润的50%给合伙人作为管理酬金。虽然说将阿拉伯的石油收益引入到比银行定期存款和政府债券更加有建设性的用途中，这一点是有道理的，但如果指望阿拉伯各国政府会提供所有必须的资金，然后与内尔森和他的合伙人们平均分享利润，这种想法就太天真了。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很符合内尔森的性格，但当沙特人退出该计划时，我一点都不感到吃惊。
内尔森一直希望赚钱，而且他十分尊敬成功的商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和佩吉产生了共鸣。佩吉在一个星期天吃午饭的时候告诉他，她已经将自己一头宝贝的瑞士西门塔尔牛卖了100万美元。听到这个消息，内尔森的表情立刻变了：他对佩吉刮目相看，对她的买卖的所有细节越来越感兴趣。令人十分诧异的是，那么多年来，佩吉与内尔森一直保持着尊敬而彬彬有礼的关系，而如今，佩吉成了内尔森在家族中与之相处最舒畅的人。
内尔森一生中的最后几个月，我感觉过得很不愉快。他对许多事情都抱着宿命论的看法，似乎已经失去生活下去的意志。他的心脏有问题，但他从来不告诉哈皮，而且拒绝看心脏专家。他只咨询里兰博士，而里兰只是每星期3次让他躺在桌子上摆弄他的后背和四肢。1979年1月中旬，我为大通的业务出差去中东。动身之前，我给内尔森打了个电话。我记得那时他比平时在我出门前表现得更加热情、关切，因为不管怎么说，出门远行对我们两人来说是一种家常便饭。我记得自己当时心里直嘀咕，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事实上，那的确成了我们最后一次通话。
128. 内尔森去世
正文
内尔森去世 戴维·洛克菲勒
得到内尔森去世的消息时，我正在阿曼苏丹王在马斯喀特的会见室里。我感到十分震惊，但我觉得与苏丹王卡布斯短暂会见是一种礼貌。他用最热烈的语句表达了自己的同情，甚至提出要用他自己的波音747把我送回纽约。我很感激他的提议，但我还是坐大通的飞机回了国。我们在怀特布莱恩斯机场着陆时，佩吉正在跑道上等候。她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围绕内尔森的死而出现的事情—所有这些后来都上了报纸。对于一位事业如此出色的人来说，这种结局太悲惨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不幸的插曲已经被人们淡忘，而内尔森的不凡成
就得到了恰当的承认和理解。
·
从少年时期开始，内尔森仿佛就知道自己这辈子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目标。虽然他十分敬仰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但政治—那是奥尔德里奇的职业—最让他着迷。而一旦走上了那条路，内尔森就将自己的目光更加坚定地瞄准了最高权力位置—美国总统。他明白，在家族内部的领导地位对自己的计划至关重要。从达特茅斯毕业后，他与母亲在现代艺术博物馆、与父亲在建设洛克菲勒中心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内尔森还是我们兄弟几个团结一心的组织驱动力量。
从担任罗斯福总统的美洲事务办公室协调官开始，内尔森便展示出非凡的素质：工作勤奋、智慧过人、个人凝聚力极强。他学会说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甚至能保持自己的葡萄牙语能力。内尔森成了该地区在政治和安全需求方面的专家，赢得了许多拉丁美洲领导人的长期友谊和敬重。事实上，他在许多国家被看做是英雄。
战争以后，内尔森曾短暂地为杜鲁门总统工作，担任他的卫生教育福利部第一副部长，最后成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别助理。在所有这些工作中，内尔森都证明自己是一位能干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内和国际事务的创造性政策制定人。
但是，他在公共事业方面的最大贡献，是在他担任4届纽约州州长期间作出的。他相信—我也相信—在创建一个更加人道、更加进步的社会方面，政府的作用最关键。虽然是个共和党人，但内尔森与有组织的工会和少数民族团体建立了密切、持久的关系。内尔森从来不会让传统阻挡他前进的道路，因此改变了纽约州政府的性质和职能：他改革了政府的结构，注入了变革和创新的精神。他的许多成就包括发展了州里的高等教育体制、大幅度增加了公园面积、彻底修改了税收体制。在内尔森的领导下，纽约成了进步型州政府的楷模。
内尔森希望将自己在纽约的成功转变为持久的国家权力。但在这方面，他失败了。他在共和党的日子从来都不轻松。他被认为在社会问题上，对于党内新兴的保守派来说太自由了。直到今天，“洛克菲勒型共和党人”对于坚定的右翼人士来说还是一种咒骂。另外，内尔森与托德的离婚、与哈皮的再婚使他在党内和民意方面都受到了挫折，而且他从来没能从中恢复过来。
内尔森是个创造性的坚强领导人，是美国20世纪期间最有成效的政治家和行政长官之一。他还是我们国家培养出来的为数不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国际政治家之一。他完全可以是个优秀的总统。
129. 佩吉
正文
佩吉 戴维·洛克菲勒
佩吉非常喜欢动手-----种花、开拖拉机，甚至为我们在缅因州的卧室做家具。她热中于新鲜事物，在家畜的人工授精、古陶瓷的鉴别等稀奇古怪、形形色色的领域也是专家。佩吉并不是个闹着玩的人；相反，她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都极其认真。她从来不满足于坐在任何机构的董事会位置上，而是沉湎于创造性的想法，并永远乐于参与具体的实施。在她一生的最后20年里，占用她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的有两个机构：缅因州海岸遗产信托（Maine Coast Heritage Trust, MCHT）和美国农田信托（American Farmland Trust, AFT），她表现了
对自己从事的任何事情的热情和专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在缅因州驾船扬帆成了我们两人非常投入的消遣活动。我们每年暑期都会跟家人和朋友们一起，在缅因州沿着犬牙交错的海岸线，坐着36英尺长无引擎或无桅顶单桅木帆船穿梭于各个岛屿之间，度过了一个个快乐的日子。后来，我们“升级”到42英尺的欣克利西南船，但还是喜欢自己操纵船帆。
因为担心我们那可爱的航船场地的未来，佩吉与我们的航船伙伴、朋友托马斯·卡伯特联手成立了MCHT，以帮助保护岛屿避免不当开发。主要由于托马斯和佩吉的领导，MCHT成了一股有效的土地保持力量，鼓励土地拥有人获得自己地产的保持权。这一创造性的法律工具使得MCHT能够保护115个私人拥有的岛屿和缅因州25 000多英亩风景壮丽的海岸。
20世纪70年代，佩吉对养肉用牛产生了兴趣，并用她那典型的热情和精力追求这一新嗜好。她调查了美国肉用牛行业，发现西门塔尔牛—那是一种新近引进的欧洲品种，身架大于人们比较熟悉的阿伯丁安格斯牛—正越来越受欢迎。佩吉相信，养西门塔尔牛比更加古老、更加成熟的其他品种成功的希望更大。虽然家畜生意并没有获取利润的保证—生产费用很高，需求不稳定，佩吉却决定干一场。
一开始，她在哈得孙松屋养了一小群无角牛（这也是一种时尚，其一部分原因是运送方便）。她第一次真正的成功是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公牛，她给它起名叫“保持干净”，因为它的所有子孙后代—即便是有角母牛生的—也都没有角。（注：专业术语叫“杂合型”，也就是说无角公牛的无角基因占主导地位，能抑制有角母牛的基因。）佩吉的纯种牛立刻大受欢迎。她在石头谷仓—那是父亲于20世纪30年代在波坎蒂克修建的—举办的拍卖会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买主。
佩吉很快将自己的经营从塔里敦扩展到了缅因州，并开始在纽约州的北部地区寻找土地。最后，她看中了哥伦比亚县的利文斯顿，也就是从波坎蒂克哈得孙河往北大约75英里的地方，并最终在那里购买了将近3 000英亩土地，其中大部分是草地，可供养几百头西门塔尔牛。后来，她把大部分土地进行了改造，用于玉米、大豆和麦子的商业化生产。
哥伦比亚县的美丽让我们陶醉了。这个区域沿着哈得孙河依偎在卡茨基尔山的西部和伯克郡东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我们买下这块地后，发现这里曾经是我们洛克菲勒祖先的故居—当时他们于18世纪初从德国莱茵兰德移民到了这里。当佩吉越来越埋头于利文斯顿农场的事务时，她请建筑师爱德华·拉蜡比·巴恩斯为我们设计一个住宅—我们为它取名“四季风”。佩吉在去世前的那些年里，每星期都会在那里住上一两天。她去世以后，我保留了那个农场，虽然我每年只能去几次。
在越来越多地介入哥伦比亚县养牛和农耕事务后，佩吉加深了自己对现代农业中新经济形势的认识。由于成本的上升和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出现，良好管理和充足的经济资源已经成为不被淘汰出商务界的关键。与此同时，不可阻挡的城市区域的扩张刺激了一股在郊区开发的浪潮，结果不顾土地的质量如何，也不顾对子孙后代的后果，国家大量的最好农田被吞噬了。哥伦比亚县以及美国东北的其他地区曾经被小型家族农场所包围，但如今，许多农场主已经在压力面前退缩，将自己的土地高价卖给了开发商。大片的郊区住宅出现在了从前的农耕地区。
为了阻止这种潮流，1980年，佩吉帮助组建了AFT。AFT并不是要阻止所有开发项目，而是要规范这种杂乱无章的程序的秩序，同时领导保持农田的事业。在这里，一个关键的工具是地役保持权，允许土地所有人就他们自己不动产的未来使用方式设置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限制条件，比如要求局限于农业目的或维持其“永久荒野”状态。AFT还游说州政府拨出专款，设立永久性经济储备，以获取这些地役保持权，并因此为小农场主提供必要的流通性，以便他们继续留在农业领域。
虽然在农耕地区的开发压力在继续加剧，但AFT在保护全国各地易被侵占区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个州如今已经有了地役权购买计划，数百处场地已经设置了农业保持区域规划法令，或建立了土地信托及其他创造性计划，以确保农民能够继续从事农田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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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佩吉已经产生了各自不同的兴趣，都很耗费时间，且相互没有什么关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两人也许会逐渐疏远—过着各自的日子，相互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我们都见过朋友和家庭成员发生的类似情形，但我们没有让它出现在我们身上。我们自觉地努力理解对方，支持各自的兴趣和活动。由于我们同时还有许多共同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生活还有一种非常幸运的平衡。我很高兴能够为她的几个机构提供经济支持，而她也在我特别感兴趣的机构方面提供了帮助。我们的伴侣关系持久而充满温情。佩吉是个十全十美的伙伴。
130. 政府
正文
政府 戴维·洛克菲勒
我估计，如果我追寻了我享有的进入政坛的任何机会，我与佩吉的关系都会受到威胁。事实上，我在大通的工作要求我大量旅行，参加多种公共活动，应酬极其频繁。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佩吉常常陪伴在我左右，但这并不是她乐意享受的事情。而政治生涯会要求更加沉重的义务，很可能会超出她能接受的程度。我很高兴自己没有付诸尝试，不过我也的确放弃了一些很诱人的机会。
最不寻常的机会是内尔森提供的—1968年6月，肯尼迪遇刺后，内尔森提议要我就任罗伯特·F·肯尼迪的参议员的职位。直到今天，我还是不知道内尔森是否当真，因为他还同时邀请了另外一些人，包括我哥哥约翰和我侄子杰伊·洛克菲勒。虽然我确实很动心，但我想起肯尼迪在1960年任命博比·肯尼迪为司法部长时所遭受的批评，也不希望自己被指责有裙带关系，因此我谢绝了内尔森的提议。
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我还不得不谢绝了内阁级别的任职机会。理查德·尼克松就提议了两次。第一次是1968年11月，在当选总统组织自己的内阁时，内尔森告诉我，尼克松希望我担任财政部长。我告诉内尔森，我希望不要考虑我，因为我刚刚被推选为大通的董事长，凭良心说不能在关键时刻卸任。内尔森将我的决定转告了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
几天以后，我到纽约的皮埃尔饭店礼节性地拜访新总统。新任命的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和尼克松的首席政治顾问布赖斯·哈洛也在场。虽然我们交谈了将近两个小时时间，涉及到许多话题，包括与前苏联的关系以及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措施，但我觉得吃惊的是，尼克松从来没有提及、甚至没有拐弯抹角地说到财政部长职位的事情。他不喜欢被拒绝，因而我估计这是他表达自己不悦的方式。
5年以后，尼克松更加正式地邀请我担任财政部的职务。1974年1月，第一次阿拉伯石油禁运期间，也就是水门丑闻即将接近尾声阶段，我为银行的业务在中东访问。我刚刚抵达科威特，正要动身去会见埃米尔国王，这时我接到亚历山大·黑格将军的电话—当时他是尼克松总统的助手。黑格告诉我，乔治·舒尔茨作为财政部长正要卸任，而尼克松希望我能接替。将军请我立刻返回华盛顿与总统见面。我告诉他，我的中东之行刚刚完成一半，还计划了与沙特阿拉伯、波斯湾各国和以色列政府的高级领导人们会谈，而且还有在开罗与萨达特的一个关键会议。鉴于此，我解释说，缩短我的旅程会十分尴尬。黑格非常顽固，强调说是尼克松本人提出的这一要求。我向他保证回到美国后立刻前往华盛顿。
2月初，我从开罗回来的那天早上就飞往华盛顿，与黑格讨论约会事宜。从我们的谈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我接受，我就必须执行总统的命令，而我自己对政策制订方面的贡献将很有限。几年以前，尼克松总统在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采取的徒劳无功的努力中，曾经对工资和价格实施了控制，而我感觉更多的类似措施还会出台。由于我自己的个人倾向是让市场具有更自由的约束力，因此我很怀疑我作为尼克松内阁的一名成员将会认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有这些严重的经济问题—通货膨胀恶化、生产增长率下降、外贸当前账户赤字加剧，以及石油危机本身—需要采取的是强硬的措施。我觉得由一个洛克菲勒家族的人把这些强硬的措施强加给满心不情愿的公众，至少是很尴尬的，而且我感觉我很可能最终成为不受欢迎的政策的替罪羊。另外，由于大通本身也面临一些难题，我很怀疑在这种关键时刻离开大通是否妥当。考虑到所有这一切，我彬彬有礼地谢绝了总统的提议。几天以后，财政部原副部长威廉·西蒙—所谓的“能源沙皇”—被任命接替舒尔茨的职位。
政治方面的考虑与我谢绝这些官位有很大关系（包括1979年卡特总统跟我谈起的财政部和美联储主席职位），同时我对银行的承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仅是一个方便的借口，我对大通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以及对与我共事和我为之效力的人们的一种责任感。此外，我极其喜欢我的工作，相信自己能够作为一名“没有职责范围的大使”而取得许多成就，造福美国。
在银行工作的那些年，我经常代表银行会见我所访问的国家的高层政治领导人。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国务院—偶尔总统也会—请我代表他们执行官方或半官方任务。例如，在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瓦文萨被镇压以后，我帮助维持了与贾鲁泽尔斯基政府的“后门”的畅通；1981年年初，在罗纳德·里根总统的要求下，我号召美国商业界支持牙买加新当选的爱德华·西加保守政府。
我在大通工作的那些年里，许多人声称这些活动是不合适的，干扰了我在银行的职责。我完全不同意。我活动的结果是与外国政府建立了更好的关系，同时加强了美国内部公私界之间的合伙关系。进一步说，我那些所谓的外部活动给银行带来了很多好处，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银行在全世界的名声方面。
我对自己的政治或经济信念从来都不是很教条。相反，我支持行之有效的人，支持现实可行的政策。我很清楚，无论是政府还是私人界，在孕育经济增长、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和繁荣的社会方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有各自的作用。在我看来，单独依靠政府或者单独依靠市场来解决所有问题、驱除所有痼疾，都是很不切实际的。政府应当制定并推出规则，但规则的实施应当留给私营部门。当这两个方面密切合作的时候，最佳结果才能出现。
131. 慈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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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事业 戴维·洛克菲勒
父亲最喜欢的《新约》故事之一是“行善的人”（Good Samaritan）的寓言。大多数人都熟悉这个故事：一个人在偏僻的路上遭到袭击，被殴打、洗劫，奄奄一息。其他路人都视而不见，直到一个行善的人—他所属的一帮人在圣经时期被认为是不可信的危险之徒—停下脚步施以援手，救了那个人的命。你的邻居是谁？你对他负有什么义务？这是故事的要点。对于父亲来说，其中的道德观念十分清晰：所有人都是你的邻居。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在每天早晨早饭前的祈祷中，父亲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强调这一点：你必须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
的邻居。行善的人的故事—也就是夏加尔在波坎蒂克山的联合教堂为纪念父亲而为百叶窗选择的主题—是父亲一生的象征，在激励他做善事。对于他来说，慈善事业就是当个好邻居。
父亲效仿祖父早年的活动，为洛克菲勒家族的所有成员—包括我—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榜样。除了将自己的大部分个人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以外，他还证明了慈善机构这个“第三领域”可以扮演一种重要角色，帮助社会找到办法来解决社会上最普遍、最顽固的问题，同时起到私人与公共领域之间宝贵的桥梁作用。在我看来，这是他留下来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的一生也曾努力效仿父亲，向各类非营利机构捐款。我还与洛克菲勒大学保持了60多年的密切关系，而这种参与赋予了我巨大的满足。
洛克菲勒大学的使命—“造福全世界的人类”—是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反映了祖父和父亲对自己的财富应当得到明智应用的深深担忧。他们意识到，公共卫生方面的进步关键取决于了解人体和疾病性质方面的科学进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召集了一批最出类拔萃的科学家—他们分别从事心理学、解剖学、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研究，并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设备设施，同时强调他们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必须免于外界的压力和影响。
洛克菲勒大学在20世纪席卷生命科学的科学革命中一直走在最前沿。细胞生物学的原理就是在这所大学的实验室诞生的；正是在这里，佩顿·劳斯第一个证明病毒致癌；正是在这里，DNA的双螺旋结构的某些迷团被破解。如今，大学的80个实验室—每个实验室都由某个高级科学家负责—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道路，从1个世纪以前的六七个实验室发展起来的。分子遗传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神经病学家、免疫学家、分子生物化学家、生物物理学家以及许多其他科学家运用最先进的科技—比如最新一代的核磁共振图像显示器和高速计算机—不断提高着人类的认识。他们为提高我们对细胞功能的认识作出了贡献，帮助绘制了人类基因组图，勾画了人类生命的重要特征—这些工作所代表的希望不仅仅是战胜人类最古老的敌人，而且还包括人类寿命本身的延长。
洛克菲勒大学继续保持全世界医学研究机构中前6名的地位，21位诺贝尔奖得主多年来一直在该大学工作。1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家族对洛克菲勒大学的支持表明，拥有巨大经济资源的个人能够通过频繁而慷慨的慈善行为来促进、改善社会的总体福祉和进步。
132. 央巴卡帝洛中心(1)
正文
央巴卡帝洛中心(1) 戴维·洛克菲勒
与许多人的观点正相反的是，挣钱的能力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关键因素。利润的诱惑产生了就业，创造了财富，以任何其他社会或经济体制所无法实现的方式赋予人们力量。正因为此，谁都不应当因为赚钱而感到愧疚。
同样，谁也不应当因为审慎冒险而感到愧疚。这是我从熊彼特那里学到的一个基本真理。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企业家愿意把新产品和新创意带到市场，如果没有投资人愿意为之
投入资金，那么真正的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实现。正如我们在20世纪学到的惨痛教训一样，那时就只有政府来控制生产要素，其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俄国和东欧田园荒废、工厂凋敝，亚洲、南美和非洲各地几十亿人民生活得伤痕累累。
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的长期投资—经历了各个不稳定和危机阶段—有力地证明了我愿意承担与收益前景相匹配的风险。也许，我这种冒险意愿表现得更加强烈的是我介入的、被有些人称做“西部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 West）的旧金山央巴卡帝洛中心（Embarcadero Center）项目。
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是旧金山通过联邦城市更新程序决心重振破败的码头区沿线商务中心区的一次努力，通过大幅度降低土地成本来吸引够资格的开发商。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蒙哥马利大街以东的市中心地区大部分都是拥挤不堪的破落贫民窟、农产品市场和廉价旅馆。在精明能干的贾斯廷·赫尔曼的领导下，为重振这个历史区域成立了旧金山再开发署（San Francisco Redevelopment Agency, SFRD）。贾斯廷的设想与父亲通过建设洛克菲勒中心重振曼哈顿中心区的希望惊人地相似。
1969年，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企业—合伙人中还有得克萨斯开发商特拉梅尔·克罗、亚特兰大建筑师约翰·波特曼和我哥哥温斯罗普，拟投标竞买SFRD出售的一块土地。我们建议建设一个饭店和4栋办公楼，连接各楼宇的是广场和人行道，广场上提供大量的零售面积可用于餐馆和商店。该设计很有创新性，方案很快获得了SFRD的批准。我们的合约要求我们在10年期间分别、按顺序清理场地并建设那5座大楼。我们说服了保德信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成为我们50%的合伙人，并提供建设融资。
我们于1971年开始动工，并在接下来的3年里完成了头两座办公楼和凯悦饭店（Hyatt Regency Hotel），将波特曼签字门廊放在中央位置。不幸的是，我们工程完工的时候，旧金山的经济萧条使房地产市场疲软了下来。
眼看央巴卡帝洛中心的第二座办公楼空置了一半，第三座7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楼（EC3）没有一个租户签约，这时，保德信保险公司拒绝在EC3占有实资—尽管如果我们继续建设的话，它仍然有义务提供抵押融资。因此，1976年，随着因为别处的经济问题克罗和波特曼分别退出央巴卡帝洛项目，温斯罗普的财产执行人又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我陷入了困境。我可以彻底退出，也可以自己单干。如果我退出这个项目，与SFRD签署的协议将禁止我参与EC4的建设。但是，如果我自己融资，则要求我提供全部6 000万美元的资金—相当于信托基金之外我个人的净值—以及每月1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直至形势扭转。因此，如果我继续进行这个项目，而萧条的形势继续下去，我个人就有破产的危险。
虽然迪克·迪尔沃思和我的其他顾问们都告诫我不要担负这种额外的风险，我还是决定冒一冒险。我相信，一旦萧条期结束，央巴卡帝洛的面积就会炙手可热。尽管如此，自己单独干下去的风险还是巨大的。
单干头3个月的形势没有见到什么希望。大楼自1976年夏天完工后长期空置。我们夜里一直开着灯，这样大楼就不会黑黝黝的。但是，从凯悦饭店的窗户往外看，实在无法让人感到宽慰—除了夜间警卫外，出租楼房里空无一人。
谢天谢地，旧金山市场很快扭转了局面，租户们开始承租EC3了。到了1977年中期，租金已经达到了扭亏为盈的水平。保德信公司同意为EC4提供抵押融资，并央求我允许他们在实资投入方面也投入他们相应的股份。我同意了，但前提是他们必须以较高的新评估价格买回他们在EC3里的50%股份。这样，我不仅收回了我在EC3里的投资，而且收回了在整个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里的投资。我为了继续从事该项目而冒的风险，结果为我赢得了丰厚的回报。
数年以后，我们扩展了该项目，增建了央巴卡帝洛西区，结果该新投资毁在了1989年的房地产市场疲软和港湾地区地震的形势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面对需偿还的巨额贷款，央巴卡帝洛西区在破产的边缘“晃悠”着。但我继续对旧金山的长期前景抱有信心，而且尽管我的顾问们犹豫再三，我还是决心坚持下去。
到了90年代中期，在旧金山民众的协助下—他们对城市的迅速发展感到震惊，投票支持严格限制新商业建筑项目，房地产市场得到了恢复。1998年，由莫特·朱克曼控制的房地产公司—波士顿不动产公司—用18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央巴卡帝洛中心的所有办公楼。由于我从波士顿不动产公司那里获得的是债务形式的付款，因此我在央巴卡帝洛仍然有间接的风险，但在此过程中，我分散了自己的投资，包括美国各地主要地区黄金地段的不动产。
133. 央巴卡帝洛中心(2)
正文
央巴卡帝洛中心(2) 戴维·洛克菲勒
我与央巴卡帝洛中心项目30年的交道使我获取了利润，并帮助启动了旧金山富有悠久历史的市中心和码头地区的振兴。正如洛克菲勒中心的开发一样，央巴卡帝洛项目表明，当经过深思熟虑的政府领导人与甘冒风险的资本家们联手致力于改善城区环境的时候，造福的是社会。
134. 今天和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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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和明天 戴维·洛克菲勒
在我87岁的今天，我的生活依然繁忙而充实。我还在四处奔波旅游，为了生意，也是为了享受。我最近刚刚结束了令人振奋的泰国北部、老挝、缅甸、中国西部和中国西藏的旅行，还愉快地乘船游览了苏格兰的赫布里底群岛和亚马孙的里奥内格罗。最近这些年，我经常跟我的家人一起旅行—自从佩吉去世后，他们都想方设法地宽慰我。虽然他们中间只有几个人住在纽约，但他们常常来看我，并且只要来到纽约，就把我在曼哈顿的家当做他们的活动基地。
随着我的孩子们年岁越来越大，他们每人都发现了自己乐在其中的特殊兴趣领域，并通过这些兴趣为我们所在的社会作出了贡献。从许多方面说，我觉得我最感到骄傲的成就—主要归功于我妻子佩吉的成就—是这6个生龙活虎、聪颖智慧、矢志不移的孩子。虽然我们在过去对许多事情都有过分歧，对世界的认识至今还很不相同，但我现在意识到，他们已经跟我一样坚强地继承了遗产，运用了他们的资源来改善世界，或至少努力改变世界。我为他们每一个人感到无比自豪。
135. 成功与幸福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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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与幸福的要素 戴维·洛克菲勒
回顾我的一生，我意识到我实在是非常幸运。多亏了祖父和父亲，我继承了大量的财富，使我能够在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时无需担心从哪里获得经济来源。我同时意识到，如果没有父母的明智指导，那么这些继承下来的财富就会成为一种诅咒，而不是福气。几十年来，有不少这类显而易见的令人遗憾的例子。幸运的是，我的父母在用爱和尊重待我的同时，还树立了一个社会责任感的出色典范。有了这样的背景，我才能努力安然度过青少年期间的常见危险—使这种危险更加复杂的是社会对富家子孙的嫉羡和吹毛求疵。
除此以外，我还有幸拥有旺盛的精力和健康的身体。事实上，我至今仍每星期在健身房运动几个早上。因此，我能够保持广泛兴趣而不感觉压力巨大。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一天所做的事情只限于工作时间。
通过学习身边的世界，尤其是繁忙的工作、娱乐和旅行过程中的细致观察，我的生活得到了进一步的充实。在人生的许多事件中，无论大事小事，也不论重要与否，我都找到了无穷的乐趣。
我的满足产生于一个简单的事实：我喜欢结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种族和国籍、观点各异的人们。这并不是说我喜欢自己遇到的所有人。有些人让我不胜其烦，有些人让我望之生厌。但是，与人相处使我充满活力，也使我的人生富有意义。我的家人和亲密朋友们给了我年轻时缺乏的自信感。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我每天遇到的许多事情就会显得充满威胁，生活就会变得紧张惊慌，而不是激动人心、其乐融融的挑战。
尽管我经历过失望、挫折，以及不快乐的时期，但我在生活中找到了巨大的满足和享受。这主要是因为我父母制定的原则，以及我妻子、孩子们和许多朋友们的大力支持。
这真是惬意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