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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对远去的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纪念
这本集子所收的是我最近二十年所写的部分文章，最早的一篇写于1988年，最近的一篇写于2008年11月。文章所论及的，无论是近代转型、孙科、还是延安的新话语、建国初50－60年代的社会变迁等等，都发生在一种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虽然每一次的“革命”的内容、目标不一；而文章的内容则涵盖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继续革命”，故以《革命年代》为书名。
这本集子既不是对革命的呐喊，也不是对革命的批驳与诘难，而是我对生活其中的那个已经远去的革命年代的一份思索和纪念。
作者： 高华 出版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定价: 38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
目录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1）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2）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3）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4）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5）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6）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7）
《革命年代》南京十年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2）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4）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5）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6）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7）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8）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9）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0）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1）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2）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3）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14）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1）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2）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2）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3）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4）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5）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6）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7）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8）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9）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0）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1）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2）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3）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4）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5）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6）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17）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1）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2）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3）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4）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5）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6）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7）
《革命年代》“太子”孙科（上）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1）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2）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3）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4）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5）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6）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7）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8）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9）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1）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2）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3）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4）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5）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6）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7）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8）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9）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10）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11）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1）..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2）..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3）..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4）..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5）..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6）..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7）..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8）..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9）..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10..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11..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革命年代》“太子”孙科（下）
孙科是民国史上极具特殊性的政治人物，以政治立场多变而闻名，在几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他的政治立场都曾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一不影响到当时政局的发展，给社会造成强烈的震动。抗战后期孙科积极鼓吹民主政治，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然而时隔几年，他又从原先的政治立场后退，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不长的时间内，孙科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转变，究竟是其个性上的“朝秦暮楚”使之然……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2）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3）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4）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6）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7）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8）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9）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0）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1）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2）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3）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4）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16）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2）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4）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5）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6）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7）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8）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9）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0）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1）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2）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3）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4）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5）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16） 孙科的晚年岁月（1） 孙科的晚年岁月（2） 孙科的晚年岁月（3） 孙科的晚年岁月（4） 孙科的晚年岁月（5）
《革命年代》革命词语（上）
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中青年批评家论坛暨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上的发言（2005年11月30日），载《深圳美术馆》2005年。
我的发言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谈，对艺术，我是门外汉。我就从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左翼文化的反思来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讨论，因为中国80年代的新艺术就是从那儿派生、裂变而来的。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1）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2）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3）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1）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2）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3）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4）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5）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6）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7）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8）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9）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10）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2）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3）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4）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5）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6）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7）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8）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9）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0）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11）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2）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3）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4）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5）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6）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7）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8）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9）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0）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1）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2）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3）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4）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15）
《革命年代》革命词语（下）
1942—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是中共历史上进行的第一次全党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其中对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即用毛泽东的理论和概念转换党员干部的思想意识，是延安整风运动重要的一环。毛泽东领导的这场浩大的思想改造工程迄今已五十多年，笔者认为，无论从毛泽东的个人创造力，抑或是从思想改造对日后中国人的广泛影响而言，延安整风期间锻造“新人”的经验都是值得充分研究的。然而学界对有关这一课题的叙述，基本集中于全党思想统一的政治意义方面……
“新人”的诞生（1） “新人”的诞生（2） “新人”的诞生（3） “新人”的诞生（4） “新人”的诞生（5） “新人”的诞生（6） “新人”的诞生（7） “新人”的诞生（8） “新人”的诞生（9） “新人”的诞生（10） “新人”的诞生（11） “新人”的诞生（12） “新人”的诞生（13） “新人”的诞生（14） “新人”的诞生（15） “新人”的诞生（16） “新人”的诞生（17） “新人”的诞生（18） “新人”的诞生（19） “新人”的诞生（20） “新人”的诞生（21） “新人”的诞生（22） “新人”的诞生（23） “新人”的诞生（24） “新人”的诞生（25） “新人”的诞生（26） “新人”的诞生（27） “新人”的诞生（28）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1）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2）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3）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4）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5）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6）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7）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8）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9）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1）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2）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3）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4）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革命女性陈琮英（1） 革命女性陈琮英（2） 革命女性陈琮英（3）
《革命年代》时代遄流
20世纪90年代后，海内外某些学人似乎有一种新的研究趋向，这就是主张重新发掘过去时代的某些“积极价值”，再配之以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用于指导当今的中国改革。崔之元认为，“鞍钢宪法”即是体现了“以广大劳动人民取代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范例。在读到这些论述时，我是颇为惊讶的。我对这些学人提出上述判断的事实基础是否确切有不小的疑问，我认为彼等将某些概念从具体的历史事实中剥离开来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1）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2）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3）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4）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5）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6）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7）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8）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 能不说丁玲?（1） 能不说丁玲?（2） 能不说丁玲?（3） 能不说丁玲?（4） 能不说丁玲?（5） 能不说丁玲?（6） 能不说丁玲?（7） 能不说丁玲?（8） 能不说丁玲?（9） 能不说丁玲?（10） 能不说丁玲?（11） 能不说丁玲?（12） 初读《杨尚昆日记》（1） 初读《杨尚昆日记》（2） 初读《杨尚昆日记》（3） 初读《杨尚昆日记》（4） 初读《杨尚昆日记》（5） 初读《杨尚昆日记》（6） 初读《杨尚昆日记》（7） 初读《杨尚昆日记》（8） 读《七律·有所思》（1） 读《七律·有所思》（2） 读《七律·有所思》（3） 读《七律·有所思》（4） 读《七律·有所思》（5） 读《七律·有所思》（6） 读《七律·有所思》（7） 读《七律·有所思》（8）
目录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1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太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的宪政理念及其限度／
孙科的晚年岁月／
革命词语
重新认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
抗战前夕延安发生的一场争论／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改革：抗战时期根据地的教育／
“新人”的诞生／
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
历史漩涡中的朱瑞／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
革命女性陈琮英／
时代遄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能不说丁玲?／
初读《杨尚昆日记》／
读《七律·有所思》／
观察与史料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史研究：以50年代历史研究为例／
小人物，大历史／
当代中国史史料的若干问题／
台北所藏大陆20世纪50—60年代资料过眼录／
海峡两岸孙中山研究的趋同／
反思中的开拓——茅家琦先生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新见解／
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
难忘吐露港畔的“学术家园”／
后记／
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代自序）
载《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5期。
如果说从进入大学的历史系就算正式学习或研究历史，我在史学领域已呆了20多年，也在南京大学度过了自己从青年到中年的人生岁月。我和南京大学最初的渊源，是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结下的，却是和大学原来的意义没有任何关系。我虽然从小就对大学充满向往，很早就读过苏联作家特里方诺夫的《一年级大学生》，但很清楚读大学那是遥不可及的梦，“文革”前我就知道家庭成分不好，成绩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因为父亲的“右派”问题，从1965年开始，我母亲订阅的《参考消息》就被取消，我也越来越感受到“阶级路线”的压力。在“文革”的最初几年，一些著名大学都成了所在地区政治运动的“风暴眼”，它的大门向一切人敞开，“文革”爆发时，我是六年级的小学生，我所在的小学的正常教学已难以为继，我就经常一人去离家不远的南京大学看大字报。1966年10月，我在南大北园第一次看到来宁“串联”的“首都三司”红卫兵张贴的批评刘少奇的大字报。那时“文革”已进入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期，校园里大字报铺天盖地，其中有一张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勒令狗崽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自那以后，南大陪伴我从少年走到青年，又走到中年。
我的父母都不是知识分子，父亲因家贫，12岁就在电镀厂做童工，被累得大吐血，是靠着做伙伕的舅舅的抚养，才读了小学和陆续读完初中。但是父亲爱看书，最爱读的就是历史书籍，诸如蔡东藩多卷本的《中国历朝演义》。可能是受到父亲的影响，加上那时小学生的家庭作业很少，我在“文革”前的小学阶段就看了《红旗飘飘》、《星火燎原》、《革命烈士诗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青春之歌》等一大批那个年代的革命书籍，也喜欢读《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和五四以来老作家的作品。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中学历史老师，看到他家的书橱里有一本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令我羡慕不已。
喜欢读书，加上自己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很自然地就对学者受难有一份很深的同情，在南京大学北园“文革楼”（“文革”结束后恢复原名“教学楼”）的阶梯教室里，我亲眼看到南大地理系主任任美锷教授被批斗，也看到“文革楼”底层橱窗里张贴的匡亚明校长手写的“认罪书”和挂着牌子在校园低头扫地的“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小学生，但因为父亲是“右派”而被禁止参加庆祝国庆17周年的全市小学生游行队伍，我也没能参加1966年的“大串联”，但是心里总有不甘，也想“经风雨，见世面”。1967年4月底的一个夜晚，我和两个同学跑到南京的下关火车站的车场，爬上一辆敞篷货车去上海，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去上海。我们担心到了上海后出不了车站，第二天上午就从南翔站下了货车。在那儿我和两个小伙伴分手，他们在上海都有亲戚，我一人直奔南京路，要去亲眼看看在书本上早就熟悉的这条有名的街道和大名鼎鼎的、当时中国最高的建筑——二十四层楼高的“国际饭店”。那一天，我一直在南京路和外滩游荡，在外滩大楼的墙壁上，我看到了“炮轰韩先楚”的大标语，晚上我花了几角钱找一家浴室住下。两天后，我又一个人回到南翔，天空下着雨，沿着铁轨走了很远，在一个青年铁路工人的指引下，爬上一辆将要开往南京的货车，躲在篷布里，到了苏州，在车站的小广场转了一圈，再爬上同一辆货车回到了南京。这一次短短几天的“经风雨，见世面”，给我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锻炼了我的毅力和勇气。
成长在“文革”动荡的岁月，作为“黑五类”子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白眼和歧视，高尔基的《在人间》和《我的大学》成了我精神上的向导，南京大学就是我少年时代的“大学”，我在那儿不仅看了无数的大字报，还见识了许多“新事物”。有一次我游逛到北园的一排简易平房，发现里面住着一群来自安徽凤阳的农民，男女老少都有，他们都持有所在公社大队为他们提供的证明，上面写着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然后是几句话：某某某是贫下中农，因遭自然灾害，外出要饭，请予帮助！
在那个年代，我生活在一个由旧书本构成的虚幻的世界中，虽然都是杂乱无章地读书，却渴望灵魂的自由。1966年深秋，我读了一本鲁迅的集子，里面收有《无声的中国》，惊奇鲁迅几十年前的话还是那么有现实性。一本《中国分省地图集》和一本《读报手册》几乎被我翻烂了。我的一个同学的父亲是“挑高箩”的（南京话，即“收废品”的），我经常去他家翻看他父亲收购来的《参考消息》和《旅行家》等旧书刊。
在我青少年时代的精神世界里，虽然在内心一点也不认同眼前四处弥漫的暴力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但是共产理想主义仍然焕发着强烈的思想魅力，1967年秋的一天，在我家隔壁的南京市某汽车配件公司营业部，我很偶然地看到一份《参考消息》，知道了格瓦拉在遥远的玻利维亚被捕遇害的消息，也知道了中国不喜欢他的“游击中心主义”，但心中仍充满对格瓦拉的崇敬。就在我读《讨瞿战报》上刊载的瞿秋白的《多余的话》的同时，《瞿秋白文集》中的那首《赤潮曲》我已能一字不落地全部背下，至今仍未忘记。
70年代初，我家搬到更差的房子，但是对于我而言，这间阴冷潮湿的住房却透着光亮，因为南京市某重点中学被封存图书的留守处就离我的家不到10米，我的身边竟有这样的宝库，让我兴奋不已！我通过看管图书的姜老先生，读了大量的中外著作，特别是俄苏文学的作品。那些理想主义的英雄和共产革命的先驱：拉赫美托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的主人公）、约翰·克里斯多夫（罗曼·罗兰同名小说的主人公）、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李大钊、恽代英、刘伯坚、季米特洛夫、台尔曼、伊巴露丽，好像是一座座灯塔，在我心头闪烁。说来非常矛盾，那时的我一方面愤怒于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和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行径，另一方面，又把“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已逝去的“中苏友好”的岁月联系在一起。1969年9月越南胡志明逝世的时候，我正在读瞿秋白的《饿乡记程》和《赤都心史》，看到胡志明主席遗嘱中针对中苏分裂所写的那些沉痛的话，非常感动，甚至内心里渴望重新回到“中苏友好”的年代。
那时，有关苏联的消息，内容极为单一。1969年底，中国半公开大量发行了一本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书籍，这就是几个日本留苏学生写的《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吗》，作者站在同情、拥护中国“文革”的角度，披露了一些苏联的现状，我就是从这本书知道了在莫斯科还有一所专门吸收亚、非、拉国家学生的“卢蒙巴各族人民友好大学”。（2008年1月，我认识了该校东方学系前主任马斯洛夫，他操一口流利的中文，那天我们交谈很久；作者注。）在“文革”初、中期，只能从蛛丝马迹中捕获更多一点苏联的信息，当时从正面的角度少量披露苏联和东欧情况的只有一个报刊，这就是由越南华侨协会主办的中文周报《新越华报》，上面会刊载一些有关苏、越关系，越南和东欧、古巴关系的报道，我每周都会去市外文书店买一份《新越华报》，有时也会买一份《朝鲜》画报。只是因为那时的《朝鲜》画报偶然也会有一些有关苏朝关系的内容。
然而书本终究不能代替现实，我活在当下，这是一个坚硬无比的现实世界，随处都见到赤裸裸的暴力和恐怖。1966年9月，我曾亲眼目睹南京无线电工业学校的红卫兵，押解着南京市近千名被泼了满脸墨水、赤着脚的“牛鬼蛇神”在全市进行大游街。在我家附近的街角口，有一对山东老夫妇每天早晨出摊卖煎饼裹油条，有一天我发现，正在摊面做煎饼的老汉的衣服的前襟上被缝上一块白长条，上面写着“国民党兵痞”。
我从小就生活在南京，这儿的一砖一石，山山水水，都渗透着浓郁的历史沧桑感。我的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是20年代的共产党员，我和他家也是邻居，老人的经历非常丰富，也喜欢看书，他曾参加北伐，大革命失败后做过中共苏南某县的县委书记，曾和恽代英同在中共上海法南区委从事地下工作。老人认识许多著名的中共领袖人物，被国民党逮捕后进过苏州反省院，出来后脱党，40年代后期又回到革命队伍，50年代因“潘杨事件”被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林彪事件”发生后，老人被几个军人带去北京审查一年多，要他交待和一些重要人物的关系。老人从北京回来后，我去看望他，老人说，有关人员一再要他谈康生的历史和对康生的看法，他因知道康生的厉害，始终都没吐一字，所以才能平安回来。在那些年，我每隔几天都会去和老人聊天，山南海北听他聊中共早期的历史，“顾顺章事件”和“海棠村事件”就是他最先告诉我的。
当然我的生活和“历史研究”无关，和任何“学术”无关，从16岁起，我就成了一个工人，1971年后，大学重新恢复招生，在南京的街头上经常可以看到戴着校徽的“工农兵学员”，可我知道，自己和他们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
我虽然已工作，但读书却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可以说这是我几十年中读书最认真、最勤勉、最有心得的阶段。1971年“林彪事件”客观上大大推动了国人思想的“脱魅”，此前，我就已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多有怀疑，特别是在中共九大上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入党章，林彪的部下大量进入政治局，军队影响遍及社会各个角落，父亲说了一句话：“物极必反”，就隐约觉得林彪迟早也要出事。在我的单位传达批判《571工程纪要》时，有一位同事，他是1963年的高中毕业生，因家庭问题而未被大学录取，他就以半调侃的态度说：林秃子恶毒啊，竟然污蔑伟大领袖是B—52轰炸机，还攻击我们是“封建社会主义”，真是死有余辜啊！当他说完这番话后，不少同事相视一笑，没有任何愤怒情绪，而是皮里阳秋地说：林秃子没有良心啊！是白脸奸臣啊！反革命啊！大坏蛋啊！这一幕给我留下的印象终身难忘。以现在的眼光看，当年向全民公开《571工程纪要》是失算了，作出这个决策，显然太过于自信，也太看低了国人的智力。1973年后为“评法批儒”，居然毫无掩饰地鼓吹法家学说，在我细读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和《商君书》、《韩非子》等一批法家著作后，我已清楚认识到被包裹在革命词藻下的那个年代主流意识的新专制主义的本质。
在70年代初中期，上海出版的几份重要刊物，从《摘译》，到《学习与批判》、《朝霞》，我基本每期都看，在这几份刊物中，内部发行的《摘译》最具信息量，成为我了解外邦思潮的重要窗口。我对内部出版的有关苏联东欧国家的出版物特别有兴趣，总是觉得中苏两国有许多相似性。我不仅读过苏联官方理论家阐释“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还认真读了重点叙述斯大林死后苏共领导层的内部斗争，由北京三联书店编辑的《苏联国内资本主义复辟记事（1953—1973）》，甚至还读过枯燥乏味的《苏斯洛夫言论选》和金日成著作集。我非常怀念原江苏省歌舞团资料室可敬的凌老师，我读过的许多“灰皮书”都是她借给我的。在那些年读过的书籍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赫鲁晓夫回忆录》。我甚至读过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这是一本40年代后期上海翻译的老书，作者是叛逃到美国的苏联赴美外贸采购团成员，书中披露了斯大林大清洗的内幕，当时震动了西方世界。我因为早读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一位锡兰共产党人写的《赫鲁晓夫主义》和《赫鲁晓夫回忆录》等书籍，也读过50年代曾到过中国访问、受到刘少奇接见的苏联女作家凯特林斯卡娅那本描写共青团员们如何战胜“托匪暗害分子”的破坏活动，在远东的大森林中建设共青城的著名小说《勇敢》，已有了不少苏联历史的“底子”，读这本书时反而没有太多的震动。
追求自由的灵魂，但生活在“阶级斗争”的声浪不断升腾喧嚣的严峻的世界里，思想世界和现实世界交融在一起，生命反而彰显出张力，1971年以后，国内形势有所变化，一些在“文革”初期关闭的图书馆又局部开放了，我在单位开了一份介绍信，在南京图书馆办了一个集体借书证。当年图书馆的工作人员，阶级斗争的警惕性非常高，我借的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等一类书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他们觉得一个工人，就应该联系本职工作而读书，所以他们不久就打电话给我的单位，说这个人好像有点什么问题。我单位的老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话，她说你应该多读《毛泽东选集》，多读马列著作等等，其实《毛泽东选集》我早就读过许多遍，《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国家与革命》等等我也都读过。我看书从来也没有影响到工作。领导虽然没有多批评我，但还是有一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的地方。1971年“林彪事件”之前，周恩来总理陪同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夫妇到南京访问，我工作的那个单位在市中心临着大街，因为我的父亲是“右派”，虽然我当时只有17岁，我就不能参加革命群众在马路上的欢迎行列，而是把我和资本家、小业主、“国民党反动军官”一齐集中在小房间里，让我读报纸给他们听。柬埔寨的西哈努克到南京来访问，我也不能作为“革命青年”去参加欢迎，可每一次“公审反革命”的大会都要我去参加，我觉得不公平，以后就请病假。
在那个时代，政治和日常生活是交融在一起的，可是即便在那时，也无法完全实现政治对日常生活空间的彻底的占领（所以才有张春桥那篇“宏文”《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文革”后期，我认识一位非常善良的南大外文系的俄籍教授刘妮娜和她的原先在新疆盛世才空军里做机械师的先生，在60年代初苏侨纷纷回国之际，刘妮娜选择和丈夫、孩子留在中国。我去看望她的时候，她都会拿出漂亮的俄罗斯茶具，请我喝茶。我们从不谈政治，俄苏文学是我们的话题，从托尔斯泰、普希金、屠格涅父、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到涅克拉索夫的《在俄罗斯谁能欢乐而自由》；从高尔基、爱伦堡、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到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我到今天还保留了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小开本的小说），在她温暖的家里，我忘记了现实世界，沉浸在俄罗斯文学的河流里，那种温馨友善的气氛至今还留存在我的脑海里。
受到时代氛围的深刻的影响，一个出身不好的普通工人，关心的都是自己不应去关心的事情。在我的头脑中，共产革命的理想主义、俄苏文学的人道主义、“灰皮书”的批判主义、孟德斯鸠的自由共和思想和当下正肆虐横行的“四人帮”的“左”的专制主义，彼此交错冲突，而它的交汇点就是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我难过得流下眼泪，一个人几次去梅园新村周恩来办公处旧址去感受南京百姓对周总理的哀悼。1976年9月9日下午，我和同事们去区里开大会，到了后又通知我们回去听重要广播，大家纷纷议论，多说是中苏大战打起来了，下午四点，收音机和新街口的大喇叭广播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新闻，行人神情平静，驻足聆听，却没有天崩地裂的感觉，我知道，中国的一页已翻了过去。
就这样走进我的1978年，走入我的大学年代，苏联诗人叶夫图申科说他和他的朋友是“二十大的产儿”，那么，1977，1978，1979，这三届大学生也可以称为“三中全会的产儿”，这一代人和祖国的改革开放一起成长，也见证了这三十年的风风雨雨。
我的研究兴趣集中在中国近现代史领域。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在大学的这20多年，我对现今大学在三中全会后取得的“进步”和所存在的“弊端”，都有深切的感受。我先是参加做集体研究项目，以后决定走自己的路。这条路是颇为艰辛的，但是生逢历史的转折年代，还是顺着自己的性情，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从民国史，共产革命史，再延伸到当代史，这都是距今不远的历史。
20世纪的前半期，中国的史学家多研究古代史，许多历史学研究者不认为近现代史是“历史学”。60余年前，法国遭德国法西斯入侵，年鉴学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满怀忧伤，开始着手写他的那本杰出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他说，在他年轻时，他的高中老师曾对学生说过这样一番话：“183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一切都是政治学。”布洛赫说，又过去许多年，人们还是说：“自1904年或1940年以后，已无历史学可言。”马克·布洛赫所说的上述看法，中外皆然，曹聚仁也有言，“二十年内无历史”。如果站在一个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都不无道理，距今较近，治史者受到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写出“信史”的难度确实很大，况且对距当下不甚远的过去，史家也需要一个沉淀思考的过程，所以我一般把自己研究的时限放在四五十年前或更久远的过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文章合为时而著”，古代、近代、现代、当代，又都是相对的时间的概念，它们构成了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历史之流，治史者感时阅世，青灯黄卷，上下探究，所得所获，用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表达出来，即所谓“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归根到底，历史学终究去不了叙述者的主观性，所以历史学乃人文学，非“社会科学”也。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时代的任何一本史书，都只能是一家之言，完全真实的历史可能永远无法还原。
米歇尔·福柯说过，“大写的历史的确是我们记忆之最博学、最警醒、最活跃，并且无疑是最拥挤的区域；大写的历史同样是一个深底：所有存在物都是从这个深底开始存在，并且不确定地闪烁。”检看自己所写的一些文章，可能也多少留有“闪烁记忆”的印记，我希望自己能够尽量约束主观性，力求做到客观，尽最大的努力去追寻那段真实的历史。而在这个过程中，个人所能做的其实十分有限，也就是把过往的历史现象当成研究的对象，去叙述、分析它的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提供一些个人的见解。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载《战略与管理》1995年第4期。
19世纪中叶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转折时期，当时，面临着“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古老中国步入了前所未有的、与传统的农业社会迥异的、现代性逐渐增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条道路在中国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条道路上，中国既取得过巨大的成就，也一次次丧失了历史赐予的难得机遇，长期在通往现代的旅途中蹒跚而行。中国变革的艰难无疑与前现代社会的历史遗产有关，也与中国政治中枢的政策选择密切相连，同时它还受到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中国以迥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有方式实行社会转型，无论它的成功还是挫折都丰富了人类的经验宝库，为众多的后发展国家提供了深刻的教训和启示。
一、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基础
数十年来，一个长期在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是，如果没有1840年开始的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能否主动开始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从而完成从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在这里，我们尝试性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中国所承袭的巨大的遗产中，包孕着可诱发现代社会的因素，这些积极因素在一定条件的作用下可刺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变；但是，作为总体特征的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却存在着根本性的制度缺陷，它严重阻滞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成长，如果没有外来刺激，即使中国社会中存在着“资本主义萌芽”，也无法出现资本主义，中国仍将处于前现代状态。
作为1840年在亚洲东南沿海与西方列强相通的东方大国的中国是长期被西方思想家所钦羡的对象：一个以皇权为核心、职能分明的中央集权官僚政府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下，统治着4
政治是传统社会的决定因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制度构成中最有现代因素的部分就是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中央集权官僚制，然而也就是它本身的结构性的重大缺陷阻碍了中央集权官僚制向现代政府制度的转换。
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具有一定的理性色彩。在皇帝之下，内阁、省、县的垂直的行政系统有专门化和职能划分的特点，按照法律和惯例有效地掌管国家行政事务，垂直的监察系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负责监督各级官吏，以保证政令的执行。不受阶级和财产限制，在科举制基础上建立的官员升迁系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对维系中国官僚制度的稳定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操作层面上，这样的官僚制度，与依职能分层、各司其责的现代政府制度并不构成严重冲突。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两点：第一，中国的中央官僚集权制对基层的统治力量较弱，朝廷在县以下的支柱是享有功名的乡绅，中央权力并不能完全达到基层，征税及征集劳役实际上依赖于乡绅。处于家族、宗族网核心的乡绅的行为往往严重破坏了中央集权官僚制的合理化因素。所以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只存在于县以上的政府机构，县以下的乡村则处于高度分散的无组织状态。显然，这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能够全面协调社会力量处理公共事务的、完善的社会组织结构是相冲突的。第二，中国官僚集权是以儒家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它以道德伦常为基本准绳，在义务与权利的关系上没有明确的界定。儒家规范虽不排斥个人的成就取向，但人情取向更占主要地位。中央官僚集权制的垂直系统固然保证了政令的通行，然而也带来各级官吏不思进取、因循守旧的严重惰性。加之宗族、家族的因素与政治结构互为一体，为派系斗争提供了永恒的竞技场。更为重要的是，儒家意识形态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石，它提供了对世界的全部解释，成为不可逾越的治国安邦的基本原则。它是建立在传统的“中国为天下中心”的世界观之上的，它的丰富性与普遍性，使中国统治者与士大夫相信儒家学说已穷尽世界一切真理。中国既是天下中心，并有着辉煌的无与伦比的历史与成就，那么中国之外的“夷务”就不在中国人关心的范围之内，参见《东华续录》卷四十七，第15—17页；另见《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九，第16页；苏舆辑：《翼教丛编》卷六，第20—21页。
顺理成章，也就对竞争不感兴趣，没有了变革的紧迫感。至于解决中国国内周期性的政治衰败和政治动荡的良方更无需从“异域”寻觅，在包孕万家的儒家学说的众多派别中自有疗救的方案。经过千余年的儒化，这套由科举制为外在体现的儒家意识形态已完全内化于中国人的心理深层，从而成为回应外部世界挑战的巨大的心理障碍。这样，在与外部世界交往时，中国就很难随形势而改变政策，从而处处显得迟钝与僵硬。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与政治结构一样，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可现代化因素，但是，这些积极因素同样因经济结构的制度性缺陷而被吞噬。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的研究表明，在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具有私人契约关系的土地与劳动力交换的活动一直十分活跃。
参见傅衣凌：《明代前期徽州土地买卖契约中的通货》，《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一般而言，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并不严重，官营工商业在国家经济生活中也不占主要地位，而个人则享有流动性的选择职业的自由。然而，与这些可现代化因素相比，中国前现代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障碍性因素则更为强大。首先，19世纪中叶之际，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与微弱的商品关系相比，自然经济占决定性优势。其次，中国人的商品经济活动只限于一般的手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简单交换，几乎不存在以大机械为动力的制造业与加工业。再次，可以在社会经济活动中起调节作用的国家，几乎不干预经济行为，也缺乏外贸观念，无法承担起经济起步所必需的资源征集和建立经济组织以及建立与外部世界经济联系的责任，使得分散的商业力量无从集中。因此经济结构中若干积极因素不能拓展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扩大在新质的基础上的生产规模；如果说在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尚存在若干合理的成分，那么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结构则基本发挥着阻滞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作用。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套极其复杂的，探究有关人与宇宙、人与社会的关系的庞大的思想体系。根据近30年中国现代新儒家及西方中国学学者对儒家典籍的选择，儒家学说中蕴含着某些与现代社会毫不冲突的可现代化因素。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台北：正中书局1984年版，第553—557、第494—495页。
例如：对人之终极理想的追求，对违反人之终极追求的现存社会现象的反抗等等；更重要的是在孔孟、朱熹的思想中还有着对人之主体生命的高度敬意和对人之自由意志的肯定，这与西方近世推动过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精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美]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14页。
然而事实上，作为长期维系中国社会稳定的支柱的儒家学说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时，却节节败退，逐渐丧失了统合社会的功用。尤其发人深省的是，乍看起来似乎与现代民主政治并不矛盾的儒家民本思想始终未能促成向尊重公民自由的现代民主制度的转换。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与现代社会相脱节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基本上是发挥着维系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制度作用，其现实导向具有强烈的权威主义色彩，直接排斥与现代契约关系相连的个人主动精神与公民意识的培育和成长。
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水平，构成了中国前现代社会的基础。当1840年中国遭遇到前所未有的西方侵略和价值观念的冲击时，中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这就是如何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适时改革中国现存的社会结构，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创新和观念变革，重新汇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资源，使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在冲突中走向新的融合，从而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然而当时的中国统治者与绝大部分士大夫却被动地、消极地试图以微小的、局部的政策调整来摆脱中国的危机，选择的是尽量缩小变革规模的道路，结果使中国的转变更充满曲折和动荡，造成中国社会转型进程的跌宕起伏。
二、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困厄
根据衡量一个社会现代性的强弱的具体指标，即工业化、都市化、识字率、现代契约关系、社会流动性和政治制度化来分析1840年后的中国社会变迁，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前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结构在大约100年的时间内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1840—1911年，历经72年的变迁，中国已从一个典型的传统社会向具有现代色彩的新式民族国家过渡。自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期间的急剧变动甚至更大。因社会转型所引发的国内与国际矛盾的激烈冲突，演化为各种政治力量的新的组合和分裂。与现代观念散播的同时，新的经济势力和社会力量也急剧增长，而传统的政治、经济结构与观念文化绝不妥协地对新生事物的激烈反抗，使得中国的变革波谲云诡，一波三折。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第一阶段大约历经72年，中间经过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其特征是消极、被动地被纳入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中。
第一时期：1840—1860年，面临西方列强的军事侵略，中国试图在不变动原有制度的基础上运用传统政治、军事、经济资源进行全面抵抗，但反而遭受到更大的耻辱与失败。在大约20年的时间内，中国历经西方列强强加的两次鸦片战争，丧失了大片国土，被迫开放通商口岸，向列强提供片面最惠国待遇，在民族危机不断加剧的险恶形势下，清廷统治者不思变革，终于爆发了长达14年的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彻底暴露了中国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弊端及清廷统治者的麻木与愚昧。
第二时期：1860年左右至19世纪末，随着西方军事、经济、文化和政治力量在中国的急剧增长，中国传统社会发生了裂变，出现了试图在保存中国传统内核前提下的变革运动。这个时期的变革主体是受西方侵略刺激而图谋改弦更张的清廷开明人士和与西方有联系的部分士大夫与新兴商人。但由于清廷最高统治者抗拒进行制度性的重大创新，严重影响了中国转变的规模和速度，在强大的西方压力下，不仅未能恢复中国昔日的国威，走上富强之道，反而进一步走向衰落。
严格地说，中国的变革始于19世纪60年代。在西方的刺激和压力下，清廷开始寻求变革，首先是在1860年创立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继之，由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崛起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指导下进行了旨在寻求富强的洋务运动，开办了一批现代军工企业和民用企业，这是中国工业化的最早基地。稍后，一批与官府有密切联系的士绅转而兴办有官府背景的民用企业，中国出现了新的社会力量：早期民族资本家和从农民转化而来的近代工人。这样，中国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变化。饶有趣味的是，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中崛起的湘、淮军势力是最早与西方接触并表示愿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的社会力量，而中央政权则受到观念、利益等的限制，对变革表现出很大的消极性，这样就不可避免地逐渐丧失对国内的控制能力，导致地方势力的急剧膨胀，这些地方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又的确是湘、淮军势力的延续。这个时期的变革的中心内容是引进西方的军、民用工业技术，即所谓“器物层次”上的变革。“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体现着调整但不动摇传统这种指导性的变革思想，即被迫承认中国传统不能解决器物层次的进步，尽管它仍是“中国中心论”的一种变种。由于中国传统势力的极其强大，企图变革的、受到西方思想影响的士大夫阶层试图在“托古改制”的旗号下，悄悄进行一场融汇中国传统与近代西方思想的制度变革，企图从器物层次的变革向制度层次的变革迈出一步。然而这一步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有可能彻底动摇中国社会的旧有结构。中国守旧的统治者对此进行全面反抗，扼杀了这次变革。百日维新失败的深远意义，也许是变革推动者与扼杀者都未能充分预见的——中国试图走日本道路的希望与机会就此彻底丧失了。
第三时期：从20世纪初到1911年清王朝崩溃、1912年中华民国创立。戊戌变法在血泊中被扼杀并没有使清王朝走向中兴，相反中国向恶性方向急剧发展。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使清廷的最后一点自尊和傲慢完全被卑怯、投降所替代，庚子协定极大地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经济，从此中国真正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这时，清廷开始较有系统地革新制度，包括制定具有现代色彩的法律、奖励工商、创建政府职能机构、鼓励留学、制定宪政时间表、设立省级宪政咨议机构等。尤其具有重大意义的是，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制度，转向追求实用科技的现代教育制度，此举彻底动摇了中国前现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变革措施显示，在经过近60年西方的严重冲击后，中国统治者终于明白，即使为保持统治阶级自身的既得利益，也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但是这些大规模的变革是在清廷统治已严重削弱的形势下进行的，加之变革不可避免地带来社会的动荡，因此清王朝的政治结构几乎濒于全面瘫痪。旧结构的衰微和大规模变革刺激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接受了西方思想和日本经验的海外中国留学生，以孙中山为核心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完全意义的现代政党——同盟会，成了推动中国现代化的主体。代表了新经济关系及思想价值的社会组织——商会、科学社、各种学会、演讲会等成了刚刚萌发的市民社会的中坚力量。新式学校、报馆、译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近代国家观念和以英、法经验为依归的民主主义思想以通商口岸为中心，把推动变革的意识逐渐散播于社会，形成一股要求彻底变革社会的强大思潮。作为这种思潮与新社会力量互动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中国的变革终于走向制度的层次，1911年10月10日，爆发了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亚洲第一个以美国制度为样板的共和国，即中华民国。
数千年帝制的崩溃和共和政体的建立，是中国进入了向现代转变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又可分为北洋政府统治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两个时期的任务是相同的，这就是建立新型民族国家，以保护经济起飞，实现社会的全面变革，加速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中华民国的创立为大规模的制度变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开辟了新的前景。辛亥革命的巨大创新精神体现在政治、经济、思想观念各个领域。帝制的瓦解和皇权的崩溃，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民国初年国会的建立，现代政党政治的初步展开，标志着中国政治制度化的起步。新式教育和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为中国人提供了激励变革的新的世界观。民国初年大批报刊创办，一时全国报纸达500种，北京一地就有大小50多种报纸，就连地处偏僻的四川也有23种报纸。在20世纪初发展工业的基础上，新式工业（以纺织、食品加工为主）有了迅速发展。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对发展工商业也表现出一定的兴趣，颁布了若干鼓励实业的法规和条令，《政府公报》1914年1月14日，第606号；另见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0页。
一时使企业界“耳目一新”。城市商业活动日趋活跃，并逐渐由沿海、沿江向内地渗透，一个新的全国市场开始形成。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是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重要一步。然而，中华民国的创立，只是为中国的最终现代化提供了某种可能性，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有赖于国际和国内诸多条件的配合和对旧有结构的彻底更新。问题的关键是，在旧结构的基础上，能否建立起新结构?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能否完成民族独立和改造的双重任务？正是在这些关键问题上中国遇到了新的挑战。这包括中国所面临的不利的国际秩序与在国内新形势下改头换面的传统主义的全面反扑。
第一，中华民国的成立并没有减轻中国所承受的西方的巨大压力，也没有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增强中国的主权独立。毋庸置疑，中国是一个后发展国家，处于以欧美为核心的世界经济圈的边缘，已发展的西方列强与东方的日本在中国的扩张固然刺激了中国现代因素的增长，但同时对中国的转变也构成了巨大的障碍。西方列强在中国攫取的一系列特权严重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所必须的积累：协定关税、租界内的治外法权、片面最惠国待遇、海关和邮政权利的控制、外国在华的驻军和势力范围的存在等等，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破坏了推动现代化中枢的中国政府的权威。
第二，中国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被动的。中国的悠久历史和辉煌文化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一种对西方文明既欣赏又排拒的矛盾心态。民族主义的振兴要求发掘中国传统中的爱国主义资源，激励国人的爱国热忱，保障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完整，而彻底进行社会改造又要求重新评判中国传统，向西方可取之处学习。1840年以来中国先进分子长期处于两难境地，他们一直试图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调适点，但屡屡失败，无从解决这个尖锐的时代矛盾。民国肇始，并不能改变这种困境。
第三，清王朝崩溃和继之结束的袁世凯统治使中国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急速衰微，地方军阀乘机崛起，国内政治出现了长期动荡，严重地阻碍了现代发展所要求的集中与分权相调适的机制形成。这使国家的政治、经济资源无法汇集。
第四，中华民国创立后，新的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多元发展的需要。然而现代化的外装并不能掩盖沉重的传统的全面影响，政府制度化程度低下，缺乏现代政治人物，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市场经济受到传统方式的严重束缚，都预示着中国社会转型将面临艰难曲折的道路。
这种进步与保守的冲突，又和中国与西方列强、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矛盾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不仅贯穿于北洋政府的整个统治时期，而且在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后，以更尖锐、更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严重影响。
20年代以后，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对中国的进一步渗透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体系加速了分化的过程，社会各阶层的分裂和对抗也日趋激烈。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东南沿海沿江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逐渐衰微，众多农民由于受“外力压迫”，兼之“受不良政治的影响，苛捐杂税的勒索”，“土豪劣绅的剥夺”以及“水旱灾荒的损失”，“已陷于破产之境”，
参见孙科：《筹划救济农村的方法》，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40页。
纷纷涌入中心城市，破产农民加入了雇佣劳动队伍，使得工农之间的联系逐渐扩大，相互影响加深，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人口压力，造成大量失业和无业游民的激增。同一时期，西方国家为转嫁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加紧了向中国倾销商品和输出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构成了巨大的压力，在外货倾销的打击下，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陷入困境，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引发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关系的长期紧张。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表现得十分激烈。西方思想的冲击和帝制的崩溃，打破了传统社会原先在政治体制、经济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及伦理规范之间的高度整合。“五四”以后，社会变迁逐渐在改变着人口结构，愈来愈多的人口向沿海都市和其他中心城市集中，社会分工加速，社会成员因所处生活环境的不同，文化趣味也开始产生分化，致使社会的文化价值日益趋于分殊和多元化。伴随着现代教育机构的普遍设立，学生人数和自由职业者的急速增长，西方新思潮的竞相引入，报刊的日益普及，一种有别于传统价值观的新型文化观在都市逐渐形成，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文化上的新价值，由知识界、教育界通过言论、著述的渠道在社会扩散，并被众多的知识分子所接受。新价值的竞相产生，降低了知识分子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对中国传统价值的尊崇，同时也激化了新价值与固有价值及传统结构的紧张冲突。参见胡适：《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现代评论》第4卷第83期，1926年7月10日。
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一方面为知识界创造新价值及新价值的传播提供了适当的环境；另一方面，价值的分殊和多元发展又刺激了群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促使新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和壮大。
传统社会结构的分化过程集中反映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从大革命时期广泛的政治动员中壮大起来的社会运动和继承“五四”时期自由主义资源，从学术专业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自由知识分子以及民族资产阶级，把愈来愈多的工农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带到了社会的政治中心，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实现社会公正，呼唤建立新的文化价值体系，重构政治共同体，以回应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趋势。
传统社会结构的持续分化和日益广泛的社会群体跃入社会的政治中心对中国政治体系构成了强大的压力，客观上要求创立一种容纳现代性与民族性，能够处理不断变化的社会问题，容纳社会变迁过程中产生的新兴力量的新的制度机制，用以协调、整合社会冲突。这种新制度结构和新价值信仰系统的创立，一方面有赖于有机地融汇现代性和民族性，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创造具体制度和新的价值信仰系统，才能具体落实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把现代性的一般取向和民族性的特殊取向结合起来。
在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如何调适民族性与现代性是一个既牵涉到民族感情，又涉及社会利益的再分配的复杂问题，处理方法上的得失往往决定了社会变革的规模、范围和整个国家的面貌。毋庸置疑，虽然最早从欧美国家展开的现代化已提供了实行现代化的某种示范，然而非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自己的文化背景出发，发展具有自己特征的现代化的形式。民族主义和民族传统是所有后发展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础，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特征，照搬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能真正使本民族复兴。但是，任何民族特征的社会发展模式又必须具有可与现代文明相通的现代化因素，只有把现代性因素融入本民族文化传统，对传统进行革命性的转换，刺激传统中可现代化因素的增长，才可能为社会变革提供联系历史与现实以及未来的源头活水。然而如何在操作层面具体调适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关系并不单纯是一个学理问题，它固然与统治阶级是否具有推动社会变迁的明确的意识有关，而且变迁本质上是社会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直接牵涉到社会利益的再分配，因此占据政治体系中心的统治阶级与传统社会势力的关系及其政策取向，对社会转型中的现代性与民族性的结合，必然产生决定性影响。
中国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所遭遇的严重挫折正是统治阶级顽固维护统治集团利益，拒绝以现代眼光看待变化着的事物所必然导致的结果。统治阶级的传统取向使其无法有机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故而不能为中国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新的制度结构和能被社会各阶层人民共同接受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
20世纪20年代以后，指导国民党政治行为的基本思路是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的统治策略。蒋介石的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的基本特征是：强调以蒋介石为核心，在中国建立具有中国传统政治色彩，高度集权的新军事强人的统治，以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社会发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促进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对国家的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聚，因此，确立权力中枢的权威，由国家对社会实行某种程度的控制性指导，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利用传统建立权威以积累人力与物力资源，并不能真正推动国家的现代化，权力中枢的权威必须建立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真正促进权威的确立，并有效积累社会资源。反之，为了维护统治集团的私利，利用传统抗拒变革，拒绝容纳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力量，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支持，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威既不能真正建立，社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也难以集中。
在蒋介石新权威主义统治策略指导下建立的国民党的制度结构，保留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大量痕迹。首先，国民党的政治制度功能分化缓慢，权力高度集中，一切权力最后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国民党的政治体系完全排斥权力制衡关系，既不存在党内制约，也不存在社会制约。
其次，一党专政的巨大封闭性排斥了带有根本意义的社会变革，蒋氏集团以“中国国情”为由，拒绝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拒绝为中产阶级提供可以影响国家政策制定的参政渠道。为了维持既存的社会结构的稳定，蒋介石把一切要求改革的社会力量均视为是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以“保卫民族传统”为旗号，不惜诉诸武力，一一消灭，选择的是一种中国传统式的统治方法，基本放弃了对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冲突进行调节的和缓方式。国民党的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地组织起来，因此，它的统治一直缺乏稳定的先决条件，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事实证明，国民党对于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制度创新的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各种群体的要求必然超出这个过程而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逐步形成新的社会和政治中心，最终取代国民党的统治。
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和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关系紧密。与国民党不能创立新组织架构相适应，国民党也不能为社会提供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新的价值信仰系统。作为国民党的新权威主义思想背景的新传统主义，是一种由蒋介石所倡导，力图在保守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吸收若干西方文化因素，以支持国民党政治实践的意识形态。新传统主义实质上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的翻版，国民党的既定文化方针是，把肯定儒家思想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竭力以儒家文化作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对西方文化则排斥其思想和政治上的多元主义的内容，吸取科技、军事、管理知识。一贯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汲取资源的蒋介石，在三四十年代利用政权力量发动了新生活运动和新道统运动，试图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将社会上各种正在滋长的分散的价值纳入官方意识形态的框架，重建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最终要求社会成员认同国民党的政治象征，服从或效忠国民党政权。但是这种文化上的努力并不能使民族性与现代性真正得以融汇。作为后发展国家，把若干传统的因素纳入制度框架之中，本是题中应有之义，经过选择和转换的传统因素，可为现代性因素提供赖以发育、成长的土壤；同时，体现了历史继承性的社会变革又可减轻社会转型必然带来的文化脱序和社会震荡。但对传统的借助必须有一个质的规定的限度，一旦越过某种界限，大量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就可能对现代性因素构成阻滞，最终吞噬现代性因素。蒋介石的新传统主义作为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危机和国内政局长期动荡在文化上的反映，它表达了统治阶级和与传统社会相联系的、要求维护固有价值的那些社会力量在文化上的意愿，具有强烈的排斥现代性的取向。被国民党称为民族传统、民族精神集中体现的“礼义廉耻”、“四维八德”之类，完全排斥了现代文明的概念，不仅无法构成民族的新价值信仰系统，反而成了国民党抵御文化自主性发展的政治符号。当蒋介石用传统眼光看待社会变迁时，也只能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沦丧”、“立国精神丧失”的结论。更为重要的是，新传统主义对吸取现代文明所抱持的态度是极端保守的，国民党不是把社会变迁看成是自觉的目标，积极予以促成，而是出于维持现状的需要，欢迎接受现代文明中的物质部分，其着眼点完全基于强化传统的政治和社会结构。
由于固守传统，拒绝了全面的社会改革，新传统主义融合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就只能成为口号和说教，根本不能成为民族的精神凝聚中心。国民党集权政治结构的僵硬、保守，决定了它难以整合社会转型中产生的各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官方的意识形态也不能把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新价值纳入其主要象征，并植入制度框架；这样，1928年后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无法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认同，最终使国民党不能完成重建政治共同体的任务。独立自主的、能被社会成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高度认同的现代民族国家始终未能建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真正建成。
三、中国现代化的经验与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的基础上，中国在与国际社会日益密切的联系中，逐渐从农业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的现代社会过渡，这种过渡既有着与一般后发展国家相似的经历，也有中国所独有的特殊性。
中国转变的特殊性受制于过渡过程中的转换机制和转换方式，它充分展现了中国迈向现代社会时所经历的深刻的内在矛盾。中国转变的复杂性集中表现在推动中国从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最初阶段的动力并非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正是在外部压力的刺激下产生了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中国在前现代社会中并无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中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一种与忠君思想联系在一起，维系中国传统政治结构的意识形态，它在历史上虽然发挥过抵御外族入侵的作用，但是在本质上，它与近代国家自主公民所孕育出的现代民族主义有着巨大差别。从传统爱国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转变的中介因素是社会变革，只有社会变革的新因素注入到传统爱国主义中后，爱国主义的内涵才能由忠君、维系帝国统治转移到捍卫自主公民的主权国家的新角度，从而发挥出巨大的社会动员力量。一百多年来，追求统一、富强、民主的国家始终是中国人孜孜以求的理想，它与变革、改造传统密切相连，从而产生出一种与传统爱国主义迥然有别的新内容。这个过程始于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早期维新派，历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到了孙中山才渐渐成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价值目标的孙中山三民主义克服了狭隘的种族论，标志着现代民族主义最终形成。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走向全面变革的里程碑，从此掀起了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巨澜。1938年由毛泽东揭示的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价值追求的革命民族主义更成了未来新中国的基本原则，对动员广大农民和各阶层人民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近代以来中国所面临的严重的外部侵略和压力，中国人被迫在追求民族解决与社会进步的变革中把国家统一置于首要地位，迫切要求建立能够有效动员社会资源的强有力的政府，以此作为推动社会转变的中枢。然而，为解决中国所面临的紧迫问题，中国人只能有选择地吸取外来观念，形格势禁，引入的外来观念在与本土文化结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许多始料不及的变形现象。
这以早期共产无政府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引入中所产生的变形最为严重。1908年，刘师培最早向国人引入了共产无政府主义思想，刘氏介绍的最大特点，是以中国传统来附会外来学说，结果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与外来的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融汇了，但共产无政府主义学说的原意也就面目全非了。“五四”时期在中国大兴的自由主义在引入中国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严重的畸变。强调尊重、保护个人基本权利的自由主义在中国被解释为实现富国强兵的有效工具，于是以个人为最后依归的西方自由主义在大多数中国人眼中成为一种失去价值内涵的、属于器物层次的操作工具，导致“民主工具说”、“自由工具说”长期盛行不衰。引致外来观念变形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分子深知中国变革的艰难，为了追求富国强兵，使外来观念易于在中国生根，被迫修改原义。这种修正，使社会变革的速度与范围受到严重限制，削弱了对中国传统观念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核受到的震动大为减弱。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统治阶级出于维护既得利益而作的强制性政策规定，这对中国现代化进程造成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国族危亡的形势，虽然会对现代化在各个领域展开的时序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又不是绝对的，因为统治者可以用不同方式对现代化进程加以引导和塑造，而这种引导和塑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政策取向。例如，1932—1937年，国民党为了巩固一党统治，有意将抗日救亡与社会变革、个人解放完全对立起来，以“集中国力，抵御外侮”为由发起的“民族复兴运动”，就包含有贬低个人、蔑视个人的强烈的法西斯主义的倾向。参见刘炳藜：《民族抗日战》，载《前途》第1卷第4号，1933年4月，第4—5页。
抗战期间，国民党在“抗日至上”、“国家至上”的口号下，公然宣传反民主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集权主义的理论和“中国传统文化优越论”。其实，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后依归应为国家统一与人民自由幸福的有机统一，两者互为依赖，缺一不可。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主义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度，如果人民基本权利受到轻视，则极易演变为独裁专制国家，而这种独裁国家并不能走向现代化。同样，现代民族主义不仅包括对国土、主权的维护，而且它也包含对已革新的民族文化的认同，在民族危机的形势下，民族文化尤其能发挥凝聚人民的作用。但是抗拒或限制变革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的一个惯用方法，就是以保卫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为号召，刺激、煽动狭隘、保守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持传统的政治秩序和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这就使得中国的变革往往夹缠许多无谓的纠葛，反复循环，不断重演，极大地妨碍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结果，在统治集团的有意识的误导下，尽管新思潮竞相引入，但除知识阶层外，大众心理的变化并不显著，中国人传统的强调差序格局的依赖型的权威人格并未改变。在政治、社会生活领域，人情关系、地域、派系、权谋仍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因素，构成了政治行为与社会人际交往的普遍范式。作为推行现代化的主体的以强调人的自主性为特征的人的观念与行为的现代化的发展程度很低，严重阻滞了现代化的全面展开。这样，如何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民主之间建立互动的协调关系，始终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造成中国变革曲折、艰难的另一重大原因是百年来的改革仅集中于上层结构，很少波及下层社会，而农村传统的社会结构根深蒂固，没有受到重大冲击。自19世纪中后叶以来，中国所发生的历次改革，由于仅注重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屡屡遭到失败。这说明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经过农村底层的彻底变革。然而即使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没有对农村产生强烈影响，农村的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以及广大农业人口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追求中国现代化的无数志士仁人先是把变革的目标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法律制度，以后又致力于改革传统的思想和文化，但很少涉及如何改造以农业为本位的广大的中国农村社会。他们不明白中国所需改革的不仅是上层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结构，更重要的是改革下层社会结构。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数亿农民仍然生活在传统的农业社会，和少数中心城市的逐步工商化，就构成了社会转型的二重分裂局面。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少数沿海沿江城市的繁荣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社会的整个面貌。只有在中国广阔的农村进行长期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式的大变动，以商品经济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才能真正建立起从农村到城市，和从城市到农村的双向变革渠道，从而推动社会真正走向现代化，因此农村底层的重整，就成了决定中国变革最为艰巨而又重要的关键。
总结中国变革的经验，可以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1）中国的变革与外部世界的挑战密切相连，中国以外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变革起着巨大的示范影响。19世纪以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进程加强了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中国日益卷入与外部世界的广泛联系中。伴随侵略和压力而来的外来观念冲击着中国社会，改变着中国人的观念和行为，刺激了中国人的强烈的变革图存意识和变革活动。外部世界的冲击具有明显的二元性质，一方面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现代化的展开（以日本侵华破坏最剧），另一方面新型的外部现代化成功模式又刺激了中国现代化因素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外部世界的侵略、干预和影响，决定了中国变革的反应模式和中国现代化的规模与速度。
（2）合理地利用注入了变革因素的民族主义，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动力，为中国变革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但狭隘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要求相背离，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展开制造了无穷的困难。执政者对外部世界的挑战作出反应时，世界观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它固然严重影响了执政者对外部知识的鉴别能力，但维护既得利益则是最重要的因素，统治者只有在变革无碍其统治的前提下才能对变革作出有限的反应，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统治者为了保存既得利益，惯于利用民族主义抗拒变革。
（3）近代以来在如何对待中国传统的问题上所形成的占压倒优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严重阻碍了中国变革的全面展开，使得中国文化的重建难以实现，不能构成现代化的支持条件。虽然在西方世界的冲击下，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在19世纪末已不可避免走向崩溃，然而在引入西方制度、观念的过程中，由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维和选择方式的广泛影响，儒家社会的基本内核仍保存了下来。致使产生了新形势下儒家传统社会的变形形式：儒家内核加现代化外装。在这种社会形态中，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结构仍然十分顽固。政治上的分权制衡与制度建设无从实现，市民社会和全面的市场经济难以健康成长，排斥意见多元和思想自由的独断性的意识形态仍表现出极大的生命力，作为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传统中国人的国民性无法得到根本改造。
中国从19世纪中叶走上变革之途，至20世纪上半叶，有几次现代化的良好机遇。统一的中央权力机构为自下而上的变革提供了保障基础，适时把握住这样的机遇，把传统的连续性和变革的突进性有机结合，进行结构性改革，社会变迁对社会带来的冲击将相对减小，社会也将在稳定与变革的互动状态下，迅速发展。但是外部条件的险恶与内部条件的限制，破坏了这种和平改良的可能性，逼使中国的变革走出另一条途径。然而中国现代化是一历史趋势，客观要求中国人在不断交化的形势下为此目标作出新的选择和探索。1949年国民党政权的崩溃结束了两大统一政权之间动荡的过渡期，新中国的成立又一次为中国现代化的展开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思想与精神，重新聚集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展开前所未有的、深刻的、全面的社会变革。
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
本文为作者在江苏省陈独秀研究会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刊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5期。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在台湾的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的社会问题，但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是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台湾教授家里和台湾乡下农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并行不悖，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都认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到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是很有限的，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而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在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从日本而来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现在就回到一个这些年学界所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的问题。我的看法是：（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的。（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的问题，有的和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先生，在肯定他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的时代局限，方为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批判的继承。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原名《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及其困境》，收入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2007年再版。[1]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1927年国民党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共政变，结束了国共合作局面，开始了统治中国22年的历史时期。国民党声称它的政治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三民主义，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法即是孙中山制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1928年6月随着第二次北伐完成，新疆通电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和东三省即将“改旗易帜”，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全国。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训政纲领》，宣布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在训政时期，以蒋介石为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掌有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
“以党治国”是1928年后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国民党为解决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采用苏联以党治国经验并融入中国民族主义资源，创设政治制度，实现对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是20世纪非西方的后发展国家运用苏联模式的开端，它是孙中山鉴于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党政治实践的失败而转向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的产物。
孙中山在从事长期反清斗争时，是把在中国实现英、美政党政治制度作为主要奋斗目标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希望以议会政党竞争的形式，组织政党内阁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但是在袁世凯暗杀了主张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的宋教仁后，孙中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强调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党员尤其要绝对服从党的领袖的指挥。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中华革命党总章》中提出，革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军政和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孙中山全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7页。。这样，孙中山的政党政治思想就由主张多党制转变成了“先一党制后多党制”的政党政治两阶段论。
孙中山虽然在思想上已对中国实现直接多党政治表示了严重的保留态度，但是由于当时世界先进国家并无实践一党制的具体经验，无从加以仿效，因此，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孙中山实际上已搁置了“以党治国”的设想，而在实际政治活动中尽力争取西方国家，尤其是他所称之为“民主之母”的美国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作为对美国支持中国革命的一个回报，孙中山多次表示，中国将实行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民主在中国的成败，几乎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参见［美］韦慕廷：《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中山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页。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重新燃起本来就持有“在革命期内需要一党专政”看法的孙中山对一党制的强烈兴趣，参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第544页。然而俄国一党制却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尽管从1918年开始，孙中山就与苏俄政府及其代表进行了多方面的接触，但双方关系并无实质性的进展。一方面，孙中山还未最后下决心放弃在中国实践英、美民主制度的意图；另一方面，他还需要时间以密切观察苏俄政权的稳定程度，思考苏俄革命经验于中国的具体途径。
20年代，孙中山面临着艰难的选择，这就是如何调适在学习苏俄一党制经验和排拒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两者关系之间的矛盾。孙中山仅把十月革命视作革命成功的榜样，而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充满疑虑。1921年12月，孙中山在桂林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重申了他对中国正统思想——“道统”的信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1922年4月，孙中山在广州会见苏联代表达林，对在中国实行共产主义的前景表示怀疑。但是就在这时，苏联实施重大策略转变——“新经济政策”的消息传到中国，使孙中山大为振奋。孙中山反复向其追随者宣传，由于已经允许私有制存在，苏联已放弃共产主义，而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若相契合。孙中山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实行实际上表明苏联已采用了三民主义。尽管孙中山减轻了对苏联的疑虑，但最后仍以《孙文越飞宣言》表示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
在拒绝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后，孙中山表示要“以俄为师”。至于向苏联学习什么，孙中山则有明确的限定：学习苏联的“办党经验”和建军经验。学习苏联“以党治国”的经验，以党领政，以党训民。在《关于组织国民政府案之说明》中，孙中山认为，俄国革命之所以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上”，“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可为我们模范”。孙中山希望运用苏联建党、建军经验和其他政工经验，把国民党改造成类似于苏联共产党那样具有铁的纪律和绝对服从领袖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党。孙中山对苏共与工农群众的密切联系也深感兴趣，希望国民党也能像苏共那样，发挥现代政党的政治动员功能，从社会基层寻求新的力量。孙中山对中国百姓的政治和文化素质持悲观态度。他认为中国人民由于长期生活在专制之下，未能接受现代教育，与现代国民的水平相距遥远，以这样的国民素质不能迅速适应并享受现代民主政治。“夫以中国数千年专制退化而被征服亡国之民族，一旦革命光复，而欲成立一共和宪治之国家，舍训政一道，断无由速达也”。《孙中山选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因此，国民党有责任以“保姆”身份“训导”、开化民众，才能为国家进入未来的民主宪政阶段培植基础。“民国之主人者，实等于初生之婴儿耳，革命党者，即产此婴儿之母也。
既产之矣，则当保养之，教育之，方尽革命之责”。《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6页。1924年1月，在苏联与中共的帮助下，孙中山按照苏共的模式正式改组了国民党，以“民主集权制”的形式建立了从中央到基层的组织。但是孙中山的最终目标仍是要在中国实行类似于美国的政治制度，吸取苏共的经验只是为达到目标所施行的重要策略手段。因此，孙中山虽明确规定，一俟北伐结束，国家即进入国民党统领一切的训政阶段，但他同时又指出，“以党治国”的训政阶段只维持六年，“保养”、“教育”民众的目的是“要待主人成年之后还之政也”。一经地方自治完成，执政党将还政于民，举行国民大会，进行自由选举，国家最后进入民主宪政的阶段。
1924年后，国民党正式确立了党治形式，国民党不仅通过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别是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而且还通过党的领导人兼任政府要职控制国民政府。为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国民党在军队中也建立了党代表制度。1928年后，国民党保留了广州武汉时期的大部分党治形式，但又对其作了重大修正，逐渐形成国民党党治国家的基本特征：
国民党党治国家的模式是苏联革命专政在中国的歪曲反映。1928年的国民党虽然在结构上承接的仍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根本变化。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已经变质，“革命”成了国民党“党专政”的代名词。已经控制了国民党的蒋介石以“党制”为工具，竭力突出自己的地位，掌握了不受任何力量制衡的绝对权力；蒋介石还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具有排斥其他政治力量、独掌中国命运的强烈的“革命使命感”；配之以系统化的意识形态的宣传鼓动，使国民党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动员的效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苏俄革命专政经验在中国成了国民党强化其一党统治的工具。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孙中山已为国家在进入宪政之前预先安排了一个由国民党以集权的党治形式管理国家的政治阶段；更重要的是，国民党上层集团认为，只有通过党治，才能有效应付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内外挑战，并为确立国民党政治权威提供最重要的保障。
北伐结束，国民政府的权力实际上只限于沿海沿江的江苏、安徽、浙江等数省，国民党的权威遭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地方军事实力派和日本这三个方面的严重挑战。
面对这三方面的严重挑战，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核心的统治集团企图运用党治国家的全部资源，对内实行武力统一，“消灭反侧”；对外“寻求与日本较长时间的妥协”。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北：财团法人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45页。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广告，声言：“外患日急，国势阽危”，正式提出“安内攘外”的口号，鼓吹“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以忍辱负重之毅力，雪党国百年之奇耻”，宣称，准备“以有组织之努力”，“必期于最短期间，剿灭赤匪，保全民命，削平叛乱，完成统一”。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21卷，台北：正中书局1956年版，第14页。至此，明确把“安内攘外”作为国民党政权的基本国策，试图以此来确立并巩固国民党的权威，造成一个所谓建成三民主义新中国的环境。
30年代初、中期，在“以党治国”总方针指导下的国民党的“安内攘外”政策虽在局部领域获得进展，但在总体上却陷入严重困境。
1927年后，国民党把中共视为威胁其统治的“心腹之患”，必以武力消灭之。参见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攘外》，载《蒋总统言论汇编》第10卷，第174页。从1930—1934年发动了对江西苏维埃区域的五次军事“围剿”，和对鄂、豫、皖、湘鄂西等中共区域的武装进攻，使中共的武装力量受到严重损失。1934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共机关和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向西南、西北地区长征。中共在中心城市的组织遭到更为沉重的打击。1927—1932年，中共高级干部18人，中级干部80人，低层干部和党员1
国民政府对待日本进逼采取的妥协退让政策，极大地损坏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权威，造成大部分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严重疏离，导致产生了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的信心危机。获得各阶层人民广泛拥护的“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口号给国民党的剿共政策造成巨大压力。面对社会各阶层的强烈不满，蒋介石虽执意以武力消灭中共，但行动受到严重的掣肘，“剿共”的目标难以实现。一则对共产党单纯依靠武力，并不能彻底“肃清”。中共武装虽被削弱，但因号召抗日，获得全国其他党派和各阶层人民的广泛同情，1935年后，中共力量逐渐复苏。二则1933年国民政府为牵制日本而与苏联恢复邦交，既已联苏，继续反共就不能使中苏关系获得改善，也达不到以苏联抗衡日本的目标。再则，仍然控制广大地区的地方军事实力派，高举“抗日”旗帜，发动针对南京的武装事变（1933年11月爆发福建事变，1936年6月爆发两广事变，1936年12月12日爆发西安事变），南京若再继续对日妥协，其“合法性”资源将损失殆尽。即便暂时镇压了中共，地方实力派也将以“抗日”而兴起，进而取代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
“安内攘外”政策的困境证明，“以党治国”并不能最终实现国民党领导中国现代化的目标。
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党治国家模式本是一种较为可行的选择。落后国家实现社会变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即是必须具有一个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及由该政党控制的国家权力中枢对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关系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调节。同样，现代化不能在战乱和动荡中成长。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确立社会秩序，强化中央权力的有效方法。
实现“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是国内政治环境的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1928年后国内政局的长期的动荡和国民党各军事派系之间的武装对抗使国民党政府缺乏实行党治的内部环境，日帝对华的侵略不但加剧了中国国内政局的动荡，更直接威胁到国民政府的生存。在这种形势下，国家政治中枢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缺乏调节国内社会关系的基本效能。
实现“以党治国”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执政党必须具有严密的纪律，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高度统一。虽然1927年后蒋介石有意吸取苏共经验，声称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力”，“党员工作比非党员更要艰苦，更要奋斗”，参加《革命文献》第22辑，第288页。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列宁主义的政党。1928年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古应芬、邓泽如为首的胡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长期争斗。1930—1931年，国民党几度分裂，先有1930年8月北平反蒋的国民党扩大会议与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抗，继有1931年5月广州的国民党非常会议和国民政府、南京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对峙，后有1932—1936年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西南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使国民党政治上的统一始终难以真正实现。
在党组织与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也缺乏苏共所具有的基本影响力。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完全分开。国民党的组织实际上只存在于中央，在省以下的基层，国民党的组织形同虚设。1945年前，国民党党员不需缴纳党费，这就使得国民党中央几乎不了解其基层组织的一般状况。由于国民党组织的“中央化”，它的影响力很难依靠其组织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更难以顺利渗入社会基层以影响民众。由于这个特点，国民党不能实现类似苏共那样的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实现“以党治国”，必须正确处理执政党、政府权威和社会变革的关系问题。权威的确立必须辅之以社会变革的各种措施，只有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经济结构才能促成权威的真正建立。反之，一味追求扩大政府权威，忽视社会变革的全面的协调的推进，就很难获得社会成员对现有秩序的认同，执政党和政府权威也就不能真正建立。1928年后，面临不利的国际环境和日帝侵略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尤其需要采取积极的改革措施，一方面用变革促成权威的形成，另一方面用权威促进变革，使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以缓和国内的尖锐矛盾，进而积极调节国内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促进经济的增长，从而推动国家迈入现代化的进程。然而20—30年代的国民党未能通过有效调适确立权威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来舒缓国民政府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就造成了国内政治关系的长期紧张。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是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理论来源有三：英美民主主义，中国传统文化，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孙中山自称，他的三民主义理论“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归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吴拯寰编：《孙中山全集》第4集，第1页。对于苏联革命专政思想与三民主义的关系，孙中山虽未专门论及，但联系到20年代初、中期，他对苏联革命专政理论的大量论述以及对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所作的比较，尤其是吸取苏共经验，改组国民党的重大政治实践，可以认为苏俄革命专政思想已融入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
三民主义的三种思想背景对孙中山政治活动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显著的区别。20年代之前，在孙中山的政治实践中，英、美民主主义占较大比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相对比较微弱。但随着1917年后孙中山政治上的不断遭受挫折，他对英、美民主主义虽继续抱有强烈希望，但同时开始重视中国文化传统，1921年后，孙中山回归中国传统的痕迹越益明显。孙氏深感单纯追求英、美政治模式，忽略中国传统是其革命不断遭挫的重要原因。孙氏开始相信，只有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柢，从而“规抚”外来思想才能为其政治活动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孙中山向中国文化倾斜的同时，孙中山把目光又转向新生的苏俄，经过审慎的研究和思考，对苏俄革命经验作出了选择。
在政治哲学领域，孙中山把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加以融合，声称“三民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在政治制度领域，孙中山把苏共治国的模式移入中国，完善“以党治国”的思想。在政党建设领域，孙中山吸取苏共民主集中制的组织经验，使国民党有了新的现代政党的组织形式。尽管孙中山在20年代明显向中国传统文化和苏联模式倾斜，但并未完全抛弃长期影响他的英、美民主主义。
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三个思想背景，在政治实践中加以有机融合，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加以具体体现，这就使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民主主义、苏联革命专政思想得以融会贯通，最后服从于国民革命的需要，形成了三民主义结构的完整性。
1927年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大幅度的修正，完全抛弃了使三民主义得以恢复活力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彻底破坏了三民主义作为一种动员型意识形态的结构完整性。
首先，蒋介石歪曲性地突出孙中山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倾斜，执意凸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特征。用“三民主义渊源于中国文化”、“国民革命是中国文化的体现者、保卫者”一类的宣传，强调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1935年11月，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案》（以下简称《定则》）凡十二条：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革命文献》第76辑，第210—214页。《守则》对党员要求包罗万象，但远离时代精神，只能被视为一个中国传统道德修养团体的要目。此《守则》似可证明在30年代中期，国民党与时代要求的严重脱节。
第二，蒋介石又以反对不平等条约、收回权利为由，利用民众反对西方列强的情绪攻击英、美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为其违反人权、厉行独裁作掩护。
第三，国民党以反共作为向西方列强献媚的礼物，一方面以此弥补西方对其反对不平等条约而产生的不满，从而争取西方的谅解；另一方面，在公开反共的幕后，又歪曲性地吸取苏联革命专政思想。
经过对中国传统文化、英美民主主义和苏俄革命专政经验的这番调整，三民主义就成了一个缺乏基本内涵，在政策上显现上有较大随意性的一些口号的堆积。
1928年后，国民党虽对利用三民主义进行思想控制一度表现出重视，也曾通过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庐山、峨眉山军官训练团等，对国民党中高级干部进行培训，但是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方面，基本上毫无建树。国民党没有专门的三民主义理论研究部门，除了个别之外，没有高级专家对三民主义作学理性或政策性的深入研究，这样就必然使本已脆弱的官方理论更显粗糙。更有甚者，国民党利用政治手段强制灌输三民主义，造成了严重的形式化的弊端，直接破坏了三民主义政治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军、公、教公立机关每周一的“总理纪念周”，除了恭读“总理”遗嘱、敬礼仪式外，毫无实质内容。
更大的弊端在于三民主义口号与现实的严重脱节。
民族主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征是，以中国“正统”文化为本位，以拒俄拒日为中心，力图保存中国民族独立与文化传统。蒋介石思想的这些特点早在1912年亡命日本创办《军声》杂志时就已萌发。蒋介石认为，对中国主权独立的最大威胁来自日、俄，中国必须加紧本部与满蒙、新疆、西藏的联系，但中日、中俄最终将在数十年内爆发战争。
由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脆弱性和三民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需要的严重脱节，使得三民主义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的大厦。1928年后，国民党无法使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有机融合，浑然一体，只是为了眼前需要，或是有意凸现某些内容，或刻意淡化、回避另一部分内容。固然，经过这番调整，三民主义可以为当下的政治目标服务，然而正因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就丧失了一个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终难成为严密的意识形态。
正因为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出的严重随意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三民主义与自由主义、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问题。在现实政策层面，它也不能解释为何要反共，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蒋介石只能故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主义、有思想的政治和武装力量的根本事实，而把共产党与红军称之为“土匪”，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的疑问，以摆脱在解释问题上无法回避的窘境。
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另一个致命的缺陷是，它无法在操作层面上，创造出既可以直接为执政党政治服务，又有深厚的理论背景作为支持条件的鼓动性的政治口号。国民党虽然也提出过一系列旨在贯彻其政治主张的政治口号，例如，“崇道德以振人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建设新生活”，“反共剿匪”等，尽管这类口号尚称简洁，但是，口号的背后却缺乏缜密的义理系统，因此，并不具备震慑人心、凝聚人心的功效。
检视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可以说基本上是失败的。国民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丧失政治理想、没有精神凝聚力的松散的“政治”集合。促使国民党集合的动力只是利益，而非意识形态。1928年后长期主持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曾联系国民党的实际，总结了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三种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同乡同学关系。他认为，在国民党内发生作用的只是经济关系和传统的乡谊关系。参见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3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68—69页。此番言论，乃是长期身处国民党上层统治集团，深知国民党性格的陈立夫，对国民党所作的坦率解剖，非外人所能体察。
这样，尽管国民党在1928年统治中国后，竭力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构筑党化意识形态，但因其理论的内在矛盾和与现实的严重脱节，使得三民主义最终无法发挥整合社会的作用。三民主义就成了国民党维护“一党专政”，镇压异己的一根大棒。由于取得政权后，国民党在民族、民权、民生三方面都未有实质性的进展，其标榜的“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就成了一句空话。
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社会控制的强化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反映在政府行政机构方面，就是职责分明、分工精细的官僚组织在承担组织社会生活方面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由官僚（科层化）组织征集、配置社会的政治、经济资源，逐渐代替皇帝、家族依据个人兴趣、爱好对社会生活所进行的干预，是促成后发展国家的现代过渡的重要条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政府行政机构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国民党的党治模式对行政组织的构成和功能具有广泛的影响。
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案》，决定依据国民政府的建国大纲“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其中央决议资料》（上），第535—536页。行政院下辖内政、外交、军政、财政、农矿、工商、教育、交通八部，并设立参谋部、训练总监部、军事参议会和建设委员会、设计委员会、侨务委员会、蒙藏委员会及其他特种委员会，为国民政府直属机构。10月8日，南京国民党政府颁布第三次修正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以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五院组织之”。五院制是基于孙中山有关权力制衡的思想而设立的。在理论上，五院只是分工负责的范围各异，其权力则是平行的。但在实际运作上，行政院的职能最为广泛。
国民政府的五院制在形式上体现了权力互相制衡的原则，但在实际运作中，权力仍高度集中于个人。国民政府主席虽是国家最高元首，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的权限却因人而异，其权限可随一人之进退而增减。1928年2月至10月，谭延闿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主席一职形同虚设。但1928年10月由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后，其实际职权“较总统制国家之元首有过之而无不及”。董森：《战前之中国宪政制度》，台北：世界书局1968年版，第98—99页。1931年12月至1940年，林森担任国民政府主席，
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只是礼仪性的荣誉职务。然而蒋介石接林森任国民政府主席后，
权力则集中于国民政府主席一身。
国民政府行政机构受到党治模式的严重影响。作为一个社会动员型的政党，国民党在1928年后试图振作其“动员”特质，但是又力不从心，这就使党的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关系经常处于矛盾状态，影响了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
建立政府行政机构是组织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客观需要，通过政府行政机构的运作，国民党向公众公开显示出自己的权威，但在社会生活的潜层，还有一种以确立、巩固国民党权威为目标的秘密政治组织的广泛的特殊活动。1928年后，蒋介石为了应付南京国民党政权所面临的三重挑战，建立并逐渐扩大了直接从属于其个人的秘密政治组织，通过打击反对力量，强化个人权威，实现国民党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标志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大规模活动的开端。1932年在调查科基础上，成立了“特工总部”。同年国民党开始推行保甲制。1932年3月1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三民主义力行社”在南京秘密成立。不久，一个以“三民主义力行社”为核心，以“复兴社”为中层，以“中国文化协会”等组织为外层的秘密政治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迅速扩大活动。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重视运用公开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和秘密的恐怖活动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权威，一方面，大量创办刊物；另一方面，施用赤裸裸的暗杀、绑架等暴力手段打击中共和民主派人士。同时还监视国民党内的反蒋力量，并对华北的日帝活动进行调查。
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的崛起与30年代初中国所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以及国内矛盾有密切关系，它是蒋介石民族主义畸形发展的产物。
30年代初，随着民族矛盾日益加剧，蒋介石在继续强调中国传统的同时表现出对法西斯主义的兴趣。在蒋介石的鼓励下，国民党内兴起一股模仿德、意法西斯的广泛政治活动。一批蒋介石的学生、亲信攻击由非蒋分子控制的部分国民党组织和行政机构“腐败、争权夺利、效率低下”，散布“在中国实行民主还不成熟”的论调，鼓吹以暴力、恐怖活动和中国传统文化振作国民党、“复兴民族和民族文化”。与此同时，部分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一度赞同国民党为加强权威而采取的措施，认为在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强权政治或许是抵御外来侵略的有效途径。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就是这样借助于民族主义旗帜发起了以暴力教化为中心内容，旨在巩固国民党统治的“民族复兴运动”。
蒋介石企图以秘密政治组织的活动强化社会对国民党权威的认知，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其成果是有限的。
首先，蒋介石缺乏可以广泛动员的政治资源。国民党的秘密政治组织的核心是仅听命于蒋介石的一个排他性的小集团。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和国民党军队的非蒋军事实力派基本被排斥在外。在知识分子中，除了部分参加秘密政治组织的人之外，涉入期间的许多人只是基于民族主义而寄予同情，而非真正赞同秘密政治组织的所有活动。至于自由派知识分子则根本反对极权主义的舆论宣传和活动。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对蒋介石及其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基本处于隔离状态。
其次，国民党秘密政治组织从事社会控制的技巧十分粗糙。
再次，国民党无法解释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关系问题，因而对国民党政权的意识形态的合理性构成了很大冲击。
又次，秘密组织的活动处于隐蔽的地下状态，与政府行政机构的活动无法有机结合，难以依靠政治机构的配合。
最后，30年代中国中心城市的社会自治程度逐渐提高，人数众多的自由职业者的多元价值取向与“领袖至上”的一元价值取向存在严重冲突，秘密政治组织所普遍施用的赤裸裸的暴力、恐怖手段，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认同。尽管经由蒋介石及其秘密政治组织的积极策划，30年代中国社会一度出现极权主义的社会氛围，公众在社会生活中确实加强了对国民党的认知，然而这种认知的效果是负面的，国民党并未真正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控制。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
1928年至1937年，是国民党厉行党治统治的时期，然而就在这10年，国民党也并非完全拒绝进行任何政治变革，只是较大地限制了变革的范围、规模与速度。蒋介石在不涉及基本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变通地、有限度地对政治参与做了局部开放。
在对待政治参与的问题上，蒋介石基本上持怀疑和否定的态度，除了对西方民主政治缺乏全面认识的因素外，更重要的在于他认为，自由主义、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如果“简单照搬”，中国必然“天下大乱”，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将受到严重威胁。因此自1928年蒋介石实际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后，在他的指使下，黄埔系少壮派军官和陈立夫控制的部分文化界人士长期散布“民主政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甚至引述德、意法西斯主义攻击英、美民主的言论作为反对在中国开放政治的依据。尤其日本侵华步伐加快的30年代初、中期，部分自由派人士也对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的前景表示忧虑，更成为蒋介石排斥民主政治的重要借口。
但是“五四”以后，中国社会要求实现政治民主化，并非是缺乏基础的少数人的局部活动，除了英、美派知识分子基于理念长期不懈努力之外，30年代初，随着党治弊端日益暴露和日帝侵华，全国各阶层、各政党强烈要求扩大民主、开放政治。国民党内也出现了要求结束党治、尽速实现宪政的广泛的政治活动，参见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孙科文集》，台北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433、434页；另参阅《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第458—460页。在这两股压力下，国民党四届三中全会于1932年12月20日通过决议，开始宪政筹备事宜，蒋介石被迫在开放政治方面作出稍许让步，以纾缓国民党及其政权所面临的内外困境。
国民党政治开放的程度和范围是极其有限的，蒋介石严格地把政治开放集中在技术性的外交、经济和教育等领域，其基本特点是，在不触动国民党政治结构的前提下，引入部分非国民党籍的技术专家型知识分子进入国民政府的政治过程。
外交方面。1928年后，留用一些长期服务于北洋政府的著名外交家如顾维钧、施肇基等继续担任中国政府驻国联和驻美使节。1934年征用清华大学历史教授、主张集权改革的蒋廷黻担任赴苏考察代表，负责改善对苏联关系的特殊使命，继而担任外交部次长。
政治与经济方面。1932年11月，旨在改善国民党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由钱昌照、翁文灏等主持的国防设计委员会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成立，汇集了一批国际关系、经济、工商、教育、科技领域的著名学者、专家参与改革政治社会、经济的调查、设计工作。参加国防设计委员会的名流学者计有胡适、丁文江、杨振声、张其旳、吴鼎昌、张嘉 、陶孟和、范锐、吴蕴初、刘鸿生、万国鼎、沈宗瀚、王世杰、周览、徐淑希等。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易名为“资源委员会”，停止了军事、国际关系的研究而转入工业建设领域，具体从事经济资源的调查、开发，积极筹划中国的重工业建设。
1935年1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改组，蒋介石担任院长，下属的9个部长中有3个由专家主持，他们分别是王世杰、张嘉 和吴鼎昌。
30年代，蒋介石还派任了一批社会贤达、专家、教授担任立法委员。
教育方面。任命、聘请了一批著名学者担任教育部高级官员和国立大学校长、研究院下属各研究所所长。
立法方面。1933年1月后，征用一批著名的法学家如吴经熊、马寅初、陈茹玄等参与《五五宪草》和其他法规、条例的制订工作。
严格地说，征用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技术型专家参与组织经济、外交的工作，这能否称得上是开放政治是大可质疑的。30年代在国民政府中央五院一级担任主要负责人，在地方省一级行政机构担任省长的专家付之阙如。蒋介石引入部分专家进入国民党政治和经济领域，只是对党治国家的粗糙的外部形式所做的若干修饰，对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决策并不能起重大的支配性影响。但是在另一方面，征用技术专家，毕竟表明国民党的封闭体制已开始有所松动，受过良好教育的专家参与组织社会经济生活，使得经济生活中技术理性有可能得以发挥出推动社会经济、教育发展的积极作用。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在内外环境压力下，建立新的秩序，把确立、巩固国民党政治权威视为首要任务，在政策制定和政治实践中表现出一种保留大量传统痕迹又吸取部分西方文明因素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的趋向。
新权威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并巩固以蒋介石为核心的新强人统治，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外在形式作若干移植，但在核心层面仍大量保留集权的传统政治行为，由蒋介石以集权形式推行兼具历史延续性和变革性的社会变革。
国民党政治上的权威主义反映在价值和意识形态领域，就是以三民主义为价值符号，由蒋介石所领导的新传统主义。国民党重视用民族主义资源输入党治国家结构，蒋介石并不主张盲目复古，他也提倡学习吸取西方科学和技术管理知识与经验，但强烈地认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习惯以传统的方式建立政治和社会秩序。其全部功能是配合国民党的现实政治需要。
1928年至1937年，蒋介石竭力以新权威主义与新传统主义，处理纷繁复杂的内外矛盾，推行国民党领导下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国民党的社会动员功能因反共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日本不断扩大对华侵略而急剧衰落，国民党党政分开的政治结构无法有效控制社会，党的意识形态也无法有效社会化，从而获得群众的普遍认同，加上党内派别斗争持续不绝，纪律荡然无存，而实际控制国民党的蒋介石又不愿主动进行任何可能导致削弱其权力的党内和社会变革，使得国民党及其政府长期处于危机之中。1928—1937年国民党的政治实践表明，国民党的统治一直缺乏得以稳定的先决条件，它不可能在政治上把被统治者有效组织起来，其制度运转的动力并非来自社会各阶层对它的支持，而是完全依赖于军事强权统治。1928年后，国民党对社会转型的适应是失败的。由于国民党不能把社会变迁的新要求、新内容纳入政治制度的框架，缺乏政治创新能力，因此国民党不能提供政治制度化的过程，1928—1937年，中国现代化虽然在若干领域取得成就，但最终摧毁国民党政权的破坏性因素也急剧增长，最终延缓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过程。
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考释
载《民国档案》，1991年第4期。
力行社全称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它是30年代长期存在于国民党党内的一个秘密政治组织。几十年来，国民党对力行社的组织及活动内容讳莫如深，甚至故意迷惑视听，“有意混淆外界的认识”；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加之力行社组织系统复杂，机构层叠重匝，多以其基层组织复兴社的面目出现，有时则若隐若现，使得外界很难窥其真貌。尤其国民党在败逃台湾前夕，已尽行销毁所有力行社原始档案，因此力行社的一些基本史实，至今仍晦暗不明，只能把某些回忆录作为主要资料来使用，造成了若干史实谬误。笔者认为，在对力行社的研究缺乏原始档案资料印证的条件下，应参照、比较多种回忆资料，进行细致的鉴别和辨析，这是正确陈述史实的基础。本文则根据近年台湾披露的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干国勋等的有关回忆，参照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邓元忠研究力行社活动的论文，就国内民国史和现代史学界长期沿用的康泽的关于力行社回忆中的失实之处——力行社的成立时间及组织层构问题进行考释，以澄清这两个至今仍混淆不清的基本史实。
一、“复兴社成立在先，力行社成立在后”，与事实不符
目前，被研究者普遍采用的力行社、复兴社的成立日期，主要来源于当年参加过该组织人士的有关回忆。康泽在《复兴社的缘起》一文提到：“力行社的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具体时间则是复兴社成立月余以后的1932年4月间。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8页。与康泽的回忆相矛盾，黄雍回忆力行社成立复兴社之前，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13页。但是，黄雍未提及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日期。由于康泽系当年力行社的骨干人物，长期位居国民党要职，因此康泽的回忆就被视为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他的关于“力行社成立，是在复兴社之后”的说法，一直被某些论著辗转引用。《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4页。
1984年11月，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干国勋等撰写的回忆录——《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这是国民党人士在事隔力行社成立50多年后，第一次公开谈论这个神秘组织。干国勋在回忆中透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的重要背景情况，提供了力行社从酝酿到成立的大量具体情节，纠正了康泽回忆中的若干失实之处。
干国勋回忆中有价值的部分主要有两点：第一，他明确了最初酝酿成立力行社的时间、地点和倡导人物。第二，他具体回忆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和成立的详细经过。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我们始知道，力行社的最初酝酿是在1931年7—8月的日本东京，而非康泽所忆，是1931年11月的南京；力行社组织的原始发起人也并不是康泽所说的蒋介石（尽管不久以后蒋介石即成了该组织的事实上的发起者），而是当时在东京留学的原黄埔毕业生滕杰，力行社的最初组织雏形是由原黄埔学生组成的“护党救国筹备处”（康泽回忆中对此未有涉及）。
1931年7—8月，在日本东京明治大学和陆军大学学习的一批原黄埔军校的孙文主义学会的中坚分子：滕杰、贺衷寒、葛武棨、周复、潘佑强、肖赞育等，有感于日帝加快侵华步伐，同时又对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的壮大深怀恐惧，从而萌发“安内攘外”思想。在经过两次聚会后，这批国民党留日学生决定推滕杰等迅速回国，向南京中枢陈述他们的看法。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0页。
滕杰返国，正值国民党中枢分裂、宁粤激烈对抗之际，国民党党政要人根本无暇听取滕杰等的意见，滕杰受到冷遇，“觉得前途悲观”，于是决定先草拟一书面计划，以此计划与在南京的原黄埔学生先行联络，约在1931年8月间，滕杰即拟出一意见书，略云：“在极端秘密原则下，以黄埔为骨干”，推蒋介石为“领袖”，为“内平祸乱，外抗侵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深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5页。意见书拟定后，滕杰立即找到任中央党部秘书的曾扩情，曾对滕杰的意见书一拍即合，两人随即决定以滕杰的意见书为号召，集合同道，至1931年9—10月，在南京举行过两次聚餐会，参加者达20余人，滕杰等迅速派人前往上海、杭州、安庆、济南、开封、北平、南昌、武汉等地，进行秘密联络黄埔毕业生和建立核心组织的活动。此时力行社之名还未问世，这个由黄埔毕业生组成的秘密政治组合当时即被称为“护国救党筹备处”，办公地点即设在南京二郎庙街康泽的掩护住所——“康泽医院”内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3、71页。（康泽的回忆对此段史实及“康泽医院”皆未涉及），由滕杰担任筹备处的书记，负责与各地核心组织联络。
这段时间约在1931年10—12月，蒋介石此时对筹备处活动还未闻其事。滕杰等以为蒋介石正处于各方“责难”环境中，“恐不会同意”彼等做法，因此未报告蒋。然而事实证明，滕杰等的担心完全多余。当蒋介石下野返回奉化故里后，约在1932年1月中旬，从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力行社发起人之一）处，获知了黄埔学生的活动，蒋介石对此表示十分赞赏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4页。。邓文仪立即给在南京的滕杰一封密函，通报了蒋介石的态度。蒋介石的赞许使南京黄埔毕业生的活动“更积极进行”。滕杰、贺衷寒、酆悌、康泽等加快了秘密组织的筹组活动，并迅即组成了三个秘密行动小组，以南京为中心，兼及上海、杭州，调动他们所控制的军、警、宪力量，展开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捕和镇压，使“九一八”后高涨的抗日民主活动一度转入低沉。
干国勋详细回忆了力行社成立时的具体细节，他在回忆录中明确提出：1932年3月8日是力行社组织的正式成立日。
根据干国勋的回忆，1932年1月下旬，蒋介石在挤垮孙科内阁，重返南京中枢后，立即召见滕杰、贺衷寒、康泽，听取有关黄埔毕业生秘密联络活动的报告，蒋介石对他们在1931年12月至1932年1月所发挥的“治乱扶危”的“作用”，表示“极为欣慰”。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载干国勋等著《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78页。在这次召见时，滕、贺、康开始面称蒋介石为“领袖”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77页；邓元忠：《民主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对于蒋介石的这次召见，康泽的回忆十分模糊，无参加召见的人员、日期和谈话内容等具体细节）。在这次召见后约月余，蒋介石命邓文仪通知滕杰，从3月4日晚7时起，召集在南京的筹备处全体人员到他陵园官邸举行谈话会。自3月4—6日，由蒋介石亲自主持，谈话会连续开了三晚，参加谈话会的筹备处人员都作了发言，最后一晚，蒋介石发表了竭力鼓吹“安内攘外”的长篇总结。3月7日上午，蒋介石又在励志社召集筹备处全体人员，讲“知难行易与致知力行”，随后，出两道题，命与会者选其一作国文一篇，次日再到励志社交卷。3月8日，蒋介石在励志社批阅每篇作文后，主持了秘密组织的宣誓和选举，蒋介石亲自把此组织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干国勋：《三民主义力行社》，《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87、116—117页。
干国勋关于力行社成立于3月8日的回忆得到邓文仪的印证。邓文仪在《民族复兴记》一文中，回忆力行社的成立日期也是1932年3月8日。邓文仪：《民族复兴记》，转引自陈敦正《复兴社、青白社、蓝衣社》，见《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65页。干国勋、邓文仪均系当年发起成立力行社的关键人物，干国勋在力行社成立时，即担任了力行社中央候补干事，在撰写有关力行社回忆录前，曾与在台湾的一些昔日力行社骨干分子经常交谈；邓文仪在30年代初曾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并在蒋介石与力行社发起者举行谈话时充任记录，了解大量内幕。干、邓有关力行社成立前后活动的回忆自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干国勋、邓文仪的回忆也有很大的缺陷，第一，拿不出确切的佐证资料，证明3月8日确是力行社的成立时间。第二，干国勋、邓文仪在70年代末回忆力行社早期活动时，都届古稀之年，有些具体史实，因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模糊。如干、邓均回忆康泽参加了力行社成立大会，但事实上康泽当时因率记者团赴沪，没有参加成立大会。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36、138页。除康泽外，邓文仪还误把肖作霖列名在成立大会与会者之列，其时，肖作霖还未参加力行社，肖作霖1933年方加入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肖作霖：《复兴社述略》，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11辑，第71页。所以，尽管干国勋等的回忆提供了不少鲜为人知的细节，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力行社成立前后的复杂情况，但3月8日成立之说证据尚不足。
美国纽约马利斯特学院邓元忠教授（邓文仪之子）对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3月8日的说法持有异议。1981年，邓元忠撰写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初稿》，确定2月29日是力行社成立的准确时间，其依据是蒋介石当天的日记记有和力行社成员谈“力行哲学”的记载，邓元忠：《民族复兴运动在民国史中的意义》，载《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3册，台北，1981年，第232页。1984年，邓元忠正式出版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史》，修正了原来的提法，改而确定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同年，邓元忠还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一文，在谈到力行社活动时，也持3月1日成立之说。见邓元忠：《新生活运动之政治意义阐释》，载《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1984年，第31页。从邓元忠研究力行社的有关论述所引用的若干资料看，3月1日成立之说，有相当的可靠性，其理由有二：（1）邓元忠因是邓文仪之子的关系，熟识许多国民党大陆时代的党政要人，他在研究力行社历史时，曾多次与其父长谈，并走访了滕杰等原力行社中坚分子，征得了许多重要的口述史料。邓文仪可以在这些口述史的比较、鉴别的基础上，寻出比较接近事实的结论。（2）邓元忠因其家世身份的缘故，接触了若干台湾迄今尚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尤其台湾方面允许邓元忠利用蒋介石未公开的日记等重要资料，邓元忠利用这些便利条件，参考口述史料，兼之受过正规的史学考证方法的训练，较之仅依靠回忆资料得出结论更为可靠。
笔者同意3月1日成立的说法，主要的依据是冷欣的有关回忆能从侧面对3月1日成立之说提供补证。冷欣是黄埔一期毕业生，1932年初正在南京陆军大学读书，但滕杰等在筹组力行社时却把他排除在外，力行社召开成立大会时，冷欣没被通知出席，但他却听到风声赶到会场，然而却被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赶出了会场。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1页。事隔几十年后，冷欣坚持力行社3月1日成立的说法。冷欣声称，力行社3月1日成立，不致有误，因他个人“当日因事，有笔记为证”冷欣曾向陈敦正提供了这个情况的资料，见陈敦正文，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72页。。冷欣被撵的插曲反映了当年成立力行社的极端秘密性质，此事不仅给冷欣，而且给当时的与会者均留下深刻印象。干国勋、邓文仪在回忆列举参加力行社成立大会名单时，曾误把不少未参加者列入，唯独没有列入冷欣的名字，而冷欣把这件事记住，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所以迄今为止，冷欣提供的这个回忆资料，就成了佐证邓元忠有关力行社成立于3月1日的有说服力的证据。
尽管干国勋、邓文仪和邓元忠在力行社成立日期上看法有异，但综合他们的看法再和黄雍、冷欣的回忆相对照，我们可以确认，至1932年3月初力行社成立时，尚无复兴社组织。由此可以断定，康泽关于力行社成立于1932年4月的回忆有误，“复兴社成立，是在力行社之前”的说法，不能成立。
二、力行社的组织层构
由于力行社采用秘密组织的方式活动，外界难以了解其组织状况，当年涉及其间的重要人物在回忆有关情况时，有的因年代久远，记忆模糊，例如康泽回忆认为，“力行社只有其名，并无组织活动”，“复兴社自始至终就是复兴社”；康泽：《复兴社的缘起》，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37辑，第149页。还有人当年仅在力行社某一层组织活动，而不清楚力行社全貌，回忆当年活动时，往往以偏概全。因此，数十年来，关于力行社的组织层构，一直众说纷纭。
根据近年台湾陆续披露的新的资料，现在我们可看清力行社各级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
力行社从组织功能看，有三个层次，依地域、职业分布则有四级，从其组织形态看，还有核心与外围团体之别。
力行社上述外围组织的有关章程均由力行社干事会讨论通过，其成立都经蒋介石亲自批准。这些组织都有日常办事机构和经费供应，从力行社——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到各种外围组织，至1938年计有成员约10万人。
以上是力行社组织层构的基本面貌，至于康泽所说（只有复兴社，力行社无活动），可能一是年代久远，撰写回忆录时手边无参考资料；二来在于力行社1933年后的大量活动，皆以复兴社面目出现，易产生混淆；三是康泽本人是当年力行社核心人物，在撰写回忆时对自己活动稍有讳隐，其实，正如干国勋等一再强调的，自始至终，力行社是最高核心决策机构，革命青年同志会是执行推动机构，复兴社“只是点线的奉命行事”。见干国勋：《驳斥“中国国民党法西斯组织蓝衣社”一书》，载《蓝衣社·复兴社·力行社》，第191页。
长期以来，史学工作者在研究30年代力行社活动时，都深感缺乏档案资料的难度，于是康泽的有关回忆就成了考察力行社活动的最重要的依据，大家一直未对康泽回忆的准确性发生怀疑。现在随着干国勋等回忆的出现，我们始有可能对康泽的回忆进行辨析，并把康、干等回忆互相校订，不仅康泽、干国勋等回忆中的史料价值可以真正呈现，力行社的面目也有可能逐步明晰。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载《江苏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
孙科是中华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以政治态度善变而著称。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唯一儿子，青年时代即在美国加入了同盟会。1922年底，孙科被孙中山指定参加国民党改组筹备工作，从此正式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孙科历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职，曾两度担任行政院院长。自1933—1948年底，出任立法院长一职，前后长达16年，是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成员之一。然而，国内史学界对这个民国史上有较大影响的人物，至今尚未充分展开研究。本文欲截取孙科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段，探讨1924—1927年孙科政治态度的复杂变化，就大革命时期孙科的政治活动及思想几经转变的过程进行考察，以求揭示孙科的政治态度变化的背景、特征和内在矛盾性，以及这变化与时代潮流的关系。
一、从反对联共到支持“西山会议派”
1917年夏孙科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后回国，担任非常国会及外交部秘书，主要从事为革命政府筹款的工作，从而正式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从1917年起，孙科由廖仲恺推荐，连任三届广州市市长，对推动广州市政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22年下半年起，孙科开始担任负责职务。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主持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指定孙科等9人组成国民党改组案起草委员会。次年10月，孙科被其父派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参加筹备国民党改组工作。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孙中山在大会上宣布改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重要发展时期。国共合作的局面的形成，有力地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高涨，同时，它也成为对原先追随孙中山先生的一批国民党人士的严峻考验。作为孙中山的儿子孙科，自然也莫能例外。孙科虽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大，并代表临时中央执委会作了关于党的章程草案的报告，但却竭力反对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针。在孙科看来，容纳共产党后，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将受到威胁；而排拒共产党将不影响国民党实行联俄和扶助农工政策，孙科对联共政策的反对态度受到了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划掉了原先拟定的中执委名单中的孙科名字，使他在国民党一大未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参见何香凝：《回忆孙中山和廖仲恺》，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17页；[苏]纳什尼亚科娃·阿基莫娃：《中国大革命见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31页。孙科尽管受到其父的批评，但是他并未改变自己的观点，从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至北伐前夕，孙科反对联共政策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形成了一个反对国共合作的“太子派”右派集团。孙科在国民党内资历、声望皆不能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相比，孙中山在世时，孙科并未能担任军政要职。孙科在国民党内之地位，基本上乃是由于孙之特殊身份而造成。孙中山作为国民党最高领袖，他的唯一儿子孙科，也无形中受到各方的另眼看待。孙科在国民党一大后，主持广州市党部的工作，由于国民党当时之势力，仅及广州一隅，因此市党部地位虽低，但在整个党内却有着特殊地位。孙科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自国共合作建立之日起，就公开表示怀疑。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孙科发言反对国共合作，遭到瞿秋白、毛泽东等人的驳斥。1924年6月1日，孙科和黄季陆联名，攻击共产党员违背国民党党纪，向国民党中央党部提出要求“制裁”共产党的提案。他还劝告廖仲恺，不要轻信共产党人。参见杨新华：《武汉反共与孙哲生》，载《现代史料》第2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3年版，第181页。由于孙科的特殊身份和他的露骨反共态度，一个以孙科为中心，以国民党广州市党部为据点的反对国共合作，名叫“南堤俱乐部”的“太子派”在1924年开始形成。属于这个派别，在当时和孙科交往较多的国民党员有吴铁城、傅秉常、马超俊、梁寒操、李文范等，邹鲁、伍朝枢等国民党元老和孙科的关系也比较密切。
第二，孙科积极支持“西山会议派”的反共活动。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势力开始抬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西山会议派”。孙中山之死，一方面对依赖其父声望扩展自己势力的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但就另一方面而言，又使孙科少了一重大限制。孙中山在世，孙科毕竟不能大张旗鼓和其父主张对着干；孙中山病逝，孙科遂可正式实施其反共主张。因此，在一致主张反共的前提下，孙科和“西山会议派”一拍即合。1925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孙科虽被选为政府委员，同时担任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组织部长、广东省政府建设厅长等职，但在充满国共合作气氛的广州，孙科显然不受欢迎。因此，孙科极谋对外发展。1925年11月23日，当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西山会议时，孙科适在沪，为和“西山会议派”遥相呼应，孙科邀请部分国民党右派开会商讨反共对策，决定联络北大“民治主义同志会”等右派组织，以及黄埔军校及南北各大学右派学生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1月25日，“孙文主义学会”上海分会在沪成立。孙科的积极反共态度，使他获得“反共大将”的称号。《黄季陆谈孙科》，《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8辑，台北：1978年，第284页。“西山会议派”对他抱“极大的希望”，不仅在于“西山会议派”看重他是孙中山的“哲嗣”，更因为孙科长期从事为孙中山先生筹款的工作，手上掌握可观的财源，可向“西山会议派”直接提供经费支持。事实上，西山会议及“西山会议派”在上海的总部，经费皆由孙科支出。因此，虽然孙科未出席西山会议，但他“实际上是西山会议派中心”。
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孙科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儿子，直接卷入“西山会议派”反共活动，无疑给新成立的广东革命政府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当时的中共领导人竭力争取孙科。1925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在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的协助下，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和孙科、戴季陶、邵元冲会谈，陈独秀向孙等表示中共无意“包办”国民党事物，希望他们为了国民革命前途和中共合作。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辑社1980年版，第67页。在陈独秀的劝说下，孙科表示可考虑回广州。在此同时，国民党右派、广东国民政府代表吴铁城也专程赴沪，“苦劝”孙科和“西山会议派”脱离关系，立即返穗，吴铁城向孙科进言：“党内不可分裂，免为共产党所乘。对付共产党乃整个问题，应从长计议。”《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在这样的背景下，孙科与吴铁城一道返回广州。尽管孙科返穗在客观上是对“西山会议派”一个打击，但是孙科在思想上和“西山会议派”仍保持联系。1926年1月11日下午孙科自沪返粤，即到黄埔军校探访蒋介石，商量在国民党二大庇护“西山会议派”的对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14册，第17页。“三二 ”事件前夕，孙科和吴铁城、伍朝枢秘密向蒋介石提议，“将首要共产党员十数人，送到中山县附近一个小岛或送到海上去”，《吴铁城回忆录》，台北：三民书局1968年版，第131页。对于孙科的反共活动，当时中央部分领导人就主张予以反击，1926年初，在筹备国民党二大时，周恩来、陈延年和鲍罗廷就曾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孙科的党籍《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19页。，但碍于孙中山的情面，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孙科不仅未被开除党籍，反而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因此，在1924—1926年国民政府时期，孙科在政治上一直被认为是“反动的右派”。《陈独秀1926年7月对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政治报告》，转自李云汉：《从容共清党》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第526页。
二、武汉政府时期的“左派”激进色彩
孙科的政治态度在1926年底广东政府迁移武汉之后发生重大变化。在这个阶段，孙科从国共合作的反对派，一跃转变为三大政策的拥护者，成为武汉国民政府内一个引人注目的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物。
1927年初大革命的政治形势是：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革命运动中心从华南移向长江流域，两湖地区的工农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反帝斗争蓬勃展开，反帝反封建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尖锐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右翼加紧投靠帝国主义，开始从革命阵营分化出来，统一战线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在如何对待三大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分歧公开化。
然而就在统一战线已处于严重危机，国民党左右分化进一步加快的1927年初，孙科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向左转的急剧转变。对于孙科的转变，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孙科在思想上具有一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这种思想倾向对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具有重大作用。孙科作为孙中山之子，在其父的影响下，较早参加了民主革命活动。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孙科虽然反对联共，但并不反对联俄和扶助农工，也未脱离革命阵营，而是继续从事他所负责的工作。在省港大罢工期间，孙科对工人阶级反帝运动表示了积极支持。他在作为广东政府代表团团长，前往北京与北洋政府进行商讨对英政策的谈判时，曾发表过措辞强硬的反帝声明。罗香林：《傅秉常与近代中国》，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第34—35页。这些活动表明，孙科是具有一定的反帝革命思想。另外，大革命的具体政治目标是打倒北洋军阀，这和孙科的政治思想并无任何冲突，中国共产党在北伐战争中所表现出的巨大作用，是必须正视的事实。所以从反帝和推翻北洋军阀的政治需要出发，孙科也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反共态度。
更主要的是，孙科对蒋介石军事独裁不满，要联合一切力量和蒋斗争，这是导致他改变对共产党态度，决定赞成联共政策的重要因素。北伐以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迅速加强，控制的权力也一天天扩大，致使一批国民党文职官员的地位明显削弱，对此，孙科深为不满。面对蒋介石迅速膨胀的军事独裁权力，孙科感到只有和共产党、国民党左派合作，并借助鲍罗廷的影响，才能抗衡蒋介石；而要获得共产党和苏联代表的支持，就必须改变原先的反共立场。这不仅成为政治斗争的需要，也和当时的革命形势有关。因为在1927年，统一战线暂时还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力量也迅速发展。在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对比上，一时还很难说蒋介石占优势。原来孙科有较多联系的“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二大受到沉重打击后，此时已不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和前途的政治力量。只有受到鲍罗廷支持的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核心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才是国民党党统的象征，这种政治格局对于很想要在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孙科而言，无疑必须加以正视。正是出于政治斗争的策略考虑，而不是思想认识上的根本转变，孙科才在武汉政府初、中期成为联俄、联共政策的拥护者。
1927年初至5月，孙科在武汉政府内扮演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国民党左派角色，到处演讲，到处发表文章。
第一，孙科猛烈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积极参加维护党权，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政治斗争。1927年初，围绕国民政府迁都武汉问题，在蒋介石和武汉政府之间发生了一场严重冲突，这种冲突实质上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争夺革命领导权的重大的政治较量。对于这一重大原则问题，孙科的态度十分坚决，他完全支持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定都武汉的决定。1927年1月中旬，孙科和鲍罗廷一道，代表武汉党政联席会议，把反对定都南昌的决定，当面交给了蒋介石。《武汉党政临时联席会议，第13次会议记录》（1927年1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不久，孙科又担任了武汉中央反对独裁，提高党权行动委员会五人领导小组成员，和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一道，领导武汉地区的提高党权运动。在孙科看来，“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很显然，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倾向已严重威胁孙科的政治地位，引起孙科的强烈不满。孙科认识到，只有提高党权，实行民主，才能对蒋介石进行有力的抗衡。因此孙科把提高党权看成是关系到国民党是否变成“军阀的党、封建的党、代表压迫势力阶级的党”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孙科：《我们为什么要有党》（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文言论》第13、12、14页，武汉，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青年部1927年5月版。
。孙科猛烈抨击“军队支配党，党变成了军人的附属品”的现象，指出“一切武装同志，都是党的工具，都要服从党的决议，接受党的指挥”。他强调，必须“完全打破”“从前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那种拥护个人势力的心理”，“否则革命势力的胜利，也不过是个人的成功，并不是党的成功”《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9—20、13、12、14页。。
为此，孙科呼吁恢复国民党一大所确立的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针对蒋介石把持国民党中常会主席，批评《整理党务案》关于设立中常会主席一职的决定，要求改组中央机构，“变更党章，把设立主席这一件事矫正，再把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改组”孙科《为什么要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9—20页。，在党的民主化基础上，创立新的党的权力组织。山田辰雄：《中国国民党左派的研究》，东京庆应通信1980年版，第186页。甚至在“四一二”事变后，孙科也到处说“必须打倒蒋介石，只有打倒了蒋介石局势才能好转”，表现出了强烈的反蒋姿态。[苏]A
在武汉政府前期，孙科在反对蒋介石独裁、维护国民党党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孙科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下，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0日在武汉举行，会议着重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行为。由于孙科的反蒋姿态在当时“最为突出”，这使他在二届三中全会上，加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交通部部长。这样，在汪精卫未返国前，孙科就成了和邓演达齐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
第二，孙科表现出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的政治姿态。三大政策是武汉时期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孙科此时改变了原来反对联共的观点，转而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革命高潮来临之际施出灵活的策略手段，努力去迎合时代的潮流。
孙科对联俄政策，大加赞美，他称赞联俄政策的实施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一个很大的转机”，
孙科：《怎样完成本党的使命》（1927年1月30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6页。
“我们的同志对这个革命的重要政策应该绝对的拥护”。孙科认为，联俄“实在不特是理所当然，而且也是势所必要”。因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是帝国资本主义，苏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敌也同是帝国资本主义，所以中国和苏俄，应该站在同一战线上，共同去反对帝国资本主义”。孙科还谴责国民党右派散布的“苏俄是赤色帝国主义”，“联俄就是要受俄国的支配实行共产”等攻击。他指出，“这是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一种最恶毒的谣诼”，联俄与实行共产，“实在不能混为一谈，联俄就是要达到国民革命的目的一个重要的策略”。孙科：《联俄政策》（1927年2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武汉：第30—33页。
对于联共政策，孙科也表示拥护。他认为，国共合作是“中国国民革命过程中的必然事实”，国共两党“同是革命党”，又面对“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敌人，两党又都要唤起民众去革命。所以，“中国国民党为贯彻国民革命的目的，在理论上，在事实上，也当然要和共产党努力合作”。
孙科：《纪念总理就要革命到底》（1927年3月），《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7—48页。
对于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国民党被共产党并吞去了，快要消灭了”的流言，孙科认为，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见解”。他指出，国民党的前途在于“本党党员自己是否能够革命”，“如果我们的党，已变成了时代的落伍者，不去革命，不理会被压迫的群众，甚至压迫农工，鄙屑农工，那么这个党的就是代表封建势力的党，是代表军阀官僚、土豪劣绅、买办阶级的党，也就是反革命的党，人家不来亡你，你自己先要亡！”孙科：《我们为什么要有党》（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14页。
对于工农民众运动，孙科也同样表示支持。孙科称赞1924年后国民党取得“一个飞跃的进步”，即贯彻了“一个重要的革命策略——农工政策”。⑤⑥⑦孙科：《革命与农民》（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2—44页。
他指出，“中国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农民革命”。⑤
孙科：《革命与农民》（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2—44页。
因此，“欲使国民革命成功，非使农工一齐起来不可”，而“本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实在就是三万万多农民的解放”。⑥
孙科：《革命与农民》（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2—44页。
孙科指出，国民党的农工政策，“是要替全国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去争回自己应享受的利益，不至给一般不劳而获的压迫阶级来独拿”
⑦
孙科：《革命与农民》（1927年3月4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42—44页。
。他高度赞扬两湖地区的农民，“在乡村中从事打倒反革命的土豪劣绅，为国民政府除去心腹之患，并且为将来的民主社会的建设，奠定一个坚固的基础”，
⑨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39页。
“已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放出伟大的光辉”。⑨
孙科：《国民革命中之农民运动》，《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39页。
孙科质问道：“如果国民党不扶助这三万万多的农民和工人，还说什么革命呢？”
孙科：《农工政策》，《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7页。
他进而认为，“如果国民革命，对于农民问题，没有彻底的解决，——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对于革命不表同情，不肯参加，这种革命便是落空的革命，虚伪的革命”，“那一定又再重蹈前次辛亥革命的覆辙，纵使军事上幸得成功，但这种革命仍是没有意义的，革命一定失败”。
孙科：《农工政策》，《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7页。
第三，孙科热情地宣传反帝革命主张，呼吁废除不平等条约。他说，辛亥革命以来，“国政紊乱，民生痛苦……推原祸本就是当时的党员民众，都未认清国际帝国主义是中国国民革命的大敌”。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孙科批评当时的革命党人，对国民革命的对象认识不清，反把推翻清朝视为革命的唯一目标，“以为共和从此告成，革命的事业也从此完结”。致使“从前那种革命的热情便渐渐消失，以致反革命的势力天天增长”。
②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7年1月7日），《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1—25页。
他针对国民党右派惧怕帝国主义干涉的心理，强调指出，“民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帝国主义者虽然在历史上有根深蒂固的极大势力，但拿它和革命的民众作战，是到底要失败的”②
。他还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报纸，以“中国政治腐败”为借口，拒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是一种倒因为果的谬论”，“完全是欺人之谈”，指出“中国政治之黑暗，经济之破产，完全是受不平等条约之赐”，他大声疾呼：“本党的第一个革命政策，就是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现在急迫的需要是平等与自由，废除不平等条约就是中国目前最急要实现的一件事”。
孙科：《废除不平等条约》，《孙科先生最近之言论》，第22、25页。
如上所述，孙科的这些言论，反映了他在武汉时期的初、中阶段表现出的积极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的政治姿态。孙科的这种态度，促成了他在武汉政府时期政治上的进步倾向。孙科政治言论的激进色彩，不仅使他赢得了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很高声誉，并且还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好感，陈独秀就曾称赞孙科是一个“真正的革命领袖”陈独秀：《革命与民众》，载《向导》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在这种情况下孙科政治上的严重弱点，被他激昂的调子给掩盖住了，孙科成了武汉政府国民党左派风云一时的人物。
三、从左派阵营又转到右派阵营
1927年1月至5月，是孙科政治态度最激进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孙科开口“农工政策”、闭口“反帝革命”。然而时隔不久，随着国内局势急转直下，在国民党右派反共逆流的冲击下，孙科的左倾色彩迅速消退。转眼间，孙科成为武汉政府内责难农工运动，鼓吹分共的右派代表。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科和汪精卫、徐谦等武汉政府“左派”领袖，同时面临着两种困局。孙科等既担忧共产党领导的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将“危及”国民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同时又害怕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会威胁他们的权力基础。在这两种矛盾中，孙科因为处处维护国民党领导权，所以和共产党的矛盾更加突出。
武汉政府后期，在蒋介石与帝国主义势力的联合进攻下，武汉地区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严重的经济危机使武汉政府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中共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指导和具体工作中的某些左的倾向又交织在一起，给孙科的反共提供了借口。孙科把当时的这种严重局势归咎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运动，尤其集中指责湖南农运的“不合理的幼稚病”孙科：《革命政府最近两月的经过》（1927年6月20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273页。。他对许克祥发动的“马日事变”大加赞赏，说对事变，“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344页。，这时孙科在工农运动方面的调子，已前后判若两人，他已完全站到了与工农相对立的立场。蒋介石叛变革命造成的形势逆转和共产党的某些具体工作方面的“左”倾错误，加速了孙科的动摇，对其一步步滑向反动阵营起了催化作用。促成孙科向右转的最主要原因是他对三大政策已产生怀疑。他认为三大政策的执行，已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存在。孙科一向力主国民革命以国民党为主体，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应属于国民党。孙科处于反蒋政治策略的需要，才一度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然而即在他赞颂联共政策时，也用的是以我为主、居高临下的口吻。孙科把联共政策解释为国民党的一个“策略”，他声称，共产党只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党，而“国民党是代表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党”。孙科以貌似公正的姿态把破坏国共合作的责任推给“两个党中的昏庸分子和幼稚分子”，不分青红皂白地告诫国共双方切勿“互相猜忌、互相冲突”，这种骑墙的态度，为以后公开反共埋下了种子。孙科十分重视国民党对民众运动的领导，对中共在工农运动中的影响深怀恐惧，一旦发现民众运动已不在国民党控制下，孙科就把民众运动和共产党一齐否定了。于是，在反革命逆流袭来之时，孙科立即就从三大政策的拥护者变为反对者。1927年5月以后，孙科“至是无日不对共党下酷烈的批评”陈公博：《苦笑录》上，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79年版，第106页、133页。，他攻击共产党使“原拟以国民党为主体而来运用的联俄容共政策，根本发生了变质”，指责联俄、联共政策，“不是联，也不是容，乃是降……三大政策变成了两大政策，降俄！降共！”《武汉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速记录》（1927年7月15日），转引自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2—33页。孙科并改变对鲍罗廷尊崇，转而骂鲍是“国民党里的共产主义阴谋家”[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33页。。1927年6月11日，孙科在郑州会议上攻击共产党，鼓吹把共产党从国民党中“驱逐”出去。7月初，孙专门著文，“说明国民党之三大政策之一，为容共而非联共”，此文影响甚劣，“予时社会以甚深之刺激”。7月15日，汪精卫召集“分共”会议，汪在会上作了“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报告，孙科对此报告极力赞成。7月20日，孙科呼吁和南京政府合流，并作为可被南京方面接受的代表，参加和南京方面的谈判。孙科以其反共态度，表明他已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尽管孙科声称“不愿向右转”同帝国主义妥协，但是事实上，他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Harold
从拥蒋到反蒋：1928—1931年的孙科
原名《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载《民国档案》1998年第3期。〖HT]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作为武汉时期国民党左派领袖的孙科，在步蒋介石后尘走上公开反共道路后，仍然位居国民党非主流派的地位。为了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权力，从1927年到1931年，孙科展开了积极的政治活动。呼吁“再造”国民党和高唱“以党治国”，就是他在这一阶段主要的政治诉求。伴随着孙科与蒋介石的政见分歧，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经历了从分裂到合作，从再分裂到再合作的戏剧性的变化。孙科的上述言论与行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国民党内部政见分歧与权力消长的互动关系，同时也反映了孙科作为一个温和改良派在国民党主流派强势压力下的脆弱性。
一、孙科与《再造旬刊》
《再造旬刊》是一份得到孙科与胡汉民支持、由一批青年国民党员于1928—1929年在上海创办的政论刊物。它集中反映了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以及孙科政治思想的改良主义倾向。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占据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大部分政治资源，引起国民党内部各派系争斗愈演愈烈。此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种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蒋介石专制独裁的社会思潮开始逐步蔓延，而这种思潮又和国民党各派政治势力争夺权力的斗争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1927年后，在孙科周围，原先的“太子派”逐步产生了分化，傅秉常、马超俊等继续追随孙科，吴铁城则投靠了蒋介石。此时，又有一批青年国民党员，包括梁寒操、钟天心、王昆仑、谌小岑、周一志等因对国民党内的现状不满，而同情孙科的政治主张。在这部分人中，有人曾奉胡汉民为政治领袖，以后由于胡汉民离职，原先拥胡的人均转向拥孙。这些人参加了由孙科支持创办的《再造旬刊》的编撰工作，并在政治上积极支持孙科，因此人们习惯上把这个围绕孙科的圈子称之为“再造派”。
《再造旬刊》是孙科在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领导权遭到失败的背景下创刊的。1927年“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没有立刻消除。为了促成国民党各派力量的统一和争取在重新组合的国民党统治集团中获得有利地位，孙科作为武汉方面的代表，积极奔走于宁、汉、沪之间。经过孙科的斡旋，并在孙的提议下，1927年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成立。9月17日，新的国民政府组成，孙科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当天，国民党宣布党政统一完成。
“特委会”是国民党内以桂系、西山会议派和原武汉方面的谭延闿、孙科为中心，在排斥了蒋介石、剥夺了汪精卫“合法”领袖地位后结成的一个不稳固的联合。因此，“特委会”遭到了蒋介石、汪精卫的抵制和反对。1927年11月10日，蒋介石结束了3个月的下野生活，自日本返回。为了达到复职和全面控制国民党的目的，他采取了联汪制桂的策略，决定取消“特委会”，以扫清复职的障碍。1927年12月3日至10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在沪举行。在汪精卫的支持下，通过了蒋介石复职的决议，并决定1928年1月1日至15日在南京召集二届四中全会，由蒋介石负责筹备，届时“特委会”正式宣告结束。由蒋介石操纵所通过的这些决定，对“特委会”主要策划者孙科，无疑是一沉重打击。1928年1月13日，国民政府再次改组，蒋介石安排宋子文代替孙科出任财政部长，孙科仅担任一个新成立的、空有虚名的建设部部长虚职。对此，孙科拒不受命，以此表示对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抗议。
1928年1月25日，孙科、傅秉常与也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胡汉民、伍朝枢等，以赴欧考察为由，结伴自上海乘船西行。在孙、胡临行前，他们曾要求当时主持两广军政的李济深拨出一笔经费给孙、胡的追随者在沪创办一个杂志，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在这样的背景下，《再造旬刊》于1928年3月在上海创刊。
《再造旬刊》系统地反映了孙科走“第三条道路”的改良主义政治思想。“七一五”反共政变后，当国民党统治集团陶醉在“胜利”的狂欢时，孙科和“再造派”就比较清醒地看到了国民党内的严重危机。他们提出“再造”国民党的口号，试图以此为国民党开辟一条“新路”。孙科和“再造派”在《再造旬刊》上的言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批评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已造成“全党大失信仰于国人”。孙科:《八十述略》，载《孙科文集》，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版，第15页。“再造派”对国民党曾抱有很大的希望，原以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太阳就要出来了”。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现实却是“冰冷、黑暗”，“阴沉沉死灰一片”。《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再造派”开始认识到，“所谓‘统一’无非是维持暂时的均势”，钟天心:《东方未明》，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他们批评“党的领袖”为了取得对国民党中央的控制，只顾忙于争执法统，把所有的精神都移来对内，造成国民党内形成“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趋势。党的领袖以“是不是我的嫡系”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一般党员“只图个人升官发财，或则依草附木，各树派别，作党内斗争之工具”。这样，在国民党内“只剩下一群混水摸鱼的人兴高采烈”。《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对此孙科大为不满，他惊呼，国民党已“危机四伏，在在堪虞”，他慨叹由于党的腐败，社会动荡加剧，产生种种“可怖的现象”，致使“民生凋敝，人心骚动”，“失业青年之充塞于社会，饥饿农民之遍布各省”。《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孙科:《三民主义的建设》（1929年3月），载《孙科文集》，第23页。
“在革命力量未到长江一带的时候，长江人民无不大旱云霓般的仰望;现在国民政府迁都南京近一年了，人民对党的政治逐渐由失望而冷淡——他们觉得革命政治的西洋镜拆穿了，任凭你建设呀，北伐呀，他们都觉得漠不关心”。
⑥⑦《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第二，抨击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使国民党“生命力已经将迫中断”。⑥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孙科和“再造派”自视为国民党党权的化身，把造成“党国的忧患已达到极点”的原因归结于“党的制度既不集权又不民主”。
⑦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所谓“不集权”，指党权操纵于军权之下;所谓“不民主”，蒋介石手握兵符一人独裁也。孙科和“再造派”批评蒋介石迷信“军事万能”，以手中掌握的军队，操纵党务，以派办党，“把以前对敌人之方法在党内运用来取得党权”。
《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他想从‘我’或‘我们’用力把‘非我’和‘非我们’的力量统一起来，由‘我’、‘我们’做党的重心”。“谁不赞助‘我’、‘我们’，就认为他是破坏革命力量之集中，当他反革命不可”。孙科:《建设大纲及其说明》，载《再造旬刊》第21期，1928年10月7日。孙科和“再造派”指责蒋介石的独裁已造成党权衰落的严重恶果。“国民党不但没有控制一切政治军事的力量，反时常受到军事政治的转移，政治军事既失去党的统驭……党既已寄生于军政力量之下的危险”，“党的本身既已麻痹疯瘫……其存在已是仅留躯壳”。《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第三，标榜“重振改组精神，再造国民党”。
②③④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孙科和“再造派”认为，造成国民党腐败的原因是党的“历史过于悠久、范围过于扩大，内中的分子逐渐复杂”。②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要摆脱国民党的困境，只有重振改组精神，对国民党实行“再造”。孙科鼓吹:“再造”不是“从主义更换起，另组新党”，
③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因为国民党与其“社会阶级背景并无冲突”，“国民党各派对政治理论并无争执”。
④
《中国国民党的再造运动》，载《再造旬刊》第1期，1928年3月12日。
他并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为由，指责中共的各项政策，对“改组派”和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也百般非难。“再造派”批评“改组派”关于国民党应以农工小资产阶级为基础的理论，是“一种共产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用的两栖学理”，攻击第三党“脱离今日的中国国民党，却以本党的主义为主义，本党的政纲为政纲，给国民党带来党脉中绝的极大危险”。孙科和“再造派”坚决反对从国民党内分离出去，另起炉灶，认定救中国唯一的组织仍是中国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之再造及其方案》，载《再造旬刊》第35期。
孙科和“再造派”一方面否定了共产党，另一方面又不满于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以及“改组派”、第三党的政治主张，他们所鼓吹的“再造”只能是一种空洞无力的空谈。孙科提出“再造”国民党具体目标是，用淘汰党员及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方法，打破国民党的各种派系，“彻底革除国民党目前一切不良的现状”，实现“以党训政、以党训国”。以此限制蒋介石的一部分权力，从而结束国民党内的“派别争执”。孙科和再造派的主张声明，他们是想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实行某些温和的改良，而这恰恰背离了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主要精神。孙科等的主张和同一时期改组派的主张有某些接近之处，但比改组派主张更加软弱，改组派的“激进”姿态在孙科和“再造派”那儿几乎无存。因此，孙科与“再造派”的政治主张并没有像改组派主张那样，在国民党内和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强烈的反响。孙科等的主张，比较突出地反映了围绕国民党权力再分配问题上孙科与蒋介石间的矛盾，但是孙科与蒋介石的矛盾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根本冲突。孙科等从自己的立场观察了国民党内的矛盾，批评了蒋介石的独裁，固然与蒋介石的立场存在差异，但由于这种批评之肤浅和表象，所以当孙科、胡汉民拟定的关于“实施训政”、“建立五院制政府”的建议被蒋介石认为可资利用时，孙科、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就暂时得到缓解，而孙、胡与蒋的新的政治联盟也就建立了，于是《再造旬刊》也就宣布关门大吉。
二、“以党治国”与孙、蒋合作
走党治国家的道路，这是包括孙科、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上层集团在1928年对于中国国家政治体制的一致选择。孙科是“党治”的积极拥护者，但孙科的党治观与20年代初至30年代初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中心的主流派的党治观有重要区别。他的有关“党治”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比较模糊到比较系统的变化过程。孙科企图以自己的党治观，建立开明、温和的社会形象，从而向蒋介石等国民党主流派争夺政治资本。
“以党治国”是孙科作为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用以抵抗蒋介石的一面政治旗帜。1928年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将游离于国民党主流势力的孙科、胡汉民等吸纳进国民党上层集团，并且正式宣布国家进入了“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
“以党治国”，这是最早由孙中山提出的旨在强调由革命党来领导与治理国家并防止个人独裁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个口号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孙中山希望吸取苏联一党制经验，用于中国国民革命的实践来防止个人独裁倾向，以国民党领导管理中国的一切事务，把中国推向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道路;另一方面它也存在严重的消极倾向，作为一个政治口号，它并不能保证这个“党”能否实现它对民主制的承诺，换言之，它本身并不具有能够有效防止一党专政的内在机能。
正因为孙中山“以党治国”口号具有复杂的内涵，不同的人都可以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作为孙中山先生之子，并自封为三民主义信徒的孙科迅速将“以党治国”的口号转变为抗衡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武器。1928年6月，孙科、胡汉民出国考察途经巴黎，即是本着这个想法，由孙起草了一份《党国训政大纲及应付外交方法》，电陈南京国民党中央，要求迅速成立五院制政府，实施孙中山先生《建国大纲》所规定的建国步骤，从军政阶段转入到训政阶段。
根据孙中山的设计，在训政时期，“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这实际上即是将一切权力集中于国民党手中。孙科等企图套用孙中山这一主张，提高党权的地位，以党权统辖军权、政权，并用分权的方法限制蒋介石的权力。蒋介石则认为，孙、胡的建议并不能真正限制他的权力;相反他还可以利用“以党治国”口号和“五院制政府”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于是蒋介石接受了孙、胡的建议，同意建立“五权政府”，堂而皇之地把“以党治国”的口号，改造成推行军事独裁专制的护身符。
自1928年9月，孙科返国重新进入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和蒋介石就实现了新的政治合作。孙蒋合作是以胡汉民与蒋介石合作为前提的。孙科和胡汉民之间，因胡汉民与孙中山存有悠久关系，来往一直比较密切，在政治观点上也比较接近。1928年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孙科、胡汉民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蒋介石都采取了全力支持的态度。然而，胡、孙与蒋介石的合作，并不能消除他们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也并没有改变孙科成为国民党内非主流派的现实。孙科在历史上曾与蒋介石发生过严重的政治对抗。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孙科曾与中共密切合作，公开谴责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成为名噪一时的左派领袖。1927年宁汉合流后，孙科虽然支持反共，但与蒋介石仍貌合神离。1928年后，孙科与蒋介石再度合作，双方的隔阂与不信任继续存在，孙科并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和重用。蒋介石为了加强自己的独裁地位，一方面重用CC派，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部；另一方面，又有意提高黄埔系的地位，以加强对军队的控制。蒋介石的这些活动，使一向高喊“以党治国”、“党权高于一切”的孙科、胡汉民极为不满。对孙科而言，在蒋介石独裁地位不断加强的形势下，维持和蒋的合作自然摆脱不了内心的矛盾和苦闷。他声称，1928年“到了南京以后”，“见蒋全以个人权术淫威势利笼罩一切”，自己原先在广州、武汉时“精神兴奋、愉快无限的心情完全消失”，从此“无聊倦思”、“凡事皆苟且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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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尽管孙科对蒋深为不满，然而彼此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孙科解释其之所以“勉为隐忍”，乃是考虑“党国艰危”，指望蒋介石“能有日觉悟”，“由统一和平到训政建设，以克慰举国隅隅望治之情”。
②
《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但实际上，孙科之所以勉强维持与蒋氏合作，实与其缺少政治资本相关。孙科在国民党内无雄厚的革命历史，其唯一凭借的仅是其特殊的家世背景。1927年后原聚集在孙科周围的所谓“太子派”、“再造派”，在蒋介石的分化拉拢下早已溃不成军。孙科与蒋介石的合作，蒋是主导者，孙是从属者。由于孙科不能彻底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这种表面的合作随时都有解体的可能。1931年初，孙蒋合作开始出现危机，此时，围绕“约法”问题，胡蒋矛盾爆发，2月28日，蒋介石扣压胡汉民，引起全国政局极大震动，终于导致了国民党内一场大规模反蒋斗争的爆发。胡之被扣，使孙科原来对蒋所抱的希望全化为泡影。此时孙科对蒋已“忍无可忍”、“望无可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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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
随着胡案发生，孙科顿时成为时局中心人物。4月，孙科离开南京，经上海前往广州参加反蒋阵营，遂成宁粤分裂时期粤方重要领袖。既是政治分裂，即应有政见主张。孙科的反蒋旗帜就是“以党治国”。
三、宁粤分裂时期孙科的“党治”主张
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发表了大量的言论，猛烈抨击蒋介石假“党治”行独裁的行径，继续发展了1928年创办《再造旬刊》时期的反蒋精神，并进一步阐述了他的“党治”主张。
（一）抨击蒋介石歪曲“以党治国”原则，实际上是行“党专政”
孙科援引孙中山的话，强调“以党治国”，不是以党员治国，而是以党的主义——三民主义来治理国家。他说，“训从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是一个‘训’字，即训导人民参加政治，养成人民有参政的能力”，其目的是为了向宪政阶段过渡。孙科批评蒋介石“利用训政名义”，“遂其独断专行，包办党国大权的欲望”，以军事独裁代替民主政治，不仅“对于训政时期的设施，没有一点诚意去准备”，而且处处限制人民的自由，把“以党治国”变成了“党专政”。孙科指出，“党专政是和本党以党治国的精神绝对不同的”。“党专政”是“个人主义的横暴性之尽量发展”，它的“精神是一个‘专’字，它的方法是取人民之权利而专之”，“和民主精神……自然是势不两立”。“故其结果永远是一党专政”。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声称，任何人“要在中国政治上建筑一个地位，维持一个局面”，最重要的，即是“要确立民主基础”。而实现民主政治的关键，则在于贯彻“以党治国”的原则。
孙科指责蒋介石“违背总理民主集权制精神”，“胸襟狭隘卑鄙”，“以个人支配党，使党成为个人的工具”，把党“改成独裁制的党”和“蒋中正私人的党”。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其专制“比袁世凯和满清260余年的专制还有过而无不及”，使“党不成党，国不成国”。孙科:《在广州非常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8日。他揭露蒋介石“一向胡言乱说，自称曾受总理之付托，而为党的领袖”，“此事绝对是假的”。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指出，蒋“惟知权谋术数，武力、金钱以为万能”，《孙科致孔祥熙、宋子文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其“领袖”地位，全是“这几年来用阴谋暴力攘夺篡窃的结果”。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孙科控诉蒋介石以“武力劫持”国民党中枢机构，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使之“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在蒋“淫威”下，“仅存招牌”，“对于国家大事，无一提及，所讨论者均为一种极无聊的鸡虫小事”。《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孙科还斥责蒋介石重用亲信使之高居要津。他说:陈果夫“原不过是交易所的伙计”，“在党内毫无历史和信仰”，却被蒋擢升。陈果夫等“排斥忠实自爱的青年同志，以金钱利禄引诱无知无耻等为走狗的青年为其爪牙”，“利用党部干涉行政，包揽词讼”，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把“中国政治愈弄愈糟”。孙科斥责蒋口称三民主义，“以总理唯一信徒自居”，然而其“革命论调，实与事实背道相驰”，蒋已使“全国几乎无一片净土”，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否则中国统一以后四、五年，训政早已成功了”，因此蒋介石“适为三民主义之仇敌”。《孙科致蔡元培等四监委电》，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7日。孙科惊呼，“今日南京的党，实系‘蒋家党’”，“中国国民党已名存实亡”，剩下的只是一个“脸黄肌瘦的躯壳”，“蒋氏已使我辈入一条不通的穷途”，“一切希望都断绝了”。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二）痛斥蒋介石独裁专制使国家建设无望
孙科谴责蒋介石“是国家和平建设最大的障碍”。他说，“蒋氏在位一日，战祸一日难免，相安一时都不可能，更不必做长治久安的梦了”。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孙科揭露蒋自1928年“大权在握后”，其控制的南京财政部已整整发了“七万万”的公债，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除了一千万用于赈济西北的灾荒外，“其余六万万九千万元全都做了残杀同胞的战费”。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他斥责蒋介石“把江浙、上海等地的财源搜括净尽”。孙科说，“南京伪政府每月税收不及一千万，而每月的军饷，却曾用三千万”，所亏空的余额，“都是靠发行公债以维持”，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使“国家的财力亦消耗在乌烟瘴气的炮火声中”。孙科怒责道，在蒋介石“独夫统治”下，中央政府“财政更不公开，数年来于国家预算，无一公布，财政部已成为蒋氏可以‘任意携取’的私库”。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
孙科痛斥蒋介石在发展经济方面，“实在绝对无一点好成绩可表现出来”。他断言，在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下，“和平成为梦想，建设等于空言”，“中国之进步和发展，实为绝不可能”。
③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三）指责蒋介石使国民党失去人民“信仰”
孙科声称，“国民革命运行，其始发展迅速，其原因为本党之基础，是在有民众之拥护，且具有为民众所崇信的政纲”，然而由于蒋介石已把三民主义、《建国大纲》“一概束之高阁”，“南京政府已日渐离开了民众，愈趋而愈远”。在蒋介石独裁统治下，“高压的、威胁的政治日日增加，层出不穷，驯至人民都要被禁止言论的自由和集会的自由”，老百姓“几乎无一事不受干涉”，“民众不惟没有得到革命利益，并且原日安定的局面也不能维持”。③
孙科:《倒蒋的理由与趋势》（1931年7月1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
因此“不独一般智识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且城市的商人和乡村的农民对于本党都起了怀疑，甚至有了敌视的态度”。孙科说，他本人就“屡次亲闻”，“素来竭诚拥护南京政府的商人”也抱怨“南京政府实比不上孙传芳的政府”。孙科在列举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强烈不满的大量事实后指出，由于国民党已“丧失人心”，“腐败之极”，社会上“几年前拥护三民主义，爱护本党的那种心理消失净尽”，更有甚者，民众已视“本党的宣传，是行一种哄骗的伎俩”。虽然“我们所唱的口号”“极其漂亮”，“但所见所为事事相反”，所以全国民众“对于本党当然有了仇恨心理”。孙科:《今后的党务工作》（1931年8月9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7期。“试看今日全国各大中小学，无一不拒绝蒋家的国民党分子之侵入”，“各地民众对各地党部无不怨声载道”，“党外洁身自爱的青年皆以入党为可耻、为畏途”，“至视党部为万恶之渊薮”。孙科斥蒋，“简直把本党先烈以头颅碧血换来的光荣历史和民众同情都摧毁完了”，孙科:《倒蒋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前途》（1931年6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1期。声称:“蒋介石已成为全国人心之公敌”。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孙科对蒋介石的抨击是尖锐和凌厉的，他站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立场，为蒋介石的种种“倒行逆施”而痛心疾首。在宁粤分裂期间，孙科对蒋介石多年的不满如大坝泄洪，全部释放出来。他用了许多诸如“专制魔皇”、“怙恶不悛的反革命”、“最鲜明的反革命东西”等词形容蒋介石。孙科甚至大骂蒋介石是一只“传染甚速的疫鼠”，呼吁全国“急扑杀之”。《孙科在广东省党部纪念周的报告》（1931年5月25日），载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5月26日。虽然孙科与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然而这只是在维护国民党统治的基础上，孙科的温和改良主义和蒋介石军事独裁主义之间的冲突，它并不能使孙科的反共态度有所改变，因此，孙科在鼓吹反蒋的同时，仍然坚持反共的立场。
孙科鼓吹粤方“非常会议”的使命，“头一个是倒蒋，第二个是剿共”。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他认为，“欲求中国和平统一，必先倒蒋”，“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兴”，“端在打倒蒋中正”。蒋若不倒，“全国皆亡不可”。但是，他却把共产党和蒋介石相提并论，同指为“和平统一”的障碍，而提出“讨蒋必剿共、剿共必讨蒋”的口号。孙科:《以党治国之真义》（1931年7月），载《中央导报》（广州）第3期。他声称，“救中国、求和平、求统一、从事革命建设”，非把“倒蒋”、“剿共”并行，“非此中国是无出路的”。孙科站在反共立场指责“蒋是造成共产党的罪魁”，孙科:《两个月内完成倒蒋工作》（1931年7月20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4期。认为蒋驱使非嫡系部队剿共是“借刀杀人”。孙还攻击蒋“剿共不力”、“大言夸功”。他说，江西红军以前只有“几千枝枪”，而“现在已有了十几万”，“其增加的数量，完全由剿共军送给他们”。孙科挖苦蒋介石“剿共军”，“实在是红军的运输队”，声称“这样下去，再过一年，蒋中正的枪要全给（红军）去了”。“我想再迟十年，他也是剿共不成”。孙科:《倒蒋才能求得和平统一》（1931年8月17日），载《中央导报》（广州）第8期。
孙科在强烈谴责蒋介石的“假党治”、真独裁的同时，亮出了他自己的“党治”主张。孙科认为，实行“以党治国”的首要条件就是: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科与《五五宪草》
原名《论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过程中的思想变化》，载《江海学刊》2000年第4期。
《五五宪草》是由孙科主持起草、于1936年颁布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重要文献。《五五宪草》具有较为复杂的性质，一方面，孙科作为国民党内最早呼吁实施宪政的代表，为此文件的制定起过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主流派在《五五宪草》中纳入了大量体现专制主义色彩的条文，使得《五五宪草》中的若干民主性内容成为一纸空文。孙科在制定《五五宪草》的过程中，思想变化一波三折，他试图有所振作，但最终仍不得不与国民党主流派妥协。
呼吁结束党治，实行民主宪政
30年代初，在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股反对国民党党治，要求结束训政，尽早实行宪政的潮流。在这场运动中，孙科从党治的拥护者转变为宪政的积极鼓吹者，成为宪政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
孙科原本是“以党治国”论的积极支持者。1928年10月，孙科、胡汉民拟定了《训政纲领》，其说明中谓：“夫以党建国也，本党为民众夺取政权，创立民国一切规模之谓也。以党治国者，本党以此规模策划训政之效能，使人民自身能确实运用政权之谓也。”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载《东方杂志》第44卷第2号，1948年2月。《训政纲领》规定：训政期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是统治全国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训练”全体国民掌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权，“以立宪政之基础”。《中央日报》1928年10月4日。
《训政纲领》的颁布，标志着国民党已完成了“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1931年5月，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颁布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声称：对“敢破坏约法籍便私图者，政府固当依法制裁，不稍瞻徇，全体国民亦当视同共敌，不存姑息”，《革命文献》第23辑，第638—640页。充分暴露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面目。
对于蒋介石的训政，孙科在一个时期里采取了表面支持、私下怀疑和反对的态度。到了1931年宁粤分裂时期，孙科开始激烈抨击蒋介石。在这个阶段，孙科只是要求用分权制代替集权，而充分肯定党治主义，并没有提出结束训政和党治，实施宪政的政治主张。
孙科关于训政和党治的看法，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宁粤双方在上海举行和谈期间发生变化。与绝大部分反对立即实施宪政的国民党人相反，孙认为实施宪政对国民党不是威胁，而是一个机会。
孙科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实施宪政的主张不是偶然的，他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实现民主政治思潮的重要影响。
1927年后，民族资产阶级在一个时期内，是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力量，然而连年内战，很快使他们的幻想破灭。1932年1月13日，章太炎、黄炎培、马相伯等六十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谓：“最近暴日犯锦，长驱直入，而我守土大军，不战先撤”，事至如今，“则党已显然破产，亦应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民族资产阶级还尖锐批评国民党党治的弊端，《益世报》认为“党治”已成为人民最痛恨的制度。参见《国闻周报》第10卷第23期，1932年6月12日。《申报》指出：“独裁统治一日不改革，政治即一日不得不清明，人民即一日不得解救其困危，国难一日不得打破”。《申报》1932年4月2日。《申报》载文写道：“国民党执政五载，全国民众无一日不在喁喁望治之中，乃期望之心愈切，而失望之事愈多”。“平心而论，今日吾国受空前之外侮，实已多年植其病根”。《江苏同乡会痛斥党治之失》，载《申报》，1932年4月20日。丁文江甚至警告道：如果国民党不采纳结束党治的主张，“革命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参见丁文江：《中国政局的出路》，载《独立评论》第11号，1932年7月31日。为此，章太炎、黄炎培等要求国民党
立即确保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会的自由，并在8个月内制定民主宪法。《黄炎培年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92页。
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对党治、要求民主的呼声相呼应，国民党内也出现了呼吁实施民主的舆论。1931年12月，何香凝在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提出了“释放政治犯，集合全国人民力量一致抗日案”和“政治公开由人民组织监政委员会行使三民主义中民权主义之原则案”，要求立即实行政治公开原则。她认为，由于国民党“对内行政上之黑暗，已层出不穷”，因此政治公开已成为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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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继何香凝后，李烈钧、邹鲁、覃振、张知本等也向全会提案，呼吁国民党“切实保障人民自由”，要求在6个月内，设立国民大会筹备会，一年以后召开国大，由国民大会决定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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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1931年12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成了沟通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民主分子的共同政治目标，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孙科形成了他对宪政的基本看法。
首先，孙科把实施宪政作为争取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条件。孙科认为，“今日最重要解决之问题，莫过于抗日救亡”，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重庆商务印书馆1942年版，第210页。“团结御侮”乃“全国四万万人，人同此心”。孙科：《担任立法院院长的使命与今后的希望》（1933年1月），载《孙科文集》，第258—259、261页。可是“要御侮，先要集中力量，培养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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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科：《集中国力，挽救危亡案》，载《抗战的前途》，第210—211页。
然而由于“政权不公开，言论无自由”。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