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转移即是隋朝兴建大运河的原因。帝国需要一条便利的运输系统将南方边疆与首都连接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南方产粮区的优势。隋炀帝在610年开凿的大运河，从长江以南的杭州直到黄河，向西连通长安，又往西北通向北京，今天的大运河只保留了从杭州到北京的这一段。
在理论土，均田制以定期向农民分配土地为基础，但实际操作的结果却很难说。国家太平，于是人日激增，这样农业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就失去了平衡，结果农民从父亲手中继承到的土地就达不到应有的份额，而且大部分都成了永业田。同时，皇帝占有的土地越来越多，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这种情形与汉朝如出一辙。到了8 世纪上半叶，均田制显然己是名存实亡。这也是唐玄宗时国力盛极而衰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说，这时统治者废弃了均田制，此后也再未如此大规模地推行过这项制度。
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
一套稳妥可靠的官僚制度对于中央集权的政府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汉代以降，太学与考核制度逐渐衰亡，到了魏晋时期，统治者力图通过地方政府举荐贤才和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吏，但豪门士族的子弟把持了重要的官职，并最终形成了“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门阀制度。
直到隋唐时期，统治者们才摸索出一套防止富室贵族垄断权力的官僚制度。隋文帝重新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大一统政权之意识形态基础的权威地位，进一步完善了汉朝的官吏考核选拔制度，并再次强调州、郡长官必须由朝廷委任而地方望族不得担任这一职务。
唐承袭并进一步发展。隋朝时的国子监和科举制度，同时亦在各地开设学堂以供当地学子求学之用，国子监的学生和地方举荐的人才则由礼部负责进行考核。科举分好几级，如“秀才科”考策论、“进士科”考文学及其他明经、明法、书法、明算诸科。不过后三种专业技术型考试只是用来选拔低级官员，而进士科则逐渐成为通向仕途的最佳也是最主要的途径。考中进士者在授职之前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在文章之外还要考察其外表及言谈举止。另外，对于在职官员也进行类似公务员评审制的政绩考验。
这种繁复的科举制度发展得相当缓慢，直到8 世纪才完全成熟。但即使在这时，富贵子弟仍然比一般人更有希望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为考试需要经年累月地攻读经书，这只有富贵之家才负担得起。国子监的学生主要也是贵族子弟，地方举荐的贤才亦大多出身上层。此外，高官大员们往往享有举荐子弟、门生做官的特权，而这时后者根本无需参加不什么考试、
不过，唐朝的科举制度还是培养出一批汉朝从未有过的能吏贤臣：除了马上得天下的开国功臣以及末期的一些将相大臣，唐朝的中高级官员大部分都是进士出身。
公务员考稽制度是中国文明伟大的成就之一，而这种制度是在唐朝时真正建立起来的。由于科举成为步入仕途、求取富贵的最主要手段，有志从政者就必须接受同样的经书、文学教育，从而使全国在思想文化上也形成大一统的局面。由此人们也许会联想到近代大英帝国培养统治阶层的经典式教育。由于中国教育的意识形态基础是儒家思想，统治阶级的头脑中充斥了各种伦理道德、忠孝观念和对礼仪的重视。在这种制度下，有文才的人得天独厚，往往成为政府最有力的拥护者，这与其他国家中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往往是政府的批评者大为不同。而平民百姓，因为有可能通过科举而同样步入上层，所谓“朝为田舍郎，暮入天子堂”，因而他们对现有秩序往往也表示拥护。科举制度的作用，不可不谓大矣。
当然，科举制度亦有自身的缺点。由此形成的对学问之膜拜，加上百姓对政府的一贯敬一畏，长久以来将中世纪的贵族政权没落以后的中国社会割裂为两大阶层。而科举考试偏重文学、历史和学术问题，使得统治阶层产生一种讲求考证、沉溺文学或一味好古的倾向，这对培养求实致用的思想是很不利的。这种制度虽然使中国保持了上千年的稳定，但是它同样也阻碍了中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
政府的构成
隋废郡置县，县上设州。唐时又在州之上设置了10 道（后增至15 道）。
为巩固帝国统治，唐朝还在水陆交通路线上设置了驿馆，这些驿馆10 英里为一站，官员凭符信在此打尖下榻，并可使用驿站的舟船马匹。此后驿馆也一直是政府的常设机构、唐时还在主要商道上设置关卡，并对市集进行严格管理以从中征税并控制商业贸易。
唐代最高行政机构是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尚书省负责制订国是，发布浩令，中书省是百官权力的中心，它对尚书省发来的浩令进行审核，因此对皇权具有牵制作用，门下省为执行机关。这种三省分权制度确保了宰相等大臣的权力能够互相制衡并协同工作、尚书省又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官制一改延续到了20世纪才退出中闰历史的舞台。
其中的御史制度值得一提、御史们负责监察百官的谋逆或失职行为并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弹劾。他们也有权（尽管不无风险）弹劾皇帝。御史台一直是后世帝国统治的重要机构。
长安不仅是大一统唐帝国的中枢，也是它的象征、长安位处西域商道的东端，也是当时世界头号大帝国的首都。当时长安市郊人日总数已达l96万人，长安城的城墙周长有38 公里左右，城市呈棋盘状布局，宽阔笔直的大街将全城分为110 个“坊”（ 小区），坊间有巷道可通，而日各坊均有专司管理。市中心为500 英尺宽的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的正南门一直通到皇城（即政府总部）和皇城以北的宫城。朱雀大街将个城分为东西两个区，每区均有政府开办的大型集市。
长安的这种布局，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唐朝初期的统治是多么井井有条。宽阔壮观的市容代表了王朝的繁荣富强、中国在7 世纪时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的。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l000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
六、佛教的汉化
教派的发展
正当中国人同化“蛮夷”从而形成更大的中华帝国时，他们也逐步改造了佛教，不但从中汲取文化营养，同时也中和了它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冲击。佛教教义和寺院经济在北魏和唐初皇帝的保护下盛极一时，大概在武则天（女皇本人一度曾是尼姑）执政时（700 年前后）达到顶点，但就在这日渐兴盛的三四百年中，佛教逐步被中国文化同化并形成了与原始佛教面目迥异的观念和制度。
印度人热爱哲学思辨，结果导致各派思想的林立；中国人则崇尚经典，结果使不同的思想形成不同的教派。有些教派，如玄奘于645 年从印度引进的法相宗，是在印度本土产生的，但最有影响的几个教派，却是中国本土思想的结晶。如智频（538 一597 年）在浙江天台山所创的天台宗即是其中一典型代表，这一教派以中国人典型的折中主义、兼容并蓄思想和体系的营造而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天台宗发挥了“三谛圆融”的大乘教义，将佛法中互相矛盾的教义整合为精密的“圆教”理论。天台宗在八九世纪时成为最有影响的教派，并使《 妙法莲华经》 成为东亚流传最广的一部佛经。同时兴起的另一个教派是真言宗（密宗）。密宗与印度教中的密教思想渊源极深，认为通过手结契印、口诵真言能更好地征得佛法。至于密宗所强调的转世投胎和修习仪轨，由于中国人对道家的神秘主义和儒家的礼仪思想均不陌生，所以双方一拍即合，特别是追荐亡灵的密宗佛事尤其受到欢迎，因为这与祖先崇拜的传统又接上了桦。密宗的宇宙图示，即“曼荼罗”（ mandala , 义为坛场）对于后世中国的佛教艺术有着极大的影响。
认为凭藉信仰可得超度的大乘教义亦成为净上宗的宗旨要义。此宗认为，人们只需一心念佛即可往生净土（西天极乐世界）。这种观点于5 世纪时在中国落地生根，而隋唐以后的民间起义则往往从中获取启示。净土宗对于普通百姓极有号召力，因而在人数上成为东亚佛教的第一大宗派。
最后出现的一个教派是禅宗，其影响也最为深远。禅宗出现于唐初，但直到9 世纪才成为显学。禅宗强调打坐、静虑，这与原始佛教较为相近，但更多地是吸收了道家“虚静”、“心斋”的一些思想。禅宗认为佛即本自心性。虽然它从印度佛学中吸收了彼岸思想和不可知论的倾向，但最初还是将这种神秘主义思想以典型的中国方式应用于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禅宗反对苦修，而其“明心见性”、“不立文字”的主张显然是纯粹的道家思想。禅宗强调日传，即通过提问一些看似无意义的问题破坏日常逻辑来启发参禅者的“自性”。禅宗崇尚自然与简单的生活，故实质上不过是经过改头换面的道家思想，并巨因此很自然地成为诗人、艺术家灵感的主要来源。
尽管禅宗在中国从未形成自己的“教会”，但它对于静修、自性的强调使它成为最有影响的一支教派。禅宗是唐朝以后唯一保持学术生机的教派，其他教派则逐渐为禅宗和净土宗所吸收、同化，后来甚至连禅、净土宗亦逐渐没落，沦为揉合了方术迷信的汉传佛教末流。
佛教的社会功能
中国在修正佛教教义的同时，也对其制度进行了改造，以使它与中国社会更相吻合。寺庙开始具有社会性的功能，如充当旅店、公共澡堂甚至原始银行等等。另外厅院直到近代都是停灵下葬的场所：在中国人看来是佛教中最反人伦的禁欲制度也逐渐松懈，后来和尚们也逐渐可以像世人一样娶妻生子、传宗接代了。
佛寺拥有的大量田产是惟一让政府感到棘手的宗教问题。权贵或财主们纷纷修建庙宇并大量施舍财物，再加上善男信女们的捐赠，寺庙名下的财产越来越多，甚至还发放高利贷或像地主那样兼并农民的土地。于是在统治者看来，寺院就成了威胁朝廷收入的一大隐患，进而认为有必要限制寺庙、僧众的人数及他们所拥有的财产。而且统治者还认为，如果佛教真的对社会有利，那么不仅政府应该控制寺院僧众，而且佛教也应该成为维护其统治的一支精神力量。这种佛教与印度本土的原始佛教已经全然是风马牛不相及了。
南朝的佛寺和士族一样都不受朝廷的控制，但在北朝却发展出一套管理寺院的制度。到4 世纪时，朝廷开始委任类似“主教”的官员来管理佛教事务，北魏时政府还对佛寺的数鼠及其田产进行了限制。唐朝时政府规定各道均设立一包括30 名僧众（在内）的佛教管理机构，到了， 29 年还下令每3 年清点一次僧众来贯彻这一政策。747 年朝廷开始采用度碟制度来限制僧人人数。不过限制僧众的政策时间一长也就失去了效力。信佛的皇帝和大臣们常常违反自己制定的法令，而私白剃度的现象更是所在皆有、
限制逐渐升级为残酷的迫害，当时不少人都攻击佛教为异族邪教，对佛教徒自残肢体、死后火化和禁欲等做法也大为不满，因为这违反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的古训以及儒家的家庭观念。妒忌的道士们也跟着推波助澜。不过政府打击佛教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通过灭佛，政府可从寺院里夺回土地、劳动力、铸铜及其他财物。信徒个人倒未碰到多么大的麻烦。
北魏于446 年发动了排佛运动，北周也曾在574 年打击佛道，但规模最大的灭佛运动发生在841 年至845 年间。当时在位的唐武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据官方记载，在“会吕之难”中，共有4600座佛寺及4 万座佛堂被毁，约26 万僧尼及其所控制的15万奴隶被勒令还俗。这对佛教来说是雪上加霜的一击，因为这一印度传来的宗教本来已经渐渐失去它的内在生机了。科考再次将注意力集中在五经和儒家思想。而上层社会因此就渐渐对佛教失去了兴趣。禅宗倒是继续得到了发展，其影响又延续了几个世纪，但其他佛教宗派则迅速地衰败了下去。
幸运的是，佛教在告别它思想和艺术上的辉煌之前，在甘肃西端的敦煌为后世留下一了一座永久性的艺术宝库。在敦煌千佛洞有一处藏经室，为防当时吐蕃人的侵扰，曾于1035 年封了起来，直到1900年才重见天日。这里保存了成千上万卷的佛经抄本，有些还是用各种中亚语言攥写而成的，不愧是唐时佛教全盛期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
尽管佛教在中国文化最为辉煌的时期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相对而言它对中国文化并没有产生多少恒久的影响。它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补充，并未对中国本土的价值观有何根本的修正。佛教是平民百姓各种民间信仰和神话传说的源泉，为中国的思想提供了某种思辨玄学的色彩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的文学与艺术。简言之，佛教装饰了中国文化，但并非像基督教之于欧洲那样在整体上重塑了中国文化。
七、中国文化的发展
中外交流
六朝和初唐富有一种文化宽容的精神。异族入侵中原时带来了种种异域文化；佛教则为中印文化交流提供了动力与中介；地区间的海陆商业贸易亦大大超过了汉朝；而唐初则与印度和西亚开始直接进行交流往来。总之，在这段时期里中外文化的交流达到了20 世纪以前的最高峰。
文化交流为中国带来了新的农具和一些发明。像茶叶就是从东南亚传入的。起初人们把它当作一种促进思考的药材，到了晚唐茶成为一种普通饮品，并逐渐走向世界成为最流行的饮料。再如椅子是从西域传入的，数百年后逐渐代替了中土的坐垫与席子。不过大多数技术上的进展是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二纸和瓷器的制作工艺在唐朝有了巨大的飞跃，并且人们也发明了火药以用于制作烟花爆竹。手推车也是这时出现的，后来成为中国的主要运输工具，但好几百年后它才传入西亚。华北地区早在公元4 世纪就开始用煤，但晚至13 世纪马可？ 波罗来华时，仍对此惊叹不迭。
长安城中云集了各国的商人和使节，他们也把各种宗教带到了中国。像波斯的拜火教，即袄教（一称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 或Mazdaism ） ，已于公元6 世纪传入中国；另外一种综合了袄教和基督教某些特点的景教（即基督教的聂斯托利派）亦于同时传入。当时长安城中的景教大秦寺曾立有叙述三教来华始末的石碑，但久被湮没，直到17 世纪时才重见天日。以上三种宗教已在841 一845 年间的灭佛运动中消声匿迹，但有两种外来宗教仍然幸存了下来。犹太教仍在小范围内活动并一直持续到9 世纪，伊斯兰教则一直稳步发展，在中国土耳其斯坦地区（即今新疆）及西北、西南边陲发展了数以百万计的信徒。
作为当时世界上的头号大帝国，唐朝的军事、政治和文化均成为邻国狂热效仿的对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政权以及云南的傣族国家南诏，也是在唐朝政治制度的直接影响下，分别于7 世纪和74O 年前后建立起来的。东方一些国家几乎全盘搬用了唐朝的政治和文化模式，如朝鲜半岛各国几百年间均受到唐朝的很大影响。再如锡兰于668 年建国后几乎成为一个具体而微的小唐朝。713 年至926 年崛起于东北的渤海国，也亦步亦趋地效仿唐朝的一些制度。至于日本在七八世纪间对唐朝的学习就更是显而易见了。
艺术
梵乐对中国音乐有着深远的影响，而此时中亚的音乐和乐器也成为唐朝乐坛的主流。佛教对雕塑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事实上，佛教徒对宗教形象的需求使李唐一代成为中国塑像艺术的全盛期。这种先前一直不那么重要的艺术类型在这儿百年间大放异彩，而唐朝以后，随着佛教的衰落这种艺术也就衰落下去了。
云冈、龙门、敦煌等处的佛像具有不同的艺术风格。其中可以见到直接来自印度的影响，但在六朝时期中原地区的造像艺术主要却受到中亚佛教文化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到具有浓郁希腊风味的键陀罗文化及现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中国早期的佛教数的绘画天才都倾心于宗教题材，但表现世俗的绘画也很发达，而且在南方还出现了晚唐以后绘画风格的萌芽不过，这些绘画作品〔 如与“书圣”王羲之（ 321 一379 年）齐名的“画圣”顾恺之的作品〕 也大多未能流传下来；庸和唐以前的建筑，除了砖石结构的佛塔外也极少有保存到今天的。不过，日本在7 至8 世纪仿照唐代风格建造的一些佛寺至今完好，还能使我们对当时讲求简洁、均衡的建筑风格多少有些认识。
文学与学木
在这个佛教化时代，大部分第一流的文学天才和学者都致力于佛学着作，对于这一点后世的中国人差不多都未曾注意到：不过也有遵循传统路数进行创作和研究的人。大部分的文学创作基本上仍属于贵族文学一类：讲求对仗、骄四俪六的赋在六朝盛极一时，东汉时出现的五言诗亦大兴于六朝时期，其内容大多哀叹世风浇漓或表现个性的独立，具有典型的道家思想。五言诗人中成就最大的陶渊明（名潜，376 一427 年）是南朝人，他纵情诗酒，具有突出的道家思想。
文艺理论着作早在3 世纪就已经出现了。而在六世纪时梁太子萧统（501 一531 年）所编的《 昭明文选》 则是中国最着名的一部文学选集。此外，官史、经书注疏等传统研究项目亦照常得到发展。大约在500 年左右，出现了一本后来用作启蒙读本的奇书― 《 千字文》 。这部书用1000个不重复的汉字概括了中国的历史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流行。这些朽的类型多种多样，最常见的是地方志，其中记载了该地（如一府一县）的历史、风土、政治社会制度等情况。现存最旱的地方志可上溯到公元4 世纪公所有这些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都是从前代一脉相承而来并在唐朝发扬光大的从高雅文化的角度来看，六朝是承上启下的一个时期这大约是因为这一时期新旧交替的过程比较长，因而能保持文化的连续性。南朝所继承的汉代文化与北朝带有蛮族色彩的文化及佛教文化曾经长期共存乃至最终融合。尽管有蛮族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入侵，但汉唐之间同罗马和中世纪欧洲之间相比，前者还是更多保持了文化连续性。
第06章 晚唐与宋：中国文化的全盛期
一、从古典时期到前近代时期
将一个朝代分为两大时期是有违中国历史循环理论的。如果被分为两截的朝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大唐，持循环论的学者们恐怕更要大光其火了。不过，仔细分析一些历史循环之下的深层因素，我们就会发现这么做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一般总认为大的文化、社会变更是与军事溃败或改朝换代同时发生的，而人口、生产、商业、文化、制度的发展则主要产生在升平时期。唐朝即是如此。隋及初唐时重新建立起大一统的帝国并且使之更为完善，接下来100 年间的和平与繁荣使唐时国力大大超过了汉朝，同时制度和文化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而这一进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国家的全面发展。
六朝与初唐在许多方面都说得上：是中国古代史的最后一个阶段。晚唐和宋（960- 1279 年）则属于近代中国历史的第一阶段。事实上，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时期，因为这时发展起来的文化一直延续到现在。中国近1000年来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至少在晚唐就已经萌芽，到了宋朝则初步的成熟。
晚唐和宋时达到的文化和制度发展水平在其后几百年中变动无多。这是一个“高原”式的时代：中国初期远远超过欧洲，但到后来则在技术上落到了下风。宋朝以后中国发展趋缓，而西方自近代以来发展的速度却是不断加快，相形之下，中国自然就显得停滞不前了。中国从古典晚期转变到前现代时期的时间大约是在8 世纪左右，此时唐朝盛极而衰，胡人再次进犯中原，这完全符合朝代循环的规律。不过其中亦有一些更为微妙的变化，这些变化后来重塑了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例如，思想界的主流开始弃佛返儒，但由于着重点与原始儒家大不相同，宋朝及宋朝以后的哲学通常被西方学界称为是“新儒学”。中国固有的世俗性传统（这正是东亚文明与南亚、西方在过去1000年中的分水岭）已重新占了上风。此外，随着摒弃外来宗教和面对异族入侵时的节节退败，中国逐渐失去了六朝和盛唐时的世界主义思想和文化宽容态度，代之而起的则是日益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
唐朝在8 世纪时实行两税法，这与当时国内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一道给唐朝带来不同于前代的经济和政治难题，而这些经济变化也促成了社会的剧烈转型。直到初唐时期，统治阶级一向由强有力的贵族（主要是开国功臣）构成，但渐渐地，政权转人到了地主阶级手中。这些人往往都具有商业背景，一般被称为“缙绅”。
士族的没落带来了官僚制度的全面胜利，换句话说，随着科举制度在唐时的完善，贵族社会开始走向消亡。在世袭贵族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官僚组织一直到7 世纪都是当时军事化、贵族化帝国的柱石。到了晚唐以后，无论汉胡政权都不乏“马上得天下”的例子，但大多数政权依靠的都是通过个人才干而非凭借门第步入仕途的官吏。这就意味着，到了唐宋时期儒家思想中孕育的平等思想终于获得了承认。这同时也意味着军事政权开始向文人统治过渡。到了宋代，文人治国的思想成为主流，武人则愈来愈不受到重视。
另外一大变化是中国重心的转移。尽管国都出于边防的考虑往往设在北方，但国家经济的中心是在长江下游地区，而这些地区的人也日益把持了文化与政权。同时，中国文化的重心也从乡村转到城市新兴士绅阶级不一定靠田产为生，他们往往在都市中生活并经常与都市或城镇中的官员、商贾交游往来、至于乡间的田产则交给他人去管理。
高雅文化自然也受到这些潮流的影响。这时的学术、文学和艺术更趋成熟、精致，视野大开，作品数量激增。这时的创作和研究大多数仍承袭了前代的传统，但极富创新精神，当时创作的艺术品和文学作品直到今天都代表了最为典型的中国风格。事实上，在晚唐和宋代定型的艺术、文学类型以及社会、政治制度，一直影响着此后1000年的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说，8 世纪到13 世纪这个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二、晚唐
制度的退化
自然，上述变化是缓慢发生的，有些在晚唐时还只是刚刚起步。玄宗年间（712 一756 年）是中国从古代转向前现代的关键时期，而且显然也是唐由盛到衰这一历史循环的转披点。
玄宗时期唐朝迎来了第二个高峰期，无论在财富、声誉和文化上都超过了100 年前的“贞观之治”。不过，皇室和政府的开支也随之扩大了好几倍，而收入却未曾跟上。整个统治机器开始失灵，就象汉朝一样在赋税和戍防等重大问题上造成混乱。均田制只是延缓了这一衰败过程，然而却无法阻止它的发生。
人口也加快了增长，而皇帝则常常把大量土地和人民赏给臣下（有时一赏就是1500户），这就使得均田制难以维持下去。赋税、徭役和兵役落在数量不断减少的农民头上，而农民的田产则越来越少。当农民实在难堪重负时，他们或者逃离农庄，或者将土地认在一些豪族权贵名下，这样他们只需交纳占收成一半的地租，与朝廷的赋税相比要轻一些。这反过来又更进一步加深了其余农民的负担。
随着均田制的破产，朝廷无法像以前一样收取赋税，因而不得不寻找替代的方法来确保收人，例如大幅度提高地租、加收贸易税、将各家按贫富分为9 等征税等等。不过，这几项措施挽救不了徭役和兵役制度的崩溃。大运河上的谣役人数越来越少；到了723 年，戍卫京师的任务由大约12 万名雇佣兵所接管，戍边的民兵也逐渐转变为职业军人。尽管谣役与兵役以其他各种形式一直沿袭到近代，但其地位却远远不再如7 世纪时那么重要了。
尽管这些变化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货币经济下制度的发展，但它们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雇工和雇佣兵增加了政府的开支，而职业军人大多为地痞流氓或胡人，他们未必会热忱地保卫国家，而且由于长期服役，他们往往只效忠于部队的领将而将朝廷置于脑后。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野心勃勃的将军实际上就成了不受朝廷约束的军阀。
751 年，高仙芝在帕米尔以西的塔拉斯被大食人击败，这成为东亚历史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对中亚控制的结束，也是此后500 年间军队积弱的开始。它同时也标志着伊斯兰文明开始渗入中亚。几乎在同时，突厥（土耳其）语也开始取代了塔里木盆地上绿洲国家所使用的印欧语言。
塔拉斯之败后不久唐朝内部就崩溃了。藩镇节度使在玄宗时期控制了10大藩镇的军、民政务。其中有突厥血统的安禄山担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他通过取悦玄宗的宠妃杨贵妃（她甚至认安禄山为义子）在朝中获得很大的权力。在争夺朝中大权时安禄山与杨贵妃的堂兄杨国忠产生了冲突，于是在755 年起兵造反。他攻陷了长安，玄宗仓惶入蜀，途中不满的士兵发生哗变，玄宗不得不处死了杨国忠和杨贵妃。这一凄惋的情变成为后世诗人、作家笔下常见的主题。安禄山于757 年被其子所拭，而安禄山之子又被另一名胡人将领杀死。玄宗退位称太上皇，但忠于李唐的军队的在回鹘兵的协助下，终于在762 年平定了叛乱。不过，大唐的全盛时期却是一去不复返了。
藩镇割据和财政改革
安禄山的叛乱对朝廷是个严重的打击，叛乱前754 年官方登记的人口为5288 万人，平叛后764年人口只剩下1690 万人，另外，这时唐朝完全依靠外族军队，势力开始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回鹘人控制着中亚地区，不过约在840 年时为吉尔吉斯人所取代。唐朝开始在全国设置节度使，而这些节度使们则把自己的藩镇变成独立的小王国。节度使一职实际上成为世袭，有时甚至还公开反抗朝廷的命令。
朝廷内部也是一团糟。在玄宗时就有唐室贵族与新兴官僚的争权夺利。100 年来的科举制度，加上武则天的大力奖掖，官僚阶层越来越庞大，足以与先前的权贵们一争高下了。安史之乱后，官僚阶级内部亦出现了朋党之争，而宦官也像在东汉一样开始弄权，他们与百官争夺权利，并左右了9 世纪时的大多数皇帝。尽管如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后还是维持了150 年左右，在此期间朝廷并不十分暗弱，局势亦非像人所想的那样糟糕。曾在中国居留了10 年（838 一847）的一名日僧圆宁，在他的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唐朝社会，其富庶安定、百官的烙奉职守和朝廷的大一统权威，在当时世界上都是罕逢其匹的。
之所以产生此局面，是因为唐朝在安史之乱以后采取了新的财政制度。从长江流域输粮人京的任务由专职的人员负责，工作效率得到了提高。国家专卖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像盐、茶、酒类的专卖为朝廷开辟了新的重要财源。唐朝于780 年开始实行两税法，即将各种赋税折合起来，按土地而非按人头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两税法是100 多年来税法改革的最终成果。自此农业税就按土地而非人头征收，手续也大大得到简化。朝廷可以对私人财产松口气了，因为它不再对朝廷的财政构成威胁。事实上，中国的土地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豪强地主不必为了保护其荫庇的免税农民而扩张势力，他们只需雇佣农民、上交赋税就可以了。换言之，这一转变的结果奠定了其后1200 年间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面貌。
总崩溃：五代时期
与两汉不同，唐及唐以后的各朝大约都经历了300 年一周期的历史循环，这是因为它们实施了较为简单的土地与赋税制度，开辟了更为多样化的政府财源，另外，科举制度也带来了更有效的统治。但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积重难返，全面崩溃只是迟早之事。874 年北方农民的起义拉开了总崩溃的序幕。这次起义的首领黄巢是一名落第秀才，曾经在长安犯事系狱，起义最终为一有突厥血流的大将所镇压下去。朝廷对藩镇名存实亡的控制也保不住了，907 年原为黄巢义军将领的朱晃篡夺了皇位，唐朝就此灭亡。
其后的混乱局面与东汉末年有些相似，尽管为时较短，但动荡程度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原、南方和北方一些地区的节度使们纷纷拥兵自立，总共建立了14 个王国，历史上称之“十国”，同时北方先后出现了5 个政权，称之“五代”（ 907 一960年）。这些朝代大多昙花一现，最长的也不过16 年。像最后一个朝代后周（ 951 一960年），留在后人记忆中的不过是它为巩固财政地位而发动的灭佛运动。
“五代”的皇帝都是篡位的将领，其中3 位有胡人血统，两人有突厥血统，一人也许有伊朗的血统，于是，中华帝国再次将“蛮族”士兵纳入其中心地区。，同时边境各“蛮族”也再次入侵造成边患。契丹人因为出兵援助后晋（936 一946 年），统治了今北京附近的“燕云十六州”。尽管后来契丹人灭了后晋并占领了中原，但最终未能站稳脚跟，他们建立的辽国只是因为“燕云十六州”之故才在中国官史上提了一笔。有趣的是，契丹和以前的震旦一样，亦成为欧洲（如俄国，" Khitai " ） 对中国的一种叫法。
三、宋朝
宋朝的建立
“五代”时的混乱时期只持续50 年左右，这与六朝时长达350 年的分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能到了10 世纪，大一统的观念与制度已经深人人心，因此国家的棍乱分裂状况不可能长期存在。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后世的割据纷争局面再末有超过50 年以上。后来异族的入侵曾在中国造成南（汉）北（蛮族）对峙的政治格局，但帝国完全分崩离析的局面是到了20 世纪初才又重新产生的。换言之，中国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一个牢不可破的政治统一体。
唐灭亡后仅53 年，另一员大将赵匡胤于960 年篡位称帝。这是北方半个世纪以来的第六次篡逆。不过这次与前几次不同，宋太祖建立的宋朝一直持续到1279 年：在他死前的976 年，除了两个国家外中国已基本上得到统一。这两个国家后来也分别于978 年、979 年为太祖之弟太宗所灭。
太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成功地剪除了节度使们的兵权。他设法降低这些人的职务或干脆赐以高官厚禄让他们赋闲养老，从而将军队直接置于朝廷控制之下。通过这些措施，宋太祖消除了使唐朝灭亡、造成五代十国那种混乱局面的藩镇割据制度。
不过，宋太祖的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亦造成后世宋兵面对外侵积弱不振的局面。宋一代的武功远远不及汉、唐两朝。宋朝既未能重新控制北越（安南）地区，亦未能将势力扩展到中亚或塞北一带，甚至连收复辽国在926 年吞并的燕云十六州也遭到了失败，因而不得不向辽进贡30 万两白银、丝帛的岁币。在西北，宋朝亦受到党固族的威胁。党固人在甘肃及河套地区建立起强大的国家，并于1038 年定国号为“夏”，史书中亦称之为“西夏”。在一次对西夏的用兵失利后，宋朝亦于1044年开始向西夏输贡。这样，辽、宋、夏三国在军事与外交上就形成了僵持不下的局面。
政府与文官制度
太祖及其继任者在首都设置了一批行政机关，与唐相比，这些部门更为直接地控制在皇帝手中。例如，唐朝后期出现的两种机构在此时成为重要的机构，而且一直延续到后世：其一为翰林院，原先是为皇帝起草诏浩的机构，在宋朝成为向皇帝提供咨询的主要机关。其二为兵部。唐时三省中有两省的名称沿袭了下来，其下设六部及其他行政机构，其功能同唐门下省同。另外还有两个重要机构，一为御史台，后逐渐发展成为一整套监察百宫的体系，另一个是三司，负责管理诸如国库、赋税、专卖等财政事务。与唐代不同，宋代牢牢控制了帝国赋税的收入。由于这个原因（以及总体的经济发展）， 11 世纪早期的政府收人是有唐一代历史最高记录的二倍，开国不久便积累了巨大的收支盈余。
宋时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史无前例的加强。国都开封曾是五代的国都，位处大运河与黄河的交汇处，尽管属于中原腹地，但与长江下游产稻区的距离比长安近了六百来里。宋朝在行政区划方面仍袭唐制，但增加了“道”（后改称“路”）的数目，与唐相比，“道”对州、县的权力也增大了，而且为了避免重蹈唐朝藩镇割据的覆辙，“道”的管辖面积、行政功能与相应的军事机构与唐时相比有着明显的区别。
太祖及其继任者致力于将统治权力控制在皇帝手中并扩大朝廷的权威，这使得宋朝中央集权的程度得到空前的加强，在某种程度上也更趋专制了。因此，中国在接下来的1000年中常常被称为是“专制的时代”而有别于宋朝之前的“贵族时代”。不过这一说法不尽符实。尽管所谓“天命”理论中蕴含了造反的根据，中华帝国在理论上基本是专制政权，在实践上当强有力的统治者在位时更是十足的专制。如果说前后有什么变化，那就是统治阶级已从贵族转变成了官吏，专制制度变得更为有效，因此也更为成功地维护了大一统的统治。宋朝的主干力量来自于当时发达的文官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亦得益于日趋完善的科举制度。宦官及百官之外的人员被成功地挡在了政治权力之外。当时规定，高官大员之间不得联姻或同宗任职，并且禁止外戚、妃殡和皇族成员干政，可见当时政府的统治是何等公正廉明。
行政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政府从下层官员中选拨人才并准许高官委任亲属甚至卖官誊爵，但最主要的原因却是科举制度。从997 年到1124 年，平均每年有200多人通过科举步人仕途，当时1 . 2 万名甚至更多的高级官僚队伍中有一半以上皆来自于科举。此外，获得功名的人实际上也古据了朝中的显要位置。科举分好几种，其中进士一级最受尊崇。进士考试以策论取士，注重推理与创意，在11 世纪晚期其影响远远超过其他考试。当时的考卷以数码代替人名，并且誊抄出来以防因笔迹泄露而发生舞弊现象。
1065 年之后，科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科举分三等，首先是各省举行的乡试，中举者（概率一般为上％一10 % ）可进京参加会试，考中者（大约是10 % ）参加殿试，通过者获得进士出身，即可任职为官。落第者往往一试再试，结果新科进士往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七十儿岁的老翁都有，尽管其平均年龄一般为35 岁左右。官员的升迁依赖如下儿个因素：任职的时间、政绩及考锉、科举时取得的功名以及上司的提携等等。按制度，某些高级官员有举荐下级官员的责任。被举荐者不得是举荐者的亲属，但举荐者必须对被举荐者的行为负责，有时甚至会连坐治罪。
文官制度成功地将大量人才收罗进了政府，同时通过诱人的仕途消除了才俊之士图谋不轨的威胁。1148 年至1256 年间的进士中，有一半以上三代均为布衣，可见科举制度网罗人才之力了。
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种文官制度的成功，后世再未发生陈桥兵变那样的篡位事件。宋以前常有大将、后妃或重臣夺权篡位的事情发生，但9 印年以后的王朝或为异族所灭，或皇室内部争夺王位，但再无臣下篡权并获得成功的事例发生。
经济问题
虽然宋朝比前代繁荣，但在开国100 年后也遇到了历史循环所带来的政治、经济问题。政府收入在前60 年一直很高，如1021 年甚至高达1 . 5 亿贯，但在此之后便逐渐减少，到了1065 年政府收人只有全盛期的3 / 4 。
人口增长是造成这种衰退的一个原因。在农业国家里，人口增长可以增加赋税，但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与粮食生产失去平衡，结果要养活的人口越多，赋税的盈余也就越少。土地兼并也是一个原因，虽然北宋中期以后主要按土地面积征收赋税，但最重的负担还是落在最乏经济来源的小农生产者头上。人口增多，意味着农庄缩小和上地的过度耕种，结果小农纷纷破产或者沦为地主的雇农。地主虽然在理论上亦和农民交纳同样的赋税，但他们常常可以通过与官府的关系免交或少交赋税，这样地主手中的财产越积越多，而国库收人却越来越少。J
但朝廷的开支并未因此而减少。宋朝一如前代，朝廷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奢靡铺张，机构人员越来越臃肿，开支也随之越来越庞大，有些历史学家将这个问题归结为宋向辽、夏输送岁币之故，但这只是一个次要方面。当时岁币虽然高达1500 万两白银，但这还不到政府预算的2 ％。其实更多的钱是花在军队上了。宋朝时职业军队代替了唐时的民兵制度，花费既多，也未产生什么成效。宋军弓马装配差劲，士兵多为破落户子弟，与北方蛮族人精马壮的军队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产生财政危机的原因大约只能是过于庞大的军队了― 截至1041 年，宋朝军队的编制已达125 . 9 万人之多，他们消耗了政府将近80％的开支。
王安石变法
由于财政困难，朝廷无法正常支付官员的薪捧，这挫伤了百官的工作热情，导致了官员的循私舞弊并引发了旷日持久的朋党之争。不过，朋党之争的一个深层原因是官员们取代贵族、女主或宦官控制了朝政，他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和岌岌可危的军事形势，对此官员们自然形成了不同的意见，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机制来解决这些分岐，因而往往引起党争或皇帝的干预。1069 年，新继位的年轻皇帝神宗（1067 一1085 年在位）委任王安石（1021 一1086 年）为参知政事。王安石其人很有才能，但性格比较固执，是当时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与支持既定体制的守旧派人物针锋相对。王安石一上台便施行了一系列整顿财政、加强边防的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一反数百年来的经济管理方法，推行青苗、均输、市易、免役、农田水利诸法。政府在某地买进农产品，又在别地卖出，这样既稳定了物价又可从中得利。王安石规定政府可以贷款给农民，利息为当时很低的20 ％一30 % ，这样就打击了与国争利的高利贷者。他还派人重新丈量土地，按土质优劣分级征收赋税。此外他还推行了将徭役折为银钱，按贫富征收赋税，通过官办当铺向业主发放低息贷款等项措施。
军事方面，王安石推行了六朝时的保甲法，规定每一保甲须负责一些民兵的训练与装备，并将官马分派民户牧养，每户各出一人充任骑兵。
王安石还增加官学的数量以与私人的“书院”竞争。当时书院是教育的主要机构。此外他还强调科考要注重选拨具有处理实际事物能力的行政干才。类似王莽，他也援引经书来为自己的改革寻找理论基础。在历史上，王安石也同王莽一样被视为“社会主义者”而毁誉参半，但他并不象王莽那么关注社会平等的问题。他的某些改革，如分级征收土地税、降息贷款和免役诸法，在经济、政治上都走在了时代的前面。其他一些措施，如政府控制物价和保甲制度不过是袭用前代的做法，他的变法自然引起了大地主、大商人和高利贷者这些既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由于大部分官僚也都是地主阶级出身，他们同样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当时大多数的学者型政治家，如司马光、欧阳修、苏东坡等人都站在反对者的一边，而王安石也一直受到正统派史学家的严厉指责。
不过，官员和学者们的反对并不是由于阶级利益的原因，而是更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这个官僚化国家的统治惰性。这种制度的僵化也是后世各朝的通病。同时变法也在既定体制内部产生了混乱和失衡。因此，尽管王安石的变法并未触动当时的根本制度，不过是对已往做法的反拨，但还是引发了尖锐的朋党斗争，并且在后来几十年中愈演愈烈。1085 年神宗去世，守旧派上台后立刻废除了新法。新旧两派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变，在党争中新法带来的经济、军事利益于是付诸东流，而党争双方后来也均为一场更大的政治灾难所吞没。
南宋
徽宗（1100-1125 年在位）天性雅好艺术，本人亦是一名出色的画家。他在位期间文化繁荣，但纸醉金迷的生活也进一步淘空了国库。在其统治后期，农民起义接连不断，帝国统治已是外强中千。不过最致命的打击来自外部。这时辽国以东的女真部落在满洲东北已经逐渐强大起来，后于1114 年起兵叛辽并于次年建立了金国。宋朝急于收回200 年前被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于是很不明智地与金结盟合攻辽国。不过宋军方面连吃败仗，而女真人则愈战愈勇并于1125 年灭掉了辽国。宋朝因所得无多而向金国表示不满，于是女真人于脆在1126 年攻陷了开封，将宋朝部队赶过了长江。河湖密布的南方不利于金兵的骑射作战方式，金国这才撤离南方，但他们仍然控制了中原的绝大部分地区。徽宗之子高宗（1127 一1162 年在位）在南方重新建立了宋朝，于1138 年定都临安（今杭州）。自此，宋朝的疆域局限于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故史称“南宋”（ 1127 一1279 ） ，以与先前的北宋相区别。
南宋部队一度在名将岳飞的率领下力图收复失地，因而岳飞被后世爱国者视为民族英雄。然而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最终占了上风并于1141 年与金国媾和。和议规定宋向金主称臣，岁贡50 万两白银与丝帛。金国本想一举灭掉南宋，但遭到了失败，于是在1165 年岁贡减至4O 万两，宋国不再向金称臣，但在1028 年宋北伐失败后，岁贡又增到60 万，同时还交纳了300 万两白银的战争赔款。
尽管南宋在地理上偏安一隅，朝中主和派与主战派亦争论不休，但总的来说比北宋时期更为繁荣。它占据了中国经济的中心地带，经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南宋大大缩减了兵费开支，同时扩大了官僚队伍，临安亦远比开封繁华富庶，甚至在它沦陷后，马可？ 波罗仍然认为它“无疑是世界上最为华丽高贵的城市”。
南宋150 年间同样经历了由盛到衰的循环。南宋政权始终积弱难振，但凭其坚实的财政基础与强大的官僚机器，并未因内部的压力而立呈败相。和北宋一样，南宋多年后亡于强大的异族入侵者（蒙古人）之手。
四、商业革命
中国的军事力量在8 世纪的高峰过后就不断衰退下去，直到13 世纪最终为蒙古人所灭，但该时期内制度和文化也有了重大的发展。这一发展的背后是中国经济尤其是商业的飞跃，我们不妨称之为中国的“商业革命”。这一飞速发展使中国的经济水平比诸前代有了极大的提高，当时产生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在很多方面一直完整地袭用到了19 世纪。
当时经济发展的原因之一似可归结为人口的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的人口数字不仅仅是简单的人员统计，它还可以说明当时国家的发展状况。事实上，南方的人口从8 世纪到11 世纪增长了一倍半，而北宋时全国人口恐怕已经超过了上亿人。
技术的进步
宋朝时农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例如，中国在n 世纪早期从南越引进了一种能快速成熟的双季稻种，这就大大提高了南方地区的农业产量。另外，宋时修建了大量水利工程，这大大有利于提高水稻种植面积。在山坡上种茶的技术也得到了推广，而棉花在12 世纪左右亦成为常见的作物，从而扩充了国内纺织原料的种类。
农业之外各领域内的技术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像纺织、漆器制作及烧瓷技术都愈趋完善。算盘于宋代晚期出现并成为后世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爆炸技术亦得到发展，到11 世纪早期先后出现了手铣等投弹武器，大大弥补了中国骑兵作战能力的不足。印刷术是当时最大的一项技术成就，虽说它并未直接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项伟大发明的初衷是为了刊印、传播一些重要的善本书籍。这项发明可能是受了拓写碑刻的启发，即将一张弄湿的薄纸紧紧蒙在石面上，然后用油烟打拓，这样就出现了一张黑底白文的原始印刷品。不过真正的印刷技术大约是从大型公章发展而来的。中国在7 世纪时已经出现了雕版印刷技术，通常两版合为一副，所以这样印出的中国古书每张的两面通常总是连在一起。
中国在868 年曾印刷了一整部佛经，10世纪中期时四川和南方的一些割据国家亦印刷了全部的儒家经典和佛经三藏。宋朝时印刷术广为流行，各类书籍都大量印行问世。
由于汉字字数众多，中国人通常雕刻整版印刷书籍。当这一技术在巧世纪经中亚、中东传入西方后，由于字母文字的特点，欧洲人改进了这一技术，采用活字印刷。但中国人早在1030 年就开始采用木版、陶版和铜版活字印刷技术了，另外朝鲜人在巧世纪上半叶亦广泛使用了这一技术。
贸易的发展
8 至13 世纪经济大发展最主要的原因应归功于贸易的发展。贸易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地域的分工，因此也刺激了生产的全面发展。唐初人们尚轻视商业并试图限制其发展，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这种束缚就被打破了。原先的官市之外也出现了集市，而且到了宋朝，通衙大道上的店铺鳞次栉比。中国首次出现了聚集了大量人口的商业大都市，与以前不同的是这些都市是商业中心而非政治中心。
以前地区间的交易是由政府通过税收、专卖及其他手段来操纵的，私人业主主要从事的是古董珍玩行业。但到了晚唐和宋朝时，私有经济大步发展并逐渐超过了官办商业的规模。批发商或编客云集某一产地，将当地盛产的农产品或手工制品转卖给行销商。后者包括大专卖商及游商小贩，通常以各地的网络状客栈为中转处行销各地。大行销商则往往通过地方上的中介将货物发卖给当地的众多商家或商贩二
随着商业的发展，行会产生了。行会原为唐初在商业区按街区（“行”）划分的商人组织‘比较重要的行会通常从事谷物、盐、茶叶、丝等基本商品的买卖活动或开办钱庄。这些行会的业务规模往往很大，如11 世纪时一个行会在京城就有100 名谷物行销商，据说他们的收人每年高达l000万两白银之多。
外贸
外贸的发展也反映了当时商业的繁荣，而且它也是推动当时商业革命的主要力量、、汉时的丝绸之路早已废弃，这时中国主要是一与辽和西夏进行交易。这些地方的人对中原的产品如丝和茶情有独钟，而且辽、金、西夏境内的几百万汉人也促进了对这些商品的需求。宋朝从这些出口贸易中赚得的钱不但足以偿付岁贡，另外还可以从北国购进马匹以备边防之用。
海外贸易对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大约起到了更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东汉以来即与印度、中东保持着密切的海上贸易往来，但直到8 世纪时中外贸易才得到飞速发展，从而迎来世界历史［首度海外贸易的繁荣。至于欧洲人在16 世纪早期到达亚洲南部沿海通商，则标志着西方历史上跨洋交往阶段的开始。
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宋时已出现靠桨和帆航行的大型船只，密封的横舱壁亦已开始使用，这就大大减轻了漏水沉船的危险。中国人至晚在3 世纪就已经知道了磁极，有一本古书亦清楚记载，中国人在1119 年之前已在海船上使用罗盘了，而之后数十年罗盘才经阿拉伯人传入了欧洲。当时西亚在伊斯兰教兴起后势力大张，这大约也促进了当时海上贸易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大部分海外贸易起初即控制在伊朗和阿拉伯的穆斯林手中。不过促进贸易发展的最大因素还是由于中国唐宋时期的空前繁荣吸引了大量外商，当时中国的商品从日本到东非一向都是畅销海外的。
海外贸易的繁荣渐渐改变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原先偏远无名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渐渐成为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而一度为中国门户的西北诸省则渐渐沦为边远的内地。宋时外贸活动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和长江下游的几大港口城市，并由市舶使统一管理。8 世纪时政府为了征税方便，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几个官方指定的港日城市进行，而外贸税在宋时成为政府的一大财政进项。晚唐和北宋时的外贸业务主要以广州为中心，但到了南宋时，位居福建产茶、产瓷中心的泉州（马可？ 波罗称为zayton, ）后来居上，取代广州成为当时的外贸中心。
9 世纪时朝鲜人控制了中国与朝鲜、日本的贸易，而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则控制了中国与南亚、西亚的绝大部分生意：这些外国人住在各港口城市的指定地区并按照各自的风俗、法律行事，享有与现代治外法权相类似的权利，但其中并无文化优越论的意味在内。西亚人带来了伊斯兰教并在中国建立起清真寺。外国商团往往规模庞大，据记载，8 世纪时广州和扬州的外商人数已高达好几千。宋朝时中国商人渐渐在海外贸易中占据了优势，到了宋代晚期就控制了中国对朝鲜和日本的贸易业务。这样，中国人的内陆民族性格就渐渐获得某些海洋性民族的特征，中国的商船开始远赴重洋进行商业胃险，后来甚至一路开到非洲。
当时中国外贸的状况表明，中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已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的进口商品，除了精美的棉纺织品外，大多是马匹、皮革、珠宝、香料、象牙和热带地区的奇珍异玩另一方而，中国的出口商品，除去一些矿产，大多为加工产品，像书籍、绘画和工艺品畅销朝鲜和日本（这些国家的高雅文化也是从中国传入的）， 中国的铜钱通行于东亚和东南亚地区，而丝织品和瓷器则在各地都亦受到欢迎：今天远至桑给巴尔都发现了宋瓷的碎片，波斯湾和埃及的一些中世纪商业城市遗址中也发现一了大量宋代瓷器的残片。
发达的货币经济
晚唐和宋时经济非常发达，从当时发达的货币制度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铜钱早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出现，并且在后世一直得到广泛的使用，到了晚唐至宋代不但铸币数量大增，货币制度亦趋向复杂，货币在贸易和国家财政中的重要性也随之提高了。
749 年政府的现金收入不过200 万贯，但到1065 年，宋朝一年赋税的现金收人已高达3700 万贯，而到了南宋，现金收人在政府收人中的比重更全面超过了谷物和纺织品，唐初政府收人同前代一样主要依赖农业赋税，但到了北宋，政府专卖收人和各项商业税收开始超过农业收入，到了南宋时国家收入就大部分是从商业中获得的。尽管后世政权更为依赖农业收人，但宋朝以后商业收入亦成为政府收入的另一重要来源，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这些政权的财政状况较前代更为稳定。
晚唐和宋代货币的广泛使用给国家的币源带来了压力。宋时平均每年的铸币数量为13 万一31 万贯，10世纪晚期达到88 万贯，到了11 世纪更高达183 万贯，但即便如此仍是供不应求。为了解决这一需要，政府有时限止铸币之外的用铜，或减少每贯钱的枚数，同时禁止铜币外流，并且在这一政策证明无效时，对铸币征收高达50 ％的出口税。政府甚至在四川、陕西等地试行铸用铁钱以在汉人与胡人之间设一道“铁幕”，但未能取得成功。金银的使用（如金沙、银锭）一度解决了铸铜不足的危机，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很少使用这些贵重金属货币。
这时出现了一种最有趣的解决办法，即发行纸币，这就足以证明当时的货币经济是何等发达。当时政府和商人都面临着如何长途运送大量货币的问题。铜钱由于体积过于笨重而不合要求，于是各种纸币和票据应运而生。早在811 年，唐朝已开始发行所谓的“飞钱”来支付外地购买的货物。这种票据可以在京城兑换成货币。这种做法在宋代广为使用，当时曾制造出大量的此类票据。由于使用方便，商人们经常在同行之问用它来转账、划汇。
同时，在私人钱庄里也出现了另外一种纸币。这种纸币类似存折，异地承兑时加收3 ％的服务费。这种票据因其使用方便，起初以与其面值等值的货币流通。四川成都发行的“交子”是最着名的一种钞票，当政府于1024 年开始发行“交子”时，“交子”就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的面额为整数。从200 到1000 （即一贯）不等，承兑时例收3 分利钱，而且每三年“一界”，发行新交子以淘汰贬值的旧交子
成都的交子起初发行了125 . 6 万千贯，后来又明智地缩减为36 万贯：另外其他地方也发行各种纸币。不过，政府一到财政困难时，就象后世各国政府一样，开始超额发行纸币直至纸币贬值。从货币的发展及其他经济特征来看，宋朝的商品经济代表了中国在19 世纪前的最高发展水平。
五、社会与文化
缙绅阶级
中国的商业革命对社会、政府的触动并不像西方那么巨大，其原因是，这场革命是在一个高度组织化、官僚化的帝国里发生的，这一帝国能够适应经济的发展并从中汲取新的力量。与之不同，欧洲封建社会的社会政治制度面对经济的变革束手无策而因此崩溃，并且导致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8 至13 世纪的经济发展确实也推动了当时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当时出现的社会类型蕴含了许多现代都市文明的特点并且一直持续到19 世纪，故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现代社会。不管怎样，12 世纪的欧洲文化似乎只是19 世纪西方文化的远祖，但当西方人19 世纪来到中国时，他们发现700 年前12 世纪的中国却更为年轻而富有朝气。从六朝和唐初的贵族社会到宋朝时基本上是平民性的、更为平等的社会，这一转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土地所有制和赋税制度的变化。在此之前，绝大部分土地有部分分给了农民，他们的劳动所得（农产品、劳动力）为政府古有，另一部分土地则掌握在豪门巨族手中，他们可以免交赋税并通过政治、军事手段控制荫庇其下的农民，并且凭着他们的财富与独立的权力基础左右朝廷。社会转型之后，政府与土地私有不再对立，而私有的土地、财产亦不再与权力或政治影响挂钩。其结果就是大批中小型地主的出现，同时，简便易行的新型赋税制度出现后，也使得先前的贵族很难再保持其不纳钱粮的特权并因此而逐渐没落下去。
商业和货币经济的飞速发展亦打破了自给自足式的生产方式，而且随着科举制度的完善，平民士子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权力渐渐集中在皇帝及百官手中，豪门巨族的政治影响也就日益黯淡下去了；同时，旧式贵族亦渐渐融人了缙绅阶级或地主阶级，分散的小块土地代替了大批集中的田产而成为常见的土地所有形式，替地主耕种谋生的农民亦从隶农转变成为佃农。
与旧式贵族相比，新的缙绅阶级对农业财富的依赖程度大大减轻了。事实上从宋朝开始，农业的经济价值已日益变得无足轻重。由于在中国拥有土地是件荣耀之事；而且土地相对可以避免政府的兼并，因此剩余资本总是用来购置田产，但缙绅阶级的财产常常更多的是源于商业活动，而且朝廷也常常百般庇护他们的这类财产。缙绅阶级之所以并非是纯粹的地主阶级的另一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财富只有通过科举入仕才能有效地转化为权力。缙绅阶级是直接通过知识而获得全国性的政治影响的，财富、田产不过是间接因素罢了。此外，世袭的爵位到了宋代已显得相对不那么重要了。社会变动的频繁，使得当时经济呈多元化发展局面，平等思想亦深人人心，这样整个社会的面貌发生了改变，并进一步影响了高雅文化的内在特性。
社会的都市化
都市化是当时社会的又一特点。8 世纪中期有26 个超过10 万户的大城市，到了12 世纪初就发展到52 个。不过自此之后，中国文化的都市化主要不是体现为人口的增长，而是体现在城市与市民对社会所起的主导作用上。新的缙绅阶级与旧式贵族不同，他们主要居住在城市里，更像寓居的地主而不是农村里的乡绅。由于几乎所有的官员和富商也住在城市里，因此城市中就聚集了社会的领导阶层，而高雅文化自然因此也大大都市化了，其口味与心态都具有了市民化的特征。
这种新型城市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平民思想的胜利。尽管中国直到初唐时期和其他强大的民族一样富于尚武精神，但从宋朝开始中国文明的特点发生变化，和西方现代都市化社会一样，开始格外重视平民生活水平而对戎马生涯不屑一顾。人们觉得当兵只是适合社会渣滓做的事，即所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唐以后的宋、元、明、清四朝中，开疆拓边的只有元、清这两个“蛮族”政权，这一点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在都市化的背景下，高雅文化与前代和比更为精致、多元，参与者也大大增加了。都市的生活方式与娱乐方式自然也兴盛起来。尽管在西方，打猎和赛马等乡村娱乐方式在某些圈子中一直持续到今天，但高度文明的中国人早在1000年前就摒弃了这类活动。同时有意思的是，当时中国人亦和西方进入都市化时的欧洲人一样，开始对自然景色产生了迷恋。
宋时的都市生活是自由而奢华的，城市已非朝廷控制下的几个城池的联合，也不再执行政治中心的功能。相反，娱乐场所成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当时的城市中有无数各具特色的茶馆、酒肆和饭庄，并有和后世日本艺妓相似的专业歌伎伺候的娱乐场所。这些场所和酒楼常常也是寻花问柳之处。此外，像戏曲、傀儡戏、杂耍、说书等娱乐形式一也是应有尽有。
都市化社会所固有的阴暗现象亦于此时出现了。寓居城市之中的地主和佃户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并且一直持续到近现代。贫穷现象亦在城市无产者中蔓延开来。晚唐出现了收养弃婴、孤老、收埋死尸的私家慈善机关。这些机构在12 世纪初改由国家开办，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像宋朝的军队就是解决无业人员的一个主要手段，此外政府亦提供救济或开仓放粮来帮助穷人。
文化的都市化发展亦带来了妇女地位的变化。在此之前，妇女本来就一直依附于男子，但由于上流社会的女子无须像农妇一样劳动，宋代之后的几百年中进一步造成了妇女地位的低下。这种低下地位具体表现为：男子纳妾、社会对寡妇再嫁的反对以及缠足制度风行于上层社会。女子在幼年时就开始缠足，其足弓渐渐弯曲，除大拇指之外的4 个脚趾全部折回足底，这样就产生了所谓的“三寸金莲”，致使女子终生残疾并成为男子的玩物，而男子的经济地位亦得到了加强。在外国人看来，小脚是令人生厌的，但它往往极大地触发了中国男子的色情联想。后来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社会并一直延续到20 世纪。
艺术思潮
尽管唐朝对外武功赫赫，宋时外贸事业亦欣欣向荣，但中国8 至13 世纪的文化却并未显示出多少新的外来影响。恰恰相反，中国文化倒是表现为本土传统的丰富与成熟。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其他领域均是如此。如建筑，尽管多层建筑已非鲜见，檐角也日趋上翘，仍旧保持了原先以梁柱为主体的风格。在佛教影响下兴盛起来的造像艺术，在宋时达到新的写实主义高峰，但随之很快就又衰落下去了。各种工艺技术均得到飞速发展，宋期的青花瓷和其他瓷器开始名扬四海。不过，发展最大的是绘画艺术。宋代以来的大多数中国人都认为这是他们美术领域中最伟大的一种艺术类型，这种看法很有道理。中国绘画艺术的技法与风格在汉代已大致出现，经过不断的丰富发展而大成于宋代，并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后世中国画虽然更为丰富多样，表现技法更具活力。但从宏观角度玩味，就会发现后世中国画的各种题材在宋时就已经无一不备了。以造像为主的佛教题材绘画作品在宋代一直很流行，但世俗题材的绘画作品逐渐后来居上成为主流。后者不再以人像或先朝事迹为中心，而是着力于表现山水风光（人物不过是种点缀罢了）或自然景色（如一丛竹林）。这已不是纯粹的写实主义作品，而是具有印象主义的风格了。色彩变得尤足轻重，水墨画成中国画的主流。画家在细节上精益求精，并致力于表现他心中认为是真实的事物。一山一水便可表现整个自然，一丛竹林即是宇宙的缩影。这显然溶人了道家或禅宗的竹学思想。
宋代绘画的伟大之处在于，与中世纪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绘画相比，它有强烈的现代主义风格。宋时对艺术的整体态度基本上也是现代主义的。在宋代艺术不一再是宗教的婢女；绘画也不仅仅是造像或建筑上的装饰，而是因其本身的美感特质而为人所欣赏。画家也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匠人，而是成为人人敬仰的艺术家― 一他们往往同时也是文人士大夫。
晚唐与两宋时画坛名家辈出，其中最着名的有唐玄宗时期的吴道子，北宋的米芾（1051 一1107 年）和南宋时的山水名家马远、夏圭等人。中国人对流派的尊崇也应用到了艺术领域，当时出现了许多论述“南宗”与“北宗”画派的文章。另外在艺术与考占领域也出现了好古的思潮。无论官方或民间都收藏了大量作品，着名的收藏家还在藏品L上加印迹来表示该作是真品或为本人所拥有，这往往更加提升了藏品的价值。当时还出现了详细的藏品目录与高深的鉴赏文章。同时古董业的兴盛也刺激了造伪业的发展，后者本身亦成为了一种艺术。
文学
尽管绘画艺术对于中国精英阶层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天赋，漂亮的书法和文学技能（尤其是诗才）却是他们的必备才能。文字向来是备受尊崇，而作为获求功名之主要途径的科举制度更是抬高了它的地位。10世纪时私学与书院的数量大增，加上印刷术的发明，自然也推动了各种书写用具的发展，而文学、学术亦因此获得了全面的发展。
六朝以来盛行不衰的诗歌艺术在唐朝达到了高峰，同时在形式上也更为自由挥洒了。诗歌到了李白（ 701 一762 年）、杜甫（7 12 一770 年）手中可说发展到了极致。李白是个道家信徒，他喜好醇酒，常常自感怀才不遇，一生浪迹四海。据说他在船中饮酒醉后因捞月堕水而亡，这个传说恰合诗人之精神。杜甫则是一严肃的儒家信徒，他忧国忧民，感时讥世二唐宋时有名的诗人无虑数千，像以通俗语言人诗的白居易（772 一846年）在整个东亚地区都享有盛名。到了宋朝，由于题材渐渐用尽，诗日渐失去了活力，但还是出现了不少大诗人，如苏东坡（1036 一1 101 年），他不但是大书法家、一代文宗，亦是大思想家。
诗歌衰落了，而脱胎于唱曲的词却兴盛了起来。词的格式多变，语言通俗，起初只是不登大雅的小道，但到了宋朝，所有的大诗人（如苏东坡）都对填词乐此不疲。词到了后来亦日益僵化，而散曲则代之而起，成为元明两代最为风行的诗歌体裁。
晚唐和宋也是古文的黄金时代。韩愈（768 一824 年）一扫六朝以来讲求对偶、以浮华为能事的骄文风气，复兴了简洁质朴的古文。不过，此时古文已略显过时，又因为它以古代作品为范本，因此加大了书面语与口语之间的差异。但是反对僵化写作的斗争继续了下去。作为一代史家、思想家和词宗的欧阳修认为，作家应不拘一格地采用各种文体来自由抒发思想。这一观念无疑是受了禅宗语录和哲学着作口语化影响的结果。这一时期亦出现了两种全新的文学样式：戏曲与传奇（小说）： ，这两种素来不人大雅之堂的文学样式在后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逐渐发展为高度成熟的杂剧与小说。当时这种大众文艺的兴起，显然与教育程度和中国文化都市化程度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
晚唐与宋代文学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即大多数的诗人、词家与学者都属于士大夫阶层（尽管有些人怀才不遇，如李白和杜甫）。反过来，大多数大政治家亦是杰出的文人，像政坛强人王安石就是一位有名的诗人。先前诗人、学者、官员这三种身份是径渭分明的，但宋代儒学发展出的理想人格却是身兼学者、诗人、政治家甚至哲学家与画家的全才型人物：
学术研究
晚唐和宋代的学术研究也有巨大的发展。此时编撰了更为严整、完备的官史，另外还出现了新式的史学作品。当时文献之充足翔实，完全有可能撰写一部新的通史。司马光（1018 一1086 年）不仅是以反对王安石新政而着名的守旧派政治家，他主持编写的《 资治通鉴》 亦成为司马迁的《 史记》 之后又一部伟大的通史。该书分294 卷，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上至公元前403 年下迄公元959 年间1362 年间的史事。“资治通鉴”这部书名反映了中国史家的所有理想，即“以史为镜来帮助朝廷进行统治”之意。
12 世纪时，在朱熹的指导下，人们对这部大书的文献材料进行了删节与加工，编成《 通鉴纲目》 一书，其中对史实进行了分类，着重强调历史的道德教育意义。袁枢（1131 一1205 年）亦在《 资治通鉴》 的基础上，分事立目，钞辑了《 通鉴纪事本末》 一书。这3 部书成为后世中国学者了解中国历史的必读书目。
类书编撰亦于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像801 年成书的《 通典》 96上年成书的《 唐会要》 均成为后世新型百科全书的雏型。后者作为提供前代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主要信息源，逐渐替代了官史在这方面的作用。
六、新儒学（理学）
新思潮的兴起
晚唐和宋代兴起的文化心态与正统哲学对中国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 世纪。在这一思想动荡的时期里产生的理学（西方称为“新儒学”） ，成为后世中国哲学思想的核心，直到19 世纪西方思想涌入以及20 世纪政治、社会革命的进一步冲击下才告崩溃。
理学之所以兴起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是中国在外族侵略下产生的“内转”。唐朝时国力强盛，人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好奇，也能以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外来文化。如713 年一位伊斯兰大使因为宗教的原因，拒绝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中国人也就放弃了这项礼仪要求，这与清朝对待欧洲使节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到了晚唐，汉人对“蛮夷”的恐惧与憎恶增加了。如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一向受到攻击，此时排佛的活动也愈演愈烈，像韩愈在819 年为反对皇帝迎佛骨而写的一篇奏章即是其标志，在此20 年后就发生了“会昌佛难”（ 841 一846年）。
儒学复兴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想取得了显着的成效。六朝时的混乱政局已成为遥远的记忆，重建的官僚国家对文人官吏的需求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作为考试内容的儒家经典再度受到人们的重视。当然，儒家思想在佛法最盛之时亦未销声匿迹，并且在帝国重新统一后稳步发展起来，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到了9 世纪，儒家的文人士大夫渐渐摒弃了道家反对政府统治的思想，对佛教反对社会的思想同样也大加挞伐。
不过，理学并不仅仅是前秦和两汉儒学的继承和发展它部分是对传统的重新发现，部分是全新的创造、在学者们看来，当时的社会与经典中所描述的社会显然颇有不同。理学家们希望能够重续先圣的道统（即恢复他们心目中的上古理想社会），但他们是按照新的思路，出于维护当时社会利益的考虑来完成这个工作的理学家们深受佛学的影响，许多人在早年曾是佛道信徒，有些甚至还在禅院里修行过。佛教使人能够进行一些形而「的思考，而理学的一个新贡献就是援佛道术语入儒发展出一套形而上的儒学体系。
因此，理学就和汉代儒学一样，是融汇了当时各种思潮的产物。不过理学基本上摒弃了道家追求长生不死和佛教注重神性与来世的思想。它与中国古代思想一脉相承，重视的是世俗的社会性和政治性事务，特别是伦理直德问题，另外也同样具有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倾向。
新儒家及其思想
以辟佛而闻名的古文大师韩愈可称得上是第一位伟大的新儒家。11 及12 世纪是思想大动荡的时期，这时出现了许多思想和学派。像陆九渊（号象山，1139一1192 年）创立了一种类似禅宗的注重个人体悟的思想，其思想于明时大行于世。11 世纪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则代表了儒家中务实、入世的一派，而同时代的欧阳修、苏东坡亦领导了另外几派重要的哲学思潮。
在王安石的反对派中，有几位成为后世理学的创始人。第一位是周敦颐（1017 一1073 年），他从《 易经》 中拈取“太极”一词，演绎出一套阴阳五行所组成的宇宙构成论。这一思想在“二程”即程濒（1031 一1085 年）、程颐（1032 一1107 年）手中更趋完善。程颐还从《 礼记》 中抽出《 大学》 一章，连同《 孟子》 、《 中庸》 、《 论语》 放在一起称为《 四书》 。《 四书》 后来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教材。
朱熹（1130一1200 年）是集理学之大成者，其地位类似基督教中的阿奎那（Aquinas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他都是一名完美的儒家信徒。我们上面曾介绍过，他还是一位着名的史学家，曾一度人仕，但他首先是儒家经典的大评注家和古典时期之后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他对理学贡献之大，以致于理学在东亚常常又被称为“朱子学”。
按照朱熹创立的形而上学体系，万物以“理”（先天的模式）为本，以“气”（ “以太”或物质）为源。如房屋的范式为“理”，砖木则由“气”发展而来。一物各有一“理”， “众理”之全则为“太极”，理之与太极，是“月印万川”的分享关系。
这种思想显然是受了佛学的影响，同样，宋代理学家借用佛教思想的概念，发展出一套用太极、阴阳、五行之间的关系来表示的万物演化循环的理论。但理学思想的核心一如一旱期儒学，强调将其思想应用于伦理、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实践之中。后世之人往往不加思索地信奉理学，对他们而言，理学中的伦理和社会思想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宋代，孟子的“性善”、“修身”学说与荀子的“性恶”、“化性起伪”学说之间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朱熹一派肯定了孟子的观点，认为人性的“天理”自然是纯洁、善良的，它是“仁义礼智信”这“五德’的根本。不过，“天命之性”总是受到“气”的遮蔽而不尽完善，故而需要放弃“私欲”服从“天理”。这样，教育就变得就一十分重要，“修身”更是必不可少。儒学在宋代理学思潮中发展到了极致，其核心内容融汇了孟子和宋代士大夫的思想。首先，理学对以家庭为中心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这“五伦”（该词首见于《 孟子》 ）格外重视。需要指出的是，这五伦中除了朋友关系之外都是权威或服从的关系。其次，是儒家仁慈君主的政治理想。国家被视为是一个大家庭，君主同父亲一样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像孟子所强调的，他必须具有完关的道德。最后是在百官体系和科举考试中得以制度化的士大夫理想，即循规蹈矩的德才兼备者应成为社会的表率与大公无私的统治者，并且有责任不惮天威向皇帝进行劝谏。
文化发展的停滞
朱熹死后，他的理学思想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正统思想：1313 年政府规定，科举考试必须以其所着的《 四书集注》 作为答题的依据。结果，朱熹的学术和哲学就束缚了中国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理学因此推动了中国前现代时期独特的稳定、因循守旧型社会的形成。在此期间中国社会发展停滞，与欧洲相比几乎没有发生变化。宋代以后中国文化与制度发展滞缓，使得中国在19 世纪时积弱不振，面对同一时期强大起来的西方文明几无还手之力。中国的这种惰性常常被看成是历史的悲剧，亦成为后世民族耻辱的根源。不过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这一时期的中国人而言，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稳定，总归要比同时期欧洲所经历的生活、思想动荡更为可取些罢。文化迅速变化的西方社会中孕育了当今世界上高度不稳定的文明类型，生活在这种文明中的人，可能也会羡慕中国在13 至19 世纪所享有的和平与稳定呢。
问题是：中国人是如何获得长达800 余年的稳定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在13 世纪形成了一种平衡，并且在当时的思想、技术条件下达到了完美的程度。这种完美的平衡到了19 、20 世纪，在经受了外界的剧烈破坏和撞击仍未完全打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中国人为他们辉煌的过去而感到骄傲，大约也是很有道理的。
第07章 汉人与胡人：蒙古帝国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13 世纪到19 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其间先后出现了元（1271 一1368 年）、明（ 1368 一l644 年）、清（1616 一1911 年）3 个朝代，其中社会动荡主要出现在王朝统治的末期，即14 、17 、19 世纪。
不过在这种稳定的统治中有一点令人感到不解，即元、清两代的异族统治者竟能统治偌大一个中国并且被中国人奉为正朔！中华帝国不仅包括长城以内的农业地区，亦包括位处亚洲腹地（特别是蒙古与满洲）的边缘地区。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时期，像汉、唐、明3 朝，往往控制了这些地方，但在国力衰败之时则往往受到该地少数民族的入侵，长城以外的少数民族会占领并统治帝国的部分地区。不过他们常常借用汉族传统的典章制度，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器来巩固大一统的统治。中国政治秩序之所以格外地稳定，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能够容忍异族（尤其在外族势力强大的时候）的统治并保持自身的基本特征不变。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北疆草原曾经出现过的主要“蛮族”及其所建立的国家：
这些民族在历史上曾不断被汉人或继起的少数民族向西驱赶。早期各蛮族多属土耳其（突厥）语系，后起的各蛮族多属蒙古语系。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历史上不断南下入侵中原，从而形成有规律的政权循环现象。中国的政治生活无时不受到这些“蛮族”的影响，这主要是地理上的原因：耕地与草原相毗邻，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都有着各自难以改变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降水。亚洲大陆腹地气候干燥，只有内陆河，因而无法大面积发展农业。青藏高原和蒙古草原由于水资源缺乏而人口稀少。“蛮族”地区几乎是汉人区的两倍，但人口只是汉人的1 / 4 。因此“蛮族”的力量从何而来便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当“蛮族”进入长城以南时，常常具有军事上的优势，那么这些人的晓勇善战又是从柯而来的呢？
一、草原社会
草原居民主要靠畜牧为生。纯粹的游牧民族中，羊和马就构成了他们全部的经济生活。羊皮可制衣，羊毛可制毡，人们吃的是羊肉，并用马奶、羊奶制取奶酪与奶油。女人们收集畜粪做为燃料使用，男人们以马代步，照看羊群、马群，骑射作战或狩猎。另外有时也靠骆驼来穿越沙漠、用牛来驾车。只要能通过定点市集换取来粮食、织物、菜及其他“奢侈品”和制造武器的铜铁金属，他们并不需要什么农业。，在短期内他们能够自给自足，但长远来看也并未完全割断与商业地区的关系。由于城市不可能在草原上获得发展，草原的文化和技术发展就受到很大的局限。居民的财富主要用在了妇女们的首饰上，他们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称之为镰饰的金属动物造型。（这种艺术广泛分布于从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到阿穆尔河的广大亚欧草原）他们的语言文学非常落后。其宗教为原始的萨满教，由巫医请神驱鬼，与通古斯族、美洲印第安人不无相似之处，“苍天”则是他们共奉的尊神。
牧民们的迁徙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而是随着季节变化进行，如人冬前将畜群迁移到避风的山谷地带，次年开春时再迁回到平原上来。寻找牧场是他们的基本生存权利，迁徙并不是为了开展农业生产而争夺耕地。部落酋长随季节变化选择不同的草场并有规律地组织部落的迁徙，对定居生活，如犁地、收割、盖房、修路可说毫无兴趣。牧人完全靠天吃饭，因为一场大风就有可能摧毁掉畜群。居住在农业区边缘的半游牧民族，也同样过着这种不稳定的经济生活。他们无法积累财富，这就促使他们一再扩大与中原的贸易或进行军事扩张。游牧民族是没有什么财产的，与人烟稠密的农业区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总是相对贫穷一些。
草原上的牧人、猎户与农民不同，不必担心因为四处漂流而影响收获。他们从小到大在马鞍上度过一生，平时用来照料畜群和捕猎上的精力，战争时可以立刻用来摧毁敌人：积极主动的户外生活把他们塑造成为独立、自信、无所不能的个体（这与美洲牛仔不无相似之处）。身兼牧人、猎手和战士的草原人民不得不准备好应付一切事情：由于妇女们分担了帐篷内的事务和政治、战争之外的一切生活问题，男子们的战斗力大大得到了加强。
草原上的社会结构也有利于增强他们的军事能力。部族首领一般由才能出众的人担任，当他们年老体衰时就会被新的领袖所代替。大小酋长和战士相互之间保持一种效忠和保护的关系，而一个强人也往往可以很快地奋斗到人际关系金字塔的顶端。
游牧民族的强大战斗力来自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一个技术上的原因是铁制马橙的作用，它于公元初传入草原地区，为骑射作战提供了很大方便。骑手身骑训练有素的战马，并使用一种精巧的弓箭，这样他的战斗力就超过那些由农民组成的步兵。从取400年到1400年，在火器诞生之前，他们的军事技术在亚洲一直都处于领先的地位。
长城已不能隔断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的交往。这一地区降雨很少，周期性发作的天灾也给农业生产造成厂危害，汉人以谷物、丝绸及茶叶换取胡人的马匹，这种贸易活动很容易与政治牵涉在一起长城沿线的半游牧民族有时亦会归顺中原甚至汉化，但当中原政权暗弱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会归附反叛的“蛮族”领袖。反叛的领袖如果有魄力效法中原的政治制度，这样他就能够建众起一种以对商人、农民和卜兵进行统治为基础的混合型政权在这种情况下，汉人往往不可避免地也充当俩某种角色。在这种貌合神离的政权中，外族领袖往往身兼战将与统治者两种角色以维持其统治：
契丹帝国
契丹人建守的辽国（947 一1125 年）具有典型的三元国家特征」辽国横跨蒙古、满洲和中原的东北地区，像华北和满洲南部为农业区，满洲西部和蒙古为草原、满洲的东部和北部则为林区境内的少数民族包括：满洲东部的通古斯人（即满洲人的祖先），他们以狩猎、耕种和牧猪为生；蒙一古草原的突厥各部，他们是纯粹的游牧民族，完全以牧羊、牧马为生；两者之间是半游牧民族的契丹人，他们既种庄稼、养猪，也牧马、牧牛、养骆驼，属于混合型经济：契丹最初有18 部，后发展为54 部，在此基础上最终便形成了契丹帝国。
契丹社会以某一族为中心，分为8 大支脉，各支之间互相通婚。契丹社会也包括契丹人以外的游牧民族和在农村、城镇定居的汉人（契丹境内的汉人地位不等，或为奴隶、或为半自由人、或完全具有人身自由）。原先满洲东部渤海国的百姓则处在这一社会的最底层。
与中国嫡系继承的社会不同，契丹各部大部分都没有姓氏，往往几代之后其身份就辨别不清了。他们的祭祖活动仿效汉人由统治者所属一族掌管。他们的婚姻仍按照民族的风俗，与汉人的做法大相径庭：契丹男子往往可以娶其姨、姑为妻或在兄弟死后继承他们的遗孀。
907年，契丹各部像先前匈奴人一样形成了统一的部落联盟、同年他们的首领自称为契丹国皇帝。其后战事不断，甚至他的兄弟也加人了反对者的一方随着帝国的不断扩大，统治者终于建立起牢固的像汉人那样的世袭君主制度。
契丹人不仅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治制度，而且拥有强大的骑兵部队。契丹皇帝大帐的护卫由骑兵射手担任，这就是后世西方人称为“游牧部落”（ horde ）的雏型。早在922 年，契丹皇帝就从各部抽调精兵组成一支2000人的类似西方“近卫军”的骑兵部队，后来人数又增加到了5 万至7 万人。
在作战时，契丹骑兵可人可以拥有3 匹战马（其中两2 为备用）；他的装束包括1套铠甲、2 张弓、上把斧子、1口刀、绳索以及干粮：平时狩猎就是他们的军事训练，一般分为5 人一组或1O 人一组，对首领保持绝对服从在开阔的平原上作战时，几十名、几百名或几千名契丹士兵组成整齐的方阵，由前锋、两翼、中军和皇家卫队构成。交战之前，他们会派出1 万人左右的侦察部队侦察敌情，晚间有夜哨，并通过烽火、锣鼓号角、旗子、口令乃至学鸟叫来传递信息。他们避免与优势兵力正面交锋，而且采取断绝敌军供给、设置伏兵或避实就虚等战术来取胜。在攻城时他们命令汉族百姓填平护城河，并用汉人的弩弓轰击城墙。在屠城时他们惯常驱使汉人俘虏为前锋来杀戮自己的同胞。
辽国
到了947 年，契丹势力已向南扩张到了燕云十六州，并接二连三地攻陷了中原的城镇。同年契丹易国号－为“辽”。利用唐朝崩溃后形成的时机，契丹人建立了一个包括“蛮族”和汉人在内的二元国家。其间他们得到一些汉人归顺者的帮助，汉人的城市文明与统治制度也随之带到了辽国。
辽国有5 个国都，其中上京位于关外，每一个国都各为一部分国土的中心，其下设有各级行政区划并各有守将、堡垒加以守护。辽国两北两院均设宰相、枢密使及各部尚书，并在北京朝会办公。南院效仿唐代的六部及谏官等制度，自988 年起亦推行科举以选拔汉人官员。为了促进统治制度的汉化，契丹人亦开始建年号、立太子、尊孔子、效仿儒家的祭祖活动、学讲汉语并以汉语为官力一语言，南院治下的辽国人甚至还穿用汉服。为了防止汉化，契丹人保留了原先的部落组织、仪式和大部分饮食、服装习惯……与前代“蛮族”入侵者不同，他们避免将汉语作为母语来使用，并为自己的语言发展出两套文字系统（字母文字与汉字）。这两种文字用于诏诰公文，但没有产生什么有价值的文学作品。
辽国人口一直未超过400万，与北宋人口相比少得可怜。事实上，辽国契丹人的人口只有75 万左右，仅占全国人口的1 / 5 。这样契丹统治者就必须想尽办法来加强统治。不过，最后导致他们灭亡的不是汉人，而是后方的另外一个少数民族。
西夏
党固人此时在今甘肃地区建立了“夏”或“西夏”； 宋能够在辽国的进攻下苟延残喘，部分原因就在于这种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一种力量的制衡。西夏定都于黄河边上的银川，正好处在蒙古与中亚商路的交汇处。西夏为半绿洲式经济，既有灌溉农业，也有畜牧业和商业，党固人先前向宋朝输贡纳币，后来元昊于1038 年宣布独立，自称为大夏国皇帝。在他统治时期发明了一种西夏文字，用汉字来记录党固语，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文献直到今天都无法解读。党固人仿效汉人的统治制度与教育教度，同时奉佛教为其国教。
女真人与金国
女真人生活在满洲东北一带，原先归附辽国，但由于契丹人不准他们向南发展而逐渐发生了冲突：1115年他们在一位杰出领袖完颜阿骨打的领导下统一了各部，势力大张。同年完颜阿骨打称帝，并很快攻陷了上京。辽国灭亡后，余部西逃并重新建立了另外一个政权，即所谓西辽（1124 一1211 年），又名黑契丹，西辽控制了帕米尔以西及以东的绿洲地区，与西夏和阿姆河地区（即当时的楚河南岸）接壤，后于1211 年终为蒙古所灭。
与辽国不同的是，女真人积极南下，占领了大部分中原地区，甚至于1126 年攻陷了宋都开封。金兵一直打到长江流域，最终以淮河（其南为中国的产稻区）一带为界与南宋划江而治。
金国（1122 一1234 年，其名源自女真部落发祥地一条河水的名称）的人口比辽国还要少。他们承袭了契丹人的二元统治和混合文化，而且汉化的程度更深。金国定都燕京（现北京地区），效仿中原建立了百官制度，和宋朝一样将全国划分为19 个省，下设州县，又仿唐制设立了六部，到后来汉族官员的人数比非汉族官员人数还多出一半。
像契丹人一样，女真人面对发达的汉族文化，不得不在统治大量汉族人的同时也设法保持自己的民族文化。在这方面，唐以来的“蛮族”很像入侵罗马帝国的欧洲游牧民族，后者亦为反抗罗马文化而打出法兰西人、日耳曼人这样的旗号。女真人在契丹字母的基础上也创立了两套女真文字，一套为字母文字，一套是从汉字脱胎而来的方块字。
女真人、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起初都十分晓勇善战，但他们在中原农业区定居下来后就渐渐失去了战斗力。在与中国人的经济交往中，他们逐渐沦为佃户甚至变得一贫如洗。后来他们也可以与汉族通婚了。1141 年宋金议和，宋向金称臣纳贡，这大大促进了两国之间贸易的发展。当金国皇帝内部为争夺皇位大打出手时，他们治下的汉人却富有创造力地发展了各项和平的艺术，如刊印图书、学术研究、文学和戏曲等等。金国统治者也转向了儒家的礼仪规范，开始学习五经、写作汉诗。1189 年后，金国同时与蒙古人和南宋作战，国力逐渐空虚。他们曾效仿北宋印行纸币，由于发行过多，引起了通货膨胀等恶性后果。1215 年，在蒙古的军事武力下金人将国都从北京迁到了开封，到了1234 年最终为蒙古人所灭。
二、蒙古帝国
历史上的异族政权，如北魏、辽、金，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到了蒙古人和满族人建立政权时就看得更明显了。这些特点是：（ 上） “蛮族”一般在政局混乱的时候入侵并占领中国北方的中原地区；（ 2 ）这些“蛮族”政权往往得到汉人的指点和效忠；（ 3 ） “蛮族”骑兵进入中原后就丧失了纵横草原时的战斗力；（ 4 ）在异族政权的容忍或安抚政策下，归顺的汉人傀儡政府中任命了大量汉族税吏和官员；（ 5 ）入侵者往往采用汉人的政治制度并允许传统统治制度和汉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式各方面继续发展；（ 6 ）但这些异族往往以其长城之外的发祥地为根据地，以此来维护本民族的自觉存在而不为汉人所同化；（ 7 ）朝廷以下各级政府多为汉一胡二元结构，其中除去主管者外大部分是汉人；（ 8 ）其他少数民族也往往加人政府；（ 9 ）异族统治者通过武力以维护统治，包括戍卫边境（亦有汉族士兵）、派亲兵防卫国都和其他一些重要地区；（ 10 ）对于中亚其他各少数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 11 ）由于汉人人数众多，异族入授者渐渐吸取了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饮食、服装、姓名乃至语言等等；（ 12 ）异族或者最终为汉族所同化，或者被汉人驱逐出中原。上述这些特点在蒙古统治中国时都得到了体现。蒙古人往往每家住一个帐篷（即蒙古包），几家人一组生活在一起。每逢迁徒之时，各家聚在一起，往往有数百家一起行动公父系氏族是蒙古社会和政治的基本单位。又寸氏族的忠诚体现为灶神崇拜，这是他们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有血亲关系的氏族组合在一起就形成了部落，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不同氏族的首领常常成为， “结拜兄弟”，蒙古人实行多妻制，这样男人们可以从本族以外娶回很多妻子，不过常常须诉诸武力来抢亲，这样就造成了大量的世仇、美击报复和小规模的战斗。渐渐地，某些部落在战斗中古了上风，吞并了其他部落，势力逐步强大起来，而类似欧洲“老爷”、“骑士”、“平民”、奴隶”之间的那种“归顺― 保护”金字塔式封建关系，也在蒙古建立起来了。在这种关系结构中，一位强人可以迅速奋斗到领袖的地位。
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出生于1167 年，当时蒙古各部仍处于各自为政的阶段，正是成吉思汗把他们统一起来的。成吉思汗本名铁木真，本人出身贵族，幼年时父亲就被人杀死，他历尽艰辛，一心想为父亲报仇。渐渐地他赢得族人的忠心支持，当上了首领。在与最高首领的反抗斗争中，他率领族人征服了一个又一个部落。最后，1206 年蒙古各部在克鲁伦河召开大会，授予铁木真“成吉思汗”（意为“宇宙之王”）的称号。从后世保存无多的波斯文、汉文和阿拉伯文史籍中的有关记载来看，成吉思汗的组织领导才能是很高超的。为了获得宗教的支持，他宣称自己的事业是上天授予他的神圣使命。铁木真的政权结构是按家庭原则从家庭到氏族、从氏族到部落以此类推建立起来的。为了维护统治，他在12 肠年颁布了一套帝国法律（后在他死前的1227 年又加以修改完善），规定这套法律是高于大汗本人的。从今天保存的片断来看，这是一套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铁木真之所以获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他善于学习他人的长处。铁木真在他的政府里任用了很多回人，后者是一商业型民族，许多人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主要生活在吐鲁番绿洲地区一带。蒙古人即是按照回文字母的形式来记录他们的语言的。
成吉思汗的卫兵由氏族领袖的子侄、手下的大将及其亲属组成，后逐渐发展为一支1 万人的精锐部队。成吉思汗即从这些人中挑选他的大将和高级官员。这支队伍的编制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人员来自各个部落，在1227 年时兵力一度达到12 . 9 万人，虽然与宋朝军队的人数相比还是很少，但按游牧民族的标准来看已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了。蒙古骑兵部队的将领为世袭的贵族，他们身穿皮裘，行军时配有后备马匹，有时十天十夜不下马鞍，行动迅捷（如远征匈牙利时3 天内走了270 英里）。骑兵主要靠劫掠为生，因此前方潜在的征服对象就不断地刺激他们投人战斗。
在交战时，蒙古人用骑兵包围敌军后再予以迎头痛击，这和他们狩猎时采取的战略是一致的。他们用的长弓比英国人所用的大弓威力更大，射程可达以600英尺。蒙古人也善于运用计谋，他们往往佯败引来追兵，然后反戈一击消灭敌人。马可？ 波罗曾讲过：“在这种战争中，蒙古人的对手往往在自以为获胜之时打输了这场战争。”蒙古人的另外一种战术，是埋伏重兵诱敌深人，然而聚而歼灭之。他们作战灵活，配合默契，常常以优势军力打击敌军的薄弱环节，可以说，在火器发明之前，他们把作战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另外，他们还善于使用间谍和心理战术。如他们通过商人刺探敌情，或在攻城前事先制造恐怖气氛，同时许诺只要敌人及早归降便不干涉他们的信仰并保证商人的自由等等，往往能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
成吉思汗在1205 至1209 年间发兵征服了西夏，并于1227 年灭掉了这个国家。他在1211 年至1215 年间发动了对金国的第一次战役，攻陷了金人的国都，其间还获得汉人的指点，其中最有名的是契丹皇帝的后裔耶律楚材（ll90- 1244 年），他劝谏新主不要把中原荡为牧场，并教蒙古人如何征收赋税、如何开矿和发展工业。1219 年至1221 年成吉思汗又征服了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的突厥族帝国，不仅控制了许多丰饶的绿洲城市、手工业中心和商队，同时也吸收了伊斯兰文化并赢得了穆斯林商贾的拥戴。另外，突厥各部也渐渐融人了蒙古民族。
这样，成吉思汗在他逝世（1227 年）以前已然建立起一个地跨欧亚之大帝国的雏型。许多人都对这位“一代天骄”的性格产生了兴趣。他建立了傲人的勋业，但其动机却很简单……他曾多次说起：“男人最大的乐趣在于征服他的敌人，追击敌人，把他们的财产统统夺过来，让他们的亲人哭泣，古有他们的马匹，把他们的女人搂抱到怀里。”在亚欧人民的记忆中，蒙古人贪得无厌、野心勃勃，而这正是成吉思汗的性格特征。
四大汗国
按照部落惯例，成吉思汗将帝国分给他的四个嫡子。他的孙子亦继承祖志，将蒙古帝国扩张为拥有四大汗国的庞大帝国：
1 .东亚的大汗国：窝阔台（成吉思汗三子夕，1229 一1241 年在位；蒙哥（成吉思汗的孙子）， 1251 一1259 年在位，忽必烈（成吉思汗的子孙）， 12 以卜一1294 年在位（1279 年后统治着全中国）， 1368 年为明所灭。
2 .土耳其斯坦境内的察哈台汗国：察哈台（成吉思汗二子，1227 一1242 年在位；1370 年后国上西部被帖木儿（1336 一1405 年）吞并。
3 .伊利汗国：旭烈兀于1258 年攻入巴格达后所建，1335 年后逐渐瓦解。
4 .钦察汗国（即金帐汗国）：拔都（1227 一1255 年在位），一度控制了俄罗斯，后为帖木儿征服，于15世纪时解体。
这支包括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的大军横扫了当时世界的主要地区，1231 年扫荡了波斯，1258 年攻破了巴格达。在东亚，蒙古军队于1241 年征服了中国的整个中原地区，1258 年灭掉了朝鲜。同时驱兵西进，拔都焚毁了莫斯科，攻破了基辅，并侵人波兰、波希米亚、匈牙利和多瑙河流域（1241 年），一直打到亚得里亚海。但在他听说大汗窝阔台去世（1241 年）的消息后便收兵回国以争夺汗位。这样，四分五裂、并未做好应战准备的欧洲基督教国家才得以躲过一劫。
拔都的继任者在南俄罗斯统治了200年。伊利汗（意为小汗，下属之汗）在波斯统治了100 年。南俄罗斯、波斯和中国是蒙古国的3 大农业区，但处于蒙古和土耳其斯坦绿洲地区这一核心地带的边缘。这样，察哈台汗国就成为政治上、军事上的战略重心。：在这一地区，蒙古通往中亚的道路上驿站密布，可以提供住宿、补给供养和躲避盗匪。商人和旅行家在这些骤道上络绎不绝，同时经过的还有运送政府物资的官员，他们在办理公事的同时也为统治者搜集情报。蒙古的骤马耐于奔跑并采用接力方式，邮件一天可走200英里。起初，四大汗国均属于同一帝国，但在成吉思汗死后渐渐就各自为政了。西亚的蒙古大汗接受了伊斯兰教，而中国地区的大汗则皈依了佛教并且按照儒家方式来治理国家。中国人、波斯人和俄罗斯人各自有不同的语言、文化、官制、朝政管理方式，各地的实际需求亦千差万别，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蒙古帝国的分裂。各国统治不断“向内转”，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内政事务上。统一的蒙古大帝国仅仅存在了一个世纪就四分五裂了。
征服南宋
蒙古人直到1279 年才征服了全中国，这对中国人的生活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南宋曾助金攻辽，这回重蹈覆辙又帮助蒙古人攻打金国，其结果是加速了自己的灭亡。不过在此几十年后蒙古人才得以灭掉南宋，这清楚地表明南宋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至少比征服西亚要困难得多。
蒙古人采取了从西路包抄南宋的战略。1253 年他们征服了南诏，攻克了大理城，使得这一地区首次纳人了中国的版图。征服南宋的大业，是由成吉思汗的诸孙中最具雄才大略的忽必烈（1215一1294 年）完成的。忽必烈于1260 年登大汗位，在位共34 年。忽必烈在北京建立了冬都，然后挥师南渡长江攻古了南宋的国都临安。之后再取广州，摧毁了南宋在广州西南海面上的庞大舰队（大部分已归降了蒙古人），于1279 年彻底消灭了南宋。忽必烈在1271 年建立了元朝（“元”意为“起始” ）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以“龙兴之地”命名的朝代名称。
对于蒙古人而言，征服异域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他们的使节和军队不断伸向东亚的边缘地区，同时和用宋朝的海军力量征伐东亚诸国。忽必烈曾于1274 年、1281 年两次派出数千只海船攻打日本，并至少四次出兵入侵越南，五度入侵缅甸。元朝使节还从海路到达过锡兰和印度南部：13 世纪80 年代南亚有十国上表输贡。1292 年蒙古船队进攻爪哇，但胜果无多。蒙古人一心想征服全世界，忽必烈多年来数次征伐叛乱的皇族西支就尤其说明问题。他的竞争对手、同是成吉思汗孙辈的窝阔台，在1268 年发动叛乱并夺取了察哈台汗国，在他1301 年去世以前对中国的大汗一直是个威胁。
三、蒙古统治下的中国
蒙古人很晚才发现被征服的汉人，无论是村民、商人还是艺术家，并未融入他们的氏族社会。耶律楚材自1230 年后负责管理中原事务，他兴建学堂、恢复科举并任用汉人知识分子。但蒙古人和女真人一样，无法继续推行辽国那种简单的二元统治，于是仿照唐、宋制度建立起各个政权机构，尤其是在首都设立了六部。此外，元朝还将中央的权力分为行政、军事和监察三大部分。省级机构的变动更大，他们仿照金人的做法由枢密院直接主管各省，这一措施大大完善了中国的帝国结构。
蒙古统治者也遇到了如何按照汉人方式进行统治而同时不失掉权力这个老问题。首先，必须让汉人承认异族的统治，为此，异族王朝就必须维护地方秩序，让汉族精英有参政的机会，同时扶植儒家思想和文化来领导士大夫阶层。蒙古的官兵显然难以负此重任，因此，元初的成功完全要归功于忽必烈的领袖才能及他所推行的儒家政策及其合作者的才智。
除了语言和社会地位之外，蒙古人和他们的臣民还有很大的不同。服装方面，他们偏爱牧人的皮衣装束；饮食方面，他们喜欢马奶和奶酪。由于草原严重缺水，蒙古人没有洗浴的习惯。他们甚至没有姓氏。他们的道德准则与汉族不同― 在汉人看来，几乎是不道德的，因此蒙古妇女便享有更多的自由。蒙古人的这些异族特性，在他们与中国之外的民族和地区的接触过程中甚至还得到了加强。他们是唯一建立了王朝的纯粹游牧民族。可以说，蒙古族与汉族在文化上差异极大，在政治上更是相差很大。此外，南宋知识分子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憎恨，往往拒绝入仕，这就更进一步拉大了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距离。后世的中国史官大都把以前的蒙古征服者描绘成只知烧杀掠劫和淫逸放荡的原始野蛮人，甚至说他们体臭逼人、以尿浴身等等。
由于受到汉人的敌视，元朝的蒙古人大量任用外国人，尤其是中亚和西亚的穆斯林。马可？ 波罗写道：“你会发现大汗并不是通过和平方式继承震旦的王位的，他通过武力征服才获得了这一地位，这样，他就难以信任汉人，而是将一切权力交给了鞑靼人、撒拉逊人或基督教徒，后者亦作为外国人而向元朝皇帝效忠，为大汗服务、”蒙古人建立了社会地位由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四民制度，地位最低的“南人”人数最多。同时蒙古统治者对蒙汉人民推行不同的法律，从而把他们的生活与汉人生活隔绝开来。大汗本人夏季驻哗上都（柯勒律治称之为“Xanadu " ） ，其统治又在中华帝国的传统中增加厂高度专制集权的色彩。
元朝的社会生活
忽必烈上台伊始即下令保护孔庙，并很快恢复了儒家在前代的崇高地位，稍后他又免去了儒生的赋税。但在关键的开科取士问题上，忽必烈未能获得“南人”的响应。在北方，科举制度于1237 年后废行，南方亦于1274 年后废止，后来直到1315年才又重新得到恢复。元朝的官府中自然有不少汉人官吏，但身为儒生而升至高位者则寥寥无几。
由于蒙古人对外来宗教进行保护，这也引起了知识阶级的敌视和反对，在波斯的许多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中亚的蒙古人则信奉聂斯脱利派基督教。在中国，佛寺、道观、清真寺、基督教堂和孔庙都是不纳税的。金元时期在中原还曾出现了一些新的道教教派。这种宗教的多元发展显然是对程朱理学的一个反驳。
原先信奉萨满教的蒙古人此时又纷纷改信一种末流佛教，即在西藏发展起来的喇嘛教。据说西藏的佛教是在8 世纪时从印度西北部传入的，传入西藏后又受到当地宗教信仰苯教（Bon ）的影响，结果便产生了喇嘛教〔 “喇嘛”（lama）意为“上人”〕 。13 世纪时喇嘛教迅速传入了蒙古和中原地区，并且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和扶植。
忽必烈被中国的佛教僧众视为理想的护法君主。在他的提倡下，全国的佛寺（包括着名的五台山佛地）总数达到4 . 2 万座，僧尼人数有21 . 3 万人（其中许多是喇嘛）。在儒家学者看来，尽管忽必烈推行儒家的礼仪制度，但他扶植异端外教的行为仍是不可原谅的。忽必烈未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和思想，相反，不同于前代的精英统治，在蒙古人建立起的世界性政权中，汉族士大夫儿无用武之地。
另一方面，忽必烈亦努力改善百姓的生活并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成效。他废除了南宋的土地所有制，同时又进一步完善了赋税、徭役和政府专卖等各项制度，另外贸易也大大得到了发展。像阿拉伯和波斯的商贾常常由海路来到广州和泉州做生意，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商人则经陆路到中国来开展商业活动。他们的商团不仅扩大了元朝皇帝的海外贸易联系，也给后者带来了可观的赋税收人。这些内部成员相互具保的商团，在转销元朝的剩余谷物、扩大元朝的商业资本方面发挥看重要的作用。另外，他们在贪污腐化的元朝政权中也扮演了推波助斓的角色。后来元朝在全国发行纸币，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商业的发展。当时欧洲在经济上还很落后，因此纸币的使用还大大让马可？ 波罗惊叹了一番。
忽必烈将外蒙古的大汗国都迁到了北京（大都）； 这里是从长城南下华北平原的主要通道，蒙语称为“汗八里克”（即马可？ 波罗所说的“Cambaluc " ） ，土耳其语意为“大汗之城”。大都的城墙为双层建筑，城内宫室壮伟，皇城内花园遍布，有山有湖（见第208 页图）。为解决新都的粮食供应问题，元统治者又拓展了大运河以将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运到大都。运河沿岸以石铺地，成为从杭州到北京的骤道。骤道全长达1100 英里，走完全程需要4O 天。
忽必烈于1294 年去世后，其孙铁穆耳继位，推行强有力的大一统统治，但当他于1307 年去世之后，蒙古人对中国的统治很快就削弱了下去。元朝在接下来的26 年中换了7 位皇帝，1328 年更爆发了争夺皇位的内战。同时，由于无节制地发行纸币，纸币已不能抵作赋税并渐渐贬值。黄河又连年发大水，冲毁了安徽、江苏北部和山东的大量良田。元朝在财政上、道德上、政治土的统治一起都破产了。
与西方的首次直接接触
蒙古帝国控制了从欧洲到中国的中亚商道，欧洲人得以直接从“震旦”〔 Cathay ，源出契丹（khitai ）一词，尤指中国北方〕 获得第一手信息，马可？ 波罗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从1240年到1340 年的这100 年间，是中国人和欧洲人直接接触的唯一机会，因为在此前后阿拉伯一土耳其人都阻碍了东西方的交流。元时欧洲的旅行者大多从以下几条路线到达中国：上）取道南俄罗斯、伊犁，这条路非常难走；2 ）从黑海出发，经中亚绿洲地区（即古丝绸之路），意大利商人像马可？ 波罗一家走的就是这条路线；3 ）从海路到叙利亚和十字军东征时创建的拉丁族国家，然后取道巴格达和中亚；4 ）从海路经印度洋绕东亚到中国南方港口，由于阿拉伯人的作梗，这条路也不好走。按照这儿条路线，不少欧洲人到达了中国，有些人还留下了旅行日记和游记。在这些书中他们都提到大汗的宫廷里有许多希腊正教教徒，其中大部分是被俘的俄罗斯艺人或士兵。
被罗马教廷视为异端的聂斯脱利宗（即景教）在此之前已从波斯传入了中国，这为中世纪欧洲基督教国家与东亚进行交流提供了便利条件。尽管景教在中国已经消亡，但在契丹人和女真人那里获得重兴并广泛传入回鹘土耳其人和一些蒙古部落。忽必烈的生母即是一位聂斯脱利派的基督徒。聂斯脱利宗在全世界有25 个主教教区，1275 年该派驻巴格达的教主在北京也设立了主教教区。聂斯脱利派虽有异端之日，它的教会却与罗马保持着联系。
同时，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国家正进行着狂热的十字军东征。这样，西方基督教国家、蒙古人与伊斯兰世界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联系。撒拉逊人为遏制蒙古人在近东地区的扩张，曾派遣使节到法国和英国寻求援助；在蒙古人灭掉帕息亚和巴格达后，他们的伊利汗曾在1267 年至1291 年之间不下7 次向西方派遣使节以求共同对付穆斯林的入侵。尽管未能达成协议，教皇的使团却终于在遥远的中国建立起以蒙特科尔维诺的约翰（John of montecorvino ，旧译孟高维奴）为首的大主教区。在大汗的保护下，他在北京开展传教活动，又在一名意大利商人的捐助下修建了一所教堂，并且还培养了150 名唱诗班男童（据说大汗很喜欢听他们唱诗）。1304 年北京地区发展了以6000名天主教徒并且为他们施了洗，其中很多人都不是汉族人。罗马天主教传教团在元末继续不遗余力地来华传教，但后来却被拒于国门之外。当时来华的商人肯定远远多于传教士，但留下文字材料的只有马可？ 波罗一人，他在1271 年随父亲与叔叔（两者均为意大利商人）第二次入华，到达上都和北京后，他在中国留居了17 年（1275 一1292 年）之久，在宫庭中为忽必烈做事，后于1295 年返回威尼斯。在热那亚的监狱中他撰写了一部《马可？ 波罗游记》 并献给当时的一位罗马史作家。这并不是一本普通的游记，而是一篇有体系的科学论文，材料丰富不说。而且持论公允。（此书原搞已失，但尚存120 本意大利语、拉丁语、法语和其他语种的手抄本，各本文字颇有出入。 ）没有其他旅行者能像马可？ 波罗那样讲述如此奇妙的一个故事；这本游记首次将中国的地理、经济和政治情况呈现在欧洲公众的面前。这简直难以令人置信，因为这本书竟然说13 世纪晚期的中国不仅面积大于欧洲，而且在文化和技术上也居于领先地位因此，“马可？ 波罗”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成了“难以置信”的代名词。但他的影响一直未曾消逝。哥伦比亚就有这本书，并且还在上边做了批注。时间为这位威尼斯人做出了证明。例如，他所讲的可以燃烧的“黑石”其实就是煤炭。到了19 世纪，这本游记中记载的路线细节也得到了证实。
东亚也有一位马可？ 波罗式的人物，他叫拉本？ 索马（ Rabban Saurna ）是一名出生干北京的聂斯脱利派教士。他于1278 年穿越中亚抵达伊儿汗的宫廷，之后又被派往欧洲联络基督教徒共同对付穆斯林。1287 年索马经康斯坦丁堡抵达那不勒斯、罗马和巴黎。他见到了当时法国和英国的国王，并在红衣主教学院宣讲聂斯脱利派的教义，还在教皇御前主持了祝圣仪式，以此向后者表明语言虽然有异，仪式却是一样的。
元时中国与欧洲的接触远远不及与西亚接触之频繁。蒙古人征服亚洲为阿拉伯人的贸易活动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阿拉伯人的商队从巴格达经陆路到达北京，或走海路从波斯湾的霍尔木兹到达泉州等中国南方的港口。尽管大多数中世纪时的阿拉伯人不为欧洲人所知晓，他们实际上与东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蒙古时代最为详细的游记是由伊本？ 拔图塔（Ibn Batuta ）所撰写的，他在1325 年至1355 年之间漫游南亚地区，在阿拉伯人的商道上旅行时，曾多次在当地娶妻成家。他自称在中国遇到了一个阿拉伯人，并几在撒哈拉沙漠上还遇到过后者的弟弟。
在蒙古的强盛时期，俄罗斯、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都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冲击，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世界l000年后，此时中国的文化开始涌人西方，如火药、纸币、印刷术、瓷器、纺织品、纸牌、医药和艺术题材等等。波斯和阿拉伯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最深，经过他们之手中国文化又辗转传入了西方。
与此同时，中国文化也受到阿拉伯、土耳其文化的很大影响。伊斯兰教在中国扎下了根，而基督教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伊斯兰教在甘肃和云南一直都有很大影响。在泉州和广州等地阿拉伯人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并在其首领领导下在中国生活。
元代的中国文化
尽管元时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这种联系和蒙古人的统治一样仅仅触及到中国的表层，像科考等传统制度未能全面发挥其作用，可是也没有找到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中国文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许多中亚人，像党固人、回人、聂斯脱利派僧侣和穆斯林，后来都成了儒家学者或完全汉化的书法家和画家。在蒙古人的主持下，元代史官编撰了《 宋史》 、《 辽史》 和《 金史》 。此时中国学术并未取得多么辉煌的发展，但也没有衰落下去。另外，元代山水画的艺术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随着白话的兴起，元代产生了两种新的文学样式：杂剧和小说。这两类文学作品为了接近当时的都市观众或读者，均采用了门语体的创作方式。元朝政府的浩令亦使用类似口语的文体，以便于没有文化的官员能理解浩令的意思。汉族官员由于仕途渺茫，其文学修养无有用武之地，于是他们转而将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上来、金时的北京和南宋时的杭州在12 世纪时都是戏剧创作的中心，当时创作的剧本流传至今的犹有近l000部之多。元代以后的许多杂剧都印刷成了剧本。杂剧的主题均为典型的中国风格，大都涉及感情与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的冲突。
中国的戏剧类似歌剧，在乐队伴奏下载歌载舞进行表演。像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戏剧一样，杂剧的布景和道具十分简单，为弥补这种不足，杂剧演员创造了大量程式，通过手、眼、衣袖来表示登山、下楼或上一马等动作。剧中女角多由男演员饰演，他们的假嗓演唱，妙曼的舞姿和优雅的手势格外受到观众的欢迎。浪漫的情节，出众的演技，幽默的对活，华美的行头，再加上激烈的打斗，便形成了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都市艺术形式。
杂剧是大都市的产物，而小说却是由说书人向下里巴人讲述的故事。唐代的宝卷、传奇渐渐演化为历史故事或纯系想像的爱情、惊险故事，在说书先生那里又发展为长篇大沦、结构松散的“萨伽”（ saga ）式故事。这些游方说书人的提词本便是这些章回小说的最早成文形式，后经不断加工逐渐成为早期的小说。这些话本小说多为鸿篇巨制，主人公往往为下层百姓或军人，其语方通俗易懂，' J 当时的自话f 一分接近）后期的话本小说大多为文人的个体创作，不过他们往往用化名的方式隐藏起自己的真实身份。尽管儿部成熟的重要作品大多出现于明清，但其雏型却可上溯到元朝或更早的时代。小说后来成为中国有阅读能力者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尽管正统学者对此不屑一顾，它却成为一种主要的文学样式，其中蕴含了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杂剧和小说在元代的兴起，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是何等强大，同时也反映了在蒙古人统治下上大大阶层的没落。
第08章 明代的国家和社会
一、汉族文化中心主义
明朝（1368 一1644 年）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秩序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这时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下生活着大约1 亿人民。由明人清后产生的种种变化亦未给中国社会带来如何大的波动。满洲人在1644 年人关攻破北京城后征服整个中国。不过这场战争及其造成的破坏，与欧洲30 年战争（1618 一1648 年）那种有组织的烧杀劫掠相比，只是小巫而已。不管怎么说，明朝的政治与社会秩序极为稳定，以至于在清兵人关后的267 年（1644一1911 年）间几无大的变更。可以说，中国在满清两三百年间是循着传统格局向前发展的。
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欧洲却经历了一系列翻天覆地的现代化发展：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民族国家的兴起、法国大革命和产业革命及随之兴起的全球性扩张和新世界的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与之完全对应的历史事实。此时的欧洲风起云涌，正席卷整个世界，而中国对此却茫然无知而完全置身局外，乃至进入19 世纪时，不仅在物质文明和工艺技术上，而且在经济和政治制度上都落在了西方的后面。东亚长期稳定的局面带来的只是落后与贫穷，与欧洲相比不免相形见细。不过这并不表明明清两代便是历史的倒退，此间取得的成就亦不容否认。如果能更好地了解这几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我们应能发现不少的革新和发展。中国社会远非停滞不前，不过与西方相比其步伐较慢，程度较浅罢了。中国人向来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是造成中国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社会领袖均致力于维护传统，任何新生事物都必须纳入传统的模式之中。西方人自19 世纪起信奉的是进步的理想，而明清时的中国人却唯恐越过古人的雷池一步。
对汉、唐、宋的推崇同时也加剧了汉人对蒙古人的深恶痛绝。而这种对异族统治的憎恶更导致了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这种心态到后来逐渐发展为对中国以外任何事物的漠然态度。在逃避外界的同时，中国人日益“内转”，本国事务成了他们注意力的焦点。宋时好古的艺术风气和史学研究的兴起已经预示了这一点、从此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和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这种心态操纵了中国与外界交往时的做法，使之面对外界的刺激时，无论在思想上或心理上都无动于衷。这种心态与现代民族主义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很大的差异。民族主义者之所以宣扬本民族的特色与优越，是因为他们碑醉怕受到别国政治和文化的影响，故而民族主义是竞争精神和危机感的一种表现。民族主义思想通常由是同一文化圈子内的亚文化集团（尤其是某一方言集团）提出并以此来与其他亚文化集团相抗衡。像西方基督教世界中各民族国家的兴起便是一个例子。与之相反，中国从未感到在文化上低人一等。他们也许担心被异族征服，但从未想到过他们的文化会被外族文化所同化。因此，中国的仇外思想是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联系在一起的。即使它在军事上弱于那些“化外之民”， 中国也是作为一个巨大的“天朝上国”而非亚文化集团做出回应。基于这些异同之处，我们把中国的民族主义称为“文化中心主义”，以此说明在中国人看来，构成“我”与“他者”之区别单位的是文化而非一种文化之下的国家。
造成这种心态的深层原因是由于中国一直都处于大一统的政治模式之下：与欧洲各国相比，中国具有一种惊人的凝聚力。这一凝聚力并非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中国皇帝的圣旨从京城传到广东、云南、中亚或西北地区，快马也要走一个月，其幅员之广超过了欧洲。所以，这种凝聚力只能从制度方面人手，从既定的社会思想和行为方面来加以解释。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与中华帝国两者是相等的关系。如果罗马帝国未曾灭亡而各民族国家亦未在欧洲出现，大致便是中国这种情形。总而言之，明清两代时的中国文化与政治结为了一体，这使得中国统治者对外来事物抱有一种冷漠、有时甚至是憎恶的态度，而“文化中心主义”思想亦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
二、明代的统治
明朝的建立
元朝皇族内部的争权夺位进一步加速了元朝的衰亡：1333 年后北方连续15年发生饥荒，紧接着黄河又泛滥成灾，饥荒和水灾耗尽了国库的储粮。到了14 世纪4O 年代，几乎各省都爆发了起义。1351 年至1353 年，几大起义领袖开始为争夺“天命”的归属而一争雌雄。有的人自称为宋室后裔，有的人则利用宗教预言自称为弥勒（未来佛）转世，其余人也利用秘密会社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其中最有名的是白莲教，该组织源出12 世纪早期的天台宗佛教。白莲教和其他反杭朝廷的组织一样，不得不秘密进行活动。
朱元璋（1328 一1398 年）是最后的胜利者。和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一样，他出身平民，但“时势造英雄”， 最终成为了“天子”。朱元璋祖籍安徽凤阳，幼年失估，曾人佛寺做和尚，这给了他一个识字的机会。他曾一度靠乞讨为生，但在25 岁（1352 年）时他加人了义军。（他可能也加人过白莲教，但他上台后否认了这一点，这在历史上留下一个不明智的先例。）
朱元璋率领军队越过长江并于1356 年攻下了经济中心长江三角洲附近的战略要地― 南京。在击败了长江上游和下游的其他政权后，他于1367 年控制了整个长江流域地区二而此时蒙古将领们却忙着自相残杀。1368 年朱元璋攻古了北京，但仍将国都定在南京。他建立了明朝，年号“洪武”，后来也一直沿用这个年号。自此以后明清两朝的皇帝均只使用一个年号，故年号往往可以代表某一皇帝（如朱元璋又称为“洪武帝”）。
其后的永乐帝（l403 一1424 年在位）也是一位强有力的统治者。他是朱元璋的第四子，早年封为燕王，后起兵推翻了其侄建文帝的统治。他发动了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并在43 岁时攻下南京登基称制，史称“永乐帝”。
南京是太祖、建文帝两朝时的国都，城高60 英尺，周长有20 多英里，是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城市。永乐帝于1421 年迁都北京，以南京为陪都。永乐帝兴建的北京城比元朝的大都还要宏伟，主城有4O 英尺高，周长超过14 英里，沿城设有9 处重兵保守的城门。京城中央为皇城，周长约有5 英里。皇城之内是红墙高耸的紫禁城（即宫城），四周围绕着约2 英里长的护城河。紫禁城内的皇宫位处京城南北中轴线上，以白色大理石铺地，上覆黄色的琉璃瓦。当年的这些雄伟建筑，大多至今仍完好无损，成为昔日帝国留给后世的最好见证。
明代的专制统治
明朝十七帝的统治大约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上） 洪武帝时的草创与巩固时期（1368 一1398 年）； （ 2 ）永乐帝时的扩展与建设时期（1403 一1424 年），及其后任者铺张奢靡的时期；（ 3 ）历时100 年的衰败时期；（ 4 ） 16 世纪下半叶的改革时期；（ 5 ） 17 世纪早期的矛盾激化和最终崩溃阶段二
这是明清之际一些儒家学者在明亡国后总结出的看法。他们在入清后对明朝的灭亡做了伦理道德上的解释，分析了历代明朝皇帝的个人缺点、官员的失策及摧毁了官僚制度的朋党斗争。今天，我们大约会将之归咎为皇帝至高无上、缺少宪法制约等原因。权力全部集中在皇帝一人之手，他要么是个仁慈的专制者，要么就是个暴君，或者就是凭一己的喜怒，将朝政大事交由宠臣处理。明朝的统治必须靠伟人来领导，否则就会全面崩溃。
朱元璋在位30 年，他的统治对明朝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他的个性尤其值得我们研究。从画像上看，洪武帝相貌丑陋，脸长得像猪。他少年时生活很艰辛，做了皇帝以后性格孤僻而严厉。他节俭成癖，经常处于恐惧和怀疑之中，有时’还会疑神疑鬼、大发雷霆。他变得冷酷无情，常常为些细微过错而大开杀戒；〕 他在遗沼中写道：“联登基三十一年来，战战兢兢代行天意，无日或怠”；这种妄想狂症状应该能够解释明朝时集权统治发展的原因吧。洪武帝是通过自我奋斗获得成功的一代雄主，所以他将大权都控制在自己手里；可以说，他把自己的个人作用制度化了。
洪武帝在1380 年击败了针对首相的一场大阴谋后，废除了前代的中央统治机构中书省。自此皇帝可以完全为所欲为了。制度上的变化使明清两朝的统治更趋专制独裁。洪武废除宰相一职而代之以“大学士”，后者处理每日的奏章、公文（往往一日上百）并代草御批。“大学士”一职渐渐形成制度，地位在六部之上而类似一种皇帝的内阁，但他们只能奉皇命行事，自己手中并无实权。
后来另外有种人攫取了极大的权力，这就是宦官。洪武帝曾严禁宦官干政，并在宫里立了一块3 英尺高的铁牌，上书：“宦官不得干预政事。”他对宫里宦官的人数、品级、职务、衣服式样都作出了规定，不许他们处理奏折，有言及朝政者一律斥退，并且规定宦官都必须由不识字者担任。不过，宦官终究是所谓“内朝”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皇帝以此来防止后宫出现丑闻，但在宜官呵护、教育下长大的幼主经常会宠爱、信任身边的宦官，这样宦官在宫中的职权便有扩大之势，其影响也渐渐渗透到了整个朝廷。1420 年宫中为宦宫建了一所学校。此时宦官的人数已有数千之众。他们成立了“东厂”，只向皇帝负责，主要负责搜集政府官员的秘密档案。事实上，他们成为朝廷之外的又一秘密机构，与今天的情报特务机关不无相似之处。这是因为宦官是宫中之人，不大可能为了家族利益而结党营私，而且他们完全依赖他们的主子，比百官更有接近至尊的机会，因此深受皇帝的依赖，常常出任钦差甚至监军，或出京督察各省政务。有明一代，宦官与大学士之间的权力斗争（即所谓“内朝”与“外朝”之争）经常发生。
皇帝之乾纲独断还体现在“廷杖”制度上。洪武帝曾效仿元朝的做法，当众用竹杖责打犯过失的官员。在太祖在位时曾有12 位官员因被怀疑在贺表里用双关语诽谤当朝而遭此羞辱。这种做法违背了孔子“刑不上大夫”的古训，故有明一代虽然大捧四书五经，实际上却违背了经书的精神。
朋党之争是明朝又一引人注目的现象。不同集团的官员常常为一件小事而兴师动众，抨击对方的同时亦尽可能地任用本党中人，并趁对方官员失势时进行打击报复。皇帝的最高权威和官员的党争主要发生在朝中，在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秩序稳定之时，皇帝的最高权力很少有机会得到行使。
政府的结构
明代统治者承袭了前代的政府结构：首先是六部等部门主管下的民政官僚机构（布政使司）；其次为中央领导下的各级军事机关（都指挥使司）；再次为独立的各级监察机关（提刑按察使司）。在西方人看来，都察院也许是二者中最引人注意的一个部门。京城的都察院有110 名御史，此外，各部也都设有相应的监察机构。御史们往往由较为年轻而且品行端方的下级官员充任。通常侮年一次派他们到各省督查司法和礼仪、钱粮与库校并受理官员们的报呈和百姓的申诉。他们有权面见皇帝，弹劝其他官员或指责皇帝本人（这往往要冒一定的风险），因此权力很大，但任满九年后大多调职外任，所以他们也与普通官员一样要看皇帝的喜怒行事。“御史”一职既非终身职务，又有“批逆鳞”的危险，这些“皇帝的耳目”实际上与普通官员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关心头顶上的乌纱，同样依赖上级对自己政绩的评价，有时也不免收取贿赂或受到其他官员的威逼利诱。明清两代的这种三分结构与近代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权颇有相类之处。自1928 年以来，中国的统治机构一直是由党、政、军这3 部分组成，执政党好比当年的皇帝，与军政各级机构平行的党的各级机构则起着类似古代都察院或御史台的作用。这种中国式的“二三头政治”并非美国式的权力分立与制衡，我们不妨称之为“统治的平衡”：军队保证了政权，民政部门开展政府工作，而纪检部门（还有宦官）则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明朝时全国分为巧个省，后来到清朝时发展为18 个省。省下设了159 个府、234 个州及1 171 个县（清朝时发展到283 个州及1470 个县）。根据回避制度，地方各级长官均不得由本省人担任，以防询私舞弊等事件发生。地方官员由下而上分别为知县、知州和知府。再往上为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及都指挥使司。这样各省和京师一样分别由行政、军事、监察三大机构组成，而各省的总督或巡抚则作高级地方长官而总揽协成一省的事务。另外，省级政府亦受到巡按（由监察御史出任）的监督。
明朝军队是从太祖时期的“卫”发展而来的。每卫5600人，下分5 部，由职业军人组成。1393 年，兵部下设493 卫，隶属五军都督府，分驻中亚边疆、沿海、大运河洽线及京师等战略重地：这样，“卫”成了独众于地方政府的戍军。在役军人的职位是叶袭的，并目。分配有田地，士兵可以自耕自食：但在一个缺乏尚武精神的社会中，这支空前庞大的军队也象辽、金、元时的军队一样，渐渐失去了战斗力：。
各省的行政机关和朝廷一样在草创之后渐渐定型。如“道台”衙门即是一例。道台起初只是分管地方食盐专卖、治安、风俗、治水等事务的官职，但到后来便成为省以下、府或州以上的高级行政长官，“道”也成了一种介乎“省”、。‘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巡按制度也是这样。当初朝廷委派监察御史到某一地区检查当地的行政情况，以此来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明代中叶以后，便产生了“巡按”一职，其权与总督相体，通常负责管理两省的事务。
土地、人民与税收
明朝对土地和人民加强了控制，将全国土地和人口情况都详细地登记在册。根据1393 年的户簿档案，当时人口已达1000万户，计6000万人。这一数字与汉朝人口大致持平。由于这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统计，1393 年时的中国人口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1393 年的土地档案表明当时有耕地1 . 29 亿英亩，还不到近代土地使用面积的一半。各处土地均按土质、肥力分类，并以此收取不同的赋税。
明代赋税制度袭用8 世纪时的两税法，分夏秋二次（ 8 月与9 月）收取去冬早夏及夏秋收割的粮食（特别是长江流域的水稻）二另外政府也垄断了茶叶和食盐的买卖。明代继续发行纸币，但同时规定纸币不能兑换成铜钱或银锭，因此纸币变得一文不值而不得不于1450 年废止使用。
明朝将各户分为3 、5 、9 个不等的档次，规定每户必须按登记在册的16 至60岁男丁的人数服各项劳役，其中一种为负责当地的赋税及公共建设，即所谓里甲制。理论上，每l00户为一“里”（村），各里中的10 户大族监督其余百户的年度劳役（“甲”）。一般每户大族负责10 户人家，以10 年为一周期。因此，“里甲”制度便与“保甲”制度有些不尽相同的地方。另外一种需要男子的制度是到衙门应差办事。其他类型的劳役，如戍卫边镇、保卫地方等等，亦不在少数。
明代的法律制度也在前代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人民的控制，并于1397 年首次公布了行政法与刑法。
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明初的统治仍然只停留在表面。当时统治者自诩有权组织、控制社会的各个方面，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对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干预。各省总共大约只有2000个主要机关。把一些青吏也算上的话，清朝直到1800年也总共才有两万来名政府官员。如果说这么少的“满大人”（欧洲人对中国官员的称呼）竟能统治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地方精英（即获得科举功名的缙绅阶级）的辅助之功功不可没。
三、明代的社会与文化
科举制度
在明代汉人结束了异族统治之后，又恢复了唐、宋时期的衣冠制度。这就大大提高了科举制度的重要性。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分三个级别进行：首先在县里举行童子试，考中者参加每三年一次在省城举行的府试，考中者为“秀才”，算是已经取得功名，可以免交赋税、免服徭役、不受体罚。秀才们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例行考试斥去一些不合格者。再上一级考试为各府每三年举行一次的乡试，考生们在科场号棚里挥毫作文，考中者为举人，中举率大约为1 ％一2 ％。中举者可参加每三年一次在京师举行的会试，考中者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后即获进士或同进士出身，这时就可以担任官职了。
朝廷也允许某些人不经科举考试而直接进入仕途。如高官的子孙可以享受父祖的余荫而世袭功名甚至官职。另一个途径就是用钱捐买功名。在这一点＿仁明清两朝和前代做法一样，都是用这种办法来增加朝廷的收人。通常捐官者只能得一虚衔，并不担任实职，这样他虽身列缙绅，却未步人仕途。因此，尽管一些有钱人（主要是大商人和大地主）可以通过捐官进入士大夫阶层，“正途出身”的知识分子仍然受到最高的尊敬。捐官因此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使得一些并非文人的热衷功名者进入统治者的行列，另外也为政府（尤其是国格匾乏之时）提供了财政收人。19 世纪时，获得举人以下功名者有上/ 3 都是用钱捐买来的。
一般来说，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大部分的官员人选，亦成功地网罗了国内的精英来为国家服务。各县、各省的中榜人数都有限制，这样可以保证各地的均衡。考生的试卷有时请抄手另行誊写并隐去姓名，这样在阅卷时就可以防止循私舞弊的现象发生。在省一级的乡试中由朝廷派人监考。科举是由礼部而非户部负责的，后者负责为进士授职委任等事。；所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确保遴选程序的普遍性与公正性。
科举考试有个缺点，即只限在经过宋儒（如朱熹）评注的四书五经之内出题。出于对经典的热情，明朝在1487 年规定了以八股取士的制度，要求考生用不到700 个字，骄四俪六地“代圣人立言”。八股文在后世被认为严重束缚了人的思想和心灵。
明朝为考生设立了“官学”，各县、府也都奉旨设立一了该类学习机构。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教学或寄宿之用，而是招收学生并定期举行考试。真正的求学生涯始于家塾，在官宦人家尤其如此这样学生不仅叮以直接向父辈请教，同时也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动力与榜样二明清两代的启蒙读物是《 三字经》 ，该书产生于13 世纪，通过合辙押韵的三字句，将一些最纂本的知识与教诲浓缩在365 句话中。其中开篇几句，“人之初，性本善”，概括了孟子厂’为后人接受的“性善”说（这种观点对于信奉原罪说的四方传教士而言，曾是一道严重的理解障碍），因此，童蒙在识字之初也就被灌输以儒家的思想。
学术
明代的最高学术机关为翰林院，其中各位翰林都是进士出身的百里挑一的大学者，并常常担任应制草浩的重大任务。明代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即主要在这一儒学堡垒中得到体现。此外，全国还有三百来处私人书院，均仿宋制建造，是学术研究和论辩以及编撰图书的中心，通常由高官巨贾襄助举办，有些甚至还得到朝廷的提倡和扶植。书院中有不少享受免费待遇的学者和儒生，并且形成了一些图书馆。翰林院有时亦刊行学术着作并保藏印刷着作的雕版。
皇帝对文学艺术的奖掖和提倡，是他巩固自身作为国家和儒家文化领袖之地位的重要手段。这种风气始于1407 年，这年《 永乐大典》 成书二《 永乐大典》 共有11095 册，囊括了前代关于历史、政治、伦理、地理等方面的所有重要着作：该书由2000余名学者编辑而成，由于卷帙繁浩因而无法刻印。今天保留下来的不到400册均系手工抄写而成在此之后的200年中，在朝廷、官员和学上及家族的襄助鼓励「，刊行了大量了书籍，J 铆手，包括玄篇巨制的类书、卷帐繁浩的专一着文章及各式各样的纯文学创作，这一盛况足以与同时期的整个欧洲文学相配。如李时珍在前人基础上费时26 年编撰而成的《 本草纲目》 ，其中收录了近2000种动植物和矿物药材，列举出8000多个药方。这本医典成书于1578 年，但已经谈到接种疫苗以防治天花及今天仍在应用的一些医药用品，如水银（汞）、碘酒、大风子油及麻黄等物。
另外一种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 开工开物》 亦于1637 年成书。该书作者为宋应堪，书中介绍了种稻、制丝、煮盐、制陶、开矿一、用煤、造纸、铸造兵器及其他中国前现代时期的生产技术与工具，井且辅以大量的图解。学术的繁荣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明朝建国以来，两百年的和平局面促进了社会物质经济的繁荣：农业和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贸易与工业也有长足的发展。城市生活亦随之而繁荣起来，随之而来的还有更多书籍的刊行问世，更为普及的教育和更为精致也更为民主的都市文化，从这种文化中又涌现出更多的学者和官僚。不过，中国人生活中的一些问题亦日趋严重；为了维持统一的社会意识并确定学者的社会角色，这就需要儒家学者们想出相应的对策。
明代哲学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当推王阳明（ 1472 一1529 年），其思想甚至在日本都有极大的影响。他一生仕途得意，提倡一套“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学说而与程朱学说相对抗。他创立的“心学”反对朱熹“天理”与“人欲”的二元对立学说，认为“心明便是天理”， “心”与“理”为同一实体。这种思想与禅学颇有相类之处，可以说“心学”是王阳明在禅学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种反叛，因为他将重点放在了冥想与直觉认识之上。这样，朱熹在《 大学》 中提出的“格物致知”思想就得加以修改了。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的论点，认为“良知”即是“天理”，而“致良知”就需要静思以“随感而应，无物不照”二但儒家所云的“修身”并不是像佛家一样要去除一切人欲，而仅仅是去除人欲中的“私欲”，而后发挥人本身具有的善良天性。王阳明将之发挥为“知行合一”的思想，提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论点。这种观点一直被后世的中国和日本奉为圭桌，直到今天都很有影响。
缙绅阶级
有明一代共产生了2 . 5 万名进士，获得进士以下功名的人则大约有50 万名之众。这些人在中国被称为“绅士”，大约与英文中的“gentry ”一词同义，但后者内涵更为宽泛。“gentry " （绅士）一词既可指一名绅士，也可指整个绅士阶层，并且有时带有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内涵，因而词义比较模糊。严格说来，中国的绅士多指获得功名的个体。不过，由于在中国家族优先于个人，的确也存在着所谓的缙绅门庭（如该家族中有些人获取了功名）。而个人则在获得功名后方可列身缙绅。不过，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国家里，土地是学术研究的主要经济支柱，地主兼绅士的家族比比皆是。获得功名者与地主在很大程度上是交又重叠在一起的。
儒家政府具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是因为在地方上缙绅义务履行了许多公众职能。他们通常居住在城镇中的深宅大院里，但与地方政府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很大的势力。作为地方上的要人，他们须负责许多在今天是由官员来办的事务，如筹款、监工等等。另外他们还负有维护道德、修缮当地孔庙和演习儒家礼仪的责任或兴建学堂、书院、编撰地方志，荒年时他们还得开仓贩灾，政局混乱时他们还可以自行组织、训练兵丁。在这些事务上他们都受到了官方的鼓励和认可，但并不能担任实职或收取报酬。这与其他类型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古罗马的骑士阶级，现代美国的商人阶级，他们都是作为非官方的集团而发挥着地方领袖的作用：
与自私的机会主义者不同，政府一心指望增绅阶级能维护道德或鼓舞民气。为此目的，儒家的教条在孔庙仪式上一再宣讲，天子本人也一再发布道德训令。明太祖御制的六条训诫在1397 年颁布到了每一个村庄，其中讲到百姓应该孝敬父兄祖先、教导子孙、安居乐业云云。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中国人伟大的向学传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工具，而作为地方精英的缙绅则为乡居日常生活树立了楷模。尽管缙绅不等于世袭的门阀，但他们确实形成了一种精英集团，因为获得功名者及其家属不到总人1% 的2 % ，但他们却拥有下级官员都不具备的最高社会权威作用。
四、对外关系
外邦进贡制度
明太祖登基后立即着手重建帝国与外邦的联系。他向周边的朝鲜、越南、日本、真腊、西藏等地都派去了使节通告中国皇帝的登基。这些国家很快也遣使进贡，另外一百来年以前蒙古曾征伐过的一些国家也从海上商道遣使来朝。
这种“天朝”与“外邦”君主之间的宗主一臣属关系充分说明了中国人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即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的国家，而且也是别国的父执、外邦文明的母源。贡使们不单单要叩头称臣（“三跪九拜”） ，这种进贡制度亦包含了国家关系的另外一些方面，如互遣使节、不断往来、归化或“引渡”、管理中外贸易，尤其是在中国方面，通过威胁、利诱或怀柔外邦及其统治者来达到自卫的效果。简言之，通过礼仪将外邦“番王”纳人中华帝国尊卑有序的体制之中，这种做法不过是将国内的儒家社会秩序扩大后照搬到外界中去罢了。外邦君主们通常在中国朝中获得一个职衔，中国方面还会赐给他符印在该国公文中使用，而这些公文自然都奉了中国朝廷的正朔。中国的“天子”对外邦的统治则饱着一种父亲般的关怀态度，确认该国的新主，有时也会发兵帮助外邦抵御外敌，还常常在两国交易中做出让步，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向“番邦”提供教诲与训诫。这并不是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做法，而是一种“文化中心主义”的防卫性措施：外国君主如果想与中华帝国保持联系，他们就必须接受后者的条件并承认中国天子的普世权威。与中国进行贸易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而进贡则是为之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制度和其他宏伟的设想一样，其实际执行状况并不理想，但中国的史书（至少在记载中）对外邦进贡往往还特意提到一笔，使之显得格外重要。但进贡者自身往往却并不作如是观。
进贡制度具有多种功用。为了使‘日本国主”约束本国海贼不再骚扰中国沿海港口，明太祖在1369 年至1372 年间曾3 次遣使到日本，百般劝导（像许诺发还被俘楼寇或下旨威胁日本国主），也曾派遣僧人出使日本，但最终毫无结果。日本海贼继续侵扰东南沿海。尽管日本也遣使进贡，但他们并下打算臣服或放弃本国的主权。洪武帝曾下旨责骂日本的实际统治者足利大将军，中有“蠢尔东夷，僻处海隅… … 不服王化，任尔下民胡作非为”等语。后者则反唇相讥说，“天地恢恢，不为一人而设”。
在进贡活动达到极盛的永乐年间，日本曾在短时期内表示臣服；但日本的封建统治者却认为这不过是垄断对华贸易的一个手段罢了。1403 年永乐帝在沿海城市重新设置了曾于1374 年废止的市舶使一职，并修建了接待外国使节的馆释。日本一度每年都遣使来朝。明朝和前代一样，将编号的关书发送给各进贡国的国王。外邦使团来华进贡时必须在指定的港口上岸，其船只、货物和人员都有着严格的现定，上岸后则凭其关书进行验证，以防止冒名顶替者混入。从1433 年到1549 年，日本曾11 次大举遣使来华，每次都有儿一百人之多，均从宁波验证关书后进京朝贡，这样日本的幕府将军垄断了本国商品的专卖权利，中国方面则可以防止海盗混入使团：但是问题亦随之而起：日本国内的商业竞争者亦希望获得正式的关书，大量日本浪人也流人了中国，而在北京，关于商品（包括数百吨的铜、硫磺和数以千计的楼刀）价格的谈判也是旷日持久，难以达成一致。使团成员往往还自带商品来华进行私人性质的贸易，此外，似门同幕府大将军一样，还能得到明朝皇帝的大量赏赐。
海上远征
永乐帝有一宏伟计划，即将南亚与东南亚诸国都纳人朝贡的体系之中。不管其动机到底为何，他曾于1405 年至1433 年7 次遣使出海远征。这7 次海上远征都是在一名同族太监郑和的率领下进行的。郑和原籍云南，信奉伊斯兰教，因此是与南亚穆斯林统治者打交道的合适人选。郑和首次“下西洋”（ 1405 一1407 年）时出动了62 艘大“宝船”，随行人员达2 . 8 万人，最远时曾抵达印度。第二次和第三次出海也到达了印度，第四次（1413 一1415年）曾抵达亚丁湾及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第五次也到达了亚丁湾。第七次航海（1431 一1433 年）时随行人员有275 的人，再次到达霍尔木兹海峡。郑和的船队曾访问过非洲东海岸地区，中国的瓷器和钱币在此儿百年后尤可见到。另外有7 名中国人还到过伊斯兰教圣地麦加。
这样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是人类历史上的破天荒头一次。明朝的船队在葡萄牙人于1498 年到达印度的近一个世纪之前就到达了印度洋地区，比西班牙的无敌船队于1588 年进攻英格兰亦早了150 年。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反映了当时中国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发展水平。下西洋的“宝船”体积十分庞大，有的长度超过400英尺，船身上下有4 层甲板，内有12 个防水密封舱。他们在航海中使用罗盘和详细的航海图。通过7 次下西洋，中国海上贸易的势力不仅渗透到东南亚沿海地区，也扩大到锡兰、印度南部沿海地区以西亚、东非等国：除了越南、逞罗等属国外，郑和一行还访问了约50 个国家和地区，将其他一并纳人了朝贡者的行列。霍尔木兹和非洲沿海国家的使节曾4 次来华，孟加拉人有11 次来华朝贡，苏门答腊和锡兰的国王则被解送入华。郑和一行还将鸵鸟、长颈鹿（中国人认为这就是麒麟）带回了中国。
这些航海成就反映了一个王朝强盛时期的活力与朝气。对于郑和及其同事而言，航海带来了冒险、名声可能还有利益。谋求商业利益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如中国人在此之前就开辟了海上商道及东南亚的海外华人区。另外一个原因则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即力图将全世界都变成中华帝国的朝贡附庸。为什么不与之进行海上贸易呢？元朝皇帝其实已经有过这样的设想，而中国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思想也正蕴含了这一观念。
但“郑和下西洋”很快就戛然而止且再无下文，这使后人对明朝航海活动的动机产生了种种猜测。航海耗资巨大可能是一个原因，尤其在当时明朝正与瓦刺人交战，营建北京城同样也急需用钱。郑和的出海确实是种奢侈的冒险，除了声势浩荡并带回些奇谈异闻外，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商业利益。另外，由于这项活动是由宦官主持的，因而受到士大夫官员们的强烈反对，甚至永乐帝的这次伟绩在史书中也只是轻轻一笔带过而已。由于中国的统治理念和官方政策与海上扩张素来无缘，因此明初的航海活动就显得格外具有戏剧性的色彩。其扩张能力与实际成果，以今天的世界贸易与海外扩张实践来看，中间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
建立在广州、厦门、泉州和宁波的渔船和商船基础之上的中国海上军事力量，一直保持着稳步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几乎可以成为称霸东亚的海上强国了，如明朝舰队的航海技术与后勤服务水平已足以将大量的军队或货物运往东亚海域的任何一个地区。但1433 年之后，这一发展的萌芽就被扼杀了。永乐帝之后的明朝皇帝无一人是亨利王子（Henry the Navigator）式的航海爱好者，而明朝也与当时的葡萄牙不同，对航海缺乏持久的兴趣不说，也未能抓住发展海上力量的机会。郑和的航海并未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仅仅只是成为一种空前绝后的冒险壮举。
明代的反商业思潮
中西航海的这种差异有助于说明中国社会的特征。郑和的生活时代和航海壮举比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航海家，如德雷克船长（Sir Frallcis Drrake ） ，要早150 年，而当时中国统治面积和商业水平也都超过了整个欧洲。，然而，中国并未发展为一个海上强国，东亚海域乃至中国沿海的一些港口反而先后受到日本人、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荷兰人以及英美人的控制，而从中崛起的帝国主义扩张势力最终更是迫使中华帝国割地赔款乃至最后土崩瓦解。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和显贵，也缺乏后世欧洲商人航海家的冒险动力，甚至在横穿印度洋之时，他的权力和进程都受到皇帝的遥控。郑和可说是一名组织者、一位领袖、一位外交官和能干的朝臣，但他不是一名商人。从他的航海活动中并未产生出像弗吉尼亚公司或东印度公司那样的组织来开拓殖民地或创建海外殖民政府。当时已有不少中国人移民到东南亚地区，当地的中国人人数也会超过该地的欧洲人，但中国政府对海外商机和建立殖民地竟然毫无兴趣。明清两代的收人主要来自土地赋税而非商业税收。对于当时方兴未艾、即将席卷全球的商业革命，他们可说是一无所知。若想了解这种反商业思想，须从制度、经济、意识形态和战略儿个方面来入手。制度方面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上古“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当时中国的势力局限于内陆地区，官僚阶级最初是从征收赋税者发展而来的，他们扶植农业，并依靠农产品来维持个人及国家的生活。在这种农业官僚社会里，商人的地位低于官吏并且为后者所利用。〕 由于中国一向自给自足，故经济方面的重点也是放在国内而非国外的商业发展上。）但是，为什么在经过唐、宋、元时期的商业发展后，明清两代却退回到古代的重农传统思想中去了呢？我们上面提到的“文化中心主义思想”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尤其是理学思想（如继承古代轻视商业的传统）更是束缚了商业的发展。外贸方面的事务由大太监来经管，这就使得士大夫们更为憎恶商业。另外，明代政府致力于防止蒙古人复辟，可能也牵制了商业的发展。
蒙古问题
明太祖推翻元朝政权后，肃清蒙古势力一直是明初对外关系中的重头戏。明太祖并不想征服蒙古各族，只是想瓦解蒙古各部后削弱其军事威胁。甚至在明朝统一中国之前，明军就越过大漠追击那里的蒙古军队，并两次攻古喀拉昆仑。蒙古酋长战败后向明军求和，获准留在北疆并接受了明政权的封号，获得一与明朝发展边贸等一系列好处。通过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中国终于与内蒙古的半游牧民族结为盟友以共同对付外蒙古的游牧部落。
在中亚的察哈台，成吉思汗最后一个伟大的继承人，征服者帖木儿（欧洲人称之为Tamerlane , 1 336es 一1405 年）于1369 年登上了政治舞台。他以首都撒马尔汗（Samarkand ）为据点，向四处疯狂发动战争，入侵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击败了南俄罗斯的金帐汗国，甚至一度入侵印度北部地区。帖木儿与中国朝廷有些往来，一度还野心勃勃地想征服中国，曾率兵20 万东征，于途中病死后（1405年）才罢兵。他的去世标志着蒙古时代的结束，自此蒙古人失去了对中亚地区的控制，对附近各农业文明也不再构成威胁。统一的中亚终结后，东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亦随之而告终了。明清两代时东西方的陆路交通完全被隔断，而蒙古各部则越来越依赖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蒙古于15世纪早期分裂为东西两部：鞑靼人和瓦刺人：中国的战略是挑拨他们内部发生争斗，然后坐收渔利。永乐帝就是靠着当年北上追击蒙古人并且在他们内部获得盟友而登上权力舞台的，他于1403 年篡位登基后，又5 次御驾亲征，越过大漠追击蒙古各部。1410年，永乐帝发动一了一支10 万人的大军，包括3 万辆粮草轴重，在气势上震慑住瓦刺人之后，又以卑词厚币买通后者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醚栩人的军队。而瓦刺人于l414 年向东打一张时，永乐帝又挥师越过克鲁伦河击溃了瓦刺人的军队。在这两次战争中明朝军队都使用了火炮。不久鞑靼人又冒险南下，水乐帝征兵23 . 5 万人，粮草轴重11 . 7 万车，毛驴34 万迎战入侵者，但鞑靼人不等交战使向西逃窜而去，后来明朝于1423 年、1424 年两次发动的征伐也是追赶不及，无功而返。永乐帝迁都北京，这已经说明明朝政府对抵抗蒙古人的入侵是何等重视了。边防问题是明帝国的战略重点，而北京正处于蒙古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的咽喉要道，与长城相距还不足40 英里。这个地方曾被辽、元、明、清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用作通向中亚的根据地，而定都南方的政权或是偏安一隅，或是出于发展海外贸易的考虑，像南宋时的杭州，明初及太平大国（1853 一1864 ）、1927 年后国民党的一首都南京。北京远离中国人「！和生产的中心地区，易受游牧民族的侵害，而且严重依赖长江下游地区的产粮，但它却成为中国好儿个政权的首都，实在是太令人惊奇了。这绝不可能是巧合，原因之一就是中国的首都必须同时也是亚洲腹地非汉族地区的首都。“蛮夷”们始终是中华帝国军事和政治的有机组成，结果中国的首都自然就要向边境移动了。
明军远征蒙古各部，也是为了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消除其对中原的威胁，）例如，瓦刺人于1408 年起开始向明遣使进贡，这实际上是明朝花钱买来的和平。他们儿乎每年都遣使来京，每次人数高达二三千人，其中包括数百名来自中亚的商人。就像今天到北京的文化代表团一样，他们从大同进入中原后，地方官员必须为之提供住宿，因为朝贡使团是中国政府的客人。瓦刺人向朝廷进贡土特产和马匹，而他们又从皇帝那里获得绩罗绸缎等赏赐。京城朝贡事毕之后，市场上会举行儿天的自由贸易。在这种有利的交换条件下，“蛮夷”仁往往也就默认了“三跪九拜”这种传统的朝仪。在中国方面，尽管有游牧民族的归化来朝，同时却也不得不忍受他们在沿途时的胡作非为以及在京期间的酗酒闹事。对于蒙古人而言，进京朝贡充满了魅力，意味着发财（如随团人京的穆斯林商人须向他们交纳费用）有许多进贡者自称来自远方的属国，但实际只是些商人。《 明会典》 中列出38 个西方属国，他们一般取道哈密进京朝贡，其中如小亚细亚的拉姆国晚至1618 年还曾向明廷进京朝贡。在明朝看来，进贡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超过其经济意义，因为这就意味着边界上的相安无事。
到了15世纪30 年代晚期，正当明朝的航海活动进入尾声之时，亚洲腹地的边境上又重新出现了蒙古人的势力。瓦刺人的一名新领袖占领了哈密后又将势力东扩到朝鲜，l449 年还在长城沿线制造事端，并且不再遣使来朝，还率兵进犯大同。此时在位的明英宗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太监之手，在心腹宦官王振的怂恿下御驾亲征，结果明军为瓦刺人所败，本人也被敌军俘虏而去。瓦刺人进而逼犯北京，但发现明朝大臣已拥立了新君并且严阵以待，于是围攻几天之后便撤去了。次年他们送还了被俘的明英宗，同时也恢复了先前获利甚丰的朝贡活动。
在此之后100 年中，中蒙之间边境纷争与遣使进贡一直交替进行。1550 年，东蒙古人的首领阿勒坦汗（ Altan ）纠集了一支大军，从东北部跨过长城，在京师附近烧杀抢掠了几天后才撤军离去。明朝的边防设施，如长城、烽火台、屯田部队，由于受到边境上敌军奸细的破坏，简直不堪一击。那些内奸还帮助阿勒坦汗建立了定居性的统治制度。阿勒坦汗在长城以外、大同西北的归化建立了国都，但最终于1570 年接受了明朝政府授予的“顺义王”封号，边境上暂得相安无事。不过，在满洲帝国崛起之前，蒙古的游兵散勇一直侵扰着中国的北疆地区。
与日本的冲突
为了维持蒙古和日本等国的朝贡，明政府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在15世纪中期以后就渐渐放松了这一要求。外邦来朝时贸易收人远不足以抵销接待、赏赐外国使臣及商人的支出费用。东南亚的朝贡次数越来越少了，只有琉球国的使节还每两年从海上来朝一次，实际上是充当了中日贸易的二传手。在这种国势渐衰、边界纷争不断的情况下，葡萄牙人于1514 年首次人华，在中国人看来，不过是又一起升级了的海寇入侵或强行攀扯关系的一宗外患罢了。
早在英国绅士们于伊丽莎自一世时的海上冒险前一个世纪，日本人已经凭其海上军事力量而大肆进行海外冒险了。日本人正像英国的德雷克或霍金斯一样，同时使用贸易和抢劫这两手政策。日本人的大海船可容纳300 人，登陆后这些“屡寇”就出其不意地抢劫财物、人质，洗劫一空后又乘退潮时撤走。不过，这些“楼寇”中也有不少中国人。但与为蒙古人效忠的汉人谋仁不同，这些人本身就是海贼和强盗）到了明代晚期，入侵的“楼寇”其实大部分都已经是中国人了、〕 对此明朝采取了“禁海”的政策，这反映了具有农本主义思想的明朝政权对于海外贸易的淡漠态度。禁海令一下，水军官兵为谋生计不得不进行走私或海卜抢劫等活动。海盗的骚扰在1550 年后实际上演变成为侵略战争，他们以舟山群岛为根据地（l840年后该地又成为英国军队的基地），于1552 年入侵浙江，有时甚至还顺长江而上侵入内地。为了自卫，明朝政府派出军队去围剿、招安据守舟山老巢的海盗。但海患仍是有增无减。日本只是在16 世纪末本国政权重新统一后才渐渐放松了对中国东南沿海的骚扰。不过，日本统一之后却对中国构成了更大的军事威胁。
明政府通过朝鲜和本国间谍得知了日本意欲侵略中国的意图。当日本于1592 年入侵朝鲜时，明廷发动朝议，讨论到底是从南方省份派出船队攻打日本，还是出兵朝鲜，或是与日本进行和谈。最后朝议决定履行宗主国的责任，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满洲南部以及中国北方地区，出兵朝鲜。但中国军队直到朝鲜半岛全部沦陷后才跨过鸭绿扛，并于1592 年夏攻打平壤，战败后又与日军进行谈判以赢得转机。1593 年明军偷袭了日军，将他们赶出了平壤后又进军汉城，但明军在那里中了日军的埋伏再次败绩。明军骑兵的短刀不是日本步军的倭刀、长矛及火炮的对手。接下来又是谈判和没完没了的小规模战斗，直到日军1598 年（日本在此前一年发动了第二次侵朝战争）撤出朝鲜才告结束。明政府为援朝花去了1000多万两白银，第二次援朝也用去了与之大致相当的费用。朝廷为了对付蒙古人和重建北京城，财力已趋枯竭，两次入朝作战更是雪上加霜，奄奄待毙了。当时有一支“蛮夷”崛起于东北，他们马上就要取代明朝的位置了。
五、明代的经济
经济的发展
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史时，我们必须时时区分中国的帝国制度以及中国这个国家本身。我们上面已经分析了明代的反商业思想及国力衰竭的原因，但当我们把晚明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时，我们却发现明代社会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人口、耕地面积、外贸总量、工业手工业的生产水平乃至纸币的使用等等。明政府必须把淮河流域和长江下游地区的粮食（西方人称之为“贡粮”）运到北京。山东一带的海上运输受到楼寇的阻隔，而且运输成本也太高了。于是永乐帝又扩建了忽必烈时代开凿的大运河副线，即山东西部的济宁段运河，并设置了15道河闸。运河上常年运行着3000余艘浅底的运粮船，至于海运粮道自1415年后就完全废置不用了。但是在运河粮道上运粮的沉重劳役负担还是落在了农民肩上，因此永乐帝的继任者就将运粮的任务分派给各地的驻军，这样驻军的人数也从12 万人增到了16 万人。从1430 年起，每年通过运河北运的粮食达300 万石以上（约20 万吨），有时甚至高达500 万石。
南北间的商业贸易也在京师和大运河的发展下带动起来了〕 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的商业同样获得了发展。例如，当时徽商遍布天下，所谓“新安贾”即是。他们从事各种生意，如贩卖瓷都景德镇的瓷器、各地的茶叶和丝绸、食盐、木材以及食品等等。他们亦顺理成章地与当地官府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因为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获得官方的保护：
随着市场的扩大，手工艺制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有时甚至达到大批量生产的水平。景德镇的官窑为皇宫及官府烧制了大量瓷器，有的还专供出口。这种瓷器的原料是高岭土，在l400℃ 高温的烧制下就变成洁白、透明、高硬度的瓷器。景德镇的瓷器在当时制瓷工艺尚不发达的欧洲，确实是无上的珍品，因而被欧洲人尊称为“中国器皿”（Chinaware ）。同时，苏州亦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附近的松江地区则是晚明时期棉纺织业的中心，当地人利用外地原料进行加工后，再将成品返销各地。广州的铁锅亦畅销内地、海外以及中亚地区。
国内商业的发展促进了16 世纪众多行会的产生。各业行会在北京等都市中均设有会馆，主要用于招待同乡的官员或商人，这样人们在外地（尤其在京师）也能很方便地进行交流或者得到帮助。
同时，晚明时政府与朝贡国之外的国家和地区也稳定地发展了贸易。东亚和东南亚诸国进贡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赴海外经商的中国人却多了起来。简言之，此时的中外贸易不再由阿拉伯人来中介操纵，而是由中国商人直接将货物销往海外或从海外夏回商品行销国内。政府对此并未采取什么鼓励措施，相反有时还明令禁止，但这种海外经商仍是有增无减。
一条鞭法
传统的土地赋税制度和劳役制度在16 世纪逐步得到改革，一般折成银钱计算，并将众多赋税合并起来一总交纳。这就是所谓的“一条鞭法”。
当时由于地方上的弄虚作假，土地、劳役制度已是弊端丛生。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谈到的，明初时曾将上地、门第分为若干等级并且根据情况每年都要重新评定。每个人应交的赋税则首先按其等级分摊。不过，负责这一工作的豪门富户却乘机窜改簿册以逃避赋税和各项徭役。他们通过勾结或贿赂官府，降低自己的税等，从而将负担转嫁到当地的穷人头上。作弊的方法多种多样，如隐瞒族中男丁的人数、抹去官府账册中的土地记录、将土地记在本人的奴仆或佃户名下，或以私田冒充公田、平民充作官衙中人等等。由于豪门富户享有种种特权，有些人家常常寻求富户的保护，将自己的田产转到富户名下，交纳一些“保护费”以逃避沉重的赋税。结果，官方的账册在几十年后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赋税制度则由于以强凌弱而变得混乱不堪。税收不足，朝廷蒙受了损失，而下层的农民则受到更为残酷的剥削，但豪门富户及经手官吏却因串通一气而中饱私囊。由于这些乡村的中坚阶层中产生了不少有科举功名的人，因此他们就越发成为“地主加绅士”的统治阶级了。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使这种局面更趋恶化。土地古有的方式十分复杂，如某甲拥有土地，但其使用权却可能属于某乙，而某乙可能又将使用权转包给某丙，以此类推，不一而足。佃农制度也是五花八门，而劳役费用更是千变万化。劳役主要视男丁人数多少来分摊，各地因需求多寡及大户的操纵又各不相同。制度越来越腐败，而农民的劳役负担却越来越重；于是往往有整户、整甲乃至整里逃亡的情况发生，这又进一步加重了其他农民的负担。最后，由于越来越多的赋税都折成银钱交纳，征税人便想尽一切方法征收额外的苛捐杂税，包括免役钱在内。其结果，农民在无法无天的税吏催逼下，每个季节都须交纳多如牛毛的赋税。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维护赋税制度的正常运行，各地一筹莫展的官员逐渐采用了“一条鞭法”。（此时为1522年至1619 年，即明政府陷于瘫痪的前一阶段。）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折合各种赋税一总交纳，二是赋税都折成现银。其根本性的措施是简化土地的等级，先前上百种等级只剩下了二三种。另一项措施是将三五十项土地税种折合为二三项，劳役也是照此办理。其次，这二三项赋税、劳役又再汇总成一项，最后，交税的日期和管理机关也统一了起来，这样基本上就防止了各种弊端的发生。
实施一条鞭法后，朝廷的财政状况有所改观。但这种改革只是通向现代税收制度的一小步。在此之后，明朝政府开始向民夫支付现银，各地政府亦无需将贡粮运往指定的官仓了。此外，一条鞭法还废除了先前由乡长、里长代收赋税的做法，改由衙门税吏直接征收税银并发放回执。
晚明一变前代以实物代租、代役的做法，改而征收现银，这种货币化方式与上文提到的经济强劲发展和海外自银的流人是密不可分的。
六、明代统治的结束
即便我们能够体谅历史学家们身上的人性弱点（他们总能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搜出为己所用的证据），我们仍然发现晚明具有一切前代衰亡时的主要症候：无能的统治者、宠臣弄权、党争、国库枯竭、大灾频繁、起义连绵不断，最后是外族的入侵。这些症状在明末显得尤其突出，因为它们是在万历朝的大学士张居正（1473 一1582 年）实施变法后出现的。张居正与外朝关系不错，对年轻的万历皇帝也很有影响。他曾清查土地以增加土地赋税的收人，又下令限制皇亲国戚和官员们的特权。但他费尽心机，还是难以满足皇帝的贪欲。张居正于1582 年死后，万历皇帝又统治了38 年（1582 一1620 年），其间完全蜕化为一个不思进取的昏君。他终年不见朝臣，也不履行皇帝的职责，对民情不闻不问，并大肆挥霍国努民财。之后的天启皇帝（明熹宗）登基时才15岁，除了对木匠活有兴趣外一无所知，将大权统统都交给了贴身太监魏忠贤（1568 一1627 年）。魏氏原为天启皇帝之母的御膳房太监，受到天启皇帝的宠幸后逐渐权倾朝野，达到历代宦官弄权的最高峰。通过东厂的军队和特务组织，他在朝中收罗了一大批效忠者，对不与他合作的官员则进行打击排斥，另外还在各省征收各种花样翻新的苛捐杂税。
党争：东林党
与阉宦正面产生冲突的是一群儒生士大夫，即“东林党人”，他们经过长期的斗争后最终被阉党镇压了下去，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惨痛的一页。“东林”这个名字来自无锡的“东林书院”，其首领为10 余名革职还乡的学者型官员，他们在附近各书院讲学，在各地的官员中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代表儒家道德的一股力量。他们谴责王阳明以来思想界鼓吹三教合一的折衷态度，强调完善道德是人生第一等大事，并且抨击当时的大学士和宦官等当权者，
自然东林党人并不能完全代表正义的一方。1610 年，他们被指为“朋党”，意即对朝廷权威和统治秩序产生颠覆性作用的一帮人。党争与今天的政党斗争不同，一般是在道德层面展开的。东林党人指责、攻击他人，同时也受到他人的指责和攻击。他们在魏忠贤上台前一度得势，1624 年东林党人杨继盛上疏弹幼魏忠贤的24 款大罪，其中包括谋害皇后、造成皇后流产等劣迹。魏氏纠集了东林党的对立派官员进行残忍的反攻，他们拟定了约700 名东林党人及其同情者的黑名单，对首脑人物进行诬蔑、谴责、罢斥、羞辱、监禁、拷打乃至刑讯至死。当魏忠贤于1627 年倒台时，东林党实际上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阉宦弄权标志着晚明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农民起义
但真正导致明朝崩溃的，不是管理不善或宦官专权，而是政府根本不进行管理，因而政权中存在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问题的核心不是赋税太重，而是税收人不敷出。明末君主并不像前代那么残暴，但其统治却趋于瘫痪失灵。
1628 年陕西发生了大饥荒，由于政府裁员，释卒李自成失业了。于是他加入了其叔父所在的盗贼团体，并在陕南山区建立了根据地（后来日军侵华时也在此地遭到中国游击队的重创）。李自成后来又向河南、四川进军，队伍不断壮大，李氏遂自称闯王。当时至少有两名学者投奔他的队伍，并为闯王出谋划策以赢得百姓的支持。他们编写了歌谣宣传闯王的英雄事迹，并且辅佐他开仓放粮、委任官吏、建立大顺政权、拟定封号甚至发行大顺朝的钱币。到了1643 年，李自成已占领了湖北、河南和陕西的大部分地区，1644年起义军从西北路攻人了北京，而崇祯皇帝则自溢于景山，明朝遂告灭亡。
这时，另一位起义首领张献忠欲与闯王争夺天下。张氏杀人如麻，没有什么组织能力。1630 年前后他曾率部采取游击战术大肆劫掠华北一带，后来于1644 年人川建立了大西政权，亦设置了六部与大学士，均由前明进士担任，并且举行科举、发行钱币。但张献忠最关心的是用恐怖手段剪除异己，尤其是缙绅阶级。结果他失去了缙绅的支持，最终于1647 年被满洲人所杀。这样，明政府在外族入侵之前已经被农民起义倾覆了。不过继起的满清政府承袭了明代主要的政治制度。因此，明朝的灭亡并不是因为制度出现问题，而是因为该制度无力挽救明代末季照例产生的种种弊端和压力所致。
第09章 清：传统中国发展的高峰
一、满洲政权的兴起
清朝建立于17 世纪早期，恰与欧洲人建立北美殖民地同时，直到1911 年才告灭亡。因此，清代大部分属于现代时期，但其政权与社会秩序仍旧忠于传统，很少变化。它代表了中国传统政治最辉煌以及最黯淡的一页。18 世纪时中国的人口与疆域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统治的精细与稳定也达到了巅峰，但在19 世纪却遭到了无法逆转的重创。
我们先来看在19 世纪以前满洲人是如何统一中原并进行统治的。不过，在研究他们的早期辉煌时，我们不禁想问，他们维护传统秩序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后来的全盘崩溃。中国的传统力量太强大了，任何彻底的制度改革都是不可想象的。满洲人是成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拙劣的革新者，他们显然承担不起塑造中国现代格局的历史重任。
满洲人早年的成功史恰似成吉思汗时的蒙古：一位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应时而动统一各部建立了国号，然后经过几代努力统一了全中国。满洲这个军事化民族是金人（女真族）的一支后裔，他们地处中原文化的边缘，因而在学习蒙古人长处的同时也能有选择地向汉族学习而避免汉化，这就是他们之所以强大起来的原因。满洲最南端的辽东地区自古便是中国的一部分，汉代曾在此处设郡。辽东地区农业也很发达，与华北地区一样属于深耕细作型农业。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的海上交通十分发达，明时同属山东省管辖。但它的地形易攻难守，常为兵家用武之地。其北缺少屏障，而且同满洲一样，被山海关扼住了进出中原的咽喉。因此，辽东地区属于汉族地区与“蛮族”地区交界的地方，剿悍的蛮族人与此处的汉族农业人口相比古有绝对优势，而且对当时的政权也构成了威胁。
明朝政府采取拉拢、收买等方法来维持和平。明太祖曾派兵驻守中蒙边界，后来明成祖在满洲也采用了这一做法，设置了178 个卫所，实行中国人惯用的“分而治之”政策。这些卫所的首领均由蛮族人担任，下面的士兵则是该首领的族人。这些蛮族首领接受明朝政府的封号、印信并有义务逐年进贡。一族首领也许会被赐以汉姓，其女亦有可能选入皇帝的后宫。姓氏自然有利于编修家谱、培养嫡庶长幼的观念和继承制度。同时，皇帝的封赏（正如今天英联邦的做法一样）也有助于安抚这些蛮族人不生异心。另外，明政府还允许各部首领在中原甚至在京师居住从而同化为汉人。
第一个女真卫所于1403 年在辽东半岛东北成立。随着满洲各部的壮大，每年都有200 人或600人的队伍同时晋京，沿途自然免不了骚扰百姓。明朝在现沈阳附近开设了马市转移满人进关引起的麻烦，就是在这里明军与满洲军队此消彼长，战斗力拉开了距离。中国要汉化或“怀柔”蛮族，但蛮族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学习中原制度并巩固、壮大了本身的战斗力。结果，在满洲出现了一个制度完备的新兴异族政权。
汉化满族政权的创立
满族政权的创立者努尔哈赤（1559一1626 年）是成吉思汗一流的人物，他借口为先人报仇而起兵造反，头号目标便是曾合攻其祖其父的辽东经略及叶赫那拉部。尽管努尔哈赤接受明朝任命承袭了父职，据说他还是发动全族人马于1586 年消灭了叶赫部落。他分别娶了另外两大部落头领的女儿和孙女，巩固了家族的势力，又因镇压辽东盗匪而获得明朝政府的褒奖。经过30 年的谈判以及联姻、联盟战争等策略，努尔哈赤统一了建州四部，足以与明朝分庭抗礼了。同时，他亦与明廷进行马匹、人参（据说此物有返老还童的药效，因而大受中国人的欢迎）的交易。在辽东的东北边境，努尔哈赤建立了有三四道城门的城堡，他本人及其家人居于最中，其外为手下重臣大将的300 户住宅，外城则是数千名驻军及其家属。努尔哈赤还任用了不少汉人工匠和谋士，其中一位曾跟随他达30 年之久。
起初，努尔哈赤避免了与明朝和蒙古各部进行正面交锋，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统一内部的工作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创立了“八旗”制度。起初只有黄、自、蓝、红4 旗，每旗下设“甲喇”、“牛录”若干。随着力量的不断壮大，后来又增加了镶黄、镶白、镶蓝、镶红4 旗。通过八旗制度，满洲的军事、政治和社会制度逐渐成形〕 所有的满洲人，包括他们俘虏的汉人奴隶，统统都编人各旗，平时生产纳税，战时上马打仗。各旗旗主由旗众推举，职位并不世袭，负责旗中事务的官吏亦然。 随着满洲人势力的不断扩张，又增加了八旗汉军与八旗蒙军，共有24 旗。到了16 以年，八旗共有满洲军队278 “牛录”，汉军165 “牛录”，蒙军120 “牛录”， 军队总数达16 . 9 万人（其中满洲人不到总数的一半）。
战争时各旗分别派出一定比例的兵力参战。如满洲人于1634 年攻打内蒙古时，每一“牛录”派出20 名骑兵、8 名卫兵参战，军队总人数大约有11000人。八旗军队与明朝的卫戍部队不同，他们在各地都有自己的田产，往往与旗外人员的田产混杂在一起，因此旗人并不束缚在某一固定的地方。
努尔哈赤的另一项成就是发展了一套办公用的满洲文字。他让手下的通事用蒙古字母记录女真文字，并增加了某些变音符号。满文版的《 孟子》 很快就问世了。这样，满文就为他们快速汲取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方便。
1616 年努尔哈赤自称后金国皇帝，意为金国的后继政权。自1618 年起，他开始正面进攻明朝，占领了辽东的部分地区，并且在汉人的帮助下完善了国内的文官制度。1625 年，努尔哈赤将国都迁到沈阳后于次年去世，后被追尊为清太祖，其14 皇子多尔衰（1612 一1650 年）先是支持其八兄皇太极继位，皇太极死后又出任摄政王辅佐其兄的6 岁幼子顺治。顺治之后康熙又统治了中国长达61 年（1661 一1722 年）的时间，这样，清王朝就全面建立起来了。
为了确立其统治地位，早期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将当年的旗主议政制度改为新的君主专政制度。最后，爱新觉罗家族除皇帝一人外都不再参予政事，但皇室宗亲都集中在北京。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提供强有力的统治者人选并避免女主或宦官干政。
在这方面，满族统治者比前代的蒙古统治者更好地借鉴了儒家的统治方式。他们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们学习了汉人的政权组织方式并在朝中任用汉人为官。他们从辽东地区的汉人中挑选文职官员和书生，从而渐渐以百官制度代替了氏族的统治方式。这时的官吏总数已达300 万，是当时满族人数的10 倍，这些人都为一个强有力的儒家政府这一前景而大受鼓舞，因此纷纷投靠满洲政权。1631 年，后金效仿明朝设立了六部、都察院及其他机构。
早期满洲政权中的半汉半“蛮”性质，表现在参政的辽东汉人人数上。例如，1633 年就有3 名明朝官员投靠了满洲政权，之后他们还带兵南下为其主子征服了华南地区。这3 位后来都封了王爵，其中一位的23 个儿子中有11 人成为大清国的将军，有3 位还成为朝阁重臣。
满人入关
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羽翼丰满之后，早期的满洲统治者开始凯觑北京的皇位。皇太极曾于1627 年和1636 年至1637 年两次入侵朝鲜，将其纳为自己的属国。他又率兵于1629 年、1632 年、1634 年3 次入关袭击华北地区。同时他还征服了内蒙古。通过4 次出征，他又将阿穆尔河流域纳人了自己的版图。在此疯狂的军事扩张期间，皇太极于1636 年始改国号为“清”。
明朝降将吴三桂（1612 一1678 年）在满洲人征服中原中起了关键性作用。吴三桂是辽东人，当李白成进犯北京时，崇祯帝曾命他进京勤王。但救兵未到，京城已被李自成攻古，于是吴三桂投降了驻扎在山海关以东的多尔衰的部队，并配合满洲兵把李自成赶出了北京。这时满洲人亦大举入关，消灭了国内其他反对力量，其速度之快连满洲人都感到吃惊。满洲人原想在关外建立与明朝分庭抗礼的政权，但乘国内农民起义和明朝降将的帮助，竟然夺取了全中国的政权。
吴三桂在引清兵人关后的30 年中为满清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自己也登上了权力的高峰。他盘踞在云贵一带，境内实行贸易专卖，同时仍向清廷领取军炯。他与另外2 名辽东籍降将（后者分别统治广东和福建两省）合称“三藩”，儿乎成为独立的割据势力。后来吴三桂于1673 年起兵造反，其他2 人也随即响应，这就是所谓的“三藩之乱”。这场内战使得19 岁的康熙帝措手不及，直到1681 年才平定下去。
台湾是最后被清军攻占的一块汉人土地。尽管当时很多商人和海贼都频频光顾台湾，但台湾始终“不归王化”，类似明朝的一块海外殖民地。从l642 一1662 年，设在现雅加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台湾（荷兰人称之为Formosa ，意为“美丽”）设置了几处驿站。抗清名将郑成功（1624 一1662 年）及其家人就是以台湾为根据地开展反清复明的军事活动的。郑父曾是海贼，后受到明廷的招安。他与澳门的葡萄牙人（后者曾为他施洗）、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和日本人（其妻即为日本人）均有些交往。郑成功深得南明小朝廷的赏识，曾被赐以“朱”姓，故又称“国姓爷”，荷兰人又讹传为“Koxinga ”。自1646 年至1658 年，他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控制了福建沿海的大部分地区。
清政府还是按照以住的陆战经验来对付郑成功的海上军事力量。仿照明时防御楼寇的方法，他们实行封海禁运。郑成功奋起反抗，大举进攻南京，遭到失败后于1661 年退守台湾，以900艘战船的兵力赶走了盘踞在那里的荷兰人。郑成功死后其子继续统治台湾。此时清政府下令将沿海居民一律撤后200 里，空出的地带由清兵把守，这样就切断了台湾岛内人力、粮草和丝帛的供应。这一政策对台湾并未造成多大的损害，但郑氏政权却因支持三藩的叛乱而被清廷视为心腹之患。清廷最终在平定三藩后于1683 年攻古了台湾。这样，清兵自人关以来，经过两代的努力才真正统一了全中国。
直到现在，若非先控制了亚洲腹地，是很难轻松维持对中国的统治的。满清一开始就致力于将内蒙古地区并入新朝的版图，继而又在17 世纪晚期征服了外蒙古，到了18 世纪更攻占了现新疆地区并成为西藏的保护国。满洲人占领内蒙古后将蒙古人编为八旗，其身份介乎臣属与盟友之间：清朝为蒙古人提供了发挥能力的机会，同时也加强了明代遏制蒙古的措施，如限定其活动范围，确立世袭的首领制度并加以封号爵位，设立蒙古衙门，开设蜂站和定期定点的互市，并不时赏赐晋见的蒙古使者等等。总之，清朝继续将万乘之尊的“天子”视为各种荣誉和恩泽的源泉、并将中原的文化、商业和各种典章制度都继承了下来他们川分而治之的办法依靠内蒙古人来对杭外蒙古人，少子嫡长原则来防止谋逆现象的发生，采用结盟的方法来打击叛乱分子，同时也很小心地不讨任何一个蒙古首领总揽大权。为了实现这一点，满族统治者特别设立了“理藩院”，与六部同级。
为了实行这一制度就必须时时留心，有时还需诉诸武力。17 世纪末，盘踞在阿尔泰山及伊犁河流域一带的西蒙古支脉― 准噶尔部一首领噶尔丹发动了叛乱。噶尔丹幼年曾在拉萨做过喇嘛，因此他起兵造反得到了西藏的支持。1670 年他入侵新疆至哈密一带，后来还跨过外蒙，到克鲁伦河一带骚扰抢劫。康熙帝兴兵应战，像永乐帝一样于1696 年率领8 万大军御驾亲征。清兵动用了火炮等武器，最终在库伦（现乌兰巴托）以南一役击败了叛军。
但最终全面平定叛乱是在18世纪50 年代。经过一系列蒙古各部的叛乱、谋杀、篡逆入侵和迁徙之后，清兵于1755 年至1757 年分3 次入驻伊犁，完全消灭了准噶尔部的叛军力量，并于1758 年至1759 年又成功地镇压了新疆回部的叛乱，从而牢牢掌握了阿克苏、雅尔罕、喀什等绿洲地区。这是继汉、唐、元之后中国天子第四次统治远达帕米尔地区的塔里木盆地：
进驻西藏
为了平定准噶尔部的叛乱，清朝必须控制西藏，因为拉萨的喇嘛寺院不但对藏人生活有决定性的影响，这种影响力甚至还远及蒙古。好儿个世纪以来，藏人在中华帝国的边缘地仄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唐朝时他们已经颇为强大，足以直捣印度或远征长安。元时喇嘛教的势力已经开始在蒙古各部迅速传播开来二明初时西藏与中原保持着定期的朝贡关系，永乐帝还亲自接见过藏使，赏赐封号并委任官员：不过，明朝时藏传佛教内部进行广一场改革。黄教领袖宗喀巴提倡禁欲、完善宗教会议、忏悔、静修等制度而与以前的红教相决裂少晚明时期，黄教的势力传入蒙古，与红教一道成为支配蒙古人政治和宗教生活的两大力量。
根据喇嘛教的灵魂转世信仰，宗喀巴的传入（即黄教的领袖）从所谓“转世灵童”中寻找。当他的第三代传入去蒙古弘法时，士蒙特蒙古俺答汗上尊号为“达赖”（大海之意），是为达赖三世。当他于1588 年去世之后，一名蒙古族转世灵童继任为四世达赖。这样，蒙古各部与红教、黄教依靠这种宗教性的政治权力形成了一股力量。与达赖喇嘛并称的红教领袖是“班禅喇嘛”） 继而又于l600年左右在现乌兰巴托地区出现了类似大主教的“活佛”。
后来达赖喇嘛成为西藏的世俗政权领袖，名义上归顺中央井接受清政府的册封，这样，亚洲腹地的宗教一政治秩序就建立起来了。不过，达赖喇嘛是在蒙古人和满洲人的支持下才逐步在西藏确立起世俗政权领袖这一地位的。甚至一早在满人入主中原之前，青海蒙古固始汗就于1641 年进兵拉萨，一举消灭了那里的红教势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蒙古政权，尊奉五世达赖为精神领袖，并重修了达赖的驻地布达拉宫。
当康熙征伐噶尔丹时，很自然地将达赖喇嘛视为一张王牌，因为当时的喇嘛寺庙中聚集了大量的青年壮士。结果在清政府的支持下，蒙古人于1750 年进驻了拉萨：这引起了准噶尔部的不满，但结果却是导致清政府于1 720 年直接用武力接管了西藏的事务。不久西藏爆发了内战（1727 一1728 年），清政府再次派军1 . 5 万人进驻西藏。此时达赖的权力受到清政府正副两名驻藏大臣及驻军的牵制。准噶尔部于1750 年再次起兵叛乱并｝J .滥杀无辜，清政府又第三次用兵西藏。最后形成的局面是，达赖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必须经过中央册封方才有效，其统治机构由藏人主持日常事务，但必须在清朝驻藏大臣和1500 名驻军的监控下进行。这样，经过无数艰难挫折后，西藏的政权终于牢牢控制在了清帝国的手中。
二、清代的统治
满人势力的巩固
满人人关以后面临的最大间题，就是如何将权力掌握在满人手中二山于满人只占全国总人口的2 % ，这个任务不可不谓艰巨。他们必须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及权利，力图不被汉人同化，以此来维护其民族意识与民族特征。
维护皇族权力的途径之一就是打好自身的物质基础，他们圈古了大片土地，并通过征收各类专门的赋税积累了大量独立于国库收入之外的财富，同时建立了内务府来管理这些财富。这些钱不仅供给宫中的花销，另外也是皇亲贵族（他们从亲王到贝子共有12 个等级）的经济支出。这些人的爵位父子相及，但通常要例减一等，这样贵族子弟们就有了上进的动力。另外还有上下31 级满洲贵族，他们亦从清帝那用接受封赏与俸禄。
其余满人都编入旗籍，即是所谓“旗人”，他们都分得一片土地及一份俸禄，不受地方官府管辖，但他们亦不得经商、从事体力职业或与汉人通婚、采用汉俗。旗人中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氏族制度，另外他们还必须学习满文。另一方面，大清国的国民都必须留起辫子，以此表示臣服。
八旗部队在军事上控制了全中国。1644 年登记在册的八旗士兵有16 . 9 万人，到了18 世纪则增至35 万人― 尽管实际人数并没有这么多。各地的八旗驻军均由“大将军”（西方人称之为“鞑靼将军”）统领，主要驻扎在北京（25 营）、西北及各大城市，如成都、南京、杭州、福州、广州等地，另外南方一些战略要地也都有八旗军队驻守。八旗驻军一般为4000人左右，与其家属居住在城内的某一地区，而不是像13 世纪的元朝军队那样驻扎在城外。
清代的另外一个军种是“绿营兵”，系仿明代军制而建，在17 世纪末有59 . 4 万人，至19 世纪早期发展至64 万人，共1202 个营，其下分设标、协不等。绿营乒相当于地方武警部队，驻军比较分散，其战斗力亦逊于八旗部队。总之，全国的军事指挥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满人掌握，一部分由汉人掌握，一部分控制在兵部及京师戍卫部队手中，一部分则控制在各省驻军手中。另外文臣和武将也都分掌了兵权并且互相制衡，再加上微薄的军铜，这样朝廷就把军队牢牢控制在了手中。
另外，满洲人出于长远考虑还不断经营满洲老家，使之成为保持自身生活方式和文化的根据地。满人入主中原后汉化的步伐加快了：中原的满人开始学习汉语，而辽东的汉人则不断迁入满洲。为了阻止汉人的流入，清政府于1668 年下令禁止汉人进入满洲的中部和北部，还将明时的“柳营”从山海关延伸到沈阳以北，继而又向南延伸到鸭绿江，以此阻止汉人北迁。这样，满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猎场、森林、河流，便成为满人的“保留地”。另外，关闭这一地区也有利于政府的人参专卖事业。这种理论上有很大药效的植物根茎主要产于乌苏里等河流沿岸的山脉，每年由政府向约上万参客销售特许状，其情形与食盐专卖制度差不多。为何区区几十万满洲人竟能统治比之多出四五十倍的汉族人口呢？今天的汉人面对这一历史事实都感到很羞愧。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首先，异族如满人同汉人一样，同为中华大帝国的一份子。其中亚洲腹地的“蛮族”人数不多，但挠勇善战，如满族人口正好足够提供一个皇族统治集团、一批上层监控者以及足以控制整个帝国的驻军（正像欧洲人在19 世纪的殖民做法一样，满人统治着亚洲腹地，但这也增加了满清政府的负担）。有些人也指出，清朝的政府官员中有九成都是汉人，满清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满一汉联合政权，满族统治者之所以能维持其统治是因为他们已经汉化云云。
这两种观点并不冲突，但都只触及到表面。其深层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专制集权国家，官僚经济垄断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几与政治绝缘，无论是谁执政对他们都关系不大。朝廷的统治只限于社会的表层或上层，对乡村影响很小。而中国的政体是国家与文化综合而成的，国家的集权程度很高，但文化却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当中。这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国家可能掌握在异族统治者手中，但中国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续。
清代统治
满清人关后基本上承袭了明朝的政治体制，只不过是把最高决策层换成了满人而已。满清统治有三大要素：武备、“天子”的最高权力及满人对汉族官员的监控。满洲统治者从一开始就与缙绅地主、地方士绅和前明官员达成了妥协。地方豪族一与官员只要归顺朝廷，大可自行其事。满洲人未曾提出任何社会或农业改革的主张，相反，他们礼葬了崇祯帝，自称为明复仇消灭了盗匪并给中国重新带来了和平在于秩序。这一套说教对大多数的北方官员产生了效果，他们纷纷归顺了新朝。代表人物如洪承畴（1593 一1665 年），其人系前明进士出身，后出任兵部尚书，总督豫、山、陕、川、湖5 省，松山战役失败后于1639 年降清。入清后他被封为大学士， 从1645 年至1659 年为清兵镇压江南杭清义军和农民起义军立下了汗马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