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企业的发展，信贷需求不断扩大。为此中央银行设立了一系列专门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仍然是中央财经政策的制定者，它监督各专业银行从事农业、工业、商业、建筑、保险、国际贸易和对外经济交流等活动。这一扩大了的银行网络在全国各地均设有支行，它们通过发放贷款和制定银行利率来指导经济发展。国有企业是问题的核心。80 年代中期，它古了城市就业人口工业产值的70 % ，而集体与合作制部门大约古25 % ，新兴的私营企业只古5 ％。改革者在搞活国有大型企业时遇到了最大的挑战。在这些企业中，生产指标和分配到的原材料一直是由中央政府官员决定的，为了解决浪费和效益低下问题，政府鼓励国有企业根据市场计划生产。这就意味着企业要按市场价格购进原材料、辞退效率低下或怠工的工人并为产品制定具有竞争力的价格。但是这种竞争可能导致工厂破产，因此这一做法遇到了阻力，有人指责它有意识形态上的问题。原先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另外国家还按照传统做法使地方企业有权垄断当地市场。而现在新的自由市场价格取决于市场供需状况，由之产生的竟争威胁到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把市场经济和指令型计划经济结合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一巳生产领域内实行了市场经济制度，劳动力和资金的市场化岂能避免？连锁反应恐怕在所难免。
80 年代中国走向一种指令性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混合体制。日本、韩国和台湾经历过这一转变，但在这些地区私人产业古据了主导地位，而在中国大陆，尽管在多数产业中都实行了私有化，国有企业仍古据了主导地位。中国并不会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依靠市场力量刺激竞争、提高生产率是中国新工业战略的一部分邓小平的改革首先发展轻工业、生产消费品，从而满足了因个人王资和私人赢利增长所造成的国内需求，而纺织品、服装和自行车等消费品的出口也可用来换取外汇、进「1 外国技术。
打开国门及其后果
中国在80 年代的经济增长亦得益于邓小平另外一项与毛泽东时代相反的政策，即打开国门，吸引外资。与毛泽东时代中国拒资本主义于国门之外的态度不同，邓小平的改革则计划把它请进门来，利用它为经济发展服务，。其他国家在工业化建设早期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毫无疑问，先前的排外政策是当时经济滞后的部分原因。
国门大开后良善并入。但总体而言，开放搞活、吸引投资和促进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 年后举国上下热衷于引进外国贷款以发展中国的原料产业和工业。由于经济建设规模过大而一度停滞不前。政府不得不让与日、美、欧各国签订的大型项目合同下马。为了吸弓｝外国投资者，中国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其中最着名的是与香港毗邻的深圳。特区与中国同行共同经营合资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这些地区的经济体制有别于中国经济的主体。与这四个特区相匹配的是14 个以外贸为主的沿海开放城市。这令人想起19 世纪的通商口岸，但现在是由中国人在唱主角了。1980 年中国恢复了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活动。中国用外国贷款建立起了自己的外汇储备。
外贸的发展同时要求培养一支熟悉贸易法，能就合同事宜与外国公司打交道的律师队伍。其实，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在发展过程巾本身己经产生了增加合同、劳务、企业、房产等方面立法的要求。这一点在涉及各政府部门的纠纷中尤为突出，因而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人大相应增加了一项审议新法律草案的重要职能。邓小平施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政府内部也产生了不少变化。出于国防上的考虑，毛泽东尽量把北京政府各部委控制下的重工业项目放到内地去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现在让位于重点建设沿海城市及发展轻工业以增加出口的政策。北京对这些部门的发展不做过多干涉。企业要求国家下放经营权，而北京也很快发现比较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建立一些新的大型公司和组建一些委员会来协调各个行业的发展要省事得多。譬如，一些政府部门被归并成教委，另一些并入石油化工委员会，还有一些则合并成了船建系统。其中最富创意的是中国国际贸易投资公司，它的总裁是原上海一名大资本家，公司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在全世界开展业务。对外开放也导致了对国外经济体制的学习和借用，甚至证券市场也引进了中国。这样，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经济便以多种形式迅猛发展起来。
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产生了很多问题、，能源供应和交通运输能力依然不足。原油产量增加了，但仍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 煤炭仍然是主要燃料，但大型煤矿均在内地（譬如山西），而主要的消费者却在沿海地区。由于缺少外汇，进门外国设备也受到限制。发展经济需要现代企业管理人员，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则远水不解近渴同时，中国因人I : 上与｝j 俱增而！郁晦粮食不能白给的威胁。，
8 。年代早期，现代中国的古次人日普查结果显示，中国人「J 已经超过了10 亿，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口正处于育龄期。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国策就在这种情况下止式出台厂，尽管这一做法与传统家庭结构严重抵触独生子女政策在城市中不无成效，但是在农村，农家为了致富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为了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井继承家族的姓氏，农民偏爱男孩，这导致了一些杀害女婴的现象。由于独生子女政策在乡间难收成效，尽管政府提供了避孕手段和人工流产方式，中国人口到21 住t 纪中叶达到巧亿看来势所难免。儿百年前，这种人口剧增可以因战争与饥荒得到遏制，但绿色革命与先进运输手段的结合却可能在工业化时代造就庞大的贫困人口。一度是世界上最具帝国首都风貌的北京，由于烟雾的侵蚀、城墙和城楼等纪念性建筑物的拆毁、容纳了几百万新居民但毫无特色的大楼的兴建，当年风貌已荡然无存。
城市化的恶果早就在外国统治的上海得到了体现。因为上海很容易受到外国海军力量的攻击，毛泽东最初是想把上海的城市经济拆散内迁，当事实证明上海是发展工业所必需的一个基地时，在基础设施几乎没有改进的情况下，政府又要求上海发展重工业。而交通、住房、污水处理和社会服务行业基本上没有得到重视，各项设施老化，呕需要彻底更新。此时，新的桥梁和隧道建设起来，地铁开始兴建，港口和航空港得到了扩充。新政策重点发展轻工业以满足消费需求，发展特殊教育体制以扶持高新技术，扩大了与外国资本家一起经营合资企业和发展外贸的能力。
文化和政治
处在这种开放和独立中的中国共产党如何控制大局呢？和以前的情况一样，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最具产生不合谐音的危险。
中国传统要求“学而优则仕”。国家推行一种正统思想，学者就应当配合维持。人们渴求秩序（“治”） , “乱”被视为国家的大敌。这种思想受到主流文化思想的支持，这种观点认为，凡是中国的艺术、文学、哲学和价值观都比外国的好。这些思想中有许多为当代社会所继承，有时还得到共产党国家政权的强化。持不同政见被认为是不进步、不爱国的表现。国家希望知识分子既红又专口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于共产党干部，具有和儒家思想对于士大夫阶层一样的重要性。
在这种形势下，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倡打开眼界，发展经济。改革包括逐步放宽党对文艺界的控制。这使“文化大革命”对作家和学者的摧残得以在“伤痕文学”中记载下来，其主题不外是文革后青年人的玩世不恭。作家以此来弥合心中的“伤痕”，治疗心灵的伤口二政治对艺术重压的相对减轻使各种文化活动得到了新生。中国传统戏曲重新上演，几百份新杂志相继出现，几千种译作和刊登译作的杂志竞相面世，普通中国人能够再次看到一些经过选择的外国影视节目。作家和艺术家不断试验新的写作技巧，并深入探讨中国的问题。此前一直受到压制的主题如爱情、暴力、腐败和不公现象等等，这时也得到了表现。中国人民在经历了革命的烧灼后，显然已有能力创造出伟大的文学艺术作品。
为了控制改革的速度，改革运动内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势力消长时有起伏。温和保守派人士震惊于城市青年追逐国外生活方式和新时尚，如跳迪斯科、妇女着比基尼泳衣健健身、对电子产品的热衷以及铺大盖地的商业广告等等。为了控制这种个人的自我满足和物质欲望的爆炸，中央发起了一系列活动：1979年到1980年间反对北京“民主墙”、反对上海报刊鼓吹的用真正民主的方式来改革政治体制；1980年到1981年间反对文艺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1983年到1984年间反对“精神污染”；1985年到1986年间反对“不健康倾向”等等。在所有这些介于容许和压制之间的政策波动中，邓小平时而承认保守派对思想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担心，时而又肯定改革派认为革新和创造性自我表现的必不可少的观点。1986年12月学生又一次上街游行，提出经济现代化必须与政治现代化同步，要求建立多党政治、保障新闻自由、举行真正的竞选和取消官方意识形态。实现这些要求对于时机和调控手段的掌握都提出了挑战。如何把更具活力的市场经济嫁接到一个官僚化的指令性经济上去就是一个例子。
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坚持最高权威的同时逐渐也做出了一些让步。一年一度召开的全国人大在政策研讨活动中扮演起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它仍然只有建议权，它可以多提几名候选人，让他们有可能当选中共中央委员，这就已经象征了民主的发展。但中国共产党仍然超越法律，除对自身之外不对任何机构负责。党给予知识分子的创造性自由不能超出198l年6月公布的“四项基本原则”的藩篱。它们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些是不容怀疑的原则。
六、中国革命展望
我们观察中国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的进程可以先从国际环境着眼。40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一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中心。中国对苏联模式和领导方式的借用差不多延续了10年，这是不足为怪的。毛泽东没有对外部世界的直接经验。他成长于斯的半殖民地中国看上去的确符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同意他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兴衰有时，但其剥削工人的本质则始终不会改变。他认为与非共产主义世界建立经济关系并不可靠，于是他要求中国自力更生以求经济自给，但经济发展反而出现了滞缓。
1976年毛泽东去世。在接下来的10年里，一个大不相同的世界呈现在中国面前。改革和经济现实主义大潮席卷苏联等共产主义国家，越南和朝鲜最终也都受到影响。而中国周边的东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实现自治并发展起资本主义，它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淮迅速得到提高。这难以用列宁的理论来解释。此外，马克思主义自称“科学共产主义”，科学是共产主义世界的老生常淡。西欧、美国、日本都有人获得诺贝尔奖，非共产主义的东亚国家也在紧随。所以在1978年之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希望通过发展外贸和投资来搞活经济。在这方面，毛泽东有些教条主义，而邓小平则崇尚实用。
另外一组因素也表明了中国发展变化的内部动力。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古今中外各方因素的重要性会因时因事而异。于是，在经济改革中，毛泽东所要求的地方经济自给不得不与全国统一规划的要求相妥协；中央控制不得不与市场力量并用；在计划经济边上不得不发展私人企业。在社会生活方面，妇女和青年人的解放受到旧观念和新情况的制约。工作单位与家庭争夺对个人的指导权，而集团的要求不得不与个人消费观竞争。在政治上也可见到同类旧价值与新实践的摩擦。考试制度的恢复加强了旧的施政观念，当权者可以再次利用豢养的人才进行统治。不通过群众运动和思想竞争，现代传媒和民主选举程序如何能使群众参与政治呢？邓小平改革的耐心和踏实作风使人想起旧时士大夫关心民生、解民忧患的治国传统，而现在的目标依旧是建设一个更加强大和更为人道的社会。但这将要逐步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
此时在中国土地上成形的新型国家和社会今后还会使我们为它的革新而惊喜。当然，明显的倒退也可能使我们惊骇。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是，科学枝术，相似的产品和机制，从食品、服装、住房、运输到满足人际交往的各类消费品，都无法消除中美两国在社会结构、政治史和价值观念上的反差，两国在生态人口状况和传统上的差异如此巨大，要同化这两种文化是无法做到的。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
译后记
张 沛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是美国知名的历史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他曾任美驻华新闻处处长（1945一1946年）及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玉任（1959—1972年），自1966年起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委员。费氏虽非以“汉学家”名世，但他的影响却超过了—般严格意义上的汉学家。
《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在费氏中国问题研究专着中的地位，类似作者在其汉学家同侪中的地位。这部大书洋洋30余万言，上溯半坡、龙山远古中华文明，下迄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内容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其吞吐涵纳端非大手笔莫办。
在这样一部由外因人撰写的通史史论巨着中，固然颇多“文化误读”或隔靴搔痒之处，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晰认识。如费氏与李约瑟、黄仁宇师弟不谋而合，采用“大历史”（macro-history）的视角，将中国封建社会切割为第—帝国（奏一汉）、第二帝国（隋一唐）及第三帝国（元一明一清）。这三大帝国时期与衔缓其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辽金夏等短期政权—同构成了中国历史的“治乱循环”。当然，这是作者跳出“天命”、“王德终始”的圈子，从统治者个人因素（如宦官、外戚、党争）、经济和政治因素切入，透析这一历史怪圈的。如作者在第四章第四节论述西汉政治时指出：
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发展，于是人口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钱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驿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上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湎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年内就会遇上棘手的财政团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且日益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渠、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节政府无力赈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这一阴暗的描述对于今天的社会现实就不乏警醒的意义。
又如，作者在第八章第—节讨论明代社会与文化时，拈取“汉族文化中心主义”进行分析，指出“中国的国家和文化是紧密结合在—起的”。这样，由于高度的文化优越感，即使中国在军事上败于“蛮夷”之手而被异族征服，在文化上却始终处在不败的地位并成为最后的胜利者。同时，中国人对异族统治的憎恶也导致其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尔后更逐渐发展为对外界冷漠、憎恶的内向型心态。“从斯时起，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看到这里，读者自然会想到，在文化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的今天，中国应如何在打破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同时，维护、发扬本国的传统文化？这无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当然，中国人不能单凭旁观者或局外人支招行事，关键还须站稳脚跟走好自己的路。不过，正如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所指出的，只有主体通过“他者”视角返观自身的“视域剩余”时，才有可能把握主体的“超在性”。自信来自对自身的客观认识，而认识自身则无疑也需要了解“他者”对自身的看法与评价。同时，“—切对于‘他者’的言说都是自我言说”，“他者”的评价恰恰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他者”的某些特性，像费氏的《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事实上也为我们观察、了解西方思想提供了一面“潜望镜”。“读史令人明智”，信矣夫！
在半年的译书过程中，先后发生了李登挥发表“两国论”、“五˙八”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及法轮功的插曲。我们的祖国确实处于传统与变迁交汇的大潮中，中国必须也必将在这场百年阵痛中获得新生。国庆50周年时我曾作韵句八片云：
西洲已是几重寒，别样风光自在观。
赤县珊珊夔足一，黑名渐渐虎成三。
伤心岂为腰间紫，吮胆当期舌后甘。
翻覆百年局已新，应拈千禧一着先。
这几句话“寡平淡味”，不过倒也说出了译者译此书时的一番用心。
本书第—至十—章由张沛翻译，第十二章由张源翻译，第十三至十五章由顾思兼翻译，最后由张沛修润统稿。另外，在译校过程中还曾得到策划人及责编王立女士的协助，在此亦—并致谢。
译者限于识见，译文中之舛误当非少数，还请读者原谅，并望老师专家不吝赐教！
二00一年九月于北京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