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着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主流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出版此套《 费正清文集》 对国内读者了解海外在中国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冷静看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颇有意义。由于费正清是西方的中国问题观察家，看待中国自然也是以西方人的视角，所以，他在书中所表达的观点并不代表我们的认识，甚至有不少观点是我们无法认同的，希望读者在阅读中加以注意。
世界知识出版社
作者前言
费正清 赖肖尔
1978 年以来的10 年中，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折。毛泽东的继承人邓小平否定了毛氏发动的“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年），以经济现代化的目标替代了阶级斗争。外贸、外资企业与乡镇企业的发展，对意识形态领域的较少过问及众多其他方面的变化都显示出了中国的勃勃生机。
欲知中国的潜力、前途与局限何在，首先须了解中国的历史。本书在费正清、赖肖尔（ E . O . Reischaue了）及克瑞格（Albert M . Craig ） 着《东亚：传统与变迁》 （1978 年版）的基础上，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章进行了修改与增补。本书第一章的部分、第二至第六章由赖肖尔撰写，其余九章由费正清撰写。两人在撰写的过程中都曾互相提出过建议、批评和修改意见。
在撰写这部古人类1 / 4 人口的民族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中，我们借鉴了大量东西方学者的劳动成果。有些是他们直接向我们提供了帮助与建议，但更多的是通过其着作给我们以很大帮助。我们对此深表感谢，可惜限于篇幅，恕不想一一列举了。书后亦未引参考书目，因为如果列出的话，势必显得过于简略并且很容易过时。这里我们谨将特别的敬意献给以下诸位：已故的克来克教授（Professor Edward A . Kracke ） ，他对本书第五、六两章提供了很多帮助；费慰梅（Wilma Fairbank ） ，她承担了挑选插图的工作；还有克瑞格，他提供了有关台湾的最新情况。
书中的人名与专名采用英语国家史学界通用的威妥玛—贾尔斯拼法。至于普通地名，则按旧中国邮政体系（即南方方言而非普通话音译）。如中国近五六百年来的首都北京，其拉丁拼法为Peking ，威妥玛一贾尔斯拼法为Pei - ching ，而其实际读音则近似Bag - jing 。
第01章 中国概况
关于中国，西方人起码应该知道，首先它是一个人口大国；其次，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迥然不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亦与西方生活方式千差万别；第三，他们正经历着一场迅猛的发展与变革。论人口、论国力，古代中国与罗马帝国相坪。今天中国人口达13 亿。占世界总人口的1 / 5 到上/ 4 。近几年来世界迅速“变小”，与这么庞大的一群人打交道显然将会深刻地影响西方人的生活。1941 年以来中国国内与边境上的三次战争已使美国人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中西方之间的和谐相处需要以相互谅解为基础。但谅解又必须以理解对方的风俗、思想及自我表现方式为基础。要做到这一点，远观式的了解是不够的。中西间的文化差异太大了；自上一世纪以来日渐频繁的接触当然有助于弥合这一差距，但某些其他因素反而扩大了这一分歧：首先是中国人高涨的民族意识与爱国精神，其次为中西物质生活水平之间的差距，再者就是中西对于战争的不同体验。部分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偶然性原因，西方人口与自然资源之间形成一种远远优于中国的平衡，而这一经济上的差距就铸成了（有时甚至还扩大）两种文化间的差异。尤其是美国，从未像中国那样在本土经历过战争，美国人的生活变迁属于循序渐进式而非革命性的突变，因此无论是其文化传统或其当代生活，均与中国人大相径庭。
了解中国并不仅仅是为了发展和平。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对于社会学家来说，中国在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及历史学方面的文献记载，就某些时代或某些领域而言，远比西方丰富、详实。
通过中国历史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其次，通过研究中国人审美、认识和制度的衍变，最可以看出他们在这些方面取得的独特成就。这与中国的现状不能混为一谈。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
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本书因之亦分为两大部分：3000多年来中国传统文明在相对隔绝的状况下的衍变，及自近代以来作为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回应，这一文明所经历的变故与转型。
一、东亚的土地、民族与语言
中国是所谓东亚文明的母源与主体。当欧洲人首次由西向东远航到震旦（Cathay ）、日本和印度时，他们很自然地将这些地区通称为“远东”。同样，如果美国人西跨太平洋到达这些地区，也会把这些地区称为“远西”。不过对当地人而言，这些地区既不“东”、又不“西”，更谈不上“远”。一个较好的术语是“东亚”，因为它排除了陈旧的欧洲中心主义思想。
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在本章以下的篇幅中，我们将首先探讨中国的东亚背景，进而再对中国的地理、传统经济与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
“东亚”有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
自然环境
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如世界各国的现代文字均脱胎于西亚的字母文字，唯有东亚的文字― 汉字完全是另外一套体系。
西方文明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希腊等几个相互密切联系的地区发展起来的。它扩展到欧洲大部、北非、西亚后才一分为二，即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印度河流域（现巴基斯坦境内）是古代文明的第二大中心，亚历山大大帝在公元前327 年入侵这一地区亦证明西方和印度在古代就有密切的联系。
作为古代东亚文明摇篮的中国北方地区几乎完全与世隔绝：东边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边是1 万多英尺高的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以及从这世界屋脊延伸出的崇山峻岭；北部是大片的中亚大漠荒原，气候寒冷恶劣，在驯化马和骆驼之前人迹难至；而南部是更加不利于交通的山地丛林。在这种地理和气候条件下，古人的活动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在今天，从西伯利亚到马来西亚也只有两条铁路及若干公路可通。
气候对东亚的文化也很有影响。欧洲和西亚的气候主要受大西洋控制，降雨大多发生在春秋两季。北欧日照较短而地中海和西亚地区降水较少。因此，欧洲和西亚并不讲究深耕细作，一般每年只耕种一次。和印度一样，东亚的气候主要受亚洲大陆影响。冬季，中亚上空的干冷阴沉气流南下，在亚洲南部与东部边缘地区形成干冷天气；夏季正好相反，中亚上空的气流受热上升后，潮湿的海洋性气流取而代之，在大陆边缘地区形成大量降水，受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在生长季节中有充沛的降水。充沛的降水，再加上低纬度地区惯有的高温日晒，这就使得深耕细作和作物一年两熟成为可能。
这种特殊的气候使东亚的农业生产方式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东亚的许多畜牧农作物，像水稻、大豆、鸡、水牛和猪，似乎都来自暖湿的东南亚地区。在西方，牧养牛羊成为经济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重视精耕细作的东亚地区较少使用畜力，他们更多是依赖人力。小麦是西方的主要谷类作物，而在东亚及印度大部分地区却是水稻。水稻十分适应水田种植及该地区潮湿的夏季气候，亩产量也远远超出小麦，因而能养活更多的人口 。这样，从农业上我们就看出，东亚、印度与西亚、欧洲的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大不相同。甚至到现代社会后，工业化进程大大增加了欧洲的人口，当时处于前工业时代的东亚和印度的人口密度仍是遥遥领先。
民族
亚洲在地理上一分为二，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是蒙古人种分布的区域，而以西（包括印度大部分地区）为伊斯兰文明地区及白种人（高加索人种）西方文明的家园。黑种人则不规则地分布于南部非洲、亚洲南部边缘及美拉尼西亚群岛等地。
人类各种族的起源仍是一个未解之谜。1927 年在北京附近发现的“北京人”是今天东亚人的祖先之一。他们生活在公元前40 万年以前，能制造工具，会用火，并以狩猎为生。“北京人”具有某些蒙古人种的生理特征。最近又发现了蒙古人种更早的祖先“蓝田人”，他们距今约有60万年。
东亚文明产生之初，蒙古人种已经广泛分布于该地区。他们四肢较短，这有利于保持体温，他们眼睑狭窄、下垂，这使他们避免了积雪折射的损害；有人认为这是适应其栖居地东北亚寒冷气候的结果。他们的肤色和白种人一样随地区不同而有深浅的变化，如北方肤色为淡黄，南方如印尼则为深棕色，这无疑也是环境的产物。另外，蒙古人种毛发平直，呈黑色，面部较为扁平，眼睛为黑色。
蒙古人种并不仅见于东亚地区。有些北上西迁，有些进入北美（如较晚的爱斯基摩人），而像美洲印第安人则被认为是假道阿拉斯加从西伯利亚迁徙而来。考古发现推测，东亚北部与中部的蒙古人种先民不断南迁并向外扩展入海，像大约700年前泰人从中国西南迁至今天的泰国，就是上述大迁移的一部分。
不过蒙古人种也并非这些地区的唯一栖居者，东亚边缘边区还有不少其他的种族存在。如现居日本最北端的阿依努人（虾夷族），便具有许多高加索人种的体貌特征。例如他们毛发旺盛，这使他们与蒙古人种构成鲜明的区别。
汉语
东亚和欧洲一样，按语言分为若干民族。人们通常错误地认为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但事实上，讲汉语、日语的民族和讲德语、匈牙利语的民族一样都不止一个。
汉语（或汉藏语系）是东亚最大的的一支语系，与分布在欧洲、伊斯兰一印度文明区域的印欧语系可以等量齐观。汉藏语系各语种主要分布在东亚中部，包括中国的中原地区和西藏、泰国、老挝、缅甸大部，可能还有越南。除了西藏人以外，他们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便定居该地，均以耕种为生，这与游牧为生的古印欧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语是汉藏语系中最大的一支。讲汉语者有文字记载以来便生活在中国北部，后通过迁移逐渐扩散开来，并在文化和语言上同化了当地的部落集团。他们逐渐古据了整个中原地区，后来又控制了满洲、内蒙古大部、新疆部分地区、台湾大部及东南亚一些地区，尤其是马来西亚（今天中国人口该国人口的40 ％强）和新加坡（该国人口绝大部分是中国人）。
在扩张中汉语分化为彼此不易了解的几大方言，其差别一如西班牙语与意大利语、瑞典语与德语之间的差别。其中“官话”（mandarin ）作为母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它的变体广泛分布于华北、华中大部及西南地区。自上海至越南的沿海地区的语言，通常被误称为“汉语方言”，但实际上与“官话”大有不同，这些方言包括吴语、闽语（又分为福州话与厦门话）、客家语与粤语。台湾与东南亚华人区主要便用这些语言，其中粤语更是美国华人区的通用语言。
阿尔泰语及其他语族
汉藏语言区以北的蒙古语既非汉语，也不属于印欧语系，而是得名于境内阿尔泰山的阿尔泰语。讲阿尔泰语的各民族与古代印欧人一样是养马牧羊的游牧民族。他们四处迁徙，有的民族甚至完全脱离了东亚。土耳其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一般被认为是阿尔泰语族的三种主要语言。操土耳其语者现居土耳其及中亚的大部分地区，尽管他们大多已具有白种人的血统，蒙古人居于蒙古大部及中亚、西亚若干地区。讲通古斯语的民族如满族，一度是满洲及西伯利亚地区的主要居民。山于朝鲜语与日本语在结构上与阿尔泰语极为相似，朝鲜人与日本人有可能是东进农业地区之阿尔泰人的流民。
南亚语系是东亚第三大语言，它包括马来西亚语、印尼语、菲律宾语及台湾土着语言。至于柬埔寨语，则很有可能属于另外一个语系。
在古代，印欧语使用于东亚西北部的一些农牧地区。公元9 世纪时的新疆人为白色人种，讲伊朗语或现已绝迹的某种印欧语言，由于讲上耳其语的民族不断向西迁移，最终这种语言就消失了。这样，东亚的印欧语言特征在1000年前就绝迹了，直至近几个世纪前，随着俄罗斯在西伯利亚的殖民才又重新引入东亚。
二、中国的地理环境
与西方和印度相比，中国在地理上很不统一的，因为它缺乏地中海或广阔的平原所提供的便利交通。中国的华北平原远远小于印度北部的平原，更不用说北欧大平原和北美的中西部大平原了。
相互交错的两大系列山脉（从中国西南向东北延伸到山西、满洲西部的山系；与之平行，从广东经长江流域到山东半岛、中朝边境的沿海山系。）把中国分割为好几块。与之相交的有三条平行山系，彼此相距差不多远，自西祖东而入太平洋。南端的山系正好是广东境内的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北端是东西走向的山脉将华北与蒙古高原分割开来；两者之间的秦岭是藏北昆仑山脉向东的延伸，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之间的分水岭，并同淮河一道成为中国南北方的分界线。山系交错形成若干独特的地理环境，为经济和政治的统一造成不少困难，并且对军事战略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河流
中国的江河为人烟稠密的山村提供了水源。黄河全长2700 英里，进入离入海口约500 英里处的华北平原后，它流经一大片冲积平原，这时河流坡度很小，每英里不过1 英尺的落差。夏季山洪泛滥，携来大量黄色的淤泥，黄河即由此而得名。由于黄河水道不定，中国统治机构自上古时起，就不得不通过筑堤来固定河道。结果，这条灾难之河往往在离地10 至40 英尺高的河堤中穿行，河堤只要有一处决口，就会造成方圆几百英里内几英寸到几英尺不等的积水，对几百万农民的生存形成威胁。水灾过后多年才能重新种植庄稼，而饥荒亦每每随水灾而来。这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49 年后通过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才开始得到解决。
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有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可以通航，在适当的季节，万吨汽轮可航行630 英里到达汉口，小些的船只还可继续通航1000 英里。雨季到来时，河水从汉口上游的三峡以每小时14 英里的速度涌向下游，这时就需要特别的汽轮才能通航。长江支流众多，每年携裹大量的淤泥入海，而长江三角洲则以每70 年1 英里的速度不断扩张。长江下游的几个大湖起着水库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到来之时，内外堤的水位落差亦可能高达4O 英尺一50 英尺，因此洪灾并不鲜见。
气候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欧洲以南，像北京的纬度低于那不勒斯与马德里，而广东的位置则与撒哈拉沙漠大致相同。中国比美国东部纬度要低，北京、上海、广州大致与费城、莫比尔、哈瓦那相对应。中国地属亚洲大陆，大陆性气候明显，与美国同纬度的地方相比，冬季偏冷，而夏季也更为炎热些。如北京，7 月份的气温酷似开罗，1 月份又同斯德哥尔摩一样寒冷。
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夏季时这股海洋性气流深人内地，有时还会到达蒙古。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懂：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 ％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 ％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 ；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着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第0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这里冬季气候虽然恶劣，上古之时却很适宜发展农业〕 事实上，这一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尼罗河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及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很类似。它们都因降水不足而森林缺乏，这反而有利于开荒种地，同时这几条大河，如果控制得当的话，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通过定期泛滥还能保持土地的肥力。有一点很重要，即华北平原在东亚农业区中是最容易从印度和西亚到达的地方一、：就我们所知，西亚出现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间远远早于东亚，所以这些文明要素有可能是通过中亚的草原、山地逐渐传入华北平原的口这方面有不少证据，如种植小麦，驯养马牛羊，使用战车、青铜器和铁器等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近期考古发现证明东亚和西亚同时在一万年前发明了陶器，而泰国北部出现青铜器可能还要早于中东。今天东亚地区的主要作物― 大米，源自东南亚，在史前长江流域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了。上古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丝织业，很久之后才传入西方。几种重要的家畜原产地不同，且各有分工，如猪、鸡、狗用作食物，而水牛则用来耕地。东亚的基本农业工具是锄而非西方的犁。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是石刀，其他地区则是石斧；东亚典型的新石器是半月形的石刀及绳纹灰陶，这些器具与西亚及欧洲均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东亚的农业与上古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西北黄河转弯地区的文化亦脱胎于东亚文化，但似乎问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日前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影响来自于战争或迁徙，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似乎便是今天中国人的嫡系先祖、甚至在那时，中国北方的文化就已经显示出了东亚文明的独有特征。
彩陶与黑陶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相继发现了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起初它们被认为是西亚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产物，但近期研究表明，黑陶文化是在彩陶文化基础全几发展起来的。
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东以外的华北地区，而在寸扩肃持续时间最久。其最重要的遗址位于西安（古称长安）附近的半坡村，距今已有七万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红黑二色的大型陶瓶，上面往往绘有粗了醒目的几何图案。尽管它们与西亚彩陶不无相似，但我们不能因之便断定仰韶的彩陶在文化上摹仿了西方，因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考古线索可以证明它到底从何而来。
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覆盖的地区相同（除了西北一隅），另外还延伸到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黑陶薄而有釉。黑陶文化显示出某些来自西亚的影响（如驯化的绵羊、马匹及陶轮）已进入华北地区；与继起的一青铜时代相比较，也能看出明显的文化同一特性，如它们都有足部中空的三足鼎，相同的神道体系和城墙筑板，而后者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能见到。
青铜时代
至迟在公元前15 世纪，中国人就发明了不同于西亚的青铜铸造技术。早期的青铜器多为一些小件武器，主要发现于黄河大转弯的南部地区，如河南一带；中期青铜器以郑州出上的文物为代表。该地当年是显赫一时的商朝国都，四周为20 英尺高的夯土城墙，面积达一平方英里。城外有两座青铜冶炼场，精美的礼器就是在这里铸造的。
晚期青铜器以安阳为代表。18 的年，中国学者发现一些北京药店出售的“龙骨”上刻有古代文字，之后他们按图索骥寻到安阳，在这里发现了迄今最为古老的汉字及其中所记载的上一古历史文化状况。
这些文字中记载了历代商王的名字及有关商朝后期社会（约公元前l400年至公元前1050 年，当时国都即在今天安阳一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当时疑古派的学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商这个朝代。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中国现存的最古文献成书于公元前500 年之前，对上古历史均语焉不洋。不过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却撰写了大量讲述中国文明起源及上古历史的书籍，而且越是晚出的书，讲述的历史也就越为古老。这些书谈到的自然都是作者生活时代的信仰与风俗而非上古所有者，不过此外多少也还保留了一些早期的神话与传统文化，当然也有若干真实的历史记录。
从这些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中国从母系社会逐渐向由众多氏族（或类似的集团）组成的父系社会进行转化。“姓”就是从上古的氏族名称发展而来的，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冠于人名之前，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缀于名后。中国人历来强调异姓通婚，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同姓的人不宜结婚。
当时的宗教思想集中在氏族及其神格化的祖先上、祖先崇拜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此外，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还十分重视对于农业生户：至关紧要的“天”、土地的肥沃程度、谷神及宇宙万物和气象历法方面的知识。权威有极强的宗教性，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祭司与历法的制订者。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由于他们对西方各大文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周围的人则为“四夷”因此他们自称其地为“中国”（意即“中央国家”，不过常被误译为“中央帝国”） ，这种称呼一直沿川至今。而所谓“天下”，也不过是指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余地区罢了。对于上古历史的知识与推测，也是按照政治、文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帝下世系严密衔接而成的历史事件序列。
文化英雄
中国人对于臆造出的上古历史说法不一，最常见的一种始于“三皇”（可能为父系部落的首领）、继之以“五帝”及“三代”（夏商周）而进入真实的历史。三皇五帝常被视为文化英雄，因为早期的文明成就，像用火、渔猎和农业的起源、历法、医药、文字都归在他们（及其他相对不那么着名的人）的名下。如黄帝的妻子被认为是丝织业的创始人，因为丝织是典型的女性工作。
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其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是将天下禅让给有才能的人而非自己的儿子。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这三位是中国最有名的帝王楷模。禹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化英雄，曾治理洪水，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中国人对全球性大洪水的记忆在“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即可窥见一斑。
上古的王朝
从禹开始，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就强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其时约在公元前2205 一公元前1766 年之间（亦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994 一公元前1523 年之间）。历代夏王的在位年数，与上述文化英雄玛土撒拉式的夸张数字对照起来看，显然合情合理得多了。
夏莱无道，于是百姓在汤的率领下揭竿而起建立了商朝。商朝一般被认为存在于公元前1766 一公元前1 122 年或公元前1523 一公元前1027 年之间，并得到考古研究的充分证实。在安阳和在郑州发掘的遗迹就分别与商朝晚期和早中期的记载相吻合。这使得我们想知道夏朝背后的文化传统是怎样的：它会不会与最早的青铜时代或继起的黑陶文化有些渊源？
商纣荒淫残暴（安阳出土的甲骨文字记载亦能证实这一点），像周文王就曾受到过他的残暴对待。文王之子武王最终起兵讨伐，按照历来的说法，于公元前1122 年或公元前1027 年推翻了商朝并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王朝― 周朝：他的弟弟周公则在武王死后辅佐幼主成王，为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尽管周朝的建立不无后人美化的成分，其早期记载大部分还是可信的，因为中国最古的典籍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公元前841 年之后的历史纪年就更为确凿可信了，如中国史书中记载的公元前8 世纪的一次日食就曾确实发生过。
三、中国的文字
安阳发掘的晚商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甲骨文。这不仅是确凿无疑的汉字，而比也是至今在东亚文明中具有重大影响的汉字的雏型。其中某些甲骨文字即使在外行人看来也与今天报纸上出现的汉字几无二致。这种情况就好比今天埃及或伊拉克的阿拉伯人能认出当年的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并间或念出其中的单字一样：中国人对古人，无论在种族上还是在文化上，一向有种强烈的认同感，甲骨文便是很好的证明、与西方对古埃及、两河流域或古希腊、罗马的态度相比，他们更有理由感到他们的文化是从商代一脉相承发展下来的。
汉藏语系有一个特点，即多为单音节词，古代汉语尤其是这样。汉语和其他大多数汉藏语言的另一特点是没有词形的变化。如“山”，既可指一座山，又可指众多山脉。至于动词就更明显了，其词形根本没有过去式、过去分词、第三人称单数的变化。汉藏语系的第三个特点，是每个字都有声调。单音词的声调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语调一样，具有区别意义的作用。现代汉语普通话有四种声调，以“ma ”为例，一声为，“妈”， 二声为“麻”，三声是“马”，四声则成了“骂”，意义各不相同。
汉语方块宇
汉语为单音节语言并缺乏形式变化，这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保留了一种类似古埃及图形文字的文字。但汉字又不完全等同于象形文字，因为每个单音节字都必然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字形。由于缺乏曲折变化，中国人很早就不得不发展出了一套运用灵活的语音体系。
在安阳发现的文字已是经过长期发展、早已超越了图形阶段的文字。该文字的前身大约是公元前15000年的半坡遗址中发现的那些符号。这种文字的书写由上而下，这种方式一直保留到近代。商代遗址中发现的2000多个汉字，大部分看起来与现代汉字颇为不同，但与稍后出现的文字十分相似）而且当代常用的八九千汉字（中文字典中一般收人5 万字及异体字）中的所有使用规则在商代甲骨文中都已定型。
许多象形字虽然已高度程式化，但与现代汉字相比，大部分就像一幅图画，其意义更易得到确认。如“日”的甲骨文就是圆圈中加一根线；“月”的甲骨文依稀便是一轮新月的形状，“木”写作“ ”，大约就是树根、树枝的样子。有些象形字则相当复杂，如表示献祭的一个字（祭），其形为双手倒执一鸟，其下的符号表示“神灵”。
此外还有大量的会意字，即超越象形的表意文字：数词“一”、“二”、“三”即归此类。“上”、“下”在甲骨文中为“⊥”“ ” ，自然也属此类。其他较为复杂些的字也一样，如双木为“林”，日月为“明”等等二许多会意字同时也高度象形，如“安”字是屋顶下有一女人的形象，意为和平，又如女、子为“好”，表示“美丽”或“喜欢”。
第三种字至少有一部分来源于同音转借：在商代己出现了许多同音转借的象形字，如“来”原指一种谷物，后转指同音的来到之“来”。
按语音造的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声旁和形旁构成的复合字，声旁之字表示该字的大致读音，而常居字左或其上的形旁则表示字义。如与树木有关的几百个字，像梨、枝、植、板、枪、梯等等，都由形旁“木”外加一声旁组成。
今天使用的汉字大部分都是形声字，因此这些字中的形旁就成为今天最常见的检字法的基础。在这套体系中共有214 个部首，大部分都是形旁，其下按笔画排列同一部首的各字。如“梯”即在“木”首下七画处。与西方字母排列相比，这种分类着实麻烦，有些字还只是勉强归于某一部首之下，但它总算使杂乱的字海稍稍具备了条理。
汉字的优劣
与西方较为简便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具有不少缺点。显然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才一能掌握汉字。而每个汉字都很复杂，平均每个字就有十二三画，有些多达25 画。在有能力阅读简单文本之前至少需要记住二三千汉字。强调死记硬背地认字，对中国人的教育可能造成某种束缚，尽管这对发展记忆力颇有好处。由于复杂，汉字比字母文字较难掌握，而只有少数上层贵族才－有可能学习文化知识。随着当代教育的普及，汉字已日益成为读写的障碍。虽然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汉字印刷却要比字母文字的印刷难得多，而且迄今为止，能够打印汉字的小型印刷机或电脑犹未获得成功。近来对常用汉字进行的简化虽然不无帮助，但未能解决其文字本身的根本问题。
但在另一方面，汉字却具有某些字母文字所不具有的优点。这种文字因其复杂性及象形特征，比字母具有更多的美学价值。在东亚，书法是艺术的一大门类，也是所有形象艺术的母源，因为毛笔除了作为写字工具之外，也是绘画的工具。在中国，能写一笔好字常常被看作是有教养的标志。
汉字本身还具有一种字母文字所缺乏的生动性。如掌握了“安”、“好”等字，谁会忘记它们听蕴含的原始意义呢？与硬性规定的字母文字相比，汉字似乎具有更丰富的内涵以及更微妙的韵味，这就使得汉语诗歌和散文具有一种字母文字难以望其项背的简洁生动性。一经掌握，汉字甚至比字母文字更易于阅读。
我们很难像中国古人那样赋子汉字以神奇的魅力。书面文字总是优于口语：中国的史书中不乏奏章、策论和诗歌一类的名文，惟独很少见到演说问任何成文材料，特别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文字，几被视为神圣之物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何东亚人在读书和正规教育往往胜人一筹的原因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东亚地区的文盲率也远远高于其余经济水平相仿佛、但文字较为简易的国家和地区这绝对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汉字的另一大优点是它能够很容易地克服方言乃至更大的语言障碍，大凡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尽管可能听不懂彼此的方言，却能阅读同样的书藉，并且把这种汉语文言视为他们自己的语言。如果他们使用的是字母文字，中国恐怕早就分裂为像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那样的许多个国家了。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字。
东亚文明更是有赖于这种语言，对汉字的热爱与尊崇成为连结东亚各国的坚固纽带。直到一个世纪之前，朝鲜、越南和日本的大部分书面材料都使用汉语文言而非本民族的文字，甚至今天中、日、韩二国的知识分子犹能认得对方书面材料中的好几千字，尽管这些字的读音并不一致。如果中国当年采用的是拼音文字，那么东亚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样成为世界文明中的一个独特集团了。
四、商文化
甲骨文之外，安阳和其他商代遗址中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当属青铜器了。这些青铜器以兵器和礼器为主，往往有可观的体积，看来是用陶范或木范浇铸而成的。由于化学作用，这些深埋地底的青铜器铜锈斑驳，反而平添几分秀色。商代晚期的青铜浇铸技术极其高超，说冠绝全球都不算为过。青铜器上的纹饰是纯粹的东亚风格，以铜鼎为例，它们的风格可追溯到龙山文化的空足鼎器。有些礼器采用动物造型，如象尊，这是因为当时气候较为暖湿，华北曾有大象栖居。
青铜器的主要图案是婆餐，即牛、羊等动物的正面像，通过高度程式化的手法，以瘦削的线条描绘而成。在安阳出土的骨器和大理石雕像中我们也能发现同样的图案。这种纹饰与史前文明或西方古代文明的做法大为不同，因为后者通常只是以动物的侧象为装饰。然而，餐餐纹饰亦见于东亚和南太平洋其他一些国家及太平洋西北部的印第安人生活地区。这表明存在着一种环太平洋纹饰类型，而商即为其中最为古老的代表。少数早期青铜器上刻有铭文，但商代文字主要保存在“龙骨”上。所谓“龙骨”，其实是龟甲、牛肩脚骨等扁平骨片。这些甲骨和在龙山文化时期一样，用于预测吉凶，所以往往又称为“卜骨”，这种预测方法亦称为古卜。其具体操作方法，是先在甲骨一侧钻一槽纹并进行加热，然后观察由此产生的裂纹，以此来判断神意的赞同与否。
这些甲骨1 / 10 以上刻有卜间之辞，有些还记载着古卜之事的最终结果二卜问的范围甚广，往往涉及献祭、天气、收成、战争、狩猎、祖先的拓助或降灾及下旬（类似星期）的命运。当时的大臣可能都兼任卜师，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卜活动在当时是何等隆重了）献祭也极其重要，通常使用动物，但有时也用酒（为一种麦酒），献祭时以酒洒地而成礼。献祭对象包括自然界的各大神灵及“帝”或“上帝”，后者可能就是殷商人的初祖
商代的国家与社会
商代经济以农业为主，此外也饲养牛羊；。但殷商人似乎已经像后来的中国人那样讨厌动物奶和奶制品了。由于青铜物稀价昂，农具一般为木制或石制，：南方的文贝作为一种原始货币而得到使用，这一点从今天表示财富、贸易的字多有“贝”旁可以看出二玉石非常宝贵，在以后的年代咀也一直受到中国人的珍视。商王多为兄弟相及（13 例），父子相传者较少（7 例）、商朝先后有多个国都，郑州与安阳附近的遗址尤疑是其中的两个，商王统治的范围有多大尚不清楚。从黄河东转处到山东中部的大片地区［都分布有商代文化遗迹，但其中不少地区只是商朝臣子的封地甚至是敌国的领土，因此商王治下的地仄可能只是不大的一块领土。当时商王频频出征，与邻国或入侵的游牧民族作战以保巨和打一张领土。
但另一方面商朝又强大得足以派遣出3000 至5000 人的军队，而郑州和安阳的商都遗址亦十分恢弘。其建筑风格与今天几无二致；与古代西方的石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殿顶有梁柱支撑，夯土（后为砖石）制的墙壁只是用于装饰而非出于建筑的考虑。柱子有石基，其下为夯土建成的平台。就和今天大多数的华北建筑一样，商朝的官室无不坐北朝南而建。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商代平民百姓的房屋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一样为粗陋的穴居。安阳附近巍峨壮观的商王陵寝也说明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贫富差距，王陵为大型地穴，深达43 英尺，占地5000平方英尺，中间实以夯土，通常还有为死者陪葬的大量器具和珍宝。另外在墓址中还发现了战车，这表明商朝也属于战车文化，这种文化在公元前1500 年左右，大兴于从希腊到中国的各文明古国。
陪葬商王的还有许多贵族或随从以及各种人殉，通常一次有几十甚至几百号人陪葬一。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商朝属于奴隶社会。不管怎样，当时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确实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商王先祖可能只是沟通神人的祭司，但经过大约500 年后逐渐发展为拥有崇高威权的君主。这样看来，中国建立并接受大一统国家的传统便可以上溯到极古的时代。
权力模式的起源
中国上古政治集权的模式是如何产生的，各种有趣的理论给予了不同的解答。商朝统治者很有可能是通过垄断青铜冶炼技术、青铜武器和车马而攫取权力的，但可能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中国的家庭模式很容易产生专制主义、另外，中国人经常需要团结起来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如长城即表明厂这一点― 这可能也促进了大一统专制国家的发展。有些学者指出，为了治理黄河，修建排水和灌溉系统，需要大量人力的协作，这也是中国产生集权政体的一个原因。为完成上述工作，必须有少数人来指挥、协调大众。有人认为，只要有大规模治水工程的需要，就会产生像古埃及和两河流域那样的独裁政体，或日“东方型”社会，即专制统治者高高在上，通过官僚阶级来统治众多的农业人口。
大禹（夏朝的建立者）治水的神话与这一理论恰好吻合，而协力治水确实发生在中国产生第一个帝国的前夜。但实际上专制政体是在商后的l000年中建立起来的，那时的农业生产更依赖于雨水而非灌溉。因此所谓“治水”理论仍难以解释商朝大一统集权政体的产生，尽管它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种权力模式在后世一直延续下去并得到了加强。
五、西周
周朝
周族约在公元前1050 年灭掉了商朝，在此之前他们居住在黄河大转弯的渭河流域。他们的都城在今天西安市附近。尽管周人是农业民族，他们与西北牧羊为生的“蛮族”相邻，在文化卜也与商朝迥然有别。旧石器时代的黑陶文化，直到周人灭商时在渭河流域似乎仍有保留。
周显然曾是商朝的属国，负责保护西部边境，但经过文王、武王及武王之弟周公的努力，最终推翻了商朝，势力到达华北全境。其实，广泛分布的西周遗址表明周在克商之前，其势力范围已从渭水流域发展到山东东部、满洲南部及长江中下游一带，已经远远超过了商朝。由于当时的交通只能依赖车马等原始手段，要直接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周公在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建立了东都洛邑（今洛阳附近），同时分封了大量诸侯国。绝大多数诸侯都是周室子孙或亲戚，也包括一些异姓亲信和奉周朝正朔的地方贵族。这些诸侯分为上下秩序森严有别的公、侯、伯、子、男五等。每个诸侯国其实都是一个小型城邦，它以某一城池为中心，四周为田野。当时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已无从查考，不过到公元前8 世纪时，经过诸侯之间的兼并（另外周边诸侯国亦有新的增加），尚有大约200诸侯国保存下来。诸侯虽然听命于周王，但在本国中却是万人之上的专制君主。这种制度称为“封建”，东亚人也用来指中世纪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很奇怪他们竟用这个词来表示这种制度。我们对西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后世中国思想家的影响，他们视西周为“黄金时代”，当他们鼓吹政治大一统或强调礼义、道德等统治原则时，往往从那时的制度中寻找依据。这种制度与西欧封建制度确实不乏相似之处，但究其实则相差甚远。为实行有效的控制，它依靠的是血缘或准血缘的宗法关系而非封建制度的法律原则，西周的“封建制”更像同时代西亚诸国家实行的“总督（Satrap ）制”而非2000年后的西欧封建制度。
周朝和商朝同样为等级森严的阶级社会。世袭的周王依靠“士”（贵族武士）统治着众多农民和奴隶（后者常为家用奴仆）二后人声称西周每8 户农家在耕种自家土地的同时，还需共同耕种中间一块公室的土地。这就叫作“井田制”，因为“井”字体就是这种土地划分模式的形状。这种制度显系后世的美化，但可能也反映了在某一时代存在过的农业生产资料与收获公有这一史实。
周文化
周族文化相对比较落后，西周时商文化的持续发展便证明了这一点。周朝继续铸造壮观的青铜礼器，铭文篇幅很长，但纹饰则略显粗糙，而且随着时代发展，可能由于纹饰逐步失去原有的宗教意味而仅仅成为一种程式，这些纹饰的细部也越来越轻桃简略。文字继续在发展衍变，古卜也继续使用，尽管不久就被新的预测方一式取而代之了。
与商不同，周王的宝座是父子相承的（周公未能继位便是典型例子）。周王死后葬在巨大的方形土家下。周人的主神是“天”，其原型显然是人格化的天神（ “天”的古字即为人形）。周王自称“天子”，并以“天命”作为其统治的理论基础。祭祖（天）是周王的主要礼仪活动，而各诸侯则宰杀牺牲以祭献后土。后世历代各朝直到20 世纪都沿袭了这种仪式，壮观的圆形天坛和方形地坛至今仍然矗立在北京。
第03章 古典时期：中国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
一、东周
我们不清楚西周对四周被征服地区的有效统治维持了多久― 可能为时不久甚至只是暂时征服罢了。臣子对周王应尽的效忠义务随着时间发展也逐渐淡薄了。公元前841 年，第十任周王被国民驱逐出了国都，随之而来的是长达14 年的“共和执政”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这次暴动评价甚高，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的首次人民起义。这次暴动引发了相当巨大的动荡，这也许能解释为何中国历史纪年在此之后才变得确凿可信吧。
继起的周王复兴了周室的权力。据说这次动用了3000辆战车和3 万人的军队，而牧野之战不过才用了350 辆战车。不过，当公元前770 年中原诸侯国联合“犬戎”入侵国都后，西周就灭亡了。传统的说法是，周幽王为讨宠姬的欢心，“烽火戏诸侯”，而真有外敌入侵时却无人赶来救援了。周平王在洛邑重建周室，但此后直到公元前256 年东周灭亡，周王除了在宗教仪式和典礼上发挥作用外，在政治上、军事上已丧失了原来的影响力。
公元前770 年之前称西周，因为这时的国都建在镐京；公元前770 年之后则称为东周，国都东迁到了洛邑。中国人尽管偏好十进制（他们几乎没有一打、一周7 天等概念），却素来不用世纪纪年，而是用朝代来纪年，如西周、东周，同时中国人又将东周分为“春秋”（公元前722 一公元前481 年）和“战国”（公元前403 一公元前221 年）（下详）两个阶段。
技术与经济的发展
后世中国人出于对大一统理念的信奉，一直把东周视作一个无可救药的礼崩乐坏时期。但这却也是一个充满活力、能量和创造力的时期。中央集权的崩溃及诸侯竞争的多元性很可能为之提供了动力。东周时期在很多方面都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振奋和浪漫的一个阶段。在公元前8 世纪，中国在技术上仍落后于西亚，但在世纪末已迎头赶上并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地区。当时战国七雄的人口加起来共有约2000万之多，接近西亚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总和。西亚人比中国人早1000年学会了用铁，不过到了公元前5 世纪，中国也开始普遍用铁了。铁制兵器代替了青铜兵器，而铁制农具和用牛拉犁则给中国带来一场农业革命。于是华北有更多的土地得到开垦，海岛上的“蛮夷”也被纳人了主流文化。由于采用大规模的灌溉技术和其他水利设施，谷物产量得到大幅提高。另外，当时还大修运河，这表明地方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另外大量长途运输税粮及其他商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随生产发展而来的是商业的快速发展及财富的惊人增长。此时出现了各行业的大商人，他们所代表的新兴阶级对旧的贵族统治秩序形成了冲击，于是后者大约出于自卫的考虑，宣扬一种由上而下排列的士、农、工、商“四民”等级理论。尽管这种理论甚至在东周后期就已经很不现实，但它却成为东亚在此之后2 以刃年中的一条重要原则。
东周列国
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有效的政治区划单位也在不断稳步发展起来，这一点从稍后的大兴水利即可清楚地看出、：华北地区混战的诸国中大约有10 国最称强盛，但在此之后的几百年间却渐渐将领导权拱手让给了周文化区周边的国家。这些国家地处中原，发展空问狭小，受到更多的传统束缚而不能进行政治、军事和经济技术的变法革新。如鲁国和宋闰，虽然有骄人的历史（鲁是周公的封地，而宋是商王室的封地），在东周旱期曾强盛一时，但最终却沦为周边强国的附庸。
齐国便是一个典型的周边强国：、它位于华北平原的东部，但其势力范围后来逐渐扩大到山东半岛的大部分丘陵地区，到了公元前7 至6 世纪时领土已为原先的六倍，控制的地区与今天中国一省的面积大小相仿。在北方今山西境内，晋国的疆域也和齐国相坪。晋国东北部（现北京地这）一带是燕国，所以北京又称“燕京”或“燕都”仁，西部的秦国素来被邻国视为“半蛮夷”国家，他们古据了周朝原先所在的渭河流域。
南方的“蛮夷之邦”楚国到公元前8 世纪时，沿长江中游拥有广大的疆域。他们向来不奉周室正朔，其统治者一直自称为“王”。楚地以东为吴国。后者在公元前6 世纪时控制了长江下游一带的地区，近期考古发现证明，吴国是从西周时的“南蛮”各族发展而来的。吴国以南的沿海地区属于越国。吴、越、楚三国境内多有大湖与可以通航的大河，因此这三国习于水战，均为水上强国。“吴语”（今上海一带的方言）即从吴国之“吴”而来，而毗邻中国南疆的越南，其本义即指“越国以南”的地区。
这些边缘国家绝大部分属于西周统治下，但有些居民是中原人所谓的“蛮夷”。北部和西部的“蛮夷”应为游牧部落，可能有些已经讲汉语了。南方的“蛮夷”同中原人一样从事农耕，但据说其语言古怪难懂（尽管很可能也是汉藏语系的一支），其文化亦独具特色。东周时期这些“蛮夷”归化了中原，其后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除了西南一隅外，都逐渐融人了中原文化的主流。
政治革新与社会改革
周朝早期城邦是高度贵族化的社会。君主掌管祭礼，从而获得某种宗教性的正统地位。他们的心腹战将大都由亲族内部的人充任。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财富的增加、贸易的发展、人口的繁衍和版图的扩张，这种宗族式的贵族统治方式就显得过时了。在许多诸侯国中，这种宗族统治面对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都显得力有不逮了。
先前的井田制逐渐被土地私有制所代替，而新兴大族通过土地或商业积累了大量财富，代替了“家天下”的旧式贵族统治方式。这种新兴家族有时甚至推翻并取代了旧的统治者。韩、赵、魏“三家分晋”即为一典型例子。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53 年并于公元前403 年得到周王的正式承认。这两个日期都被视作是战国时期的开端。
要想统治广大的疆土并使臣民顺服，就必须采取一种比旧式贵族政体更为强大有效的统治方式。其结果便产生了相对较少人治色彩的统治制度和权力的进一步集中。几项相关改革是由齐桓公（公元前685 一公元前643 年）及其贤相管仲（《 管子》 一书据说即为管仲所撰）完成的。如按照地形将齐国人口划分为由中央政府直辖的各级单位，建立了统一的税收体系，重建了军事力量，朝廷的军队由各级政府而非像以往那样由各家各户供养，另外齐国还实施了主动型的经济政策，如力图控制市价、规定度量衡和鼓励发展贸易等等。一般认为，国家对盐、铁的垄断专卖亦始于管仲的改革，这在后世一直是中国历代集权政府的主要经济来源。很难说这些改革措施中有多少是在公元前7 世纪或是由齐国产生的。某些国家专卖项目的产生可能没有那么早，不过归在管仲名下的诸项重要改革在东周时期确已产生。大一统的地方行政体系及明确的赋税征收制度，无疑是权力集中的一个重要体现。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即此时出现了国家官吏代替以往的贵族协助国君进行统治。管仲即为其中的代表人物。此外，从魏文侯（公元前445 一公元前396 年）开始，成文法规亦逐渐代替了以往建立在既定传统基础上的人治方式。
军事的发展
此时战争的规模和性质也发生了变化。过去交战双方均格守严格的战争规则，而且主张保存亡国的王室宗亲。这样，一些弱小的国家往往能够抵挡周边诸强的勃勃野心。但此时战争的规模升级，并且更趋冷酷无情。一国被灭掉后往往被编为战胜国的一个省份。公元前三四世纪左右，战国诸雄仿效楚王纷纷潜称王号，这表明他们已经完全把周室抛在一边了。尽管战车直到东周仍在使用，但铁制兵器的加入大大升格了军队的规模。农民充任步兵，代替了使用贵重的青铜兵器的贵族车战者，于是兵力大增，往往多达数十万。
引人骑兵是军事改革的又一举措。胡服骑射对汉族地区产生的影响远远不止于军事领域。骑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这就促进了东西亚之间的文化交流。当时西方的发明和观念加速流入中国，而后者得以赶上一度存在的技术差距，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甚至在视觉艺术领域，如西方对人像轮廓的重视，通过游牧民族传入中国后，也逐渐代替了商朝的纹饰风格。
由于骑马作战的优势，中国北邻的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形成了更大的威胁。后果之一，是中原北部诸国纷纷修筑长城以抵御外敌入侵，这在后世联接起来称为万里长城二另一后果，是中原军队以骑兵作战代替了车战方式。弩弓的发明使骑兵作战如虎添翼，大约也促进了这一过程。骑战带来的第三个后果则是胡服的引进：这种服装分卜衣和裤子，比传统的宽袍大袖更便于行动：）这样，中国人在农业民族中率先穿起了裤子。
寻求政治稳定的局面
东周各国在周室陵替、争战频仍的情况下，曾努力将战事控制到最低限度并稳定政治局势。为此他们经常举行双边或多方会盟，纷纷提出裁军的建议，并签订盟约组成联盟。各国王室之间的通婚是巩固联盟的重要手段，而对附庸国则向之索取人质以确保其不生二心。具有“蛮夷”色彩的楚国对地处华北平原的呀’原诸国尤其构成威胁，于是后者频频结盟以合力对抗楚国。首次具有实质性意义的会盟发生于公元前651 年，盟主为齐桓公。不过这种结盟只是带来暂时的稳定，往往随霸主的去世而瓦解。齐桓公之后，晋文公于公元前632 年继起称霸。接着楚庄王成为新的霸主，这时结盟已失去了原来的意义。公元前6 世纪中叶晋楚交相争霸，从而“天下”稍定。同时楚国东边的吴国也迅速强大起来，并于公元前482 年称霸，但随之即在公元前473 年被最具有“蛮夷”色彩的越国击败而覆灭。
建立秩序的努力失败了。残酷的争战成为司空见惯之事。公元前453 年“三家分晋”之后，齐、秦、楚成为争霸的主要对手。楚国在公元前334 年、公元前249 年分另11 灭掉了越国和鲁国。齐国在田氏篡位后于公元前286 年吞并了宋国。秦国则干脆在公元前256 年，不声不响地灭掉了周朝。最后，经过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221 年ro 年间的几场大战，秦国灭掉了其余的诸侯国，从而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建立起统一的大帝国。
二、诸子百家时代
早期诸子
东周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化，经济、政治都得到～屹速的发展。旧有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的崩溃与当时的变法一同产生了新的问题。过时的传统必须屏除，而人们也必须找到新的指导原则。人的思想现在可以自由驰骋了。这在东亚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这一思想繁荣的时代与古希腊的哲人时代、希伯莱的先知时代及古印度的佛陀及其他早期宗教领袖的时代几乎是同时产生的。当时所有文明世界中的哲学思考都十分活跃。当时几大文明之间思想的交流可能起了促进作用；其次，当时这些地区都很发达，社会足以供养起一大批思想家。此外，不断涌现的各项人类发明也粉碎了传统的观念，因此各地方的人都开始自觉地思考生命、社会之目的及其意义等重大课题。不过他们得出的答案大相径庭，从而使地中海文明、南亚文明和东亚文明就此分道扬镳，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下去。在这一伟大时期发展起来的各类迥然不同的哲学思想，直至今日都是这几大文明的重要区别性特征。
从这时起，中国哲学便将兴趣集中在对社会性和政治性的人的考察之上了。这是一种压倒一切的“人道主义”或曰“社会性的”思路，因为它着重的是社会而非个人。这与古印度和地中海地区强调神及彼岸世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思想是向这个方向发展。也许在一种巨大的单一文化格局下，东周列强纷争形成的无政府状态，使中国人感到政治和社会问题格外突出和迫切吧。
中国的早期哲学家，不管怎样看泞先都是务实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属于新兴的官僚阶级，这一阶级也正是随知识的传播及时代对更为复杂的政治体系的需求而产生的、这些哲学家们往往周游各国，如果得到某一国君的赏识，便为之出谋划策。其中一些大思想家，他们作为务实的政治家不论成功与否，都吸引了大批门徒而本人乃成为教师。这些门徒渐渐形成了各种哲学流派，而先师的一言一行，经过他们的加工、补充后便都逐渐成为诸子百家的经典。
经典
尽管当时的诸子百家通常也是大胆的改革者，但正如其他地区的哲学家一样，他们往往把以往的黄金时代视为他们的理想国。大凡人类文明在关注社会问题时，往往将以往人类经验的历史现象当作注意的焦点。中国人对过往历史的关注和对书面文字的尊敬，使得他们对以前的着作怀有巨大的敬意。这当然也是全球各国的一个特点，但它在中国人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孔子与当时其他哲人均将先前的着作视为经典并从中生发形成自己的学说，这种对古籍的尊重在东亚一直保留到了近代。2000多年来，中国学者每逢新的问题，总是通过重新诊释经典来寻求答案。
在爱好秩序与经典的中国人心目中，“经典”并不泛泛指一切古代文献，而是特指儒家的经典。这些着作连同对它们的注疏一道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四大门类。这些经典都成书于周朝之后，时间跨度也很大，但成书于公元前2 世纪之后的所谓“五经”（这是最早也是最重要的一套儒家经典），却包括了最古老同时也最受人尊崇的儒家着作。
《诗经》 是五经之首，其中搜集了公元前10 至公元前7 世纪的305 首诗歌。其中有情歌、政治诗歌与祭祀时的颂歌，但其格律、韵律、韵脚都经过了文学的加工而非简单的民歌。甚至在当时，诗歌显然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吟诵、写作诗歌一向都是后世文人雅士的标志。
《书经》 中包括了一些西周早期的准历史文献及演说辞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共中瞬入f 大量后世的伪作，从公员前2 世纪发展出的古文，今文两种《 尚书》研究传统及正伪之辨使语文学家和析学家们一肖聚讼不已。
《 易经》 的成书也经厉了好几个时期，围绕八卦和六十四卦，《 易经》 创造出一整套不同于龟卜之术的占卜系统东亚艺术中经常出现的八卦，由或阴或阳的几交排列组合而成，用六交时则有64 种组合、通过挑选蓄草的奇偶，可以得出某一特定的交象，再对照《 易经》 就可发现其涵义叮以说，《 易经》 其实是一本占卜用书。
《 春秋》 是鲁国历史的大事年表，其中记载的历史上至公元前722 年下迄公元前481 年，即所谓的“春秋”时期。该书只是罗列史实，言简义赅，但其作者孔子却以微言大义的史笔传统表达了丰富的思想。）不过，说孔子是《 春秋》 的作者，这种说法无疑是不真实的。
最后一经《 礼经》 ，是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于公元前2 世纪编辑成书的。其中记录了儒家思想中对于社会秩序的主要观点，显系儒家传统的产物。不过其他四经也代表了儒家思想，因此这本书通常又称为“儒经”。
周亡1000多年以后，儒家学者又选出四本最能代表孺家学说的书来，这就是《 四书》 ，包括《 论语》 、《 孟子》 及《 礼记》 中的两章：《 大学》 和《 中庸》 、《论语》、《 孟子》 与五经等经典又介称《十三经》 ，其中《春秋左传》 算是三本书，其中的《 左传》 是一本详尽的政治史，在史实基础上不乏对细节的想象性创造。
非儒家的学者的着作一改被排斥在经典之外，其他具有相同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古代着作也一直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如屈原的《 楚辞》 就是最突出的例子。他的《 离骚》 具有“南蛮”民族的特征，想象力丰富，在不同的时空里自由驰骋，而这正是《 诗经》 所缺乏的。
三、儒家与道家
孔子
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育家兼思想家，在东亚一直被视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确实是再合适不过了。我们称他为Confucius，即为“孔夫子”的音译，而“子”就是“先生”的意思。孔子生卒年代约在公元前551 一公元前479 年之间，他的生平大部分只能从《论语》 中得知。《 论语》 总是以“子曰”开头，绝大部分为孔子对学生疑问的解答。这本书是由其弟子或再传弟子编撰的，其中不免颇有添加之处。
孔子是鲁国人。他希望能在朝廷上谋得高位，于是为此而周游列国，但最终只是无功而返。他想做一名务实的政治家，无疑是失败了；但他无意之中成为一名教育家，时间证明却是空前绝后的成功。粗粗看来，孔子的学说平淡乏味。在他最感兴趣的政治问题上，孔子具有当时的种种的偏见：尽管他也承认鬼神和天（有时认为他的使命是上天赋予的），但他显然对人类以外的领域兴趣不大。曾经有学生问人死后的情况，他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甚至在政治领域，他也仅仅力求格守古代传统而将以前的智慧继承下来：孔子认为欲要改变当时的混乱局面，必须使人们复归三代之治。
孔子认为，要恢复先王之道，人们必须在一个稳定的一统社会里各守本分、循规蹈矩，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言简意赅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孔子另外还提出“正名”的观点，要求社会实践与理论协调一致，说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这些论点听来似乎极端保守，但事实上孔子却是一位伟大的（尽管他本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革新者，因为他提出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好的统治首先是道德的问题。孔子不反对君主世袭制，但他强调君主首先的任务就是以身作则按照道德准则办事。有一次他谈到政治成功与否的真正标准不是“力”，而是君主的“德”与老百姓的满意程度。孔子之前中国的思想可以说是“前道德”的。其中心为古卜与献祭。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道德伦理学家，他开创的伦理道德传统，使中国文明比其他任何文明都更为注重伦理道德的价值。
“君子”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君子”原指宗室之子或贵族，但在孔子那里意指高尚的人。也许最好的对译是“gentleman" （绅士），即有教养的人或上等人。他认为“君子”应具有多种德行，如“知”、“义”、“忠”、“恕”，特别是“仁”。
孔子认为，君子所必备的品质光有内在的德行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文”（教养或修饰）有“礼”（原指礼仪，此处指对止当的礼节及社会习俗的尊重）。孔子对浑金璞玉式的所谓“真人”不感兴趣，认为“质而不文则野”。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孔子同样认为合乎规矩的音乐有助于产生合乎规矩的道德观念。他对古礼的重视，使“礼仪”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古据了重要的位置，而东亚对通过一举一动来培养内心道德的强调也源出于此。这种教育准则无懈可击，但在当代西方则有可能会无人问津。
这种文质之间的平衡代表了孔子“中庸”学说的特点。印度和西方的大哲人和宗教领袖们往往宣扬绝对化的思想，即往往强调逻辑和数学意义上的绝对。孔子却是一名相对主义者，其思想以社会和人类为出发点，从而奠定了东亚特有的惯于折中、寻求中庸之道的方式。孟子有句话概括得极好：“仲尼不为已甚者”，即是此义。
折中与平衡也许能够解释为何儒家思想最终在中国获得了胜利。其保守的政治思想使它受到后世东亚统治者的欢迎，其严格的道德标准与权力世袭制度相比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统治基础，并且成为不断促进改进统治方式的动力。儒家思想成功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它应时而生，符合了时代的需要。当时士― 官僚阶级正应政治的需要而缓慢发展，他们需要一种哲学来支持，而孔子的学说则正好满足了这种需要。尽管孔子从未置疑权力世袭制度，但是他提出才学之士不分出身贵贱，都有权利参政议政。这样，孔子其实宣扬了一种“英才政治”的观念，这对权力世袭制而言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它对后者亦形成了某种潜在的挑战。
道家思想
在中国文化中，道家思想的地位仅次于儒家。道家思想总体说来是一种退避的哲学。当时有些哲人目睹无休止的战争、动乱和死亡，他们感到无能为力而退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争斗。面对无穷的时空，他们感到人类个体若非作为造化伟力的体现该是何等的渺小。这种哲学表达了普通人对于日益加深的独裁统治的不满，也反映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和敏感的人对日益僵化之儒家道德论者的反抗。道德论者与统治者一道迫使大众服从社会规范，道家却大力鼓吹个体的独立性，认为人惟一需要关注的事情，是与天（自然）保持一致。这种自然就是“道”。孔子用这个词来描述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模式，但道家却赋予它某种形而上的意义。
有的学者认为道家思想来源于楚国。这种思想标志着中国思想在吸收了“蛮夷”文化后更趋丰富了。上古中国人对白然神、生殖崇拜及君主沟通天人的能力十分关注，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能正是这一传统的哲学表述。道家思想的核心― 神秘主义，可能亦是脱胎于卜古的巫术思想。后者在自感的恍惚中直接与神灵交流；而道家则通过“坐忘”、“心斋”来体验一种恍惚的狂喜，从而达到“真人”的境界并直接了解完整的宇宙。这可能受了印度瑜伽的影响，因为道家和印度人同样强调吐纳的功夫。
我们对东周时期道家思想的了解主要来自于作者和成书年代都难以确定的三本书。其中最受后世尊崇的是《 老子》 或曰《 道德经》 。该书约于公元前3 世纪后成书，似非出于一人之手，但通常把它归于老子这位神秘智者的名下。“老子”意为“老先生”，因其稍年长于孔子而得名。《 老子》 一书简洁古奥，致使后世中国学者对该书的解释言异义殊，当它译成西方语言后，各种译文也往往大相径庭。
第二本书为《 庄子》 ，大概也成书于公元前3 世纪，但作者庄子却生活于公元前4 世纪末。书中充满了妙趣横生的寓言、隐喻及诗体的段落，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表述了早期道家最重要的一些概念。第三本书《 列子》 在内容和风格上都逼肖《 庄子》 ，成书年代从公元前3 世纪到公元3 世纪众说不一。
就像所有的神秘主义者一样，道家感到很难用语言将其学说中的基本概念表达出来）他们认为，“知人不言，言人不知”。“道”是建立在无名无形的“尤”，或质言之，建立在自然进程的总体性之f 几的。“道”尽管不断变化，但本体却是一样的，并无大小、善恶、生死的区分万物总是相反相成的，这是道家的主要观点，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即为此意。
人若能超越世俗而与“道”合为一体，那么他就会远远避开一切危险而在各种冲突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与“道”合为一体的关键是“无为”「）道家认为，“无为”并不是指无所作为，而是指做书顺其自然，所谓“为无为，则无不治”，若无人力干预，世界就会按照自身的和谐规律顺利地得到发展：人类干预或改造自然就会破坏这种和谐并产生混乱。人为的干预只会损害宇宙间的大道玄机。圣人没有野心，所以也就不会遭到失败。他甚至不会去教导别人。若拿这点来衡量我们的道家作者，他们自已恐怕都不够合格吧。
道家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们一样也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同样怀念上古的黄金时代，但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圆方知识的时代，那时的人民浑浑噩噩，根本没有是非善恶的观念：道家认为，善恶之分正是人类悲惨境遇的根源所在，而儒家圣人乃是愚不可及的历史蟊贼，后者鼓吹的仁义道德正是罪恶产生的渊蔽。法律造成了各种犯罪现象；如果没有财富，偷窃现象自然也就消失了。
混沌是道家心目中的理想状态。知识只会产生破坏作用。《 庄子》 中有则寓意。讲到“疏”与“忽”为“混沌”凿七窍而“混沌”亡，又称赞一名农夫宁愿负水而不用辘护汲水，因为他认识到机巧会使人心随落，均是阐发此意道家的政治理想是在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这样一种原始、消极的社会中“无为而治”而天下“至治”。
道家作为一种哲学流派在后世受到贬低和攻击，但其基本观点却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显然它具有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某种思想逐渐发展起来的政治一统局面和沉重的儒家伦理说教是不利于美感表达的，而道家鼓吹的个体自由与天人合一却为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中国的艺术家和诗人，不论他们对儒家传统多么认同，其内心深处却总是认同道家的。
道家思想其实正是对中国主流文化而言不可或缺的一个补充。集权统治极大地限制了人的自由，儒教的道德伦理及其对个人服从社会的强调更是束缚了人的心灵。相反，在道家思想中个人能够真正地展现自我并白山地抒发性灵。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排斥异己、惟我独尊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都有可能同时信奉儒家和道家。也许这比单单信奉一种宗教更能形成健全的心理平衡。一名中国人在台上则往往是志在兼济天下的儒家信徒，在野时却成为与自然相亲的道家信徒，白天是积极人世的官吏，人夜却变成幻想的诗人或自然的爱好者。这种哲学卜和人格中的二元互补，一直持续到中国的近代。
四、其他哲学流派
阴阳家与名家
除儒、道两家以外，东周时期还活跃着其他各种哲学流派按照中国人特有的分类法，这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
其中有一派史称阴阳家，他们试图用某种宇宙原理来解释自然万物：“阳”代表雄性、光明、温暖、积极等特性，“阴”则代表雌性、黑暗、寒冷与消极的一面， 与地中海文明认为善恶二元永远对立的观点不同，“阴”、“阳”是相互补充、相捕相成的。“阳”愈是发展，愈有可能转变为“阴”。现在韩国的国旗即以此为主要图案。事实上，这种“阴阳”观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现象时可能比西方的二元哲学史更为有用。它与日夜、冬夏的韵律和男女两性的划分十分吻合如果拿这种观点来分析本章所讲的主要内容，则我们可以说，在中国思想中，儒家为阳、道家为阴
“五行”思想是阴阳学派的又一基本观点他们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五行通过各种不同搭配而形成。这与古希腊的地、火、气、水四大原素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五行学说在后世导致了我韦之学的产生。五行及与之相对应的色彩、味道、声音、行星、方向等各组概念构成了宇宙间的各种关系，再加上术数、星相之学，这种关系的搭配可以趋于无限。古代历法的纪年亦属于这一体系，如大干、地支。天干、地支搭配起来以60为一周期，可以用来计算日期和天数。勘舆之学（即看风水）也是从这种伪科学中发展而来的。
还有一派称为名家，他们类似古希腊的诡辩学派，通过辨析字义形成一套逻辑体系。比如，他们在公元前4 世纪提出很多着名的命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白马非马”，强调共名与类名的不同。这些观点在后世被指为是琐屑无聊的雕虫小技。
墨子
墨子是早期儒家的主要对手。墨子生于孔子去世或稍晚的时候，其学说载于《 墨子》 一书。《 墨子》 同《 论语》 一样由专论和对话录组成二墨子对儒家的批判不遗余力，这表明墨家学说也许止是儒家的一支叛逆，而墨子对逻辑的兴趣也曾可能促进了名家的产生。；在大多数间题上墨子都采取了一种比孔子更为激烈的态度。孔子鼓吹学而优则仕，墨子却认为统治者完全应该把王位让给贤人：孔子说到底是传统主义者，墨子却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实用主义者。他宣扬采取各种措施来富国、增加人口和维持国家秩序凡是无助于达到这一目的思想都遭到他的严厉抨击。他认为衣食住行只要能够维持最低限度的需要就可以了，各种审美艺术是毫无用处的，一切情感也应该加以抑制，因而音乐和儒家的各种“礼仪”应该全部摒弃……墨子特别对儒家规定的葬礼中的种种繁文缚作与孝子为父母守孝三年的制度大加抨击。战争是最大的浪费，而墨子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大力发展防御技术而使进攻成为不可能。墨子之后200年的历史显然证明他的思想是行不通的，与之相比，后人对孙子的兵法更尊敬得多。
墨子倒是不反对祭祀神灵以获取人间的福址，而且也承认存在着惩恶奖善的道德意义上的“天”。因此，他的学说中有明显的专制主义成分。他对其众多的门徒要求绝对的服从，而墨家一派的首领― “巨子”，则从墨子开始，代代相传。不难理解，他设想的理想社会是一种秩序严明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下属人员在一切问题上均服从上级的命令。
墨子为这一功利主义的乌托邦开出了“兼爱”的药方。儒家从家庭关系出发，认为爱随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而有所区别，墨子则要求人们爱人如爱己，认为这样更能达到仁爱的目的。
为什么墨子一派在公元前3 世纪就消失了，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墨子的门徒更有组织性，其学说一度还颇占上风。西方学者认为墨家学说中的“兼爱”思想、功利主义、和平主义、对彼岸世界的关注及对逻辑的兴趣，本来都能大大丰富中国的思想。但墨子的这些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可能太趋极端。他们并不喜欢墨子具有苦行意味的功利主义思想，以及他对种种细微心灵表现的漠然态度；与崇高但不切实际的“兼爱”相比，他们更喜欢儒家那种中庸而适度的划分等级的仁爱思想。
孟子与荀子
墨子末能将他的思想传诸后世，但孟子却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孟子》 一书在12 世纪时成为仅次于《 沦语》 的儒家经典。该书篇幅很长，极富文学价值，其中不乏对人类心理的深刻认识。《 孟子》 一书对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孟子（约公元前372 一公元前289 年）生于鲁国附近的邹县如孔子一样，他也曾周游列国谋求在政治上一显身手，但是未能获得成功， 尽管孟子及其门徒先后受到许多国君的礼遇和款待，但他却对此不屑一顾。孟子自视为从上古圣贤到孔子之道统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他做了不少新的重要发挥；“性善说”就是其中一项、孟子指出“今人乍见孺子将人于井中，皆有休惕侧隐之心”（这种类比是孟子及当时大多数哲学家的典型思维方式），这种天生之“善”可以通过修身和教育而得到堵养，并且有意识将仁爱扩大到家庭之外。
在政治方面，孟子甚至比孔子更为强调统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他认为墨子的实用理沦是一种机会主义思想，指出统治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义”而不是“利”。孟子认为只要统治者具有完善的道德，他自然会“王天下”，即拥有全部的土地。这就是真正的“王 道”。孟子认为对百姓仁慈是王道的特点、即教化百姓并使之生活富裕，他还盛赞土地公有的井田制他断言要成为合格的君主，就必须关心百姓的福祉，以此来获取民心；事实上“天命”还是通过民心而得到体现的，如果，百姓诛杀或罢黝了国君，这表明国君失去了上天的支持。因此，孟子得出结沦说，武王伐纠，“闻诛一夫封矣，未闻拭君也”。
孟子对中国主流文化的贡献仅次于孔子其人性善的观点，实际上意味着人在道德上是天生平等的，这对后世中国社会中的平等思想很有影响。孟子还坚持认为政府必须代表民意并获取人民的支持，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人高度政治化的理想在历史上竟能维持那么长的时间；
荀子（约公元前313 一公元前238 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重要儒家代表，尽管后世有些人认为他并非“醉儒”。不过在当时，他作为政治家和学者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荀子》 一书中的某些章节还被选入了《 礼记》 之中。
荀子与孟子针锋相对，认为人性本恶。他认为人性来自于非人、非道德的“天”；人的感情、欲望相互冲突，因此是恶的。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教育来使人向善。教师的作用十分重要，此外应该受到尊敬学习的进程始于诵读儒经而终于习礼。、荀子认为“经”与“礼”是一切智慧的源泉，教育和教师十分重要，此外他也相信鬼神。这些观点都成为儒家主流思想的一部分。他对教育、礼仪、上下尊卑之序、兼行教化和刑罚的严厉统治等方面的强调，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后世专制思想的发展。
法家
荀子思想中的专制倾向和性恶说在法家手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法家大盛于秦国，其代表人物有韩非（约公元前28 任一公元前233 年）和李斯（卒于公元前208 ） , 两人均为荀子的学生。墨家的功利思想和绝对服从的观念以及道家鼓吹的非道德的自然秩序、对传统道德和知识的蔑视，对法家思想也有相当的影响。《韩非子》 一书是法家思想集大成的着作，其中收录一了当时的一些法家文章。
法家认为，百姓所憎恶的严刑峻法乃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安全的惟一方法，而百姓就像是在挑破脓疮时号哭的婴儿一样不省利害。法家对先王之道也不抱迷信，认为时代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要跟着改变。百姓都是愚蠢的自私自利者，而官吏则各谋私利而难以信赖，因此统治者不能依靠人的道德，而是必须通过奖惩（换言之，即严峻的刑罚）来进行统治。对人的评价不能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其行为的最终结果。失职者必须惩办，须对百姓实施“连坐”之法，对谋逆行为知情不报者以同罪处罚。如果实行严刑峻法，百姓自会安分守己，而刑罚最终也就会消失了。
法家认为，权利仅仅存在于统治者的需要。尽管法家反对君主世袭以外的任何世袭制度，他们却认为宗族承袭和法家思想一样，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而统治者的目的，白然是为了建设一个繁荣、强大的国家。为此商人、儒士等“五蠢”必须驱除。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必须尽可能地以富国强兵为旨归。
近来常常有人把法家称为极权主义者。这个说法并不一定确切，因为他们并不具备20 世纪极权主义者所具有的舆沦工具与控制大众的技术手段。照当时情况来说，他们是反历史潮流而动的，因为他们无条件地赞成君主专制制度及先前的农业社会制度。同时，他们强调建立一套普通适用的法律体系及政府与人民间带有感情色彩的固定关系，这无疑是后世专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实际上却是适应了当时对更大、更复杂的政治制度之需求的产物。
法律是西方文明的骄傲，而法家思想在中国2000多年来却一直名声不佳。这是因为法家的法律观念远未达到古罗马时代的成熟程度。西方法律一向被认为是上帝或自然秩序的人间体现，而法家的法律不过是统治者的命令。中国古代儿乎没有保障人民权利的“民法”一说，法律仅指行政法规和刑罚，而老百姓对此则惟恐避之不及。西方崇尚法制，认为这样才能更稳妥地进行统治。而中国，大约是信奉孟子“人性善”的缘故罢，宁可采取人治的方式，认为由高尚的官员来进行统治比冷冰冰的（或照他们看来，是独断随意的）法律来得更稳妥些。
尽管受到后世的指责，法家思想对中国文化还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秦朝的建立及其一首创的帝国体制，使法家思想成为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后世出现的大一统制度与严苛独断的统治也能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在秦国于公元前3 世纪统一六国，建立了秦帝国的中国政治大转型的过程中，法家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04章 秦汉：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帝国
一、秦帝国的建立
秦国国都位处渭河流域，该地易守难攻，并为秦提供广阔的发展余地。不过这一地区地处边缘，西北部有游牧民族，西南部各族农业也很落后、公元前318 年秦国吞并了地处四川盆地的两个半开化“蛮”国。与“蛮夷”的交往增强了秦国的军事力量，公元前4 世纪秦国出现了骑兵即为一例。在治水方面，地处渭河流域的秦国也无须应付黄河流域各诸侯国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在公元前3 世纪，秦国修建了一条灌溉。运输两用的水渠，这大大促进了渭河流域的生产力和人口的发展，而秦国的工程师也因在四川成都平原修建了宏伟的灌溉工程而名垂青史。
秦国强大的另一原因，是秦国大力贯彻了法家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新法秦国的第一次全面改革是在商鞅的主持下进行的，以致后来往往认为他就是公元前3 世纪《商君书》 的作者。商鞍本系卫国人，自公元前361 年起在秦国主政，直到公元前338 年才失势被杀、据说他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赏罚制度，强迫所有的人都从事生产性的职业，推行“连坐”和监视制度，并试图完全按照军功大小赏赐爵禄以代替以往的世袭贵族制度商鞅变法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将全国土地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秦国和其余一些国家开始在新夺来的土地上设立郡县。这些郡县大概就是以前的城邑，一般有重兵镇守四境。公元前350 年商鞅首次将秦国全境划为31 郡。上述增强政治集权、扩大军事力量的各项措施，使秦国迅速强大起来，击败了中原诸国的“连横”，并于公元前256 年灭掉了东周。
秦始皇统一六国
统一中国的伟业是由幼年登基（公元前246 年）的秦王赢政完成的。他先后受到大商人出身的吕不韦和荀子的学生李斯的辅佐，以惊人的速度统一了六国。从公元前230 年到公元前221 年，他迅速灭掉韩、赵、魏、楚、燕、齐等国，并于公元前221 年建立起自以为是万世不替的大帝国，并夸张地将“三皇”、“五帝”合为“皇帝”一词，自称为始皇帝。
本来这位始皇帝打算分封宗室与诸将，就像新崛起的印度、西亚帝国一样。但在李斯的建议下，他在全国推行了郡县制，将天下分为36 郡（后又增至42 郡）， 郡下又设了县，并且在全国推行统一的法律和税收制度。此外，他又收缴各国兵器，将各国富户迁至国都咸阳。他在咸阳大兴宫室，并在人工建起的山上修筑了宏伟的陵墓。今天在始皇陵附近我们发现了数以千计的兵马俑，陵墓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仍不满足，又派兵南征今天的华南地区，甚至挺进到今天广东沿海和越南北部等地区。在西北边疆，秦国部队击退了宿敌胡人，而与此同时后者也首次形成了一个大型政治集团。为防御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秦始皇大征民夫，将以前六国的长城连接成为西起甘肃、东达蒙古和满洲南部的万里长城。他指望万里长城能永远将北地“蛮夷”与农业文明的中原地区分隔开来。如果辅以足够的兵力，长城确实能够抵挡胡骑南下直到晚近如明朝，仍在原址北南各处修建新的城墙，早期秦长城的土制建筑也被后世的砖石结构所代替，其作为防御体系的功能始终如一。
为巩固统治，秦始皇修建了以咸阳为中心的网状骤道系统，统一了度量衡、货币甚至车轨的宽度。“车同轨”对于华北黄土高原上的交通具有重要的意义。据说李斯还统一了六国的文字。在大一统集权和李斯的影响下，在公元前2 世纪时汉字一与中国文章得到了统一定型，成为今天汉字与中国文章的雏型。
秦朝统治者认为诸子百家的着作及原先六国的史书不利于秦朝统治，于是力图销毁这些着作。李斯在公元前213 年，发动了“焚书”运动，除了有关农业、医药、占卜与国家藏书外，所有书籍均被烧毁，不肯服从的学者不是遭贬就是被处死，据说有数百名学者竟被活埋。因为这一破坏文化的举动，李斯招致了后世的唾骂：他的政策确实促使中国思想黄金时代的终结，但其中有更重要的原囚，如秦朝短短几十年中经历的狂暴战争和大一统的帝国本身也都束缚了多元文化的发展。秦时中国哲学出现了断层，而春秋战国时期哲学思想的力度和丰富性，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几乎成为绝响了。
秦朝的灭亡
尽管秦始皇梦想他的王朝可以万世不替，但在他死后（公元前210 年）次年秦王朝就覆灭了。秦二世十分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如修建宫室、释道、水渠和万里长城）的沉重负担。奉行法家思想的秦王朝倒是从反面证明孟子关于“民心”的说法是正确的：战无不胜的秦王朝失去了民心，于是便分崩离析了。
秦朝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这就连锁引发了统治的全面失调。秦始皇不失为一杰出的实干家和不知疲倦的旅行家，但他似乎有种自大狂的倾向，一举一动都故弄神秘。另外，他还一心修仙幻想长生不老。修仙以求长生是当时道家的一种时髦思想。秦始皇曾东巡山东沿海地区，并派遣船队到东海去寻访不死之岛。在他死后，李斯和赵高等人逼死了太子，拥立幼子胡亥，是为秦二世。但李斯本人很快也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秦二世也随即一命呜呼，到了公元前209年秦帝国就不复存在了。
秦始皇建立万世帝国的梦想彻底破灭。不过他创建的帝国制度却保存了下来并延续2000多年，从而成为世界历史上保持时间最长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后代史书 ，秦始皇多以暴君的面目出现，但今天的中国学者却公正地认为他是统一中国的功臣。如今天西方语言中的“china”即来源于“秦”这个词的读音。
二、汉承天命
汉朝的建立
秦始皇死后，公元前209 年楚地爆发了起义，随之各地也纷纷效仿，很快就席卷了整个帝国起义的将领绝大多数是忠于原先六国王室的士兵或盗匪，如项羽即是楚国贵族的后代他在公元前209 年消火秦帝国后把一名楚国皇室后代认为皇帝，重新恢复了六国，他本人则自立为西楚霸王。至于周朝，是没有可能复兴了。另一名起义首领刘帮于公元前207 年占领了渭河流域，其国号为汉，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而得名。
刘邦完成了秦始皇意欲建立一个万世帝国的未竟事业。刘邦死后，他的帝国又存在了200多年，除去王莽新朝（公元8 一25 年）的一段插曲，东汉又持续了近200 年（公元25 一220 年）。 这400多年的时间，与罗马帝国大致相当，而两汉皇帝手中掌握的权力、其影响及历史地位，亦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差相仿佛。甚至直到今天中国人都自称为“汉人”，日本人和朝鲜人也把中国的文字称为“汉字”。
刘邦和后世的大多数皇帝一样，其庙号“高祖”更为世人所熟悉。他成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秦帝国已为他打下了基础，席卷全国的战争使百姓对周朝的记忆进一步淡化，而他本人即为时代转型期的典型代表。高祖出身平民，不像秦始皇或项羽那样出身王室或贵族。尤其重要的是，他很明智地一步步巩固其统治，对百姓也比较宽厚，如他曾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减轻了秦朝统治时的刑罚与赋税。结果他获得了民心，换言之，汉获得了孟子所说的“天命”。
汉朝初期的统治者绝大多数都沿袭了秦朝的统治制度，不过高祖在集权统治问题上却进行了一项引人注目的、也许是十分必要的改革：他把一些亲属与部将封为王或是侯。不过他后来又铲除了那些异姓王，并在临死前的公元前195 年立下非刘姓不得封王的法律、其继任者通过削藩、准许王国和侯国分封子孙的政策消灭了残留诸王的势力，最终干脆直接委派官吏来管理各国事务。公元前154 年平定七国之乱后，更完全扫清了诸王对中央构成的威胁。终西汉200 余年，诸国仍有遗存，但数量甚微，如西汉末年仅有20 个王国，侯国亦不过241 个，而全国却有103 郡及1314 个县。
外戚专权是汉朝统治的第二个隐患。这一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有许多妃殡，她们当中有谁生的儿子被立为太子，母以子贵，她本人往往就成为皇后，太子继位后则以太后的身份左右朝政。高祖死后，其妻吕后专权，几乎取代汉朝登基称制，吕氏也一度把持了国政。但公元前180 年吕后死后，吕氏就被忠于刘汉的大臣夷灭了。
另一个威胁来自北方的匈奴。公元前3 世纪末时，这个大概操突厥语的民族成立了部落联盟，其势力东至满洲西部、蒙古和西伯利亚南部，西至帕米尔高原，其骑兵部队经常南下劫掠华北一带。高祖在白登之役后，不得不采取和亲、输币的政策以维持和平，但匈奴仍然南下不断进行侵扰。
政府与社会
尽管有上述种种困难，汉朝统治者还是逐步建立起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国家也在数百年来战事不断的情况下大大发展起来。到了公元前1 世纪末，据史书记载当时的官吏已达130285 人。官吏和其他一些有爵号的人共分18 级，犯罪后可以减刑，官位高的还可以免交赋税。这是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但与其所治理的人数相比就算不了什么了。公元2 世纪的一次人口普查表明，当时人口已达5959 万多人之众。中国古代的人口数字极其不可靠，要么低于实际人口以逃避赋税，要么就高于实际人口来吹嘘政绩。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即汉朝的人口超过了同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口。
汉朝并不具备现代政府的各种功能，其统治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供养皇亲贵戚及确保朝廷的安全。政府并不关心百姓，除非把他们当作纳税人和民夫时或有例外。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民夫比赋税更为重要。朝廷往往要求每个农民每年抽出1 个月的时间来修建道路和水渠、兴建宫室和皇陵，间或还要服兵役，戍边或守世京师。 农民在完成各项任务后只要安分守己，就可自由地从事农作或自行处理纠纷事宜。这样，政府实为居于半隔绝状态各乡村之上的一个相当小但是高度集权的机构，而朝廷与乡村的中介则是城镇，由地方一长官与当地豪门地主及里长、汽老类打交道以进行统治
统治精英绝非是周时那样的世袭贵族。不用说贵族，连各王国与侯国的宗室都是朝不保夕，因此官僚阶层与上层社会山有才’之卜组成，他们一般家境富裕，知书达礼，足以在朝廷中古据一席之地。不过商人是被排斥在这个圈子之外的二汉朝和秦朝与大多数主要依赖农业收入的专制国家一样，对商人抱有强烈的偏见，因此，朝廷中人主要都属于地主官僚阶层。
汉代社会除了皇族与少量奴隶之外，主要山两部分人构成：交纳赋税的农民和富有的地主。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纳赋税的特权，大多数官吏即来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作为地方［的首脑，亦为联结朝廷与乡村的纽带。这也是以后2000多年间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这两种阶级的划分不同于印度的种姓，亦非中世纪欧洲那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在中国，高官厚禄之人也许会沦为奴隶，而平头百姓（像刘邦）说不定有一天也会南面为尊。
汉朝国力的极盛时期
汉初60余年政府“休养生息”以巩固政权，在此之后国力大张，就像秦始皇时期和后世某些朝代一样。这一个盛局而产生于汉武帝统治时期，即从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 年、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王朝，不是英主在位一人专制，便是由上层官员主持政府工作。在前一种情况下，政策能够得到贯彻，但由于皇帝本人是神圣不可批评的，他若犯了错误也无法阻止。汉武帝并不例外，他重新兴建水利工程，将京师直接与黄河连接起来，大大方便了运输粮食的工程，另外他还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待下刻薄寡恩，并且在晚年时还沉溺于神仙方术。
汉武帝在位时的汉帝国版图之大。几与近代中华帝国相仿，他征服了现浙江及福建境内的沿海地区，并将人口迁往内地公元前111 年，他吞并了现广东、广西境内的南越，又占领了越南北部的地区。当时在今河内附近设立的治所延续了千年之久：公元前108 年，他灭掉了现北朝鲜境内的肃慎国，在今天平壤这个地方设众了治所，
汉武帝最伟大的业绩是抗击西北边境的匈奴。这也是出于防御的考虑，因为这些来去不定的好战民族时常侵扰中国的北部地区。汉武帝还想控制中国与西亚的商业贸易，在中亚河西走廊地区开创了丝绸之路汉武帝和亚历山大大帝一样野心勃勃地频频发动远征。在公元前129 年至公元前119 年的10 年中，他连续派遣大军（有时多达15 万之众）抗击匈奴，捣毁了他们在戈壁以南的巢穴。
汉武帝对匈奴并非一味进攻，同时他也力图找到一些盟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旱在公元前139 年，他就派张骞出使西域与月氏国联系。月氏人可能属于印欧民族，被匈奴赶出了甘肃的老家，在武帝时已迁到今天阿富汗一带，正欲进攻印度，后来便建立了贵霜帝国。张骞一度为匈奴人所俘虏，但他历尽艰辛，终于到达了月氏国。不过后者此时已无兴趣重新卷人中亚的战事。张骞于公元前126 年返回中国，不过公元前1 巧年时他又再度出使西域以联系居于中亚伊犁河谷的少数民族。尽管这次出使仍未达到预期目的，但这几次出使大大增进了中国人对西域地区的了解与兴趣。
武帝还曾设想从两翼夹攻匈奴。他在今甘肃地区设置了两个都护府，并从内地移民70 万人充实边疆。为保护这些移民，他将长城延伸至玉门一带。这样汉朝的势力就扩展到了以中亚塔里木盆地为中心的绿洲农业地区。这些绿洲是古代东亚、西亚之间通商的重要中转站。汉朝的军队甚至分别于公元前104 年、公元前102 年两次越过广阔的帕米尔地区进入现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境内追击匈奴人。
武帝死后，汉朝继续征伐匈奴，最后在公元前52 年南匈奴的单于不得不向汉朝俯首称臣。公元前42 年汉朝军队再次越过帕米尔，深入前希腊栗特王国，在那里打了胜仗并俘虏回一些罗马士兵。这样汉军深入不毛，将势力扩张到离首都2000多英里之外的地区，而罗马帝国虽然地处海上交通便利的地中海地区，即使在极盛时也未能做到这一步。
三、西汉思想与学术
先秦诸子的思想在西汉时已是万马齐暗，不复当年百家争鸣的盛况了。这足以说明秦汉两代对过去的传统产生了多么大的破坏。不过前代的思想仍有零星流传，如“阴阳”二元论、“五行”思想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象示警观念，也还都保留了下来。
武帝时创用的年号纪年法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天下太平无事，年号就会一直使用下去，如果有什么天灾人祸发生，儿个月内就会改元易号。其结果便造成了中国历史纪年的混乱，使中国人更加倾向于以朝代计年。尽管缺点不少，这种制度仍然在东亚得到普遍采用，后来中国在1368 年、日本在1868 年才开始采用年号与年代对应的办法来纪年。
道家思想也保留下来不少，但《 道德经》 与《 庄子》 在经历了两次改朝换代之后面目全非，几乎被各种原始迷信尤其是修炼长生不老的兴趣所掩没了。时人一心修习长生之术、炼制点石成金的仙丹，这无疑是世界上炼金术的最早实践。此外还流行辟谷之术，如通过绝粒、吐纳以求长生不老。各种古代迷信也保留了下来，从中发展出庞杂的神话系统，并很快与道家混作一谈。古代统治阶级的迷信消失了，但对这些迷信的记忆却保存了下来。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经人建议，重新恢复古代的祭礼，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泰山封禅祭天、梁父祭祀后土的活动。
再看当时的知识分子阶层。学者们致力于搜寻古代的着作。秦灭之后的哲学、历史着作在公元前191 年又都得到官方的推崇，有些老学者通过记忆日述了一部分经文，有些则来自于墙壁中夹藏的经书。其结果，往往一种经书，如《 尚书》 ，有古文、今文两种版本同时流传于世。
汉代学者没有多少学术眼光，对古朽一概全盘接受。不过池们试图给古籍分类，如《五经》 ，同时为之大量作注作疏、西汉学者的注疏开创了后世学术研究的一个摇要领域、第一部有系统的字典《 说文解字》 也于公元100 年问世。该书共收入9000多字，分列为540部。
汉代哲学着作多为集体编着二如《 淮南子》 一书，由高祖的一个孙子主持编写。其中权合了宇宙论、道家思想和其他古代坤话传说。尽管汉代着作多为学术着作或说教，但同时也发展起一种重要的诗体文类― 赋。赋与屈原的《 离骚》 风格相近，往往极尽铺陈之能事，亦富意象与夸饰，其描写对象大多为帝都景象或白然风光。
史书
西汉最伟大的文学成就是史书。对于一个格外重视厉史的文明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中国人将文学分为四部，“史”即为其中一大类，其余三项分别是经（包括其注疏）、子（诸子着作）、集（纯文学作品）。
司马迁（卒于公元85 年）所着之《 史记》 ，标志着中国史学的一大气跃。据说他继承父志，独立完成了这部着作，但这有可能是为修史这一孔子开创之伟大事业所作的一个虔诚托辞。司马迁显然具有态肆不羁的学识与魄力。）公元前99 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结果触怒汉武帝而系狱受了腐刑。
司马迁不但为后世史书的体例，而且为史书的风格与学术思路创立了典范。他直笔实录，不虚美，不隐恶，《 史记》 一书中引用了大量前代文献中的原文。《 史记》 成为后世中国史书的典范，西方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才达到这个水平。
司马迁试图写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书，这一点他确实做到了。《 史记》 一书分130 卷，共70 余万字。由于文言以简洁见长，所以《 史记》 的容量差不多是原书的10 倍。头12 卷为“本纪”，记叙上古至汉武帝历代帝王，接下来是10 卷记叙12 诸侯、六国及汉代将相名臣的“表”。其次是专论八卷，如《 礼书》 、《 乐书》 、《 历书》 、《 天官书》 、《 河渠书》 、《 平准书》 等。再次30 卷为周代诸侯世家，最后70 卷为人物列传。
后世的许多史家都沿袭了司马迁的体例。班固（公元犯一92 年）与其父妹协力完成的《 汉书》 ，共100 篇，体例稍异，主要因为这是一部断代史，故不设“世家”。另外班固还增加了不少有关文学、地理方面的论文。《 汉书》 成为后代断代史写作的典范。中国的官修正史卷性浩繁，在中华民国的总统于1924 年接受了《 新元史》 后，共有25 部之多。
儒家思想的胜利
汉武帝几乎和秦始皇一样信奉法家思想，不过据说在其统治时期他实行了“罢默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其实儒家思想取得胜利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两汉400余年，它渐渐由孔孟时期的原始儒学衍化为掺杂了诸子思想和古代迷信的庞杂思想体系。不过，尽管汉代的学术风气不拘一格，兼容并蓄，学者还是渐渐自动阪依了儒家思想。这可能是因为儒家思想主要是一种文人士大夫哲学的缘故吧。“儒”的意义正是“习文”或“柔顺”。一与其说儒家思想征服了汉代学者，不如讲是汉代学者改造了儒家思想。
同时，这些皈依了儒家的学者却逐渐被吸收进了汉初的法家政权。汉高祖本人不学无术，但他发现“治天下”必须依靠文人，他的继任者甚至还通过考核来遴选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才为政府服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家在朝中已有足够的力量来促使武帝罢斥法家学者了。当时儒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弘（公元前200一121 年）及稍后的董仲舒。两人都以卜兆、解释微言大义的《 春秋》 而有名于世。至于董氏创立的天人感应及俄纬之学，离孔孟之道已经很远了。
公元前136 年汉武帝在朝中设“五经博士”，公元前124 年又指派了50 名官宦子弟向他们求学，从而开创了“太学”。据说到了公元前1 世纪下半叶，在太学学习的人数有3000人之众。到公元1 世纪，每年有100 人通过官方举行的考试后到政府各部门工作。这样，从武帝之时起国家按照儒家教育方式培养了一大批中下级官吏。
儒家的礼仪教条逐渐成为官方的法律，这与原始儒家鼓吹的以礼仪代替法律的初衷颇有不同。儒家思想也渐渐成为当时的官方哲学。公元前51 年皇帝亲自主持了几次大型儒家学术讨论。公元79 年又举行了白虎观会议以校定《 五经》 真义。公元175 年政府将钦定的《 五经》 勒石立于都门。在稍早的公元58 年朝廷还规定库序祭祀孔子。
以法家政权而尊崇儒术，这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一种奇特的现象，不过这却有助于解释为何中国的皇权能比其他国家维持得更久。马上得天下，但不能马上治天下。信奉法家的开国之君治国时需要文人来辅佐，与之确认，朝廷也为之建立了集责任与荣誉于一身的职位：。 结果，士人成为国家的支柱而不是反对者。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科举制度的产生。简言之，当时中国已开始形成一套以业绩考核为基础的近代公务员制度。西方采取这种制度部分也是受到中国的启发，但时间却比中国晚了2000年左右。
很幸运，儒家传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要精神力量。尽管汉代儒术是一种奇特的思想大杂烩，孔子的伦理观念还是逐渐从汉初学者的调和思想中再度脱颖而出这样，秦朝在法家学说上建立起来的尤情的专制思想，渐渐就被儒家的伦理价值观所取代了。这种法家帝国与儒术统治之间的平衡再次证明鼓吹二元对在互补的“阴阳”观是多么有用。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看似势不两立，但前者为后者创造了一个适合发展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而后者亦使法家的帝国稳如磐石。
四、王朝的循环
传统上认为，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朝换代的历史，因而不断产生令人感到乏味的重复：创业打江山、国力大振、继而是长期的衰败，最后全面崩溃。中国历代正史都反映了这一点，难怪中国人总是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恢复上古的黄金时代。结果，中国文明就在这反复不断的人事变迁中艰难前行，而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也多多少少都是汉代历史的重演罢了。
必须承认，中国人对王朝循环的看法自然有其道理，这种肤浅的政治模式至少能与不少基本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大致契合。西汉与东汉分别都延续了200 年的光景；后世历代在更为先进的历史条件下，亦往往享国300 年左右，而且历代的赋税、行政和军事制度都有着惊人的相似。
个人因素
中国的历史学家，由于受到儒家以德治人思想的影响，在解释王朝的循环往复时总是强调个人的因素。像汉高祖那样的开国之君，因为是“天命”所归，无不被描述成超凡的神人而非强少、，而失去“天命”的亡国之君，则被认为可怜、黯弱不说，更往往被指为邪恶、淫荡的莱纷之君。其实，任何朝代的皇族总是毫无例外要逐渐退化的。开国之君必然是雄才大略的强者，而后继者，生长于安乐淫佚、勾心斗角的深宫之中，往往会成为屏弱者或低能儿。每一朝代往往会出现至少一位中兴之君（如汉武帝），但总体而言，皇室子孙通常总是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在史学家看来，凯觑皇位者倒是往往比皇帝本人还更重要。不过夺权内幕往往更加扑朔迷离。夺嗣争统、种种宫闹阴谋和朋党之争儿乎贯穿了所有王朝的历史。但中国历史上近古几朝的朋党之争有时是围绕国家大事展开的，大多数的朋党之争都不过是为了争名夺利。在一朝陵替之时，朋党之争和宫廷政变自然比在国力强盛之时具有更大的破坏性。
外戚是造成朋党的最大隐患。如吕后就几乎篡夺了刘氏天下。卿相巨族亦每每利用当朝的黯弱乘机发展白己的势力，并最终割据一方成立自己的小朝廷。党争还表现为官员与宦官们的斗争。这在每个朝代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宦官在宫内司守卫、管理之职，但往往逐步攫取了兵权等权力。他们出身寒微，但他们却是惟一能与外戚势力相抗衡的人，因此皇帝往往倚重他们来钳制外戚的势力。权监大阉一般没有文化，他们与士大夫的出身不同，但在朝中却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因此很受百官的忌恨。秦朝相国李斯即于公元前208 年命丧宦者赵高之手，公元前47 年又有一名权监除掉了与他作对的大臣。由于撰写史书的权力掌握在文人士大夫手中，所以我们发现史书中的太监无一不被描绘成胡作非为、结党弄权的小人。
经济与政治的因素
尽管中国人强调的是个人道德与人格，但朝代循环往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和赋税、管理效率及军事力量有关。各主要朝代开国初期往往出现盛世局面，这是因为创业者形成一个短小精悍的统治集团，而他们又在战争中消灭了其余势力，因此国家财富大多流进国库。国家在新获得的和平中得到了发展，于是人日迅速增加，国库钱粮充足。
但是万物盛极则衰。朝廷饯粮既丰就开始大兴宫室、骡道、水渠和城墙。为了维护军事［的胜利成果，往往将防御体系铺得太广而难以为继：皇亲国戚、高官大员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无不沉洒于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对供养者的需求越来越大，但交纳钱粮的人数则越来越少、支出不断增大而收入却相对减少，这样各朝各代大凡在开国100 年内就会遇到棘手的财政困难。
这时就会出现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变革，有时暂时起些作用。百官贪污腐化的现象日益严重，这就导致行政效率下降，而党争亦越发激烈起来。对朝廷心怀二志者在政治、经济上更趋独立并日日益患行无忌。政府为了弥合财政逆差，只好增收赋税。，结果往往使百姓们不堪重负。由于国库空虚，导致水灾、河堤年久失修，粮食歉收时，政府无力救济灾民，结果饥谨横行，于是各地盗匪蜂起并最终爆发农民起义。由于无力发放军饷，边境防守亦开始崩溃。各地军政大员纷纷拥兵自立，于是朝廷垮台完事、之后各方混战一场，吐旧纳新，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朝代循环。
在中国历史上的各主要朝代中均不难发现这种螺旋式下降趋势：这在西汉一朝尤其明显。汉武帝在位时兴修水利、穷兵默武，使汉朝国力达到最高点，但同时也引发了政府的财政危机。新增的大批政府开支哑需新的收入，而终武帝一朝，为寻求收支平衡的努力就一直未曾停止过。
汉武帝最重要的一项经济措施是恢复国家专卖制度。将几项高利润的商品的生产、销售控制在朝廷手中、他恢复了国家对铸钱的垄断，在公元前119 年更恢复了秦时的盐铁专卖制度，稍后又增加了酒类专卖一项。这此专卖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虽非鲜见，人们对此却始终有很大的争论。在公元前81 年汉武帝就曾举行朝议讨沦专卖制度是否以可行，结果人多数人持反对意见、《 盐铁论》 一书即载人此事。
公元前110 年，汉武帝开始推行所谓的“均平制”， 即实行政府丰年买进、荒年卖出的政策。这有助于稳定物价，但其动机却是为了充实国库：武帝还对某些商品加征进口税，但其余诸项措施的效果井不十分理想。他准许犯人纳币赎罪，公然卖官卖爵，并且，降低铸钱的成色，或以小钱抵大钱流通，甚至一度还曾以鹿皮代替货币使用。
王莽篡位
武帝的财政改革总体上还是成功的，这使得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大致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个大问题：由于当时人口过多，农民的人均耕地已大大低于从前。此外，相当多的农民托籍大户巨族而无需交纳赋税，因此其他农民的赋税负担就大大加重了国库收入减少了，朝廷制度亦开始随之败坏。从公元前22 年起各地便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在此时，王莽作为当朝皇后的侄儿，开始登上政治舞台。他通过剧烈的改革，用尽一切办法来稳定局势。最后于公元8 年他篡汉自立，公元9 年1 月10日， 改国号为“新”。王莽似乎是一个认真的儒家信徒，认为自己的新政是恢复了周公的古制。在儒家学者的协助下，他集中精力研究鲜为人知的古籍，这大大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最终胜利，不过他的新政主要还是沿袭了前朝的法家传统，大部分是对武帝时期政策的恢复与发展，如他推行专卖制度，重新启用“均平制”，并且降低了铸币的成色，另外同样施行了由国家向农民进行贷助的政策。
王莽新政中最为大胆的一着是对当时主要经济问题的正面出击。由于当时托籍的农民过多，朝廷的收入受到影响，于是王莽在公元9 年下令废止土地私有制，私人土地一律转为“国有”并分配给农民耕种，同时还废除了奴脾制度。如此极端的措施即使在武帝时期也是不可想象的，100 年后再来推行就完全超出了中央政府的能力。尽管王莽因其篡位一向受到正统史家的指责，但其土地收归“国有”、释放奴婢的做法，却为他赢得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称号，并且受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的推崇。
王莽为力挽朝代循环的狂澜、恢复开国之初的局面而作出的种种努力，可能反而加速了政权的崩溃。新朝本来就苦于经济、政治的衰退，如今王莽的“国有政策”又使他失去了豪门贵族的支持。连年歉收再加上水利工程也出现了问题，最终酿成了连年的饥荒。公元18 年在山东爆发了赤眉军起义并且很快席卷了全国、赤们军染红眉毛以便在作战时分清敌我，其前身为秘密社会中的某种迷信组织。正如近古以来各朝末叶爆发的全国性起义一样，经济因素是催化剂，但将起义者凝聚在一起的却是民间宗教信仰。同时，新朝的边防亦告崩馈，四境邻国重新宣告独立。北为一游牧部落也纷纷入侵边疆地区，国都遭到洗劫，在公元23 年王莽本人最终也为起义者所杀：高祖缔造的大一统国家最终土崩瓦解了。
五、东汉
帝国的重建
尽管赤眉军已攻占了大部分地区，但他们和其他农民起义者一样，缺少统治经验，也不懂得推翻旧政权后应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许多汉室后裔（也是豪强地主）亦加人了起义，其中刘秀在这场混战中取得了胜利，于公元25 年继位，称光武帝，重新建立了汉朝。不过由于他建都在长安以东的洛阳，所以历史上称为“东汉”或“后汉”
刘秀于公元37 年统一全国后效仿西汉建众起大一统的政府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毋须对付王莽新朝时期所肉临的经济困境。战争已经消灭了西汉的贵族和一部分豪强地主。而新的政权还没有产生太多的皇亲国戚这些寄生虫、
光武帝再次征服了华南和越北地区，其后继者明帝（公元58 一75 年）亦坚定不移地重新控制了中亚和北方的胡人、公元73 年班超（《 汉书》的作者班固的弟弟）奉命出使中亚诸国，最终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自公元91 年起一直担任“西域都护”的职务直到公元102 年病逝；在此期问，他曾率领军队穿越帕米尔山区，井派了一名副使经安息出使大秦（即罗马帝国）。这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业已归顺了东汉。公元89 年，汉朝军队越过蒙古的戈壁滩击溃北匈奴，这可能促使后者于4 世纪晚期西迁至俄罗斯南部，半个世纪后又迁到了中欧地区。
文化的发展
两汉对中亚的控制使得中原与西域的商业贸易大大发展起来。其间海上交通和与印度、罗马的海上贸易也得到了发展。公元120 年汉朝宫廷中出现了据说是来自罗马帝国的“幻人”（杂技演员），公元166 年还来了一批冒充罗马皇帝安东尼（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 ）使节的商人。通过与西域的通商，中国人获得了良马，各种奇珍异玩也从南亚、西亚流入中国，其中地中海地区所生产的玻璃制品格外受到中国人的喜爱。同时，中国的丝绸更受罗马帝国的欢迎，甚至还导致了罗马帝国的金银外流。所以，中亚的这条商道亦被称为“丝绸之路”。直至19 世纪，中国在对外贸易中一直供大于求，其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大多时候中国的技术较为领先，因而不需要外来的“洋货”。
与西域通商对中国的音乐、艺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引进了一些新的农产品。汉代的天文、数学均有很高的水平，可能也有受到印度、西亚影响的因素在内。但汉时的中西文化交流主要是中国文化的输出。汉代的纺织技术在几个世纪内一直领先于西亚与欧洲；东汉时发明了水磨；马辘亦于此时出现，这大大提高了马的劳动效率；几乎就在同时，铸铁技术也开始从中国传到了西域。
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和烧瓷技术也是在汉时发展起来的。在中亚地区的汉代卫所遗址中已发现了公元100 年左右纯粹由布头制成的纸。自然，纸很快就代替了竹木简和昂贵的丝帛。不过造纸技术直到1000年后才传入欧洲。上釉陶器在汉时已很常见，在汉末则产生了一种原始的瓷器，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不断发展，乃至成为近代世界各国大量进口并纷纷效仿的精美瓷器。当时的长安和洛阳无疑是与罗马比肩的大都市，但今天已无从查考它们当年的风貌了。木结构建筑易于损坏，过多的居住人口也不利于古迹的保存。不过我们在汉墓中仍可见到丰富的汉代遗物。如在朝鲜境内曾为汉代治所的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就发现了产于四川的精美漆器。
王朝的衰败
尽管东汉时期文化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其国力财力却不逮西汉。公元前1 世纪的大量私有财产在东汉建立时都保存了下来，从而使这个新政权像高祖及其继任者当年一样，在政治、经济丘都焕发着万象更新的气象。豪强地主的地位非常巩固。汉时土地税往往是收成的上/ 30 ，但地租却高达50 ％左右。因此这些豪强地主只需交纳微不足道的土地税，并能通过在朝中任职来保护自己的财产。尽管政府一再努力通过政绩评估以确保官僚机构的效率，大多数官员还是通过门第出身、世袭甚至公开行贿考官来谋求官职。
东汉财政和统治的衰弱表现在政府登录的纳税人口上。在全盛时期的公元105 年，东汉的在籍人日亦未达到西汉时的水平，而纳税、服谣役的农民在最需人力的华北及北部边境地区却流失得最为严重。朝廷为了维持自身运转不得不向华北日益减少的农业纳税人口征收越来越多的赋税。农民最终不堪重负，不少人逃到税收较轻的南方，或托籍豪门大族，以这种方法来少交一些赋税。其结果是更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之被迫落草为寇或揭竿而起，这又进一步导致了东汉财政状况的恶化。这一螺旋式下降过程，一经重新启动，就很难再停止下来了。
东汉一如西汉，最大的隐患来自外戚，但皇帝倚仗宦官遏制了前者的势力。公元89 年外戚窦氏被斥，100年外戚梁氏被满门抄斩。当时受到3 万太学生拥戴的朝中大臣试图阻止得势的宦官们专权，但他们遭到后者的报复，166 年时数百官员与太学生被收系下狱，在169 年又有数千人遭到杀害和逮捕。
宦官们的清洗活动表明，当时的政权已病入膏育，离最终崩溃的日子不远了。184 年在华东和四川分别爆发了太平道（即黄巾军）起义和五斗米教起义。这两处带有道教色彩的农民起义持续了30 年之久，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动荡。
六、中国第一帝国的灭亡
三国鼎立
一如后世，汉朝朝中的将军们发动了政变。赋税制度的崩溃引发了徭役制度的崩溃，也破坏了与之相关的军役制度。代之而起的职业军队日益成为各镇将军的私家队伍。全国性的起义爆发后，这些将军实际上成为独立的军阀，很快就完全摆脱了朝廷的控制。各方势力在混战过程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北方控制在曹操（其父为太监养子）手中，刘备占领了四川，孙权则盘踞在长江下游和华南一带。〕 这种政治分立恰与地理吻合，该格局在后世也一再频繁出现。
曹操于220 年死后，其子篡汉称帝，国号为“魏”、，在此之前的30 年中，东汉已是名存实亡，此时终于寿终正寝了。次年刘备亦在四川称帝，国号为“汉”，史称“蜀汉”，因为刘备乃是汉室的后裔。222 年孙权依样画葫芦，建立了吴国。这一长达半个世纪的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
三国的结束
按照朝代循环的理论，三国中应该有一国或有其他势力兴起并很快重新统一全国，从而又出现持续200 年左右的大一统政权。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国此时正经历着一场远比政治崩溃更为深刻的危机。汉代政治、经济制度的崩溃差不多与罗马帝国同时，其方式也几乎是如出一辙。两国都处于相类似的技术发展水平，都未能协调好人口、财富和制度的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而导致了最终的覆灭。
中国第一帝国之所以衰败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出现的财政问题。到了公元前1 世纪，由于豪门巨族牢牢控制了大量的财产，这一隐患变得非常突出。汉光武帝在建立东汉后，不得不向他们做出更大的让步。从那时起，帝国的衰退过程便加快了，而东汉政府也始终未曾拿出有效的措施来阻止这一颓势。事实上，专制统治正是它本身最大的敌人。皇帝把大量的田地及农民永久性地赐给皇亲国戚、宠臣奸按和将相高官，而后者往往贪得无厌，又进一步导致了统治的恶化。
到了公元2 世纪晚期，豪门巨族势力之大，连朝廷都奈何他们不得了；事实上，倒是朝廷操纵在他们手中。220 年后形成的二国分立局面，不过是将这种情形公开化罢了。魏蜀吴三国也非统一稳定的帝国，国家政权亦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各国巨族与诸将的手中。三国及后继的各个朝代均欲重振汉朝当年的制度，但至多不过是某种不到家的摹仿罢了。这些国家大都只传了一世，某一军事强人建立了政权，但传到下一代或第三代时就灭亡了。
三国时战事连绵不断，在后人看来，这倒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浪漫时代。263 年，魏吞并了蜀汉，但两年后，司马炎篡夺了曹家天下，建立了晋朝。晋武帝于277 年灭掉吴国后，暂时统一了全国，并努力恢复汉朝的制度。但历史的潮流无人能够抗拒。当时登记的人口只有1616 万多人，这显然表明当时有大量人口不归政府控制或不交纳赋税。晋武帝并未真正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一局面。晋朝也是一世而亡，晋武帝死后不久的290 年，国家便又立刻陷人了内战之中。
异族的入侵
导致帝国体制分崩离析的一个新的因素此时得到了凸显。中国对北方游牧民族从未放松过戒备。不过如今形势逆转，儿百年来的被征服者变成了征服者。这种180 度的角色转换可以从对立统一的“阴阳”二元论中找到部分答案。汉时对胡人的征服其实已埋下了此时胡人征服中原的种子。归降汉朝的匈奴部落在中国北部边境地区定居下来，逐渐发展成为半农业社会。胡人以其娴熟的弓马作战技术，亦成为中原军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中国边疆及防御体系沿线就聚集了大量半汉化的胡人。这与晚期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因为后者的大部分边疆地区和防御部队这时也同样落到了日耳曼“蛮夷”的手中。
中国第一帝国解体之后，准农业区的胡人及北方的游牧民族不费吹灰之力就突人了中原，他们在此寻找更好的牧场或抢劫杀掠。3 以年，匈奴中的一族宣布独立，306 年又洗劫了当时的国都洛阳，屠杀一了当地的30 万名居民。在此之后的100 多年中，中国北方连续被不同的胡族所争夺和占领。只有四川凭其蜀道天险、长江流域和华南有江河天堑得以躲过异族的蹂箱二大批汉人为躲避战乱纷纷南渡逃往蜀中或江南。结果，中国南方的人口比3 至5 世纪时陡然增长了好几倍，同时该地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的融合也随之加快了步伐口
南朝诸国
洛阳失陷的次年（317 年），司马睿在建康（即南京）称帝，史称东晋。建康很快变成与洛阳相坍的大都市，汉朝的豪华生活方式在那里又得到了继承。不过东晋政权仍然很虚弱，一直受制于朝中的大将军，而后者亦每打算篡位自立。东晋一心想收复北地，但每次北伐均未取得任何永久性的成果，而且在本国国内还时时面临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威胁。
最后，东晋大将刘裕于420年篡位称帝，国号为“宋”，史称“刘宋”，以区别后世的赵宋。接下来的150 年间，这种篡位的活剧又一再搬演：一次又一次的北伐失败，一次又一次大将军从幼主那里夺来皇位… … 齐于479 年灭宋，梁于502 年灭齐，而陈于557 年灭梁，其速度之快，令后人叹为观止。
300 多年来，各朝的开国之君均想重建汉时的大一统政权，但他们都遭到了失败。每一朝代都是前一帝国的翻版，无一例外都是朝廷黯弱而完全受制于门阀士族，一如两汉当年。汉朝的遗绪也许能苟延一时（正如在拜古廷衰微的东罗马比西罗马多延续了不少时光）， 但汉朝本身却一去不复返了― 至少汉人只凭一己之力是无法重振这一帝国了。正如拉丁人与日耳曼人共同缔造了欧洲后世的历史一样，中华帝国的后世历史也是由“蛮夷”与中原汉族共同谱写的。
第05章 帝国的再生
一、中原文明所面临的挑战
六朝时期
东汉覆灭后为六朝时期，因为自222 年至589 年先后有六个王朝建都在南京。这360 余年通常被视作反朝代循环而动的一段历史时期，因为这是一个由治（统一）到乱，又从乱到治的一个过程。其间中国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文明的挑战，其激烈程度也许只有19 世纪时期的中西文化碰撞方能与之比拟。最终中国通过将挑战者融入本土文明而克服了这一危机，并且，在这种融合中又产生了一种更为丰富的新型中国文化和傲视两汉的强盛帝国。
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最大威胁来自北方诸胡和西域地区。胡人纵横华北，而从印度传入的佛教又对中国社会的思想基础造成了威胁。不过挑战主要还是来自内部。当时之所以产生五胡乱华的局面，正是因为汉朝的政治制度因其内部矛盾不可调和而导致崩溃之故。正是因为汉时杂蹂儒佛家思想、谴纬之学及法家的做法，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要，面对现实政治问题又无能为力，中国人因此便转向了佛学。实际上，当时有头脑的人在转向佛学之前，已经屏弃儒家思想而转向了道家思想。
东汉末年和汉魏六朝时期整个社会秩序都崩溃了，其情形与稍后的罗马帝国不无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原始的封建社会。其时王纲毁弃，大部分土地和农民流人大地主的手中，也有不少人托籍豪门大族门下以寻求保护。而后者也随之加强了对他们的控制，于是佃农地位不断下降而沦为事实上的农奴。赤贫的农民为躲避朝廷的赋税和异族的统治，纷纷托籍豪门巨族以换取经济安全和保护，但同时成为后者的家奴或客民，其中有的人甚至成为豪族的家丁（私人武装）。这样，家丁便代替了农村征兵的制度。各豪门巨族都有自己武装的庄园和角楼。异族的入侵、连绵不断的战争与篡位禅代，举族南迁并成为有组织的军事或经济集团，这些因素都促进厂社会军事化的进程。
白给自足的大型庄园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单位，而商品贸易却因此而逐渐萎缩了。朝廷控制的辖地越来越少，商业城市也一踞不振。某些地区实际上已停止使用铜钱，一度限于农业地区的物物交换贸易方式则在全国普遍得到采用。
道家思想的流行
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儒家士大夫的地位不断下降，其复古的热情和繁琐的礼仪讲究，面对当时的各种问题也常常是一筹莫展。东汉时儒学的地位一度空前高涨，但王纲解纽之后，有思想的人纷纷抛弃了儒家的道德说教而转向了自我。由于社会与政权已然腐败得无以复加，人们对道家鼓吹的天人关系和自我完善或日超脱重新发生了兴趣。无疑，长久以来社会上（尤其在下层社会中）就存在着这一道家思潮，但此时它开始公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王充（卒于公元100 年）可能是东汉最具创新精神的思想家，在其充满反对权威和怀疑精神的《 论衡》 一书中，他曾预言士大夫将厌弃孔学。早慧的王弼（226 一249 年）是当时最有天才的人，他在评注《 老子》 和《 周易》 时对道家思想也表现出不同于前人的研究兴趣。
公元3 世纪时的这种道家思潮有一突出特点，即崇尚“清谈”。清谈家们远离政事俗务，面对当时社会和政治的种种幻灭，他们的应对之策就是发掘自身的美感，对每一生命冲动均做出充满个性的表达。“竹林七贤”即为其中翘楚，他们出身士族，性情乖僻，隐居在山阳一带，倾心于清谈、作诗、弹琴、欣赏大自然并且纵酒无度。另外还有更为放纵不羁的所谓“八达”。他们采取不与政府合作的态度，尽管他们中也许正有社会所需要的领袖人才，因而最终也促进了社会的总崩溃。道家思潮的另一体现是时人对炼丹长生之术的兴趣不断高涨。讲述神仙丹药的《 抱朴子》 即成书于4 世纪前期。为求长生，不少人大吃各种有机物和无机物，这也许促成了中国人来者不拒的胃口和他们丰富多彩的烹调艺术。另外，通过发现许多养身的药品，医学知识（甚至在更广的意义上，原始科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后世中国哲人之所以厌恶科学实验，原因之一就是它往往引起诸如“方士”、“炼丹”等等不妙的联想。另一种广泛流行的道家长生术讲求人体内部的卫生，即通过戒酒、断荤、辟谷、吐纳，以清洁上中下三丹田，营卫体内的神，杀死造成老、病、死的“三尸虫”。这种迷信在3 至6 世纪时风行一时，最后演化为吐纳之术和一般性的保健措施，直至今天在中国仍很流行。
民间道教
此时道家思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是民间道教的发展。道教的出现很有可能是受了此时东传的佛教中集体礼拜和寺院僧团组织的影响。后来卷性繁浩的道藏究其初也不过是对佛经的摹仿罢了。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首次向世人表明，道家思想中已然孕育出有组织的民间宗教。信仰疗法是上述宗教运动的核心。随着时间发展，民间道教炮制出一套庞杂的神系，其首为三清，以下为各路神灵和古人。它大量借用佛教的理论，最终也接受了灵魂不死、天堂地狱、功德因果等观念。后世道教与佛教之间的区别日益模糊，逐渐成为混合了神道、迷信和方术的大杂烩。
黄巾起义和五斗米教遭到朝廷的镇压后，道教从此不再具有统一的组织，不过各地的“教区”仍然保留了下来，而道家思潮就在这种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风行一时。各地道长靠做法事或教徒的捐献（如五斗米教）来维持生活。道观无疑也是对佛寺的效仿，但道教通常可以结婚，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往往低得可怜。道教也有不少宗派，这显然同样是受了佛教影响的结果。
历史上多次有人想统一道教，但收效甚微。北魏的鲜卑族皇帝经人劝说，于444年宣布道教为国教，后世各代统治者亦不乏仿效者。1019年，自称是张陵（五斗米教创始人）后代的道教太一教派掌门被封为“天师”，以江西龙虎山为其封所。13 世纪晚期，张氏家族被封为道教领袖，14 世纪又得到授权管理全国的道士。这一所谓“天师”的头衔及其某些特权一直持续到1927年
二、佛教的传入
印度佛教
道家思想在王纲瓦解时期重新崛起是很好理解的，但随后佛教在中国风行于世却令人感到惊讶了。这种源于印度的宗教与中国人所最尊奉的理念简直是格格不入，它对中国文化造成的冲击甚至比19 世纪的西风东渐还要猛烈。佛教的传入是中国在近现代之前规模最大的一次文化吸收。佛教是东亚和南亚各民族共同的文化纽带，但它在印度和中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却鲜明地体现了这两大民族在精神和心理方面的差异而不是相同之处。
佛教之所以在印度产生有其特殊的背景，对此中国古人是永远无法理解的。印度佛教认为人生是痛苦的，而生命通过“业”（原指行为，后指因果）而生生不息，并由于各种因果而充满了生、老、病、死等痛苦，而这正是世人有高低贵贱之分和世上有各种不平现象产生的原因。印度佛教徒与中国儒家不同，他们对矫除世弊、改善社会秩序没有兴趣，而是致力于逃避痛苦的生命“轮回”。
佛陀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即为我们所熟知的释迦牟尼。他出生于今尼泊尔的南部地区，其生活年代大约在公元前500 年左右。释迦看到人世充满了痛苦，于是出家修道，但他通过苦修一无所得，终于有一天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找到厂放纵与苦修之间“中庸之道”，于是他立地成佛并开始向世人们传道。
佛教的要义为四圣谛，即苦谛（人生皆苦）、集谛（苦的原因）、火谛（苦的消灭）和道谛（灭苦的方法）为了灭苦就要行八正道（即正确的生活方式）。这在中国人看来完全是苦行的生活方式。苦行的最终目的是涅磐，这并不是指得到善果，或按照西方人的说法，灵魂得到拯救，而是指消除欲念，超越因果轮回后所达到的境界。尽管这个词按字面解释为“空”或是“灭”，但实际上意义不止于此，更确切地讲，是指像一滴水珠融入大海那样圆满具足和永恒的境界。
佛教很旱就发展出了僧伽组织，其口传经文约在公员前上世纪左右以两种印欧语言记录成文，其中巴利文佛经保存在锡兰，以梵文写成则主要通过汉译和藏译佛经保存下来。佛经一般分为经、律、论三藏（Tripitaka ） ，卷帙繁浩。以汉泽三藏为例，全部加起来有1600 多部，共计5000多卷。
佛教的传播与发展
佛教是一种普世宗教，信佛的人在佛法上一律平等。正如地中海地区的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一样，佛教也传播得很广。印度旅行者和商人通过海路将佛教带到了东南亚和华南地区。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次大陆的西北地区时，佛教也随之传入了希腊诸邦。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的干达拉（Candhara ）成为当时佛教的中心：当时大月氏贵霜王朝的迦腻色迎王（约公元100 年前后在位）也大力弘扬佛教，在中亚广泛传播佛教教义，像华北的佛教就是从这里经西域传入的。佛教的第三次传入，是几百年后从西藏向北传入蒙古地区，这已是揉合了大量印度教教义的佛教末流，并且很快又吸收了西藏神魔崇拜中的一些成分。由之产生的喇嘛教和神权社会与原始的佛教教义已经很少有相似之处了。但即便是原始佛教也很早就分裂为大乘与小乘两种教派。小乘佛教保存了较多的原始教义，现流传于锡兰（今斯里兰卡― 译者注）、缅甸、泰国、柬埔寨等国，而中国、朝鲜、日本和越南的佛教则属于大乘佛教。
大乘之“大”在于它的兼容并蓄。由于它区分了“真谛”（绝对真理）与“世俗谛”（相对真理），因而能涵括各种适用于不同程度之信仰者的“中道实相”。后来从大乘佛教中又衍生出大量玄学思辨体系和庞杂的神系。与原始的无神论佛教不同，大乘佛教鼓吹万劫万世中有恒河沙数的佛，而且还创造出“菩萨”的概念，据说后者宁可暂不成佛以便解救沉沦的世人。
因为菩萨以解救众生为己任，所以大乘佛教教义的重心从“自度”转向了“度他”。虔诚的信奉是最重要的。一部广为流传的大乘佛经《 妙法莲华经》 预言说将来众生（佛教认为人和动物都是众生）都会得到超度。自然，菩萨也成了大乘佛教中受人欢迎的神袄。如阿弥陀佛，本来只是一名菩萨，后来却成了掌管“西方极乐世界”的大救世主。再如观音菩萨，原系男性，后逐渐转变为女神，以大慈大悲而着称于世。这样，大乘佛教便提供了各种慈悲为怀、救苦救难的神抵以满足世人的需要。
涅磐的意义也渐渐发生了变化，至少对一般的大乘佛教徒而言，其意义特指人在死后超生到极乐世界。佛教对这种极乐世界的描述可谓详尽之至，而对阴司地狱的渲染更是绘声绘色。菩萨普度众生的理想导致了大乘佛教对“善果”即行善以求好报的强调。这样，佛教就或多或少地偏离了它避世静修的本义。“善果”的观念使社会工作变得很重要；世人通过信仰便可以得到超度，这样僧院制度、禁欲和苦行便成为可有可无之事了。
佛教传入中国
上述的许多观点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但早期大乘佛教能容忍其他信仰的态度及兼容的特性，使它从一开始就比原始教义更加迎合了中国人的胃口。佛教甫入中国时曾被视作道教的流亚，对“胡化”的华北和萎靡的江南均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对于迷信者而言，它是一种有灵验的新法术，对于士大夫来说，它又是新观念的催化剂。总之，佛教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组织的普世信仰，而佛教教义所蕴含的则是另一大文明的精华：印度的玄学与原始科学、高雅的文学、优美的宗教艺术、充满美感的仪式、对乱世充满吸引力的宁静的寺院生活，在人们无路可走时给予的解脱承诺… …
据史书记载，佛教东传是公元64 年东汉明帝夜梦金人的结果。这个故事颇有神示天启的味道，不过当时楚王已经在宫中供养了一批和尚，而到了公元2 世纪佛教已经传入现越南北部地区。在中国各地的信徒们很快建起了佛塔（supa ）。这些塔吸收了中国建筑的特色，逐渐演化为今天东亚十分常见的木头或砖石结构建筑。
起初可能是那些西域商人将佛教带入了中国，但不久西域僧人也纷纷来华传教，如安息王安世高就曾于2 世纪末在洛阳传教并翻译了一些佛经。另一位大翻译家即是大家所熟悉的鸠摩罗什，他原籍印度，出生于中亚（今新疆库车）， 382 年被前秦符坚用武力请回中国后，主持了一项巨大的佛经翻译工程。他译的98 卷经书中，至少还有52 卷流传至今。
渐渐地中国佛教徒成了传教的主力。在3 至9 世纪之间去印度取经的僧人中，有名可查的就有二百来位（其中还有九名朝鲜人）。这是东亚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留学”活动。如法显和尚于399 年取道中亚到印度取经，414 年泛海返国。由于印度人对历史缺乏兴趣，他们的纪年极为混乱不清，所以法显等人的游记对于确定印度和中亚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这些人中最着名的当属玄奘法师，他于629 年至645 年之间取道中亚赴印度取经，他撰写的《 大唐西域记》 是求法游记中最为重要的一部着作：还有一位义净法师，他曾于671 年至695 年之间途经南亚到印度取经，他编着的《 佛国记》 收录了50 多种求法僧人所写的游记。
与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不同，佛经在中国首先受到了上层人士的欢迎，其后才传播到了下层民众当中。起初佛教在胡人政权地区传播较快，大约是因为这些异族统治者对这种外来宗教不存偏见之故吧。鲜卑族的北魏（ 386一534 年）皇帝虔心向佛，当时开凿的山西云冈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都保留下具有早期东传佛教风格的精美佛像。不过到了6 世纪，佛教不仅在北方盛行，在南方也大大流行开来。
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立足，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能够容忍儒道二氏，认为道教这种信仰虽然落后，也自有其道理；而儒学则是一种政治的和社会的学说，与其基本教义并不冲突。从那时起，中国人就一直致力于整合“三教”或使之并行不悖、各行其事。不过，这时佛教无疑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时许多士大夫和艺术天才都倾力于译经、讲法和兴建装修寺庙。
从4 世纪到9 世纪，这段历史时期可以称之为中国和东亚的佛教化时期。在此期间，佛教传遍了除去西伯利亚和西亚之外的整个亚洲大陆，使该地区获得某种空前绝后的文化凝聚力。印度本土的佛教早在6 世纪就开始衰落，到了15世纪实际上已经消失了。中亚地区的佛教也因9 世纪伊斯兰民族的入侵而消灭，与此同时，东南亚的小乘佛教与东亚的大乘佛教开始分裂，而此时汉传佛教也开始严重地衰败下去。
三、“胡人”重建帝国
强大的帝国传统
观察4 世纪的世界历史，人们也许会认为罗马帝国国柞正长，而中华帝国则已然日暮途穷矣。中国北部的中原地区己经完全被胡人占领，南朝诸国显然无力统一全国，而此时全国又受到一种外来宗教的侵袭，并且这种宗教所鼓吹的禁欲思想、出世主义还与中国的传统哲学及家庭本位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
不过中华帝国最终得到了重建，而罗马帝国却成为了历史的陈迹。入侵中原的胡人希望能代替汉人统治他们已经征服了的帝国，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入侵罗马帝国的蛮族并无二致，但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终于达到了目标，在5 吐纪中叶几乎是“复制”了秦一汉帝国，并最终在7 世纪建立起更为强盛的大唐帝国。这与罗马帝国渐渐消亡的命运形成鲜明的对照，同时也成为亚欧两大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分水岭。
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撅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古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古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承“天命”的中闰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拉丁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 “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混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必决、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 ，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
五胡十六国
中国人传统上把4 世纪的异族入侵者称为“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5 个建立政权的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早在281 年就侵入了中原，氐族亦于296 年发难造反，至于异族的大举入侵则发生在304 年匈奴人造反之后。
从304年到309年，中原地区相继出现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政权，历史学家称之为“十六国”时期。匈奴人于316 年攻陷洛阳后建立了赵国，亦称“前赵”，以区别于“赵”将石勒于329 年所建立的“后赵”。石勒试图建立一种更为严格的部落统治，因而对待汉人十分残暴，于是国人最终在349 年发动起义诛杀了石勒的继任者。
同时，一名汉族将军在甘肃建立了前凉，鲜卑族在今北京地区建立了前燕，而氐族首领符坚则于370 年在旧都长安建立了前秦。前秦于370 年灭掉前燕之后暂时统一了中国北方地区。
384 年一位氐族大将在长安发动政变灭掉了前秦，建立了后秦，紧接着鲜卑人在东北地区建立了后燕，在山西建立了西燕，而氐族人则在甘肃建立了后凉，在西部边疆建立了西秦。这几个王朝大都是昙花一现，后来继起的6 个“王朝”也是如此。
北魏
最后，鲜卑族的拓跋氏建立起一个相对稳定的政府并统一了华北地区。拓跋氏在匈奴南下时迁到了山西北部，于386 年建立了魏国（北魏），并打败北方草原上新崛起的几个游牧民族。公元439 年，北魏在灭掉了其余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统一了北方地区。
北魏占领了人烟稠密的华北平原农业区后，这个胡人政权内部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正如曾经统一华北的前秦一样，北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半汉化的国家，而现在文化同化的进程更是加快了步伐。农田并没有分给拓跋氏贵族，而是按照汉人政权的传统方式分配给了农民。至于拓跋氏贵族自己则等于降到了一介武夫的地位。5 世纪晚期，民族融合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北魏统治者开始有意识地推行汉化政策。从493 年到494 年，魏孝文帝将国都从山西大同迁到了曾为东汉和西晋首都的洛阳，与此同时他还规定汉语为惟一的宫方语言，命令拓跋氏贵族采用汉人的服装、风俗、姓名并鼓励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
这种全盘汉化的政策在524 年终于引发了一部分氐族军队的造反。从此北魏政权逐渐为国中几大家族所把持。从534 年到535 年，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皇帝只不过是手下权臣的傀儡罢了。后来这些权臣干脆篡位自立，分别于550 年和557 年建立了北齐和北周。北周建都长安，以渭河流域为根据地，于557 年灭掉北齐后乃成为北方第一号军事强国。
四、隋唐
大一统隋帝国的建立
581 年，有鲜卑族血统的北周大将杨坚篡位建立了隋朝。这时，少数民族已基本溶入华北地区，所谓“华夷之辨”不过是理论上的区别罢了。这位混血儿将军在589 年灭掉陈国后又一次统一了全国，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隋与800 年前的秦朝很是相似。开国之君重新统一了全国，但传到继任者手中时又失去了江山。隋朝皇帝和秦始皇、秦二世一样野心勃勃和急功近利，这就超过了归顺不久之臣民的承受力和忠诚度。隋场帝（604一618 年在位）即是如此。不过，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 建造了宏伟的宫室，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此时，胜利的指针再次指向了中原。胡人政权好比“阴”，为中国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和建功立业的热情，而这最终又导致了“阳”― 中原大帝国的重新崛起。中国重新控制了越南北部地区，并发动了对南越和台湾的远征。在北方，突厥（即后世之土耳其）推翻了氐族首领的统治后，于581 年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归顺了中国，而隋朝在609年更又征服了藏北的吐谷浑。
不过，隋炀帝一再发动征伐并大耗民力修建运河、长城和宫室使自己失去了民心。612 年场帝东征高句丽失败后，朝廷的声誉大受打击，各地纷纷爆发了起义，炀帝被迫草草收兵结束了他的东征。615 年炀帝大败于以前一直归顺的东突厥，这时帝国开始四分五裂。炀帝匆匆逃往江南后，于618 年为手下的臣子所弑，隋朝乃告灭亡。
唐：世界性的大帝国
在隋亡以后的群雄逐鹿中，李世民成为最后的赢家。他身上具有晋北胡人的血统，极具雄才大略。他于617 年攻陷长安，次年建立了唐朝，立其父李渊为皇帝。李世民除掉他的兄弟后，李渊退位，他登基称制一直到649 年去世。李世民的庙号为唐太宗，他在位的23 年（626一649 年）是唐朝历史上第一个辉煌的时期。唐和汉朝一样，被认为是中华帝国的黄金时代。
630 年唐太宗征服了东突厥，之后又在639 一一640 年、647 一648 年发动一了几次大规模的战争，从西突厥手中夺回了塔里木盆地。在这场战役中他得到了回鹘部落的帮助，后者亦从此脱离了西突厥帝国，成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和它在中亚地区的主要军事支柱。渐渐地，帕米尔以西奥克苏（Oxus ）流域诸国也纷纷归顺了唐朝。657 年，西突厥帝国终于土崩瓦解，在唐朝的压力下，突厥各部被迫南迁印度或西迁西亚及欧洲等地区。西藏吐蕃各部于607 年统一后也归顺了唐朝，唐朝在西藏派驻使节，唐朝的军队中专门有吐蕃人的队伍。后唐军深入今印度北部地区，平定了那里的叛乱，还在648年把一名印度的邦主俘回了长安。这是近代以前中印两国惟一的一次交锋，这说明两大民族间的地理障碍是多么不利于两者的交往。唐太宗曾两征高句丽，都遭到了失败，但他的继任者唐高宗（649一683 年在位）在朝鲜东南部新罗国的帮助下击溃了高句丽以及百济和日本的联军。于是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全部朝鲜半岛。
唐朝的势力范围，北起南西伯利亚，南至东南亚，西达西藏、中亚及里海一带，在本土之外还设置了6 大都护府控制着周围的附庸国，如塔里木盆地的安西、朝鲜半岛的安东、安南（即越南的中文名称“Annam ”一词的来源）等地均设置了都护府。此外尚有日本、南亚、东南亚乃至西亚的一些国家，亦遣使进贡。这样，从中国人的视角看，唐朝确实是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唐朝和汉朝一样也几乎断送在女主之手。武则天在高宗在位晚期控制了朝政，高宗死后她通过傀儡皇帝又统治了一个时期，最终于690 年自称皇帝（她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女皇帝），易国号为周。由于她是一名篡位者，而且又是一个女人，因此一直受到后世历史学家的抨击，但实际上她是一名强有力的统治者，并且大大完善了科举制度。武则天80 岁时，臣下于705 年发动宫廷政变恢复了唐朝。几年后唐玄宗（又称唐明皇，712 一756 年在位）登基执政，从而开创了唐朝的第二个高峰期。
这时唐朝的人口、国力已超过贞观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若干衰退的迹象。财政问题缠夹不清，异族入侵又占了上风。747 年，高丽人高仙芝率部越过帕米尔和印度库什地区，试图打通西藏与阿拉伯地区，但于751 年在费尔于纳（Ferghana ）以北的塔拉斯（Talas ）地区被阿拉伯人击溃，其后没有几年玄宗的统治就在安史之乱中结束了。唐军在胡兵的帮助下平定了这场叛乱，此后唐朝又维持了大约一个半世纪的光景，但已无复当年的盛况与锐气了。
五、中央集权的复兴
土地兼并与藩镇割据
中国在6 世纪通过武力得到统一，又在7 世纪时征服了一个遥远的帝国，这些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究其实则是稳定的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重建。几百年来的南北朝对峙和五胡16 国的混战，已使集权统治变得似乎遥不可及。况且，佛教东传又给经济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僧人们往往拥有大量田产，与豪门士族一道剥削农民的劳动成果，从而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北魏、隋、唐最大的成就便是摸索出一套经济制度从而克服了以上弊端。
北魏在5 世纪时开始尝试解决导致汉朝覆火的一些根本症结。在某种程度上北魏采用了王莽的土地国有政策。由于土地税较轻而个人担负的徭役过重，因此政府为求发展，就必须控制尽可能多的纳税农民并尽量减少豪门巨族所控制的服役人数485 年北魏实行了一种“均田”制度，规定每个成年劳动力都可分到一定面积的土地，其中只有少量桑田可以永久保留，其余土地在农民超过年龄期限或者死后要交还国家。尽管均田制并非针对豪门挂族，但它确实有效地控制了土地、劳动力流向私人，同时也稳定了朝廷的财政基础。
另外北魏还实施了一种户口制度，他们将百姓编组，同组人相互负责彼此的行为与赋税。这种联保制度自古有之，并且一直保留到近代（即维持地方和平的“保甲制”） ，这项制度使人们习惯于在邻里之间互相进行监视，因为他们必须彼此为对方的行为负责。另外北魏还在北部边境实行了军事屯田制度。汉朝时也曾建立屯田，自六朝以后这已成为各个朝代经常采用的一种边防措施。西魏（535 一556 年）和北周（ 557 一581 年）还相继采取了民兵制度，即政府训练壮年农民并以宗族为单位把他们编为常规部队。到了唐朝时这又进一步发展为兵农合一的“府兵制”，男丁在交纳赋税的同时还必须服兵役。
均田制度在隋唐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隋曾在全国推行这一制度，勒令权贵富户必须按品级占有田产，一般最多也不超过1370 英亩。唐朝袭用了这种做法，此外还按官位品级的大小将面积不等的“职份田”分给官员及豪门望族。地方政府则以“公解田”为其经济来源。不过大部分土地都平均分给了农民。每个18 到59 岁之间的壮年男子按照法令都可分到80 亩的土地，其中只有1 / 5 是可以永久占有的“永业田”， 而反过来他亦必须向政府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丝或麻（后者视该地条件而定）；待年需抽出20 天为朝廷服徭役及为地方政府服天数不等的劳役：本人若不想服役，也可以用桑麻或钱来代替，此外，一些免去其他税、役的壮丁还必须定期服兵役，这通常没有报酬，反而还得自己掏钱。
为实行这套复杂的土地制度，政府必须仔细清点全国的人口和土地：现存的当年统计簿册表明，每块土地确实都按照不同的等级分给了个人这大约是19 世纪之前世界上最为复杂的土地制度了，不过在唐开国后的100 年间，这种制度确实很见成效，有力促进了唐朝的盛世局面。
唐朝的繁荣
初唐时朝廷收入之丰，只有后来承平已久的皇室和政府机构的奢靡花销可以与之比拟。这时中国人凭其特有的管理才能，发展出一套计算各大经济产品的度量单位，如一“贯”铜钱、一“两”纹银、一“石”谷子、一“匹”绢等等，彼此大抵等值。以此推算，当时朝廷的岁收入约为5200万个单位，另外朝廷还享有免费的劳役和军役服务。
这时的政府自然远比汉朝时更为富庶了。技术和管理的进步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是汉唐之间的数百年里，长江流域的人口有了飞速的发展。尽管国都定在西安，政权也把持在关中军事集团手中，但唐时全国经济重心已从生产小麦、小米的渭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转移到了产稻的长江下游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