眉清目秀常展微笑
“小莉长得眉清目秀，无论是何时何地总是以微笑待人。记得她刚上新闻主播台时，以一口标准的国语为大家分晓天下事，好像是隔壁家青涩小女孩在说故事，然经过岁月的磨练及小莉自我不断的提升，她稳健的台风，已经伊然有‘女强人’的风格。”
（摘自台湾新生报《现代美女风华录》1991年3月7日）从外界质疑：“华视怎么让新人播晚间新闻？”到的士司机见到我搭车赶去做新闻，坚持不收车钱：他说“因为你们每天奔波跑新闻让老百姓知道天下大事，太伟大了，为你服务是我的荣幸！”
一天新闻部收到一箱署名给我的大包裹，里面装着满满的录像带，都是我播报新闻的模样。有心的观众还将它分日期、分时段，并且经过剪辑，剪掉了所有新闻片段只留下我的播报，他说要留给我作纪念。这可乐了我最忠实的观众母亲，她说：“我还没办法这么专业，这么忠实守着电视机，保留这些资料呢！”
而我这张脸，也开始成为华视新闻的通行证。一次采访一个秘密新闻，因不能开采访车，而开了辆黑轿车。在路上超速行驶，被警察拦了下来，司机助理赶紧摇下我这面的车窗：“小莉，赶快让他们看到你！”我伸出头去灿烂一笑：“对不起，赶新闻！”
热心的交通警察赶快挥挥手叫我们先走，还示意后面的车，慢行让路，深伯我们赶不上新闻播出。由于在华视新闻部快速窜起，我也成为平面媒体热衷采访的对象。
“电视记者常予人高不可攀的隔阂感，人际关系往往也只限于采访需求。但华视记者吴小莉，却不愿如此受限，她希望在电视记者生涯中，能得到人生最大的资产——友谊。所以吴小莉常以小卡片来传达她的问候和关怀，给采访对象一份惊喜。”
吴小莉的‘卡片传情’，在电视记者中非常少见。她的亲切和诚心，也为她赢得‘甜姐儿’的封号，”“吴小莉的好脾气、好人缘，使她拥有成熟的人际关系和工作表现，这也是她进入华视一年多，就能坐上主播台快速窜升的原因和条件。”
（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0年8月28日）为什么选择栽培我，是我现在开始回想的问题。我想；第一是时机，那时台湾新闻圈欠缺新生代主播接班，所以，我们这群“新血”一进新闻部，事实上已经是在玻璃屋内接受观察。而所谓的好人缘好脾气，可能因为我只懂得埋首做事，在工作上有进取心，却没有攻击性。当时我最大的乐趣，已经不是今天能不能上新闻，而是能上几条新闻？那条新闻好不好看，有没有做到独家？
我一直记得艳秋姊在我们“新生训练”时说的那段话：一个好主播，一定要先是个好记者。因为他在第一线跑过，才知道第一线工作者的甘苦，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这样才会是个Ancor（主播），而不只是个Speaker（播音员）。
这也是为什么在做主播10年后的今天，当大事发生时，我仍乐意到现场去看看。因为这样，才能感受大事的存在。而也或许因为我选择先做好记者，没有一步登天想做主播的野心，才使我很快地不只是电视新闻里那只拿着麦克风的手，在踏上主播之路时，更为迅速而顺畅吧！
我的摄像伙伴
“小莉，明天开始你主跑交通线，和贾老哥一组。”
交通线是公认“很肥”的路线，掌管陆海空、电信、邮局、捷运、高铁等各个有钱单位。别的不说，航空公司每年出国考察，都少不了媒体的名额。
这么肥的缺，怎么轮得到我这个新兵？后来考究，原来交通线的资深记者转调别的部门，他和交通线的摄像记者贾冠庆（华视资历数一数二的资深摄影师，现任华视新闻部采访组副组长）商量：“选小莉这个傻大个，没什么心计，好带！”因此，我就被钦点接班啦！
但这又是新手配老鸟，加上贾老哥是公认的铁面公子，生起气来，拍桌于骂人时有所闻。许多人跑来安慰我，连当时的企划组组长梁蕾也担心我“罩不妆，跑来给我打气：“没关系，贾老哥脾气不好，但是人是好人，你自己小心顺着他一点就好！”弄得我更加恐慌。
最后，我发现，贾老哥是“刀子口，豆腐心”，看到小朋友每天努力做新闻，他只会从旁提点，教我不少电视记者出门的基本动作和“画面也可以说故事”的概念。
有一次到板桥拍摄一个防洪工程的新闻。回程路上，突然看到一栋大楼外墙的楼梯间，人龙从九楼排到了一楼的壮观场面。他二话不说，扛起摄像机就拍。拍完后，他说咱们去看看。原来九楼有一个证券公司，当时台湾股市刚飙升，许多人上午都放下正业，翘班跑证券行买股票。
就这样，在贾老哥对画面的敏感下，我们又带回了一条新闻。
这个当初被他钦点的小孩，虽然尊师敬老，符合他“好带”的要求，但是却非常“多产”，通常当别的摄像师剪辑完成一条新闻，可以休息时，贾老哥却在帮我剪第二条新闻，而我还在创作第三条新闻。每晚赶两三条新闻是常事，有时赶急了，他会埋怨“别那么认真，你不能像别人一样，只做一条新闻呀？”
说归说，毕竟是老新闻人，贾老哥身上的新闻细胞，还是被我这个因为刚人行，正兴致勃勃投入的新手给感染。每次看到“吴小莉、贾冠庆的报道”字样频繁在电视上出现，他还是十分骄做。
一位摄像同仁就对我说：“贾老哥只和两个人合作愉快，一个是李艳秋，一个就是你了，”同事更笑着谢谢我：“小莉，多亏你让贾老哥这么高兴，他已经很久没有向我们发脾气了。”
后来，贾老哥升任采访组副组长，我不再有机会和他一起跑新闻，我也逐渐从笨乌变为老手，肩负提携新摄像的任务。但是我永远记得，一次火车意外，当场撞死路人，我们到达现场时，罹难者仍挂在栅栏上，贾老哥立刻叫我摘掉眼镜，去旁边查问相关资料，不要靠近现场，他去拍画面就好。这就是我的搭档，一位亦兄亦友，引我入电视摄像殿堂的老师，我也永远怀念：“这是华视新闻，贾冠庆、吴小莉在各地报道”的那段岁月。
足音--第四章、“华视”采播手记
第四章、“华视”采播手记
我对华视有极深的感情，不只因为它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因为那里有我许多挚友，更因为它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为今日的我奠定基础，练好基本功，让我可以行走江湖。
我进华视时，新闻部正锐意图强，李艳秋、梁蕾陆续从海外在职进修归来，新闻部在经理黄新生、采访组长李继孔领军下，企图以关心老百姓切身生活的民生新闻突围。艳秋姊、梁姊和我，同是辅大前后期学姊妹，我们成为播、编、采铁三角。顿时，辅大帮声名大噪。那时的华视新闻，也曾拼到收视稳坐第二、直逼第一的局面（当时“民视”未开播，台湾只有3家无线电视台，“华视”开番较晚，一直以戏剧综艺为主力，到后期才开始重视新闻）。
这段华视新闻的黄金岁月，正好是我初入电视圈的时期，使我一直觉得做电视是可以如此有目标，如此意气风发。
交通这条线
“小莉是部长终结者！”朋友开玩笑说。“对呀！不到3年已经有两个部长被换掉了。”我说。和我对话的，是跑交通线的记者同行，时间是1992年。
台湾中山高速公路拓宽工程又爆发关说舞弊案（就是靠人情压力或实质利益，游说他人达到目的），由于台湾工程，是分段公开招标，让工程单位竞标，所以每个路段，都有编导，传出关说弊案的路段，被称为十八标，所以通标为十八标案。传说有立委，而且是颇高层级的政治人物介入关说。在我们这群记者穷追猛打之下，当时交通部长证实有立委关说，但又不肯指名道姓，最后只好黯然下台，远赴英国，任驻外官员。这是我跑交通新闻后，第二位部长离职，而所谓的舞弊案，如果没有我们这群媒体死盯着不放，常是“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搓“汤圆，’（台湾政坛术语，就是合纵连横，为某些特定目的进行游说）就给搓掉了。
偏偏交通部长又是挺难做的官，不幸有个空难，或意外的火车出轨，得理不饶人的民意代表都可能要求交通部负行政责任，辞职下台（像1998年初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又换走了一个交通部长）。
交通部是个“肥部”，手下掌管大小工程动辄上亿台币的预算，关说围标等舞弊案传闻不断。
老交通记者打趣说：“历任部长就数连战的官运最好，他在交通部长任内，没发生过交通大意外，安安稳稳做完任期，升官去也！”
媒体常和官员打交道，事实上，彼此间早已建立了朋友般的情谊，同行都是“对事不对人”。十八标案，媒体苦苦寻找的只是个真相，但部长碍于和高层的默契，几次想说出真相撇清关系，却都临时缩口，弄得舆论开始鼓噪，已到摊牌的时候。
交通部通知媒体部长有事宣布，当时台湾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还不普遍。SNG（卫星现场转播车）大多仍用于转播职业棒球比赛，3家电视台只好在交通部架设微波，打算现场转播交通部长的一场记者会。
部长刚和执政党高层开完会，所有媒体都等候他出现，因为我们知道，扰攘台湾社会多月的工程弊案不是在今天有个突破性的答案，就是部长可能辞职下台。
我当时在交通部记者会现场做转播，因为部长和高层的会议延迟，我只得在特别报道开播后做了近10分钟的独白。所幸我一路追踪这条新闻，来龙去脉清楚，像说故事一样，我告诉观众事件的起因、演变和仍存在的疑点。
部长终于出现，他只说了一段告白，没有接受提问就默然离开。一如媒体同业所料，执政党成功地搓了汤圆，但是下汤被煮的是交通部长，他选择了保留关说的秘密，离开交通部，留下了我至今仍然想知道的疑问：“究竟是哪位重量级的立委、政治人物，让一个政务官不敢说实话？又或是执政高层到底给了什么样的承诺，让一个破关说者宁愿辞官，扛下责任？”
作为朋友，我仍关心他的动向。
1998年年初，传闻他将被调回台湾，但是最终没有成功。这时电视新闻传来：“台湾传出中正机场到台北的捷运工程关说弊案，中华工程公司代表指控，在立法院长关说下，原本各项徘名均在后的长生集团，竟然在最后关头，排名窜前，夺得工程……”。
唉，我不禁叹了一口气，开始责怪自己当年是不是不够努力，没能捉到关说的“大老虎”，让台湾这种关说“传闻”，在6年后仍然不断重演？我只是不知道，远在英国的前部长听到这则新闻，心里又是否别有一番滋味！或许，有一天，等他退休了，我会再去问问，“到底是谁？这个至今让我仍然牵挂的疑惑。
采访空难
“在台湾，做记者最大的梦魔，就是有一天呼机突然响起，告诉你，飞机又出事了……”。
这是华航桃园机场空难后，我在凤凰卫视主持《轰天浩劫华航空难大纪实》特别节目时，有感而发，说出的一段话。
台湾的飞航安全一直令人担忧，在台湾4年9个月的记者生涯中，我就曾采访过5次大大小小的空难。我真的很怕听到空难的消息，因为它不是机师忘了放起落架、只好用机腹降落这种让人啼笑皆非的乌龙事件，就是几十到几百人集体罹难的悲剧。而每一次，部让我刻骨铭心……
1989年10月26日，傍晚将近7点，我刚忙完晚间新闻，突然传来华航客机在花莲撞山的消息，我的新闻神经突然绷紧。我立刻和民航局、航空公司、交通部、甚至花莲塔台确认消息，查询可能的撞山位置，然后整个新闻部动员起来。我立刻发新闻，将最新消息告诉观众；采访组长指示另一组文字记者，带着两个摄像师，直奔火车站，搭车前往花莲。
一路上他们唯一的耽搁，是路途中买了几件适合爬山的牛仔裤和球鞋（新闻部总部通常在台北，花莲在台湾东北方向）。因为飞机已经停飞花莲机场，而飞机撞山确实位置还没确认，山区都是荒芜树林，没有人行道，人烟罕至。
当时已经天黑，所有救援工作被迫停止，当地搜救人员打算天一亮就由山地青年带路砍树上山，找寻生还者。
陆路这组同仁，就是赶在天亮前，到达花莲和搜救人员会合一起上山救人。我留在总部，一面发最新消息，一面联络台湾空军救难部队海鸥部队直升机，计划第二天一早我和摄影记者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在空中协助搜寻。
我继续和在华航、民航局各个点上的同仁联系。当我完成11点多夜间收播新闻，部署好第二天新闻战的计划，已到凌晨一点多。
我回到家时已夜深人静，父母习惯了我为突发新闻而忙碌，早已入睡。我匆匆梳洗上床休息。我知道还有场硬仗要打，但心里记挂的是飞机上的乘客是否仍有人存活，如果有，在寒冷荒芜的山区，他们是否能渡过？在祈祷中我疲惫入睡……清晨3点多，刺耳的闹钟声吵醒了我，窗外漆黑，但我知道4点多东方就可能露出鱼肚白，救人不能延迟。我起身换装，担心父母以为我没回家而挂念，我只好摇醒睡梦中的父亲：“爸爸！我回过家，现在又要出门了，我有开车，不用担心！”
我驱车直奔松山机场和摄影记者会合，准备妥当，我们登上海鸥部队直升机时，天已泛白，将近5点钟了。
十几分钟后，我们抵达失事现场的山区，从空中鸟瞰，一片树海，山下救难人员已开始砍树上山，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从空中1ocate（确认）坠机位置，告诉陆路救难人员正确的方向，直升机在狭隘的山谷中来回盘旋，寻找目标。
我因睡眠不足，加上直升机为了找人，一会左转、一会右拐，一会高空、一会低飞，我一会儿要帮助搜寻，一会要抓着我的摄像师，以免他太专心拍摄跌了下去。没进食的我这时忍不住晕机，作呕。飞机上只有我一位女士，空军飞行官同情地看看我说：“躺下来休息会比较好，找到了我叫你！”我脸色全白，但是坚决摇摇头：“我要帮忙找！”直升机又搜寻了5分钟，“找到了，找到了！”
在一片焦黑，像是被烈火烧秃的山地上，散落了一大片飞机残骸，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因为可以看到的残骸中，最完整的也不过是华航机尾的那一个标志，金属已如此残破，何况是脆弱的人？“没有希望了！”飞行官说。
我拿起了麦克风，在摄像师拍摄影像的同时，用我的声音记录下我看到的一切，我们第一个确认了失事的位置，通知陆上所有救援单位，海鸥部队继续贴近失事地点周围环绕几圈，确定没有从空中立刻救援的必要后，决定回航！
到达台北机场，飞行员扶着摇摇晃晃的我下飞机，他尊敬他说：“我没有看过一个人，前一秒钟还对着呕吐袋作呕不止，后一秒钟就能没事一佯的拿着麦克风，对着镜头侃侃而说！”我只能牵动嘴角，以不太好看的笑容回报他的赞美，因为平衡感极差的我，还在“降落中”！
出了机场，采访车已在等候，我立刻飙车回总部。同事着急问我，“情况如何？”我知道他们可能关心新闻和画面如何？但我只关心“人”如何？“希望渺茫！”我说。
我稍做整理，这则新闻快报就以最快的速度登上荧幕，这是班机出事后，观众第一次看到失事现常而我呈现的故事，也是我第一眼看到飞机残骸那一刻所录下的真实感受。事后证实，机上54人全数罹难，肇事原因是机师起飞后，原应转向离开机场，却误转方向撞山。
这是我第一次采访空难，许多细节要翻看过去的剪报才能回忆。但是，在直升机上，找到飞机残骸的那一刹那，心情由极度震撼，到预测那个环境是No bodv
could make it无人可能生还的绝望，我不会忘记！
“海鸥部队救难人员从空中鸟瞰，藉由唯一一片完整残邯—机翼上航空公司的徽号，终于判定失事位置这是我当年在新闻中说的一段对白，或许已成历史，但华航徽号躺在焦黑土地上的那个画面，却在我记忆深处，至今难忘。
突发新闻
1991年4月28日傍晚，位于台北市民生东路南京东路口的麦当劳，传出一声巨响，爆炸的火焰从旁边男厕内冲出。麦当劳被歹徒恐吓放置炸弹，警方据报后，立刻疏散人群，派出防爆小组人员进行搜索。大批媒体赶到（包括我在内），最后在男厕天花板夹板内，找到疑似自制炸弹的物品。
因防爆人员无法预估炸弹威力，只研判出是水银平衡式炸弹，必须小心保持平衡，拆卸引爆装置。一名拆弹人员穿上防爆衣和面罩，爬上木梯，准备进行拆卸工作，所有人员退到安全区内。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突然轰的一声，炸弹爆炸了。退到对面街道的我们，都能清楚看到冲出的火焰，现场一阵混乱。警方冲入现场救人，救护人员扛着担架抢入，将负责拆卸炸弹的防爆小组人员紧急送医。爆炸现场玻璃门窗散落一地，防爆小组成员拿着刚刚穿在拆弹人员身上的防爆衣和钢盔难过地走出来，防爆衣已经破烂。
正当警方仍在民生东路麦当劳清理善后，歹徒突然又来电话：“基隆路、松隆路口，电线杆下还有炸弹！”
台湾社会鲜有炸弹案发生，即使有大多也是虚惊一常但是刚才的那一个自制炸弹威力惊人，据警方研判是行家所为。我们知道这回是来真的了，大批人马便涌至松隆路一带。警方一面疏散车流入潮，封锁街道；一面用仪器进行搜索，最后在歹徒所说的电线杆下，找到了一张恐吓纸条。在场媒体记者当场哗然，“歹徒太嚣张，不但危害无辜百姓，还自恃聪明，玩弄警方！”
这时医院传来消息，拆弹人员近距离拆卸炸弹，爆炸当时，他因为首当其冲，送医后已经不幸死亡。
新闻播出后，台湾舆情义愤填膺，但是像警匪片似的，歹徒仍在暗处欣赏自己的杰作。林森北路麦当劳店没多久又接报有炸弹，店家没有即时疏散顾客，结果炸弹在厕所内爆炸，所幸规模较小，除了门窗受损，没有人受伤。麦当劳高层被指责罔顾顾客生命，而恐吓案还波及其它速食连锁店，店家决定暂停营业。
警方则全力搜寻具有爆破经验或训练的退役特勤人员，筛选可疑名单。最后经过12天的追踪，靠着歹徒的勒索电话，锁定可疑人物，终于捉到企图恐吓取财的两名歹新闻背后的故事“市长，幼稚园罹难者家属抗议市府善后缓慢，要求市府官员为事件负责下台，您的看法呢？”我问。“事件还在调查中！”市长回答。“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我追问。“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
市长气急败坏地伸出大手，从我背后用力推开我，然后在随从人员护送下乘车离去。我转身问摄影记者，全程拍下来了吗？摄影记者点头，我吩咐收队回公司。
我心中并没有因为市长的不礼貌而不悦，反而感慨很多，短短30秒，竟然让一位平时温文儒雅的政务官“原形毕露”。我打算在我的新闻中，不加任何评论全程照用。这个故事发生在五年多前，前一年的此时，台北市一间幼稚园娃娃车，因为车辆突然起火燃烧，当场烧死23位师生。其中一位幼稚园老师因为忙着救学生，最后被发现抱着学生死在车内。
学童安全在台湾社会引起很大回响，为了纪念这位老师，市政府在台北新生公园建立了她的塑像，邀请当时的市长参加揭幕仪式，罹难者家属因不满一年来市府仍没对事件做出交代，在现场拉起白布条抗议。
在市长致完词准备离去时，我快步一走，拦在市长车前，开始问问题。所有媒体也一拥而上，因此就出现上面这段对话。
回到公司写稿，当时的采访组长关注了一下：“总经理办公室打电话来问，早上是不是有人抗议？”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显然市长事后发现自己态度不对，企图来关说圆场一下。“对呀！”我说。“市长办公室打电话来解释，说抗议的事根本和市长没有关系，可不可以不用！”组长说。“好呀！我少用家属抗议，但是，我会用市长的访问。”我回答。我当然明白市长办公室“关心”的是什么，我也料准他们不敢明说，他们担心的是对媒体态度不礼貌。
进剪辑房做后期制作，当时的新闻部经理赵怡也来关心了，显然市长办公室是真的很担心，正在看着摄像剪辑的我转头说，我会少用家属抗议，但这段访谈我会全程采“已经调查一年了，还没有结果吗？”“还在调查，怎么可以乱说！”……之后，我把声音留白，画面则是市长大手推人，关上车门。在市长座车扬长而去时，我的旁白声起：“市长在媒中追问下匆匆离去，至于火烧娃娃车的肇事原因，则仍然没有解答。”经理看完，停了半晌说：“你用吧！”转身离去。
新闻播出出后，同业们万分愤慨，高雄记者站的同仁打电话来支持。这则新闻在电视上出现了两次，另外两家电视台也用了这段一问一答。第二天报纸民意论坛中，有读者投书这样写到：一个政务官的修养，对政务的负责态度，在现代大众媒体下，无所遁形……。”
新闻这条路
晚上近7点，乘3分钟晚间新闻就要直播了，一位主播抱着大批新闻稿往主播台上冲，嘴里喃喃哺自语：“真是入错行！”
听到的同仁总是哄堂大笑。因为我们都明白，这是什么样的“心里话”。新闻的快速，时间的压迫，在即将开播前，都到了临界点。主播往台上冲，头条新闻可能还在剪接房里，Insert填补上最后5秒钟画面。
我们常说，新闻开播前5分钟，最好不要在新闻部走廊和往直播室的楼梯间行走，否则被赶新闻、跑带子的同仁撞伤，恕不负责。
华视就曾有同仁，赶送带子而不小心摔伤了腿，要包上石膏好几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我这么爱看由荷莉·杭特主演的（焦点新闻》这部电影，戏里面描绘一条新闻在赶开播前的紧张，和终于make it的成就感。我诚实他说，它是真的，而且它每天可能都在发生。
一天中午，我刚播完新闻，台东外海传出飞外岛的小飞机出事坠海，有人失踪，有人获救。当时华视没有驻台东记者，距肇事地点最近的是高雄记者，但高雄飞台东客机少，开车车程又要2个小时，当时已近一点，赶晚间7点新闻，肯定赶不上。最后我们决定由台北南下，我带着摄影记者搭乘一点多的客机飞台东，到达现场已两点多。
我的任务是在2个小时内完成所有采访，并搭乘5点飞台北的飞机返航，否则晚间新闻的头条就泡汤了。
台东的采访现场任务颇多，既要到民航单位查询失事详情，又要到获救者所在医院，还要到外海失事现场和追踪搜救人员行动。我们在当地并没有后援，我和摄像记者最后决定，新闻需要现场感，人力不足的点必须舍弃。
首先，我们包车直奔医院，必须找到生还的乘客和机师，由他们口述，将新闻故事还原。
幸运地，我们是第一个冲入医院的媒体，刚好撞见正在移入病房的机师和生还者。机师告诉我们，飞机失事迫降的原因；生还者情绪激动地述说，乘客如何打破玻璃，逃出飞机，游出海面……。我只适度提问，将当事人劫后余生的激情全数保留。当我们做完采访打算离开时，友台的同业赶到了，我知道他们至少有两组人在台东活动，而我的观众只能靠我们这组人了。
现在要抢的新闻不是面面俱到，而是时间。离回程只剩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决定下一个点必须到失事的海边看看搜救情况。回程搭飞机时，才顺道在机场附近向民航单位查问最后资料。在飞机关闸前5分钟，我们赶上台东飞台北的班机。
摄影机里带回了当事人的第一手访问，失事现场的情况和官方说法。但我们的工作还没结束，要如何在6点钟飞机抵达台北后，能完成后期制作赶上7点钟的头条新闻？这是另一个和时间的竞赛。
我在飞机上写稿，就记忆所及，选出我要的访问内容，请摄影记者先在飞机上用耳机听出来，找到Time code（时间点）。一下飞机，公司采访车已在等候，我们跳上车子一面向公司飞奔而去，我一面在密闭车厢内录妥新闻旁白（volce over）。6点40分到达公司，采访组长看到我，举起双手高兴他说：“头条回来锣！”
我头也不回直奔剪辑房，井回答说，“还不知道赶不赶得上？”
补上我的voice over，剪入访问，最后insert剪辑画面，我和摄像记者身后站了组长和副理一排人，我嘴里喃喃“阿汉阿汉，加油！”此时心里浮现《焦点新闻》里新闻制作人荷莉·杭特在陪剪辑师剪最后一个画面时，手拍着桌子，不断鼓励剪辑师，“Bob，Bob！Bob……”的画面。
“Donef”我取出完成的带子直冲导播室，当我把带子交到制作组同仁手上，全身松软地往回走时，刚巧听到华砚新闻的片头响起，30秒后，这则新闻在电视上顺利播出，观众可能不以为意，但是参与其事的人，却深刻明白个中滋味，因为“我们赶上头条了！”
曾经为跑了一条独家而沾沾自喜，曾经因为今天的新闻播得不完美而懊悔不已。一位同仁说了这样一段话：“小莉，这就是新闻世界，你随时可以扳回一城，也随时可以痛失城池，但是every day is a new day，每一天你都可以重新来过。”这让我想起《飘》这部小说的女主角郝思嘉在故事的结尾时说的一句话：“Anyway，tomorrow isilnother dayl明天又是新的一天”，这也是我在新闻世界中学到，至今仍奉行不悻的人生哲学。有人问，“新闻迷人之处在哪？”
“在它的不可知，在你回首来时路时，发现今日新闻成为明日历史时，你竟然都有份参与。”我想，我现在会这样回答。
自认记忆力不好，为了写下过往印象较深的采访，我请友人代查台湾麦当劳爆炸案是何时发生？友人问：“做什么？”
我说：“我在现场呀！看到拆弹人员当场被炸弹炸烂的衣物……”这位女性友人听我说完这段故事，仍有些惊愕他说：“唉！你经历过的事还真不少！”
眼看波斯湾起战火，又见彼方战事停
1990年波斯湾战争爆发，华视派到波斯湾的记者被扣留，失去联络好几天。好不容易有了消息，要他兼程回台湾，一到台北我请他上主播台和他做现场对谈。这一代中国人命好，没有大战乱，做战地记者更少，那次访谈，极有临场感。
另一天，电视上正播放着最后一条新闻，心里想着待会只要温柔地和观众说晚安就可以收工了。这时，耳机传来导播急促的声音：“小莉，有最新消息，现在送稿子下来！”
现场导播给我做手势，还有20秒回主播台。楼梯间传来急急的脚步声，我正思考，如果20秒回现场后，稿子还没到手，我该先说些什么应急？
偏偏快回现场了，我的麦克风已经打开，不能开口问，到底是什么新闻，这么紧急，只要知道是什么事，都可以先拖拖时间圆圆场，5、4、3、2、1、回现抄…一张潦草的字迹刚好递到我的台前，“观众朋友，我们收到最新消息，伊拉克总统海珊（萨达姆·候赛因）已经在几分钟前宣布投降，如果消息证实，波斯湾战争将正式宣告结束，这就是今天华视晚间新闻，我是吴小莉，祝您有个好梦，晚安！”
足音--第五章、从台北到香港
第五章、从台北到香港
吴小莉进军香江加入“卫视”
“华视前新闻主播吴小莉昨日告别台北的新闻生活，飞到香港为十一日中午卫视中文台新节目‘台湾财经眺望’亮相，她在饯行记者会上以‘世界观’、“国际观’自期，希望在两岸三地关系日趋密切之际掌握先机。”
（摘自台湾《中央日报）1994年7月8日）“甘国亮表示，首次见到吴小莉，对她极具亲和力的态度，自信沉稳的表现及专业素养印象深刻………“卫视中文台昨（七）日举行酒会，欢迎前华视新闻主播吴小莉正式加盟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在会中赞许吴小莉是一个具亲和力、自信、独立的女孩。”
（摘自台湾《自立早报》1994年7月8日）吴小莉赴卫视甘国亮来台欢迎昨午搭机赴港迎接工作新挑战“昨天下午搭机离台，前往卫视发展的前华视主播吴小莉，昨（七）日举行行前记者会，中文台台长甘国亮，并亲自来台欢迎吴小莉的加入。吴小莉说，知道此行所面临的是个新的环境，会有新的挑战需克服，但也未尝不是个新的转机。”
“由华视新闻部转往卫视发展的吴小莉，是在卫视主动联系之下，到香港中文台，与相关主管会面，由于吴小莉具有新闻从业背景，而且台风稳健，人又长得甜美，本身对于转往卫视发展的兴趣也相当浓厚，因此，便谈定了前往卫视的发展计划。
在昨天卫视为壮其行色所举行的记者会中，吴小莉坦言，到卫视之后是个全新的工作环境，势必得适应一段时间；而且其新主持的财经报道节目，在中文台也算不上‘主流’节目，做新节目的压力与辛苦，自己都有心理准备，但为了扩展自己的视野与发展空间，她愿意接受这份挑战。”
（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7月8日）
正式奔向卫视中文台怀抱
吴小莉动作归零，心情有点恐慌
“卫视中文台昨天在台北凯悦饭店为吴小莉举办了一场欢迎会，但是吴小莉却是怀着‘嫁作人妇’的心情，向参加宴会的新闻界好友‘道别’。吴小莉说，此次赴港加盟卫视，离开亲友独自过活，面临的是新环境、新生活、新工作，心里确实有点‘恐慌’”。
“吴小莉又说，不过对于她即将面临的新生活，她已经调整好她的‘归零’动作，纵使前面有很多阻碍，愈是冒险的工作，愈能感受到成功的满足。”
（摘自台湾《中国时报》1994年7月8日）1993年7月7日，我带着一个黑色的小行囊，来到了台北凯悦饭店，参加卫视中文台为我举办的欢迎会，也可以说是我告别台北朋友的惜别会。除了电视圈的好友来相送外，台北当时叫得出名字的报纸、杂志几乎到齐，小小的会场挤满了五六十人。
事隔5年，我本来已经忘了那时的感受，但是在翻看新闻剪报后，当时背着小行囊走天下，既勇敢心里又没底的：‘壮士”心情又回到我的脑海。这是我人生极大的转折，现在回想，也不知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勇气，离开华视高薪闪亮的金饭碗，放弃台湾熟悉的生活环境、亲人和朋友，只身到一个语言不通（当时我完全不懂广东话），人生地不熟的工作环境，而我也明明知道，新开播的卫视不论设备、人力、物力绝又，没有老牌的“华视”好，但我还是决定搏一搏。
这个决定，跌破许多人的眼镜，因为我是3家电视台第一个跨足新兴媒体的现任主播，被台湾新闻界称为“中生代主播离家出走”。
卫视招手吴小莉率先跳槽
“在面临诸多‘外患’压迫的紧张情势下，三台不仅不再居以往垄断事业的强势地位，观众群被瓜分尽管已是三台相当关注的问题，防止中生代接班人才因而逐日流失的因应之道，更是刻不容缓，倘若不赶紧改进人事制度上的缺失，吴小莉跳槽事件，还会不断上演。”“吴小莉事件是个警讯，正警告着三台，‘外患’除欲瓜分他们的市场外，也正着手准备啃蚀他们的‘根’。毕竟未来的空间广阔，可任由满怀理想的电视人优游其间，而不再受三台摆布、掌控。”
（摘自台湾《大成报》1994年6月24日）台说说话：“今天以前的我，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和在场的媒体朋友一样，是来参加记者会的，今天，转换角色，我站在台上接受采访还有些不习惯……”抱着腼腆、期待的心情，我回答了所有媒体的疑问，为什么抛开台湾电视新闻从业人员的高薪到香港去。
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
1992年，卫视刚进入台湾市场，积极和各方交往。作为境外媒体，寻找台湾“熟悉”的亚洲新面孔，是打入当地市场最快的方法。在这个因缘下，卫视高层和我做了第一次接触。当时没有具体合作计划，我也是基于职业习惯的好奇心，想了解卫星电视这种新兴媒体。
大家一起时聊电视，聊市场，相谈甚欢。往后几次都是以结交了香港朋友、提供台湾电视市场资讯的心情进行往来。
1993年5月，卫视正式向我提出邀请，希望我从7月份开始到卫视主持财经类专题节目《台湾财经眺望》。朋友归朋友，但真要进行合作，就得进行“长考”了。我说：“给我一个月的时间考虑！”当时的我在华视工作已经4年多，每日新闻的例行和琐碎让我的成就感渐失，就像新闻部的学姊梁姊（前华视外电组组长）在跑了8年新闻后说的：“我一定要从采访第一线上退下来
转换转换，因为我一出门就知道今天会碰到什么人，这个人会说什么话，我可以出门前就把稿写好，只要回来把访问往里头放就成了。”
当一切可以变得routine（例行）时，工作就失去挑战和乐趣。我刚开始思考做些有深度的专题，因为这样才可以累积，并且告诉自己是时候再去念念书，充充电了。所以，卫视接触我时，我其实正在进修考托福，计划赴美念书。卫视的邀请打乱了我的计划，却提供了另一项选择。
我首先和家人商量，想不到，平时最舍不得孩子离家的母亲竟然第一个赞成，因为她说：“反正我在电视上看得到你！”比较于我去美国念书的山长水远，坐飞机只要一个小时的香港已经是很近的地方，而且她的条件是“不怕，都在我的‘可视’范围。”自此，母亲开始研究卫视节目，我还没决定去不去，她就已经对卫视“批评指教”！“了解行情呀！”她说。父亲则比较实际，他一向赞成妻以夫为贵，女孩能做事就好，不要太能干。“工作很重要，但是在香港你人生地不熟，所有关系和朋友都要重新建立，我担心会耽误你自己组织家庭！”他说。
父亲果然聪明，知道我的个性完全像他，一旦投入工作，就是没眠没夜，昏天暗地，对自己的生活细节常常无法照顾，更何况到了他两老都鞭长莫及的香港。
眼看他想尽快把6个女儿都嫁掉，了却他肩负女儿幸福重任的愿望，因为我的考虑远行，而又不知何时才能实现时，当然，他要先提点提点我。但最终拍板，还是得靠自己。就在我思考犹豫时，华视派我赴大陆采访，和台湾民航界代表到上海参加“两岸通航研讨会”。
之后，我还转赴内陆成都，到训练机师的成都航空学校参观。一向喜欢飞机的我，当然欣然应允。那是我第一次到大陆，而这趟“上海——成都”之行，也改变了我后来5年的命运。
第一次到上海，住在扬子江饭店，研讨会也在那附近召开。首先，上海给我的印象是每天傍晚要由开会的郊区（至少我当时概念是），赶到在市区的旧上海电视台传送卫星。将新闻送回台湾是件最苦的差事，因为南京东西路的塞车状况非我能想象，当时最大的成就就是找到一个灵光的“的士”司机，任他往大街旁的小巷钻、住家的后门过，经过没有路灯、黑黝黝的小路，哟！他就是能在截稿前把你送到！
我们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才有空当，一伙台湾来的“刘姥姥”在南京东西路上，硬是要步行走上10里，想找寻当年十里洋场的风貌。静安寺的小吃、外滩建筑群的万国博览会、和平饭店里的爵士乐，都使我乐而忘返。
在上海友人陪同下，我们沿木梯爬上二楼，参观了当年和平饭店开个窗还会轧轧作响的客房，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老和平饭店还是让我们来怀怀旧就好，如果真要住在那，可能会“姑娘怕怕！”
带着上海的繁华印象，这个台湾航空团搭乘西南航空班机转往成都，由于团员不是航空专家，就是航空公司负责人，所以机师知道有同行在，立刻将飞机转成“自动驾驶”，离开驾驶舱到乘客区和这群台湾来的朋友聊天，我看着“无人驾驶”的飞机在几万尺的高空翱翔，心里有些发慌，老想帮忙“结束活题”，大家可以各就各位；机师看出我的忧虑，笑着说：“这一带地形比较空旷，不过马上进入山区，我得失陪回座了！”
没多久，飞机进入四川盆地周围山峦，只见机身突然向右大幅度倾斜，我望向窗外，整片地表几乎和我平行，可以清楚看到山川纵横的烙樱没多久，机身开始向左倾斜，显然机师在造福左面的乘客，舱内响起掌声，我们猜想，这位帅气的机师，是想为同行表演一手！
但是这对我的震撼却是：从沿海到内陆，属于中国人的地盘，好大！而我也终于明白，幼时喜爱苏轼：“大块假我以文章”的气魄是从何而来。
相对于上海，成都显然宁静纯朴得多。在饭店洗手间，因为没有一元零钱，我把皮包里仅有的10元散钞，交到卫生间守门的嬷嬷手中，她看看手中的钱，竟然拉着我的手，诚恳地不断说谢：“小姐，您真是活菩萨！”我有些羞愧，为自己过去的浪费和不知惜福航空学校的采访，极为成功。校长骄做他说：“大陆的民航机师多是从这里训练出来的。”在航校，实际飞行非常重要，选在成都，就是因为机师只要能飞过四川附近险恶的山岭，以后飞民航机就轻易得多。
航校有自己的训练机，飞行训练分初级和高级；高级班要翻山越岭，到达云南等其它基地；初级班，就在航校机场练习起降。
我和摄影记者获准“免费”搭乘训练机到成都上空鸟瞰一圈。说免费优惠可不夸张，因为虽然是学员练习起降，航空学校为贴补校用，还开放给没机会坐飞机的民众试乘，每人收少许费用。我就看到一家大小排队坐飞机，他们当做是假日旅游的重点项目。摄影记者问我：“他们知不知道，这可是新手驾机，一点都不好玩的？”“嘘！我们也要上飞机拍摄的，别乱说！”我心虚地回应。所幸，上了飞机，看到刚接受我访问的教练正坐在驾驶座旁，心中顿时安心不少。
飞机安全降落，全体乘客鼓掌，我们也完成专题的拍摄，航校校长热情的问：“吴小姐，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电视上那个卫视台看到这个节目？”
对四川的朋友来说，凡是说普通话的境外媒体可能都是一样的。我笑着回答：“好呀！我下次在上面做节目给你看好了！”大家都满意地笑了，而我心中，却已做出了决定。
多年后，和我一起出差成都的台湾报社朋友再遇到我时说：“原来你当时在成都说的话，不是开玩笑！”
喷水池理论
回到台湾，我心中已经决定接受卫视邀请。因为我突然发现，在儿时地理课本中读到的三川五岳里，有这么多和我说同样语言的中国人，属于中国人的世界好大，我可以做更多好看的节目，给亚洲更多的中国人看，当然包括我在台湾的父母亲（卫视当年涵盖范围包括大中华的大陆、香港、台湾，北到俄罗斯，更远南到印尼、马来西亚，西到中东，东到日本）。
开始口头向公司好友询问意见，林副理知道我要走，只说：“如果你要去公共电视，我不赞成；如果你要去念书，我也反对，我也念到硕士，那又怎么样？但是你说，你要到卫视、到香港去看看，我就不会拦着你！”停了半晌，她补充说：“不过，香港有‘九七’的问题，怎么办？”
我为林副理站在我立场想问题的知心而感动，我笑着回答：“我就是想去看九七，这是百年碰不到一次的事，做为社会工作者，如果只在九七年才到香港报道事件，就无法深刻了解香港社会的改变，我还有4年的时间去看看香港，了解香港人。我相信，我看到的九七会比较真实！”她不再坚持，只说：“那里如果不好，你就回来！”
不再是领导后，我们反而成了忘年之交的好友，因为我一向不太爱接近领导，担心被人说逢迎拍马。但是退远一些，我反而把她当母亲一样尊敬。她知道我想念台湾的蚵仔面线，便把家中珍藏的即食蚵仓面贡献出来，并告诉我：“买点大肠，蚵仔加面煮，味道像极了路边摊的蚵仔面线。”
香港回归时，她率领华视大队人马到香港。大家碰面一起吃饭，她关心的不是我的工作，她从来不用担心我的工作，只象家人般询问我的终身大事，我总是调皮地反问：“礼金多存凡年，给我的红包是不是就更厚些？”
华视同仁为我办的惜别会上，我走到当时的采访组副组长匡敏师父那儿——我们都简称他师父，因为他是资深的摄影记者。他除了是新进摄像同仁工作上的师父外，每个人更必须经过和匡敏师父学喝酒的洗礼，什么深水炸弹（绍兴加高粱）、表面张力（酒满到表面张力的平衡状），必须一一试过，才能过关，我是唯一不受教的，因为我真的不懂喝酒，他也就从来是“小莉喝茶！”别人喝酒。师父只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到了香港，我们就照顾不到你了，自己要小心！”
刚到香港工作，一次师父到香港和商界朋友聚会，硬是要找到我参加，我知道他不只为了人多好热闹，他是担心我刚到香港没有朋友，他想尽力去延续照顾这位小朋友的力量：“这位大哥，人不错，有问题可以找他，就说是师父说的！”
一直到几年后，他看到我这个小朋友自己生存的不错，师父再到香港玩，我就不一定会被知会了。
和所有关心我的朋友一样，大家都支持我的决定，却不一定看好，就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或许人在思考时都像个哲学家吧！一天，我和朋友相约在华视大楼的喷水池前等候，在等待的过程中，我第一次有机会细细品味喷水池的水是怎么样往上走的，于是我明白一个道理：这个水柱永远不会停在原处，因为没有下一个力量把它往上推，它就会drop往下掉。
“留在原地，就是退步。”我这样告诉自己：“必须往前走。”即使我知道此去可能喷得更高，也可能就此失去它的支柱，散落成一滩水滴，但我愿意把机会交给自我做过最坏的打算是，如果到香港真的“水土不服”，那我就照原订规划去美国念书，别以为我是个只为理想的浪漫主义者，其实，我也很理性的，为此我曾和美国的老师联系过，“有海外实务经验的学生，学校更乐意收。”老师这样答复，这给了我大胆的决定，留了个退路。
飞向亚洲后会有期
第二天，我就向华视正式递出辞呈，心里唯一挂念的是怎么向照顾我的领导交待。当时一位副采访组长找我谈话：“如果我有能力，我会想尽办法把你留下来！”
真的感谢华视给我的一切，那是我成长茁壮的地方，我永远不忘。向当年的张总经理辞别时，总经理给了我一个红包，表示对我这个华视员工近5年工作的谢意，离别前他说：“有空回娘家看看！”
后来我返台，有机会去看望他，他不忘说：“香港比较湿，把这个带去，插电就可以用，很方便！”原来是个小型除湿器。
吴小莉转型卫视频道后会有期
（摘自1993年6月30日《中国时报》）
吴小莉今最后一次播报华视新闻，随即赴香港卫视主持财经节目（摘自1993年6月30日《大成报》）“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就是今天的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后会有期。”
1993年6月30日我完成在华视新闻中最后一次的播报，因为当天平面媒体的报道，许多朋友好奇，我会如何和观众“道别”。但对我来说，我不是离开，只是转换跑道，我没有道别，只强调“后会有期”。新闻播完后，一位老妈妈声音的观众打电话来：“你为什么要走？是不是华视欺负你？”说着说着还听得到对方似乎哽咽，吸着鼻子的声音，我安慰她：“我没有要离开你们，以后你还是可以在卫视里看到我！”“怎么看得到这个频道，我不知道？”她说。“问问你孩子，他们一定知道！”我说。
“好，我问他们看看！”几经劝慰，她终于抱着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得到我的希望，安心挂了电话。而我当时的心情是，虽然我人要离开台湾了，但是心却从来没有离开过台湾的观众，所以我没有诀别的难过，只有背起行囊闯天下的期待。
庆祝欢迎会后，我真的拿着黑色小行囊，跟当时卫视中文台台长甘国亮飞到了香港，我这个被甘国亮称为像是台湾嫁过来的女儿，除了自己外，是什么“嫁妆”也没带，“反正香港什么都有得买，旧衣服刚好贡献给众家姊妹们，我乐得到香港采购新装！”我这样对母亲说。
因为当时的香港，对我来说，仍只是每半年会来抢购一次衣物的“购物天堂”。直到我被甘国亮送进了饭店，打开了行李，我才意识到，这次不是来玩5天就可以“回家”的了。
香港新生活
卫视体谅我，初到香港是个无壳蜗牛没有栖身之所，所以先安排我住进酒店（饭店）两个星期，以方便我找房子。所以，前两周我仍有些来此度假的错觉。直到在中环半山附近找到了自己的小窝，才在同事帮忙下搬到了新居。但是，我没有“安居”乐业的感受，反而有要自己一个人在香港自力更生的醒悟。想不到，小时候父母说女儿出嫁前不准离家住的规定，不但被我打破，还离家500里，一住住到了隔海的香港。离开了姊妹成群热闹的家，我才知道，原来寂寞这个名词是真有其事。在香港第一个落脚地，美其名说是家，不如说是几面墙，真的是家徒四壁。
屋主是新任业主，没有经验，碰上一个更没经验的租客一一我，所以情况是房子刚装修得漂漂亮亮，但是家具，电器一应俱“无”。
我搬去的第一天，得先买个床垫，不然就得睡地板，虽然是7月大热天，但要传到我母亲耳里，可不让她心酸难眠才怪。上班第一件事是拖着同事帮忙买床垫，这是我的第一件家俱，严格说起来是半件，因为床还在订做中，朋友给我忠告：“先去买个收音机，晚上家里有点声音陪你，不然，电视，电话都没有，你会害怕！”
就这样，当晚我躺在客厅地板的“床垫”上听着收音机里我完全听不懂的广东话，望向窗外些许的夜空，度过我在新居的第一夜。从来不失眠的我，那夜竟然有点s1eep-less in Hong Kong。当时想，在香港繁灯如星的高楼大厦里，一定有不少像我一样寂寞的外地客，有着香港未眠之夜。
因为我的电话还在申请，每晚睡前想和家里通电话都得到楼下7-E1even便利店打IDD国际电话。母亲问：“过得好不好？”好强的我当然不会说：“我现在还睡地板呢！”我会说：“好呀！同事对我很好，帮我搬家、买家俱，还有下个星期新节目就上档了！”我当然也不承认每晚打电话，是因为想家，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想知道家里情况怎么样？”
一周后，我的电视装好了，电话也上线了，精心挑选的sofa bed沙发床也送到（香港房屋间格小，各种居家设计以体积小多功能著称。像sofa bed收起来是沙发，撑开来就是张舒服的床，我还是在香港学到的）。两周后，我特别订制的床也完成（我不喜欢单人床，嫌小，但卧室又摆不下双人床，做不成单身女郎双人床的美梦，只好订做个2／3大小的双人床，满足我这个高个子的需求，不至于一翻身就跌下床底。）亲身布置的家开始有点成型，我的homesick(思乡病）才稍微减轻，因为觉得自己真的是一家之主了。
来到香港给我的冲击，不只是语言、文化上，还有生活环境上。在香港是我独居时代的开始，通过5年的磨练，我现在非常享受家中一切都在自己掌握中的感觉。但初来乍到，最不能适应的是居住环境的挤迫和昂贵。第一次从香港回台北的家，母亲疑惑地看着我不断在家中客厅、餐厅走来走去，她心想：“完了，这孩子没在香港学坏，但是怎么傻了？”她大声问，想把我吓醒：“小莉，你在干什么？”
“我在量距离。”我说：“妈咪，你知道吗？我香港的家，就只有台北家客厅到餐厅这么大，现在有空间我要多在家里走走。”说完，继续跨我的正步。
说到租金昂贵，我刚到香港时，适逢香港房价高峰期，价格平均是台北的3倍。在香港租一间。‘一人居斗室”的费用，在台北可以一家三口住得舒舒服服。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铜罗湾soGo百货公司旁的大马路，不论何时都像是台北电影院散场时的人潮一样。一来，香港真是地小人稠；二来，香港居屋小，闲时家里是待不住的，不如一家人逛街饮茶，享用多点公共空间。香港语言文化对我的冲击，表现在我生活上的挫折。
“这里有没有电灯泡，”我问，因家里灯泡坏了。我到杂货店买灯泡，店主是位老先生，我讲英文他不懂，广东话我又不会说（5年前普通话在香港是一点也不普通，一般市民大部分是“听不明！”），沮丧的我，只好回家拿旧灯泡，才成功换到一个新灯泡（当然是有付钱）。在路上招的士，老见到司机驾车经过我身边不停，心里犯沮丧：“难道，连司机都看出我是外地人，欺生，不肯载我？”等了20分钟，终于有个好心的路人：小姐，这里是黄线区，的士不能停车，要到前面的士站去！”
虽然不完全明白他的好意，但看他指指黄线，又指指前方，大概猜中他的意思，赶紧道谢往前走，果然看见有人排队等车。从此我爱上香港这种排队文化（在台湾的士是随处可招，没有禁区可言，除了机尝火车站特定地点外也没有的士轮候站）。大家先来后到，这种排队文化，在轮候公厕时也通用（对不起，知道谈论厕所文化极不雅，但这却是香港的一项美德）。
在台湾轮候公厕，是每个厕池门外都自成一列，这不仅造成厕内拥挤，何时能如厕也要碰运气，因为每列的进展不同。但是香港却是只成一列，所有厕池都在轮候范围，绝对公平，先来先到。这种排队文化已经约定成规，谁不遵守，都会引起公愤。
有次我从广州回香港，到达红勘火车站搭的士准备过海到港岛，前面一位乘客不了解的士排队的顺序，上了第二辆的士，前一部的士司机马上下车，“指教”这位司机同行：“有没有搞错呀！乘客可能刚到香港，不知道行情，你开车多久了，不知道有先来后到的规矩吗？”
后排司机知道理亏，嘴里虽然嘟嘟嚷嚷，但还是尽快把车给开走了。我上了第一部的士，司机一路仍在抱怨：“不守规矩！”我绝对支持这种据理力争。因为一个日常生活的排队习惯也反映出香港社会一切公平竞争的珍贵文化，这和台湾甚至大陆讲究人情世故可能有所不同，但却值得维护和珍惜。
如果问我刚到香港时有没有闹过笑话或是觉得委屈？我会说，“有！当然有！”
初时，我常听人说：“晤该！”（广东话就是不好意思，或是谢谢你的意思；）心想，“嗯！这个词好用，赶快学起来”。例如别人帮你拿东西，你可以说句“晤该！”就是谢谢的意思，如果你想请别人让路，你也可以说：“晤该，晤该！”就好像英文的“Excuse me！（不好意思，借过！）”有一次，我不小心踩了人，我顺口一说：“晤该！晤该！”心里想表达的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但却给人白了一眼，朋友听了我的故事大笑：“你这样说，好像是晤该！谢谢你让我踩，换了是我，也会给你白眼，没有骂你就不错！”到后来我终于分清楚，踩了人要说：“晤（不）好意思！”收人礼物，是“多谢！”，接受别人帮忙才是“晤该！”
还有一次下大雨，我在非禁区招的士，等了许久终于有一辆空车停下，这时，一个大胖子冲进车里，司机忍不住说：“先生，小姐先的啦！”大胖子：“不要罗嗦！快点开车！司机只好开车，把我委屈地留在路边，我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呀！怎么人这么不讲理！”那时刚在香港定居不到一个月，属心灵最脆弱期，连搭车都遭打击，朋友安慰说：“香港是这样的，生活压力大，大家都没有耐心，但是这样没礼貌的人绝对是少数！”
曾经出现过这样荒谬的镜头，我和一群香港朋友吃饭，一桌子中国人却只能说英文，我和香港朋友都有些感慨，我难过的是还不能入境问俗，不会说广东话。一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香港朋友，则自我调侃：“香港现在是中英文都不好，每个人都会些英文，但是到国外和外国人比较说英文，却仍是‘外文’，说自己是中国人，中文又很杂，普通话也说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