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年轻时就离开家乡，在外闯荡，父亲除了练就了好体魄外，还有许多“土法”治疗术。“爸爸，我长针眼！（眼睑上因感染发炎形成一粒小肿脓）”我说。
父亲二话不说，拿起条红线：“来！我帮你治！”父亲会煞有其事地先检查一下，是哪一只眼发炎，如果是右眼，就在左手食指上绑上红线，一面绑，一面做出将眼中小肿脓摘下来的动作，嘴里一面念念有词，大意是“把针眼摘下来，绑在红绳中，打个死结，结死它”，每到这个时候，我总是屏住呼吸，深伯打扰父亲施展魔法。不知，是否真的有效，总之，两三天后，针眼也的确消失了。
父亲还是“口水治疗法”的忠实信奉者。“爸爸，我被蚊子咬！”妹妹哭着说。
父亲立刻用唾液涂在被叮咬处，妹妹也慢慢不再因为咬得发痒而乱抓伤口。
但是，等我们长大了，开始信仰科学疗法，就不再找父亲“土法炼钢”了，因为嫌唾液不卫生，对“红线疗法”也找不出理论依据。
直到有一次，我在香港，因长期戴隐形眼镜，眼睛又发炎，长起了“针眼”，曾下乡做过“行脚大夫”的北京同事，热心他说：“我试试在你的手指上帮你绑绑线吧！”
多么熟悉的一段话，时光仿佛倒转至几时，我哭丧着脸，要父亲对我的“针眼”施咒语的日子。我惊讶地反问：“真的有效吗？”
同事一本正经他说：“这是‘本草纲目’上记载的，叫‘指经扬目’，就是手指上的这些筋穴可以清眼扬目，所以要绑得稍为紧些，刺激到这些经穴。”
我的天呀，儿时对父亲的崇仰之心，又重抬了回来，虽然不一定要有红线，不一定要念咒语，但它真的是有凭有据，只是流传下来，父亲可能也不知道它真正的原理，倒是，自己添加用来哄小孩的“魔咒”，成为我儿时的“吴氏童活”。
随着年龄增长我越来越心疼父亲，不只因为我不论长相，个性都像他，更因为我不能弥补他在台湾没有儿子的遗憾。父亲有段时间喜欢集邮，我刚好在台湾跑新闻时，和台湾邮政总局熟捻，每逢新邮票发行，我总有好几套纪念品，什么大全张、小全张、首日封，一应俱全，不懂得整理邮票的我，一股脑全移交给父亲，他也乐得为自己的集邮品添新货。
一次我回台湾休假，父女俩促膝聊天，他搬出过去的集邮品，如数家珍地告诉我：“这是十二生肖纪念邮票！”“那是你带回来的环保邮票……”合起集邮本，他说：“将来这些都留给你孩子，我先帮你保管！”
我想，我是家中，少数会耐心听他谈谈浙江老家，聊聊年轻时往事的人，虽然个性像男孩，也会和他辩论天下大事，但我终究不是男孩，永远无法和他有属于男人的Men s talk。
倒是，长大后，父亲从来没有对女儿成群抱怨过，因为5个女儿嫁人后，他已有“两个半”儿子，等到我也“归队”出阁时，他会有3个儿子，和完整的6个女儿。
我的母亲
俗话说：“选媳妇先看丈母娘，”因为做女儿一旦为人妻，为人母之后，和丈母娘的行为模式可能会八九不离十。
我一直不愿认可这句话，因为在我家，一向是严母慈父，母亲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换句话说，就是扮黑脸。
儿时的我，认为母亲太过唠叨，脾气又坏，说什么我也不愿以后长大了像母亲。
但当年龄渐长，却发现“Like mother Like daughter！”有其母必有其女，有些事，不论好坏，你都得照单全收，因为那是母女天性。例如我的职业病，对人的好奇心，和许多事都勇于尝试的胆量，原来都是遗传。
台湾每年七、八月份，是台风季节，有时一个夏天，三四个台风过境不足为奇。小时住的眷村就在河堤边，台风一来，常是呼风唤雨，水位暴涨，母亲为了想亲眼看看台风过后，河水的威力，也想视察河堤关闸后，河水是否真的不会危及我们住的眷村，竟然带着几个小孩，穿上雨衣，上河堤看大水，儿时的我们，可乐了，因为可以外出玩，又下雨，十分刺激，尤其上了河堤，常是手牵手，用每个人小小的体重，顶着风雨，硬是爬上大堤，这是每次台风来，学校放假不用上课时，我们最期待的冒险行动，当时像完成重要任务般得意，现在想来，这种事，大概只有我那“吴大胆”的母亲才能率众做得出来。
平静的眷村生活，如果有什么“新闻”，母亲一定会把它弄得一清二楚。村外，杂货店旁的小屋里，有人自杀，各种小道消息满天飞，母亲信不过，即使她心中也很害怕，但她都会“亲自”去看一看，回来，再把第一手消息告诉我们。
青少年期，老觉得，母亲不了解我们的心，但是她却是左右舍，最好的“辅导老师”，隔壁的王妈妈，对门的马妈妈，最爱到我们家“串门子”！因为母亲嘴巴紧，从不道人是非，成为最好的听众，长大后，我才发现，倾听也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也让我成为朋友间，最好的聆听者和心理医生。
“小莉，公司到现在还没把我的合约谈清楚，怎么办？”一位刚到香港工作的朋友半夜12点还打电话来诉苦。“现在，是公司比较需要你，还是你比较需要公司？”我问。“公司忙得一塌糊涂，现阶段，他们非常需要我！”他说。“好了，那现在是卖方市场，你的劳动力比较有价值。就照你心中愿望，把你认为合理的合约条列下来，再去和他们谈，态度要温和但坚决，并且订下一个期限，免得夜长梦多。”我继续说。
电话那头，朋友停了半响说：“小莉，平时觉得你是个开心的傻大个儿，不知道，遇到事，你还挺有条理的！”
“行啦！现在必须你自己做功课，把困扰你的条款写下来，就安心睡觉吧！”
经过两个小时长谈，朋友终于安心地放下了电话。我突然想起台北夏天的午后，母亲和邻居妈妈们在畅谈长短后，各自满意地回家准备晚饭的情景。朋友有难时，我对朋友的耐心，可能也是母亲的“身教”吧！母亲对我的影响，是从小开始，而且潜移默化的。
每个深冬的夜晚，我会等候母亲坐到床前，用毛毡，把我从腰间来回捆绑好几圈，母亲说是因为怕夜里我踢被子，有了裹腰毡，即使我甩了被也不至于着凉，于是我天经地义地认为，每个小孩都有条裹腰被，它让我充满安全感。
长大后，我才明白，那分安全感不只是来自那条缠腰被而是来自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
我也特别喜欢，身上衣服掉了钮扣，母亲拿起针线为我缝补时，嘴里哺哺他说着像是唱歌似的闽南顺口溜：“穿着缝，穿着网，谁人对小莉做贼仔，嘴生虫”。它的大意是，穿上母亲缝补的这件衣服，即使大人不在身边也不会有小偷敢偷我的东西，不然这个小偷嘴里会长虫。虽然明知不可能有如此神奇功效，但我特别爱跟着母亲哼着：“穿着缝，穿着网……”
到了香港，有了独立持家的机会，家中卫浴设备，紧急医药箱的摆放，和台北家中如出一辙，对我来说是一派自然，直到朋友到家中作客，弄不清楚浴室里怎么会有三种毛巾，需要我解释说，“一条大毛巾是沐浴后抹身用，一条小毛巾是洗脸后擦脸用，另一条是抹干脚的抹脚布。”她恍然大悟。而我才明白，我受母亲影响之深，相信未来我持家时，我的家，也会是个小小的“吴氏样板”家庭。
“妈咪！蛋炒饭怎么煮？还有西兰花怎么知道它熟了没？”我从香港打电话回台北，问母亲如何烹调午餐。
母亲一面嚷嚷嫌国际电话贵，一面不厌其烦他讲解了一遍做法。从此“小莉煮了一道最贵的清炒西兰花，因为她打长途电话问妈妈食谱。”的笑话，在姊妹间传开，四姊特地买了本食谱让我带回香港，现在回台北，母亲终于把我叫的跟前说：“进厨房来看看我煮菜吧！”母亲开始后悔，在我求学时，一心一意要我念好书，叫我“君子远庖厨”。
她原本想几位姊妹出嫁后，偶尔回娘家请教一番，或是就近打电话询问一下，姊姊们也慢慢学会了做菜。只没想到，我这没出嫁的女儿，就已经独立出门在外，还是要坐飞机一个小时，到海的另一边，她照顾不到的地方。可惜的是，母亲和四姊的“烹饪速成班”，并未成功，到现在，我仍只会做“满蛋全席——炒蛋，煎荷包蛋，蛋花汤……”或许是家庭主妇的关系，母亲全副的精力都放在我们这六姊妹的身上。大小事不分巨细她都有意见，四姊长我4 岁成了我的榜样，我刚进大学，是母亲眼中可以稍为放松管制的时期，而四姊刚入社会，母亲担心她吃亏上当，即使她从来没在外打过工，但是，打工准则和细节倒了解不少，就连四姊每天穿什么衣服上班，母亲照例会造型顾问一番，已经长大成人的四姊当然满腹牢骚，于是每天早上总是上演一幕，四妹满脸怒意地冲出家门，母亲在后仍叨叨不断地追着说话的场景。
我自我警惕，千万别让这“曲幕”在我身上重演，但是我的第一分工作，就是电视，成了公众人物后，母亲有了更多意见。我假日穿件短裤便装想到住家附近买本书，母亲会念着：“一点都不注意形象，别人看到了怎么办？”
穿件颜色较素的衣服上电视，母亲会三不五时指着别人红色的外套说：“你看那个颜色，多喜气！”那时，四姊要出嫁了，小妹还在念书，我成了母亲“关注”的重点目标。
一直到她发觉我的眼光有时比她还好，说的事比她还有道理时，她开始从说话者成了聆听者。尤其到了香港，有时带了些最新的服饰回家，古板的父亲会直呼“不好！不好！”倒是母亲很能接受新事物，鼓动他说：“这个好，现在流行！”母亲也最爱说：“来，坐下来，和我聊聊天！”
过去，因为母亲严格的家教，我绝对不可能和她讨论有关男孩的事，现在，对周围的男性朋友品头论足却成了母女俩促膝谈话的题材。日前，妹妹举行婚宴，母亲来电询问：“有没有可能回台湾参加活动？不过如果忙，不回来也没有关系！”母亲故作潇洒地说。“我一定回来，周未的时间应该没事！”我说。母亲满意地挂了电话。
在么妹喜宴举行前一周，母亲又来电话：“你下周要回台湾了吧？”母亲嘴里不说，但心里是多么期待我回台北的日子。我开始明白，在我忙于工作，回家的次数和时间愈来愈少的现在，母亲对我的思念，而我对她，又何尝不是？
或许，亲情的牵挂光靠电话联系是不够的，或许下周未我在香港没事，是该回家看看陪陪母亲了。
足音--第二章、求学时代
第二章、求学时代
启蒙——一个爱发问的孩子
和所有刚上学的孩子一样，小学生第一天课，所有小朋友都在教室内上课，家长则是在教室外上课，一双双张望的眼看到屋外，爸爸妈妈还在，才能安心听老师说话。
但是很快地我发觉，课堂内比课堂外好玩，老师比同学有趣。对于老师的提问，我总是勇于回答，答对了固然高兴，答错了小小的心灵似乎也没什么受创。有一次老师问，母亲的拿手菜是什么，我毫不犹疑他说：“青椒炒牛肉！”因为我爱吃。
倒是母亲至今仍耿耿于怀：“怎么说这么家常的菜，我拿手的还多着呢！”
除了勇于答问，我还爱发问，心中有任何疑惑，绝对无法留到隔日，我一定举手问个明白（回想起来，原来儿时已有现在的职业病）。
一次，老师讲解基因和血型的关系，当老师说到什么样血型的父母会生什么样血型的孩子时，我听了很疑惑，举手就间：“错了，老师，我爸妈都是0型，但是姊姊的血型却是A型。”
老师说：“那你爸妈一定有一个血型验错了。”我回家偷偷和父亲说起这件事（因为担心会不会揭穿姊姊不是我1们家小孩的秘密！）想不到，爸爸斩钉截铁他说：“怎么会错呢，一定是你老师弄错了！”
我心中松了一口气，因为姊姊还是我的姊姊，但是这门基因课的疑惑，当时还是“无解”。一直到10年后，父亲在医院检查时才发现，他的血型真的是A型。年轻时，军中验血草率，他就糊里糊涂，当了50多年O型血的人。好险，父亲其间并没有大病，不然肯定会输错血。而我们更嘲笑他，多年来以为自己是0型，所以脾气大，择善固执，都说是“天性”。
爱看侦探历险类小说
小学时，还有一爱，那就是爱看书。
小学五、六年级，我就把我们家附近市立图书馆的青少年读物全部读完，因年纪太小没有身份证借书，我就用姊姊的名字和号码。
夏日的午后，台北眷村家里，我总是除了吃饭，就是埋首亚森罗萍（法国作家笔下的怪盗）和福尔摩斯（英国作家笔下的名侦探）的世界，而儿时对我最好的奖励就是买书。
父亲的一位朋友——我的乾叔叔喜欢摄影，小时候的我肥肥胖胖，古灵精怪的样儿是他最好的模样，但是吴叔叔要带我出门，必须先声明：“叔叔带你去买书，再去拍照！”我马上兴高采烈跟着出门，而回家时至少能带回两本书，当时只珍惜书，现在则更珍惜吴叔叔帮我用镜头记录下的所有成长历程——照片。
喜爱读书，和我小学的启蒙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小学三年级，我便开始参加拼音比赛（台湾用注音符号而非罗马或是汉语拼音），国语字典成为我最好的朋友。五、六年级的级任导师主修中文，所以做班长的我每早自修时间，便受师命负责抄《三字经》、《唐诗》、《宋词》、《诗经》给同学们背诵。期中、期末考，如果你六科成绩都得满分，廖老师会带你上《国语日报》社，这是我最快乐的事，看着整齐的书架和满满的书，我老觉得无比丰足，同时，我也透过争取好成绩，将这些书，一本本搬回家。直至现在，台北家中还有一排排我儿时的战利品，如《淘气的科学家》、《丛林历险记》、《柳林中的风声》。这些书丰盛了我儿时的想象空间，使我觉得世界之大，世间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事和值得去的地方。我对母亲说要把一些书留给我的孩子，因为我幸运，碰到这样好的启蒙老师。
语言文字似乎和我脱离不了关系，但是为什么会参加演讲朗诵比赛已经无法考究。我只依稀记得，眷村里有个小院子，每到比赛的日子，清晨五、六点钟，我总是在院子里大声背诵讲词，邻居的阿叔、阿婶都会心地对母亲说：“你们家小莉，又要去参加比赛啦！”
小时候演讲，父母无法教我国语的正确发音。因为父亲是浙江国语，母亲是台湾国语。但我家总是外省人家，从小说普通话，所以国语就自然天成。父母亲是我的军师，父亲文笔好，负责写稿润稿，母亲就带我南征北战（因为班际赛完，要代表学校参加校际赛）。我不是天生就爱上讲台的，每次参加校际赛，心底也会紧张害怕，但是没上过台的母亲却经验老道地教我：“不用怕，你说话时就把台下的人都当成木头、西瓜。”
不知母亲的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每到紧要关，这招倒真是管用。比赛参加多了，有时和母亲走在路上，会被校内同学指指点点。初时，我不自在，母亲却但然他说：“如果你以后更有名了，这种情况会更多！”看来做星妈是每个母亲的天性，不需要调适。
其实我对儿时的战绩，并没有大多骄做，倒是几年前，在台北街头，我碰到小学隔壁班的一位男生，以前我们俩老是在演讲比赛上竞技，但每次比赛他总是差我一点点，我获第一名，他得第二名，我对朋友介绍，说他是我小学同学，他竟然回答说：“对，她就是小时候让我永远得不到第一名的人。”
语毕，3人哄堂大笑，如今已是留学美国、拥有法律博士头衔的他，最耿耿于怀的，竟然是儿时那一场场无法雪耻的演讲比赛。
从“小谩头”到“大当头”
小时的我，备受老师宠爱，在同学的眼中也是领导者。小学五、六年级，台湾一部电视剧《保镖》红遍大江南北，剧中有大当家二当家和三当家，老师笑着将班上3个成绩最好的女生，命名为大当头、二当头和三当头，我当班长，自然是大当头。有了御令，加上天生疾恶如仇，班上男生都得让我三分。有一次午休时间，男生欺负柔弱的警卫股长（我们班是女生当家，清一色女性干部警卫股长，专门管秩序），他们不肯睡午觉，全部躲进男生厕所，并挑衅他说：“有胆进来捉呀！”我知道后，头也不回，直冲男生厕所，大喝一声：“你们给我出来！”这使我创下小学六年级就进过Men，s room。
少年时代的挫折与抉择
一位和我合作过的意大利制作人，曾惊讶地看着我说：‘l’ve never lnet
someone whO has so mature mindand figure but charilcter is like a happy
child．’我是他认识的第一个中国女孩，他大概以为所有的中国女士，都是成人又有童心的综合体。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对生命的好奇心和成长的过程，都没有被压抑，一切任由我自由发挥。
进入初中的我，仍然名列前茅，更因为五音尚全，我一进校就被选为合唱班成员，并担任指挥。从此既要练唱，代表学校参加合唱比赛，又要在全校成绩排名时争取在前，因为合唱班一直是好班中的好班。
台湾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从初中开始，以成绩分班，所谓“前段班”好班，会以参加联招、考高中为目标。“后段班”就是俗称“放牛班”，会以职业专科学校或是直接就业为下一步。
记得我被班上推出竞选学生会会长，由于是全校同学投票，所以必须到每班去拉票，当我和助选团的同学走入“后段班”的教室时，仿佛走入了另一个世界。坐在桌上。站在窗沿边的同学，以一双双好奇不羁的眼睛像是看明星，看另一个星球来的人。我知道，我的生活令他们羡慕，但我却突然发觉，原来学校里，还有很多我不认识、但是认识我的朋友。而我深信，彼此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同样年少，同样有梦。我轻弹吉他，为他们唱了一首《睡莲》，一种出污泥而不染的美丽花朵。结果，我高票当眩“没考上第一志愿学校生活的顺遂，愈发凸显我高中联考的失利。当时台北高中有3所名女校，排名分别是“北一女高”、“北二女高”也就是“中山女高”和“景美女高”（当年附中还未招女生）。
以学校成绩排名，老师和我自己都充满信心，毫无疑问地以为我会考进第一志愿填写的学校，但事实却并非如此。我永远记得那个人生中难忘的画面。
联考放榜，母亲陪我看榜，结果第一女中的放榜牌上找不到我的名字，名字在第二女高。母亲没发一言，默默陪我回家。
那时是盛夏，放榜后，当天我坐在地板上看书，看什么书我已记不清，坐了一下午。母亲害怕我的沉默，她告诉我，如果真的不想念，可以重考。直到黄昏，母亲喊我吃饭，我从地上站起来坚决地告诉妈妈：“我去念。”那年我15岁，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学会走出人生第一次最大的挫折。
从此家里有了绿衣黑裙（四姊读北一女中的制服），和我的白衣黑裙（中山女中制服）。
枫楼三载丰收多
我并不晓得，那个盛夏午后的抉择，对我今后的人生有如此大的影响。当时只是想到，“一定要上第一志愿吗’那是为了老师父母的期望，还是自己，中山女高不也是个好学校吗，不肯屈就，还不是为了非要第一的虚荣！”放下虚汞，我进了枫楼，中山女高已有百年历史的大楼（楼旁种满枫树，因此得名；也因为夏天多风，又名风楼，通常高三学生才能在风楼上课。每年的大学联考，高三生经常是念书念到疯疯癫癫的，故又别名“疯楼”）。我觉得一来可省下重考一年的宝贵光阴，二来也造就了我丰盛的青春岁月。十六、八岁是人生最叛逆的时期。我在枫楼里，结交到一群挚交好友，3个女孩子互相支持，分享心事，一起做梦，觉得人生之乐，乐在3人共翱翔。
18岁开始，我们相约每年3人生日时要再聚首，互送礼物。一个和人一般高的大狗熊，是我获得的第一份礼物，至今仍然保存在台北家中。
读到高中后，除了念书，我在课外活动中仍然很活跃。高一时因为我成绩优秀，被选入乐队。后又因为个子高（高中时已有168公分）排在第一排，学吹伸缩喇叭，并担任分队长。
每天升旗时还要指挥全校和乐队演奏唱歌，更代表学校参加阅兵，穿上短裙、长靴，与一排吹伸缩喇叭（Trump）的伙伴走在一起，各个的个头都“高人一等”，够吓人的了。
看着四姊日益加深的眼镜度数，原本活泼的她，变得愈来愈内向沉默（或许是全省精英聚集的北一女高，给她大多念书的压力）。我反而更庆幸穿上了白衣黑裙，作为“鸡首”，有了游刃有余的空间，继续我不受压抑的发展，让我能study hard，play harder。
爱打抱不平，立志做记者
在“枫楼”的高中时期，我已经立定未来的志愿。
小时候嗓门大，印象深刻的是，小学五年级在全校作课间操时喊口令，完全可以不用麦克风或扩音器，当时很得意于自己的肺活量。但长大后回学校一看，原来是校园太小，不过口令的音量能贯穿一楼至六楼，也不能小看。嗓门大兼爱打抱不平，买戏票时如果有人插队，别人会忍气吞声，但我会大步向前要求对方守规矩。因为我觉得任何事都应站在公平的起点上，要如何竞争，就应各凭自己的本事，这就是现代法制社会的可爱之处。
或许是LA Law（美国一部著名影集，讲述洛杉矾法律界故事）看太多，也可能是听了大多记者是无冕皇帝的故事，高中时我的梦想就是当一个记者或律师，因为可以伸张正义。至于到底要做哪一行，就交给大学联考，让老天为我决定吧！
所以联考填志愿，我只有两个原则：第一，父亲规定家中女孩未出嫁前不能外宿，所以台北以外学校不能眩第二，是把大众传播新闻系、法律系排名放前。
联考的结果是，我考上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这就决定了我走向传播之路。进入“辅大”传播系，学做新闻尖兵
辅仁大学虽然是台湾私立学校（当时还是私校之首），但是大众传播系出了多位优秀传播人，像前华视主播李艳秋，现任中视主播沈春华等，使得它的成绩排名颇高，也就是考试成绩要求相当高分才可人读。
在我事业几次的转折都成功后，常有人间我的人生规划，我笑着说：“没有。”
“我从没想过，会到香港。”
“没想过会从电视记者朝一个全方位的电视人走。”我唯一有过的规划，就是我的志向定得早。进入大学后，又迅速决定我的媒体。做记者，有文字、有声音，是做电视、电台、报纸，还是杂志？当时我想，若真能申张正义，就必须入super power的媒具有绝大的影响力，所以我选择做电视记者者。大学时代，除了寒暑假到《华视》社教部、《联合报》采访组、《生涯》杂志社外，也到过《幼狮》电台实习，大众传播系里更提供了编采合一的小环境。为了办好系上刊物《传播者》（它是对辅仁大学所在地台北县新庄地区正式发行的一份
刊物，编采、广告业务全由学生自理，盈亏自负），我曾担任了一学期主编、一学期总编辑，做记者采访就更不在话下。这个学校的小环境，提高了日后我面对社会大环境的适应能力。
我们开始把课堂上所学五个w一个H（why，who，where,when; what & how)放在新闻的第一段，也就是导言里，以金字塔模式在第二段才展开新闻故事。
我也曾试过，为了采访一所小学的校长，在校长室外徘徊了30分钟，不敢敲那扇门，因为觉得自己是学校刊物记者（虽然它以地区报纸的方式来办），校长哪有空理你。
但最终在责任所逼下，我还是踏进了校长室，终于也做到了访问。
为了回忆大学的学习，我刻意回了趟台，找出过去的作品（幸好大学时有剪报的习惯），看到了第一篇写着“【本刊记者吴小莉特稿章”下的文章，它的标题是《近百二老谈养生，勤字一诀最重要》。这标题是我下的，连排版字体也是我出的，因为我兼主编。剪报中的采访手记写到：“第一次发现新庄面积之大，路之复杂，为了访问新庄最高寿（99岁）的老人王逢亨，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足足走了4个多小时，走过了吃饭时间也不知饿，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一定要找到他！’”最后，找到了老人，我对他的描述是，“因深居公寓顶楼，又少街坊好友，老人生活范畴多在自家屋中，‘走路’、睡觉、整理自己东西是他的生活内容，从客厅‘走路’到厨房是他不变的行程，他自己规定每天要走440回，每10回才可稍作休息。浓厚乡音下，听不清近百年的岁月中属于他的故事，或许在他不断‘走路’的步履下，生命中的悲喜早已磨去，全心所盼，是未来更长的延续。”这是我12年前学生时代的第一个报道。报道本意是采访长寿秘诀，但字里行间仍可看出心软的我，在采访后，对老人生活的心酸感受。
另一篇采访手记写到：“‘新庄国携是所年龄很大的学校，它像一座宝藏，还有许多的事值得报道。”“五顾茅庐，访训导主任不遇，好不容易见到面，相谈甚欢。”
“访指导老师郑光庆，发觉每个人都是本好书，二访山胞学童，快乐营结交了一群好朋友，搜集所有资料。满心欢喜离开时，却发生小车祸，撞伤了小腿，疼了好几个星期，结论是记者虽有成就感，但切莫得意忘形。”
在采访完学校辅导老师后，我写到：“深切体会到访问者与采访者之间的互动，不知是谁说的，不只要从采访那儿得到讯息，也要能给受访者一些资讯。”
当时台湾一本著名刊物《天下》杂志总编辑殷允亢曾1为我们上采访写作课，他告诉学生，访问之前要做足所有工作，熟悉你的受访者。于是受命访问台湾名作家朱秀娟时，几个同学四处搜罗朱秀娟的作品集回家研读，结果了解到一：“朱秀娟不喜欢访问者轻装随便”。于是我们一群人赶紧回家换下牛仔裤，选出最好的裙装上阵，果然宾主尽欢。
在大学三年级下学期，我担任了《传播者》的，总编辑，我在报刊实务中是这样写着：“三期总编，一世经验，心烦稿件、编务之余，还要管广告，甚至贴广告版，盯发行，押送报纸，盯编辑，盯完稿，贴报眉，三期下来，只觉得像个打杂的小妹。但是当离开《传播者》远些时，才发觉对它深刻的感情。毕竟，再过三期，我就会脱离它，到那时，想再为它写写稿，画画版，也都没这份机会。”
现在何尝不是，看着当年绞尽脑汁为文章所下标题：“两兔傍地走安能弃我雌，为妻为母为司机，黄美玉兼刚家庭工作。”
“几番风雨故人归，访旅日职棒投手庄胜雄”，都仿如隔日。严格说起来，我的记者生涯早从大三就开始启蒙。
我们班正确的全名是大众传播系语言文字组，所以只要和语言文字有关的，如影音都在学习范围，举凡摄影实务、剧本写作、甚至话剧演出，也都有分参与。
毕业前，系主任皇甫河旺要求班上分小组，创作一篇深度报道。我们5人一组选的题目是，5人当中，3个女孩，2名男士。男士负责照相，女士负责访谈，文章由我主笔，这是我第一篇报道文学式的作品。但是为求临场气氛，5个人壮胆进入殡仪馆，深入美容师的工作环境，这是当时仍是学生的我们难以忘记的经验，系主任给我们的评语是“选择社会上较边缘的题目，比较勇敢。”
到了大四，同学们开始人心惶惶，是毕业就是失业？还是继续念书？许多人准备考托福（留学美国的考试）。我的父母因为战乱学历不高，人都说绍兴出师爷，家在绍兴新昌的父亲常说，“要不是因为打仗，我的ABC也不会只念到D。”所以从小我们家做人的理念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父母告诉我，有钱可以让我出国，他们也坚信，家中还没有人出国念书，而我有能力照顾自己，但是我说：“我想先闯一闯！工作两年，有了自己的积蓄再去念。”
我不想再用家里的钱，因为家中还有小妹，父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因为想把学校所学用到实际中，有了实务经验，才知道未来想念什么。所以我留了下来，这一留就到了现在。而至今，再去念念书，一直是我不曾忘记的梦。
足音--第三章、踏上传播之路
第三章、踏上传播之路
过五关入“华视”
“爸爸没什么背景，帮不了你什么忙！”父亲说。
1988年9月我参加华视招考电视记者活动，并顺利通过笔试和试镜（screentest），最后要进入五关面试——新闻部采访主任、经理、主任秘书、副总经理、总经理等5层关卡。由三、四百人应征，淘汰到最后剩下不到10人，竞争的激烈可想而知。父亲感慨地对我说了上面这段话。少年的我，意气风发地拍拍父亲肩膀安慰他说：“没关系，我自己来。”
当时，台湾只有3家电视台（不像现在，加上有线电视，已有上百个频道）。它们分别是台湾省政府所属的“台视”、中国国民党的“中视”、教育部和国防部合股的“华视”。
以前要进入电视台，一定要有家庭背景，党政关系良好或是由内部安插。一直到1987年前后，台湾“解严”，开放大陆探亲，开放党禁、报禁。报禁一开，百家争鸣，电视台也承受很大压力，担心流失观众，更怕漏新闻，所以决定招考新血，电视台的窄门才有了对外开放的时机。
而我幸运地赶上前几波的开放潮，使我这个没背景的女孩有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当年电视台工作是高薪、风光的金饭碗，加上难得开放门户，所以整个考试过程耗时两、三个月。7月份得知招聘的消息，首先要寄履历和照片，人事部从上千人的来信中筛选几百人寄出回函，通知考生可以参加笔试，考试内容有中英文测验、时事常识、作文、新闻写作（中视还加考三民主义）。考试场面壮观，像联招似的须向学校租借场地，分好几班同时进行。
一个月过后，如果收到回函，就可以到电视台参加screen Test——试镜。试镜内容包括在镜头前自我介绍、播报新闻、即席答问（后面几届，还考即席中英文翻译）。
我们这些刚毕业的女孩，哪懂得化妆、造型呢？轮到试镜时，我一早就赶到美容院，请美容师帮忙。不知道只懂得化新娘妆的美容师，是不是也把我装扮得很喜气，总之，经过几个月常常翻看信箱的日子，我又等到了五关面试通知。
五关面试后，还剩下7个人，两个是刚毕业的新人，包括我在内。经过3个月试用，又刷下了2人，而我就正式成为华视新闻部一员。
我是“华视”记者
“我是华视记者，吴小莉，想和部长约个时间做专访，谈谈……”如我所愿，我进入了一个Superpower的媒体，只是我没想到这样的强势媒体，也使我快速成长。工作半年，老师告诉我，我比进入其他领域的同业成长快很多（同班同学进入电视圈，只有2人，我进华视，姜玲进中视）。我也同时感受到自己的蜕变，我已不再是徘徊在受访者门口不敢敲门的学生，而是顶着“民众知的权利”光环的电视记者。
做记者，每天像是个二、三分钟节目的制作人，从题材的发掘、受访者和事件现场的联络，到了现场后故事的铺排，画面的呈现和受访者的互动访谈，再到资料收集。
回到公司，写稿、过音、串连访问、初级剪接，我都一手包办。我好奇心强，且工作力旺盛，一天常同时做两三条新闻，结果害得我的摄像搭档既赞叹我的敬业精神，又埋怨我让他工作大多。
也因为这份工作，使我从父母眼中的小孩，转眼成为能独当一面的成人。母亲唯一的要求是要我学会开车，自己开车上下班，避免搭乘的士的危险（我最终在她坚持陪我坐的士上班，再慢慢搭公车回家的苦肉计下，学会了开车）。同时也因为我的社交层面广，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因此被认定是见多识广，逐渐成为家中大事的咨询对象。
华视记者的生涯，给我最好的训练是，我几乎认定，没有采访任务是完成不了的。这种坚定的使命感，曾使我凭一个电话号码，便找到了受访者的住所，而且完成了我的新闻故事。
也因为在台湾，做记者，尤其是电视记者的地位崇高（现在频道众多，市场和人员素质比较参差，但当年3家电视台可是金字招牌）。倘若心存有疑问时，常一个电话打到委员办公室寻求解答，再不索性杀到部长办公室直接问部长。李登辉出巡时，我也试过追到他身边，大声提问，结果他兴致高昂，高谈阔论起来，身旁侍卫也不便拦阻。加上每个部门的主跑记者都是同行或同仁，任何问题，一个电话，就能调动整体资源。这种海阔天空任你纵横的满足，的确实现了当初遇有不公即能伸张，遇有不解即能解惑的理想。
但做记者并非只有光鲜亮丽的一面，每天工作至少12个小时不说，为了守候一条新闻、一个访问，在门外、在风雨中苦等三、四个小时绝不出奇。同行中的情谊也都是在这样的守候中建立的。大家等闷了，便拿起访问用的麦克风大唱卡拉OK，而我最喜欢用台湾名歌手潘越云的这首歌，描述当时的心情：“痴痴地等，你让我痴痴地等民众每一次“知的权利”，都是媒体同业用生命光阴换来的珍贵过程。
阳光下的第一次
我不是一进华视就懂得如何做华视记者的。为期两周的“新兵训练”，教我们如何在编辑室里社会化。两个刚毕业的女生立刻扮起大人，剪短了头发，穿起短裙和高跟鞋。训练后我们进入采访组，做实战作业。有幸的是带我们这群新兵的，是辅大的学姊、当年的企划组组长、还曾任华视新闻部外电组组长梁蕾。
梁蕾是资深记者，新闻sense（新闻感）非常强。我们这些新兵刚上线，没有主跑路线（怕我们漏新闻），能不能出机跑新闻，能不能上新闻，就要各凭本事。每个人都为此战战兢兢，刚进华视前半年，沉重的压力，令我的体重直落四公斤。
偶然得知阳光基金会（台湾一个颜面伤残者民间组织）想成立阳光社区，让烫伤面孔的小朋友聚居，但却引起当地社区居民的反对，唯恐家中孩子看到颜面伤残儿童会害怕。这类新闻在电视台绝非主流，但我却觉得很有人情味，可以做专访。征得梁姊同意后，我争取出机采访。那是我第一次出机，和我同行的是一位资格很老的摄影记者（因为资浅者早就被派出门，只有资深者留守家中，等到我们这些新手找到资料可以出门时，就只有动用老牌的）。那个画面可以想见，“笨乌配老乌”，我这只笨乌哪调派得动连资深文字记者都认为比较难“搞掂”的partner合作者（在电视台，通常是文字主导新闻走向，摄影记者负责画面拍摄，华视早期摄影记者还负责剪接，一条新闻成形虽然由文字统筹，但是电视是影音媒体，没有了影像一切均白费，文字和摄影的紧密合作和友好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
结果这个阳光下的第一次，因为还不懂要拍什么画面，做新闻时才发觉影片不足，所以没法上电视，只成为作品收集。
第一条成功在电视上播出的新闻，是我听说台湾经济部有一个降税措施，当我把这个线索告诉当时的采访组长李继孔时，组长说：“这就是新闻了。”
刚巧跑财经线的记者去做别的采访，我就有机会完成这条新闻，第一次听到自己的声音在电视新闻中出现，是既紧张又害怕。事后觉得，电视上的声音怎么这么尖锐和生硬，这就是我第一个电视作品。
揭开“洪门”的神秘面纱
“小莉，有件事和你商量。”朋友从台北打电话来。“什么事，这么严肃！”我说。
“最近碰到一个恶霸公司拖欠尾款不付账，我一位朋友听了气不过，说要召集他洪门的弟兄连署抗议，帮我讨回公道。”她紧张地说。
我听了大笑，这位颇富正义感的朋友，大概仍以为洪门是古时候的黑社会帮派，一听到“洪门弟兄”心里就想：“不好吧！做生意，还要动用帮派力量。”
“别担心，洪门是源自清朝的一个民间组织，10年前我就采访过他们，不是什么黑社会帮派，况且他只是帮你召集朋友连署抗议，又不是动刀动枪，这些洪门弟兄，很多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分子，他只是帮你壮声势而已！”朋友听了我的解释才稍微释怀。采访洪门，是10年前，还是华视新人时。
随着时代转移，洪门早就不再负有像，“反清复明”的结社意义，但是在台湾仍有许多成员，由于平时低调，所以洪门一直被蒙上神秘的面纱。
1988年，洪门计划登记为正式社团组织，这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透过报社朋友帮忙，联络上一位洪门分会大哥，他愿意让我们拍摄洪门入会的仪式，这是第一次洪门中人和洪门分会在台湾电视上亮相。不过采访过程仍然很迂回。
我们遵守规定，在一个地点会合，采访车再跟随一辆“指路车”，到达位于台北县一个较偏远的住宅区。
洪门分会和台湾民间庙堂有些类似，拜奉象征忠义的关公，负责人身著武术装扮的轻装，腰系红带，入会仪式井无特殊，洪门弟兄笑着说：“洪门本来就不特殊，我们不是帮会，只是清朝留传下来的一个义气组织。大家意气相投，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我们现在早已没有像反清复明那样宏大的目标，也没有结党结派的目的。”
在场的洪门弟兄说：“海外也有很多洪门子弟，因为华人到了海外更需要团结，”他甚至偷偷告诉我，如果你到华人社区，吃饭时，将食指半曲，双手平放在桌上；或是和别人握手时，半曲食指，对方若是洪门弟子，就会知道你也是洪门中人，彼此心照不宣。但是一旦你需要求救时，洪门弟兄就会互相支援。
他们说：“在台湾有很多洪门子弟，各行各业都有，包括演艺界的许多人。”据说也有政治人物参与，只是都没有公开活动而已。
还是新闻新鲜人的我听得津津有味又半信半疑。当晚的华视新闻就出现了一则名为“揭开洪门神秘面纱”的故事，由洪门中人现身说法，因为洪门的故事第一次在电视上出现，播出后的反应不错，我的采访组长也颇为高兴。
那次采访，我和一些洪门弟兄成了好友，洪门大哥还笑说：“哎呀！收你做十三妹好了！”
我当场回敬：“好呀！但是我要先试试你教我的洪门势到底灵不灵！”不过此后，每次和别人握手，我老是忘要试用“半曲食指”的秘语。所以至今，没找到一个散落各地的洪门人，而我当然也做不成十三妹啦。
渔港一幕谍战片
“开枪啦！开枪啦！”一位观众上气不接下气地打电话到华视新闻部，接电话的正巧是我。他继续说：，昨天深夜，有偷渡客想坐渔船闯关上岸，海岸防卫队开枪，有人受伤啦！”我问：“你在哪里？”“澳底！基隆澳底！”说完，“叭”地一声电话就断了。
l988年底到1989年初，正是偷渡客利用渔船偷渡到台湾的高峰期。当时盛传，每到夜黑风高，海面起雾时，台湾基垄花莲和高雄的外海就会有万船齐发的场面，许多渔船抢滩登陆。因为从没有媒体拍到，所以无法得知真伪，但是，在岸上查获偷渡客时有所闻。这回热心观众提供的线索，也不知其真实性。还是新手的我，赶快上报采访组长。组长对我们这批新人不错，尤其是我，平时总是笑容满面，无忧无虑，年纪又小，继孔大哥（当时采访组长）把我当小辈一样疼，又因为个子高，他老叫我“傻大个儿”。“今天就到澳底玩一玩，看看基隆外海，如果现场没有什么事，中午就吃吃海鲜算了。”他说。
于是我们一组人（台湾电视采访通常3人一组，分别是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一名司机兼助理）赶到位于台北北面的基隆澳底渔港。到达时已近中午，渔民已经出海，但是岸边出奇安静。好不容易发现有人，赶快开口问：“借问一下，昨晚是不是有偷渡客被捉受伤？”村民像难以启齿，连忙摇手：“咩哉样！咩哉样！”（台语，不知道的意思），然后逃也似地离开。我们心中开始怀疑，但是逗留10分钟，仍一无所获。终于有村民遥指靠近海边的一栋民房说：“在那里啦！”“是不是有人被枪打伤？”我问。“有呀！海防开枪警告不要上来，就不小心打到啦！送到医院去了，其他的就在那里了。”村民说。
我们赶紧往目标屋前进，这时看到一群人被眼罩蒙注了眼（可能怕偷渡客看到台湾海岸线），手则绑在前方，拉住前一个人的衣服，一个接一个被带上大巴士，将被送往专门收留偷渡客的靖庐拘留。
那时台湾老百姓没有见过偷渡客是怎么被押送的，而我们拍到独家画面。但不久就被负责押送的宪兵发现，过来喝问：“你们干嘛？”
那时台湾刚“解严”，海岸防卫刚由警备统部交到警方手中，宪兵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是一切照上级指示办理。
我们担心“秀才遇到兵”会有理说不清。我的摄影记者是老资格的廷勇大哥，他向我使个眼色，表示“我来处理”，他镇定地回答说：“我们在拍渔港。”宪兵问：“你们拍到什么，把带于给我，”我们说：“什么给你，新闻自由呀！”宪兵说：“你们不能走。”
“我们把摄像机带回车上，我跟你到你们办公室，你打电话请示一下好了。”廷勇大哥说完，再跟我使了个眼色。
我们都知道要保护这卷录像带，我和助理往采访车上走，一个宪兵跟着我们，距离七、八步，助理悄悄跟我说：“假如他们真要硬来，没收带子就糟了。”
我说：“你把带子给我，我去找间民房上洗手间，然后放在民房里。”
助理阿良机灵地把一卷空白带子放进摄像机，随便对着海边拍些镜头，以防这些大兵如果真格抢走了带子，也不会怀疑我们调过包。
然后，我把先前拍摄的带子放到我的手提包里，跟大兵说要上洗手间，他果然继续跟着我，看着我进一间民房借用厕所。我把带子放在洗手间的夹板上，也不敢和主人多说什么，只道声谢便离开。
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怕赶不及回公司做晚间新闻，打电话回办公室求救，让公司交涉放人。稍后公司交涉成功，宪兵让我们走，我再回到那民房的厕所拿回那盒录影带。整个过程就像谍战片一样。
晚上新闻播出后，我们都深受震荡，因为这样赤裸裸地见到偷渡客被捕之后的待遇。我在偷渡客鱼贯走上巴士时，同时留住了现场渔民的现场声（natUre sound）：“就是这样呀！昨天夜里还听到有人叫得很凄惨！”
事后，有关单位曾经来电关切，但这就是电视，一个影音俱全，无可抵赖的媒体。在这之后，就再没听闻有偷渡客受到类似对待的情形。
当时我人行才四、五个月，这是我第一个独家，而更重要的是它满足了我爱看侦探小说的侦探欲，让我觉得原来做记者也可以做得如此刺激！
第一次上主播台
“电视记者是一份很不错的工作，待遇高。以台视为例，每年年终奖金有十几二十个月月薪。”讲台下一片哗然。讲话的是前台视主播，台湾资深电视新闻人李四端。我大三时，他在辅大教“电视新闻”这门课。这段高薪资的开场白已经吸引所有学生包括我在内的注意。
“社会上每个人都会认为你很不错。”他继续说：“但是每个人都来摸你的头，说你棒，说你乖，久而久之，你很容易满足现况，如果不警觉，渐渐会成为一只大肥描。”台下一阵哄然大笑。一来是因为老师具象的描绘，二来是同学们看到老师日益发福的身段，有所联想。一直到我自己也从事这份工作，才深刻体会李四端当年的“有感而发”。
进华视半年，对做电视新闻的技巧已完全掌握，反而对每天例行式的出机、赶新闻、上新闻、陀螺似忙碌的生活有些茫然。
我再回到校园，找当年和学生感情很好的杨志弘老师讨教（杨老师现为铭传传播管理研究所所长）。
杨老师疑惑地看着我：“你的工作人人羡慕，有什么不满意?”“没错，我每天接触很多人，很多新鲜的事，但是每天input（输入）立刻oiitput（输出做新闻），我觉得自己像个电脑荧幕，关了机就nothing 1eft，没有东西留下来，已经空了。”我说。
老师笑着看我：“不错，有人做了一辈子电视，也不觉得自己不足，你才做半年，就发现了问题，”这使我突然想起李四端老师的“肥猫理论”。但是，要怎么办？
“读书，对你有兴趣的问题深入研究，还有别忘了，你做的是电视，如果不出镜，你永远是45秒钟新闻，那只拿麦克风的手。”杨老师说。
我开始再念书，同时努力让采访对象不只因为我代表的强势媒体而尊敬我，更因为我报道的表现而乐意继续和我做朋友。
“小莉，今天晚上有什么好东西？”前华视资深主播、也是辅仁大学学姊李艳秋，每晚上新闻前常问我，因为我会做些很有趣或是画面感、现场感很强的新闻。
李涛（台湾TVBS无线卫星台总经理、也是李艳秋的先生）更笑着跟艳秋姊说：“我这个‘秀’王离开华视后，就由小莉接任‘秀’后了。”（李涛在做记者时期，也是以擅于运用现场感做stand up现场报道著称。）当时华视新闻部经理黄新生更是常对杨志弘老师说：“你为我们训练了一个好手！”没多久，黄经理突然走到我跟前：“小莉，如果让你播新闻，敢不敢？”初生之犊不畏虎的我毫不犹疑地回答：“敢呀！”我心想：“有什么好怕的！”
黄经理满意他说：“好！下星期开始，每天早上先试播5分钟晨间新闻，”答应之后，我才发觉手忙脚乱。我没有化妆品，也不会化妆，还要找适合的衣服。热心的导播开始教我化妆，甚至把自己私藏的化妆品捐了出来。
1998年4月，进华视第七个月，我第一次上主播台。第一天播完新闻，导播问：“紧不紧张？”我说：“还来不及紧张，5分钟新闻，刚坐上去，在亢奋状态，等到开始要紧张时，就准备下来了。”
就这样每天来不及紧张，训练了几个月，黄经理有一天又走到我跟前：“小莉，准备好播午间新闻了吗？”我直率他说：“没问题！”
但这回可不是五分钟新闻，而是30分钟的现场直播，尤其中午新闻截稿时间紧，所有稿件是最乱，消息最新却也最急的，常在播这条新闻时，下一条新闻才来，或是开播前3分钟，头条才到，播报难度事实上比晚间新闻还高。
第一天，编辑台照顾我这个主播台上的新手，要求所有记者提早截稿，让我能较从容上常后来他们发现我能“接招”，也就慢慢恢复常态，曾经有一次我才采访完一条新闻，正在编片子时，黄经理突然要我救急，因为当天轮值午间新闻主播的同事身体不适，勉强上场担心现场出问题。我看看手表，只有20分钟，新闻就要开播，我用了10分钟化妆、梳头，5分钟顺稿子，5分钟上现场准备。
五、四、三、二、一，Cue，“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新闻开播了，我依然微笑自信地和观众分享发生的大事，但是每到进新闻片时，我却是争取时间去了解下一条新闻内容……“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谢谢您收看华视新闻，我是吴小莉，我们明天再会，”30分钟下来，我像打完仗一样疲惫，但是让观众看不出幕后工作的紧张和紧急，我心中却有很大的成就感，这也是现场节目对我永远的魅力所在。
“华视”精心栽培的主播
华视新闻部尽心培养吴小莉
由于主播李艳秋休假，华视晚间新闻一连5天由新记者吴小莉主播。为了提携属下，经理黄新生更一改过往习惯，逢人便夸赞吴小莉在播报台上的自信与稳剑为了让演出尽善尽美，华视新闻部的同仁特别在播报前将所有的新闻带都过好音，以减轻吴小莉的负担，此等照顾据悉是吴小莉平日不错的人缘所至。
而制作人刘奇伟更酝酿了一脑袋的笑话，准备在每晚她准备上场前的时间，来转移吴小莉的压力。为了塑造一名主播人才，华视有关人员的心情可是战战兢兢，如临大敌，希望每次挥棒，都能将爱将打入观众的心坎里，吴小莉就是这等待多时的第一棒。
（摘自1989年台湾《联合报》）这是1989年台湾《联合报》上的一篇报道，当时我进电视圈才快一年，一路从播报晨间。午间新闻走到Main News晚间新闻。现在回头想想，所有的磨练，真的都是新闻部领导有计划的一步步培养，在周围同事的关怀照顾下，隔绝了外在一切不利影响，让我有机会从隔壁邻家青涩的小女孩，成长为自信稳健的女主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