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场我们一群人立定志向，下次大家聚会不再用“外文”，我说广东话，他们说普通话。那是5年前的事，至于成效，似乎“麻麻地”（广东话不怎么样的意思！）但是至少，一群香港同事开会时，不必要为我说普通话。特区政府成立后，特首董建华解释首份施政报告的电视论坛，财政司长曾荫权的财政预算案电视问答会，我也可以即席将广东话口译成中文，好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
我坐上计程车和司机做少量聊天，他开始有些难以察觉，我到底是不是本地人？当然说多了，还是会泄底。
不知是不是习惯了香港的生活，还是自己也开始“香港化”，总之，我再没有遇到让自己觉得委屈的恶霸。进了电梯我也像所有香港人一样，会按一下关门键，让电梯快点移动。一位英国来的朋友笑我：“只有住在香港的人才会这么着急，所有电梯设计都是会自动关门的，你不需要急着按键帮它关门！”
我也开始为香港人的急速作风辩护，“没办法，香港所有交通工具都有班次的，坐船有时间表，搭不上这班巴士，下一班又要排队等待。这班火车没赶上，就是迟20分钟，香港人的生活有大多的dead line，时间限制！”
这就是为什么有了假期，香港年轻一代一定想法子离开这弹丸之地到外地度假。香港回归后，北上中国内地，也成了香港人扩展生活的另一片空间。
到了香港半年，我对香港的感情才终于又是“见山是山，见水又是水了！”
足音--第六章、第一次在亚洲卫星频道亮相
第六章、第一次在亚洲卫星频道亮相
“卫视”展新姿
“亚洲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小莉……”1993年7月中，我第一次在亚洲的卫星频道亮相，台湾媒体朋友最大的反应是，怎么造型全变了？
香港上班的第一天，编导看到我第一句话不是说节目内容而是：“小莉，我下午约好发型）师先带你剪头发。于是我从半长直发变成新潮的“羽毛剪”，第二步是约好造型师，逛街买衣服“我希望你从头到尾的造型都不同！”编导Candy说。
candy是我初到香港时的战友，不知是不是公司的好意特地派了个女编导，可以兼作保姆。
8月份香港台风打八号风球，我住在山上，18搂C座楼又高，屋外飒飒风声煞是吓人。Candy怕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打风一个人不敢睡，特别住在我家陪我，并成了客厅沙发床的第一位客人。工作之余，因担心我闷，Candy把她读书时一群好友介绍给我，我从此学会打壁球。刚来香港时，台湾的朋友问，“香港的步伐这么快，有没有适应不良？”
“没有！”我毫不犹豫地回答：“与我过去每天和时间赛跑的新闻工作相比，每周一次的深度报道，使我有机会放慢步伐，思考更多问题。而我也终于摆脱听到传呼机响，就神经紧张的日子！”
一篇当时台湾的报道，提醒了我几乎已经遗忘的当年情怀：“从华视到卫视，她一直关心自己的土地，吴小莉，以国际观眺望台湾财经。”
（摘自台湾《电视周刊》）
“八月三号吴小莉为了‘台湾财经经眺望’节目，回到台湾采访，也顺便向关心她的朋友说明在香港的适应情形。”
“因‘羽毛剪’的新发型而有另一番气象的吴小莉，一出现在作华视记者时的‘老地盘’——交通部，引来一阵惊艳的欢迎声。以卫视主持人的新身份，第一次回来采访，她一面忙不迭地递出新名片，一面和老友寒暄，同时报告近况。
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原就开朗活泼的吴小莉，更像只快乐的小乌，叽叽喳喳他说个没完，在香港兼作吴小莉同事与‘保姆’的编导，都说小莉回台北之后活跃多了。”
“问她异地的新生活是否习惯？原本皮肤不错的吴小莉，顽皮地指着满脸青春痘说：‘除了水土不服，一切都很好。’到香港的一个月，她不但立即投入工作，也忙着打点新居，希望能尽快安定下来，根本无暇休闲。‘我不但还没有享受到Shopping乐趣，连香港最著名的美食都没吃到，每天都吃公司订的外卖。’吴小莉遗憾他说。”
“个性独立、适应力强的吴小莉，与中文台的同事相处得极为融洽，‘大家都会说普通话，没有语言的障碍，’由于和工作人员年龄相近，彼此间的沟通更是好得没话说。最叫吴小莉佩服之处是，香港仔工作态度的认真与严谨；光是为了她个人化妆造型，专业的造型师推开其它的工作，全程跟完节目，与台湾的造型师赶场轧期大异其趣。”
“最叫幕前工作者伤脑筋的服装问题，人生地不熟的吴小莉又如何解决呢，‘向公司申请置装费、自己上街打点！’和以前作华视主播时，有厂商会主动提供相比，会不会较麻烦？吴小莉促狭的说：‘怎么会？以前虽然不用为每天亮相的服装搭配伤脑筋，但总是人家的嘛！现在，买回来就是自己的啦！’一方面要靠自己费神打理，一方面又有‘军师’提供意见，小莉对自己的造型愈来愈有心得：‘不同于以往偏向柔性的女性化装扮，现在比较强调理性、干练的专业造型。’”“曾在华视打了四年新闻战，吴小莉颇为满意现在的工作，因为排除了每天漏新闻的压力，比以往有更大的空间作整体的深度报道。吴小莉不讳言，过去身为第一线的采访记者，为了每天有‘新闻’，难免失之于微观；而现在，每星期播出一次的‘台湾财经眺望’，使她有更为充裕的时间，针对重大的新闻焦点，以就事论事的宏观角度来作深度报道。同时，亲身参与幕后的企划工作，更使得自主性、发挥空间都更为广阔，是相当过瘾的挑战。”
从主播到主持，从电视到广播，朝全方位媒体人迈进
初到香港，另一个让我感受深刻的是商业运作的快速和不可预测。1993年下半年，澳籍美国人莫多克买下了原是香港富商李嘉诚父子的卫视，一夜之间我们换了老板。
一年不到，原在我身边的两位亲密战友，为谋更大发展决定辞职，其中一位告诉我：“小莉，如果你在一个公司待了两年没有升职，加薪幅度不满意，就该考虑走！”
两年一个循环，把离职原因“数字化”，这都超乎我的想象。记得我离开台湾电视圈时，一些资深电视人曾讨论过电视人的周期说，在台湾，电视这一行因为步伐太快，从业人员很快有被掏空的感觉。一般是四到五年第一个周期，电视人因为工作的成就感和自身进步等因素，静极思动。如果过了这个周期会安定一段时间，到8至10年，又曾有另一个周期。而我，在第一个周期时就选择离开，提出5年一周期的这位电视人，也终于在她工作15年后，离开那份工作。
在台湾，同事离职会开大型惜别会，因为情况少见，在香港，看到熟悉的同事要走，重感情的我原本有些难过。但后来发现周围的同仁来来去去，即使不在一起工作，仍是朋友，就开始把这种人才横向流动当做是势力的扩散，如果有缘，它日“风还巢”也时有所见，在香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1994年初，我第二次到上海，第一次和中国内地电视台——新成立的东方电视台合作主持春节晚会。那时卫视初试北上，香港同事正开始学普通话，我反而成为最好的翻译。晚会有3名主持，我是唯一一个代表卫视的“外地人”，但是香港同事看完节目后说：“你怎么比其他人还像当地的‘地头’？”
就在我对香港新生活、新工作游刃有余，开始觉得没有什么挑战时，好友Shadow问我：“有没有兴趣主持广播？”言文字一直是我喜欢的媒介。就这样，两名女子在香港电台《普通话通天下》节目中聊起了女儿心。我们自制一个访问各行各业明星人物的环节《星星蜜语》。
“看满天的星星好美幄！”
“我觉得它们既遥远又孤独，不知道它们在想些什么？”
“别出声，听星星正在说话呢！”
这是《星星蜜语》环节的片头语。广播看不到面部表情，完全要靠声音情感来拓展想象空间，而我爱极了这个开场白。
像两个年幼的女孩，夜晚数着星星，有梦、有理想，这也的确是我和Shadow两人夜里促膝长谈的即席创作。虽然不是小女孩，所幸，我们仍然有梦。
用普通话在空中和香港的朋友聊天，对我来说很不可思议。放下电视主持精准的语言内容和文槁，收起电视中一板一眼专业化的声音，放纵自己语音里原有的温柔，用很生活化的方法和听众聊天，接听听众的Call in电话。这种互动虽然看不到，却更直接且更有想象空间。
“今天的话题是搭的士，你有什么经验要告诉空中的朋友？”
“你是中五学生呀！普通话说得不错啊！”
没有荧幕的隔阂，反而觉得离听众很近。一位听众知道我们这几位主持都是孤家寡人，单身在外，特别送些吃的补品来；有的听众知道我在香港水土不服长痘子，就送些自己工厂的保养品、护肤品样品给我试用。难怪，大众传播学里说电视是冷媒体，广播是热媒体。每周两晚，我一定乐意到港台报到。
电台虽然没有电视的强力，但是那种做回自己，To be adreamer in the air的魅力，相信做过广播的人都会明白。
“电脑号快车”开到新西兰
“小莉，一个澳洲制作人，想找位说国语的主持人做电脑节目。我觉得你挺适合，就把你的电话给她了！”朋友来电留言。
没多久，Heather这位澳洲监制果然和我联络。
Heather说一个英文版叫Big Byte。专谈电脑运用新发展的节目要做中文版，所以她专程从澳洲飞到香港，找中文主持人，但是找了两个星期，仍没有适合人选，希望和我见见面！在面谈试镜后，Heather非常高兴问我接拍的意愿，我说必须和公司商量。Heather听说我所在的公司是卫视，笑着道：“中文版Big Biye首先就是在卫视播放，绕了一圈，我满意的主持人原来就在卫视，我去说！”
就这样，我接下了另一个节目《电脑号快车》，开始我如空中飞人般的生活。
4个月内飞6次新西兰（纽西兰），期间10天在炎夏的香港，10天在寒冬新西兰渡过，4个月，真是“居无定所”。香港的小窝更是一半冬衣，一半是夏衣，大大的行李箱不曾真正收起来过。那时最熟悉的香港公共场所大概就是启德机场，比如机场邮局在什么地方，要补充忘了带出门的旅行用品怎么办，哪一个机场餐厅最美味？我都如数家珍，现在启德机场已经拆迁，我这个老顾客怀旧的程度可能不比空中服务员差！
每次单程十几个小时的飞行，虽然辛苦，却也拓展我的视野。到了南半球的另一端，新西兰人骄做地说：“新西兰是人类到达南极前，陆地的最后一站。”
而我搭飞机也搭出心得。由于旅程长，我选择傍晚起飞的航班，看着艳霞下的香港，由深黄转为淡橘，凌驾在白云之上，心中常会响起电影《日瓦哥医生》的主题曲，想象日瓦哥在严冬的俄罗斯被流放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看见窗外辽阔天地，白雪皑皑“飘雪了”，一个再自然不过的自然景观，也能令这位诗人般的主角，由心底绽放笑容。这一幕常记我心，让我感动，这就是童心，就是诗心，我贴身向窗外，在夕阳柔和的照射下，欣赏如白云。如山峦的云朵，我的心一样恬然。
飞行中，是我少数能静下心思考的时刻。人是需要静下心的，所以那4个月的忙碌只在形体，不在心里。旅程的空当，我阅读近10本书、10部空中电影（长途飞行都会放一些刚下档的电影院线片），弥补我近半年没有时间进戏院的遗憾。
我深信磁场说，人是需要转换磁场的，我又酷爱旅游，喜欢了解陌生的地方，这种南北磁场转换，既有机会读万卷书（虽然只有10本）又有行万里路的充实，加上新西兰清新的空气，美味的羊乳和冰淇淋，那时成了我工作以来身心最“健康”的时期（这种健康，是可以“具象”的，因为体形最圆，心情最恬静）。
不信，有图为证。一张台湾杂志帮我拍的黑白照，忠实反应我当时的心情。背着一个小皮包走天涯，回眸的一笑，是现在的我可能再也捕捉不到的神韵。但是我知道它真实存在过，因为我正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窗口，实现我走向世界的梦想。当时台湾媒体，对我的专访，或许也应证了我那时的生活状况。
国际性资讯节目制作人，看上她的知性气质，向卫视台借将——
【记者粘嫦钰／台北报道章从台湾飞入香港卫视刚满一年的吴小莉，日前又接下一个国际性节目“电脑号快车”的主持工作，这是一个在纽、澳实地拍摄的资讯性节目，目前已预销到英美等地，吴小莉的东方特质在这个节目中凸显无遗。
澳洲电视台制作人是看了吴小莉在卫视主持“经济传真”，认为她的知性气质很适合“电脑号快车”，才向卫视台借将，卫视一直以吴小莉忙不过来为由，为她婉拒这项邀约，没想到对方坚持非要吴小莉不可，只好让她成为空中飞人，南北半球跑个不停。
这几个月来两地的长途飞行固然累人，但录影的顺利和国际性内容走向，对吴小莉而言，是全新的尝试，她说：“以前做记者，现在主持节目，而且服务范围愈来愈广，这种感觉很不一样，可以这样说吧，用奔波苦换取成就感，很值得。”
吴小莉私下透露，她只身在外，像只流浪的鸟儿，难免会有倦勤，但辛苦付出，渐渐地得到回报，她相信只要有企图心，台湾电视人的国际脚步，将会一步步更踏实。（摘自）
“搭人“电脑号快车’南北半球两地跑 吴小莉忙着工作浑身是劲”
记者王介中／专访
卫视中文台主持人吴小莉最近成了名副其实的空中飞人，不但往来台湾，香港和大陆制作她的“经济传真”节目，每隔两个星期还要远赴纽西兰录“电脑号快车”，问她对风光明媚的纽西兰印象如何，她说：“很安静，感觉上绵羊比人还多”。
“电脑号快车”是由电脑公司1ntel赞助，卫视和澳洲电视制作公司合作的科技节目，分别拍了中、英文版本，吴小莉就是担任中文版的主持人，说是主持人，却有点演员的性质，吴小莉说，为了节目生动有趣，让“妇孺皆懂”，她尝试扮演不同的角色，“我一会儿成了写恐怖小说的小说家，一会儿又是一个不爱干净的小女孩，在打电脑时将电脑弄得乱七八槽，一会儿又穿着睡衣，抱着小猪存钱筒做噩梦”。吴小莉说，这些经验让她体会到当演员的辛苦，也模模糊糊了解到什么叫做“戏瘾”。
“Quiet，now，we are recording．”Lisa，新西兰电视台所属艾佛隆摄影场，也是南半球最大摄影厂的Fl00r，Manager现导播。录影时，主控室里导播权力最大，但在录影室内，Lisa最大。每次在她宏量嗓音大喊一声：“安静，我们要录影了！”全场十几二十人全部肃静，而我每次都要忍住爆笑，镇定地等候Lisa手势，然后开始：“欢迎收看电脑号快车，今天我们要进入虚拟实境的奥妙世界，还要了解新加坡怎么用电脑改变了小学生的生活……”和来自澳洲、新西兰、意大利的制作小组合作，有极新鲜的感受。大家沟通用英文，主持用中文，语音频道得转得快。制作小组专业分工细，打灯的绝不去动摄像机。
由于并非单纯主持，我当中还要情境扮演：一会是80岁老大婆；一会在陆上学踩滑水板；一会把电脑全拆光，学徽电脑专家。所以道具组、化妆、造型、服装都得专人盯场，节目赞助商英特尔（1ntel）公司的专家更是全场standby待命，务必把我“速成”为电脑Master（电脑专家）。
由于英文版主持人来自澳洲，因地缘之便早就开拍。
为了赶上英文版的进度，我是早上7点多出门，9点完成化妆，一直录影到傍晚六、七点钟。期间，只要把我喂饱，我就乖乖听从吩咐，任劳任怨。意大利制作人GP，惊讶于一个中国女孩单枪匹马，拎着个大行李，自己跨越半个地球到新西兰的独立。我则笑他还停留在中国女子“裹着小脚，在家相夫教子的年代。”
不过，说实话，我是十分合作的，除了吃腻了飞机餐，到了新西兰，我会嚷着要“Chicken corn soup”（鸡蓉玉米汤）；录影太累，我会问“哪里可以找到中国按摩师？”外，一切是入乡问俗。因为我一直抱持着从台湾到香港，千万别丢台湾人脸，现在与国际制作组合作，更别丢中国人面子的信念。所以，我和制作小组合作愉快，Gp更是疼我如女儿。
节目中有主持人骑哈雷摩托车说故事的桥段（情节）。我皮衣、皮裤，打扮帅气地往哈雷上坐。GP看出我男孩个性和对哈雷的兴致，午餐休息，他坚持叫摩托车的主人载我逛逛惠灵顿（艾佛隆摄影厂在新西兰首府惠灵顿），冬天的惠灵顿别有一番景致，那里蓝天白云，污染少，天离你很近，星星似乎也特别大，就像唾手可得。静谧的空气，暖暖的冬阳，我想新西兰会是个退休度假的好地方。
只有工作，没有休闲，这绝不是老外的生活原则。GP加快录影进度，为的是让我能够好好看看新西兰，GP需要做节目后期，他就用心良苦地介绍了一位年龄和我相仿的澳洲女孩给我认识。也给我们弄来一部车，一些钱，GP说：“放心，新西兰很安全！”
两个女孩就翻山越岭，开了一整天车到了惠灵顿南方的一个农村，在那里“Farmstay”学过一天农村生活。那是一个专门给我们这种都市乡巴佬住的度假屋，里面一应俱全，还准备了晚餐材料，可以自己下厨，度假屋之大，足够一家四口共祝两个女孩霸占四张床，我们煮好晚餐，围炉畅谈，谈到夜深入静，屋外虫声鸣，两人异口同声说：“以后结婚生子，再到此一游。”这才满意入睡。
第二天，不是被中国农村印象中的鸡鸣吵醒，而是被“咩咩……”绵羊的叫声闹醒。一时我忘了身是客，拨开窗帘一看，小羊正在阳光下吃草，“好个新西兰！”我心想。“这些羊为什么能在这么陡的山坡上吃草？”问。
“Because they have special shoes！”（因为它们有特殊的鞋）GP答。全车人笑得乐不可支，这一天又是一次开工完毕，趁回香港前，一伙人要去沙滩骑马。虽然我从小爱马，小时眷村旁就有个骑马场，但那时年纪大小，只能喂马吃青草。现在一听要让马在沙滩上临海风而跑，哇，岂不酷毙了。但别高兴，GP说第一次骑马要有万全准备，每个人得在臀部涂上薄荷油，并且穿上厚裤子，免得磨得臀部犯疼。
将马牵出栅栏，沿着马路，骑向沙滩，教练说：“Youmust be boss Let himknow vou are boss！”原来马会欺生，知道你不识马性，它就索性停下来沿路吃草。所以你一定要果断地牵住马头，轻踢马肚，让它知道，得听你的。
我努力装得很强壮，但是我的马还是低头吃了几次草。终于到海边，沙滩上一对白马快跑而过，我爱透了马跑起来的英姿。不过，如果是自己坐在马上，可就另当别论。教练说：“试试‘小跑步’踢马肚！”
我的马就在左右同伴小跑步的怂恿下也跑了起来。初时，我心中挺乐：“我终于也骑马快跑啦！”
们是当马儿愈跑愈快时，我就开始心慌了，似乎马鞍也坐不稳，脚也夹不准，在差点要翻下马背前，我赶紧故作镇定他说：“Enough!Enough!”够了够了，赶快停下来，为了不让自己的“处女秀”太难看。尽管臀部已经隐隐作疼，我还是坚持把马儿骑回家，只是，我到现在还怀疑：“如果当时不及时喊停，我到底会不会从马上摔下来？”
新西兰和澳洲一样是户外活动的天堂，高空弹跳、空中跳散驾驶滑翔机，对于这些空中活动，除了高空弹跳外，我都兴致勃勃。
GP和我在完成路上小型赛车（当地称为Gofd car）的比赛后，又让我在驾驶员陪同下，尝试驾驶无动力滑翔机。
在此我要特别声明，是我坐前座，驾驶员在后座。当小飞机把我们带起后，就抛开绳索让滑翔机顺风飞行，这时驾驶员是放手让我操作的，也就是我可以在空中自由选择飞行的方向。“滑翔机可以飞多远？”问。
驾驶员说：“如果顺风，可以一路开滑翔机回到亚洲，你可以省下机票钱！”
嘻嘻！我笑笑心里想：“我不认真，你也千万别认真，我还是搭飞机比开飞机回香港好。”
黄昏中的惠灵顿非常美丽尤其在滑翔机上从“半高”的空中鸟瞰，我告诉自己，将来我还会再回来。
安全降落当然是驾驶员的操作，我还获得一份，‘开过滑翔机”的证书，至今安然保存。“不过我真的有引导飞机方向吗，还是顺风而行而已？”我仍弄不清。
“冬天到新西兰，不滑雪算白来了。”艾佛隆摄影场负责人说。
“明天去吧！反正第一季26集全录完了，Sa11v（我的英文名）如果不小心摔了腿，也不怕不连戏！”GP开玩笑说。
“好狠！”我虽然反驳，但第二天清晨仍兴高采烈地四点钟起床，和场长一家人开4个钟头车到惠灵顿附近著名滑雪胜地法高帕帕。
到了山顶，我报名上初学班，跟着教练在最平稳坡地上练下滑、刹车、爬坡上山。体力不佳的我，一下于就投降，讹称要去看看朋友滑雪而半途溜课。场长儿子杰瑞米技术一流，看着他从高坡喇地一声不见踪影，心里好生羡慕。本来我打算回头找教练重头来过，但是发现待在山上一上午，已经听到4次救护车声响，杰瑞米说：“有三个人摔断腿！”我决定还是坐在一旁，晒晒太阳——对别人的技术纯欣赏就好！这就是我的新西兰之行，名副其实的工作娱乐兼顾。
所以我在填写新西兰入境表“目的栏”时，不知何时开始已经自动从business改为business and pleasure（公干兼休闲）。
《电脑号快车》的录影工作全部杀青，新西兰电视台邀请当地政府官员和卫视高层举行祝捷会。中英文版主持人都出席。我在致词时，对着那群一起工作4个月的伙伴给予最大的肯定。
我说：“记得，我每完成一段录影，唰地一声一群人便一拥而上，拆道具的拆道具，摆放电脑台的摆放台子，调校灯光也同步进行，等到一切就绪，我往巨大无比的摄影场里一站，三机一动，又是一段故事的完成，”我把《电脑号快车》26集都留了一份拷贝。这不是因为我在故事里，而是因为有一群专业而敬业的人，曾经以电脑的科技，结合电视的创意，制作出如此浅显易懂，却又提供最尖端先进知识的节目。（据说，这个节目，目前还在内地一些电视台陆续播放着）“Quiet，nowwe are recording”，Lisa嘹亮的声音仿佛仍在身边，电脑号快车又在我心中慢慢驶过。
年轻的经理
“吴小莉迎向事业新丰年”
“卫视中文台主持人吴小莉最近回台过新年，人逢喜事精神爽，升级当‘经理’的她频频受称赞‘变年轻、漂亮了’。
“年纪轻轻就当上卫视掌管经济节目的经理，工作的顺遂令她不少朋友羡慕。吴小莉说，其实她花了两星期考虑该不该接这个职务，她犹豫的态度让亲友觉得不可思议。”
“吴小莉解释，她最害怕处理公事文件，过去当记者、主持人都是制作实务，要她坐在办公桌，专心开会、看文件，对她而言是件头疼事。别人庆贺她高升她却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接受考验。”
（摘自台湾《联合晚报》1995年1月1日）这是1995年元月1日，我升任卫视中文台财经节目经理当天，台湾《联合晚报》的一份报导，现在看来，仍可在某种程度表达我那时的心理状态，我对“升官”的兴致的确没有“做个好节目”这个诱惑大，但当时卫视高层说：“Sall，人你有没有想过，1996年的你想做什么？10年后的你又是什么模样？”
一位朋友说许多入在工作上会遇到老师，英文叫Men- tor，我想这位高层就是one of mv mentOrs。在他的提携和指导下，我开始学习走媒体管理这条路。
1995年8月，我刚在台湾日月潭忙完和《中国时报》合作一个名为（水沙连，中秋节特别节目）的主持工作，回到香港。刚回到香江的小窝，就接到当时中文台台长甘国亮的电话，询问我暂调回台湾，建立台湾中文台的意愿。那时我到香港已两年，生活起居早已适应，趁工作之便回台湾的机会也不少，思乡已不为苦，也不是我决定工作去向的主因。倒是回台湾筹建台湾中文台整个制作组这份挑战，却让我明知“前路苦，却向前路行”。
当时，卫视筹划在1996年3月，让一个本土化的中文台在台湾重新登常4月底，台湾以外的凤凰卫视启播，正式实行分途广播。筹组台湾中文台制作组，必须既了解台湾，又明白香港卫视运作。已经是财经节目经理的我，就顺理成章被视为调任为台湾制作部经理的最佳人眩八月底，我打电话告诉妈咪：“我要回台湾了……”我回家，是母亲嘴里不说，但是心里最为高兴的事，不过在台湾做制作经理的10个月，从媒体人到管理人，却是我职业生涯中极为辛劳，也收获极多的媒体管理经验。
“吴小莉升官返台成为卫视中文台制作经理，从香港调回台湾。”
“吴小莉升官了！她已从香港卫视中文台的财经节目经理调升制作经理，并回到台湾上班，昨天是她上班的第一天，神采奕奕的她表示，未来将以节目本上化及自制节目为主要发展重点。”
“两年前，吴小莉从一位不会讲广东话到现在成为卫视中文台驻台主管，她说，这段过程很艰辛，未来，也可能会因任务的关系再调到其他地方去，但在台湾至少会待上三个月以（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联合报》）“吴小莉：这回赌对了！
转赴卫视发展成就蒸蒸日上”
“由于卫视对台湾的部分愈来愈重视，离台二年的吴小莉回来了！担任卫视中文台首位的驻台节目制作经理。对于台湾三台第一个新闻主播转赴卫星电视发展的吴小莉来说，她总算认为自己这回赌对了。”
（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自由时报》）“荣升中文台台湾地区节目最高负责人吴小莉“卫’来一片光明”“吴小莉‘回娘家’了，昨天一下飞机就直接到卫视中文台在台分公司领取新名片，职称栏上印着‘制作经理’，这代表着她是卫视中文台在台湾地区节目最高负责人，新工作有新的挑战。”
（摘自1995年8月31日台湾《民生报》）在媒体的报道下，衣锦还乡的我面对的却是一个极为竞争的台湾有线电视环境，近100个频道，手下由10个制作人员扩充到20多人的制作小组，但节目的量，却是从每周两次的《妙论大卖撤到《今日看台湾》和〈今夜看台湾》两个每周5天的带状节目，和稍后筹备的〈〈人三温暖》，每天的名人访谈。
1996年3月适逢台湾领导人大选，本土化的台湾台当然不能漏掉这场重头戏。为了拿捏尺度，卫视高层最放心的仍是由我担纲主持。我们推出10集特别节目，除了专访林洋港、陈履安、彭明敏几位候选人，还制作4集候选人个人特辑，另外6集邀请赵少康、周玉寇等名嘴一起舌战各候选人或其幕僚团。
就这样，我既要兼顾原有的幕前工作，又要向香港总部争取支援，还要安抚手下，带领20多位小朋友打战，筹备新节目。
有次到香港开完会后，我心情疲惫，异常沮丧，最后在坐上飞机一个多小时回台北的航程中，我谢绝空中小姐的任何服务，只静静地望着夜空，然后拿出笔记本，振笔疾书，我快速写下回到办公室要做的事，要交待小朋友办的事，制作组的问题和可能解决的方法。我又运用了初中时，面对挫折的方法——静思，找出解决和改善现况的步骤；然后“Fid the way out”。知道自己仍有出路后，我心中豁然开朗，暂时放下心中所有牵挂，我又可以好山好水，享受一下我的空中旅程。
“小莉，你回台湾作名人，参加公关活动的时间都不够，哪有时间陪我们聊天！”一位我手下的小朋友埋怨说。
这群20多岁的新新人类，是台湾新生代，既能干却又最多情绪的一群，做主管就不只要带他们工作，还得管理他们的情绪，才能使工作有效地进行。
而她的埋怨也不无道理，我难得被调回台湾，经理兼主持人的身分，使我成为公司里面对记者媒体回答节目内容、未来大计和参加对外活动的最好公关，加上演讲和媒体采访不断，小朋友有情绪问题得抢空当和我聊聊。
有次台湾生产力中心邀请我为中小企业主谈谈：“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和价值观”。因为这些企业不是消费者是新新人类，就是员工是新人类，这都让这群上一代伤了脑筋。这场演讲，让我有机会把我这个新人类和这群新新人类下属之间合作的经验溶入了这场讲座。
这场演讲的一开始，我提到以年龄分界，1960年到1970年间出生的新人类，和1970年以后出世，现在在社会第一线工作的新新人类（新新人类是台湾对新生世代的通称，这些在绝对安逸环境下出生长大的一群，自成一种文化和价值观体系。）在许多观念上已有不同，但我和新新人类们则是既能相通又有不同。
在我领导的这群新新人类中，我明显看到这一代中国孩子，对自己的未来，成功的目标和要求有明确的设定，生涯规划可能比我们这一代还早，同时给自己寻求成功的期限更短，所以也更没耐性。不是希望人生惬意，能够“事少、钱多，离家近，老婆漂亮，孩子乖”，就是力争向上，谁也不服谁。带领这群新新人类，是既要维持他们彼此的适度良性竞争，又要保持工作环境的和谐。这是在我做好节目向市场竞争“攘外”的同时，还要学习。“安内，，的另一项课题。这也是我在接任行政主管时，没有预料的。当时我觉得不胜其烦，现在想来，这种经验也未尝不是人生的另一项收获。
制作经理这个媒体管理人的角色，也使我跳脱单纯的主持人地位而退居第二线，以媒体宏观的角度去观察和审视我置身的电子媒体。
台湾的媒体大战
“今年的毕业班有多少人？”“18个”“好，我全要了，一毕业就到九仓来上班！”
这里是香港观塘唯一一所训练摄影师的学校，说话的是香港九仓有线电视新闻部的总监，时间在1993年我刚到香港的那一年，香港第一家有线电视成立，打破了香港长久以来TVB（无线）、ATv（亚视）两家无线电视台在当地垄断的局面，提供了STAR Tv（卫星电视公司）以外），另一种电视频道的选择。
香港的律法严谨，Cab1e Tv的设立必须经严格审核，原本第一家cable由包括李嘉诚、九仓包玉刚家族等儿个财团共同集资筹设，但是李嘉诚突然在：1991年宣布，放弃走地面的cable决定上卫星，独资成立了sTAR Tv，这样一来，Cab1e还是得接收卫星的节目，几个财团顿时觉得无趣，“不玩了！”结果由九仓集团独资申请，整个延后了香港caHe TV开放的时间两年。
香港cable一成立，雄心勃勃地推出六、七个24小时播放的自制频道，又引进外来频道，现在提供香港观众20多个频道，加上当地4个无线频道和STAR TV的4个频道，及其地一些卫星频道，香港观众对电视的选择仍然是少于台湾观众，但是这场由卫星、cab1e TV点燃的电子媒体大战，在台港两地可是一样炙热。
由于亚太区的经济发展受到全球瞩目，想进入亚太区掌握资讯的传播业就成为一项利器，也是兵家争夺之地。
除了STAR TV、TVBs、CtN以香港为基地，ABN（AsiaBusiness Network）和MTV以新加坡为亚洲总部外，CNN、NBC等国际频道也都进驻亚洲，而且进行亚洲化的工作（例王NBC针对亚洲成立CNBC）。他们的最终目标当然都在中国大陆，但是大陆未开放前，台湾就是华人市场的最佳试点。电子媒体的多样化，不但台湾观众看得眼花燎乱，电子媒体的专业人才，更进行了大搬风。
1993年当我离开华视，进入STAR TV，在电子媒体圈引起不少震荡，因为当时的电视跳槽风，少之又少，现在，三年不到，人才的横向流动已不再是鲜事，香港那种到学校去“包”人才的情况，更是一点也不夸张。这个情形在台湾亦然，有朋友笑着说：“现在台湾大专、广电科系的毕业生，不是怕找不到工作，而是不知道投效到哪个‘头家’（老板）比较好！”
尤其在过去一年各行各业不景气声中，电子媒体却维持高度发展，从业人员成了高薪行业，而这样的远景，预估还可以维持两三年。
单是今年，市场上至少还会新成立或引进5个新频道，但是各频道的“抢人风”，也造成了这个市场personnel人事的混乱，拉抬行情的结果，造成一些“低手高报”，资历不足者，担任超过他能力的title和工作，这种情形，容易造成两个结果，一个是降低了节目品质，一个是将高手的行情再往上抬，增加更多制作成本、或是浮动的人事，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是，这是在这个行业景气时的荣景，一旦繁华过尽，我担心的是，太多被快速三级跳的人才，会面临高不成低不就的窘境。
以上这段文字是1996年初台湾女性杂志以《台北、香港吴小莉的双成记》为栏目，向我邀的稿。当时我就身处的工作环境有感而发，时至今日，港台的媒体环境早有新变化，香港有线电视频道的增加和开放不再有独家权，CNBC已经与ABN合并，sTAR sports和ESPN的结盟，TVB推出泛亚洲广播中文卫星频道……，这就是电视媒体，一个永远在变化、无可预料的行业。
一场媒体管理工作，让我置身媒体大战中，使我有了更深的领悟和实战经验，过往被我认为是琐碎枯燥的行政上作，更让我有机会学习管理自己的生活，学习管理人，并且学习对上、和顶头上司，对下、和员工，各个不同世代甚至不同国籍（卫视高层多为老外）的人沟通，这或许不是我大学时学的“大众传播”，但却是社会大学中很重要的“小众传播”原理。
足音--第七章、“凤凰”起飞
第七章、“凤凰”起飞
再回香港
1996年3月31日凤凰卫视正式启播。除台湾外，原卫视中文台涵盖范围都纳入凤凰旗下。凤凰卫视和台湾卫视中文台正式分途广播。4月中，公司高层想：“小莉完成台湾台开播的阶段性任务，是不是该回香港了？”所以，甘国亮从香港打电话到台北，“小莉，台湾台已经顺利成立，凤凰台也开播了，有没有兴趣回香港来？”我又面临抉择，“是留在台湾做制作经理？还是再赴香江完成我未完的梦？”我问自己：“当初想看九七，想做更多节目给更多中国人看的理想是否还在？”答案是肯定的。
为了向总部汇报台湾制作部情况，我出差香港，和风凰卫视中文台台长，也是我现在直属上司王纪言（因为王台长曾为中国北京广播学院副院长，所以我们都尊称他为院长）会面。院长是标准北方大汉，一见面就率直他说：“赶快回来吧！凤凰卫视开播，好些人说怎么就看不到过去卫视一些优秀的主持人？”
就这样，我决定再度告别爹娘，负笈香港。而这个决定，又开启我传播生涯中另一个辉煌阶段。因为在台北制作部我手中仍有3个节目在制作中，《名人三温暖》企划案也在酝酿，制作部不能一日无人接替行政工作，我必须进行交接。
同样是7月，我又在卫视台北同仁的借别会后再赴香港，只是这回不再是人生地不熟。有经验的我在香港岛找了一间家俱俱全的小套房，省却我重新安顿的时间和再睡地板的危机。再回香港，公司有了很多转变，套句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刘长乐在第一次凤凰节目研讨会和经理级同仁开会时所说的：“很多人可能注意到，过去几个月，有一些高个子在八楼走来走去，其中以一个大个子为首，几个月来，大家的衬衫牌子变了，领带也不同了……”这是个很形象的描绘。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像我一样说普通话的人愈来愈多，原本公司会议由广为采用的广东话、英文，现已成为普通话的天下。国语人的语言和思考逻辑较为相似，所以我与同事彼此没有障碍，一位天津同事说：“我父亲有一次路经香港到台湾，他到了香港，觉得像到了外国，进了台湾，觉得像回国似的。”
也由于我和香港同事相处已有默契，初期我还兼任京港文化磨合的翻译官。
“凤凰是东西文化合壁，太极中阴阳的融合，内地来的同事要尽快把过去不规范的做法改变，向香港的规范化靠拢……。”刘老板继续说。
在香港，我不是第一次经历改朝换代，尤其在经过行政工作的洗礼后，我明白做媒体打战不但需要有决策的魄力，更要有了解自己和市场的眼光。这次，我隐约感到不同，因为这只金色的凤凰，不但了解自己要主攻的战场，它似乎也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弱势，摆脱犹豫不决的忧虑，它展现风风火火的行动力，使我更乐于投入其中，随凤凰起飞。
专访董建华——追踪候任行政长官的第一天1996年12月11日，对香港人来说是别具意义的一天。SAR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经过激烈竞争，这一天就要诞生。凤凰卫视和其它香港媒体一样全程转播。原订我将在棚内做现场直播，前一天，高层突然和我商量，希望我能做到新任特首的专访，于是临危授命。11日我转换任务，到会展中心筹委会投票现常投票过程中，董建华一路领先，等到票数过半，董建华笃定当选后，现场各种小道消息不断：“候任特首会到现场向委员谢票！”我四处流窜打探消息，直到会场宣布投票结果，委员都散场了，董建华才出现，并召开了临时记者会。300多位中外媒体架起了层层摄像机和脚架，我们这组机器因为不负担转播责任，加上内外场跑，捕捉和追访委员，所以只抢到最旁边的位置，我站在摄像机旁最前的位置。董建华首先发表当选感言，然后开放媒体发问，现场顿时响起一片抢问声，不过都是以广东话一问一答。我知道董建华中、英文，广东话都很流利，心想，应该为凤凰卫视说普通话的观众服务一下。这时董建华说：“最后两个问题！”
我心中一急，提气继续大声提问，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大嗓门终于吸引到他的注意：“董先生，请您用普通话向亚洲区的观众说明，未来5年您将如何兑现您的承诺，不负今天高票当选的所托？”
董建华果然以普通话答问，这也提醒他，香港是个语言多元化的都市，最后他附加一个问题：“Last question，Eng1ishl”开放一个英文问答的机会。或许是我用普通话发问的关系，我对董建华的提问，当晚也成为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惟一采用的答案。
从会场回到公司，我受到英雄式的欢呼。我不明究竟，同事解释给我听，“整个记者会，就听到你尽责地不断提问的声音，终于轮到你发问时，我们看到电视转播镜头一转就看见你站在第一排，拿着凤凰的麦克风，不急不徐地在问问题，你是惟一一个我们（观众）看得见，到底是谁在发问的媒人！”
但任务还未完成，我最想做的是新特首的专访。经过公司的奔波和协调，高层下达指令：“小莉，今晚随董建华到深圳，明天香港特区筹委会开会前，看能不能做到专访。”
连夜和一群同事北上，北京摄影队大批人马也赶到深圳会合，同事们连夜想访题，公关经理多多继续和董建华办公室协调，最后敲定第二天清早7点到董建华下榻处会合；再小心地跟随董建华办公室人员到采访地点等候。因为要避开其他没有约定的媒体，董建华办公室只准许香港4家电视台：无线、亚视、有线和风凰卫视每家专访15分钟。
和媒体打交道，董建华并非第一次，虽然过往低调，但他知道自己已在舞台焦点下，必须给香港媒体一个交待。经过竞选的劳累和不停的赶路，董建华仍耐心回答每个媒体可能部分重复的问题，除了最后因为赶筹委会开会而稍为心不在焉外，他对媒体要求极尽配合，让每个访问做起来都像个“专访”，最后他在幕僚催赶下，不得不离开时，又露出大家现在非常熟悉、表示抱歉的笑脸。
董建华在竞选特首期间，媒体对他身为长子，曾带领家族企业东方海外走过濒临破产危机的经历津津乐道，许多人更寄望有这种坚毅个性的领导人，在香港万一遭遇危难时可同样发挥作用。现在看来，虽然1996年香港经济一片繁荣，但积谷防饥一向是香港的美德，许多人当初的选择，对香港似乎非常重要，只是，这艘满载着数百万人的大船能不能驶过险滩，可能就不只是“坚毅地捱过去”这么简单的手法可以解决的了。
一代名舰沉浮录——中山舰打捞实记
“小莉姊，编导说，你先别回饭店，可不可以直接到京口现场去。”望着我第一天认识，满脸惶恐的助理，既害怕我生气，又担心我不肯就范，没法和编导交待的表情，“走吧！”我说：“不过行李很重！”
时间是1997年1月27日，我刚从香港搭机抵达武汉，一下飞机，就被摄影队派来接机的人拦截，直奔中山舰打捞现唱—长江边上的京口。
助理嚅嚅地说：“明天中山舰就要举行打捞出水仪式，下午就得拍东西了！”
于是我坐在的士车厢里，就着每20秒钟会震荡一次的高速公路路面，开始化妆，在抵达京口岸边停下车的一刹那，刚好完成我最后一笔唇彩。一个像是当地人的男子打开车门：“你好！”为了不破坏唇形，我以微笑答礼。“他是谁？”我问助理说：“他就是编导张绍刚！”“哦，我以为是京口的交通管制员！”我说。助理大笑：“你别告诉他，他特地来接你的！”之后，我的行李和我分了家，我被直接带上一只木板船，往长江中线驶去。
“这次我们要做一个小时的特辑，但是我们只有今天下午到天黑前的时间可以上船，明天上午的打捞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所以不能上船，只能拍些岸边的庆祝活动。”编导交待任务。“有没有一些中山舰打捞的背景资料？”我问。
“有！中山舰已经沉没长江底近60年，去年底开始打捞，打捞船上的弟兄都是四川来的，已经在这儿呆了很久，预计还会在这里过年！”编导急促他说。“就这样？”我追问。“就这样！”编导说。“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上船问吧！有一点很肯定，这帮四川兄弟在打捞船上都看风凰卫视，他们都在等你来！”
摇摇摆摆地我攀上了工作船。为了打通所有关节，编导和我看法一致：“先搞定总指挥”，一来可以补充我们背景资料的不足；二来方便在打捞船上的一切活动。
“李总，明天中山舰就要出水了，谈谈这次打捞的难度和艰辛？”
“泥沙，中山舰在长江底半个多世纪，已布满泥沙，我们又希望完整保留船体，所以要一面除沙，一面扶正船身，一面把它从河中往岸边推移到今天的位置……”“明天出水的程序如何……”我得意地看着编导，心想：“现在我知道的比你多啦！”
如李总指挥所形容，当时的中山舰是被两条打捞船左右两边用缆绳架着，船体只露出右舷的一部分，我在准许媒体游走的工作船上，以中山舰右舷船体为背景，融合编导绍刚和总指挥告知的背景资料，做了段节目开常编导仍为一个小时节目的内容而伤脑筋，“得上打捞船！”我们3人（我、两位编导兼摄像）默契地往船上攀。这时公安人员前来阻止，表示非工作人员免进，我赶紧对着远处刚做完访问的总指挥求救，“李总，我们想上打捞船！”
李总看了看我挥挥手，示意保安：“让他们上！”我们终于爬上打捞船，有机会记录下中山舰出水前一夜工作人员最后的心情和工作情况。“你们好！”我说。“吴小姐，欢迎你来！”打捞船上工作人员带着浓浓的四川口音齐声说。“你们现在做什么？”摄像机跟着我在打捞船上好奇地移动。“下水检查！”工作人员说。
“这个潜水衣很特殊幄！”我说。
“对呀！脚上要穿铅鞋才能沉下去，头罩里有对讲机，要上岸时便通知岸上工作人员，我门会用这条管子在潜水衣里充气，他就会浮上来了。”工作人员用四川国语热心地解释。
“下面情况如何！”我试着用对讲机和刚刚对着我们摄像机说“拜拜”要去做最后检查的潜水员对话。“右边有泥沙、水流很急，”潜水员在水底回话。情况似乎不太妙，第二天就要举行出水仪式，船身下40多条绳索，必须齐力拉抬中山舰，如果哪一侧淤泥太多、过重，导致倾斜甚至船身破裂，都将功亏一篑。我赶快把对讲机还给岸上工作人员，双方马上用又快又急的四川话对话，连总指挥也来了！“人家正着急办正事，别在这儿捣乱了！”我心想。
我们把摄像机带离船边，转移到船上只在旁观看的其他工作人员身上。
“在这里待多久了？”我问。
“三、四个月了！”众人答。
“想不想家？我继续追问。
“想呀！答案一致。
“这里最小的是谁？我问。
“他！众人齐指。
“你几岁？我把麦克风转向众人所指的一个清秀男孩。
“18岁！”“16岁！”他的答案和众人说的不同。
“哦！有人谎报军情！”我开玩笑说。
“你在打捞舰上负责做什么？”我问。
“有没有人因为工作受伤？”我继续刺探军情。
“有！”一个手上仍包着纱布的年轻小伙子，红着脸被同伴推了出来。
“怎么弄伤的？”我问。
“我下水打探情况，河底黑，中山舰斑驳生锈，舰身很利……”他说。
这群四川大汉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和我分享几个月来与长江湍急河水搏斗的故事。这些也全部收录在我们的摄像机中，成为一代名舰沉浮录上集——中山舰打捞前24小时的真实记录。
28日的出水仪式，我们没有转播权，不获准上船。在岸边我们找到了解中山舰当年情况的老人讲述中山舰的故事，他以自己的蓝色手提包，生动描绘日军炸弹轰炸，舰上官兵死守到最后一刻的情景。（两位编导绍刚和矫捷在做后期时找来日军轰炸的黑白影片，加上近60年后的现场访问，情境重演的效果感出乎意料地好。）上不了打捞船，我和矫捷只好在岸边“引诱”船民载我们到河中靠近出水的地方，希望尽量靠近中山舰。
一月的长江边，河风冷凛，我为了这次野外活动任务特别购买的羽绒衣，虽然可以御寒，却挡不了风吹头疼。
坐着小船漂泊近两个小时，把京口两岸和坐着渔船赶来围观的民众拍了一遍，该做的访问和现场口白都说完了，我们决定上岸，这时，政府官员已经离场，现场转播结束，在大批媒体往外撤时，绍刚说：“别人不拍，我们拍出水仪式后的中山舰！”
我再度登上打捞船，所谓出水仪式，是把昨日看得到的那节右舷和整个船身再往上拉抬几寸，可以清楚看到中山舰大半个舰底。此时，忙了一上午的四川兄弟们，都松了一口气，他们看到我，异常兴奋，因为出水仪式顺利，我分享着他们的喜悦，也访问他们的心情，我突然玩兴大发：“我可以到中山舰上去吗？”
“可以呀！小心点，我扶你过去，”四川弟兄说。
两天的贴身采访已经把这帮弟兄全数收服而不需问总指挥，他们一口答应，一副把我当成自己人的模样。
我坐在中山舰的舰身上，手指着被日军炮弹击中的裂洞，又滔滔不绝说起中山舰的故事。忙完采访，总指挥热情而且坚持要摄影队和大伙一块吃午饭。快过农历春节，弟兄们嚷着要唱歌助兴，我随口唱了几句《过大年》，虽然被编导讥为五音全三音，但四川弟兄可给足了面子，掌声如雷。有时电视工作的成就感不只在于成品的展现，我更满足于过程的付出和回馈，因为我是如此喜欢人，如此乐于亲近没有去过的地方。
两位编导对我颇感内疚，因为一下飞机，连安顿都来不及就让我赶着工作，我却乐于到我从没踏足过的长江边上走一走。严格说起来，两天不到的时间，我们完成一个小时的特别报道。在外援不足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贴近现常几个月后，我在香港启德机场遇到一位旅客，在认出我后他说：，‘我看了你们的中山舰打捞节目，很不错！”
我把这段赞美词转到俩位编导耳中，3人都颇为得意，因为个中过程的艰辛只有当事人心领神会。现在中山舰已经整体出水，安放在武汉供世人参观。这帮四川打捞船上的弟兄应该已经回到了家，或者又到了大江南北哪个需要他们的地方，继续和自然环境搏斗了吧！
愈来愈近的京港关系
和绍刚、矫捷的合作还没结束。
忙完中山舰打捞，原班人马便搭机北上趁香港特区筹委会在北京开会，对一些重要人士进行专访，香港回归的脚步是愈来愈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