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位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廢除在同段位中分甲組、乙組以及因此產生的級差。另外，採用了「權宜升段規定」。這個規定將過去的「升段大賽成績未達到平均分數為七十分以上者不準升段」改為「在昭和十四年與十五年裡，平均分數達到六十五分以上者即可升段」。
這一年春天的升段大賽一結束，我便作為享受權宜升段規定恩惠的第一號而晉升為七段，再次與木谷實段位平等、並肩起坐了。
我與木谷實的多次對局，早在數年前就作為「明星節目」被搬上舞臺。為此，各大新聞社都爭先恐後地相繼將我們的對局納入計劃。例如：時事新報社主辦的僅打到第六局便中止了的十盤棋；讀賣新聞社主辦的七盤棋；每日新聞社主辦的三盤棋等等。總的來看，以上的對局雙方勝敗是平分秋色。如此景況之中，我倆作為當時的最高段——七段而並駕齊驅、難分軒輊，這樣一來，秀哉名人引退後的日本棋界最強者是誰？無形中，木谷實與我的對局作為決定最強者之戰更加名副其實地成為「最佳節目」。
誰來主辦這個最受歡迎的節目——木谷、吳的決鬥？這無論對哪一家新聞社來講都事關重大。那時，讀賣新聞社慧眼識到擂爭制對局的嚴酷性，於是與日本棋院締結了一項契約，將所有的擂爭制對局由該社一手壟斷起來，木谷實獲悉此事後，有一次與讀賣新聞社的圍棋責任記者飲茶閑談中，曾表示「願與吳清源一爭勝負，打它幾十盤也行！」
讀賣新聞社喜出望外，趁木谷實話音未絕便急速地作出木谷與我擂爭十盤棋的計劃。當時的對局費也是每局每人高達七百日元。那時節普通的對局費按行情是每局兩人共三百日元左右，我們的對局費可真是慷慨破格。其實我對金錢之事從來都算不清賬，對自己的錢囊到底有多重也從未掂量過。毫無例外，那時的一切都託付日本棋院的八幡幹事與木谷實去商定，據木谷實講，對局費中有四成被日本棋院預先克扣了。此次十盤棋對局的條件還有：決定以擂爭勝負的方式。有一方淨勝局上領先四局即改變一次交手棋份；限用時間各為十三小時，三日終局制；對局期間採用「同館食宿、閉門封棋」的方式進行。
在對局場的選擇上，鋻於必須是與擂爭十盤棋這種白刃格鬥色彩相符的擂臺，為了始終保持莊嚴肅穆的氣氛，決走主要選用坐落在鐮倉的建長寺、圓覺寺、鶴岡八幡宮。第一局於九月二十八日起費時三天在建長寺的禪房裡對局。當時的住宿地點是靠近由比濱的鐮倉海濱飯店。
猜棋結果是木谷實執黑。木谷實從他與本因坊秀哉名人下引退棋時開始，形成了「以新布局為主、重視取勢、投石高位」的棋風。不料此局木谷實突然棋風一轉，改為「投石低位、堅實占地」的策略。當牢固地占地之後，奕至中盤便猛然打入對方的陣勢中去。因此，在我與木谷實的對局中，圍繞打入的子而展開絞殺的場面屢見不鮮。此局也同樣，黑棋首先抵投取地，然後近中盤時在白模樣中打入，不過在黑棋牢固占地的功夫，白棋早已捷足先登地伸張開模樣的大網。結果，第一天給人的印像是黑棋稍稍落後。
第二天，黑棋果然打入白模樣中，雙方短兵相接。然而打入雖然可望得手，但整個盤面對黑棋來講仍無根本好轉，黑棋陷入苦戰的印像難以消除。從黑棋第77手開始進入對局的第三天，絞殺的態勢更加擴大，雙方都相繼遇到了局部戰術的關鍵地方。只見木谷實一手又一手地冥思苦恩，一陣又一陣地反覆推敲。局後一查記錄，黑棋的思考時間：第九十五手用了五十二分鐘，第九十七手用了六十五分鐘，第一百零一手用了五十五分鐘。可見木谷實長考留下的腳印真是既深且長。
我的第120手，本來是想賺取小小的兩目而伸腿，誰知竟是個失著。後來落了個被黑棋猛烈反擊的苦果，造成一個大劫，把我逼上梁山。此時，木谷實也好、我也好，全部捨生忘死地拼了。後來第157手時，沒想到木谷實在左上角打了一手劫棋後，突然在盤側倒下。當時的觀戰記者三崛將先生描寫了這個場面。文章略長，恕我全文引用：
此次對局純屬真刀實劍的血戰，，棋手雙方無時不在殊死拼殺。這種賭命於擂臺的決鬥，即刻成為銘記昭和棋史的一場大戰。激戰到了最後一天的深夜，對局場上展現出一一片陰氣襲人、滿地月色淒涼的景像。
只見木谷六段的黑棋打下第一百五十七手後，頓時鮮血從鼻孔中流出。敝人當然不解，盤前竟如此令人嘔心瀝血！於是，房內紙隔扇和玻璃門急忙被打開。建長寺對面的山上吹來一股股寒冷的夜風，在寺院中的禪房四角颼颼地回蕩，仿佛要將這裡的一切都凍結凝固似的。
走廊裡，限用時間已所剩無幾的木谷七段，悶悶不樂地躺倒著，頭上不停地用毛巾冷敷，並不時地叫喊：「對方考慮的時候，我也想去看看！」於是，一時攔擋不住，他便強打硬撐地坐到棋盤前，不過只聽他說了句「不行！」，便又踉踉蹌蹌地回到走廊躺下。當時，對局場上人們四處亂竄，猶如熱鍋上的螞蟻。然而抬頭望去，昏暗的走廊對面的山上，早已是風平月明，株株蒼杉在漆黑的夜色中已然紋絲不動地靜下來了。
禪房裡，明亮的燈光下，表情嚴厲的吳七段正在長考，仿佛剛才的騷亂他全都置若罔聞。不！也許噪音根本就未曾入耳。在三十分鐘之內，他正襟危坐，紋絲不動。突然，他抬起頭面向天井，雙目向極高處眺望，但心神卻仍然貫注於盤面。剛才的騷亂發生以來，吳氏始終一言不發。自黑棋第一百五十七手打下後，驚慌失措的人們，水呀、藥呀的喊個不停。然而噪音對他毫無干擾，吳氏就這樣默默思考著度過了三十分鐘。真是寸心不亂！
「吳先生，怎麼樣，休息一會兒好嗎？」日本棋院的八幡幹事伺機搭話問道。當然，八幡先生的用意很明顯，若是吳氏此時將下一手打下，那麼限用時間僅剩九分鐘的木谷氏將陷入苦境，可以這樣說，若是吳氏一石落下，然後再用三十分鐘、或一個小時來休息的話，就等於賜給時間窘迫的木谷氏以額外的緩兵之暇，此事便顯得不公平了。正因為如此，八幡先生才考慮趁現在吳氏未投之際先休息一下。
吳氏慢吞吞地看了看左腕上的表，答道：「快點兒下吧，可以早些結束。」說完，吳七段終於決然脫離思索，揚起臉向走廊那邊問道：「木谷先生，怎麼樣？休息一下好嗎？我這一手馬上就要下啦。」
話音落下後，禪房內鴉雀無聲，沉默中又過了幾分鐘。後來，臉色不佳的木谷七段，用濕手巾將頭纏住，步履蹣跚地從走廊處走出來。於此同時，吳七段第一百五十八手打下，將這個大劫徹底地收拾了。
「休息嗎？」木谷七段問。
「休息吧。」吳七段額首應道。
於是，休戰二十分鐘。
吳七段在側室裡繼續飲茶休息。木谷七段仍要冷敷頭部，便低著腦袋，搖晃著走向大徹堂，在黑暗中消失。隨後，高橋四段悄悄地給我看了四個字：「勝負不明」
（引自《吳清源擂爭十盤棋全集）第一卷）
嗣後，這篇觀戰記事害得我大難臨頭，有苦難言。其實，木谷實倒下之時我根本就沒有察覺是因為出鼻血。我覺得很可能是由於當時的棋勢非常微細，而且黑棋始終陷於苦戰之中，後來因我出現失著而局面驟然間好轉，於是他大大鬆了口氣，緊接著便引起了貧血而倒下。我為什麼這樣想呢？因為木谷實在對局時，只要是疲勞過度，就常常引起貧血。以前他在和橋本的對局中，木谷實就曾因貧血倒下，因而不得不休息三十分鐘。據橋本說，當時那盤棋已進入收官階段，木谷實就是利用了那三十分鐘的休息時間，一邊躺著一邊在頭腦中的棋盤上計算如何收官，而且他自稱：充分計算的結果是自己一目勝。
分析一下當時的實際情況，應該說我這裡不但沒有餘暇去分心照應木谷實，實在是早已自顧不暇了。由於我的失著，本來自信為優勢的局面，頃刻之間轉變為勝負不明。我自身血壓劇升，鮮血幾乎快從天靈蓋上噴出了。由於我只顧絞盡腦汁地思考，所以周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與其說是沒有印像，其實根本未映入眼簾。可以說，在這麼重大的對局中，遇到黑白棋石擁擠成一團、臨近終盤尚且優劣不明的局面時，作為棋士，誰都會冒粉身碎骨之險，毫不弛心旁騖地投入戰鬥。因此，此時此刻豈能一心二用，焉有替對方的競技狀態而擔擾的餘暇。總之，血戰的雙方從始至終在盤上將自己的棋石與對方的棋石緊緊咬住，只要盤面上這種僵持的棋石不消失，恐怕誰也不會去介意對局者處於何等狀態。再者，觀戰記者中「木谷七段悶悶不樂地躺倒著」一句，委實是大肆誇張的描寫。實際上應說明木谷實是躺在長椅子上的。而這篇報導無疑給廣大讀者造成了「木谷實痛苦難堪」的不良印像。
休息後再戰，進入收大官子，在第一百八十四手我再次出現失著。黑棋終於轉為優勢，如此打下去的話，局勢發展將是黑棋多二、三目。可惜勝利在望的關鍵時刻，第一百九十三手木谷實也出現了失著，我再次抓住勝機，挑起劫爭，終於實現了逆轉，白棋獲二目勝。這就是我近百局的擂爭十盤棋中的第一局，是一場從始至終苦戰不休的勝負大較量。
昭和十四年，正是「滿洲事件」後，不宣而戰的日中戰爭早已陷入了更加擴大的深淵，日本國內也處於「國粹思想」籠罩全社會的時期。宣傳機構都大肆宣揚日本民族在亞洲的「優越性」。於此相反，他們將中國人蔑稱為「支那人」甚至辱罵為「狗窟子」。霎時間「支那人愚蠢」等惡語中傷如陰雲彌漫，嘲笑中國人的報導、文章等，不但是報紙，就連少年雜誌也連篇累贖。
在如，此蔑視中國人的風浪中，如前所述的觀戰記事登載見報，頓時引起了讀者巨大的反響。「當木谷七段鼻血流出、異常痛苦之時，你卻佯作不知，只顧繼續下棋，這簡直太殘忍了。你為什麼不馬上休息一下？你為什麼不能說幾句照顧的話？你簡直是個不懂『武士俠義』、慘無人道的賭棍！」頓時，新聞社那裡對我如此非難的陣陣咒罵猶如一群黃蜂紛飛沓至。
若允許我說兩句的話，我認為那些對我非難的人只能說是對圍棋的「白刃格鬥」一竅不通。我與木谷在棋盤上演出的是一幕決鬥悲劇，木谷實要決一死戰，我也只得冒死相拼，而且必須強調的一點是：是否休息，只能由公證人八幡幹事來決定，我毫無權力。職業棋士們到底與眾不同，不但棋士中間無一人說我殘忍，木谷實本人也因讀者那般騷動而感到十分為難。
但事件還是越發嚴重，竟然發展到連恐嚇信都投進家中。我將那些恐嚇信拿到瀨越先生那裡，本來就事事愛操心的先生看到後，更加為我擔擾。後來，先生立即去找安永先生商量，安永先生答道：「吳先生若是勝了這十盤棋，恐怕有喪命的危險。」於是對這個十盤棋是否應該中止，瀨越先生一時進退維谷，大傷腦筋。最後，先生毅然決定對局繼續進行，並熱情激勵我說：「即使喪失了寶貴的生命，身為棋手，死於盤上，也應心甘情願、在所不辭。振作起來繼續打下去吧！」
這次事件中，還發生過有人向我家扔石頭的不愉快事情。由於瀨越先生既是招我來日本的，又是勸我繼續對局的人，他既負有保護我的安全之使命，還必須承擔讓我冒險之責任。無疑，那陣子先生左右為難，朝夕喊苦。
不過，可能由於我生來就遇事滿不在乎，對此事件並非那樣耿耿於懷，我若因此而過多傷感，在那麼艱苦的對局中就絕不會取勝。我認為：我能超脫民族與國境的界限，能保持鎮靜、臨危不亂地奮戰到底，這全都歸結於我的信仰。
戰後聽說大宅壯一氏曾以這次對局為例，寫了一篇以「中國人是殘酷的民族」為主旨的文章載於雜誌。看過那篇論文的華僑同胞們個個義憤填膺，紛紛指責在大陸上到處燒殺掠奪的日本軍，他們才應該稱為慘無人道！對我來講，我不但無法承認自己狠毒不仁，而且更不能容忍任何人隨便指責全體中國人。這只能給我留下非常不愉快的回憶。
鐮倉七盤棋期間，除了第一局以外，還有許多值得回顧的往事。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十）六月，在圓覺寺下的第四局，是繼我二勝一敗之後，可以左右這次十盤棋結果的重大對局。那一局我執黑棋，因走棋過分而作繭自縛，陷入苦戰。收大官子時，我在必爭點上打出了一手逆收官棋，苦戰到底終於多了一目。因此，我三勝一敗，終於拿下了這確保我有利的重要的一局。
捨命爭奪的第六局，於昭和十五年十月再次在圓覺寺舉行。對局場選在寺內歸源院中茶室式的小書院，那裡四周翠綠如屏，景致十分雅靜。
第六局之前，我順從廣大棋迷的要求，將「吳泉」這個名字再次恢復為「吳清源」。戶籍上我依舊稱吳泉，吳清源如同筆名一樣。木谷實失落了第五局之後，將愛惜多年的長髮一剪子斷去，變成和尚頭。在僅剩一城（再輸掉一局就要被迫降低一格即改變交手棋份——譯者）之際，以表示他將重整旗鼓、破釜沉舟之決心。我從來都是光頭，我倆在禪房對局時，簡直如同兩個禪僧一樣，雙雙不禁掩口而笑。總之，第六局我也幸運地獲勝，五勝一敗，終於將木谷實擊退到「改交手棋份為先相先」的位置上去了。
第七局，於昭和十五年末開始到昭和十六年的正月初為止，在鶴岡八幡宮對局。當時，針對我向上連扳兩手，木谷實來了個向上連扳三手的應著。記錄員見此大驚，不小心將桌上的紅墨水瓶弄翻，濺灑到塌榻米上，霎時間綻開了朵朵紅花。記錄員荻原佐知子初段本是喜多文子先生的家傳弟子，作為「名記錄員」向來評價很高。可惜，昭和二十年三月在東京下叮遇到大空襲時喪失了年輕的性命。
這一局，進入收大官子時仍然短兵相接，勝負不明。由於我在第六局已將木谷實擊退了一步，心情多少鬆弛了一些。加上此局第三天晚餐時，飯香菜美，胃口大開，忘卻了對局時應節食之事，結果像平素一樣大吃大嚼了一頓。再次開局後，滿腹發脹，招來作祟之禍，不久便在第一百七十手打了個失著，一團大棋被吃掉，好端端的棋讓我失落了。
到鐮倉十盤棋的第六局，我以五勝一負多勝一籌；第七局之後的戰績為一勝三敗，敗多勝少暫且落後。回想與其他人的十盤棋，我也常常是多勝一籌後，大意失荊州，優勢之棋多被失落。我亦覺得，只要是第一局，我從來都發誓死鬥。這說明我對勝負的執著之心向來是虎頭蛇尾、日趨淡薄的。不容置疑，要想在勝負之爭中連勝不敗、獨霸擂臺，就需要對取勝抱有一種強烈的倔強心。而我，一旦對取勝變得清心寡味，那麼對局時不知為何對手也變得不露破綻；相反，若對勝負之爭充滿信心，那麼頓時會產生一種神奇的精神力量，將對手迷惑以致誘其誤出失著。
總之，圍棋是兩人共同創造的一種藝術。同時應當毫不含糊地指出，圍棋完全是為了取勝才引起相互殘殺。圍棋是不折不扣的勝負世界，除了要求常勝不敗之外別無他求。說到底，不獲勝就無人承認它的巨大價值。
本因坊戰
如前所述，昭和十三年，本因坊秀哉名人的引退棋決定與木谷實相爭。在秀哉名人即將引退之際，他曾提出將「本因坊」這一「家傳名位」傳讓給日本棋院。棋院當然求之不得地接受了這一名位的傳讓，重新舉辦了全日本選手權戰，決定優勝者可以獲「本因坊」這一名銜。這就是本因坊戰的由來。
本因坊戰現在由每日新聞社（過去的東京每日新聞與大阪每日新聞）投入巨金並與日本棋院締結契約而舉行，規定每期本因坊在位期限為兩年，每隔兩年在本因坊和挑戰者之間舉行新的本因坊決戰。現在，名目繁多的桂冠名銜設立，為爭奪那些稱號的棋戰已達到鼎盛時期。然而回顧一下漫長的圍棋史，那時期設立的本因坊戰則是各名銜戰的先驅者。
本因坊戰從提案轉變為現實的過程中，曾一度在棋士中間引起巨大的分歧。無論怎樣說，當時正處於根據段位而制定交手棋份的嚴格時代。若和比自己段位低的人以分先來對局，對當時的棋士來說實在是難以接受之事。另外，認為貼目是與真正的圍棋精神相悸、絕不能得到承認的意見，也以「長老棋士」為中心，人多勢眾。後來的一段時間內，認為如此爭執不如乾脆不設本因坊戰為好的意見又占了上風。
從昭和十二年元旦開始醞釀的本因坊戰，曾經幾度險些破產。然而，由於有關者的熱心敦促，難產的本因坊戰終於在眾人努力下而實現了。昭和十四年，第一期本因坊戰拉開了序幕。
第一期本因坊戰預選賽經過了兩年時間，剛好在我和木谷實的鐮倉十盤棋的同時舉行。現將當年的本因坊戰從預選賽開始到最後決賽為止的複雜程序說明一下：第一階段，從四段陣營中的低段者開始展開預選賽，然後出線者與高段者，包括七段的全體參加，從中選出八名挑戰者候補。第二階段，在這八名候補挑戰戰者中反覆進行四次淘汰賽，每次淘汰賽的優勝者積五分，以下人的積分依次遞減；根據四次淘汰賽總積分的高低按順序排出成績表。最後階段，」在總分第一位與第二位之間進行六盤勝負的決戰，從而決出第一期本因坊。
我在四次淘汰賽中的成績是：一回優勝，一回為二等，還有兩回是初戰即潰。其實八人之中我的勝率本來較高，可惜由於積分的關係只好退居第三位，因此不能在挑戰者決戰中出場。第一位是關山利一六段，第二位是加藤信七段，在這二者之間進行了「本因坊決定六局勝負」。但由於決戰結果是三勝三敗，打了個平手，因而第一期本因坊便由預選賽中總積分為第一位的關山六段獲得。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九月，關山六段晉升七段，同時改稱號為「本因坊關山利仙」。
第二期本因坊戰的預選賽，在第一期本因坊決出的昭和十六年便已拉開了戰幕。可惜由於十盤棋、結婚、宗教上的問題等事情堆積如山，壓得我喘不過氣來，因而戰績不佳。結果是橋本宇太郎獲優勝。他和關山本因坊的挑戰局於昭和十六年五月開始。第一局橋本勝；七月打了第二局，然而因中途六十六手時關山本因坊昏倒在地，舊病復發，其後的對局無法繼續下去。因此，本因坊決定在衛冕戰中棄權，將本因坊稱號奉還給日本棋院。後來，見到關山本因坊不能對局，他的大弟子、年輕棋士尾原武雄趁機挺身而出，向棋院請求：「讓我代替師傅來打吧！」當然，此事被棋院一口拒絕了。總之，替師出征的尾原先生，他青年時代血氣方剛的性格，給人們留下了至今難忘的印像。
後來，鋻於關山七段已將本因坊稱號奉還，第二期本因坊便由橋本宇太郎就任。他改稱號為「本因坊橋本昭宇」。
第三期本因坊戰的方式有些改變，到了最終預選淘汰賽時，分成了八人一組，共四組來進行；各組的優勝者再組成四人循環戰，優勝者獲得向橋本本因坊挑戰權。
最終預選淘汰賽的舉行於昭和十九年，正值太平洋戰爭戰局緊張，日本國土上空敵機頻繁騷擾。在這次淘汰賽上我連勝出線，再於十一月分組賽中勝了瀨越先生，獲得了四人參加的「挑戰者循環賽」的出場資格。
可是，當時的形勢是戰場上頻頻告急、糧食供應非常困難。大家為了免遭空襲，都打算立即離開東京。日本棋院那裡能安心於棋賽的棋士日趨減少，整個棋院呈現出一片麻痺狀態。雖然每日奔向棋院打聽，但何時、何處對局等事情無人掌握。整個棋院都是見勢不妙，走為上策。特別是橋本宇太郎等人，本來就是臨時進京到棋院參加比賽的，為了隨時能返回大阪寶家，每次來棋院，都捆打好小包裹，一副整裝待發的模樣。
那時我因無法填飽肚子，落了個慢性營養失調。說起配給來，大米根本不足，蘋果也只是一星期分半個。副食只有做完豆腐後剩下的豆腐渣。靠配給根本不能維持體力。
於是，我每星期一次去瀨越先生介紹的農家採購，就這樣異常艱苦地保持著體力。採購地點的農家位於東京都郊外的國立，原是一個租借農場，歸先生某弟子經營的會社所有，生產各種農作物。我本來就瘦弱，更無體力，即使去採購，肩背手提總共不過能拿二十公斤左右。而且，如此重擔壓身早已是竭盡全力而搬運量僅僅是另從的一半。另個還必須將米藏在手提包的底層，上面蓋上蔬菜，通過車站檢票口時，必須避免被人發現是偷運大米。扛到家後，還有重要的工作等侍，即把米倒入一升裝的瓶子裡，用木棒搗成精米。
總之，在這種根本不能安安穩穩下棋的環境下，我拖著營養輕微失調的身子，被尋食採購的生活逼迫，從昭和十六年秋開始至「十九年春為止的棋士升段大賽中，戰績不佳，出現了從未有過的連敗局面，簡直是潰不成軍。
如上所述，我在第三期本因坊戰分組預選賽決勝局勝了瀨越先生。那時我已結了婚，搬出瀨越先生的別墅，住進新居。瀨越先生也面對時局，留下別墅，賣掉舊的正宅，並做好了一有不測風雲便即刻離開東京、撤回廣島的準備。
記得與瀨越先生對局是在東京都中目黑的橋本文治氏的家裡進行的。當時我們二人都是身裹國防服、足纏綁腿的姿態。對局中遇有兩次空襲警報，每次都立即中斷對局，飛身鑽進防空壕。炸彈正好在離對局場橋本氏宅院不遠的目黑雅敘園附近爆炸。這一局，是我在戰爭結束之前最後的對局。
第三期本因坊戰就是在這種險惡環境下進行，我雖然獲得了挑戰者決走循環賽的出場權，但那以後的對局在哪裡打？不，就連打不打都鬧不清楚。我推測日本棋院恐怕已將棋戰無限延期或是中止了，於是，不得不就此斷念。
實際上本因坊預選賽好歹還是繼續到了最後。岩本熏七段成為挑戰者。第三期本因坊挑戰局在橋本本因坊與岩本七段之間爭奪。第一局是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七月二十四日始在廣島市內進行，公證人由瀨越先生擔當。第二局也預定在同一場地，從八月四日始到六日止進行。由於來自官方的嚴重警告說：萬分危險，不許對局！所以，只得倉皇將對局場移到郊外的十日叮。正當對局的第三天即八月六日，已然臨近終局之刻，廣島市被原子彈投中，頃刻間市內大火熊熊，一切都焚為灰燼。根據橋本宇太郎的回顧：離市內十公裡的對局場也遭到強烈的衝擊波襲擊，紙隔扇和拉門被掀倒吹跑，玻璃窗也粉碎得無影無蹤。倘若真是按計劃在廣島市內對局的話，現在我們三人哪能活到今天，肯定埋到廣島的焦土之中「火葬」了。總之，岩本、橋本兩氏與瀨越先生真可謂大難不死、虎口餘生之福將。可是，據說瀨越先生的三兒子在「勤勞動員」中被炸傷，在同學的幫助下好不容易才找到了家，然而十天之後便咽了氣，死時僅是個中學生。
紅卍會後援會
昭和十三年，以原來的大本教信徒為中心，開始協商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一事。當我離家去富士見療養所住院期間，為商談此事，三位有關者曾尋訪過我家。其中有一位是小田秀人先生。他畢業於京都大學，在學校作教師，由於對心靈學懷有濃厚的興趣，於是辭職成為研究心靈學的專家。
據說他在學生時代非常喜好圍棋，常常出入學生棋界的「道場」——京都非常有名的「吉田塾」。據小田先生講，他們以大島豐先生為核心，正籌備結成紅卍會日本支部，特為協商此事來訪。
大島豐先生從前曾在大本教的總長出口王仁三郎先生那裡做過秘書，後來因相處不和而離開了大本教。嗣後，他也創立了善鄰協會這樣一個為東亞人辦的學校，並親自擔任理事長，工作十分活躍。那時時他還招收了許多蒙古青年來作留學生。
大島先生早在大本教時就成為紅卍會信徒。大本教被無理鎮壓後，使大陸的紅卍會與日本的紅卍會信徒之間的交流陷入絕境，大島先生曾想方設法欲使紅卍會擺脫困境。他為了招收蒙古學生常常往返於日本和大陸之間，所以他曾專程拜訪「紅卍會北京總院」，並提出商討有關結成紅卍會日本支部之事。唇來，據說總院告訴他：「在日本有位紅卍會的修方——吳清源，請與他會面後相商。」
我於翌年富士見療養所出院後，毫不拖延地與大島先生和小田先生進一步商討了建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之事。當然，要建支部必須在具備有修行場所——道院的基礎上才能組建成健全的支部。可是，我因棋士生活所迫，大島先生又忙於善鄰協會的事務，因此難以分身來全力籌建。最後決走：「籌建負責人」由小田先生擔任，大島先生就任理事，我的職稱為參事。
成立紅卍會日本支部，當然要得到日本政府的許可才行。但當時日本正在中國大陸肆意「進出」、窮兵默武。大陸上日本神社到處林立，日本「神道」已經強行推廣到中國人身上，當我們申請「設立許可」之時，政府方面答覆說：「紅卍會對中國人、對日本人全部不分彼此地承辦救濟事業，其宗旨無任何政治色彩，是一個完善的組織。對此，予以理解。但是，正值政府在大陸推廣日本神道之時，不允許任何宗教從中國輸入。」有此「理由」，批覆許可之事萬難有望了。
無可奈何之下我們只好對設立紅卍會日本支部一事打消了念頭。於是，代之而結成了「紅卍會日本後援會」。決定由「滿洲國長官」遠藤柳作先生任理事長。其實，宗教的後援會實屬荒誕，迄今未聞。不過，這也是沒有辦法時的辦法。
紅卍會日本後援會一組成，我們就盡力與大陸的本部進行密切的聯絡。可是由於戰爭越來越擴大，日中關係日趨險惡。日本方面越發瘋狂地侵略中國，就連紅卍會發祥地——濟南道院也被當作了日本軍的營房。而且，竟然還有人打著紅卍會後援會的幌子在大陸上為非作歹。後來，從大陸寄來的郵件全要經過拆檢，就連我們想拜求大陸本部的壇訓（神諭）也非常不自由了。這種情況下，紅卍會後援會無法進行正常的活動：唯一一次較大的活動是：昭和十四年（一九三九）天津遭水災時，根據我的提案募捐了四萬日元。由常務理事松井為代表，將那筆捐款攜至大陸去救濟。那時我個人主要的工作是將道院出版的有關紅卍會教義的書作少許翻譯。
到了昭和十五年，紅卍會後援會無法開展有實際內容的活動，純屬有其名無其實。如此下去毫無意義。於是我提議解散。經理事會商定，終於決定各奔東西。
解散後，為使紅卍會不至於滅絕，必須找到一個可以供奉、祭祀御本尊「至聖先天老祖」的場所。另外，「籌建負責人」小田先生也會失業，因此不得不為他考慮一個安身之計。後來決定在赤□丹後叮，當時的紅卍後援會事務所附近的「篁道大教」那裡祭祀御本尊。
篁道大教是以峰村教平先生為教主的宗教團體。從他們拜求「御神示」（神諭）時於白紙上呈現等方法來看，與紅卍會的宗教形式非常相似。另外，篁道大教的地點位於紅卍會後援會事務所的附近，信徒之間早有許多交流。
教主峰村教平先生原是位實業家，由於在各種實業中出師不利曾一度破產。後來，義弟三夫慧眼識真人，見峰村教平富有靈感，讓他侍奉神靈，興盛篁道大教。
峰村教平先生曾考慮單純從事宗教，但難有理想的收入，因此提倡「教業一致」。教即宗教；業即實業，非指修心養性之業。若在實業與宗教一體化的基礎上去傳教，不但信徒會增加，而且財力也會日益富裕起來。後來，三夫先生又拜求到「長野的黑姬山附近出鐵礦砂」這樣一紙神渝，於是大喜，向四方求援借款，在那裡備置了一套礦砂采掘設施，並建起了冶煉爐。
小田先生也隨著御本尊遷移到篁道大教去了。為使礦砂采掘實業獲成功，在那裡他全力以赴地工作。小田先生到處奔走，今天去軍需省請求提供資金，明天跑到銀行去申請貸款。比起信仰來，身後仿佛有一股強大的「實業熱風」推動著他日夜奔忙。
當紅卍會後援會解散、與大陸紅卍會總院的交流被斷絕後，我也以篁道大教作為紅卍會的代替，頻繁地往返於篁道大教，並與峰村教平先生及三夫先生結識為友。當我進入篁道大教不到一年之際，篁道大教便將其神道的名稱改為「璽宇」。
我的婚事
昭和十五年（一九四十），隨著日中戰爭日趨激化，中國駐日大使館早已被迫關閉，以華僑為中心的旅日華人紛紛返回了大陸。我們一家也面臨著必須回國的緊要關頭。
全家一回國，只剩我孑然一身，極需有個人來照應我的生活。到那時為止，能夠對信仰紅卍會給予理解的年輕女性，我總覺得還未幸遇一人，有關結婚的事也未曾作過切身認真的考慮。此時形勢逼人，我不得不十萬火急地成家立業。
我將終身大事首先拜託給喜多文子先生，請她作媒，為我擇一良妻。喜多文子先生的信仰之心非常誠篤，她原是佛教信徒，從佛教的禪宗開始，時宗、淨土真宗最後是日蓮宗，她信仰過的宗教宗旨共改變過八次。那時，她又退出佛門而信仰了神道。
提起喜多文子先生改信神道的起因，非常有趣。先生手下有眾多的業餘圍棋弟子，為了普及圍棋，曾在新橋的藝妓中間教授棋藝。為此，每逢星期二在棋院的二樓，先生特地為藝妓們舉辦教習，向伊藤友惠等女弟子們「名手傳絕技，妙語授珠現」。在她的熱心指導下，藝妓們棋力大增，終於有位名叫小締的藝妓獲得了初段。當小締的「初段披露」慶祝會於新橋的一家飯店隆重舉行時，我也應邀出席了。不久，小締告辭了藝妓生涯，與神道有關人士結了婚。嗣後，小締的郎君熱心勸誘喜多文子先生脫離佛門，改宗為神道。
恕我離題，每逢元旦，按慣例我都陪伴瀨越先生去明治神宮參拜，並順路去望月先生家拜年。然後再與瀨越先生分手，獨自一人去喜多文子先生家拜年，歷來十分快樂。尤其是每次前往喜多先生家問候都見到四位家傳弟子雲集一處。她們都是女流棋士或未出茅廬的新秀。大弟子是獲原佐知子，最後一位弟子是本田壽子（現在的杉內九段的夫人——杉內壽子八段）。我曾多次在先生家裡和這些弟子們一起吃豐盛的年飯，每次在那裡度過的時光都很愉快。書歸正傳，喜多文子先生由於改宗神道的緣故，與莫道大教的峰村教平先生結識為友。於是她便委託我們共同的熟人——峰材先生來作月老，為我物色一稱心的配偶。不久，峰村先生將中原健一先生的長女和子小姐介給給我。中原先生是峰村先生的遠親，在峰材先生著手經辦各項實業時曾經提供過部分資金。
我早已將終身大事全權託付給喜多文子先生了，因此，喜多文子先生毫不遲疑地當即同意峰村先生的介紹，立即著手進行締結婚約之事，昭和十六年入夏之前，我們定下婚約，隨後我便將注所從瀨越先生的別墅遷到位於中野的中原先生家入贅。看到身邊有了照拂我的人，母親這才一塊石頭落了地，開始為回國做準備，擇吉離開日本。昭和十六年八月，母親和妹妹將我與正在上實踐女子學校的小妹留下，踏上了歸國的路程。我趕到大販港送行時，望著母親與妹妹登上去天津的船，一直望到離港的船消失在茫茫的大海中為止，心酸落淚的我真是難舍難分。其實，即使是回到祖國，在那戰火彌漫、世道混亂的社會裡，恐怕仍然難以度日，此番送行，我的心情格外沉重。
昭和十七年（一九四二）二月七日，我與和子的婚禮在明治紀念館舉行。十分榮幸，黃野長知先生夫婦與喜多六平太先生夫婦來作我們的婚禮介紹人。由於正值非常時期，炭火不足，在寒冷的會場上我倆一邊打著噴嚏一邊舉行了莊嚴的婚禮。當時到會者中有瀨越先生夫婦、並目一郎先生、橋本宇太郎先生、木谷實先生、遠藤柳作先生、小田秀人先生、峰村教平先生、峰村三夫先生，以及其他各位貴賓光臨，我至今深感不勝榮幸。結婚時，我二十八歲，和子二十歲。
婚後，我們倆口子由於和峰村先生有非常之緣，因而更加頻繁地出入璽宇。
兩次擂爭十盤棋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六月，我與木谷實七段的鐮倉十盤棋結束後，讀賣新聞社又開始籌劃下一次的擂爭十盤棋。結果，尋遍棋壇，在秀哉名人逝世後能作為我的對手、可令天下棋迷注目的，除了當時在野的棋界「最長老」、棋正社的總帥——雁金準一八段以外，別無他人。由於當時的日本棋院裡八段棋士空無一人，按理能與雁金先生以分先抗爭的對手並不存在。然而，因雁金先生本人曾開過尊口：「我想與吳清源以分先對弈一次」。讀賣新聞這才將我擺在「日本棋院代表」的位置上，希望我與雁金八段以分先對弈的十盤棋能夠付諸實施。當然，讀賣新聞社的本意是打算給昔日與本因坊秀哉爭奪「名人」而下野了的雁金八段以一良機，使他東山再起，望他獲勝後名正言順地享受圍棋界「最長老」的優厚待遇。
雁金先生與秀哉名人決裂後結成了棋正社，日本棋院與棋正社向來就勢不兩立，尤其在段位等問題上有過很大的磨擦。為此，日本棋院不可能輕率地應諾與棋正社進行擂爭十盤棋。於是，雁金先生為了促成此次的擂爭十盤棋，便離開棋正社，重新結成了瓊韻社。果然是位德高望重的棋壇宿將，帥旗一動，棋正社裡景仰他的棋士們，除了高部道平八段留下外，紛紛隨去加入了瓊韻社。
鋻於雁金八段離開了棋正社，日本棋院再無理由拒絕我與他的對奕。這樣，一番周折後，我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盤棋終於決定下來。
在限用時間上，雁金先生希望採用長時間，我則希望越短越好。經讀賣新聞社的調停，最後決定各為十六小時。對局場選擇了位於鐮倉腰越的「讀賣海道場」。並且，讀賣新聞社為了此次對局，在正屋附近可眺望大海的「松木立」的中央又新建了一座非常雅致的茶室式對局室。這次擂爭十盤棋我若敗北，將有損於日本棋院的名譽，因此，空氣顯得異常緊張。由於雁金先生非日本棋院所屬，迄那時為止難得與他對弈，也從未研究過他的棋譜。只有我為四段的時候，有一次在讀賣新聞社舉辦的擂臺戰中排在第十位與雁金先生遭遇，那時我黑先勝了兩目。當時是在數寄屋橋的旅館對局，是我來日本後第一次在旅館的「宿店封閉」式對局。
早在相當於日本棋院的長老，瀨越先生入段之前，雁金先生就已經是身居六段的高段強手了，據說他曾深受本因坊秀榮名人的寵愛。據秀榮名人稱讚他的計算精深時說：「雁金能看破千手無一遺漏，真是難以對付！」雁金先生不但神機妙算，而且還是治孤名手，與我捷足先登為特點的棋風相比，打起來截然不同。他堅實無比，一般在中盤開始就像坦克馳騁一樣，所向披靡，以「力戰之雄」著稱。
昭和十六年八月五日，我們開始在「讀賣海道場」宿館三日，下完了第一局。雁金先生執黑先投，也許因為與正式對局的疆場闊別多年的緣故，老將軍並未將其功力全部發揮出來。我趁機先聲奪人，執白獲得了中盤勝。
第二局是十月一日我黑先開局。這盤棋我被雁金先生的素來之功力狠狠地教訓了一番。尤其是那強韌的粘著力，在我與其他棋士的對局中從未遇到過。從第一天開始就是一場激烈絞殺，名副其實地成為短兵相接的肉搏戰，直殺到第三天仍然毫無結果，我從中盤開始一直是寸土必爭、苦戰惡鬥，咬緊牙關頂住了雁金先生的猛攻。然而局勢仍然是在白棋略占優勢的印像中進入了第三天。那最後一天的夜裡，我們兩人都筋疲力盡，尤其是雁金先生不顧高齡簏戰，據盤側人講，老將軍早已氣喘吁吁了。當時黑棋仍然繼續在苦戰，於勝負不明的形勢下絞殺不停。也許因為氣力已到絕盡之界了，在第二百零八手，雁金先生不慎誤出失著。可惜如此浴血奮戰之後，一盤好棋因這一失著使老先生前功盡棄，勝負局面一下子傾向對黑棋有利，我終於獲六目勝。我想，這盤棋如果雁金先生不出現失著的話，很可能執白獲勝，並且必然成為白之名局而流芳百世、今後人贊頌。
第三局在臨近年末的十二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下完。此局我執白棋，雁金先生的黑棋打入白的大模樣中，顯示出不愧為治孤名手的真正面目，將我的大模樣踐踏無餘。最後我以四目敗北。
第四局於昭和十六年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下完。此局之前，即二月七日我舉行了婚禮，是我婚後的第一戰。我執黑先投，若是贏下這一局，我將處於優勢地位；相反，敗了，則等於又回到原來的出發點，一切再從零開始。因此這一局關係重大。幸運的是此局我搶先占了大場，到第三天的下午取得優勢，然後步步為營、加倍慎重地打下去，終於多了三目。第四局獲勝後，我三勝一敗。
第五局開始前，即昭和十七年三月初，我與小田秀人先生一起，因宗教上的事情去中國大陸和朝鮮大約旅行了兩個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訪問大陸的紅卍會。如若一切都順利，「璽宇」也希望能像昔日的大本教那樣，與大陸紅卍會開展宗教上的交流。這原是秉承教主峰村教平先生的意思，鋻於當時的形勢，打算拜訪北京紅卍會總院，請道院盡快向日本派遣布道團。
當時的北京設有日本政府「興亞院」的一個常駐機關。「興亞院」屬官居大臣的青木一男先生統轄。我們一到北京，首先拜訪了「興亞院」的駐京機關，與負責調查監督大陸上宗教動向事務的志智嘉九郎先生會晤。志智先生與橋本宇太郎交誼深厚，戰後曾在日本關西棋院擔當理事。他愉快地接待了我們，並對有關紅卍會的事情一一詢問。我們也對此作了詳細的說明。
翌日，我們同志智先生一起訪問了紅卍會北京總院，拜見了「世界紅卍會最長老——許蘭洲先生，並向他請求派遣布道團。於是，立即舉以扶亂、拜求壇訓。結果得到的神文啟示是：「參拜了天津紅卍會之後，有關派遣布道團之事，在濟南道院問明。」
當日無話，晝短夜長。一聲雞叫迎來了北京又一個美麗的黎明。這一天，我來到幼時常去以棋會友的「來今雨軒」，出席一個別致的歡迎宴會，一番受之有愧的款待，令人終身難忘。
我們從北京總院出發，經過天津道院巡禮，然後長途跋涉到了「滿洲」與朝鮮。五十天之後到達濟南道院。在那裡拜求壇訓，得到的神諭是，「因時勢艱難，目前派遣布道團不甚適宜。」總之，鋻於日中關係越發惡化，宗教上的交流也成為不可能的事了。
對雁金淮一先生的第五局從五月二日拉開戰幕。那是我從大陸返回後的第三天。雖說我疲憊未消，倉促上陣，一度曾擔心能否在三天的激戰中堅持下來。不過，十分幸運，我下出了五局中難得見到的得意之棋，終於一鼓作氣地取得了執白中盤勝。
其實，那陣子我熱衷於信仰，比起對局來，曾覺得信仰應勝於萬事。此念雖重，但實際上自昭和十三年從富士見療養所出院以來，不顧大病初愈，無論是對局還是有關宗教的事情，我都風雨兼程地奔忙，目不暇接地應付。現在回想起來，那樣地拼搏，竟然能維持住身體不再犯病，真是萬幸。我想：正因我自恃年輕，既在對局場上全力以赴，又在信仰中竭盡虔誠，因此才獲得如此的成功呵！
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盤棋，到第五局止，我四勝一敗，把老將軍逼退到「僅剩一城」之地。若是第六局也拿下，淨勝局上將超過雁金先生四局而多勝一籌。鋻於此形勢，有關人士考慮到雁金先生的名聲與健康，決定將第六局以後的對局全部中止。
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盤棋結束時，日本捲入了太平洋戰爭，日本國內到處都籠罩著一層戰爭色彩。圍棋界亦不例外，昭和十六年，結成了所謂「棋道報國會」，棋士們被迫奔赴各地去慰問傷兵及「勤勞動員」的人。昭和十八年的夏天，我也到釜石製鐵所慰問過。當時慰問團長是島村利廣六段，我們大家一律頭戴戰鬥帽、腿上纏綁腿。去釜石的路上盡是隧洞，我們被蒸汽機車噴出的濃煙一熏，個個如同鑽進煙囪裡的老鼠一樣。更麻煩的是頭發、胡子全都粘滿煙灰，黑光油亮，無論用臉盆洗幾遍都清除不淨，弄得大家啼笑皆非。慰問的主要工作是請傷病號作對手下棋，倒也並非難事。
棋士中也有許多人被迫應徵入伍，不久都奔赴前線。據說在軍隊中，有幾位棋士因棋術高超，多少還過得舒服些。其中最典型的是島村先生。因他所屬部隊的最高長官是個大棋迷，將他留作勤務兵，專讓他充當長官的圍棋對手。多虧有此福分，方才免去了上前線送死的厄運，終於大難不死而歸。
與島村先生相反之例是我的把兄弟井上一郎先生。他很早就被徵兵，剛一入伍時，長官同他：「有什麼要求沒有？什麼都可以說！」並上一郎直率地回答：「希望能盡量分配到舒眼點兒的地方去。」頓時，長官大發雷霆：「好一個放肆的傢伙！」二活不說就將他分配到離滿蒙邊境很近的諾木罔去了。誰都知道，後來諾木罔遭到蘇聯紅軍主力部隊猛烈的攻擊，日軍全軍覆沒，一潰千里。幸虧井上先生當時患了疾病，作為傷病號被提前送回日本方得以幸存。昭和十九年，同門棋士有幸在赤垣聚會，只是井上與橋本等在會場角落裡竊竊私語地談了半天。雖然當時不知他們談話內容是什麼，但事後一想，並上肯定偷偷訴說了他在諾木罔吃苦的事情。總之，有關諾木罔事件，政府發布了言論箝制令，一切真相都禁止公開洩露。井上一郎由於在軍隊時患過病，戰後不久，不幸與世長辭。
接著敘述擂爭十盤棋。對雁金先生的擂爭十盤棋結束後，於昭和十八年（一九四三）秋，我與木谷實共同晉升為八段。讀賣新聞社繼雁金先生之後，又開始物色我的新對手。然而，八段陣中已然無人敢來抵擋。於是，當時勢如破竹地升為六段的藤澤庫之助，異軍突起而被選中。那時節，藤澤庫之助六段被讚揚為「黑先無敵」。他棋風簡樸堅實，若執黑先投，從不給白棋以可乘之隙。大多數人的印像是，凡對藤澤六段執白相爭者，在尚未施展招數的情況下就會被他甩出擂臺。那時我在棋士升段大賽中曾遇到過執黑的藤澤六段，但兩戰皆敗，從未勝過一局。
此次擂爭十盤棋，鋻於藤澤庫之助當時為六段，我則高居八段，有二段之差，因而對局為藤澤的定先（即始終執黑）。當時，我覺得與藤澤執白對局實在艱難，再加上對雁金先生的十盤棋勞頓未消，以及因其他事情尚且心身疲憊，無心戀戰。況且藤澤即將晉升七段，希望他升為七段後與他以「先相先」（三盤中兩盤執黑）對局，可是由於敵不過有關方面的強力勸說，最後只得應許。
此次擂爭十盤棋對局規定藤澤庫之助為定先，而且還約定：即便中途藤澤晉升為七段，只要我未被擊敗，直至十盤下完為止都應始終不變地以定先對局。其實，我若被擊退一步，對局立即會改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而藤澤又確實是即將升為七段。這樣一來，即使我真的被擊退一步而改為先相先的交手棋份，只不過還是保持了那原有的一段之差罷了。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對手雖是虎狼之將，但我進退無憂，比起與雁金先生對局時的氣氛來，當然大為輕鬆和樂觀。
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二）十二月二十六日，在芝草旅館的「環翠」間裡，第一局開始。面對誇耀為「黑先無敵」的藤澤庫之助六段，每一局我都必須執白奮戰。限用時間各為十小時，二日終局制。
這一局，十分遺憾，我未能擊垮黑棋的銅牆鐵壁。第二局，首次突破了藤澤的鋼鐵防線，扳回一局。第三局，黑棋獲勝。第四局，我的白棋高奏凱歌。就這樣，你贏一局，我奪一城。我倆相持不下，一時強弱難斷。
從我對雁金先生的十盤棋以來，報紙都被統一管制，版面不斷縮小。到了我對藤澤之時，晚刊被廢止，晨刊也只是薄紙一片，前後不過兩頁。圍棋專欄縮小得異常可憐，視力稍弱者不得不端著放大鏡去找我們的對局譜。儘管如此、讀賣新聞社仍然全力以赴地登載。
第四局結束不久，藤澤庫之助便升為七段。不過，按照初約，交手棋份仍然以「定先」繼續進行。第五局，我獲勝。第六局，藤澤力扳一局。第七局，我勢不可擋地又破一城。就這樣，各自一進一退，繼續拉鋸式地反覆爭奪。
此次擂爭十盤棋之前，鋻於交手棋份始終是藤澤「定先」，因而按大家的估計，可能是黑棋以絕對壓倒的優勢而獲勝。在此意義上講，第七局結束時，我四勝三敗，白棋真可謂浴血奮戰、力挽狂瀾。
第七局打完後，昭和十九年春，征用命令書終於降臨到我的頭上。第二天，我無可奈何，只得打點行裝前去報到。沒想到，一檢查身體，診斷結論為：體質極差、不能耐勞、免除征用。我終於了喘口氣，飛奔回家。
聽說藤澤庫之助七段那裡也有「赤紙」（入伍通知書）送到。藤澤氏既年輕又壯健，按道理會徵兵的。然而，還是他逃難有術，去報到的當天就被允許回家了。
第八局到第十局，是在萬眾痛感日本慘敗的昭和十九年五月至八月之間打完。那陣子，我被逼得整日覓食，毫無安心下棋之餘暇，終於在饑苦之中吃了個「三連敗」。
總而言之，我對藤澤庫之助七段的擂爭十盤棋以四勝六敗告終。然而無論怎樣說，從我力否眾人之測，取得了接近於平局的成績來看，可以不客氣地稱為鬥志頑強、驍勇善戰了吧！當然，此次擂爭於特別時期；到了戰後，我對藤澤先生又繼續進行了兩次擂爭十盤棋的大戰。
東京大空襲
如前所述，昭和十六年，隨著日中戰爭逐步擴大，一切來自大陸的書信檢查得更加嚴厲，就連北京紅卍會總院寄來的壇訓（以扶亂求得的神諭）也難以收到了。不久，日本紅卍會的一切活動終於陷入癱瘓。
當紅卍會從日本消失後，也許由於我對她的信仰尚且膚淺之故，不久，與紅卍會宗教形態相似的「璽宇」將我吸引。再者，鋻於小田秀人先生已在璽宇任職，我妻子又與教主峰村先生有遠親之緣，我和妻子便順水推舟地成為璽宇的信徒。
昭和十六年深秋之際，有位家住浦田、名叫長岡良子的婦女不斷出入璽宇。她原是佛教信徒，信仰過弘法大師。不過，由於她異常富有靈感，常常以法力為眾人治病，頗有聲望，身邊也擁有許多崇拜者。那些信徒都稱她為「蒲田貴婦」。
「蒲田貴婦」的財產中持有礦山一座，那座礦山本是青森縣一位信徒捐獻給她的。為了籌措采掘資金和尋找投資行，她曾到璽宇登問求援。
不久，由於峰村三夫先生為了礦山事業到處奔波，於是，「蒲田貴婦」一顯纔華，代替三夫先生為眾人通俗易懂地解說「御神示」（神之啟示），並擔負起「信仰指導」的重任。由於她異常富有宗教的特殊魅力，不知不覺，她在璽宇信徒中間的聲望高出了峰村教平亢生，一躍而成為璽宇中不可缺少的核心人物。
記得大約在昭和十八年，「蒲田貴婦」出版了《誠之人》的小冊子，主要在她的崇拜者與璽宇的信徒中間散發。書中的主要內容大都是佛教之說，並寫道她自己夢中被「天照大神」召見，因而秉承神諭，特來普救眾生。但是，那本書被警察發現，「蒲田貴婦」不久就被鶴見警署拘捕入獄。當時我也鬧不清為何被捕，於是我們立即拜訪了當年的內務大臣大達先生，向他陳情詢問原由。大達內務大臣立即向鶴見警署打電話調查了事情的真相。這樣纔得知，罪狀為「不敬罪」。
據說，當今之世，能挨近「天照大神」者，唯獨「現人神」天皇陛下一人。一介草民痴夢妄稱秉承天照大神之神示，並肆意將此到處宣揚之舉動，純屬潛越，是對天皇不敬。
據說「蒲田貴婦」被拘捕前臨危不懼，毫不慌張，對她的信徒們妥善地下達了焚毀不利書籍及有關留守期間的對策等指示，然後鎮靜自如地挺身而去，拘留期間曾去探視她的人回來說：蒲田貴婦在班房裡，還不時地給同室的其他囚犯抓虱子，絲毫沒有難堪之色，態度格外沉著堅定。」
其實，璽宇將天照大神作為「御本尊」而供奉之事，警察早就秘密調查過了但是由於峰村教平先生的影響裡不大，因而警察對此置若罔聞。然而「蒲田貴夫」則另當別論。她的信徒怡然分布在廣闊的地區，尤其在以金澤為中心的北陸地區人多勢眾，就連北海道的函管也有她的信徒。「蒲田貴婦」經廣泛經營海產品批發的買賣。百忙之中仍然頻繁進京，從事各種宗教活動，她對信仰允滿了獻身的精神，為了信仰，就連手中把持著的一座位於青森縣的礦山也都捐獻出來了，到後來，她經營的商業因無人操持，終於徹底破產。
到了昭和十九年，人人都耳聞目睹地了解到日軍在太平洋戰爭中陷入苦戰。我們這些尋常百姓也早已是寅喫卯糧，並且還經常置身於空襲的危險環境之中。正在上實踐女子學校的小妹已經無法正常地學習，一想到兇多吉少，前途難測，我甚是不安，不得不設法送她回國。當時我委託熟人，讓小妹緊急搭乘了飛往上海的軍用飛機，將她送回了大陸。這樣，全家都安然無恙地返回祖國，日本只剩下我孤身一人了。
到昭和二十年（一九四五），空襲更加頻繁。在鄉村有親戚朋友的人都紛紛撤離東京，去外地疏散。那時我們夫妻二人總是與璽宇的信徒們一起行動，並未打算離開東京。那陣子由於峰材三夫先生為了鐵礦的事業日夜奔忙，璽宇之中常不見他的身影，我們夫妻便代替他在璽宇的本部住下，於留守中繼續維持。
那一年的三月，東京的下叮慘遭大空襲，被焚為一片焦土。當時，喜多文子先生的得意門生之一獲原佐知子初段於淺草一帶不幸被燒死了。
璽宇的教主峰村教平先生那時由於「背負因緣」（患病的宗教用語）而臥床不起。再說峰村三夫先生，為了生產鐵礦而與小田先生夜以繼日地奮鬥。可是不久，眼看著那項實業也要落空，催逼債款的事情即將發生，他們徒勞無益，已陷入破產的困境之中。加以峰村教平先生一聽到空襲驚慌失措。對比之下，「蒲田貴婦」先前被捕之時尚且鎮靜妥善地下達指示，因此，當時的信徒們全都疏遠教平先生，跟隨「蒲田貴婦」而去。從此，她的信譽與威望更加高漲。
四月二十三日的大空襲中，我們居住的地區也遭到轟炸。當時我們將染病在身的峰村教平先生抬到自行拖車上，拉著他躲開熊熊烈火，向新宿御苑逃去。
在火舌的吞噬之下，人們四處逃竄。我們頭裹防空中，盡量避免迷路，終於逃到了新宿御苑。抬頭一看，御苑早戒備森嚴，不許避難的人群進入。我們無可奈何，只好改變方向，又逃到明治神宮外苑一帶。這時才鬆了口氣，暗自慶幸避開了死神的追逐。當空襲結束、火勢也收斂了的時候，我們一邊返回一邊想：這一切都化為灰燼，沒指望了。可是走近家一看，我們那條街仍然完整無缺！原來，由於消防隊努力撲救，火勢在距離一百多米的鄰街那裡被扼制住了。真是好險啊！
誰知好景不長，沒多久，於五月二十五日再次遭到大空襲。這次我們那條街直接遭到了襲擊。轟炸一結束，我們立即從防空壕逃出來，眼前呈現出一片火海的景像。只聽一位信徒說：「最好是逆風逃！衝過火牆就是一個月前燒焦了的鄰街，只要到了那裡就可得救！」於是，我們重新戴上防空巾，將身子從頭到腳用水淋濕，然後傳著水瓶每人喝上一口水，將峰村教平先生抬上拖車，拉著車衝進火牆中去了。由於我體弱無力，不能扛運大件行李，只能抱著盛滿水的大水瓶而逃命。
大火熊熊地燃燒著座座房屋，陣陣旋風由平地捲起，在頭頂上狂嘯。前後左右都是燒焦的木片不停地飛濺，滾燙的薄鐵皮從屋頂上飛舞著滾落。當時，火牆裡火團、火花、火星隨風飄散，像是降了一場紅雪一般。我們只顧低頭俯身前進，終於衝破火牆，到達了上個月就燒成廢墟的舊街。回頭一望，我們那條街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烈焰將夜空映得紅彤彤的
在舊街集合後，我們決定兵分兩路。一路由「蒲田貴婦」為核心向四谷的兵營去逃難；另一路以峰村教平先生為中心逃到四谷的永心寺。到那裡以後的二、三天中，我們受到了賑濟。當時，我們全都不名分文、狼狽不堪。「蒲田貴婦」與峰村教平先生商量了一下如何解決十幾位信徒的安身之計。
商量的結果是：峰村三夫先生與染病的教平先生及若干信徒一起到峰村先生的別墅山中湖畔去疏散。其餘的十幾位信徒隨「蒲田貴婦」一起行動。我們夫妻也與眾一樣兩袖清風，只好跟隨「蒲田貴婦」去流浪。
離開四谷的兵營後，我們一行暫時先到東京世田谷區的鴨木落腳，在一位信徒的家裡安頓了一下。當時我們這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對璽宇的信仰之心更加虔誠，在「蒲田貴婦」的倡導下，靠著朝夕祈禱，殘喘度日。那時璽宇的祈禱詞是「天鑾照妙、天鑾顯現」，眾信徒將此句反覆唱念。在聲聲高起的祈禱合唱之中，我們似乎感到體內湧出了一股奇妙的力量——。
六月二十九日，橫濱也遭到大空襲，頓時夷為一片廢墟。從東京的鶴木到橫濱咫尺。那天，我們剛剛喫早飯時，就看到閃光的B-29轟炸機群編隊飛向橫濱。眨眼間，橫濱的中心地帶便升起了滾滾的濃煙，B-29機群輪番轟炸了多次，然後迅速編隊返回。這時，只見橫濱全市早已籠罩在一片火海之中了。
大空襲的第二天，居住在橫濱的一些信徒也投奔到我們一行之中。信徒人數增加後，「蒲田貴婦」便正式宣布自己為璽宇的教祖，並將自己的名字改稱為「璽光」。璽光教祖見後來信徒又逐漸增加，覺得自己的宗教身份也應隨之高貴起來。不久，便自稱是神之化身——「璽光尊」，從此她便改稱為「璽光尊」了。
第五章 顛簸流離的歲月
開始流浪
由橫濱逃難來的信徒加入了我們的行列，總人數增加到十幾人。除了我們和「璽光尊」共同起居以外，每天還有許多信徒前來參拜，「璽宇館」平日也有三、四十位信徒出入。尤其是許多住在橫濱周圍的農民，每次來參拜時都真心實意地貢獻「御供物」（供品），因此，我們並未因糧食緊缺而發愁。
但是，我們在鵜木的信徒家中這種食客式的生活絕非長久之計。於是決定盡快地另選一處新居。後來，暫且決定租用私房，首先選擇了我妻子的舊交——世田谷區尾山合日置先生的寓所，不過，對於非屬信徒的日置先生來講，突然接受璽光尊一行住人家門，確實是件麻煩事，他一時猶豫不決。後來，礙著我妻子的情面，再加上璽光尊一行每天從早到晚在門前打坐，弄得他無可奈何，只好同意租房。
租房成功後，璽光尊又實現了她「先借廂房，再占堂屋——喧賓奪主」的計劃。這座本來就只有三、四間的狹小住宅，由於璽光尊賴在正房內不走，日置先生無處棲身，猶如被逐之客，只好跑到附近的朋友家去借宿。
這段時期內，秉承璽光尊之意，為了實現與大陸紅卍會的交流，曾決定讓我與兩位幹部同去「滿州」。同行的幹部之一是勝木先生，他從「蒲田時代」開始便成為璽光尊的心腹，曾稱為璽光尊之弟。
「滿州」之行決定後，立即著手聯繫飛往「滿州」的飛機。我獨自一人前往位於市谷的陸軍參謀本部，向接待我的主要軍官請求讓我們三人搭乘飛往「滿州」的軍用飛機。明白我的來意後，那位軍官退入後室，向上級長官報告。不一會兒，他出來答覆說：「可以讓你們搭乘。」隨即將出發日期與搭乘的飛機都確定下來。我當時非常激動，覺得總算又可以見到十分想念的故鄉了。於是，我興高采烈地回到尾山臺的璽宇館。想不到後來我們未能實現飛往「滿州」的計劃。只因有家難歸的日置先生實在咽不下這口氣，便與朋友商量，將璽光尊每日拜求已被查禁的「天照大神神諭」之事，向玉川警署控告了。當我們即將出發之前，璽光尊和勝木先生被警察拘捕。飛往「滿州」的計劃當即成為泡影。
後來聽說了這樣一件事：即同意讓我們搭乘的那架軍用飛機，按計劃起飛後未能降落到「滿州」，途中便墜落於日本海，機上人員全部葬身魚腹。這使我想起小時候母親帶我去相面的事，據算卦先生講：「這孩子到三十歲時將有溺水喪命之厄運。」我想，這次事件或許意味著我已從「水難之相」幸免了。這使我對「命運之神」的大恩大德深深感激、終生不忘。
璽光尊和勝木先生被拘留十天之後獲釋。我們不得不離開日置先生的住宅，再次尋找安身之處。
不久，我們又發現一處可安穩棲身的地方——位於世田谷區松原叮的金木先生的宅第。金木先生論輩是金木子爵的女兒，當時年事已高，但仍然是個富有靈感的人。幾年前她是璽宇的信徒，為了峰村先生的實業曾援助過二十萬日元的巨額資金。
根據璽光尊的指示，我承當了與金木先生交涉借用住宅的使命。由於金木先生當時已疏散到位於山中湖的別墅，那座舊宅第便暫時借給了德川先生居住。那時，從尾山臺乘車去位於松原叮的金木氏舊宅，途中經自由丘換車，即使是一路順風也須花費近兩個小時。我於太陽快落山時出發，到達松原叮已是晚上八時左右。我開門見山地向德川先生請求暫借金木氏舊宅之事，當即得到他的同意。於是，我馬不停蹄地返回璽宇館，同璽光尊再次奔向松原叮。當我和璽光尊到達金木先生舊宅時已是午夜十二時左右了。
記得那天晚上，我與德川先生及璽光尊三人一起，在蚊帳中聊了個通宵。翌日，信徒們也尾隨而來。
此後的幾年裡，我同璽光尊一行走南闖北，到處借宿，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此期間有關住房安排等事全都落到我的頭上。回想最初尋找住房時，我還多少有些面子，一說即成。然而，由於璽光尊每遇一次事件發生，其信用都有一定程度的跌落。到頭來，倒霉的卻是我——為尋新居，厚著臉皮到處作揖，猶如重擔壓身，棘手得很。我們總算在松原叮金木先生的宅第得以安頓。但這個注所仍然是寄人籬下、敷衍一時之處。不久經金木先生的介紹，我們又遷移到松原叮重松先生的寓所，並在那裡一直熬到戰爭結束。
璽光尊原是佛教信徒，後來半路出家改信神道，或許由於此緣故，在她的說教中混雜著佛教的「未法思想」（指釋迎牟尼死後一千五百年到一萬年佛教衰落時期），而且有江戶時代以復古主義為核心的舊思想。因此，從她對紅卍會的「否定排他性」這一宗旨持不恭敬態度來看，璽光尊的思想與倡導「道慈」的精神水火不能相容。她的內心深處，與虔誠信仰紅卍會教義的我相比較，從來沒有「心靈上一致」的地方。所謂沒有「心靈上一致」，即指我與璽光尊沒有相同的「神靈附體」。具體地說，在反覆多次的進入「接靈」狀態時，附於璽光尊身上的「神靈」與我從未有過一致。記得最初，璽光尊和我都為能有相同的神魂顯靈而努力嘗試過，然而，結果是事與願違，一無所獲。為此，我與信徒同伴們的思想截然不同，並且難得璽光尊的青睞。在外界人們的想像中，我似乎是她的親隨之一。事實並非如此。可以說，我竭盡全力的結果只是得到一陣冷遇而已。璽光尊也許早就想清除異黨，把我趕走為快。不過，她又覺得我還有「使用價值」，才暫時將我收留在她的黨羽之中。相反，由於我妻子天真純潔，與璽光尊的「顯靈」常常相仿，所以被視為親隨而倍受重用。她總是在璽光尊身邊左右不離、從不叫苦地忙碌。
戰爭剛剛結束時，人們都陷入六神無主的混亂狀態之中，而璽光尊卻在璽宇館中堂堂正正地掛起了太陽旗，向眾人大力宣講「日本思想」，並且大力倡導充滿信念的實際行動。當時，對其傑出的舉動，我曾十分欽佩。雖然明知我在她的眼裡並不中意，但我還是真心實意地相信了她的說教。戰後不久，在我負責聯繫借用重松先生的住宅之時，還接受了璽光尊的一個指示：設法將金木先生從深居簡出的山中湖別墅帶出來。原來，璽光尊早就希望讓金木先生加入她的信徒行列。
當時，我對璽光尊比較尊重，視她的指示為「神之命令」。於是，我領取了往返的交通費後，身背背囊，隻身跨上電車而去。正值戰爭剛剛結束的時期，電車毫不準時，一旦停車後，誰也不知道何時再開動。我乘著擁擠、顛簸的電車到達御殿場時，己是日落黃昏。山中湖的旭丘我不但從未去過，就連金木先生別墅的問牌號都不知道。下了電車後，我逢人問路，在夜幕徐徐降臨之際，朝著旭丘無精打采地邁著沉重的腳步。登山路時，周圍越來越黑；不一會兒，連腳下的路也難以辨清。漆黑的山林之中，伸手不見五指，我深一腳、淺一腳地向前磨蹭，活像個幽靈在徘徊。後來，我開始有些膽怯了，不知如何是好，前後思量之際，正好一輛卡車由此經過。看到這救命的一線希望，我激動得拼命向卡車招手呼喚，卡車在我面前嘎然而止。一問去向，說是去旭丘。這可真是天助我也！司機見我手中無燈無火，隻身冒險走山路，實在覺得可憐，二話沒說就讓我上了車。
這樣，好不容易才到了旭丘。不過，旭丘太大了，從卡車下來後，將周圍環視了半天也鬧不清哪兒是金木先生的別墅。這時己是夜間九時許，大多數的人家已熄燈入睡了。我走到還亮著燈的人家去敲門詢問，也記不清敲到第幾家時，總算打聽到金木先生的別墅。據金木先生說，若是平常他早就關燈去睡了。踫巧那天他外出晚歸，因而遲遲未睡。雖說我幾度幸運，終於找到了金木先生，可等我開口講明此行的目的——請他去璽光尊那裡，沒想到金木先生一口回絕說：「雖說大家公認璽光尊是富有靈感的人，但最近她有惡靈附體。也許是妄自尊大之靈附體了吧！」金木先生還說他無法再相信璽光尊了。
由於金木先生意念十分堅定，任憑你糾纏不休地勸說也難以使他回心轉意。於是我只得失望地退到別的房間休息。
進了房間，我茫然屹立，燈光下，我孤獨的黑影倒映在牆上。想到此次我未能完成「神之命令」，心情沮喪，真想跳進山中湖一死了之。這也許是我始終不渝的「思神」之心和戰後混亂之中前途無望的無力感，才促使我懷此絕望的心情，死，我並不認為可怕，也不覺得不可思議。我想，倘若去死，乾脆按照幼年算卦先生預言的那樣溺水而死。我甚至感到：此時此刻，不正是應該去死的時候嗎？
正當我考慮是否寫遺書的時候，也許金木先生憑其靈感，察覺到我的心思，於是推門進來說：「到了十月十五日，我去璽宇館，你安心地睡吧！」一聽此話，我如釋重負，同時也覺得渾身癱軟無力，一頭栽倒在床上，呼呼地睡了起來。
可是等到十月十五日那天，金木先生還是沒來。
秋天到了，我們因無法繼續待在重松先生家裡，只好「遷居」到位於小金井的大井先生的家去借宿。這位擁有占地三千坪的寬大宅第的房東出身於名門世家，他的夫人秀子曾是璽宇的理解者。當我們一行擎著「天璽照妙」的旗幡擁入大井先生的宅第後，璽光尊照例是喧賓奪主，占領了有壁龕的正房。於是，大井夫妻只得被排擠到茶室裡去住。
迄那時為止，每當璽光尊「名為借、實為占」地住進私宅後，見房東不願甘當信徒，也不樂意將私宅奉獻給璽宇，便總不死心。為此和房東不斷地發生口角，結果我們的下場只能是被逐之客。大井先生的宅第也不例外，逼得我們只好遷居，一走了之。
我們從大井先生家遷出後，又搬進西荻窪關根叮的小梧先生的寓所。那座住宅占地六百坪，有二十多間房，全部用柏木建成，是一座非常漂亮的宅第。房東小梧先生本是個大地主，因他住在別的宅院裡，所以我們一行終於找到了寬敞的住房，並求得一時的安穩，真是福分不淺！
璽宇的生活
昭和二十一年，日本國戰敗，社會異常混亂，戰前的「價值觀念」早已被全盤否定，大家都交織地懷著「告別戰爭的安全感」與「生活前景難測的不安感」。在這兩種情感的支配下，人心惶惶，不知所措。日本進入了民眾失去精神寄託、猶豫傍涅的時代。為了適應時代的要求，戰敗後有了允許自由信教的政策。於是，各種「新興宗教」團體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以奎光尊為教祖的璽宇也屬其中的一個。
戰後的「新興宗教」之中，有許多是因推行宗教大眾化而成功的。可是，璽宇在該教是否應該大眾化的問題上完全拒絕與世俗妥協，徹底地禁錮在璽光尊的獨裁體制之中。現在回想起來，璽光尊若有意開門傳教，大有成功之機會。
我們在關根叮棲身之時，家住青森縣八戶的一位信徒——宮重先生曾攜帶一百萬日元的巨款來到東京。當時我們在關根叮租用的民宅乃房東小誤先生所有，他曾聲明：可以八十萬元出售！宮重先生聽說後，為了將此房產買進來作為璽宇的根據地，籌集了這筆巨款。宮重先生在八戶是個大戶人家，祖上幾輩都經營造酒。他很早就深懷篤信之心，曾信仰過佛教。後來經璽宇信徒的介紹，得識璽光尊，聽過她的說教後便成為信徒。
關恨叮的宅第十分寬大，若作為璽宇當時的根據地是再好不過的。璽光尊的心腹勝木先生以及幹部清水先生對此也深感興趣，於是便去勸說璽光尊將那座住宅買下來。可是璽光尊剛愎自用，毫無買房之意。任憑你磨破嘴皮，她依舊奉守故技，揚言要行讓小誤成為信徒，再設法使他將房產奉獻出來。到後來，上勸璽光尊的人中，就連勝木先生也落了個挨打的下場，買房的指望終於破滅了。
記得戰後成為甲州財閥的若尾鴻太郎先生自從打聽到我的事情之後，曾幾度來璽宇尋訪。那時他說過：他發現新興宗教團體因獲得眾多信徒的捐獻，各種實業蓬勃發展，利益也逐漸上升。
若尾先生還曾與璽光尊洽談，並誇下海口：「若是與他攜手共濟，委任他來組織、管理教團事務，他可以讓日本人口的一半都成為信徒。」但璽光尊固執己見，倘若信徒不能全面服從她，她絕不放心。因此，她不但不採納，反倒勸說若尾先生也來作她的信徒，並希望他也脫離世俗、共度清苦的「信仰生活」。當然此言如同廢話，白費口舌。
今日回想起來，璽光尊沒有向世俗妥協，作為宗教團體未獲成功，這反倒是件好事。何出此言呢？因為如果璽光尊成功了，我自己的「信仰精髓」恐怕也會遭到她的蹂躪與摧殘。
璽宇內的嚴肅生活與清規戒津的修道院別無兩樣。也許還有過之而無不及。首先，私生活完全被禁止，既不許閑聊，也不許問津俗事。與信徒以外的人交往當然更在禁令之中。正因為如此，我和妻子同居一個屋檐下，然而連夫妻間的悄悄話都從未交談過。由於報紙、收音機等一無所有，長期與世隔絕。世上到底發生了哪些事，任何情報都無法傳入。
另外，私人物品也不許自由攜帶。有個規定叫「毒品檢查」，每個人的隨身物件經常遭受盤查。毫無疑問，攜帶金錢的事更是大逆不道的。有一次，一位信徒接受盤查時，「褲腰帶裡藏有毒品，給我脫下來！」一聲叱呵，嚇得他戰戰兢兢地趕快求饒說：「腰帶一解，褲子就會脫落下來，饒了我吧！」
璽宇的信徒大多是社會上半獃半傻、正直善良的人，不論怎樣受人指使，都一心為了討得璽光尊的歡心而效盡犬馬之力。一次「查毒」，在一位信徒身上並未發現任何可疑之處，但璽光尊仍不死心，下令繼續搜查，於是，眾信徒竟然連水池都不放過，一齊跳進池中拼命地查找所謂的「毒品」。
我等信徒的生活，每天從早到晚都要修行和祈禱。除了集體唱念「天璽照妙、天璽顯現」的神名以外，還要念《觀音經》、《般若心經》等。另外，為使信徒增加，每天還要出門去現身說法。那時，我們每天早上五時即起，一直忙碌到近午夜十一時才能摸到床邊。
根據璽光尊的說教，璽宇信徒在「勞動、心魂、說法」，三個方面，一時一刻也不能脫離「改造世俗之精神」。信徒們在睡眠不足的時候聚精會神地唱念神名，因而進入「半神靈附體」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勞動時，就連自己也不相信為什麼變得那麼能幹。如做縫紉活兒，不但比平常快速靈巧,而且越來越能精確地縫製。有這種親身體驗的信徒無不萬分感激，信仰之心也更加虔誠。
璽光尊對外來參拜的稀客歷來傾心相待，可是對常來的信徒卻非常苛刻。信徒到璽宇來時一般都帶些貢品，當時必須是擎舉過頭地向璽光尊獻上。貢品中的農產品必須是最上等的，而且必須仔細洗淨後帶來。若有絲毫不中意的地方，便會被呵叱為「有毒」，不予接受。當然，被呵叱為有毒時，信徒本人必須立即在璽光尊面前徹底懺悔一番才行。
回想在峰村先生為璽宇教主的時候，璽光尊不過是稱為「蒲田有德之婦」、一時受人仰慕而已，誰知她竟然妄自尊大起來。原以為她的目的是成為「某某神」便罷，沒想到她卻說什麼：「現在的天皇已失去了神的本質變為凡人。而我才是真正的日本天皇，也是天照大神的化身。」後來，她索性自命為「世界的天皇」。盡管璽光尊對她的身份日漸高貴這件事自詡為「除去面紗露真姿」。然而在他人看來，簡直是「想當天皇，一枕黃粱」的「怪靈」附體。
就這樣，隨著璽光尊的「步步高升」，她對信徒們的要求也越發尖刻。不久，覺得「伴君如伴虎」、不得不脫離她的信徒也日益增多。信徒一減少，她便大發雷霆，叱責留在璽宇館中未走的人們負有「共同責任」，還怪罪我們是「信心和努力不足」。
當時我的任務之一是向熟人講解璽宇的宗旨，勸說他們入教。我曾將「野田醬油」的前一代社長茂木房五郎先生引見給璽光尊。據說茂木家世代信仰日蓮宗，到了房五郎先生那一代，由於他身體貧弱，為了鍛鍊身體與意志，曾去四國島巡禮了八十八個寺院。戰前，茂木房五郎與我同期作為西園寺公毅先生的信徒，經常攜手出入先生位於攏野川的宅第。他還是我及木谷實棋枰前的舊交。
經我的牽線，茂木房五郎先生前來面見璽光尊。璽光尊熱情地勸他入教，並且還說：「我要是當上了日本天皇，就讓你當總理大臣！」一聞此話，弄得茂木先生兩目發獃，回到家裡還似作夢一般。從此以後，任憑我三寸不爛之舌去相勸，他也不敢到璽宇館來露面了。
為了宣傳璽宇，我的足跡踏遍了四面八方，但都未能像璽光尊所期待的那樣取得成果。每次傳教空手而歸，少不了被責罵為「只因你敬神之念不足！」實際上，唯我獨尊的那種「排他性」與我的基本觀點完全相悖。因此，雖然我為了宣傳璽宇而到處奔走，但實在難以開口聲稱「璽光尊是天皇，是唯一的神。」
只有當我從野田的茂木房五郎先生家回來時，才未遭叱責，因為我幾度去打擾，每次登門都請他捐獻「神之供品」，每次都能拿回來五瓶醬油和三瓶甜酒。正值商品奇缺的年月，所以只有那時璽光尊才不叱責我。總之，在她的眼裡不管是誰，傳教時，只要沒有將「璽光尊比任何人都偉大」的意思解釋清楚，對方未被她的說教打動心弦，也不來進獻貢品，就不能使她十分滿意。
信徒中誰若是不中她的意或是因病難以使用，璽光尊便毫不留情地將他從璽宇館驅逐出去。被逐的信徒非常可憐，腹中空空，兩袖清風，流落街頭，整日為乞討翌日的食糧而發愁。尤其是看到心地善良的信徒被逐出璽宇，我心中最難忍受，但也愛莫能助。
被逐的信徒如果將新信徒帶來，或揣上一筆錢財而歸，能為教團作出貢獻，便允許回歸。總之，驅逐成為「興辦教團「的手段之一，其他的新興宗教中似乎也有類似的做法。
我也曾幾次被驅逐。但由於我的熟人多，即使被趕出門去也毫無困窘之感，甚至反倒覺著輕鬆愉快得多。每次被逐，我就到各個信徒的家裡輾轉盤桓，特別是多次在前多先生家裡充當食客。因家住金澤的前多先生同是璽宇信徒，為我提供了一個安心逗留的「世外桃源」，為此，「吳先生可真不錯！即使被驅逐也有投奔的地方，毫不發愁。」其他的信徒經常以這樣羨慕的口吻議論我。
麥克阿瑟事件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五月，我妻子及另一個信徒奉璽宇光尊之命，攔阻了美軍司令麥克阿瑟的汽車，向他遞交了璽光尊的親筆信，於是，「麥克阿瑟事件」發生了。
當時璽光尊認為，通過使全世界的人們都理解璽宇的教義，進而必定能實現世界和平。她還認為只有她才能擔負起這個重大使命。為此，她打算首先使占領軍長官理解璽宇，令我們窺探與麥克阿瑟相遇的機會。經過對他每日活動的詳細調查，發現麥克阿瑟一到午餐時刻便離開GHQ司令部，乘車回美國大使館。
這樣，我妻子與另一信徒奉命埋伏在麥克阿瑟回大使館的途中，伺機遞交璽光尊的親筆信，那一天，她們很早就藏在美國大使館的附近，當麥克阿瑟的汽車從遠處開來時，她們猛然跑上前去將車攔住。對著正要下車的司令官，我妻子迎上去打了個招呼：「Please！」然後又說了聲：「是禮品！」隨即將那封信遞給了麥克阿瑟。這樣一來，平素兇狠頑強的麥克阿瑟只得尷尬地苦笑著將「禮品」收下。記得信中大致內容是這樣：「請汝火速前來璽宇皇居神境！璽之光，承受乎！」
有關「麥克阿瑟事件」的報導，當時在日本完全禁止，但在美國各大報紙的社會消息版面上卻紛紛發表了。
我妻子她們被拘留了一天之後，翌日獲釋而歸，當時真沒想到那麼快就出了班房，據說這多虧了GHQ司令部「事情不大，可馬上釋放」的指示，才開脫了她們。釋放之前，警察還狠狠地訓斥她們說：「有你們這幫瘋子在，我們就難得清靜！」不過，她倆都是璽光尊的心腹，任憑警察如何嚴歷訓斥，只當作是一陣耳旁風而已。
從此以後，每當璽光尊一行打著「天璽照妙」的幡出門時，都有便衣偵探尾隨而來。
我們不顧警察的嚴密監視，幾天之後奉璽光尊之命再次潛入GHQ司令部。這次是我與清水先生等二男二女共四人，還將一些信徒進獻的貢品——糌糕作為小禮品攜帶進去了。司令部的正面，戒備森嚴，設有「直屬警察署」。我們窺視到一個絕好的機會，避開警戒，從正門跑進了司令部。
進入辦公大樓後，我們向傳達室的一位日本雇員提出要見麥克阿瑟司令官。誰知對方看是我們，根本不予理睬。正當我們在傳達室爭吵不休的時候，從裡面出來一位美國人，將我們帶到大樓五層的一個房間裡。房間裡只有兩把椅子，於是我和清水先生便一屁股坐下。不料還未坐穩，那個美國人頓時表情兇狠地哇哩哇啦發起火來。我們不懂英文，面面相覷，全都目瞪口獃。後來，好不容易才弄懂了他的意思：男的起來，讓女的坐！那時，我第一次了解到美國人還有這麼個習慣，對他們那般尊重婦女，覺得既驚訝又新鮮。
我們獻上小禮品——糌糕，並講明來意。也鬧不清對方是否聽懂了，就稀裡糊塗地被他們送客了。正當我們要下樓返回之際，看到正面大門那裡又增加了幾名警察，他們早已發現我們的潛入，只等我們一出去就收網逮捕。這時，那位帶路的美國人靈機一動，將我們引到後門去，悄悄地將我們放跑了。
就在同一個時期，受璽光尊的指使，我還曾隻身一人前往「中國代表團事務所」去充當說客。對出來接待我的秘書，我極力辯解他說：「日本和中國乃同文同種之邦。希望我們不要計較戰爭的結果，務必和平友好下去！」於是，「日本已戰敗，連天皇都低頭認罪的時代，哪有你裝模作樣說話的地方！」對方狠狠地反唇相譏。「吳清源本應是中國人，可你什麼時候搖身一變成了日本人？」就這樣，我被奚落了一陣後只得怏怏而歸。
對橋本八段的十盤棋
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七月，璽光尊在杉並的並根叮借宿民宅。不久，若尾鴻太郎先生偕同讀賣新聞社的文化部長原先生來訪。無事不登三寶殿，他們此行只為交涉一件事：請我出山回歸棋界，並希望讓我和當年與岩本八段爭奪過本因坊的橋本宇太郎八段進行擂爭十盤棋的對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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