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当时调至后方整补、未参加战斗者不列入本表。
附表4-1-4淞沪会战守势作战中期中国军队指挥系统表
(1937年10月15—26日)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前敌总指挥陈诚
右翼作战军总司令张发奎
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兼
第28军(陶广)
第62师(陶柳)
第63师(陈光中)
第55师(李松山)
独立第45旅(张銮基)
炮兵第2旅(蔡忠笏)及教导总队炮兵营
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
第45师(戴明权)
第52师(卢兴荣)
第126师(顾家齐)
暂编第11旅(周燮卿)
暂编第12旅(李国钧)
暂编第13旅(杨永清)
独立第37旅(陈德法)
宁波防守司令(王南)
中央作战军总司令朱绍良
第9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兼
第72军(孙元良)
第88师(孙元良兼)
上海保安总团(吉章简)
第78军(宋希濂)
第36师(宋希濂兼)
第71军(王敬久)
第87师(王敬久兼)
第8军(黄杰)
第61师(钟松)
税警总团(黄杰兼)
第31师(李玉堂)
第18师(朱耀华)
淞沪警备司令(杨虎)
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
第1军(胡宗南)
第1师(李铁军)
第78师(李文)
第32师(王修身)
第48军(韦云淞)
第173师(贺维珍)
第174师(王赞斌)
第176师(区寿年)
第171师(杨俊昌)
第19师(李觉)
第26师(刘雨卿)
第135师(苏祖馨)
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兼
第19集团军总司令薛岳
第69军(阮肇昌兼)
第57师(阮肇昌兼)
第25军(万耀煌兼)
第13师(万耀煌兼)
第2军(李延年)
第9师(李延年兼)
第66军(叶肇)
第159师(谭邃)
第160师(叶肇兼)
教导旅之1个团
第20军(杨森)
第133师(杨汉域)
第134师(杨汉忠)
第15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
第44师(陈永)
第60师(陈沛)
第74军(俞济时)
第51师(王耀武)
第58师(俞济时兼)
独立第34旅(罗启疆)
第39军(刘和鼎)
第56师(刘尚志)
第18军(罗卓英兼)
第11师(彭善)
第67师(黄维)
第90师(欧震)
第15师(王东原)
第77师(罗霖)
第8军(陶峙岳)
第16师(彭松龄)
江苏保安第4团
炮兵第16团及高射炮2个连
江防总司令刘兴
第102师(柏辉章)
第103师(何知重)
第111师(常恩多)
第112师(霍守义)
第53师(李韫珩)
江苏保安第2团
江阴要塞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8团及第10团各1个营
第11军团(上官云相)
第33师(冯兴贤)
第40师(刘培绪)
第76师(王凌云)
太湖警备指挥部
炮兵指挥官刘翰东
炮兵第4团、第3团1个营、第10团1个营及炮校练习营
注：至守势作战末期苏州河地区战斗时，又增加了第98师(夏楚中)、第14师(陈烈)、第154师(巫剑雄)、第46师(戴嗣夏)、第105师(高鹏云)、教导总队(桂永清)、第79师(陈安宝)、第67军(吴克仁)、第170师(徐启明)、第172师(程树芬)、第33师(冯兴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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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南京保卫战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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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末期，日军从杭州湾登陆，对上海进行翼侧包围。中国第三战区为避免上海作战部队两面受敌和为巩固首都，下令该地中国军队向南京外围既设阵地转移。日军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占领上海，即乘胜西进，企图一举攻占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南京保卫战由此开始。
一、 日本大本营的成立及进攻南京的决策
“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以来，英、美等国虽然并未对中国的抗战进行实际的支援，但相互的贸易仍在进行，特别是德国仍与中国进行军火贸易，苏联在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后更积极支援中国武器装备等。日本政府为阻止中国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和“确保作战行动的自由”，曾就是否对中国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讨。一部分侵华势力认为，由于未宣战占领地区的海关不能接收，邮政、金融以及行政等的管理均有不便，所以坚决主张“果断地宣战”。在淞沪会战激烈进行时，日本首相近卫文就提出了这一问题，但遭到陆、海军两位次官的反对，后者认为“宣战固然能阻止中国与第三国间的贸易，但日本从国外输入军需物资也将变成非常不自由，使得国防力量出现很大缺陷”，“作为陆、海军一致的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好”。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日本在内阁中成立了一个第四委员会，专门研究是否宣战的问题。最后结论是“宣战对日本方面不利”，决定仍维持不宣而战的局面。但不宣战就不可能名正言顺地按照１８９３年的天皇敕令成立“战时大本营”。而由于战局的不断扩大并有向长期化发展的可能，目前的领导体制已不适应战争的需要，政府与军方、陆军与海军之间往往发生矛盾，必须成立一个最高统帅机构，才能使军方与政府以及陆军与海军之间“经济保持紧密联结和协调，而使有关政治、军事求得一致，消除某些裂痕和矛盾”，达到“政界的战略一元化”。为此，１１月１６日内阁会议决定：废除只适用于战时的《战时大本营令》，重新制订一个既适用于战时，也适用于“事变之际，按期需要可得设置大本营”的《大本营令》，规定“陆、海军大臣既作为国务大臣参加内阁，又作为统帅部之一员置身大本营，负责两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表面上还规定“大本营纯属统帅之府，国务则统属于政府，两者职能范围分界严明”，但“收拾时局问题等主要政务”“应先在大本营内陆、海军当局对其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然后移交政府”。实际上，中日战争的处理大权控制在军方手中。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８日，以军令第１号命令公布了《大本营令》。大本营于２０日设置完毕。
１１月２４日召开了第一次大本营御前会议，通过了对中国的作战计划预案。其主要内容为：
１． 华北方面
华北方面军对残存在现占领地区的敌人及活动在靠近前线的敌人实行扫荡，力求安定这些地方。为此，目前在山西部署约２个师团，河北约４个师团，察哈尔方面约１个师团。
对山东地区，目前虽尚未计划立即使用武力，但考虑到适应今后的作战形势，正进行必要的准备。这方面需要使用的兵力，预定从华北或上海方面抽出少数兵团担当作战。
在以上华北地方，除山东等地区外，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告一段落。防止敌人诱我深入内地，徒然扩大无益的战线，停下来保持迎击敌人的态势。
２． 华中方面
华中方面军正利用在上海周围的胜利成果，不失时机地果敢进行追击。但当初给该军的任务是消灭上海附近之敌，并使该地从南京方面孤立出来，由于是出于这种要求编组的，所以不仅它的推进能力受到限制，而且很多辎重，甚至连炮兵这样的战列部队有不少还远在前线部队的后方，因此不能考虑一举即可到达南京。在此情况下，方面军应以其航空部队与海军航空兵协同，轰炸南京及其他要地，并不断表现出进击的气势，以资削弱敌人的战斗意志。
统帅部也在考虑根据今后情况，整顿好该方面军新的准备态势，使其攻击南京或其他地区。
３． 华南方面
在这一方面，情况允许时，计划将来以一部分航空兵力与海军同时争取切断粤汉、广九铁路。为使这一行动顺利进行，将从上海方面抽出约１个师团的兵力派到上述目的地附近，使之占领适当的飞行基地，目前正秘密准备现地侦察基地。
４． 准备长期战争和对苏警戒
为适应长期战争，期望不致错误估计对内外战斗力和补给能力的整备和加强……鉴于陆军战时对兵力之大半均出动到中国，不要给第三国，尤其是苏联以可乘之隙。为此，预定对满洲方面增加一部分国境守备兵力，并由国内再给增派１个师团。但应采取充分措施，不要因此给苏联以不必要的刺激。
日军攻占上海后，由于第１０军并未遭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部队伤亡甚少，于是乘胜西进，不愿遵守参谋本部所规定的作战地域限制线，于１１月１５日夜决定“以军主力独立果断地向南京追击”。当参谋本部致电令其停止前进时，“华中方面军”向大本营提出意见，强烈要求“攻占南京”，认为“现在敌之抵抗在各阵地均极其微弱，很难断定有彻底保卫南京的意图。在此之际，军如停留在苏州、嘉兴一线，不仅会失去战机，而且将使敌人恢复斗志、重整战斗力量，其结果要彻底挫伤其战斗意志将很困难，从而事变的解决越发推迟……为此，利用目前的形势攻占南京，当在华中方面结束作战。”“为了要解决事变，攻占首都南京具有最大价值。”“方面军以现有的兵力不惜付出最大牺牲，估计最迟在两个月内可以达到目的。”“我们认为第１０军随着后方的建立将可继续跃进，上海派遣军经过１０天的休整即可向南京追击。”
对侵华日军当局与大本营存在的这一矛盾，参谋本部内部的意见也不统一。经两天讨论，大本营终于屈服于侵华日军当局的意图，１１月２４日以“大陆第５号”命令“废除以‘临命’第６００号指示的华中方面军作战地境”界限，并预告“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本部有坚强决心攻占南京。”“华中方面”军当日即制定了《第二期作战计划大纲》，进行攻占南京的准备。１２月１日，大本营正式下达“大陆第８号”命令，命“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同时下达了“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令（编成的指挥系统与１１月７日“临参命”第１３８号下达的“华中方面军”的编组相同，即由“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指挥“上海派遣军”和第１０军）。２日，免去松井石根大将在“上海派遣军”的兼职，任命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继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二、 中国政府对南京地区的抗战准备及作战指导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发生的上海事变促使国民政府在开始拟制国防计划的同时考虑首都的防守问题。参谋本部判断，一旦中日战争再度在沪爆发，日军必将在其航空兵掩护下，以陆军沿京沪铁路、海军溯长江向南京进攻。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在参谋本部内成立了城塞组，由参谋次长贺耀祖兼任主任，在德国顾问指导下，开始整修长江沿岸的江阴、镇江、江宁等各要塞，并准备在南京以东构筑国防工事。但由于当时国民政府主要致力于“安内”，所以随着《淞沪停战协定》的生效，拟订的防御计划未能贯彻执行，拟筑的国防工事未能完成。１９３５年夏，华北事变发生，接着又出现一场使华北脱离中央的所谓“华北自治运动”，使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蚕食侵略政策有了深一步的认识，开始积极地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１９３６年２月令张治中负责在京沪间主要防御方向上构筑了吴福线和锡澄线两道国防工事线，组成南京外卫线防御阵地。在南京地区，则构筑了外围和复廓两道阵地：沿大胜关、牛首山、方山、淳化镇、青龙山、栖霞山至乌龙山要塞之线为内卫线的外围阵地；以南京城垣为内廓，环城以雨花台、孝陵卫、紫金山至幕府山要塞炮台之线为外廓。以上构成复廓阵地。在城内北极阁、清凉山等高地则筑成坚固的核心据点。
当淞沪战场日军大批增援部队由张华浜、川沙强行登陆后，面对日军由守势作战转为强大攻势作战的情况，中国大本营不得不认真考虑首都的防御问题。９月２日，一方面责成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与南京警备司令部迅速修整南京地区工事及制订防御计划；一方面责成第三战区派军修整、加强吴福线、锡澄线工事，以备淞沪作战部队在“万不得已时，则退守后方既设阵地，作韧强之抵抗”，以“巩固首都”。
同日，蒋介石致何应钦的电令说：“首都附近各线阵地，应即编成。招募民夫，由教导总队派兵指导赶筑工事”；接着又电告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已电令第５３师、第７７师、第１２１师迅速开赴南京，归该司令指挥，加强首都附近之工事。预定７７师担任常州、宜兴、长兴一带；５３师担任浦镇、滁州一带；１２１师担任句容、天王寺一带。希妥为计划，并于到京后分别予以指示为要。”警备司令部在执行部的领导下制订了南京防御阵地编成计划。主要内容为：（１） 以大胜关至龙潭之线原国防工事为主阵地，简称“南京东南主阵地”；（２） 以雨花台、紫金山、银孔（凤）山、杨坊山、红（土）山、幕府山、乌龙山、栖霞山之线为预备阵地，亦称“复廓阵地”；（３） 在长江北岸，以浦口为核心，由划子口沿点将台至江浦县西端为主阵地，与东南主阵地夹江形成环形要塞；（４） 预计使用兵力，江南阵地为４个完整军（１２个师），其中主阵地带部署３个军，复廓地部署１个军（３个师），总兵力为５个军。计划虽经执行部请求统帅部核定批准，但预定调用的部队均未落实，第５３师、第７７师未到南京，第１２１师及第１６７师到达南京后又立即调往他处。
９月１日，蒋介石曾电令胡宗南第１军负责修整吴福线工事。９月３日，又改令顾祝同指派部队负责修整原国防工事，并构筑步兵野战工事。电令说：“查吴福、澄锡与沪杭各线阵地编成，除原有国防永久工事外，步兵掩体、指挥所、?望所、交通壕、障碍物、阵地交通路等多未完成。兹规定吴福线及锡澄线工事，由冯司令长官、顾副司令长官指派部队担任，沪杭线由张总司令发奎指派该区部队担任，分别负责构筑，统限９月２０日以前完成。”顾祝同认为兵力不足，回电说限期内可完成永久工事之修整，至于“步兵线野战诸工事，请钧座指定部队担任”。蒋介石于９月１０日致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令第６６军担任吴福线守备及负责构筑步兵野战工事，并亲自进行部署：“查吴福阵地，应增强之步兵工事，急需构筑完成。兹着由６６军担任构筑并守备。其部署应如下：（１） 该军以1师担任吴江至阳澄湖以南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吴县附近，并以步兵1团任殿山湖西南莘塔镇、周庄、陈墓及澄湖以西、同里镇以东、真义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２） 该军以1师担任湘城镇经常熟至福山镇阵地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其主力控制于杨（羊）尖镇附近，并以一部任梅李镇、浒浦镇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3) 该军以教导旅任福山镇以西鹿苑镇、西塘桥、杨舍营、合兴街及其以北双桥西、新桥各据点之守备与步兵工事之构筑。（４） 其部署及步兵工事，限于９月２０日以前完成，具报为要。（５） 所有吴福阵地未完成之永久、半永久工事，着由城塞组派员会同该军长迅速完成。”由于蒋介石急于倾全力于淞沪会战，为便于直接指挥，９月１２日调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自己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第６６军于９月１５日刚刚到达吴福线，很快又被调至淞沪战场投入战斗。直至９月２４日，才由唐生智、顾祝同共同决定抽调第３３师的３个团和第７６师的４个团率领民工修整、构筑吴福线工事，预定２７日开工，１０月１０日完成。但未部署守备部队。
日军在杭州湾登陆后，统帅部感到事态严重，开始重视南京的防守问题。１１月中旬，蒋介石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第一次会议参加者有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１部（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和第１部第１厅（作战厅）厅长刘斐等。刘斐首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日军利用它在淞沪会战后的有利形势，必然以优势的海、陆空军和重装备沿长江和沪宁线、京杭国道等有利的水陆交通线西进。南京位于长江弯曲部，地形上背水，敌人可以由江面用海军封锁和炮击南京；从陆上也可以从芜湖截断我后方交通线，然后海、陆、空协同攻击，则南京将处于立体包围形势下，不易防守；而且中国参加淞沪会战的部队损失都很大，不经过相当时期的补充整训，也难以恢复战斗力。为贯彻持久抗战方针，应避免在南京进行决战。建议在南京作象征性的适当抵抗，然后立即主动撤退，使用兵力不超过１３个团。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何应钦、徐永昌亦表示同意。在此之前，当统帅部决定淞沪部队后撤时，蒋介石曾电召陈诚到南京面商是否防守南京的问题。陈诚认为不应守，并从军事上陈说了不能守的诸多理由。但他又认为：就纯军事角度而言，避免在南京决战是正确的；但就政治角度而言，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还是要守一守的。所以这次会议未作最后决定，仅同意淞沪会战中损失较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１１月１７日，蒋介石又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人员增加了训练总监唐生智、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及第１部副部长王俊等。在防守问题上，唐生智认为南京是首都，对国际视听影响很大，又是孙中山先生的陵墓所在；再者，为了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部队的集中，应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力主固守。蒋介石考虑到当时九国公约各国正在开会讨论日军侵华问题，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代表德国政府也正在为中日战争的“和平”解决进行秘密调停；特别是在思想上受德国顾问的影响：总顾问法肯豪森早就向他提出过书面建议，认为“南京为全国首都，必应固守”，“故必华方寸土不肯轻弃……方能引起与长江流域有利害关系之列强取积极态度。中国苟不于起首时表示为生存而用全力奋斗之决心，列强断不起而干涉”。唐生智的建议正符合蒋介石的思想，于是在次日晚的第三次会议上蒋介石明确表示同意唐生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预期守１至２个月。
固守南京的方针确定之后，统帅部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战役措施。最主要的有：
（一） 成立首都卫戍司令长官部，以唐生智任司令长官（蒋介石原拟令顾祝同守南京并曾告知顾祝同，后因唐生智自告奋勇，遂令唐生智守南京），罗卓英、刘兴任副司令长官，周斓任参谋长，并颁定首都卫戍部队战斗序列如下：（1） 司令长官唐生智。（2） 第７２军孙元良部（第８８师）。（3） 第７８军宋希濂部（第３６师）。（4） 首都警备军谷正伦，甲、桂总队，乙、宪兵部队。首都警备军谷正伦部由桂永清教导总队和宪兵部队编成。但谷正伦以患病为由，辞去警备军军长职务，随宪兵司令部撤去湖南，由宪兵司令部参谋长萧山令升任宪兵副司令，率宪兵第２团、第１０团和教导第２团留南京。（5） 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唐生智于１１月１９日即组成司令长官部并开始视事。
（二） 宣布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并将统帅部迁至武汉，作为尔后抗战的指挥中心。
（三） 成立第七战区，以第２预备军司令长官刘湘改任战区司令长官，以原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陈诚任战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于武汉（１１月１９日即成立，１１月２５日正式公布命令）。同时令刘湘指挥所部第２纵队（第２１军团及第２３军团）东进，与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由常州转移至皖南休宁县屯溪镇）协同，支援南京方面的作战。
（四） 赋予第三战区、第七战区及首都卫戍军当前任务：“（1） 第七战区除固守现地（广德、芜湖地区）外，其左翼须以有力部队留置于安吉、孝丰山地，相机攻击敌侧背，迟滞其前进。（2） 第三战区依前令开始转进以后，须以有力部队分别留置于龙潭以南、广德以北各山地，迟滞敌之前进，掩护主力之行动，并破坏重要交通线。（3） 各战区须与首都卫戍军相策应，对敌作战保持动作之自由。其损失过大之部队，应酌令其撤退于宁国、芜湖以西地区，积极整理补充、待命。（4） 首都卫戍军除固守南京既设阵地外，应与第三战区部队密切协同，相互策应，击破敌之围攻军。”
１１月２０日，唐生智发布戒严令，南京地区进入战时状态。
三、 会 战 经 过
（一） 南京的防御部署
中国大本营明令发表唐生智兼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及南京卫戍军战斗序列后，新成立的长官部即开始制订具体防守计划。当时卫戍军主力仅有第８８师、第３６师及教导总队，而且又都是由淞沪战场撤至南京补充整理但尚未完成的部队，兵力严重不足，因而不得不放弃东南主阵地带的既设国防工事，仅防守复廓阵地。其防守计划以固守附廓据点及域垣为目的，策定防御部署要旨如下：（１） 以第８８师任右地区雨花台及城南之守备。（２） 以教导总队任中央地区紫金山及城垣东部之守备。（３） 以第３６师任左地区江山、幕府山及城北之守备。（４） 以宪兵部队任清凉山附近之守备。（５） 以旅长指挥教导总队之1团及乌龙山要塞部队，警戒长江封锁线。
当日军突破锡澄线阵地时，蒋介石大本营留南京的作战组返回武汉统帅部，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收容从淞沪战场撤下的部队，率长官部暂去扬州，自己坐镇南京。为了加强南京的防守力量，从正向浙、皖、赣边区转移的第三战区部队中留下９个师，并从武汉第七战区部队中调来２个师。１２月初，第三战区的部队均已到达南京。１２月４日，从武汉调来的第２军团先头１个团到达南京，８日全部抵达。罗卓英于１２月５日晚到达南京就任卫戍军副司令长官，其第１６军团由参谋长代行军团长职务。南京卫戍军指挥系统为：
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
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
第２军团军团长徐源泉
第４１师师长丁治磐
第４８师师长徐继武
第６６军军长叶肇
第１５９师师长谭邃
第１６０师师长叶肇（兼）
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
第８７师师长沈发藻
第７２军军长孙元良
第８８师师长孙元良（兼）
第７４军军长俞济时
第５１师师长王耀武
第５８师师长冯圣法
第７８军军长宋希濂
第３６师师长宋希濂（兼）
第８３军军长邓龙光
第１５４师师长巫剑雄
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
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
第１０３师师长戴之奇（代）
第１１２师师长霍守义
宪兵部队（３个团）宪兵副司令萧山令
江宁要塞部队要塞司令邵百昌
炮兵第８团之１营
战车防御炮８门，轻战车１０辆
防空司令部所属各高射炮队（大小炮２７门）
城防通信营
本部特务队
总计兵力约１５个师，１０余万人。
兵力增加后，决定恢复以东南主阵地带为第一道防御阵地，以加大阵地纵深、增强防御韧性。其具体部署为：（一） 第７２军派出右侧支队至江宁镇附近，任右翼掩护。（二） 第７４军任牛首山至淳化镇附近之守备，并向秣陵关、湖熟镇派出前进部队。（三） 第６６军任淳化镇附近至凤（伏）牛山之守备，并向句容附近派有力之前进部队。（四） 第８３军任伏牛山附近经拜经台至龙潭之守备，向下蜀派出前进部队。
当徐源泉第２军团即将到达南京时，又改令第８３军推进至镇江、丹阳附近，令第２军团接守第８３军在龙潭一带的阵地。此时镇江除要塞部队外尚有第７１军及第１０３、第１１２师。要塞部队由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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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守卫外围阵地的战斗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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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日，日“华中方面军”接到大本营第８号“大陆命”关于“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松井石根因淞沪会战中曾受到中国军队的坚强抗击，对进攻依托既设国防工事进行防御的南京守军较为慎重，当日仅向所属两军下达了当前任务：“上海派遣军１２月５日主力开始行动，重点保持在丹阳、句容公路方面，击败当面之敌，进入磨盘山山脉，以一部从扬子江左（北）岸攻击敌之背后，同时切断津浦铁路及大运河；第１０军１２月３日主力开始行动，以一部从芜湖方面进入南京背后，以主力击败当面之敌，进入溧水附近，特别须对杭州方面进行警戒。”到达上述攻击出发地位后，再根据当时情况进行攻击南京的具体部署。
日军“上海派遣军”遵照方面军的命令作如下部署：
第１６师团沿丹阳、句容、汤山公路，第９师团沿金坛、天王寺、淳化镇公路并列向南京东部方向攻击前进；天谷支队（第１１师团的步兵第１０旅团，配属野战重炮兵和迫击炮兵各１个大队、后备炮兵和工兵各１个中队）沿丹阳、镇江公路进攻镇江，尔后渡江攻击扬州，切断大运河；第１３师团以一部由江阴渡江攻击靖江，切断南通与扬州的联系，以主力沿常州、奔牛镇公路到镇江，在天谷支队后渡江，向滁县迂回攻击，切断津浦铁路。
日军第１０军遵照方面军的命令，部署第１１４师团沿溧阳、溧水公路向南京南部方向攻击前进；第６师团沿广德、洪兰埠公路，在第１１４师团后，也向南京南部方向攻击前进；国崎支队沿广德、郎溪公路进占太平（当涂），尔后渡江迂回至浦口附近，切断南京守军北退之路；第１８师团经宣城向芜湖进攻，切断南京守军西退之路。
从１２月３日至６日，经过４天的战斗，日军正面的第１８师团、第９师团突破守军第８３军及第６６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句容，进至句容以西的黄梅、土桥及湖熟镇一带，并有一部兵力由右翼深入到孟塘、大胡山附近；第１１４师团突破了守军第７２军及第７４军的警戒、前进阵地，占领了溧水，进至溧水以北之秣陵关、陆朗镇及江宁镇一带。这时，日军右翼的天谷支队和第１３师团正向镇江、靖江进攻中，左翼的第６师团正向秣陵关前进中，国崎支队和第１８师团正向当涂、宣城进攻中。
１２月７日，日“华中方面军”下令，于当日开始向南京外围第一线防御阵地进攻；突破该阵地后，继续向南京城复廓阵地攻击；集中到达战场的全部炮兵火力，用以摧毁并夺取城垣。规定“上海派遣军”负责攻击东北面的中山门、太平门、和平门（今中央门），第１０军负责攻击西南面的共和门（今通济门）、中华门、水西门。城内两军作战地境分界线为共和门—公园路—中正街（今白下路）—汉中路。
１２月６日下午，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发现日军迫近第一线阵地，特别是其第１６师团一部已渗入至汤山镇(当时称“汤水镇”)左侧后的胡塘、大胡山附近，急令第３６师速派1个步兵团进占麒麟门附近阵地，以掩护第６６军侧背，并阻止该敌继续渗入；令在镇江的第７１军、在镇江及东昌街一带的第８３军迅速向南京转移，以增强南京的防守力量；规定第７１军转移后，镇江要塞由第１０３师代师长戴之奇指挥；同时令第２军团（第１０军）刚刚抵达南京栖霞山附近的第４１师推进至龙潭、乌鸦山地区，以掩护第７１军及第８３军转进，并保持与镇江的联系。
由于南京已成围城，即将变为战场，蒋介石于当晚召集少将以上军官开会，告诫大家：南京是全国和世界关注的重心，不能轻易放弃；又说明自己不能偏处一隅，但责任逼自己必须离开，要求将领们服从唐生智司令长官的命令，负起坚守重任。还说即将调动部队前来策应等。他于７日晨５时４５分乘飞机离开南京，飞赴江西，转武汉统帅部。
１２月７日，日军在炮兵及航空兵强大火力支援下开始向第一线主阵地带发起全面猛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将从镇江刚刚撤回的第７１军控置于第７４军和第６６军结合部后方的高桥门一带，同时令第６６军以一部兵力从汤山镇由南向北、第４１师以一部兵力从射乌龙山由北向南、第３６师预备２团配属战车连（欠１排）从麒麟门由西向东，对突入胡塘、大胡山附近之敌实施合击。但由于日军后续部队已从突破口投入战斗，第６６军汤山镇阵地和第４１师栖霞山阵地均遭日军猛烈攻击，因而三面合击的企图无法实现，转以第３６师的预备２团在东流以西、以南一带抗击已占领复兴桥日军的进攻。
１２月８日，原在湖州地区的日军第６师团亦以强行军赶至秣陵镇以西地区，在第１１４师团左翼展开，参加了进攻南京外围阵地的作战。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经过两日一夜的激烈战斗，各主要防御地段上的工事多已被日军炮兵及航空兵火力摧毁，守军伤亡惨重，如第51师防守淳化镇的第301团的代团长纪鸿儒身负重伤，连长伤亡９名，排以下伤亡１４００余人，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当日下午，日军在坦克引导下先后攻占了汤山镇、淳化镇等重要据点。与此同时，日军右翼第１３师团的第２６旅团（沼田支队）已击退第５７军的第１１１师，占领靖江，天谷支队已攻入镇江，日军左翼国崎支队已进至当涂附近，第１８师团攻占宣城后正向芜湖前进中。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鉴于上述情况，为集中兵力固守南京，一方面下令命第一线阵地守军退守复廓阵地；一方面命镇江的第１０３师、第１１２师及其附近的第８２军迅速撤至南京。８日下午，第２军团的第４８师已运抵南京，第８３军的第１５６师也撤至南京，其第１５４师仍在撤退途中。１６时，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下达了“卫参作字第２８号”命令，对复廓阵地的防守进行部署。其主要内容为：
“右侧支队固守板桥镇大（戴）山之线；第７４军固守牛首山一带据点至河定桥之线；第８８师固守雨花台；第７１军之８７师固守河定桥至孩子里〔江南（宁芜）铁路北〕之线，右与８８师及５１师、左与教导总队联系；教导总队固守紫金山；第２军团固守杨坊山、乌龙山之线及乌龙山要塞；第３６师固守红山、幕府山一带；第６６军至大水关附近集结整理待命；第８３军之１５６及３６师之1团（预备２团），在青龙山、龙王山线掩护撤退。”同时还令宪兵教导２团防守水西门至汉中门城垣阵地及城外上新河河堤阵地，令宪兵第２团防守城内清凉山，令宪兵第１０团防守城内明故宫飞机场。
（三） 守卫复廓阵地及城垣的战斗
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被突破后，守军撤退仓促，缺乏有效的掩护措施，日军乘势尾随，跟踪追击，以致有些复廓阵地尚未占领稳固，即为日军突破。至９日拂晓，日“上海派遣军”第１６师团进至麒麟门、苍波门一带；第９师团进至光华门外，占领了大校场及通光营房；第１０军的第１１４师团进至雨花台南；第６师团进至雨花台西，其左翼一部占领大胜关。中国军队第６０军退至大水关、燕子矶一带整顿；第７４军退至水西门内外，改任城垣守备。
日军一方面进行攻城准备，如部署炮兵进入阵地，坦克集中于待机地域以及选定入城路线等；一方面用飞机向城中投撒日“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致中国守军的最后通牒，进行劝降。劝降书狂称：
“百万日军已席卷江南，南京城处于包围之中……故本司令官代表日军奉劝贵军，当和平开放南京城，然后按以下办法处置。
“对本劝告的答复，当于１２月１０日正午交至中山路句容道上的步哨线。若贵军派遣代表司令官的责任者时，本司令官亦准备派代表在该处与贵方签订有关南京城接收问题的必要协定。如果在上述指定时间内得不到任何答复，日军不得已将开始对南京的进攻。”
文末署名“大日本陆军总司令官松井石根”。
唐生智对松井的最后通牒置之不理，并于当日下达了“卫参作字第３６号”命令作为回答。内容为：
“（１） 本军目下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亡之决心尽力固守，决不许轻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命令擅自后移，定遵委座命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２） 各军所得船只，一律缴交运输司令部保管，不准私自扣留，着派第７８军军长宋希濂负责指挥。沿江宪、警严禁部队散兵私自乘船渡江，违者即行拘捕严办。倘敢抗拒，以武力制止。”企图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死战。
９日当天，突入至光华门外的日军第９师团部队，在高桥门阵地炮兵火力直接支援下猛攻光华门外工兵学校第８７师第２６０旅防守阵地及教导总队防守阵地，１０时左右攻占了工兵学校。下午，坦克及炮兵火力曾３次攻击城门，并有少数日军突入城内。卫戍司令部急调控置于清凉山的宪兵教导２团预备队一部增援光华门，同时令第８７师进行反击。第８７师副师长陈颐鼎指挥第２６１旅一部和第２５９旅一部分由通济门和天堂村向敌军侧背实施合击，激战约数小时，经多次反复肉搏，终将迫近光华门的日军击退，恢复了工兵学校的阵地，暂时稳定了局势。但已突入城中的少数日军仍潜伏于光华门城门洞中。日第１０军的国崎支队当晚占领了当涂。
１２月１０日，日军见中国军队拒绝投降，遂向雨花台、通济门、光华门、紫金山第３峰等阵地发起全面进攻，战况较９日更为激烈。特别是城东南方面，因复廓阵地已基本丧失，日军直接进攻城垣，所以形势尤为严峻。卫戍司令部急令第８３军的第１５６师增援光华门、通济门城垣的守备，并于城内各要点赶筑准备巷战的预备工事，同时将第６６军由大水关、燕子矶调入城内，部署于中山门及玄武门内构筑工事，准备巷战；另以刚刚由镇江撤入南京城内的第１０３师及第１１２师由教导总队总队长桂永清指挥，负责中山门附近城垣及紫金山阵地的守备。当夜，第１５６师选派小分队坠城而下，将潜伏城门洞中的少数日军全部歼灭。雨花台方面，日军２个师团主力和步、炮、坦克及航空兵协同攻击，将第８８师右翼第一线阵地全部摧毁。残部退守第二线阵地。当晚，日军第１８师团占领了芜湖。
１２月１１日，日军第１６师团猛攻紫金山南北的中国军队阵地。紫金山及其以南地区，教导总队坚决抗击。激战终日，日军毫无进展，惟其右翼部队攻占了第２军团防守的杨坊山、银孔山阵地，进至尧化门附近。日“上海派遣军”为使其第１６师团进攻容易及适时切断守军的东退道路，又从正在镇江等船渡江的第１３师团中调山田支队（第１３师团兵步第１０３旅团长山田指挥的步兵３个大队、山炮兵１个大队），从第１６师团右翼加入战斗，向乌龙山、幕府山炮台进攻。日军第１０军的第１１４师团及第６师团主力继续攻击雨花台。第８８师的第二线阵地又被摧毁，守军被迫据守核心阵地。日军第１１４师团右翼部队开始攻击中华门，城门被炮火击毁。少数日军一度突入城内，但被第８８师据守城垣的部队歼灭。日军第６师团左翼部队之一部沿长江东岸北进，在上新河击退宪兵教导２团的１个营，占领了水西门外的棉花堤阵地。日军国崎支队在当涂北慈湖附近渡过长江，沿西岸北进，向浦口运动。占领芜湖的日军第１８师团因转用于杭州方面，不再参加进攻南京的作战。
武汉大本营对南京的战况极为关注，每日均有询问及指示的电报，当发现撤至南京部队的战斗力及士气已远不如淞沪作战，南京外围主阵地带仅防守两三天即告失守，而复廓阵地立足未稳即在主要方向上又被敌突破、迫逼城垣时深感形势严峻；当得知当涂附近已有日军渡江时，更感局势危急。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１１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要唐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现在若突然先行撤走，怕今后责任难负，因而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唐生智于当夜与罗卓英、刘兴两副司令长官及周参谋长研究后，决定于１４日夜开始撤退。遂于１２日凌晨２时许召集参谋人员制订撤退计划及命令。
１２月１２日自拂晓起，日军即集中炮兵及航空兵火力对复廓阵地及城垣发动猛攻。城南方面，战斗至１０时前后，雨花台阵地被日军攻占。防守该地的第８８师第２６４旅残部因中华门城门已经堵死，无法退入城中，遂在敌火力下作横向移动，沿护城河绕城北进，伤亡甚大（该旅于１７时前后到达下关以南江边，乘坐该师先期自行留控的一批木船渡江撤至浦口）。日军占领雨花台后，居高临下，加强了对中华门的火力袭击。第８８师第２６２旅部分官兵坚守城垣阵地，奋力阻击；第８８师师长孙元良率师直属队及第２６２旅一部兵力擅自向下关退却，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第３６师师长宋希濂劝阻，仍返回中华门作战。城东方面，日军第１６师团仍在孝陵卫西山及紫金山一带激战。“上海派遣军”因第９师团在光华门一带遭守军反击后顿兵城外，毫无进展，于１１日命控制于苏州附近的机动部队第３师团迅速前进；于１２日晨令第９师团停止进攻，进行整顿，令第３师团由第９师团左翼加入战斗，向城垣进攻。
中午前后，在日军猛烈炮火轰击下，中华门及其以西城垣数处倒塌，一部日军在炮火掩护下由缺口突入城内。第８８师遂即撤走。当时中华门内大批居民为逃避炮击和日军，纷纷向城北部难民区逃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卫戍司令部为了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撤退，于１４时指示第３６师负责维持城中及下关的秩序。指示的主要内容为：“（１） 下关通浦口，为我军后方惟一交通路，应竭力维持秩序，严禁部队官兵及散兵游勇麇集，以确保要点。（２） 第７４军在上新河镇（上新河）与敌激战，其后方交通应由汉西门（汉中门）与城中联系，禁止该军部队通过三汊河退入下关。（３） 着该部在挹江门至下关一带立即实行戒严，禁止一切活动。”但此时日军第６师团一部已突入至中华门内，第１６师团及第３师团已逼近中山门及光华门，第６师团左翼旅已逼近水西门。守军第２军团退至乌龙山，教导总队退至紫金山，第７４军派人去三汊河架设浮桥，企图渡江撤退至浦口（被第３６师制止），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
蒋介石虽然致电唐生智，令其在不能持久时相机撤退，但总从政治方面考虑较多，希望能多守一段时间，因而在１２日又以致函形式致电唐生智、罗卓英及刘兴，提出他自己的企望。全文如下：“限即到。南京唐司令长官、刘、罗副司令长官：据报江浦附近已发现敌军，是敌希图对我四面合围，或威胁我后路，逼我撤退也。五日激战，京城屹立无恙，此全赖吾兄之指挥若定与牺牲精神有以致之。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遥望京城，想念官兵死伤苦痛，无任系念!进退战守，生死荣辱，惟兄等熟图之。中正手启。十二申。”此电文发出时，不仅唐生智等的撤退命令已经下达，当时南京的实际情况也已不可能再进行固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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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混乱的突围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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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２日１７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唐生智首先简要地说明当前战况，询问大家是否还能继续坚守。与会将领无一人发言。唐生智遂出示蒋介石命守军相机撤退的电令，即由参谋长周斓分发了参谋处已油印好的撤退命令及突围计划。命令及计划原文如下：
卫戍作战命特字第一号（地名参看三十万分一图）命令
１２月１２日１５时于首都铁道部卫戍司令部
一、 敌情如贵官所知。
二、 首都卫戍部队决于本日（１２日）晚冲破当面之敌，向浙、皖边区转进。我第七战区各部队刻据守安吉柏垫（宁国东北）、孙家铺（宣城东南）、杨柳铺（宣城西南）之线，牵制当面之敌，并准备接应我首都各部队之转进。芜湖有我第７６师、其南石炮镇有我第６师占领阵地，正与敌抗战中。
三、 本日晚各部队行动开始时机、经过区域及集结地区，如另纸附表规定。
四、 要塞炮及运动困难之各种火炮并弹药，应彻底自行炸毁，不使为敌利用。
五、 通信兵团，除配属外部队者应随所属部队行动，其余固定而笨重之通信器材及城内外既设一切通信网，应协同地方通信机关彻底破坏之。
六、 各部队突围后运动务避开公路，并须酌派部队破坏重要公路桥梁，阻止敌之运动为要。
七、 各部队官兵应携带４日炒米及食盐。
八、 予刻在卫戍司令部，尔后到浦镇。
右令。
计附表第一、第二两纸。
附表第一为“南京卫戍军突围计划”，其内容为：〔２３〕
（一） ７４军由铁心桥、谷里村、陆郎桥以右地区突围，向祁门附近集结。
（二） ７１军、７２军自飞机场东侧高桥门、淳化镇，溧水以右地区向敌突围，向黟县附近集结。
（三） 教导总队、６６军、１０３师、１１２师自紫金山北麓、麒麟门、土桥镇、天王寺以南地区向敌突围。教导部队向昌化附近集结，６６军向休宁附近集结，１０３师、１１２师向于潜附近集结。
（四） ８３军于紫金山、麒麟门、土桥镇东北地区突围，向歙县附近集结。
以上各部队突击时机为１２日晚１１时后开始，但８３军为１３日晨６时。
（五） 第２军团应极力固守乌龙山要塞，掩护封锁线，于不得已时渡江，向六合集结。
（六） ３６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另有渡江计划表），先向花旗营、乌衣附近集结，但３６师应掩护各部队渡江（后），然后渡江。
卫戍司令部突围计划的基本精神是大部由正面突围，一部随司令部由下关渡江。但在书面命令分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８７师、第８８师、第７４军及教导总队（南京守军中的中央嫡系部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广东部队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有口头指示为依据的部队，必然一起拥向敌人尚未到达的下关，以便迅速、安全地渡江北撤；许多未接到撤退命令的部队因发现友军撤退而撤退。虽接到命令而并不知道撤退计划详情的旅、团长们也都认为上级既然要军队撤退，在下关必然已准备好大量渡江工具，因而亦皆拥向下关。
自行决定由下关渡江的军、师长大多未按命令规定的时间开始撤退，而是在散会后立即部署部队撤退。有的单位在接到命令前即已撤走。如卫戍司令部第２军团负责固守乌龙山要塞以掩护其他部队撤退和突围，应最后撤退，但徐源泉于１２日下午即率其第４１师和第４８师从周家沙和黄泥荡码头乘坐其预先控制于该处的民船最早渡至江北，经安徽去江西整顿。乌龙山要塞部队在徐源泉部撤走后，也于当晚毁炮撤去江北。有的将领只向所属部队打撤退电话，或回去安排一下撤退事宜就脱离部队，先行到达下关，随同卫戍司令部及第３６师乘渡船先到江北。如第７１军军长王敬久、该军第８７师师长沈发藻等根本未回指挥所；教导总队队长桂永清回到富贵山地下室指挥所后告知幕僚撤退任务，即留参谋长邱清泉处理文件等，自己单独先去下关；其第２旅旅长胡启儒得知撤退消息较早，不等会议结束，即以奉命去下关与第３６师联系为由，电话通知其第３团团长代行旅长职责，独自先去下关。
由于城中各部队多沿中山路向下关撤退，而挹江门左右两门洞已经堵塞，仅中间一门可以通行，各部争先抡过，互不相让，不少人因挤倒而被踩死。如教导总队第１旅第２团团长谢承瑞，在光华门阵地上曾英勇地抗击日军多次冲击，却在挹江门门洞内被拥挤的人群踩死。有的将领，如第８３军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见城门无法挤过，就从门东侧用绑腿布悬吊下城出走。
下关情况更为混乱，各部队均已失去掌握，各自争先抢渡。由于船少人多，有的船因超载而沉没。大部官兵无船可乘，纷纷拆取门板等物制造木筏渡江，其中有些人因水势汹涌、不善驾驭而丧生。
因乌龙山要塞守军撤走，原停泊于草鞋峡、三台洞（燕子矶南）的“文天祥”鱼雷快艇中队（４艘）也于１２日夜驰去大通，１２月１３日拂晓，日军山田支队未经战斗即占领了乌龙山；日海军舰艇通过封锁线到达下关江面，日军第１６师团一部亦乘舟艇进至八卦洲附近江面。大量正在渡江的中国军队官兵被日海军及第１６师团的火力和舰艇的冲撞所杀伤。宪兵副司令萧山令即死于半渡之中。与此同时，日军各师已分由中山门、光华门、中华门、水西门等处进入南京城内；原在镇江的天谷支队已渡过长江，正向扬州前进中；国崎支队已至江浦，正向浦口前进中。已渡至江北的中国军队沿津浦路向徐州方向撤退。
１２月１４日，根据中国大本营的指示，唐生智在临淮关宣布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撤销，撤至江北的卫戍军部队改隶第三战区。南京保卫战基本结束。
从１２月１２日下午开始，南京卫戍军各部队撤退及突围的情况大致如下：
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副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及长官部官兵，１２日晚从下关煤炭港乘预备的小火轮渡江至浦口，得到日军已至江浦附近、正向浦口包围的情报，遂徒步向扬州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靠拢；１３日７时到达扬州时，顾祝同及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移驻临淮关，临行时留下６辆卡车。唐生智等主要官员及卫队乘汽车至滁州转火车，于当晚到达临淮关。
在司令部渡江后，第７８军、第３６师亦于煤炭港分批乘船渡江，至乌衣集结，尔后乘车去蚌埠，又转信阳去江西萍乡整顿。
在叶肇及邓龙光两军长参加会议后，第６６军及第８３军（均为广东部队）共同研究决定：不遵守唐生智令第８３军掩护其他部队突围后再于次日晨６时突围的命令，两军由叶肇统一指挥，按计划由正面突围，向指定地点转进（当时两军所属的４个师大部均在城内水西门、玄武门及光华门附近），当即下令各师“按１６０、１５９、１５６、１５４师之顺序，由太平门突围，经汤山、句容向安徽宁国集中”。１２日２０时前后，除１５６师因未接到命令外，其他３个师先后通过太平门。途经岔路口、仙鹤门、东流等地时，均遭日军阻击，第１５９师代师长罗策群率队冲击时阵亡。拂晓前到达汤山附近时，又遭日军第１６师团主力的猛烈攻击。部队逐渐失去掌握，各自为战，数百人或数十人一队，分头向指定地点转进。叶肇、邓龙光与各自的部队失散，均换着便衣突过日军包围圈。２０日前后，各师大部分别到达南陵、歙县。第６６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九华山一带收容失散的官兵约１３００余人，临时编为３个营。１９３８年１月上旬，他们到达宁国附近归队。未接到命令的第１５６师师长李江率队与教导总队等一同撤至下关，部分官兵渡过长江，辗转归队。
南京卫戍军的其他各部均于１２日下午和夜间拥至下关。第７４军组织较好，又掌握有一艘小火轮，约有５０００人渡过江北。其余部队仅有一部得以渡江，大多留在江南，遭日军杀害。
（五）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
１２月１４日，日军山田支队占领了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大运河；第６师团一部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一切退路。麇集于燕子矶、下关沿江一带及八卦洲、江心洲中未撤至江北的大量中国官兵都成为日军的俘虏。日“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曾签署了一道嘱“阅后销毁”的机密命令，要所属部队“杀掉全部俘虏”。第１６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１２月１３日的日记中记载说：“由于方针是大体不要俘虏，故决定将其全部解决。”第６师团师团长谷寿夫更向士兵宣布“解除军纪三天”。在占领南京城的前６个星期内，日军野蛮地屠杀了放下武器的俘虏数万人、平民２０余万人，总数达３０万人以上。
日军进入南京以后，就开始以集体屠杀的方式消灭放下武器的中国军队；１３日，第６师团枪杀了从水西门至下关途中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第１１４师团刺杀了在雨花台俘虏的１３５４人；１４日，第１６师团在中华门外枪杀了在中华门内俘虏的１５００余人；在此前后，国崎支队在浦口和江心洲枪杀了俘虏的３０００余人；１７日，山田支队竟在上元门以北江岸，将在幕府山及八卦洲一带俘虏的１４７７７人分两个场所一次枪杀。由于这种屠杀是由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示意、由“上海派遣军”及第１０军司令官下令执行的，所以参加进攻南京的各部队都犯有集体枪杀放下武器军人的罪行。因此，被杀害的中国军人在感到死难临头的时候，无不深悔放下了武器、停止了抵抗，以致惨遭杀害。也有的军人不甘心俯首受杀而进行了反抗，如山田支队屠杀幕府山的俘虏时，有的俘虏大喊快跑，有的俘虏夺取押解日军的枪支进行反抗，曾打死日军官１人、士兵８人。可惜他们的觉悟已经晚了。
残暴的日军不仅杀害放下武器的俘虏，而且毫无人性地集体杀害手无寸铁、并未战斗的平民：１２月１４日，在中山码头枪杀难民及非武装军警７０００余人；１６日，又在中山码头屠杀难民５０００余人；就在松井石根举行入城式的第２天——１８日夜间，在草鞋峡一次枪杀男女老幼及部分俘虏共５７４１８人。至于任意乱杀平民以及强奸、抢掠等罪行，更是罄竹难书。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日本随军记者见闻录》中较详细地记录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采访见闻。其中有一段著者与《读卖新闻》上海分社联络员武田和畦崎的谈话：“俘虏有１０万之多，刚进城的部队曾问军司令部这些俘虏怎么办?回答是‘适当处分’。这个命令是事实，山田旅团长（即在上元门屠杀万余名俘虏的山田支队长）……１２月１５日就处理俘虏一事，派本间少尉去师团，得到‘收拾掉’的命令。所谓‘适当处分’，就是如无法处理就予以处决。这是军队里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方针。”“不仅残杀俘虏，还杀害无数平民百姓。联络员说他们看见路上躺满了百姓的尸体。问究竟杀了多少人?回答是这个数字既未发表，也无法统计，总之是满目死尸。留在市内没有住进难民区的百姓，都被一扫而光。”当时在南京的外国记者都目睹和报道了日军的暴行。如美国《纽约时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杜廷在报道中说：“日军占领后三天内……大规模的抢劫，奸淫妇女，屠杀普通居民，将居民从家中逐出，成批地处决俘虏，抓走成年男子，使南京成为一座恐怖的城市。”连倾向于日本的德国驻华官员在给其政府的报告中也认为：“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部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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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
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日军占领南京后的形势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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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第１０军向南京进攻期间，原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第８集团军主力退至余杭、德清之线。但在乍浦、平湖、新丰地区仍派有前进部队，不仅对日第１０军左侧背，而且对上海日军的安全亦构成威胁。因而日“华中方面军”决定进攻杭州，将警备上海的第１０１师团临时转隶第１０军，令第１０军司令官指挥该师团及第１０军的１个师团进攻杭州。１２月１１日即下达了预先号令，柳川平助将进攻南京的第１３师团从芜湖调回，令其在泗安、广德集结，同时令第１０１师团在湖州集结，第１后备兵团（由４个步兵补充大队编成）在嘉兴集结，进行作战准备。
日军占领南京后，“华中方面军”于１５日对所属两军赋予以下任务：
“一， 上海派遣军以一部在扬子江左（北）岸，占领扬州及滁县附近，切断江北大运河及津浦铁路；以主力在南京、南翔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南京附近。
“二，第１０军攻占杭州后，在芜湖、宁国、湖州、杭州、淞江之间各主要地方部署兵力担任警备，同时须准备下期作战。司令部设在杭州附近。
“三，各军须迅速整理、整顿军队和恢复战斗力，并谋作战地区的安定。
“方面军司令部１２月１７日移到南京。”
１２月２０日，日军第１３师团占领滁县。２４日，日军第１０１师团及第１８师团在中国军队第８集团军等退至钱塘江南岸后便占领了杭州。至此，日军“华中方面军”已占领了京、沪、杭地区，暂时停止大规模的进攻，转为整补军队，巩固占领地区，为进行下一步侵略战争作准备。
１９３７年底，日“华中方面军”各部队部署形势为：“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及两司令部的直属部队驻屯南京，第１６师团驻屯南京地区，第３师团驻屯镇江地区，第９师团驻屯苏州地区，第１０１师团驻屯上海地区，第１３师团驻屯滁县地区，天谷支队驻屯扬州地区，第１０军司令部驻屯吴兴地区，第６师团驻屯芜湖地区，第１、第２后备兵团驻屯嘉兴地区。驻屯南京的国崎支队于１２月３１日受命返回华北归还原建制。此时侵华日军除东北地区的关东军外，在关内的主要兵力共１５个步兵师团。１９３８年１月至２月，日军第１６师团及第１４师团由华中调至华北，布局调整为华北８个师团、华中６个师团、内蒙１个师团。海军有第３、第４两个舰队。海、陆军航空兵共８个大队、２６个中队。
中国军队退出南京后，１２月１７日蒋介石发表了《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向全世界宣布中国政府坚决抗战之决心。《告国民书》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平方公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同时提出：“目前形势无论如何转变，惟有向前迈进，万无中途屈服之理。此次抗战绵亘五月，敌方最初企图实欲不战而屈我，我方所以待敌者，始终为战而不屈，不屈则敌之目的终不得达，敌愈深入，将愈陷于被动之地位。敌之武力终有究时，最后胜利必属于我。”这时虽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仍在秘密地进行着中日和谈的调停工作，但蒋介石已预感到调停成功的希望不大，顺应民心、军心，发表了这个文告。
平、津、沪、宁的失陷，并没有如日本所预期的那样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相反地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阶层、各政党及各地方势力之间的团结，掀起了全中华民族的抗战高潮。
四、 南京保卫战简析
在淞沪会战后主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的困难情况下进行的南京保卫战，表示了中国政府抗战的决心，但就其结果而言，则不论在战役上还是战略上，都是失败的作战。
决定固守南京的政治因素，是因为南京是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的陵墓所在，不能不守”，守的目的则在于“提高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能多守一日，即民众多加一层光荣”。决定固守南京的军事因素，则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以掩护我前方部队之休整和后方部队之集中”。事实上，政治、军事两个方面的目的均未真正达到，所以说在战役上失败了。
中国政府的抗日战争总战略是“持久消耗战”。其基本要求就是在敌强我弱而敌欲迅速击灭我军主力的情况下避免过早决战；我军依靠自身广阔的国土幅员和巨大的战争潜力，以空间换取时间，在逐次抗击中不断消耗敌人，同时又尽可能地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以获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蒋介石曾多次阐明这一战略的中心思想：“敌人的战略是速战速决，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的胜利”；“我国此次抗战，其要旨在于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抵抗之目的”。从中日两军的情况看，南京保卫战没有达到尽量消耗敌人、保存自己战斗力的战略要求，相反地，自己的军事力量消耗过大、损失过大，更不利于持久抗战，所以说在战略上也失败了。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固然是由主、客观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但如仅就战略角度而言，则最主要的是继续淞沪会战的失误：政府统帅部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并且在口头上一再宣称打持久消耗战、打攻势防御战，但主要决策将领囿于已经形成的军事思想和惯用战法，实际上执行的是单纯防御方针。例如当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南京时，第七战区在杭州方向有第１０集团军，在皖南地区有第２３、第１１、第１６、第１5等集团军，最高统帅部连续下令命其一退再退，并未采取任何策应南京作战的积极措施，而令南京卫戍军困守围城、孤军奋战。假如组织一部兵力向日军后方实施运动攻势作战，则南京的形势必有一定程度的缓和。日军的后方相当空虚。以第１０军为例，当其第１８师团在誓节渡、郎溪、十字铺地区击退中国军队第７５军、第５４军于７日占领宣城后，全军３个师团、１个旅团全部在第一线，在其漫长的后方交通线上仅在石湾塘、宣城各留置半个步兵大队，在吴兴、泗安、广德各留置１个步兵中队，如攻击其侧背，切断其联系，日军决不会置之不顾而仍以全力进攻南京。再以“上海派遣军”来说，其后方情况与第１０军基本相同，虽然留置于沪宁铁路线上苏、锡、常、镇的兵力比第１０军多，共约１个师团，但仍有广阔的活动余地。举例来说，南京失守后第６６军和第８３军突围失散，第６６军参谋处处长郭永镳在句容九华山的墓东村收容溃散的官兵，从１２月１４日至３０日，连续在附近广大地区活动了１７天，收容了包括第１５９师第４７５旅负伤的旅长林伟俦在内的官兵１３００余人，然后安然转移到宁国地区，没有遇到日军。由此可见，即使在太湖以西地区，仍然是大有打运动战、游击战的回旋余地的。如果说退至杭州、皖南的部队需要整补后才能作战，那么防守南京的部队不也大部是从淞沪战场退下来急需整补的吗?关键的问题是统帅部决策集团的多数将军还没有真正找到保证实现持久消耗战略的有效作战方法。
南京保卫战的失败，如仅就会战本身的作战指导方面而言，则主要有下述几种原因：
第一，指挥紊乱、计划不周和准备不足，是外围线作战阶段未能有效地利用吴福线和锡澄线既设国防工事迟滞、消耗敌人，以争取时间完善南京防御组织的主要原因。
吴福线阵地和锡澄线阵地是由若干各自独立的水泥碉堡及掩蔽部组成，预定临使用时再构筑交通壕予以联结。为保守军事机密，碉堡大多覆有土层，作为伪装。因而对不了解工事具体位置的人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准确地找到整个阵地的位置。统帅部虽然在淞沪会战开始后多次责成第三战区派部队构筑各种野战工事，将阵地连接起来，甚至由最高统帅部亲自部署施工，但由于指挥体系紊乱、令出多门、互相推诿，加以部队刚刚到达就立即又被调至淞沪前线，所以尽管多次下令、多次规定期限，直到部队撤离上海，仍未真正开始施工。
按照一般战役指挥原则，既然战略是持久消耗战，淞沪会战一开始就应该在吴福线和锡澄线部署一定兵力，一面构筑、完善阵地工事，一面进行掩护淞沪战场部队转移及进入阵地准备；至少也应将阵地位置图准备好，发给进入阵地部队的军、师长。可惜由于高级指挥将领未能驾驭全局、掌握关节，互不负责，竟毫无准备，且将打开工事门锁的钥匙分交各地保长掌握。
上海以西太湖、长江间的昆山、苏州、常州地区是典型的水网地带，河渠纵横，密如蛛网，到处形成障碍。中国军队开始从淞沪战场撤退时，由于战区统帅部下决心较迟、命令下达费时又过多，加以命令中又未明示各部队之撤退道路及开始时间，以致各部队同时拥挤于几条公路上行进。特别是机关、兵站、炮兵等使用的大批车辆也和步兵同时同路撤退，造成道路阻塞、秩序混乱。日军航空兵又频繁地对公路进行轰炸、扫射，部队主要靠夜间行动，这就越发增加了秩序的混乱，迟滞了转进的速度。许多单位自由行动，失去掌握，以致有些高级指挥官无兵指挥。第三战区１１月１３日下达的向吴福线阵地撤退的命令虽然相当具体，但仅对已经提前撤走的右翼作战军规定了转进道路，对左翼作战军仍未规定转进道路，也未规定各集团军行动的先后顺序及时间。而且实际上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许多部队未接到命令；有的虽然接到了命令，但已时过境迁，已经无法严格、准确地按照命令行动。
撤退的各部队急于迅速脱离敌人，在进入宿营地及到达新阵地时均未派人预先进行侦察、区分，也未指定集结场所，全部停止于公路两侧等待；而在吴福线和锡澄线阵地上既找不到向导，也拿不到地图，甚至根本找不到阵地所在（阵地纵深仅１０００米）；即使找到了阵地，由于掌握钥匙的保长多已逃走，仓促间也进不了工事。在这种情况下部队无法迅速部署、组织防御。日军除进行跟踪追击外，还经常以机械化部队实施超越追击；经过混乱撤退的部队，士气已远非淞沪战场战斗时可比，对翼侧威胁过于敏感，惟恐被围遭歼，日军突破一点，全线即呈动摇之势，所以准备了两三年的外围线防御阵地没有起到应有的迟滞和消耗敌人的作用。
第二，在防御战斗的组织、指挥上，既未形成全纵深抗击的部署，又缺乏快速应变的准备和能力，是南京过早失守的主要原因。
不论是从总的战略形势看，还是从攻守双方兵力、士气、装备等战斗力因素的对比看，南京失守并不意外，但失之过早。失之过早主要是指挥失当造成的。
南京卫戍军打的是阵地防御战。按照阵地防御战的一般原则，正确地选择及形成主要防御方向和防御重点，以建成稳定性强的防御体系，是防御战斗组织、指挥者的首要任务。但从卫戍司令部的防御组织及战役指导看，没有做到。就兵力部署而言，从大胜关至龙潭大约５０公里的弧形外围主阵地带上，按照卫戍司令部防御命令的规定，左翼第７４军和中央第６６军各为２０公里，右翼第８３军１０余公里，一线部队防守正面，每师约１０公里，基本上是沿正面一线式平均配置的；就阵地编成而言，原来设计的就是以步兵营、连为单位，由第一阵地和预备阵地编成的一线式浅纵深阵地，其最大纵深（营阵地纵深）不过１０００米左右。在主要防御地段上没有加强纵深以形成重点，在与复廓阵地之间约１０公里的纵深地幅内，基本上也没有其他工事设施，整个防御阵地都不具备应有的弹性，不仅难以抗击攻者的连续冲击力量，而且当攻者一旦突破阵地时，就再也没有可供依托的阵地用以继续进行抗击或实施反突击。
以位于日军主攻方向上的第５１师阵地为例，师受命防守的正面右起方山（含），左至淳化（含）；师的兵力部署是：“以３０２团占领由方山（含）左迄宋墅（不含）之线”，“以３０１团占领由宋墅（含）经淳化镇迄上庄（不含）之线”，“以３０８团为预备队，位置于宋墅附近”。另外，第３０５团置于距第一线阵地约１０公里的高桥门、河定桥（复廓阵地），以此为预备阵地（实际上并未修筑工事）。据该师战斗详报说：“淳化附近之国防工事，均系距离甚远，而且目标显明之机枪掩体，欲构成坚固而纵深之阵地需工甚大，而担任外线作战之部队输送力量薄弱，爆破材料及障碍材料极感缺乏，虽经星夜赶筑，终以正面过宽（每团５公里，前沿阵地每连１２００余米）、材料缺乏，阵地未能完成预期之坚固程度。”在这样的兵力部署和阵地编成情况下，第５１师能坚持抗击日军主力在陆、空及步炮协同下的猛攻达２日之久，已经相当不易了。
战场情况瞬息万变，为了保持防御的稳定性，要求防御一方必须具有快速应变能力：能迅速封闭突破口，能将深入之敌消灭于立足未稳之际，能及时填补敌人造成的阵地裂口，并能在敌人改变主攻方向时快速变更部署，组成新的防御方向等等。而达到要求的关键，则是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其编组原则，要有足够的兵力、火力（一般为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并配属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和炮兵，能独立执行阻击或反冲击等各项战术任务，同时还要有快速机动的能力。掌握了这样一支预备队，才能使整个防御体系保持弹性和后劲，当防御态势发生变化时，能迅速、及时地恢复原防御态势或增强前沿的力量。从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看，卫戍司令部始终未建立起这样一支预备队，所有部队都分配了防守阵地的任务。因而，在情况发生突然变化时，无法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只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仓促拼凑兵力应付。如１２月６日，日军第１６师团前锋部队的一部分兵力于中午前后由伏牛山北侧突入第６８军侧后方的孟塘、太湖山一带，卫戍司令部于１４时急令防守城北的第３６师抽调１个团至麒麟门附近警戒待命，当夜又令１２月５日刚到龙潭、栖霞山各１个团的第２军团第４１师和担任伏牛山、汤山防御的第６６军各抽调一部兵力，与第３６师的１个团共同组织反冲击。等到第３６师的补充第２团（新兵）从北固山到达麒麟门作好一切准备时已是７日上午。此时日军主力已投入战斗，第６６军汤山阵地遭到猛烈攻击，陷于苦战；第４１师龙潭阵地的１个团也受到日军第１６师团右翼掩护部队的进攻，均已无力抽调兵力。以第３６师的１个补充团当然也就无法完成消灭突入之敌的任务。又如１２月９日拂晓，日军第９师因前锋部队一部兵力在击退防守红毛山阵地的教导总队第１旅的１个营后猛攻光华门，这时卫戍司令部感到情况紧急，但仓促间难以从其他阵地抽调兵力，只得令宪兵教导第２团派兵增援。该团分守上新河及清凉山两地，临时仅以团预备队——第９连的１个加强排乘６辆江南汽车公司的公共汽车往援。由于日军主力当时正在调整部署、作总攻城垣的最后准备，才由刚撤回的第８７师后续部队实施反冲击，暂时稳定了光华门的态势。１２月１２日日军突破中华门，防守该阵地的第８８师失去抗击能力，而卫戍司令部也完全丧失了阻止不利态势继续恶化的能力和手段，更谈不上恢复城垣阵地的原来态势了。
另外，根据一般军事原则，指挥机构制定的作战指导计划必须具有弹性，防止用一种计划去应付多变的情况：要在对情况作出科学预测的基础上以一案为主，作多手准备，特别是要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制订出若干处理方案。但从卫戍司令部的计划和参加制订人员的回忆文章中均未反映出曾经做到这一点。全战役过程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处于被动状态。防守部队本身也大多如此。以第８８师为例，该师的１个旅在雨花台，１个旅在中华门城垣，但两旅都将城门完全堵塞，不留任何通道，既没有增援外围阵地的打算，也没有在必要时将部队撤至城垣阵地的考虑。除挹江门外，在其他城门也都是如此。正是在上述情况下，防御阵地仅一点突破，即导致全线瓦解。最高统帅部曾估计仅南京城垣至少亦可“固守两周以上”，可事实上从１２月１０日日军总攻城垣开始，仅２天多的时间南京就失守了。
第三，战略与战役指导背离战略方针及战役实际，致使作战指挥在关节问题上犯了错误，这是撤退变为溃逃、兵力损耗过大的主要原因。
国民政府统帅部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消耗战，中心思想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即“避免与敌决战”，“逐次抵抗，逐次退却”，“逐次消耗优势的敌军”，在我则“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以“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其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主要关节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和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耗敌人，主要是战斗组织方面的问题；保存自己力量，则主要是转进，或者说是撤退组织方面的问题。
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始终处于战略方针与战略企图的矛盾之中。会战之前力排众议，作出了短期固守的决策，并从主观愿望出发，预期防守１月至２月。当得知日军正在包围南京、守军有被围歼的危险时，从保存力量出发，立即下令撤退，但又不肯明确指示撤退。开始时仅让顾祝同口头转告，不得不直接下令时，又含糊其词，说“如情势不能持久时，可相机撤退”；电报发出后，次日又有动摇，再以信函形式要求卫戍司令及副司令“仍以持久坚守为要”，希望“能多守一天就多守一天”。统帅的决心犹豫、徘徊于撤与守之间，不可能不对部队产生影响。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对总的战略方针是清楚的，对防守南京的战役企图也是明确的。他自己说过，是为了“阻止敌人迅速向我军进逼，从而赢得时间，调整部队，以后再撤出南京”。〔３７〕可是他的战役指导根本没有撤出南京的任何准备，既没有事先预定的撤退方案，也没有进行必需的工程、交通和后勤保障等工作，完全是长期坚守、死守的措施。如要求交通部部长俞鹏飞将下关原有的两艘大型轮渡撤往武汉，禁止任何军人、部队从下关渡江，通知浦口第１军和挹江门的第３６师：凡从南京向长江北岸或由城内经挹江门去城外的部队和军人都要制止，如不听从可开枪射击。当撤退命令下达后，因第３６师守挹江门部队及浦口第１军守江边的部队未能及时接到命令，仍阻止撤退，造成自相开枪射击、惨死多人的惨剧。装甲兵团战车第３连竟是在营副指挥下，从被挤倒、踩死的人身上冲出挹江门的。
本来组织突围、撤退就比组织进攻或防御为难，因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建制残缺不全，协同全部混乱，极易形成溃逃。而唐生智在下发撤退命令之后又考虑到第８８师、第８７师、第３６师和教导总队是经过德国顾问多年训练出来的中央嫡系部队，也是今后继续抗战的骨干部队，惟恐突围危险、损失过大，回去要受蒋介石的责备，竟然不顾命令规定，口头指示他们也可以渡江北撤。这自然又增加了撤退的混乱，致使在激烈战斗中没有牺牲的近１０万官兵毫无代价地惨死于混乱之中，或成为俘虏而遭敌人惨杀。此外担任掩护的部队不掩护，将领抛下部队自己先逃，使部队失去指挥，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抗击和行动，也是撤退形成溃逃、结果反逃不了的诸多重要原因之一。对照一下后来欧洲战场上亚历山大指挥的敦刻尔克港撤退，就可以清楚地比较出两者之间的差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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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国际形势与陶德曼调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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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中日紧张地进行着淞沪及南京会战的期间，德国政府曾在中、日两国政府间进行过一次和谈斡旋。因德国政府主要是通过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的，所以习惯上称之为“陶德曼调停”。它的出现，与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中德、日德关系及中日战争的发展，“调停”以失败告终。
（一） 中德关系的演变
“七七”事变以前，中、德两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许多政治观点相近，而在经济上又有很大的相互依赖性，于是两国政府的关系更为密切。德国为进行扩军备战，所需的重要战略物资，如制造穿甲弹及坦克装甲以及飞机所必须的钨、锑、钼等，７０％以上来自中国；而中国国民政府为扩大、更新军事力量，也正需要德国的军火和军事人员，所以双方关系达到了极为亲密的程度。德国庞大的军事顾问团活动于国民政府各重要军事机构之中，负责训练及协助国民政府组建和装备新式军队。如最早参加淞沪会战的第６７、 第８８和第３６等师，就是由德国顾问训练和全部装备德国先进武器的部队。在对待中日关系上，德国也明显地倾向于中国，不承认日本制造的傀儡满洲政权，更不希望日本对华的侵略行为迫使中国政府倾向苏联。德国国防部的冯?赖世瑙将军访华时，曾向蒋介石表示：德国政府愿意帮助中国“反抗日本霸权的斗争”。
１９３６年，国际形势开始发生变化：由于日本对中国华北、蒙古的侵略，侵犯了英、美、苏在华的利益，日本与英、美、苏的关系开始趋于恶化，而德国因３月间进军非武装区莱茵区，也与英、法关系逐渐恶化。德、日之间出现了利益共同的一面。当时德国要争霸欧洲，“希特勒认为，如果德国同英、法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是不够的”，“决定在远东找一个伙伴，日本也迫切地感到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同盟者”，于是两国通过秘密谈判，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２５日签订了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但在当时，中、日两国在德国的远东战略中都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特别是对于战略物资钨、锑的需求上，德国离不开中国。１９３６年９月，纳粹党代会通过了４年规划，规定４年内完成战略物资的储备计划。而中国正是完成这个计划必需依赖的主要国家。如仅从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至１９３７年２月，３个多月的时间内德国就从中国进口钨、锑、钼等重要战略物资１．８万吨。因而希特勒在对中、日关系上虽然开始由倾向中国转为保持“中立”，但政府中的许多高级官员仍比较重视中德关系。
“七七”事变发生后，德国政府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军事行动威胁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德国与日本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战略企图就是利用日本牵制苏联，而日本进攻中国必然会减轻对苏联的压力，并可能促使中国与苏联接近；更何况中日冲突一旦升级，发展为全面战争，必然要损害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所以当发现日军正从国内、朝鲜和中国东北调集军队进攻北平、天津，中国政府也派出刘峙、庞炳勋、孙连仲、万福麟等各军北上应援第２９军时，德国政府于７月２０日指示驻各国外交使节，在远东冲突中遵守“严格的中立”，并表示为了德国在远东的利益，希望事变“早日得到解决”。同一天，还特别指示驻日大使狄克逊：德国的地位不允许有任何单方面利于日本的表现。这是因为日本似乎既没有考虑到德国在华的经济利益，也没有考虑到日本的行动会削弱对苏联的压力，反而加强了对与德国有着良好经济关系的中国的压力。７月２８日，日本要求德国停止对华的军火贸易，并撤出德国军事顾问团。德国外交次长魏茨泽克以不能逼迫蒋介石转向苏联为理由，拒绝了日本的要求，警告说：“不要期望德国会赞成日本的行动”，“日本的对华政策，很可能会驱使中国投入苏联的怀抱”。两天以后，魏茨泽克会见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时再次表明德国不支持日本侵华。日本则威胁说：如果德国不停止向中国供应军火，日本将废止《反共产国际协定》。〔４１〕８月１３日，淞沪会战开始，战火烧至华中，中日战争的扩大已成事实。德国在新的形势下衡量了中日两国在世界战略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确定其远东政策。８月１６日，希特勒召见外交部部长牛赖特和军事部部长布洛姆保，指示说德国要坚持与日本合作，同时又要在目前的冲突中保持中立。还指示：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原料，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续进行，当然对外界尽可能伪装，尽可能不要再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说明这时德国虽然已开始向日本倾斜，但还不肯放弃在华的经济利益，企图维持中日之间的平衡。当然更希望中日双方停战，这样可以完全保持德国在远东的战略和经济利益。
１９３７年９月１３日，国联第１８届会议开幕。在此前一天，中国代表顾维钧向国联秘书长提出正式申诉，请求国联援用国联章程条文，对日本采取必要的制止行动。英、美、法各国为了它们各自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利益，既反对日本进一步侵略中国，又不愿得罪日本，因此国联大会既未提出任何支援中国的意见，更未涉及制裁日本，仅于１０月６日通过决议，由九国公约会议解决中日问题，并邀请日本参加。为了便于日本参加九国公约会议，特别将会议地址选在与中日战争毫无利害关系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但日本根本就不接受国联的决议，德国也担心布鲁塞尔会议可能导致英、美等大国集体干涉远东事务，这对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会造成不利的先例，所以日本和德国虽然接到了比利时的邀请，但都断然拒绝参加。
１０月２１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会见德国驻日本大使狄克逊，表示日本愿意开始中日直接谈判，特别是“如果一个同中国具有友好关系的大国，如德国或意大利能够劝说南京政府寻求解决冲突办法的话”。狄克逊当日立即将广田的谈话报告给德国政府，并说：如果德国出面调停，会受到日本欢迎。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部长麦根逊于次日电令驻华大使陶德曼，令其转告中国政府：德国认为，“就目前形势来说，中日直接谈判较有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并且愿意作联系渠道”。于是，所谓的“陶德曼调停”就出台了。
（二） 日中两国政府提出和接受德国调停的背景
正当中日战争激烈进行之际，日本政府何以请德国为中间人进行斡旋，而中国政府又为何肯于接受“调停”?这必须从两国的历史背景中去寻找原因。
日本示意德国出面调停的基本因素有三个。一、 企图通过中日直接接触以抵制九国公约会议，不让英、美等国插手中日战争；二、 避开国际上对它的谴责和制裁，特别想避免过早和英、美直接对抗；三、 也是最根本的一点，它急切谋求在有利形势和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以免陷入长期战争的泥淖中。日本在发动侵华战争时，曾错误地低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抗战意志，更低估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认为中国有两个多月的时间就会屈服”。但是２个多月过去了，华北太原作战、华中淞沪作战都仍在激烈进行之中。在此期间，日本不得不一再增兵，侵华兵力多至１６个师团、６０余万人，不仅未能“摧毁中国的中央政权”以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战局态势愈来愈扩大。为了避免长期作战，在国联咨询委员会通过关于中日战争的两项报告后，日本于１０月１日举行了由近卫首相、杉山陆相、米内海相、广田外相参加的内阁会议，“设想通过十月攻势的战果，找到结束战争的机会，与南京政府和平解决”；决定了《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其“方针”是“在于使这次事变在军事行动取得成果与外交措施得宜的配合下，尽快结束”，其“军事行动”是“在于使中国迅速丧失战斗意志”，其“外交措施”则是配合军事打击，“对中国及第三国进行适当的谈判与工作”，“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实质上仍然是在错误低估中国抗战意志的基础上，企图利用军事上的优势，再通过德国的外交调停，压中国政府屈服，以达其“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
中国政府之所以接受德国调停，基本因素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德国的斡旋活动符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一贯方针。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向来是在一定限度内谋求妥协，力图避免或推迟中日战争的发生，以争取时间进行“安内”和提高国防能力，尔后再徐图“攘外”。“七七”事变后，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北上应援，进行抗战的部署，一面仍力求避免事态扩大。他在庐山发表谈话：“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谋求卢事的解决。”对日本的侵略要“应战”，但不是“求战”。8月７日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的决议也决定在日本“未正式宣战以前，与彼交涉，仍不轻弃和平”。德国的出面斡旋，正适应国民政府的一贯方针。另一方面也有出于抗日战争战略需要的成分。“七七”事变中日战争开始后，国际、国内都有一股相当大的势力不愿中日战争发展扩大，希望以牺牲中国某些利益去满足日本一定程度的侵略愿望，来和平解决中日战争。特别是日本政府，从战争一开始就混淆国际视听，发表政府声明：“我方未放弃和平解决的希望，根据事件不扩大的方针，努力作局部地区的解决”，并将侵略中国的战争称之为“事变”等等，将扩大战争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一方面将日本的侵略公开诉之于国联，一方面接受德国的秘密外交斡旋。这样，在国际上可以孤立日本，争取同情；在国内，可以使一些希望和平解决的人们正视事实，加强抗战决心。
中国政府将日本的侵略问题诉之于国联，当然有希望国联制止日本侵略的意图，但并非将解决中日战争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国联。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２４日，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以密电致中国出席九国公约会议的代表，指示对会议应持的以下方针：（１） 在目前形势下，必须认识到“会议无成功希望”。（２） 应注意对各国要保持和缓态度，“即对德、意二国，亦须和缓周旋，勿令难堪，并须表示会议成功之愿望，我方求在九国公约规定之精神下谋现状之解决。此系我方应付之原则”。（３） 要使各国认识到“会议失败责任，应由日本担负”。（４） 我方应付会议之目的，在使各国于会议失败后，对日采取制裁办法。虽然制裁目的并未达到，但在孤立日本、争取国际同情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三） 陶德曼调停的经过
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３０日，陶德曼向中国政府外交部次长陈介传达了德国政府愿意居间调停的意向，并劝告中国政府不要对九国公约会议抱希望，应与日本直接谈判；同时还批评中国政府“与苏联缔结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这样使中国与日本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为使日本谅解，“修改中国对俄国的政策是必要的”。陈介表示必须知道日本的谈判条件才好考虑。１１月２日，广田向狄克逊提出了同中国谈判的“和平条件”。其内容是：“（１） 内蒙古人民建立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类似外蒙古。（２） 在华北，以满洲国国境至天津、北平以南划定非武装地区，由中国警察队担任维持治安。如立即缔结和约，华北行政权仍全部属于南京政府，惟希望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如和平现在不能成立，即有必要建立新政权，新政权在缔结和约后其机能将继续存在。在经济方面，事变前已在谈判的开发矿产事，在一定程度上要求满足日本的要求。（３） 上海非武装地区须扩大，设立国际警察队管制。（４） 要求中国停止抗日政策。这和１９３５年南京谈判时要求相同。（５） 共同防共。（６） 降低日本货进口税。（７） 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
１１月３日，狄克逊将日本的条件电告德国政府，并报告说：“如果南京政府现在不接受那些条件，日本确实决心无情地继续战争，直至中国最后崩溃为止。”他还向政府建议：“我们现在似可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请考虑可否令军事顾问们在向蒋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这时德、意、日《防共协定》正准备签字（６日在罗马签字），德国在中日战争的态度上又进一步向日本方面倾斜。
１１月５日，陶德曼会见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条件。当时还有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在座。蒋介石表示：如果愿意恢复战前状态，日本的条件可以讨论，否则“对日本方面的条件是难以考虑的”；同时向陶德曼解释说：“假如我同意那些要求，中国政府是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的，中国会发生革命。”陶德曼认为要求日本恢复战前状态是不现实的，如继续对日作战，共产党就会在中国得势，这对南京政府来说，无异于是“自杀”。他希望中国政府接受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教训，尽快接受日本的条件，不要等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肯豪森也向孔祥熙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说：“战局严重”，“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但蒋介石拒绝接受。此时淞沪会战正进行至关键时刻，日本第１０军已在杭州湾登陆，蒋介石询问前敌总指挥陈诚如何处置。陈诚建议后撤部队，调整战线。但蒋介石认为能战方能谈和，现在德国正在进行调停，淞沪战场上中国军队如果再多支持几天，在国际上、在中日谈判上都有利，所以没有接受陈诚的建议，不准撤退，指示一定要“再支持三日”，并于１１月７日在回答记者时宣称：“在国际公约不发生效力，正义公理未能伸张之时，惟有对侵略我国之敌人，坚忍抗战，贯彻到底。”〔５４〕１１月８日，狄克逊拜访广田，传达了第一次调停的结果：“（１） 中国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原状，只能答应进行谈判。对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但这也是恢复原状以后的事。和约的缔结，必须成为将来两国友好关系的基础。（２） 中国现在正在和布鲁塞尔会议上审议的各国进行合作，所以不能正式承认收到了日本的要求。”
１１月１２日，日军攻占上海，１９日攻占常熟、苏州，继续向西推进。２４日布鲁塞尔会议草草收场，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具体制裁。至１１月下旬，日军已迫近南京，日本企图利用其战场上的优势向中国政府进行迫降。广田告诉狄克逊：“日本希望在短期内开始和平谈判。”德国的调停又重新活跃起来。
１１月２６日，陶德曼告知孔祥熙：德国愿居间调停中日战争。２８日再次过访孔祥熙。２９日访问外交部部长王宠惠，声明奉德国政府之命，向中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的议和意图，希望能直接向蒋介石面达。经蒋同意后，由外交部次长徐谟陪同，乘船从汉口去南京。
１２月２日上午，蒋介石召集当时在南京的高级将领开会，讨论日本１１月初提出的条件。出席者因为条件中没有提到赔款和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都认为可以考虑。徐永昌、顾祝同认为日本的条件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白崇禧、唐生智也都同意。最后蒋介石总结大家意见，认为对德国的调停不应加以拒绝。当日下午，蒋介石约见陶德曼，表示：“（１） 中国同意以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２） 华北的宗主权、领土权及行政权不得改变。（３） 德国在和平谈判方面从开始起要以调停者进行工作。（４） 在和平谈判中，不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缔结的各种协定。”陶德曼表示：德国可以帮助两国进行联系和斡旋，但在谈判时不参加调停。
陶德曼向德国政府电告会见结果后，德外交部为避免误会，１２月４日将交涉详情写成书面备忘录，于１２月７日由狄克逊交广田。当狄克逊谈及按照原来的条件谈判时，广田说：“能否在最近取得伟大军事上的胜利以前所起草的基础上进行谈判有疑问，将在征求军部意见并进行研究后给予答复。”１２月８日，日本召集首、陆、海、外四相会议，研究日本须采取的态度。当时在日本政府和军部中虽然有所谓“硬、软两派的差别，但无不企图对中国加以彻底的威压而使其屈服”。１２月１３日日军攻占南京，第二天召开了第二次政府、大本营联席会议，讨论对德国大使的复文案，参加会议的除四相外，还有贺屋藏相（财政）、末次内相、风见内阁官房长官以及陆、海军的军务局长等。经过4天的讨论，方达成决议。１９日，根据决议制定了外务省方案，又在２１日内阁会议上通过。２２日由广田将复文交狄克逊。复文的基本条件是：“（１） 中国应放弃容共和抗日、满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给予协助。（２） 在必要地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并在该地区内各个地方设置特殊机构。（３） 在日、满、华三国间，签订密切的经济协定。（４） 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除已正式复文外，还带有“口头说明”：
（１） 中国应表现出有实行防共的诚意。（２） 中国在一定的期限以内，派遣讲和使节到日本所指定的地点。（３） 我方考虑大体上在本年内答复。（４） 现在蒋介石对向他秘密提出的这些原则已经表示了承认的意思，希望德国方面不要劝告日、华双方停战，而劝告日、华直接谈判。（５） 为了回答德国大使提出的问题，我方再加以考虑将秘密提出的这些原则改为更具体的条件。现抄附如下以供参考（极密）。
日本和谈判条件细目
（１） 中国正式承认满洲国。
（２） 中国放弃排日反满政策。
（３） 在华北和内蒙设置非武装地带。
（４） 华北在中国的主权之下，为实现日、满、华三国共存共荣，应设置适当的机构，赋予广泛的权限，特别应实现日、满、华的经济合作。
（５） 在内蒙古应设立防共自治政府，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古相似。
（６） 中国须确定防共政策，对日、满两国的防共政策予以协助。
（７） 在华中占领区，设置非武装地带，在上海市地区，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８） 日、满、华三国在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
（９） 中国应向帝国作必要的赔款。
附记
（１） 在华北、内蒙和华中的一定地区，为了起保证作用，应在必要期间内驻扎日军。
（２） 在日华间签订有关以上各项协定后，开始签订停战协定。
很显然，这些条件根本不是什么“谈和”条件，而是强迫中国政府投降的最后通牒。狄克逊当时即指出，这些条件远远超过了１１月２日提出的条件，他认为中国政府是难以接受的。德国政府收到复文后，也考虑到由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中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么苛刻的条件。为了尽可能使调停不失败，德国在12月２３日电告陶德曼复文内容的同时，让他和顾问团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中国认真考虑日本的条件，并尽快作出答复；还“着重地警告中国政府不要向俄国作任何进一步的亲善。如果中国政府这样做，我们就要重新考虑与中国的关系。”另一方面，也电令狄克逊警告日本政府：继续进行战争会使中国共产化，这种结果是与《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精神相背的，“现在德国和日本以反对共产国际为目标的共同利益，要求必须在中国尽快地恢复秩序，即使这要以降低日本的和平条件为代价”。
１２月２８日，陶德曼将日本12月22日所提条件交孔祥熙。蒋介石于２９日在汉口与于右任、张居正等商谈时表示：“日本所提条件，等于灭亡与征服，我国自无考虑余地……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３１日举行国防最高会议，改组了行政院人选。蒋介石辞去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集中精力指挥抗战。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张群任副院长。决定对日本所提条件“暂不正式答复”。１９３８年１月４日，蒋介石去开封部署徐州方面的作战。以后对德国的调停问题由孔、张负责处理。
孔祥熙对日本的条件既不拒绝，也不答复，采取拖延策略，同时将日本备忘录的内容向英、美、法、苏等国秘密透露，以探询各国的态度，争取它们的支持与援助。特别对苏联还告知了德国在调停中的建议，企图向斯大林暗示：苏联如不以武力支持中国，中国有可能被迫议和、加入反共阵营，以达到实现“欲使苏联参战的策略”。1938年１月１０日，陶德曼问张群“有无对日本的答复”，张群回答“正在研究中”。当晚，狄克逊根据广田的要求，电告陶德曼，要求中国政府立即答复。同时德国总顾问法肯豪森也“坚定地劝告蒋介石接受日本的条件”。１月１８日上午，陶德曼向外交部次长徐谟转述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的来电，要求中国于１月１５日前答复，否则日本保留自由行动的权利。当日下午，王宠惠向陶德曼送交了根据１２日行政院会议的决定所作的复文。主要内容为：“经过适当的考虑后，我们觉得，改变了条件，范围太广泛了。因此，中国政府希望知道这些新出的条件的性质和内容，以便仔细研究，再作确切的决定。”１５日，孔祥熙也向陶德曼作了内容相同的声明，实际上是拒绝了日本的和谈条件。
日本参谋本部早在进攻南京和通过德国进行调停的同时，就已经就战、和两手制定了《解决中国事变处理方针》，既准备“和”，更准备战；而且在战争上，还准备了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和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两种方案。但不论哪种方案，都是以控制整个中国为目的。
１月１3日，日本内阁议定：“１５日这天中国方面如果没有确实的答复，即不再期待与国民政府谈判，发表声明采取处理事态的第二项办法。”１４日内阁会议正在进行中。１６时半，狄克逊向广田面交了中国政府的复文。内阁会议的成员认为“再不能理睬这种拖延政策，应采取下一措施，按预定发表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但军方大本营表示反对。１５日上午召开了大本营与政府的联席会议。陆、海军统帅部和参谋总长、次长认为“在全国既未下定决心，又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进入前途暗淡的长期战争，那将是极其严重而困难的”。但政府以“统帅部……不信任政府，政府只有辞职”为要挟，大本营勉强同意。１６日，广田召见狄克逊，对过去的调停表示感谢，并通告今后停止交涉。同一天，近卫首相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德国外交部接到狄克逊的报告后立即指示陶德曼停止工作。１８日，日本召回了驻华大使。1９日，中国政府针对日本政府的声明发表声明：“中国政府于任何情形之下，必竭全力以维持中国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办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决非中国所能忍受；同时在日军占领区内，如有任何非法组织潜窃政权者，不论对内对外，当然绝对无效。”20日，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及旅日华侨数百人乘船离日返国，中日两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至此，“陶德曼调停”以失败结束。
表4-2-1日军攻占南京指挥系统表(1937年11—12月)
华中方面军松井石根上海派遣军松井石根第9师团吉住良辅第16师团中岛今朝吾第13师团荻洲立兵第10旅团天谷直次郎第10军柳川平助第6师团谷寿夫第114师团末松茂治第18师团牛岛贞雄第9旅团国崎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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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国民政府组织全面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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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上述情况，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８年１月２０日召回驻日本大使许世英，在政略、战略上采取一系列措施，重新组织抗战。
１． 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进一步组织全国抗战
为进一步动员全国抗战力量，国民党决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接受了共产党的部分建议，预拟了《大会宣言》和《抗战建国纲领》等文件，准备在大会上通过。《大会宣言》称：“此次抗战，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表示了全民族“抗战到底”的决心。《抗战建国纲领》有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７个方面，共３２条。主要内容是：在政治上，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改善并健全民众之自卫组织，施以训练，加强其能力，并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改善各地政治机构”，“以适应战时需要”。在军事上，规定“加紧军队之政治训练，使全国官兵明了抗战建国之意义，一致为国效命”；“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补充抗战部队”；“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在各战区司令官指挥之下，与正规军队配合作战，以充分发挥保卫乡土、捍卫外侮之效能，并在敌人后方发动普遍的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之兵力”等。在民众运动方面，提出“发动全国民众，组织农工商各职业团体，改善而充实之，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为争取民族生存之抗战而动员”；“在抗战期间，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当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等。在外交上，规定“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等。这一纲领中积极方面的内容虽然后来并未能真正落实，但当时对团结各党派、各阶层及发动全国人民继续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２． 开始执行“持久消耗战”战略方针
早在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四川就曾阐述过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他说：“至和平绝望时期，举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争取最后胜利。”１９３７年８月７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正式制定了“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方针。１８日，蒋介石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中公开这一战略方针。他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以后又多次重申“要以持久战、消耗战打破敌人速战速决之企图”。但从实际情况看，由于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对中日战争的严重局势估计不足，缺乏长期作战的思想基础和持久抗战的充分准备，又认为依赖国际干涉可以尽快结束战争，所以从“七七”抗战开始至南京失守期间，国民政府军队实际上是以阵地战消耗敌人，在战役上争取持久战，而在战略上则是幻想迅速结束战争。这在蒋介石的一些言论、命令中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前，在庐山军官训练团谈将来对日战争时，就一再强调“步步为营，处处设防”、“深沟高垒”、“固守不退”等，并说这就是“救国要诀”。抗战开始后，８月１０日致徐永昌电令说：“前线各部队除构筑工事线外，须特别注重固守据点之战术。凡重要城市……预为固守三个月准备之计。”再从实际作战中，也可以得到证明。抗战开始以来的许多重要战役都是阵地防御作战。特别是淞沪会战，更是一个典型例子。军事委员会主编的《军事杂志》就曾载文承认“上海之战未能坚持持久战原则”。
经过半年的抗战，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已认识到国际干涉及和平谈判短期内均不可能实现，中日战争已形成持久之势，又接受了华北、沪、京作战的教训，开始转变战略指导，由单纯固守阵地、据点进行死拼的战役持久，改为不强调“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持久。白崇禧就认为，在南京失守后“我们战略之应用，确已改变方针，不复与敌人在一点一线上之争夺”。蒋介石在《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中说：“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李宗仁说：“我们抗战的战略重点，便是以空间换取时间。”何应钦则说：我军“深知敌强我弱之异势，乃策定以空间换时间之战略。”虽然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战略方针仍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和消极性，但与前一阶段执行的方针相比，已大大前进了一步。
在上述思想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在武昌下达了“以确保武汉为核心”进行“持久抗战”的《作战计划》。其“指导要领”中要求“以面的抵抗，对敌之点或线的夺取，使不能达速战速决之目的，而消耗疲惫之。所有在各战区之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收长期抗战之效。”“现在我军战法，应于硬性之外参以柔性，务在交通要线上，纵深配置有力部队，使任正面阻击战斗。同时组织训练民众，使联合军队，共同施行游击，以牵制、扰乱、破坏敌之后方，前呼后应。敌攻我正面，则游击队由各方进击；如攻我游击队，则不与决战，使其前进迟滞。”
３． 加强军事领导改组军事委员会
为适应持久战之需要，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７日，国民政府改组了军事委员会，重新任命委员（１月１５日任命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程潜、陈绍宽、李济深为委员，后又增加宋哲元、熊式辉、卫立煌、万福麟），同时规定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军令部部长、军政部部长、军训部部长、政治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为当然委员。参谋总长指挥各部、院、会、厅，辅助委员长策划全局及处理委员会日常工作。军事委员会改组后的编制及领导关系如附表４３１。
４． 整饬军纪提高士气
面对日本的侵略，“所有前线的军队，不论陆军、空军和地方部队，都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表示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但也有少数高级将领，或因胆小怕死，或为保存实力，不服从指挥，对敌望风而逃，以致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就丧失国土６２万平方公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３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表现尤为恶劣。他受命防守津浦铁路北段，毫无抗战意志。山西战局紧张时，军事委员会令其向德州、沧州一带出击，以为牵制，他抗不从命，未战先退。南京失守后，北线局势开始严峻，他仍未加强黄河防务。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３日，日军第１０师团由青城、济阳间渡过黄河，韩复榘于２４日即率军南退，仅留第２０师守卫济南。２６日济南失守。３１日，蒋介石电令其将主力“分布于泰安到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唾手而得全鲁”，他不但不依令增兵泰安，反而于次日（１９３８年１月１日）放弃大汶口，率军退至济宁；５日又由济宁率军退至曹县、单县、城武一带，并公然违反军事委员会“无论在任何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本战区”的命令，将该集团军的军需辎重及私人财物等由津浦铁路经陇海铁路转至平汉路，进入第一战区防地，停于漯河，准备全军退去该地。１月１１日，蒋介石在开封召开第一、第五两战区高级军官会议，作了《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的讲话。在总结“挫败原因”时，指出政府军队的１２个缺点，其中着重批评了高级将领，认为“军纪荡然为第一大罪恶”，说有些高级将领缺乏牺牲精神，“缺乏敌忾心”，“缺乏坚决自信”以及“命令不能贯彻”等，于当日将韩复榘“免职查办”，送到武汉，以违抗命令、擅自撤退罪，依法处以死刑，１月２４日执行。法办韩对于督促广大政府军队官兵作战及提高军队的抗战士气起到一定的作用。白崇禧曾说：“韩既正法，纲纪树立，各战区官兵为之振奋，全国舆论一致支持，韩之原部第3集团军在孙桐萱指挥下亦奋勇与敌作战。在此之前，黄河以北作战部队轻于进退，军委会之命令，各部队阳奉阴违，经此整肃，无不遵行。”“１月２０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明令嘉奖抗战牺牲的郝梦龄军长、佟麟阁副军长，并撤职查办、枪决处死４１名作战不力的旅长以上将领……给保存实力、怠于作战的军官以极大震慑，前方士气为之一振。”与此同时，利用日军暂未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间隙整军，对全国军队进行了武器装备及兵员的补充，以恢复、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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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华东战局
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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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失守后，日本在南、北两战场暂时胜利的基础上重新制订了对华的政略、战略，决定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和扶植傀儡政权，企图军、政两手并用，迫使中国政府屈服。1937年12月24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中国事变纲要》提出：“帝国政府切望南京政府迅速放弃其抗日容共政策，与帝国合作”，“但南京政府仍然标榜长期抵抗”，“有鉴于此，今后不一定望期与南京政府谈判成功(当时正当陶德曼调停间)，而继续寻求收拾时局之其他途径，并与军事行动互相配合，对事态的进展作好准备，以应付南京政府的长期抵抗。”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又制订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提出：“如现中国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中国新兴政权的成立，与其协商调整两国邦交，并协助新生的中国建设。对于中国现中央政府，帝国采取的政策是设法使其崩溃或使它归并于新兴中央政府。”1月16日，经日本天皇裕仁批准，日本近卫内阁公开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宣称：“帝国政府在攻下南京后，仍然为给予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机会，一直等到现在。然而，国民政府不理解帝国政府的诚意，狂妄策动抗战……因此，帝国政府今后不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期待能与帝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进而与这个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新兴的中国。”与此同时，日本撤回驻华大使。两国交战，交战一方政府不仅不宣战，反而否认另一方政府的存在，这既反映了日本政府的狂妄，也对国民政府的抗战起了一定的刺激作用。日本政府为实现上述新的对华政略、战略，1938年初建立了长期战争体制。但“当时日军的武器、弹药、器材等严重短缺，只有在增设兵团、休整部队、严肃军纪后，才能进行大规模作战”。为此，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略、战略措施。
1. 实行总体战体制
1938年1月22日，日本近卫首相在第73次议会上发表的施政演说中指出：为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以结束对华战争，必须建立国家总动员体制，也就是国家总体战体制。日军参谋本部于1938年2月草拟的《昭和军制建设纲要》解释说：总体战就是“倾国家的全力遂行战争”，“毫无保留地统一部署国家的全部力量，并始终指导和动用它来贯彻战争目的。使用的手段，分为武力、经济、政治和思想四个方面，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武力是决定性力量。”经激烈辩论，3月24日最后通过了《国家总动员法》以及《飞机制造业法》、《电力管理法》等数十个与战争有关的法令，使国内生产首先保证满足军需，将许多民用工厂转变为军工工厂，并拨款48亿日元，作为临时军事预算。
2. 进一步扩大军事力量
为了进行长期的对华战争，日本大本营计划于“1938年补充军队的消耗和缺额”，在“上半年新成立约11个师团”，并储备50个师基数的武器、弹药、器材，将军工生产提高到120个师团基数及3500架飞机。到“1940年完成对华取攻势、对苏防守的准备”，建成“60个正规师、30个暂编师、250个飞行中队”。
3. 制订1938年的战略方针
日军参谋本部认为：“在完成对华持久战略态势的同时，在作战指导上应采取纯消极持久战方针，把国力，特别是军力的消耗减少到最低限度。”1938年2月16日，日本大本营御前会议制定对华战略方针，主要内容是：在完成长期战争实质性的准备前，“不扩大战局，不主动发动大规模战争，维持现占领地区的治安，致力于扶持新政权”；至1939年，再“从三面向武汉实施分进合击”，准备使用“兵力20至30个师团”，“进行为期半年的作战”。
4. 在占领区加速建立傀儡政权
继1937年11月22日将“察南自治政府”(1937年9月4日在张家口成立)、“晋北自治政府”(1937年10月15日在大同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1937年10月27日在归绥成立)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张家口成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后，1937年12月14日，即南京失守的第二天，又急急忙忙地提前将“北平治安维持会”(1937年7月30日成立)、“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937年8月1日成立)、“河南省自治政府”(1937年11月27日成立)和“山西省临时政府”(1937年12月10日成立)四个伪政权合并，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18日，再将“上海大道市政府”(1937年12月5日成立)、“南京自治委员会”(1938年1月1日成立)和“杭州治安维持会”(1938年1月1日成立)三个伪政权合并，在南京成立“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据日本陆军省制订的《华中政务指导要纲》说，这样做是为了“促进蒋介石政权实质性的崩溃”。日军进一步让各傀儡政权“建设必要的警察队和军队，暂定为一个省警察队2万，军队2个师”。
5. 调整参加会战的日军指挥系统与部署
1938年2月14日，日本大本营下令撤销“华中方面军”、“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三个司令部，建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统一指挥华中地区的日军。同时调整了部署：将三个司令部的全体人员及司令官调回日本国内；因华北方面八路军进行的抗日游击战争不断开展，日军深感“后方部分地区治安不稳”，为加强华北兵力，1937年12月31日，将第9旅团归还华北第5师团建制；1938年1月15日和2月10日，又先后将第16师团和第114师团调往华北。
四、 会战前第五战区的作战方案
1937年8月淞沪会战开始后，抗日战争已经发展为南、北两个战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为防止日军由东南沿海登陆，占领徐州、切断南北两战场的联系，于20日以大本营第1号训令宣布成立第五战区，负责指挥鲁南、苏北地区的战事。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副司令长官为韩复榘。大本营赋予第五战区的作战任务及指导要义是：“本战区作战之特性，为对敌强行登陆之作战，故以立于主动地位，确占先制之利，根本打破敌军登陆之企图，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一要义。纵使敌军一部先行登陆，务必迅速围攻而歼灭之，不使后续兵团借此以为安全登陆之掩护。此为作战指导上之第二要义。必要时，在指定地区之范围内扼要固守，绝对限制敌军之进展，运用机动部队而歼灭之，以确保我国军南、北两战场作战连系之中枢。”但在当日又发表了大本营第2号训令，撤销第五战区，辖区及部队改归第一战区。当淞沪会战局势趋于严峻之际，10月16日又重建第五战区，任命李宗仁为司令长官，韩复榘为副司令长官，长官部设于徐州，管辖地区为津浦线两侧及山东省，下属部队有第3集团军、第11集团军、第24集团军、第51军以及位于鲁南、苏北、豫东、皖北各地的军事单位和海军陆战队等。
(一) 战区成立时的作战计划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遵循统帅部的意图，结合本战区当时的敌情、地形及任务，于1937年12月拟定了作战计划。其方针为：
(1) 第一时期(阻止敌之侵入)
一是守备黄河南岸之第一线兵团，直接守备黄河两岸，置重点于济南及其以西地区，分置有力之预备队于济南、泰安附近，并于黄河固守河岸，不得已时应确保直后方各要点，勿使敌扩大区域或威胁我主力之侧背。
二是守备海岸之第一线兵团，连接守备海岸各要点，阻止敌之登陆，并置有力之预备队于诸城、日照、东海间地区，以机动策应海岸直接守备部队，挫折敌登陆企图。敌已登陆时，亦须固守既设工事线，竭力阻止敌之发展。
三是第二线兵团位于徐州附近，添筑徐州附近国防工事，并准备利用津浦、陇海两线，应援第一线兵团之作战。
(2) 第二时期(兖州附近之会战)
一是黄河守备兵团，如受敌由长清及其以东正面压迫时，可向莱芜、泰安、肥城及新泰、大汶口地区逐次撤退，占领要点；并在该地区以北留置多数小部队，施行游击，迟滞敌之南进。
前节之目的业已达成，或敌由长清西北侧面压迫时，则平阴、东阿方面应竭力支持，掩护该兵团主力向南阳湖以北运河之线撤退，整顿态势，置重点于济宁附近，准备会战，同时对寿张、范县方面应予警戒。
二是济南以东之一部，不及向津浦路以西撤退者，可逐次向博山、泰安及新泰、泗水南北一带山地撤退，协助主力之会战，并向敌侧击。
三是日军主力于海岸上陆，或黄河守备兵团向泰安以南撤退时，海岸守备兵团之主力应逐次向日照、莒县、沂水之线撤退，左翼与新泰、泗水附近之友军连系，掩护战区右翼。其一部，当面如无敌情，仍固守东海附近海岸。
四是第一线兵团后撤时，第二线兵团即应以有力部队推进至邹县附近，间接支援黄河守备兵团之退却，直接阻止敌沿津浦线南下。余部仍控置于徐州附近。
五是兖州附近之会战，我以邹县、济宁两兵团及泗水、新泰附近之游击部队相互策应，以外线态势，保持重点于左，对南进之敌施以猛力反攻。
(3) 第三时期(徐州附近之会战)
一是兖州附近之会战，万一不利，敌由运河之线突入南阳湖以西平地时，或敌由海岸向西强压、越赣榆之线西进时，或敌由运河以西地区渡过黄河时，本战区所属各兵团应按如下行动：
运河沿线兵团，一部退至商丘固守，掩护战区之左翼；主力集结于微山湖西侧地区，准备向西南进出；
津浦路正面兵团，退至徐州西南萧县与津浦路间地区，准备向西北及东北进出；
新泰、泗水附近部队，退至峄县(今枣庄南)、费县间山地；日照、莒县、沂水附近部队，退至临沂附近；东海方面部队，退至陇海路以南沭阳、宿迁间地区，准备向北方进出。不得已时，可撤于运河西岸，阻敌之进出。
以控置于徐州一个师，配合地方军警团队，固守徐州城廓。
二是徐州之会战，以极少数部队据守核心，以战区全力之大部，按上述行动，发挥游击战之威力。
(4) 敌如由津浦南段北上时，则以新属于本战区之兵团，于浦口、滁县、明光等处逐次抵抗，求得时间之余裕，最后于临淮关以西淮河之线竭力拒止该敌，俟北方之会战成功后，再转移兵力击灭之。
(5) 战区司令长官部，于第一、第二两期作战时均位于徐州，第三期作战时，设战斗指挥所于宿县。
根据计划，12月7日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为：〔38〕
(1) 战区为确保山东要地之目的，以现在前方部队直接守备东海、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沿黄河阻止由津浦北段南下之敌；以后方部队集结于徐州、商丘一带，准备策应。
(2) 各兵团之部署概要如下：
1) 第3军团(第40军并指挥炮兵第6团)右翼连接第三战区，守备由旧黄河口亘连云港仓口之海岸，置主力于东海、连云之间，阻止敌之登陆。其司令部位于东海。
2) 青岛守备队及第3舰队守备青岛，拒止敌之登陆；第51军右翼连接第3军团守备夹仓口至青岛间之海岸及胶济铁路东、北至羊角沟，拒止敌之登陆。以一师位于日照、莒县、诸城间，另以一师控置于胶县、高密。其烟台方面之守备，由羊角沟以东、胶东半岛所属各县之保安队及地方武力担任之，由第51军指挥。
3) 第3集团军(第12军，第55军，炮兵第1、第2重迫击炮团，并指挥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右翼连接第51军，于青城至张秋镇之黄河南岸占领阵地。其配置：济阳以东一旅，济阳至长清一师，长清至平阴间一师，平阴以西一旅，其余为预备队，控置于济南、泰安、滋阳(今兖州)济宁、巨野、郓城之间；并派遣有力之支队及游击部队，于黄河以北广行搜索及袭击，以防敌之渡河。其司令部位于泰安，设指挥所于济南。
4) 第11集团军(第31军、炮兵第15团)以一师位于商丘、砀山间，一师位于柳泉、利国驿间，一师位于徐州。
司令长官部现在徐州。
(二) 南京失守后的作战指导及兵团部署
南京失守后，蒋介石于1月11日在开封将韩复榘免职，令第12军军长孙桐萱代理第3集团军总司令。在17日会议上，他向第一、第五两战区高级军官阐述了以武汉为防御核心的现阶段新作战方针：“我的战略是什么?简单明了的讲起来，就是东面要保持津浦路，北面要保持道清路，来巩固武汉核心的基础。”军事委员会制订了较具体的作战指导方案：“国军主力控制武汉外围及豫皖边区，积极整补，由华北及江南抽出有力一部，加强鲁中及淮南，积极袭扰，诱敌主力于津浦铁路方面，以迟滞敌人之过江西进；并广泛发动华北游击战，牵制、消耗敌人，妨害其南渡黄河、直冲武汉。”为贯彻这一方案、加强津浦线防守力量，军事委员会又从第一及第三战区增调第22、第24集团军等部队至第五战区。同时，重新划定作战地境：南与第三战区以长江为界，西以鹿邑、商丘、郓城、张秋镇、临清、阜城与第一战区分界。
当时第五战区兵力分布如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