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被解除了指挥权之后，让我在正式的告别书之外说几句话。这个战场上最近发生的战斗，要比我过去所曾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紧张，我有幸被编入B集团军群之内，在你的指挥下作战，使我的想法发生极大的变化。你的军人美德和丰富的经验，使我感到无比佩服，这是我以前从未想到的。
元帅陛下，在这短短几天的苦战中，你对于我个人和我的部队曾经表示过极大的信心，我应该向你敬表谢忱。我想我的军事职业生涯到此应该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以最坦白的态度表明我的心迹，而不怕有任何的误解。
盖尔
1944年7月6日
事实上，隆美尔也曾要求从德国境内再抽调6到8个装甲师，和5到7个摩托化师，把它们摆在巴黎地区，当作预备队使用。5月17日，我自己和隆美尔在他的司令部中，曾经有过一次长谈，专门讨论到东战场方面的将领和在非洲有作战经验的人之间的差异问题。当我们一同在公园中散步的时候，隆美尔曾经很不客气地发表了下列的意见：“我们那些从东线方面来的朋友们，很难想象这里的情况：敌人并不是一群用人海战术向我们的战线狂冲的乌合之众。我们在这里遭遇到的敌人具有高度的民族智慧，善于运用他们在战术方面的优点，他们是一点都不肯浪费物资，每次作战时他们都好像是事先经过反复的演习，一切井井有条、毫无破绽。拜尔林，在今天还只靠匹夫之勇，就再也不能成为一个标准军人了；他一定要有充分的智慧，足以使他的战争机器的效率，发挥得淋漓尽致。敌人们似乎已有这样的本领，我们在非洲战争中，就曾发现了这个事实。”
以我最近在东战场方面所获得的经验来看，我对他所说的一切，表示绝对的同意。我们在东战场方面与苏联人苦战的结果，已经使我们感到自卑。其原因是我们的装备实在太恶劣，同时OKW对于战争的指导也实在太不够水准，使部队一再地受到无益而惨重的牺牲。此外，德国士兵又都害怕被苏军俘虏，受到非人的待遇。在非洲的战场上则完全不然，在那里是一个斗智的场所，而不是无目的地死拼。
我还记得隆美尔曾经这样说过：“拜尔林，你还不知道，要说服这些人，那才真是困难呢！他们迷恋的就是运动战的形式，他们硬想不惜一切的代价来追求它，可是今天我们在西欧早已丧失运动的自由，而他们仍然穷追这个幻影。事实上，只要敌人一脚踏上陆地，他们就会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战防炮和战车都送入桥头阵地之内，而让我们一头撞在上面，直到头破血流为止——这正是他们在非洲梅德宁之战时所采用的伎俩。要想突破这种防线，你一定要在大量炮兵的掩护下，实行迟缓而有组织的攻击，可是由于盟军拥有空中优势，我们当然办不到，像战争初期那样使用战车横冲直撞的时代早已过去了——连东线方面也慢慢地不再使用这样的作战方式了。”
这段时间，隆美尔正在尽最大的努力，使当局采纳他的意见。但是大本营方面还是犹豫不决，而对于主要的预备队问题，则最后所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折中于二者之间。希特勒之所以批准隆美尔的海岸防线计划，并不是因为他对于隆美尔的思想表示赞同，而是因为他本人就最喜欢建立巨型要塞工事的观念，对于作战预备队的问题，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人员却比较倾向于盖尔将军的见解，因为他们也不相信敌人的空军对我方部队的运动能产生那样大的影响作用。
3月21日，隆美尔算是已经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承认了这些预备队有驻守在海岸附近的必要。但是仅仅过了24小时，希特勒又推翻了他自己的决定。在这个时候，隆美尔发明了一句“格言”：“谁最后走出他的房门，谁就是对的。”
以下是从1944年4月23日隆美尔写给约德尔上将的信里面摘录下来的一个片段，从这里就可以看出隆美尔意见的梗概：
假使不管敌人的空中优势多么强大，而我们在最初几十小时之内，即能够把我们大部分的装甲兵力，全部投入遭受威胁的海岸防御地区之中，那么我确信：敌人在海岸上的攻击，在第一天之内即可以完全被击溃。截至目前，敌人的猛烈轰击虽然足以使我们在许多地区中的野战工事、交通壕等等受到完全的破坏，但是我们那些加强混凝土所构成的要塞工事，却只受到极轻微的损失而已。这就可以证明所有的阵地都有使用混凝土的必要，甚至像位于后方深处的炮兵阵地、高射炮阵地、预备阵地等等也都莫不如是。
我惟一感到焦虑的还是机动兵力的问题，和3月21日会议中所决定的内容完全相反，这些兵力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拔归我指挥。他们其中有一部分都是分散内陆的深处，一旦海岸上任何地区发生了激战，他们赶来增援可能已太迟了。我们可以想象到敌人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所以当摩托化兵力想向海岸方面作任何大规模的运动时，势必会受到敌人空军的严重攻击。但是若无装甲师的迅速援助，则我们担负海防的各师，也就很难有力量发动逆袭，以同时击败从海上和空降两方面夹攻的敌人。我们在陆上的防线，对于这个作战而言，守备的兵力实在太单薄了。所以无论战斗和预备的兵力，在分布方面，都要以只需极少量的运动，即可支援任何最有被攻击可能的各地区为原则。这些高威胁地区可能是荷兰、比利时、海峡地区、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等地。我们必须使敌人的海运或空运的部队，在接近我方阵地时，即已为我方火力歼灭了一大部分。
和我本人完全不同，盖尔将军也许在平时相当了解英国人，可是他从来不曾和英国人打过仗。他担心敌人会在我们的大后方地区，作一次大规模“作战性”的空降登陆。所以他主张把装甲兵力集中在后方某一个位置，以便实行迅速的反击。他对于兵力的分配完全以这个观念为基础。进一步说，他不愿意把他的装甲师摆在海岸防线的后面，可是敌人的空降登陆却很可能就在这些地方。照我看，他们的兵力究属有限，只要我们能够守住海岸防线，则纵令敌人能在我们后方实行作战性的大规模空降登陆，也迟早会被歼灭的。我始终认为要扫灭这些空降部队并不大困难，可是敌人从海上登陆之后，他们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很多的战防炮布置起来，再加上轰炸机的支援，此时若要向他们实施逆袭，那可就非常困难了。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意见和盖尔将军可以说是完全不同，除非他能够早日把部队拔交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加以指挥，否则我的理想就无法实现。
这整场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以及德国民族的未来命运，在这里都已受到了极大的威胁，假使一切的兵力，不能在统一指挥之下从事防御工作，则所有的机动兵力就不可能尽早投入海岸上的战斗，那么胜利也就非常可虑了。假使我此时不提出一个紧急的要求，则将来一定会误事，我们很可能再度遭遇到像意大利一样的失败……
这一次隆美尔的要求又碰了钉子。5月间他已经注意到诺曼底的危机，他要求把一整个高射炮军(德国的高射炮部队是独立的)移到奥恩河(Orne)和维尔河之间的地区中，把一个多管迫击炮旅移到卡朗唐以南的地区中，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移到科唐坦半岛内，把装甲训练师(师长即为拜尔林本人)移到阿夫朗什(Avianches)的附近。此外，他更要求海军应立即在塞纳湾中布雷(此时，他们还在比斯开湾中布雷)。可是他的这些要求却没有一个能兑现，所以诺曼底的防御力量始终不曾达到他理想中的标准。
以下是隆美尔的副官所写的日记，节录如下：
6月3日，下午和西线德军总司令(龙德斯泰特)在一起，总司令(隆美尔)正准备回德国一行。
从1944年6月5日到8日之间，侵入的威胁似已经减低，潮汐在以后的几天当中对敌人非常不利。同时从空中侦察方面也看不出来敌人有即将登陆的迹象。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向元首提出直接的报告，使我们在一旦敌人登陆时，人力和物力两方面都不至于处于劣势。于是要求再拨两个装甲师、一个高射炮军和一个多管迫击炮旅到诺曼底地区去……
在获得龙德斯泰特的批准后，隆美尔又打电话给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告诉他；他就要回来了。6月5日，隆美尔从他的总部里，坐汽车回德国去了。
盟军侵入的日子
6月5日的夜晚，天色一片漆黑，只有偶然地，月亮会从低垂着的云幕中露出来，把一道寒光照射在诺曼底的海岸上。在孤立的防御据点外面，哨兵们不断地合着拍子走来走去。
在断黑不久以后，开始可以听到盟军轰炸机群的单调嗡嗡声，不久就又可以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从海岸上许多地区中传了出来。夜间的轰炸对诺曼底而言，并不是一件稀奇事，不过在那一夜里，却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凶，不久就达到空前的猛烈程度，过了午夜之后，又有更大的飞机编队向欧洲大陆飞来，突然在海岸线后方很大的地区内，到处都现出了“圣诞树”式的光彩——这是空降部队的引路标。自从1点钟之后就开始有数以千计的伞兵落在这些地区内，此外还有几百架滑翔机载运着人员、火炮和车辆，也都纷纷着陆了。隆美尔所设计的防御滑翔机木桩，并没有发挥太大的效力，因为德军并没有时间用铁丝网将它们连起来，也没有装上地雷和炮弹。他们固然使滑翔机本身受到了严重的损毁，但是机身中所装载的人员和装备却大多数能安然地到达地面。
图19D日德军防御布置
附近据点中德军的指挥官，纷纷用野战电话报告敌人伞兵已经着陆的消息，整个作战指挥系统也开始开动了(由于盟军不断而广泛地实施空中攻击的缘故，这种指挥系统已经发生了很多次故障)。不久在内陆方面的战斗就已经发展到了高潮，因为盟军的空降部队马上就向海岸线进攻，以图冲破我方的海岸防御地区。不久德军即卷入战斗之中——这是决定德意志帝国生死存亡的一战。
由于沿着塞纳湾一线的雷达站几天以前即已被炸毁，所以此时它们完全丧失了作用。更因为天气恶劣的缘故，德国空军的侦察机也没有在海峡地区的上空作侦察性的飞行，而德国海军的哨船也正停在港口内。所以，当盟军这一支庞大无比的运输船团通过海峡时，德军当局事先居然一点风声都不曾察觉。在10个小时以前，他们就已经越过了德国海军的警戒线，此时已经列队摆在塞纳湾中的海面上，5点30分的时候，盟军舰队开始发炮向海岸上轰击，这时才惊醒了德军的好梦。于是一炮接一炮，6艘战列舰、23艘巡洋舰和104艘驱逐舰，同时展开猛烈的袭击。盟军的轰炸机群也不断地分批飞来，向整个诺曼底海岸实行地毯式的轰炸。
在他们军舰的火力掩护下，美英两国的特勤部队逐渐接近滩头，从他们的装甲小艇中跳下水去，开始动手爆破滩头上的障碍物防线——由于落潮的缘故，它们现在都已经暴露在水面之上，假使德国已经把落潮时在水线之下的两道障碍物也都建立好了，那么情形也许就会完全不同。不久之后，当军舰上的炮火还继续钉在德军的防御工事上时，大批的登陆艇即已开始向滩头蜂拥而上。
那些在火海中还没有送命的德军士兵们，现在知道打击敌人的机会已经来了。不管盟军的火力是如何强大，他们中间的多数人都还是死守在岗位上，除非他们被击毙，或是兵器被毁才停手。在许多地点，他们居然能够击退敌人的登陆，不过就整体而言，这一条防线上的兵力实在太单薄，防区的纵深也太浅，所以还是守不住。美英两国的步兵从滩头上向内陆推进，在孤立据点之间的空隙中渗透进来，在某几点上也和降落在敌后的空降部队取得了接触。战车已经到达滩头上，使步兵们在强大装甲兵力支援之下，担负主要攻击的任务，德军除了地雷以外，就只有少数的战防火箭炮，和一些孤立的战防炮、战车，真可以说是难以招架。
少数的师预备队很快投入了那些紧急的地区，当敌人还正在登陆之际，这种逆袭可以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可是当他们前进的时候，一路不断受着敌人战斗轰炸机群的攻击，使他们的力量逐渐消磨殆尽。对于师长们而言，他们感觉到好像是在和一个不断增高的怒潮作战，他们心里十分清楚，知道这一点抵抗的力量，不久就会被怒潮扫荡干净，于是洪水就会向内陆泛滥，不久，所有的预备队都用光了，已经无兵可调。防线在许多地点上都已经被突破，到了下午的时候，盟军的登陆已经成功，大势已定了。
沿着侵入战的海岸线上，惟一的装甲部队就是第二十一装甲师，师长为福伊希廷格尔中将(Lt?Gen．Feuchtinger)，该师位置在卡昂(Caen)附近。这个师一共有战车150辆、突击炮和自行火炮60门、装甲运兵车300辆。6日上午，福伊希廷格尔把该师兵力的一部分组织起来，准备向在奥恩河东岸的英军伞兵发动一次逆袭。他的部队已经分别向指定集中地区开动，可是第七集团军却又有一个命令来，叫他们在奥恩河的西岸上发动逆袭，福伊希廷格尔马上改正他已经发出的命令，可是时间已经浪费了，于是在奥恩河西岸的攻击，实际上参加作战的只有一个战斗群(约有50辆战车和一营装甲步兵)，但居然还冲到了海岸边。但是英军的指挥官在面临这个威胁时，却赶紧把伞兵投掷在这个战斗群的后方，于是德军由于害怕被切断，遂停止进攻而悄然撤退。
实际上，这是英军的第六空降师依照预定计划，把剩余的滑翔机载运部队在傍晚实行着陆，以增援该师的另两个在拂晓前即已着陆的伞兵旅。同时也投掷了许多的降落伞，不过搭载的不是伞兵，而是物资。
对于德军装甲部队而言，这波空降恰好在这个时候出现，曾经使他们大受震惊。他们自然以为英军是用空降的方式，来对他们的逆袭作一次反逆袭——多数德军方面的记载，都以为是如此。
6月6日的黄昏，情况似乎已经很不乐观。在德军防线的右方，英军已经获得了一个桥头阵地，宽达20多英里，纵深3到6英里。在左侧，美军也已获得两个立足点。德军却据守着夹在中间的地区，盟军的透入企图已经被阻止。但是德军所有一切可用的预备队，都已经完全投入战斗中，所以前线上的指挥官们都焦急地等待着装甲兵主力的到达，希望他们一赶到，就可以把敌人赶下海去。但是什么都不见来到。弹药开始匮乏了，在整个前线上都不得不作尽量节省的打算。
图20卡昂附近的战斗
那么这个时候的后方，其情形又是怎样呢？在6月5日的夜里，龙德斯泰特元帅已经命令装甲训练师和党卫军希特勒青年团装甲师(即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准备开动。若是早依了隆美尔的主张，那么这两个师这时已在海岸上了。但是OKW却通知他说，这是否即为盟军的主要登陆行动仍有疑问，所以要再等候观察。以后又一误再误，直到6月6日的黄昏，这两个师才开始向海岸方面移动，隆美尔的参谋长也已经把隆美尔召回法国——这时他的参谋长是斯派达尔将军。
隆美尔对于头几天的战斗情形所表示的看法，可以从1944年6月10日他发表的一份文件上面看出大概：
“截至目前，在诺曼底的战斗发展经过已经很明显地把敌人的意图显示了出来：
“(一)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获得一个纵深的桥头阵地，以作为向法国内陆——可能是指向巴黎——发动强大攻势的跳板。
“(二)切断科唐坦半岛，以期在极短的时间内占领瑟堡，如此他们可以获得一个大型的港口，以便有较大的登陆能力。(似乎还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假使战况过于激烈，敌人也许会放弃在科唐坦半岛方面的作战，而倾全力向法国内陆挺进。)
“由于海岸防御部队已经作了顽强的抵抗，而一切可以使用的预备队也都曾立即发动逆袭，所以敌人尽管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其进度仍比他们希望的要慢得多。同时敌人使用的兵力，也似乎比原定计划中的数量多。
“在他们非常强大空军的掩护下，敌人已经逐渐予以登陆的部队增援。可是我们的空海军一一尤其是在白天里——对于他们却一点阻拦的力量也没有。所以敌军流入桥头阵地的速度，可能比我方预备队开上前线的速度，要快上一大步。
“由于敌人拥有空中优势，我们无法迅速地把党卫军第一装甲军、第七重迫击炮旅、高射炮军和‘孟德尔’军(Corps‘Meinal’，伞兵第二军。他们在这几年一直被当作步兵使用，孟德尔中校担任军长)调到奥恩河和维尔河之线，以便在敌人登陆之后，发动一次逆袭。重火箭炮旅、高射炮军和孟德尔军还在向前开进的途中，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已经被迫采取守势，正陷入苦斗中。
“目前，本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就是利用陆续赶到的兵力在奥恩和维尔两条河流之间，维持一条连续不断的防线，以阻挡敌人的攻势。不幸的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无法救出沿岸许多地点中，仍在那里苦守待援的部队。
“本集团军群正设法用步兵替换装甲部队来守住防线，然后再把装甲部队集中起来，摆在防线后方，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
“集团军群总部也想方设法在以后这几天之内，把它的作战重心移到卡朗唐一蒙特堡(Montebourg)地区，其目的是为击毁在那个地区中的敌人，并解除瑟堡方面的威胁。此后，我们才开始攻击夹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的敌军。
“我们在诺曼底的作战，受到下列诸因素的影响，处于极端不利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简直是不可能的：
“(一)敌方空军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简直有压倒之势。这是我和我的幕僚们(也包括所有的战地指挥官在内)所亲身感受到的痛苦经验。敌人在整个战场上——从最前线一直到深入后方60英里以内的地区，都掌握着完全的制空权，白天，我方所有的交通运输——不管在道路上还是空旷地区中——都无时不被强大战斗轰炸机群或轰炸机群钉住，其结果是我方部队在战场上的行动，几乎完全陷于瘫痪，而敌人却可以自由地运动。在后方地区中，每一道运输上的‘关口’(例如隘道和桥梁等)都不断地受到敌人的空中攻击，所以要把必需的弹药和燃料，补给到最前线上的部队，实在非常困难。
“甚至于在战场上小型单位的移动——例如炮兵进入阵地、战车集中编队等等——也马上都会受到猛烈的空中攻击，而产生重大的损伤。白天，战斗部队和各级指挥部被迫在森林密聚的地区中寻找掩蔽物，以逃避不断的空中攻击。6月9日，在党卫军装甲军的后方地区中，其情况可以简述如下：大量的战斗轰炸机在战场上空不断盘旋，而强大的轰炸机编队则对着部队、村落、桥梁和十字路口加以猛炸，完全不考虑平民的安全。不管是我们的空军也好，高射炮兵也好，似乎都没有能力来阻止敌方空军这样强大的攻击力量。据估计他们一天可以出动2.7万架次(这大夸张了。即令在D日那一天，盟军全部战略战术空军出击的架次也只有10585之数而已)。我方部队——无论是陆军还是党卫军——利用他们手里所有的工具，对防御尽到最大的努力。但是弹药却十分缺乏，而且部队的调换也必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
“(二)敌方强烈的海军炮火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盟军使用的火炮有640门之多。它们的威力巨大，在这种速射炮火控制下的地区中，我方无论是步兵或战车，根本都无作战的可能性。不过，尽管在如此猛烈的炮击下，在沿海阵地中的我方守军，以及之后在蒙特堡地区中实行逆袭的部队，都曾经用极端顽强的精神，死守他们的阵地。但是除非我们的海空军有办法使对手丧失作战能力，否则敌人军舰对于陆上作战的支援还是会持续不断地参加一一尤其是在科唐坦半岛方面——因为他们根本不必考虑弹药的消耗。
“(三)美军的物质装备比我们优越，他们拥有许多新型的武器和作战物资，根据党卫军中将狄特利希(SeppDeitrich，党卫军第一装甲军军长)的报告，敌人的装甲部队似乎远在2500码以外的距离时，即开火射击，对于大量的弹药消耗毫无顾惜，并且也拥有极良好的空中支援(在阿拉曼会战时，就早已是如此了)。此外，他们在炮兵方面也具有强大的优势，而且炮弹的补给十分充足。
“(四)敌军对于空降部队的使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具有极大的弹性。当他们降落在我军所未设防的地区时，他们就会马上掘壕固守，我们的步兵即令有了炮兵的支援，也无法把他们赶走。我们应预料到今后敌人还会常常使用空降作战，尤其是对于我军尚未设防的地区。很不幸，我们的空军未能依照原定的计划击败这些部队。敌人利用他们空军的力量，可以一次就把我方的机动兵力钉死达几天之久。而他们在作战时，却可以任意使用机动兵力和搜索部队，所以我们的处境实在是非常的困难。
“各军种的部队在战斗中，都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尽管敌人不惜浪费大量的物资，但我军官兵们却都还是死战不退。我要求应该把上述的情形转告给元首知道……”
但是希特勒却否决了隆美尔把重点移到卡朗唐一蒙特堡地区，以消灭美军桥头阵地的计划。他的命令是要B集团军群利用现有的增援和补充，从卡昂地区直向英军的桥头阵地进攻，可是在科唐坦的美军桥头阵地，不仅是威胁比较大——因为用它作基地，可以切断整个科唐坦半岛——而且它所包括的兵力也较少，对德军而言比较可能予以击灭。结果由于英军的增援速度要远比我军迅速，所以希特勒命令从卡昂地区进攻，实际上毫无成效可言。
在斯派达尔将军所著的《我们防卫诺曼底》一书中，曾经告诉我们当盟军登陆之后，OKW曾经禁止西欧战区总司令和B集团军群总司令调动在塞纳河北岸的任何一个师，而他们自己对于这些师应该如何调动，也始终不曾做出一个决定。他们又一再把不正确的情报分送给B集团军群和西线总司令部，这些情报指出盟军在英伦三岛上还保留着足够的部队，足以供第二次登陆之用。隆美尔在他逝世前不久，曾经亲口向他的儿子说过，在最初的阶段中，他也认为假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已经撤出了加来地区，则盟军非常有可能在那里实行登陆。盟军的计划可能是想把德军都吸在诺曼底地区，然后用空中攻击切断塞纳河上的桥梁，再在加来地区登陆，直捣鲁尔地区——这种想法绝不能说不合理。不过，后来他却认清了把大量德军留在加来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错误。
在侵入战斗期中，希特勒和龙德斯泰特、隆美尔这两位元帅，曾经举行过两次会商。第一次的地点是在苏瓦松(Soissons)附近，时间是1944年6月17日。隆美尔首先发言，把当前的情况作了一个扼要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强调德军的官兵是如何在不可能的条件之下奋勇作战。由于有了龙德斯泰特的支持，隆美尔要求希特勒亲自到前线上去作一次视察，以便他在指挥战争的时候，可以了解战场上的实地情形，这个时候的德军都知道丘吉尔常常到前线上去视察，所以他们对于元首之从来不曾到过前线都感到很失望。在这次会议中，隆美尔也提出了一个冒险反攻的计划，事后他向他的家人说，这个计划可能会失败，但至少有四分之一的成功机会。反之，若是这样继续消耗下去，则不出几个星期之内，B集团军群的全部兵力也毫无疑问地会同归于尽的。
“B集团军群总司令谨慎地反对任何从现有战线上实行攻击的计划，因为它必然会把所有的装甲师都消耗完。他的建议是用步兵师去防守奥恩地区。目前使用的装甲师都留在卡昂的西面，而预备队则集结在侧翼方面。在完成了部署之后，即开始向南作有限度的撤退，其目的是使用装甲部队，向来攻的敌军侧翼上发动一个突击，并且在敌方海军炮火射程之外的地区作战……”(摘录自隆美尔副官的日记。)
但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突然有一颗打歪了的V－1飞弹，落在他的大本营驻地的附近，希特勒马上像发了神经，一口气转回了德国，不再谈视察西线的问题了。隆美尔建议的作战计划也从此没了下文。希特勒认为获得胜利的惟一办法，就是“寸土必争，死拼到底”。
到了1944年6月29日，龙德斯泰特和隆美尔两位元帅又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这一次的地点是在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希特勒别墅所在地)，其目的是想要明了最高统帅对于目前的战局有何看法。希特勒对于两位元帅所说的话，曾经有过详细的记录，从里面可以看出他那时候对于战局的观念是多么模糊紊乱：
……在详细的检讨过当前的情况之后——在这次检讨中，特别注意敌人的制空权、海军炮火的威力，以及英军在作战时所采取的有体系而缺乏弹性且不惜使用大量物资的方法——于是元首对于今后的战局，作了下列数点指示：
(一)第一点，元首认为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的攻势，这是肃清桥头阵地的惟一先决条件。
(二)空军应使用最新型的飞机(喷气式机和火箭轰炸机)在敌人的桥头阵地之内，继续不断地制造不安的情况，并且击毁敌人的飞机。
(三)海中布雷的工作仍应继续加强，一方面毁灭敌人的补给来源，一方面使敌人的军舰无法停留在沿岸的海面上。
(四)用特种炸弹来对付敌人的战舰。就这一点而言，元首特别说明击毁敌人的战舰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五)在补给路线上建立高射炮阵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准备在沿着从巴黎到战区的补给公路上到处安置从旧飞机上拆下来的火炮，以及其他的高射武器，避免敌机朝这条公路实行扫射。
(六)马上供给1000架战斗机，以期至少在一个星期中的几天内，可以使一个有限地区的上空中，获得局部的空中优势。(希特勒甚至在盟军尚未侵入之前，即已一再谈到1000架喷气战斗机的问题。事实上，那时喷气机尚未完成作战的准备，尽管在战争结束以前，德国人已经生产了1988架喷气机，可是在战争中却始终不曾大量使用过它们。)
(七)使用一切海军所可能供给的船只，包括鱼雷艇、E艇和U艇(潜艇)，以及其他各种小艇在内。但根据邓尼兹海军大元帅的报告，这种船只的数量极有限。
接着，龙德斯泰特和隆美尔各自发表意见，在其他的问题当中，隆美尔又特地向希特勒指出这样一个问题：“你怎样会幻想这场战争还可以获胜呢？”
由于这一场争论，两位元帅都准备辞职了。不过很奇怪的是，隆美尔还是官居原职，没有变化，而龙德斯泰特则被召回了，他的继任人选为克卢格元帅。在元首大本营里面，克卢格先入为主地受了希特勒、约德尔和凯特尔诸人的影响，对隆美尔的印象很坏。他们说他是一个孤立主义者、失败主义者和不肯服从命令的人。此外，他们告诉克卢格的战况，并非那样不利。所以，当他到达隆美尔司令部时非常乐观——多数的东线将领刚到西线时的态度常是如此。他毫不客气地把隆美尔指摘得体无完肤。隆美尔对于这种无理的指控当然不肯接受，于是他马上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其内容如下：
致西欧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
我把对于诺曼底战役发展情形的意见书，随函附上。请察阅。
当你来视察的时候，当着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的面前，无理地指摘我；并且说：“就算是你，到现在也应该学习服从命令。”这实在使我受到了很深的创伤。我要求你说明你这种指控的根据到底是什么。
元帅隆美尔
1944年7月5日
这封信里面附的一个文件，隆美尔早已送给希特勒看过。他非常清楚且一再地把他对于诺曼底战役的批评说了出来。
备忘录
地点：B集团军群总司令
时间：1944年7月3日
发文者：B集团军群总司令
为什么不可能长期守住诺曼底海岸、瑟堡半岛和瑟堡要塞，分述如下：
(一)驻在诺曼底的守兵太弱，而且有一些部队严重“超龄”(例如第七○九师的平均年龄是36岁)；他们的装备完全不符合现代化的标准，弹药的存量也太少，要塞的工事也未完成，而补给的情况更是不适当。
(二)在敌军侵入之前，B集团军群曾经一再要求增援——尤其是在5月底，当诺曼底的威胁已经很明显的时候——但全被驳回。这些要求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想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调到莱赛－库唐斯地区，若果真能如此，则无论敌人在科唐坦的西岸或东岸登陆，这个师就都可以立即发动一个强力的逆袭。在预计敌人拥有空中优势的条件下，若想把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临时从塞纳河以南调上前线，则至少需要两天的时间，而且还一定会受到严重的损失。约德尔上将对此项事实有充分的了解，因为在敌军尚未侵入前不久，他曾经通过布勒将军(Gen．Buhle)向我询问，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要参加诺曼底的战斗，需要多少时间。可我一再请求把该师拔归我直接指挥的要求，却始终被拒绝，我所获得的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说一旦敌人进攻，这个师就会立即拨归我的指挥系统。
(三)我又主张把装甲训练师摆在一个可以迅速投入诺曼底或布列塔尼任何一方的战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要求也未能兑现，其原因是害怕敌人会在巴黎附近实施空降行动。
(四)本集团军群曾经要求在5月底的时候，把强大的高射炮兵力，分布在敌人空军已经对我方阵地作猛烈攻击的地区中。依照第三高射炮军军长的意见，我建议把整个高射炮军移往奥恩河口到蒙特堡(瑟堡东南面18英里处)之间的地区中，因为这个地区受到敌人的威胁最严重。这个要求也未被批准，结果高射炮军采取一种机动的部署；把一个团部署在索姆河的两岸上，一个团部署在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把高射炮兵力如此分割使用的理由，据说是由于缺乏燃料，但对于诺曼底的防御，则产生了很坏的影响。所以一直到战火燃起的时候，还有两个团留在V－2发射基地的附近。
(五)因为已经预料到一旦敌军开始攻击以后，增援的行动就会感到十分困难。所以我建议先把第七多管迫击炮旅调往卡朗唐以南的地区，以加强诺曼底的防务。这个要求也未被批准，直到敌人登陆之后，这个旅才拨交我指挥。所以在侵入战的最先几天中，这个旅并未能立即投入战斗。
(六)为了阻碍敌人登陆，我曾一再要求应由海空军方面使用最新式的水雷，赶紧完成塞纳湾布雷的工作。这个湾中的海水很浅，特别适合布雷。这个要求也未能成为事实。一直等到敌人登陆之后，才开始这项工作。此时的工作环境已经非常困难，而且只能由空军来执行。
(七)军需总监曾经下命令，在5月间减少在诺曼底的弹药存量，这是他们的一个整套计划，想从西战场方面抽回弹药，以建立一个后方的储存量。不过由于马尔克斯将军(Gen．Marcks，第八十四军军长，负责诺曼底防务)的努力，本集团军群设法拒绝了此项命令的执行。
(八)尽管有铁路网和海上航线的存在，可是在敌人侵入之前的补给情况——尤其是诺曼底方面——因受到空中攻击的严重打击，早已经变得非常困难了。
(九)当敌人在大陆上已经获得了一个立足点之后，B集团军群本想等待增援到达之后，先消灭在卡朗唐以北的桥头阵地，以解除对于科唐坦半岛和瑟堡要塞方面的一切威胁。这个工作完成之后，再向奥恩河与维尔河之间的敌人进攻。但是OKW不同意我们的计划，命令把重点移到在奥恩河口方面的东翼上来。
(十)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的先头部队，一直到6月7日上午9点30分，才到达卡昂西北面的地区，经过了75英里的行程，沿途受着低飞敌机的阻挠，受到了相当的损失。但是在那里，时间和空间的条件都不适于装甲兵作战，所以攻击没有收到实效。
装甲训练师一共经过了110英里，才到达在卡昂以西的战地，那时候已是6月7日的13点钟了。在运动中，他们也受到敌方空军的阻挠，所以这个师和正在巴约(Bayeux)奋斗中的第三五二步兵师，始终不曾取得接触。
第二装甲师的原有位置是在索姆河的两岸，他们的先头单位到6月13日才到达——即使是直线距离都还有135英里远。再过了七天，整个师才能参加作战。
第三伞兵师需要六天的时间，才能够由布列塔尼开入圣洛东北面的战地——直线距离为135英里。在途中也备受空中威胁。等他们到达的时候，向巴约攻击的时机早已过去了，强大的敌军早已占领了克里赛森林(ForestofCerisy)。
第七十七师也需要六天的时间，才能够集结足够的兵力，来参加科唐坦半岛以北的战斗。
所有的预备队都太迟了，已经无法发动一次逆袭以粉碎敌人登陆的企图，等到他们到达时，敌人已登陆的兵力，在强大空军和炮兵的支援之下，足够发动攻势了。
(十一)我方空军的支援，完全不符合原定的计划。敌人的制空权不仅遍及整个战区，而且向后伸展了60英里的距离。他们不仅摧毁了沿海地区中的各种防御设施，并有效阻止了我方预备队和补给的运动，最主要是炸毁了我方的铁路系统。
(十二)海军的活动也不能依照原定的计划(譬如说只有6艘潜艇，而计划上则为40艘)。由于天气恶劣，6月5日的夜里，在塞纳湾中根本没有巡逻船活动。潜艇对于舰队的攻击战果也非常有限。6月12日，敌人对勒阿弗尔又发动了一次空中攻击，使我方可用的船只损失了一大部分。
在敌人登陆后，对塞纳湾的布雷工作才匆忙展开，可是截至目前，似乎还看不出它的实际效力。敌人的登陆行动，其规模已经到了最大的限度。而海军炮火的轰击，其强度更是空前，使我军感到十分头痛。
(十三)集团军群本身没有管理补给的机构和军需处，当然也不能向西欧战场总司令部的军需处下命令。
(十四)指挥体系也不能令人满意。在侵入战开始的时候，集团军群总部对于西线装甲兵团(即盖尔将军所指挥的各装甲师)和多管火箭炮旅，都没有指挥权；对于高射炮单位也是如此。除非学蒙哥马利和艾森豪威尔，把所有兵力都包含在一个完整统一的指挥体系下，才有办法谈到最后的胜利。
元帅隆美尔
当克卢格亲自到诺曼底前线上视察过后，他马上完全改变了原先的观念。他完全同情隆美尔的看法，尤其是下面一段话(见隆美尔在6月底写给元首大本营的报告)：“敌人的制空权，无论从空间和时间上来看，都足以限制我军的一切活动，使我们无法正确估计出时间。因为当一个师级兵力的装甲或摩托化部队，只能在夜间或恶劣气候下运动时，这种作战当然也只能囿限于有限的目标了。假使能有充分的高射炮防御，再把兵力分为小型的装甲战斗群，则在白天行动还是有可能的。”
从隆美尔遗留下来的文件中，找不到他和“7月20日事变”的关系。主要的原因是他事先把相关文件销毁了，以免牵连他自己或是旁人。不过，也还有一两点应该加以说明的。
自从1943年的夏天起，据说隆美尔就已经认为：在紧急的时候，应该不考虑希特勒的反对，与盟军方面谈判一个合理的妥协。不过从他后来与他太太和儿子的谈话中，却又使人觉得他的意见是必须等到盟军侵入西欧之后，才发动推翻希特勒的政变。理由如下：
(一)在盟军尚未侵入前，德军惟一的战线就是在东战场方面。若是此时发动政变，则东线可能会随之崩溃。于是苏联人会像洪水一样流入中欧，而没有英美的力量来阻止他们。
(二)在1944年的春天里，构成一个军事叛变的心理条件还不存在，因为在法国境内的部队和大多数的军官都相信英美联军的登陆必然会被击败，德军利用他们的新型武器(喷气战斗机、新型战车和其他武器)，最后也一定可以阻止苏联人。
(三)事实上，假使德军能击败盟军的侵入，则英美两国因为害怕苏联人会单独占领整个欧洲，或者德国人又再度攻入苏联，他们就可能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是最后的机会，绝不可轻易放过。
隆美尔认为一旦盟军登陆企图被击败，则西方国家可能会幡然悔悟，愿意和新的德国共同向东方的强敌作战。他认为西方同盟国对于布尔什维克主义作这样热烈的支持，实在是不可思议。他那个能干而忠诚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也拥护他的意见。
虽然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隆美尔曾经向他的家属和一些军官们说过这样一句话：“施陶芬贝格上校(Col．vonStauffenberg，动手行刺的人)把这件事弄糟了，任何前线上的士兵都可以把希特勒干掉！”不过他这句话却也只是激愤之辞而已，因为他听到希特勒已经下令把参与事变的将军们一律处以绞刑，所以感到非常恼怒。[编者注：按照德国军法。死刑应以枪决执行，但希特勒为了表示他对参与者的痛恨，不将他们交由军事法庭处刑，而是交由秘密警察组成的“人民法庭”审讯并处绞刑，对他们而言，等于是剥夺了军人的地位和权利，这点使得许多军官私下觉得德国军人的名誉受到了侮辱。]
事实上，隆美尔从来不知道有谋刺希特勒阴谋的存在，假使他事先知道，一定会竭力反对。在他遇害之前的几天当中，他曾经向他的儿子说过：“谋刺希特勒实在毫无意义。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个人的行为，而是他个人在德国人民眼中所显现出来的偶像地位。事变不应该在柏林发动，而应该在西线上发动。假使能够如此，则我们希望获得下述的成就：空袭马上停止；盟军在无抵抗的情况之下占领德国，拒绝苏军进入德国的领土，至于对希特勒个人而言，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去面临一个既成的事实。”
也许就是基于这个理由，当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最后认清在法国境内的德军防线几个星期内一定会崩溃时，他们决定开始和西方国家单独进行和平谈判。一切都差不多准备就绪了，连克卢格和其他许多的将领也都被说服。可是到了7月17日，命运之神却伸出干涉的手来。隆美尔在利瓦罗(Livarot)的附近，遭遇低飞敌机的攻击，受了重伤。
在这个事件尚未发生之前，他曾经把最后的一件报告送给希特勒。在这个报告上面，他把紧张局势以及他个人的意见，都作了坦白的说明。所以任何人绝不能批评隆美尔躲在后面，作暗箭伤人的勾当。
时间：7月15日
地点：集团军群总部
发文者：B集团军群总司令
诺曼底前线的情况是一天比一天坏，现在已经接近一个严重的危机了。
由于战况惨烈，敌人不惜使用大量的物力——尤其在炮兵和战车方面——同时他们对于战场更具有无限制的制空权，所以我们的死伤数字非常高，每个师的战斗力都迅速减低。从国内送来的补充兵源为数极少。死伤总数已经累积到9.7万人(其中包括军官2360人)——平均每天损失2500人到3000人——而截至目前，补充总数仅1万人，实际上又只有6000人到达最前线。
物资上的损失同样巨大，而补充的数量更是不够。以战车为例，截至目前，一共补充了17辆，而损失却已有225辆之多。
新到的步兵师都是新兵，他们的火炮、战防炮和近战的反战车武器都极感缺乏，所以当敌人在排炮和密集轰炸的掩护之下，向前进攻的时候，他们不可能支持太久。事实上，像敌人这样拼命消耗物资的打法，即令是任何最勇敢的军队，也一定会逐渐地被消耗完——在消耗的过程中，人员、装备和土地的损失都在所难免。
由于铁路系统已经全部被毁，同时从前线到90英里以内的后方地区中，一切道路的交通也都受到敌人空军的威胁，因此我们的补给情况恶劣不堪，只有极少量的必需品，勉强可以运到前线。所以在所有的战场上，都不能不力求节约，尤其是在炮兵和迫击炮的弹药消耗方面。这种情形似乎是很难改善的，因为敌人的活动只会使我方的运输量越来越少。
除非减弱海峡方面第十五集团军的兵力，或抽调在法国南部地中海防线的兵力，否则诺曼底前线上的兵力断无增加的可能。可是以第七集团军的整个正面而言，最起码还需要两个师的兵力。
在敌人方面，每天都有新的生力军和大量的作战物资进入桥头阵地。他们的补给完全不受我方空军的阻挠，来自敌人的压力在日益增强中。
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可以预料到不久的将来，敌人就会突破我们这道单薄的防线——尤其是第七集团军方面——然后开始向法国境内深入挺进。除了装甲兵团地区的预备队以外——他们现在也被正面战斗牵制住了，而且由于敌人握有制空权，也只能在夜间行动——我们就再没有其他的机动预备兵力，可以用来对付这种突破。至于我方空军的活动，还是和过去一样，不会有大多的效力。
部队在任何地方都已经尽到英勇战斗的职责，但是这种不平等的战斗已经到了极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有责任把这些话坦白地说出来。
隆美尔预料敌军不久就要在第七集团军的正面实行突破，不久之后的事实证明他不幸言中了。当蒙哥马利在卡昂地区执行他的钳形攻势时，在圣洛地区中的压力正日益增强。这个地区是B集团军群所预料的敌人攻势重点所在，所以由我(拜尔林自称)率领的装甲训练师就调向这一方面。1944年8月18日，我曾向集团军群总部上了一个报告，说明战斗的经过，后来在隆美尔遗留的文件里面，居然找到了这个文件的副本，以下的叙述就是以这个文件为基础的。
在经过了惨烈的战斗之后，我这个师的实力只剩下原来的一半了。更糟的是我还得留下我所剩余的装甲兵力的一半在我原有防区的后方，以掩护去接替我原有防区的步兵师。
约在7月23日，美军已经获得一个适当的跃出地位，并且占领圣洛城，装甲训练师在该城西面守住一个长达6000码的地区，我们再把单薄的预备兵力分散，使防区大约有4000码的纵深。剩下来的五六十辆战车和自行火炮，都部署在静止的位置，当作装甲战防炮用。
7月24日，400架美军轰炸机攻击我们这个地区，但是却没造成太大的损失。我的高射炮营居然还击落了10架敌机。预料中的地面攻击还没有来。
但是到了第二天，盟军空军发动了极重大的打击，这在整个战争中是最大规模的一次战术空军行动。后来我从美方的资料中，得知在7月25日这一天，盟军出动的空中堡垒①和其他各式轰炸机数字在1600架以上，对装甲训练师地区的攻击，则从上午9点钟起，一直炸到中午时。防守阵地的单位几乎已经全部被扫灭无余，我们最好的装备，像战车、战防炮和自行火炮都完了。炸弹所构成的地毯左右前后全面铺开，炮兵阵地被夷为平地，战车炸翻了被埋在泥土里，步兵阵地完全炸平了，一切的道路都被毁了。到了中午时分整个地区已经像是月球上的景象，遍地都是炸弹坑，这时想把我们的武器拖救出来已经不可能了。一切的通信体系都被切断，根本没有指挥可言。部队所受到的惊吓和打击可以说是空前的。有些人吓疯了，毫无目的地乱跑，直到被弹片击倒。当空中的攻击像暴风雨一样笼罩在我们上方时，美军的炮兵也同时以排炮向我方野战阵地猛轰。
图21瑟堡半岛之战
这个时候，我本人正在拉恰培里(LaChapelle－en－Juger)附近某一个团级指挥所中，那里也正是轰炸的中心。这个指挥所设在一个古老的别墅里，墙壁的厚度达10英尺，所以比其他的地方都安全一点。一而再地，炸弹的地毯向我们滚卷过来，有些炸弹落下的地方距离我们只有几码远。地皮都在颤抖。我向外而迅速一瞥，只看见整个地区都笼罩在烟尘之中，地底下的泉水向上喷射，达到相当的高度。我们在那个地窖里面停留了好几个钟头，不敢移动一步。快到下午的时候，我才爬出这个别墅，骑上我的摩托车赶回师部(从战争中学到的经验，我老早就宁可骑摩托车，而不用汽车。在侵入战中，我的座车被击毁了6辆之多，驾驶员也死了好几个)。在回程的时候，还是不断受到战斗轰炸机的扰乱。
当我回到师部的时候，第一份敌人已经渗入被轰炸地区的报告也送来了。我的师中尚有少数幸存的单位，已经开始作英勇的抵抗，但是大多数部队在轰炸中早已毁灭干净。其他地区的一些弱小预备队，曾想用逆袭的方式来阻止这个排山倒海的攻势。但是当他们还在集中编组的阶段中，即已被敌方的空军和炮兵击碎。到第二天上午，美军的突破就已经完成了。
在整个上午，美军不断向南推进，首先是步兵，利用轰炸机来作为支援；到了下午他们的战车群开始前进。在这个运动中，他们把我们这个师的一点残部也击溃了，剩余的人员连同我的师部在一起，匆匆向南撤退。我的师部设在一个别墅里。突然哨兵报告说，美军战车已经到了我们的邻近地区。不久战车就在我们旁边驶过，我们的车辆正停在不远处的丛林里，美军发现后马上朝它们开火，于是全部车辆都起火燃烧，我们住宅的前面一间房子，马上也中了一颗高爆炮弹，我带着5个人卧倒在第二间房子里。我们无法离开这间房屋，因为美军的机关枪正在向大门边扫射。后而的窗户又已经封起来了，所以我们就像是落在鼠笼中的老鼠一样。慢慢地，美军的战车开过去了，枪炮声也停息了。我们现已经落在美军战线的后方了。到了黄昏的时候，我们才有溜回我军战线的机会。我在曲折的小径上走了几个钟点，一直到午夜的时候，才遇见本师的一辆汽车，把我载到我们的后卫阵地。
美军像洪水一样流入开阔地区，没有人能够阻挡住他们——一切都不出隆美尔的预料。在向西转到库唐斯之后，他们马上就把我们在科唐坦半岛中的战斗兵力封锁住并加以歼灭。于是在德军防线上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巴顿的集团军从这里向法国的心脏地区狂冲而入。这就是战争结束的开端，阿夫朗什的突击，本是OKW计划切断巴顿主力的一个回马枪，可是当部队集结时，即被英军大批轰炸机击碎，结果攻击始终不曾发动。假使不是受了盟军空军的阻挠，这个攻击一定可以提前开始，那么毫无疑问我们一定可以获得一次胜利。所以这也和整场诺曼底侵入战一样——照隆美尔和其他许多指挥官的看法——这次战斗失败的主因，就是盟军握有完整的制空权。
隆美尔以及其他在西线上负责的指挥官，在这段时期中，无不感觉到本身责任的沉重。因为这一条战线足以决定德国人民的最后命运，苏联的军队是否会进入柏林，以及德国的城市是否会变成废墟，全靠这一战来决定。从现存的隆美尔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最亲爱的露：
……现在部队进行的战斗，才真算是苦战。我昨天一天都在最前线上，今天还要再去。敌人的空中优势对于我们的运动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根本就无法应付。不久可能在其他的地区还会有状况发生，不过我们只能尽人事而已。
1944年6月10日
昨夜的电话线路真可以说是坏到极点，但聊胜于无。战斗的发展对我方完全不利，主要的原因是敌人拥有空中优势，且有海军重炮的支援。我方飞机出动三五百架次，而敌方却出动了2.7万架次左右。我昨天已向元首提出了报告，龙德斯泰特也提出了同样的报告。这两个世界巨强曾经养精蓄锐多时，现在把他们的力量全部使了出来，很快就会有决定性的结果了，我们只好竭尽所能。现在是政治家应该负责任的时候了。我们相信不久更大的打击就会来到。我常常想念留在家中的你，衷心希望这场战争可以有一个比较圆满的结束。
6月13日
又是非常激烈的战斗。敌人在飞机、海军炮火、人力和物力等方面，无一不占有极大的优势，现在他们就可以显现这些威力了。我方最高当局是否认识到这种局势的严重性，以及能否获得一个适当的结论，照我看似乎很有疑问。各方面的补给情况都已经很紧张。你们两个人最近的生活如何？我还没有接到你们的任何消息。
6月14日
昨天又上前线去督战，情况还是没有改善。我们要准备面临着更大的难关。部队——无论是正规陆军还是党卫军部队——都在拼命死战中，但战况仍一天比一天更坏。我方的空军在整个战场上几乎完全不露面。我的身体一直都还好，尽管一切的希望都幻灭了，但我还是尽量保持信心。你一定可以想象到我们不久就会要面临到何种困难的决定。请记住我们在1942年11月间的谈话，(1942年11月间，在阿拉曼会战结束后不久，隆美尔曾经和希特勒及戈林作过一次会谈。事后他在罗马曾经对他的太太说：这场战争已经败定了，现在应该尽可能迅速谋取一个折衷的和平。)
6月15日
今天有一个机会，派了专人把这封信送给你。我昨天见到元首，他现在正在西线方面。我给了他一个极详细的报告，把一切的事情都讲述清楚。假使当初OKW诸公认为前线上的部队打得不够好，那么他们对于这种主观的偏见，也似乎该修正了。我们部队本身就是证明自己曾经竭力苦战的最好证人。假使当局早肯听我的主张，在第一天黄昏的时候，就集中三个师的兵力发动一次逆袭，那么这一次攻击也许早已经被击败了。当前线上的战斗正处于十分危急的时刻，那些装甲师却要经250到400英里的距离，才能够到达第一线。不过这已经过去了，我对未来的展望比一个星期以前还要乐观一点，长射程的作战已经使我们大感快慰。[编者注：指向英国所发射的V－1飞弹。]在最初几天的战斗中，已经有好几位将领战死了。其中包括法里将军(Gen．Faley)，他是在第一夜——6月5日到6日之间——遇害的。
……敌人现在是想迅速突破直逼巴黎，但似乎已经不大可能了，我们的实力也已经增加了不少。元首很有礼貌，心情也很好。他也认清了局势的严重性……
6月18日
军事的情况又突然转劣。敌人的空军使我们的补给方面受到了极严重的打击，到了现在，可以说补给线已经完全被切断了。假使发生一个决定性的战斗，我们将无弹药可用。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烦恼啊。在这种情况下，连瑟堡也都不可能长久守下去。我们要准备应付严重的状况。
6月23日
现在东线方面，苏军又发动攻势了。我希望至少在那一方面情况不会太坏。尽管守军已经在拼死苦斗中，瑟堡是绝难守得太久。凭炸弹和炮弹的威力，敌军在任何地区都可以制造机会，使他们只用突击的方式来收取战果。最大的悲剧却是我们绝对无法用同样的方法来还报他们。我现在又要上前线了，这已经成了我的日课。
6月24日
1944年6月23日，苏军展开夏季攻势，攻击的目标是维捷布斯克(Vitebsk)地区，位置在普里佩特大沼地(PriqpetMarshos)的北面。德军的指挥官曾经建议在敌人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先撤退到贝里西拉(Beresima)之线，以使敌人的打击落空。但是希特勒却命令不准后退一步。苏军很轻易就突破了伸展得太长的德军防线，一个星期内深入150英里，越过了明斯克－华沙公路，到了7月中旬，他们已经深入到了波兰和立陶宛的领土之内，在普里佩特大沼地以南的苏军也加入了这个大攻势，到了7月底，这个联合攻势已推进到了维斯瓦河在华沙的附近，并且在南面越过了桑河(San)——五个星期内前进了450英里。他们在这里停顿下来，并建立后方的交通线。一直到1945年1月间，才再重整攻势向德军中央地区挺进。这次他们一直冲到奥得河(Oder)，距离柏林仅60英里远了。
在这段期间，苏军的左翼兵力向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等地推进，作一个巨型的迂回行动。11月4日，到达布达佩斯(Budspast)郊外。该城守到了次年2月13日才沦陷。在1944年的秋天里，苏军的右翼也横扫过波罗的海诸小国，德国的北方集团军群，由于遵守希特勒的命令，被陷在库尔兰半岛上无法脱身。
我现在在医院里，只能静静躺着，要等到两个星期之后才能移动。我的左眼肿得很厉害，不过医师说已经比先前好一点了。夜间，我的头还是痛得厉害，不过白天却好得多。正当我负伤的时候，突然又发生了谋刺元首的事变，这真使我感到震惊。这个事件已经过去了，我们应该感谢上帝。在这个事变尚来发生之前，我曾经把我对于当前情况的意见，报告元首知道。
向你和曼弗雷德表示我热切的爱，并祝你顺心如意。
7月24日
这是隆美尔在负伤之后所写的第一封信。是由他口授的，因为他还不能执笔。他在6月24日到7月17日之间的信件都已遗失了。
在这封信里面提到他上给希特勒的报告，隆美尔曾经把他的意见表达出一部分。在这之前他还发过一个无线电报给希特勒，告诉他西线是绝对无法守下去了，请他速作适当的决定。
几个星期以后，隆美尔自己要求回德国，以免他在负伤的状况下落入盟军手里。他不知道他这个要求恰好注定了他自己的命运，因为希特勒可能在那个时候就决定要杀死他了。不过7月24日希特勒还拍了一个慰问电报给隆美尔，其内容如下：
元帅，请你接受我的好意，我希望你能早日恢复健康！
希特勒
第二十二章 末日
曼弗雷德执笔
那是1944年8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乌尔姆郊外某地服役。当我正坐在高射炮的炮位旁边的时候，突然接到连长打来的一个电话，他说：“你父亲已经回到了黑林根，你已经被调到了他的幕僚中去服务。今天你就可以收拾动身了。”
一辆指挥车把我送到了黑林根，一直开进了花圃的大门，停在屋前，女仆打开房门，我把背包向地板上一丢，里面的餐具饭碗发出铿锵的声音，我匆匆地洗了手，就走进书房。我的父亲，左眼用一块黑色的绷带掩盖着，正坐在一把圈手椅上。他面部的左半边因为受重物撞击，已经压坏了。当他站起身来的时候，脚还有一点发抖。我们互相问候之后，他说：“我一直都还好。现在还有点头痛，左眼还是闭着的，也不能够移动。但却已经在慢慢痊愈了。”
我们都坐了下来，当我父亲把脸转向我母亲，继续谈论诺曼底的作战经验时，又是一副庄严的神态。我在这里就记忆所及，把他所说的许多话追记如下：
他说：“我在诺曼底的职务总是受到希特勒的限制，再这样下去，只要一个‘上士’就可以担任总司令了。他几乎大小事情都要干涉，而且对我们的建议一律不接受。刚开始时，盟军只占有两处桥头阵地，一处在科唐坦半岛，实力比较弱；一处在巴约附近，实力则较强大，我们当然想首先消灭较弱的那一方面。可希特勒所想的却和我们相反。这种分散实力的攻击，实际上只徒然消耗宝贵的兵力。假使我们想要抽出一个师来，他马上就命令我们把这个师立即送回原处。当我们下命令说：‘应该抵抗到最后一颗子弹为止’，但是上面却把它改成：‘应该抵抗到最后一滴血为止’。当瑟堡投降后，他们却派了一个军法官来，这就是上级对我们的援助。
“部队的行为可以说是英勇到了极点。在最初的几天中，他们为了争夺操作战防火箭炮的任务(这是一种极危险的任务)，常常彼此之间打起架来。但是最后，他们都感到失望了，因为什么办法都不中用。不过几天之后，有一位军长在遭到英国低飞飞机攻击时，他恰好停留在座车里面，结果受了重伤，倒在车座上。他的副官想在第二次攻击到来之前把他拖救出来。但他却抓着座位说：‘就让我留在这里好了，我宁可死在这里’。第二次的轰炸就把他炸死了。”
我父亲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向窗子外面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说：“单单靠勇气是没有用的，这完全是一场可怕的流血惨剧。有时我们一天的死伤数字，可以和1942年非洲夏季战役的全部数字相等。我的神经本来非常健全，但现在偶尔会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崩溃。不管你到哪里，你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死伤数字报告、死伤数字报告……雪片似的死伤数字报告。在我过去的作战中从来不曾见过这样巨大的损失。假使我不是天天都要上前线去，我真不敢相信：我们每天竟损失一个团以上的兵力。”突然他转过身，靠在窗台上面，又说：“最糟的是，这种牺牲既无目的，也无意义。我们现在一样事情也不能做，只在无意义地消耗。我们每放一枪，就使本身多受一份损失，因为敌人必然会以百倍以上的力量来向我们报复。这种悲剧越早结束越好。”
我们互相对看着，没有作声。于是我说：“也许新兵器出现之后，我们就可以转败为胜了。”
他回答说：“那全是废话。根本没有这些新兵器。这些谣言的目的是想欺骗前线上的普通士兵，好让他们能够多支持一会儿。我们已经完了，而那些身居高位的诸公，其中大多数也都心里明白，只是不肯承认而已。即令他们非常愚笨，像这样清楚的事实，大概也不至于认识不清。”
医师要求我父亲在床上多睡几个星期，但他不肯听。每天清早，我都可以听到他慢慢地从楼梯上走下来，于是我跟在他后面也进了书房，好把一些文件读给他听。通常在早餐桌上，就开始热烈讨论。我那时还只有15岁，而且身为空军的辅助队员，所受的教育使我对于希特勒还存有一种崇拜的心理。所以每逢父亲批评朝政的时候，我所发表的言论，多半是偏向政府当局的。他在这种时候，总是用无比的耐心，把他的意见分析给我听。有一次他说：“战争对于参加作战的人，通常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一旦战争发生了，我们作战的目的就是使战争赶紧结束。既然知道没有什么收获，就应该立即停止。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地位。不过只有东线方面的战争是一个例外，绝不可以向这种敌人投降。这是生死存亡的斗争，所以情形又不同。我们今天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不让苏联人进入我们的国界”。
当父亲听到当局把东线的部队向西线调动的时候，他简直气炸了，大声喊叫着说：“这一班蠢材！他们只知道‘火烧眉毛顾眼前’。最多拖几个月，又有什么意思？东线一定会崩溃的，苏军下一波攻击就可以进入德国领土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多么严重的事。”
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父亲想在西线方面获得单独和平的企图，还是一无所知。我也完全不知道他和那些在“7月20日事变”以后被捕的军官之间有什么关系。所以，当我听说有一些盖世太保正在我们住宅附近，想侦察屋子里的情形时，不禁感到十分惊异。在这个时候，我差不多天天陪父亲到附近森林里散步。有一天上午，当我坐在他房间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说：“向那边看，曼弗雷德，也许那里隐藏着某一个人，他想不惹太多麻烦就秘密地把我干掉。譬如说，在森林中行刺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不过我却不愿因为这个危险而放弃散步的乐趣。从今天起，我们带手枪好了。他们那些人头一枪一定打不中，所以只要一听到枪声，我们就可以向着枪声来源的方向，盲目地乱打一阵，这样就可以吓得他们不敢伸出头来，”
我起先还不明了我父亲这些话的含意。一直等到有一天他向我说出了下述的话，我才明白。他问我：“告诉我，曼弗雷德，当希特勒突然把这许多的人都处以绞刑时，你们年轻人有什么感想。这些人并没有错，只不过他们认为战争已输定了——这并非无理由——我们应该设法结束这场战争。”
我回答说：“这个我很难答复。当那些青年坐在炮位旁的时候，他们也同样讨厌战争。但是多数的人却相信我们仍然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
父亲插嘴说：“但是它早已输定了。假使我本人也宁可违背希特勒的意志，宣布准备设法结束战争。你的感想又是怎样？”
我问：“为什么你要问这个问题？”
他说：“呵，现在姑且不谈这个，无论如何，有一件事非常清楚。当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幸福完全操纵在极少数人的手里时，实在是一件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情。这一定要有相当的限度，否则一切不合理的怪事都可能发生。”
自从那一天起，我也感觉大祸即将临头了。
在那个时候，我父亲深信，在几年之内，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一定非发生战争不可。当时有许多军官来看我们的时候，也曾发表同样的见解。不过我父亲的意见和旁人又有不同，他认为西方国家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不过也许是在很远的将来。这些话是他从法国回家一个月以后讲的，我还记得很清楚。这一次谈话是在夜间10点钟的时候，我们都在他那间大书房里面，父亲身穿褐色单排扣的便服，坐在面对着我的一把圈手椅里。那时他已恢复了活力，虽然他的左眼由于负伤还没有消肿。另外一只眼睛在许多年前就已经远视得很厉害，所以我必须暂时留在家里，为他代读各种文件。那一天夜里，有一本谈到世界原料分布统计数字的书，使他很感兴趣。接着我们又谈到将来的问题。
我父亲说：“苏联和西方国家就好像水火不相容。他们一定会发生摩擦，可能最后会爆发战争。也许当我们崩溃之后，还不至于马上发生战争，因为整个世界对于战争都已经感到厌倦。这个战祸的危险也许过几年就很明显了。”
我问：“你是否以为英美的前途并不乐观？苏联陆军的力量可能超过西方国家之上。”
我父亲回答说：“专靠陆军并不能决定最后的胜负。在诺曼底，我们即令有再好的战车和精兵，又有什么用处呢？不，青年人，美国已经掌握制空权，他们不会再放松的。制空权对于任何强大的陆军，无异都是一张死刑宣判书。没有空中的掩护，陆军根本无法作战。”
我母亲在中途插进来说：“也许苏联人会等到这次战争结束、美国人解除武装之后，才开始向他们挑战。西方国家的人民需要一个高等的生活水准，所以他们的工业必须改作民用生产之用。”
他回答说：“即令如此，美英两国最后还是会胜利的，即令整个欧洲被征服了也没有关系。我们不要忘记，美英两国还拥有制海权，只要地球上任何海水能达到的地方，他们的战争物资也就可以运到。”说到这里，他就指着地图再说下去：“这里是法属北非。这里有许多大型的港口和第一等的铁路交通线。但是，在埃及到高加索之间，却只有一两段铁路，而且轨道都比苏联的标准窄，他们不一定有多大用途。从利比亚到突尼斯之间，差不多有2000英里的距离根本没有铁路。所以苏联人势必要用卡车载运补给物资，经过几千英里的距离送达部队。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像这样的卡车，每走7英里需要1加仑的汽油，每走2000英里就需要大约280加仑的汽油，再加上回程的280加仑——共约为120桶。差不多每一辆卡车的载量都正好是它的燃料用量。另外还有一个因素也需要考虑：现今的战车马达也吃不消这样长远的距离。所以苏联人敢不敢越过这两三千英里的距离去冒险呢？当然不会。因此在非洲只要留着一支优良装备的小型精兵，即足以在那里作迟滞的抵抗达几个月之久。”
他再说下去：“我们刚刚听说英美两国的生产能力要比苏联人高出四倍以上。所以在紧要关头，毫无疑问这两个国家在法属西非洲一定可以保持住最后的据点。以那里当作基地，他们一定可以慢慢把制空权争取到手，而且他们的实力也会一天比一天增强。于是他们就会开始反攻，像他们今天在西欧地区的行动一样。他们的轰炸机队一定可以把苏联陆军和他们补给基地之间的联系切断，并且把他们钉死在地面上，慢慢地把他们消灭掉。于是他们就会一步又一步前进，他们的船只装着补给，可以到达世界上任何地方。依照战局的发展，他们可以到达托布鲁克、苏伊士和巴士拉。一旦里海方面的石油产地进入联军轰炸机航程之内，苏联人的生命线也就被砍断了。”
当我父亲正在高谈阔论时，希特勒的鹰犬却正在忙于寻找从柏林到西线总司令部中的线索。法国的军事总督斯徒普纳格将军(Gen．vonStulpnagel)，在自杀未遂之后，已经落入了盖世太保的手里。自从龙德斯泰特元帅因为“具有失败主义的观念”被免职，他的接任者克卢格元帅也已经失踪多日了。某一天有一个传令的军官从法国来，和我父亲作了一番长谈，带来许多有关法国的新闻。当我听到那个军官的车子开走后，我走进父亲的书房。他坐在书桌前面，脸色十分凝重。
他说；“克卢格已经死了。我们现在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希特勒准备拘捕他，先把他召回德国去。途中，他在车里服了毒。很久之后，司机回过头一看，才知道后座坐的是一个死人。”
我父亲继续说：“当克卢格刚到法国来的时候，他受了希特勒大本营中诸公的影响，见面就教训我说：‘连你也应该学习如何服从命令。’当时我们之间颇不愉快。可是当他在前线上作了一番短期视察之后，他就明白我是对的，也认为实在有单独与西方谋和之必要。但在7月20日之前，他对这个事变一无所知。一直是到从广播里听到了希特勒的文告之后他才知道。当然，那已经太迟了。”
无疑地，父亲在此时也明知自己的前途已同样不乐观。可是他却不曾料到会与克卢格同样的死法。
9月初，我们接到一个消息说，斯派达尔将军已被免去B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他到黑林根来看我父亲，他们之间长谈了好几个钟头。斯派达尔将军准备过一两天后到元首大本营里去报到，他们希望通过新任参谋总长古德里安将军，再作一次和平的努力。但这个企图始终不会成为事实。
我父亲的事件使希特勒特别伤脑筋。因为假使大家知道连隆美尔元帅也认为战争是败定了而主张和平，则结果必将使士气大受打击，无异于在军事上宣告破产。由于这个原因，希特勒虽然早已知道我父亲主张和平，却迟迟不敢对他下手。9月7日，希特勒下命拘捕斯派达尔，这个悲剧的最后一幕便开始上演了，斯派达尔被捕的消息，以耳语方式从一个人的嘴里传到另一个人的嘴里，于是我父亲以前的一些朋友都突然变得非常沉寂。当我父亲发现这个现象之后，他不禁微笑着说：“老鼠们准备离开沉船了。”他十分关心斯派达尔的命运，虽然官方并未正式宣布斯派达尔被捕的消息，可是他却用尽一切方法使斯派达尔重获自由。最后，他坐下来写了他给希特勒的最后一封信。(读者应注意这正是流血清算达到最高潮的时候，而隆美尔却不计个人的安危，一心只想救出他的好友和助手。其人格颇堪敬佩。)
元首先生：
不幸得很，我的健康一直到今天都未能如我预期完全恢复。自从我负伤之后，西战场的战况又日趋恶劣，尤其在我偶然听到我过去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被免职并已被捕的消息时，使我的精神上受到难以忍受的刺激。我已感觉到我再经不起更严重的打击了。
继高斯中将之后，从1944年4月中旬起，斯派达尔将军奉命充任我的参谋长。前参谋总长蔡兹勒上将，和他过去的集团军司令沃勒尔将军(Gen．Wohler)都对他赞誉有加。他在出任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后不久，便获得您所授予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并升任中将，他刚到西线方面不久，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勤勉而有效率的好参谋长。他能切实掌握幕僚，对于部队具有极佳的了解，并且忠实地帮助我，用一切的方法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大西洋长城的防御工事。当我上前线去视察时——差不多是每天的日课——我都信赖斯派达尔为我转达命令给各集团军，并与上级和其他单位取得联络。
当诺曼底之战开始之后，在敌人空中优势、强大海军火力，以及其他物质优势的压迫之下，斯派达尔不避艰险，努力工作，一心只想在苦战之中获得胜利。一直到我负伤之日为止，斯派达尔总是忠实地站在我身边。克卢格元帅似乎对他也非常满意。我真想不到有什么理由将斯派达尔中将免职并拘捕。狄特利希中将[编者注：此人为希特勒的爱将。]和他也是好朋友，常常有往来。
不幸的是，在诺曼底的战斗中，我们没有趁敌人还浮在水面上或在最初登陆的时候，就将他们击毁。这我早就向您报告过，当希孟德将军尚在时[编者注：希孟德死于1944年7月20日事变中。]，我想他一定转呈给您看过了。
当克卢格元帅初任西欧战场总司令的时候，他曾经在我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面前不客气地指摘我。我不甘于接受这种指摘，于是第二天，我要求他说明他作此种指摘的理由。后来当我和克卢格元帅谈话时，他自动收回这个指摘，当时我就劝告他无论局势如何严重，对前线上的真实情况，都必须坦白向您提出报告，而绝不可以把不愉快的事实隐藏起来。元首先生，只有这样才可以使您有明确的观点和适当的决定。在我负伤的前一天，我曾经有一个最后的情况报告，由西欧战场总司令部转呈。事后据克卢格告诉我，他曾经加上了一个签注，然后一并呈给您。元首先生，您当然知道：从1940年的西欧战役起，一直到1941－1943年的非洲战役、1943年的意大利战役、1944年的西欧战役为止，我每次都是竭忠效力地作战。
我的内心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如何为德国战斗，并获得胜利。
元首先生，再次向您致敬！
隆美尔著
1944年10月1日
但是斯派达尔将军的下落还是不明。在他被捕后不久，在陆军荣誉法庭[编者注：这个法庭专门决定是否将被告移往“人民法庭”。]之前，他的名字曾经和父亲的名字一同被人提到。但是“隆美尔案件”始终不曾为官方公开提出。
10月7日，有一个电报送到了黑林根，凯特尔元帅要求父亲到柏林去一次，以便参加10月10日的重要会议。有一辆专车会到乌尔姆来接他。我父亲看了这个电报之后，他说：“我才不会再上当呢，我现在已经认清了这些家伙的真面目，我到了柏林之后绝对活不了。”他公开把这件事告诉了图宾根(Tubingen)大学的脑科专家阿布里赫特教授(Prof．Albrecht)，他是父亲的主治医师。阿布里赫特教授马上签发了一张证明书，表示他不适宜旅行。
但是事情发展得非常快。我父亲拒绝去柏林的行动，只不过使他的寿命延长四天罢了。
法尔尼(OskarFarny)是一位地主，也是我父亲的老友。因为他是前中央党所选出来的国会议员，所以一向为纳粹党视为不稳定分子。在战争末期，他曾经和前任的内阁阁僚费尔(Fehr)和盖斯勒尔(Gessler)等人作过长谈，研究如何结束战争和结束纳粹统治。
1944年10月13日，费尔和盖斯勒尔都已经被拘，我的双亲同一天去拜访法尔尼，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待盖世太保的到来。可是他却向我父亲说；“希特勒绝不敢动你，因为你是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大英雄，若是加害于你，会引起太多的注意。”我父亲却好像是预知他的死期将至，便回答说：“你错了，希特勒一定会把我铲除掉。他绝不会留下我这个祸根。”
当双亲回家之后，他发现正有一个长途电话在等着他们。电话的内容是说有两位将军明天会来拜访我的父亲，讨论他的“新职”问题。
几个星期前我已经归队了，但是连长10月14日又给了我一个假期。我一清早就离开了高射炮阵地，上午7点钟时赶回了黑林根。我父亲已经在进早餐，仆人赶紧送上一套餐具，我就坐下来和他一同吃，饭后一同在花园里散步。
父亲开口说：“12点的时候，有两位将军要来看我，和我讨论未来的‘新职’问题。所以今天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想对我采取什么计划：是上人民法庭呢？还是到东线去接受一个新的指挥权？”
我问：“那么，你愿意接受东线方面的新职吗？”
他握住我的手臂，回答说：“我亲爱的孩子，我们在东线方面的敌人太可怕了，在他们面前，一切的考虑都应暂时放在一边。假使他们真是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即令只是暂时性的，那么一切也都完蛋了，此后的生活就不值得一活了。所以，我当然义无反顾地要去！”
快到12点的时候，父亲走进他楼下的房间，把那件褐色的便装上衣脱了下来，换上了他在非洲时最爱穿的开领制服。
差不多12点的时候，一辆暗绿色的汽车，牌照是柏林的，停在我们花园的大门前。在这间屋子里面的男人，除了父亲以外，就只有父亲的好友和副官艾丁格上尉及我本人。两位将军——一个是布格多夫(Gen.Burgdorf)，他的个子很魁梧，另外一个是梅塞尔将军，却是一个短小精悍的人——先后下了汽车，走进屋子。他们非常有礼貌地向我父亲表示要和他作一次单独的恳谈。艾丁格和我便退到屋外。我心里好像已经放心了，我想：“看样子，他们不是来拘捕他的。”于是我上楼去，找一本书坐下来看。
几分钟之后，我听见父亲走上楼来，进了母亲的房里。我急于要晓得事情的结果，立即赶了过去。他正站在房间的中央。他压低喉咙向我说：“和我一起出来。”我们一同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慢慢地说：“我刚刚已经对你母亲说过了，我在一刻钟之内就要死了。”他的态度很镇静，继续说：“死在自己人的手里是很令人伤心的。但是这座房子已经被包围，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卖国的重罪。总算是他的好意，姑念我在非洲的战功，已经准我服毒自尽。这两位将军已经把毒药带来了。只要三秒钟就可以生效。假使我接受了，他们不会像平常那样牵连到我的家庭，就是指你而言。他们也不会加害我的僚属。”
我插嘴问道：“你相信这些话吗？”
他回答说：“是的，我相信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当然不希望把这件事闹开。此外，我还要负责要你承诺保密。假使有一点风声泄露出去，他们就会认为已无遵守协定之必要。”
我又说：“难道我们不能够自卫……”他马上拦住我，叫我不要再说下去。
他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宁可一个人死，而不要让大家在乱枪之下丧了命。而且，我们也没有充足的弹药。”接着他说：“请叫艾丁格进来。”
这个时候，将军们所带来的随从正和艾丁格谈话，其目的是要牵制住他，不让他和我父亲接近。在我召唤之下，艾丁格上了楼来。当他听到这一切之后，顿时呆住了。我父亲说话的速度加快了。他也再度提到我们想要自卫的企图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已经有了最完备的准备。我死后还可以受到国葬的荣典。我已经要求在乌尔姆举行。在一刻钟之内，艾丁格，你一定会接到一个从乌尔姆瓦格纳学校(Wasnerschule)预备医院中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中途中风去世了。”他看看表，然后说：“好了，我要走了，他们只给我10分钟的时间。”他匆匆地和我们每个人道别。于是我们一同走下楼梯。
我们帮助父亲穿上了皮大衣。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皮质的钱包，说道：“这里还有150马克，我把这些钱带去好吗？”
艾丁格说：“元帅，现在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我父亲小心地把钱包放进他的口袋。当他走进大厅里面的时候，那只从法国带回来的小狗，高兴地跟在他后面乱跳着。他说：“曼弗雷德，把狗关到书房里去。”当我和艾丁格去照料狗和关门的时候，他就站在大厅里等候。接着我们又一同走出住宅。那两位将军正站在花园大门的附近。
当我们走近那两位将军的时候，他们都举起右手向我父亲敬礼。布格多夫嘴里还高喊了一声“元帅”，然后站在一边，恭候我父亲步出园门。在路旁的不远处，有几个村夫在那里看热闹。梅塞尔回过头来问我：“你是属于哪一连的？”
我回答说：“将军，第三十六营第七连。”
汽车在门外等候着。一个穿党卫军制服的司机把车门打开，立正站在旁边。我父亲把元帅的权杖夹在他的左臂下，他的脸色镇静如常，上车前把手伸出来，与艾丁格和我再握了一次手。
那两位将军迅速坐上座位，车门轻轻关上，当车子迅速地往山坡下面行驶的时候，我父亲连头也没回一下，转了一个弯就不见了，当他们去远了之后，我和艾丁格再转过身来，静静地走进屋子里。艾丁格说：“你最好还是上楼去看看你的母亲。”我走上楼去等候那个电话。心中万念俱灰，六神无主。
我点起一根烟，试着再把书读下去，但是每个字好像都已经丧失了它的意义。20分钟之后，电话铃响了。艾丁格拿起话机，一点都不错，他们说我父亲已经死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坐车到了乌尔姆的医院，那里是他遗体安息的地方。医师在接待我们的时候，态度十分不安，毫无疑问他们也已经猜到了真正的死因是什么。其中一位医师打开房门，我看见父亲穿着他那件褐色的非洲军制服，睡在一张行军床上，脸上显出藐视一切的笑容。
我们是后来才知道他离开我们之后的真正情形的：汽车开过了小山就停在一个森林地旁边的空地上面。那一天上午，早已有大批的盖世太保把我们的住宅包围了，假使我们反抗，那么他们就准备冲入宅内，格杀勿论。车停下之后，梅塞尔和司机都下车走开了。只留下布格多夫和我父亲两个人在车子里面。过了十分钟左右，司机才准许再回到车上。他看见我父亲向前倒在地上，军帽已经掉了，元帅的权杖也从手里掉了下来。于是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向乌尔姆驶去，把遗体送进医院。然后，布格多夫到乌尔姆的驻军司令部，用电话把我父亲的死讯报告给希特勒知道，接着又打电话到他一个随从人员的家中，叫他们准备晚餐的菜单，德国军官团中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痛恨布格多夫的这种兽行。后来当1945年4月柏林沦陷的时候，他和鲍曼(Bormann，希特勒的秘书长)，在狂饮了数日之后，也用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残生。
在整个故事当中，令人觉得可鄙可笑的莫过于我们接到德国政府中许多要人们的唁电。这些人不仅知道这个事件的内幕，而且对我父亲的死多少都是有“功劳”的。引述几封电文如下：
您丈夫的逝世对于您当然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但请您接受我诚恳的同情。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将和他英勇的北非战绩同样永垂不朽。
希特勒敬电
1944年10月16日发自大本营
您的丈夫隆美尔元帅，由于负伤已经英勇死去了。我们都希望他能继续为德国人民服务，现在听到这个噩耗，使我感到十分悲伤。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我个人谨代表德国空军的全体人员，向您表示真诚的同情。
帝国大元帅戈林
1944年10月16日发自大本营
我亲爱的隆美尔夫人：
听到了您丈夫逝世的噩耗之后，我的妻子和我愿向您表示极诚意的同情。德国陆军痛失了一个最成功的指挥官，隆美尔元帅的大名和他的非洲军团，将从此永垂不朽。在您的悲戚之中，请接受我们的慰问。
帝国部长戈培尔夫妇
1944年10月17日发自柏林
当这些假冒伪善的伪君子们，还在拼命掩饰他们罪行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国军人，却在东南西北各个战场上不断地浴血苦战。他们固然已经感到失望，但却还不知道他们的上级是这样一群卑鄙的小人。
第二十三章 天已经黑了
以下是一些关于非洲战役和诺曼底战役的回忆录，内容颇为精彩，都是隆美尔在负伤之后在家里休养时写成的。这只是一个初步的草稿，他没有机会加以修改，假使他没死的话，一定会加以修改的。所以读者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实，因为其中有些观点不够妥善，还有对私人的批评也不一定公正。他对凯塞林最后还是有好评，这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说明隆美尔这个人的确是公正忠厚，虽然两个人彼此不睦，可是事后他的批评还是很有理智的。
突尼斯的陷落注定了北非战役已经“了结”。正和斯大林格勒之战一样，戈林的“不幸”影响决定了这个集团军群的命运。结果总数13万人的德军，都步入了盟军的战俘营。这些人对南欧的防御，原本有极大的价值，这些人的损失简直是无法弥补(从1941年起，一直到1942年至1943年撤出的黎波里塔尼亚为止，在非洲军团中，德国部队的损失数字，不过战死5200人，被俘14000人而已)。
决定北非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就是盟军的物质优势。事实上，自从美国人参战之后，我们对最后胜利的希望就已经极其渺茫。假使我们的潜艇能控制大西洋，那么也许还有一线希望，因为即令美国人能够生产大量的战车、火炮和车辆，但仍须经过海运始能到达战场上。可是足以决定战争前途的“大西洋之战”，不久就因为我们潜艇损失数字惨重而宣告失败。这个事实就是一切胜负的主因：只要是美英运输舰队可以到达的地方，那么我们就已经败定了。
所以在盟军的侵入企图中，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取得一个足够纵深的桥头阵地，以使他们的物资可以源源不绝地流入，并且在卸载的时候不受到阻挠。一旦他们达到这个目的之后，我们对胜利就不会再有什么希望了。
不过即令是盟军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对于一个已经设防的海岸，他们也无法同时把20个师的兵力，连同所有的装备和补给，一下都送上岸去。他们也还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把兵力能够一个师又一个师地陆续送上岸，所以，在所有的登陆作战中，最初的几天就一定是最紧要的关头。
要想击败敌人的登陆作战，有两种可能的方式：(一)在最初几天内，把兵力集中在受威胁的点上，把敌人立即赶到海里去。(二)延长登陆战的紧急期，一面钉住敌人，一面集中兵力发动逆袭。换言之，使我方在敌人登陆地区中的局部防守兵力能有足够的强度制止敌人在几天之内扩张他们的桥头阵地。
因为我们在法国的兵力不够强大，所以无法同时担负两种不同的任务——一方面在海岸上维持着强大的守备兵力，另一方面又在内陆保持着一支适当的作战预备队。所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在两者之间选择一样。要想增强沿岸上的防守兵力，势必要抽调作战预备队；要想建立一支作战预备队，势必要减少海岸上的兵力。
龙德斯泰特元帅是一位具有相当战略修养的军人，他的计划是想应付一切状况，把自己的位置摆在可以向各方面迎敌的地位上。所以他把装甲师和摩托化师部署在法国的中部，从那里它们可以迅速地赶往任何一方面的战场上，以便在敌人登陆的最初一两天内获得一个局部的优势。这个计划当然毫无疑问地要减弱沿海的防御兵力。若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是一种很正确的对策，其成功的机会应该是很大的。但是龙德斯泰特元帅对于盟军的空中优势并没有适当的认识，他更不知道在这种空中优势之下，我们在作战和战术方面会受到多么重大的影响。
由于海岸防御兵力不够充足，所以这许多装甲师和摩托化师在开进的时候，一定要十分迅速，并且遵守严格的时间表。从我在北非作战的经验来看，我非常怀疑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在非洲，从阿拉曼会战中，就已经有充分的机会来研究盟军的轰炸战术对于我方摩托化部队的影响。而我们更可以预料到，在盟军入侵之日，他们在法国境内所使用的空军力量，一定会比在北非的规模还要大上好几倍。何况法国的地形又和非洲沙漠完全不同，部队运动时只能利用少数几条道路，这就是说，盟军空军的阻绝效力，会比在沙漠中增加许多倍。
所以我当时就提请龙德斯泰特元帅注意下列几点：
(一)英美两国的战斗轰炸机可以不分昼夜——夜间使用照明弹——监视所有的道路，阻止一切的交通。
(二)盟军的轰炸机群可以炸毁一切的桥梁和城镇，这种行动将封闭进路达几天之久。结果重要的道路将完全丧失作用。
(三)当摩托化部队在前进的途中，一定会遭受到极重大的损失。
(四)所以，要想维持原定的时间表，根本是不可能的。部队必须重新编组。假使只有两三个师的兵力，这种重组的工作还不会太困难。可是假使同时有十几个师分别前进，那么这个工作就不太简单了，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若是将领没有应急的才能，更会乱成一团。
(五)也许需要十天或半月的时间，这支打击兵力才能到达战场上，并且重新编好组，开始作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盟军必已扫清了在海岸上的薄弱防守兵力，再继续向内陆挺进，并且在桥头阵地中建立起补给基地。一旦战事发展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这一支在路上已经损耗了不少实力的打击力量即使再向敌人进攻，也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兵力分为许多小部分，用强行军分别送上前线，但是这却达不到一个单独集中攻势的目的，而这种攻势却又正是龙德斯泰特计划的要点。
所以我坚持自己的计划，其实在这种环境下，这个计划也不过是一个“中策”而已：首先，对海岸防线的工事应尽量加强。步兵阵地应正临着滩头，而战车也应该分布在紧接的后方地区中，以便它们的火炮能够有效地控制滩头。对于最感到威胁的地点，应该尽可能地保持最强大的局部兵力，我主张必须做到下述的两点：
(一)敌人在登陆行动中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还坐在登陆艇驶向滩头的时候。所以我们的防御部署也应以能在此刻及时地给予他们迎头痛击为考量。低水位的障碍物、滩头上的地雷和各种武器的集中火力，都足以使登陆部队在行动时比平常感到千百倍的困难。
(二)我们局部的兵力应阻止侵入军扩展他们的桥头阵地，以使其阵地无法达到相当的面积，否则他们就可以在补给方面维持下去。此时，从其他地区中抽调来的装甲和摩托化兵力，应该集中在感受威胁正面的后方，从那里发动一次逆袭，以铲除敌人的立足点。由于敌人的空袭，摩托化兵力到达的时间可能不会那么快，所以补救之法就只有加强海岸防线上的守备兵力。
不幸的是，虽然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加速工作，但是海岸防线还是没能如期完成，达到我们所要求的标准。此外，无论元首大本营也好，西线总司令也好，他们都没有认清诺曼底是最受威胁的地区，他们都认为从战略上看来，盟军可能登陆的地区应该是在加来海峡方面。不过就盟军方面来说，任何战略计划能否成功，要先看登陆的行动是否成功。诺曼底的防御强度远不如加来地区，那么盟军当然有避重就轻的可能。他们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登陆的成功。至于今后战略上的发展却是一个次要的问题。盟军有的是时间和物资，他们并不需要投机取巧。
拜尔林将军附注：这里的叙述有少许疑问，龙德斯泰特固然始终认为盟军会在加来地区实施登陆，可是元首大本营方面却一再要求注意诺曼底方面的危险。
隆美尔在这里可能是笔误，但也可能是他认为元首大本营并不清楚诺曼底的危险程度，因为在盟军侵入之前，隆美尔要求调动几个装甲师和其他部队到诺曼底附近的时候，元首大本营并未批准这个要求。
当时，我曾经有两个要求：(一)是在塞纳湾中布雷。(二)调动某些部队——几个装甲师、一个高射炮军、一个多管火箭炮旅和伞兵部队等等——到诺曼底地区去。可是在盟军侵入之前，以上两点没有一点能够办到。所以一开始，我们就处于不利的地位。
隆美尔此处所指的是装甲训练师和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假使他这个计划实现了，那么当盟军登陆的时候，德军就可以用下列的兵力马上向盟军发动一个反扑：一共是520辆各型装甲战斗车辆、120门突击炮和自行火炮、1200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事实上，在6月6日那一天，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能够立即应战，他们的实力不过150辆战车、60门突击炮和自行火炮、300辆左右的装甲人员载运车)。此外，还有好几百门高射炮和一大批多管火箭炮，也都可以使盟军受到严重的损失。
虽然如此，我仍相信：即令当盟军登陆时这些兵力已部署在海岸附近，我们这一仗也还是很难有获胜的希望。因为我们的逆袭可能会被盟军的海军炮火和空中轰炸击成碎片，而在这种狂轰滥炸之下，我们的炮兵阵地可能会全部丧失作用。此外，我们布雷的工作做得也不够广泛，而大规模建立滩前障碍物的计划也没能如期完成。当我们开始工作的时候，本来就已经太迟了。同时盟军的战略轰炸对于交通——尤其是诺曼底方面——实在破坏得太厉害，所以根本无法使工作的速度再提高。总之，当敌人的空军和炮兵占有这样完全的优势时，可以说是谁也没有办法应付了。
我所预料的事实后来都不幸言中。摩托化部队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实际上多半是夜行军，才勉强挣扎到了前线，可是他们在途中受到的损失已经极为惊人。
有一件事是已经确定的：我们在海岸上没有把敌人击退，从而丧失了最后一个有利机会——我是指我们可以利用这场胜利为基础，再从事政治上的发展，那么其价值才真是难以估计。
不过话又说回来，真正最大的机会却是在北非就已经丧失掉了。因为我们的最高当局根本就没有认清北非战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们一再犯错误，最后才使轴心国部队不得不在突尼斯投降。我觉得我有必要在这里将非洲战场的重要性加以说明，并且解释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利用这个机会的理由，由于负责当局对这个战场在战略上的潜在价值和它的特质认识得不够清楚，才使这个战役变成一个极大的悲剧。等到他们认清了之后，他们又拒绝承认时间已经太迟了。那个时候，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情况早已起了激烈的变化，要再想维持非洲战场已经不可能了。
有好几年的时间里，英国人只用少数的兵力，就守住整个“近东”地区，兵力最高的时候也不过12个师，这些师曾经一再吃败仗，被我们打得七零八落，可是轴心国方面的实力总是不够强大，无法对他们的战果作战略性的扩张。但是英国的“近东”集团军群却是对于这个广漠地区的惟一保护力量，这个地区对于盟军方面具有极大的重要性。其理由如下述：
英国“近东”集团军群所握有的地区包括下列几部分(实际上，应称为“中东”集团军群)：
(一)苏伊士运河、埃及和东非洲。在这次战争中，苏伊士运河本身所具有的战略重要性，远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巨大。其原因是由于意大利人在西西里可以把地中海封锁住。
(二)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有三个因素使这个地区对盟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1)1939年，伊朗和伊拉克两国大约生产了1500万吨的石油，而罗马尼亚只有650万吨而已。若是轴心国家占领了这个地区，则陆军就可以更提高其摩托化的程度，这正是在俄罗斯平原上致胜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空军的力量也可以大为增强。
(2)美国军火和物资的主流都是经由波斯湾中的巴士拉流入苏联。那里有数以万计的战车和车辆，正在卸载转运的途中。轴心国家若能占领这个地区，则美国的船只就只好开往摩尔曼斯克(Murmansk)去卸货了。在那一条航线上，由于他们的护航舰队必须经过一大段挪威的海岸线，所以会受到德国飞机和潜艇的威胁。
(3)假使轴心国部队能够占领整个地中海海岸线和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向苏联南部发动攻势，这就是一个最好的基地。英国人不再能阻止德意的运输船只经过地中海，所以不会再有补给上的困难。
这就是英国人对地中海地区的战略情况的必然分析，那么这个情况对于轴心国而言，又有怎样的可能性，现在再申论如下：
关于非洲战场方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假使把德国的总兵力作一次较好的分配，那么是否能获得地中海上的制空权，并使在北非的轴心国部队在补给方面获得安全的保障？
第二个差不多同等重要的问题是：假使把德国总兵力作一次较好的分配，是否可以从比较不重要的地区中，抽出一些机械化部队，把他们用到北非方面来？
哈尔德上将在1941年曾向我说过，德国陆军总司令部认为在北非开辟战场实在是一种失策的行为，所以德国军队在那里的任务最多就只是使意军在利比亚的抵抗尽量多拖一点时间面已，哈尔德为了说明他的想法是合理的，便表示：要在北非长久补给两三个师的兵力，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当我在非洲指挥作战的时候，他一直抱着这样的看法。早在1941年的6月间，高斯将军率领了一个由OKW派来的考察团来到非洲，研究在这个战场上使用较大兵力的可能性。但后来却一点下文都没有。
关于地中海地区的全盘战略情况，OKW和OKH所表示的看法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缺乏责任感。我们在补给方面的困难比起英国人来说真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物资必须绕过好望角，航行1.2万英里才能够到达目的地。
要想抽调足够的兵力到北非来，并且保证他们的运输和补给都不感到困难，事实上只要采取下述的步骤就可以成功：
(一)调动驻在法国、挪威和丹麦等地的空军单位，使地中海地区的空军实力，达到适当程度的集中，以建立局部的制空权。
(二)把那些留在法国和德国境内无事可做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抽调几个开往北非战场。在那个时候，盟军对于欧陆并无作大规模侵入战的能力。
(三)先攻占马耳他岛。
(四)指定一个专人管理补给问题，具有对物资处理和保护指挥的全权，在政治方面，他也应该获有充分的支持。
这些都是可以办得到的正常行动。但假使当时真能如此，则我们在非洲的战争就一定可以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一直等到在非洲战场惨败之后，消息传到了欧洲，那些人才开始认清非洲的重要性。于是开始力求补救之道。世界上的小人物都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尽管盟军对于地中海的封锁此时要比194l－1942年更严密得多，但是他们非常拼命，在一个月之内居然使得运往突尼斯的物资达到6万吨之多。可已经太迟了(从那不勒斯到突尼斯的航程，当然也比到的黎波里、班加西、托布鲁克等地近得多)。
我们在北非的人，曾经一再呼吁当局应该注意到非洲战场的战略价值，但是每次都受到上级的斥责。我们从来不曾放过为我们的观念作宣传的机会。但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
若是能够提供我们较多的摩托化部队，并保证有一条安全的补给线，那么我们在1941年年初到1942年夏季之间，就可能会获得下述的成就：
(一)我们可以击溃英国的野战军，于是到达苏伊士运河的道路就完全打通了。英国人也许要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把生力军调到近东地区来。在这两个月当中，我们可以任意地发动各种形式的作战(所以我们可以假定：在这种情形下，英国人根本就不会再派援兵去近东地区了)。
(二)一旦占领了整个地中海的海岸线，运往北非的补给在途中就不会受到任何阻碍。而我们也可以向伊朗和伊拉克境内发动深入性的攻击，切断苏联到巴士拉的运输线，占领那里的油田，并建立一个向苏联南部进攻的基地。在匆忙之中，苏联人一定拼凑不出一支摩托化兵力，无论在组织方面和战术方面，在这个开阔的平原上，他们都将不是我们的对手。
(三)当我们在美索不达米亚准备向南苏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的时候，我们同时也要切断摩尔曼斯克和苏联内陆的联系，然后从芬兰发动攻势去占领它，这个行动必须把我们的摩托化和装甲兵力用在极北的地区中，对我们的运输而言当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过这却是一个值得一试的企图。如果成功，苏联人和美国人就完全被隔断了。这两个重要的港口——巴士拉和摩尔曼斯克——都已经被封锁，而日本人在太平洋中也可以切断美国人的运输舰队。苏联人剩余的惟一港口只有阿尔强格尔(Archangel)，那里的位置很不好，一年中要封冻好几个月。
(四)我们最后的战略目标，是准备攻入南高加索以夺取巴库的油田。这一刀才真正可以刺伤苏联的要害。由于缺乏燃料，多数的苏联战车都会丧失作战能力，他们的空军也不能起飞，同时他们再也不可能指望获得任何有效的美国援助，在这种情形下，苏联就成了俎上肉，任由我们宰割。
当我提出这样一个作战计划的时候，那些短视的人们马上反驳说我是痴人说梦，根本不愿考虑。事实上，这个计划没有一点不是正确可行的，它的基础绝对不是空洞的理论。这个计划实在具有百分之一百的可能性。在世界战争中，一个人应该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在英国第八集团军的后面，固然有好几百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可是事实上成问题的只是这个利比亚沙漠中的一条单薄防线。只要这一条线被突破了，我军就会势如破竹地冲入后面那些不设防的国家，一点都不费力。
拜尔林将军附注：这里的想法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其中有一些问题值得考虑。譬如说，当德军把大量的摩托化兵力抽调到非洲之后，那么盟军就有在欧洲提前登陆的可能。不过德军也有一个对策，那就是在东线上改取守势，而抽出一部分兵力来防守西欧。7月16日，在托布鲁克被德军攻陷之后，罗斯福曾经给霍普金斯(Hopkins)一份备忘录，从这里就可以看出美国人对这两个战场的相对重要性的比较，那份备忘录的原文如下：“不管苏联是否会崩溃，中东必须要倾全力加以固守。我希望你考虑到苏伊士运河也沦陷后的一切影响。”
OKW对这整个问题的解决方法，足以代表德国国防军中某一部分的特殊见解——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的看法”。这些人好像以为整个战略的领域都是他们的“独家货”，他们自命为谨慎，但是却和英国的蒙哥马利不同。蒙哥马利素以谨慎著名，他认为一切都应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而反对果敢冒险的行为。在战略方面，这种态度是对的，但是在战术方面却不尽然。可是这些人所谓的“谨慎”，事实上只是怕负责任。一方面只要有旁人(上级)肯签字，他们甘于作一切不合理的作战，这些作战从战略上来看只能算是一种赌博，少有成功的希望。另一方面，他们从来不敢主动提出一个作战计划，即令这个计划绝对没有什么危险，而且更具有极大的成功希望也是一样。我认为这种态度才是使我们失败的主因，所以在下文中很想再详细地加以检讨。
拜尔林将军附注：我们绝对不存偏袒的心理，从上述的种种，可以获得下面两点结论：
(一)隆美尔对于补给方面的批评大致是正确的。无疑地，假使对这个问题多加注意，那么至少在1942年夏季以前，非洲战场上的补给不会缺乏。
(二)隆美尔的战略计划，似乎要比OKW的方法——一方面永无止境地向苏联进攻，而另一方面却让西方国家去培养他们的实力——合理多了。也许惟一的疑问就是：无论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专靠德意日三国的力量并不足以战胜整个世界。
近代军事领导能力
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当中，所有欧洲各大强国，都开始用比较合于“知识分子”阶级典型的军官们，来从事所谓参谋本部的工作。这些人所受的教育都是把战争当作一种科学看待。施里芬认为：“总司令就是一个军队的头脑。”这个观念已经为各国普遍接受了。选择军官的标准，主要是要看他有无文人的气质。这种注重军官知识训练的观念，是由于下述事实所导致的必然后果：
(一)征兵制普遍被采用，使军队的数量大为增加。
(二)在补给和战斗两方面，各种新型技术工具的数量不断增加，使无论在战争观念方面或战争准备方面，都需要一种更广泛而精密的计划。虽然战斗的基本原理还是那样的简单——因为一切战斗的主要任务，还是由步兵来担负——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复杂了。
(三)战争的执行，无论是在战略方面或战术方面，事实上都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科学。
甚至于在科学的事项方面，每一个欧洲民族也都有一种受传统影响的强烈趋势。所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的军事当局对现有的战争工具都认为已经把它们的威力发挥到了最高的限度，于是多数欧洲国家的参谋本部在思想方面不免僵化。他们在原则方面，不假思索地接受过去伟大人物的观念，并开始往牛角尖里面钻，从此注意到的都只是复杂的细节问题。照他们看，也不过是“公文旅行”而已，但他们对自己的观念却死命坚持着不放松。不久以后，他们就连一个最简单的机会也都看不清楚。但谈起理论来，却还头头是道。
在德国，空军和战车兵种的发展由于凡尔赛条约的影响而告中断。这可能是一个不幸中的大幸，因为这使得我们在理论方面是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环境中求发展，而不像其他的国家因为有了现成的单位，在组织和战术等方面都受到限制和束缚。此外，纳粹党在许多原则上的问题也不理会参谋本部的那一套，而迳行自作主张。在欧洲的其他国家中，例如英国和法国，他们的军事发展既没有中断，又不会受到革命性的影响，所以他们一步一步地成为极端僵化的形态，配合不上现代战争的需要。1940年，假使英法两国在军事组织上、训练上和战术思想上都能合于现代化的要求，则当时的德国即令有较新式的战车和空军，也还不一定能占多大的优势。
虽然如此，德国的军官团，也还是未能完全摆脱旧有的主观偏见。在德国有一个特殊的派系，他们拼命地反对一切现代化的工作，始终认为步兵是任何陆军中的主要兵种。这对今天德军在东线方面的战争也许是对的，可是对于将来的战争却不尽然。我们注意的应该是这种未来的情形，战车将会是所有战术思想的中心。非洲战役和这个战役带来的新战争观念，是哈尔德将军之辈永远不能了解的。他们坚守那些传统的观念和成例，即令这些东西早已过期、变得不正确，他们也一概不加理会。其结果，遂令戈林和希姆莱等人认为他们自己对于战争的了解，要比这些正统的军人还更高明些，而他们这种“票友唱戏”的姿态常常误了大事。同时他们也就把那些高级军事指挥官们，连同他们的职业性参谋本部，都一律打入冷宫了。
我和我的幕僚们对于所有这些无谓的军事理论一概置之不理，因为技术上的发展早已把它们打倒了。未来在战术方面的领袖人才将是战斗中的决定因素，因为未来战斗的主要着眼点，就是要在战术上把敌人加以毁灭。这种领袖人才不仅在智慧方面需要高度的天才，同时在个性方面也必须要有足够的强度，足以负得起他应负的责任。由于部队摩托化之后使得未来在战术上的可能性益增复杂，所以对于一个会战的过程，最多只能作一个大致的预测。因为如此，所以决定会战胜负的因素是心灵的弹性、勇于负责的个性、谨慎和大胆的微妙混合，以及对于战斗部队的控制力量。关于未来军官团的训练问题，我认为对于下列几点应特别加以注意：
(一)对于高级军官的基本训练，应特别重视技术和组织方面各事项的一般了解。这种教育的目的是要使受教的人能够保持一颗独立的心灵。所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会军官们对于有关基本原则的问题，如何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思想。对于以往某些伟大军人的观念固应加以尊敬，但绝不可流于迷信、甚至于连讨论都不敢。只要对于基本原理能有相当健全的了解，则任何具有合理冷静头脑的人，只要他的思想不受到限制，那么他自己一定可以把一切的细节做好。
(二)在观念建立以后，马上要加以执行。这是精力和主动精神的问题，一个军人所需要的是现实智慧和精力的结合体。一有企图，马上就要彻底地付诸实行。青年军官从他开始接受训练之日起，就应该明了：他所需要的精力应该和心智一样多。伟大的胜利常常是军官精力的总成绩。
(三)多数军事理论家都忽略了部队的心理问题。一般人都认为有平均标准的表现就可以满意了。事实上，对于士兵对战争的态度实应有深刻的认识，此点极为重要。今天，要一个人离开他的家园，在最困难危险的条件下来到前线上尽忠职守，必须要有极高度的理想和精神，才能够达成这种任务。所以指挥官对于这一点绝不可存有任何的幻想。军官们一定要尽量设法使他们的部下保持这种理想的精神。
若是能够对心理问题作很精巧的处理——“以身作则”是一个主要的办法——则部队的表现常常可以好到难以想象的程度。
最重要的是，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必须设法建立一种“个人性”和“伴侣性”的接触，但是对于他的权威却又丝毫不能放松，每当攻击开始之时，在士兵中绝不可以有这种想法：认为他们的死伤数是可以用感然率定律事前计算出来的。因为假使这样一来，他们的热心就都会冷却了。士兵们的信心必须经常加以提高，否则会慢慢丧失殆尽。当士兵们进入战场的时候，一定要使他们怀着一种轻松的心情，并且使其对于在上面领导他作战的指挥官，一点都不感到怀疑。
在对苏作战中，德军常常没有注意到这种原则，往往毫无目的地把整师整军的兵力任敌人去吞食。其结果使所有的官兵在进入战斗时，都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一点都不想勇往直前。一个军队被迫和强敌作战时，最要紧的是必须特别小心，不要让任何单位陷于死地或绝境。只有这样才可以减轻恐怖和焦急的心理作用。对于所有的军官而言，都应该特别重视部队的心理问题，应该学会如何适当处理。
(四)当两军相遇在战场上的时候，双方的指挥官依照他个人对于敌情的判断，和他想如何击败敌人的意图，都各自有他的特殊作战计划。而战斗就从这两方面之中发展出来。在历史上只有极少数的会战是完全依照一方面的计划而发展的。其理由通常不是胜利者在量和质两方面都占了绝对的优势，就是失败者完全无能，完全没有抵抗的能力。在开阔平坦的地区作现代化的机动战争，一场会战将不再是几日之内就可以解决的，双方对于主动的争夺，可能在一个地区中拉锯达数星期之久。在这种环境之下，指挥官最主要的特长就是要了解他的对手，并且能够料想到对手的心理反应。高级指挥官对于战斗中的心理问题，必须密切注意，他并且要学习利用这些有关心理问题的知识。
(五)在训练方面，必须极力避免每一个军种和每一个兵种走向过分专门化的趋势。在德国，空军和陆军经常在“斗法”之中。这种权力的斗争像在拆自己的台。一定要注意三军间和各兵种间的团结，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生分裂和对立的现象。
非洲战役的回顾
除非在数量上有绝对的优势，而忽略一切有关部队勇气的问题，否则一个会战的胜利绝不是胜利者单方面计划的结果。决定胜负的不仅是胜利者的优点，失败者的错误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规律可以应用在非洲战场上面：因为英国人在前线犯了很多错误，才使我们有可能胜利，以下就是英国第八集团军失败理由的简述：
德国所有的装甲部队在战争以前就已经有很好的理论基础，这要感谢古德里安将军的努力。我们在装甲部队的训练和组织方面，都已经达到了可以实际运用的标准。而英国人却是保守成性，他们的负责当局对于机械化战争的理论，几乎是拒绝接受——虽然最初研究这种理论的人是他们。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在战事方面的发展始终不会超过步兵战车和轻型侦察战车的阶段。他们对于机械化战争的训练也不注意。对于运动的速度、弹性以及指挥官与部队之间的密切接触，他们都完全不讲究。不过只有侦察单位却是惟一的例外，他们的侦察单位要算是第一流的。
在英国本土曾经组成一个装甲师，在埃及另外组成了一个。不过一直到1940年5月间，德国发动攻势之后，才有一个师被送往法国。因为到达的太晚，对于战局未能发生作用。结果使英国陆军在装甲化上的发展看起来似乎比真正的情况还要落后。
英军的指挥官固然很快就认清了他们自己的弱点，但是专靠摩托化，即令是再优良也还不足以转败为胜。英国军队的组织太笨重，军官和指挥官的再训练，也非短期可以完成。英国战车和战防炮的射程都太短，一直到1942年夏天才有所改善，最初步兵战车甚至连高爆炮弹都没有，而只有穿甲弹。我认为大多数的英国高级指挥官都有守旧的倾向。惟一显出来具有相当天才的人，就只有韦维尔。奥钦烈克是一个非常好的领袖，但是他对于战术方面却完全听任部下行事。
这些人能力太差，常常中了我的诱敌计，而胡乱发生反应。孔令汉和李特奇都不能算是军事专家，所以他们对于英军的训练，也无法使其更现代化。此外，他们对于兵力的运用也很少能合乎机动战争的要求。不过7月间在阿拉曼，奥钦烈克却居然发挥了主动精神，在这一次作战中证明他是智勇兼备的。每一次当我的德国摩托化部队准备要突破英军防线时，他立即向其他地方的意大利部队发动一个反攻，把他们击散。结果不是迫近到我们的补给地区，就是向南面造成突破的威胁。于是每一次我都不得不停止我自己的攻击，以救援受威胁的地区。
因为前任积有许多痛苦且可贵的经验，所以蒙哥马利就坐享其成了。同时，我方的补给情形越来越恶劣，而盟军的物资却大量地流入北非，所以蒙哥马利所拥有的物资优势，要比韦维尔和奥钦烈克都大得太多了。
蒙哥马利在拟订计划时，任何的小细节都不会遗漏。他放弃一切的书本理论，而完全以经验来当作指南针。他对于防守和进攻都拟出了一套有系统的方法。他的原则是绝不打没有制胜把握的仗。当然，这也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他必须具有物资优势，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非常谨慎，照我看，似乎有一点过度，不过他本来就不需要冒险，尤其是在他的后面有“大人物”的支持，供给他所有需要的物资。
毫无疑问，蒙哥马利应该算是一个战略家，而不是一个战术家。在一个机动的会战中，指挥一支兵力，对于他而言并不算是非常在行。虽然事实上他对于某些战术原理也应用得很不错，但在较高级战略计划方面，他应该可以有更伟大的成就。在诺曼底侵入战中，盟军就是由他所指挥的。我们很难有机会可以指控说，蒙哥马利曾经犯过一次严重的战略错误。
一般说来，通常英国的高级军官，在思想方面都偏重战略，而比较轻视战术。其结果使多数的军官在拟定作战计划时，都只注意到在战略上他们所希望获得的目的，而忽视了他们在战术上有无达到此种目的的能力。
从整个战局上看来，英国人不断调换他们的总司令，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结果是强迫新人要一再重复地学习前人所已经学过的痛苦教训。这些英军的指挥官都是很有能力的军官，只不过其中有一部分具有偏见——许多德国将军刚刚到非洲的时候也犯有同样的毛病——当他们碰了第一次钉子之后，便知道改变方针。可是英国当局却常常不等他们再有试验一次的机会，就先把他们撤换掉了。
最使人感到惊异的，却是美国人对于现代战争的适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素来崇尚实用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也一向不重视传统和无价值的理论。由于注重实用，而且善于争取主动，再加上他们的物质资源丰富，结果使美国在经济方面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国。就今天的世界局势而论，一个国家具有最古老的传统，或是人民具有最高度的牺牲精神，都没有什么用处。而真正最重要的却是钢铁和石油的产量。
在欧洲，有许多人浪费许多的精力在那些只能使他们自己感到自我满足而并无实利的事情上面。这种人在今天的生活中，已经很难有适应的能力了。假使把这种人放在军队的机构中，他们也是障碍，所以最好把他们清除掉。
柯林罗斯(ColinRoss，德国一位著名旅行作家)在他的《西半球》一书中，对于美国人的性格，曾经有过很彻底的分析和很恰当的描写。只有这种民族，在生存竞争中才具有控制世界的资格。今后的战争是以工业地区和研究试验室来当作战场的。
美国经济界的领袖人物和美国的参谋本部已经创造出了奇迹。美国陆军无论在组织、训练和装备等方面，都显出他们具有极大的想像力和远见。而更重要的是足以证明美国人民有采取一致行动，建立一个具有真正打击力量的战争机器的决心。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们凭空建立了一支强大的陆军，在装备、武器和组织等方面，都达到了独步世界的标准。虽然在某些装备的素质方面，我们可能居于领先的地位，但是美军的组织可以说是具有“普遍的平衡”，而装备兵器方面是在不断的发展中，这都是我们所望尘莫及的。
无论就战术或战略而言，诺曼底登陆都要算是一个一流的杰作。它证明美国人至少在技术方面具有足够的勇气，敢于使用许多在过去所不曾试用过的工具。欧洲旧派的将军们若是有这样大的兵力，当然也可以执行同样的侵入战，但是他们绝不会有这样精密的准备——无论在技术、组织和训练哪一方面都莫不如此。我素来很重视盟军的力量，可是他们的战争机器能如此复杂，而又能运用得这样顺利，也未免出乎我意料之外。
在突尼斯，美军付出了相当的代价才学到了一些经验，而这个经验对于他们却有很大的贡献，即令在那个时候，美国将军在对于部队作战术运用时也已显示出他们很高明的本领。不过一直等到我们看到巴顿集团军在法国境内的成就，才知道他们在机动战方面也已经有如此惊人的成绩。凭良心说，美国人对于非洲战争的经验，所获得的益处似乎要远比英国人为大，这也可以证明下述的公理是正确的：教育要比再教育容易。
我们在北非战役中所占有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优点，可能是当我们在1941年到非洲去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比较容易接受新的训练。我麾下的军官尤其是青年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思想方面都比较现代化，不像英国军官们那样受着保守主义的束缚。
从一开头起，我们的努力目标就是要使我们的军队具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而且能够惯于高速的运动。若是军官们不具有足够的主动精神，使他们的部队勇往直前，或是过分拘守传统的观念，都会毫不客气地被免职，甚至被送回欧洲。对于低级的参谋人员，我并不注意他们的战略知识是否充足(实际上低级军官何必一定要懂得战略)，最重要的却是他们对于战术应该有很好的基础，有能力应付当前的许多战术问题。我也曾尽量地设法，使我和前方战斗部队之间保持着极密切的通信联络。我的结论是：最好的办法是把司令部设立在前线的附近，设有无线电装备，并用一支强大的卫队来加以保护。对于我的军官，我要求他们能够吃苦耐劳、身先士卒和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使军队产生一种优良的“团队精神”。在我指挥的德国部队当中，从来不曾发生过士气崩溃的现象，也从来不曾有人由于失望和疲倦的原因而向敌人投降。部队总能够自动保持良好的纪律，甚至是在最艰难的环境之下。
德意两国的最高统帅部使我们白白放弃了在北非获胜的机会。由于许多德意两国的兵力在突尼斯作了无谓的牺牲，结果使我们在意大利南部再也挡不住盟军的登陆，盟军在这一次试验成功之后，更增强了信心，使他们敢于冒险在法国登陆。全凭着我们部队的英勇奋战，以及凯塞林和魏斯特伐两人的卓越领导，才使意大利的战线没有立即崩溃。但是突尼斯的悲剧却使墨索里尼的威望一落千丈，而更使他那个重建“罗马帝国”的幻梦也跟着消失了。
虽然盟军在意大利的山地中已经被阻住了。可是不久以后，就在诺曼底发动了更强大的登陆，用他们的炮兵、战车和空军，把我的部队打得粉碎。
我们不可能有力量同时担负三条战线的作战。苏军在东线方面已经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击毁了我们好多个师的兵力，并且逐渐往西压迫。现在我们在极大困难之中，用尽了手头的最后预备兵力，才算是勉强在东西两方面各自拼凑起一道新的防线。所以，在德国上方的天空，已经变得非常黑暗了。
That’s o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