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澄清了自身真正的使命。应当记住的重点是：一般说来，科学每前进一步，便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作出某种修正。它们可能需要加以扩充、解释，或完全用另一种方式加以叙述。假如宗教本是真理的一种完整叙述，这种修改就只是把重点更加精确地表达出来。这种过程是有益的。因此，任何宗教要是和自然界事物接触，那么随着科学知识的不断进步，有关这些事实的观点就必须不断地加以修正。在这种方式下，这些事实对宗教思想的正确意义就会不断地明确起来。于是科学的进展就必然会不断修正宗教思想，因而对于宗教有莫大好处。
16、17世纪的宗教争论，使神学家形成一种很糟糕的思想状态。他们在不断地攻击和防卫。他们把自己描绘成被敌军包围的堡垒的卫士。所有这些说法都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真理。这便是它们这样流行的原因。同时它们也是很危险的。
把自己当成卫士的描述特别养成了一种好勇斗狠的党派性。
最后，这种精神便表现了缺乏信仰。他们不敢加以修正，因为他们企图逃避责任，不愿把自己的性灵使命和某种个别的幻想斩断连系。
我们不妨举个例说明一下。中世纪初期，人们认为天堂在天上而地狱则在地下，火山被认为是地狱的狭口。我不是说这种信念已经成为正式的学说。但它却深入了一般人关于地狱与天堂的信念。大家都认为关于未来的教义就包含着这种观念。它成为基督信仰最有势力的解释者的说法。比方说，教皇格黎哥里的“对话录”①中就出现过这种观念。这人的官职地位极高，世界上比这地位更高的唯有他自己对人类的服务。我要说明的不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说法应当相信什么。不论正确的教义应当是什么，科学和宗教总是冲突的。科学把地球降为隶属于不重要的太阳的一个次要的行星，因之就把中世纪那种幻想驱除了。这样一来，这一冲突对宗教的性灵事务便有许多好处了。
探讨宗教思想发展的问题还有另一种方式，那就是要注意，任何口头的叙述在人们面前考验一个时期之后，就会暴露出含糊不清的地方。而这种含糊的地方又往往起重要作用。
一个教义在过去的实际意义究竟怎样，如果单从逻辑上去分析当初不了解逻辑的重要性时所作出的口头叙述，是无法确定的。我们还必须看到人性对思想体系的全部反应。这种反应的性质是复杂的，其中包括着人性低处所发出的感情因素。
科学和哲学的不带感情的批判，在这一点上就可以帮助宗教的发展。这种推动力的事例简直是举不胜举。比方说，利用宗教力量来清洗人性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的困难便在公元五世纪初帕勒吉乌斯和奥古斯汀的时代引起了基督教的分裂。这种争论的余音在神学中一直是缭绕不绝的。
总之，我的看法是这样：宗教是人类某种形式的基本经验的表现。同时宗教思想这种表现法也不断地在趋于精纯，不断地排除了芜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的接触是促进宗教发展的一大因素。
现在，我要谈谈现代人们宗教兴趣衰退的第二个理由。这里面牵涉到我在开头那一句话中所说的一个终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知道宗教的意义是什么。教会在答复这一问题时，不是在宗教的各方面提出适合于过去时代的感情反应的说法，便是提出足以使近代非宗教人士感兴趣的说法。我所说第一种情形是这样：宗教所指靠的东西一部分是激起人们对暴君愤怒的本能恐惧（这是古代专制王国的苦难臣民心中最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引起人们害怕激起不可知的自然力量后面的全能暴君发怒。像这样指靠兽性恐惧的固有本能的方式已经逐渐地失势了。因为现代科学和现代生活条件告诉我们，遇到恐惧的情况时便要用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的原因和条件，所以这一方法便得不到直接的反应。宗教是人性寻求上帝的反应。
把上帝描述为一种强力，就会激起现代人产生各种各样的带批判性的本能反应。
这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为宗教的主要论点如果不能立即博得人们的拥护，它就要垮台。在这方面，旧的辞汇和现代文明中的心理学是不相容的。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多半是由科学产生的。这可以说是科学的进步促使人们理解旧宗教表达方式的主要途径之一。现代宗教思想中掺入了一种非宗教动机，这就是为现代社会谋求一个舒适的组织的愿望。宗教被描述成对安排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宗教成立的理由是它有裁定正确行为的作用。
正确行为的目的又很快地退化而成为光只为了使社会关系愉快。在这里我们便看到宗教观念发生了一种不知不觉的退化。
这是由于它在较为明晰的伦理直觉的影响下逐渐澄清了的缘故。行为是宗教的附产物：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附产物，但却不是主要方面。
每一个伟大的宗教宗师都反对把宗教说成只是行为准则的裁定者。圣·保罗曾指斥法律，清教徒的神职人员则把正义说成一堆破铜烂铁。坚持行为准则就说明宗教热忱的减退。最要紧的是：宗教生活并不是追求舒适的生活。现在我要坦率地说说我个人所看到的宗教精神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宗教是某种东西的异象。这种东西既处在常川不住的事物之流中，同时又处在事物的外面和后面。这种东西是真实的，但还有待于体现；它是一个渺茫的可能，但又是最伟大的当前事实；它使所有已发生的事情具有一定意义，同时又避开了人们的理解；它拥有的是终极的善，然而又可望而不可及；它是终极的理想，然而又是达不到愿望探求。
人性对宗教异象的直接反应是崇拜。当宗教刚开始在人类经验中产生时，和野蛮人想象中最原始的幻想是纷然杂陈的。这种异象在历史过程中逐渐地、缓慢地和稳定地转化为更高级的形式，并且有更清晰的表达方式。当它重整旗鼓的时候，它就以更丰富和更纯洁的内容出现。宗教异像和它不断扩大的历史过程，是我们抱乐观主义的理由。离开了宗教，人生便是在无穷痛苦和悲惨之中昙花一现的快乐，或者是瞬息即逝的经验中一种微不足道的琐事而已。
这一异象所要求的只是崇拜。而崇拜就是在互爱的力量的驱使下接受同化。
这一异象从来不作否定。它经常存在，并充满爱的力量。这种爱的力量代表着一种目的，完成这种目的就是永恒的和谐。我们在自然界中所看到的这种秩序决不是力，它表现为复杂细节之间谐和的适应。恶就是兽性的驱动力，它要求达到的是支离破碎的目的，而不管永恒的异象。
恶才会否定、阻挠和伤害。上帝的力量在于他所灌输给人们的崇拜。一种宗教的思想方式或仪式，如果促使人们领会到高于一切的异象，它便是强大的。对上帝的崇拜不是安全的法则，这是一种精神的进取，是追求不可达到的目标的行动。
高尚的进取心被窒息就是宗教灭亡的来临。
第十三章 对社会进步的要求
连续几个世代以来，人类的活动都由一种本能观念控制着。本系统讲演的目的，是要分析科学在构成这种观念的背景时所发生的反应是什么。当一切都被说明之后，这种背景对于事物的结语便会形成一种模糊的哲学形式。这三个世纪构成了现代科学的时代，它们围绕着上帝、精神、物质以及用简单位置表示物质而产生的时间与空间等观念发展。整个地说来哲学强调的是精神；因之在最近两个世纪中便和科学脱节。但由于心理学的兴起，同时它又与生理学有关，所以便有渐次恢复旧观之势。在最近一个时期，17世纪所确定的物理科学原理已经垮台，这也帮助了哲学的复兴。但直到这次垮台之前，科学一直是稳稳地停留在物质、空间、时间以及往后的能等概念上面。当时还有许多武断的自然定律来决定空间运动。这些都是从经验中观察来的，同时又由于某种模糊的理由而被当作是普遍的。任何人要是在理论上或实际上怀疑这一点，便会受到严厉的谴责。纵使人们也许并不怀疑科学家相信自己的说法，这一论点对他们说来也完全是一种骗人的说法。因为他们现在所持的哲学观点，对于他们的假定——对任何目前事态所具有的直接知识都可以用来解释过去与未来——是完全找不到根据的。
在上面我还简单地提出了另一种科学哲学，其中机体代替了物质。为了这一目的，唯物论中的精神便分解成了机体的机能。心理领域就表示着事件的本质。
我们的躯体事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机体形式，所以它包括着认识。同时，时间与空间从最具体的意义上来讲，便是事件发生的场所。机体是一定形式的价值的体现。某种实际价值的发生要依靠对调和各种不同意见的限制。因此，事实上，事件本身便由于这种限制而成了价值。但正是由于这一点。它才同时也需要整个的宇宙参与才能成为其自身。
一切意义取决于持续。持续就是在时间过程中保持价值的达成态。持续的东西是自身固有模式的同一。持续需要有利的条件。整个科学的问题就是环绕着持续机体的问题。
目前的科学影响可以分成四方面来讲：（1）关于宇宙的一般概念，（2）技术的应用，（3）知识的专业化，（4）生物学说对于行为动机的影响。在前面几讲中，我已经努力作了一个概述。在这最后的一讲中，便应当谈一谈科学对于文明社会面临的问题所起的反应。
科学介绍到近代思潮中来的一般概念和笛卡儿所阐明的哲学理论是分不开的。我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说法：——“肉体和精神是独立存在的个别实体，两者都是由于自身的缘故而存在，完全无须涉及对方”。这种看法和中世纪道德原则所产生的个人主义很相符合。这样虽然说明了这一概念为什么这样容易被人接受，但它的来源还是模糊不清的。这虽是很自然的事，但仍然是非常不幸的。道德原则强调了个别实有的内在价值。这样一强调就把个人和个体经验的观念提到思潮的最前头来了。混乱也就从这一点上开始的。每一个实有的发生态个体价值就变成了它的独立的实体存在，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我不是说笛卡儿用明显的推理造成了这个逻辑的（无宁说是反逻辑的）变化。绝不如此；他所做的是首先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自觉的经验上，这种经验被当作是他自己独立的心理世界中的事实。他所以会被引导着用这种方式来思维，是由于当时的风尚强调整个自我的个体价值。他隐晦地把他自身这一实有所固有的发生态个体价值变成了激情、样态和独立实体的个人世界。
他赋与躯体实体以独立性，因之便使这种实体完全脱离了价值的领域。它们退化成了一种完全没有价值的机构，只能提示一些外表的机巧性。天国也失去了上帝的光辉，这种看法一般认为是新教从依靠物质媒介的美学效果上缩回来的结果。这样缩回来就会把价值赋与那些本身毫无价值的东西。
在笛卡儿以前，这种缩回的趋势就已经很明显了。因之，笛卡儿关于没有内在价值的物质粒子的科学理论，只是把没有被介绍到科学思想和笛卡儿哲学之中来以前就已经流行的理论，用明确的词句表达出来而已。这理论在烦琐哲学之中可能已经潜存着了，但在没有遇到这位16世纪的北欧思想家以前一直没有产生效果。笛卡儿所装备起来的科学使这种观点稳定下来，并在知识领域中夺得了地位。后来这一观点对于现代世界的道德前提具有极其复杂的影响。它的良好效果是在当时的狭窄领域中可以作为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这种狭窄领域在16世纪是非常适于探讨的。其结果是在欧洲的思想界普遍地清除了远古的野蛮时代所遗留下来的歇斯底里的痕迹。这些都是好的，而且在18世纪也完全实现了。
到19世纪，社会进入了工业化时期，这些学说的恶劣效果就发生了致命的影响。把精神当成独立实体的学说，不但直接引导出个人自有的经验世界，而且也引导出个人自有的道德世界。道德直觉被认为只能应用于全部个人自有的心理经验世界。因此，自尊心和尽量利用自己的机会这两个概念，就构成了这一时期工业界领袖人物的现实道德。现在西方世界还受着前三个世代狭窄的道德观念的危害。
认为单纯的物质没有价值的假定，使人们对待自然和艺术的美缺乏尊敬。当西方世界都市化的过程迅速发展，需要对新的物质环境的美学性质进行最精微和最迫切的研究时，认为这类观念没有考虑价值的说法达到最高潮。在工业化最发达的国家中，艺术被看成一种儿戏。19世纪中叶，在伦敦就能看到这种思想的惊人实例。优美绝伦的泰晤士河湾曲折地通过城区，但在查林十字路上却大煞风景地架上了一座铁路桥，设计这座桥时根本没有考虑审美价值。
由此产生的两个恶果是：（1）不顾每一个机体和环境的真正关系，（2）不顾环境的内在价值，而在考虑终极目的时，环境的内在价值是必须充分估计进去的。
现代社会所遇到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专家训练法的发见。
这些人在特殊的思想领域中专业化，因而在个人所专门的范围内不断增进知识。由于这种知识专门化获得了成果，于是就有两个特点使现代不同于古代，这是值得注意的。第一，现代的进步速度十分迅速，一个普通寿命的人，在一生中便会遇到沧海桑田的变化。专人专职的做法在古老的社会中是一种天赐之福，但在未来的世界中则将对公众贻害无穷。第二，现代知识专门化的结果在知识领域中也发生了相反的效果。
一个现代化学家可能对动物学方面的知识很差，而对伊利莎白时代的戏剧的一般知识就更差，对英文诗的韵律毫无所知，而对古代史的知识更是一窍不通。
我所说的当然是一般趋势，因为化学家并不比工程师、数学家和古典学家更糟。
其实有效的知识应当是以专业知识为主，然后再在某种程度内对为专业服务的有益题目具有一定的认识。
这种情形埋伏着一个危机。它将产生出限于一隅的思想，每一个专业都将进步，但它却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
在思想上限于一隅，在一生中便只会思考某一套抽象概念。这个角落将成为人们跨过原野的障碍，而抽象概念所概括的东西，是没有人再加以注意的了。但任何抽象角落都是不足以包括人生的。因此，中世纪知识分子的禁欲主义，到近代就被一种不用具体方式考察全面事实的知识禁欲主义所代替了。当然，任何人都不会仅止是一个律师或数学家。人们在自己的专业以外都有其他的活动。但问题是真正的思想被局限在一个角落里。生活的其余部分只是由一个专业中引伸出来的不完整的思想范畴来作浮面的处理。
这种专业化的趋势所产生的危险是很大的，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尤譬如此。
理智的指导力量减弱了。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失去了平衡。他看到的只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环境，而没有看到全面。调度的问题只交给庸碌无能，因而不能在某种事业中获得成就的人。简单地说，社会的专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细节上的进步只能增加由于调度不当而产生的危险。
不论你怎样来解释社会，关于现代生活的这一评论都可以适用于一切环境，不论是国家、城市、地区、机关、家庭、甚至是个人，都是一样。特殊的抽象理论有发展，但具体的理解则在退化。使整体沉沦在某一局部之中。我不想坚持说现代的指导智慧无论在个人或社会方面都不如从前了。事实上这种智慧还可能稍微增进了一些。但如果要避免灾难，新获得的进步就需要有更坚强的指导力量。
然而19世纪的各种发现都是朝专业化发展的，因此我们在指导智慧上便得不到发展，这样就有更迫切的需要。
智慧是平衡发展的结果。教育所要达到的正是这种个性的平衡发展。对于不久的将来来说，最有用处的发现，就是能增进这一目的而不妨碍必要知识专业化的发现。
我个人对我们传统教育方法的批评是：过于偏重知识的分析和求得公式化的材料。我的意思是：我们没有注意培养一种习惯，对于发生态价值充分发生交互影响的个别事实作具体的认识。我们所强调的只是抽象的公式，而抽象公式则不管这种价值的相互影响。
现在各国正在考虑普通教育和专业化教育的平衡问题。
除我的祖国以外，其他的国家我都没有直接了解，不能妄谈。
我知道我国有许多从事实际教育的人都不满于现行的教育方法。同时，整个教育制度不能适应民主社会的要求这一问题也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秘诀，并不在于把彻底的专门知识与较浅近的普通知识对立起来。弥补专门知识教育的缺陷的东西，必需是一种与理知分析知识完全不同的训练。目前我们的教育方法是深入研究少数抽象概念，然后再较为广泛地稍稍研究其他更多的抽象概念。我们学校的课程简直太死抠书本了。一般的训练应当以阐明具体认识为目标，我们应当满足青年人实际做出某些东西的欲望。
甚至在这里也可以有一些分析，但只要能够说明在不同领域中的思想方法就够了。
在伊甸乐园中，亚当看见动物的时候，并不能指出它的名字来。但在我们的传统体系中，儿童倒是先知道动物的名字，然后才看见动物。
解决教育事业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不可能有一种万应灵丹式的方法。但在一般理论上，仍可以用一种简单的方式来作指导原则。学生应当集中在一定的领域里。这种集中必须包括一切实际上的和知识上的必要条件。一般的过程都是这样，我个人倒愿意促进这种集中而不想妨碍这种集中。伴随这种集中过程，还有一些辅助的学习，如科学的语言等等。
这种专业训练计划，必须导向一个适合于学生的明确目标。我们无需为这一说法多作解释。自然，这种训练必须具有适合于本身目的的宽度。但计划时却不可涉及其他目的，以免发生混乱。这种专业训练只能涉及教育的一个方面。它的重心在于知识方面，而主要工具则是书本。另一方面的训练重心则应当放在直觉方面，而不要脱离环境的分析。它的目标应当是直接的理解和损失精华最少的分析。最需要的普遍概念是认识各种价值，这就是审美方面的一种发展。在单纯实践的人那种粗鄙的的专业化价值与空谈的学者那种微弱的专业化价值之间还有另一种东西存在。这两种人都是缺少某种东西。要是把这两种专业化价值加在一起，也得不到所欠缺的东西。缺少的东西是对一个机体在其固有的环境中所达成的各种生动的价值的认识。例如，你理解了太阳、大气层和地球运转的一切问题，你仍然可能遗漏了太阳落下时的光辉。对事物在其实际环境中的具体达成态的直接认识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代替的。我们需要的是具体事实，并且需要把它有价值的地方显示出来。
我所说的是艺术和美学教育。但这里所说的艺术含义非常广泛，我甚至不愿用艺术这个名词。艺术是一种特殊例子。
我们所需要的是培养出一种审美观念的习惯。根据我所阐述的形而上学理论说来，这样做就是增加个性的深度。对实在的分析表明有那两个因素存在，因为潜在活动引伸为个体化的审美价值。而发生态的价值，也是活动个体化的尺度。
我们必须培养维持客观价值的创造能力。没有创造能力就不可能有领悟，没有领悟也不可能有创造能力。当你接触实际情况时，就不能没有具体活动。没有推动力敏感性就会变成怠惰，没有敏感性推动力就会变成粗野。我所谓的敏感性是指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因之便包括对本身之外的东西的领悟，也是对一件事情中全部事实的敏感性。所以我所追求的广义的“艺术”，便是一种选择具体事物的方法，它把具体事物安排得能引起人们重视它们本身可能体现的特殊价值。例如我们把身体和眼睛的位置对好，以便能充分地看到日落，这便是艺术选择的一个简单实例。艺术的习惯就是享受现实价值的习惯。
但在这种意义之下，艺术所顾及的并不止是日落。比如工厂、机器、工人群众、工厂对普通人民的服务、它对于组织与设计天才的依靠、对于股票持有者成为财富的泉源等等，是表现各种现实价值的一个机体。我们所要训练的是理解这样一个机体的全面情况的习惯。在亚当·斯密死后（1790年）的初期，对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究竟是害多还是利多，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它破除了许多经济学上的谬论，教导人们怎样理解当时正在进行的经济革命。但它又让人顽固地接受了一套抽象概念，这对现代思潮的影响是极其有害的。它把工业中人的成分一笔勾销了。这仅是现代科学中所存在的普遍危机中的一个例子。它的方法论是排他的、偏狭的，而且也确属。它只注意某一套抽象概念，而抹煞其他一切东西。
它把有关自身内容的一切资料和理论都加以解释。只要求得抽象概念的方法正确，这种方法是成功的。但不论怎样成功，它总是有一定限度的。不考虑这些限度就会产生严重的疏忽。
科学的反理性主义存在的根据，一部分是由于它能保持住有用的方法论。科学本身有一部分仅是非理性的成见。现代的专业化就是训练人们的脑筋去遵循方法论。17世纪的历史性革命和更早时期对于自然主义的反应，都是超越中世纪有教养阶层所迷恋的抽象概念的例子。这些较早时期都具有理性主义的理想，但却没有追求它。他们忘记了推理的方法需要运用抽象作用所涉及的限制。因此，真正的理性主义便必须经常超越自身，回复到具体事实以求得灵感。自给自足的理性主义实际上就是反理性主义。这是在某一套抽象概念上武断地停住了。科学的情况就是这样。
在事物的本质中，具有两种原则。不论探讨那一个领域，它们都可能以某种特殊形式体现出来。其中一个是变化的原则，另一个是守恒的原则。任何实在的东西都不可能缺少这两个原则。只有变化没有守恒，便是从无到无的过程。最后汇集时，只能得到一种转瞬即逝的“不存在的实有”。光有守恒没有变化也没法守恒。总而言之，环境是处在流变之中的，单纯的重复就将使存在失掉新颖性。
现存的实在是由事物流变中持续的机体构成的。机体的低级形式所达成的自我同一，统治着它们整个的实际生命。电子、分子和晶体都属于这一形式。它们显示出实质的和完整的同一性。在出现生命的高级形式中，情形就更加复杂了。因之，这里虽然也有复合的持续模式，但这模式还是退到整个事物的深处去了。在某种意义上讲来，人类的自我同一比晶体更为抽象。这种同一是精神的生命。它和创生性活动的个体化有关。所以从环境中获得的变化条件和有生命的人格分开了。
人们认为那些条件构成它的被感知的领域。实际上，知觉的领域和感知的精神都是一些抽象概念，在具体情形中就构成一连串身体的事件。
心理领域本身只限于感官对象和转瞬即逝的感情，是较小的恒定性，仅仅能免于变成单纯变化那一类的“不存在的实有”。精神是主要的恒定性，它充满在整个领域中。而这领域的持续性则是灵魂。但灵魂若没有转瞬即逝的经验来充实就会枯萎下去。高级机体的秘密就在于这两个等级的恒定性。在这种方式下，环境的新颖性被吸收到灵魂的恒定性中去了。变化的环境由于多样化，便不再是机体持续性的敌人了。高级机体的模式退到个体化的活动后面去了。这是高级机体对待外界条件一致的方式。如果外界条件有适当变化，这种方式便可以得到加强。
像这样充实灵魂，就是为什么必须有艺术的理由。一个静止的价值不论怎样重要，由于它的持续态过于单调，就变成不可忍耐的了。灵魂大声疾呼地要求解放到变化中来。它处在幽闭狂的痛苦中。情绪、知虑、玩笑、游戏、睡眠等等的变化，尤其是艺术的变化，对于灵魂说来都是必要的。伟大的艺术就是处理环境，使它为灵魂创造生动的但转瞬即逝的价值。人类在某些时候，需要有些东西来吸引他，需要有某种反常的东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但是除非在思想的抽象分析中，我们是无法把生命分开的。因此，伟大的艺术还不仅是一时的刺激。它为灵魂增添了自我达成的恒定的丰富内容。它存在的理由一方面是直接的享乐，另一方面是内在存在的法则。这种法则和享乐并没有区别，而是由享乐产生的。
它使灵魂变成了价值的永恒体现，超越了它从前的自我。艺术中这种变化的因素从它本身历史所反映的永远活动的情况可以看出来，当一个时代充满了某一派别的伟大作品时，就必须寻找出某种新的东西来。人类不断地前进，但事物中还是要有一个平衡。在没有充分地达到达成态时就发生变化，不论在性质上还是产物上都将对伟大性发生破坏作用。现存的艺术不断地在发展，然而又在离开它的不变的目标，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能加以夸大的。
对于文明社会的审美的需要说来，科学的反作用从来是不幸的。它的唯物论基础使人们都把事物和价值对立起来。如果从具体的意义来看，这种对立是虚假的。但从一般思想的抽象水平上来看，这却是真的。这种错误的强调和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结合起来了。实际上商业活动就是按照这些抽象概念进行的。因此，一切有关社会组织的思想都用物质的东西或资本来表明。终极的价值被排斥了。
人们对这些价值是敬鬼神而远之，然后把它转交给神职人员作礼拜用。商业竞争的某种道德信条制定出来了，在某些方面还极高尚，但却完全没有考虑人生价值。
工人被当成劳工窝里抽出来的人手。对于上帝提出的问题，人们的答复就是该隐的答复——“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人吗？”。他们也犯了该隐的罪。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在这种气氛中完成的。其他地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最近半个世纪来，英国内部的历史大部分是缓慢而痛苦地消除新时代初期所遗留下来的恶果努力史。文明也许无法从使用机器后所造成的恶劣气氛中恢复过来了。这种气氛充满了北欧进步民族的整个商业体系。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第一是新教徒在审美上的错误，第二是科学唯物论，第三是人类天生的贪欲，第四是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概念。我这一看法可以在麦考莱评论骚锡“关于社会的对话”的那篇文章中找到解释。这文章是1830年写的。麦考莱已经成了当时或历代人物中最受推崇的一人。他具有天才，而且是一个心地善良和受人尊敬的革新家。下面是该文章中的一段：“人们说，我们这一个时代所产生的滔天罪恶是我们的祖先所不能想像的。现在社会所处的状况甚至还不如完全毁灭好。这一切都是由于纺织工人所住的四壁萧然的长方房子造成的。骚锡先生说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把工业与农业的效果加以比较。这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站到山顶上去了望工厂和茅屋，看看哪个更可爱。”
骚锡的书中似乎说了不少的蠢话。但光就这一段引文来看，他如果在将近一世纪以后的今天再回到人间来，也是很吃得开的。早期工业制度的恶果现在几乎已成为老生常谈了。
我所坚持的是，那时的人即使是最贤明的，对于美学在一个民族的生命中具有什么意义，也全都是光眼瞎子。就是今天，我认为我们也远没有作出正确的估价。这一严重错误的产生，还有一个有力的附带因素，这就是科学上认为运动着的物质是自然界中具体的实在这一信念。因此，审美价值就变成了一个外来的和不相干的附属物了。
这种衰败可能性的景象还有另一方面。在这科学与技术飞跃发展的新环境中，未来的文明将是什么？这是现在脍炙人口的问题。未来的恶果已经从很多方面诊断出来了。比如失去宗教信仰、滥用物力、差别生育率有利于低等人类而造成的退化，审美创造性的受压制等等都是。无疑地，这些都是危险而可怕的恶果。但这些都不是什么新鲜问题。自从有生民以来，人类就一直在失去宗而遭到不幸，而且一直周期性地出现艺术的衰败。在埃及吐坦哈门王朝时，新派与旧派之间无情地进行一种你死我活的宗教斗争。洞窟中的壁画显示出有一个时期具有精美的审美成就，后来这种成就被一个庸俗的时代所代替了。在中世纪时代，宗教界领袖、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诗人与作家，以及全部的神职人员，都没有什么创造能力。最后，我们假如不看民主政治、贵族政治、君主、将军、军队和商人等等表面现象，而看一看过去的实际情形，就可以看出一般人使用物力是盲目的，固执的，自私的，甚至往往是恶意的。然而人类还是进步了。甚至就是拿人类历史中最光辉的一小段来看也是这样，如果把一个现代人放到希腊鼎盛时代去，生活得最顺当的也许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家，而不是牛津或德国的希腊学者，这一点和目前的情形完全一样。诚然，牛津的希腊学者最大的用处只是写一篇颂词替拳击家捧捧场而已。一个现代人在自己的工作中感到丧气的莫过于叫他把往日的优越处和现代一般的失败事迹相比较。
总之，历史上确乎有衰败的时期。目前也和其他时代一样，社会正在衰败之中，必须找出挽救的办法。专家并不是世界上新出现的东西。但过去专家形成一种不进步的阶层。而现在的专家则是和进步分不开的。目前世界已经面临着一种无法控制的体系。这种情形有它的危险性，也有它的好处。显然，物力的增长将为社会福利的增进提供机会。假如人类能善处难局的话，在我们的前面确实存在着一个有益于创造的黄金时代。但物力本身在伦理上讲来是中性的。它也能向错误的方面发展。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产生伟大的人物，而是怎样产生伟大的社会。
伟大的社会将使人知道如何应付这局面。唯物论哲学强调一定量的物质，并从这物质上推演出环境的某种特性。它给人类的社会良心带来非常不良的后果。它几乎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一定环境中的生存竞争。在很大的程度上环境是固定的，而在这个范围内生存竞争是存在的。如果对世界只看好的一面，便是非常愚笨的。
我们必须承认有斗争。但问题是：谁将被消灭。作为教育家说来，我们必须对这一点具有清楚的概念。因为这一点能决定我们将产生哪一类的人物，也能决定我们应向人们灌输哪一类的实际伦理。
但在过去三个世代中，完全把注意力导向了生存竞争这一面。于是就产生了特别严重的灾难。19世纪的口号就是生存竞争、竞争、阶级斗争、国与国之间的商业竞争、武装斗争等等。生存竞争已经注到仇恨的福音中去了。幸而从演化的哲学中所能得出来的全面结论是很平稳的。成功的机体将改变它的环境。能改变环境进行互助的机体就是成功的机体。
这一法则曾以极大的规模在自然界中体现出来。例如，美洲印第安人接受了他们的环境而不去改变环境，其结果是很少一点人口也几乎无法在一个大洲上生存。欧洲民族到这个大陆来以后，却采取了相反的政策。他们马上协力改变了环境。
其结果是比印第安人多20倍的人口占了同一块土地，而这一个大陆还没有住满。还有许多不同的种族互相联合起来进行互助。这不同种族之间的分化与结合在最简单的物理实有中也表现出来了。例如电子与带阳电的原子核，以及整个的生物界中的协作都是如此。巴西森林中的树木就依靠着各种不同物种的联合。这些种是彼此互相依赖的。一棵树单独生存就要受到幻变无常的环境不利时机的影响。风可能吹折它，温度的变化可能妨碍树叶的生长，雨可能冲刷土壤，树叶可能被吹走而不能作肥料。在特殊环境或人工培植下，可以获得单独生长得很好的树木。但在自然环境的一般情况下，树木就要联合成树林才能长得好。每一棵树可能在完满的生长方面要失去一些东西，但它们彼此互助共同保持了生存的条件。
土壤被保持住了，并且有了树荫。造成肥料所必需的微生物便不会被晒死、冻死或冲走。一个树林就是标志着互相倚靠的物种组织起来以后的胜利。而危害森林的微生物也自行消灭了。同时，就两性来说也同样说明分合的好处。在世界的历史中，胜利从不会属于以攻击或防卫武器见长的物种。实际上自然最初所产生的动物都是躲在硬壳里防卫生命的灾害的。在躯体的大小上也曾有过一段尝试。但是体外没有甲胄、热血、敏感而灵活的小动物获胜了，它们驱除了地面上那些大怪兽。同时，狮和虎也不是获胜的种类，它们惯于使用强力，有时就不能达到目的。它的主要缺点就是不能合作。
每一种机体都需要有一个友谊合作的环境。一方面是防卫突然的变化，另一方面是供给需要。强力的福音是与社会生活不能相容的。所谓强力是指最广泛意义上的对抗。
但划一的福音也几乎是同样危险的。国家与民族彼此之间的差异，对于保持高度发展的条件是必要的。动物向上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能够四处走动。
披着甲胄的怪兽处处吃亏，恐怕也是由于这一点，因为它们不能走动。而能走动的动物则可以到新环境去。它们要不能适应就只有死亡。人类曾从森林中走到原野，又从原野走到海岸，从一种气候走进另一种气候，从一个大陆走进另一个大陆，从一种生活习惯过渡到另一种生活习惯。当人类不再走动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在生物领域中得到提高了。身体走动固然重要，但人类精神上的活动却更重要，其中包括思想上的活动，感情上的活动和审美经验上的活动。人类精神上的奥德赛必须由社会的多样化来供给材料和驱动力。习俗不同的其他国家并不是敌人。
它们是天赐之福。人类需要邻人们具有足够的相似处以便互相理解，具有足够的相异处以便引起注意，具有足够的伟大处以便引起羡慕。我们不能希望人们具有一切的美德。
甚至当人们有奇特到令人纳罕的地方，我们也应当感到满意。
现代科学使人类有游动的必要。进步的思想和进步的技术使得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都有到未有航线的海洋去冒险的必要。游动的最大好处就是要遇到危险，而且要掌握技术，以避免灾祸。
同时，我们必须估计未来会出现危险。未来的作用就在于有危险，而科学的好处就在于能使未来具有危险。19世纪时期繁荣的中间阶级统治了整个社会。他们过分地强调了平静生活的价值。他们不愿面对新的工业制度所强加于他们的社会改革的必要。现在他们又不愿面对新知识所引起的知识革命的必要。中间阶级对未来世界的悲观，是由于他们对于文明与安定的概念非常混淆。在不久的将来，安定将比不久的过去少。我必须承认，不安定达到一定程度就会与文明不能相容。
但整个说来，伟大的世纪都是不安定的世纪。
在这一系列讲演中，我力图描绘出思想领域中的一次大冒险。西欧各民族都参加了这次冒险。它以群众运动的缓慢速度发展着。它的时间单位是以半个世纪来计算。这个故事是一次理智显示的史诗。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经过一段长时期的准备后，怎样在理智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方向，此后主题是怎样逐渐展示出来的，它如何获得了胜利，它的影响如何决定了人类行动的源泉；最后，当它达到胜利的顶点时又如何显露了自身的界限，于是又唤起人们再来运用一次创造性的思想。这一叙述的教训就是理智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对人类的生活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伟大的征服者从亚历山大到恺撒，从恺撒到拿破仑，对后世的生活都有深刻的影响。但是从泰利斯到现代一系列的思想家则能够移风易俗、改革思想原则。前者比起后者的影响来，又显得微不足道了。这些思想家个别地说来是没有力量的，但最后却是世界的主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