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八一年内克被免职，不久，他的位置由卡隆接替，为了应付危机，卡隆劝路易召开贵族会议——由贵族和教士代表组成——于一七八七年开会，但他们发现卡隆的财政改革计划有损他们的特权，就拒绝通过。接着在一七八八年八月八日，路易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信了巴黎市议会的劝说，决定于次年召开三级会议。从一六一四年起他们从未开过会（注：路易十五曾取消巴黎市议会，路易十六即位后又重新召开。）人民要求的是君主立宪制，希望他们的代表能定期集会并保有权限。一七八九年五月五日，国会代表在凡尔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心中所想的就是这种观念。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分坐，并邀请贵族和教会代表与他们共同讨论，因为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屈尊，到六月十日，第三等级的代表就自称为“国民会议”，从而独立成为一个组织。十天内，在著名的网球场，他们宣誓表示，除非拟定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为了安抚他们，路易命令所有特权阶级的代表都与平民代表一起开会。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他又命令布罗伊公爵在凡尔赛集中瑞士和日尔曼人的佣兵部队担任警卫。此外又再次罢免内克，他在不久之前又被召回任用。
巴黎资产阶级一向认为内克是唯一可使经济复兴的干才，所以这个措施使他们大为不满。资产阶级的支持者巴黎群众立即开始暴动，结果是七月十四日群众攻击巴士底狱并杀死守卫。消息传到宫中，路易喊道：“这是大规模的叛乱！”里昂库尔公爵回答说：“不是的，陛下，这是一场伟大革命！”这次暴动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第三次起用内克，并成立了一支“国民卫队”，由拉法耶特侯爵指挥。为了取信于民，八月二十六日，国民会议发布了《人权宣言》，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极其相似。因为路易犹豫不决，未加批准。于是在十月五日，拉法耶特率领一小队国民卫队，把王室人员从凡尔赛押解到首都，后面有许多群众跟随，不断高呼怒吼。此时国王的幼弟阿图瓦已随第一批王党逃亡者出国，他立即开始着手推翻革命。由于他们阴谋与外国合作，这成为最后导致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国家财政已经破产，由奥顿主教——他是内克女儿的情人——提议，国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没收巨额的教会财产。国会宣布以后主教和教士都必须由人民代表选举。接着，米拉波主张发行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来代替被没收教会的土地。但内克却乘机骗到了大量教产，宣称将来用金银偿付。由于诺言无法兑现，内克出逃。结果在米拉波主持下终于发行了土地货币。
反宗教的国会使路易深恶痛绝。他说：“我宁可做梅斯的国王，而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做法国国王。”结果新法施行不久他就决定逃走，他不听米拉波的建议，并不逃往忠于王室的诺曼底或布列塔尼，而是逃往梅斯，想与那些逃亡者会合。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极力支持——她是玛丽亚·特蕾莎的女儿，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一七九○——一七九二年）的姊妹。
六月二十日夜里，路易和家人躲过守兵的注意，向通往蒙梅迪的道路逃走。中途被人发现，在瓦伦被拘捕，押回巴黎。消息传到奥地利，利奥波德就宣布：拘捕国王直接冒犯了所有君主的荣誉和任何政府的安全。八月二十七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一七八六——一七九七年）联合发布了《庇尔尼茨宣言》，两位国王宣布将联合其他欧洲统治者共同支持路易。利奥波德事实上不怀好意，在宣言发布之前，他与腓特烈·威廉共同商定了瓜分法国的计划。奥地利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分得尤利希和贝格两个公国，并在筹划中的波兰瓜分案内分一杯羹。九月十四日，国民会议制定新宪法后自动解散，代替它的是新宪法规定的立法会议，于一七九一年十月一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新国会的领导权落入一群青年中产阶级狂热份子手中，他们号称“吉伦特党”，因为其中多数人来自吉伦特省。他们激烈反对逃亡者，利奥波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在法国东部边界，有少数逃亡者的部队集结，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感到畏惧，所以主张对奥地利作战，以此统一国内意志，并强迫路易摊牌。
十二月，这种狂热的备战使法国人把沿着法国东疆的部队分组成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罗尚博指挥，中央军团由拉法耶特指挥，他们都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莱茵军团则由鲁克纳元帅指挥，他是一位年老的日尔曼骑兵军官。这就是最初的法国革命军队。
巴黎的报纸刺激人民的感情，使他们趋向好战途径。在雅各宾修道院中（注：当国会移到巴黎时，第三等级的部分代表在雅各宾修道院租了一大间房子作为集会场所。这就是这个著名革命党派命名的来历）和国会中，布里索也鼓动对宫廷的仇视心理，并宣传战争的必要。要团结人民和使他们服从国会意志就需要战争，正如塞加勒所说：“在战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若在平时看来则未免过于严峻。”——这就是恐怖时代来临的先声。
巴士底狱被攻击时，在欧洲还没有产生组织十字军援救法国的想法。当时各国王室注意的是波兰而不是法国。一七九二年三月一日利奥波德逝世后才迅速发生了转变，因为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接受了吉伦特党人的挑战，一心要恢复他姑母的荣誉。他是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一七九二——一八三五年）。同时，腓特烈·威廉也认为法国是个容易到手的目标，并且打算以扑灭革命为借口扩张领土。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一七六二——一七九六年）则希望维也纳和柏林当局都被纠缠在法国事物中，这样就可使她在波兰坐受渔利，此时波兰正好到了第二次被瓜分的边缘。法国的保王党人也认为只有奥地利出面干涉，击溃法国的征兵，才能救出路易。这就是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日的情况，路易十六以俘虏身份向其主人吉伦特党内阁建议对奥地利宣战，目的是想让他们被打倒，他自己也可就此脱身。
法国对战争实在是毫无准备：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象得了疯病一样。七月十一日，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从军，许多群众纷纷入伍。十四天后，普鲁士也向法国宣战，并指派不伦瑞克公爵为普军总司令。他受到王党逃亡者指使，发布了一个措辞很不妥当的宣言，使巴黎人民大为愤怒。八月十日，杜伊勒里宫遭到攻击，国会以敕令废除一七九一年的宪法，取消路易的一切权力，实行普选。国民公会又代替了立法会议。
在混乱之中，最严重的危险却来自军中。法国陆军此时共八万二千人，不包括边界守备部队在内。在左面，北方军团已经改由拉法耶特指挥，掩护着从敦刻尔克到马尔梅迪的边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二万四千人，驻在弗兰德边界，另一部分一万九千人，称为阿登军团，驻在色当附近。在其右面，从蒙梅迪到孚日山地为中央军团，亦称梅斯军团，共一万七千人，由鲁克纳元帅指挥。在中央军团右面，从孚日山地到巴塞尔为莱茵军团，共二万二千人，由比隆将军指挥（即洛桑公爵）。在后方斯瓦松附近，有一大堆无组织的志愿兵，号称预备军团。
八月十一日，拉法耶特正在色当，他得知前一天的敕令内容之后，立即命令在松布尔桥的狄隆将军和在莫尔德营的迪穆里埃将军向巴黎进军。狄隆是保王党，表示同意，而迪穆里埃则趋附吉伦特党，拒绝服从。国会听到了兵变的消息，立即派委员前往色当，但被拉法耶特拘捕。八月十六日，政府命令迪穆里埃为北方军司令。第二天，拉法耶特看到军队对他已经丧失信心，就率领许多军官越过卢森堡国界，向奥地利投降。同时，在梅斯的鲁克纳也是拉法耶特的朋友，他也拒绝接受敕令，被派指挥第二线部队，而由克勒曼将军接任司令。鲁克纳部下的重要军官也都被调换。在莱茵军团，只有比隆将军愿意竭诚效忠，当迪穆里埃代替拉法耶特时，法国陆军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第十一章：瓦尔密的炮声
瓦尔密的炮声不仅只是军事事件，更是构成了两种战争形式间的一条明显界线。前一种是从一六四八年开始的战争形式，后一种是一七九二年以后的战争形式，在前一个时代，如以前各章叙述的那样，战争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较有节制。除极少数特别例外的情形，会战都是井井有条，好整以暇，大家都遵守公认的规则。奥勒里伯爵在一六七七年说：“我们在战争时象狐狸而不象狮子，二十次围攻后还不能进行一次决战。”二十多年后笛福说：“现在的情形常常是这样，双方各以五万大军彼此对峙，一无所获，然后各自宿营过冬。”一百年后依旧如此。卡诺说：“军事学校教导的已不再是防御据点的艺术，而是如何遵守必要的礼节，使对方光荣的投降。”一七三三年围攻皮齐顿时，这种文雅的战争出现了一个完美例证。双方议定休战之后，就在壕沟上搭起桥梁，使双方可以互相交通，于是大开宴席，到处笙歌。完全是一片太平景象，大有盛宴难再之感。
在卡诺发表上述见解后一百年，新的战争形式已经发展到了顶点，福煦元帅认为“这种古老方法得不到决定性解决，而只有有限目标。”萨克斯（一六九六——一七五○年）说过：“我倾向于进行会战的，尤其在战争开始之时，但我也深信聪明的将军可以打一辈子仗而不会被迫进行会战。”福煦对这种理论也严加驳斥。虽然如此，福煦对“古老方法”的根源却似乎并未认清。不仅是因为三十年战争的无限野蛮引起了广泛厌恶，由此发现君子的战争到底比小人的战争要好些。加上正规常备军的成本日益高涨，同时军需供给效率又极低，征发补给的速度也非常迟缓，这些限制使大家都宁愿避免会战，因为在这个时代，火枪以短射程作战，生命的成本极为高昂。同时，大家也更愿意进行围攻战，以便沿着行军路线按一定间隔建立补给基地。早在一七七○年，吉贝尔就认识到，从金钱方面来说，这种优雅的战法其实成本很高。他认为这些礼仪性的战争，不流血的运动，光荣的投降等等只是看上去廉价，因为并不能获得真正的政治解决。
所以他主张应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方式来代替。他这样写道：“让我假设在欧洲有个活跃的民族兴起：一个有天才、有资源和有政治认识的民族。他们能团结一致，组成一支全国性的武装，并有一定的侵略计划，并从不放弃其目的。他们知道如何使战争变得廉价，并支持它达成胜利。这样一个民族决不会因为财政考虑而被迫限制其战争范围。我们将坐视着这个民族征服邻国，推翻我们的脆弱政府，有如狂风扫落叶一样。”
吉贝尔所设想的这种战争形态，其起始点就在瓦尔密。在瓦尔密的炮声如雷后一年，吉贝尔逝世后两年，法国国会为了确定“所有法国人均应入伍以保卫国家”，通过了一道法令，从此无限战争变成了时髦的新秩序。
这道法令的内容是：“青年人应该战斗，已婚男人应铸造兵器和运输补给；妇女应制造帐幕和被服并在医院中服务；儿童应将旧布制成绷带；老人应抬到公共场所鼓励战斗人员的勇气，并宣传对国王的仇恨和共和国的团结。”
“公共建筑应改成兵营，公共广场改成兵工厂。一切适当口径的火器均应移交给部队，国内的警察应使用短枪和刀剑。一切配鞍马匹都应集中供骑兵使用；一切挽畜若不作耕种之用，都应用来拉曳炮车和补给车辆。”这就是总体战这个新生婴儿的诞生时的哭声。
有限战争和无限战争在法国革命中要见出高下了。在这场最初的冲突中，双方将领是最好的例证：不伦瑞克代表有限战争一方，而迪穆里埃则代表无限战争一方。不伦瑞克生于一七三五年，迪穆里埃生于一七三九年，他们年龄相仿，这是他们之间唯一共同之处。不伦瑞克是一方诸侯，并且是腓特烈大帝的侄子；迪穆里埃在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冒险家，是一个法国委员的儿子。在一七九二年，不伦瑞克被认为是欧洲最伟大的军人，而迪穆里埃也深信自己如此，他对自己有无限信心，认为革命这一行业最适合施展他的才能，他本能的认为应将革命精神发挥到最高限度；除了机会主义以外，他没有其他原则。有一次，他提出一套拯救王室的计划，既简单又大胆。他说击败雅各宾党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变成雅各宾党人。学习他们的思想，采纳他们的精神和文字，然后转过头来打倒他们。在战场上他英勇无畏，不怕困难，表现出无比活力，并具有最可贵的天才——感动部下的能力。他是卓越能干的军事赌博家，富有幻想、机智、远见和乐观心理。
不伦瑞克则是饱学之士，一生谨慎，对任何问题均爱作极其细密的研究，结果反而没有认清问题本身——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使他威名远扬的主要原因是在荷兰进行的一七八七年战争，几乎完全没有流血，所以在同时代人看来，应该是完美将领的楷模。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旧有战争的狭窄限制范围内，不伦瑞克好比一位象棋大师，只要对方遵守一定规则，那么他对敌人的每一着棋都能够预先料到。他对自己的困难总是夸大其辞，但却很少考虑敌人的困难，通常他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在压力之下，他会向旁人的意见让步。对他而言也可以说很不幸，腓特烈·威廉是个冲动而浅薄的人，但却偏要以腓特烈大帝自居，而不伦瑞克则认为普鲁士元帅的天职就是服从国王，所以不惜牺牲自己的判断来迎合他的意图。此外，不伦瑞克非常厌恶奥地利人，认为法国才是普鲁士的真正盟国，他也很讨厌王党的逃亡份子。他对吉伦特党和雅各宾党都估计颇高，所以在一七九二年法国革命政府曾邀请他出任法国陆军最高统帅。假如他接受了，那么迪穆里埃就会成为他的合作者而非敌人。
这两个人指挥的军队性质也完全不同。普奥两军是国王的工具，绝对服从上级。法军虽然大部分为旧军队中的士兵组成，但已经变成民族性武装，具有新的民族精神。一旦将领知道如何发挥这种精神，他们可以作出令人惊异的表现；反之将领若不通此道，就可能发生恐慌现象，甚至出现叛变。虽然军官极其缺乏，尤其在步兵和骑兵方面，有数以千计的军官都已逃出国外，但幸亏他们有大量士官都久经战阵，可以立即提升为军官。在瓦尔密之战中有些还是士兵，例如茹尔丹，勒克布，奥地诺，维克托，麦克唐纳，达武，圣西尔，莫尔捷，苏尔特，勒克莱尔，拉纳，马塞纳，贝尔蒂埃，贝西埃，絮歇，拉阿尔普，弗里昂，勒菲弗和克勒曼（年长的一个）。
法国炮兵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尽管近代射击学之父是英国人罗宾斯，他于一七四二年著有《炮学新原理》一书，主张使用后镗的来复线火炮，并使射击学有了科学基础。可是在格利鲍瓦尔指导下，法国炮兵却有最伟大的进步。一七七六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陆军炮兵总监，把法国的炮兵从上到下作了彻底改组。他将野战炮兵限制为四磅的团级火炮，预备炮兵（即师炮兵）则使用八磅，十二磅加农炮和六英寸榴弹炮。要塞防御和围攻则采用十六磅和十二磅加农，八英寸榴弹炮和十英寸臼炮。他发明了前车，并使炮车在构造上有统一模型，使零件尽可能可以互换。（注：在这个时代有两种重要发明，都是英国人的。其一为默西埃的“有效炮弹”，从二十四磅炮中发射五点五英寸臼炮炮弹，在围攻直布罗陀时（一七七九——一七八三年）首次使用。另一种是施雷普内尔发明的“榴霰弹”，时间是一七八四年，但英国陆军到一八○三年才采用。默西埃的发明使木质战舰注定要被淘汰，而榴霰弹则使炮兵有了革命性变化。）这些改进使炮兵受到了彻底影响，好比一个世纪前，由于刺刀的引用使步兵所受到的影响同样巨大。结果火炮的地位日益重要，从而超过了火枪。还有两个影响必须加以注意：（一）炮兵数量增加，导致马匹和车辆的数量也随之增加，所以行军纵队变长了，必须用轻型部队来加以保护——轻步兵。（二）陆军的成本日益增加，为使军械和装备标准化，对工业的要求也日益增加。
虽然普鲁士的步兵和骑兵极为优良，但炮兵却非常落后，军需制度也很陈旧。许多将军年事已高，而很多青年军官却同情革命。但最弱的一环还是在指挥方面，因为腓特烈·威廉和不伦瑞克之间并无一致的思想。不伦瑞克厌恶逃亡份子，因为他们夸大其辞，说他们对法国军官有充分认识。布耶说：“我可以负责攻下这些要塞，因为全部钥匙都在我口袋里。”这种狂言使腓特烈·威廉相信他可以长驱直入，直捣巴黎，并受到效忠王室的人民的欢迎。
不伦瑞克的思想则完全不同，因为他不仅不信任这些逃亡人士，而且更反对战争。他认为作战应仅限于攻占隆维，蒙梅迪和色当等要塞。接着就在这些地方建立补给基地，对任何来援法军，均应以迂回方式将其击退，然后宿营过冬，并准备明年的作战。后方有未被攻占的要塞，而且遍地都是充满敌意的人民，要他在法国境内进行一场秋季战役，这使不伦瑞克谈虎色变。此外，他也深知军需人员将限制前进速度，这一点都不错，因为他的幕僚马森巴赫以后也说：“补给问题有如沉重的铅锤挂在我们腿上。”
最后决定的计划是分三个军团侵入洛林：（一）不伦瑞克率领普鲁士部队四万二千人，赫斯部队五千五百人，法国逃亡部队四千五百人，从梅斯的克勒曼军团与色当的迪穆里埃军团之间，由科布伦茨直入洛林。（二）一万五千名奥军，由克勒法伊特指挥，以比利时为基地，在普军右翼向南前进。（三）同等数量的兵力，由霍恩洛厄-基希贝格亲王率领，以帕拉庭纳特为基地，在普军左翼前进。三个军团在洛林会合，经过短暂炮击，洛林要塞被迫投降。
此时迪穆里埃正请求法国军政部长色尔旺向尼德兰发动入侵。他的计划是让狄隆在色当，克勒曼在梅斯挡住普军前进，而他则从瓦朗谢讷前进，击败克勒法伊特率领的奥军。这是迪穆里埃的“固定观念”，因为他一向以阿加索克利斯和西庇阿自居。他上书国会当局说：“当汉尼拔留在罗马城外时，罗马人民却已把战争带到非洲去了。”
从战略上来说，他的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他对不伦瑞克的价值估计得十分精确。可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假如他全军向北移动，巴黎公民将以为首都门户洞开，他们马上就会大叫：“这是卖国行为！”色尔旺对此深有认识，所以于八月二十二日力劝迪穆里埃与克勒曼合作，克勒曼在霍恩洛厄亲王压迫之下正在逐渐后退。八月二十四日，隆维被围的消息传来，巴黎人民大感恐慌，色尔旺就命令迪穆里埃赶紧前往色当。
八月二十八日，迪穆里埃到达色当，照他自己书信中的描写，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这是一支没有将领和高级军官的军队，内部分成许多派系。有一半以上的军人对他们一向爱戴的将领（拉法耶特）的离去感到十分不满，并认为继任人是他的死对头，而且他的去职也是由这个人造成的。”
第二天，迪穆里埃检阅部队，受到的不是应有的欢呼而是沉默和冷眼。有位榴弹兵高呼道：“反对打仗！”迪穆里埃立即回答说：“你以为不打仗就能赢得自由么？”另外又有一个士兵高叫“打倒将军！”迪穆里埃拔出剑来，叫他上来决斗，这个家伙不敢作声了。突然，迪穆里埃发现他这种不合常规的行为已经赢得了部下的拥戴。
他得知凡尔登已经受到威胁，就派加尔包中校率领两营兵力前去增援。他们没能到达这个要塞，而是退到了圣曼胡，那一夜他写信给色尔旺说：“这个军团现在处于最恶劣的环境下。若我们后退，我怕它会自动瓦解，若是前进，这似乎也是士兵们乐意的，但又必然会被敌人击溃，没有衣服和鞋帽，而且枪械也十分短缺。”
他仍然迷恋入侵尼德兰的计划，八月三十日，他召开作战会议，虽然在回忆录中他记载的是另一个样子，不过事实上会议赞成这个计划。但是巴黎的色尔旺却以为迪穆里埃早已放弃了这个念头，所以在九月一日写信劝他向阿戈讷撤退，同时也告诉他，克勒曼已奉命前来支援他。第二天，巴黎警钟长鸣，开始了九月的大屠杀。色尔旺再次写信给迪穆里埃：“以祖国的名义，我命令你率领军队向默兹河与马恩河之间前进。进到圣曼胡或其附近，甚至前进到沙隆。”
八月三十一日，信件发出之前，迪穆里埃在巴泽耶已经听到从凡尔登方向传来的炮声，同时也知道克勒法伊特已率领一万五千到一万八千人，在斯特奈渡过了默兹河。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入侵计划已不可能实现，因为右翼已经感受威胁，而色当也不可再留。他写信报告色尔旺说：“在任何一场战争中，法国从未面临这样巨大的危险。为避免出现更糟糕的结果，我可能被迫把蒙梅迪和凡尔登留给它们的守军去防御，放弃默兹河全线，采取最短的路线退到艾尔河，防御在欧特里出现的缺口。”
这就是说退到阿戈讷森林，正当上埃讷河的右岸。这里包括低缓的丘陵，厚密的森林，并且为河流和沼泽所切分。在一七九二年，地形要比今天更糟糕，因为当时并无公路，一到下雨天，松软的泥土很快会变成泥潭。对一支携带炮兵和补给纵队的军队而言，只有五条道路可以通过森林，恰好经过下述五条隘路。
（一）伊斯勒特隘路，凡尔登——克莱蒙——圣曼胡——沙隆——巴黎道路。
（二）沙拉德隘路，凡尔登——理姆斯道路。
（三）格朗普雷隘路，瓦伦——武济耶道路。
（四）克瓦隘路，斯特奈——武济耶道路。
（五）齐斯尼-波普勒隘路。色当——勒泰勒道路。
因为迪穆里埃尚在色当，他距离两条主要隘路——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要比在斯特奈的克勒法伊特和在凡尔登的不伦瑞克都更远一点，所以速度十分重要。他知道他的兵力不足以同时防守五条隘路，所以命令在松布尔桥的杜瓦尔率领六千人，在毛德的伯农维尔率领一万人，全速向勒泰勒行军。杜瓦尔于九月七日到达，伯农维尔于九月十三日到达。
迪穆里埃对齐斯尼-波普勒和克瓦两条隘路暂时不加防御。他于九月一日命令狄隆率领前卫六千人去占领伊斯勒特和沙拉德。他自己亲率主力三万人，采取最短的路线，越过克勒法伊特的正面，于九月四日到了格朗普雷。狄隆于次日也到了伊斯勒特。
在格朗普雷，迪穆里埃于九月五日向色尔旺发出一封充满英雄气概的信件：“凡尔登已被敌人攻占，我正在等候普鲁士军。格朗普雷和伊斯勒特的兵营就是温泉关，但是我会比莱奥尼达斯幸运！。”
此时不伦瑞克又如何呢？九月二日，凡尔登投降，他没有立即前进，在那里宿营到九月十一日。当然，天气极度恶劣，联军越过法国边界之后，大雨一直未停。当时从军人员之一的歌德在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上记载说：“可怕的天气。”九月六日又说：“所有东西都沉入无底的泥沼中。”九月十二日又说：“大雨不停。”此外普军方面有数百人死于痢疾。歌德在九月四日又这样写道：“常有人提到伊斯勒特，这是凡尔登与圣曼胡之间的一条重要隘路。可是无人知道为什么还不加以占领。”这个理由就是不伦瑞克和腓特烈·威廉之间对下一步行动始终没有达成一致。
攻克凡尔登之后，不伦瑞克的计划继续攻占色当，然后在蒙梅迪，梅济耶尔和日韦附近宿营过冬，并建立一个坚固的基地，准备明年的作战。但国王却不肯听从这个计划，不仅法国逃亡份子拥护他，而且不伦瑞克的部下也有一些军官赞成前进。国王这方面的看法是，这场战争是一个彻底的政治性行动，而不是战略性行动，他们所面临的是一支革命军队而非正常军队。所以在凡尔登和隆维建立基地然后宿营过冬的思想完全不适当。反之他们主张应象洪水一样涌入香槟平原，在一场大规模会战中把法军完全淹没。由于普军有优良的纪律，在会战中可以稳操胜算。只有这样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政治胜利，才能不失时机地把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救出来。
虽然这个非正统的办法使不伦瑞克大为惊讶，因为照他的军队现状、道路和军需制度来判断，可以知道迅速前进是不可能的。虽然如此，他却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并服从了国王。但是他却不命令立即前进，而花了很多时间进行周密准备。直到九月七日，他和国王才并骑前往克勒蒙，侦察伊斯勒特。不伦瑞克看到有许多敌军藏在森林中，他从一个农民口中知道法军已在构筑工事，就怕正面攻击成本太高，建议进行迂回。最后决定只攻击五条隘路中的一个，为了达到目的，决定这样分配兵力：用霍恩洛厄的奥军和赫斯部队监视伊斯勒特隘路，普军向格朗普雷进攻。骑兵和法国流亡部队向齐斯尼、波普勒进发，而克勒法伊特在卡尔克鲁斯的支援下占领克瓦隘路。
到九月十日，不伦瑞克才命令部队前进，第二天上午在倾盆大雨之中，普军走出了已经湿透的营帐，向梅隆库尔前进并在那里过夜，九月十二日又进到朗德尔，因为沿路村庄中的人民都已逃亡，这使他们很头痛，补给上出现了困难。与法军交战是一回事，在一个坚壁清野的环境中与法军交战又是另一回事。这种情形使联军大为沮丧，所以朗德尔营地中情形极为恶劣，被称为“污秽营”。在左面，霍恩洛厄的奥军监视着伊斯勒特的东方。在右面，克勒法伊特从斯特奈向克瓦前进。
克瓦的守军共有两营步兵，一个中队的骑兵和四门炮，由科隆上校指挥，他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老兵。九月十一日，他向迪穆里埃报告说他的阵地不可攻克的，结果迪穆里埃以为敌人将在格朗普雷方面主攻，命令他只留下一百人，交给一位上尉指挥，防守这条隘路，而其余兵力都撤回格朗普雷。
对迪穆里埃而言非常不幸，克勒法伊特从一个农民那里知道了撤退的消息，就于九月十二日派遣一个由轻步兵和轻骑兵组成的支队，冲入这条隘路并加以占领。因为克瓦的失陷威胁到齐斯尼-波普勒隘路的南翼，所以其指挥官杜包克上校自动撤走了守军。下午五时，因为溃兵逃到了格朗普雷，迪穆里埃才知道已经大祸临头，他认清了克瓦沦陷的严重性，所以命令沙佐将军率八个步兵营，五个骑兵中队和四门炮从格朗普雷出发，取道武济耶，于九月十三日收复这条隘路。因为道路条件太糟糕，沙佐到夜幕低垂时才到达武济耶。第二天上午继续前进并收复克瓦隘路，可是不久奥军发动了一次反击，又把他们赶出来了，只好退回武济耶。这次战斗出现了一件怪事，就是奥军并未追击。如约米尼所指出的，假如克勒法伊特继续向前推进，而不伦瑞克同时攻击格朗普雷，那么迪穆里埃就可能全军覆没。（见约米尼所著《革命战争史论》。）
法军的情况已经坏到了极点，可是迪穆里埃的情况却好到了极点。他知道普军的前进非常迟缓，而且天气将使其更加迟缓，所以马上决定一方面坚守伊斯勒特和沙拉德，另一方面撤出格朗普雷，退向圣曼胡。如果敌人从法军放弃的隘路前进，那么他就处于面向敌人后背的位置。这是一个天才杰作，为了使迟缓的敌人陷入陷阱，他又向各方用快速传骑传达命令。首先派一个支队去挡住克瓦隘路，然后命令沙佐在午夜时从武济耶撤退，与在蒙切丁平原的主力会合。留在勒泰勒的伯农维尔和他的一万人奉命进到圣曼胡，另外派一个副官去催促留在巴勒迪克附近的克勒曼加速北进。此外又命令狄隆在伊斯勒特对奥军作决死抵抗，并向在沙隆的斯帕尔将军作紧急要求，请他速派援军前来，以及请阿维尔将军在理姆斯、埃佩尔奈和斯瓦松等地搜集一切能搜集的兵力。
发现阿戈讷地区仍在坚守，不伦瑞克不禁大感惊异，决定与迪穆里埃谈判，就派马森巴赫上校去安排会晤。马森巴赫被法军前哨送到杜瓦尔将军的司令部，但迪穆里埃拒绝接见他。在杜瓦尔司令部中，马森巴赫发现法军方面行色匆匆，就回来向不伦瑞克报告，说他推测敌军要撤退了。不伦瑞克大喜过望，因为这等于说他的迂回已经成功了。依照他的战争典范，成功的迂回就相当于胜利。不久，马森巴赫又见到了国王，威廉听说法军快要撤退了，不禁勃然大怒，因为他需要的是胜利而不是无声无息的迂回。他骑马疾驰，向格朗普雷赶去。
马尔巴赫并没猜错，迪穆里埃的确有撤退的意图，但却不是如马尔巴赫料想的那般撤往马恩河，而是撤向圣曼胡。九月十五日凌晨三时，迪穆里埃启程，上午八时到了埃讷河上的欧特里。然后主力又向比翁尼河上的多马丁前进。
依照迪穆里埃的命令，沙佐应在九月十四日午夜离开武济耶，在后卫掩护下，先于主力赶到蒙切丁平原。但因为两番苦战，人员已经疲备不堪，所以直到九月十五拂晓才开始出发。几小时之后，当他正要进入蒙切丁平原时，突然受到一千五百名普鲁士轻骑兵攻击。虽然最初他们击退了敌人，可是突然有一部分人发生了恐慌现象，四散奔逃，高声乱喊！接着沙佐全军约一万人都自动瓦解，根据迪穆里埃在回忆录中记载的情形，其中有二千多人一直逃到了勒泰勒，理姆斯和沙隆等地，到处说全军都已覆灭，迪穆里埃和所有将领均已向敌人投降。他们在拼命奔逃之际，中途遇到从沙隆前进的援兵，于是这些援军也立即掉头向后方奔逃。
这个恐慌现象发生时，迪穆里埃正在多马丁准备设营。又和克瓦失陷时一样，逃兵把坏消息带来了，他们喊着：“全完了！整个都垮了！敌人就在后面追来了！”他立即骤马前进，与米兰达将军相遇，他正在收容那些步兵。几小时之后他回到多马丁，正要吃晚餐时，第二次恐慌现象又发生了。这次是发源于他自己营中，引起了极大混乱，若非他采取了紧急行动，就可能无法收拾。第二天，九月十六日，大部份时间都用以恢复秩序。
在圣曼胡以西，沙隆道路以北，有一座高原，从沙隆一直延伸到埃讷河上的努维尔村。迪穆里埃的军队就宿营于此，他的右翼靠近马夫勒库尔，中央在绍德方丹以西，左翼则在沙隆道路上，部分得到勒唐沼泽的掩护。在营地西面，布劳·圣柯希耶一带，部署着一支前卫，由施滕格尔将军指挥，其前哨则设在托尔比溪，这在比翁尼河以北，与其平行。他在营地前方展开了炮兵，可以俯射低地。沿马恩河右岸，他又布置了一线坚强的据点，使其右翼与在沙拉德的狄隆的左翼连接。
最后他选择圣曼胡为司令部，因为它恰好位于他的营地与狄隆营地之间的中点。他之所以能够从容部署，完全是因为敌人行动迟缓。假如普军在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之间向他进攻，正在恐慌现象发生之后，增援到达之前，那么他将毫无疑问地被打败。单就目前而论，他的情况还是很危急。因为伯农维尔本已本九月十三日到了勒泰勒，但当他于九月十六日向安维村前进时，听到了全线溃逃的消息。他怕自己会陷于敌军包围之中，立即又退回沙隆。后来接到迪穆里埃的紧急要求之后，才于九月十八日前进，次日才抵达圣曼胡。
一个类似的偶然事件也使克勒曼的到达发生了延误。九月十二日，他的部队已经到了巴勒迪克，但是次日他接到了迪穆里埃的通报，得知克瓦失陷的消息，他不想被卷入失败的旋涡，所以不但不紧急前进以支援迪穆里埃，反而向西往维特里转进。直到九月十五日奉到鲁克纳元帅的严令，要他用强行军赶往圣曼胡时，才再次前进。（注：克勒曼是一个独立指挥官，不属于迪穆里埃的指挥体系。）九月十八日，他到了丹皮耶，第二天越过安维河，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的沙隆路上宿营。他一共带领了十七个步兵营和三十个骑兵中队，共有一万六千人。
不伦瑞克已经丧失了两次歼灭敌人的机会。第一次是在克瓦隘路，第二次是九月十五日，他只派了一千五百名轻骑兵前进，而没有把整个前卫兵力都放出去。现在他又丧失了第三个机会：尽管他在九月十六日已占领了格朗普雷，可是他的主力仍留在朗德尔，直到九月十八日都没有前进，原因是必须等待补给纵队，把面包从凡尔登运到之后才能行动。正象纳索·西根所说的：“由于补给问题处理失当，所以在格朗普雷也和在凡尔登一样，迫使我们停顿下来，损失了许多时间。”
直到九月十八日，面包终于运到了，不伦瑞克也开始构思新的作战计划，又想用迂回敌方阵地的手段来压迫敌军撤退。那天下午，他和马森巴赫一同去侦察敌情，然后决定让普军取道格朗普雷隘路前进，以攻击沙拉德和伊斯勒特阵地的西面，而奥军则攻击其东面。他认为这样就足以迫使迪穆里埃放弃其营地。他对马森巴赫说：“我们的左翼应该前进，迫使敌人退出阿戈讷。我们可以获得伊斯勒特而不必多流血。你应该知道我们必须节省兵力，因为我们的人力并不太多。”
第二天上午，普军开始前进，但当正午国王正要进餐时，有传骑来报，说法军又要开始撤退。腓特烈·威廉不禁大怒，虽然不伦瑞克也在坐，他却毫不理会，对马森巴赫说，命令部队立即直向沙隆道路进发，切断法军退路，迫使敌人接受会战。虽然这个命令完全推翻了不伦瑞克的一切调度，但他却并未表示反对。不久，又有传骑来到，带来的消息证明前面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可是国王却并未收回命令。所以对最后的失败，腓特烈·威廉应负全责。许凯在《瓦尔密会战史》中说：“就这样，普军埋头向法军直冲过去，没有进行过任何搜索，没有派任何军官去侦察地形，也没有会战计划。”那天夜间，普军沿着从叙普斯到瓦尔密的道路露营，主力大约在托尔比河上的索姆-比翁尼地区，南面就是比翁尼河。
在比翁尼河南面就是瓦尔密战场，东界为马恩河，南界为安维河。在安维河北面就是圣曼胡，沙隆大路，勒唐沼地通过迪穆里埃的左翼部分，也通过多马丁-拉-普隆榭特，现在这是克勒曼的营地。在多马丁以西约一英里半的地方是欧-贝瓦驿站，从这里向西，大路上升到一个叫作拉伦的驿站。大路从这里又有一个分岔，通到索姆-比翁尼。在岔路东方有一座山岭升起，其北部称为约隆山，南部则称为瓦尔密小山。在小山上有个风磨，现在那里建有纪念碑，北面不远就是瓦尔密村。从拉伦，欧-贝瓦，多马丁和瓦尔密小山，都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东方远处的阿戈讷高地。
克勒曼在多马丁-拉-普隆榭特设营不久，就骑马来到圣曼胡与迪穆里埃会晤。他认为他的位置不安全，因为沼泽般的安维河恰好从它后方流过，所以他希望在第二天上午退过安维河，重新占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两个村。迪穆里埃建议不如占领拉伦和瓦尔密附近的高地，但是克勒曼却不同意，就决定撤退。为了在夜间掩护其营地，克勒曼命令前卫在德普雷-克拉西耶将军指挥下向比翁尼河前进，并在途中与迪穆里埃的前卫取得接触，这是由施滕格尔指挥的，在普鲁士骑兵压迫之下，他的前哨已由托尔比河退到了约隆山和瓦尔密。
九月二十日上午六点多钟，克勒曼将要撤过安维河时，普军的前卫在霍恩洛厄亲王指挥下从索姆-比翁尼前进，以切断沙隆大路为目的。天气是冷雨凄凄，浓雾密布。前卫出发不久，就听到约隆山方向有炮声传来——这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发的炮。没人注意它，普军前卫仍继续缓缓向南移动。接着有一批炮弹落在左翼前方，这是一个位于拉伦的法军炮兵连发射的，因为在这天清晨，为了支援德普雷-克拉西耶，克勒曼又已命令瓦伦斯将军率领的预备军前进到了这个驿站。
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在上午七时，他接获了普军前进的消息，立即认识到已经没有足够时间撤过安维河，所以他收回了撤退命令，而采取了前一天黄昏时迪穆里埃提出的建议。他匆匆调度兵力，在浓雾与上面所说的火炮掩护下，命令他的第二线部队和十八门炮由穆拉特率领，前进占领瓦尔密小山，并从施滕格尔手中接替了防务。另外由于浓雾的缘故，无法估计这个高地的范围，他又命令第一线部队连同另外十八门炮，也随第二线前进。他的骑兵本应留在欧-贝瓦附近的低地，但不知为什么，他命令他们随第一线后面前进。其结果是在浓雾之中，他的步兵，骑兵和炮兵全都挤在风磨附近，秩序混乱不堪。对克勒曼而言可说极为侥幸，因为大雾遮掩，普军未能发现这种混乱情形。更侥幸的是此时瓦伦斯在拉伦的炮兵击溃了普军的三个骑兵中队，使他们在大雾中冲进了自己的部队。这个顿挫之后，霍恩洛厄命令前卫暂停前进，等炮兵赶来可以向拉伦发射时再行动。这就使克勒曼有充分时间调整部队。
霍恩洛厄的炮兵开火之后，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都退到接近欧-贝瓦的位置，以保护瓦尔密的左翼，并填塞与克勒曼另一部分兵力之间的空隙。那部分兵力位于毛佩图斯村和在安维河上的吉泽库特村。
这样就可以讲解法军战线的全貌了：它从约隆山起延展到毛佩图斯，形成一个半圆形。右端是约隆山上的施滕格尔前卫，中央是克勒曼的主力，集中在小山之上；左翼方面从风磨下面直到欧-贝瓦，都是德普雷-克拉西耶和瓦伦斯的部队。在他们左面和沙隆大路的南面只有两个支队，分据毛佩图斯和吉泽库特村。所以结果克勒曼的军团并未延长迪穆里埃的左翼和掩护与维特里的交通线，反而孤立在中央的左前方。也就是说，当法军受到攻击时，将由他们承受敌军的全部冲力。为了补救这一点，迪穆里埃命令施滕格尔向前移到约隆山西侧，又把伯农维尔下辖的十六个营布置在他后方作为支援。为了增强克勒曼的左翼，他又派了九个营的步兵和几个中队的骑兵去增援瓦伦斯，另外把十二个步兵营和六个骑兵中队布置在欧-贝瓦以东的沙隆大路上作为预备队。
虽然法军在没有准备的状况中被敌所乘，被迫采取防御态势，但迪穆里埃并无意完全放弃进攻。他决定采取一个大胆的迂回运动。他首先命令维讷将军率领十二个营和八个骑兵中队在努维尔上方渡过埃讷河，前进到贝希尔和维尔吉尼，打击普奥军的背面。其二，他命令在维埃讷的杜瓦尔将军也渡过埃讷河，去攻击普军的行李纵队，它们在迈松组成了一个“车城”。瓦伦斯后退时，浓雾也开始散去，马森巴赫与不伦瑞克的私生子福斯滕贝里伯爵一同从前卫的位置进到了拉伦。他们立即发现了此地的战术重要性：因为从这里，炮火可以扫射到通往欧-贝瓦的大路，并且可以侧击瓦尔密小山。所以他们立即赶回去报告不伦瑞克，不伦瑞克立即命令把一个炮兵连推进到拉伦。差不多与此同时，迪穆里埃也认清了拉伦的重要性，命令沙佐将军去加以占领，但当他接近该地时，发现敌人已有了坚强防御，无法攻下，只好自动撤回。
霍恩洛厄占领拉伦之后，普军主力分为两个纵队，缓缓向约隆山和瓦尔密前进，他们的右翼靠在拉伦，左翼则在比翁尼河上。正午，部署完毕之后，大雾也逐渐散尽。令人惊讶的是腓特烈·威廉，不伦瑞克和歌德都看到他们前面的敌军并不象要退却的样子，而是严阵以待准备会战。更使他们胆寒的是站在风磨边的克勒曼，看到敌人来到之后就把帽子——上面饰有三色帽缨——顶在剑上，大呼：“祖国万岁！”所有法军都应声高呼：“祖国万岁！法兰西万岁！将军万岁！”
此时，普军的火炮共五十八门，由滕佩尔霍夫将军指挥，已从拉伦向北展开。克勒曼的炮兵约为四十门，由阿博维尔将军指挥，布置在瓦尔密山上。射程大约是一千三百码。
突然起了强风，雾气全被驱散，太阳照耀。歌德说：“关于这次炮击有许多说法，但是当时的猛烈情形却无法形容。”蒙内说：“这是我从未听过的强烈炮声。”下午一时，照歌德的记载，炮击达到了最高潮，整个战场都在发抖。迪穆里埃说双方都消耗了两万发以上的炮弹，可是尽管火力如此猛烈，双方的死伤却极其轻微。不仅是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有限，只有一千三百码，而且因为泥土太潮，所以多数的炮弹都掉进泥土中，没有发生跳飞现象。
因为炮击未能产生不伦瑞克幕僚所料想的效力，于是一致同意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就是向瓦尔密阵地实行突击。
普鲁士军在炮火浓烟掩护下开始组成两道攻击线。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前进，克勒曼的全部炮兵就对着他们射击，于是有些营踌躇不前而丧失了秩序。不伦瑞克虽已下令攻击，但内心却是反对攻击的，就以此为借口，命令暂停前进，此时他们已经前进了两百多步。当不伦瑞克下达命令时，迪穆里埃恰好到风磨旁边与克勒曼会晤，他看到敌军突然停止不前，就判断不伦瑞克并不太想进攻。
大约下午二时，一颗普军炮弹使克勒曼战线后方的三部弹药车发生了爆炸，响声震动了整个战场。浓烟把法军炮手围住了，他们只好停止射击，普军炮兵也一样，因为他们也已看不见目标。有两团法军溃退，但立即被克勒曼所收容，但是炮兵的推车人员都是没有纪律的老百姓，如潮涌般向后方奔逃，这实在是个危急关头。
马森巴赫当时正在拉伦，看到风磨周围的情形，认为会战赢定了，就跑去见国王和不伦瑞克，劝他们立即增援已经停止进攻的右翼，并且用冲锋方式攻下瓦尔密小山。他的话尚未说完，炮声又起，似乎法军已经恢复了秩序。因为看到法军步兵顽强坚定，又注意到在欧-贝瓦和安维之间的平原上，法军骑兵也都已经上马，所以不伦瑞克向周围的人说：“诸位，你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什么部队。那些法国人正在等候我们进攻，以便立即向我们冲锋。”他踌躇不语，心里盘算是继续攻击还是等克勒法伊特赶到，他已经命令克勒法伊特全速赶来会合。他又向法军望了一眼，然后召开了作战会议，出席者有国王和其他几个高级军官。在这场会战中，他真正行使总司令的全权，这似乎还是第一次。在炮声雷鸣之中，他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不在这里打了。”霍恩洛厄，曼斯泰因（国王的副官）和格拉韦特将军都表示同意。不伦瑞克宣布突击是会失败的，而且就算成功了也没什么好处，于是国王也放弃了他的意见。（注：有人认为杜瓦尔对普军的突袭与不伦瑞克的决定有关。）
此时在左翼，卡尔克鲁斯也在炮击约隆山。就象许凯指出的，施滕格尔进行的抵抗足以阻止克勒曼的右翼受到迂回。这对法军的成功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普军停止进攻，在下午四时越过大路前进，改以切断敌人从沙隆到巴黎的交通线为目的。炮击停止了，黄昏将近时，又是一场大雨洒遍了战场。几小时后，克勒曼也乘着黑夜掩护，把他的军团撤到了丹皮耶和弗瓦勒蒙，以掩护维特里道路。
这样就结束了瓦尔密会战，这一战是普军三万四千人对法军五万二千人，法军实际参战人数也不过三万六千人。损失数字更是微不足道：法军全部官兵损失约三百人，而普军为一百八十四人。多数伤者都死在战场上。尽管有腓特烈·威廉的遇事干涉，可是不伦瑞克的指挥才能也仍然值得批评。不过虽然如此，但是决定不打下去的思路却是正确的。他的部队由于痢疾已在减员，冬季快到了，道路的条件日益恶劣。他的交通线也不稳固，军需人员又缺乏效率，所以向巴黎迅速前进是不需要再考虑的问题。就算能够到达巴黎，他的兵力也必然会消磨殆尽，从而面临被全歼的危险。会战的目标将不可能达到，而会战本身也成了荒谬的行动，这是不伦瑞克在会战开始时就已料想得到的。但是真正导致他作出这个决定的理由，却是他感觉到尽管法军常常发生恐慌和叛逃现象，可是其将领和士兵还是要比他那支行动迟缓而没有思想的部队更优越——虽然他永远不会公开承认。
普王的私人秘书隆巴尔说：“敌人使我们大失所望。迪穆里埃和克勒曼表现出的才干不是可以随意抹杀的。他们选择了优良的阵地，旧的法军甘心受他们驱策。新的志愿军也增大了他们的数量，配属给老练部队时也能发生真正的作用。他们的轻骑兵都是优秀精壮的。他们的军队不缺什么，而我们什么都感到缺乏。无论前后，他们的阵地都筑有良好的工事，他们的炮兵也至少与我们的相等。这些因素都使我们无法进行决定性打击。”
写作这些赞美之词的作者，对会战的结束也有重要贡献。九月三十日，维讷将军对普军后方进行果敢突袭，隆巴尔被法军所俘获。出于腓特烈·威廉的特别要求，迪穆里埃把他释放了，并乘机由他把一个备忘录带给普鲁士国王，说明战争应立即停止的理由。此外，因为听说普王已经没有咖啡和糖可以享受，他还送了十二磅来作为礼物。
不伦瑞克立即抓住这个机会，而普王因为刚从波兰方面获得了不利的消息，所以也表示同意。接着谈判了一个星期，到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又送了第二个备忘录，主要目的就是想拆散普奥两国之间的关系。普王拒绝考虑这一点，于是停战谈判遂告结束。九月二十九日，迪穆里埃仍力劝在巴黎的外交部长勒布伦，应认清形势的需要。他的信上说：“全面和平可以使我们获得光荣的条件，这要比甘冒长期战争的危险好得多。”但是革命政府却不听这一套，毅然宣布说：“除非领土全部收复，否则共和国决不谈条件。”
九月三十日夜间，不伦瑞克从拉伦拔营，很巧妙的把军队撤到默兹河右岸。九月二十七日，迪穆里埃升任法国陆军总司令，又回到他那个入侵尼德兰的计划。他在瓦朗谢讷接管了北方军团的指挥权并朝比利时前进，十一月六日，他在热马普击败了阿尔伯特和克勒法伊特的联军，使整个欧洲都感到震惊。
瓦尔密之战就是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的马拉松。面对当时欧洲最负盛名的将军所率领的最强大的军队，法军在迪穆里埃和克勒曼领导之下，连续把他们击退和击败了。就象许凯说的：“瓦尔密会战之后，任何持枪佩剑的法国人无不以英雄自命，认为他们所拥护的理想是注定必胜的。”瓦尔密是旧王朝的“死地”，也是新共和国的“摇篮”，照德穆兰等人的梦想，认为共和国的任务就是把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带到被奴役的国家中去，使所有国王都被消灭，在地球上建立天堂！
虽然不久这个天真的梦想就被可怕的梦魇所打破，可是在那时，已经有人认识到这场炮击的雷鸣代表了不祥之兆。如马森巴赫所说：“你可以看见那些小雄鸡趾高气扬地站了起来。他们已经接受了火的洗礼，我们输掉的不仅仅是一场会战，九月二十日已经改变了历史。这是这个世纪中最重要的日子”。那天夜里，沮丧的伙伴们问歌德的观感如何，他回答道：“此时此地在世界上打开了一个新时代，你们都可以说亲眼看见了它的诞生。”
大事记（十二）：英法海上争霸
瓦尔密之战以后，指导当局外交政策的是两种思想：一种是理想主义的，另一种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是象亚历山大的理想一样，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观念为基础，从而为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宗教制度”。现实主义者则是凯撒的信徒，只想征服邻国，不仅将此作为巩固法国国防的手段，而且更想用其来弥补财政支出。这两种思想都促使革命势力向外发展，理想主义者希望其他民族也能分享法国人赢得的自由；而现实主义者则想剥削其他民族的自由，让他们向法国称臣纳贡。
不管迪穆里埃自己是否认清了这个事实，可是上述两种向外扩张的思想原因，都构成了他的固定观念的基础。因为奥属尼德兰不仅十分富裕，而且当地人民也迫切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进一步说，若斯海尔德河口受到法国控制，那么安特卫普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贸易的中心，即使不是压倒伦敦，至少可以与伦敦抗衡。迪穆里埃在热马普获胜之后，法国国会立即宣布开放斯海尔德河的贸易，并向一切愿意争取自由的人民提供军事援助。这些事实至少部分证明了法国当局是有这种认识——在过去一百年间，每次对低地国家的威胁就会使英国投入战争，加上一七九三年一月二十一日法国政府对路易十六执行了死刑，这无异于向所有君主制国家宣战。这个举动明确了革命的意义，任何人都不会产生误解，英国政府大为震动，两天后，法国驻伦敦大使肖夫兰侯爵接到通知，要他于八天之内离开英国。英国这个断然处置使法国国会感到震怒，肖夫兰离开英国之后，法国马上向英国和荷兰宣战，一个月后又向西班牙发出最后通牒。这样就展开了一场大战，除中间短暂停歇了一段时间，前后历时二十二年之久。
虽然这次战争的范围极为广泛，最后包括了欧洲的大部分，但对法国而言，其中心问题还是迫使英国求和。有两种方法可以达到目的：要么直接获得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要么间接绞杀英国与欧洲大陆和殖民地之间的贸易。但是直到一七九五年第一次反法同盟崩溃，以及第二年法国国会又被督政府取代以后，这些事实才显露出来。
督政府的五位执政认为只要继续战争就足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所以决定加强作战。在他们指导下，一七九六年法国获得了一连串胜利。到一七九七年，拿破仑征服了意大利北部，迫使奥地利接受了《坎波弗米奥条约》，把伦巴第和奥属尼德兰都割让给了法国。到一七九六年六月，执政们又移转注意力于海外，想进攻不列颠和爱尔兰。结果在十二月对爱尔兰的入侵战中途流产，而在一七九七年二月，泰特上校的大威尔士登陆也沦为笑柄。
接着到了不列颠历史上的最紧要关头。四月十五日，在斯皮特黑德的海峡舰队叛变，五月二日在努勒，邓肯指挥的北海舰队也叛变了。此时在法国控制下的荷兰舰队，认为英国主力舰队已经调往爱尔兰方面，就准备携带四十二艘运输船出发入侵英格兰。邓肯正留在雅茅斯海外，奉令封锁荷兰舰队并引诱他们接受会战。因为叛变的缘故，他只能说服两艘船随他出海。虽然如此，凭着这点兵力，他仍然对泰瑟尔河进行封锁直到六月二十一日，在这一天，法国督政府催促荷兰把两万人的兵力运往爱尔兰，另外还有一个舰队载运六千人，从布勒斯特出发。
十月十日以前没有任何动静，邓肯知道荷兰人已经启程，意图是在克莱德进行登陆以吸引英军兵力。十月十一日，他与十六艘荷兰军舰在坎珀当发生了战斗，俘获了其中九艘。这次失败之后，法国督政府就指派拿破仑指挥预定侵英的部队。
一七九八年二月十一日，拿破仑到了敦刻尔克，马上出发视察沿海的设施，并下命令建造大批平底船。二月二十三日，他向督政府报告说：“不管我们如何努力，要获得海军优势并非短期内可以做到的。如果没有制海权而想在英格兰登陆，即使对最勇敢的人来说也是困难的任务。”他准备好了一个替代计划，建议政府在海军准备完善之前，唯一正确的出路是夺取马耳他，占领埃及和入侵印度，以此打击英国的东方贸易。这个建议为法国当局所接受。
怀揣一颗摹仿亚历山大大帝的雄心，五月十九日，拿破仑率领十三艘战舰和三百艘运输船从土伦出发，全部人员共为陆军三万五千人，海员和平民一万五千人。海军总司令为布鲁伊将军，同行者有冈托姆，维尔纳夫和德克瑞等海军将领。六月十二日占领马耳他，七月二日陆军在亚历山大港登陆，七月二十日赢得了金字塔会战。拿破仑就开始着手组织其征服成果，可是突然坏消息传来：八月一日到二日，纳尔逊击毁了位于阿布基尔湾的法国舰队，打赢了尼罗河之战。
这场决定性的胜利促成了第二次反法同盟，由英格兰、那不勒斯、奥地利、俄罗斯、土耳其五国组成，当拿破仑在叙利亚境内作战时，他们就发动了进攻。意大利共和国被苏沃洛夫蹂躏，荷兰受到英俄联军攻击，瑞士也被俄奥联军入侵。因为法国的情况已经如此危险，所以督政府决定召回拿破仑。他把军队交给克莱贝尔，于八月二十二日夜间从亚历山大港扬帆出发，躲过了英国军舰，十月九日在法国的弗雷瑞斯登陆，此时，苏沃洛夫已被逐出瑞士，英俄联军也退出了荷兰。
拿破仑到巴黎之后，立即奉命指挥驻军，他知道军队和人民都拥护他，加上他的兄弟吕西安（现任五百人会议主席）和另一位执政阿贝·西哀士的帮助，于十一月九日发动政变。督政府被取缔，通过了新宪法，使他成了三位执政中的首席执政，负责统治法国，任期十年。十二月十五日，新宪法正式公布，举行了公民总投票来加以复决，结果三百零一万一千零七票对一千五百六十二票通过。这样一来，民主革命告一段落，此后法国的统治者又成了军人。
拿破仑在国内获得独裁权力之后，立即开始对付第二次反法同盟。为了争取人民的同情，他很技巧的首先向乔治三世和弗朗西斯皇帝提出呼吁，要求结束战争。他没有得到回答，这才于一八○○年五月六日离开巴黎向日内瓦进发，从大圣伯纳德隘路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六月十四日在皮德蒙，法军打击在由梅拉斯率领的奥军后背上，并在马伦哥附近将他们击溃。十二月二日，在霍亨林登，奥军又被莫罗击溃，第二次反法同盟就此瓦解，一八○一年二月九日，奥地利接受了《吕内维尔和约》。
摆脱了奥地利的牵制，拿破仑马上回到打击英国的计划上。在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他说服了俄、普、丹（麦）、瑞（典）四国，依照一七八○年叶卡捷琳娜二世采用过的方法，组成一个武装中立同盟来对付英国。但不久俄皇保罗一世被刺殒命，加上一八○一年四月二日，纳尔逊在哥本哈根击败了丹麦舰队，获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
在武装中立同盟将要成形之际，拿破仑开始对征服英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二月，他写信给塔列朗，提到了一个伟大海军远征计划的大纲，由法西荷三国海军执行，加上俄丹两国的支援，其中心思想就是设法把英国的主力舰队诱往埃及，因为法国海军还是太弱，不足以与英国争夺制海权。一旦英国舰队被诱远离，就准备把部队偷偷送过海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德克瑞将军被任命为海军部长。依照计划，侵入军总数为官兵共十一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准备用二千多艘小船加以载运。
但是武装中立同盟的崩溃，加上英国阿丁顿内阁成立，于是在十月又展开和谈，结果在一八○二年三月二十七日签订了《亚眠和约》。一方为法兰西，西班牙和巴达维亚共和国（即荷兰）；另一方为不大列颠和爱尔兰。主要条款为英国除继续保有斯里兰卡和特立尼达以外，其他从法国或其盟国方面夺来的殖民地都应归还。英军撤出马耳他，法军也撤出塔兰托和教皇国。《亚眠和约》使法国成了欧洲的仲裁者，法国人民对拿破仑也感恩戴德。五月十日，法国国务院向全国人民提出选举拿破仑为终身执政的议案，公民总投票的结果是赞成者三百五十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五人，反对者八千三百七十四人。从此“波拿巴”在法国和历史上就变成“拿破仑”了。（注：拿破仑的全名为拿破仑·波拿巴，此前都称为“波拿巴”，此后才称为“拿破仑”。）
亚眠和约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休战条约，双方都未严格遵守。许多摩擦马上发生了，其中最主要的是：拿破仑的保护政策足以打击英国贸易；英国拒绝撤出马耳他；拿破仑拒绝撤退荷兰驻军。经过了反复讨价还价，终于在一八○三年五月二日，英国驻巴黎大使惠特沃斯勋爵要求发给他护照，于五月十七日渡过多佛海峡，第二天英国就向法国宣战。
自从受到致命打击之后，法国海军始终未能恢复元气。现在只有战斗舰二十三艘，中型巡洋舰十七艘等是可以立即服役的。此外还有一百六十七艘小船，属于一八○○年建造的入侵船团。正在建造中的战舰有四十五艘，此外还有十五艘荷兰战舰可供法国驱使，但其中只有五艘合用。
面对法荷两国舰队的英国舰队曾经纵横四海，获得多次胜利。一八○三年一月时，英国舰队共有第一线战舰三十艘，支援它们的有八十六艘“五十门炮”巡洋舰。此外还有预备舰队，共有七十七艘战舰和四十九艘“五十门炮”巡洋舰。宣战后，英国海军部长圣文森特立即命令封锁主要法国海军港口。纳尔逊负责地中海方面，基思勋爵监视北海和多佛海峡，杰维斯封锁布勒斯特。
因为英法双方的海军实力实在相差太远，而且多数法国舰船都已被封锁，所以拿破仑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在平底船计划上。他深知英国若参加欧陆战争，其战略重心必定位于英吉利海峡，不久之后，他也认识到靠这些平底船还是无法控制海峡。另外有人认为侵英计划自始至终都是烟幕，用来掩护他集中兵力对付奥俄两国，这种说法却没有什么根据。（注：虽然一八○五年一月拿破仑曾在议会中宣传，准备入侵英格兰其实是一种掩蔽，以便他集中大军侵入奥地利。事实上这却是个诡计，他的目的是想欺骗英国。）虽然最后这支准备侵英的军队的确是拿去对付奥地利，但却不能说拿破仑的本来计划就是如此。因为拿破仑从来不会只有一个固定计划，在他的“袖里乾坤”中，总是准备着多个战略计划，可供随时调换。
入侵威胁使英国人奋起卫国，从正规部队和志愿部队人数的增加上可以看出这种努力的巨大程度。一八○三年十二月九日，英国官方记录说明入伍人数为四十六万三千人；到一八○五月元月一日，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五十九万人。对一个只有一千万人左右的国家，这是极为艰巨的努力。
一八○三年秋，俄国政府以法国对土耳其的阴谋为由，开始向英奥两国暗送秋波。一八○四年五月，威廉·皮特再次出山，这个建议立即受到积极关注。皮特认识到单凭英国的力量无法向拿破仑发动成功的攻势，所以他认为可以趁机组成新的反法同盟，但是因为俄国想肢解土耳其的欧洲部分，打算兼并摩尔达维亚和君士坦丁堡，并将土耳其的其余部分分裂成几个国家，都处于俄国保护之下，同时他们还想获得马耳他，所以这场外交谈判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一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英俄才签定条约。依照这个条约，双方同意建立一个欧洲同盟，重建和平和均势。条约签订之前不久，皮特又决定派一支部队，由克雷格爵士率领驻防马耳他，空出来八千多名有经验的士兵则用以占领西西里，加上纳尔逊的协助，使西西里没有落入法国手中。
一八○三年平安无事，一八○四年年初也一样。英法双方都在准备进行生死决斗，为了提高法国的国威，在宣战整整一年之后，一八○四年五月十八日，法国元老院为拿破仑上尊号为“法国皇帝”。十二月二日，在圣母院大教堂，他温和地挥手请教皇庇护七世让开，在群臣山呼万岁声中，自己将皇冠戴到头上。
第十二章：特拉法尔加会战
战争重起时，英国所处的是从1781年以来最弱的地位。它现在不仅面对法国和荷兰的联合舰队，而且还必须对付法西两国的同盟关系——也就是说从泰瑟尔直到热那亚的所有港口都可供拿破仑使用，供造船和停泊之用。他也确有入侵英格兰的明显意图，因为在所有法国港口都可以听到造船工场的敲击声。他那个逐渐建立大海军的计划——目标为法国战舰130艘，西班牙60艘，荷兰20艘，热那亚15艘——也并非空谈。因为从1805年起，尽管连年征战，可是到1815年，法国舰队的实力还是增强到战舰103艘、巡洋舰55艘。（到1814年，英国海军共有战舰240艘、巡洋舰317艘和其他小船611艘。）
所以英国海军现在不仅要应付英吉利海峡中的联合舰队，而且还要阻止联军方面的船只——包括已有的和建造中的——离开港口出现在公海。换句话说，在这种封锁下，即使有一个支队漏网，也决不会因此引起连锁反应——就是不会有第二个支队随之逃走。特别是当1804年12月12日西班牙向英国宣战之后，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难以解决。
联军的战舰分布在以下地域：土伦11艘，卡塔赫纳5艘，加的斯10艘，维罗尔9艘，罗什福尔3艘，布勒斯特21艘，泰瑟尔6艘。前两个地方被纳尔逊用12艘战舰加以封锁，加的斯被奥德爵士的五艘战舰封锁，第四、第五和第六个地方由杰维斯和他的部下负责，一共用三十七艘战舰在阿善特和比斯开湾中进行封锁，第七个地方则由基思勋爵的九艘战舰在北海加以监视。此外在英国港口中还有5艘战舰，在东西印度还另有12艘。所以在欧洲水域，英国海军在数量上所占的优势其实极其有限。
虽然实力并不充足，但因为英国海军部遵照英国的传统海军政策，把重兵集中于海峡西面，所以对这种弱点多少有所补益。只要阿善特的岸边有一支强大舰队存在，同时面对位于北海沿岸的基思支队，任何用平底船团入侵英国的企图都是不现实的。所以英国海军部制定了一条不可更改的原则：如果对方的被封锁支队逃出港口，而负责封锁的舰队又无法迫使它接受会战予以歼灭，就应该立即集中到阿善特附近以增强那里的舰队实力。所以阿善特是英国海军防御战略的重心，因此在所有舰队中，杰维斯的舰队居于首要地位。如果他被击败，基思就会失去掩护。进一步说，如果基思也被击败，那么除了天气以外，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法国船团从布洛涅渡海攻击英国。拿破仑对这一点非常清楚，虽然他并不太了解海军战术，而且也不太注意风向和潮流，不过作为一个战略家，他并不需要学习什么新东西，因为战略原理本身就是相通的。
虽然这场以特拉法尔加会战为顶点的作战，始于1805年3月2日拿破仑给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中将和在土伦的维尔纳夫中将的命令，不过为了清楚地说明整个会战的来龙去脉，就应该回溯到1804年12月12日，即西班牙对英国宣战之日。
那一天，拿破仑命令维尔纳夫突出土伦港，驶往西印度群岛，并在马提尼克与梅塞斯会合，梅塞斯应从罗什福尔突出与他会合。以后，在六十天之内他应尽量使英国领地遭受损害，维尔纳夫则应驶往维罗尔，救出被封锁在那里的支队，那是由古尔东上校指挥的五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然后再进向罗什福尔。
1月11日，梅塞斯率领五艘战舰和四艘巡洋舰，从罗什福尔潜逃出来向马提尼克驶去。一个星期之后，当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前往博尼法乔海峡中的马达里那群岛时，维尔纳夫率领十一艘战舰和九艘巡洋舰驶出了土伦港。
听到维尔纳夫逃走的消息，纳尔逊并未考虑其他可能性，认为维尔纳夫一定会驶往马耳他或埃及，于是立即抢先向东赶去，于2月7日到达亚历山大港。他发现该地并无敌踪，又赶往马耳他，在那里才知道由于遇到风暴，维尔纳夫已被迫返回土伦。因为仍然坚信维尔纳夫的目的地就是埃及，所以在3月26日，为了拦截他，纳尔逊就让自己的支队停在撒丁岛以南的海面上。四天后他才听说维尔纳夫已再次出海，不过纳尔逊当然不知道维尔纳夫是在执行拿破仑3月2日的训令。
训令的目的是想在马提尼克集中一支拥有40艘以上战舰的舰队，主要部队为冈托姆的布勒斯特支队，共有2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加上维尔纳夫的土伦支队，共有11艘战舰和6艘巡洋舰。在航行途中，冈托姆应救出被封锁在维罗尔的古尔东支队，共有四艘战舰和两艘巡洋舰；维尔纳夫应救出在加的斯的西班牙支队，是由格拉维纳率领的7艘战舰。在马提尼克，梅塞斯也要率领5艘战舰和4艘巡洋舰加入进来，等全部兵力集中之后，就由冈托姆任总司令，指挥这支联合舰队向阿善特前进，攻打那里的英国舰队，然后继续向布洛涅前进。维尔纳夫所奉的命令是要在冈托姆之前先到达马提尼克，在那里等候四十天，如果四十天之后冈托姆未到，就驶往加的斯，另有新的命令等候他。
为了方便起见，在没有说到作战过程之前，首先分析一下两位主将——维尔纳夫和纳尔逊的性格。
维尔纳夫比纳尔逊小五岁，生于1758年，而纳尔逊生于1763年。他是出身贵族的海军军官，在大革命中属于少数未被清算的幸运儿，并且升官极快。他受过良好教育，曾经博览群书，若在海军部工作似乎十分合适，但并不适于担任指挥工作。虽然他并不缺乏勇气，但本质上却是失败主义者。他不信任拿破仑的侵英计划，对部下和盟友都缺乏信心，更糟糕的是对他自己也缺乏信心。在尼罗河口的战斗中，他指挥的是两艘逃走的法国战舰中的一艘。从此以后，他对纳尔逊总是心存畏惧。
纳尔逊的个性完全不同。他是果敢而富有想象力的战术家，眼光独到，有野心，对自己的名誉非常敏感，有时甚至爱慕虚荣，常常侮辱他不喜欢的人。他的精神勇气十分罕见，比如象在圣文森特海战中，他单独脱离战线去突击西班牙前卫舰队的表现。格伦菲尔在《纳尔逊传》中说：“这种个人的主动精神，超人的英勇行为，都是海军史上没有先例的。”他在尼罗河口、哥本哈根和特拉法尔加各次会战中所表现的英勇很少有人能够匹敌。虽然如此，他却是个平庸的战略家，因为他从未认清战略学是一种科学，虽然不一定是正确的科学，但至少是以事实而不是以直觉为基础。在1804年和1805年之间，最重要的战略事实就是拿破仑的海军对英格兰的威胁，可是在这一时期纳尔逊的通信中，只有一次提到“入侵”，最巧的是，这还是拿破仑放弃了侵英企图之后的事情。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地中海方面，即使是并不聪明的维尔纳夫，在斗智方面都可以占他的上风。纳尔逊未能认识的是，在这个时候，战略重心是英吉利海峡而不是撒丁岛海岸和尼罗河口。不过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依然是英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海军将领。
3月10日，纳尔逊率领他的支队还停留在撒丁岛西南角的帕尔马湾，听说维尔纳夫正在装载部队，他立即扬帆赶往土伦。他在那里发现一切征候都表示维尔纳夫准备出海，但仍然坚持原有看法，认为维尔纳夫最可能的目的地还是埃及。所以他又回到帕尔马湾，因为从那里他可以掩护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封锁通往埃及的主要海路，如果维尔纳夫的目标是出大西洋，那么这个位置也便于向西迎击。3月30日，维尔纳夫按照拿破仑的训令，从土伦出发向加的斯前进以会合格拉维纳的支队，然后再驶往西印度。
纳尔逊于4月4日才获得维尔纳夫离去的情报。3月31日，他的一艘巡洋舰在土伦西南60英里的海面上发现了维尔纳夫舰队——在帕尔马以西约300英里。纳尔逊随即向海军部报告说：“我将向埃及推进。”他的视线仍注意着埃及，相信维尔纳夫是先向卡利塔岛进发，然后绕过非洲海岸以达亚历山大港，所以他把舰队置于撒丁岛和卡利塔之间。但是这样布署之后，他又担心维尔纳夫会绕道撒丁岛北面，于是又把舰队移到巴勒莫以北50英里的乌斯提卡岛，并于4月7日到达该地。
同一天，维尔纳夫也到了卡塔赫纳海外，此时奉命封锁格拉维纳的奥德爵士已经接到斯特罗恩爵士的警告，斯特罗恩奉纳尔逊的命令正护送返回英国的运输船经过阿尔吉西拉斯，他于4月8日看到维尔纳夫从海峡驶出。因为奥德只有四艘战舰，这个消息使他左右为难：是就地等候纳尔逊还是应该向阿善特集中呢？当斯特罗恩告诉他纳尔逊正在封锁通住埃及的海路时，他就作了最后决定——留下他的巡洋舰与维尔纳夫保持接触，自己在发了一个通信给海军部之后就开始向北进发。
他的通信非常高明，尽管纳尔逊对他极为不满，甚至对他进行辱骂，可是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他对战略情况的了解要比纳尔逊清楚。文件内容如下：
“我相信敌人在加的斯不会停留太久，其向西进发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样可以突然集中几个支队的兵力。拿破仑可能希望在海峡中获得暂时的优势，使他可以对我们进行一次致命打击。”
这的确是拿破仑的意图。在猜透了敌人的计划之后，奥德就出发去增强战略重心——阿善特。4月9日，维尔纳夫在加的斯下锚，用讯号通知格拉维纳出来。但他却非常担心纳尔逊尾随而来，到下午一时，他不再等候格拉维纳，而是起锚开船，让西班牙人跟在他后面蹒跚前进。
不久，因为维尔纳夫并未在第勒尼安海出现，纳尔逊就将他的部队从乌斯提卡移到托罗，这是靠近帕尔马湾的一个小岛。4月18日，他听说维尔纳夫的舰队已于4月8日在直布罗陀海外被发现，他向英国海军部报告说，因为他的森严戒备，敌人发现已不可能向地中海进犯了。第二天，他又发出另一个报告说他感到满意，因为维尔纳夫不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而好象是以爱尔兰和布勒斯特为目标，他则正在西西里岛附近。虽然时间已经迟了，但却是绝对依照海军部早已确定的原则。
由于恶劣天气延误，纳尔逊直到5月6日才到达直布罗陀。在那里他碰到正在葡萄牙的坎贝尔少将，他告诉纳尔逊，维尔纳夫正在驶往西印度途中。纳尔逊一向容易冲动而且血气方刚，马上就下了决心，于5月10日率领10艘战舰和3艘巡洋舰横渡大西洋。
对这一点，格伦菲尔上校作了如下评述：
“纳尔逊立即向西印度进发的决定是否合理，似乎颇有疑问。当拿破仑的“英格兰军团”在布洛涅的准备如火如荼之时，维尔纳夫的行动与运输这支兵力越过海峡似乎无可避免的具有关连。不管维尔纳夫到哪里去了，他却已经比纳尔逊早了一个月，所以比较合理而谨慎的假设就是认为法兰西舰队是在进行诱敌行动，以引诱英国海军离开海峡地区。而且当这支诱敌舰队在西方和南方失踪时，不久就可能掉转头来向最后和具有决定性的目标进发。所以维尔纳夫失踪很久之后再向西印度群岛进发，这实在相当冒险。从全面战略观点来看，纳尔逊应该向布勒斯特前进。在这种捉摸不定危机四伏的情形中，这似乎是最安全的办法。”
格伦菲尔上校也指出根据另一个理由，纳尔逊也应与杰维斯会合。英国海军部在5月10日应已接到他在4月19日发出的通信。海军部对维尔纳夫的行动真象必已早有所知，所以应该自有安排，对维尔纳夫进行追击。在这种环境下，如果纳尔逊也向西印度进发，那么追击的就不只一个支队而有两个支队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当海军部从奥德（4月30日）和间谍方面得知维尔纳夫已向西印度群岛进发的消息，海军部长巴勒姆勋爵立即命令科林伍德中将，率领11艘战舰出发追击。科林伍德在追击途中，仅仅出于偶然才知道纳尔逊早在追击之中。如果这个偶然事件没有发生，那么就会有21艘战舰去参加这场“追逐野鹅”的行动。（在直布罗陀，纳尔逊曾派贝克顿爵士去掩护克雷格将军通过马耳他。其次，海军部命令贝克顿增强在维罗尔的卡尔德。5月17日，贝克顿驶向北方，10天后他接近芬尼斯特，与科林伍德相遇，他告诉科林伍德，纳尔逊率10艘战舰早已在追击之中。）
6月4日，在迅速航行之后，纳尔逊进入了巴巴多斯，柯克兰尼少将在那里率领两艘战舰加入。在那里他获得一份错误情报，说有人看到法国舰队在圣卢西亚的上风方向出现，结果他错过了敌人。5月14日，维尔纳夫到达马提尼克，发现梅塞斯已经返回罗什福尔，而冈托姆还没有到达——他仍被封锁在布勒斯特港中，拿破仑已经不想拖延下去，已于4月29日派马哥农少将率领两艘战舰，把一道命令送给维尔纳夫，命令他在西印度群岛停留35天，如果冈托姆还是不能与他会合，就驶往维罗尔，接出封锁在那里的15艘船，接着再救出困在布勒斯特港中的21艘船，最后集中兵力进入英吉利海峡，出现在布洛涅前方。
马哥农于6月4日到达，在6月7日又接获纳尔逊已到西印度群岛的消息。这使维尔纳夫大为紧张，竟不顾新命令，于6月10日匆匆返回欧洲。两天后，纳尔逊到了安提瓜，他猜到维尔纳夫正在返回欧洲途中，不是到加的斯就是土伦，更为可靠的是土伦，因为他这时写信说：“他们可能幻想以为可以直达埃及而不受任何阻碍。”——所以他决定返回直布罗陀。（拿破仑似乎十分了解纳尔逊的固执想法。4月20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说：“纳尔逊可能又会向埃及作第二次航行。”23日，他又命令在荷兰报纸上发表法军一万人在埃及登陆的消息以欺骗纳尔逊。）出发前，纳尔逊派贝特斯沃思上校指挥的“寇里克斯号”双桅船去通知海军部说他已经回来了——这艘船在回国途中，于6月14日看见法国舰队正沿地中海航向以北行进。这就足以证明维尔纳夫是驶往比斯开湾而不是象纳尔逊料想的那样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7月7日，“寇里克斯号”到了普里茅斯，而7月19日，纳尔逊也在直布罗陀海峡下锚。
7月18日在斯巴特角岸边，纳尔逊与科林伍德通信，科林伍德正担负封锁加的斯的任务，他给纳尔逊的回信足以使对方认清当前的战略情况。科林伍德的见解是：他相信拿破仑的目的在于爱尔兰，维尔纳夫的舰队现在会首先接出维罗尔支队，然后绕着比斯开湾走，再救出罗什福尔的兵力，这样就有可能集中34艘舰船，出现于阿善特前方，在那里可能再加入20多艘船只。他补充说：“法国政府盯住大目标时，决不会留心细微末节。他们逃向西印度是为了躲避我方海军，这是他们行动的最大障碍。这个夏天一定会有大事发生。”
7月20日，纳尔逊在直布罗陀上岸，这是从1803年6月16日以来他第一次上岸。同一天他写信给巴勒姆勋爵说，除非俄国巡洋舰能够代替正从地中海北部撤出的科林伍德的兵力，否则法国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运送陆军前往撒丁、西西里、莫里亚或埃及。为了这个任务，他一再要求增派巡洋舰和单桅船前来。从他列举的地名上就可以发现，虽然已收到7月18日科林伍德的来信，纳尔逊还是没有改变其原有的念头。8月3日，纳尔逊才奉命驶往阿善特与杰维斯会合。
此时又发生了重大政治事件，使拿破仑的计划受到巨大影响。1804年5月12日，皮特再度执政，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另一个反法同盟。他的计划一部分是以1804年迪穆里埃的《论英格兰的防御》一文为根据。同盟的构成预定为英格兰、俄罗斯、奥地利、瑞典和那不勒斯。经过一年谈判，1805年4月11日，英俄两国签订了一个条约，接着在8月9日，俄奥两国之间又签定了另一个条约。他们也希望普鲁士参加，但遭到拒绝。这些条约规定俄国应出兵18万，奥地利30.5万，瑞典1.2万。英国对每10万兵额每年支付辅助费120万镑，但总兵力以40万为限，用来对法西两国作战。
“寇里克斯号”到达普里茅斯之后，贝特斯沃思上校前往伦敦，并于8月9日向巴勒姆勋爵报告。巴勒姆立即认识到贝特斯沃思报告的重要性，就立即通知杰维斯，要他命令斯特尔林少将解除罗什福尔的封锁，去增援在维罗尔港外的卡尔德爵士。此外，杰维斯也命令卡尔德，一旦获得增援就应该立即向芬尼斯特角进发，并从那里再向西巡航，在六七天之内移动三四十里格的距离。因此，到1805年7月，拿破仑的战略目标已经完成了一大半。除布勒斯特与加的斯以外，所有其他法西两国的港口都已经解除了封锁。
维尔纳夫于7月2日通过亚述群岛，7月22日在浓雾之中接近芬尼斯特。如果浓雾不散，那么他可以驶过卡尔德的十五艘船只而不被发现，那就可以与在布勒斯特的冈托姆会合了。但是正午时候，浓雾散去，卡尔德的一艘前哨巡洋舰报告发现了法国舰队。下午五时，双方进行了一次不具决定性的交战，有两舰法国军舰降旗投降。虽然7月23日双方舰队仍在接触中，但并未再战，次日卡尔德向北进发去会合杰维斯，维尔纳夫也张着满帆向维哥湾前进，于7月28日到达，然后驶向维罗尔，并于8月1日到达。
这一战的精神作用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维尔纳夫对自己的舰队缺乏信心，已经禁不住溢于言表。八月六日他写道：“在浓雾之中，因为我方舰长对战斗和舰队战术完全缺乏经验，除了跟随前面的船只以外别无良策。在这里我们已经成为欧洲的笑柄。”这次战斗使他的感觉有些麻痹。
在维罗尔，维尔纳夫收到了拿破仑在7月16日发出的通信，命令他解除维罗尔的封锁，然后再采取下述行动，以使法军成为多佛海峡的主人——或是与罗什福尔和布勒斯特两个支队会合，或是与两者之一会合。随后这支舰队全速向爱尔兰和苏格兰行驶，以便与在泰瑟尔的荷兰支队会合。如果因为会战或其他原因，维尔纳夫不能完成任务，则无论如何都不许进入维罗尔港，而应驶往加的斯。
信托的是维尔纳夫这样一个人，所以这个最后指示对拿破仑来说是一个极其严重的失误。加的斯距离布勒斯特最远，所以这也正是维尔纳夫最想去的地方，既然不许进入维罗尔，他就把三艘已损毁的船只留在那里，改向柯鲁尼亚前进，在那里他得到十四艘战舰增援。
当斯特林为了增援卡尔德而从罗什福尔撤走时，7月17日，代替梅塞斯的阿勒芒少将也从罗什福尔港口溜了出来，奉命于8月13日与维尔纳夫会合。可是因为德克瑞斯并未将此事通知维尔纳夫，结果铸成大错，导致了大败。
那一天维尔纳夫出海航行，他看见一些巡洋舰，误以为那是英国人，于是立即改向南方行驶以躲避他们。实际上这是属于阿勒芒支队的舰船，并正在寻找维尔纳夫的部队。如果维尔纳夫能与阿勒芒会合，那么他的兵力可以增加到34艘战舰，如果继续向北而不是向南航行，那么也许就会交上好运。因为在8月16日那天，杰维斯已经把他的35艘战舰分为两部分，派卡尔德率领18艘船前往维罗尔。所以维尔纳夫如果依照命令向北行驶，如果再能侥幸躲过卡尔德，那么布勒斯特的封锁真有可能被解除。
对此，拿破仑曾经这样感叹道：“维尔纳夫丧失的机会实在太大了！如果直向布勒斯特前进，他可能避过卡尔德支队，从而打击杰维斯的舰队，他的30艘战舰就会击败英军的20艘战舰，从而获得决定性优势。”从理论上来说，这种评论可能是对的，不过实际上却很有疑问，因为杰维斯保留的兵力，有10艘“三层甲板”战舰，按照当时的计算方法，一艘“三层甲板”战舰在战斗价值方面相当于两艘“双层甲板”战舰。
维尔纳夫继续南行，于8月20日进入加的斯，封锁这个港口的是科林伍德，只有3艘战舰。8月22日，贝克顿爵士率领四艘战舰前来增援；8月30日，卡尔德又带了18艘战舰赶到。8月3日，拿破仑到达布洛涅。时间已很迫切，因为有许多征候表明在他后方正在形成一个同盟。奥地利正在威尼西亚和提罗尔集中部队；根据报告那不勒斯也在大量召集民兵。8月13日，拿破仑听说维尔纳夫已与卡尔德交战，立即向维尔纳夫表示祝贺，并命令他与阿勒芒立即会合，扫荡前进途中的一切障碍，把法西两国舰只混编起来，再向海峡进发。同时他在写给德克瑞斯的信中却埋怨维尔纳夫的行动过于迟缓。8月22日他又写信给冈托姆说，维尔纳夫已在与他会合的途中，他到达之后就不能迟误一天，立即向海峡进发，以求一雪六个世纪以来的耻辱。同一天他也写信给维尔纳夫，并把信寄往布勒斯特：“赶紧扬帆，不要浪费一分钟。当我的舰队集中进入海峡时，英格兰就是我们的了。我们已经准备就绪，并已上船。只要有四十八小时，一切就都结束了。”
次日，拿破仑仍然不知道维尔纳夫已经到了加的斯，他写信给塔列朗说：“我对欧洲的情况越深入研究，就越感到有采取决定性步骤的必要。”他又说：“如果维尔纳夫和他的三十四艘船能遵照我的指示，与布勒斯特支队会合起来进入海峡，那么时间还来得及，我仍然可以成为英格兰的主人。否则，我就要拔起我在布洛涅的营幕，改向维也纳进发了。”最后直到8月26日他才下了决心，命令参谋长贝尔蒂埃准备把在布洛涅的部队向奥地利移动。8月31日，他写信给杜洛克说：“军队已全部处于运动之中，到9月27日，我一切都可准备就绪。我把‘意大利军团’交给马塞纳，奥地利非常傲慢无礼，正在加紧准备。我的舰队已经进入加的斯。请保守秘密，这只是告诉你一个人的。请尽量搜集多瑙河、美因河和波希米亚等地的地图，并让我知道奥俄两国陆军的组织情形。”9月2日他离开布洛涅，“英格兰军团”变成了“大军团”，不是横渡海峡，而是准备渡过莱茵河了。
前面说过，纳尔逊已于8月3日向北往阿善特航行，8月15日，他到达该处向杰维斯的将旗致敬之后，得到命令要他乘“胜利号”旗舰前往朴茨茅斯，他于8月18日在那里下锚。在英格兰，他的时间消磨在伦敦与默顿之间，9月2日，巡洋舰“欧亚拉斯号”的舰长布莱克伍德带来一个消息，说维尔纳夫已进入加的斯，纳尔逊的短假就此结束。9月5日，他把行李送往朴茨茅斯；9月14日，他本人也上了船。第二天，“胜利号”由“欧亚拉斯号”陪伴，一同扬帆出发。9月28日，他与科林伍德会合，并接管整个舰队的指挥权。
第二天是他四十七岁生日，在给不知名友人的信件中，他这样写道：“我接管舰队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是我毕生不能忘记的。军官到船上来欢迎我归来，在热烈的气氛中几乎忘记了我的总司令身份。”纳尔逊把舰长们集合起来，把会战计划解释给他们听，这是他在默顿时拟定的，通常被称为“秘密备忘录”。在没有说明这个计划之前，最好先回顾他的前一个计划，就是他在前往西印度途中构想出来的，因为这两个计划中，前者可以更清楚的显示出纳尔逊与当时其他的海军将领的不同之处。
第一个计划的要点就是“接近的和决定性的会战”，这是纳尔逊的一贯目标。在这种会战中，部将们不应等待信号，而根据他们自己的主动精神采取行动，为了使他们在行动中不至于使整个会战秩序发生混乱，他们对总司令的攻击“模式”必须要有充分认识。纳尔逊并不是以战斗为手段以达到执行计划的目的；反之，他是用计划为手段以达到执行战斗的目的。这二者之间大有区别。这个备忘录的特点不在于攻击“模式”方面，而是当部将在执行攻击时，可以有极大的行动自由——一共提到了两种攻击模式，以便在不同环境中替换使用。在圣文森特之战中，纳尔逊还是一个部将，他却发挥了高度的主动精神，所以他也希望他的船长们也都能以他为榜样。他和拿破仑完全不同，拿破仑绝不容许他的元帅们具有主动精神，而纳尔逊却希望他的舰长们都有“纳尔逊”式的头脑。除了勇敢好斗以外，他自己的主动精神，再加上部下的主动精神，才是使纳尔逊成为英国最伟大海军将领的主要原因，尽管这违背了当时严格的海军纪律。
纳尔逊在默顿时，首先与基茨讨论这个“秘密备忘录”。基本假设是纳尔逊的舰队有四十艘战舰，维尔纳夫则为四十六艘。要想不花太多时间就把四十艘船都列成战斗队形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节省时间，全部舰队分为两队，每队十六艘船，另有一个“前进支队”或“预备队”，有八艘船。此外，同样是为了节省时间，航行队形也就是战斗队形，而且为了能够充分利用机会，这两个支队也完全可以独立行动。一个由纳尔逊指挥，另一个由科林伍德指挥，科林伍德对他的战线有完全的指挥权。
攻击“模式”是这样的：当科林伍德攻击敌方战线后半段的十二艘船时，纳尔逊应攻击敌军中央部分以阻止其攻击科林伍德，同时他的船应夹在敌方中央与前卫之间，不让后者转过身来援助敌人的后卫部队。此时“前进支队”就插入进来，他们应位于敌人中央部分的前方，相隔三四艘船的距离，目的是全力搜索敌人的旗舰，因为这也是敌人舰队的指挥和精神中心。纳尔逊说：“有些东西必须靠机会，尤其在海战中没有任何事情是有一定把握的。炮弹可以击毁敌船，同样也可以击毁友船。但是当敌方前卫来不及支援后卫之前，我对胜利是确有信心的，在此之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接受敌人剩余二十艘战舰的投降，如果他们企图逃跑，那么就可以全力追击。”
纳尔逊的战术思想与埃帕米农达斯在留克特拉的战术思想极其相似。在那个会战中，底比斯军的右翼监视着斯巴达军的左翼和中央两部分，而底比斯军的左翼则击毁斯巴达军的右翼。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中，纳尔逊也是用攻击的手段控制着法西联合舰队的中央和前卫，而好让科林伍德击毁敌人的左翼——即后卫。因为这种战术思想事实上古已有之，所以不一定要归功于洛伊森会战中的腓特烈或是特拉法尔加会战中的纳尔逊。在战争中，基本思想往往会再生——从这一代又传到那一代。
纳尔逊曾写信给他的情妇汉密尔顿夫人，对这次与各位舰长的会议有非常生动的描写：“当我把这个‘纳尔逊秘诀’解释给他们听之后，这伙人简直象中了邪一样，有些人流出眼泪，所有人都异口同声说‘它真是新奇，真是特别，真是简单！’而将级以下的人员也一再说道：‘只要让我们逮住了就一定会成功！我的勋爵，你给了我们信心！’”
在10月9日或10日，这个秘密备忘录又以书面形式流传。
在加的斯的维尔纳夫发现他的处境空前恶劣。金库已一空如洗，粮食和供应品都感到缺乏。除了原来缺员2,000人以外，还有1,731名伤病人员。更糟的是法西两国的官兵之间经常发生争吵。9月2日，他写信给德克瑞斯大诉其苦。虽然如此，到9月24日，他还是报告说已经装好六个月的补给，准备出发了。
拿破仑此时已经放弃了一切侵英的意图，可是对这个“可怜的”维尔纳夫——这是拿破仑给他的评语——却另外指定了一个新的“送终”计划。他从圣克劳德给维尔纳夫发出如下命令：
“我决定把集中在加的斯港中的我方海军力量投入地中海作为强大的牵制。你应该明白我的意图，立即寻找机会率领联合舰队向该海域进发。首先去卡塔赫纳与在该港的西班牙支队会合，再向那不勒斯进发，并在某个海岸让你船上搭载的陆军登陆，以便与圣西尔将军指挥的部队会合。依照你自己的判断，如果认为必要，你指挥的舰队可以尽可能留在那不勒斯海岸，给敌人造成最大的损害，并拦截意图派往马耳他岛的船团。在这个远征行动之后，舰队就可以驶入土伦，以便整理和修补。我们的意图是这样的：无论在何处，如果遇到处于劣势的敌人，你都应该毫不犹豫的进行攻击，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这次作战的成败，就要看你是否能够立即离开加的斯出发。”
两天后，拿破仑又命令德克瑞斯撤换维尔纳夫，代之以罗西尼。因为考虑到不愿意刺激维尔纳夫，德克瑞斯却没有立即通知他。10月10日，罗西尼到达罗德里戈。
10月1日，维尔纳夫开始作最后准备，预定10月7日出海，可是风向突然转变，迫使他在港口中停留了十天。10月8日，他召开作战会议，向舰长们解释他对未来会战的战术思想。他主张把这支33艘战舰的舰队分为两个集团：（一）战斗集团，共21艘船，由他自己指挥。（二）预备集团，共12艘船，由格拉维纳将军指挥，应位于前者的上风方向。（到10月16日，最后的战斗队形已完全决定。战斗集团又分三个支队，每队七艘船。前卫为第二支队，由阿拉瓦中将指挥，旗舰为“圣安娜号”。第一支队为中央部分，由维尔纳夫亲自指挥，旗舰为“半人牛号”。第三支队为后卫，由杜马罗尔少将指挥，旗舰为“杜高依·特鲁安号”。预备集团由格拉维纳指挥，旗舰为“奥地利亲王号”。）
接着，维尔纳夫推测敌人可能采取的战术，可以说非常准确。他说：“英国舰队不会构成与联合舰队平行的战线。纳尔逊会企图切断我方战线，包围我方后卫，然后集中力量来打击可以孤立和切断的船只，越多越好。”
至于应该怎样应付这样的攻击，他却并无高见，很显然，他知道他的舰长们只能采取鱼贯前进的方式。他补充说明的只有两点：如果联合舰队占了上风则应追击敌人，然后进行一对一的战斗。如果处于下风，虽应排成一条紧接的战线等候攻击，而每个舰长也应各自为战。依照拿破仑的命令，法西两国的船只是混合编组的。其中有一艘“四层甲板”的战舰“三叉戟号”，有131门火炮，是当时最大的战舰；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其中两艘有112门火炮，一艘为100门火炮；一艘64门火炮的船只；七艘巡洋舰和中型巡洋舰。战舰中有18艘法国船，15艘西班牙船。所装“侧舷”火炮共为2,626门，短炮除外。
搭载官兵总数为21,580人。搭载的陆军是由加的斯守备部队中抽调出来的，其中有“非洲”团和索里亚团，都是过去参加过无敌舰队的部队番号。英国舰队本应有33艘战舰，但纳尔逊接管指挥权后不久，路易少校率领的支队共有战舰六艘，奉命去保护一支驶向马耳他的运输船团，所以纳尔逊手中只剩下27艘战舰。在这些船只中，七艘是“三层甲板”的，三艘100门炮，四艘98门炮。二十艘为“两层甲板”的，一艘80门炮，十六艘74门炮和三艘64门炮。此外他还有四艘巡洋舰，一艘双帆二桅船，一艘单桅快船。全部官兵16,820人。除短炮以外，共有“侧舷”火炮2,148门。
因为路易的支队离去，纳尔逊改变了原有观念，不再把舰队分成三线，而代之以两个纵队：（一）前卫或上风纵队，共有船十二艘，由他自己指挥，旗舰为“胜利号”；（二）后卫或下风纵队，共有船十五艘，由科林伍德指挥，旗舰为“王权号”。这是他第一次改变“秘密备忘录”中观念，以后还有其他改变。这些改变引起了许多争论，但更足以说明纳尔逊在这一战中的心理变化。
他的目的是获得一场决定性胜利，俘获或击沉敌方二十艘战舰，因为他在临死时说：“我估计应该有二十艘。”正如秘密备忘录所说，旧式的平行战斗队形通常不具有决定意义，因为它们非常迟缓，无法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他认为那好比是用两个“单臂”来搏斗的拳师互相格斗，而他希望的却是能同时用“双拳”进行搏斗。他的舰队可以同时向左右两方打击。上风纵队保护右面，而下风纵队则打击在敌人的后部。他为什么要选择敌人的后卫来当作打击目标而不是前卫呢？因为要支援后卫，敌人的前卫必须调过头来，所以需要很长时间；反之若打击前卫，则敌人的后卫只要继续照原有方向前进而不必调头。
为了使打击具有极大的动量，他并不严格遵守传统的横线或直线战术。反之，他却代以两个船团，只是依次航行而已。关于这一点毫无疑问，因为他在默顿向基茨将军解释他的战术时曾经这样说：“这样会立即引起一场混战，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在特拉法尔加之战两个月后，科林伍德写的一封信也可以作证，他说：“纳尔逊决定用两个独立集团来代替一个严整的攻击队形。执行得非常良好，所以获得了优异成功；或许其新奇性对我们极为有利，因为敌人料想我们一定会形成类似一条线的队形。”这也正是纳尔逊早已预料到的，因为在默顿讨论战术时，他曾突然转向基茨说：“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想的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突袭敌人，使他不知所措。他们不知道我要干什么。”——突然袭击加上集中兵力，另外再加上优越的炮术。
秘密备忘录与实际情形之间的差异，也正是头脑的思想与行动中的思想之间的差异。战术目标还是一样，但达到目标的手段就可以依照当时的情况而有所改变。这不是腐儒之流所能解释的。
10月15日，维尔纳夫从巴永那获知罗西尼已经启程来加的斯，因为他知道罗西尼已有十二年以上没有下海，所以他认为一定是派他来担负某种行政工作。接着从马德里传来消息说罗西尼是奉命来接替他的，维尔纳夫觉得这是奇耻大辱，就决定在他到达之前先溜出加的斯。10月17日，他听说纳尔逊舰队已调走路易支队的消息——已经知道太迟了——更增强了他的决心。风向也有利于他，在与格拉维纳会商之后，他就命令旗舰舰长发出“准备开船”的信号。可是他发出信号之后，突然风又停了，接着一点风都没有了。
第二天，纳尔逊在日记中写道：“天气晴明，东风，联合舰队要想出海的话，这是最好的天气。”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却踌躇不前，直到10月19日上午六时，他才命令舰队扬帆出发。两个半小时之后，纳尔逊在加的斯西南方约50英里远处，从他在岸边监视的巡洋舰获知敌军出港的信号，他立即发出“全面追击”信号，因为他的目的是切断联合舰队前往地中海的进路。接着又发出“敌方舰队已在海上”的信号，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0月19日，只有马哥农的支队驶出加的斯，直到10月20日正午，维尔纳夫的全部舰队才开始行动。10月20日天明时，纳尔逊正在直布罗陀附近，还没有发现敌踪，于是命令舰队转向西北前进。上午七时，发现了维尔纳夫的舰队，在正午时得到报告说它向西行进。一个小时之后，“胜利号”停泊，科林伍德上船来接受最后的指示，因此纳尔逊知道维尔纳夫已经改变向东南行进，在日落之前，他命令他的巡洋舰在夜间始终与敌人保持接触。
10月21日，星期一。拂晓时分，当英国舰队仍然处于没有严整的队形或阵线时，敌人却已组成了密接战线，采取东微偏南的方向，双方相距约十到十二英里。因为天色太黑，不能辨识旗语，所以直到上午六点十分，纳尔逊才发出了一个普遍的信号：“成两个纵队依次前进。”于是科林伍德的纵队前进到右前方。接着又发出“依照东北东方向行驶”。六点二十二分，命令“备战”。维尔纳夫正向直布罗陀海峡前进，在他认识到因为风力轻微使他不可能避免会战时，就在上午八时发出信号，命令全部舰队转向，这样可使加的斯港处于下风位置，以便被击毁的船只有避难之地。这个在最后一分钟改变计划的行动，实在是不幸，因为这不仅象退却一样足以影响部队士气，而且这样调一个头需要两个多小时，结果组成的战线仍然凌乱不堪。有些部分太挤，有些部分又太松而留有缺口，其中大部分向下风方向弯曲，整个舰队形成一个不规则的新月形，长度约三英里。这个调动使格拉维纳的支队拉在战线后方，而杜马罗尔的支队反而变成了前卫。一旦方向变换完成之后，联合舰队就向北缓缓运动，速度大约为一英里或稍快一点。
联合舰队调换方向之际，英国舰队分为两个纵队——不如说是船团——在满帆之下慢慢赶上来了。上风纵队由纳尔逊指挥，下风的则由科林伍德指挥。从西北吹来的风力甚微，海中只有向西推送的巨浪，英国舰队前进的速度预先估计为三英里，不久降到了一英里半。因为纳尔逊并不收帆，所以这两纵队就不可能构成正规战线。此后，他和科林伍德就好比小学生竞走一样，各自埋头疾冲；纳尔逊又不照原定计划，不以敌方中央前段为目标，而改向其前卫中央冲去；科林伍德则向敌人后卫部分的前段进攻。
纳尔逊调换方向的原因，似乎是他看到敌人转变方向时突然得出结论，以为维尔纳夫准备逃入加的斯。在上午十一点四十分之前不久，他向科林伍德发出信号说：“我打算越过或通过敌线，以阻止敌人进入加的斯。”换句话说，就是挡住他们的退路。接着在上午十一时四十八分时，他又发出其著名的通令：“英格兰要求每个人恪尽职守。”
这个信号发出时，科林伍德已经接近敌人的后段，时间早已过了十一点三十分。维尔纳夫已经发出“开火！”的命令，接着在十二点十五分，又发出“各舰各自为战”的信号。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圣安娜号”后面的“热情号”发射了第一炮，这是以“王权号”为目标的，此时双方相隔尚在四分之一英里以外。此时，双方好象是一致行动一样，都升起了国旗。在法英两国的船上，鼓乐齐鸣，士兵举枪敬礼。
于是会战展开，这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科林伍德的攻击，纳尔逊的攻击和杜马罗尔的反攻失败。以下就按这个次序叙述：
当“热情号”向“王权号”开炮时，科林伍德的船团向左行进，每船之间的间隔约为两“链”（约四分之一英里），成为一个不规则的斜线，因为敌线的弯曲，所以双方几乎是平行的。在“热情号”开火后五到十分钟，“王权号”仍继续保持航向不变，接着“圣安娜号”又向它开了一炮。接着它靠近并钻入敌军战线，在“圣安娜号”之后，“热情号”之前。当他面对“圣安娜号”的船尾时，就从左舷向它连发两炮，使它受到巨大损失。接着他又对“热情号”发射右舷火炮，此后又驶近“圣安娜号”的右后段，再次向它射击。
科林伍德不久发现四周都是敌船，经过四十分钟猛击之后，“王权号”已变成无法控制的空船壳。不久就由“欧亚拉斯号”拖曳行驶。下午两点二十分，“圣安娜号”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乘员死亡104人，伤236人，降旗投降。布莱克伍德上校上去，把重伤垂危的阿尔瓦将军运到“欧亚拉斯号”上。在“王权号”作战后八分钟，“贝里岛号”也从“热情号”后面切入敌线，并且也和“王权号”一样，立即为几艘敌船包围。因为船桅损毁，有段时间一炮都发不出来。虽然如此，它却把军旗钉在后桅杆上继续战斗。后来它由三艘英舰救出。在“贝里岛号”之后约一刻钟，“战神号”也投入战火，以后每艘英国军舰都是这样分别切入敌人，向首尾两端的敌船用侧舷炮火猛击。其结果是每艘敌船都遭受到了连续的集中火力。
科林伍德的后方各船中，“无畏号”加入作战时已在“王权号”后一个小时了，最后一艘“亲王号”直到下午三点才有作战机会。
当下风纵队的战斗结束后，科林伍德也已完全胜利了。与他交战的共有十五艘法西两国战舰，其中十艘被俘，击沉一艘——“阿基利斯号”，只有四艘逃走，其中一艘为格拉维纳的旗舰“奥地利亲王号”，上面载着垂死的格拉维纳将军。
在科林伍德纵队开始作战后二十五分钟，纳尔逊也投入了战斗。和科林伍德的纵队不同，它始终保持着不规则的鱼贯形队形。依照“胜利号”军士长托马斯·阿特金森的私人日记，它是继续平行着敌人的前卫行驶。依照他的记载：“在十一点五十分（实际为十二时十分），敌人开始向我们射击；在十二点过四分时（实际上为十二点二十四分）我们的左舷炮开始向敌人前卫射击。”从北到南，杜马罗尔率领五艘领先的船只，可能是从“海王星号”起到“杜高依·特鲁安号”。依照杜马罗尔记载，纳尔逊领着三艘“三层甲板”战舰，向他的前卫中央挺进，于下午十二时十五分开始与它交战。经过四十分钟炮战之后，纳尔逊向右旋转。
单以纳尔逊的三艘战舰而论，其炮击时间比杜马罗尔所说的还要短，因为当法舰“恐怖号”开火之后，“胜利号”和“勇敢号”就开始向右旋转。纳尔逊是在寻找维尔纳夫的旗舰，因为他的主要愿望就是与它接舷战斗。
虽然“胜利号”上所有望远镜都在搜寻法军总司令的旗帜，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胜利号”只好向前攻击“三叉戟号”，假设维尔纳夫可能是在这艘最大的敌舰上。（纳尔逊相信法军指挥官是德克瑞斯。）根据“斯巴达人号”舰长的记载，当“胜利号”在下午十二点五十七分向“三叉戟号”前进时，发现该舰后面的一艘法国“两层甲板”船的前桅上挂着总司令的将旗——就是“半人牛号”。“胜利号”冒着炮火，不久就钻到“半人牛号”后方，用船头的短炮——六十八磅炮——和侧舷火炮，向“半人牛号”舱窗猛射，使它遭到极大的损毁。接着，在英舰“海王星”和“征服者”接近“半人牛号”之后，“胜利号”向右转，与法舰“敬畏号”接舷，该舰由鲁卡斯指挥。两舰立即纠缠在一起，双方乘员都准备跃上对方的甲板，但是法国人的企图却为英方火力所制止，杀伤人数颇多。差不多又过了一个小时，两船还是绞在一起，纳尔逊正在后甲板与舰长哈迪一同指挥，从“敬畏号”的船桅上突然射来一颗子弹。子弹击穿他左肩的肩章，透进胸部，嵌在脊椎骨上。他一下子扑倒在甲板上，他在被扶起来后说：“他们终于把我解决了。哈迪……我的背脊骨已被射穿了。”他被抬入船舱，到下午四点三十分，在得知会战已经胜利的消息之后才安心死去。
当“胜利号”与“敬畏号”交战时，“勇敢号”驶向前去，向“三叉戟号”开炮，接着又向“海王星号”和“敬畏号”射击。不久，“热情号”在与“贝里岛号”交战之后，又转过来协助“敬畏号”，又为“勇敢号”抓住。在解决了这两艘敌舰之后，“勇敢号”又用其前炮痛击“三叉戟号”达半小时之久。
在“胜利号”突袭敌线十分钟之后，英舰“海王星号”先向“半人牛号”射击，然后进攻“三叉戟号”，一个半小时之后，其乘员战死245人，负伤173人，这艘巨型的四层甲板船下旗投降。对在这艘船上的景象，英舰“海王星号”的船员巴德柯克曾有如下描写，足以说明十九世纪初的海战情形。他说：“我踏上这艘大船去收容俘虏，其死伤人数在三四百之间，到处都是血肉，后甲板上堆满伤兵，有的没有脚，有的没有手。”
“不列颠号”接着也跟上来了，后面就是“列维坦号”和“征服者号”。后面两舰夹击“半人牛号”，下午两点五分，维尔纳夫落下了他的将旗。这艘船上的景象，“征服者号”上的陆战队上尉阿特切里记载说：“到处都是死尸，景象非常凄惨。死伤总数在四百人以上，多数都没有脑袋。”
在“胜利号”开始作战后四十分钟，“阿贾克斯号”才开始作战，而“阿加门农号”还要晚。“非洲号”是一艘六十四门炮的船，也是双方最小的一艘战舰，所遭遇的情形也不平凡。在十月二十日夜里，它与全部舰队失去了联络，在拂晓时位于舰队北面，相距已有数英里。在发现舰队位置之后，它立即向“胜利号”前进，在“王权号”发动战斗之际，它已经到达敌方前卫的射程。依照它的日志，在十点四十分，它开始与敌方最前面的一艘船交战，然后穿过整个前卫，每经过一艘敌船都向其射击，最后又协助“海王星号”攻击“三叉戟号”，并与“勇猛号”交战。
“猎户座号”也是独立行动的。因为它的舰长科德林顿看到敌方中央部分的兵力比较强大，所以他单独向南行驶以协助“王权号”。以后他又回北边来协助“胜利号”。当维尔纳夫下旗投降时，纳尔逊纵队中的最后两艘船“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达人号”都还没有参加战斗。
现在再叙述杜马罗尔的反攻——这不过是个勉强的命名。
下午十二时三十分，纳尔逊钻入联军中心之后，维尔纳夫发出通令，要所有尚未参加作战的船只都一律自动投入战斗。杜马罗尔对此并无反应，此后维尔纳夫再没有注意他，半小时后，杜马罗尔仍继续向北航行，结果使前卫与中央之间产生了一个缺口。此时他仍没有发挥主动精神，反而等待维尔纳夫的命令。虽然如此，维尔纳夫又不立即回答，直到下午一点五十分，他才命令杜马罗尔赶来协助正受着强烈压制的中央部分。
风力十分微弱，杜马罗尔要转变方向相当困难，他本应使整个支队集中在一起，以便进行一次全力打击，可是他却把兵力又分为两部分。（可能是在转向时失去了联络，也可能是有五艘船不听命令。）他的行动非常迟缓，直到下午三点十五分到三十分之间，“胜利号”上的哈迪舰长才看见杜马罗尔的十艘船中有五艘逐渐向北行驶。于是他立即发出信号，通知纳尔逊纵队中的各船准备迎敌。
哈迪看见的五艘船是“英雄号”，“勇猛号”，“圣奥古斯丁号”，“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他发出信号之后，它们就与英舰“征服者号”，“阿贾克斯号”，“阿加门农号”和“列维坦号”等发生了遭遇战。不久，“圣奥古斯丁号”下旗投降，“英雄号”摆脱战斗逃往加的斯。
“圣方济各号”和“拉约号”也企图逃走，前者船破沉没，后者于10月23日向“列维坦号”投降。“勇猛号”由恩维内特指挥，首先受到“非洲号”的英勇攻击，以后又受到“阿贾克斯”，“阿加门农”和“猎户座”三船夹攻，经过一番苦战后才向科德林顿舰长投降。
此时，杜马罗尔的另五艘船也调转了航向，“恐怖号”和其他两艘船都是靠小船拖曳才转过头来的。现在也向南驶来，由“恐怖号”领先，跟随其后的是“蝎子号”、“勃朗峰号”、“杜高依·特鲁安号”和“海王星号”。它们首先向“征服者号”开火，然后前进，一路用侧舷炮火射击“胜利号”，“勇敢号”和“王权号”等船。不久，英方尚未参加过战斗的“弥诺陶洛斯号”和“斯巴尔特号”也赶上来，切断了“海王星号”，迫使它投降。此时，其余四艘法舰都向南逃逸，11月4日才被斯特罗恩爵士的支队捕获。
下午四点三十分钟，会战已接近尾声。维尔纳夫的三十三艘战舰中，有九艘逃向加的斯，四艘逃向直布罗陀海峡，其余二十艘之中，七艘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十二艘被敌人俘虏，一艘正在起火燃烧。夜幕将垂时，风暴大作，一连就是四天，多数负伤的船只都自动沉没，包括所有英军战利品在内，只有四艘例外，可是在整个会战和风暴之中，英国却未损失一艘船。死伤数字有各种不同估计。依照1805年11月27日和12月3日《伦敦公报》的记载，英方损失为死449人，伤1,214人。弗拉泽在《特拉法尔加的敌军》中估计的法西两国的损失是这样：法军阵亡和溺毙3,373人，伤1,155人；西军死1,022人，伤1,383人，被俘约三四千人。因为法军被俘人数至少应与西军相等，所以联军全部损失总数可能应该是官兵共14,000人。这个数字虽然很高，可是与勒班陀会战的数字作一个对比，似乎还是很少。
在这次会战中，双方人员都很英勇，虽然法西两军的英勇在最初阶段是要打折扣的，可是其顽强程度却不亚于英军。同时，若与以后的会战作个对比，那么最值得追忆的是双方都具有古代侠士之风，彼此都很有礼貌。举例来说，被俘之后，鲁卡斯（“敬畏号”的舰长）在伦敦上流社会获得了大家的尊敬。而维尔纳夫将军和马肯迪上校也获准参加纳尔逊的丧礼。尽管发生了革命，战争却仍然是绅士阶层的职业。
10月27日，科林伍德派拉佩诺狄尔中尉指挥的小船“比克勒号”回国报捷。11月4日，拉佩诺狄尔到了法尔茅斯，在那里只停留了半小时就出发去伦敦。他一路换了十九次马，于11月6日凌晨一时赶到英国海军部。几分钟之后海军部长接见了他。一见面他所说的第一句话是：“报告，我们获得了一次伟大胜利，但是失去了纳尔逊勋爵！”（拿破仑对纳尔逊也是推崇备至，他命令在每艘法国军舰上都悬挂纳尔逊的画像。）
纳尔逊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代名将，主要就是他能摆脱当时平行战斗队形理论的束缚，虽然他并不是采取这种方法的第一人，可是他却比前人更能认识到这种理论的基础是一种单粹防御思想。依照这个理论，由战舰组成的横线可以发出优势火力，如果敌人成鱼贯纵队来犯，其结果将无异于自杀，可是纳尔逊却看出这个理论的漏洞，他知道由于当时的火炮射程极为有限，而且命中率也不高，所以被敌人横线集中火力击毁的危险，事实上只限于最后几百码的接近距离。此外，他也认识到一旦双方发生接触，决定性因素是优势的射击技术，而不是数量优势和横线队形。在射击技术方面，英国人比对方高明得多，不仅射击命中率较高，而且射速也快一倍，所以毁灭力也提高了一倍，只要比较双方的死伤数字，就知道此话不假。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在封锁之中，法西两国海军失去了练习机会，而英国海军则正好相反。
科林伍德指挥“无畏号”战舰时，他的部下经常操练大炮，几乎很少有其他船员在火力的迅速和精确上能与他们相比。科林伍德经常告诫他们说：“如果他们在五分钟内能使侧舷火炮作三发精确射击，就没有任何船只能够抵抗他们。可是如果能经常练习，那么只要有三分半钟时间就够了。”这些话的意义在于，一旦进入战斗，一艘船的射击如能比敌人快两倍，那么火力也就相当于两艘船了。所以在纳尔逊看来，整个战术问题是迅速与敌人接近。用今天的流行术语来说也可称为“海上闪击战”。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特拉法尔加都是值得纪念的会战，它对历史具有广泛的影响，完全粉碎了拿破仑的侵英梦想。它也使一百年来的英法海上争霸战从此结束，使英国成了一个海洋帝国并维持达一个世纪以上，使“不列颠的和平”变得具有可能性。更重要的后果是它告诉1805年的世界，拿破仑并非天下无敌的。它也迫使拿破仑不得已而采取他的“大陆体系”，企图建立一个大帝国，以图在经济上绞杀英格兰，而结果却作茧自缚，使他自己在政治上受到绞杀。如果没有特拉法尔加会战，就不可能有半岛战争，如果没有半岛战争，就不可能有滑铁卢会战。所以威尔逊先生在《剑桥近代史》中对这个伟大的海军胜利所作的评语一点都不夸张。他说：“特拉法尔加在拿破仑战争中，的确是一场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会战。”
大事记（十三）：英法争夺欧洲大陆（第一阶段）
虽然拿破仑被迫放弃了直接攻击英国的计划，可是间接路线依然畅通。要直接攻击英国，其基础就是对英吉利海峡的控制；而间接路线所依赖的却是对欧洲沿海各港口的控制。假如他能控制这些港口，那么英国的财源——海外贸易——将被完全绞断，若失去此项巨大财源，英国政府将不可能补贴大陆上的同盟国，而没有这些同盟国，英国也不可能希望击败拿破仑。所以昂当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欧洲财力》中这样说：“在所有联合起来对付拿破仑的力量中，最强大的莫过于英国的财力。”
法克斯和法国驻伦敦大使安德烈奥西都明白这个道理。法克斯主张撤出马耳他时这样说过：“难道我们仅仅为了商人的贪欲就要大量牺牲英国人民的鲜血吗？我宁愿为了亚历山大的浪漫式远征而流血，而不愿为满足少数商人的贪欲而流血。”安德烈奥西在一八○三年战争爆发之前几星期写信给第一执政（拿破仑）说：“假如一个国家的主要兴趣就是贸易，商业如此繁荣，而政府又必须向商人要求额外的费用，那么他们就有权要求政府在采取政策时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因为法国禁运英货是使英国贸易持续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所以商人和银行家要求的是比较自由的贸易。
拿破仑认为自由贸易将使英国成为法国的债主。他的经济思想和卢梭一样，卢梭的想法是，“一个理想的国家对其一切需要都能自给自足，而不需要国外贸易。”因为追求这种“自给自足”的理想，一七九三年秋季，法国国会已经议决凡非法国船只载运的英国货品一概不准入口。三年后，为了刺激法国工业的发展，法国国会禁止一切敌国制品进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