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记（一）：英格兰与西班牙争霸
自从发现新世界和绕过好望角到达东印度群岛的航线之后，欧洲商业重心西移，此后就逐渐远离地中海地区而趋向大西洋海岸。因此，西班牙、葡萄牙和英格兰以及后来的联合省、法兰西，为了世界贸易和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变成了互相竞争的劲敌。从这时起直到现在，帝国的发展都是趋向于海外殖民，而帝国的斗争则趋于海权形式。
斗争的第一阶段发生于英格兰与西班牙之间，起初两国是很和平的。一五五八年十一月十七日，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一五五八——一六○三年）继承异母姐妹玛丽皇后（菲利普二世之妻）成为英国女王时，英西两国还是同盟，正共同对抗法国。第二年，两国间的友谊似乎仍很坚定，所以在签定《卡托-康布里西斯》条约之前进行谈判时，菲利普还准备替伊丽莎白收复加来，这是于一五五八年一月六日被吉斯公爵从玛丽手上夺去的。接着他又向伊丽莎白求婚，但遭到拒绝。
菲利普如此热衷于支持英国，完全基于自私的立场，他的政策针对的是苏格兰的玛丽女王（一五四二——一五八七年），她是英国亨利七世的曾孙女，也是苏格兰詹姆士五世与吉斯的玛丽所生的女儿。按天主教的眼光看来，她是英国王位的合法继承人，一五五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她又与法国的弗朗西斯二世（一五五九——一九六○年）结婚。此时，她的舅舅吉斯公爵正在法国当权，利用玛丽，他想把法兰西、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联合成一个伟大的吉斯帝国。这对西班牙将是一个致命打击，所以从一五五八年以后的十二年中，菲利普都是不惜一切成本扶助伊丽莎白以确保其王位，以此作为玛丽的对抗势力。对西班牙来说，友好的英格兰具有极大重要性，因为英格兰恰好位于西班牙到尼德兰间的海上交通线侧面。反之，自从加来丧失之后，只要尼德兰控制在西班牙手中，那么英格兰对本国海面的控制也不安全。在菲利普和伊丽莎白的整个时代，西班牙和英格兰的政策始终受到这两个战略问题影响。
尽管有菲利普支持，伊丽莎白的地位还是很危险。她不想出现对外战争，因为英国本身由于新旧教派的对立，在政治上是不稳定的。但是英国的加尔文派教徒却一心只想支持大陆上任何地区的同一教派，希望新教能发扬光大。此外因为英国已经成为海权国家，并且也是日益发达的商业国家，所以英国的反西班牙派认为应用舰队向西班牙在新世界的专利挑战。坎顿说：“英国军人和海员都跃跃欲试想向西班牙挑战，但女王对他们的呼声置若罔闻。”不过虽然如此，伊丽莎白的权力却不够强大，无法完全制止他们活动。
伊丽莎白即位不久就突然发生了新变化：一五六○年十二月五日，弗朗西斯二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查理九世（一五六○——一五七四年），并暂由他的母亲凯瑟琳摄政。一五六一年八月，玛丽回到苏格兰。一五六七年，她在苏格兰暗杀了第二任丈夫达恩利勋爵，接着被迫退位，并于一五六八年逃往英格兰避难，从此被伊丽莎白拘禁到死。这些演变，加上反西班牙派在英国得势，使菲利普改变了对玛丽的政策。因为玛丽已不再是吉斯家族的直接工具，所以菲利普现在不再站在伊丽莎白这边，反而利用玛丽来当作制造反伊丽莎白阴谋的支柱，在这方面他也得到教皇庇护五世支持，他在一五七○年开除了英国女王的教籍。
除了这些政治变化以外，经济冲突更使西班牙怒恼。普利茅斯的约翰·霍金斯开始抢劫非洲的运奴贸易，这本是西班牙王室的专利买卖，因而这种不合法的生意能获取极高利润，所以英国女王居然与霍金斯合伙，把她自己的一艘船耶稣号借给霍金斯使用。一五六七年十月二日，霍金斯从普利茅斯出海，另有伴船两艘，即米尼翁号和朱迪斯号，朱迪斯号由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霍金斯首先开往几内亚海边，在那里他捕获或购买了五百多名黑人，然后驶往西印度群岛，秘密地把他们卖给西班牙殖民者。途中他进入圣胡安港寻找饮水和掩蔽，并在港口设防，不让西班牙船只进入。这时新上任的新西班牙总督恩利基斯也率舰队到来。因为正有风暴发生，恩利基斯担心翻船，就与英国人谈判，答应只要让他入港就决不侵犯英国人，并让他们补给粮水之后自行离去。几天后，恩利基斯却突然向霍金斯开火。经过一场战斗，耶稣号不得不放弃，可是另外两艘船逃走了，于一五六九年一月回到普利茅斯。
当霍金斯向祖国返航时，又发生了另外一次比较严重的事件。许多年来，西班牙船只来往于西班牙与弗兰德之间时，经常受到胡格诺派私掠船拦劫。其中有许多人是普利茅斯市长霍金斯的兄弟威廉的部下。为了不把英国女王牵扯进去，他们的船上都挂着孔代的旗帜——就是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六八年，这种私掠船有五十艘，其中属于英国人的不下三十艘。十二月，一群私掠船把一个西班牙支队赶进了福伊，普利茅斯和南安普顿等英国港口。船上所载的金条属于热那亚银行，准备交付给在安特卫普的阿尔瓦公爵——菲利普在尼德兰的主将。伊丽莎白将其没收，并获得热那亚人同意借为己用。为了报复，阿尔瓦把留在尼德兰的英国船只和货物一律没收，伊丽莎白也不甘示弱，照样没收了留在英国的西班牙船只和货物。此时又传来耶稣号丧失的消息，更激起了英国人的怒火。于是英西两国分道扬镳，菲利普支持英国的天主教徒，而伊丽莎白也开放英格兰供荷兰新教徒避难。
此时，奥兰治的威廉（一五五九——一五八四年）已经建立了一支舰队，到一五六○年，有十八艘船可以出海了。这是另一个海权的开始，在下世纪中，荷兰舰队远涉重洋，在许多地区建立了殖民地。他们对现实的影响立竿见影，一五七二年，他那些号称“海上乞丐”的水手捕获了三百艘船。因为他们缺乏避难港口，伊丽莎白又暗中准许他们使用英国港口。直到一五七二年，他们突袭了布里尔并将其变成极其坚固的基地。从此，尽管天生厌恶叛徒，伊丽莎白的政策却是尽量鼓动尼德兰的叛乱。这不仅是为了消耗西班牙国力，而且也是预防荷兰人在失望之余把国家主权献给法兰西国王。危机变得非常严重，虽然阿尔瓦反对公开宣战，菲利普却十分愤怒，就在一五七一年支持所谓莉多菲阴谋，目的是要用阿尔瓦所部六千人来支持英格兰境内的天主教叛乱，杀死伊丽莎白，使玛丽复位，并在英国重建天主教信仰。这个阴谋被查觉并被扑灭，唯一结果只是使仇恨加深。
为了增强自己的地位，一五七二年四月，伊丽莎白又与法国的母后缔结了对西班牙的防御同盟。但是同盟却并未能达到目的，因为这时法国的胡格诺派把查理九世争取到手了，伊丽莎白担心法国会占领低地国家，就又倒向西班牙方面。凯瑟琳生怕胡格诺派会把法国拖入对西班牙的战争，于八月二十四日制造了圣巴特罗缪屠杀。估计在这次事件中，法国人死了五万人之多。这样又使吉斯家族在法国当权，伊丽莎白只好与菲利普重开谈判恢复从一五六八年中断的贸易关系，到一五七三年春天，两国又恢复了正常关系。
一年后法王查理九世逝世，继承者是他的兄弟亨利三世（一五七四——一五八九年）。一五七六年三月，勒班陀会战的胜利者，奥地利的约翰被任命为尼德兰总督。他一到就发现西班牙军队正在叛乱中，而他们的暴行又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反抗。因为知道伊丽莎白正用金钱接济叛徒，他就力劝菲利普侵入英格兰。但是菲利普的财政状况也正十分紊乱，所以他派贝尔纳蒂诺去安抚伊丽莎白，并重开在伦敦的西班牙大使馆，这是一五七二年已经封闭了的。
使臣到达英国之后不久，约翰死了，镇压尼德兰叛乱的责任就由帕尔马公爵法讷斯接替。他也是当时名将之一，勒班陀会战中的老兵。经过一连串卓越战役，他收复了布鲁日，根特，安特卫普和尼德兰南部多数地区。失望之余，叛乱份子把他们国家主权献给了亨利三世的兄弟阿朗松公爵。
虽然菲利普仍不肯向英国公开宣战，可是教皇格列高利十三世（一五七二——一五八五年）却几乎迫使他不能不采取行动。教皇先后对爱尔兰准备了两次远征。第一次在一五七八年，完全流产了；第二次在一五八○年，有少数西班牙人参加，在爱尔兰登陆之后不久即被全歼。一五七七年，德雷克率领五艘船进行周游世界的航行。他一路突袭了瓦尔帕莱索，抢劫了塔拉帕卡，捕获了最大的运宝船火神号，他还驶入旧金山湾，以伊丽莎白女王的名义将其收为英国领土，定名为“新阿尔比恩”。一五八○年九月他才返回英国，带回大量的赃物，在他的旗舰金鹿号的后甲板上，由伊丽莎白封他为爵士。
德雷克正在进行环球航行时，又有重要事件发生，对英西两国的关系产生了极大影响。葡萄牙的年轻国王塞巴斯蒂安突然爆发了古代骑士的狂热，于一五七八年侵入北非，八月四日，他在克比尔被杀，全军覆没。他没有子嗣，由他的伯父亨利红衣大主教继承，亨利又没有子嗣，而且已经七十七岁。在他后面，又有一大群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其中最合法的是西班牙的菲利普，而最孚人望的却是安东尼奥，他是贝雅公爵路易的私生子，而路易则是葡萄牙王伊曼纽尔的儿子。由于继承问题，迫使菲利普在一五七九年对英国采取温和态度，因为他希望在亨利死后可以自由占领葡萄牙。他等待的时间并不太久。亨利于一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逝世，不久，菲利普即命令阿尔瓦公爵领兵进入葡萄牙。八月二十五日，安东尼奥在阿尔坎塔拉被击败，菲利普就此兼并了葡萄牙和葡萄牙的海外领地。他不仅获得了广袤的土地——那是没有宗教障碍的——而且还有船只和海员，葡萄牙本是海洋民族。失败之后，安东尼奥逃往法国，后来又想到英国去避难。因为他自称葡萄牙国王，这使伊丽莎白对他发生了承认问题。
权力平衡的变化使伊丽莎白和法国母后凯瑟琳都大感恐慌。凯瑟琳命斯特罗基组成一支舰队，于一五八二年带同安东尼奥一起去攻占亚述群岛，这是西班牙通往新世界交通线的焦点。在特尔塞拉岛附近，他们被圣克鲁兹侯爵击溃，他是在勒班陀会战中指挥预备支队的老将。第二年，法国海军将领埃马德在同一地点又被圣克鲁兹重创。这两次胜利的影响十分巨大，进一步证明了在勒班陀建立的印象——西班牙舰队是无敌的。这也巩固了葡萄牙所属的大西洋基地，这是菲利普攻打英国时所必需的。
第二战之后，克鲁兹上书菲利普，劝他立即侵入英格兰，并说只有这样才能收复尼德兰。这个思想并不新奇，因为在一五六九年阿尔瓦公爵也曾作同样建议，而在勒班陀会战以后，约翰更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菲利普还在犹豫，但不久又有两件事情诱使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第一，因为他参与了索克莫顿阴谋，所以伊丽莎白于一五八四年一月十五日命令西班牙大使贝尔纳蒂诺降旗回国。作为报复，菲利普禁止一切英国船只进出西班牙的港口，伊丽莎白也采取同样的报复手段。她还命令德雷克侵扰西印度群岛。一五八五年九月十四日，德雷克与马丁·弗罗比舍一起出发，在维德角群岛上洗劫了波图港，蹂躏了圣多明哥，抢劫了哥伦比亚的卡尔塔吉那，威胁哈瓦拉，并且夷平了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
此时，帕尔马公爵已经巩固了他的地位，奥兰治的威廉在一五八四年七月十日被暗杀，对他很有帮助。威廉死后，尼德兰的情况变得十分紧张，所以伊丽莎白尽管认为叛徒是“忘恩负义之辈，真正的乌合之众”，还是在一五八五年八月勉强与他们签订了一份条约，派莱斯特公爵率领五千士兵前往尼德兰填补空缺，以帮助威廉的儿子莫里斯（一五八四——一六二五年）建立他的地位。这是第二个事件，经过二十七年的和平之后，伊丽莎白终于发动了战争，只是没有正式宣战。
菲利普此时也终于明白，要重建在低地国家的权威，除了侵入英国以外更无他法。以前他一直努力避免这种行动，但由于莱斯特公爵的武力侵扰，使他认为势在必战了。一五八六年三月十二日，克鲁兹再次提出他的计划，但他现在要求的是船只五百一十艘，人员九万四千二百二十二名，并估计全部远征成本应为三千八百万“杜卡”（约值九先令四又二分之一便士），所以菲利普决定用规模较小的计划来代替。不是直接把入侵军从葡萄牙送往英格兰，而是让克鲁兹控制英吉利海峡，然后在尼德兰的帕尔马陆军即可渡海。此时，对英格兰来说最侥幸的是伊丽莎白在风暴来临之前居然能够先将内乱完全压平。一五八六年春，英国的玛丽余党认为只要伊丽莎白仍然健在，那么任何入侵都不可能成功，就又发动了一场阴谋——叫巴宾顿阴谋——想刺杀她。贝尔纳蒂诺、前英国驻法国宫庭大使和玛丽本人都被牵涉进去。结果是伊丽莎白的群臣重建女王的威望，使玛丽受审。一五八七年二月一日，她被判处死刑，七天后即被处决。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上）
一五五八年加来丧失之前，从理论上来说，英国为了安全，应在欧洲大陆作战以保护其海岸，也就是说欧陆变成了英国防御的外围。加来丧失之后，能够依赖的就是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权了。可是当一五八六年危机爆发时，虽然伊丽莎白女王有一支私人舰队，有战船三十四艘，但并没有国家海军。不过一到战时，有许多武装商船都可以临时拼凑成军，直到国会时代都是这种情形。此外也没有常备陆军——封建时代的民兵早已不存在了——虽然依照撒克逊古例，政府仍有权召集民兵，但除伦敦地区以外，能召集的只是毫无纪律的乌合之众。在战场上绝对无法对抗西班牙的高度训练的精兵。
最大的困难是象弗特斯库对伊丽莎白的评论：“因为简单，她憎恶直接行动；因为必然，她憎恶确信；因为费用，她更憎恶战争。”（注：若无国会帮助，她的收入根本不够担负战争。）因为有这三种主观思想，而尤其是经费，更使她宁愿依赖外交手段，又因为她缺乏必要实力来使外交更有成效，所以在斗智中经常受到帕尔马公爵欺骗。直到无敌舰队已经出发，他还不断提出和平建议以掩护在尼德兰的一切准备——可是伊丽莎白大都深信不疑。
虽然如此，因为巴宾顿阴谋暴露，显示出危机已经来临，一五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伊丽莎白接受了群臣劝告，命令驻在朴茨茅斯的舰队动员，在一五八六年——一五八七年冬季，在英吉利海峡保持一个支队，以防吉斯拯救玛丽女王。一五八七年三月，玛丽死了，当主力舰队在朴茨茅斯动员时，德雷克爵士在普利茅斯也已准备就绪。他的任务是阻止西班牙舰队从各港口驶出集中，如果它们向英格兰或爱尔兰前进，应尽量加以截击并阻止其登陆。依照惯例，这些命令下达之后，由于伊丽莎白害怕挑起战争，马上就会重新加以修正。但是德雷克深知女王的老脾气，所以在四月二日马上出发，在新命令到达之前，他早已在四月十九日到了加的斯。他自己这样记载道：“我们留在这里直到二十一日，在此期间，击沉了一艘比斯开船，重一千二百吨，焚毁了克鲁兹的船一艘，重一千五百吨，另外还有三十一艘，重量为一千吨，八百吨，六百吨、四百吨和二百吨不等。此外还带走了四艘运输补给的船。”此后，在补充了必要的补给之后，他又向里斯本前进。在那里他于四月二十七日这样写道：“西班牙国王对入侵的准备，其规模之大可以说是史无前例。”
里斯本是西班牙舰队的指定集中地，虽然克鲁兹已在那里建立司令部，可是他还没有集中一个人。这是有坚固防御的港口。在港口之外向北为加斯卡斯堡垒护卫的锚地，紧邻加斯卡斯堡垒又有圣尤里安要塞。五月十日，德雷克在加斯卡斯湾中下锚。港口中发生了极大的恐怖现象，所有船只纷纷砍断缆索，向最近的避难港逃走。被毁的船只吨位数以千计，损失的物资更为巨大。以后据西班牙方面计算，共损失船二十四艘，货物总值十七万二千“杜卡”。德雷克并未携带登陆部队，所以不能据守这个港口，他只好转往圣文森特角——里斯本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要点。他守住了这个要点，使敌人蒙受极大不利。因为所有船只都是分别向里斯本集合。在这里又使葡萄牙的渔船受到了重大损失，此外还毁灭了许多吨的制桶材料。（注：因为所有盐腌食物，酒和水都要用桶装，所以这个损失是很重要的。）假如德雷克能留在这里不走，甚至可能完全阻止西班牙舰队的集合，但除非他能获得增援，否则是不可能的。五月十七日，德雷克写信给英国大臣沃尔辛厄姆爵士说：如果这里再有六艘船，那么我们可以久留，因为下个月就是西班牙舰队从各地回国的主要时期，一定可以使他们蒙受更大损失。
结果他无法久留，又转往亚述群岛。离开圣文森特十六天之后，六月八日，他在圣米迦勒附近发现了一艘大船，第二天就追上了。这是“圣菲利普”号，是西班牙国王本人的一艘东印度船只，上面所装的货物价值十一万四千镑，还有许多文件，记载有关东印度贸易的秘密。（注：这些文件使伦敦的商人大感兴奋，后来他们组成了东印度公司，即不列颠帝国在印度的基础。）六月二十六日，德雷克回到普利茅斯。他已使西班牙舰队在这一年之内不再有出发的可能。这对英格兰而言实在幸运，若真能如菲利普的意图，无敌舰队能在九月底以前出海，那么帕尔马公爵就可能已经渡过英吉利海峡。正如他在致西班牙国王信中所说：“如果侯爵能准时到达，登陆将不会有任何困难。英国人和荷兰人都无力抵抗你的舰队。”
此时克鲁兹正在赶紧补充他的损失，到一五八八年二月底，一切准备就绪了。可是他本人在一月三十日却突然死了。于是远征行动再度搁浅。他的死对西班牙而言是可与德雷克的突袭相比的大祸，因为他是西班牙能力最强的海将。菲利普只好派西多尼亚公爵去接替他。这位公爵虽然出身高贵，可是对指挥陆海军却没有经验。他上书国王要求辞职，但菲利普不准，另派了一位合格的海员迪亚戈充当他的海军顾问。此外当西多尼亚公爵的舰队到了海峡之后，将任命帕尔马公爵为远征军总司令，率军前进。
当西多尼亚准备之时，帕尔马公爵的主要准备则是这样：从安特卫普和根特开凿一条运河到布鲁日，在瓦顿河建造七十艘登陆艇，每艘可载三十匹马，并装有上下起卸的跳板。在新港建造二百艘平底船，在敦刻尔克集中二十八艘战船，在汉堡，不来梅和恩顿等地召募海员，在格拉沃利讷制造两万个木桶，在新港和迪克斯迈德等地为步兵二万零六百人和骑兵四千九百人制造营幕。
首先应分析这个时代中的海军发展，对下面的作战才会有较好的了解。
十六世纪的战船与以前各世纪不同的主要因素就是重炮；尽管这种杀伤利器从十四世纪起已开始装备在船上，可是直到十五世纪，火炮威力才有足够的强度，能够一炮击毁当时的船只。这种武器有两种明显不同的形式，一种是前镗，一种是后镗。后镗炮的原始形式是一种“拼拢式”火炮——即由多根铁棒组成，在上卷中已有详述。其弹仓与炮管是分开的，在发射之前用螺丝装上去。
有两种主要类型的前镗炮——加农和库维林，都装在炮车上。加农发射一吨重的铁弹，只有中等射程。库维林炮身较长，炮弹较轻，射程也较远。这两种火炮的性质有如下表：
型式 镗弹重量 口径 最小射程 最大射程
加农7.25英寸 50镑（约） 18 340步 2000步
库维林5.25英寸 17磅 32 400步 2500步
　　此外还有准加农，弹重三十二磅；准库维林，弹重九到十磅。（库维林亦称为长炮）长炮中还有许多较小型的，如“猎隼”弹重五磅，“忠仆”弹重四磅和“猎鹰”弹重两磅半到三磅，不过这些火炮都只有杀伤人体的效力。另外还有一种叫作“佩里尔”，射程较短，发射二十磅的石弹，此时已经落伍了。
十六世纪开始时，海上航行着两种主要类型的船只。一种是商船，另一种是桨帆船。商船用以载运商品，而桨帆船则为标准的战船。但是不久大洋航行和火炮的进步开始使船只构造有了新的变化。在洋面上，风帆比桨更重要，而用风帆的船只更适于使用船舷火力。
第一个转变时期是在十五世纪，此时小型杀伤性海军火炮开始被采用。它们装在两个炮台上，一个在船头，一个在船尾——过去没有火炮时，这种平台是用来配置弓箭的，目的是击毁登船的敌军。亨利七世的大船“摄政”号上就装有这样的火炮二百二十五门——主要都是旋转式火炮。
亨利八世带来了第二个转变期。他采用了前镗式的可以击毁船只的火炮。因为这种武器太重，不能容纳在炮台内，而且也不宜对付登船之敌，必须装在上层甲板上，最好是在主甲板上，必须在船只两侧开炮孔。第一艘装重炮的船是“玛丽的玫瑰号”，建造于一五一三年。最后一个转变时期是船上的炮台逐渐变得没有用了，而舷侧火力重量增加，更要求甲板空间拓宽。商船逐渐发展成正规军舰，这种船的长度比宽度要大三倍以上，而不象一般商船只相当宽度的两倍。在十六世纪，这类船中最著名的是德雷克的“复仇号”，这是一艘纯英国式设计的船只。这种船是为“速度”用的，又可以称为“平甲板”式。虽然船尾和船头并不与腰部完全看齐，可是比西班牙战船却要低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五。这个事实使多数英国船只都显得比西班牙的要小，虽然双方海军中的最大船只，其吨位大致相等。所谓“大帆船”并非西班牙所独有，通常为四桅帆船，具有当时一般船只所有的索具，但是船壳构造却比较接近桨帆船，与宽度之比较大，也较平直，船头低下，与桨帆船相似，不象商船的船头拱起。这个时代的英国战船，大约两个船员摊一吨重量，而西班牙战船则三个多人摊一吨。
火炮对海军战术的影响要比对海军造船术的影响更大。在大帆船（快船）时代，主要武器是船头上的冲角，而主要战术行动就是硬撞。虽然在接近敌人时，快船可以采取纵队形式，可是攻击队形却是成横线的，正如陆战一样，战斗就是突袭或冲锋。在装有火炮的战船上，主要武器——可击毁船只的重型加农——不是装在船头而是装在两舷。当它们接近敌人时，一定要调动位置，使侧面对着敌船——对旧时代的快船而言，这是一种自杀行为。所以在攻击时，其位置与原有前进路线成直角，为了使这种调动井然有序并集中打击力量以对付敌人，所以在接近敌人时应采取纵队队形。
这种彻底的改变在当时尚未为人所认清，舰队进入战斗时还是蜂涌而上，主要目的还是攀登敌船。可是在英吉利海峡与西班牙无敌舰队交手之后，纵队战术即开始成形，理由可从双方舰队在军备方面的差异上获得解释。根据刘易斯教授的记载，可见下表：
舰队 船数 加农 佩里尔　库维林　 总计　
英吉利 172 55 43 1874 1972
西班牙 124 163 326 635 1124
（注）：西班牙舰队除了这一千一百二十四门重炮以外，还有一千三百零七门轻型杀伤火炮，主要是装在炮台内。
所以英国的长程火炮要比西班牙多三倍，反之在重型中程火炮方面，西班牙也比英国多三倍。这种射程和弹重方面的差异就可以说明双方在战术思想上的不同。英国是集中全力于远程战斗方面，而西班牙则注重中程和短程战斗。西班牙的战术目标是先使敌船丧失战斗力然后攀登它。英国的目标却是在远距离击沉敌船或迫使其投降。虽然英国火炮具有较大射程，但是其威力并不足以发生决定性作用。同样重要的是这种火力并不准确，在远距离时能击中目标的弹丸并不太多。火力的不准确使海战也和陆战一样变成了缠斗不休的状态，直到来福线枪炮发明之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变。所以在理论上，西班牙人宁愿依赖接近射程的打击力量，这样更容易命中。
菲利普对英国人将要采用的战术早已有所认识，所以西多尼亚公爵出航之前，他曾给与下述警告：“你应特别注意敌人的目的是想进行远距离战斗，因为他们的火炮射程较大；反之，我们的目的却是要接近敌船，钩住它们并登船进行肉博战。”可是他很明显并未充分认识到英国的真正优势并不在于其较长程的火力，而是他们海员的技术更优秀，事实上，他们的船只也比西班牙更轻便，易于操纵。西班牙人惯于在良好天气中航行，而英国人却惯于与恶劣天气搏斗。西班牙船只在外形上与其说是一艘船，不如说象一座堡垒，上面挤满了陆军士兵，而真正的海员却感到人手不够，其地位也只比划桨奴隶略胜一筹。在英国的战船上，水手不仅驾船而且也打仗，虽然也是强迫服役，但每天还有四个便士的酬报。最大的区别，也是最大的优势，却是西班牙人仍继续使用快船时代的旧战船，船只分成集团以横队迎敌；可是德雷克或霍华德却使用了一种新战术，大致以纵队形式接战，这也是海战革命的先声。
对英国海军将领而言，在西班牙舰队驶出前的几个月中，他们所遇到的最大困难却是伊丽莎白。这个女人虽然具有坚强性格，可是在英国历代君主中，她也许是最吝啬的。而且她也真心害怕西班牙，这是不无道理的，因为西班牙在当时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陆海军国家。她一直都希望和平，可是她却不了解，只要她仍然鼓励私掠行为和支援尼德兰叛乱，和平将永无可能。
在秋季，一支小型英国海军支队在帕尔默爵士统率下，与一支荷兰支队联合起来，一共只有九十艘小船（只适于内河与浅海作战），开始封锁弗兰德港口；但是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英国女王才召集军事会议，讨论下述这些问题：可能的登陆地点，陆军的运用，使用的武器和国内的安全。十二月二十一日，她任命霍华德勋爵为“陆军中将总司令，海上舰队和陆军的总管”。尽管德雷克在她的海军将领中是能力最强的一个，但她却宁愿选择霍华德，这不仅是为了提高其舰队的威望，而且也因为霍华德的地位较高，容易获得部下服从。德雷克后来被任命为海军中将，在技术方面担任霍华德的顾问。关于霍华德，托马斯·富勒这样评论说：“当然他并非一个内行的海员，但他却能知人善任，而且从善如流。”
从加的斯和里斯本回来之后，德雷克就一直要求再发动他那种冒险突袭——在出发港口攻击西班牙舰队。假如当时他真获得准许再进行一次这种攻击，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不会出海。最后在霍华德受命担任统帅后的第三天，他才奉命率三十艘船向西班牙海岸进袭。可是，接着女王又害怕触怒西班牙人，收回了命令，并将舰队人员配额减少了一半。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使霍金斯在一五八八年二月十五日上书沃尔辛厄姆表示严重抗议。
他说：“我们必须有所选择，是接受不光荣和不可靠的和平还是决心一战以求得安宁的和平呢？照我看，最可靠和最有利的就是决心一战，这也是全国人民的公意。”
霍金斯的意见正与德雷克一样，认为进攻就是最可靠的防御。但是他这封信发出不久，英国女王又得到了克鲁兹侯爵逝世的消息。她相信西班牙舰队现在出发不成了，而且她也认为帕尔马公爵正处于困难之中（注：大约一个月后，帕尔马报告菲利普说他的三万人中只剩下一万七千人的有效兵力。）所以她就陷入了帕尔马公爵布置的和平陷井，并派和谈代表团前往尼德兰。关于这一点，霍华德在三月十日也向沃尔辛厄姆提出警告，说请女王小心，不要陷入敌人的圈套。此时，也不断有情报传来，说西班牙舰队马上就要出海了。
如果伊丽莎白天性不那样趋向外交，那么她应能认清帕尔马的建议实在是诡计，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因为菲利普相信自己是替天行道。他认为这是十字军行动，目的是要使英格兰重回天主教怀抱。每一天，五万个教堂都在做弥撒，菲利普的海军船只都以宗教圣哲命名；乘员禁止发誓、争吵、赌博和与不正当妇女交游。船上都挂着帝国的旗帜，上面绣有基督和圣母的神像。
菲利普对西多尼亚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当你接到我的命令之后，就应率领全部舰队出海，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一直驶到马盖特点为止。再与帕尔马公爵取得联络，并保护他渡海。”他又警告西多尼亚应避免与英国舰队接触，并说假如德雷克在海峡中出现，那么除了后卫行动以外，应该对他不加理会。他也给与西多尼亚一道密命留交帕尔马，告诉他一旦远征失败应采取何种行动。
菲利普交给西多尼亚指挥的舰队共有船只一百三十艘：二十艘四桅大帆船；四十四艘武装商船，二十三艘商船，二十二艘补给船，十三艘轻快帆船，四艘中型帆船和四艘桨帆船。（注：其中实际可用的战船数字约六七十艘）这些船只总吨数为五万七千八百六十八吨，火炮总计为二千四百三十一门，海员为八千零五十人，所载陆军为一万八千九百七十三人。加上划船奴隶和其他人员共计总数六万零四百九十三人。
整个舰队分十个支队，番号如下：
（一）葡萄牙支队，由西多尼亚公爵指挥，十艘四桅船和两艘轻快船。
（二）卡斯蒂利亚支队，由瓦尔迪兹指挥，十艘四桅船，四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注：瓦尔迪兹本人与西多尼亚在一起，同乘旗舰圣马丁号）。
（三）安达卢西亚支队，由佩德罗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一艘轻快船。
（四）比斯开支队，由里卡尔德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四艘轻快船。
（五）吉普斯夸支队，由奥昆多指挥，十艘武装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六）意大利支队，由伯顿多纳指挥，十艘武船商船和两艘轻快船。
（七）商船支队，由胡安·戈麦斯指挥，共二十三艘。
（八）补给船支队，由安东尼奥指挥，共二十二艘。
（九）中型帆船支队，由雨果指挥，共四艘。
（十）桨帆船支队，由迪亚戈指挥，共四艘（注：这个支队根本没有出发）。
西班牙人正作种种准备之时，伊丽莎白仍在与帕尔马谈判，而德雷克则被拘禁在朴茨茅斯，不准出海。三月三十日，他感到不能再等了，写了一封措词极为强烈的信给女王的军事会议，据柯白说，这是纳尔逊建立的新英国海军思想的起源。
他这样写道：“假如陛下与诸位大人都相信西班牙国王的确想入侵英格兰，那么毫无疑问，他在西班牙必正在进行巨大的准备，而帕尔马的入侵也必须以这个舰队的行动为基础。若有方法阻止其舰队行动，那么他们就无法以征服者姿态由海上降临。而帕尔马也将被阻在原地。除上帝保佑以外，争取时间和地点是我们致胜的秘诀。如果我们有五十艘船开往敌人的海岸作战，要比更多的船在我们自己海岸作战更为有利。我们出发得越早，成功的机会也就越大。”
四月十三日他又直接上书女王说：“在一切军事行动中，获得有利的时间和地点就等于胜利了一半，反之机会一旦丧失了则不可复得。”四月二十八日他又上书说：“请恕我直率陈词，因为良知逼得我必须指出危机的严重性。如果和平不可能，那么在西班牙的巨大军事准备必须迅速加以阻止。将你的部队送往远方去对抗他们，对陛下和臣民而言都是最廉价和最有利的。”
结果霍华德奉命将舰队主力开往普利茅斯。他派遣一个支队，交给西摩勋爵指挥以监视英吉利海峡，他本人于五月二十一日从英国北海方面出发，两天后与德雷克会合。他就任最高统帅，任命德雷克为副统帅，并自任军事会议主席。（注：在德雷克下面的英国将领为托马斯·霍华德勋爵，谢菲尔德勋爵，威廉爵士，约翰·霍金斯，马丁·弗罗比舍和托马斯·芬纳）此后，霍华德致信伯利说：“我准备在此停留两天，为舰队加水，以后若能得到上帝保佑，将乘第一次顺风的便利驶往西班牙海岸。我的意图是停在英格兰与西班牙海岸之间以监视西班牙部队的到来。”
此时，不断有谣言和情报从西班牙和公海传来。四月有谣言传来说西班牙舰队将要进犯苏格兰。五月十五日，又谣传在里斯本已经集合好了三百艘船，并说他们正严加戒备以防德雷克袭击。五月二十八日，又获得西班牙舰队已准备就绪即将出发的情报。霍华德就于五月三十日率舰队出海，德雷克一向主张的英勇计划似乎可以实现了。可是到了六月六日，由于受逆风压迫，英国舰队又退回海峡中。几天后他接到沃尔辛厄姆传来的命令，又证明英国政府还是懦怯不前。女王命令霍华德不要前往西班牙，而只是留在西班牙与英国之间地区，进行无目的的巡弋。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回报沃尔辛厄姆说：
“关于应前往西班牙海岸的思想，我相信这是我国所有最具经验的人经过深刻讨论后所作的判断。假如女王陛下认为可以与西班牙国王拖延时间，那实在是受了蒙蔽，大错特错，可能会造成极大灾难。因为对和平条约的不正当利用，足以证明西班牙国王是想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才开始行动。海洋是宽广的；但我们若能留在他们海岸边上，他们就会不敢出海，否则我们就可以打击他们的背面。”
对伊丽莎白和她的政府而言，比这种错误的战略更糟的是他们的行政。我们一再发现霍华德对缺乏补给表示抱怨，部分是由于逆风所致，部分是由于这个时代的效率不高，不过主要原因却是因为伊丽莎白和她的大臣们都吝啬成性。早在五月二十八日，霍华德就致书伯利说：“我的好勋爵，这里所有的船长，军人和海员，照我看其英勇程度实为英国所仅见。可是当他们志愿为女王陛下捐躯赴难时居然没有肉吃，那才真是可怜”。以后在六月十五日，他又向沃尔辛厄姆提出同样控诉。此后，霍华德和德雷克两人所写的一切文件都可以大致分为两大类：一是“让我们攻击”，二是“看上天份上给我们送粮食来。”六月十五日，霍华德向沃尔辛厄姆所递交的报告中有这样的内容：
“德雷克爵士，霍金斯先生，弗罗比舍先生以及其他具有最伟大判断力的人们的意见——我个人也表同意——一致认为对付西班牙舰队的最可靠方法就是在他们的海岸边或在他们的港口中将他们击败。我们的补给仍未到达，若这种天气继续不变，那我真不知道他们哪天才会到达。”
最后，六月十七日，英国政府对第一点算是让步了，授权霍华德可以照他认为“最适当的”办法去做。六月二十三日，补给品也已送达，霍华德报告女王说，他马上就要出发了。他补充说：“看耶稣基督的份上，陛下，你应该彻底醒悟，注意到包围在你周围的叛国阴谋，象一个伟大国王一样，发挥你的力量来保护自己。你若真能如此，就没什么可怕的。反之，你若不能如此，则必将遭到危险。”
船只补充给养之后——可能是六月二十四日——霍华德，德雷克和霍金斯立即率领舰队出海。霍华德把舰队主力控制在海峡中段，德雷克则率领一个支队共二十艘船向阿善特进发，霍金斯则率领另一支同样的支队向锡利前进。不久，风向转向西南，舰队必须返回普利茅斯。霍华德于七月十六日向沃尔辛厄姆报告说：“此时我们在西班牙海岸留有四艘轻快船，但是你应注意为什么我们的补给会如此短少。”由此可知他的撤回并非完全是受风力影响。七月十七日，他又上书给这同一位大臣说：“我从未看见过军心有比今天再旺盛的，可是我还是寸步难移，因为我缺乏金钱。”
这就是当时英吉利舰队的情形，并且注定四天之后将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碰面。其组织如下：
（一）皇家海军，共船只三十四艘，以“皇家方舟”为旗舰（重八百吨）。
（二）伦敦支队，共船只三十艘。
（三）德雷克支队，共船只二十四艘。
（四）托马斯·霍华德勋爵的支队，共船只三十八艘，全为商船与近海船只。
（五）十五艘补给运输船和二十三艘志愿船，以及在北海边的西摩勋爵的支队，共有船二十三艘。（注：这些船只多数都未参加战斗。在会战中，双方所依赖的都是全部实力的一部分。英国方面为女王的船只及少数其他船只，西班牙方面则为他们的四桅船，武装商船和中型炮船。）
五月二十日，英国舰队尚集中在普利茅斯时，西班牙舰队出海了。但是大西洋上的风涛是那样险恶，六月九日，西多尼亚率部进入拉科鲁尼亚避难。使他感到惊慌的是许多补给品都腐烂了，并且大量饮水都已从新制的木桶中漏光。他也发现有许多船需要修补，有许多人都已生病，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之后，他送了一个建议给西班牙国王，主张暂停远征，到明年再图大举。菲利普拒绝考虑，于是在采购了一些新的补给之后，尽管天气恶劣，西班牙舰队在七月十二日还是再度开航。七月十九日可以望见蜥蜴岛，西多尼亚暂停了几个小时，等待其全部船只赶到。第二天他向东航行，在午夜前不久，从一条捕获的英国渔船上得知英国舰队在那天下午已经出海的消息。这是不确实的。
当西班牙舰队可以望见蜥蜴岛时，弗莱明船长——他是留在海峡中监视敌军的四艘快船之一的指挥者——就报告说他们来了。这是完全的突袭，霍华德和德雷克发现自己现在的处境居然和他们所希望的敌人处境完全相同——就是在他们自己的海岸或港口中攻击敌方舰队并把他们击败。虽然如此，在七月二十日星期六，霍华德还是马上率领舰队中的五十四艘船毅然驶出了海峡。还没到漩岩灯塔，就发现了西班牙人，可以明显看到其全部舰队向西排开直到孚威。霍华德下令收帆，只留着桅杆。
因为在伊丽莎白的朝代，从来不颁发战争训令，所以不知道霍华德采取的是何种战斗队形。更可能根本没有队形可言，仅仅是“跟着我们的领袖”，因为在当时，他的舰队甚至尚未组成支队。此外，虽然有人形容西班牙舰队的阵容好似新月形，但也无记录作为证明。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是他们还是依照惯例，分为主力，前卫（右翼）和后卫（左翼）。柯白认为根据假设的战略情形，这三个集团的船只可能组成两个分区——或半独立舰队。主力部分由西多尼亚指挥，在前面迎击霍华德，他被假设留在达特茅斯，而前后卫则都留在后面以对抗德雷克，据说他留在朴茨茅斯。若从后方看去，似乎颇象新月形。
因为德雷克在海峡中并未露面，所以西多尼亚认为他一定还在朴茨茅斯港中熟睡。击毁他的机会很大，所以西班牙舰队的海军统帅雷瓦和其他人都力劝西多尼亚应乘德雷克驶出海峡之前先将其击毁。这也是常识，因为要施展侧舷战术，英国人必须有宽广的海面以供调动，而西班牙人则依赖攀登战术，所以希望在狭窄的水面作战。假如雷瓦的建议能够立即被采纳，那么英国舰队也会象勒班陀会战中的土耳其舰队一样遭到灭顶之灾。但是西班牙国王的命令却是拦路虎，所以西多尼亚拒绝采纳他们的建议。
说起来似乎很奇怪，在七月二十日这一整天，西班牙人都没有看见英国舰队。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他们从几个俘虏口中才知道德雷克和霍华德都已驶出普利茅斯。西多尼亚立即下锚，命令各支队指挥官摆成战斗队形。
他们正采取行动时，月亮升起来了，显示出他们的位置，让英国人看得很清楚。接着，西班牙人注意到有八艘英国船组成的一个小队从普利茅斯港出来，迎风向海岸与西班牙舰队左舷之间疾驶，他们错误的认为这就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卫。谁知霍华德和他的五十多艘船却顺着风向漩岩灯塔的西方行驶，距西班牙舰队只有两个“里格”。在拂晓时分，西多尼亚大吃一惊，他发现大批敌方舰队正使他自己居于逆风的位置，准备发动进攻。
他认识到已经无法避免战斗，于是升上王室旗帜，这也是全面备战的讯号。
英军占有“天时”，使自己顺风而敌人逆风，可以获得主动和方便机动，而且炮烟也顺风吹向敌方，足以遮蔽敌人视线。他们排成一条单长线——西班牙人称之为“Enala”。依照柯白记录，他们首先经过西班牙前卫，即后方分区的右翼和下风方面，一面行驶一面从远距离发炮射击。然后打击后卫部分，这只有在采取密接纵队时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效果马上显示出来，西班牙后卫中有部分船长立即发生了可耻的动摇现象。为了阻止部队溃逃，里卡尔德立即乘“圣岩”号赶上，又马上受到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包围，他们用强烈火力向该船扫射，其程度之强烈在海战中空前未有。接着佩德罗的坐船也参加了战斗，不久，西多尼亚驾驶旗舰圣马丁号加入了战斗。可是直到里卡尔德的船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之后，西多尼亚才能够集中足够兵力来救援他。霍华德摆脱了战斗，不久，西班牙舰队军需处长和金库所在的圣萨尔瓦多号被击中起火，退出战线之外。霍华德就用信号通知部队，赶紧冲向这艘正在燃烧的船，结果又引起了一场新的战斗，此后他又命令撤退。
这场战斗是两国舰队间的第一次交手，在精神上具有极大重要性。证明英国船只和炮手都远比西班牙优秀。西班牙人因为未能攀登敌船和放弃圣萨尔瓦多号，在精神上备受打击。如西多尼亚自己所说：“敌人的船只是那样的轻快便利，所以对它们完全无可奈何。”那天夜里，霍华德指派德雷克守夜，接着就在“皇家方舟”号上举行军事会议，大家一致认为西班牙人一定会开往怀特岛，以便在英格兰的土地上建立基地，并为其舰队寻找停泊场——很明显这是唯一的正确路线。西班牙的各船长也的确劝说西多尼亚采取这条路线，因为英国人的战术使西班牙人的弹药消耗得太厉害，所以他们认为必须在英国南部海岸占领一个港口或停泊场——实际上就是怀特岛——这样西班牙舰队可以掩护弹药补给源源地从西班牙送来，并坚守到与帕尔马取得合作后再行动。为了阻止这个可能事件的发生，英军的军事会议决定立即向敌人实行追击：德雷克在“复仇”号点起船头的大灯，率领舰队在夜间采取行动。
夜深之后，他的灯突然不见了，在他后面的船只有些徘徊不进，有些保持航向不变。结果乱成一团，等到七月二十二日日出时，还没有“复仇”号的踪影。事实的真象是这样的：德雷克听说佩德罗的船是已经损坏了不能动弹，就熄了他的大灯偷偷前进，据说佩德罗船上存有大量珍宝。在上午时候，他捕获了敌船，把它护送进了托贝港之后才回来加入大队（注：他对佩德罗的招待十分有礼貌，请他同桌用膳，住在他自己的舱里。）很明显，他这次行动完全是见财起意，所以其他人都感到不平，弗罗比舍说：“他想让我们不能染指这一万五千杜卡，可是我们见财有份，不然我就要请他肚子里流出鲜血来偿还。”
第一章：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下）
因为英国舰队中途发生混乱，所以西多尼亚获得了喘息的机会，使他有时间改组后卫。现在后卫改由雷瓦指挥，前卫部分仍保留旧有组织，因为尚未遭遇西摩的支队，所以他又扬帆前进。但是英国舰队到了七月二十二日黄昏才重新集合完毕。此时风已经停了，所以双方舰队都停止行驶，在波特兰和圣奥尔本海岬之间，彼此相隔在炮弹射程之内。
次日拂晓，风从东北吹来，这使西班牙人占了风向的便利，西多尼亚马上发出全面备战讯号，战斗又开始了。不久弗罗比舍的坐船“凯旋号”——一千一百吨，是英国方面最大的船——和另外五艘船受到敌人包围。西多尼亚看见这种情形，立即率领十六艘最好的四桅大船去阻止霍华德救援“凯旋号”。可是突击之下，经过了一场激烈战斗，西班牙人却被迫退开，象一群绵羊似的被赶开了。据霍华德自己记载：从上午到黄昏，这场战斗都是光荣的持续进行着，统帅也始终在猛烈战斗之中。可以说有史以来都没有见过大型炮弹会有这种可怕的价值，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战斗。虽然轻武器数量也非常多，可是在巨炮声中简直就听不见它们的轰鸣。
第二天，霍华德的记载又说：几乎不能再战，因为大部分弹药都消耗完毕了，他们只好派快船和小艇到岸上去搬运弹药补充。并把他的舰队分为四个支队，由他自己，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分任指挥。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英军正式打算在混乱中整理秩序。此前除了第一次交战以外英国船只还是蜂涌而上实行混战，他们中只有几位最杰出的船长担负着最多的战斗任务。现在这些船长就分别率领自己的支队了，虽然这并非说霍华德和德雷克已经决定此后采取纵队战术，可是因为每个支队都会随着他们的将领行动，所以也就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具体基础。此外为了便于进攻，霍华德又规定在夜间，每个支队应抽出六艘武装商船来牵制敌人，使西班牙人经常处于紧张戒备之中。不幸风又停了，牵制性攻击必须放弃。此时，西多尼亚决定以四十艘船为前卫，而主力则继续前进，但不久在怀特岛以南几英里远的地方又因为无风而停下来。
第二天，七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上午，霍华德发现里卡尔德的旗舰“圣安娜号”脱离了大队，留在较南的位置，就命令霍金斯放一些小艇去攻击，接着在西班牙方面有三艘中型炮船也向这些小艇划去。但是霍华德的皇家方舟号和金狮号却使他们受到了重大损失。风又起了，双方舰队再度交手，连续激烈的战斗了好几个小时。凯里爵士的记载说：“因为弹药消耗得太多，在这个时候，火力还是非常猛烈，有如在陆战中使用枪弹而不象是在海战中用炮弹。不过感谢上帝，在这样的激战中，我方居然没有多少人受伤”—— 对这样一场激烈的战斗，这似乎是一个高潮。
西多尼亚对这一天的战斗本抱有很大希望，但当他发现他的船这一次又赶不上敌人时，就放弃了一切夺占怀特岛的希望，派了一艘快船去通知帕尔马说他就要来了，同时立即向加来前进。霍华德也向多佛前进以与西摩勋爵和温特尔爵士的部队会合。
这一天的战斗真正决定了整个冒险事业的命运。西班牙人并未被击溃，截至此时为止，损失也极其有限，但是英国人的拒绝接近战术——即拒绝被西班牙重炮轰击——却使双方的弹药都消耗殆尽。霍华德可以从附近的港口获得补充，而西多尼亚在到达弗兰德之前完全无法获得接济。
七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拂晓时，霍华德说：“西班牙人在英军前面象绵羊一样退去了，”这并非由于他们害怕英国人，而是因为炮弹打完了。星期六黄昏时候，西多尼亚到达加来附近，下锚在加来与格里内角之间。英国舰队停泊的地点距敌方在长炮射程之内。此时，西摩和温特尔的兵力都已与霍华德会合，他所统率的部队增加到了一百三十六艘船，其中四十六艘为大船，而西班牙舰队的实力则已减到一百二十四艘。
战术情况已经完全改变，因为霍华德在弹药方面至少可以获得部分补充，而西多尼亚则完全不能。所以霍华德现在可以随心所欲的前进到轻武器的射程边上，用长炮作为真正摧毁船只的火力。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西班牙舰队已经受困。但若想攀登西班牙船只，毫无疑问是没有希望而且成本昂贵的行动，因为他们军人的训练和装备都是最适于应付这种攻击的。
情况早已在预料之中，在西班牙舰队进入加来之前，沃尔辛厄姆就曾将一个命令送达多佛，搜集一些渔船，沥青和柴薪用来制造火船。这个建议可能是出自霍华德和德雷克，他们一定能够看清，假如敌人不能控制海峡，势必被迫进入某些港口或停泊场。在七月二十八日（星期六）清晨，英国方面又在皇家方舟号主舱内召开了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因为攻击时机已经如此迫切，所以没有足够时间从多佛取得火船，就直接在舰队中挑了八艘二百吨以下的小船改装成火船，因为准备时间太匆促，连船上的炮都来不及拆卸。
到了加来之后，西多尼亚立即派他的秘书去催促帕尔马公爵赶紧行动。可是他出发不久，以前乘船前去的使者回来了，说帕尔马还在布鲁日，截至目前为止尚无一人上船。接着这位秘书也回来了，说十四天之内，帕尔马不能使其陆军上船。真正的事实似乎并不是帕尔马部队上船的行动迟误了，而是因为尤斯提尼安率领的荷兰舰队封锁了港口，使帕尔马无法出来。必须先把尤斯提尼安的船赶走，否则他的部队即使已经上船，也还是毫无用处。这只封锁港口的荷兰舰队对战役具有极大贡献。否则即使有西摩爵士支队拦截，当西班牙舰队在怀特岛附近时，帕尔马即有可能渡过海峡到达马尔格特。
梅特伦对荷兰舰队封锁的效力这样评论：“荷兰的船只始终留在帕尔马的船只前面，不断用火力威胁他们，使他们感到极大不便。因为害怕这些船只，所以海员都秘密撤退了，因为他们担心陆军登船以后，帕尔马公爵就会强迫他们冲出以突破荷兰舰队的封锁线，照他们看来因为港口平直，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西班牙舰队方面也极感失望，因为加来总督已向西多尼亚提出警告，说这个停泊场非常危险，同时他们又接到从帕尔马方面传来的坏消息。如路易斯记载的：“我们整夜都停泊着，而敌人下锚的地点距离我们只有半个里格。只有决心等候，因为无事可做。预料敌人必将来攻，所以星期日一整天我们都在加强戒备。”上述记载并不完全正确，因为英军用火船进攻的机会至为明显，所以西多尼亚已命令用巡逻艇组成一个支队，以便在火船放出时加以拦截。午夜已过，已是星期一清晨，万籁俱寂之中，西班牙哨兵看到几艘浅装船只向他们接近，突然发出了火焰。安特卫普的“地狱燃烧者”使他们记忆犹新——三年前曾使帕尔马损失了成千人员——在火光照耀之下，西班牙人感到心旌摇动。西多尼亚发出了一道要命的命令，叫各船砍断锚索。他的原意是等火船过去之后再重占这个停泊场，又是在混乱之中发生了恐怖现象，黑暗之中有许多船互相碰撞，有一个西班牙军官这样写着说：这种火船使英军大获便宜，因为只有八艘火船就使我们全部溃散，他们虽有一百五十艘船都无法做到。
当火船行远之后——实际上并未造成任何损失——西多尼亚命令放了一声号炮，通知所属舰队再集中到加来。有少数船只立即遵从了这个信号，但是多数船只因为已经砍掉了两个锚，单靠剩下的一个锚已经系留不住，沿着海岸向东北漂流。最后西多尼亚才认识到因为风是从西南吹来，所以这些船是无法向他的旗舰圣马丁号靠拢的，就命令起锚，驶往中游跟随其他船走。
拂晓之后，霍华德的部下发现他们已经居于有利形势，胜利正向他们招手：沿着海岸向敦刻尔克方向，西班牙舰队都分散着流走，已不可能再回加来停泊场了。搁浅在沙滩上，紧靠城镇的炮口下是一艘中型炮船卡皮塔那号，上面有雨果率领的八百人。霍华德对敌方舰队已经有了攻击机会，他本来已经前进了，可是这艘大船对他似乎是个太具诱惑力的香饵。他竟然不去追击逃走中的敌人而先去攻击这艘孤船。经过一番苦战才俘虏了它，雨果也战死了。
德雷克、霍金斯和弗罗比舍却立即发动船只去追击敌人。因为他们的弹药已经极感缺乏，所以尽量接近敌人以便弹无虚发。这种行动现在已经不算冒险，因为西班牙人的炮弹也早已打完。在这种追击战中，他们的目的是要抢到西班牙船的上风位置，而把其余的残敌向下风往泽兰海岸赶去。米特伦对这次战斗有这样的评述：
“英国船只善于把握风向，进退灵活，随时给敌人以打击。他们常常接近西班牙船只，时而左舷时而右舷，不断将大小炮弹向敌船发射。”
沿着海岸到敦刻尔克，战斗在不断发展之中，大约九点钟时，双方舰队在格拉沃利讷岸边交战。这场战斗直到下午六时才结束。在西班牙方面，埃斯特拉德的记载颇有趣味的，因为他对英军凶猛的火力有很生动的描写，他说：“我们正向北和东北航行，秩序异常混乱，彼此间距离不一。英军占着上风，向我们进行巧妙射击，各炮还能彼此合作，使我方损失惨重。”这种对英军炮术的赞扬也与温特尔的报导相符。他在八月一日致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的船已经发射了五百发炮弹，有时与敌船距离极近，彼此说话的声音都能听见。所有人员都有良好表现，毫无疑问，敌人所受的损失极为惨重。当人员疲惫不堪而且弹药也都消耗完毕时我们才停火，但仍然尾随敌人追击。”
大约下午六点钟，战斗已经达到最高潮，西班牙舰队的毁灭似乎已成定局。可是突然风向转变向敌人吹去，这使久战的疲兵大感欣慰。霍华德和德雷克立即摆脱了战斗，（注：事实上，他们的弹药也已用完，无法再战。）而里卡尔德的另一艘船，六百六十五吨的玛利亚胡安号也在此时沉没。这阵风也结束了会战。西多尼亚已被迫退出海峡，到了敦刻尔克以下，与帕尔马携手的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了。
夜幕将垂时，风力增大，西班牙舰队中有三艘船被吹上海岸。七月三十日（星期四）拂晓时，西多尼亚从旗舰上看到英军的一百零九艘船正位于他这个分散的舰队后方，距离不过半个里格。根据杜罗的记载：
“公爵放了两炮来收集舰队，并派一艘快船去通知各船以船头向风和保持接近岸边的位置。因为同样原因，敌人也留在相隔很远的位置，知道西班牙舰队一定会全军覆没。在旗舰上的驾驶人员和在这个海岸有经验的人都告诉公爵：假如风向仍保持西北不变，那么西班牙舰队将一艘船也救不住。所以每个人都应上岸。只有上帝才有能力阻止它。这时舰队在危险之中，在六寻半的深水中，根本无处可逃。幸亏是天意，风向转为西南西，船只才都没有损失。”
在整整一星期战斗中，尽管西班牙方面已经用了十万发以上的大炮弹，可是英国船只中却并无一艘重伤。阵亡的只有一位船长和二十余名海员。反之，单以格兰维尔一战而论，西班牙军就死了六百人，伤了八百人。七月二十九日黄昏，西多尼亚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决定一旦风向转变，西班牙舰队应再次企图控制海峡，尽管此时他的船既缺补给又缺炮弹。另一方面，若不再能进入海峡，那么唯一可行的路线就是绕道北海回西班牙去。因为风向始终不变，所以结果采取了后一条路线。
这是令人丧胆的冒险，因为不仅是他的多数船只都已损坏，而且补给也不够这样长程航行之用。虽然如此，尽管一方面恶风把他们向北吹，而另一方面又受到德雷克追击，可是西多尼亚仍然有机会挽回厄运。就是他可以在福思湾登陆以鼓动苏格兰人反对英国女王。可是此时他一心只想回西班牙，八月二日，经过福思湾，西班牙舰队结成整体，向奥克尼群岛进发。第二天，霍华德放弃了追击，于八月七日返回英国北海诸港。
八月八日，他从马尔格特停泊场上书沃尔辛厄姆说：“我祈祷上帝让我们听到补给的消息，因为我们一直在挨饿。”此外为了预防敌人卷土重来，他又力劝英国政府注重国防。
故事的后半段更为悲惨。西班牙舰队向本国返航时，一路的损失极为巨大。许多船只中途沉没。他们在五月从里斯本出发时，一共为一百三十艘船，其中有六十三艘已经确定丧失了。有两艘被敌人夺去，三艘在法国海岸丧失，两艘在荷兰海岸丧失，在格拉沃利讷之战被击沉两艘，在苏格兰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岸一共损毁了十九艘，还有三十五艘失踪，不知下落。英国却一条船都没有损失。
那些在爱尔兰海岸边失事的船只，人员逃上岸后都为英国人残杀，有些船虽未失事，但其乘员遭受的苦难却更有过之，因为创伤、疾病，饥饿和口渴，死亡者也数以千计——有些船只断水达到十四天之久。最后到九月中旬，才有使者从埃斯科里亚尔先赶回来，说西多尼亚已于九月十二日回到该港。当使者把这些坏消息报告菲利普时，他正坐在办公桌前。听完之后，菲利普面不改色，只是说：“我应感谢上帝，使我有这样大的权力，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很容易的再建立一支舰队，只要源泉不断，流水虽有时被阻止，也并无太大重要性。”
这显然是上帝的意志，所以他勇敢的接受了失败。他对这些英勇将士在这次遭殃的十字军远征中所受到的苦难并非毫不关心。他倾全力抚慰他们，使其各安生理。他不但没有责备西多尼亚，反而命令他重返加的斯并继续做他的总督。英国女王伊利莎白的作风就完全不同了，她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裁减费用。她与菲利普完全不同，她的个性中毫无侠义和伟大气概。而且如果她的心也和她的大脑一样是女性化的，在刚刚胜利之后，也似乎不应坐视她的英勇海员因为贫困和疾病而走上死路。
霍华德的书信可以作为铁证，八月十日——这是他追击归来的第三天——他写信给伯利说：“我们中疾病和死亡的数字奇怪的增加了，在马尔格特看到的情况十分凄惨，因为无处收容他们，有些人就死在街头。”八月二十九日他又写信给伯利：“在忠勇服役之后，再看到这些人员挨饿，实在使人伤心。所以我宁愿打开女王陛下的钱袋，多少解除他们一点痛苦，假如这些人不能有较好的待遇而任其穷愁潦倒，或病或死，恐怕将来我们再难找人来服兵役了。”
虽然当时很少有人能够明白这场会战对海军战略和战术所产生的影响是何等广大。从中逐渐演化出许多原则，在蒸汽船面世之前，所有海战都莫不受到这些原则限制。
第一，会战证明基地对海权的重要性。德雷克在一五八七年对加的斯和里斯本的攻击，对保护英格兰不受入侵的思想实在要比在英吉利海峡中击毁西班牙舰队的方法更为可靠有利。如果在一五八七年能够再进行一次这样的攻击，那么西班牙舰队可能永远出不了海。反之，因为西班牙在英格兰附近没有海军基地，这也是西班牙舰队不能达成任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因为很少能够迫使敌人在海上接受会战，所以把敌人舰队封锁在其本国港口中和同时使敌人无法在英国海岸附近建立海军基地，这两点成了英国海军政策的基础。
第二，明确证明了在会战中依赖武装商船的失策。在海峡的战斗中，商船几乎完全未作实际性参与，最多只有助威作用，使对方觉得这个舰队庞大无比，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威胁。作为突袭者，它们还有些用途，但是作为会战中的主力则弊多于利。如果英国人不使用商船，就可以节省很多金钱，而且一样不会影响战局。
第三，双方炮兵都未能达到其目的。英国的长炮威力和命中率都不够，除非在接近距离，否则不能击毁敌人船只。当然，在接近射程中，西班牙的加农也同样能达到这个目的，可是他们的船只太不灵活，而海员的技术也比较差，所以无法发挥其优势武器的威力。这种非决定性因素继续成为海战中的通常现象，而加农也有变成海军主要武器的趋势。
在历史方面，照梅里曼在《西班牙帝国的兴起》中的说法，这次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最重要的就是使菲利普的朝代蒙受了极大灾难。话虽如此，战争还是一直拖到一六○四年，双方在精疲力竭之后才签订了和约。和约对英格兰而言既无害也无利，同样对西班牙也无任何重大后果。西班牙的领土既未增加一亩，英国的也未减少一亩，两国的王朝均未改变，政策和宗教也都未受任何影响。那么，会战的决定性又是什么呢？
当然这一战使英格兰免遭入侵危难，但这却也是有条件的，因为荷兰舰队对这次胜利的贡献并不亚于霍华德和德雷克。即使霍华德和德雷克的部队不出海，西班牙舰队也不一定就能赶走荷兰的“海上乞丐”，因为他们的船只吃水较浅，可在近海活动，而笨重的西班牙船却不行。姑且把这个假设放在一边，那么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对英国而言，是自黑斯廷斯会战后第一场最具决定性的会战。它拯救了英格兰，也使西班牙的国威受到了致命的重创，使全世界认清西班牙巨人的脚是黏土做成的，西班牙的权力大厦是建造在沙土上的。西班牙帝国的安全和海市蜃楼一样不可靠。这是一种幻觉，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都使世人望而生畏。凭着西班牙的资源，财富和人口都不足以造成这种威望。自从一四九二年征服格拉达起，西班牙已经完成了许多惊人伟业。突然，她的子民伸出了手，伸到已知世界的极限。他们征服了墨西哥和秘鲁，在南美、中美和北美到处建立殖民地，跨过了印度洋，使人对他们产生了不可击败的神秘感。他们完成了这些近似神迹的事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无敌舰队的失败使他们的信念粉碎了，幻想消灭了，这本是他们狂热的基础。三十年之后，西班牙开始衰颓，并不是因为与英国的战争时间太长而使国力匮竭，而是因为他们的信心丧失了，这才是致命伤。
这场精神上的崩溃还另有原因：就是无敌舰队开航之前，西班牙人并未能真正掌握海权的意义。假如他们真的懂得这一点，那么在他们企图充分控制其分散的土地之前，必须先控制海洋。制海权对他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防止与新世界和印度之间的贸易被切断和确保在尼德兰的立足点，他们都必须先控制海洋。因为缺乏制海权，所以霍金斯和德雷克之流才敢到处抢掠西班牙的运宝船，洗劫西班牙的殖民地，甚至驶入加的斯和里斯本港口，公开侮辱西班牙国旗。因为缺乏制海权，联合省才会丧失，直接造成西班牙舰队的覆亡。因为西班牙从来没有获得过制海权，而当西班牙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尤其如此。从今天事后看来，也许要比一五八八年更为清楚：这支无敌舰队从一开始就是命中注定要被毁灭的，不仅因为他们在航海技术和战术两方面都不如敌人，而且也因为其指挥官对海洋根本缺乏认识。
乍一看来似乎很奇怪，只有两个民族没有被西班牙的神秘所迷惑，那就是英国和荷兰，都是弱小民族。但是再想一下就会感到毫不足怪，因为这两个国家都是海权国家，即使他们如此微弱，可是却至少能控制他们本土附近的海面。因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他们才能击败西班牙舰队，并开始向帝国的道路迈进。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他们彼此间又成了劲敌。
这两个民族所学会的教训就是：尽管是小国，资源和本国的权威都极为有限，可是只要他们控制了海洋，照样可以赢得和守住巨大的海外领土。反之即使是泱泱大国，虽然他们可以在海外获得广大的土地，可是除非他们能够控制海洋，否则一旦面临严重挑战就会感到无法应付了。（注：在这次巨大失败之后，菲利普才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远洋海军，以建立西班牙的制海权。为了确保其海外财源，他放弃了大舰队载运的老办法，而改用一种快速武装船只，虽然载重只有二百吨，但却不需护航而可以自由航行。虽然这并非战船，并不能帮助他赢得与英格兰的战争，但却可以使英国突袭者无法施其惯伎，因此也可以使英国人无法赢得贸易战争——实际上，这也是真正的战争。）
西班牙舰队的失败，有如私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英国人耳中：在商业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也许在一五八八年对这一点还并无明确认识，可是在下一个世纪，这个声音就变得越来越大，终于成为每个英国人的呼声。所以西班牙舰队被击败，其历史重要性是这样的：它为不列颠帝国奠定了基础，使英国获得了西班牙丧失了的威望。这种威望和对于国运所产生的信心，促使英国人走上了帝国之路。最后他们的旗帜飘扬在全世界，成为亘古未有的海洋帝国。这个帝国从兴起到衰颓，差不多经历了三百年以上的时间。
大事记（二）：分裂的基督教世界
封建欧洲进入文艺复兴时代；经院主义衰亡和人文主义兴起；教皇地位的低落和帝国勃兴；理性主义和绝对主权萌芽；印刷术的引用和火器的发展；新世界和通往印度海路的发现；加上城市生活，财富，奢侈与贫穷，商业、贸易专利和高利贷等现象的成长，最后终于达到了“燃点”，这被称为宗教改革——也就是普遍蕴酿的宗教表现。
两个最大的导火索是路德（一四八三——一五四六年）和茨温利（一四八四——一五三一年），而继起者是一个更大的火种，就是加尔文（一五○九——一五六四年）。因为想使宗教恢复其原始纯洁性，这些人终于变成宿命主义者。他们深信人类的罪恶无可绾赎，不管他们怎样生活，如何行动，可是永恒的上帝却早已注定只有少数人能上天堂，而极大多数都必须下地狱。这种教义把重心由上帝移向魔鬼，同时更认为圣经应为一切信仰和崇拜的规律。这两点成为宗教改革者的两大基本思想。
这三个人中最可怕的还是加尔文，他是个狂热的组织家，以“上帝的代言人”自居，认为他的命令即代表神意。在日内瓦，他建立了自己的警察国家，他反对天主教会，自己却只想起而代之，他创造了一种“新人类”——就是所谓“清教徒”——和一个新时代，这也可以很巧妙地称之为“圣经官僚主义”。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在《西方的衰颓》中说：“所谓宗教改革只是把哥特神秘主义光明和安慰的一面全部取消了——玛利亚的崇拜，圣哲的尊重，符咒，朝圣和弥撒等。但是魔鬼和魔术的神话仍然存在，因为这些本是内在刑罚的象征和理由，所以现在刑罚终于达到了最恐怖的程度。”恨的规则代替了爱的定律。不久就产生了一大堆以魔鬼为主题的新教文学，使宗教受到了毒害。
从今天看来，似乎很难想象这种教条怎么会对人们有任何吸引力。可是路德的热烈神学和加尔文的冷酷逻辑却居然获得了人们的信仰。他们进行了巨大挑战，发动了广泛宣传，以所有对现状不满的人作为争取对象。许多不守清规和堕落的教士和神父都愿意接受新教以免除旧有的义务。许多国王把新教当工具来充实自己的力量和对付帝国，并没收教会财产以增强自己的财力。新兴的资本家也拥护新教，因为新教不反对高利贷和承认新的经济规则。被压迫的大众也认为这种教义可以使大家都得到自由和放纵。
宗教改革引起的纠纷在此无法加以深刻探讨，但是为了结束宗教改革，一五五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奥格斯堡达成了妥协。一方面为斐迪南，代表他的哥哥皇帝查理五世，另一方面为奥古斯特，是路德派的萨克森选侯。根据条约，所有路德派君主对主教的统治权都可以获得自由，对一五五二年《帕绍条约》签订以前所没收的教产也可以继续占有。每个君主有权决定属下的人民应信仰何种宗教，也就是说日尔曼人民的信仰不再由教会来决定，而改由其所在地区的君主来决定。虽然另有条款禁止没收天主教主教的土地和财产，可是路德派却宣布他们不受这一条款约束。
加尔文派本不包括在条约之内，同时也不能制止新教发展，它在帝国境内迅速传播。《奥格斯堡和约》能做到的仅仅是达成了休战状态，结果使日尔曼分成两个“无所不在”的对立势力。如布莱斯勋爵所说：“两个互相敌对的制度平行存在时，必然会互相寻求毁灭。”由于加尔文主义日益得势，而另外又有新成立的耶稣会一心以消灭新教为目的，所以这种互相毁灭无可避免。风暴的中心是布拉格，加尔文主义者在这里的势力已经根深蒂固。一五二三年，波希米亚已经归属哈布斯堡王室，一五七五年，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的长子鲁道夫加冕为波希米亚王。一五七六年他继承他的父亲成为日尔曼皇帝，以布拉格为首都。一六○九年，被新教臣民所迫，他颁发了“圣谕”，不仅保证他们的宗教自由，而且还让他们拥有称为“保卫者”的武装。一六一一年，鲁道夫被他的兄弟马赛厄斯所废。马赛厄斯在五月加冕为波希米亚国王，一年后当选为皇帝。
此时，在《奥格斯堡条约》签订之后又有两个人物出现，成为新的冲突中心：一个是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是一位天主教徒；另一个是安哈特的克里斯蒂安亲王，是加尔文主义者。马克西米利安认为条约是法理上的解决根据，所有问题都应以其为基础。而克里斯蒂安则认为新教徒与奥地利之间誓不两立。于是一个意外事件接着另一个意外事件，终于到一六○七年，马克西米利安占领了多瑙沃特自由城。这个事件促使安哈特的基督徒在次年建立了“福音同盟”。面对这个示威，马克西米利安也组织了“神圣天主教同盟”。冲突似乎已成必然，因为马赛厄斯无子，帝国和波希米亚王位的继承人可能将是斯提里亚的斐迪南大公，他是斐迪南一世的孙子，也是狂热的天主教徒。马赛厄斯怕出乱子，把继承人的选举一直拖到一六一七年，到了不可再拖的地步。西班牙同意支持斐迪南为候选人，但默契条件为他即位之后把阿尔萨斯的哈布斯堡采地让给西班牙。六月十七日，国王的议员们，都是一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就选举斐迪南为波希米亚国王的继承人，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以图恩伯爵为领袖，拒绝承认斐迪南为嗣王。十二月，布拉格大主教违反了“圣谕”规定，下令强迫新教徒在国家教堂中举行礼拜，“保卫者”就在布拉格召开了三政会。一六一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开始集会，第二天，经过一番激烈争论，国王最宠信的大臣都被人从哈拉卡尼宫的窗口抛了出来，这被称为“布拉格护教事件”。接着，波希米亚人成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由图恩伯爵组成了一支军队。与奥地利的冲突开始于七月，当时似乎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会发展成欧洲的第一次大战，长达三十年之久。
一六一九年三月二十日，马赛厄斯之死促使事态加速发展。波希米亚，劳济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等邦宣布斐迪南的选举无效，另选巴拉丁选侯腓特烈五世为国王。他是狂热的加尔文主义者，他的妻子是英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儿。
两天后，选帝侯会议在法兰克福召开以决定应由何人继承马赛厄斯，这个会议是帝国的控制机关，不获得其同意，日尔曼皇帝不能召开国会，制定税则，缔结同盟和宣战。这是一三五六年《金牛条约》所规定的，会议包括三个旧教和四个非旧教的君主。旧教君主为美因茨，科隆和特雷沃选侯，都是天主教徒。非旧教君主为波希米亚国王，巴拉丁选侯，勃兰登堡选侯（两人都是加尔文派）和萨克森选侯（路德派）。所以十分明显，假如波希米亚国王是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在这个机关即具有控制力；反之，若波希米亚国王变成一个非天主教徒，那么他们就变成少数了。这个微妙的平衡关系就成为三十年战争的祸根。
在法兰克福会议中，只有天主教的三个选侯亲自出席，其余四个均由大使代表。腓特烈的大使奉到的命令是首先选举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利安（天主教），但若其他选侯都投票选举斐迪南时，他也应该同意。因为如此，所以斐迪南当选了皇帝，称为斐迪南二世（一六一九——一六三七年）。可是这个决定形成之后，马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斐迪南已被波希亚人驱逐退位了。这不仅是对斐迪南个人的挑战，而且整个帝国体系都发生了动摇，于是危机立即变成了整个欧洲的问题。
因为斐迪南并无军队可以驱逐腓特烈，他就向马克西米利安求救，在日尔曼君主中只有他拥有一支常备军。一六一九年十月八日，马克西米利安同意支援斐迪南，条件为在波希米亚的作战都由他完全控制，而在腓特烈失败后，选侯头衔应移交给他，此外以割让劳济茨为代价，斐迪南也获得了萨克森选侯约翰·乔治的支持，他对加尔文派素无好感。此外，西班牙的菲利普三世（一五九八——一六二一年）也立即给与斐迪南以财政补助，使他能召募一万士兵，并从尼德兰境内借给他八千士兵。另一方面，福音同盟诸国都承认了腓特烈，联合省、丹麦和瑞典也一样。而特兰西瓦尼亚国王加博更与波希米亚缔结同盟。
一六二○年七月，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共二万五千人，由马克西米利安，蒂利和布奎伊指挥，越过了奥地利边界。同时，斯宾诺拉也率领二万四千人从弗兰德向巴拉丁进攻。十一月八日，在布拉格附近的白山，天主教同盟的军队击溃了克里斯蒂安率领的波希米亚军。同时斯宾诺拉也侵入了巴拉丁。
假如斐迪南有较大的度量，那么这一战即可使福音同盟瓦解，战争也可就此结束。可是他却是宁愿统治沙漠也不愿国内充满异端。他的迫害使加尔文派同仇敌忾。结果在曼斯菲尔德伯爵号召之下，残兵又集合起来，许多人民在失望之余也纷纷投效。曼斯菲尔德是佣兵出身的加尔文派名将，不久获得了“基督世界的阿提拉”的称号，他把战争带到巴拉丁境内。一六二二年春季，不伦瑞克公爵克里斯蒂安和巴登-杜尔拉赫侯爵乔治·腓特烈两人的部队也与他会合。经过一连串战斗，六月，加尔文派在奥什斯特受到一次决定性失败，曼斯菲尔德和克里斯蒂安退入阿尔萨斯境内，然后暂时留在东弗里斯兰。最后在一六二三年八月，在施泰德罗洪，克里斯蒂安的部队被粉碎了，巴拉丁的征服终告完成。
一六二一年一月，斐迪南并无宪法根据就把腓特烈废除了，一六二三年一月，为了兑现他对马克西米利安的诺言，他决定把腓特烈的选侯头衔转交马克西米利安。因为他并无权力召开国会，就在雷根斯堡召开了选侯大会以批准这个行动。除了马克西米利安的兄弟科隆选侯以外，几乎所有日尔曼的重要君主连同西班牙国王在内都无不表示反对。虽然如此，二月二十三日，腓特烈还是被废了，两天之后，马克西米利安终于如愿以偿。抗议之声如潮涌而来，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两位选侯拒绝承认他们的新同僚。这些新教君主们的震惊不是没有理由的。不仅这个违宪事件威胁到他们本身的安全，而且因为马克西米利安加入，选侯会议中的权力平衡被破坏了，他们生怕从一五五五年被他们没收的教产都要交还。为了预防这一点，他们就向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五八八——一六四八年）求援，他是属于路德派的，一六二四年五月，克里斯蒂安四世接受了他们的要求。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从一个全欧的问题变成了一场全欧的冲突。
若与丹麦陆军相比，天主教同盟的兵力太微弱了，斐迪南处于进退两难之境，因为他也不愿意再割让领土以换取同盟国支援。可是困难不久就自动消除了，有位捷克冒险家华伦斯坦伯爵（一五八三——一六四三年）很有钱，他主动向皇帝提出建议：愿意免费贡献兵力四万人，条件为所有军官由他任免。斐迪南立即接受了，并赐与华伦斯坦以弗里德兰公爵的头衔。这样，帝国总算有了自己的军队，而且成本为零，只要有仗打，这支部队也可以无限期维持下去，因为华伦斯坦的格言是“以战养战”。
斐迪南正在部署一切时，英王詹姆斯一世为了袒护女婿，也与西班牙发生了争执。同时，法王路易十三（一六一○——一六四三年）的首相红衣主教黎塞留（一五八五——一六四二年）也以打破从查理五世时就包围法国的哈布斯堡包围圈为其政策，所以与英国，联合省和丹麦都缔结了同盟。于是法国人开始干预日尔曼事务，这个政策从此一直使中欧多事。因为胡格诺派的叛乱使黎塞留无法行动，而詹姆斯一世又怕召开国会，所以最后只有克里斯蒂安四世一个人出兵。他很想使自己的势力伸到北海的港口，一六二六年，他进入了战场。
四月，华伦斯坦也出发了。他首先攻击曼斯菲尔德，在德绍桥击败了对方，接着就蹂躏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一面前进一面增兵，直到有八万多人为止。八月二十七日，克里斯蒂安四世在卢特被蒂利击溃。巴拉丁和不伦瑞克都被攻占。
由于占领巴拉丁使莱茵河中游开放，这又可以作为意大利与西属尼德兰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这对西班牙具有极大重要性。之后，华伦斯坦即开始征服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大军像潮水一样涌入丹麦本土，为了酬劳他，一六二八年三月，斐迪南把梅克伦堡公国赐给他。这比封马克西米利安为选侯更引起人们反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心神不安，认为整个日尔曼变成奥地利的一个省已经来日无多了。所以他们决心团结起来推翻华伦斯坦，可是面对他的八万大兵却都力不从心。
对波罗的海地区的征服还在继续推进之中，汉堡和吕贝克拒绝与斐迪南同盟，华伦斯坦就前进到施特拉尔松德以使汉萨同盟屈服。他的副将阿尼姆于四月到了该城，可是敌人却早有准备。他们已与丹麦和瑞典进行了联系，并有援兵从海上开入。六月二十三日，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的代表与他们签订了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同一天，华伦斯坦开始围攻。随后他得知克里斯蒂安四世的远征军已经到了鲁根岛附近，于第二天解围而去。克里斯蒂安的军队在施特拉尔松德的东南登陆，占领瓦尔加斯特作为入侵梅克伦堡的第一步。但是在八月十二日却受到华伦斯坦的截击而溃败。一六二九年初开始和谈，六月七日缔结了《吕贝克条约》，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被涉及。
华伦斯坦现在手握十二万五千人的大军，自从克里斯蒂安四世失败之后，在欧洲更无对手，他就把这些部队分驻各地，不分敌友都受到他们骚扰。有一部分部队驻在萨克森境内，这是未获皇帝同意的，于是在马克西米利安支持下，约翰·乔治向皇帝提出控诉。他们两人都害怕华伦斯坦的权力日益增大。连斐迪南本人也在担心，因为他差不多已经变成傀儡了。但是斐迪南在解决这个辣手的难题前，已经获得了最高权力，所以决定先兑现一个早已存在的心愿——归还从一五五五年来不正当没收的教产。因为他知道没有国会肯批准这个政策，就决定用敕令来执行。一六二九年三月六日，他向毫无防御能力的日尔曼，宣布了他的《归还敕令》。
如何消除华伦斯坦的势力仍然还是难题，虽然斐迪南本人并未想去解决，可是他的下一步骤却自动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在西班牙唆使下，斐迪南同意参加对曼图亚公爵的战争并调部队进入意大利。这个决定得罪了教皇，并使天主教内部产生了裂痕。于是黎塞留设法使瑞典与波兰停战，以便使古斯塔夫出来领导新教徒来对付日尔曼帝国。因为瑞典人已经占领了施特拉尔松德和佩劳，使波兰居于不利形势，所以波兰国王西格蒙德三世同意休战六年，一六二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签定了条约。
华伦斯坦本人强烈反对《归还敕令》，因为他认为要对付欧洲的异教敌人土耳其，应有一个平静无事的日尔曼，另一方面，他还在不断扩充兵力以防古斯塔夫干涉。但因为斐迪南与西班牙缔结同盟，到一六三○年三月，他奉命派三万人去意大利。接着西班牙又要求斐迪南帮助他们镇压荷兰人，在马克西米利安领导下，这些选侯提出条件，说只要华伦斯坦握有兵权，他们就拒绝考虑这个问题。约翰·乔治并进一步要求收回《归还敕令》。
若放弃华伦斯坦，那么斐迪南可以安抚这些天主教选侯；若收回《归还敕令》，更可使萨克森和勃兰登堡归顺。他决定采取前一条路线，八月十七日，他在雷根斯堡与大臣们讨论如何解除华伦斯坦的兵权，可是奇怪的是华伦斯坦了解皇帝的心事后，却毫不抱怨，于八月二十四日自动提出辞呈。华伦斯坦的问题解决之后，斐迪南就不再考虑第二个问题，将帝国的兵权交给马克西米利安和蒂利，这就又回到了战争开始时的态势。正当此时，古斯塔夫已于七月六日在佩讷明德登陆，并正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基地。
第二章：布雷顿福德会战和吕岑会战
古斯塔夫（1611-1632年）在日尔曼境内进行的两次大规模会战，其重要意义在于战术和领导能力的改进方面，这对战争艺术的发展具有广泛影响。所以在讨论其后果前，首先应分析此前陆战方面的发展，接着再分析古斯塔夫的指挥艺术，最后才考虑他带来的战术变化。
虽然自从百年战争后半期就已不缺少军事新发明，甚至象达·芬奇（1452-1517年）这种人已开始构思潜水艇、坦克和飞机等武器了。可是在火炮广泛使用之前的主要战术问题倒不是如何在野战中击败敌人，而是把敌人从要塞中赶出来。直到十五世纪后半叶，要塞问题已被解决之后，在战场上有效利用火力的问题才开始出现。（下列时间可以说明武器的发展趋势：手榴弹，1382年；发烟弹，1450年；计时火柴，1410年；盒装弹丸，1410年；粒状火药，1429年；火弹，1400-1450年；燧发器，1450年；青铜爆炸弹，1466年，炸弹，1470年；炮车，（约）1470年；手枪，1483年；燃烧弹，1487年；来福线，1520年；西班牙式火枪，1521年；改良型手榴弹，1536年；左轮式手枪，1543年；纸弹壳，1560年；一种榴霰弹，1573年；热弹，1575年；一般炮弹，1588年，火药与弹丸合装的弹壳，1590年；来福线手枪约1592年；冲击式引信1596年。）
1512年在拉韦讷血战中，加斯东击败了神圣同盟的军队，炮兵在此战中开始担负决定性任务。但直到有了改良型的西班牙燧发枪后——1521年在帕尔马围城战中首次使用——步枪手才开始显示价值。这种新武器长六英尺，重十五磅，从楔形架子上发射。其战术性使用是由佩斯卡拉侯爵迅速发展成功的。1522年在比科卡之战中，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表演，证明火枪手在开阔地带也有独立战斗价值，这也是第一次使长矛兵成了辅助部队。第二年在帕维亚之战中，用不断的射击和运动，佩斯卡拉的火枪手为他赢得了那个时代最具决定性的会战；这次会战也为近代步兵战术奠定了基础。直到刺刀发明前火枪和长矛始终是主要武器。在这些方面，西班牙人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自从格拉纳达被征服后，他们征召了许多老兵，建立了一支职业化军队。通常这种战斗单位有两三千名步兵，其中三分之一为火枪手，三分之二为长矛兵。有些部队以皇室的亲王为荣誉指挥官，是近代“步兵”名词的由来。在十六世纪，这些重步兵通常组成矩形队形，有三十列纵深，火枪手则构成方阵，位于矩形角上。但到了十七世纪，由于炮兵的进步，步兵纵深又常常减为十列。
因为逐渐倚赖长矛兵来保护火枪手，所以骑兵冲锋的机会大大受限，于是西班牙的骑兵训练又改以新发明的轮式手枪为重点，而不再注重刀剑和长枪。他们穿着重甲以抵御火枪，组成纵深的中队，一列又一列骑马冲到敌方长矛兵身边发射手枪之后，再旋转退入后方重新装弹。
步兵通常集中在中央位置，野战炮兵列在他们前面，更前方有散兵线掩护。骑兵则位于后方或两翼。在会战时，总是使用平行战斗队形，所以要寻找开阔地，尽可能背向日光和风向。通常很少进行追击，因为西班牙军的辎重纵队都非常笨重，并携带许多非战斗人员和妇女。总而言之，西班牙人的战术迟缓但井井有条，不过也非常笨拙，可是对于训练不佳的对手而言，却几乎是一种无敌的力量。
在这一时期，多数国家的陆军大部分还是倚赖佣兵作战。在平时，他们的领袖都是职业军人，只保留极少数专门人员供召募和训练之用，这也是他们的核心。一旦接受了作战合约，一般兵员都是临时召募，对种族和宗教界限概不过问。瑞士和意大利北部为主要兵源供应地。这些人只对他们的直接长官宣誓效忠，当他们被俘或合约期满之后，常常也会换到敌对一方去服务。在冬天，这些佣兵通常被解散，到第二年春季再行召募，以准备进行夏季战役。如与训练和装备都十分优良的西班牙军队相比，佣兵通常只是乌合之众。
火器对政治的影响也同等重要。正如塞万提斯所说：“一双卑贱懦怯的手可以夺取最英勇绅士的生命”，它们不仅使战争变得普通化了，而且也使权力集中在王室。任何个人都没有如此财力能够购买火炮和装备火枪手，只有国家才能负担得起。进一步说，由于政府拥有如此巨大的权力，所以王室的地位逐渐上升到教廷之上，战争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不再是道义的考验。在十七世纪，可以看到常备陆军制度的兴起、军备竞赛的发展和权力平衡的政策。军事服役不再是某个阶级的专利，而是成为全民性的职业。陆军虽尚未大众化，但战斗却已大众化，这种发展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三十年战争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这一点。
因为欧洲各国普遍仿效西班牙军事制度，所以古斯塔夫要对付的就是这种西班牙式陆军。古斯塔夫是瑞典国王查理九世（1604-1611年）的长子，1594年12月19日出生于斯德哥尔摩。他的祖父是伟大的古斯塔夫一世，也是瓦萨王朝的创立者，是一个有商业气息的人，喜欢中等阶级而讨厌贵族，所以把新教引入瑞典。1611年，古斯塔夫·阿道夫继承他的父亲为瑞典国王。同一年在与丹麦人的战争中，他第一次尝到战争滋味。正如亚历山大大帝一样，他的军事生涯在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了。
如许多作者指出的那样，他与这位伟大的马其顿人之间有许多方面都很相似。他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成为法兰西人的先驱，正好比亚历山大对罗马一样。此外他们的性格也大致相同。道奇在《古斯塔夫传》上说：除了亚历山大大帝以外，很少有其他名将象古斯塔夫这样热爱会战。因为他自己总是置生死于度外，所以他的军队自然奋勇战斗。虽然他对小事很含蓄，不过对大事他却会动感情。他是优良的骑师和体育家，具有卓越的幻想力，精力旺盛，爱好冒险，在战斗中总是身先士卒。虽然很易激怒，但却不念旧恶。他说：“我对人民的过错可以宽恕；但他们对我的疾言厉色也应该不以为意。”他对朋友忠实，对敌人慈悲，是个具有高尚信仰的人，从不因为图方便而牺牲自己的信念。他很善于选择部下，也同样善于选择所崇拜的英雄，其中拿骚的莫里斯是他最崇拜的。他不仅向敌人学习，而且也是个历史学家。
他精通各国语言，除本国语言以外还懂得拉丁、希腊、日尔曼、荷兰、意大利、波兰和俄罗斯文。在宗教方面他是坚定的新教徒；在政治方面他热爱祖国，以统治波罗的海地区为主要政策。就军事才能而言，古斯塔夫要算古往今来少数名将中的杰出者。拿破仑说过：古斯塔夫可以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相提并论。他的伟大在于其思想的新奇和执行时的勇敢。从十七岁起他就具有战争经验，而且经常在学习，发明，改进，并且敢作敢为。对他而言，在战争中能有如此惊人的成就，原因就在于一般人都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他对战争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在近代史上，他首先认识到机动是以纪律为基础的，而纪律的基础又是有效率的行政和领导能力。他的多数军官都是年轻人，他不欢喜六十岁以上的将领，并且强迫军官照顾他们的部下。金德里在《三十年战争史》中说：“他不仅使部下衣食无缺，而且还让他们穿有皮毛的大衣以御严寒；随时备有帐棚，保护他们不受恶劣天气困扰和获得最合乎人道的生活。在军营生活中严禁酗酒、赌博和说下流话。他也不准有放浪的妇女存在，他坚持所有随营妇女都必须与士兵具有婚姻关系。”此外，他也是自古以来第一位把战术基础放在武器威力之上而不放在人力之上的将军。对他的统帅才能，克姆尼茨有综合的评论：
“在领兵向敌人进攻，或是为了避免损失而退却、宿营，以及用野战工事增强营地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与古斯塔夫相比。他的筑城、攻击和防御战术可说是超人一等。他善于猜测敌人意图，并在战争中利用各种机会，那也是无人能及的。他对全局进行总览之后，马上就部署兵力，这足以使所有机会都对他有利。他比其他将领高明的地方有三点：战术、组织和武器。”
另一个与他同时代的人也有如此评论：他一向都以身作则，凡是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决不让别人去冒险。他自奉极为节约和刻苦。对部下能够推心置腹，知道专靠严刑峻罚不足以赢得信心和忠诚。虽然也有人在战术能力和战略远见方面可以与他相比，但是以军事组织家的身份而论，那么也许除了马其顿的菲利普以外再没有另一个军人可以比得上他。他的军事改革可说是包罗万象，所以也等于开创了近代战争的新纪元。他不仅改组了每个兵种，合并战术，而且更建立了一整套国内经济体系和有效的补给制度。他认识到这个时代的军事方法已经过时，因为各国陆军都抄袭西班牙而毫无变化，所以到三十年战争开始时，各国陆军都已变得笨拙不堪。
古斯塔夫在审视了现有军事组织之后，就明确认识到最具优势的武器还是火枪。所以他在改组时，减少了长矛兵的数量，并将长矛从十六英尺削短到十一英尺，也减轻了装甲，并把他们与火枪手混编成一个连，每个连除军官以外，共有72名火枪手和54名长矛兵。
在布阵时，长矛兵居中央，构成六列纵深的横队，四连为一营，八连为一团，两个到四个团为一旅，每个单位都是左右翼为火枪手，中央为长矛兵，他减轻火枪的重量以便可以不用支架。他又逐渐以齿轮来代替燧发器，也采用纸弹壳，并用弹带加以携带。
他使用了两种类型的骑兵，一种为轻骑兵，另一种为龙骑兵；轻骑兵只有部分装甲，龙骑兵则为骑马步兵。轻骑兵在中队组织中用的是三列纵深，而不是旧有的十列，所受的训练为用袭步而不是跑步冲锋，只有在混战中才使用手枪。他们以横队前进，或前后鱼贯，或成棋盘格状，最后一线为预备队。虽然古斯塔夫照平常惯例，也是把骑兵放在步兵两翼，但也常把骑兵摆在每条步兵横线后面，并时常把火枪手与他们混编在一起。一般说来都是在炮兵轰击的浓烟掩护之下，骑兵向前冲锋，当他们将敌人的散兵线驱散之后，就退回来让步兵前进，接着，在另一阵轰击之下，他们再次冲锋，这一次的目标是敌人两翼，把他们向中间赶以造成混乱，因为维持一条有秩序而完整的正面实在是成功的要素。
虽然，他的骑兵和步兵都很优秀，可是其会战的基础却是炮兵的威力。（他的骑兵和炮兵主要由瑞典人组成。至于步兵则以瑞典人为核心，其余则为苏格兰人、日尔曼人和其他为发财而当兵的人。）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伟大的攻城炮兵专家，那么古斯塔夫就是第一个伟大的野战炮兵专家。为了使火炮获得机动性，他缩短了炮身，减轻了炮架，并减少了口径种类，他一共采用三种主要类型的火炮——攻城炮、野战炮和团属炮。前两种炮的弹重可分为24磅、12磅和6磅三种。攻城炮有60、30和15CWT三种（CWT在英国相当于112磅）。野战炮重量则有27、18和12CWT三种。团属火炮是一种轻型火炮，弹重4磅，每团两门，有一定数量的弹药用木盒装备，可以在火枪手发射六发枪弹的时间里恰好发射八发炮弹，通常野战炮和团属炮都使用葡萄弹和榴霰弹，而攻城炮则用大弹丸。
在补给方面，古斯塔夫用的是有良好设施和防御的仓库，每个仓库都有正规管理人员。他减少了行李车辆的数量，每个骑兵中队只有10辆，每个步兵连只准有8辆。晋升以资历为依据，刑罚都合乎人道，不准拷打。他的参谋长是克尼普豪森将军，炮兵司令是托尔斯滕森，也是个杰出的军人，在1630年只有三十岁。
当华伦斯坦沿着波罗的海海岸前进时，古斯塔夫投入了战争。他对这场战争的本质有明确认识，因为此时他写信给首相阿克斯尔·乌克森谢纳说：“欧洲的所有战争都会融合起来变成一场单独的战争。”
四年前（1624年），英王詹姆斯一世和法王路易十三都曾向他试探，但是因为他的条件太苛刻，要求先付军费并让他占领两个港口（分别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方面），所以这两位国王觉得他难惹，就转与丹麦人商洽。1625年3月27日，查理一世继承英国王位，同意支援这场战争。因为华伦斯坦占领梅克伦堡和包围施特拉尔松德时，古斯塔夫认识到哈布斯堡王室的野心是要控制波罗的海和英吉利海峡。所以当他与波兰休战之后，曾于1629年9月1日写信给他的首相说：
“如果我们在瑞典境内等待敌人，就可能丧失一切而一败涂地。如果能侥幸在日尔曼境内一战成功，那么就有利无害了。所以我们必须在国外作战。瑞典境内决不容敌军出现。”
基于这个原因，他才派军前往施特拉尔松德，以便在波美拉尼亚海岸可以安全登陆。法国也正处在困境之中。1628年10月法国内乱平定之后，黎塞留马上派了大使去寻求古斯塔夫援助。他是想利用古斯塔夫来作为法国的工具。他希望战争不在日尔曼境内进行，而是发展到哈布斯堡皇帝的国土中，就是前进到奥德河并深入西里西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同时由法、英、荷三国在财政上补助瑞典。可是瑞典国王却不愿做法国的工具。他已经摆脱了波兰战争的束缚，知道由于暴虐的统治手段，华伦斯坦的身价已经暴跌；而《归还敕令》也使所有新教君主都感到害怕。所以他单独加速准备战争。1630年7月6日，他率领13,000人在乌塞敦岛登陆，以后又获得增援达到四万人。从乌斯道他前进到斯特丁，强迫波美拉尼亚公爵波吉斯拉夫向他投降。接着进入梅克伦堡，扶持其被废的公爵复位，八月初，他命令法尔根堡上校率领一支部队去协防马格德堡。
在波美拉尼亚站稳脚跟之后，古斯塔夫就面临一项艰巨任务。比起敌人，他的资源真是微不足道，而且也没有一个强大的同盟国欢迎他。（在163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约为一百五十万人；而日尔曼帝国的总人口约有一千七百万。）萨克森的约翰·乔治不仅始终保持中立，而且还是他的秘密敌人，因为他担心日尔曼团结起来，并认为古斯塔夫是一个外来的征服者。勃兰登堡选帝侯也不支持他。如果斐迪南此时撤消《归还敕令》，那么这两位君主都可以争取过来，从而使古斯塔夫的任务变得不可能。此外，丹麦虽守中立但含有敌意，法国态度动摇，荷兰表示嫉妒，英国也不可靠，而波兰则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是应该记住的，因为以后两军的战略都从这里发展出来。而这又受到三个因素支配。
一、应该认识为什么日尔曼会分裂成为许多个小国，原因之一就是在莱茵河以东本就缺乏罗马时代的传统。
二、因为古斯塔夫的主要基地为瑞典，所以在他往内陆推进之前，必须先获得波罗的海沿岸的控制权，这样才能巩固他在波美拉尼亚的前进基地和海上交通线。
三、主要天主教强国都位于莱茵河以西和多瑙河以南，都是古罗马的旧地。使西班牙和奥地利能够携手的交通线是莱茵河中段。不过在另一方面，奥德河、易北河、威悉河又都流过新教地区入海，而波罗的海也为新教势力所包围。
古斯塔夫对这些事实都有充分认识，但是必须在巩固基地之后他才能向南行动。现在冬天已到，虽然这些选帝侯还是畏首畏尾，可是法国却已与瑞典签订了条约。1631年1月23日，《巴瓦尔德条约》签字了，根据条约古斯塔夫提供步兵三万人，骑兵六千人。而法国则一次付给一万二千“塔伦”（日尔曼银币），以后五年每年再付四十万“塔伦”。古斯塔夫也保证给与天主教徒以信仰自由和不蹂躏马克西米利安的领地。
1631年春季战役开始时，蒂利首先攻击新勃兰登堡，而他的将领帕本海姆伯爵则包围马格德堡。为了牵制蒂利，古斯塔夫前进到奥德河边的法兰克福，于4日13日将其占领，但是蒂利很狡猾，并不尾随他，而是直接向马格德堡前进，并与帕本海姆会合。
法兰克福被占领之后，古斯塔夫的唯一念头就是援救马格德堡，但在未获同意之前却不能通过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领地，否则这两个选帝侯的部队可以打击他的后背，费了许多口舌才获得了乔治·威廉的同意，可以占领科斯琴。然后又浪费了三个星期时间才获得进入斯潘道的许可。此时，萨克森的约翰·乔治却坚持不放行，因为他拥有四万人的强大兵力，所以古斯塔夫被迫让马格德堡听天由命。
蒂利率领二万五千人到了马格德堡，与帕本海姆一同围攻该城。5月21日该城陷落，在洗劫和焚烧之后，全城三万居民葬身烈焰之中。（该城被毁并非有意，因为蒂利本来很希望利用该城来支援他的部队。）这个暴行使所有新教徒大为震惊，古斯塔夫也立即用恐怖来对抗恐怖。他前进到柏林，在火炮威胁下，勃兰登堡的乔治·威廉取消了中立。与赫斯-卡塞尔的威廉和萨克森-魏玛的伯恩哈德会师之后，古斯塔夫暂时据守魏尔本，并击退了蒂利的进攻。这一战对古斯塔夫颇有益处。因为各方面都已被切断，军队有饥饿之虞，蒂利就率领四万人侵入萨克森，向莱比锡提出警告，要求该城投降，否则就以马格德堡为例。
于是约翰·乔治立即放弃中立并与古斯塔夫缔结同盟。这支联军于9月15日在莫尔德河边的杜本相遇。他们的总兵力共约47,000人，第二天他们向莱比锡进发，准备向敌人挑战。因为杜本在莱比锡北方，相隔只有三十五英里，所以蒂利想撤退已不可能，而且他的部队在经过几个月饥饿之后，现在突然进入这个富饶地区，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所以他的最好对策是坚守莱比锡城，准备接受围攻，以等候援兵到达。但是帕本海姆却认为他老朽无能，所以怀有不同想法。9月16日，他出发搜索敌情，乘机强迫蒂利出战。他派使者向蒂利报告说：他已经看到敌人正从杜本向南移动，他现在已不可能撤退，否则即将遭受极大危险，并要求蒂利立即支援他。这样他就一手制造了决定命运的布雷顿福德会战。
蒂利率部出了莱比锡城，占领了位于该城北面约五英里远的一处阵地，在左方有个小高地，上面就是布雷顿福德村，右面是斯腾堡村。这个地方是古战场，号称“上帝的田园”。依照一本古代地理记载，这是个非常优美的平原，遍布美丽的森林和许多果园。
蒂利是位老将，出生于1559年，是谨慎合理的军人。詹姆斯·格兰特这样形容他：“他身材短小，样子瘦弱难看，两颊低陷，鼻子尖长，眼睛锐利深黑，留着长须。”他对西班牙战术深有研究。他的战斗队形由一线或两线步兵组成。共为17个步兵大方阵，每个方阵人数为1,500人到2,000人，两翼则为骑兵组成的密集纵队。他的全军可能有四万人，其中四分之一为骑兵。他自己指挥步兵，左翼骑兵由帕本海姆指挥，右翼骑兵由福斯滕伯格和依索拉尼指挥。他总共只有二十六门炮，重炮位于中央与右翼之间的正前方，轻炮则在正中央的前方。门罗说他在地形、风向和日光三个方面都占有优势。
9月16日，古斯塔夫从北面而来，在距敌军一英里远的位置宿营。夜里，他在旅行车中通宵与约翰·赫伯恩爵士、霍恩元帅、巴勒尔元帅和特腓尔将军会商，他们都全副武装。
第二天拂晓，瑞典军营开始吹号上马。整个平原均为浓雾遮掩，瑞典人从雾中可以看见一线红色火光，那就是蒂利的阵地。祈祷之后，古斯塔夫展开了他的部队，采取与敌人平行的战斗队形。但是他并未采用旧式西班牙方阵，而是把步兵分成旅和准旅，这样使火枪手可以得到长矛兵掩护，而且又可以从他们之间鱼贯而出，发射排枪之后再退回原地。所以这不再是一个不动的正方形堡垒，而变成了一个小型活动要塞，彼此间可以互相支援。中央和右翼都由瑞典军担负，而萨克森军则负责左翼。萨克森军的阵容已不可考。至于瑞典军则是这样：
在中央部分，第一线为四个步兵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和门罗与拉姆塞的两个步兵旅。第二线为三个步兵旅，包括赫伯恩的苏格兰兵在内，支援他们的是一个骑兵团；以上全部兵力由特腓尔和哈尔指挥。在中央的后方还有两个骑兵团担当预备队。右翼由巴勒尔指挥，第一线由六个骑兵团组成，中间夹着火枪手，另有一个骑兵团随时提供支援。第二线为四个步兵团。左翼由霍恩指挥，第一线为三个骑兵团，夹着火枪手，第二线为两个骑兵团。团属火炮分别位于各旅团的前方，重炮兵则集中在中央正前方，由托尔斯滕森指挥。在霍恩元帅左面为萨克森军。全军可能为47,000人，军帽上都系着绿带，帝国军则系白带。瑞典人的口号是“上帝保佑我们”，而敌军的口号则为“圣玛利亚”。
门罗记载说：古斯塔夫亲自指示每个高级将领，告诉他们应如何行动。会战开始，敌军首先开炮，瑞典军也立即还击。这样炮声隆隆打了两个半小时。瑞典的步骑兵始终屹立不动，有如墙壁一样。但是火炮已在行列中造成了许多的缺口。
瑞典的火炮数量较多，发弹数量要比帝国军多三倍。这使敌人感到极大痛苦，帕本海姆却是个有勇无谋的战将，现在感到实在挡不住这样强大的火力，于是不等命令就率领五千名骑兵向瑞典军右翼冲锋。这是愚蠢的行为，蒂利心里十分明白，不禁怒吼道：“他们使我的名誉和光荣都付诸流水了！”这不仅是一个大错，而且也造成了一场大败，因为骑兵的手枪绝对不是火枪的对手。瑞典军用火枪手夹在骑兵当中，用火力扫射帝国骑兵的密集队形。帕本海姆冲锋达七次之多，都被击退，最后一次，巴勒尔指挥他的预备队反攻，将敌军击溃，把他们赶出了战场。（依照西班牙战术，骑兵冲锋时是用跑步和使用手枪，等到敌军行列混乱瓦解之后才使用刀剑。瑞典军的战术却恰好相反。骑兵在冲锋时用袭步和刀剑，在混战时才使用手枪。）
帝国军右翼误以为帕本海姆的冲锋就是全面进攻的讯号，马上也向萨克森军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之下，萨克森军就开始逃出战场，约翰·乔治拼命用马刺夹着马，向艾伦堡飞奔。这不仅可以抵销帕本海姆的错误——因为古斯塔夫的兵力现在突然减去了三分之一以上——而且蒂利也是能力卓越的战术家，对这个机会当然不会放过。他看到瑞典军左翼已经完全丧失掩护，而且受到帝国军右翼兵力的威胁，于是命令骑兵向右斜进，再向左旋转以攻击敌军左翼。同时命令福斯滕伯格攻击敌军后方。
如果对方不是瑞典军，那么他的行动就可以产生决定性效果。但因为古斯塔夫部下的调动速度要比帝国军快两倍，所以蒂利就不能稳操胜算。古斯塔夫立即命令霍恩元帅也向左旋转他的部队来应付蒂利的迂回，同时又从中央的第二线中抽出魏特森和赫伯恩的兵力用来增援霍恩的左翼。
苏格兰部队以密集纵队前进。敌军首先屹立不动准备迎击。但是瑞典军的炮兵火力要比敌人强两倍。结果把敌军击散，于是长矛兵向前冲击，使敌军溃散。
正当左翼方面苦战之际，古斯塔夫抓住这个机会来作决定性一击。他自己骑马赶到右翼，命令巴勒尔的骑兵攻击蒂利的左翼。他自己就在四个骑兵团的前面，领先向尚有敌炮残留的山坡上冲锋。他扫过山坡，打击在蒂利步兵横线的左端，并且用火炮痛击他们，同时，托尔斯滕森也调转预备队炮兵向密集的西班牙式方阵猛轰。
虽然接着还有一场困兽之斗，但是胜负已成定局。不久，帝国军完全丧失秩序，开始溃逃。他们死了7,000人，负伤和被俘3,000人，损失了全部火炮、九十面军旗和全部补给纵队。古斯塔夫的损失，包括萨克森军在内尚未超出三千人，大部分都是敌方炮火所杀伤。
于是瑞典军大部分开始宿营过夜，门罗说：“我们的营火烧的都是敌人的弹药车辆和丢弃的长矛，因为我们没有足够人力来收拾它们。整个夜晚，我们那些勇敢的战友，萨克森人，一直在逃跑中，认为一切都完了。”但还是有五百名瑞典骑兵并未休息，由古斯塔夫亲自率领向敌军残部实行追击。9月19日，在梅伦堡俘获了3,000人，直到9月21日在哈雷才放弃追击。
这场会战就这样结束了，它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因为这不仅是新战术对旧战术的第一次大考验，也是近代史上第一次伟大的陆上会战，也是机动与火力第一次战胜了数量和长矛的冲力；而且不管如何，它使天主教同盟本已复苏的力量又被粉碎了，由此决定了日尔曼不再是受奥地利王室统治的天主教地区。所以加德纳教授说这是“归还敕令的坟墓”和“日尔曼的纳斯比会战”。或者如布莱斯教授所说，它使欧洲免受耶稣会统治。
从1631年9月17日开始直到他逝世之日，古斯塔夫已经变成了新教徒的英雄。日尔曼北部的人民都把他当救主看待。他给与战争以精神和指导，若没有这种精神和指导，新教徒可能全部崩溃，而西方世界的历史也要改写。加迪勒尔教授的评论似乎很有远见，他说：
“总起来说，那些战术不过是他们用来保护宗教和政治制度的军事表现而已。这个刚刚被击败的纵队，足以代表在耶稣会组织下人类生活的形式，个人会被群众所吞噬。蒂利过去曾凭借纯粹的重力击败了许多强敌，但是现在却有一支新军兴起，证明除非能有个性智慧作为基础，否则秩序和服从也就脆弱无力了。这是一种信念的成功，而不仅限于战斗。在精神、政治、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也都如此。”
布雷顿福德会战获胜之后，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古斯塔夫不接着进军维也纳而迫使斐迪南屈服呢？”有些历史家认为他应该如此，弗拉德更把他与坎纳会战后的汉尼拔相比。但这个比较是不适当的，因为环境完全不同：
第一，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十分恶劣，要通过厄兹格比格森林和波希米亚的残破地区，而且冬天也快到了。
第二，维也纳并不是一个统一国家的首都，而只是一个“影子”皇帝的驻地，所以其所具有的政治意义比不上半岛战争（1808-1814年）中的马德里。
第三，古斯塔夫已经距离自己的基地数百英里，若再冒险前进，则后方一旦发生叛乱，结果将不堪设想。勃兰登堡和萨克森的忠诚都不可靠，而巴伐利亚则威胁着他的侧翼。
第四，当他最后决定前进到莱茵河时，虽然因为把战争带入天主教地区会激怒黎塞留，但他自己却可以获得新教的巴拉丁为基地，并获得日尔曼最富有的地区来供养军队。过去这些地区对天主教同盟曾经供给不少的人力和财力。
第五，最后一点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一点，在占领巴拉丁之后，他就可以切断西班牙与尼德兰和意大利之间的联系。所以最后他决定向莱茵河前进，而萨克森选帝侯则把战争带入波希米亚。
10月18日，古斯塔夫占领了维尔茨堡，推进到美因河边的法兰克福，再前进到美因茨，经过两天围攻，该城投降了。在他伟大胜利后的三个月之内，他征服了全部莱茵地区，组成了同盟，也指派了政府，迫使莱茵地区所有天主教君主都保持中立并把西班牙部队赶回了尼德兰。他在莱茵河中游的两岸，在阿尔萨斯、下巴拉丁和科隆等地都已站稳脚跟。这些成就使黎塞留大为不快，他对这种征服的迅速和彻底颇为震惊。他说：“必须设法阻止这个西哥特人，因为他的成功对法国和皇帝都同样是严重威胁。”他这种震惊并非毫无根据，因为古斯塔夫的目的很明显是要组成一个新教同盟，而以他自己为领袖。这就是要完全毁灭帝国，而黎塞留却并不想毁灭它，只是要使其不能发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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