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从理论上讲，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也并无不妥之处。例如：现在有很多私立学校的老板并不懂教育，但他请专家当校长，自己当董事长，有最终的管理学校的权利。学校不是办得很好吗！村办小学，是村民集资办的学校。村民请人当校长，但村民代表应对学校拥有最终管理权，如果校长不称职，村民有权撤换校长。我们有什么权力剥夺村民管理学校的权力?有什么权力把公办教师派到民办学校挤走民师?所以，像监利县这种"并校减员"改革，实际上是集权思想作怪，是一种倒退。必将造成教育系统更大的腐败。
农村财务，自从进入90年代就开始混乱，上面为了加强管理，成立了经管局，每个乡都安排十多个编制成立了经营管理站，其结果农村财务一年比一年混乱。如果成立由70年代的老党员为核心的民主理财小组，授权他们监管本村的财务，没有管不好的。因为村里多花一分钱，都是他们的一份血汗，他们监管财务是维护自己的权益，是有动力的。经管站的干部就不同了，他们业务水平再高，但他们要住好楼房，开好车子，抽好烟，喝好酒……。他们在对待农村财务混乱的问题上，怎么会去得罪乡长、村长呢？监利县农经局从1995年成立以来，队伍达到300个人，修楼买车耗资1000多万元，都是农民的血汗啊！所以，农民说，农经局美其名是减负局，其实是增负局。
中国农民是最纯朴的，最听党的话的；农民是最革命，也是最公正的；农民既是进步的力量更是稳定的力量；因此，农民最值得信任和依靠。解决农村问题，必须依靠农民。
第七部分 5.假如我是"钦差"（5）
两种错误的改革思路
现在有两种极错的改革思路，必须要坚决纠正。
第一种，腐败——集权思路。面对下面的腐败，上级机关总觉得是下级的权力太大所致，于是就想方设法集权。例如：下面财务乱，上面就成立经管局，管理农村财务一直管到村级。其结果呢？经管站的干部同乡村干部联合起来腐败，比原来的腐败更加一等。再如：乡村中小学，学风不好，秩序混乱，乱收费屡禁不止，其根本的原因是教育管理权上收所致，因为村民代表无权管理学校了。而上级教育部门，总觉得问题得不到解决是因为自己权力还不够。因此，又设法赶走民师，把校长都改由公办教师担任，村干部、乡干部都不再插手教育部门的事，更不用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了。于是把文教办公室改成教育组，教育组设会计、出纳，把教育的财权集于教育部门。成立勤工俭学办公室，把书本资料的印刷权集于自己手中形成垄断经营。每个乡设若干个学区，派出自己的"特使"管理学校。学校的后勤服务，全部由学校内部家属子女垄断经营。这样的结果，会怎样呢？监利县教委勤工俭学办公室3个编制，有57人上班，教育组长的权力比乡长还大，乱收费泛滥，民怨沸腾，教育系统财务混乱，吃喝玩乐在乡下数教育部门的领导最"牛"。现在读不起书的人越来越多，厌学的孩子越来越多，就是对"集权"思路的最有力的批评。
无限的集权，没有强有力的民主监督的约束，必将产生无限的腐败，现在是跳出"腐败——集权——更腐败——更集权——更腐败"的怪圈的时候了。
第二种，保稳定——掩盖矛盾的思路。
怎样才能保稳定呢？正确的思路应该是揭露问题、解决问题，消化矛盾才能保证稳定。但是，我们的做法恰恰相反，想千方百计掩盖矛盾和问题。我们担心揭露了问题人民群众会造反，会不稳定。即使像利辛县这样的腐败问题揭露出来了，也担心出乱子，把问题掩盖住，把准备来解决问题的人调走。如果我们要的稳定是这样的稳定，那就是等于给一个得了病的人天天打麻药，让他早点"安乐死"。
这种保稳定的思想，实际上是进入了"腐败——掩盖——控制媒体监督——剥弱改革势力——更加腐败"的怪圈。
清朝思想家黄宗羲在抨击集权体制、专制体制的弊端时，曾有过十分深刻的剖析："用一人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这段精彩的剖析，今天仍具有极强的针对性。
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这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党领导改革的动力无疑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如果我们把人民群众排斥于改革之外，改革会失去向正确方向前进的动力，最终会偏离目标，会导致无穷的腐败，会陷入"非法之法"的困境。
其实，我们用不着担心一盘散沙的农民有了一定的组织结构、有了一定的凝聚力、拥有一定的维护自己权利的监督权力之后会造反，会闹得社会不稳定。我们应该相信农民，提高农民，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延安政权就是靠民主政治，打败了蒋家封建专制。中国几千年历史证明，农民既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更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谁抛弃农民，排斥农民，农民最终会抛弃他。
第二十七章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
2001年的7月，为了安慰父母受伤的心灵，在外漂流了一年的游子回到了父母的身边。
父亲没有了往日的坚强，当他见到日思夜想的儿子时，竟伤心地大哭起来。可怜的母亲自从我出走以后，几乎每天都念叨我的名字，每天都为我担心、落泪。我站在5米之外，母亲就看不清我了，母亲为我哭坏了眼睛。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真的老了，他们脆弱的心，已经被我折腾得快要破碎。堂堂七尺男儿，既不能为父母提供舒适的生活，又不能在父母身边尽孝，相反，还让父母牵肠挂肚。妄为人子啊！
我这一辈子都不能原谅我自己，愿上帝保佑父母平安，多给我一些将功补过的机会。
我回到监利县同我离开监利县一样，很多农民为了见我，早早地等候在我经过的路上。农民议论最多的是我胖了还是瘦了，他们关心我的生存状况；农民问得最多的是中央有没有新政策，希望农村政策变一变。农民说，这政策再不变，地没法种了，日子也没法过了；很多乡镇干部问外面的工作好不好找，都说政府要破产了，这差没法当了；县长对我说，不谈发展，当个维持会长都当不下去了。这些都是我预料之中的事。
但让我感到非常震惊的是：在我离开监利后不久，监利县在收缴税费的过程中，连续发生了四条命案。
第七部分 6.假如我是"钦差"（6）
四个乡亲的冤魂
当"监利经验"得到省里肯定了，我出走了，Y书记很快回到副市长的岗位上了。所有这些，给监利的干部一个错误的信号："一阵风"已经过去了。全县已经撤销的管理区以"责任区"的面目重新"闪亮"登场，以责任区为单位开始对农民当年和历年的税费款进行强行征收，合理的要交，不合理的也得交，不交款的、交不起税费的农民无条件地被强制进入"学习班"学习改造。
有些地方，还出现了"坚决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吊颈不解绳，投河不拉人，喝毒不夺瓶，告状不开门"的标语和言论。群众说，"胡汉三"又回来了，"鬼子"又进村了。更糟糕的是，有的干部竟然忘记了Y书记的谆谆教导："只要不搞死人，没得多大的事。"
从2000年10月到2001年1月的三个月时间里，监利县有四位农民死于非命。其中一位死在乡政府，两位死在管理区。
下面摘录的是《农民日报》记者写给湖北省领导的内部参考。
监利县一农民因欠税费被打抓关后服毒自杀
湖北省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五组农民熊华品欠税费，11月1日被镇、村干部打、抓、关，随后几天，他多次找镇领导要钱治伤未果，于11月6日服毒自杀。
今年以来，监利县因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朱基总理反映农村问题引起重视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轻农民负担工作。8月中旬，已于4月份升任荆州市副市长的县委书记
Y在全省会议上介绍了监利县"减负"取得的成效。然而，熊华品之死却使该成效大打折扣。
熊品华，44岁，党员（因任村电工期间工作不力，电费收缴不及时于1999年月10月受到留党察看一年处分），复员军人（其父熊启玉1950年当过志愿军，次子熊国强现在昆明某部服役），和妻子宗守英、长子熊军强（原为民办教师，今年被精简）3人均在家务农。今年，熊家种责任田14亩，接包面积45亩，应交税费2085元。
宗守英说：在没有算清所欠税费情况下，11月1日晚10点左右，我们睡下，黄歇口镇副镇长、黄坛管理区总支书记吴先金、总支副书记杜爱平等7名镇、村干部和几个打手共10多人来到我家，让熊华品到管理区去办学习班，问为什么，说你们差钱，心里还不清楚？！我们说家里有稻谷，你们把它拖走。他们不同意，让人跟着走！华品说你们越是讲狠，我越是不去！华品要穿衣服，他们不让，那么冷的天只穿了件衬衣和短裤就被他们卡的卡脖子、拉的拉手、捏的捏脚，双脚腾空，架飞机式地架上了车。这期间，有几人还在背后猛击华品后背，有人还用电筒把华品头打破了。
熊姣儿当晚为保护哥哥熊华品硬是跟着上了车。她说，到管理区后，我哥和其他3个农民同时被关进一间房子。吴先金、杜爱平说我们就是总支书记不干了，也要与你们搞到底，不管你们到上面哪里去告，我们都不怕！2日下午，我又到管理区，没有一个干部在，说是又到其他村抓人去了，哥被我劝回了家。
宗守英说，由于被打伤，随后几天，华品每天都要去找镇、管理区和村干部，要钱治伤，可他们都你推我推，说你先拿钱医了再说，该交的款要交，治病的钱该赔的要赔，各做各处理。
6日下午，熊华品和家人一起到县城走亲戚，喝酒回家后说，我身上被打烂、脖子被卡伤、头被打破，找干部们不理不睬，要医药费也一推再推，反正我搞不过他们，不如死了算了，他们不愿出300～500元医药费，我用3～5元钱农药对付他们。晚8点多，在家拿了瓶农药，打开后被人夺下。随后，他到村小卖店给在部队的儿子打电话未通，又偷偷地拿了店里的一瓶剧烈农药，边往家走边喝，十几分钟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几分钟后身亡
熊华品身亡后，黄歇口镇委镇政府与熊家属达成协议：安葬费2万元，给家属抚恤费5万元，若6日12时前火化再给一万元，12时以后火化不给这一万元。6日12时前，熊华品遗体被火化。目前，除5万元的抚恤金需进一步落实外，其他3万元已到位。
对于熊华品的死因，去年底由棋盘乡党委书记调任黄歇口镇委书记的李宜孝和镇长彭继文11月12日这样向记者解释：今年以来，全镇"减负"力度很大，熊华品服毒与农民负担无关，与乡村干部也没有直接关系。主要原因：一是死者性格原因。熊脾气倔犟，爱面子且意志脆弱，易冲动。二是家庭原因。熊长期与妻子不和，矛盾不断。6日晚其妻当着众人的面嘲讽他对干部讲枯狠，他自尊心受损，一时冲动，想到了绝处，这是直接原因。三是死者欠债多，厌倦人生。四是不能排除镇村干部在征收过程中由于工作不细与熊发生矛盾的因素，但不是直接原因。
采访中，新熊村群众反映，熊华品性格好，外向，与人关系处理得好。他断断续续当了几年村电工，其间1个月内换过2个电工，也都干不下去。欠供电所2万元电费，不只是他一个人责任，这些钱是他们没有从村民中收起来，而不是收起来后被贪污、挪用了。没有听说他受过党纪处分。11月1日他被关回来后，
给很多人看到过身上被打的伤，头也确实被打破。说他们夫妻不和也是假话，年轻时他们吵过架，夫妻间哪有不吵架的？可这几年很少发生口角，服毒那几天根本没吵架。华品死后，干部还编造说他去年下半年、今年上半年都喝过农药，根本没这回事，要真有这事，谁看见了？哪家医院抢救过？乡里乡亲怎都没听说？悲痛欲绝的宗守英非常气愤：说华品服毒是因为跟我吵了架的人真是黑了良心，我们夫妻关系不错，那些天根本没吵架，6号那天他还给我买回了几个苹果，关系不好，他能这样？
采访中，黄歇口镇不少群众反映，今年来农民负担确实减轻不少，但有秋后反弹情况。另外，在征收税费过程中，干部作风粗暴，动辄关人、打人。记者在由黄歇口镇前往新熊村几公里的路上，随机问了一些农民，听到不少农民被关、被打的反映。其中，陈湖村4组王培新还将他半月前胸部被干部打伤的伤口让记者拍了照。村民们说，去年干部打人少，今年打人多，村干部公开在大会上讲，今年上面来了新政策，征收中干部可以打人，只要不把人打死，还说这话是朱县长讲的。
尽管黄歇口镇税费征收力度较大，但该镇今年税费任务完成仍不理想，镇干部向记者倾吐了满腹苦水。对此，有关人认为，监利县前几年加重农民负担，恶化干群关系，现在已成了恶性循环并开始自食恶果。
据悉，熊华品事件后，10月底刚刚就任监利县委书记的杜在新十分重视，正着手查处此事。
《农民日报》记者的调查报告，还没来得及送达省领导的手上，监利又传来了新的坏消息。
第七部分 7.假如我是"钦差"（7）
第二条人命
68岁农民被关押两天两夜冻死在"小黑屋"
监利县新沟镇南禅管理区红阳村8组68岁农民李启栋，因大集体时欠村190元，于2000年11月23日深夜两三点钟被镇、村干部从床上抓走，关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于11月25日早晨8点多被冻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这是继11月6日黄歇口镇发生农民负担恶性事件后一月内监利县发生的第二起涉农恶性事件。
死者李启栋和妻子王金香，都是68岁，生有5个儿子、5个女儿，活下来7个。大集体时，因家大口阔，欠下村粮食折款160元、电费30元，计190元。农村承包制以来，村里先后换了五任支书，但都没有找李启栋收这190元。2000年11月23日深夜两三点钟，南禅管理区总支书记唐辉、副书记严泽华和村支书姜大迪、村主任湛本善带着一些被群众称为"打手"的人共17人来到李启栋家，要求李交清由190元利滚利已变成1800多元的欠款。李因交不出，连衣服都没穿好，被带到管理区与其他10人关在十几平方米的"小黑屋"。
同被关的一位30多岁年轻人说："被关的屋只在水泥地上铺了点稻草，23日被关进来不久天亮了。24日晚，管理区炊事员黄师傅见我们冷得发抖，半夜偷偷丢进来几条麻袋让我们挡寒。青壮年都冻得手发抖、脚抽筋，尤其是人一打盹后，时常冻醒。25日天快亮时，我们发现李启栋冻得快不行了，喊干部们来救人，他们说是装的，没有理睬。等了一会，见他实在不行了，我们又喊又叫又踢门，唐辉和严泽华来了，骂骂咧咧："一清早，喊什么喊？吵了老子的早觉，一脚踢死你们！"隔着窗户看到李启栋是不行了，他们才打电话给村支书姜大迪，一个多小时后姜大迪来了，他让每天以40元雇来的两个看门人（群众称为'打手'）开门进去看看是不是装的，一看确实是不行了，才送往医院，听说死在路上"。
同被关的人说，李启栋死后，镇里害怕，才将其他被关的几十人放了，并说李启栋是病死的，叫我们不要乱说。而开始他们原准备把我们关到腊月三十。
记者于2001年1月10日到新沟镇采访时了解到，采取抓人关人等手段强行征收税费是新沟镇的一贯作法。李启栋是南禅管理区2000年秋征时所抓的第二批，第一批被关12天后大部分放了，有4人接着被关到第二批。而第一批被关的人中也险些酿出人命。
红阳村8组王又喜是第一批被关后冻病，后送医院抢救的。王又喜，35岁，右手残疾，其妻腿跛，生有一儿一女。2000年，王又喜交款800元后仍欠3500元，于11月12日被抓，到15日晚，同屋人见王又喜冻得不行了，因新沟镇一副镇长是王又喜的亲戚，王又喜比较及时地被送到医院抢救，并住院几天。为防止王又喜告状，村里付了医药费，给他买衣、买鞋，免了3500元欠款，并承诺今后全免他种田的税费。
村民们说，如果王又喜不是及时抢救，那么死的就不是李启栋一人了，同被关的人说，如果李启栋也有亲戚在镇里当官，或干部们不那么麻木不仁，而是积极组织抢救，那样李启栋也许就不会被冻死！
让人震惊的是，湖北省领导还未来得及对连续两起恶性案件做出批示，2000年腊月二十四——小年的这一天，监利又传噩耗——
监利县三个月发生四起涉农恶性事件
监利县龚场镇秦场管理区爱民村10组46岁农民姚迁平因欠税费于2001年1月18日（2000年腊月二十四）中午被镇、村干部抓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1月21日中午死亡。这是自2000年11月以来监利县发生的第四起涉农恶性事件。
2000年11月1日，监利县黄歇口镇新熊村五组农民熊华品因欠税费被镇、村干部打、抓、关，随后几天，他多次找镇领导要钱治伤未果，于11月6日服毒自杀。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
2000年11月23日，监利县新沟镇南禅管理区红阳村8组68岁农民李启栋因大集体时欠村190元，被镇、村干部抓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于25日早晨8点多被冻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
2001年1月3日，监利县上车湾镇任铺村1组44岁农妇张喜姣因周沟乡政府欠其6万元，多次上门索要未果，当晚九点多死在周沟乡政府。乡政府赔其家属6万元。
张喜姣是周沟乡副乡长周先宝的妻子。1999年，为解决干部工资和机关开支，时任周沟乡纪委书记兼中岭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的周先宝和张喜姣共同经手向上车湾镇信用社借款3万元、向民间借高利贷3万元。到2000年，周沟乡无力偿还这6万元，信用社通过法庭传唤了周先宝，其他债主也多次找张喜姣逼债。无奈之下，张喜姣多次到周沟乡讨债。
张喜姣的公公周治贵告诉记者："张喜姣到周沟乡要账，乡领导态度不好，先是说新官不理旧账，后又说乡里也没钱，并发生争吵、拉扯。1月3日上午，张又找到周沟乡政府。等我们晚上赶到火葬场时，她穿的衣服已被换，乡领导开始说是得高血压病死的，直到我们找到被乡干部藏在火葬场后面的小屋里的"血衣"，并发现她头上有伤、"血衣"上的扣子被扯掉后，乡领导才承认双方发生过拉扯。后来，经过法医鉴定说是服毒自杀。"
周沟乡乡长夏昌华同样对张喜姣死因弄不明白。他说："开始县医院出的证明是颅脑出血致死。后经法医鉴定，结论可能是服毒自杀。她为什么要死？我现在还感到是一个谜。6万元不算多，换条命不值得。乡里为保运转，必须举债。周沟乡70多名干部，其中54人有债务，总负债1100万元，其中560万元是干部经手找私人借的，书记借了60万，我借了80万，其他多的35万，少的3～5万。现在乡里每天讨债的不断，根本无法正常开展工作，全县多半乡镇都是这样。"
对于龚场镇爱民村农民姚廷平之死，其妻秦万香说：我家1995年欠农业税费3500元，利滚利，到2000年要交1万9千元。我们在深圳打工的儿子姚其杰打电话回村，说回来后交1万4千元，希望免5000元利息，不要抓我父母。秦场管理区和村干部没有同意，于1月18日抓走了姚廷平，和其他11人被关进"小黑屋"。21日早晨，管理区看管的人打电话说廷平有病让去接他回来。我去后，人已被送到一小诊所。我找管理区干部十来次，他们说与干部没关系，是假装病的，你们自己去医。我们见情况不好，赶紧把廷平送往镇医院，后死亡。"
与姚廷平一同被关的人讲：我们每天早晚都要单独被审问一次，有的被打，有的说有病不能被打，则要下跪。姚廷平挨打没有我们不知道的，死后也没做法医鉴定。
秦万香说，廷平死后，镇政府与我们签了协议：赔偿10万元，家属不得上访，如上访要追究刑事责任。2000年除夕早上，廷平被葬。
记者采访中发现，爱民村农民十分贫困。而村民们反映，以前也很穷的夏循富自1997年当上村支书后，现在富得流油，种了6亩地，都是请人耕种、收割，电话、手机、BP机样样都有，他在村里包牌（打牌赌博）、镇里包馆（餐馆）、县里包房（玩小姐）。姚廷平死后，镇里还准备让夏继续当书记，村民们反映了上述问题后，才改任他为村财经书记。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监利县3个月连续发生4起涉农恶性事件，但有关乡镇负责人并未受到查处，有的原官照做，有的易地做官。
迎接新任县委书记杜在新的是连续4条人命，并且一个比一个死得惨。杜书记说：我大会小会声泪俱下地强调，要关心农民，不能非法对待农民。可是不管用！
一位资深记者的深度分析，回答了杜书记
第七部分 8.假如我是"钦差"（8）
四条命案的背后
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地方，竟然在3个月内死了4条人命，这是值得认真深思的。
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源于当时的城郊乡。城郊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的"纠察队"，直属乡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铐等警具。城郊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坏分子"——县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坏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城郊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分，相反城郊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各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蹲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
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话："有很多农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跪为什么不来告状？'巫婆'让你们下跪你们怎么就乖乖地下跪，为什么共产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这位领导的讲话在监利流传很广。
在监利，下过跪的农民数以万计。
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事件。
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选择死来抗争，或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荣升和李昌平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于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央领导于3月22日做出批示，于3月底4月初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监利县委书记Y于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长，6月湖北省委做出决定，Y同志重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屁股"。但仅2个月后，Y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且主管农村、农业、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井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给了监利的干部群众一个错误的信号：中央、省里关心农民是假的。原本已经撤销的管理区开始恢复工作，被禁止的"小黑屋"又死灰复燃。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三、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乡、区级约3亿元，县级约15个亿。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于高利贷。有的是自己的钱，有的是朋友的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才15亿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己经手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1999年中晚稻入库时，农民实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收上来的钱乡村干部截留还了自己经手的高利贷。
县里的领导同志，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分子。由于财政的压力，对乡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关人、乱打人的做法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着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幌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己收高利贷的勾当。棋盘乡原来设计的农民负担资金"四个一"即：一张收款凭证，一个笼子管钱，一只笔划拨，一张表公开使用情况的管理办法，其目的就是把正确处理四者关系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县乡主要领导手中，保证让农民负担资金专款专用，并防止乡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演化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式的关系。
现在，监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像"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是政治原因
面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三令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于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假装从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党和政府的形象严重受损。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
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于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于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业空间越来越窄，在非农业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
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一般的农户种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4年。
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经常遭到工头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关、打、罚款、罚跪，贫困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往产生厌世心理，选择死来对抗"黑政"。
第七部分 9.假如我是"钦差"（9）
谁为民做主?
一个县，三个多月内，因负担和债务死了4条人命，这是1996年中共中央下发13号文件以来，全国之最。并且这种事是发生在中央多位领导做出重要批示，湖北省书记、省长现场办公取得改革"监利经验"的一个特殊地方，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监利县2000年的冬天是一个格外寒冷的冬天。
监利农民悲愤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走了工作队，来了'还乡团'，变本又加利，何日有青天！""生在新中国，丧命乡政府，有冤无处申，谁为民做主？"
民谣表达了农民的哀怨和愤怒、无奈和祈盼。
谁也不曾想到，在中央、省、市各级首长关注下所取得的"监利经验"，最终结出的竟是四条人命的"硕果"！
半年后，《湖北日报》的一位有血性的记者，通过《人民日报内参》，把监利的几个冤魂的名字在北京注了册。
当北京有人去监利为农民招魂的时候，荆州的有位大领导竟把4条人命的责任归结为我给总理的一封信。我这才知道，这些人真的疯了！
有位领导对记者说："由于李昌平的一封信，监利县就再也没有稳定过，农民负担款收不起来了，干部的工资待遇无法保证，各级组织没有了经费来源，无法开展工作了。从稳定的大局出发，我们必须强化农民负担资金的征收手段，工作中出现过激行为是迫不得已。"
记者问那位领导同志，是怎样看待李昌平给总理写信的，该同志说，监利县"四大家"领导"集体"有一个意见："反应的情况是真实的，动机是有问题的，效果是负面的。"
难道真的是因为李昌平给朱总理写了一封信，农民就不交钱了吗？
1999年，棋盘乡农民负担1382万元，但交到乡政府仅380万元，其中280万元还是村里拿高利贷交的。老百姓的钱哪里去了呢？一是乡村干部收起来还了自己经手借的高利贷的利息，棋盘乡1999年现金支付利息高达600万元。二是农民之间相互转账抵扣了一部分。例如，潘河村有32户农民在村里借款，村里没钱，农户就相互间转移债权债务关系，这种情况，全乡三级300万元。三是钱收上来后，村、区和部门层层截流，交到乡长和县长手里的钱就没有了。如果县长摔令牌："不交票子就交帽子。"下面的干部又只好拿高利贷交款。从1996年以来，乡交到县财政的钱60%以上是靠拿高利贷交的。不然，全县农村怎么会有9个亿的债务呢？
现在高利贷借不到了（没有人再敢借），农民负担不敢随便加码了，有限的农民负担资金不够支付各级所欠外债的利息，乡村干部早就把款子收起来还自己经手的高利贷利息，哪里还有钱交给政府。县长追责任，乡、区、村干部便拿出几个"抗粮抗款"的"坏分子"来搪塞。每个地方都说"抗粮抗款"的"坏分子"不得了，糊涂官便会信以为真，任由乡、村干部严厉打击"抗粮抗款"的"坏分子"。从死去的三位农民的欠款来看，他们所欠的钱都是历年有争议的欠款，绝大部分属于不合理负担，农民当年的合理负担都基本交清。
我所知道的棋盘乡农民账面欠款约1600万元，但据我调查，农民实际欠款不足800万元，另800万元为假账。800万元的欠款中，有约400万元的欠款户早已人去楼空多年了，约300万元的欠款，农户并不认账。棋盘乡通过法庭和农民打官司，清收农户历年欠款，总共打了8场官司，一场也没有胜诉过。
2000年，我在棋盘乡改革，成立债管中心、农民负担款结算中心、会计审计中心，其目的就是要保证农民负担资金进财政笼子，把握妥善处理农民、集体、债主、国家四者关系的主动权。
通过这种办法，2000年棋盘乡财政收取农民负担资金550万元，没有一分钱的高利贷，全部是从农民手中收起来的，这充分说明了农民是通情达理的。李昌平写信给总理，不仅没有鼓励农民不交款，相反促进了农民交款。
假如监利的农民口袋里有100元，你找他收60元，他二话不说；你找他收80元，他要问为什么；你找他收90元，他求你发点慈悲，再给他多留一点，他家有人生病或有小孩上学；你找他收100元时，他会跪在地上请求你不要将他逼上绝路，当下跪都打动不了干部的铁石心肠时，他们只有把命都交给你。
监利的农民大革命时期是洪湖革命根据地的主力军，3年困难时期宁可自己吃荷梗也要保证完公粮。1998年在保卫长江大堤的战斗中涌现出了无数胡继成式的英雄。监利的人民是最听共产党的话的人民。
荆州、监利县的某些领导人，不认真反省过去，不虔诚地忏悔，不吃透县情、乡情、村情、民情、官情，不和人民站在一起，不克服短期行为，不研究治本之策，不卧薪尝胆彻底改革，肯定还会犯大错，监利还会出现更多的命案。
监利县走到今天这个境况是历史的错误，我们不能再制造错误的历史！
假如中央领导批准将李昌平打倒，监利的工作就会搞好了吗？
施仁政吧！施德政吧！依法行政吧！重视农民的权利吧！珍视农民的生命吧！
良心不能昧！任何一个昧良心者都会钉在监利历史的耻辱柱上。
4位农民走了。他们生在新中国，丧命乡政府。
呜呼！
但愿他们的生命能唤醒更多乡官的良知；
但愿他们的悲愤能化作澎湃的改革大潮；
但愿他们的冤魂能让140万人民获得超生！
第七部分 10.附录：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
附录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读厉以宁《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后感
《赢周刊》2001年6月1日A13版，刊登了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先生，在北京大学创业投资国际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我们把厉先生的讲话反复读了几遍，越读越不像是厉先生讲的，是不是记者贪污了厉先生讲话的精髓就不得而知了。
厉先生所说的我们有世界上最大的"金矿"，是指我国农村有9亿农民这个巨大的市场。要开发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金矿"，厉先生提出了五条"措施"：一是要扫除思想障碍即平均主义，厉先生认为中国的贫富悬殊还不够。二是该拿的钱要拿，好像是说，搞投资创业，搞知识产权入股，搞股票期权，给你的资产权你就要，给你的资金你就应该拿，不要不好意思拿，厉先生以为现在的企业家、发明家有钱不要，影响了创业。三是老百姓要有钱，把民富放在首要的位置上。老百姓有钱了，就会消费，创业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才有远大前景。四是富裕农民就是要走"公司+农户"的路子，要靠"股田制"。厉先生说"公司+农户"分为三个阶段：一阶段是订单农业，二阶段是租地经营，三阶段是"股田制"。订单农业因为中国的农民和企业都不讲信用，所以没有把农民搞富；租地经营因为租金是固定的，农民收入不能逐步增长，所以也不能把农民搞富；"股田制"就不同了，因为入股后每月按股份分红，那个钱就不
比每月拿的租金少，同时股票还在增值，几年以后，股权转让的话，又是大笔的可观收入。所以，厉先生说从租地经营到"股田制"是一个飞跃的发展，中国农业走这样一条路就可以发展起来，农民收入就可以提高了，农村市场就启动了，整个中国的市场就启动了。
在厉先生的讲话最后，没有忘记科技第一生产力，特别强调高科技农业很有潜力——塑料大棚农业、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养山吃山农业大有希望。
"厉股份"果然三句不离本行，为中国农业发展、农民富裕开了一个"股田制"的好方子。
我是在农业一线工作了18年的乡干部——"潘狗屎"，看了厉先生的"讲话"很激动，不过，仔细想来有些疑问要请教厉先生。
现在中国对穷人已经够狠了，农民月收入才一百多元却要纳税；对富人够特殊的了，年收入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甚至更多却不怎么纳税。中国人现在笑贫不笑娼，靠本事规规矩矩挣钱谁还会说什么呢？不过像吴敬琏先生说的中国股市这么"黑"，对赚黑心钱的人，中国穷人还是有意见的，相信厉先生也应该允许。
第三个观点我们很赞同，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村市场真疲软，不让农民增加收入，中国创业就只有靠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平均分配产品消费）和以权谋私了，这是一个很常识性的问题。增加农民收入相信80%的中国人都同意。
第四个观点本人不敢苟同了。
厉先生把"公司+农户"的三种合作方式当作三个阶段进行演绎，足见厉先生想象力之丰富，不过花篇幅和时间讨论这个问题不值，也怕同仁说我钻牛角尖。我只想说："公司+农户"未必也是农民的富裕之路？
我们知道，"公司+农户"在中国也有几十年了。如：粮贸公司+农户，棉花公司+农户，油脂公司+农户。粮贸公司，棉花公司，油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农民生产稻谷、小麦、玉米、棉花、油菜、花生等农产品给这些国营企业经营。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种"公司+农户"的路子并没有把农民搞富起来，相反越搞越穷了。
企业的经营目的是利益最大化。当企业有超额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平均社会利润；当企业获得平均社会利润时，有可能给农户保本微利；当企业只能微利或亏本时，有可能把风险全部转嫁给农民。1999年湖北省粮食系统扭亏增盈22亿元，是怎样盈利的呢？国家规定稻谷收购价0.54元/斤，而粮食企业仅以0.4元/斤的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从农民身上每斤剥夺0.14元。国家给农民下的订单，让农民生产粮食,最后国家和国有企业违约，导致农民每生产1斤粮食亏本0.08元，农民怎么富得起来呢?明明是政府和国有企业不守信用，我们怎么能仅指责农民和民营企业不讲信用呢？国家和国有企业是如此对待农民，何况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乎?有北大的经济学家研究说在现阶段我国的绝大多数农业龙头企业不可能获得平均社会利润。这些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像我这样的乡干部一说就懂，那厉先生不会不懂吧！
厉先生说农民不讲信用，所以订单农业不能富裕农民，那山东等地的出口订单农业不是富了很多农民吗？有违约的现象，但好像农民违约的少，龙头企业违约或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农民收入影响挺大；厉先生说租地经营，因为租金不能增长，所以不能富裕农民，这个观点好像也不成立，合同中规定租金按年递增不就可以了吗？假如厉先生前面说的都是对的，农田入股，农民真的就可以富起来了吗？我有疑问。
在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广西、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省的绝大部分地区，农民种田亏本，要是不种"责任田"，不倒贴50～200元转包出去是不行的，否则，政府要收资源闲置费。这田入谁的股呢？对于那些更落后的地方的田就更难说了。厉先生应该不会不知道我们的经济学家设计的经济制度具有"劫贫济富"的功能吧！
厉先生说，农田入股后的收益肯定比租金高，就让人更加糊涂了，谁能保证农田一入股就产生"泡沫"，就一定能赚大钱。如果厉先生能保证"一股就灵"的话，我们村有6000亩地，在有"人间天堂"之称的洪湖边上，我可以代表我们村的全体村民作主，入厉先生的股，每亩田每年只要300元的红利，多余的部分全部孝敬厉先生，厉先生也不要"不好意思拿"，不过，不足300元红利厉先生得赔，否则，我们的村民会告我贪污之罪。
怎样才能增加农民收入呢？朱总理说这个问题最大，他日夜想着这个问题，不知道厉先生的"重要讲话"对朱总理有没有启示。如果朱总理没有学习厉先生的"重要讲话"，那真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
增加农民收入，有很多经济学家都在想办法。如：吴敬琏先生说，关键要改善乡镇发展环境，扶持农民发展乡镇企业。陆学艺先生说，关键是要打破"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温铁军先生说，解决三农问题，出路在农外；卢锋先生认为：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要尊重农民市场主体的权利；党国英先生说，关键是要相信农民。综合上述专家学者的观点，我认为增加农民收入关键要进一步解放农民。
二十年前，安徽凤阳的17位农民，用生命作赌注，获得了分田单干的"自由"，使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一下子解决了困扰中国几十年的最大的问题——温饱问题，农村经济由自给自足走向了商品经济，农民有了现金收入、有了积累。随后，允许农民"离土不离乡"，又一次解放了农民，乡镇企业得以蓬勃发展，一举成为中国经济半壁河山，很大一部分农民也因此富裕起来。再随后，小平发表南巡谈话，允许农民有条件的"离土又离乡"，进一步解放了农民，中国农民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促进了城市的日新月异，促进了沿海发达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发展，劳务收入已成为多数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农民是一个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每一次解放都会使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成为现代社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同时使中国经济前进一大步。
现在，还有很多限制农民成为"自由人"的条条框框，必须尽快打破之，让中国农民成为真正的中国人民。
一要建立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让农民自由地进出农村、农业，废除限制农民走出农村、农业的一切收费政策。如：人头费（税）、未婚证费、计划生育证明费、妇检及证明费、待业证费等等；二要张开城市的双臂拥抱农民，废除农民进城的一切限制性收费政策。如：暂住证费、就业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农民子女教育扩班费、治安费等等；三要实施"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伟大战略，国家应该拿政策，采用"大按揭"的方式，吸引农民进集镇、城市，同时扶持乡镇企业、农业产业化和第三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富裕；四要实施农业保护率零政策，逐步将农业保护率提高到30%，实现"以农补工"向"以工补农"的转变。只有这样，厉先生说的养山吃山、养水吃水、养林吃林、养地吃地农业才有可能，如果我们老守着农民这座"金山"挖，农民总不能靠喝清水、吃树叶和草根过日子吧。只有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养金吃金"才是正道。
在农产品全面过剩，城市吸纳农民能力下降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最有效措施。现在，导致农民负担过重的根本原因，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全社会性的对农民乱收费。
陈锡文先生说全国县乡吃财政的人员有3000万人，全国有四百多万个自然村近3000万村组干部，有近3000个县、50000个乡，有县乡部门70万个，有生活在农村的9亿农民。我算账县乡村要发工资，要保运转，要保最基本的公共品安排，至少需要7000亿元。这7000亿元至少要农民负担70%，这就是说全国农民负担年均4000亿元以上，而不是公认的1200亿元，朱总理说合理的农民负担是800亿元，可怜啊，农民每年要承担几千个亿乱收费！可是，农民负担了这么多钱，远远不够用，能卖的都卖了，还欠下了约6000多亿的债务。
现在看来，不重建一个精简、廉洁、高效的县（市）乡（镇）政府，其他新的制度都不可能建立起来，包括新税制，也包括"股田制"。厉先生怎么就对寄生在农民身上的既得利益阶层视而不见呢？
厉先生的"股田制"即使能有神奇产生巨大的"泡沫"，农民也未必能得到好处。农村债务有几千个亿，债主主要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戚朋友，股权及股权收益有多大的可能平均分配给贫困农民？在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普遍存在"富了方丈穷了庙"、大多数和尚无水喝的现象，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在产权制度创新过程中尚且是如此弱势，更何况没有组织的农民乎？我们在鼓吹西方产权理论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时，我们是否想过中国有产权制度创新的政治、法制环境吗？尤其是中国的农村。
第七部分 11.附录：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
厉先生是中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学家之一，像我这样的平民百姓最爱听厉先生发表高见，上次厉先生炮轰吴敬琏先生的"黑"论，尽管没分出谁对谁错，但让很多股民的股票没有变成废纸，很多人还是很支持厉先生的。这次厉先生想通过"股田制"把农村经济的泡沫也"鼓"起来，农民是求之不得的，但这有点像是"歪理邪说"。
我无意挑战厉先生的权威,但我们中国的经济学界太令人失望了。自小平同志走了以后，有很多大经济学家都思想短路了，口吃了。我呼吁中国的经济学精英，走出自己的圈子，走进生活，认识自己的祖国，开出符合国情的方子，让中国经济尽快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因为工人、农民很着急！
一个农民孩子的呼吁：我的农村情结邓放歌
我已听多了下岗工人的苦况。
但比下岗工人更苦的有9亿农民。
我的老家在江西南昌县八一乡，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村、农民、农业都有特殊的感情。我上大学前和上大学后，每年的寒暑假，都要回家干农活。1986年，我通过高考考上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算是农村孩子中的异类和幸运儿，跳过了龙门，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命运也由此改变。不然，我和鲁迅小说中的闰土没什么两样：早早娶妻生子，双手像老树皮，冬天在牛栏边晒太阳。
大学毕业后，我南下广州，加入了千百万打工者的行列。
今天，我有了车子、房子、票子、孩子、太太和自己的不算小的公司，也算一个企业主。但我忘不了小时候的三个梦想：改变我自己的命运、改变我家庭的命运、改变国家的命运。我虽改变了我家庭的命运，但我无法改变无数和我有着血肉感情联系的"闰土"的命运，他们曾和我一起玩耍一起长大。我也无法改变众多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们的命运。每次我回到老家，他们的贫困和悲苦、他们的麻木和愚昧，都令我久久不能平静。
每当我看到在城市游荡、既不属于城市也不属于农村的农民兄弟姊妹们，我就感到悲哀：当这群没有归属感的游民聚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他们是否会给社会带来不安？
第七部分 12.四级财政，县乡最穷（1）
1999年回老家过春节，我的叔叔在老家当村主任，可是两年没领到工资了，要向乡政府辞职来我公司打工。目前在老家农村，村级干部辞职已成风。如果农村基层干部队伍都无法保持稳定的话，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又如何解决呢？
我知道农村干部工作之难、之苦，也知道县乡财政之困难。其实从乡、县、省、中央四级财政来看，中央财政最富，其次省财政，县、乡财政最穷，很多乡村干部一两年都没有领到工资。这次在老家，就发现农村很多公共事务没有人管，很有一点无政府主义的味道，乡村干部日常工作很大精力都用于向农民收钱，公共事务像水利、道路、卫生、环保、教育、村镇规划反倒没人管。其实中央所有的政策实施，全要靠县乡两级政府去实施，而这两级财政最穷，如何实施？像管着几千农民离农民最近最能解决农村面貌的村主任竟然什么官都不是，什么级别也没有，连公务员都不是，其工资全没有财政预算，全要从农民手中提留，很没保证。管着几万人的乡长，只是一个科级干部。大量的农村人才正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跳龙门，农村人才严重失血。
如果按胡鞍钢在《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中的建议，远期中央财政收入要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65%，即各级政府每收入10块钱，中央政府要占65元，其余省、县、乡三级政府来分剩余的35元，平均每级政府分到117元，那么地方政府除了整日向中央政府要钱，又能干什么呢？干事的为了干事，整日向管钱的打报告，甚至用行贿、投其所好的办法，这种体制效率之低，可以想象。
农民正陷入相对贫困
上次春节回老家，还感到中国的农民正在陷入相对贫困，农民的收入这几年已经陷入停滞增长，农村的水利设施老化，池塘河道淤塞，青蛙、蛇、鸟等益虫已经罕见，水污染、白色污染正在包围农村。我曾经读过的小学还是老样子，18年了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不少人家因为家里出了一个病号而全家穷得叮当响，有本事的人都一个一个跳出农村，农村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指望他们来改变农村的面貌，可能吗？
有几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
据中国人民银行1999年一季度的统计，中国农村信用社的全部储蓄余额是1万亿，这个数字我认为基本等于全国农民的储蓄余额，而中国城里人的储蓄额是45万亿。而中国农民占中国人口总数的70%（1999年统计），是91亿，而中国城里人占中国总人口的30%，是39亿。
由此可以算出：
中国农民人均储蓄余额：10000亿除以91亿=1100元
中国城里人人均储蓄余额：45000亿除以39亿=11538元
整整相差10倍！
而如果加上城里人占有的8万亿国有资产，6000亿国债、9000亿证券流通市值，以及城里人拥有的汽车、洋房、别墅、家用电器等，城里人和乡下人的人均占有财富有20～30倍之差。
这是怎样的贫富差别！
所以，中国的有效消费需求不足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城乡的巨大贫富差别，有消费能力的人没有消费需求，有消费需求的人没有消费能力，靠扩张性的财政金融政策不可能解决这一问题。
正是由于中国的农民正陷入相对贫困，你就会理解：中国农民乱砍乱伐森林的冲动、将青蛙、蛇、羚羊等益虫、保护动物抓去卖的冲动、不甘忍受贫困而犯罪的冲动是很难抑制的。只要农民的这种冲动不可抑制，长江水灾、黄河断流、高犯罪率就很难改变。
有人说：美国的人均贫富差别比中国更大。但是如果剔除人均占有的生活资料的差别并不大，一些超级富翁和美国一般的白领占有的生产资料的差别并不大。
所以分析一个国家的贫富差别，应主要分析一个国家人均占有生活资料的差别，而将人均占有的生产资料剔除。就像微软公司一样，究竟它的股票是由个人占有还是由国家占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在为顾客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在为国家提供税收。
第七部分 13.危险的信号
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秘书处对中国大陆和欠发达国家的观察结论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显著并在增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富有活力的经济成效和发展势头。事实上，严重的收入集中化强烈地阻碍了大多数民众对发展的参与，从而妨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不公平的现状和不平等的机会起了坏的榜样作用，助长了国民的无责任化倾向，破坏了社会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对国家的凝聚力、认同感。
目前这种贫富分化已十分严重，据中国社科院1992年统计：占人口80%农业人口的消费能力，由改革开放之初占消费市场份额的65%降到1985年的42%，1992年的37%。也就是说，总数占20%的非农业人口反而消费了63%的社会商品。其实正是农村原有的消费市场的萎缩，才导致国有企业的传统产品积压，大量工业企业亏损，即英国经济学家大卫·瑞卡特所指出的"李嘉图陷阱"现象。
为此，以一个农民孩子的名义，我呼吁：
一、凡是各级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国有）招收人员，应向
全国公开招聘，不论地域、身份、民族。省、市、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招收人员也要遵循此例。
二、取消县、乡、村三级农村式建制，代之以区、街道、居委
会的城市建制，将农村干部纳入国家公务员体系，加强培训。同时将城市的供电、供水、电信、环卫、规划、道路建设、绿化、广播电视、图书馆等公共事务职能伸入农村，增加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用10～20年的时间开展一场北京大学林毅夫教授所建议的"新农村建设运动"。
"新农村建设运动"能大量给农民创造就业机会，加快农转非的
步伐，减轻城市压力，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对一般工业品的极大消费需求，也能给企业带来极大的有效需求，增加企业效益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也能减轻环境和环保的压力。
三、以上建议需要大笔资金，我认为来源可有六个：
（1）大量增发15～30年中长期国债。
（2）除军工等少数需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外，多数国有企业的产权可向社会出让。
（3）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由目前的代征制改为强制申报
制。为此必须建立全国联网的税务电脑系统，同时金融实名制也要实施。像房地产管理局、车管所、证券交易所、银行的电脑系统也要全国联网，以方便税务稽查。
（4）开征遗产税。
（5）逐步减少对粮食系统和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
第七部分 14.欲复兴中华，必先复兴农村（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