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委员吴敬琏则认为：农民增收的途径之一就是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把中国15亿的剩余劳力转移到工商业，从而增加农民对农村资源的人均占有量，使农业形成规模化，产业化生产，这也是农业走向工业化的重要举措。
有代表指出，中国的改革，关键在于关注弱势群体。不仅农民，还包括城市贫民及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解决不了这些问题，改革没有任何意义。
在这次两代会上，税费改革被认为是农村土改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三次改革，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
3月7日，朱基专门来到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他对安徽代表说："你们做的（费改税）是开天辟地的工作，你们将功德无量，你们将名垂青史。"
3月15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朱基总理进一步就"三农"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目前从农民的手里收取300亿元的农业税，600亿的乡统筹、村提留，再加上乱收费，大约从农民那里一年要拿走1200亿元，甚至还要更多。我们这一次的税费改革，就是要把我们现在收取的300亿的农业税提高到500亿元，也就是从5%提高到84%。把其他的统筹、村提留的600亿元和乱收费一律砍掉。"
"农民减负担，地方财政会有缺口"，朱总理接着表示："这个缺口很大，中央财政又会拿出200亿到300亿元来补贴给困难省区市的农村。但是，这个缺口还是很大的。这些钱主要用于农村的教育上。因此，如果不对农村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这些钱是不够的。但我们有决心，一方面要减轻农民负担，一方面要保证农村义务教育的需要，这是坚定不移的。"
早在2000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做出决定，确定西部、北部一批地方退耕还草、还林，以粮食实物对还草、还林区进行补贴。
2000年6月，全国小城镇会议召开，把小城镇建设发展作为农村发展的长期战略措施。
2000年9月，中央做出决定，在农村开展"三个代表"的教育，重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调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同群众打成一片，同甘共苦。
2000年12月，朱总理、胡副主席主持召开全国县乡机构改革工作会议。
作为一名小吏，所写的一封平信能传到总理手中，能引起总理如此重视，这充分说明当今中国政府与人民是紧密相连的，总理的心与百姓的心是息息相通的。我不敢说我给总理写的信能直接对国家制定方针政策产生了多大的积极作用，但我深为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而感到欣慰：我怀着深深的忧虑向总理诉说的当前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党和国家正在予以高度的重视，正在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加以解决。
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作为一个身份和地位都十分卑微的小小的乡干部，就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坦陈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自己起码尽到了一个党员干部应该尽到的责任。我做了一件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有意义的事情。
人的一生能为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付出代价是值得的，我应该感到欣慰。
有时我常想，假如我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民，而不是一个乡党委书记，我这封信能传到总理手中、引起总理重视吗？
在我给总理写信后，经历了一些曲折和磨难，社会上许许多多的朋友都为我鸣不平或给予过多的同情。重视、曲折、磨难、不平、同情，其实都是党委书记身份的原故。也正是党委书记的身份才能写出这样的信，才能引起这样的重视和作用，为此而失去党委书记职务何偿又不是理所当然之事呢！写信的时候不早就做了丢官去职的思想准备吗！
这也许就是"叛逆"应该付出的代价吧！
第六部分 16.李昌平不能"死"（2）
短命的总经理
最初，我离开监利南下深圳，是在一家台资企业工作，帮助台湾大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吴老板管理一个农业园，妻子也在吴老板的另一家丝织品贸易公司上班。两个月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中国蓝田集团公司总裁助理丁品才先生打来的电话，说是中国蓝田公司瞿兆玉总裁想见我，要我去一趟北京。
2001年元旦，我飞往北京中国蓝田总部。
瞿兆玉先生是个十分豪爽的人，没有客套话，一见面就直奔主题，他要我出任中国蓝田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尽管台湾的吴老板待我不薄，但毕竟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很大的差别，我特别反感公司台籍员工在港、澳、台商人面前讲我因给总理写信，被迫辞职的事，因为我毕竟是中共党员。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瞿总裁的热情邀请。
到任的第三天，我接到中国蓝田总部的任命书：
"聘任李盛安同志为中国蓝田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时间二年。"
瞿兆玉总裁征得我的同意后，将我的名字改为李盛安，他总要我忘掉过去，重新开始。
2000年2月份，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监利县有几位******练习者跑到了天安门广场"练功"，其中有一位练习者是我高中同学陈平秋的老婆，受该事件的影响，监利县多位乡镇领导干部受到了处分。中央、省、市各级均批示，限期找到这批"******"顽固分子。在查找的过程中，当地乡村领导自然怀疑陈平秋夫妇来到我管的台湾大山农业公司，一时间很多领导、朋友、同事打电话询问陈平秋夫妇的下落。
我如实告诉他们，陈夫妇没有来过我处，但监利公安说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派出专人查找我工作的地方，一定要眼见为实。2月27日，两名监利公安终于找到了我工作的地方，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我工作的办公室。陈平秋夫妇没有找到，监利公安却意外地发现了我的"秘密"：李昌平在珠海蓝田公司打工，化名为李盛安。公司的员工，从此也知道了我真实的名字叫李昌平。
消息很快传到了监利、传到了荆州领导人那里。
3月12日我突然接到瞿总裁的电话，要我赶到北京。3月15日，正是人代会闭幕，朱总理答记者问的那一天，我去了北京。瞿总裁非常抱歉地告诉我，荆州的领导知道我在蓝田的消息后，很不高兴。瞿总说，蓝田的主业在荆州，离不开荆州领导人的支持，希望我能体谅他的苦衷。
3月20日，我离开了中国蓝田珠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
当我再一次失业的时候，台湾大山的吴老板又一次向我发出热情的邀请。我很感谢吴老板的诚意。我没有急着去找工作，我来到了武汉华中农业大学和中南财经大学——我的母校，我想请我的老师帮我重新定位后半生的路。
回到母校，我的导师何信生、刘烈龙教授让我一人独处狮子山上、南湖水边，静心后问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然后再做出选择。
我一人坐在狮子山上，按照气功"守意"的方法，排除心中杂乱无章的思绪。当我静下来时，一遍又一遍问自己："你的使命是什么？""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
其实，我忘不掉在农村17年的经历，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更抹不去父亲、母亲辛劳的身影。
十几年前，老师和同学在狮子山上讨论过一个尖锐的话题：农学院的使命是什么？农学院学子的使命是什么？有的同学说，我们的使命是科技兴农；有的说，我们的使命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我的观点虽遭到"攻击"，但至今我还坚持：农学院的根本任务是缩小"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农学院学子的使命就是为农民彻底"解放"而努力。直到今天，回想当初辩论的情景，我依然充满激情。
我对着平静的南湖水，用尽我全部的力气，放声大喊："李昌平不能死，李昌平不能死！"
第六部分 17.李昌平不能"死"（3）
我情不自禁地朗诵起我的朋友的诗：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每一次倾听的声音
每一双握过的手
每一条走过的街道
每一座凝望的村庄
都没有忘记
都留在心里
每一声呼喊都有回应
每一次关注都让我们感动
每一种鞭策都是力量
也许我们的声音有些喑哑
所以你不曾听见
也许我们的臂膀有些酸疼
而你正需要扶持
那么请你也张开口
因为你的声音就是我们的声音
请你也伸出手
因为你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力量。
每一次击响键盘
每一次端起相机
我们都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的善良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坚韧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痛苦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你的希望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因为生命像鲜花一样美好
爱像阳光一样动人
因为真实像岩石一样坚固
良知像野草一样劲生
我们一直没有放弃。
一年就这样过去了
一个世纪就这样过去了
如果未来
我们还能回答一直没有放弃
那么现在
就请你和我们一起努力
明天就是新世纪
第六部分 18.李昌平不能"死"（4）
我明白了自己的使命。又返回了广州，去见一直关注我命运的一帮人。他们是《南方周末》的常务副总编钱纲，《南风窗》总编秦塑，副总编张良，广东认真企业"疯狂英语"总裁、《与总理谈心》和《一个农民孩子的呼唤》的作者邓良平，还意外地碰上了南下广州寻求合作的中国农村杂志社《百姓》的主编康进昌。这些同志多数虽初次见面，但一见如故，他们都主张我在总结18年农村工作的基础上，就农村、农业、农民问题深入研究。大家都鼓励我把这件意义重大的工作做好，把自己的优势发挥出来。
邓良平先生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一个农民情结很深的企业家。
4月份，我住进了认真英语大楼，开始了我后半生的事业——为农村、农业、农民而工作。应《南风窗》之约，沉默已久的我再次开口为农民呼吁，发表《也说农民负担》。
在北京的日子里，我有幸见到了温铁军、陆学艺、秦晖、党国英、黄平、曹思源、晏阳初基金会的张海英博士和许许多多有深厚农民情结的专家、学者、大学生。
随后，我还收到了"三农"问题权威——杜润生前辈2000年5月在农村杂志社创刊45周年纪念会上的一篇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稿——《给农民国民待遇》。杜老年近九十，这篇讲话是他老人家一生研究"三农"问题的总结。
读完杜老的讲话，让我感受良多。更加坚定了我为农民鼓与呼的决心和勇气。
随后，应全国各大高校的邀请，我以《农民问题——中国问题的本质》、《为农民享有同等国民待遇鼓与呼》、《解放农民——三农问题的唯一出路》、《失衡的中国》、《研究三农问题的问题》等为题，在全国各地的高校中呼吁解放农民、给农民国民待遇、增加农民收入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我先后到过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山大学、人大、北京师大、中国农大、南开大学等几十所高校演讲。我要让更多的人和我一样成为"农民之子"。
在大学的演讲的日子里，一次又一次的火爆场面，让我深切地感受到我并不孤独，成千上万的青年知识分子深切地关注着亿万农民的命运，很多大学里都有"农民之子"、"三农研究会"之类的社团组织，他们寒暑假都组织到农村调查研究，从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农民的希望。
有时我常有一种感觉，也许中国农民的命运就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21世纪的任务就是农民现代化。
第七部分 1.假如我是"钦差"（1）
税费改革暂停
在我准备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有朋友传来消息：轰轰烈烈进行着的农村费改税暂缓了。各省继续进行试点。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觉得停下来继续试点，用一段时间仔细观察安徽费改税后的运行情况，再做决定比较稳妥一些。
费改税势在必行。两代会期间安徽省的费改税受到了普遍的赞誉，一片叫好。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就费改税算了一笔账：把原有农业税由300亿元增加到500亿元，也就是把农业税税率由5%提高到84%，把原有的600亿元乡统筹、村提留和300亿乱收费全部砍掉。这样，过去农民负担1200亿元，现在只负担500亿元，地方财政和村集体会有很大的缺口，一方面中央财政补贴200～300亿元，另一方面靠地方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强管理节支400～500亿元。
决定费改税成功与否的最关键点在于把账算清楚，各方面的配套改革要跟上。
农民负担真的只有1200亿元吗？我认为远远不只这么多，至少在4000亿元以上。
全国县乡村所欠的债务有6000亿元之多，每年仅支付利息至少800亿元。
全国义务教育仅支付700万名老师的年工资就需要800亿元，每年支付书杂费、校舍维修、设备仪器的添置和教育欠债等约500亿元。
全国县乡政府及部门"干部"有1900多万人，村组级"干部"23000万人，每年仅工资就需要2500亿元。
仅以上三项，最低年支出需要4600亿元以上。此外，全国近3000个县约有近3万个科局和近5万个乡镇约有70万个乡（镇）部门要运转，还有400万个自然村近8亿生活在农村的农民公共品需求，这些每年至少需要开支3000亿元。
在县以下的各项支出中，70～80%是由农民负担的。农民的口袋就是县乡财政。而按现在的农民负担政策，这就是说农民每年实际负担高达4000～5000亿元。这就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民负担反而越减越重的根本所在。
我国有400多万个自然村，70多万个行政村，约有2000万个村组"干部"，每年需要工资850亿元，农村公共服务和人道性福利开支至少需要500亿元，两项合计1350亿元。按照现行的农民负担政策，我国农民合理负担的总额约800亿元，村级集体企业的收入约500亿元，两项合计约1300亿元。这就是说，农民的负担资金解决农村内部的支出尚有缺口。
我经常收到安徽省农民和乡干部、大学教授的来信，我了解到安徽县乡机构改革和人员精减并没有实质性的动作。"吃皇粮"的人数虽有所减少，但比例极小，不到20%，有些人尽管分流了，但工资照拿，财政开支并不能减少。费改税后全省乡财政可用财力仅46亿，但66万干部仅工资就需49亿多。费改税后，最大的困难是县乡钱不够用，有很多乡镇由于费税大幅下降，支出没有明显减少，加上借高利贷的路给堵死了，追债讨债成风，所以日子难过，过不下去，处于停转状态。这样，对税费改革，农民叫好，社会上方方面面叫好，县乡干部却叫苦、叫难，甚至不少地方出现税增加了，费照收的尴尬局面。
我认真地考察了湖北试点县的情况。从中央去年年末部署县乡机构改革以来，试点县的机构改革，人员精减分流基本结束。从这项工作完成的情况来看，合乎上面的要求，但并没有达到减少20%"吃皇粮"的人数，有不少人虽然分流了，但待遇还是照拿。按照中央的要求，通过精简机构和人员，加强管理要节支400～500亿元，即节支30～40%，显然按现有的县乡机构改革方案，无法达到节支的目标。
实际上中央算的账是不准确的。以监利为例：监利县1997～1999年３年农民负担总额为108亿元，年均36亿元，在108亿元中合理的负担为51亿元，不合理的负担为57亿元。在51亿元合理的负担中，农业税只占13亿元，年均只有044亿元。如果按84%负担，费改税后的农业税仅0704亿元。如果考虑"黑田"的因素，费改税后的农业税（特产税）也不会超过1亿元，加上中央的补贴，监利县农业提供的财政和村集体可用资金不会超过14亿元，仅占三年平均数的37%。监利县的财政收入80%来自农业，工业和其他行业提供可支的财力不足02亿元，全县可支配的财力按16亿元计算，不够发全县教师的工资。不考虑其他支出因素，仅吃饭还有缺口约07亿元。
此外，监利县村级负债约55亿（官方公布34亿），乡区负债3亿元（官方公布15亿元），县级财政赤字约15亿元，这10个亿的债务中不含企业负债，并且这些债务大约有40%是民间高利贷，放高利贷的人中，干部和干部家属占70%以上。
县以下最大的不稳定因素是债务，阻碍费改税的力量是债主。对这一点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按照监利县的情况，执行中央费改税的改革方案，全县16亿元的可支配财力不够支付10个亿债务的利息。这种改革肯定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的，最终会出现税增加了，费减不下来的尴尬局面。所以，中央暂缓费改税的进程，不能不说是明智的决策。
但问题是中央在两代会上宣布费改税时，肯定做过周详的调研和试点工作，为什么拿出的方案会如此不周详呢？这又一次证明总理说的话："我们往往把好的情况当作普遍情况，而又误信下面报喜，看不到问题的严重性。"
可见言路不畅，祸国害民。
税费改革的目标，是要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实现这一目标有三大难题不能回避，一是机构和人员，二是农村债务，三是改革的动力。这三个问题不解决好，费改税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减轻农民负担又会成为一句空话。
人往哪里去才是关键
1982年、1988年、1998年国家三次统一部署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工作，前两次改革、精简、分流的结果众所周知，1982～1997年是我国机构和人员膨胀最快的时期。1998年这次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从中央开始，从上往下照葫芦画瓢，已基本结束，但离预期的目标相差甚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这个问题1982年就存在，快20年了，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更严重了，县乡机构和人员在不断的精简中至少增长了10倍。
历次机构改革和人员精减分流都没有跳出"膨胀-精减-再膨胀-再精简-又膨胀"的恶性循环。对此，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没有抓住要害即转变政府职能这个关键环节。其实不然，抓住了这个关键环节也没有用，人到哪里去才是关键的关键。
民办教师一声令下，可以回家，私营企业的民工，手一挥可以走人，可像Y书记签字安排的人走到哪里去？这些人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跟着党一定要革命到底！
在"三讲"教育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习与实践活动中，有多少党的领导干部把自己的子女、亲朋好友，精简分流下岗了呢？有多少干部主动不吃农民的血汗，去找市场要饭吃呢？没有！
为什么只要带上一个"民"字的人就那么容易打发，没有半点的扯皮呢？为什么党的干部在党要求他们下岗分流时竟都无动于衷呢？党员干部的觉悟到哪里去了？
第七部分 2.假如我是"钦差"（2）
我们能不能来一个政策，给农民应有的地位，真正做到让农民当主人，让干部做公仆。如果老百姓说了算，很多事情就好办了。
但有人担心不稳定。我相信，只要农民不造反，工人不造反，几个干部要下岗是闹不出事来的，也不敢闹事，如果有闹事的，你就高举反腐败的旗帜，把他们的"历史问题"一查，十个准有七个可以坐牢。
怕乱是因为站到了悬崖边，我们的背后失去了靠山，我们内心恐惧！但只要我们转过身来，走向人民，我们就能重新凝聚起无穷的力量，内心不再有恐惧。
假如我是中央的"钦差大臣"，负责一个市的县乡机构改革和人员清退工作，我会这样做：
第一步：将副县级领导干部（本县工作时间比较长）县与县之间调换，将人事局长、组织部长、劳动局长、编制办主任、财政局长异地交流。所有组织、人事、劳动、编制档案封存。
第二步：县人民武装部全体工作人员，市县人民代表，政协委员集中学习、培训，作为本次机构改革人员清退的骨干力量。
第三步：正科级以上的干部集中学习"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80年代以来中组部、人事部历次精简机构和人员的文件，按照"三讲"的要求，对照检查自己担任领导职务以来，安插了多少吃"皇粮"的人，其中像利辛县那样违纪违规安排的有多少，自查不彻底的，就地免职，变为平民。
第四步：发动群众，检举揭发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安排亲友吃"皇粮"的问题，奖励检举揭发者。
第五步：对照政策，确定清退人员名单。五种人保留。（1）政策内安置的退伍军人；（2）正取公派的大中专学生；（3）公开招聘者；（4）劳动模范，功臣，特殊贡献者。（5）1988年中央出台机构改革方案前的干部。这样可以裁减人员60%以上。
第六步：谁违规违纪安排的人，谁负责清退回家。这叫自家的"娃儿"自己抱。
第七步：财产与工资福利清算。按每年补助一个月工资结算，一次性结清，享受福利分房者，按市场价扣回，多退少补。
第八步：按违规违纪安插亲友多少和本次清退人员工作中的表现，确定对违规违纪领导干部的处理，重者以渎职罪判刑，轻者没收财产、罚款、撤职、免职。
第九步：从实际出发设置机构和人员岗位，无需和上级对口设置机构。按照"上头千根线，下面一针穿"的原则设置机构和岗位，重构县乡政府体制。例如：乡级人民政府只设乡长1名，副乡长2名，设办事人员20名。乡党委设书记1名，委员4员（其中副乡长兼委员），党委设办事人员4名。乡直部门保留财税所，派出所（设经济民警1名，行使工商、检疫、交警等职能）。镇级人民政府设工商所、城建所，法庭、司法所。其余部门一律自生自灭。与上面对口有缺的，由政府办公室顶替职能。县级政府和党委恢复到文革前的规模。
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为妇女、青年服务，靠会费、团费生存。这样群团组织就会真正成为群众的组织，代表群众的利益为民说话，为民排忧，为民解难，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不受侵犯。这样周万支的权益就可以受到保护，这才是人民群众各社会阶层自己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才有人自愿加入。
现在，在农村发展一个团员，你要给他讲好多好话，求着他，他才肯入团，入了团不愿交团费，还得由村集体代他交团费，这应该检讨团的组织的工作和存在的必要性。
第十步：直选乡长和县长，建立民选政府。乡长由本乡的全体公民直接选举产生，县长由选民代表（按10：1的比例推举或选举产生）直接选举产生。政府的部门负责人由乡长、县长提名，党委审查，人大批准。所有干部在岗即官，下岗即民。普通公务员在政府换届时，要保留50%的原班子成员。
第十一步：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和定点定员监督制度。今后各部门单位和政府都要向县人民代表、乡人民代表书面报告工作，公开人、财、物管理情况，人大代表定点、定员、不定期检查部门和政府工作。乡人大代表10人联名可提请人大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直至罢免乡长。乡人大代表10人联名可直接罢免乡直部门领导的职务。县人大代表10人联名可提请县人大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重大问题，直至罢免县长。县人大代表20人联名可直接罢免局长。
县乡人民政府的县长、乡长必须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财政预算决议。各项预算的支出节约部分应结转下年度，因故超支，事先必须提请人民代表大会讨论批准方可拨付。乡长、县长违反预算决议，应无条件引咎辞职。
如果财权不交给人民，人民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护，只有财权交给了人民群众，一切违规违纪的事情都好控制，腐败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也许大多数人会说我这是在白日说梦话，也许有人还会说，这不是"文化大革命"吗？
精简机构和人员肯定是一场革命，是一场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加艰难的革命。这场革命是不可回避的，在一定的范围里，这场革命是一场斗争，是人民群众捍卫国家给予他们的权利、权力，同剥夺他们的权利、权力的人之间所进行的艰苦斗争。没有这场斗争，一切都不可能回到正常的轨道，党中央，国务院的指令就很难得到忠实执行。
如果不利用民主的力量解决长期困扰我们的"政府膨胀"问题，我们就会重复暴力革命交替政权的历史。
党的十五大强调："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我一直坚信，这场斗争很快就要到来。我们面临的问题太多，已经再没有时间等待了。
我们有很多人把改革的难度看得太大了，对改革面临的困难产生了恐惧。我在三个乡镇进行过大规模的裁员，每个乡镇都裁减百人以上，都成功了。我的体会是只要有上级的支持，老百姓就拥护你，你一把手过得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
在我大规模精简过的地方，当我离开后，人员又开始回流，这说明没有民主的力量，政府的膨胀病是治不好的。
当初林肯解放黑奴的时候，有不少人恐惧得坐立不安。也正是林肯解放黑奴的政治魄力，才有今天的美国。
政治家的恐惧常常是因为对情况缺乏了解或对自己缺乏信心。
发1000亿国债也值得
我国内陆省份的乡村债务已经成了一个定时炸弹。官方公布的数字已经很大了，荆州市的10个县市区农村人均债务高达500元以上。而实际情况比这严重得多。江汉平原的农村债务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债务情况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第七部分 3.假如我是"钦差"（3）
债务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如果不加以控制、遏制，任其发展，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例如：有些村欠债主的高利贷没有钱还，就把农民的承包地（农民外出打工）承包给债主，一定30～50年不变，债主种田的承包费30～50年内都不用交了。这样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农民返回来要土地怎么办？二是农业税找谁收——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又如：有些村干部为了把自己经手的债还清，采用"优惠政策"，一年收取多年的承包提留，把债主的钱还了，一拍屁股走人，但村里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呢？再如：像监利县的农村债务这么多，大多都是干部放的债，费改税后，农民负担仅1亿元，不够支付干部所放的高利贷的利息，今后财政还能有收入入库吗？每到农税入库时，债主都住到了乡政府、村委会，乡长、村长不敢回家。讨债的人有的拿刀，有的拿绳子，有的拿农药，什么样的人都有，这该怎么办？……
债务是从1996年开始形成的，仅四五年时间，真是比洪水都涨得快。现在农村债务基数已经很大了。任其这样涨，不得了！
我认为，债务问题应该从这几个方面加以解决：
1像棋盘一样，清理整顿农村债务，核本降息，重新换据，把基数降下来。
2用荒山荒水荒坡抵偿部分债务。
3把村集体和乡财政的债务转移给村办企业、乡办企业，实行债转股。
4农民之间转账抵消一部分。（债权债务转移）
5国家先发5000亿国债（5年），帮助县乡把债给还上，再由县乡村分10年还给国家。也可以允许省市发债帮助县乡村还债。
也许又会有人说，这真是胡说八道，国家凭什么拿钱还债？问题是我们不这么做，还有别的办法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农民的土地被债主瓜分，几亿农民失去最后的基本保障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县以下党政机关和村级组织停止运转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亿农民的劳动果实流入"黄世仁"的腰包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费改税半途夭折吗？
我们能眼睁睁地看着中央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带动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怪圈的最后的一招失败吗？
认真地想一想，只能叹息一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农村的问题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诸多矛盾的集中表现，这是对我们忽视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种惩罚！
再认真想一想，每年发1000个亿国债解决农村问题也是值得的。
1999年8月，持续23个月的物价下降，使经济滑进通货紧缩的漩涡，惊动中南海，朱总理紧急召见各省首脑会议商讨良策。连续7次降息刺激投资和消费，连续发行近4000亿元债券，扩大基本建设规模，以求拉动投资需求；刺激股市，试图制造"赚钱效应"来拉动消费；"债转股"把银行资产变成企业资产，以求解决国有企业困难；让8000万人普涨工资，直接刺激消费需求……，最后一招，向社会居民储蓄征收利息税，以图将数额庞大的储蓄存款挤出银行，转化为消费或投资。以此帮助国家拉动市场，启动经济。该用的办法用尽了，但市场仍然疲软，通货紧缩漩涡仍在下沉，继续损害着经济肌体，恶化市场环境，破坏我国的生产力，延误经济发展的时机。
为什么？措施没有用在该用的地方。
1996年以来，城市居民的收入持续增长，农民收入增长一路滑坡。中国农民最多，农民最需要消费，农村市场潜力最大，但农民无钱消费，有钱人的消费几乎成了一个常数，不会因为收入的大幅增长，而大额增加消费支出。因为该有的他们都有了。
我国的农村市场容量究竟有多大呢？根据一些机构的调查，全国有农村人口为868亿，大约有23亿个家庭，一个简单的计算是：任何商品的普及率只要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增加200万件的消费需求。按最新的投入产出资料计算，我国农村实现1000亿元的最终消费，将对国民经济产生2356亿元的消费需求。1985年，我国农村消费品零售份额在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中的比重曾经达到58.5%，这一比重到2000年降为38%，如果将目前的比重提高10个百分点，就可以增加2700亿元的销售额。1997年全国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的冰箱为894台，彩电273台，洗衣机2187台，摩托车1089辆，家用电器普及率不足20%。据专家测算，农村居民主要家用电器百户保有率增加1%，就会产生150亿的需求，其中仅彩电一项就是200万台的需求量。
从1996年开始，粮食价格逐年回落，按农民交易粮食3000亿斤计算，粮价由每斤0.50元降至1999年的每斤0.35元，对比1996年农民每年粮食减少现金收入约450亿元。因其他农产品降价而减少现金收入约500亿元/年，由于普通农民现金收入的减少，农村消费直线下落。1991年，市场一度疲软，从1992年底起粮价开始上涨，农民收入增加，消费势头很快好了起来，经济迅速升温，一度出现通货膨胀。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农民收入的增减，对市场的拉动作用最明显。如果我们能保证普通农民的现金收入有所增长，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在很短的时期内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发展。
如果我们每年发1000个亿国债，解决农村经济困难，这对拉动国民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漩涡，应该说是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何乐而不为呢！
费改税势在必行，大规模精简机构清退人员，消化农村债务，一刻都不能缓。现在解决农村问题，叫作排雷，如果再拖上一两年解决农村的问题，那就是闯地雷阵了。
还权于民
第七部分 4.假如我是"钦差"（4）
县乡机构和人员为什么会无限制地膨胀，农村债务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发展成为万亿元之巨的"定时炸弹"，这是值得深刻反省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确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粮食等农产品全面过剩。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农民负担由1982年的500亿斤粮食，增加到2000年的3000亿斤。然而，改革的成果并没有为广大的农民所享受，广大的农村，依然存在着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用不起电，行路难，用水难，看电影都难的贫困。不仅如此，农村债务所要支付的利息已经超过了农民种地的所得。谁消耗掉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无限膨胀的机构和无限增加的官吏。
造成这尴尬局面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谁都知道，谁都不愿正面回答，但这个问题不容回避！政治体制改革已经严重滞后了。
1980年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说："政治上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1981年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1982年十二大报告中又将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规定为"我们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
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党中央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全党日程的时机已经成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以上这些引证已经包含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做到兴利除弊，经济体制改革也是步履艰难，已经取得的结果，将会丧失殆尽。
农村2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已经证明上述的论断是极其正确的。
中央人民政府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逐步下放了许多权力给地方，特别是分税制，建立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地方拥有了经济发展决策权、用人权和有限的立法权。中央放权以后，地方政府把有些本该放给企业和农民、工人的权力又没有放下去，而是集一切权力于自己。在权力过度集中而又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基层许多号称国家公仆的官员变成了人民的主人，而人民则成了被统治的奴隶。
没有民主，权力过于集中，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无限的权力就会产生无限的腐败，腐败对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具有严重的破坏性。腐败，包括部门利益、集团利益、阶层利益、地方保护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还有虚报浮夸、弄虚做假等等。
一个县，书记、县长一年跑项目、跑官、跑路子、跑关系……所花的钱有多少？受谁制约？谁能说得清楚？有谁知道是因公跑还是为私跑？有谁知道一届书记、县长安插多少亲朋好友吃财政？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预算决议，有哪位县长认真执行过？一个县的各个单位都有编制计划，有谁个领导是按编制计划用人？领导签字就是编制，就是计划！一个局里1正10副，都是县里的几个头头说了算，国家规定的职数，对拥有权力的官员们算什么？中央规定农民负担三提五统不超过人均纯收入的5%，县乡干部就可以把本来只有500元的纯收入报成2500元，中央规定不许征收"人头税"，地方照征不误。
建国初期，张子善、刘青山贪污腐败，查出来将他们判处死刑，这种方法现在看来不太灵了。因为第一是太多了，查不胜查。第二，包括负责查处的政权机构本身有的已经腐败了。据媒体报道，司法腐败、税务部门的腐败、海关腐败、党政机关集体腐败的典型数不胜数。政令不行，执法困难。在地方，挪用购粮款、扶贫款、养老金、基建项目款这种事已经是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了。
所以反腐败不是靠几次严打，搞几次运动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建立一种真正的民主制度。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什么民主选举，人民掌握和管理国家、民主监督，都只能是一种良好的愿望。
这种民主制度，就是通过一定的程序把人民的权力表现出来，确保人民的意志是最高的意志，不容违背。
一个县、一个乡核心的问题是要把两项权力牢牢控制于人民的手中。一项是财权，必须严格执行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预算方案，无论是县长，还是乡长，违背必须下台，造成严重的过失，要负法律责任，要坐牢；另一项是人权，是用人的权力，对用干部的总数，对政府官员的职数，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立法），由人民代表监督执行。党组织有权任命干部，人民代表有权罢免干部，人民代表提出罢免的干部，党组织不能再异地平级使用。突破干部编制和职数的，除不给经费外，县乡人大代表，有权依法撤销原任命的决定。
如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法定了人民这样的权力，我想，中央的规定肯定没有人敢违背，如果有人违背，也可以得到及时的纠正。如果没有人民代表的权力监督，有些问题出现了，等到中央来纠正，一定是发展到了十分普遍且不可收拾的程度了，纠正也就十分难了。例如：地方官员的超标准车的问题还没有纠正，超标准住房的问题又来了，紧接着超标准手机、电脑……一系列的问题都接着产生，一个也难以解决。中央的这种远程监督是没有效率可言的。防止腐败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授权人民，实行民主监督，民主管理，对官员的权力进行有效的约束，时刻让官员都觉得自己不是官老爷，仅仅只是人民的公仆，时刻记住邓小平同志的一句话"领导就是服务"。
这里有一个问题，乡里犯了错，为什么县里不监督，不纠正呢？县里犯了错，市里省里为什么不纠正呢？安徽省的利辛县造假安排181名假干部，难道分管干部工作的领导，亲自签字"点石成金"的领导，有些领导还升官到更高级别了，他们不知道吗？他们知道！他们就是不纠正。新来的县委书记夏一松准备纠正，可是更高级的领导怕把安徽的"名声"搞坏了，将他调走了。其实，说到底地方官员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做贼心虚"，害怕监督。同时，地方官员三年左右挪一次"窝"，有极强的短期行为，在"挪窝"之前，只希望把问题掩得严严实实，把成绩吹得天花乱坠，这样骗取领导的欢心——升官。他们没有必要对人民负责，因为人民群众决定不了他们升官与降职，所以，他们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甚至还有意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以获得自己的私利。
所以，一切离开人民群众的监督都是苍白无力的，因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反腐败、推动改革的最基本、最基础的动力。推动中国进步的真正力量源泉是人民大众。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改革的领导，是真正的改革者。
虽然，改革的力量蕴量巨大，藏于民间，但是，人民群众是一盘散沙，特别是农村。生产责任制分田单干了，农民的意志没有了表达的代表和有效的途径。他们的权力更没有一定的组织方式和法律程序表达出来，人民当家做主成了一句实实在在的空话。
我经常听人说，农民一旦当家做主了，这社会就乱套了。我经常看一些讽刺"文革"时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文章。其实，我认为贫下中农管学校并没有什么不好，写这样文章的人有很大的片面性。
1974年，我读小学。有一天，公社有位叫胡大道的书记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成语：拔苗助长。随后他把我们全班同学拉去他的试验场"拔苗助长"（早稻盲目早插，遇上阴雨天气，造成僵苗），我们一连干了两天，第三天还要我们去，管学校的贫下中农代表发话了，大骂那位胡书记，把我们全部"赶"回了学校。
1985年，我到周河乡当党委书记，正好那位胡书记在周河乡当副书记，我们还经常议论贫下中农有觉悟。不是老百姓觉悟有多高，是因为他们心正，他们的心是良心，所以他们不左、不右。
1978年，我在棋盘中学读高中时，我们学校的校长就是贫下中农，教导主任是教育专家。1980年我们学校上线人数的比例全县第二，有很多人考取了全国最高学府。后来，贫下中农不管学校了，棋盘中学没两年就垮了，现在只有初中班了。
现在不少学校教师打麻将成风，校领导吃喝玩乐，不务正业，学风不正，秩序混乱。当年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棋盘的教育组、中学，负债400多万元，仅教育组几个人，一年的吃喝玩送就高达50多万元。这样的腐败，人人都愤恨，但只有贫下中农心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