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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总理说实话（新版）>
第一部分 1.目录（1）
我们欠农民太多(序一)杜润生 5
一个时代的发言者(序二)秦朔 5
写在前面 6
第一章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 7
强烈的反差 7
正月初四这一天 8
我一定为你做主 10
老同学教我如何做官 11
第二章一封终于发出的信 13
棋盘是一盘棋 13
欲将心事付瑶琴 13
给朱熔基总理的信 14
两件事促使我发信 17
第三章未雨绸缪 19
决心改革 19
动员报告震撼棋盘 19
第四章中央领导情系棋盘 22
中央来人了 22
国务院调查组在棋盘 23
第五章中央与地方的对话 25
中央要保持绝对权威 25
问题在下面，责任在上面 26
最大的问题是政策执行不够 27
农业的危险来自农业外部 27
县乡政府体制的创新已成为瓶颈 28
要系统研究农业政策 28
第六章一样的事实，不同的态度 29
少两个人是怎样回事? 29
我最孤独的一个月 31
第七章朱熔基第二次批示 31
第八章真领导，假领导 37
省督办组在棋盘重新调查 37
省领导莅临棋盘调研 38
假省领导为真省领导解围 40
监利现场办公会议 41
第一部分 2.目录（2）
第九章提前引爆定时炸弹 42
"秋后反弹是王八龟子" 42
化解债务，面临的是一个强势集团 44
撤销管理区 45
解剖桐湖管理区——谁是江平的后台 46
要民心还是要干部? 47
"要我们回去?没门!" 48
四面楚歌，田则林解围 50
再次握手，最后的握手 51
第十章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52
重要的是解放农民 52
棋盘改革怎样走入迷途 54
第十一章监利经验 56
监利经验出笼 56
假话说过一百遍之后 60
第十二章生死之间 62
我的死亡诊断书 62
在北京受到特别礼遇 63
派人秘密跟踪李昌平 64
监利查禁《南方周末》 64
最后的判决："无罪释放" 68
短暂的深圳之行 68
第十三章正义与良心的声援 69
老干部联名给中央的信 71
关于6个乡镇农民负担与农村债务情况调查报告 72
第十四章赶不走的记者提心吊胆的Y书记 79
最能勾起我情感的一封信 79
Y书记以退为进的高招 81
不讲理的"三点意见" 82
第十五章在棋盘的最后十天 83
结束张秋波时代 83
辞职前的心里话 84
乡党委书记为何辞职？ 84
去意已决 85
刻骨铭心的离别 86
别了，我的故乡！ 88
第一部分 3.目录（3）
第十六章"女儿何时能回到您身边" 89
愧对女儿 89
又一次受到了特殊待遇 89
女儿带来了对父亲的理解 91
第十七章前车之鉴：安徽利辛县委书记夏一松 91
利辛风暴 92
第十八章做客《有话好说》：给农民以同等国民待遇 100
纵论"三农"问题 100
主张给农民同等国民待遇 101
"监利经验"或许会变成"监利教训" 101
与农业专家对话 102
第十九章"茶卜事件"真相与李昌平被撤职内幕 106
第二十章巧遇桂晓奇：一本奇书，一桩奇事 109
第二十一章我爱深圳 110
体验深圳人才市场 110
在深圳做农民真爽 111
第二十二章反思监利改革 111
"稳定"派的胜利 111
一盘永恒的棋局 113
第二十三章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度人物 113
人民需要讲真话 113
说句真话不容易 117
第一部分 4.目录（4）
第二十四章离开故乡的监利人 118
两个监利能人 118
"汉正街"，我心中的延安 119
有一位老乡叫朱思银 119
第二十五章李昌平不能"死" 122
愉快的代价 122
短命的总经理 124
挥不掉心中的农民情结 125
第二十六章假如我是"钦差" 127
税费改革暂停 127
人往哪里去才是关键 128
发1000亿国债也值得 130
还权于民 132
两种错误的改革思路 134
第二十七章回首灾难深重的家园 135
四个乡亲的冤魂 136
第二条人命 138
谁为民做主? 141
附录 143
厉以宁先生应该"到农村接受再教育"——读厉以宁《我们有世界最大的金矿》后感 143
一个农民孩子的呼吁：我的农村情结邓放歌 145
一个农民孩子的心路历程——献给在社会底层和苦难中挣扎奋斗的灵魂杜润生 148
与总理谈心——留美学子给朱熔基总理的一封信胡学华 150
第一部分 5.序一：我们欠农民太多（杜润生）
李昌平不是第一个提出"三农"问题的人，但以一个乡党委书记身份，系统提出、用数据说话、用切身经历讲话的，他是第一个。
他告诉我们：除了在走向繁荣文明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方看到的中国，还有另外一个中国是乡土中国。
我国农村农民生产生活状况，比解放前大有改善，这是肯定无疑的。但收入增长缓慢，农业投入不足，由此而衍生出自然灾害、环境保护问题、盲流问题、高犯罪率、内需不足等问题。如果不解决三农问题，必将影响国家社会发展和稳定。
解决三农问题涉及中国深层的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是个系统工程，不要指望毕其功于一役。解决问题第一步：给农民以国民待遇，给农民以最基本权利。他们在尽到公民义务的同时，应享有公民权利，可惜这一点尚未做到。有人说农民其实成了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但反映了部分真实存在，值得关注。
林肯在签署《解放黑奴宣言》后，有人问他：你怎么敢将成千上万的黑奴从奴圈里解放出来呢？你不怕天下大乱吗？林肯很平静地回答：政治家做很多事情需要的仅仅是勇气而已！可怕的是对一些不确定性的恐惧。
给农民以国民待遇，将他们从土地和其他约束下解放出来，并不是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可怕的事情。宪法要加上一条：中国的公民有迁徙的自由。城市不论大小都要向农民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落户。不得对农民工设置歧视性的管理。外来民工本来就是弱势群体，你再歧视他们，他们只能更加弱势。成为一个被主流社会抛弃的边缘群体，变成一种暴力犯罪分子的供应体。
我国人多地少，就农业来解决农民问题，潜力即将耗尽。大批农民转业到城市，使中国的农村居民比重由现有的70%降到20%的时候，三农问题也就不是大的问题了。农业这样一个弱质产业要养活70%的国民人口，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
为此必须破除实行了几十年的城乡二元结构，实行专门立法，明令废除原有的歧视性法规制度。
与此同时，城市的公共服务系统，像规划、绿化、环卫、自来水、电力、电话、有线电视、道路等，都要做出规划延伸到农村，要启动一场新农村建设运动，实现城乡一元化。
截至今天，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诉求。工人有工会，要允许农民成立农民协会，使农民依靠它行使已经拥有的权利。这些政策实施会遇到阻力，因此应推进民主改革，先办村民自治，进而实行乡政权选举直至县政权民主重建。
我们欠农民太多！重新审视"三农"问题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我也曾提出给农民完全的国民待遇，对李昌平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见解抱有同感。应嘱作序，以系支持。
2001年8月24日
第一部分 6.序二：一个时代的发言者(秦朔)
每一个时代都在寻找为它的命运而殚精竭虑的发言者，在很多时候，这种寻找尤其显得急迫，甚至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一种焦虑。
一种发言当然不能改变我们所处时代的命运，但它至少能反映时代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负责任的思考和决策的前提。
李昌平的工作，就是一个时代的发言者所做的工作。他为此付出了很多，也承受了很多。但无论如何，他都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他的发言被我们的时代清晰地听到了。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真实就是心灵的自由。一个时代的真实程度，与这个时代的心灵的自由程度是一致的。李昌平真实地说出了他的自由心灵所看到、所为之震颤、忧思的时代图景，恰恰表明了他对我们时代的热爱和忠诚。因为忠诚，他才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
我与李昌平并不熟悉。2000年，我在国外做访问学者，在网上看了关于他的大量报道，才了解到这位新闻人物。今年初回来后，有机会和他交流，感受其个性、品格，才发觉他的作为并非偶然。如今，他把自己为我们时代发言的来龙去脉整理出版，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阅读李昌平的过程，在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更进一步直面我们时代真实的过程。
读李昌平，常常感到一种震撼、一种共鸣、一种眼睛和心灵同时被灼伤的感觉。解决"李昌平式"的问题，也许还需要很多时日，需要更多的思考者、发言者、建设者。但让人欣慰的是，问题本身已经被发掘而不是掩饰或掩盖起来。在一个直面问题而不是遮蔽问题的时代，问题即使严重，却并不可怕，只要我们具有真正的勇气。
很多人崇尚英雄，崇尚伟人。我的崇尚很普通。我崇尚那些真实地思考和言说的时代的发言者。
（本文作者为政经杂志《南风窗》总编辑）
第一部分 7.李昌平：写在前面
2000年3月8日，我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对中国经济的深切忧虑和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向我所尊敬的朱基总理如实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朱总理等中央领导人两次动情批复，引发了湖北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村改革，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现在真实地记录下这段经历，希望后人不要忘记中国农民为中国改革开放付出的心酸和苦难。
但是，我的家人都反对我出版这本书，他们怕。我过去的同事大多数反感我出这本书，他们怕。我之所以要出这本书，则是因为我怕。
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农民，我在农村工作了17年，我管制了农民17年。
我目睹了农民分田分地、当家做主的喜悦和弃田撂荒、背井离乡的无奈。
我经历过太多的悲伤：有多少农民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因为穷而失学，他们哭、他们的父母给我下跪，求我救助，我已经记不清了；有多少农民的孩子上不起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哭，他们的爷爷奶奶给我下跪、求我开恩，我记不清了；有多少孩子因亲人生了病住不起医院给我下跪、求我发慈悲，我记不清了；有多少贫困老实的农民，因为有冤无处申，他们给我下跪，求我伸张正义，我记不清了。
这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这样的事情你遇上一两件，没有出手帮助，你会一辈子不安。而我，农民的父母官，应该下无数次地狱！
回首我农村工作的17年，对农民好事做得太少，坏事做得不少。于农民，我是有罪的。
我以此书献给我的衣食父母——我心中的上帝。
愿中国农民永远不再下跪！
我现在忏悔我的过去。我怕忏悔迟了，上苍不原谅我。
2001年7月于广州
第二部分 1.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1）
强烈的反差
1997年6月，一农妇含愤服毒自杀身亡，（称为"茶卜事件"），时任湖北省监利县柘木乡党委书记的我，被追究领导责任，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一夜之间，在武汉学习、离开岗位一个月的我，由乡镇干部的楷模、全省优秀党员、减轻农民负担的"英雄"，变成了因"农民负担"过重而撤职的"反面教员"。若不是有人在网上发表言论，诬陷我1997年亲自逼死农民，阻止我当选《南方周末》2000年年度人物，也许我的这段"代人受过"的历史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此事后文将有详细交代。
且说两年半后的1999年12月6日，中共监利县委报请荆州市委同意，任命我为中共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这是我第四次担任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对此我理解为是对我在"茶卜事件"中代人受过的不平反的平反。
此前两年多的平民生活，使得我更加了解和理解了农民。当我重新返回乡党委书记岗位的时候，更加感受到农村的破落、农民的痛苦和官场的腐败。所有这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让我几乎天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
我痛苦地发现，当年震动全省的"茶卜事件"，并没有使人们变得清醒起来。事过境迁，麻木依旧，冷漠依旧。我为"茶卜事件"付出的牺牲和代价，没有换来任何积极的结果。
上任后一系列耳闻目睹的事实，时时让我深感震惊和遗憾。
小有名气的种田能手李开明，1999年种地183亩，收粮18000斤，生产开支183×160元=2928元，上交负担183×185元=3385元。李开明家现库存粮食11000斤。
尽管粮食只能以每市斤035元的价格出售，远远低于国家保护价055元，粮食收购部门仍以没有仓容为由拒绝收购，粮食市场基本封闭运行。算来算去，1999年李开明种田纯收入竟然是负数。种田能手尚且如此，监利的普通农民种田纯收入就更可想而知了。李开明的结论是："打死我也不种田了。"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实际负担1382万元，其中合理负担580万元，而全乡农民的农业收入总共还不足1000万元。这意味着当年农民种田的全部所得，都用来交纳所承担的税费负担还有巨大的缺口。
1999年，棋盘乡全乡农民比政策规定多负担了800万元，但仍不够村、区、乡三级使用，三级组织为了维持运转，大举借债，当年新增债务1100多万元，全部都是高利贷。1999年全乡三级债务总额高达4700万元，其中年息30%以上的欠债就占到60%之多。
1999年，棋盘乡桐湖管理区预算支出只有15万元，实际支出却高达140万元，其中用于支付利息499万元，最高利率40%。更有甚者，干部把借钱给管理区当作盈利的手段，即便没有借钱给管理区，也可以随意虚设一笔高利贷，然后冒领利息。总支江书记，
曾以其女友的名义冒领利息，其中一笔就是19980元。
监利县是个多灾的地方，监利人民为抗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为保卫长江大堤作出了巨大的牺牲，这也是历任监利县领导最大的政绩。然而，抗灾成了一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边装。1996年，是灾情最大的一年，桐湖管理区的桐湖村，全年农民负担高达120万元，实际用于抗灾的不足10万元（老百姓为抗灾付出的代价，还不在120万元之中）。然而问题在于，1996年棋盘乡的农民都是颗粒无收啊！
侯王村的侯大爷，老伴儿俩都七十出头了，听说来了读过大学的新乡党委书记，步行十多里找到我，十分困惑地要我帮他解答一个难题："请问李书记，中国的哪一朝哪一代，要七十多岁的老人交人头税？"两位老人1999年交了整整700元的人头税！上面说这征收人头税费是增加财政收入的"好经验"！
侯大爷说："我们年轻的时候，修过'三线'，修过长江大堤，农业学大寨，搞了二十多年的水利建设，落得一身病。老了，政府不仅不养我们，还要我们这些老人养政府，天理难容啊！"
许多农民生病了，先找赤脚医生，治不好，转头就去请菩萨做法事。这不一定是愚昧，其实是没有钱，实在没有办法啊！我亲眼看着我在棋盘的亲姑妈和在周河的亲姑爷有病不治而慢慢地死去。
有一位荆州市的领导出差到长沙，刚一下车就围上来一群孩子要给他擦皮鞋，一问全是监利柘木乡的小孩。该领导得出结论是："监利不重视教育。"那位领导不知道，其实并不是不重视教育，也不是家长不让孩子读书，而是读不起，是没有办法啊！
更让我深感震惊的是另外一些事实。
每当我回到县里开会时，会上传达的精神和下面汇报的情况与农村的实际情况相差十万八千里。
1999年，全县农民实际人均收入下降了800元，上报的数据却是增加了200元。
第二部分 2.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2）
1999年，上报全县农民负担比上年减少4000多万元，而实际上是增加负担2亿元之巨。
1999年，全县80%的农民种田亏本，甚至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而县里开会时却反复宣称："监利农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1999年，全县财政收入不足18亿元，上报的材料却说达到了22亿元。不仅如此，而且还声称在2000年要实现24亿元的奋斗目标。不错，人们确实看到，监利县的小车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级；监利县的办公楼越来越高，越来越现代化；监利县的干部住房越来越大，装饰也越来越豪华。但是，所有这些，有哪一条能作为提高财政收入的保障呢？监利的工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农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的商业一年不如一年，监利财政的增长难道能依靠空气、阳光吗？
监利县一位领导干部戏谑地对干部作风做了这样的概括："早上，你约我，我约你（安排一天活动）；中午，你请我，我请你（公款请吃饭）；下午你赢我，我赢你（打牌）；晚上你抱我，我抱你（跳舞）………"
农村和城市。干部和农民。官方数字和实际情况。
鲜明的对比，强烈的反差，让我在郁闷中迎来了2000年的春节。
己卯年腊月，到任不满两个月的我，设法筹集了350多万元现金，用来发放干部的工资和支付高利贷债主们的利息。腊月二十七，乡里发给每个干部2000元现金，各打了2400元的"白条"，然后放他们回家，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
干部回家了，年关催债的债主们却不肯放过要账的良机。人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我却是新官上任忙赖账。我使出浑身解数，手忙脚乱地应付着前来催债的各路"大爷"。
我一直坚守到腊月二十九的下午，才送走了最后一个讨债的债主。
这哪里是过年啊？！
第二部分 3.重返乡党委书记岗位（3）
正月初四这一天
正月初四，我要去上班，我想去看看棋盘农民的年是怎么过的。
从县城出发，一路上的情景催人泪下，模糊了我的双眼。
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挡。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乘。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
我开着"桑塔纳"，也被农民拦下，要求带他们一程。
车里一下子上来了五个农民，我关切地问他们："你们已经找到了工作吗？"一个大约45岁的农民无奈地告诉我，他家去年种了40亩地，一家三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一年忙到头，交了政府20000多斤，除去种子、农药、化肥等，最后剩3000斤谷子。谷子收完了，老婆也累倒了，住院七天花去了2000多元，住院的时候把自家的粮食卖光了，还借了老三的2000斤，过年的粮食还是在媳妇的娘家借的。他气愤地说，这真不是个世道，瞎子把胡琴不要了，还要抠眼睛！一个青年农民的回答让我无言以对："你们当官的心太黑，不出去没有活路。"
车子驶入棋盘地界，我远远看见角湖村党支部书记李先进带着几个村干部，正在和一群农民激烈地争吵。
我停下车，招呼李先进过来，问他，大过年的和群众吵什么。
李先进见了我，窝了一肚子火一口气喷了出来："他们（指群众）开了会，齐了心，都不要田了，这明摆着是故意和我们干部对着干！他们要出去，我不反对，但必须先得预交承包提留再走，不交钱，我拿什么给乡政府？今天一定要交钱，不交钱谁也别想走………。你来的正好，你快给他们发个话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