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彭真年谱》，第376页。
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斯大林与乔巴山谈话记录，1946年2月22日，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俄文原档复印件。
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程光烈：《军事调处工作日记（1946.2~11）》，严平整理、载李丹慧主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4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第405、422页。
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彭真年谱》，第385～388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
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51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4日；《彭真年谱》，第389页；东北局致中央电，1946年3月17日，转引自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0页。
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92页；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6年3月16日。参见《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7页；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132～152页。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彭真年谱》，第390～391页；《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第28页。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18日；《彭真年谱》，第391～392、394页。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8～189、230～234页；АВПРФ，ф06，оп8，п38，д597，л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84-85。
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6年3月24日；《彭真年谱》，第395～396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91页。
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02页；《彭真年谱》，第396～398页。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致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详见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3月31日；《彭真年谱》，第399、401～402页。彼得罗夫向外交部提交一经济合作方案，其中要求作为合办企业的数量较以前有极大减少（从过去的60多项改为7项）。外交部主张撤军后再谈，蒋介石主张可以先谈，撤军后签订协议。《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2～293、302页。
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96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4月3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33页。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Ⅴ，с 97.
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第508～509页。
早已做好准备的中###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彭真年谱》，第408、409页；《马歇尔使华——美国特使马歇尔出使中国报告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华书局，1981，第113～114页。王世杰在4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苏联近日没有再提经济合作问题，似乎是放弃了与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的政策，而以支持中共为其基础。长春的陷落和中共态度日益强硬，均与此有关。《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09页。
4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134页；《彭真年谱》，第410页。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彭真年谱》，第408、413、416、418页。中共进占齐齐哈尔和哈尔滨的情况详见Борисов 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 19451949，Москва：Издатплыстно 《Мысль》，1977，с160-166；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第55～56页。
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彭真年谱》，第414页。据笔者考察，内战初期苏军的确向中共提供了大量武器装备，但具体数字不详。据华西列夫斯基回忆，仅苏联两个方面军向中###队移交的缴获的日军武器就有：3700门火炮、迫击炮和榴弹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约1200挺机枪，近680座各类军火库，以及松花江分舰队的军舰。稍后又转交了大批苏联武器。据驻旅顺海军基地的苏联第三十九集团军军事委员博伊科中将回忆，1946年春天，萧劲光代表东北局与苏军司令部谈判，要求把缴获的日本武器（达50车厢）移交给中###队。经呈报苏联滨海军区批准，于一周后在大孤山半岛（大连以北15公里处）开始移交。见博伊科《解放的使命》，《苏联红军在旅大》，第186、184页。另见Борисов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маньчжу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база，с138、185。但中国学者引证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资料说明，1946年5月底，东北野战军的装备为：长枪160881支，轻机枪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见刘统《解放战争中东北野战军武器来源探讨》，《党的文献》2000年第4期，第80页。双方的说法差距较大，实情究竟如何，尚缺乏完整的统计资料。不过，苏方的资料确有夸大之嫌（尤其是关于飞机、坦克、军舰的说法）。
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43-4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05-107.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9页。
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彭真年谱》，第417页。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317～318页；###：《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第480页。
但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参见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21～22页；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91-9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147-149。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牛军：《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5页。不过，认为1946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恐有不妥。在笔者看来，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49年初中共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时候。
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关于冷战爆发的时间，学者中存在很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杜鲁门主义的出现虽然表明美国已经决心与苏联分手，但斯大林却想尽量拖延与西方破裂的时间，直到1947年年中，苏联的冷战政策才最终形成。详见沈志华《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兼论冷战形成的概念界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第172～187页。
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134～135页。
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陈云：《对满洲工作的几点意见》，1945年11月30日，见《陈云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21页。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它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它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国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文安立：《冷战与革命》，第204页。
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七、难以作出的抉择
难以做出的抉择：对苏联空军投入朝鲜战争的历史考察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相关的研究，如果说最早出现的依据主要是口述史料［见Jon. Hallidy，Air Operation in Korea：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illiam JWilliams（ed.），A Revolutionary War：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Imprint Publlcations，1993，pp149-170］，那么稍后俄国学者便披露了一些档案资料（见Орлов АС.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c121-146）。笔者也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见《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苏联空军》，《中###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69～74页）。后来，美国还出版了一本专门讨论朝鲜空战的专著：Zhang Xiaoming，Red Wings over the Yalu：China，The Soviet Union，and the Air War in Korea，Texas A &M University Press，2002。
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实际上，美国中央情报局早在1950年11月27日就推断，“如果联合国空军攻击满洲的目标”，苏联极有可能秘密参战（Fiche 22，Item 100，NIE 2/2，The National Archives，US）。1952年7月30日，中情局更根据“大量迹象”断定，苏联“如此广泛地参加了敌人的空战”（Folder: PSF Intelligence File，NIE 55/1，Truman Library）。
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详见熊华源《抗美援朝战争前夕周恩来秘密访苏》，《党的文献》1994年第3期，第83～87页；Alexandre 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Sept.16-Oct.1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沈志华：《周恩来赴苏谈判的目的和结果——关于1950年10月中苏会谈问题的争论》，《党史研究资料》1996年第4期，第7～12页。
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由于缺乏档案文献而导致的历史链条的断裂，笔者以前对一些历史细节的判断有误差，如毛泽东主张出兵的时机、金日成拒绝中国出兵援助的原因以及斯大林答应出动空军的限度等，正因为如此，深感有必要在新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把那些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АВПРФ，ф0100，оп43，д722，п313，л201-203；АВПРФ，ф0100，оп43，д138，п314，л43-47，Кулик Б.Т. США и Тайвань против КНР，1949-1952，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5，№5，c32-33.
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第472页；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第49页。
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基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ЦАМОРФ，ф50 ИАД，оп152677，д4，л3-4、91、133-134，Набока ВП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 Китае в 1950 году//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39-141.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关于苏朝领导人战前对美国立场的估计，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第147～158页。至于美国参战的决策过程，参见牛军《美国对朝鲜战争政策的演变（1950.6~1951.6）》，《美国研究》1991年第1期；沈志华《美国是怎样卷入朝鲜战争的？》，《世界历史》1995年第3期。
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关于朝鲜人民军损失情况的报告，1950年7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37。
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1993，№26，с29；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варь 1949‐октябрь 1950 гг.），с33-34.
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参见Kim Chullbaum（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Testimony 40 Years Later，Seoul：Eulyoo Publishing Co,1991，pp25-26；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张岱云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第534页。
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日、7月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05-107、136-139。
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7月6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0。
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3-144；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с29。
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斯大林早在策划战争时就再一次敦促金日成去和毛泽东进行商量，他说：“如果你们遇到强大的抵抗，我一点儿也帮不上忙，你们必须请求毛泽东提供所有的帮助。”Goncharov，Lewis and Xue，Uncertain Partner，Stalin，Mao，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45；参见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106。
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3个军，兵力12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
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35-37.
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结。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第428页。
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中国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罗申与邹大鹏谈话备忘录，1950年7月4日，转引自OAWestad，The SinoSoviet Alli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ars，Policies，and Perceptions，1950-1961，The Paper for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Cold War in Asia，Hong Kong，January 1996。
，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7月5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79。
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5。关于中国的反应和安排，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第61～69、90～91页。
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俄国学者大多同意这个判断，见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0-101；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105。
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月7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193-194。
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7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7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2。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月12（或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15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03-305。
7月19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0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352-355。
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745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7月18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7，л29-40。
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8月（日期不详），АВПРФ，ф0102，оп6，п21，д48，л109-169。
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在上述两封电报及其他政治报告中，大使馆都重点汇报了苏联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问题，可见莫斯科对此问题的关注。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维辛斯基致罗申电，1950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90。
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7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88-89；Набока Советские летчикиистребители//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2002，№3，с141。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АВПРФ ред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с45、47.
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关于中国的出兵意图，这里讲述的只是毛泽东向苏联和朝鲜表示的意见，至于中国在国内动员和部署参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69～176页。
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19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л621-623。
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截止到8月24日，朝鲜人民军空军损失歼击机和强击机109架，仅存战斗机36架。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朝鲜人民军空军情况的报告，1950年8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 126。
，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什特科夫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27，л666-669。
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转引自逄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9页。
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247～251页。
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8月2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5-6、10-11。
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明确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2-13。
8月3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8月3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14-15。
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关于金日成在仁川登陆前拒绝中国援助的情况，详见Shen Zhihua，“SinoNorth Korean Conflict and its Resolution during the Korean War”，CWIHP Bulletin，Winter 2003-Spring 2004，Issues 14/15，pp9-24。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8月27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151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151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151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13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АМ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2。
8月31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歼击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华西列夫斯基给布尔加宁的报告，1950年8月31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4-5。
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9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151歼击航空师于1951年2月1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10月6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303航空师第177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0-171。
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9月4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1950год，Москва：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о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1953，с214-216；F斯通：《朝鲜战争内幕》，南佐民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131页。
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旅顺基地与斯大林关于朝鲜战争决策的关系，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43～146页。
，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月13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15日，美军集中了约150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10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4、15、16、17日；洛莫夫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1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23-126，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2000，с 106-108。
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葛罗米柯致罗申电，1950年9月20日，沈志华编《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第542～545页。
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11～312页。
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3-135，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111。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131，Торкунов А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с 109。
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1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6-88。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枓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他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2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5，л89-91。
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匈共总书记拉科西回忆说，在仁川登陆的那几天，他就在斯大林那里。斯大林的反应很平静，并说苏联对此已制订了必要的计划——要中国志愿军部队投入战斗。Ракоши М Людя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7，№4，с3-63；译文见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4页。
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月26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3400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4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9月26日；布尔加宁致马特维耶夫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103-106、101。其实，在斯大林答复前，金日成已经向中国提出了要求。9月29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转告金，同意为朝鲜募集数百名朝鲜籍司机。《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345页。
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21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147航空师第84团的40架雅克9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8~10天。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1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79-80。
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32歼击机航空师第304团前往，“10月3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6-49。
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30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41-45。
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斯大林致罗申电，1950年10月1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97-98。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79～190页。
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Korea，Washington DC:GPO，1976，pp954-955；Papers of DA，Oct15 1950，Memoranda of Conversation，Box 67，Truman Library.
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40页。笔者在1996年1月与负责主编该书的金冲及先生谈话时了解到，除引号内的字句外，电报的其他内容在发表时被删节了。
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05-706。
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月6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7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26-12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6-107；沈志华：《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第588～590页。
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毛泽东致金日成电，1950年10月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3～4页；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2，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7-108；什特科夫致电斯大林，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1；马特维耶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1，л712-713。斯大林在给北京的回电中说志愿军当然应由中国人指挥，但似乎没有向金日成提起过这个问题。这造成了日后彭德怀与金日成在指挥权问题上的分歧。
但这一切来得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着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495～498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Mansourov，“Stalin，Mao，Kim，and Chinas Decision”，CWIHP Bulletin，Issues 6-7，Winter 1995/1996，pp94-107；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34-13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8-109，并参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192～197页。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彭德怀、高岗致毛泽东电，1950年10月9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4页；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404页；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第41页。
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9月23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1-82。
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马兰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2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7，л185-186。
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
华西列夫斯基的报告，1950年10月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02-103。关于这一事件的详细情况，见沈志华《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再议》，《史学集刊》2007年第1期，第62～65页。
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14页。
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维辛斯基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9月2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1950年9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827，л86-87、84-85。
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FRUS，1950，Vol7，pp877-878.
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月12日下午3时30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10时22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2日，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2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0、141、142-143，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09-110。
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毛泽东致彭德怀等人电，1950年10月12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5～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52～553页。
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РГАСПИ，ф558，оп11，д334，л145，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1950-1953 годов//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5，с110-111。
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什特科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3。
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什特科夫致葛罗米柯电，1950年10月13日，ЦАМОРФ，ф5，оп918795，д124，л136-140。
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5。
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斯大林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0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7，л77。
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罗申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2。
毛泽东在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3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6～7页。
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7～8页。
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8页。
鉴于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17日和18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0年10月15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0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第564页。
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14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04～405页。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
参见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502页；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4页；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1950年10月14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9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第86～87页。
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毛泽东致彭德怀、高岗电，1950年10月17日，毛泽东致邓华等电，1950年10月18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1页。
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王焰等编《彭德怀传》，第47页；彭德怀关于高岗问题的一次谈话，1955年2月8日，彭办主任王焰抄记，未刊。20年后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中国出兵朝鲜，“那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是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可以再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谈话记录，1970年10月10日，《党的文献》2000年第5期，第13页。笔者对于毛泽东出兵动机的分析，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78～287页。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巴季茨基的报告，1950年10月28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54。
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华西列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0年10月19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5-18。
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华西列夫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0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74。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Viktor Gobarev，Soviet Policy Toward China：Developing Nuclear Weapons 1949-1969，The Journal of Slavic Military Studies，Vol12，№4（December 1999），pp13-14.
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有亲身体会的。见АВПРФ，ф0100，оп50a，д1，п423，л19，Кулик Б.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Москва，2000，с95；《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0，第302页。
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27页。
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71-72。
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1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25-26。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什捷缅科致斯大林报告，1950年11月2、6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8，л4-5、12-13。
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97页；《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三册，第498页；扎哈罗夫致斯大林电，1950年11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5，л116；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л189；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50年11月2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167-169。
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索科洛夫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56，л231。
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什捷缅科给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1月30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81-183。
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卡特尼金和索尼里尼克的报告，1950年12月4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6，л 130-132。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第64歼击机航空军关于1950年11～12月作战情况的报告，1951年1月9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95，л138-147；克拉索夫斯基给第64歼击航空军的指示，1951年1月16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67，л1-6。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参见周恩来致斯大林电，1951年2月2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7，л62-65；克拉索夫斯基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15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61-63；洛博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发言，1951年7月25日，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100，л168-172；别洛夫关于第64歼击航空军战斗情况的报告，1951年10月（估计），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3543，д73，л22-69。
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关于美苏空战的情况，详见《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268～277页。
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别洛夫在飞行战术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9月，ЦАМОРФ，ф64.иак，оп174045，д49，л38-41。
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斯大林致克拉索夫斯基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47。按照约定，平壤—元山线以南及东西海岸线以外为中朝联军作战区域。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总参作战管理总局关于空军作战情况的总结，1953年11月3日，ЦАМОРФ，ф16，оп3139，д157，л280-283。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八、苏共二十大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
陕西师范大学柳植
●1、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872~886页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149页。
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
Фурсенко АА（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C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с57.
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4，с155.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
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АП РФ，ф3，оп24，д489，л 89.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АПРФ，ф3，оп24，д446，л19-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