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79-80.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
РГАНИ，ф1，оп2，д1，л44-45.
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4.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5-97.
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РГАНИ，ф1，оп2，д15，л2-13，Доклад НС.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с177-185.
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АПРФ，ф3，оп24，д489，л23-91.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是研究》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74～215页。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99-103.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18～221页。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1页。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做“关于个人崇拜”报告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Том I，с195.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2页。
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做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做。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做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赫鲁晓夫回忆录》（选译本），第1152页。
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
Аксютин Ю Хрущёвская “оттепель” и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СССР в 1953-1964 гг,с156.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鲁?格?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150页。
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的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页。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付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关于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的介绍参见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1～153页。
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皮霍亚：《苏联政权史（1945~1991）》，第154页。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的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第183页。
●2、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886~901页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国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关于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第57页。
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的、历史的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决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苏联官方当时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世界上广泛传播的是当年6月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本子。直到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才根据苏共档案中的稿子予以公布。据公布者说，当时没有速记记录，所公布的是根据赫鲁晓夫1956年3月1日提供给主席团的修订本。这里所用的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赫鲁晓夫夫回忆录（选译本）》附录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报告（1956年2月25日）》。文中引文较多，不一一注明页码。
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人也主张宽容和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的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的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的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亚历山大?多布罗沃利斯基：《震惊世界的代表大会》，2006年2月22日《莫斯科共青团员报》。
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РГАНИ，ф1，оп2. д17，л89-90.中译文见李丹慧主编《国际冷战史研究》第1辑，第227页。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呢？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苏共中央政治局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叶书宗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24～635页。
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626页。
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九、文学的“解冻”
文学的“解冻”——20世纪俄罗斯文学曲折发展的一个解扣
陕西师范大学柳植
● 1、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921~940页
二 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发展的曲折道路
1917年的俄国革命，不只推翻了沙皇政权，而且紧接着又打倒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连续不断的革命风暴在荡涤旧制度“污泥浊水”的同时，也打断了在多种审美思想基础上蓬勃发展的文学大潮。托洛茨基在他的《文学与革命》一书中说：“十月革命似乎以自己的直接行动扼杀了文学。诗人和艺术家沉默了。”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外国文学出版社，1992，第554页。
革命与文学发生了冲突。一方面，坚持单一意识形态和###的布尔什维克，把信仰其他世界观的知识分子看作潜在的敌人，把世纪之交的多数文学家归诸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另一方面，大部分知识分子被革命暴力和革命后国家的残破、社会的分裂、文化的凋零和生活的艰难等现象所震撼。文学家的队伍发生了分裂：一部分人为了生存消失在民间，后来从事了各种具体的事务；相当一批作家对革命和新政权抱怀疑和批判态度，内战中倒向白军，后来移居国外。到1922年，逃到欧洲国家的作家有蒲宁、吉皮乌斯、巴尔蒙特、雷米佐夫、梅列日科夫斯基、库普林、安德烈耶夫、什梅廖夫、阿?托尔斯泰、胡达塞维奇、茨维塔耶娃、维?伊万诺夫、谢维里亚宁以及其他数百名诗人、小说家、散文家和记者。俄罗斯的文学中心几乎转移到国外，只有一部分文学家留在国内。
国内的文学活动是逐渐恢复的，而且一开始就面临着抉择：是重新创立无产阶级的新文学，还是让文学在已有的基础上发展？当时有三种主要力量影响着文学恢复的取向。首先是执政党的立场和主张：为了巩固自己的新政权，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方面希望能表达革命意识并描绘新社会秩序的文学作品尽快出台，以教育群众；另一方面，列宁在1905年就提出，文学“是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是一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党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第13页。虽然这一版把原来的“党的文学”改成现在的译法更精确了，但是，列宁所说的“党的出版物”显然也包括党的文学著作。在斯大林时代一直把本文在文中所引的话作为党对文学进行政治监控的依据。
的重要论断。革命后，党的领导继续坚持这一观点，决定把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工作交由教育人民委员会领导。
在国内的白银时代的文学家是文学恢复和发展的现实存在。他们当中最早投向革命、为革命歌唱的是少数倾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农民意向的作家和以马雅可夫斯基为代表的部分未来主义者。他们用自己的意识诠释这场革命。象征派大诗人勃洛克1918年写了长诗《十二个》，是革命后第一部重要作品、“个人艺术的天鹅之歌”。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104页。
作者把革命描绘为一场农民的暴动。在彼得格勒被大雪封困的12个行凶抢劫的红军士兵，他们仇恨旧世界，梦想美好的生活，最后以基督出现象征革命和未来。谢尔盖?叶赛宁（1895~1925）是20世纪头10年显露头角的农民诗人。他从农民的立场欢迎革命，歌颂革命。他所向往的是，革命能够导致一个平等和谐的社会，回到原始民主的农民村社生活去。弗?马雅可夫斯基（1893~1930）把自己的未来主义看成共产主义的先锋，组成“左派文化阵线（列夫）”，以高昂的热情，为革命写诗、写戏，放声歌唱。这些作家受到革命政府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本人也是文学评论家和诗人）的热情支持，而列宁并不认为他们是共产主义者。其他许多作家是在克服了革命初期的震惊和疑虑以后，在20年代初相继开始了文学活动的。
在国内存在的另一种力量是：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的群众性文化组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这个由亚?波格丹诺夫领导的组织，主张建立“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派”。革命后，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继续活动，而且大力组建和争取中央和地方的各种文化组织，力争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权。布尔什维克党内不少领导人也倾向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1920年10月初，列宁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青年团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第299页。
接着在给全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起草的《决议草案》中写道：“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全集》第39卷，第330页。
无产阶级文化派在1920年10月成立了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拉普”。1923年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简称“伐普”，并出版《在岗位上》杂志，形成一个文学批评流派。他们坚持：任何艺术反映的仅仅是阶级的经验和世界观。要严格地按照阶级界限划分文学，划分整个艺术，对包括19世纪俄罗斯文学在内的一切过去的文学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派都抱否定态度，要建立一种“崭新的”无产阶级文学。“拉普”是20年代初最大的文学团体。他们的主要文学批评家是C罗多夫、Г列列维奇、Л阿韦尔巴赫，加入联盟的著名作家有A法捷耶夫、Д福尔曼诺夫、Ю李别金斯基等。
1921年2月，在高尔基的支持下，在彼得格勒成立了“谢拉皮翁兄弟”文学小组，参加该小组的有：弗?伊万诺夫、M斯洛尼姆斯基、M左琴科、B卡维林、Л隆茨、H尼基京、K费定，还有诗人E波隆斯卡娅和H吉洪诺夫，批评家И格鲁茨杰夫。和这个小组接近的还有：叶?扎米亚京、B什克洛夫斯基。他们欢迎革命，描写革命，但要求捍卫传统的艺术观和文学创作的自我价值，文学对于人类的普遍意义，而不是狭隘的阶级意义。“谢拉皮翁兄弟”还影响了尤?奥利夏、叶?佐祖利亚、列?列昂诺夫、米?布尔加科夫、彼?巴甫连柯、瓦?卡达尔等一些著名的作家。在国内活动的相当部分的作家当时都与“谢拉皮翁兄弟”小组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20年代与“拉普”针锋相对的是围绕在《红色处女地》杂志周围的文学团体“山隘”，1924年这个团体定名为全苏工农作家联合会。《红色处女地》是文学评论家A沃龙斯基创办的一份大型杂志。沃龙斯基针对“列夫”、“拉普”的一系列文学主张，进行文化问题的讨论和批评。沃龙斯基承认艺术的认知功能，坚持艺术具有人道主义的传统观点。在沃龙斯基及其追随者看来，古典遗产，过去的一切真正的文化，不能不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
在列宁生病及其逝世以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层围绕怎样看待跨入新时代的“旧文学家”发生了争论。相当一批领导人仍然歧视和反对白银时代的作家，热衷于支持和赞扬杰米扬?别德内依、李别金斯基、别济缅斯基等几个被称为无产阶级的作家。托洛茨基借用了一个“同路人”的概念，称呼那些不反对新政权而又对“共产主义目标陌生”的文学家，其中包括“谢拉皮翁兄弟”小组及受其影响的作家，也包括勃洛克、克留耶夫、叶赛宁、皮利亚尼克等。他还说：“如果我们消灭了皮利亚尼克、谢拉皮翁兄弟、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除了一些得不到兑现的空头支票外，未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还能剩下什么呢？”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第203页。
托洛茨基并未放弃建立无产阶级文学的理想，只是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要在“同路人”的帮助、影响下成长。布哈林也发表了应当慎重对待农民作家和“同路人”、不应该干预文化和文学领域的专门性问题等方面的意见。1925年6月，布尔什维克党通过了放宽对文学家政策的决议，决议特别指出要正确对待“同路人”、“应当鼓励各个团体或文学组织和思潮之间的自由竞争”。转引自马?斯洛宁《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第49页。
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文学由恢复而达到一定的复兴。托洛茨基对20年代文###动的恢复做了一个著名的概括：“在我们这儿，文学是与新经济政策一同开始复活的。复活后，它立即被涂上了同路人的色彩。”十月革命以后，托洛茨基曾是党内仅次于列宁的领导人。在1922～1923年，他写了一系列探讨党的文艺政策的文章，提出了“同路人”的概念。《文学与革命》就是这些论文的结集。这本书中还收了1924年他在党的领导层讨论文艺政策时的讲话，上面的引语就出自那篇讲话稿。托洛茨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跨入革命时代的旧作家对恢复文学培养新作家的作用，但他只是把他们看作“同路人”，并非发展苏维埃文学的主体，而且还明确地说，以后还会在两大派文学家中发生一次内战，那时才会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文学。
我们先撇开对托洛茨基的评价，仅就他对20年代苏联文学复活的看法来说，不能不承认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应该说，这个时期是整个苏维埃年代文学最为兴旺繁荣的时期。白银时代的老作家跨进新时代，不同的美学思想和流派继续存在，出现了许多文学团体和小组，一批数量可观的新作家成长起来，创办了一些新的杂志和文学期刊。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文学成果：在诗歌方面，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都有脍炙人口而且流传至今的作品，特别是马雅可夫斯基在20年代中期的两部长诗《列宁》、《好》，一直被作为苏维埃诗歌的经典。另外，像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也都有新的作品问世。应该指出的是，20年代文学复兴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由诗歌转向散文，散文作家和作品的数量大大超过了诗歌。作为苏联时期散文的代表作大都产生于这个时期。其中包括中国读者所熟悉的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和《阿尔塔莫诺夫家的事业》、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早年译为《夏伯阳》）、费定的《城与年》、革拉特科夫的《水泥》（早年译为《士敏土》）、法捷耶夫的《毁灭》、列昂诺夫的《獾》、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等。苏联文学史上几部光辉的长篇史诗：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和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基本上或大部分都是这个时期写成的。还有一大批曾遭受压制或镇压的作家的作品，中国读者过去不大熟悉。如：犹太人作家伊萨克?巴别尔（1894~1941，有的人译为巴贝尔），是20年代著名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的代表作《红色骑兵旅》，描写内战时期布琼尼哥萨克骑兵进攻波兰的故事，是一部刻画骑兵军内在形象的作品，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环境的冲突。他的自传体回忆录《敖德萨故事》，严谨精练，常常使人想起莫泊桑和契诃夫。叶甫盖尼?扎米亚京（1884~1937），是一位追求表现主义的作家，是内战和新经济政策时期最有独创精神的作家之一。他于1917年写的《岛民》引起很大争论，在1922~1928年之间写的《北方》、《马麦》和《最重要的故事》，严谨和完美的结构，意味深长的细节，曾是新文学写作的典范。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是20世纪第一部反乌托邦的小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鲍里斯?皮利亚尼克（1894~1938），在1921~1923年写的《荒年》，是一部划时代的长篇小说。对20年代文学有贡献的还有长于歌颂自然的米?普里什文和下面将要提到的普拉东诺夫。
20年代，苏联文学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复兴主要是文学还没有达到强制化的思想一律，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还在起作用。当时存在着不同的流派，进行着有关文学发展的激烈争论，这对文学的恢复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因为，关于世界和关于人的艺术见解越多姿多彩，文学就越丰富，展现在它面前的前景也就越广阔。文学获得发展的自然源泉，就在于文学的多声。而且，20年代文学的复兴是在白银时代开辟的道路上的继续发展，或者说是在白银时代的文学传统影响下的复兴。白银时代的美学思想和流派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A绥拉菲莫维奇那样的老作家以及整个高尔基一派继续坚持新现实主义，一度被视为主流，对一大批新作家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一些作家继续坚持现代主义，老作家布留索夫和索洛古勃继续忠实于象征主义，曼德尔施塔姆和库兹明，在诗歌中仍然坚持尽善尽美或“清澈的美”的原则。尤其要提到象征主义大师A别雷，他的长篇小说《彼得堡》是象征主义散文所取得的最高成就。在20年代许多作家的作品中，“在皮利亚尼克形象复杂、具有韵律风格的不连贯和充满激情的作品中，在亚?马雷什金的《攻克达伊尔》对克里米亚内战中的描述中，在李别金斯基的《一周》革命斗争的场面里，以及后来在阿?维谢奥利《我的祖国》和《血洗的俄国》的松散的场景中，都能看出别雷对这些作家的影响。”美国学者马可?斯洛宁是一位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的专家。他的《苏维埃俄罗斯文学》于80年代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这位作者坚持20年代文学复兴的观点，对苏联各个时期的文学家及其作品都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独到的评论。以上引语出自该书第52页。
即使比较次要的作品也带有别雷的特征。象征主义的散文这个时期曾红极一时。叶?扎米亚京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他在苏维埃初期通过给彼得格勒的文学班讲授散文技巧、在赫尔岑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课，传播雷米佐夫的新现实主义和他自己的表现主义。许多“谢拉皮翁兄弟”文学组织的成员都以他为师。至于未来主义的马雅可夫斯基、象征主义的勃洛克以及受其影响的叶赛宁，对20年代诗作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还有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虽然在发表诗作方面受到一定限制，他们仍然影响了许多新作家。
因此，在2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动都得到了发展。高尔基的4卷本《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体现了对现实主义的革新，承认个性具有改造世界的权利，也承认个性拥有对这个世界实行强制的权利，即使以暴力的手段实施也是出于良好的目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以及列昂诺夫、费定等的一些长篇小说也属于这种新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在这里应当提到，这种新现实主义为后来的范式主义提供了基础。法捷耶夫的《毁灭》就是把现实主义同范式主义统一起来的作品。李别金斯基的《一周》绝对属于范式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的传统。
现代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家是扎米亚京和皮利亚尼克。扎米亚京是一位天才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我们》描写了一群把自己的个性在生理上实现了完全同一化的人物。他向读者展现的是：如果社会消灭了个性、个体因素，并将他们变成完全可以互换的“号码”，那么社会将成什么样子。他把大一统国度内人们划一的生活想象、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人人平等，而且按号码分配对象。皮利亚尼克是一个象征主义者，拒绝现实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和决定论。他的长篇小说《荒年》用丰富多样的视觉，强调该书所呈现的世界总图景的破碎性，不仅情节失去现实主义传统中的组织作用，而且叙述的片断也是万花筒式的，更替似乎毫无逻辑。
20年代的文艺界还形成一种潮流，或者说暗流，继承果戈理的传统，不正面表达自己的文学思想，而用荒诞、夸张、幻想的手法写作，表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像高尔基的《英雄的故事》、《卡拉莫拉》，卡维林的《爱惹事的人》、《瓦西里岛上的夜晚》，布尔加科夫的《魔障》、《狗心》、《不祥的蛋》，特尼亚诺夫的《腊人》、《基热少尉》，格林的《绳索》、《克雷索洛夫》、《灰汽车》等都属于这类作品。奥廖莎的长篇小说《羡慕》揭示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在塑造人物上的原则性区别。总之，20年代苏联的文学曾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遗憾的是，20年代文学恢复和复兴的势头没有能维持下去。到了20年代的后期，随着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不同派别斗争的胜利，文学发展的机遇也被逐步取消。1926年，《新世界》杂志刊登了皮利亚尼克的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这篇小说是以国内战争中的英雄、国防人民委员伏龙芝死在手术台上为背景写的。作家通过自己的小说揭示个人的强权政治会破坏包括人的生命在内的自然规律。当局却认为小说影射斯大林，刊登小说的《新世界》杂志被迫停止发行，皮利亚尼克被迫多次检讨和认罪，仍未得到宽恕，30年代终于被镇压。对20年代文学恢复有很大贡献的扎米亚京的遭遇也很悲惨。他在20年代初就因对文学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忧心忡忡，1922年被彼得格勒的契卡人员逮捕，一度被投入牢房。他的长篇小说《我们》不能在国内发表，1929年在布拉格出版后，又一次遭到迫害，1937年只得出国。阿赫玛托娃不仅是诗歌方面，而且也是伦理道德方面的一面旗帜。她的作品展现了女性多方面的抒情性格。她在其《黄昏》诗集面世以后就被归入俄罗斯第一流诗人之列。但在20年代中期以后，她的新诗就被停止出版，以前的诗也不再重印。另一位著名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革命后未参加任何政治派别和集团，开始还在各种刊物上发表诗作，后来逐渐不为新政权所欢迎，结果流离失所，30年代遭镇压。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1891~1940）是革命后由一名军医成长为果戈理式的讽刺文学家，长篇小说《白卫军》被莫斯科艺术剧院改编为话剧《土尔宾一家的日子》，为布尔加科夫和剧院带来荣誉，也使他们遭受灾难，时而被禁演，时而又开禁。布尔加科夫被扣上一顶十恶不赦的罪人的帽子，他所写的大量戏剧都未得到上演的机会。绝望中的布尔加科夫1930年给斯大林写信，诉说批评他的文章达到298篇之多。后来，布尔加科夫在艺术剧院觅得一项工作，就埋头写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安?普拉东诺夫（1899~1951）是革命后从事文学创作的，在20年代中期成为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起疑心的马卡尔》，受到当局的指责，从此就遭厄运。后来他的很有价值的作品《地槽》、《切文古尔镇》，都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
不只是这些因审美观点的不同、作品不被当局接受的作家受到了压制与打击，像马雅可夫斯基这样一直对革命饱含热情，不仅为革命写诗、歌唱，而且到通讯社和宣传部门工作，甚至为宣传画作题词、为商业做广告的人，也遭到极不公平的待遇。由于对国家社会生活中一些腐败现象的担忧，他在1928、1929年写了讽刺剧《臭虫》和《澡堂》，便得罪了当局。“左派文化阵线（列夫）”被解散，杂志被停刊，已准备好在报刊上刊登的肖像被撤下来，正在上演的《澡堂》一剧也被停演。马雅可夫斯基遭到一系列打击，加上本人在爱情上遇到挫折，1930年4月14日拔枪自尽。
20年代初出现的文学团体和小组逐渐遭到打击，文学自由讨论的风气被扼杀。1926年“拉普”发生分裂。1927年，沃龙斯基被逐出文学战场。1930年4月，在共产主义学院举行了一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讨论会，“山隘”小组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化身遭到毁灭性的批判，尤其指责他们所坚持的人道主义，说“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既然高举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旗帜，自然就离不开‘人道主义’口号”。转引自符?阿格诺索夫主编《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144页。
在文学批评战线上坚持文学的人道主义和正确对待传统的“山隘”受到致命的打击。1932年4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与艺术团体》的决议。决议声明：“几年以前，当新经济政策初期特别活跃的异己分子在文学界具有很大影响、而无产阶级文学干部队伍还很薄弱的时候，党曾经在文学和艺术领域用一切办法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页。
这段话表明，党又回到革命初期的立场上，重新把大批新经济政策时期“特别活跃”而“具有很大影响”的作家作为“异己分子”，而且强调领导一直“帮助成立和巩固单独的无产阶级组织”。根据这项决议：“拉普”、“伐普”之类无产阶级作家团体被取消，“把一切拥护苏维埃政权纲领和努力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家团结起来，组成其中有共产党党团的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3页。作协主席团的决定附录在政治局决定的后面。
决定之所以没有宣布取消其他作家团体和组织，是因为这些组织实际上已经消失或名存实亡了。从此，苏联作家被统一在共产党专门组织的管理下，各个文学团体和组织并存的时代结束了。
斯大林不仅要作家在组织上统一，而且还要在思想上统一，在审美思想和写作方法上统一。经过反复的思考与研究，苏联提出一个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或者说理论。1934年8月21~31日在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领导下举行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作家协会章程对这一理论作了这样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方法，它要求艺术家们要从革命发展中真实的、历史的具体描写现实。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的具体性必须和那种以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引自《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出版社，1959，第21页。
从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尊为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根本理论和方法，此前所存在的其他所有审美思想和方法都被罢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要作为一种审美观来理解，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要求。艺术变成创造艺术神话的工具。人被放到历史的进程中，要被改造、教育、塑造成适合社会主义的“新人”，即标准环境中具有标准个性的人。结果人失去了自我价值。文学的研究和认知功能退到第二、第三位，主要功能变为进行宣传教育。现在，俄罗斯的学者用“норматизм”来表达这种“美学思想”。中国学者有的译为“范式主义”，也有译为“规范主义”。这种“范式主义”在实践中曾严重地影响了俄罗斯文学在国内的健康发展。
作家协会一开始就成为限制作家自由、打击迫害作家的工具。1936年2月，老作家玛?沙吉尼扬写信给联共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要求退出“无益”的作协。谢尔巴科夫给高尔基写信，要作协“狠狠地打击她，好让别人不敢再这么做。”《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14页。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因此谴责沙吉尼扬的“举动与每一个苏维埃集体对其成员的基本要求尖锐对立，是严重反社会的”。1936年8月25、26日，作协党组召开讨论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恐怖分子的判决。这是一次经过精心策划的会议。由于托洛茨基在20年代初曾发表过文学问题的意见，在作家中有一定影响。这次会议借清除托洛茨基分子的名义打击了许多所谓的“异己”作家。文学和戏剧评论家皮凯利被定为“匪徒”，把谢列布里亚科娃、谢利万诺夫斯基、格鲁茨卡娅、特罗钦科、塔拉索夫-罗季昂诺夫等作家打成“两面派”和“叛徒”。“山隘”是打击的重点，《红色处女地》杂志的主编、“山隘”的实际领导人沃龙斯基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和他有联系的伊万?卡达耶夫就成为这次揭露的重点，还牵涉他和皮利亚尼克的关系。伊万?卡达耶夫被开除党籍。《红色处女地》杂志的新主编叶尔米洛夫也被点名，说他“维护与卡达雷诺夫有联系的已被逮捕的马兹尼”。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页。
其他几种文学杂志也没有逃脱指责。《新世界》被指责刊登皮凯利的作品，《十月》被指责刊登谢列布里亚科娃的作品，《文学报》被指责不揭露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分子，还吹捧被捕的托洛茨基分子阿戈尔。会上还指责了拉普的领导人阿韦尔巴赫、马卡里耶夫等。会议还揭露作协党委书记马尔钦科同谢列布里亚科娃有联系，变成她的“文学走狗”。接着，还召开了作协主席团会议。安加罗夫在会后的报告中，竟诬指奥廖莎等一批作家被托洛茨基恐怖分子施密特灌醉，准备暗杀伏罗希洛夫，还涉及巴别尔、马雷什金等。《安加罗夫、基尔波京关于作协理事会党组会议情况致联共（布）中央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7～23页。
后来，又发动揭发与布哈林有联系的作家。整个30年代被枪杀或死在集中营中的作家有诗人H克留耶夫、奥?曼德尔施塔德、Б科尔尼洛夫；小说家伊万?卡达耶夫、Б皮利亚尼克、马雷什金；政论讽刺作家M克利佐夫；批评家A沃龙斯基和其他许多文学家。被捕入狱服刑的有H扎博洛茨基、Л马尔登诺夫、Я斯梅里亚科夫、Б鲁契约夫和其他数十名作家。这里的数字是根据一本文学史上的估计，据索尔仁尼琴在1967年的一封信里说，在苏联时期共有600多名作家遭镇压。
对作家的镇压造成文学队伍中的告密风，有些人不断向中央机关写告密信、在报刊上发表斥责文章，严重地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活动，有些作家虽然没有被抓走，只能沉默，坚持写作的作家，像布尔加科夫、普拉东诺夫，还有战前回国的茨维塔耶娃、克鲁乔内赫等只能把作品藏进抽屉。
30年代后期，党的领导对文学的控制更加严厉，政治干涉越来越具体。肖洛霍夫在写作《静静的顿河》的同时还创作了《被开垦的处女地》。他写信给斯大林，反映干部在粮食收购中对集体农庄庄员进行折磨与凌辱，斯大林指责他“庇护怠工分子”。《被开垦的处女地》在出版时被删去了反映集体化存在问题的章节。1937年竟有人污蔑他要在顿河流域搞反革命叛乱，经他亲自去莫斯科进行辨明才得解脱。老作家玛?沙吉尼扬的长篇小说《历史的入场券》，第一部《乌里扬诺夫一家》是写乌里扬诺夫一家生活及列宁童年和少年的纪实性传记。小说得到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首肯，但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却做出专门决定，指责其“是一部政治上有害的、思想上敌对的作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43页。
在全国大镇压已经过去以后，1939年5月，巴别尔却在自己的别墅被捕，诬指“进行恐怖活动”，并于1940年1月被枪决。这年8月，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赫拉普钦科批准上演列昂诺夫的剧本《暴风雪》。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却向日丹诺夫报告，该剧“意识形态上有害”。库兹涅佐夫向中央报告说：“剧本就其思想内容来说体现了最坏意义上的新陀思妥耶夫斯基主义。主题没有现实意义，没有提供能够反映我们现实的典型，充满了模棱两可和虚假的论点。”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剧本在意识形态上是敌对的，是对苏联现实的恶毒诽谤，禁止在剧院演出。”关于《暴风雪》一剧的报告与处理决定，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60～66页。
1940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了阿赫玛托娃一本作品选，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作了专门决定，不只查封了出版物，而且还处分了出版者和审查者。
在1941~1945年的苏德战争时期，1000名作家参军上前线担任随军记者、战士报编辑等职务，其余2/3没有上前线的作家，相当一部分人被疏散到边远地区。不论在前线还是后方，绝大部分作家都为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就在这个时期，政权对作家的监督与控制并未减弱，甚至还进一步强化了。由于作家协会在作家中的威信降低，便由党中央宣传部直接管理文学的创作与出版事宜。中央宣传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和两名副部长负责向中央书记报告文学战线的情况。1941年12月中，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指示法捷耶夫创办《文学和艺术报》，宣传部规定，报纸的大样应该在出版的前一天印出来送宣传部审查。在1942年6月，亚历山德罗夫就给谢尔巴科夫报告了因该报21期的错误而采取的各种措施：召开编委会分析错误，撤销皮斯马尼克的主编职务，召开中央一级报纸责任主编会议，还给宣传部工作人员别列杰夫、叶戈林、奥尔洛夫警告处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03、104页。
乌克兰著名作家、电影导演亚?多夫仁科写了两部反映乌克兰人民反抗法西斯斗争的作品：中篇小说《胜利》和电影脚本《战火中的乌克兰》。亚历山德罗夫在1943年7月和11月两次给谢尔巴科夫打报告，严厉地指责作家犯了“民族主义”和“攻击党的各项政策”的错误。党的领导下令，非经宣传部的批准不得刊登多夫仁科的作品。乌克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做出“关于撤销多夫仁科斯拉夫委员会委员、斯大林奖金委员会委员、《乌克兰》杂志编辑和基辅电影制片厂艺术指导等多项职务的决定”。亚历山德罗夫关于处理中篇小说《战火中的乌克兰》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谢尔巴科夫关于多夫仁科问题给谢尔比纳的指示、乌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撤销多夫仁科职务的决定，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在苏联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份《关于电影故事“战火中的乌克兰”批判发言》，有的研究者说是斯大林的讲话，虽然至今得不到有关材料的证实，但讲话稿的内容表明对多夫仁科问题看重的程度。
在战争期间，联共（布）对许多作家进行了谴责与批判。比如，中央书记处做出的《关于谢尔文斯基创作中错误的决定》说：“联共（布）中央注意到，谢尔文斯基的诗《献给俄罗斯》、《俄罗斯给谁唱催眠曲》和《插曲》包含着严重的政治错误。”联共（布）中央警告谢尔文斯基，“他如重复类似的错误，必将被清除出苏联文学界。”《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6页。
尼?阿谢耶夫是一名老作家，他写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故事曾获得斯大林文学一等奖。作者把自己一部分写战争年代生活的诗编成一本《雷鸣年代》，交由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亚历山德罗夫收到出版社签署付印的书稿后，1943年11月26日向谢尔巴科夫报告，指责作者把苏联后方生活写成“庸俗的生活”，“是亚洲式的野蛮愚昧”，要求必须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19～215页。
1943年12月2日，亚历山德罗夫及其两位副部长普京、叶戈林给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一份很长的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文学杂志《十月》、《旗》等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发表了一些反艺术的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
其中举了谢尔文斯基的诗和普拉东诺夫等10名作家的小说和特写，重点指责左琴科的哲理小说《日出之前》，是“卑鄙下流的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该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28～143页。并严厉地批评了作家协会主席团的领导工作。在他们的建议下，这一天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做出《关于对文学杂志进行监督的决定》，责成亚历山德罗夫和普京组织对杂志内容进行监督，杜绝可疑和反艺术的作品在杂志上出现；同时指令宣传部对杂志实行分工负责监督：亚历山德罗夫负责《新世界》、普京负责《旗》、费多谢耶夫负责《十月》。第二天，中央书记处还做出《关于提高文学杂志责任书记责任感的决定》，责成各文学杂志责任书记提高作品质量，杜绝杂志上出现反艺术和政治上有害的作品，警告他们在领导杂志以及杂志的政治思想方向和内容上要对中央承担个人责任。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杂志编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据《旗》副主编说，有无数的主管部门负责对杂志进行监督。清样要寄给书刊总局4份，由他们的全权代表和高级首长审阅，但他们无权批准付印，要等宣传部叶戈林、奥尔洛夫提出意见。苏联作家协会责任书记也要审阅。除此，涉及军事问题的，要送军事书刊审查机关签署意见，与国外题材有关，要送外交人民委员部书刊处签署意见。一部作品经军事机关通过了，却被书刊总局给撤下来，得到外交人民委员部肯定了，却引起宣传鼓动部门的反对，往往期刊已经印出，却被责令撤掉一些作品。对于出版事务也进行了严厉监督，1943年一年就撤销了432种书籍和小册子出版。许多书稿被查禁。
战后，从文学界开始整肃知识分子的“日丹诺夫运动”，表面上是因为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刊登了女诗人阿赫玛托娃几首诗和左琴科童话小说《猴子奇遇记》引起的，而实际背景是，在苏、美开始冷战的大环境下，斯大林要在国内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统治，敏感而活跃的文学界首当其冲。尽管已经对作家从组织上、政治上以及创作思想和方法上进行了严格控制，但是，由于战争激发了作家的民族自信心和创作自由的诉求，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公开批评党的文艺方针。Ю尤佐夫斯基在他的《批评日记》一文中提出：“是应该思考一下的时候了，战争实际上带来什么，在哪些方面使我们比战前更聪明和更精明了，以便从这个角度审视我们的观点和某些经验。”他还说：战前占统治地位的“描述和反映标准”，在文学中“产生了粉饰现实和盲目乐观的现象”。《叶戈林、约夫丘克关于文学杂志〈旗〉的文章致谢尔巴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180页。
谢尔文斯基在一次会议上提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目前艺术面临的任务之间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框束缚着当代艺术，因此应当用社会主义象征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限制了作家的创作能力。”《叶戈林关于战时苏联文学状况致马林科夫的报告》，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38页。
连《旗》的主编维什涅夫斯基在作协会议上也发言说：“我在这个冬季和春季在莫斯科各种会议上作了数次发言，发言中涉及对我们大家来说很现实的言论自由。”他甚至说：“我们战斗过，我们斗争过，给我们言论自由吧。”《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52、253页。
在战争中因《日出之前》受到严厉批判的左琴科在同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的谈话中仍然毫不隐讳地说：“我认为目前苏联文学情况很可怜。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公式化，大家都按照一定的公式写作。因此，甚至一些有才华的作家都写得很不好，枯燥乏味。”当安全工作人员问他今后的态度时，他说：“我需要等待。很快，战争结束以后，文学环境就会改变，为我设置的一切障碍都将消除。到那时我又能出版作品了。目前我在哪方面都没有变化，我将保持自己的立场。尤其是因为读者了解我喜欢我。”他认为战后“将会要求文学更尖锐和更无情地写我们的缺点。”《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关于〈日出之前〉等问题与左琴科的谈话情况》，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01页。
针对作家队伍存在的情况，联共（布）选择了向来以思想自由著称的列宁格勒的两份杂志《星》和《列宁格勒》、两位有代表性的作家作为突破口。左琴科是一位幽默和讽刺作家，他又是20年代“谢拉皮翁兄弟”成员；阿赫玛托娃是一位抒情诗人、白银时代象征主义的代表，在列宁格勒青年中有很大影响。对这场运动，主管思想工作的宣传部和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全力以赴，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也插手其间。1946年8月9日，召开了中央组织局会议，出席会议的不只是组织局的成员，还包括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中央机关的负责人和部分著名作家。斯大林亲自参加。尽管《旗》和《列宁格勒》杂志的主编和列宁格勒作协负责人、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都从自己职责上作了检讨，进行了自我批评，但仍受到严厉的谴责。斯大林不断插话，驳斥对被批评者的任何说明与辩解。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指责说：“对外国作家阿谀奉承”，“卑躬屈膝”，“是个大罪过”。马林科夫追问列宁格勒党的领导人，为什么批准左琴科为杂志的编委？日丹诺夫则表示：“到时候列宁格勒人会让左琴科彻底完蛋。”关于这次会议的速记记录载《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8月14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做出《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议》，决议指责“阿赫玛托娃是那种与我们人民格格不入、空虚无聊而又缺乏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审美情趣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派‘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左琴科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的下流诋毁”。决定：禁止左琴科、阿赫玛托娃之流的作品进入杂志；停止《列宁格勒》，给杂志主编利哈廖夫警告处分；任命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叶戈林为《星》的新主编，解除列宁格勒党委管理宣传工作的副书记希罗科夫的职务；给市委第二书记卡普斯京警告处分。《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收集了有关“日丹诺夫运动”的主要文件，这项决议也在其中。
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批判与镇压的序幕。会后，日丹诺夫在列宁格勒的讲话中一再强调左琴科曾是“谢拉皮翁兄弟”的成员，并把这个团体定性为“有害集团”；不只强调阿赫玛托娃是“资产阶级—贵族阶级诗歌的代表”，还批判了白银时代的“高峰派”（即阿梅克派），并表示“绝不允许推广阿赫玛托娃”，“毒化意识”，甚至还指责“1907~1917年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最卑鄙可耻的十年”。《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3卷，第291～313页。
随后广泛地开展了对“现代主义”、“颓废主义”、“形式主文”、特别是“无根基、无国家的世界主义”的批判。这充分表示要彻底否定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和20年代文学复兴时期的各文学流派和小组，要坚持同西方的思想意识和美学思潮进行坚决的斗争。不久，中央又做出一系列决议，批判了爱森斯坦的电影《伊凡雷帝》和作曲家穆拉杰利的歌剧《伟大的友谊》，还批判了肖斯塔科维奇的交响乐。同时，还在生物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等一系列学科中开展了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随着思想批判的开展又对知识分子及作家进行新的逮捕，不少人被投入监狱和集中营，又出现了文学家第三次流亡国外的情况。
30~50年代对文学采取的这一系列严厉监控和政治高压政策，除去牺牲了一批著名作家，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使20年代复兴后出现的波浪汹涌的文学大潮，分成了几条支流：侨民文学队伍，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和公开活动的文学队伍。
20年代初迁居国外的侨民文学家，后来有人回国，有人死亡，人数在减少，而在3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中又有新成员补充了他们的队伍。这些人远离祖国，处于特殊环境下，保持着独立的创作态度，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变迁继续思考俄罗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国内的“潜流文学队伍”包含两种情况：一些人完全失去发表作品的权利，只能在隐蔽状态下埋头创作；另外一些人部分作品被剥夺了发表的机会。这两部分作家忍受着生活上和心理上的巨大压力，却不愿放弃自己的美学信念，以极大的勇气继续创作。侨民文学家和国内的潜流作家实际上属于体制外的文学力量，其中集中了比较多的文学精华，他们也更多地继承和发扬了俄罗斯的文学传统，留下不少不朽之作。在侨民文学家队伍中，除了已经提到的蒲宁外，还有被誉为“引导人从黑暗历经苦难和不幸走向光明”的伊万?什梅廖夫（1873~1950），代表作有《死人的太阳》、《一个老妇人的故事》和《禧年》，都是影响很大的名作。弗?纳博科夫（1899~1977），曾侨居德国，后来居住美国，被誉为20世纪世界文学中最杰出的艺术大师之一。他是诗人，又是小说家，还是研究文学史的权威。最著名的作品有《玛什卡》、《死刑邀请》、《洛丽塔》。虽然也用英、法等文字发表作品，被列入美国文学史，但“纳博科夫的创作保证了俄罗斯当代文学与20世纪初文学的连续性”。符?阿格诺索夫：《20世纪俄罗斯文学》，第320页。
伊万?叶拉金（1918~1987），二战期间德国占领基辅后被赶到德国，1950年迁居美国，是第二批侨民中的头号诗人。他的不少诗作被传抄到国内流传。在国内进行隐蔽创作的文学作品，像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写了12年、阿赫玛托娃的《没有主人公的长诗》写了22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从1947年写到1955年。在国内未得到发表和出版机会的，像扎米亚京的《我们》，普拉东诺夫的《地槽》、《切文古尔镇》，还有皮利亚尼克的《红木》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俄国和世界的文学名著。
在国内公开活动的文学家队伍人数相对多些，也有相当多的名作家，发表和出版的作品不少，其中不乏名著。但是，文学活动的环境不正常、不健康，作家经常被置于尴尬和难堪的境地。首先，一些作家只能采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态度来摆脱加在他们头上的政治束缚。肖洛霍夫1940年完成了《静静的顿河》的最后一卷。这部长篇史诗是苏维埃时代引以为骄傲的文学成就之一。这部作品并不全是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成的。作家通过葛利高里的生活、劳动、爱情和战斗历程，倾诉了哥萨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国内战争结束的9年时间中所遭受的苦难，从而揭示了俄罗斯人民的悲剧命运。特瓦尔多夫斯基是20世纪中期苏联杰出的诗人。他的《瓦西里?焦尔金》是战争诗歌的代表。这部歌颂一名普通战士的勇敢、机智、尊严、自主、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的战士之歌，打破了官方的程式和框框，诗中既没有最高统帅的名字，也没有对他进行颂扬，专注地塑造富有俄罗斯性格的民族英雄形象。从主题的选择与发挥、感情的抒发、语言的通俗流畅，都表现了作家追求自由、摆脱庸俗政治化窠臼的强烈愿望。列昂诺夫是一位富有创新精神的心理、哲理小说家。30年代以后，他的作品除了上面提到的《暴风雪》之外，一般能够得到发表，剧作《进攻》被长期上演。表面上看，他写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科学实验和研究，也写战争和人民对法西斯的斗争，但这位被称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门徒的作家，在人物和结构上狠下功夫，常常用高度浪漫的、华丽和象征主义手法塑造悲剧式的人物。在复杂的故事情节里隐藏着哲学意义——俄国的本质和命运、它的传统和希望。其实，像肖洛霍夫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B涅克拉索夫的《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战争小说的成功都在于作者恢复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结合的写作手法。
其次，作家随时都有受到指责和批判的可能性，即使是一再受到表彰和紧跟政治路线的作家也不能幸免。法捷耶夫一直紧跟斯大林，长期担任作家协会的领导职务。1947年发表了反映敌占区克拉斯诺顿青年同法西斯占领者进行斗争的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普遍赞扬，但领导当局却批评作家没有反映地下党的领导。法捷耶夫花了四年时间进行了修改。修改本党的领导有了，而文学的价值则大大降低了。西蒙诺夫1956年在《新世界》第12期发表了《谈谈文学》一文，其中比较详细地介绍了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被批判和修改的过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关于“解冻”及其思潮》一书编入了该文的主要部分。
《新世界》杂志刊载了瓦?格罗斯曼用批判现实主义风格描绘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第一卷，立即遭到指责，作者被指责“过多地描写心理活动，渗透着敌对思想和唯心主义哲学”。杂志被迫检查，第二卷一写出，即被没收。《为了正义的事业》幸存下来的章节和后来作者揭露乌克兰大饥荒和大恐怖情况的《万事如意》在国外出版。
再次，1946~1948年党中央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因此而开展的一系列批判，把相当一部分作家推上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道路。这些作家按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要求进行写作，结果出现两类作品，一类是极力宣扬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另一类不顾事实地歌颂升平，虚构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形象。这些作品只考虑意识形态，根本不顾及美学要求，往往千篇一律，脱离现实。从一部作品到另一部作品不断搬用这样一些普普通通的情节，即一位革新者和一位保守者的冲突，或者一个落后的集体农庄转变为先进的集体农庄。凡是写了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写了各种利益之间、抱负之间的各种矛盾或感情之间的冲突，就被指责为“诽谤者”或“潜在的敌人”。戏剧遭到的打击尤为沉重，纳扎洛夫、格里德涅娃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1936年，全部艺术领导工作集中在全苏艺术工作委员会。该委员会相继停演了肖斯塔科维奇等的一系列戏剧，关闭与合并了许多剧院，在两三年内就使戏剧艺术的状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灰色的、千篇一律的“陈规旧套和刻板公式”以及“矫揉造作”占了统治地位。在领导方法上，谢尔巴科夫“对艺术工作委员会的要求：如果有人要写一个苏维埃新歌剧，那么请费心对这一工作进行帮助和监督，并要经常了解工作的进程”。在实际工作中，竟然到了这样的地步，从剧本的写作到允许排练、导演选择、演员挑选、舞台设计都要经过剧目委员会的审批。文章举了列宁格勒一位剧院院长雅?库尔丁诺夫的说法，这样监督的结果，“最后决定一个剧本命运的是剧目委员会的某一个人。一个人武断地给集体的工作提出评价，指出导演应该怎样处理剧本，演员应该怎样扮演角色，美术家应该怎样进行舞台设计，甚至说明怎样管理灯光。”“个人的兴趣代替了观众的要求。”艺术创作的自由完全被取消。个别领导个人的审美好恶变为领导思想。“领导”的概念越来越相等于“命令”的概念。于是行政命令和广泛运用各种各样的压制办法就成为影响艺术的主要方法。北京大学俄语系俄罗斯苏联文学研究室编《关于“解冻”及其思潮》，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第61页。
所以，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的文学处于危机和畸形发展之中，形象地说就是“结冻”状态。对于国内文学艺术方面存在的这种情况，甚至马林科夫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有许多平庸乏味的灰色作品，有时简直是歪曲苏联现实的粗制滥造的作品。”马林科夫：《在联共（布）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人民出版社，1953，第70页。([EX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