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若夫根据斯大林的个人指令，于1937年7月25日签署了第00439号命令，要求各地方机关在5天内逮捕所有在军事工厂和铁路运输部门工作的日耳曼人。1937年8月到1938年11月，即远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42万日耳曼人被处死。
在1937年8月25日到1938年11月15日的反民族主义分子战役中，两人小组和特别三人小组共审理了335513人的案件，其中247157被判处枪决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сборники “Мемориала”. Вып 1，с33.。
对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镇压
斯大林的农业政策引发了众多严重问题，生物学界也因此受牵连。特?杰?李森科等人曲意迎合政治需要，不断高升，而诚实的生物学家因同他们的学术观点不同而备受打击。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一任院长НИ瓦维洛夫是世界著名的育种学家、遗传学家。他搜集了世界各地的5万个野生植物标本和3万多个小麦样品，带回苏联进行遗传学研究，取得重大成果，1926年获得列宁奖金，却于1940年无辜被捕，1943年死于狱中。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亚?伊?穆拉洛夫，以及棉花、畜牧、农业化学、植物保护等研究所的领导人都遭镇压。更多的生物学家被逮捕流放。植物学家АА米歇耶夫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克累马河集中营位于伯力附近，是关押###的集中营，许多无辜者在这里被迫害致死。被毒打致死。著名的外科医生КХ科赫教授也关在克累马河集中营，因没有完成开采黄金的定额被枪决。
国防工业的许多科学家受到迫害。坦克设计师ВИ扎斯拉夫斯基，无后坐力炮发明者Л?库尔切夫斯基等众多军械武器设计师遭诬陷被处决。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АН图波列夫于1937年10月21日被逮捕，被指控参加“俄国法西斯党”，进行破坏活动。同年，被逮捕的还有第一批火箭发动机的研制者——火箭科学研究所所长伊?帖?克列伊梅诺夫，他的助手、“卡秋莎”火箭炮的发明人ГЭ朗格马克，以及ВП格卢什科。他们的罪名是在火箭科学研究所内建立“反革命组织”。由于被逮捕的工程师非常之多，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集中关在一个特别监狱中，继续进行各种武器的设计开发工作。早在1929年就在布特尔监狱内设立了内部监狱设计局，为首的是著名的飞机设计师НН波利卡尔波夫和ДП格里戈罗维奇。设计局后来迁到霍德飞机场地区，改名为中央设计局——第三十九号。后来又陆续设立了多个监狱设计局，其中比较有名的是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一般称为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在那里工作过的有6名科学院院士（谢?帕?科罗廖夫、尤?阿?克鲁特科夫、亚?伊?涅克拉索夫、鲍?谢?斯捷奇金、尤?鲍?鲁麦尔、安?尼?图波列夫），17名总设计师，12名教授和科学博士，将近200名囚徒科学家。参见沙拉金《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崔芝远、傅士彬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4～18页。火箭专家СП科罗廖夫于1937年被捕，次年6月被判刑，在克累马河黄金矿当苦力，后调到中央设计局——第二十九号。1944年被减刑提前释放。他后来成为苏联火箭总设计师，把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太空。
白俄罗斯科学院院长ИЗ舒尔特被镇压。领头的物理学家如伊?叶?塔姆、ВА福克等遭诽谤，被指责为“唯心主义者”和“敌对思想的走私犯”。出色的理论物理学家МП布朗施坦也遭到镇压。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尼?米?费多罗夫斯基于1937年被逮捕判刑，他是实用矿物学的创始人之一，负责组建和领导矿物科学研究所。
各厂矿、企业、工地、铁路成千上万的领导人和工程师被逮捕、判刑、处死。全国瞩目的第聂伯河水电站工程、库兹涅茨克工程的领导人瓦?米?米哈伊洛夫和谢?米?弗兰克福特被镇压。荣获各种勋章的马格尼托格尔斯克联合企业的经理ЕС古戈列，车里雅宾斯克联合企业的负责人ВА雅可夫列夫，马克耶夫卡联合企业的经理ГВ格瓦哈里亚被逮捕处死。重工业部掌握着200家大型机器制造厂，这些厂长几乎全部先后被逮捕，其中哈尔科夫拖拉机厂、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罗斯托夫农机厂、高尔基汽车厂、乌拉尔汽车厂、基洛夫（原普梯洛夫）机器制造厂等工厂的厂长被处死。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机车车辆制造厂在1937~1938两年中，从事行政技术工作的人员差不多全部被消灭了。遭镇压的有工厂的总机械师、计划生产科长、各车间主任。各铁路局的局长也几乎都遭镇压。参见安东诺夫-奥弗申柯《斯大林时代的谜案》，第154～157页。
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专家遭到专横的批判后，又被逮捕判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ВГ克诺林、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弗?哥?索林、基辅语言学院院长НМ西雅克、解出通古斯象形字的语言学家НА涅夫斯基以及曾每周两次给斯大林讲哲学课的扬?斯特恩等人均被镇压。更多的历史学、哲学、经济学、语言学、教育学家被逮捕，不少人死于监狱或集中营中。哲学家ЛП卡尔萨温死于集中营。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53～365页。
1930年代被逮捕的作家有600多人，占作家协会成员的1/3。著名的作家波?安?皮利尼亚克、加?谢列布里娅科娃、伊?埃?巴别利；诗人奥?曼德尔施塔姆遇害。戏剧导演弗?埃?迈耶尔赫里德死于狱中。各少数民族的文艺家普遍受到迫害。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65～373页。
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和外国侨民的镇压
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及其派生的组织——青年共产国际、红色工会国际、国际工人救援委员会都进行了清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ИА皮亚特尼茨基于1939年被处死。
在本国处于非法状态的奥地利、匈牙利、德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罗马尼亚、芬兰、爱沙尼亚、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受害尤深。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12名人民委员，其中包括匈牙利共产党创建人库恩?贝拉都被杀害。匈牙利共产党中央书记居什奈尔?卡尔菲加利波维奇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38年，波兰共产党被指控其领导机关为间谍所渗入，被第三国际解散。在苏联的波兰共产党员几乎全部被抓。波兰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尤?伦斯基-列什琴斯基，中央领导成员爱?普罗赫尼亚克、玛?柯秀茨卡、阿?瓦尔斯基、耶?伦格等在苏联被处决。德国共产党领导成员Г列梅克、Х埃别尔莱恩、Г诺伊曼，希腊共产党总书记А孔塔斯，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成员М戈尔基奇、В乔皮奇、М菲利波维奇，芬兰共产党领导成员А绍特曼、Г罗维奥被镇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苏联指导他们党的活动，1930年代遭逮捕遇害。参见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上册，第345～352页。
1937年8月11日，叶若夫下达第00485号命令，要求逮捕“（1）在审讯过程中被查明和根据所附的名单至今未被找到的最积极的‘波兰军事组织’成员；（2）所有留在苏联的波兰军队的战俘；（3）从波兰来的投敌分子，不取决于他们转入苏联的时间；（4）从波兰来的政治侨民和政治交换人员；（5）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和波兰其他反苏维埃政治党派的人员；（6）波兰地区各地防范苏维埃民族主义分子中最积极的那部分人员”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 。
1937年10月23日，叶若夫签署第00693号命令，强调外国谍报机关的代理人打着政治避难的旗号进入苏联，因此“对于一切投诚分子，无论其进入我们境内的动机和情况如何，一律立即逮捕”，并交付审判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с190.。这样一来，为了躲避迫害而来的兄弟党干部，为了寻求更好生活而来的外国劳动者都遭逮捕。1938年4月12日，《莫斯科报》《莫斯科报》是周报，1934年4月至1939年5月用法文出版。发表社论，说“居住在国外的每一名德国公民都是盖世太保的代理人”。这一观点代表了官方的想法。当时在苏联的德国共产党员，70%以上被逮捕迪特里希给德共中央和德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处的报告（1938年4月29日），《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4卷，第423、424页。。
在苏联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侨民也遭到迫害镇压。十月革命前，在俄罗斯大概有50万中国人，他们大多数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招募去从事后方工作的Правда， 2 сентября，1989. 。还有很多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国际工作，在中山大学、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年中国北洋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两国关系紧张。斯大林下令逮捕在莫斯科的中国人；1930年代，进而迫害中国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于1935年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但于1938年2月23日被逮捕。苏联军事审判厅指控他为反革命托洛茨基分子、日本间谍、恐怖集团首脑参见李思慎、刘之昆《李立三之谜》，人民出版社，2005，第246～248页。。1938年，爆发了大规模迫害中国侨民的浪潮。在海参崴，“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人员根本连证件都不询问，就可以在大街上、公共汽车上抓中国人，他们从整幢整幢的简易房里逮捕工人，包括妇女和年幼儿童”。在共产国际机关工作和在苏联各大学学习的差不多所有的中国同志都遭逮捕。Коровяковский П Китайцы Жертвы Сталинской Репрессий//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1，No2. c143-144.
四、“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悲剧是这样诞生的——“卡廷事件”与战前苏波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吴伟
●1、卡廷事件 434~445页
“减轻负担行动”和“卡廷事件”
现有的材料已经使“卡廷事件”的真相大白于天下了进入90年代，苏联学者围绕“卡廷事件”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和专著，如Лебедева НС. О трагедии Катынские голоса；Катынь：преступление протнв человечества；Парсаданова ВС. К истрии катыского дела；Абаринов В Катынский лабиринт；Зоря ЮН Режиссер Катынской трагеди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о в сборнике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М：Политиздат，1991，等。此外还出版了两本集中收集有关卡廷事件档案材料的文件集：Яснова О.В Катынская драма: Козельск, Старобельск，Осташков: судьба интернированных поль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Москва：Политиздат，1991；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这些直接来自苏联的历史档案，对揭示卡廷事件的真相，起了重要作用。。严格地说，“卡廷事件”应包括两层含义，一是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二是1943年4月，德国公布发现被害波兰军官遗骸一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对苏波关系产生影响。
1940年3月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枪毙波兰战俘和部分在押人员的决议通过之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会议就已经对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的波兰战俘作出了最终判决，为执行这一判决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也紧张地开展起来。3月初，内务部特别处会同战俘管理局，在莫斯科召开了有各战俘营特别科负责人、内务部押解部队指挥员和“古拉格”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两天的会议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1战俘营为送走被判决人员做好准备；2在什么地方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3在什么地方向押解部队移交被判决人员，在战俘营还是火车站；4途中的业务工作；5后勤保障。”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奥斯塔什科夫战俘营特别科科长科雷托夫提出，“考虑到这些人是一股最积极的反革命力量”，应像以前处理遣返回家和送交德国的波兰战俘一样，把他们按籍贯编排，“使被判决人员认为是将他们遣送回家”；“为了避免发生各种意外事件及阻挠，无论如何不能在我们这里宣布特别会议的判决，而要到他们将被关押的地方去宣布。”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383.可见，当时有关部门对一些问题考虑得已经很细致了。在政治局决议通过以后，执行这一决议的准备工作开始加速进行。3月中旬，内务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各个相关部门仔细研究了执行政治局决议的具体过程。与此同时，三个专门战俘营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部分别加紧整理战俘与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囚徒的材料。这些材料包括决定执行死刑人员的个人材料、侦查案卷和一份“三人委员会”之一、内务部经济管理总局局长科布罗夫制订的简单表格这份表格一共四栏，包括姓名、被捕时间和地点、原任职和军衔及结论。其中最后一项决定着表格主人的最后命运。。这些材料由各战俘营汇总到战俘管理局，审查合格后转送内务部第一专门处，第一处复审后在“结论”栏中填上初步处理意见。一部分材料提出送梅尔库洛夫亲自审查；其余材料和名单则送交给“三人委员会”。他们做出的判决即成最终判决。
被判处死刑的战俘不在战俘营执行枪决。他们将被送到加里宁、斯摩棱斯克、哈尔科夫州监狱，在那里向他们宣布判决并立即执行。梅尔库洛夫和“三人委员会”作出判决的名单向下发出一式两份，一份是给各战俘营的“发送人员名单”，一份是给上述三个州内务局的“接收人员名单”。实际上，这就是处决名单。把被处决人员从战俘营送往行刑地，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运输总局负责。该局不仅事先制订了详细的运送计划，而且在进行运送期间，该局局长米尔施坦因每天向梅尔库洛夫报告情况。上述所有一切准备工作和行动，在内务部的来往信函里都称之为“减轻负担行动”。
从现有的材料看，处决行动在1940年4月的最初几天就开始了各战俘营主任的总结报告和内务部加里宁州局局长的接收单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参见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580、587。。从莫斯科派来的内务部机关领导人分别来到行刑的监狱，指挥处决行动。例如，内务人民委员部警备处处长布洛欣来到加里宁州监狱，与该州警备司令鲁巴诺夫一起安排了行刑过程。原内务人民委员部加里宁州局局长德?斯?托卡列夫后来讲到当时的情景：“将波兰人一个一个地带到‘红角’，即这里的列宁室，在那里核对资料——姓名、父名、出生年月……然后给他戴上手铐，带进准备好的那间囚室，用手枪朝后脑处开枪。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枪用的是德国造的‘瓦尔德’式手枪。一夜要处决200~350人。……尸体经过另一扇后门抬出囚室，扔在带篷的卡车上。然后用5~6辆卡车将尸体运到梅德诺耶村附近的掩埋地点。它紧靠着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的别墅区。地点是布洛欣选定的，也是他从莫斯科带来了两名挖土机手。”
Пихоя РГ,Козлов ВП Документы，Катынь，с21-522.在哈尔科夫，战俘们被从火车站直接运到捷尔任斯基大街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在那里执行枪决后用卡车将尸体运到距皮亚季哈特卡村不到两公里的森林公园内的第6区，埋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州局别墅附近。在斯摩棱斯克州，送来的战俘有的在监狱被处决，有的则直接运到斯摩棱斯克以西约15公里的卡廷森林里被枪毙。
就这样，关押在三座专门战俘营里的战俘和乌克兰、白俄罗斯西部地区监狱里的囚犯，一个月时间内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应当说，苏联当局为执行“减轻负担行动”进行了比较周密的准备，行动当中也没有出现大事故，为此负责组织和领导这次行动的有关人员还在内务部系统内部受到了表彰1940年10月26日，贝利亚签发第001365号命令，给内务部中央机关和内务部加里宁州、斯摩棱斯克州和哈尔科夫州局的125名工作人员颁发奖金，奖励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专门任务”。44人提高了月薪，81人每人一次性奖励800卢布。见Свободная Мыслъ，2000，№5，с110。。如果不是后来因为苏德战争爆发且德军占领了包括斯摩棱斯克州、哈尔科夫州在内的大片苏联地区的话，这一行动也可能永远是一个“谜”了，起码不会这么快就被发现。
1943年4月13日柏林电台向全世界报告的一则消息，说在苏联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了一批埋有成千上万波兰军官尸体的巨大坟墓，他们都是被人有步骤并且熟练地处决的。柏林电台直截了当地说，这些坟墓中的一万多具尸体，是“犹太—布尔什维克兽行”的典型例证。那么，德国人是怎样发现这些被害者的呢？下面这两份材料对回答这一问题可能会有帮助。
第一份材料是1943年春由刑事学家和病理学家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在考察了卡廷森林坟墓后写出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于是当时在纳粹当局组织下完成的，因此它的可信性一度受到了怀疑。但是其中的一些技术性分析就是在今天看来也很有意思。
卡廷森林：调查书
国际科学家委员会对卡廷万人坑研究而作出的报告，其主要内容如下：1943年4月28日到4月30日，一个由欧洲大学的法医学主要代表以及其他一些杰出的大学医学教授组成的委员会对卡廷森林波兰军官的集体坟墓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科学调查。这些集体坟墓的发现，最近引起了德国官方的注意，促使德国卫生部长康蒂博士从欧洲不同国家邀请一批专家到卡廷现场观察，以便有助于澄清这一特别事件。委员会中的成员们亲自听取了几个苏联当地目击者的证言，他们和别人一起都肯定地说，在1940年3、4月间，几乎每天都有大量的波兰军官通过铁路运到卡廷附近的格涅兹多沃车站。波兰军官在那里下了车，然后被运送犯人的卡车运到卡廷森林，从此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们；委员会进一步考察了现场发现和由此推断出的事实，并调查了现场物证。据说，到1943年4月30日，982具尸体被发掘出来，其中大约70%的尸体已被辨别出身份。而在其他尸体上找到的文件只有在经过仔细地初步处理以后才能用来鉴定身份。在委员会到来之前，发掘出的尸体已全都被检查过，而且有大量的尸体被鲍茨教授波兰布雷斯劳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和他的助手解剖过。到目前已有7个集体坟墓被打开，其中最大的一个估计有2000具波兰军官的尸体。委员会成员亲自解剖了9具尸体，提出大量的特别选择的尸体进行检验。已证实目前发掘的尸体都是头部中弹而死。在所有案件中，子弹都进入后颈。大多数情况下，尸体只中了一发子弹，很少有尸体中两发子弹，只有一具尸体后颈中了三发子弹。所有子弹都是从口径不超过8毫米的手枪中射出的。根据弹着点人们作出这样的假设，即射出的子弹都是枪口紧压着后颈射入或在最近的范围内打的。伤口出人意料的有规律……使人们假设，射击是出自有经验的人之手。大量尸体的手被同样的方法绑着，并且在一些尸体的身体和衣服上发现了四棱刺刀的伤痕。捆绑的方法和在此之前在卡廷森林发现的苏联公民尸体类似。一颗跳弹在打死了一个军官之后，又穿入坑内已死的尸体中，证实了下面的假设——射击明显是在壕沟中进行的，以免去把尸体运进坟墓的麻烦。集体坟墓位于森林中新开垦的土地上，坟墓被彻底平整并种上了小松树。集体坟墓是在高低不平的地方挖掘的，上层多是沙子，而在最低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地下水。尸体毫无例外地面朝下，肩并肩地紧紧靠着，一层叠着一层。坟墓四周的尸体明显排放得很整齐，而中间的尸体则比较混乱。根据委员会的一致意见，发掘出的尸体的制服，尤其是纽扣、军衔标志、装饰物、靴子的式样等等，毫无疑问是波兰的。他们穿着冬天的衣服，经常能发现毛皮大衣、皮革外套、针织背心和典型的波兰军官的帽子。只有少数几具尸体是其他阶层的人物，有一具尸体是一个牧师。在检测衣服的同时也检测了饰物。尸体上没有发现手表或戒指，尽管从几本日记记载的确切日期和时间来看，主人把这些饰物保留到最后几天甚至最后几小时。在尸体上发现的文件——日记、信件、报纸——的时间范围是1939年秋天到1940年3、4月间。迄今为止，可以确定的最近的时间是一份苏联报纸上的1940年4月22日的日期。由于尸体在坟墓中位置不同而且彼此并排，它们腐烂的程度也不一样。根据奥尔索斯教授布达佩斯大学法医学和犯罪学教授。的经验，检查尸体头盖骨发生的变化对于确定死亡时间十分重要。这些变化包括已经腐化的头盖骨表层石灰质外壳的不同层面。这样的变化在埋葬时间少于三年的尸体上是观察不到的。但是这种变化在第526号尸体的头盖骨上却被明显地观察到了。这具尸体是在一个大坟墓的表层发现的。
第二份材料是英国驻波兰流亡政府大使欧文?奥马雷在与部分从苏联来的波兰人交谈后，写给英国外交大臣安?艾登的报告。奥马雷列举了一些波兰人对卡廷事件的看法——当然这些看法都对苏联不利，然后，他写道：
斯摩棱斯克离发现坟墓的地方20公里。它有两个火车站，在城里及其附近，从莫斯科通向华沙和从里加通向奥廖尔的两条铁路干线在此交叉而过。在斯摩棱斯克西面约15公里处是不起眼的格涅兹多沃车站，离格涅兹多沃只有几公里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所谓的“羊山”。这个小山所在的卡廷地区覆盖着荒废的原始森林。森林以针叶树木为主，但是在松树之间也点缀着阔叶木和灌木丛。四月份这个地方进入春季，五月初树木变绿。但是1939~1940年的冬天是历史上最寒冷的。当4月8日来自科泽利斯克的第一批人到达时，那里有一些地方还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当然，从车站到羊山的崎岖路上泥泞不堪。在格涅兹多沃，来自科泽利斯克、旧别尔斯克和奥斯塔什科夫的火车把它们的乘客卸在四面是铁丝网的监狱里，周围布满了苏联士兵。这里为接受他们所做的准备肯定使大多数波兰军官感到不安。一些人肯定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还能记起1919年卡廷森林曾被布尔什维克用作屠杀许多俄国军官的便利场所。一个名叫詹姆斯?拉斯科夫斯基的现居伦敦的波兰人告诉我，那时他11岁，每天晚上都要听一个名叫阿法纳西耶夫的刽子手讲他白天所干的工作。这个人住在他妈妈的房子里。他说，犯人们从监狱中被带到卡车上，沿着山村公路来到羊山，而且当他们从卡车上下来的时候，双手一定是被缚的。沮丧变成了绝望。看起来如果一个人挣扎，刽子手就会把他的衣服掀起来蒙上他的头，系在他的脖子上，并把他带到万人坑的边缘。在许多情况下，被发现的尸体就这样蒙着头，蒙头的衣服在头盖骨的地方被子弹打穿。那些宁静地走向死亡的人一定看到了这恐怖的一幕。他们的同志躺在宽阔的深沟里。在坑的四周，他们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头对着脚排得整整齐齐，坟墓的中间却显得较为混乱。刽子手们踩着横七竖八的尸体，像牲畜围栏里的屠夫一样在血泊中践踏，拖拉着死尸。当所有这些已经干完，最后一颗子弹击穿了最后一个活着的波兰人的头颅之后，屠夫们——也许从小就受过这种训练——把他们的双手用于最清白的工作：平整土块并在屠宰场的上面种上针叶树。当然，移植小树在这一季节已经是相当晚了，但还不算太晚，因为三年以后，当波兰代表参观此地时，树叶刚开始干枯。
气候和针叶树有其自己的重要性。斯摩棱斯克的气候说明了这个事实：即尽管德国人在1942年秋天已经风闻有集体坟墓的存在，但仅仅到了1943年4月他们才向世界公布了他们挖出来的东西。解释应该是这样的：不是德国宣传家为宣布他们的发现选择了一个政治时机，而是斯摩棱斯克的冬天把泥土冻得如此坚硬，以至于如果没有炸药或其他类似的有可能破坏尸体使之无法辨认的强力工具，挖掘是不可能进行的。1942~1943年的冬天格外暖和，德国政府可能在泥土一变得足够松软的时候就开始工作。那些小松树也值得格外注意。首先，它们是推定苏联人有罪的证明。因为考虑到1941年7月德军是在出人意料的胜利中占领斯摩棱斯克的，如果波兰军官是德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杀害的，德国人不可能还会费心用小树来掩盖受害者的坟墓。其次，一个称职的植物学家只要检验一棵小树就会弄清这些树是1940年5月还是1941年7月以后的某个时候种的。也许这个对苏联人是否诚实的检验应该立刻开始。这两份材料均出自Paul Preston and Michael Partridge，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Reports and Papers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 Part Ⅲ From 1940 through 1945 Europe Volume 5 Central Europe April 1943-March 1944，Cambridge：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1998，pp109-110、105-106。
把两份材料和前面苏联档案里的材料进行对照，会发现它们给我们描述了一个“卡廷事件”的基本轮廓。尽管其中的某些具体细节不完全相同，但从内务人民委员部执行处决波兰战俘和囚徒的命令，到被害者的尸体被德国人发现，这条线索现在更清楚了。在1943年春，这些事实真相没有也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大白于天下。人们还只能就此进行猜测和推断，但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影响却立即显现出来了。
五、放弃“世界革命”
放弃“世界革命”：斯大林与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1、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518~523页
斯大林解散共产国际的双重考虑
在希特勒启动巴巴罗莎计划的第二天，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紧急召见了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据季米特洛夫的观察，与以往人们的传言不同，斯大林表现出“惊人的平静、坚定和信心”。谈到共产国际的工作，斯大林指出，各国党应就地开展保卫苏联的运动，而不要提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目前，共产国际不应公开出面。季米特洛夫按照这个精神向各国党发出指示，要求动员全部力量保卫苏联。书记处还决定“立即调整共产国际机关的所有工作，竭尽全力帮助联共（布）和苏维埃各级机关”。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5-236；РЦХИДНИ，ф495，оп18，д1335，л1-3，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91-92.
6月24~26日，共产国际电示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严厉批评把苏德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的战争”的错误认识，强调指出：苏联进行的是卫国战争，而“并不想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强加给任何人”；关于世界革命的说法只会“妨碍所有反希特勒力量的国际团结”；英共必须放弃一切对丘吉尔政府的攻击，而法共则应该与戴高乐抵抗力量合作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6-237；РЦХИДИН，Ф.495，оп18，д1335，л16，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10-102.。
7月初，共产国际再次提出了在各被占领国家建立民族统一阵线的问题，而且强调“共产党人在民族阵线中不要提领导权的问题”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38-239.。
显然，一切有关革命的提法都与共产国际的基本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却同战时与西方结成联盟的政策背道而驰，并且随着战事发展，越发显得不协调。日本偷袭珍珠港后美国的参战，更加推动了盟国之间的合作关系。于是，对那些实力日渐强大而使本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共产党，共产国际也更加发挥了约束作用。对于中国，1941年底共产国际确定的任务是：“促成和调解中共和蒋介石之间的相互关系，确保中国军队能够对日本人发动大反攻。”1942年6月6日，季米特洛夫指示毛泽东，面对国民党的挑拨，中共应以“宽容的胸怀”，“作出应有的让步”，还指责周恩来在重庆与反蒋力量秘密接触的做法。后来，共产国际又多次建议中共领导人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以解决合作问题，应当接受蒋介石的领导以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9-170、233-234；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
对于各国共产党借助民族解放战争实现革命转变的意图，共产国际予以坚决制止。季米特洛夫在1942年8月8日给南共领导人铁托和卡德尔的电文中指出：“你们领导的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者力量的民族解放战争，而不是无产阶级斗争，这一点应该牢记”；在1943年2月6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指出，在中国成立的日本共产党同盟“不应只是日本共产党的组织，而应是日本反法西斯人士的组织”，其纲领提出的“在日本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是根本错误的；在3月2日给波兰共产党的电报中强调，他们的目的应当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权，而不是工人和农民的政权”。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还对一系列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下达了类似的指示。
Шириня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с58；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316-317；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57-358.
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是共产国际最困难的时期，在对各国共产党的方针表示不满的同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本身也处于涣散和萎靡不振的状态。1941年10月，由于战火蔓延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机关被迫迁移到乌法，而季米特洛夫则与苏联政府一同转到古比雪夫。季米特洛夫不仅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人员精简至150人，还建议“没有必要公开强调共产国际”，一切工作和公开活动“表面上都应以其他名义（如国际问题研究学院）来进行”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259-260；РЦХИДИН，ф495，оп73，д112，л24，Коминтерн и вторая мировая война，ЧастьⅡ，с164-167；Адибеков，Коминтерн после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оспуска，с28.。
此时斯大林忙于战事，已经顾不上共产国际了。在乌法的工作人员也是情绪低落，无所事事。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马努伊尔斯基1942年秋在一份《关于书记处工作》的报告中写道：共产国际书记处不再召###议，日常工作无人负责；哥特瓦尔德整日喝酒，多列士非常自负，伊巴露丽?多洛雷斯经常拖延文件的办理；机关工作人员纪律松懈，往往自行其是，经常出现不服从上级指挥的情形；不少意大利人对工作敷衍了事，经常有无知和不礼貌的举动，等等РЦХИДНИ，ф495，оп10а，д433，л1-3，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0.。
看来共产国际确实已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甚至西方盟国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1942年底，罗斯福派人到苏联驻美使馆，明确建议莫斯科解散共产国际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Записки нежелательного свидетеля，Москва: Гея，1996，с255.。
而最后促使斯大林下决心解散共产国际的，正是出于莫斯科对战时同盟关系可能破裂的担心，以及对战后同盟关系得以继续的期盼。这表现在战后世界安排和开辟第二战场两个问题上。
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英勇抵抗逐步赢得了西方人的同情和支持，而丘吉尔这位当年呐喊着要通过武装干涉消灭布尔什维克的著名###高手，则率先表现出“不计前嫌”的政治家风度。然而，随着战事不断向着有利于同盟国的方向发展，苏联与西方国家（首先是英国）之间的矛盾却不断暴露出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双方在战后世界安排方面出现的分歧。尽管苏联声明接受《大西洋宪章》的条款，并保证给予各民族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权力威廉?哈代?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第69页。，
但该文件签署时没有事先征求莫斯科意见的做法，无疑是对斯大林的刺激。于是，在1942年1月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方案的同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则讨论了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决定成立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为首的“外交材料准备委员会”，研究有关战后世界政治和经济安排的种种问题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3，оп63，д237，л1-3、4-8；《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665～667、668～671页。另参见Данилов АА,ПыжиковАВ Рождение Сверхдержавы СССР в первые послевоенные год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1，с15-16。
不过，在一些直接涉及苏联安全利益的关键问题上，斯大林此前已经有所考虑。早在1941年12月红军第一次转入反攻之后，斯大林便向来访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阐述了战后在欧洲重构边界，与英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计划。苏联不仅要求恢复苏德战争前的边界，而且希望以寇松线为界得到波兰东部的领土（以德国领土为其补偿），把芬兰和罗马尼亚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同时承认把比利时、荷兰，可能还有挪威和丹麦划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对于苏联在战后干涉、控制东欧和巴尔干事务的明显意图，艾登始终坚持毫不退让的立场，认为这一切需要等待和平条约的签订。
Наринский ММ Европа：проблемы границ и сфер влияния，1939-1947//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5，№1，с85-86.
在1942年5月莫洛托夫访问伦敦期间，英国的态度仍然十分强硬。经过艰苦的谈判，斯大林不得不同意在双方的同盟条约中删去苏联关于战后领土要求的条款，而得到的回报是在条约中写明英国将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尽管莫洛托夫和迈斯基认为英国的条约“是空洞的宣言”，苏联不能接受，但斯大林在5月24日的回电中指出，“它是重要的文件”，至于涉及苏联安全的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可等待将来“以武力解决”。详见Ржешевский О.А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Встречи，Беседы，Дискуссии，Дакументы，комментарии（1941-1945），Москва：Наука，2004，с153-157；Визит ВМ Молотова в Лондон в мае 1942 г. 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У. Черчиллем，А Иденом и переписк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1，c164-189。
希特勒进攻苏联不到一个月，斯大林便提出了要求英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这不仅是与苏联存亡攸关的问题，也是苏联与西方实现军事同盟的重要标志。主要是出于军事方面的考虑，丘吉尔对苏联的要求一直采取拖延和逃避的态度，直到美国参战，情况才有了转机。在美国人的推动甚至逼迫下，1942年4月英国接受了准备于1943年在法国海岸发动一次主要攻势的计划。
于是在5月英苏同盟条约谈判中，英国承诺将开辟第二战场。然而，两个月后英军在北非战场的惨败，使丘吉尔完全打消了在欧洲对德国发动进攻的念头，甚至美国军人也开始考虑把军事力量调往太平洋战场。在罗斯福的坚持下，8月美英军事领导人决定发动对北非的进攻，以替代在欧洲登陆的计划。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273～274、278～279、297～306页。斯大林对此似乎并不满意，10月5日，斯大林通过答美联社记者问的方式告知天下，在苏联对当前局势的评价中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占据首要地位”，并要求“盟友要不折不扣地、及时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332.。
从进攻北非的“火炬”行动开始，中经1943年2月苏军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再到英美联军在阿拉曼战役中迫使北非德意军队于5月13日全线投降，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战局的好转有助于盟军的进一步合作。2月9日丘吉尔通告斯大林，盟军准备在8月或9月开始横渡海峡的战役，但具体何时进攻还要看德军的防御情况。16日斯大林回电说：“目前的局势要求把这个期限大大地缩短”，并提出“最好是在春季或初夏，这是很重要的”。3月11日丘吉尔勉强答复，如果敌人得以削弱，那么可以在8月前发动横渡海峡的战役。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潘益柯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89～90、91、98～99页。参见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4～427页。
为了协商与苏联的战略协作问题，丘吉尔应罗斯福邀请前往华盛顿。在5月6日的通信中罗斯福向斯大林通报了这一情况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斯大林同罗斯福和杜鲁门的通信》，宗伊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第63页。参见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
在得到这个消息后，斯大林显然需要作出某种友好的姿态，以促进第二战场的及早开辟和盟国之间的更大合作。
正值此时，苏波关系因卡廷森林事件引发的危机，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在安抚英美方面采取必要的措施。1943年4月德国人宣布在波兰的卡廷发现了一处万人冢，葬有数千具遭俄国人屠杀的波兰军官的尸体。在伦敦的波兰人要求国际红十字会对此进行调查，莫斯科则立即指责流亡英国的波兰政府与法西斯德国勾结，使得本来已经紧张的苏波关系陡然进入危机状态。丘吉尔得到斯大林的通知后，一方面表示不赞成波兰人的做法，并愿意说服他们放弃调查的主张，一方面劝告苏联不要与波兰断绝关系，更不要公布这一决定。但是在英国还未及采取行动时，苏联已经宣布与波兰决裂。这使丘吉尔愤怒不已，他在4月30日给斯大林的密信中表示对此非常失望，并借戈培尔散布的言论暗示，莫斯科如此急促地采取断然措施，是企图在苏联组建一个自己控制的波兰政府。斯大林5月4日的回信虽然口气很硬，但实际上表示出一种和解的态度。斯大林信誓旦旦地保证苏联没有另外组建波兰政府的打算，并表示只是对西科尔斯基政府不信任，如果政府改组，苏波关系是有回旋余地的。苏联外交部编《1940~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一卷《斯大林同丘吉尔和艾德礼的通信》，第117～128页；麦克尼尔：《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第428～429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5-86.
这次危机所涉及的实质上还是战后安排的问题。或许可以说，对于波兰问题的处理是战后苏联周边国家安排中最重要的一环斯大林后来与丘吉尔争论时说，波兰对英国只是荣誉问题，对苏联则是国家安全问题。Ржеше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ерчилль，с499-505；《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会议记录摘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140页。。
西方盟国在这次危机中的克制态度显然使斯大林受到鼓舞，他完全有理由相信，苏联如果作出令人注目的和解姿态，就能够赢得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
无论如何，到1943年5月初，为了促使英美军队尽快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并接受莫斯科关于战后安排的重要构想，斯大林必须作出能够让西方盟国感到放心的明显举动1943年5月9日塔斯社发布一则公报，宣布苏联已批准成立一个以波兰爱国者科希丘什科（Костюшко）命名的波兰师，并将开往前线与苏军并肩作战［阿?托因比、维?托因比合编《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欧洲的重组》，劳景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第240～241页；Лебедева，Наринский Роспуск Коминтерна，с86］。这又是一个容易引起西方猜疑的举动。。
这个举动就是解散共产国际。
六、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
摇摆于国共之间：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1945~1946）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战后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的关系，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苏联史研究中令人关注的问题。中国学者起步较早，1992年出版的牛军和杨奎松的两部重要专著，都较多涉及这个问题，其史料特点是使用了大量当时难得一见的中共中央文电。牛军：《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接着，挪威学者文安立出版了英文专著，更集中地讨论了美苏冷战与中国内战起源的关系。Odd Arne Westad，Cold War and Revolution：SovietAmerican Rivalry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Civil Wa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 中译本见文安立《冷战与革命——苏美冲突与中国内战的起源》，陈之宏、陈兼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此后，各国学者又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问世。比较重要的有Sheng Michael，Battling Western Imperialism：Mao，Stalin，and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香港，天地图书出版公司，1998；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1937-1952，Москва：（转下页注）
本文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
（接上页注③）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99（中译本见列多夫斯基《斯大林与中国》，陈春华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最近的研究成果见金冲及《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北京，三联书店，2002；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张振江《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起源（1944~1946）》，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其一，出现了新的档案文献。2000年俄国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的第4卷第2册，收集的是1945年的档案；2005年又出版了第5卷的两册，收集的是1946年至1950年年初的档案。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
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Ⅳ，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37-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А,Мясников ВС（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ⅩⅩ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ом. Ⅴ，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1946-февраль 1950，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就中国档案而言，最有价值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彭真年谱》，其中使用了大量以前未曾披露的中共中央与东北局、重庆代表团之间的往来文电。《彭真年谱（1902~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这些有关中国内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十分重要，对于这段中国历史，特别是苏联与中国内战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应该说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最后的结论如何，研究者都有必要依据这些新的档案文献，对过去讨论的问题重新予以审视。有些中国研究者对俄国档案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这从1996年对于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米高扬秘密出使中国（1949年1~2月）》一文（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5，№2、№3，中译文见《国外中###史动态》1995年第5期，《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1996年第1、3期）的“围攻”便可感觉到。该文引用了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的关于这次使命的报告全文，以及报告所附的详细引文。由于米高扬的结论及其所附文件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以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有不少中国研究者撰文（至少四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国档案的真实性。直到2000年俄国发表了米高扬所附档案的全文（Ледовский А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дуна с И.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6），这场争论才算了结。这件事给人的启示在于：研究者不应因档案内容不符合自己的观点就轻易否定档案的真实性；档案本身固然不是历史，但往往是解开历史谜团的钥匙。
其二，需要观察问题的新视角。以往的研究多是把中国历史作为主线，重点在于论述中共对革命和内战的考虑及其战略、策略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但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即作为国际背景的苏联对外政策及冷战格局的变化。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不是孤立的。战后初期和内战初起，中共的战略和策略受制于苏联的外交方针和美苏关系的现状；内战后期，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国内局势的变化则反过来引起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进而影响到整个冷战格局的改变。这些现象说明，苏联的战后对外政策及冷战战略和策略与中国的革命和内战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研究者需要考虑：在冷战缘起的过程中，苏联对外战略的构想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些变化如何影响了其对中国内战的方针；把中国内战的起源和结果作为一个案例，如何解读苏联对冷战的战略构想及其变化。着重考察苏联对华政策的研究成果不多，可见张盛发《从消极冷漠到积极支持——论1945~1949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立场和态度》，《世界历史》1999年第6期；薛衔天、刘成元《苏联与东北革命根据地》，提交“中俄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学术讨论会论文，哈尔滨，2003年8月。
本文主要考察战后初期苏联对外政策与中国内战起源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中国是一个与苏联接壤却无法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大国。在战争期间（特别是1941年以后），盟国对中国的支持和援助主要来自美国，也是罗斯福在开罗给蒋介石戴上了一顶“四强首脑”之一的桂冠，因此，战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中国又是苏联最大的邻国，两国边境线长达数千公里，因而构成对苏联东部安全的潜在威胁。为了建立东方安全带，斯大林以参加对日战争为诱饵，说服美国与其共同迫使中国签署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从而达到了把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以及在中国东北地区享有独占权益的战略目标。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论述见《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目标和结果》，《历史研究》1994年第5期。另参见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有关章节。
为实现这个战略构想，战后初期苏联对华方针的重要内容，同其他共产党活跃的欧洲国家一样，也是推行“联合政府”政策。笔者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论述，见《斯大林的“联合政府”政策及其结局（1945~1947）》，《俄罗斯研究》2007年第5期，第71～77页；第6期，第77～85页。
1945年6月，第11~12期《布尔什维克》杂志发表的一篇评论员文章称：战后中国必须有一个“由战时所有民主党派、团体和组织所加强的国家民主阵线；只有这样……中国才能成为一支强大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力量”。转引自Chares Mclane，Soviet Policy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1931-1946，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58，p182。
这个公开发表的言论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多次与美国人谈话时表达的立场，也就是他在战后提倡的“联合政府”政策。在4~5月间两次与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谈话中，斯大林称蒋介石是“无私的”，是“爱国者”，但应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斯大林还表示，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苏联从来没有，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同美国一样，莫斯科也希望看到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民主和统一的中国。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FRUS），1945，Vol7，Washington DC：GPO，1969，pp338-340；彼得罗夫与赫尔利的谈话备忘录，1945年5月10日，АВПРФ（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ф0100，оп33，д14，п244，л120-125，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7-40。
显然，斯大林认为在中国出现的应该是以资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与此不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中共的一般纲领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即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推翻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对此，莫斯科是十分了解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第1004～1006页；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的信，1945年2月3日，АВПРФ，ф0100，оп35，д11，п237，л34-38；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的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10-14、68-71。
然而，中共当时似乎并不清楚斯大林的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最后报告中指出，“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因为“没有国际援助”，就要“学会自力更生”。不过，从意识形态的角度，中共相信“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一定要来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91～393页。关于苏联的援助，毛泽东在1945年8月13日讲话中称：在抗战期间，“解放区的人民和军队”，“毫无外援”（《毛泽东选集》，第1070页）。但据季米特洛夫的日记，通过共产国际，苏联在1938年2月、1940年2月和1941年7月分三次向中共提供了180万美元的直接援助。见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9 март 1933-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с137、190、238-239。
所以，尽管早在6月就听说了有关中苏条约的内容，但中共不相信莫斯科会“承认蒋介石是中国唯一的领袖”。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备忘录，1945年6月29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д14，п244，л99-10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68-71。
对于延安来说，苏联出兵东北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更使毛泽东惊喜的是日本突然宣布无条件投降，这似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与蒋家王朝争夺天下的天赐良机。毛泽东一度认为，通过武力的较量立即实现中共的主张可能是最佳选择。8月9日苏联兵分三路进入东北，中共中央立刻意识到这有可能导致日本投降，第二天便指示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在此历史突变之时，应立即布置动员一切力量，向敌、伪进行广泛的进攻，迅速扩大解放区，壮大我军，并须准备于日本投降时，我们能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以正规部队占领大城及要道，以游击队民兵占小城。”同时要求华中局即日派部队夺取南京、上海、武汉、徐州、芜湖、信阳等大城市和要道，沿津浦、沪宁、沪杭线各中小城镇则由地方部队动员民兵占领，同时宣布江苏、安徽、浙江、湖北省主席和上海、南京市长人选名单。中央还指出：“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11日，延安总部命令八路军华北、西北部队向热河、察哈尔、辽宁、吉林等地进发。12日，中共又调整了华中部署：在江南不再占领各大城市，只夺取广大乡村及县城，“准备内战战场”，若内战胜利，就原地继续扩展，若内战失利，则转入闽浙赣，创造新局面，但决不退回江北；江北力量则全力“占领津浦路及长江以北、津浦以东、淮河以北一切城市”，并“配合八路军占领陇海路”。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15、213～214、234～235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第613页。
显然，中共的战略是利用苏联出兵和日本投降造成的权力真空，控制广大的原日伪占领区，准备夺取中国的半壁河山。
此时，远在大后方的蒋介石面对突变的形势，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作为缓兵之计，就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当天，即8月14日，他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但周恩来一眼便看出，蒋介石“请毛往渝全系欺骗”。20日蒋再次来电催促，中共仍不为所动，继续抓紧进行部署。毛泽东一方面命令晋绥和晋察冀部队配合苏军“夺取张家口、平津、保定、石家庄、沧州、唐山、山海关、锦州、朝阳、承德、沽源、大同”，一方面针对华中局打算在上海发动武装起义的报告答复说：你们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望坚决彻底执行此方针，并派我军有力部队入城援助。其他城市如有起义条件，照此办理。”毛泽东给程耿贺林的指示，1945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8～9页。
就在中共积极部署，准备夺取华东、华北、西北、东北大部分地方政权的关键时刻，10月20或21日，莫斯科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指出：中国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就有被毁灭的危险，毛泽东应赴重庆进行和谈。关于莫斯科的这封电报，首先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的，内容如上述（《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86页）。据胡乔木回忆，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会议上周恩来说，电报已经不存在了，可能烧了，时间是22日或23日，内容同前。刘少奇在会上又补充了一句：他们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路线，要重新考虑我们的路线（刘中海、郑惠、程中原编《回忆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第401页）。有关这个问题的俄国档案目前尚未解密，但季米特洛夫的日记证明，确有这样一封电报。根据日记，8月18日季米特洛夫与卸任不久的驻华大使潘友新共同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意思是“因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建议中国共产党人改变对蒋介石政府的路线”。第二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这个电文（Димиитров Дневник，с493）。至于收到电报的日期，《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页）注明为“22日前后”。考虑到该电报应在19日以后发出，而中共的战略方针20日如故，21日开始改变（见后），故笔者断定中共收到电报的时间应该在20～21日之间。另外，按照师哲的回忆，斯大林先后发来两封电报（师哲回忆、李海文整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第308页），此事目前尚无法查证。
在斯大林看来，中共拒不和谈而坚持武装夺权的方针，必将导致远东局势的紧张。斯大林既不相信中共的军事实力，也不了解中共的最终目标，但他知道一点：无论中国内战结局如何，都会破坏业已签订且为莫斯科得意的中苏同盟条约及苏美共同构建的雅尔塔体系，从而给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中共必须像西欧各国共产党一样，在蒋介石领导的“联合政府”的框架内寻求和平与稳定。
对于来自莫斯科的“国际援助”，中共固然没有抱多大希望，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斯大林会下一道“不许革命”的禁令，这不啻向毛泽东头上泼了一盆冷水，中共不得不改弦更张。21日，中共中央致电华中局，取消上海起义计划。2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指示：“苏联为中、苏条约所限制及为维持远东和平，不可能援助我们。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只能将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此种形势下，我军应改变方针，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要道，使敌伪向大城要道集中，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小城及广大乡村，扩大并巩固解放区，发动群众斗争，并注意组训军队，准备应付新局面，作持久打算。”同时，总体战略也只能由选择“革命”方式转向选择和谈方式：“我党在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下准备和国民党谈判，争取有利于我党及人民的条件。”《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9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3～244页。
至于苏军管制下的东北，中共还是寄予很大希望，仍坚持“迅速争取东北”，只因不明苏联的立场，所以决定先派干部去那里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政权和地方武装，是否派军队占领，还要视情况而定。同日，毛泽东给蒋回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晋谒。”23日蒋介石第三封电报再邀，毛泽东次日答复，周恩来先去，他本人“准备随即赴渝”。金冲及主编《刘少奇传》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519页；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758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年）》下卷，第12页。
战略方针出现如此急转弯，是需要给全党和全军一个交代的，原因当然主要是苏联表明了态度。斯大林在1945年12月与蒋经国会谈时提到，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代表应当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有这样一个建议，这在他们中间引起了很大混乱”；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АМ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сына Чан Кайши в Москву，декабрь 1945-январь 1946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1。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枣园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毛在分析了战后进入和平阶段的两种情况（可以占领或无法占领大城市）后指出，由于得不到苏联的帮助，“没有外援不能克敌”，“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至于苏联为什么不能帮助中共，毛泽东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解释说，美苏需要实现国际和平，“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毛还对比了希腊和中国的情况：苏联没有援助希腊，是因希腊为英国所必争，而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如果中共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必然进行干涉。显然，毛泽东已经看出，中国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并断定苏联进军中国的区域大概会限定在东北三省。所以，中共在关内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不会得到苏联的援助。于是，出路只有一条：“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而在中国，联合政府的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目前“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将来再“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看来，中共是不得不走这条“弯路”了。以上引言见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发言，1945年8月23日；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第13页。
第二天毛泽东发出的一个指示当是对上述讲话的注释：“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和平建设阶段开始”；“我党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大城市进行和平、民主、团结的工作，争取我党的地位，不取军事占领政策”；“力争占领小城市及乡村”；“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45～246页。
8月25日，中共又接到美军中国战区司令官魏德迈的邀请电，遂开会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去重庆谈判。在第二天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讲述了中共参加重庆谈判的原则和方针。既然谈判，就需做出让步，中共的原则是“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达到妥协。让步的限度：“第一批地区是广东至河南的根据地，第二批是江南的根据地，第三批是江北的根据地。”但是，在陇海路以北直到外蒙古的地区，“一定要我们占优势”，“东北我们也要占优势”。毛说，如果不答应这些条件，就不签字，并“准备坐班房”。“随便缴枪”是绝对不行的，延安也不会“轻易搬家”。《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15～616页；《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3、15～17页。
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虽然讲的是走法国式的道路——这是对斯大林路线的准确理解，恐怕也是说给斯大林听的，但实际准备实行的谈判方针及其所确定的目标与斯大林的设想有重大区别：第一，斯大林主张的是共产党进入由资产阶级政党掌权的政府，而毛泽东设想的“联合政府”却是要与国民党平分天下，至少来个武装割据。第二，斯大林要求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而毛泽东却坚持无论如何不能放下枪杆子的原则。第三，斯大林设想的“联合政府”是长久之计，而毛泽东却把和平谈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总之，迫于形势，毛泽东不得不委曲求全，亲赴重庆与夙敌蒋介石谈判，而内心却十分明白，莫斯科的“联合政府”实属一厢情愿，最后解决问题还要靠武装斗争。
在重庆谈判过程中，莫斯科对国共和谈的结果以及中共的实际立场已经逐步有所了解，但除了坚持建立统一政府的原则外，并没有再发表具体意见。关于重庆谈判的详细过程和国共双方的主张，中国学者已有深入研究，最值得参考的成果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抗战前后国共谈判实录》第八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章百家《对重庆谈判一些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5期。本文则重点考察苏联对重庆谈判的态度。
8月30日，在重庆的苏联大使彼得罗夫报告说，周恩来在与他会谈时表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但“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会做出过多的让步”，其主张的实际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被消灭的结局”。周恩来强调，中共历来一直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如何“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干部和群众都没有准备好。因此，需要莫斯科提供情报和意见。彼得罗夫的回答是：“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措施”。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8月10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4，д244，л205-20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14-216。
9月6日，美国大使赫尔利告诉彼得罗夫，在谈判中，“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声称，英国人支持在中国“分而治之”，而斯大林则告诉哈里曼，“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一再建议苏联和美国共同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彼得罗夫对此没有响应。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12，д244，л218-21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29-230。
同一天，毛泽东也拜访了苏联大使。毛泽东介绍说，谈判表明，蒋介石极力要“继续实行###”，并用武力封锁共产党的地区和军队。所以，“联合政府”已经谈不上了，他们只同意让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代表加入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对于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5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最后，毛泽东表示中共的让步是有限度的。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一再追问，苏联对此持有什么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彼得罗夫只是一味强调：“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第二天，彼得罗夫又向东北特派员蒋经国表示了同样的看法。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6日；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备忘录，1945年9月7日。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220-240、226-229，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30-233、233-235。
10月10日，就在谈判协定签字的当天，毛泽东再次拜会苏联大使。毛说，将要发表的联合公报表明中共取得了胜利，是将来“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但他又强调，“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他会继续进行###的军事准备”。因此，“中共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作应战的准备”。毛接着说，“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没有问题，中共唯一担心的是美国会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并问苏联人，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中共没有明说的愿望当然是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几天前周恩来就提出了同样问题，当时彼得罗夫未置可否，现在面对毛泽东的提问，彼得罗夫的答复也只是：“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与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10日；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备忘录，1945年10月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39-44、120-123，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存，2004，第851～856、840～843页。
目前尚未发现有关重庆谈判更多的俄国档案，不过，苏联使馆的态度应该说是反映了莫斯科的立场。显然，斯大林此时坚持的原则仍然是建立以国民党为主的统一的联合政府，为此，在中国必须避免内战。不过，彼得罗夫作为外交官的谨慎表态也说明，斯大林并不想强迫中共接受某种具体做法，他要为自己的实际行动留下充分的回旋余地。毕竟，提出“联合政府”政策只是一种手段，就其目的而言，有一点莫斯科与延安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必须保证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对于苏联来说，还有一个控制外蒙古的问题，不过中共暂时还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二斯大林左右逢源与中共独占东北的决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当然不仅仅是为了消灭日本关东军，其主要目的是为了使东北地区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和东方安全屏障。作为签署中苏条约的对应条件，斯大林已经向美国人和蒋介石许诺，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政府，而苏军则在3个月内撤离中国，希望以此换取中国政府的对苏友好立场。但是，无论是从意识形态出发，还是着眼于地缘政治，斯大林对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既不放心，也不信任。早在1944年1月10日，副外交人民委员迈斯基向莫洛托夫提交的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报告中就指出，战后亚洲的危险来自“美国和中国结成一个矛头指向苏联的联盟”。АПРФ，ф3，оп63，д237，л52-93，中译文见《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16卷，第712～713页。
所以，苏联不能把对东北的控制完全寄托在已经公开表明的既定政策上，而要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莫斯科至少利用了以下三种途径。
首先，通过大量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东北地区营造对苏友好的氛围。在军事推进过程中，苏军军事委员会和政治部不断向中国居民发放各种宣传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仅远东第一方面军政治部就用中文印制了86种、总数超过470万份的传单。在东北作战的前4天当中，苏联散发和张贴的中朝文标语、传单和宣传画就有9000万份。此外，苏军还在当地出版报纸和定期刊物，吸收和培养大批通晓汉语、朝语、日语的宣传骨干。仅第一方面军总部在8月份就举办了大约200场报告会、座谈会，组织音乐会或戏剧、电影演出160场。АМОРФ（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馆），ф32，оп11312，д196，л140；ф32，оп11309，д248，л25，Ачкасов ВИ. гла. ред История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1939-1945，Том. 11，поражение милитариетской японии，Москва：ВИМО СССР，1980，c322。
其次，充分利用隶属远东方面军侦察处的原东北抗日联军的中国和朝鲜干部。40年代初，抗日联军在东北的大规模军事活动失败后，周保中、李兆麟、金日成等一批干部率残部陆续退往苏联，组建国际旅，继续坚持战斗。1942年7月，经共产国际批准，这支部队在苏军统制下组成第88独立步兵旅，并在远东哈巴洛夫斯克营地接受训练。对日作战准备阶段，该旅的任务是提供情报和向导。苏联出兵的第二天，旅长周保中部署该旅准备反攻，与八路军会师，解放东北，8月11日却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待命”。日本宣布投降后，周保中又致信苏联远东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建议由第88旅接管长春，并为建立东北民主政府和人民军作准备。如果接受这个设想，周要求苏军将该旅骨干力量交给中共中央或八路军安排。这个建议也遭到拒绝，华西列夫斯基下达了另一个指示：为了扩大苏联的影响，安排这些干部分散随苏军行动，协助占领当局开展政治和行政工作。9月6~9日，第88旅的中国干部受命分四批到东北各大城市苏军指挥部报到。10月，该部队建制被取消。详见Почтарев АН Из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коре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в 1920-1950-е годы//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9，№5，c141-143；赵素芬：《周保中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5，第473～475页；张一波、袁鲁毅：《“八?一五”前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李鸿义、王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历程》，《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128～172、173～188页；彭施鲁：《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中###史资料》总第56辑（1996年），第32～49页。
显然，斯大林一方面担心周保中的计划会破坏他对蒋介石的承诺，一方面需要把这支由中朝战士组成的部队留给自己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借助中共的力量来控制国民党行政当局对东北的接管进程和实际结果。应该说，前两个措施不过都是为了使苏军能在东北站住脚，并扩大苏联在那里的影响，而斯大林明白，苏联的军事力量迟早是要退出东北的。那么，到底把东北的直接控制权交到国共两党谁的手上，才能保证莫斯科的实际控制和势力范围，斯大林是有深远考虑的。就苏联对中国以及东北采取的政策而言，国民政府的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可算是一语中的：“苏联只要看见中国有联合政府，一切便好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南京市委员会编《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6～7页。
最初，斯大林在国共之间所采取的左右逢源的立场，与中共逐步确立的独占东北的战略确实有些不合拍，以致一度引起毛泽东的失望和不满。不过，国际局势的变化最终还是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由于得知东北的行政权将交给国民党，直到8月26日，中共中央还在犹豫是否派大部队去抢占东北。详见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的最初阶段》（以下简称《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不过如前所述，控制东北已是既定方针，需要考虑的只是方式。中共中央很快就想出了对策，8月29日中共中央在给北方各分局的指示中说：尽管受中苏条约限制，苏联“必不肯和我们作正式接洽或给我们以帮助”，但条约中也明白规定“所有中国籍人员，不论军民均归中国管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因此，“我党我军在东三省之各种活动，只要不直接影响苏联在外交条约上之义务，苏联将会采取放任的态度并寄予伟大之同情”。同时，“国民党在东三省与热、察又无基础”，且“派军队去尚有困难”，而“红军将于三个月内全部撤退，这样我党还有很好的机会争取东三省和热、察”。于是，中共中央要求“晋察冀和山东准备派到东三省的干部和部队，应迅速出发，部队可用东北军及义勇军等名义，只要红军不坚决反对，我们即可非正式的进入东三省。不要声张，不要在报上发表消息，进入东三省后开始亦不必坐火车进占大城市，可走小路，控制广大乡村和红军未曾驻扎之中小城市，建立我之地方政权及地方部队”。“热河、察哈尔两省不在中苏条约范围内，我必须完全控制，必须迅速派干部和部队到一切重要地区去工作，建立政权与地方武装”。对苏军只通报情况，既不要正式接洽，也不要请求帮助，总之不要使之为难。《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57～258页。
高岗在9月3日一封电报中也称：“对东北我党必须力争，中央已有充分准备及具体对策。”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5年）》，未刊，第83页。
中###队突然大量出现在东北，一时搞得苏军不知所措。中###队最初进入东北各地后的不同遭遇，说明了这种情况。冀热辽军区曾克林部进攻山海关时，不仅与苏军联合发出最后通牒，还得到苏军炮火支援，到达沈阳时却受到苏联驻军百般阻拦，被围困在火车上整整一天；进驻沈阳的中共先头部队从苏军转交的日本军火库中获取了大量武器装备，而徒手赶来的后续部队却吃了闭门羹，什么也没有得到；还有些进入东北的部队，不仅得不到急需的通讯器材和印刷设备，甚至还被苏军缴械，并禁止他们在苏军占领区活动；如此等等。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64～67页；曾克林：《山海关—沈阳—延安：忆我与苏军的关系》，《中俄关系问题》1990年第28期，第1～7页；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第201～202页；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46，л12-18、19-21、22-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792、806、811～812页。
造成这种局面的具体原因很复杂，有的显然是出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表现出对中国同志的支持，有的恐怕是由于对中共所属部队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误会，有的大概是基层指挥员不了解外交方针而擅自采取的行动，还有的肯定是占领当局受制于国际舆论而有意采取的回避态度。总的讲，问题的症结在于，对于莫斯科有意采取的模糊政策，苏联军人和中共领导人最初都没有搞清楚，而他们之间又缺乏沟通和联系。
于是，9月14日华西列夫斯基派代表飞到延安，传达莫斯科的要求，并与中共领导人进行协商。苏联代表在会谈中明确表示：苏军撤离中国前，国###队均不得进入东北，请朱德命令已进入沈阳、长春、大连等地的中共部队退出苏军占领地区；苏军不久即行撤退，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内部的问题由中国自行解决。而私下应允，已经进入东北的中###队，如果不用八路军名义，不公开与苏军接洽，苏军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提出希望中共派负责人前往东北，以便随时联系，协调行动。锦州、热河两省则可以完全交给中共接管。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情况及与苏军代表谈判问题的通报，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牛军《论中苏同盟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第183～184页；李运昌：《忆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中###史资料》总第15辑（1985年），第7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16日，苏蒙联军代表又转告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八路军主力火速北开”，接收其所占领之内蒙古及东北各地，“确保北面及内蒙地区，以便同外蒙苏联经常保持联系”，苏军可接济部分武器。万不得已时，中共部队可进入外蒙古，“但不可向南移”，“不要再让敌人隔断双方联系”。在重庆的苏联大使也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中共当前的战略重心，应当是集中兵力，“确保张家口、古北口、山海关之线，防蒋进攻”。中央给中共赴渝代表团的通报，1945年9月17日，转引自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07页；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第231页。
只派遣一名校级军官向中共领导人传话，表明莫斯科处事谨慎，仍要留有退路。彭真到沈阳后报告，苏军对银行、工厂、仓库一律派兵监守，不准搬用，对火车、汽车、汽油、广播电台也“绝对全部控制”，还要求中###队移至城外，均反映了这种情况。《彭真年谱》，第289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0～11页。
尽管如此，苏联的意图却很明显：表面上国###队都不得进入东北，但允许中###队卡住进入东北的咽喉要道，一旦苏军撤退，中共便可抢先占领东北。这样，苏联既没有破坏中苏条约，又能保证内蒙古、东北地区在自己掌控之中。机不可失，莫斯科的表态促使中共更加坚定了进军东北的决心。
经过14日下午和晚上的讨论，刘少奇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心把全国的战略重点放在东北，把原来准备南下的部队和干部转向挺进东北，并决定建立以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随前来延安的苏联军用飞机飞往沈阳，加强对东北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会议记录，1945年9月14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3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9页。
17日刘少奇向毛泽东报告：“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红军在东北现已开始撤退，据说在12月初将撤完，内蒙红军即将撤退，已三次要求我接防德王府、百灵庙一线。”为此，刘少奇提出“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278～279页。
18日他又建议紧急调重兵部署在热、察、冀东及东北沿海地区，阻止蒋军北进，控制东北。19日毛泽东回电：完全同意。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9月18日；中共赴渝代表团给中央的复电，1945年9月19日。转引自《刘少奇传》上卷，第526页。
到10月初，毛泽东的胃口更大了，中共中央设想的目标是：在华北、东北、苏北、皖北及边区全部实行人民自治，中央军不得开入，仅平、津、青三地可暂时驻一小部中央军，将来亦须退出；华北、东北各设政治委员会统一管理各省，中央政府不得违背自治原则派遣官吏，已派者须取消。《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57页。
在控制东北的问题上，斯大林最大的担忧在于美国势力渗透到苏联的势力范围，随着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援助下不断接近和开进东北，莫斯科的担心越来越加重，态度也越来越明朗。蒋介石非常担心因国军不能及时到达东北，而###乘苏军撤退之机夺取优势，故早在9月11日就让行政院长宋子文向美国政府请求借船运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第116页。
美国的态度也很积极，代理国务卿艾奇逊第二天便以备忘录形式将此事报告总统。9月18日杜鲁门总统答复：“驻西太平洋陆军和海军司令已下达命令，将按照魏德迈将军所明确指出的日期和港口运送前往满洲的中国军队提供船只”，“参谋长联席会议深信，在中国军队准备好登船前往满洲之日，将有足够的船只为其所用”。FRUS，1945，Vol7，p1028；薛衔天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45~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第6页。
9月24~27日，就有消息传开，美军将在天津、大连、烟台、威海、秦皇岛登陆，蒋军将由空运和海运至平津。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9月24日；中共中央给林彪和山东局的指示，1945年9月27日。
10月初，一方面是美国一再要求苏联公开保证遵守门户开放的原则，一方面是国民政府连连发出照会和通知：中国计划在满洲吸引外资，而美国有意投资；要求苏联开始考虑撤军问题；中国政府的第一批军队将在数日内乘坐美国军舰抵达大连。FRUS，1945，Vol7，pp973-974、979-980、981；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7-18、19-20；оп33，п244，д12，л50-51；оп33，п244，д13，л71-73，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45-255、252-257.
这如何不让斯大林心急？在与立法院长孙科的谈话中，彼得罗夫默认：“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86-8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6-298.
而斯大林则向蒋经国坦言：“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满洲。这是苏联的地盘”，“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满洲”。АПРФ，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19.
既然认定国民党是美国人的傀儡，那么，要遏制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只能依靠共产党。
尽管在重庆，苏联大使对周恩来寻求帮助的提问依然闪烁其词，АВПРФ，ф0100，оп40，п7，д248，л120-123，《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4卷，第840～843页。
但在东北的苏联军人却对共产党显得格外坦率和热情。10月3日，一位未透露姓名的苏共中央军委委员在接待中共东北局负责人时，不仅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人，而且高度赞赏中共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他还认为，“满洲北部不成问题”，建议中共把主力部队部署在山海关方面（15万人）和沈阳周围（10万人），全力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为了增强中共方面的信心，第二天苏方就通知中共东北局说，苏军准备把缴获的所有保存在沈阳、本溪、四平街、吉林、长春、安东、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日本关东军的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如数转交给中共，并说明这些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万人。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3日；刘少奇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4日；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233～234页；《刘少奇传》上卷，第531页；金冲及：《较量》，《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3页。
10月上中旬，苏联一再拒绝国民政府关于国军在大连登陆的请求，即使蒋介石亲自出面也无济于事。同时，对设立在长春负责接收工作的东北行营，也是百般刁难，设置重重障碍。蒋经国向苏联使馆通报长春之行的感受时抱怨说，苏军不允许他们建立警卫队，拒绝到除沈阳外其他地区进行视察，还下令停止出版东北行营发行的《光复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26-27、28-30、128-132；оп33，п244，д13，л82-83；оп40，п248，д Ки032，л7，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58-259、262-264、274-275、299-302.
与此同时，苏联却与中共紧密配合，加快了对东北的控制步伐。苏军指挥部下决心“打开前门”，拟把南满和锦州地区的行政权全部交付给中共，并应允在中共来不及接收的情况下，代为保留1个月。甚至在苏军完全控制的大连地区，占领当局也希望中共在那里建立起党政领导机关。中共中央致中共赴渝代表团电，1945年10月5日；《彭真年谱》，第294页。
10月6日，中共得知蒋军在大连登陆已被拒绝后，估计可能转向营口、锦州和安东，于是请求苏军“一律拒绝，至少拖延一个月至一个半月”。10天后彭真便报告，蒋军“到营口、锦州两处海岸企图登陆，已被拒绝”，苏方催促中共立即派兵在陆地阻击。因中###队一时无法到达，苏方还答应再设法拖延几天。而在蒋军准备登陆的安东，不但出现了“民主政府”，还举行###，呼吁满洲独立，撤销东北行营，甚至断水断电。毛泽东给彭真的指示，1945年10月6日；彭、陈给毛泽东的报告，1945年10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8-132，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9-302。
10月19日，毛泽东从重庆回到延安后，决定按照苏方的要求，改变过去分散占领全东北的方针，而“集中主力于锦州、营口、沈阳之线，次要力量于庄河、安东之线，坚决拒止蒋军登陆及歼灭其一切可能的进攻，首先保卫辽宁、安东，然后掌握全东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64页。；
21日又提出：“竭尽全力，霸占全东北，万一不成，亦造成对抗力量，以利将来谈判。”《彭真年谱》，第300页。
10月25日，苏联接到中方正式通知，政府军将使用美国舰队在营口和葫芦岛登陆。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82-283.
于是，苏军再次催促中###队迅速接防中心城市和工业，逐步接收政权，并建议中共把领导中心移至沈阳，还声称：“如果说过去需要谨慎些，现在应该以主人自居，放开些干。”如蒋军在11月15日前进攻，苏军可协同中###队给以打击。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0月25日，转引自《中间地带的革命》，第411页；《彭真年谱》，第302页。
接到东北局的报告后，毛泽东“甚为欣慰”，即刻指示：“我党决心动员全力，控制东北，保卫华北、华中，六个月内粉碎其进攻，然后同蒋开谈判，迫他承认华北、东北的自治地位”；按照苏方意见“速在安东、营口、葫芦岛三处设防，加强军队配备，即速派兵控制一切重要飞机场，接收各主要城市的政权、工厂、兵工厂及武器弹药”；最重要的是请求苏方“拒止蒋方在两个月内登陆、着陆”。28日，东北局便拟定了东北九省的主席或特派专员名单，准备“以最快速度接收全部政权”。《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388～389页；《彭真年谱》，第305页。
因受制于外交，苏联无法满足毛泽东的要求，经反复交涉，只得应允蒋军“10月30日在葫芦岛、营口登陆，11月12日进至锦州、海城线，11月20日进至沈阳，苏军则于11月25日撤完”，还同意先头部队在苏军撤离前三天空运至长春和沈阳。不过，苏方也公开声明，苏军数量不多，无法保证登陆部队的安全，而且并不打算限制共产党部队，因为苏联“不会干涉中国内政”。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94-95；《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同时，苏方则通知中共，“同意我们在营口、葫芦岛作战，他们不加任何限制”，还同意中共前往沈阳和长春接收工厂、武器装备，并更换除市长外的长春各级政府。《彭真年谱》，第310、312～313页。
为此，11月上旬毛泽东不断发出指示。针对国民党军队在山海关发动的大规模进攻，毛泽东要求“务必要将(这一地区)一切可能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在这场具有战略性决定意义的战役中取得胜利”；同时，要求部队“争取时间布置内线作战，决心保卫沈阳不让蒋军进占。一俟苏军撤退，我方即宣布东北人民自治。”毛泽东致彭真电，1945年11月2日；中央军委关于11月作战部署及指示电，1945年11月2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63～65页。
在长春，据东北行营的通报，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集中在机场附近，约2000人已进入长春市，并示威性地包围了行营驻地。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79-8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94-295；《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编印，第214页。
11月12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讲话：“派十九万军队去东北，这是有共产党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总的来说，蒋一定攻，我坚决打”。“只要有现在的条件，苏联不帮助我们，我们也不怕。”只有此战得胜，“我们才能提出东北自治的问题”。《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73～80页。
然而，就在毛泽东准备利用苏联帮助的有利条件放手与蒋介石在东北一战的紧要关头，莫斯科的立场突然发生了变化。11月10日，斯大林从他的休养地索契给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和米高扬发出一封密码电报，指令他们“尽可能快地从延安和毛泽东部队活动区域撤离我们所有的联络官员和其他人员”，而且“越快撤出越好”。原因是“中国的国内战争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我担心我们的敌人将来会指责我们留在这些地区的人是中国国内战争的组织者，虽然我们的人并没有控制任何东西”。RGASPI（俄罗斯社会政治史国家档案馆），f.558，op11，d.98，l.81，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 Molotov “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 Cold War History，Aug. 2000，Vol1，Issue 1，pp131-132。
这一指令立即得到贯彻执行。第二天东北局报告：昨日友方突然通知陈云，已允许在苏军撤退前5天内让国民党空运部队到各大城市，并且不准我们在此期间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友方一再声明，这是“莫斯科的决定”，东北苏军任何人员无权变动。如果5天中出现冲突，苏方“只能缴我们的械”。友方还一再提出，“莫斯科的利益应该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彭真年谱》，第315～316页。
17日马利诺夫斯基命令中###队撤出长春、沈阳和哈尔滨，并不得阻碍国民党军队在长春和沈阳着陆；20日又“郑重通知”东北局：“长春路沿线及城市全部交蒋”，中###队一律退至铁路线50公里以外；只要有苏军的地方，既不准与蒋军交战，也不许中###队存在，“必要时不惜用武力”驱散；全东北境内，包括锦州至山海关段，均不准作战。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彭真年谱》，第318页；东北局致中共中央电，1945年11月20日。
同日，苏军驻哈尔滨卫戍司令部要求中共北满分局和军队三天之内撤出哈尔滨，中共部队撤出后，苏军即通知国民政府，来哈接收。余建亭：《陈云与东北的解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第30～32、40页。
在重庆，苏联使馆也告诫中共代表王若飞，“为了避免遭到美国和中国舆论的反对”，中共最好不要试图占领长春路，并注意减少与苏联使馆和驻华机构的联系。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34-136，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6-307.
24日，苏联心安理得地照会中国政府，现在可以毫无阻碍地向沈阳和长春空运部队了，苏军对东北中###队“未曾予以任何帮助”，并表示苏军可延期一两个月撤离，以利中方接收。《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3～155、168～171页；《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16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127-128，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05-306。
驻长春苏军指挥官还向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保证：“决心消除所有的暴民活动，严格保护各政府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并禁止一切对中国政府不利的宣传。”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p126-127.
后经双方协商确定，为确保中国政府顺利接收，将苏联撤军完成日期改为1946年2月1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57、168页；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99-100，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313-314。
苏联的态度为何突然改变？从斯大林密电和苏联参赞谈话的口气看，莫斯科的担心主要在于美国对东北事态发展的不满及其制造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早在10月19日他就有意向苏联大使建议：采纳美国的提议，召开第二次五国外长会议解决中国问题。АВПРФ，ф0100，оп40，п248，д7，л60-6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Ⅳ，с277-278.
11月8日蒋介石又在内部讨论时提出“将东北行营撤至山海关，同时声明不放弃东北，以使苏联违约之真相大白于天下”。《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第209～210页。
一个星期后，国民政府正式向苏联发出照会：由于接收工作无法进行，决定于17日起将东北行营“迁移至山海关”。同时，国民政府又照会各国使领馆，告苏联阻碍接收工作。随后，蒋介石迅速将这一决定告诉华盛顿，并抱怨苏联人未能执行1945年中苏条约，希望与美国积极协调行动，防止局势继续恶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47、148～149、151～152页；FRUS，1945，Vol7，p1044。
莫斯科面临的压力还不止于此，从10月下旬到11月初，在远东，苏联急于插手促成对日和约，反复就盟国对日管制机制问题与美国进行磋商。详见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48，Россия ⅩⅩвек.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4，с67-68、87-89、92-98、104-112。
在近东，伊朗危机趋向国际化，对苏联感到绝望和恐惧的德黑兰政府开始求助于美国和联合国。详见Егорова НИ. Иранс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6гг,По рассекреченным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4，№3，c35；Fernande Scheid Raine， Stalin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Azerbaijan Democratic Party，Cold War History，Oct. 2001，Vol2，Issue 1，pp25-26。
针对苏联关于修改蒙特勒公约的诉求，美国也开始关注土耳其海峡问题，并提出了国际监督的建议。详见Кочкин НВ СССР，Англия，США и “Турецкий кризис”，1945-1947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2002，№3，с68。
于是，苏联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都需要继续与美国保持一致，并争取美国支持自己的主张，这里当然也包括中国问题。所以，当11月下旬美国倡议召开三国外长会议解决这些国际问题时，苏联不仅积极响应，而且立即开始与美国进行紧密接触和协商。АВПРФ，ф017а，оп1，п2，д12，л62-62об，Кынин ГП,Лауфер Й.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1941-1949，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Том.2，Москва：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2000，с47-48；Севостьянова ГН（под ред）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с118.
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做出美苏同时从中国撤军的决议，以及国务卿贝尔纳斯对斯大林履行中苏条约抱有乐观态度，就毫不奇怪了。FRUS，1945，Vol7，pp844-845；FRUS，1946，Vol9，Washington：GPO，1972，p18.
于是，斯大林再次抛出了“联合政府”政策。在12月30日与蒋经国会谈时斯大林说：“苏联政府已经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举动”，苏联政府仍然“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并认为中国“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尽管“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斯大林还一再辩白，苏联政府对中共的情况不了解，也未向中共提过任何建议，莫斯科对中共的行为不满意，更不能为他们的行为负责。АПР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ф45，оп1，д322，л98-121，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9-120。
而对中共，斯大林则希望他们放弃已经制定的目标。1946年1月，苏联使馆告诫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目前提出东北问题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央政府和来华调停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都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中共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苏联大使还警告周恩来：“在满洲发生战争，尤其是伤及美人，必致引起严重后果，有全军覆没及惹起美军入满的绝大危险。”以至于周恩来不得不向苏联人检讨说，“对中共来说，与美国人的关系是一个新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苏军应该把东北交给中共，是因为“不懂得整个国际形势的复杂性”。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2，л20-21；д20，л5a-11，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31、41-45；《彭真年谱》，第362页。
而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周恩来指出：看到中共能以军事力量抵抗国民党进攻以利谈判时，他们就欢呼，看到中共要独霸东北、华北时，他们就惊呼。《周恩来一九四六年谈判文选》，第7页。
毛泽东确实需要再次改变战略方针了。得知苏联态度改变后，中共中央最初决定，一方面“照顾友方信用”，“服从总的利益”，一方面“仍须控制大城市”，重新部署力量，“准备一切条件于苏军撤走后歼灭顽军”。毛泽东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13日；《彭真年谱》，第316～317页。
11月19~20日，中共的方针仍然是“在顾及苏联国际信用的条件下力争大城市”，希望苏军能把“锦州、葫芦岛及北宁路之一段”留给我们，并“尽可能推延蒋军进入满洲及各大城市的时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29～430、431～432页。
但是，11月22日，迫于形势的变化，刘少奇便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28日和29日，刘进一步明确：“独占东北已无此可能，但须力争在东北的一定地位”，今后工作重心为控制长春铁路以外的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作长期打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第530～531页；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电，1945年11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57页。
武力解决不行，只好再次转入和谈。12月7~8日，中共提出准备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并希望苏联“居间折冲”。30日，中共公开呼吁：“立即全面无条件的停止内战”。《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册，第465～466、474～475、528～529页。
1946年1月国共停战协议公布后，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将部队高度分散”，迅速控制既无苏军驻扎又无国军开进的地区，特别是靠近苏联和蒙古的地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第20～21页。
到2月，随着和平谈判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毛泽东等人参加国民政府委员会，周恩来等人参加行政院，并力争周恩来任副院长，还批准了中共出席宪草审议委员会的名单。《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643页。
尽管很不情愿，但是在力量对比明显不利以及美苏两国的共同压力下，中共不得不暂时放弃进行大规模武装斗争的计划，准备与国民党和解，进入“联合”政府。然而，就在“和平”的曙光似乎将要出现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急剧变化。
三 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吉林省档案馆，全宗1，目录1—1，第1卷，第4页。
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АПРФ，ф3，оп86，д146，л20-26，Ледовский Сталин и Чан Кайш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4，с105-108.
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详见Gillin and Myers（eds.），Last Chance in Manchuria，p126；《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74页。
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马歇尔劝告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的情况，详见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1946~1953）》，李石译，北京，三联书店，1974，第87～88页。
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致经济谈判陷入僵局。详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421、423～424、425～426、429～434页。
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АВПРФ，ф0100，оп34，п10，д2520，л3-4，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 58-60；“总统机要室”编《领袖特交文电项目整理?俄帝阴谋部分编案纪要初稿及参考资料》（二、阻挠接收东北），1975年6月，台湾“国史馆”。
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出东北。关于国民反苏情绪的详细史料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617～669页；FC琼斯、休?博顿、BR皮尔恩：《国际事务概览（1939~1946年）?1942~1946年的远东》下册，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教研组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第311～313页；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Том. Ⅴ，с66-68。
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一），第187页；《彭真年谱》，第402页。
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013，л42-69，《中苏关系：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第5卷，第996～10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