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11月，永田铁山以陆军省军事课长身份到东北与板垣征四郎面商。板垣征四郎正式提出武力解决，永田表面上装作慎重不明确表态，却答应从日本拨两门240毫米攻打沈阳的巨炮。
1931年7月，这两门充满神秘色彩重型榴弹炮秘密运抵沈阳。它们先由东京兵工厂用火车运到神户。再由神户通过客轮运到旅顺要塞。为不让人们知道是炮，将炮身、炮架拆开，伪装成棺材和澡盆运入沈阳，放置在独立守备队兵营内。
安装也是在夜里进行，佯称是挖井或造游泳池。当东北军派便衣侦察时，日军即加以阻止。除关东军外，这两门巨炮的使命甚至对日本领事馆也保密。大炮的安装由松元炮兵大尉为首的几位专家负责，安装时一律伪装，身穿中国服。预定的目标从安装一开始就对准了：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奉天飞机场。
在大炮运来以前，1931年4月，士兵基本出生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的第二师团调来东北换防，以适应东北作战需要。板垣征四郎在该师团大队长以上干部集会上，讲了一段我们中国人今天也应该牢牢记住的话：“从中国民众的心理上来说，安居乐业是其理想，至于政治和军事，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一种职业。在政治和军事上与民众有联系的，只是租税和维持治安。……因此，它是一个同近代国家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国家，归根到底，它不过是在这样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所以，从一般民众的真正的民族发展历史上来说，国家意识无疑是很淡薄的。无论是谁掌握政权，谁掌握军权，负责维持治安，这都无碍大局。”应该承认，此人对中国研究极深，对长期以来中国一盘散沙的现状了解极深，对中国政治人物和民众的心理把握极深。这即是这些日本侵略者敢于乘虚而入的最大资本。而抗日战争之初我方一败再败，也决不仅仅败在军事力量上。
板垣上述讲话两个月后，6月中旬，日本陆军省《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传达给关东军。
但临门一脚到来时，为准备好失败和随后推御责任，日本也是慌张混乱的。毕竟是要吞并一个数倍于自己领土的地方。而且日本本身的力量也不是很充沛。又处于各种势力的夹缝之中。
1931年6月出现一个机会。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隐瞒身份冒充“农业技师”，前往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地形侦察活动，被东北军关玉衡部逮捕处决。
石原莞尔立即致信陆军省军事课长、一夕会核心人物永田铁山，称最好机会已到；应立即行动。
因准备不足，日本决策层没有敢利用这个机会。
于是板垣征四郎把下一个行动日期定在9月28日。如果不是消息走漏，“九?一八”事变应该是“九?二八”事变了。
关东军准备炸毁铁路采取战争行动的秘密计划传到了东京。9月15日，军部召开三长官会议，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所谓“陆军三长官”全部出席。考虑到国内外形势尚不成熟，会议决定派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去中国东北，“要他们再隐忍自重一年”。
此消息再次走漏。三封电报、两个特使涌向关东军总部。
第一封电报是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发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正式电函：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奉天。
第二封是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发给板垣征四郎的非正式电函，通告建川行程和目的：“其任务系阻止事变”。
第三封电报至关重要。它是参谋本部俄国课课长、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发给石原莞尔助手的。电报上盖着“绝密，私电”印记，电文简明又十分要害：“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
旅顺的关东军总部9月16日收到这三封电报。电文内容引起慌张。本庄司令官在沈阳视察，留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看家。这两人几乎被电文内容搞糊涂了，但还是决定立即行动。他们把电报扣下，板垣坐火车去找本庄，石原留下来草拟给军队的命令。
两个特使解开了板垣和石原的疑团。与皇室关系密切的铃木庄六老将军，在作战部长建川拍电报的时候已经乘上了飞机。当板垣征四郎气急败坏地在辽阳找到本庄司令官时，本庄第一件事就是带板垣去见铃木，并对板垣说，多担负责任，细节自行处理，“不要来打扰休息中的老将军们”。
公开的特使建川美次却把时间花在路上。他坐着慢腾腾的火车，好让关东军有充分的动手时间。
天皇已开放了绿灯。从参谋本部的建川，到关东军的本庄、板垣，内心明细之致。如果出事了，事情搞砸了，高级参谋板垣替本庄司令官、本庄司令官替建川部长、建川部长替军部、军部替天皇分头承担责任。
这是事先默认的承担责任方式。但1948年上绞架时，这种放手让下层去干、再层层分担责任的方式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绞死的，只是板垣征四郎一人。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日本守备队制造中国士兵炸毁柳条湖铁路的借口，向东北军北大营开火。当永田铁山调拔的240毫米大炮震颤着沈阳大地时，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正在旅顺泡热水澡。刚刚到达沈阳的作战部长建川正在和艺妓睡觉。本庄听取了关东军三宅光治参谋长、石原莞尔参谋的意见后，犹豫片刻，断然作出了“惩罚中国军队”的决定。
他的命令完全是多余。部队早已在板垣征四郎的安排下行动了。板垣在电话上一遍又一遍向各部队重复同一句话：“我是板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就这样在板垣、石原等人的直接策动下发生了。
西方称“九?一八”事变为“一夜战争”。
事变第二天，日本内阁召开会议，做出不扩大事态的决定。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以为关东军少壮军官的行为是犯上。他给板垣打电话通知不要扩大事态，并通过外交途径处理善后。板垣给他一个硬梆梆的回答：“为国家和军部的威信，军部的方针是彻底干下去。”
板垣不仅指挥了关东军部队，还以关东军司令官的名义给驻朝日军司令林铣一郎拍报，要求派遣部队增援。驻朝日军步兵第三十九旅团于9月21日下午渡过鸭绿江，进入中国东北。林铣十郎司令官连参谋本部的命令也未接到，凭板垣一个电报就采取了调动大部队的行动。
板垣征四郎加上石原莞尔，一个大佐，一个中佐，竟然完成了应是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职责的指挥关东军发动战争和驻朝日军的越境出动。
当时日本内阁首相是若槻礼次郎。这位虚权首相后来写了《古风庵回忆录》，以《不听从命令的军队》为题，洗刷自己的责任。他记叙说：“内阁制定出关于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责成陆军大臣将此方针下达给满洲军，但满洲军却仍不停止前进”；“驻满洲的兵力大约只有一个师团。为此，满洲军向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讨援兵，林立即派往满洲两个师团。本来，不得到准许的敕令是不能向外国调动军队的。可是，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未经这道手续就调兵了。”
军部留给内阁的事情只是办理手续，批准经费。但在内阁会议上，有的成员反对支出军费，以作为对军部无视内阁的惩罚。但善揣摩天皇本意的若槻首相是聪明的。他说：“可是，在未出兵期间，自当别论；如若出了兵还不给其军费，军队连一天也不能生存，因为军队还要吃饭。那么，如果把这些军队撤回，就有可能全军覆没，因为满洲军仅以一个师团的兵力进行冒险。所以，既已出兵却不给其经费，不仅南次郎（陆军大臣）和金谷（参谋总长）感到为难，而且连日本侨民也要倒霉。于是，我不顾内阁成员反对与否，马上去觐见天皇，上奏说，政府正在考虑对朝鲜军派兵的问题支付经费。我退出后，金谷来到天皇前面，得到了出兵的敕令。”
若槻礼次郎回忆到此，似乎很轻松就摆脱了自己的责任。似乎政府对发动侵略的责任充其量只是软弱无能。
身为首相，却忘记了连平民也深知的道理：那拨出的经费可绝不仅仅是用于吃饭的。从哪一个国家的宪法上看，政府首相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司务长。
天皇又多了一道发动战争的掩护。若槻心甘情愿用自己做这道掩护。
得到充足经费的关东军，其势更难被内阁抑制。
若槻自己也说原先“满洲军进入铁路的西侧是为了要守护嫩江铁桥。本来认为到了嫩江总可以停止，不料敌军就在附近不得太平，于是又继续前进。既然如此，就说决不许越过中东铁路线。陆军大臣说，不会叫他们越过中东铁路线，而满洲军却已到达齐齐哈尔，进而直抵黑河。这样就发生了日本军队可以不听从日本政府命令这一令人奇怪的事情。”如此前出的结果，还令那个精于谋划的石原莞尔参谋难受得掉下泪来。当时迫于形势，日本当局还不敢宣布直接吞并满蒙。在关东军参谋机关9月22日只用一天时间就泡制出来的《满蒙问题解决方案》中，石原莞尔特别加上了这样一句话：
“本意见（注：指直接吞并满蒙）为九月十九日满蒙占领意见。陆军中央部对此不予一顾，而且建川少将也根本不同意。所以，我们知道该意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得到实行的，吞下万斛泪水，退让至满蒙独立方案，以作为最后的阵地。但是，我们确信良机将再会到来，满蒙领土论总有一日会实现。”
掉泪的原因就因为原来设想将满蒙一口气并入日本领土。而现在不得不妥协于建立“受我国支持的中国政权”。石原莞尔以为这是关东军与军部和日本政府的妥协，而不是日本的侵略野心和现有实力的妥协。
傀儡政权只不过是个面具。但石原莞尔连面具也不想要。
某些时候，泪水比怒吼还要疯狂。
“九?一八”事变乱子闹得不小，日本国内方方面面并没有准备好。国际社会也舆论沸腾。但板垣一干到底。他对身边人说：“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为转移各国对中国东北的注意力，他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田中隆吉拍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田中隆吉不会白干，板垣特意给他送去了两万日元活动经费。当时日本陆军因“九?一八”事变大出风头，总想南下的海军也不甘寂寞，想在南面弄出点什么事情来。
田中隆吉设计了几个日本和尚在上海被打的事件，1932年初，挑起“一?二八”事变。
一部与中国现代史交叉的日本现代史，应当仔细阅看。否则就很难明白，为什么主持皇姑屯事件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左右“九?一八”事变的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而不是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什么昭和军阀少壮派军官的皮靴能够踏过田中义一完成第一次膨胀，踏过滨口雄幸完成第二次膨胀，踏过犬养毅完成第三次膨胀。
前奏越是隆重，后果越不可阻挡。
此后，在日本已经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止昭和军阀集团对军部的控制、军部对日本政府的控制了。中国成为这些军事狂人的头号目标。当中国统治者蒋介石一心对内，一步一步从动员地区力量到动员全国力量“围剿”各个苏区根据地红军的时候，日本陆海军像一部一次又一次补充动力的军事机器，一步一步向侵略中国的目标迈进。一步一步完成了从滨口雄幸首相的文官政治到广田弘毅内阁法西斯统治的更迭。
第六章 陷落
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也要打假。由于博古的苦衷，李德扮演起现代钟馗。第五次“围剿”蒋介石三遇其险，最伤心处是打碎了毛福美的腌菜坛。一个前共产党员攻占红都瑞金。出发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了最深重的苦难，也是最耀眼的辉煌。
一、外国的月亮圆（2）
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围剿”。
调集的兵力最多。用兵100万，几乎是倾全国之兵。其中用于中央苏区50万。各地除留守部队外，凡能机动的部队都调来了，嫡系部队更是倾巢而出。
准备的时间最足。1933年5月，蒋介石就在南昌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事宜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7月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用两个月时间分3批，将“围剿”主力北路军排以上军官7500余人全部轮训一遍。9月18日轮训结束，7天以后战斗发起。
战略战术研究最细。蒋介石在庐山反复研究，顾问团的德国将校们也参与意见拟定出一套全新的军事方案，即以堡垒封锁和公路切割为核心的持久战与堡垒战。其要旨是：“以守为攻，乘机进剿，主用合围之法，兼采机动之师，远探密垒，薄守厚援，层层巩固，节节进逼，对峙则守，得隙则攻”；加上陈诚在庐山搞出来的“一个要诀”，“两项要旨”，“三个口号”，“四大要素”，“六项原则”。
9月25日，“围剿”军事行动开始。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指挥三个师突然向黎川发动进攻。
陈诚的动作很快。
按照中革军委的作战方针，红一方面军1933年9月27日发布《关于歼灭黎川之敌后在抚河会战给各兵团的行动命令》，计划“首先消灭进逼黎川之敌，进而会合我抚西力量与全力与敌在抚河会战。”
但命令发布第二天，便丢掉了苏区北大门黎川。9月28日凌晨，黎川被敌人占领。
为恢复黎川，红军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的战斗。彭德怀率主力应急返回，进攻硝石、黎川之敌；林彪也率主力攻击和牵制南城、南丰之敌，保障彭德怀对黎川地区的进攻。
防守硝石的敌二十四师师长，即当年发动“马日事变”的许克祥。
彭德怀连攻硝石数日，不克；林彪也未能挡住南城之敌东援。陈诚指挥李延年第九师、黄维第十一师、霍揆章第十四师、李树森第九十四师进抵硝石。蒋军嫡系四个主力师的到来，迫使彭德怀于当晚撤出战斗。
黎川失守和三军团攻硝石数日不克，使抚河会战计划告吹。林彪率一军团攻资溪桥又数日不克，与敌人在资溪桥地区决战的计划也不得不放弃。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第一步，红军就丧失了主动权，陷入被动。
虽然都是过去的对手，但保守实力消极避战现象和一味突击狂躁轻进现象不再出现。敌人好像换了一批人：前进果断且联系紧密；防守坚韧且增援及时。
敌人在变。
应该敌变我变。我们怎么应变呢？
就在蒋军军事行动开始、陈诚向黎川进攻的9月25日，一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到达中央苏区。
他从何处来？真是来自共产国际么？他来干什么？他的到来，将给中国工农红军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仅仅为了弄清他的真实身份，就用掉中国共产党人半个多世纪。
必须从更远的源头去追寻这一复杂线索。1931年6月1日，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英国警察逮捕。审问结果，发现约瑟夫向马来亚共产党人转递的经费来自上海，其携带的文件中还有一个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新加坡是英国殖民地，上海又有英租界，英国人高效率地做出了反映：立即通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租界警务处也迅速查实了两处可疑地点：一处为上海四川路235号4室，房主是Noulens Ruegg（诺伦斯?鲁格），中文名牛兰；其妻Gertrude Ruegg（格特鲁德?鲁格）中文名汪得利昂，被称为牛兰夫人；夫妻俩持比利时和瑞士护照。另一处为南京路49号30室，泛太平洋产业同盟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也是牛兰。6月15日，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逮捕。由于事先毫无预兆，密码和帐簿都来不及转移，被租界当局如数缴获。确实是迅雷不及掩耳。此即著名的牛兰夫妇被捕案。今天回顾这桩当年轰动整个东方的要案，应该叹服共产国际秘密工作者的素质和纪律。上海租界当局从多方入手，却无法查实牛兰夫妇的真实身份。最后他们企图从牛兰一家人所操的语言上打开缺口，以证实嫌疑犯确实来自苏联，结果发现即使牛兰夫妇当时年仅4岁的儿子吉米，也只会说德语。几十年时间过去，不要说当年租界当局的审讯者和后来国民党政府的审讯者没有搞清楚、就是知道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一直不知道他们二人的真实姓名和经历。一直到20世纪末苏联解体、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大量秘密档案被公布，牛兰夫妇的儿子、年近70岁的吉米老人，才第一次将其父母的真实情况披露给世人。
牛兰的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工人家庭，10岁失去父母，1914年毕业于基辅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统治的斗争中开始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担任“芬兰团”政治委员，十月革命时率队攻打冬宫。1918年被选入捷尔任斯基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契卡”，到欧洲数国执行任务，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后，被共产国际定为派往中国的最佳人选，1927年11月到上海，1929年开始全面负责中国联络站的工作。牛兰夫人的真实姓名是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1891年出生于圣彼得堡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就读于当地的一所贵族学校，后来从事教师职业，专业是数理逻辑。其爱好广泛，对语言的悟性极高，精通法语、德语、英语、意大利语，还研究过格鲁吉亚语和土耳其语；1917年十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受共产国际委派，先后到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等国工作，1925年在维也纳与牛兰相识相恋，1930年初带着儿子来到上海，协助丈夫工作。这是一对经验丰富的革命者。穷人家庭出身的鲁德尼克和富人家庭出身的玛依仙柯的结合，使他们对各种社会环境具有更大的适应性。他们在上海要完成的任务集中归结为三项：一是利用在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以及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党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与中转；二是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手续；三是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从柏林银行转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即使外行人也能从以上任务得知：牛兰夫妇负责的这个联络站，实际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信息流、人员流和资金流的转换枢纽。正因关系重大，所以负责此事的人经验必须十分丰富，行为必须分外谨慎。牛兰夫妇完全符合这一条件。他们二人都在多个国家工作过，在上海他们持有多国护照，使用数个化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店铺，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同时尽量避免与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直接接触。
牛兰到上海最初一年多时间，不是到中国其它城市旅行，就是往来于上海和欧洲疏通贸易渠道。后来夫妇二人搞了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的“大都会贸易公司”资金雄厚，信誉也好，在上海商圈里口碑颇佳。如果不是远在天边的那个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如果不是约瑟夫违反规定在文件中存下上海的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牛兰夫妇在上海不会暴露。
牛兰夫妇被捕和机构被破坏，使共产国际支援东方革命的信息、人员、资金转运通道被切断。而且还祸不单行。本来由于牛兰夫妇坚守秘密工作制度，纵然通信密码和资金帐簿被缴获，但由于身份无法查实，工作性质也无法查实，租界当局几乎无可奈何。上海本身就是“冒险家的乐园”，全世界各种投机者在此地使用各种合法、非法、地上、地下手段淘金的人比比皆是，遍及租界内外，早已见怪不怪了。谁知道这对夫妇在为谁工作？是哪路人？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官员私下说：这个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也只好放人。
此时中国共产党方面却出了大问题：中共中央特委负责人之一顾顺章被捕叛变。顾顺章化名张华、黎明，江苏宝山县人，原为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人，大革命时期任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工人纠察队副总指挥，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上被选为临时中央局委员，“六大”后任中央委员。1928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特别任务委员会——“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以保障各种革命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领导全国隐蔽战线工作。特委三名领导人，一是中共“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二是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周恩来，第三便是顾顺章。此人所处地位之重要与关键，也可见一斑。顾顺章对中共中央的所有秘密，几乎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的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危险。
幸亏打入敌人内部的钱壮飞在顾叛变的第二天便获此情报，立即从南京奔赴上海向特委负责人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机立断，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人协助下，连夜布置中央机关和人员的转移撤离。聂荣臻后来回忆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面前，完成了任务。”当国民党军警按照顾的口供冲进那些秘密据点和居所时，都已是人去屋空。据说国民党“中统”负责人陈立夫当时仰天长叹：活捉周恩来只差了5分钟。周恩来则在以后多次对人说过：要不是钱壮飞同志，我们这些人都会死在反动派的手里。
顾顺章的叛变导致中共中央大转移，直接促使周恩来于1931年12月上旬前往中央苏区。在周恩来领导下，虽然努力将顾顺章叛变的影响减到最低，但损失还是难以避免。外面的人容易走脱，已被关在国民党监狱的，危险就接踵而至了。最典型的就是恽代英。恽代英1930年4月在公共租界被捕。他当时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某，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在周恩来指挥下，中央特委的营救工作颇为有效：老闸巡捕房的探长被塞上一笔厚礼“打招呼”，使恽获得从轻发落转押苏州陆军监狱；江苏高等法院的法官也被疏通了关节，准备将恽提前释放。周恩来已经派人到苏州去给将出狱的恽代英送路费了，恰在此关节顾顺章叛变，直接指认即将释放的苏州陆军监狱“王某”是中共重要领导人物恽代英，导致恽代英最终遇害。顾顺章指认的另一对人物，即牛兰夫妇。顾顺章与牛兰夫妇打过交道。1931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上海，准备去中央苏区做军事顾问，牛兰夫妇将此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国共产党方面则由顾顺章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行动未能成功，两人返回上海后牛兰夫妇迅速将二人送上外轮离境。顾顺章叛变后，立即指认了此事。但由于牛兰夫妇行事谨慎，不直接与中共地下工作者接触，也包括顾顺章本人。顾顺章倾其脑袋瓜的所有，也只能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负责人是个绰号叫“牛轧糖”德国人——牛兰（Noulens）的发音与德文牛轧糖（Nougat）相近。
当时国民党方面正苦恼跑掉了周恩来这条大鱼，一听有共产国际的“洋人俱乐部”，马上高度兴奋起来，迅速认定在上海租界被捕、操德语、国籍得不到确认的牛兰夫妇，就是顾顺章所说的“牛轧糖”——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洋人俱乐部”负责人。1931年8月，牛兰夫妇被“引渡”，在大批全副武装的宪兵押解下上海解往南京。国民党方面力图以此为突破，一举切断中国共产党的国际联络渠道，瘫痪共产国际的远东联络体系。
在此严重情况下，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被迫做出反应，开始组织营救牛兰夫妇。营救工作的具体组织，交给了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情报局的上海工作站。
上海工作站负责人，就是当时默默无闻、后来大名鼎鼎的理查德德?佐尔格。佐尔格与牛兰有很多相似之处。一是两人年龄相仿。牛兰生于1894年，佐尔格生于1895年。二是两人出生地相近，牛兰出生于乌克兰，佐尔格出生在高加索。三是两人的工作语言都是德语。牛兰是因为在欧洲活动和在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作的需要，夫人又是通晓多门外语的语言天才；佐尔格的条件则更优越一些：父亲是巴库油田的德国技师，母亲是俄国人，佐尔格3岁时就随父母迁往德国柏林定居。四是两人参加革命的经历也十分相似：首先两人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且表现英勇；牛兰因此进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佐尔格则在战场上两度受伤，获得德国政府颁发的二级铁十字勋章；其次两人都因战争而走向革命：牛兰在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中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中率队攻打冬宫；佐尔格则在此期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并于1925年3月秘密取得苏联国籍同时加入了苏联共产党。现在两人都在上海，都从事秘密工作者。虽然从属不同：牛兰负责共产国际在上海的联络站，佐尔格负责苏军总参谋部在上海的工作站；虽然牛兰已成国民党的阶下囚，佐尔格依然是租界的座上客，但作为秘密工作者都深知工作的危险，更知救援的珍贵。
佐尔格的公开身份，是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新闻》驻上海记者，主要研究中国农业问题。苏军总参谋部派佐尔格来中国，主要针对日本。当时日本昭和军阀集团已经崛起，其咄咄逼人的扩张野心，对苏联东部的安全构成日益严重的威胁。开展针对日本的情报工作变得迫在眉捷，具有越来越重要的战略价值。但日本又是世界上公认最难开展情报工作的地方。精明的佐尔格把他打入日本的跳板选在了上海。他一面在上海滩为《法兰克福新闻》撰写枯燥乏味的农业评论，一面精心构筑上海工作站，做进入日本的各方面准备。该工作站后来被人们广泛称为“佐尔格小组”。很快还发展了两个日本人，这两人成为佐尔格后来去东京开展情报工作的重要帮手。
收到苏军总参谋部的指示，佐尔格便全力投入对牛兰夫妇的营救工作。中共中央也派出中央特科情报科长潘汉年，协助佐尔格开展营救工作。营救计划由佐尔格和潘汉年共同制定。当时上海的英国、法国和日本巡捕已经开始跟踪佐尔格。但他镇静自若、毫不畏惧；一面不动声色继续写他的农业问题文章，一面与潘汉年一道，从公开和秘密两个渠道展开营救工作。公开渠道由宋庆龄、史沫特莱、斯诺、伊罗生等人出面活动，要求释放牛兰夫妇。秘密渠道则是从租界和国民党内部打开缺口。潘汉年告诉佐尔格，国民党办案人员有收受贿赂的习惯，1929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中央特科得悉后用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再高价请律师辩护，多管齐下，使任弼时安然获释；恽代英被捕也是同样，已经打通了各种关节，如果不是最后顾顺章叛变指认，恽代英已经出狱。佐尔格得知此讯后，急电莫斯科，要求立即派专人送两万美元到上海，用于打通关节，完成营救。
苏军总参谋部马上采取行动。送款路线跨越西伯利亚后，要穿过中国东北。当时“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该地区全部被日本人控制。考虑到德国与日本关系不错，于是苏军总参谋部决定选派德共党员执行这项使命。为保险起见选用两人，每人各携带两万美元，分别走不同的路线。两人都不知道还有另外一人在完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使命。
最后，两位送钱的德共党员都完成了这项颇具风险的任务，先后穿越中国东北抵达上海，将钱送到了佐尔格手里。
两人都是具有十年以上党龄的德共党员。一个叫赫尔曼?西伯勒尔，晚年撰写文章时还激动地回忆安全到达上海后，和佐尔格拥抱的兴奋情景。
另一个叫奥托?布劳恩。晚年写文章却板起面孔，一个字也不提当年的秘密使命，也一个字不提佐尔格。只是含糊地说“1930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人员诺伦斯?鲁格被捕，他办公室里的许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当时对腐化的中国法官进行了贿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处决”；不但说错了被捕时间和人数，而且对自己与此事件的关系守口如瓶。
奥托?布劳恩就是那个后来被称为“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
他比佐尔格小4岁，却比佐尔格早一年加入德国共产党。奥托?布劳恩出生在德国慕尼黑，是工人起义中的积极分子，曾经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英勇战斗。此期间他两次被捕，第二次被捕后越狱成功，逃往苏联。1929年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当共产国际的信使约瑟夫在新加坡被捕、英国警方发现牛兰夫妇的地址时，奥托?布劳恩还是一名学员，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内规规矩矩地听课。其后对他来说便都是闪电式的了。刚刚毕业就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刚刚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就被派遣来华。
奥托?布劳恩与理查德德?佐尔格同一系统。区别仅为后者已是苏军总参谋部内担负重大使命的情报工作者了，前者还是个刚刚报到的送款员，担任交通一类的角色，到上海后便自然受佐尔格领导。
给佐尔格送款，是奥托?布劳恩在苏军总参谋部领受的第一个任务，也是最后一个。没有人想到这位交通员一去不归，在中国做起了“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
其之来华，并非自己所述，受共产国际指派。
从20年代中期起，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先后有不少著名人物被派来中国，指导革命。
维经斯基来华，在“南陈北李”之间穿针引线，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
马林参加了中共一大，并在会场出现意外情况后，首先提出转移，以其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避免了中共在成立初期便可能遭受的一次重大损失。马林还是国共合作的主要倡导者。与他接触过的人，都对他的学识和经验留下深刻印象。当时俄共（布）远东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对中国采取的是只重实力的北联吴佩孚、南联陈炯明而疏远孙中山的政策，直到马林来华，才拨正航向。
鲍罗庭在华5年，大革命时期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影响深远，被称为“广州的列宁”；
米夫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著名的“中国通”，1926年底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提出“米夫提纲”，认为应该立即在中国农村成立农民苏维埃；斯大林后来发表的《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虽然认为成立农民苏维埃为时过早，但认为米夫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软弱的提法完全正确；米夫提纲中提出中国未来政权的性质问题，是个贡献。
罗明那兹为中共八?七会议起草《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并作政治报告，主张武装暴动、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政权，对中共中央转变总方针起了重要作用。
以上这些人，可以说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资格的革命者。
老资格的革命者又都在中国犯了这样那样的错误。所以罗明那兹以后，驻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只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不再享有决定权。共产国际再未派遣所谓“全权代表”来中国。
为什么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未受过共产国际特别训练、甚至对东方革命没有一个粗浅了解的军事学院毕业生在毕业当年就来中国、担任所谓的“军事顾问”呢？连共产国际常驻中国的正式代表都不再具有“决定权”了，又是从哪儿冒出来这么一个能够直接、全权指挥苏区红军的顾问呢？
问题是在哪儿弄糟的？
还是糟在中国人自己身上。
帮助奥托?布劳恩完成身份转换的，不是共产国际，也不是苏军总参谋部，而是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
当时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使中共中央面临严重的困难。牛兰夫妇被捕后不到一周，又有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特委三位领导人竟然有两人被捕叛变，中共中央在此双重打击下，受到极大的损害。剩下的一位特委领导者周恩来也只有被迫隐蔽，于年底奔赴江西苏区。当时在上海并没有明显危险的王明则找出种种借口，先周恩来一步于1931年10月份去了莫斯科。留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远不足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在王明和周恩来离开之前，驻上海的中共中央改为临时中央，何人出任临时中央负责人，中共中央自行决定。
决定临时中央负责人的会议，一说是在一家酒店开的，一说是在博古家里开的。
博古年轻气盛，热情奔放，并不把眼前的白色恐怖放在眼里。他又极富口才，善于作充满激情的演讲；六届四中全会后出任团中央书记，因组织和鼓动的才能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在决定中共临时中央人选的会议上，王明提议博古负总责，他一句：好，我来就我来！毫无顾虑。这一年他24岁。事情就这么定了下来。
当时中共中央发给国际的报告和接受国际的指示，都要通过驻上海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博古作为临时中央负责人，便成为远东局的常客。佐尔格小组虽然隶属苏军总参谋部，也以共产国际派出人员的身份活动，小组人员也常来远东局交换情况。结果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苏军总参谋部上海工作站负责人佐尔格三人之间，来往密切。
牛兰夫妇被捕事件发生后，又从苏联远道来了一个送款员奥托?布劳恩。尤尔特、佐尔格和奥托?布劳恩三人虽然代表不同方面，但都是德国人，这真是个“老乡见老乡”的历史巧合。布劳恩之所以没有同另一名送款员赫尔曼?西伯勒尔那样完成任务便迅速回国，因为他在这里一下就遇见了两个熟人。
布劳恩与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是老相识。在德国时两人就一起做过党的工作。尤尔特当时在德共党内地位颇高，但与德共领导人台尔曼意见不合，被共产国际调出德共，远离其同胞，分配到中国工作。
第二个便是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苏联时布劳恩是伏龙芝军事学院学生，博古则是中山大学学生，学校都在莫斯科，当时两人就认识。
三个老相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相遇，虽身份各异，但都担负重大使命。既十分兴奋，又分外亲热。
奥托?布劳恩来华前，博古刚刚出任中共临时中央的负责职务不久，白区工作已经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中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组织示威游行和飞行集会了，也不再是发动城市武装暴动。全国各个苏区，正在如火如荼开展武装斗争。苏区工作已经上升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工作。军事问题正在成为革命斗争中首要的、迫切的和关键的问题。组织一场真正的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最新考验。
结论异常简单。不懂军事，无法把舵。
面对这个结论最不利的人，就是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作为一个出家门进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出中山大学校门即进中共中央机关门的领导者，他搞过学运，搞过工运，却没有搞过农运，更没有搞过兵运，没有接触过武装斗争。自感最为欠缺的，就是军事这一课。
恰恰这时来了个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奥托?布劳恩。
博古把他的这个熟人留了下来，权充作自己那条并不稳固的船上的水手长。
这一年奥托?布劳恩31岁，长博古7岁。
从1932年初到1933年初，博古与奥托?布劳恩在上海整整相处一年。一年之中，两人就中国革命问题交换了些什么看法？怎样评估苏区的武装斗争？如何使这一斗争再进一步发展？现在已经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了。此后的事实说明，这段时间使博古对奥托?布劳恩建立了绝对的信任。
很快临时中央在上海也待不住了。1933年春，博古去中央苏区。动身前提出要奥托?布劳恩一同去。布劳恩并不缺乏去苏区的勇气，但他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况且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曼弗雷德?施特恩（简称弗雷德）正在来上海途中，博古走后他在上海将很快无事可做。这些都是他愿意跟博古去苏区的理由。
不能去的理由只有一个：他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所以当尤尔特代表远东局征求他意见时，他提出一个条件，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他要凭借这个指示，完成自己的身份转换。
事情并非奥托?布劳恩想象的那么简单顺利。他后来回忆说，“尤尔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发出了几封电报”。到底是几封，他也说不清。
隔了一段时间，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
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共产国际似乎是要通过这个指示让远东局、中共临时中央和奥托?布劳恩明白两点：
其一，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
其二，作为顾问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显然，共产国际没有帮助李德完成身份转换。只是要求中共临时中央对自己选定的顾问负责。布劳恩后来说，“其它的命令和指示我没有得到”；共产国际从来不直接对他发出任何指示电报。他与共产国际也从来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真正由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弗雷德从上海给李德发电报，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帮助了解情况的临时助手而已。
一直到进入苏区，布劳恩也知道他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微妙。在苏区的军事会议上起初他一再说明，他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没有下达指示的权力；但博古不容他这样讲下去。在介绍他的第一个欢迎会上，热情扬溢的博古便展开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的‘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与巨大支持，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还给他戴上一连串“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老革命家和军事家”等光彩照人的帽子；还亲自给他起了个中国名：李德。
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奥托?布劳恩从军校毕业时间并不长，开始还不适应“李德”这个名字，不适应“太上皇”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见每一个人似乎都认为他这个顾问具有极大的权力，而且他在日记中写道：“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以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他说对了。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他与博古商量以后，在10月中旬中革军委一次会议上说，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山沟里的马列主义该收起来了，现在一定要摆脱过去一套过时的东西，建立一套新原则。
游击主义的黄金时代和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明显是博古的语言，借李德之口说出而已；新原则基本就是李德自己的东西了：用鲜血保卫苏维埃，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不让敌人蹂躏一寸土地，不被敌人的气势汹汹吓倒，消灭敌人于阵地之前。
这都是李德从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套老战法。
这些新的原则被通过、付诸实施了。
11月11日，寻淮洲率新成立的红七军团进攻浒湾，遭敌夹击，彭德怀率三军团赴援。陈诚以部分兵力牵制我三军团，以主力向七军团猛攻。七军团阵地被突破，寻淮洲率部仓忙后撤。彭德怀的三军团也在多次向敌阵地冲击过程中，遭密集火力杀伤和低空飞机扫射，伤亡重大；两个军团伤亡1100余人。
11月15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一部从敌人堡垒间隙北出，配合三军团作战。17日，陈诚以10个师兵力从侧面出击，企图断我归路；另以5个师向我发动正面攻击。云盖山、大雄关一带，一军团、九军团蒙受重大伤亡，被迫放弃阵地。
如果说这些仗都是李德在那里指挥，也不完全是事实。但同样是事实的是，此时李德已经拥有了决定性发言权，红军各级指战员不得不执行他的原则方针。
中革军委11月20日致师以上首长及司令部的一封信，已带有鲜明的李德印记：“如果原则上拒绝进攻这种堡垒，那便是拒绝战斗”。
军人不能拒绝战斗。更何况革命军人。
于是革命军人不能拒绝进攻堡垒。
红军开始了一场与敌人硬碰硬的决战。
历次反“围剿”中机动灵活能征善战的红一军团，由于陷入李德的“短促突击”战术，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4月共打了黎川、云盖山、大雄关、丁毛山、凤翔峰、三岬幛、干昌桥和广昌战斗，除了凤翔峰、三岬幛战斗苦守阵地而取得小胜外，其余都打了败仗，损失严重。1933年12月丁毛山战斗，一军团一师三团9个连队，竟然阵亡了13个连级干部。
历次反“围剿”猛打猛冲能啃硬骨头的红三军团，1933年11月的浒湾战斗伤亡重大，12月的德胜关战斗伤亡重大，1934年3月的驻马寨战斗伤亡重大。
下一个，便是李德亲自出马指挥的第五次反“围剿”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几乎将红军主力拚光、导致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的广昌战斗。
4月10日，国民党北路军陈诚指挥十一个师进攻广昌。面对敌军的严重攻势，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决定调集红军主力一、三、九军团共九个师坚守广昌。博古、李德赴前线组织野战司令部直接指挥。司令员在名义上是朱德，实际上是李德，博古担任政治委员。周恩来被放在远离前线的瑞金留守。
4月中旬，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下达。命令签署者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
“我们的战斗任务，是在以全力保卫广昌。为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一切战斗员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应有最大限度的紧张与努力，我们的坚定的坚决的顽强的英勇的战斗，非但能够保卫赤色广昌且可能消灭大量的敌人及最后的粉碎五次‘围剿’。”
“我支点之守备队，是我战斗序列之支柱，他们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
“我突击力量应该努力隐蔽的接近，（爬行跑步利用死角等等）以便避免在敌火下之不必要的伤亡而进行出于敌人意外的突然的攻击，在攻击时应不顾一切火力奋勇前进坚决无情的消灭敌人。”
从这些令很多指挥员费解的西化语言中，人们活脱脱看见的是李德。
陈诚以10个师构成5公里宽的攻击正面。5个师为河西纵队，5个师为河东纵队，一个师为预备队。以河东受阻则河西推进、河西受阻则河东推进战法，夹抚河两岸交替筑碉，向广昌推进。
红军9个师，敌军11个师。这是一场以主力拚主力、以堡垒对堡垒、以阵地对阵地的搏斗。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被压缩到了广昌一隅。
陈诚的主力在河西。其起家部队十一师、十四师都在那里；河东部队相对较弱。李德抓住这点，计划以九军团和红二十三师在西岸牵制敌主力；以主力一、三军团和五军团十三师集中在抚河以东大罗山、延福嶂地区，对河东之敌实施短促突击，给其以歼灭性打击。
结果弱敌不弱。我主力一、三军团还未突击，敌河东纵队就向大罗山、延福嶂发起猛攻。河西纵队也乘红军主力集中东岸作战之机，4月14日突破九军团阵地，占领甘竹。
河东红军主力也未顶住敌河东纵队，于19日丢掉了大罗山、延福嶂阵地。
计划好以我弱旅吸敌主力，以我主力歼敌弱旅，反被敌以弱旅胶着我主力，以主力突破我防线。
敌人似换了一个人。我们也似换了一个人。
4月27日，陈诚指挥河西河东两岸敌军同时向广昌发起总攻。
当晚，红军被迫撤出广昌。
广昌保卫战是李德战略战术发展的顶点，红军损失巨大。战斗持续18天，红军伤亡5500余人，占参战总兵力的1/5。中央苏区不得不被放弃、中央红军不得不突围长征这个第五次反“围剿”的结局，在广昌已经奠定。
红军在广昌的确战败了。因为失败，出现了一些不准确的说法。例如说在战前就提出了口号：“为着保卫广昌而战，这就是为着保卫中国革命而战”，“胜利或者死亡”；其实这些口号是4月28日《战斗报》发布的。发布之日，红军已经退出了广昌。
又有文章说“博古和李德害怕敌人突破所谓根据地的门户广昌，荒谬地提出要‘把广昌变成马德里！’‘像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广昌！’”；这就偏离当时的事实更远了。西班牙内战发生在两年之后。没有人能够用1936年底发生的保卫马德里战斗，来形容1934年4月的广昌。
李德的作战指挥给中国革命带来的损失巨大，事实已经铁一般地摆在了那里。脱离了事实的感情升华和添油加醋，只能使想真正总结出经验教训的人们，陷入另外一种迷雾。
李德的翻译之一王智涛说：“他是由上海那个真正军事顾问派来打前站的”。
如果来苏区的不是假顾问李德，而是真顾问弗雷德，中国革命的运气是否能够稍微好一些呢？
正式顾问弗雷德1933年春天来华。他在中国时间虽短，却于6月13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给中央苏区一封著名的“长电”，指示红军今后作战方针。他反对集中使用兵力，主张两个拳头打人，要求红军以主力组成东方军，打通福建出海口，获取苏联可能的武器支持。
连国际代表尤尔特和还未出发去苏区的李德都认为他的想法不切实际。
即使如此，弗雷德对提出异议的苏区中央局还去电严厉申斥：“必须时时记着：我们不能允许以讨论或含糊的步骤来浪费我们的任何时间”。
有个正式头衔，说话口气便不知比李德强硬出多少倍。
为了弗雷德不切实际的空想，红一方面军只有按照其意由一、五军团组成中央军，留守原地，以三军团为基干组成东方军东出福建。
幸亏弗雷德来华时间不长。否则“长电”之上再加几封“长电”，李德之上再多个弗雷德，中国工农红军的命运便真要雪上加霜了。
弗雷德来去匆匆，1934年春天便离开中国。
他后来成名于西班牙战场。真正的“保卫马德里”去了。看来他在那里更有成绩，人们称他克勒贝尔将军。
欧洲更适合于他。
李德也是如此。
李德的身影中，人们总看见博古。博古的错误里，最大的又是李德。
李德的另一个翻译伍修权回忆说：“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来的，而是中共中央负责人拱手交给他的，造成失败的主要责任应该是中国同志本身。”
国际只允许他有建议权。但他最后有了指示权、决定权。那不是共产国际决定、而是中共中央的决定。
有人说，博古当时抓住李德，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
话说得刻薄了一些。不懂军事向别人请教，无可非议，哪怕被请教者是个外国人。如果仅仅如此，也许中国革命史和博古、李德的个人历史，会有另外一种写法。
起初的确局限于请教。但后来则想把自己的某些东西塞到里面。借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招牌、借共产国际的身份帮助自己压台，压人。于是李德变成了钟馗，用他来“打鬼”——威吓那些在革命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坚持红军独特战法的人。
首当其冲者自然是毛泽东。
当时的左倾中央，无一人想起要向苏区中自己的同志请教。
1929年，李德刚刚成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一名学员，彭德怀、林彪等人已经完成了他们那段最艰难困苦的战争实践；
1932年春天，李德从军事学院毕业，江西革命根据地已经完成了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毛泽东军事路线已经完全形成。
为什么不信任自己的将领、自己的理论，偏要请来一个李德呢？
从地理气候上说，中国经常是东南暖湿气流与西北干寒气流的交汇地点。1931年这两股气流在上海碰撞得分外猛烈：新加坡生成的热带台风卷走了牛兰夫妇，西伯利亚南下的强劲气流却把奥托?布劳恩送到了中国。
历史链条的某些环节，总由一些既五光十色又啼笑皆非的怪圈组成。没有那个倒霉的共产国际信使在新加坡被捕，本已曲折艰难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又何用再添上一位李德。要说命运的话，这是李德的命运，也是中共的命运。
二、彭德怀?蔡廷锴?宋美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三遇其险。
一遇于彭德怀。
二遇于蔡廷锴。
三遇于宋美龄。
当时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回忆：
“在福建叛变行动才发生的时候，江西的共匪，以彭德怀为指挥，发动了一次空前的大兵团钻隙远袭，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的冒险的战争。当时剿匪的部队，都分散在赣西南及赣东北，与匪军对峙，时有或大或小的战斗，在赣中临川（抚州）委员长前进指挥所附近，几乎没有成团的军队防守，只有不到一营或二营的警卫部队。因为是南昌委员长行营的中心地带，一般认为是安全的军事区域，想不到共匪竟能实行这样一次的奇袭作战，当时的情况，危急万分，如果共匪奇袭成功，整个大局就将面目全非，而两场战争都将无法进行、同时失败了。”
“………彭德怀以其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加上第三、第五集团军的大部，在很短时间内，绕道山岭昼伏夜行，衔枚疾走，一支十万人以上的匪军，竟在不知不觉中，出人意料之外，到达了江西中部的临川附近。他以一部部署在赣东北黎川方面，阻击我汤恩伯兵团救援，而以主力包围攻击临川委员长前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临川第八中学，委员长这时正在那里指挥前线作战。有一天晚上，临川附近发生枪声，经过短期的侦察，便知道了共匪有很大的部队到达赣东北与赣中，抚州空虚，危急万状，南昌后方没有军队可以增援。幸赖蒋委员长指挥若定，沉着应战，一面命令赣东北的汤恩伯兵团攻击当面匪军主力，同时要他迅速派兵，到抚州附近增援解围。这时冷欣指挥的第四师、宋希濂指挥的第三十六师等约5个师兵力，都是能征惯战部队，他们接到命令，听到委员长指挥所被围的消息，都是英勇奋进，冒一切恶战苦斗的行动，以劣势的兵力和共匪作战，幸赖将士用命，他们竟把彭德怀的主力囊括住了，而且节节胜利。……经过不到一周之恶战苦斗，彭德怀部脱离战场，逃逸无踪，来如洪水猛兽，去若流水落花，这场战争，可谓有惊无险，胜得很轻松。”
邓文仪所讲的是红军的浒湾、八角亭战斗。当时一定极为惊慌的邓文仪，连着搞错了几件事。红军进攻发生的时间并不在福建事变中，而在事变之前。彭德怀的兵力也不是十万，而是不足两万。蒋军以九十八师防守临川，以第四师、三十六师、八十五师参加战斗，兵力不但不处于“劣势”，且两倍于红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