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读网（http://www.beduu.com）整理
苦 难 辉 煌
作者：金一南
出版社：华艺出版社
《苦难辉煌》前言
我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来？
所问像生命一样久远和古老。
不仅是未来对过去的寻问。是大树对根须的寻问。是火山对岩浆的寻问。是有限对无垠的寻问。
我们曾经是奴隶。否则不会有从1840到1949中华民族的百年沉沦。
我们也拥有英雄。否则不会有从1949到2050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
与波澜壮阔的历史相较，人的生命何其短暂。幸福起来的人们于是不想承认自己曾经是奴隶，也不屑于承认曾经有过英雄。不知不觉中，自己那部热血奔涌、震撼人心的历史被荒弃了、抽干了，弄成一部枯燥、干瘪的室内标本，放在那里无人问津。
历史命运蜕变为个人命运，众生便只有在周易八卦面前诚惶诚恐。
我们没有在丢掉自己的宝藏么？
瞿秋白说，人爱自己的历史好比鸟爱自己的翅膀，请勿撕破我的翅膀！
不能深刻感触过去，怎么获得腾飞的翅膀？狄德罗说，除去真理和美德，我们还能为什么事物感动呢？把他的话反过来设问：若除去个人富足便不再为其它事物感动，该怎么获得挺直身躯的脊梁。
钱包鼓起来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了么？
皆从个人苦乐出发，中华民族永远出不了孙中山，毛泽东。不是要你到历史中去采摘耀眼的花朵。应该去获取熔岩一般运行奔腾的地火。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大师吕西安?费弗尔说过一句话：在动荡不定的当今世界，唯有历史能使我们面对生活而不感到胆战心惊。费弗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法西斯德军枪毙了，他的话语仍然在新世纪全球动荡的回音壁上回响。对中华民族来说，需要前仆后继的事业依然在继续。我坚信，今天为中华民族复兴默默工作与坚韧奋斗的人们，必能从我们的过去吸收丰富的营养。
不论我们如何富强，也永远不要改变国歌中的这一句：“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
不论我们如何艰难，也永远要记住国际歌中的这一句：“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物质不灭。宇宙不灭。唯一能与苍穹比阔的是精神。
任何民族都需要自己的英雄。真正的英雄具有那种深刻的悲剧意味：播种，但不参加收获。这就是民族脊梁。谨以此书献给过去、今天、未来成为民族脊梁的人们。他们历尽苦难，我们获得辉煌。
第一章 地火——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苏俄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吴佩孚而不是孙中山，斯大林在中国最早看好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托洛茨基的警告与斯大林“挤柠檬”。陈独秀也须看共产国际脸色。蒋介石的悲剧，在于与毛泽东同时代。各方都力图破解：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送来了组织指导。甚至送来部分经费。但没有送来武装割据，没有送来农村包围城市，没有送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红色政权政治动员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经济独立的基础。
他们的生命都没有超过一个世纪。但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历史，却要被不尽的后人运用不尽的观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描述下去。
一、孙中山的困惑
新中国的中心是北京。
北京的中心是天安门。
天安门的中心又是什么呢？
是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年年月月，不论白天还是黑夜，画像上毛泽东那双睿智眼睛，通过面前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注视着新中国的人民。几乎所有中国人和世界上很多人，都把天安门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又有多少人知道，毛泽东最初并不喜欢天安门。他说天安门太高了，高高在上不好，要在天安门下面，跨在金水桥上搞一个二层的矮台子，观礼时离群众才近。至于天安门后面的故宫，他只在1954年4月三次登城墙绕行一周，一次也没有进去过。为什么最终没能在天安门前另搞一个矮台子？因为破坏了总体建筑格局，各方面都反对。为什么后半生居中南海与故宫仅一街之隔、三次登故宫城墙却不愿去里边走走？其中缘由今天已经无人能够知晓了。不管毛泽东的主观意志如何，风风雨雨中的无数次游行、庆典和检阅，把他和天安门溶为了一体。别的地方看不见毛泽东了，天安门能够看见毛泽东。有天安门在，就有毛泽东在。过去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天安门广场毛泽东视线之内，还要挂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以及孙中山的巨幅画像。
后来，马、恩、列、斯画像不挂了，但孙中山的画像依然准时地出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之前。
孙中山，毛泽东，中国革命最为杰出的两位巨人，隔着世界上最大的广场，年年月月默默相望。
一人生于1866年，一人生于1893年，相差27年；
一人逝于1925年，一人逝于1976年，相差51年。
这两位革命巨人、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他们之间真正互相理解么？
18岁时，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
1936年，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对美国记者埃得加?斯诺说，1911年他考入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看到同盟会党人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上面刊载着广州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从此，毛泽东知道了孙中山和同盟会的纲领。
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看到的第一份报纸。“我是如此地激动，以致于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
第一份报纸导致的第一次政见是什么呢？
风吹日蚀，湘乡驻省中学校园墙上，一个来自韶山18岁青年写的那篇东西，早已无踪无影。幸亏还有个冒险闯进陕北的斯诺，通过他毛泽东能够把那篇政见的内容留下来：“我在文章里鼓吹必须把孙中山从日本召回，担任新政府的总统，由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康、梁是早年毛泽东心中的偶像。梁启超写的很多东西他一直要读到能够背诵。在梁启超一篇文章上，青年毛泽东有这样一段批语：“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推戴”。
当年毛泽东崇拜康、梁，赞成君主立宪。
但一个孙中山横空出世，便夺去了他心中的第一把交椅，他的“第一篇政见”就抛弃了君主立宪而改为共和。他提出来的不再是君主，而是总统、总理和外交部长。虽然康、梁与孙中山的区别他不甚清楚，还将三人揉为一体，但孙中山对毛泽东影响之大，震动之深，可见一斑。
孙中山知道毛泽东么？
他年长毛泽东27岁。1925年3月他在北京病逝时，毛泽东正在湖南家乡搞社会调查、办农民协会。后来震惊中外的湖南农民运动，当时还只是运行的地火。
但孙中山知道毛泽东。在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国民党“一大”上，有两个刚刚加入国民党的青年共产党员，以能言善辩、词锋激烈给国民党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是李立三。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李立三单刀直入，大段大段阐发自己的观点，其中不乏率直批评国民党的言论；毛泽东则主要以孙先生的说法为依据，论证自己的观点。
许多国民党人惊异地注视着这两人，连汪精卫也发出由衷感叹：“究竟是五?四运动的青年！”
孙中山以赞赏的眼光，注视着中共的这两个新锐。他亲自批准毛泽东为章程审查委员。
但孙中山所知道的热血青年毛泽东，毕竟不是后来那个集建党、建军、建国之誉为一身的毛泽东。客观讲，如果没有俄国十月革命，孙中山、毛泽东这两个背景和性格都差异巨大的人，他们的生命轨迹也许永远不会交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改变了一切。但最先听见这声炮响的中国人，既不是孙中山也不是毛泽东，而是北洋政府的驻俄公使刘镜人。1917年11月7日，刘镜人给国内发回一封电报：“近俄内争益烈，广义派势力益张，要求操政权，主和议，并以暴动相挟制。政府力弱，镇压为难，恐变在旦夕”。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即将发生的信息。刘镜人例行公事对北洋政府外交部进行情况报告，并不知道震撼整个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正在他眼皮底下发生。次日，刘镜人再发一报：“广义派联合兵、工反抗政府，经新组之革命军事会下令，凡政府命令非经该会核准，不得施行。昨已起事，夺国库，占车站……现城内各机关尽归革党掌握，民间尚无骚扰情事”。这是最早向国内传递的十月革命已经发生的消息。刘镜人的俄译汉有些问题，布尔什维克本应译为“多数派”，却被他翻译为“广义派”，让人看了有些摸不着头脑。翻译有些问题、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这些电报送到北洋政府外交部，也因电讯不畅整整晚了20天。外交大员草草阅过，便被撂在一边。北洋政府的外交当然是以各协约国的立场为立场，所做的决定也如出一辙：拒绝承认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召回公使刘镜人。无人想到刘镜人发回来的很快被归入档案的电报，喻示着世界东方将要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中国共产党么？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会有毛泽东么？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会有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么？如果不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工农”，孙中山、毛泽东的生命轨迹能够相遇么？历史的奥妙，在于它可以包含无穷无尽的假设。历史的冷峻，又在于它总把假设永远置于假设。结论是明显的：十月革命使中国奔腾运行的地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被那场俄国革命所促发的历史合力推向一起。被革命之力推向一起的中国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未来走向，判断却截然不同。包括孙中山本人。
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估计判断，集中体现于1923年初的《孙文越飞宣言》。
这是一份国民党人经常引用、共产党人很少引用的宣言。后来出现的国共分裂及共产国际以苏联利益为中心干涉中国革命的倾向，都能从这份宣言的字里行间发现阴影。
越飞是老资格革命党人，真名叫艾布拉姆?阿道夫?亚伯拉罕维奇，克里米亚人，1908年就同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编辑《真理报》，1917年十月革命时是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2年8月，他以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来华担任全权大使，肩负两个方向的使命：
在北方，与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实际解决两国间悬而未决中东路和蒙古问题，维护苏维埃国家利益。
如果北方受挫，就在南方帮助孙中山的南方革命政府。
来中国之前，他绝对没有想到要和孙中山签署什么联合宣言。
到中国之初也没有想到。1922年8月19日，越飞在北京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吴将军“给莫斯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提议密切双方合作。
结果吴佩孚在中东路问题和外蒙古问题上毫不松口。越飞在北京半年，工作毫无进展。于是他重点转向发展与南方政府关系，实行以南压北方针。
1923年1月17日，越飞以养病为名赴上海。在沪十天之内，几乎每天同孙中山或孙中山的代表张继接触。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公开发表。
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宣言第一条：“……孙中山博士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越飞先生完全同意这一看法，并且进一步认为，中国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实现国家统一和充分的民族独立。”
孙中山、越飞，一个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一个是苏联政府同时也是共产国际在中国代表。两人皆不以为中国存在马列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皆认为中国不存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条件。
孙中山的不信，一半出于对三民主义的信念，一半出于对当时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担心。所以他一定要用宣言的形式肯定“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越飞的不信，则全部出自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为了换取孙中山对中东路和外蒙古问题的承诺，以实现以孙压吴、以南压北。
所以又有了宣言第三条、第四条：双方认为要以谅解的态度解决中东路纠纷，以双方实际之利益与权利解决现行铁路管理法；苏俄声明无意使外蒙古与中国分立，孙中山表示苏俄红军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
孙中山的主要兴趣在第一条。这是越飞的让步。
越飞的主要兴趣在第三、四条。这是孙中山的让步。
《孙文越飞宣言》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没有这份宣言，就没有后来的国民党改造，就没有国共合作，然后也就不会有黄埔军校和北伐战争。它既是孙中山对中国革命走向的判断和规定，也是新生的苏联将其斗争中心由世界革命中心转向苏联利益中心的启端。通过这份宣言，苏联在中国第一次完成了用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交换。
初生的中国共产党人被蒙在鼓里。当时没有任何人想到要拿这份宣言去征求他们的意见。
孙中山早年向往社会主义。1896年旅居伦敦时就知道了马克思。后来他对中国最早的社会党人江亢虎等介绍说：
“有德国麦克司者，苦心孤诣，研究资本问题，垂三十年之久，着为《资本论》一书，发阐真理，不遗余力，而无条理之学说，遂成为有统系之学理。研究社会主义者，咸知所本，不复专迎合一般粗浅激烈之言论矣。”
社会主义对他发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纯真的孙中山自信而又自愿地以社会主义者自许，虽然他连马克思、恩格斯与伯恩斯但、考茨基的区别都未弄清。
就如毛泽东当初分不清孙中山与康有为、梁启超的区别一样，孙中山也分不清马克思、恩格斯与考茨基、伯恩斯坦的区别。1905年初，他专程前往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书记处，要求接纳他为“党的成员”。他见到了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向他们说明“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和纲领”。面对这两位泰斗，孙中山大胆预言：中国将从中世纪的生产方式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当时的孙中山还是个小人物。
小人物孙中山热衷于社会主义。变成大人物，就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了。倒不是因为曾经被第二国际拒之门外。他认为他的三民主义更合中国国情。
认为中国不能搞社会主义，并不妨碍他崇敬列宁。
比驻俄公使刘镜人的电报晚三天，1917年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大号标题：“美克齐美（Maximalist音译，过激党之意）占据都城”。这是中国最早报道十月革命的报纸。孙中山看完报后，立即通过中间媒介给列宁一信，代表国民党向布尔什维克党人表示高度敬意，希望中俄两国革命党人团结在一起，共同斗争。
列宁称这封信是“东方的曙光”。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代表列宁回信：
“我们的胜利就是你们的胜利，我们的失败就是你们的失败，为了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在这伟大的斗争中团结起来”。
可惜这封信被耽误了。孙中山没有看到这些必然令他激动不已的话语。
但1920年11月，他见到了列宁的第一个使者维经斯基。维经斯基1920年3月来华，后来有人认为他是来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但维经斯基向共产国际报告说，他的首要任务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国利益发生冲突，要采取一切手段来加剧这种冲突”；首要考虑的是苏俄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个基础上才考虑如何联合中国的革命力量、支持中国革命。孙中山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议。据维经斯基记述，孙中山直截了当地说，广州的地理位置无法与俄国建立直接联系，应该在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互相联系的大功率电台。
列宁的第二个使者是马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马林颇得列宁赏识，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建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亲自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第一次会议上一口气作了将近四个小时的发言。“一大”代表们对他印象不错。毛泽东说他“精力充沛，富有口才”；包惠僧说他“口若悬河，有纵横捭阖的辩才”。但是对初生的中国共产党，马林却颇不以为然。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评价说，中国共产党人是一些“不懂马克思主义，缺乏社会主义实践”、“倾向社会主义的学生”，他们“从来不曾同工人阶级有过密切的联系”。对国民党马林倒充满乐观和希望，认为它是由“知识分子、华侨资产阶级、南方士兵和工人组成的各阶级联盟”。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的结论是“在上海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我在南方才发现工作大有可为，而且能够成功”。所以马林很快从举行中共“一大”的上海南下。
1921年12月，马林在广西桂林对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议：
第一，改组国民党，广泛联合工农大众；
第二，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武装；
第三，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认为，这是列宁给他传递过来的声音。
这三条建议，成为后来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起源。孙中山注意到列宁是通过俄国的十月革命，列宁注意到孙中山，是通过中国的辛亥革命。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在一篇临别演说词中说，西方国家虽然富足，“但这些国家国内贫富间的悬殊仍极明显，所以革命的思潮常激动着这些国家的国民。如果不进行社会革命，则大多数人仍然得不到生活的快乐和幸福。现在所谓幸福只是少数几个资本家才能享受的。”
列宁对这篇演说词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这是“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我们接触到的是真正伟大人民的真正伟大思想”；“迫使我们再一次根据新的世界事变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的相互关系问题”。
列宁把对中国革命的希望，主要地放在了孙中山身上。
1918年，当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被帝国主义干涉者压得喘不过气，而通向中国的道路又被捷克斯拉夫军团、社会革命党人、高尔察克匪帮切断的时候，列宁就询问过，在被十月革命唤醒的旅俄中国工人中间，是否可以找到能与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士。
列宁与孙中山两人，虽未谋面，但息息相通。
孙中山决心“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了，但并非不存在一点问题。
三大政策中最无问题的就是联俄。
孙中山联俄决心异常坚定，来源于他一生经历的无数次失败。先败于他认准的敌人清朝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后败于他以为的友人英、美、日政府及国内官僚政客；到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竟开始败于跟随他十余年的部属了。
尤其令他万分痛惜的是，陈炯明把他联德、联俄的三封密函作为缴获物在香港公布，挑起海内外舆论大哗。他心如刀绞般说：“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死入生，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乘火打劫的不仅陈炯明。国民党内李石曾、吴稚晖等49人借机联名通电，劝孙中山下野。
在此紧急时刻，仍然毫不动摇地支持他的，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
患难识真金。几十年的选择比较使孙中山终于意识到真正的朋友所在。他叫陈友仁转告苏俄政府全权代表马林，“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
三大政策中问题最大的就是联共。
孙中山钦佩共产党人。他对汪精卫、胡汉民、张继等人说：我们的革命运动，黄花岗、潮州之役，人数极少；镇南关之役不过200人；钦廉之役不过一百余人；现在中共组织工农运动，群众一起来，动辄成千逾万；开滦罢工、“二?七”罢工规模浩大，震惊中外，其势尤不可侮！
共产党人的组织能力和气势，给他以极深刻印象。
由此更感到已经腐朽的、无战斗力的国民党急需改造。
孙夫人宋庆龄问他，为何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新血液。”
他要新鲜血液救活国民党，但不是要新鲜血液取代国民党。笃信三民主义、笃信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孙中山，不想看到国民党外又出现一支政治力量。不想有任何力量与国民党分庭抗礼。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他召集核心干部征询意见。
联俄大家都无问题，因为不论在道义在财政还是在武器在顾问，都需要苏俄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争论的焦点在联共。
汪精卫同意联俄，反对联共；
廖仲恺则赞成联俄联共，认为既联俄，就必须联共；
胡汉民介于汪、廖之间。
应该注意一下胡汉民。他的论点十分奇特：“无政府主义者离我们比较共产党员更要远些，对待无政府主义者尚且如此，容纳共产党员入党有什么可怕的呢？”
他向孙中山建议，先对共产党人有条件地收容。条件是“真正信仰本党的主义，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收容以后再有依据地淘汰。依据是“发现了他们有足以危害本党的旁的作用，或旁的行动”。
胡汉民的观点对孙中山影响很大。后来孙中山采纳有条件联共的主张，不同意实行党外合作，坚持让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施“党内合作”，主要就是出自胡汉民。孙中山认为最理想的，是先用共产党人的力量改造国民党，再用国民党人的纪律约束共产党。
他既联俄，又不相信中国可以走俄国人的道路。既联共，又不相信红色政权可以在中国建立、生存和发展。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在这里陷入了两难。
1923年11月在国民党“一大”前，邓泽如、林直勉等十一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名义呈孙中山一份《检举共产党文》，指责共产党人“此次加入本党，乃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加入”；“实欲借俄人之力，耸动我总理，于有意无意之间，使我党隐为彼共产所指挥，成则共产党享其福，败则吾党受其祸”。
党内合作本是孙中山自己的主张。所以他在批语中维护共产党人、批评了邓泽如等人疑神疑鬼的话。但孙中山还有另外一些批语，在我们自己编纂的史料中却不多见了。
在今天一段我们基本不引用批语中孙中山说，先前共产党人“所以竭力排挤而疵毁吾党者，初欲包揽俄国交际，并欲阻止俄国不与吾党往来，而彼得以独得俄助，而自树一帜，与吾党争衡也。乃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且窥破彼等伎俩，于是大不以彼为然，故为我纠正之”。看来马林与孙中山的谈话和所提的建议，都被孙中山认为是“俄国之革命党皆属有学问经验之人，不为此等少年所愚”、“故为我纠正之”的表现。所以他对邓泽如等人表示，共产党人“既参加吾党，自应与吾党一致动作；如不服从吾党，我亦必弃之”。
第一次国共合作，就在这种复杂的心理因素和组织因素之下开始。
1924年1月，由孙中山主持，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瞿秋白等十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几乎占委员总数的1/4。谭平山出任组织部长，林祖涵出任农民部长；在国民党最强大的一个执行部——上海执行部，毛泽东当了组织部长胡汉民的秘书；恽代英则当了宣传部长汪精卫的秘书；文书主任邵元冲未到任前，毛泽东还代理了执行部的文书主任。
在共产党人表面获得成功之中，国民党“一大”新设立的一个组织却被共产党人忽略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把共产党人忽略了。
这就是国民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组织松散，历史上从来没有专设监察机构。同盟会的司法部，中华革命党的司法院、监察院，都未真正行使过职权。其实际职能仅是“赞助总理及所在地支部长进行党事之责”。1912年组建国民党时，连司法、监察的条文也未罗列。
国民党“一大”通过的党章，却专门设了第十一章《纪律》。孙中山、胡汉民在会上特别强调了纪律的重要。胡汉民专门作说明说：“嗣后党中遇有党员破坏纪律，或违背主义，当加以最严厉之制裁。”
这一章专对准共产党人而来。
执行纪律的操刀者，既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一大”选出中央监察委员5人：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蔡元培、许崇智、刘震寰、樊钟秀、杨庶堪。
10名中央监察委员，无一名共产党人。
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成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部长，却不允许他们成为国民党的监察委员。他想通过中央监委执行纪律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有所防范，所以才有了十名监察委员全部由国民党员担任的精心安排。
从实质上看，国民党的联共政策是联俄政策不得已的产物。孙中山希望随着时间流逝，把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逐渐消化在国民党内。
如果不能消化呢？
1924年10月9日，在一封写给蒋介石关于组织革命委员会的信中，孙中山说：“而汉民、精卫二人性质俱长于调和现状，不长于彻底解决。所以现在局面，由汉民、精卫维持调护之；若至维持不住，一旦至于崩溃，当出快刀斩乱麻，成败有所不计，今之革命委员会，则为筹备以此种手段，此固非汉民、精卫之所宜也。”
孙中山对与共产党人的破裂，并非毫无准备。他认为只有置共产党人于国民党领导之下，才可防制其制造阶级斗争。而北伐军事一旦胜利，纵使共产党人想破坏国民革命，亦势所不能了。
“若共产党而有纷乱我党之阴谋，则只有断然绝其提携，而一扫之于国民党以外而已”；不注上言者姓名，你敢相信是孙中山说的么？国民党的这些底数，当时连共产党人的领袖陈独秀都一无所知。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便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在《向导》报上批评孙中山与奉系、皖系军阀建立反直系军阀的“三角联盟”，认为这是走老路，希望他回到依靠工农革命的道路上来。孙中山对陈独秀的批评十分恼火，他只要求新加入者对他绝对的服从，不能容纳他们的所谓意见。他几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应该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中国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事情甚至发展到了孙中山想把陈独秀开除出国民党的地步。后来虽然没有采取这种极端措施，但还是通过召开中央全会讨论对共产党的弹劾案这种方式，压迫和警告了陈独秀。陈独秀深感意外。沉思之后，1924年7月14日他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我们不应该没有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支持国民党，只应当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动方式，否则，我们就是在帮助我们的敌人，为自己收买（制造）反对派。”
陈独秀的这些话当时看偏激、后来看尖锐、今天看深刻。伟大的民主先行者并不等于共产主义者。孙中山最终的目标是三民主义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中国。今天我们很多作品把这位国民党总理描写成几乎是共产党的一员，实在是对历史的曲解。孙中山对红色政权后来怎样在中国产生、发展和遍及整个大地，无从知道了。他1925年3月病逝于北京。共同签署了《孙文越飞宣言》的越飞也无从知道了。他与孙中山达成联合宣言后便赴日本，回国后受托洛茨基问题牵连，1927年11月16日自杀身亡。孙中山临终前共留下三份遗嘱：《政治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政府遗书》。自杀前的越飞，却来不及留下片言只语。
《孙文越飞宣言》作为重要的历史文件，今天还放在那里，但实践做出了不同的结论。中国的红色政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成立。当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过去，社会生活进入一泓平滑宽阔的缓流时，欢愉地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的人们，该怎样理解那些激流跌荡的年代呢？
孙中山永远不会知道，那些“与吾党争衡”的“此等少年”，即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他也没有“亦必弃之”，而是年年在天安门广场安放他的巨幅肖像。甚至在马、恩、列、斯的肖像不出现以后，他的肖像仍然一如既往。孙中山也永远不会知道，他亲手设计中山装，后来成为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领袖人物的长期标准着装。在其《政治遗嘱》中，孙中山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政府遗书》中他说：“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为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当年认定“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的孙中山，如果知道最终由他的后进——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建成了“强盛独立之中国”，难道不也会同样感到欣慰么？
二、钢铁斯大林
俄国革命中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普列汉诺夫。他是俄国资格最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80年他第二次流亡国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时，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才刚刚十岁。
年长的普列汉诺夫，无疑对年轻的列宁产生了很大影响。列宁后来说，不研究普列汉诺夫的全部哲学著作，便不能成为一个自觉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革命的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要反过来淘汰革命者自身。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起初在很多方面赞同列宁，但后来又很快转向了孟什维克。
转向了孟什维克的革命导师普列汉诺夫，反过来讥讽不放弃自己立场和观点的布尔什维克为“坚硬的石头”。
列宁把这个称呼当作一种称赞接受下来。当时一个叫做罗森费尔德的年轻布尔什维克立即选用“加米涅夫”——俄语“石头一般的”——作自己的化名；不久，另一个叫做朱加施维里的年轻布尔什维克选用了一个更加坚硬的名字：“斯大林”——俄语的意思是“钢”。
布尔什维克党人用一切方法去回答挑战。当然，名称并不能说明实质。例如那个加米涅夫，后来在革命中的表现并不像石头那样坚硬和顽强；倒是斯大林本人，以自己钢铁般的手腕和钢铁般的意志，给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政治烙下了一个永久的印痕。从近年来俄罗斯陆续公布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档案资料来看，1923年至1927年期间，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共中央政治局共召开了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事无巨细地指导中国大革命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
钢铁巨人斯大林深深关注着中国革命。他有一段铿锵有力的著名论断，被中国共产党人反复引用：
“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
遗憾的是斯大林讲这番话的时间是1926年底。“武装的革命”之所指并非当时还未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而是正在摧枯拉朽的蒋总司令麾下的北伐大军。
斯大林这番话还是受国民党人的启发。
1926年11月30日，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共产国际的同情党——中国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在大会上发言。当时北伐革命在国内进展迅速，莫斯科的报纸上，已经把攻克汉阳的“广东军”的辉煌胜利，与1911年武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相提并论。
邵力子非常激动，对着麦克风高声宣称国民党“在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接着他说出了一句重要的话：“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邵力子发言不长，但这句话留给斯大林的印象非常深刻。
当天，斯大林出席国际执委会中国委员会会议，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第二个问题“关于革命武装和革命军队问题”中，他把邵力子的话扩展为：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就在于此。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也正在于此”。
一个著名论断由此产生。
共产国际是语言大师。斯大林是语言大师。指出阶级斗争的实质是“剥夺剥夺者”，描述革命形势是“两个高潮中间的低潮”，皆是以极其精炼和巧妙的词汇搭配，完成了今天动辄需要数千字才能完成的概念。而“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与邵力子“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相较，基本意思相同，但以概念的清晰程度、明确程度、有力程度而论，斯大林的语言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邵力子是说者无意。所以这样讲，依据的是国民党30年搞军事斗争和武装暴动的经验。斯大林则听者有心。孙中山去世后的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通过北伐，正在进入最辉煌的历史时期。斯大林用这句话来高度评价北伐革命军本身。
斯大林和邵力子两人都没有想到，这条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用枪杆子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基本依据。
如同孙中山直到临终也未料到红色政权会在中国产生，斯大林也未料到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夺取政权。
他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国民党和蒋介石身上。
斯大林之所以看好蒋介石，因为他认定蒋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在这位中国的罗伯斯庇尔领导下，未来政权有可能过渡到社会主义。
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怀抱如此希望的斯大林，又是怎样看待中国共产党人的呢？
在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上，斯大林发表的那篇《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演说中，除了那段著名的“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同志们，这是不对的。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大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强自己的工作。”
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秩序，乃至苏菲（维）埃制度不能实际上引进中国，因为在这里不存在成功地建立共产主义或苏菲（维）埃制度的条件”；
斯大林也不相信离开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存在；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独立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任务。
后来把王明推上台的米夫当时认为，应该提出在中国农村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为此受到斯大林的严肃批评。他说米夫在两个方面犯了错误：
第一，不能撇开中国的工业中心而在农村建立苏维埃。
第二，在中国工业中心组织苏维埃现在还不是迫切的任务。
斯大林不相信农村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基地。更不用说什么“农村包围城市”。
斯大林所谓“有人说，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退出国民党”的这个“有人”，是指托洛茨基。
这是一个在俄国革命中具有相当份量的人。
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悲痛的日子到来之时，斯大林首先办的事是口授一封电报：“转告托洛茨基同志。1月21日6时50分，列宁同志猝然逝世。死亡系由呼吸中枢麻痹所引起。斯大林。”
一些苏联领导人后来被冠以“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重要参加者之一”；托洛茨基从来不需要用“之一”来肯定其历史地位。1917年9月，在决定性的日子来临之时，他是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期间，更担任着关键的彼得格勒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即使在电影《列宁在十月》中人们也能看到，当“面包会有的”瓦西里掩护列宁四处化装躲藏之时，斯莫尔尼宫的起义组织领导没有停顿。若要还原历史真实，电影中在斯莫尔尼宫具体指挥武装起义的人，应该由斯大林换成托洛茨基。
某些时刻，事物需要从反面获得论证。西方惟心主义历史学家德?阿宁在评价十月革命时，认为“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完成，首先有赖于列宁的百折不挠的狂热和托洛茨基的恶意煽动”。
联共（布）党史的一个悲剧：从敌方那里，才能重获从己方失去的公正。
所以十月革命后，斯大林仅出任民族人民委员。而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被人们称作“红军之父”的，是托洛茨基。其之肖像与列宁并排悬挂。列宁在1922年12月23日至25日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中，称托洛茨基是“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
这是那种极其难以被抹杀的历史地位。
托洛茨基又是那种时时刻刻都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历史地位的人。
而且语言又极其尖刻。
1927年4月6日，斯大林在莫斯科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发表演讲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而外，不可能有其它作为”；“因此，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柠檬汁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天之后蒋介石便发动“四?一二”反革命事变。托洛茨基嘲笑说，斯大林讲人们应利用中国资产阶级，然后像对待一个挤干的柠檬把它扔掉，几天以后这个被挤干的柠檬却夺取了政权和军队。对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极其愤怒。1927年5月在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起草给中共中央的信中，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那末他们是会被人民和革命所抛弃的”。当时的情况的确尴尬。莫斯科正在筹备五一节游行，刚刚制成一个蒋介石的大型模拟像；斯大林也刚把一张亲笔签名的相片寄给蒋介石。
他方才明白那些“坏蛋”，实际并非想象的“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
托洛茨基对这一叛变却异常冷静。他只说了一句：“他们叛变的不是自己的阶级，而是我们的幻想”。
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在苏联引起了激烈争论。曾任共产国际远东情报部主任的斯列帕克，在国共合作初期就深刻地指出：先认为吴佩孚是个非常好的人、后认为蒋介石是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的危险；“不要使党陷入一会儿向这位将军点头、一会儿向另一位将军点头的变化不定的窘境”；“即使国民党目前确实是所有党派中最优秀的，更接近于国民革命运动，但也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做它的尾巴”。但斯大林是不承认指导中国革命的方针有误的。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第八次全会上，斯大林还说中共中央正确执行了国际的路线，大革命失败后，他又立即指责中共中央违背国际指示，犯了机会主义错误。1927年7月9日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他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工作”；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斯大林忘记了，1927年5月13日他还公开说：“在目前用新的军队，用红军来代替现在的军队是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暂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它。”5月30日，又对中共中央发出“紧急指示”（既著名的“五月指示”）：“立即开始建立由由共产党员和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来代替正在叛变的“现在的军队”，以惩办蒋介石。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连建立一个师的实力也没有。斯大林忘记了，当最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武装的时候，他是如何的不以为然，而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1926年“3.20”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曾经产生“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的想法。当时正好有一批苏联军火到达广州港，陈独秀立即派彭述之代表中共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要求把供给蒋介石、李济深的这批军火匀出5000支枪武装广东农民，深得斯大林信任的苏联顾问鲍罗庭不同意，认为中共应将所有力量用于拥护蒋介石，巩固北伐计划。1927年2月25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暴动失败，在华国际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向莫斯科报告：上海革命形势“非常好”，“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但“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但莫斯科仍然用什么也不提供的态度，反对中国共产党继续举行武装暴动。对于蒋介石的背叛，斯大林比中国共产党人还要准备不足。1927年4月收到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后，斯大林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回电询问蒋身边的苏联顾问鲍罗庭“是否属实”？是否可以“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人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晚矣。当斯大林以最严厉的口吻指责“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可以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的时候，难道把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决定都忘记了？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布哈林，更通过6个“如果”、而且在每一个“如果”下面都加上着重号，把指导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都归结给中国共产党人。他说：“如果共产国际的指示得到贯彻，如果土地革命没有受到阻挠，如果武装工农的工作大力进行，如果忠诚的军队团结一致，如果明确的、为群众所理解的政策得到实施，如果关于国民党民主化的指示正确执行了，那末武汉的形势就不至于如此危急了。”
文过饰非，功劳归自己，错误归别人，斯大林领导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这种作风，由此开始。所以托洛茨基派的维克多?西尔格一句话就把布哈林弄得面红耳赤：“我们当然也可以用一个‘如果’来概括这许多‘如果’：‘如果小资产阶级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话’。”
应该承认，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是托洛茨基最先发出的警告。当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普遍将蒋介石当作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雅各布宾党人”之时，托洛茨基已经在提出要警惕大资产阶级、蒋介石是“波拿巴式的人物”了。
他较早认识了蒋介石。
1923年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在11月25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的主席台上，蒋介石慷慨激昂地阐述了国民党的“世界革命概念”。
他说，俄国是世界革命的基地，应该帮助中国完成革命；在德国和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俄、德、中三国结盟，开展对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斗争；“靠德国人民的科学实力，中国的革命成功，俄国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俄国的农产品，我们就不难完成世界革命，我们就能消灭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制度”。
蒋介石最后说：“我们希望在三五年之后，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民族革命将顺利完成，很快达到这一目的之后，我们将转入第二阶段——宣传共产主义口号。那时，对中国人民来说，将很容易实现共产主义。”
大会给蒋介石以热情的欢呼。季诺维也夫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请蒋介石“向中国国民党特别是向孙中山同志转达共产国际热烈的兄弟般的问候”。
一片热烈的气氛之中，44岁的托洛茨基冷冷坐在一旁。
托洛茨基称病，直到代表团临动身返国之前，才会见蒋介石。面对刚刚呼吁完世界革命的蒋，作为这一革命的狂热信徒，托洛茨基竟然只字不提世界革命。
蒋介石是慕名而来。苏俄红军之父、激烈的革命家、狂热的煽动家，甚至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东西方各种评价搅在一起，使蒋介石未见托洛茨基之前，心中就充满一种莫明的激动和冲动。
面对蒋介石等待指教的殷切盼望，托洛茨基装作对中国问题不甚了解。他对蒋说，他难以给代表团出什么主意。他不大相信中国能够接受社会主义革命。至于如何支持中国革命，他还未考虑好。
蒋介石向他转述孙中山的建议：从华南和蒙古兴兵，夹击中国北方军阀。谁从蒙古出兵，孙中山没有说，蒋介石也不明谈，却显然是指望托洛茨基领导的红军。曾经设想过派遣骑兵军横穿阿富汗到印度去发动革命的托洛茨基，为什么不能率领军队穿过蒙古进入中国呢？
历来偏爱冒险决策的托洛茨基这一次却分外清醒理智。他说明，苏联出兵直接援助孙中山的军队是不可能的。此前他已经说过，只要孙中山专事军务，那么在中国工、农、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的眼中就会像北方的张作霖和吴佩孚一样，不过是又一个军阀；那样，革命运动不可能胜利。
托洛茨基对蒋介石泼的都是凉水。会见没有出现本应出现的高潮。尤其是托洛茨基说，中国若没有一个强大的革命政党，这个党若不进行目的明确的政治和宣传工作，“即使我们给许多钱，给予军事援助，你们还仍然会一事无成。”这些话令蒋介石万分气恼，给他的刺激也最大。
不知为何，托洛茨基第一次见革命红人蒋介石，就充满戒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