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邓文仪也说出一些真情。当年幸存下来的浒湾战斗参加者，也不知道后来被指责为李德式硬拚仗的浒湾战斗，竟然差点端掉了蒋介石的老窠。如果他们知道当年长途奔袭的红军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竟然挺进到距蒋介石设在临川第八中学的前进指挥所仅30公里的地段，那颗已经衰弱的心脏，也要突然间像年青人一样砰然跳动几下的。
对红军来说，奔袭浒湾，确实是一个大胆的战役行动。但行动的目的不像邓文仪所述“围攻蒋委员长在江西临川的前进指挥所”。红军并不知道蒋介石在临川指挥作战。中革军委的设想是以红七军团深入抚州地区活动，牵动围攻苏区的南进之敌回援，然后运用主力一、三军团与回援之敌在运动中决战。
11月11日，红七军团发起浒湾战斗。攻击未能奏效。敌向浒湾方向紧急增援。12日，红三军团投入战斗。攻击也未能奏效。13日凌晨发动总攻，攻击动作也不一致，天明以后敌机12架前来支持地面部队，低空猛烈轰炸扫射。
当时任红七军团参谋长兼二十师师长的粟裕回忆说：
“这是一场恶战，这次作战从战役指挥到战术、技术上都有教训。战役指挥中通讯联络差，军团之间未能协同配合，当三军团迂回到敌后，向敌人猛攻时，我们不知道；而当敌人向我们这边猛攻时，三军团又不知道，所以未能配合上，打成了消耗战。从战术上看，敌人在向我发起反击时，派飞机、装甲车协同步兵作战，这是红七军团未曾经历过的。五十八团团长是一位打游击出身的干部，人称‘游击健将’，打仗很勇敢，但从来没有见到过飞机轰炸的场面。敌机集中投弹，他叫喊：‘不得了啦，不得了啦！’其实他不是胆小怕敌，而是没有经过敌人空袭的场面。十九师是红七军团的主力，战斗力强，擅长打野战，但没有见到过装甲车，这次敌人以两辆装甲车为前导冲击他们的阵地，部队一见两个铁家伙打着机枪冲过来，就手足无措，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
粟裕是我军著名的常胜将军。常胜将军却爱如数家珍一般回忆曾经过的失败。尤其是重大失败。“一个师的阵地硬是被两辆装甲车冲垮”决不能说是光荣记录。
但记录历史，不是只记录光荣。
正是这样，我们这些后人才更加懂得，胜利从何而来。
浒湾、八角亭战斗历时3天，毙伤敌人520多人，红军伤亡和失踪合计1095人，伤亡重大。
蒋介石却受刺激重大。
邓文仪回忆：
“当前面战争紧急的时候，委员长除了紧急指挥前线军队作战之外，内心也很焦急。因为抚州空虚，增援部队不能迅速到达，万一匪军主力急攻抚州，实在无法以空城计对付彭德怀。曾想令南昌行营派来水上飞机，迎接统帅回南昌去。某天下午，委员长带卫士二三人与我散步到抚河畔，侦察水上飞机起落场所，行进途中委员长对我说：剿匪部队师劳无功，作战不力，危急战况，竟在抚州附近发生，证见我们的剿匪部队，已无能力战胜共匪，说罢连连慨叹。”
这一几乎击中国民党军神经中枢之举，令蒋介石沮丧不已。
更令他沮丧的事情来了：“闽变”。
对第五次“围剿”准备极为精心、极为充分的蒋介石，几乎将一切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闽变”——1933年11月20日，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鼎、蔡廷锴发动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本来是“围剿”的东路力量，负责扼守闽西及闽西北地区，阻止红军向东发展。东部防线的突然崩塌，精心策划的第五次“围剿”几乎全盘泡汤。
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回忆，蒋介石在抚州得知“闽变”消息，神色异常紧张，深恐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好几次与晏道刚同坐汽车时，忽而自言自语，忽而挥拳舞掌。一个人坐在房子里时，便不时掏出自己写的“剿匪手本”，翻到后面的军歌，竟独自高声歌唱起来。
蒋介石刺耳的歌声一起，侍卫长宣铁吾就跑去找晏道刚，说老头子又发神经了。
据蒋介石身边人回忆，蒋失去控制一个人唱歌，在中原大战结束后有过一次。那是打垮冯玉祥、阎锡山后得胜而归，靠在车子里不停地哼小曲，还随手向沿途士兵、难民撒钱慰劳；欣喜之状，殊非一般。哼又哼不成调，惹得周围人欲笑不敢。
这回因蒋光鼎、蔡廷锴，他又唱起歌来，但感觉完全不一样了。
他的阵脚乱了。
其实对福建事变中新成立的“生产人民党”、“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上红下蓝中间嵌一黄色五星的“国旗”、甚至新颁发的对蒋介石、汪精卫、何应钦等的通缉令，蒋介石并不多作看中。
他看中的是蔡廷锴指挥的那5万军队。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蒋介石早掌握得十分深透。
如果这5万军队与江西十万红军合股，第五次“围剿”计划将破产不说，闽赣结为一体后凭借中共与共产国际联系，加上十九路军掌握控制的福建出海诸口，外来援助直接进入，后果不堪设想。
蒋介石深知出海口与外援的关系。当初若不是靠广州出海口源源不断得到苏联军火的接济，黄埔建军、北伐准备皆无从谈起。
他必须转过头来，首先收拾蔡廷锴。
谈“闽变”，必须谈蔡廷锴。
人类最大的恐惧也许就是面对死亡。所以尽管帷幄中决胜千里与沙场上冲锋陷阵皆可谓军人之勇，但再没有比“敢死队”这个词，将军人之勇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所以无人不知工农红军中那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许世友。
国民革命军中，也有一个多次出任敢死队长的蔡廷锴。
1922年5月，孙中山在韶关督师北伐，分兵三路进入江西。攻赣州城十日不克，北伐军伤亡很大。粤军第一师挑出身材高大、作战勇猛的四团三营十一连上尉连长蔡廷锴担任敢死队长。蔡率领敢死队员一百余人，凌晨4时向守军方本仁部防守薄弱处发起冲击，7时将敌阵冲破。
后继部队迅速跟进，古有“铁城”之称的赣州遂被北伐军占领。
1923年5月，粤军第一师与友军合攻肇庆。守敌沈鸿英部坚守顽强，血战五六天，仍攻城不破。蔡廷锴再被挑出担任敢死队长。次日凌晨，地雷队将东城城墙炸开一个缺口，蔡立即身先士卒，带领敢死队向缺口猛扑，与敌展开肉搏战。后继部队在敢死队引导下涌入城池，全歼守敌，克复肇庆城。
蔡廷锴从军多年，除本人多次担任敢死队长外，所部在行军作战中，也多为先锋。官至团长师长在战斗中还亲率预备队冲锋，是粤军中著名的猛将。
谁能想到这位猛将13岁学的是耕田，14岁学的是缝衣，15岁学的是兽医。他在家乡最早的名声不是打仗，而是医牛。凡经他医治的病牛，十有九愈。
不是那个时代，广东罗定县龙岩乡不过多了一个贫苦兽医而已。蔡廷锴耳边响彻的就是牲口的嗥叫，不会是弹雨呼啸了。
那是一个到处都有激情像干柴一样燃烧的时代。每一次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都是一次对历史的颠倒，也是一次对人们原本位置的颠倒。这种现象尤其多见：出身富家的加入了共产党，为穷人争天下；出身贫苦者却加入国民党，为富人保江山。
蔡廷锴就属于后者。
1927年8月1日，他被迫参加八一南昌起义。虽然担任了南下部队左翼总指挥，但他是不情愿的。部队至进贤县，他便乘混乱之机清理掉队伍里的共产党员，脱离了起义军。
蔡廷锴的突然叛离，使起义队伍的南下计划受到严重挫折。
出身贫苦的蔡廷锴在和贫苦人组成的工农红军作战中，极其顽强。
第三次“围剿”中，蒋介石因粤变实行总退却。转入追歼的红军选定蒋鼎文的第九师和蔡廷锴的六十师、六十一师作为打击目标。
蒋鼎文师为蒋军嫡系，红军未集中主力便歼他一个旅，俘两千人枪；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力彭德怀之三军团、林彪之红四军及方面军直属红三十五军打非嫡系的蔡廷锴，未料到竟打成了一场持续数日的血战。
战场在距离兴国四十里的高兴圩。从白天到黑夜再到白天再到黑夜，红军反复发起冲击，双方数十次用刺刀拚刺。
放牛娃出身的红军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驱策战马，挥舞战刀，身先士卒率队奋身冲击；
医牛病出身的蒋军一军团代总指挥蔡廷锴手持双枪，声嘶力竭，亲率指挥部人员压在第一线督战。
红军乘连战连胜之威；蔡军倚从未败北之势；双方都拚了老命。
激战中蔡军几番全线动摇。其六十师师长沈光汉擅自向兴国方向逃去十余里，军团部人员和蔡的随员都有人逃跑；无线电不再发出战斗命令，而是拼命向周围部队紧急呼救。蔡廷锴几番想拔枪自杀，但一转念“横竖一死，未到红军俘我之时，先死殊不值”，又纠集残兵拚杀下去。
高兴圩血战，成为红军第三次反“围剿”中持续时间最长、战况最烈的一次战斗。特别在徒涉高兴圩以西河流时，红军伤亡重大。红三军团四师师长邹平、红四军十一师师长曾始莪均不幸阵亡。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二次会议讲话坦承指挥过四次败仗，第一个就在高兴圩。
国民党政府战史汇编在《关于第三次赣南“围剿”之经过情形》的作战总结中，更称高兴圩战役“实为剿匪以来最胜利最激烈之血战”。
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主动退出战斗。蔡军也因伤亡过大，未加追击。
红军低估了蔡军的战斗力。低估了蔡廷锴的作战意志与决心。
红军领导人不知道，与蒋介石不同的是，蔡廷锴在日本人面前照样很硬。
高兴圩血战后一周，“九?一八”事变爆发。蔡廷锴在赣州率部誓师，要求抗日，反对内战。率十九路军驻防上海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1932年1月22日，日本领事村井提出要十九路军后撤30公里，蔡坚决不允。1月2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来沪与蔡面谈。
何说，现在国力未充，敌方提出要我后撤，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只有不得已忍辱负重；十九路军可后撤，政府拟以外交途径解决。
蔡说，驻地是我国领土，撤退殊无理由；政府要撤，请不限于敌方要求，调我全军离开京沪路，我当绝对服从。
何应钦碰了钉子，张静江便出马，约蔡廷锴在杜月笙家面谈。张说，十九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望体念中央意旨，避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繁华之区，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
蔡廷锴一听这话，脖子一挺说，上海是中国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帝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张先生也是中国人，请接纳此意，向蒋总司令报告。
有蒋介石老师之称的张静江，平素在国民党圈子内颇具权威，却在这个敢死队出身的蔡廷锴面前闹了个大红脸。
“九?一八”事变留给中国人的是屈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词曲悲切，事实却更悲切：十九万东北军面对一万九千关东军，不战而退。丢了东三省，张学良向全国老百姓交代的，仅凭手中一纸蒋介石的不抵抗电报。
“一?二八”事变却让日本人看到了抗争。日本人面前不再是张学良，是敢死的蔡廷锴。
日军先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为攻击总指挥，连攻不克；一周以后撤盐泽幸一，换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又不克，主力久留米混成师团还受到重创；再撤海军的野村，换陆军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植田的总攻计划再被粉碎，日本政府不得不改派在田中内阁任陆军大臣的白川义则大将亲往上海接任指挥。
白川义则最后又被朝鲜人尹奉吉扬手一颗炸弹，炸死于上海。
“一?二八”事变令日本人损失惨重。张学良如果也有蔡廷锴那样令日军走马灯一般撤换指挥官的纪录，对白山黑水的东北乡亲不是更好交代一些？
遵令撤退的张学良，不得不在国人一片指责声中，出国“考察”。
违令抗战的蔡廷锴，蒋介石却不得不在他胸前挂上一枚青天白日勋章。
“一?二八”抗战后，十九路军被调防福建。
这样一支颇具战斗力的军队在第五次“围剿”中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给红军打破“围剿”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如此有利条件，是前几次反“围剿”中没有的。
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最紧张的，就是这次事变。对苏区的“围剿”几乎全部中断。“围剿”主力北路军不得不抽出九个师，加上宁沪杭地区抽调的两个师共计十一个师，由蒋鼎文指挥分别从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进攻十九路军。
蒋介石真正把家底子都拿上来了。苏浙皖赣地区再无多少兵力可调。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说红军当时“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就是依据福建事变后出现蒋管区防务空虚的情况。
蒋介石不担心他压不垮蔡廷锴，担心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每天晚餐后，他都要找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和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林蔚。问题就一个：是否有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情报。他叮嘱晏、林二人，要密切注意双方动向，每日派飞机空中侦察。
一直未发现红军与十九路军联系的征候。蒋这才慢慢放下心来，决定亲自飞往建瓯，指挥收拾十九路军。
未想到还没走便发生了第三次危机。
没有考虑到彭德怀奔袭浒湾、没有考虑到蔡廷锴发动“闽变”的蒋介石，也没有考虑到宋美龄在临川发现了他的腌菜罐。
跟普通人毫无二致，蒋介石爱吃家乡的风味小吃。每年其原配夫人毛福美都要送些亲手制作的家乡菜到南京，如腌雪里蕻、豆腐乳、臭冬瓜、腌笋片等等。蒋一吃到这些可口的家乡菜肴，便明白毛福美又打发人送东西来了。
宋美龄却是位生活西化的人物，吃西点、西菜。早餐酸奶或牛奶、烤鸡、猪排、白脱面包、色拉之类，与蒋介石吃不到一块。有时蒋也陪吃西菜，但吃不几天，就又重新用中餐和吃家乡菜。
蒋介石不喜欢宋美龄的西餐，宋美龄虽然也不喜欢蒋那些心爱的家乡风味，但对腌菜，如精心制作一番，倒也吃些。但那些霉变菜品如臭冬瓜之类，无论如何也不行。因此每当蒋、宋同餐时，毛氏制作的臭冬瓜之类，便绝对不能摆上餐桌。
宋美龄在战事正紧之时来到了抚州前进指挥部。本想慰问蒋一番，却意外发现蒋的床下隐藏着原配老婆的宁波小菜罐坛，臭冬瓜自然绝对少不了，脾气便火山一般爆发了。
宋美龄平时修养极好，从不摔盘子砸碗，更不颐指气使。尤其公开场合，特别给其夫面子，这回是实实在在忍不住了。蒋一口一个生死之战，你死我活，“围剿”发起以前还亲写有两幅手书，其一是“一，要对得起已死的将士；二，要对得起总理的灵魂；三，要对得起生我的父母；四，要对得起痛苦的民众。”其二是“一，对主义尽忠了么；二，对党国负责了么；三，对统帅信仰了么；四，对上官服从了么；五，对部下信任了么；六，对本身信仰了么。”
词句之间，对自己坚定自信，令部下百折不回，颇有生死不计、百战不辞之感。
却又在指挥作战的床铺下埋伏了好几罐前妻的腌菜。真该在第一幅手书后面添上“要对得起毛福美的腌菜”；第二幅手书后面添上“腌菜罐子藏好了么”。
腌菜罐子没有藏好，被宋美龄从床下一个一个拖出来，统统砸碎。
宋美龄也开了杀戒。蒋介石的情绪跌入谷底。
红军却错过了利用福建事变的大好时机。
本来倒是做好了利用这个机会的准备。10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红军全权代表潘汉年与十九路军全权代表徐名鸿在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闻天、毛泽东、朱德也会见了徐名鸿和陪同前来的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博古虽未见十九路军代表，但与李德一样，都对这一合作表示支持。
10月30日，中共中央给福州市委和福建全体同志发出一封指示信，说：
党在福建的总方针之一应该是尽可能造成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南京政府，而不要简单地提出与反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一样的口号来反对当时正采取着左的策略的福建统治阶级与其它派别。要不调和的、不容情的反对那种关门主义的、不估计客观事实与脱离当时群众的、不愿意去建立革命的反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潮。
这个颇为清醒的指示，与在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博古关系不小。
但11月18日又发出一封指示信：
十九路军中的若干领袖和政客正在蓄意开始一个大的武断宣传的阴谋，企图集合更多的力量来树立较坚强的障碍来阻止革命的怒潮；这些“左”的民族改良主义政党的力量的任何增加是在中国革命的进步上放了新而非常可怕的障碍物；必须彻底明了十九路军领袖们政治阴谋的特征，必须在下层革命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竭力同这些政党斗争，来争取现在仍然附和他们的劳苦群众及士兵。
10月30日信的正确观点被统统推倒。
十几天时间，换成另一种观点，另一种态度，甚至是另一种不同风格的语言。
发出不同指示的却是同一个中共中央。
11月18日大转向的指示信发出两天之后，福建事变发生。
机会还未抓住，便已经错过了。
博古等人态度剧变的理由，来自共产国际。11月18日指示信，完全是根据国际指示电拟就的。当时苏联已同蒋介石南京政府改善了关系。苏联的态度决定着共产国际态度，国际便不支持红军同十九路军联合反蒋。国际执委会第十三次全会文件说：“福建政府宣布的一系列激进口号……是十九路军高级将的权宜之计和左倾词句”，“是军阀和政客为了保证自己的成功而提出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蒋介石集团和国民党所有派系都是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代理人和工具”。
共产国际的态度又决定了一系列态度。
11月22日，宋庆龄在上海发表声明，未预闻福州之事。
11月28日，莫斯科《消息报》称福建政府与真正革命运动毫无关联。《真理报》说福建事变将引起日英美在中国斗争。暗示蔡廷锴背后有帝国主义支持。
国际派来的正式军事顾问弗雷德向苏区提出计划：一旦蒋蔡开战，红军就在西北一线突破敌阵地，越过赣江，从敌人背后向南昌挺进。
认为蔡廷锴等人是“一些不可靠的家伙”的，还不仅仅是上海的弗雷德。不少红军领导干部对南昌起义中叛变、在高兴圩与红军血战的蔡廷锴怀疑很大，好感不多。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称福建政府“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推翻帝国主义与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而正是为了维持这一统治，为了要阻止全中国民众的革命化与他们向着苏维埃道路的迈进！”
这已经不再是模仿共产国际的语言、完全是自己的语言了。
甚至还有所创造发展。
“告全民书”号召福建人民起来，要求刚刚成立且困难重重的抗日反蒋政府武装他们，并开展罢工、抗租抗税、没收资本家企业与财产、实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要求福建政府立刻收回日租界与关税，逮捕卖国贼及汉奸，与蒋介石、日本帝国主义决战；“告全民书”还在最后警告，只有两条道路，中间道路是没有的。一切想在革命与反革命中间找取第三条出路的分子，“必然遭到残酷的失败，而变为反革命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
蔡廷锴等人，不反蒋是蒋介石的帮凶，反蒋仍是蒋介石的帮凶。
蒋介石却不知道蔡廷锴仍然是他“进攻革命的辅助工具”，更不知福建政府是“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他只知道这一猝不及防的突变不迅速扑灭，精心构筑的“围剿”计划便要毁于一旦。
蒋军大举进攻十九路军的时候，中革军委却将我军主力从东线调到西线永丰地区，不去配合十九路军，反去进攻敌人的堡垒阵地。
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蒋介石平息“闽变”之后，入闽蒋军十一个师加上被改编的十九路军部队共计14个师组成东路军，以蒋鼎文为总指挥，开始从东面向苏区进攻。中央苏区真正陷敌四面合围，在军事上被完全封锁，处于更加困难和不利的地位。
苏区首府瑞金，最后就是被从福建打过来的东路军攻占的。处理福建事变的失误，外部有苏联的国家利益因素和共产国际的立场，内部也有我们自己丰沃的极左土壤。政治上、军事上的关门主义只是表像。打破第五次“围剿”这一重要机会的丧失，有着某种主观客观上的必然性。仅仅指责一个博古，或再归罪一个李德，远不能说就总结出了教训的全部。
三、突围——是苦难也是辉煌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只有几步。
可以引伸为形容一个党。党的历史虽然漫长，但紧要的关头，也只有几步。
中共党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步，莫过于出发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深重的苦难与最耀眼的辉煌，皆出自于此。
被誉为里程碑的遵义会议，也是长征路上的里程碑，是长征的产物。四渡赤水、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爬雪山、过草地，这些史诗般的壮举皆是长征一步一步的过程。甚至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很大程度上也是红军长征的结果。
第一步是怎么迈出去的？红军长征是一次精心筹划的战略行动，还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退却逃跑？
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仍然在争论不休。原因之一，是这一行动的最初规划者据说竟然是李德。果真如此么？
福建事变的良机错失，广昌战斗又严重失败，中央苏区的被迫放弃，已成定局。
但认识这个定局还需要时间，还需要更大的压力。因为放弃的不是一间住了一晚上的屋子，是建设六年之久、粉碎了敌人四次“围剿”的根据地。
在此以前，项英曾经最早提出过放弃中央苏区的意见。
1931年4月反第二次“围剿”，项英到苏区时间不长，认为20万敌军压境，3万红军难于应付，只有离开江西苏区才是出路。退到哪里去呢？退到四川去。斯大林讲过，“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
斯大林的指示由项英来传达是再权威不过的。1928年他到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斯大林对工人出身的项英特别青睐，亲自送给他一把小手枪。
身上别着斯大林亲赠手枪的项英，记住了四川是中国最理想的根据地，却不知道斯大林还讲过国民党人是中国革命的雅各布宾党人。
虔诚使领袖人物的个别结论变成普遍真理。但共产党人的首要条件却不是虔诚。
所以中国才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坚决反对项英的意见，以“诱敌深入”粉碎了敌人“围剿”，将赣南闽西变成了中国最好的根据地。
最好的根据地在李德到来之后，就不是那么好了，一个挫折接着一个挫折。
第五次反“围剿”的挫折之中，彭德怀最先提出脱离苏区，外线作战。
1933年10月23日至25日，彭德怀、滕代远连续三次向军委建议，改变战略方针与作战部署，主力离开敌人堡垒区向外线出击，机动作战，迫敌回援。
彭、滕提出外线作战，是跳出封锁线向苏区东北的金溪、东乡、贵溪、景德镇挺进。不展开一幅地图标出苏区界限和进击的地点方向，你就不会知道这个建议有多么的大胆。
部队有可能被敌人切断不能返回苏区。苏区北部也可能失去主力掩护。建议被迅速否决。彭、滕仍然坚持，恳望军委“以远大眼光过细考虑”。10月27日，中革军委以代主席项英的名义电告在前方指挥的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
一旦认定正确就不依不饶的彭德怀，11月7日与滕代远联名第四次提出建议，望军委速将红军主力调往无堡垒地区机动作战。否则与堡垒内之敌相峙，“如猫儿守着玻璃（缸）的鱼，可望而不可得。”
彭、滕反复建议的惟一结果，是滕代远丢掉了三军团政委的职务。
撤滕代远职堵彭德怀嘴的博古、李德，广昌战斗后也不得不开始考虑同一个问题了。
广昌战斗之前，中央苏区在军事上已经陷入四面合围。中革军委当时就面临三种决择：一，主力突围；二，诱敌深入；三，短促突击。
首倡短促突击的李德从一系列失败中，已经觉出情况不好。他突然转向主张主力突围。他提出以一、三军团，或者五、九军团脱离苏区，插到敌人后方去摆脱堡垒，争取大一些的空间，获得作战行动的自由；并说：“这个思想是我一个人在1934年3月底首先提出来的”。至于这个念头在多大程度上受彭德怀、滕代远5个月前就一再提出的外线出击、机动作战的启发，以及彭、滕提出建议后受到李德本人多么大的压制和打击，李德均讳莫如深。
讨论结果，主力突围的方案没有通过。在苏区内取胜的希望似还存在。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案也被否决。领土不战而弃，并不能为阻挡敌人提供保证。
最后通过的，还是继续运用短促突击。
但损失沉重的广昌战斗，已经使短促突击的战法彻底破产。
1934年4月底广昌战斗彻底失利之后，中央书记处5月开会，决定突围转移。当时的书记处书记是四人：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代表“山沟里的马列主义”的毛泽东不是书记，无法参加会议。决策在博、张、周、项四人中做出。对这个事关重大的会议的记录一直很少。后来有人说撤出中央苏区这个关系到党和红军命运的重大决定未通过会议讨论，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没有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
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做出了战略转移的决定。四位书记都认识到了局面的严重。但除了急于摆脱眼前的困境以外，有几人意识到这个决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将影响深远？
所谓决策，往往是面对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有些原以为影响应该极其深远、意义应该极其重大的决定，却似一块滑过水面的轻石，经过几片涟漪后便无踪无影。而有些或伧促中或不经意中或应急中做出的决定，以为临时姑且如此，暂时勉强这样，却从此踏上一条历史的不归之程。5月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就是如此。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并不详知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面临的严重困难。6月5日，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发表米夫文章《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米夫说毛泽东讲过，只有苏维埃能够救中国；“现在各国无产阶级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都热烈地希望中国苏维埃运动的胜利。”
这一运动在中国却陷入了严重困境。中共中央已经在没有毛泽东参加的情况下，决定放弃中央苏区。
拿具体方案的是李德。李德对局面之严峻还是非常敏感的。这个原先最坚决主张不回避战斗的人，却最先提出红军主力撤出苏区。
伍修权的回忆证实了李德讲的情况。他在回忆录《往事苍桑》中说，1934年春李德就同博古谈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去湘鄂西。1984年5月9日伍修权在一次谈话中说：“长征是不是仓促决定的？我看不是。在广昌失败后，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商量转移的问题，确定的目标是湘鄂西。”“转移的意图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最后才决定转移的。”
如此重大的决定，当然首先还是要报共产国际。
6月25日共产国际回电：“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甚至说到对苏区主力红军退出的事情，这惟一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在讨论国际十三次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议案时，关于斗争的前途及目前国际的情形以及红军灵活的策略，首先是趋于保存活的力量及在新的条件下来巩固和扩大自己，以待机进行广大的进攻，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
博古对李德说，国际来电同意。
其实国际的表态是含糊不清的。首要的是“保存活的力量”自然正确，但“中区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促使我们惊慌失措”，又认为打破“围剿”的希望还不是没有；具体怎么办，留给中国共产党自己决定。
原因的关键，还是对中国革命的详情不甚清楚。
1934年2月5日，中央苏区反“围剿”正吃紧之时，王明在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了一篇《中国革命是不可战胜的》的发言：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关于最近时期中国状况的基本材料。
“……在所有‘围剿’中，最大最凶的一次，就是最近的第六次‘围剿’。这次‘围剿’的主要特点是，帝国主义分子除了向蒋介石提供金钱和枪炮外，还直接参加作战行动。以塞克特将军为首的法西斯德国的70名参谋军官，不仅制定了第六次‘围剿’的军事计划，不仅组织了专门训练军事专家和军事技术专家的讲习班和学校，不仅领导了从技术上加强城防和战线的工作，而且直接参加了军事行动。150名美国和加拿大的飞行员过去和现在一直在江西、福建、河南和我国其它各省的上空飞来飞去。原柏林警察总监社会民主党人格尔热津斯基及其助手魏斯等人，像一群饿狗一样，在蒋介石军队的后方——上海、南京等城市窜来窜去，帮助整顿秩序。
“这场战争的结果将会怎样呢？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分子的不断失败以及中国红军和苏维埃的一次又一次胜利。（鼓掌）
“根据不完整的材料，红军在国民党前四次‘围剿’中取得的成果如下：国民党军队50多个师被击退，其中20个师被彻底粉碎，约20万支步枪、5000挺轻重机枪、数百门加农炮和重炮、几十部电台、12架飞机和不计其数的装备、粮秣，均为我英勇的红军缴获。（鼓掌）
“曼努伊尔斯基已经谈到了我们的辉煌战果，对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在这些战斗中，红军俘虏了白军许多师长、旅长和团长。1932年，仅在中央苏区一个地区，红军就俘虏了3名师长、13名旅长、18名团长。1933年1～4月，又抓住了2名师长、2名旅长、4名团长。约3万名士兵投奔到红军方面来。（鼓掌）
“关于第六次‘围剿’的结果，我们至今尚未掌握充分的材料，但据部分材料得知，红军在福建、四川和赣北等战线击溃了国民党18个师。缴获步枪20000多支，机枪180挺，驳壳枪500支，钢盔2000顶，子弹400000发，手榴弹5000枚，无线电收发报机3部，满载军用装备、粮秣和钱财的大轮12艘。（鼓掌）为了卸载这些大轮中8艘船上的物资，动员了10000多名工人。红军在福建战线也俘虏了第十九路军的1名旅长和3名团长。
“结果，塞克特和蒋介石的第六次‘围剿’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这便立刻揭露了一个秘密：谁是我们红军武器装备的主要供应者，什么地方是红军的兵工厂和军事仓库！……（鼓掌）
“最近几年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并日益巩固的这一事实具有巨大的世界历史意义。首先，它在实践中证实了斯大林同志创造性发展的列宁天才思想的正确性，证实了在经济落后和殖民地国家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可能性，以及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只有苏维埃才能拯救中国免于彻底崩溃和贫困的英明指示的现实性。
“其次，既然国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在三、四年间共同努力有未能消灭中国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和红军，那么，如果荒木和希特勒真正发动战争，胆敢同坚强、伟大的苏联作战，又能有什么好结果？
“我们胜利的主要源泉，首先是，我们的党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始终一贯地执行着列宁的共产国际的政治总路线，而领导共产国际的，正是我们历史时代的伟大领袖，他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事业的最佳继承人，他的每句话都在鼓舞着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人、工人和劳动群众为建立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激烈的、坚决的斗争，并使他们牢固地树立起对自己事业的必胜信心——这就是我们所敬爱的斯大林。（鼓掌）
“……
“列宁的共产国际和世界十月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万岁！
“全世界布尔什维主义的突击队——联共（布）及其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万岁！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及其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
“斯大林同志万岁！万岁！万岁！（热烈鼓掌，全体起立向王明同志致敬）”
必须用十二万分耐心把这篇讲话看完。不耐心看完，你就不会知道王明已经荒谬到什么程度，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已经脱离实际到什么程度。
喝完牛奶吃完面包后，用自己国家革命者的鲜血杜撰谎言，去证明另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英明和另一个国家的伟大，在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无此先例。
王明刚刚在联共（布）大会上宣称对苏区的“围剿”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共马上来电要求放弃苏区突围转移，共产国际完全陷入自我营造的矛盾之中。
所以他们也只能发出那封态度模糊、说话游移的电报。
对苏区实际情况王明并非一无所知，但所知情况甚为混乱。
第五次反“围剿”以前，共产国际派美国共产党人史蒂夫?纳尔逊来华。纳尔逊出发前，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彼得罗夫和中共驻国际代表王明与他谈过话。王明说，江西的形势十分困难，苏维埃已经完全被包围。盐的供给殆尽，蒋介石抓住走私盐的人就砍头。更糟糕的事情是蒋介石要使用毒气。能用什么办法抵御毒气呢？所以派纳尔逊带5万美元去中国，任务是给中国共产党人买防毒面具。
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处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必要，1933年10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定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
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详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
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发起全面进攻。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持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迫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发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50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着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拚。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00余人，内含干部600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0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0000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00000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00％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0％，根据地损失100％。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超过五万新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0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
两支走在中央红军之先。
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北上。中共中央代表曾洪易随行。
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布《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命令由任弼时、肖克、王震领导红六军团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
这两支部队的出发，周恩来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
红六军团10月上旬陷入危境。四十九、五十一团在石阡县被敌截断，五十团在施秉县被敌截断，军团部队被敌切为三截，陷于湘、桂、黔三省之敌包围。六军团军政委员会决定：“王震率十八师，任弼时肖克率十七师，焚烧行李，减少辎重，以灵活的游击动作，转到苏区”。10月下旬，六军团各部共转战80余天，行程5000里，才与贺龙的红三军会师。
他们探出的路，中央红军已经无法再走了。
红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过小，未能牵动敌人。七军团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仅存500余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