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23年3月，溥仪“登基”，当上了“满洲国”的皇帝。当时，全国抗日的怒潮已是风起云涌，尤其青年学生一个个更是热血沸腾。苏顾毅（当时高中生）回忆当年的情形说：“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高中生，就跟北大、师大那些大学生，跟着的???卧轨，都睡在铁路，铁轨上，不让火车开走，要搭火车到南京去，请政府出兵打日本??????”
这个时候，蒋中正遇到了他执掌国民党军符以来最为严酷的两难局面，因为只有真正了解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的可怕，“不战而屈人之兵”本来是兵家的上策，能不打最好，因为，战只要打下去就没有绝对的赢家，万一非打不可，就得求胜，不能胜反而招来万劫不复的命运，又为什么呢？所以，虽然“忍”字心上一把刀，但能忍才是真汉子，更何况身系民族存亡重责的一个领袖。但是不战又如何呢？
再看日本这一边，，九一八事变其实可以视为部分激进军人夺权革命的一种手段。在柳条沟事件之前，日本国内缓和派人士并不主张动武，甚至在攻陷沈阳后，东京本部仍持“不扩大政策”，但关东军“三羽鸟”——板垣、石原和花谷正有如脱缰野马一发不能收，加上东北军奉命不抵抗连失数十城，关东军以事实证明了“支那”的不堪一击，一时军人气炽高昂，缓和派式微，从此走上军国侵略的不归路。蒋主席后来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曾经承担了此一过程的一切责任，他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迴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这不能不说当局没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当时正是国民党内宁粤分裂之际，蒋主席于是年十二月被迫下野。
在国民党内部相互倾轧之际，更不容忽视的是中共的趁机崛起。中国共产党于民国10年成立于上海，当初由于党员太少，必须借助国民党的组织与力量才能发展，所以象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便向中山先生请求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原以加强革命力量为念，于1924年正式通过容共，没想到从此便埋下了内忧不断的祸根，而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中共从头便是以“靠行”的方式起家的，所以他们对借力使劲制造矛盾以从中渔利的本事非常内行，显然这个时候国民党所面临的敌人比起只懂蛮力的军阀要难缠多了，因为他们不仅会耍心机，而且还有个实力雄厚的后台老板——苏联。1924年国民党在黄埔建军的同时事实上也替中共培植了一批军事干部，这便成了后来发展武斗的核心人物。
1927年4月国民党清党，7月15日分共，逼得中共没有容身之地，于是纠集了2万多人于8月1日在江西南昌发起武装暴动。这次叛乱的主力，象国军第11军的叶挺、20军的贺龙都是共产党人，而南昌的公安局长正是朱德。南昌暴动后一个星期，瞿秋白在“八七会议”扳倒了陈独秀，制定了所谓“盲动主义”的暴动路线，从此湘、鄂、赣、粤、闽几个省份的老百姓就失去了平安的日子了。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正好利用中央军第一次和第二次北伐以及中原大战杀得天昏地暗的机会不断扩张，到1931年交，包括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赣闽苏区、湘赣区、浙赣区等，“红祸”已经蔓延了六个省份之多。中央从1930年底开始到1931年7月对中共进行了3次围剿，后来由于宁粤之争蒋主席下野而停顿。
1932年3月，蒋委员长复职。6月15日召开庐山会议，会中重申“先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制定了剿共的方针。从1934年起，中共在强大国军的压力之下节节后撤，前后历经两年的时间，分三路于1936年10月退到了陕北，这便是中共所谓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个时候来到延安的中共军队还不到一万人，但是他们和张学良来自关外的东北军产生了微妙的化学变化，此一变化改写了中国人的历史。
中共聚集延安的这一年，东北已经沦陷了整整五个年头了，身羁关内的东北军任凭无尽的乡愁一天又一天啃噬着他们离家背井的心，一曲“松花江上”使他们想起了失去孩子的母亲，没有丈夫的妻子和不见了父亲的孩子，这不只是一首歌，一片情，因为它直扣着发生在这一年年底石破天惊的西安事变。
一寸河山一寸血（5）
回顾从1868明治维新以来的中日关系，假如我们把它想象为一场长程的接力赛跑的话，那么日本的第一棒是明治睦仁对大清慈禧，这一棒跑了四十年，我国严重落后的情形本节目打一开始就提过了。1912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的虽然是中山先生，但接到棒子的却是袁世凯，对方则是大正嘉仁。袁世凯虽然没怎么跑，但在他当政的五年里，最起码棒子还握在手里，老袁这一过世，麻烦就来了，因为往后十年间你争我夺，几乎连棒子在哪里都搞不清了。在接力赛跑中“落棒”是最严重的失误，也是造成落后的致命伤，更何况找不到棒子了呢！1926年，昭和裕仁登基，他跑第三棒，而我方的选手正是衔命北伐的蒋中正。接力本来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竞赛，接棒的人固然可以受前棒领先之惠，但也同样要承担前棒落后之果，因此当时蒋总司令遥望对手的背影，“瞠乎后矣”的压力是可以想见的，这便是继九一八事变和塘沽协定之后中国人忍受着国土沦丧、民族蒙羞的奇耻大辱。不轻易言战的主要原因，当局“先安内，后攘外”则是拖延政策，但“拖”则是指积极的拖，积极表示要打、要备战，而拖呢？就是拖一天赚一天！
中国国民党于1928年10月正式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全面展开了从头做起的建国工作，直到1937年，这十年曾被魏德迈誉称“黄金十年”，但事实上，当时国家残破，生民潦倒，加上日军全面入侵的脚步日益逼近，这十年也可以说跟时间赛跑的关键十年。
第五集 乾坤一变
十年建国首重教育，在这一段时间里，政府从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做起，到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成立，教育体制终于搭成了一个完整的建构。为了“迎头赶上”西方列强，政府对实用科学人才的培植更有“时不我待”的警惕和不遗余力的倡导，所以二十年代可以视为我国迈向现代科学研究扎根与发轫的重要时期。
1934年，蒋委员长发起新生活运动，把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施之于日常的生活之中。教育本是百年大计，时值祸在眉睫的存亡之际，当局仍不忘道德深耕，可谓用心良苦。
经建方面的推展也属困难重重，举个例子来说，1928年，在度量衡划一制度没有公布实施之前，我国“标准之乱”为全世界所仅见。以“度”而言，吉林一尺居然只有河北的两寸长；“衡”呢？浙江杭州的称跟邻省江苏的称也能差上七倍之多。这么混乱生意怎么做？工商业又如何发展呢？即使如此，当局在农田水利、电力、矿业资源开发、化学工业、重工业的振兴等等，几乎每一项对国家进步有关的事都在马不停蹄齐头并进中，因而从1931年到1936年间，我国工业成长率平均高达9?3%，创下民国以来第一次经济奇迹！
当时在交通事业的发展方面犹为蓬勃，除电讯、邮政快速成长以外，铁路到抗战前总长已达2万余公里；公路增辟了8万多公里；民航空运十年间开辟了12条航线，长一万五千多公里。至于我们究竟动用了多少财源来完成这么多的工作呢？说起来，只不过占国家总预算的1/5而已，因为当时国民政府还要负担包括前清遗留下来的国债约占32%和将近40%的庞大军费。
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整个国家一直都还在动乱之中，前五年北伐、中原大战，接下来便是九一八，后五年剿共、宁粤分裂，再加上“闽变”，几乎天天都在打仗。再这么恶劣的环境中，能有这些成就，其功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在十年建国中，还有一项建军计划是在暗中进行的，当时蒋委员长曾经和德国秘密磋商，准备训练80个精装师，以此进军东北收复失地。后来任职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顾毓瑔证实了这一项计划：“因为是我们都参加军事顾问团，同俞大维他们开会的时候，我都参加，听到这样一句话：委员长准备装备80个精锐的师，反攻东北。”可惜这件事后来因为卢沟桥事变所以没有实现。
我们后人常常会做如是想，假如老天爷多给十年，中国之自强理应是可期的，可惜历史的轮轨偏不这么转，后来因为西安事变而造成整个局面“拖不下去”的窘境，于是一场不能打的仗也就不得不打了。
西安事变的背景是十分复杂的，但关键人物却只有两个，那便是蒋中正与张学良。回溯1928年6月北伐军直逼北京，张作霖仓皇出关，被关东军炸死于皇姑屯。12月，少帅张学良不顾日本压力，毅然宣布东北易帜，这关键的临门一脚为蒋中正在历史上留下北伐成功、全国统一的重要纪录，也开始他们纠缠一生的种种关系。
1930年9月，张学良通电反对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并引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中正，赢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由此更坚定了他们两个人水乳交融的“革命情感”。有关这个部分历史学者蒋永敬形容说：“中原大战以后，当然这个关系可以说张学良的地位是很高的，蒋先生是全国的三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张学良这个时候权利是很大，差不多除了东北四省以外，还有包括华北五省，这个军权政权差不多都交给张学良手里了。那么他们两个的关系可以说是生命共同体啊。”
然而，在政治现实的层面中，所谓“生命共同体”其实是蛮脆弱的一种结合，他们往往会因为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蒋、张之间的关系变化亦复如此，问题是促使这些变化的背景因素又是什么呢？我们至少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观察：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时国内的舆情。话说日军自从占领东北四省之后，又企图染指华北。先是笼络殷汝耕，成立冀东伪自治政府。1935年12月11日，中央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宋哲元为委员长加以制衡并受命与日方斡旋，但这件事被人误解，以为华北真的要步东北的后尘“特殊化”了，于是便引发了12?9和12?26两次大学潮，当时的北大学生、历史学者吴相湘回忆说：“所谓12?9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也参加了。我记得在北京街上啊，那冬天里，北京的天气已经很冷了，那么北京的军警就用自来水龙头冲，一冲到身上就结冰了。那时候宋哲元命令军警对学生不能用枪，用刀，并且只准砍屁股，因为砍屁股不会砍死人嘛。我看到很多女同学就这样子??????”
学潮带动了全国澎湃汹涌的抗日浪潮，这股浪潮显然已非警察所能应付得了的了，这只是1935年底的事，我们已经有“很难拖下去”的深刻感受了，事实上这种状况还拖了一年，到第二年的12?9又爆发了一次学潮周年的街头运动，那一回相去“西安事变”只有三天。
再看中共于1935年10月翻山越岭逃到陕北，结束所谓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全员总数还不足两万人，是中国共产党自1927年8月南昌武装暴动以来声势最为低迷的时刻。而国军这一边，南由关中起，北至榆林，东起黄河两岸，西达平凉、固原，这便是西北剿匪司令部所辖的任务区，在这一片地区里所部属的兵力少说也有二十余万之多，由蒋委员长亲兼总司令。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以代总司令之名，实际负围剿共军之责，和共军正面对峙的正是他所率领的子弟兵东北军。然而此刻的东北军已经被那种长时间背井离乡的愁绪磨光了他们的作战意志，单看1925年11月紫罗镇之役便可以证实如是的看法。这场仗的指挥官是东北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他率领牛元峰的109师和何立中的110师在紫罗镇和红军15军团发生遭遇战，论战力，红军远不如国军，但一曲“松花江上”和“团结抗日”、“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的两句口号却彻底击溃了东北军。这种情形和张子房当年在九里山上“悲歌散楚”如出一辙。紫罗镇一役，师长牛元峰、何立中以及他的参谋长裴焕彩自杀。两个师有八个团长，其中六个也自杀，只逃回来一个。另一个名叫高福源的被共军俘虏，连同其他被俘官兵五千余人则受到了共军的“礼遇”与洗脑。洗脑的内容既无马列思想也没有阶级斗争，只有一句话：“团结抗日，打回老家去！”这些人后来被释放回来的时候便成了东北军中中共统战的尖兵。
再说东北军的待遇。当时一个师每月的粮饷大约只有3万块银元左右，而“整编师”也就是中央嫡系部队则有12万之多，如此不平等待遇对还没有整编到的东北军也是很难接受的，加上紫罗镇那一战殉国、阵亡官兵的抚恤金不但少得可怜，而且几时发放还遥遥无期，使流落在甘陕一带的眷属境况十分凄凉。如此雪上加霜的怨忿正好都被中共掌握、利用了。此时此刻东北军的处境与心情，张学良何止感同身受，因为这些人是他带进关来的，如今落到这般境地，他将以何面对乡亲父老呢？人都有其脆弱的一面，更何况性情如张学良呢？每当午夜梦迴，他难免会想起当年“东北王子”少帅的风光和站在阅兵台上意气风发校阅三军的往事，加上手下的将领一心团结、打回老家去所带给他的压力在他心中渐渐地便产生了化学性的变化。
蒋永敬说：“当时差不多东北人，特别是东北军，都是希望打回家乡，那么当然蒋先生这个‘安内攘外’政策先要解决内部，所谓‘安内’就是要先解决共产党，那在张学良心里想‘那我等不到了，你现在又叫我安内，又要叫我来剿共产党，那我这个军队消耗了，我这个本钱就没有了。’”
至于东北军与中共之间显著的关系，蒋永敬说：“现在因为大陆中共档案资料开放了，可以说从民国25年1月中共就派正式代表李克农，他们在洛川啊，这就是张学良部队驻的地方，他们就开始会谈，会谈时间他们两个已经停火了，那么到了4月9号是周恩来同张学良在延安会谈，这时候他们已经达成很好的合作关系，不但停止剿共，而且资助他们武器，资助他们弹药，甚至资助他们服装、金钱。那么当时一部分共产党的主力是在四川同西康这一带，就是张国焘的部队，那么这时候等于张学良也就是帮助者一批人同陕北的中共军队会师在陕北。”
继东北军将领于学忠“让路”，张国焘的“红四军”得以入陕，完成三路红军会合之后，同年11月更因王以哲的出卖让胡宗南的中央军在山城堡吃了个败仗，这一切都说明了身为西北剿共代总司令的张学良确实与他的对手之间有了不寻常的关系。而他之所以要这么做，目的只是要透过中共搭上苏联的线，联俄以抗日，打回老家去。为了达成此一目的，张学良曾一度申请加入共产党，有关这件事，事后也得到了证实。蒋永敬说：“张学良大概是在（民国）25年6月底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中共也把张学良的请求报告到共产国际，那共产国际大概是???我们看到的文件是8月15日回来的电报，他说不能够接受张学良入党，认为张学良不可靠??????”
根据新近的资料显示，中共当时本想以“反蒋抗日”与东北军秘密结盟，并拥张学良为“西北抗日联军”总司令的，后来因为苏联方面的反对而作罢。中共易张学良的“西北剿共”代总司令而为“西北抗日”总司令的用心是很明显的，但为什么苏联不同意呢？原来德国自从1934年希特勒掌政之后就不断扩军，1936年德日更签署了防共协定，苏联生怕面对德国的同时还要担心东方虎视眈眈的日本，所以他必须在中国找到一个真正能够领导全民、抵御日本的领袖，这个人正是蒋中正。换句话说，当时苏联的政策是“联蒋抗日”的，这件事可从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得到证实。其实中共当时在苏联中央的眼里究竟有多少分量是心知肚明的。为了克服生存危机，曾积极表态与中央结束对立状态，陈立夫回忆说：“民国24年9月里面，这个周恩来一封信写给我同我的哥哥两个人，周恩来的亲笔信，就是要我们不要再剿匪了，他们也要共同的抗日，同我们抵抗日本，那一封信来了以后呢，周恩来代表共产党，潘汉年???有个叫潘汉年的，潘汉年代表第三国际，我同张冲???我们这边我同张冲两个人，这个是因为苏联第三国际是要共产党要他来投降我们，这样子我们可以没有顾忌啊，我们可以去打日本。”
周恩来的来信由于未署明年份，可能造成了记忆上的错误，蒋永敬说：“很多的文件出来，是民国25年9月1日写的，这个没有问题的，陈立夫他不承认他记忆错了??????”
谈到西安事变，我们要提到另一个角色，那边是当时的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据说当时日军进逼日亟，中央曾拟出一份应变的作战序列（字幕——第一路军 总司令 顾祝同；第二路军 总司令 刘峙；第三路军 总司令 蒋鼎文；第四路军 总司令 宋绍良；第五路军 总司令 陈继承），但是为了避人耳目，而以五路剿共的名义发表。这份命令传到西安，造成了张杨两人的极大震撼，他们的疑问是，共军充其量也不过两三万人，居然动用了这么庞大的兵力，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于是便产生了“要被吃掉”的危机感，中共便成功地掌握了此一“良机”，结合了张杨的力量而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合阵线，这是1936年的事。
至于蒋委员长这边，对东北军不稳的情绪早有耳闻，但由于他对张学良的充分信任而没有立即采取行动，直到（民国）25年11月才去了西安。委员长对张学良如此的爱护与担待，唯一可解释的是可能他错误地把张学良之对他比作自己当年对中山先生的忠心不二与唯命是从的绝对忠诚，这一点在他后来发表的“西安半月记”中曾经提到。他说：
“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大疏，致其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
“西安事变”于1936年12月12日凌晨发生，中央军获悉后立即开始军事行动；15日蒋委员长下令停止轰炸；22日，蒋夫人、宋子文等人飞抵西安；到26日张护送委员长返南京，这段过程中，张学良从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兵谏到返京负荆请罪的戏剧性转变，根据资料是张学良看到了委员长日记，洞悉了委员长的苦心之后而引起的（字幕——对日抗战战斗序列：第一方面军 总司令 蒋中正；第二方面军 总司令 张学良；第三方面军 总司令 冯玉祥；第四方面军 总司令 阎锡山；第五方面军 总司令 李宗仁；第六方面军 总司令 陈济棠；第七方面军 总司令 程潜；总参谋长 何应钦；副总参谋长 白崇禧）。那么他是怎么看到这本日记的呢？
（前中共政协委员）顾毓瑔先生说：“我同陈诚在南京住在对门，所以我们常有来往的。他告诉我这个西安事变他也被关在里头，软禁了。他找到张学良，他说：汉卿啊，有一个黄色的大皮包你不能丢，你自己去找找，不要兵荒马乱的时候啊???把这个东西丢掉了是不得了的???。张学良听陈诚讲完了，他自己去找了，找到了黄颜色的黄皮包，大皮包。既然是有军事秘密我（张学良）倒要看一看，打开看，委员长有抗日的计划都有，当然是包括80个师的那个部队，所以张学良说，我错了??????”
张学良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是不是仅仅为了一本日记而产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戏剧性变化呢？史学者大多不以为然。蒋永敬说：
“张学良改变态度是多方面因素，第一个是西安事变以后各方对他反映很不好；第二莫斯科方面等于在斥责张学良，那中共的态度也转变了，本来中共支持他的，后来也变为中间的、中立的、调停的角色。当然我想再加上宋子文、蒋夫人去调解这个事情，当然是很大转弯的、转变的，很好的一个机会啦??????”
在西安事变中还有一个谜团，那便是22日夫人等人到了西安之后国共之间谈了些什么？彼此有没有任何承诺？当NHK记者后来问道张学良的时候，他说：
“这个???我???我???他问我问得???这是很尖锐的事情，我简单说一句话，就是请他往下不要再问我这个事??????”
这团迷雾直到最近才得到了部分的澄清。
蒋永敬说：“谈判的时候，这个内容周恩来当时都向中共中央报告了，譬如说改组国民政府啦，当时就是他要把何应钦拉下来，改组政府谈了，当然事实上要抗日啦，准备抗日了，同时剿共这个事也停止下来了，这个文件现在都出来了。”
还有一个问题，在西安事变发生之后苏联的态度又如何呢？
顾毓瑔先生说：“因为我的爱人是宋庆龄的表妹，听到这样子一句话，斯大林打电报给宋庆龄，说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是能够号召中国，要是把他抓了，中国会大乱??????”
蒋永敬根据最近公开的资料也证实了以上的说法：“因素当然他是主要考虑苏联本身的安全，那么就是中共和张学良加起来他怎么能够牵制动日本呢？那蒋先生他代表全国的力量，蒋先生的号召，全中国起来同日本作战来抗日，这是苏联的本身有了安全，这是根据苏联本身的利益来考虑的。”
1936年12月26日，当委员长安全回到南京的时候，举国欢腾的热忱是令人感动的。自从1926年北伐以来，蒋委员长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全国团结力量的震撼！但是“先安内，后攘外”的既定政策却因此而改变，使他不得不去面对一场实力悬殊的生死之战！
一寸河山一寸血（6）
西安事变之后，中日之战一触即发的迹象已经十分显现，在战争脚步日近的同时，全国都沸腾在期待与兴奋的狂热之中，这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是人类史上所仅见的，但此时此刻也有人忧心忡忡暗地里叫苦，尤其是一手掌握军政大权声望如日中天的蒋中正，因为他知道这个仗不能打！因为战争毕竟是硬碰硬的实力抗衡而非一时激情。
也许后人对当时中日之间的强弱和悬殊还只是个模糊的概念。现在让我们撇开两国的总体国力评估不提，但就双方军备从数据上来看看在1937年的实力比较——
在陆军方面：如果以总人数论的话勉强可以称得上是1：2（字幕——现役兵：中 170万；日 38万；预备役兵：中 无；日 73?8万；后备役兵：中 无；日 87?9万；补充兵：中 50万；日：248?4万；总计：中 220万；日 448?1万），但作战毕竟不只是数人头就可以算数的，因为部队的装备、训练、士气等等都是决胜的重要因素。在这里姑且撇开训练不谈，那么我们的装备又如何呢？这就是当时一个战斗单位“师“的简单比较：
中国（师） 日本（师团）
11000人 人员 22000人
无（自备不计） 马匹 5800匹
3800支 步枪 9500支
328挺 机枪 600挺
46门 火炮 108门
无 战车 24辆
问题是武器仍然是不能以量来衡量战力的，因为它们有优劣之分，比如说一挺经常“卡弹”的机关枪还不如步枪来得方便，这便是一个十分简单的道理。
至于海军，假如以“吨”为论，我们和日军的相比应改为1：30。（字幕——中国：6万余吨；日本：190万吨）不过这里面还是存在着“质”的问题，因为即使你有一百万吨渔船事实上也敌不过五万吨战斗舰，更何况我们在吨位上已经瞠乎其后了呢！所以在八年抗战中如果说在海上我们海军军力是零的话一点也不为过。
在空军方面：统计数字有很大的出入，但一般认为开战之初我军军机总数在三百架左右应该是比较客观的统计，不过这三百架飞机里面还包括了一部分教练机和不堪作战的飞机在内。
（字幕——空军：中日对比 1：9.中国300架；日本2700架）
假如根据陈纳德当时的估计，可以担任作战任务的军机实际上还不及100架。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飞机是向好几个国家东拼西凑分批买来的，也就是说砸了一架就少了一架。所以在空军战力方面我们不能以1：9来评估。
如此悬殊的战力中日两国的当局是心知肚明的，尤其日本军方更了若指掌，因此在一群激进派的军头心目中支那军队不堪一击几乎已形成了一个毫不思考的刻板印象，此一印象所衍生的轻敌心态在战争初期显露无遗，日本军人万万没有想到他们所触犯的兵家大忌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然而，以当时的中国而言还有什么不可轻的呢？有！那便是整个民族同仇敌忾的一股气，这股气蒋中正感受到了。1935年11月12日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上发表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同时提出：
“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
也就是“时时可死，步步求生！”的政略方针。这篇演说相比于（民国）23年在“敌乎？友乎？”一文中苦劝日本悬崖勒马的用心虽然是一致的，但在态度上则强硬多了，他强烈暗示日本，中国人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此一转变便是受到了这一股气的影响。不幸的是，日本军阀低估了他所指的“和平绝望时期”和“牺牲的最后关头”的底线而酿成了一场大祸！
第六集 最后关头
以前我们曾经提到过日本侵华的源头始自于他们的“大陆政策”。1927年，田中内阁在他主持的“东方会议”中把整个步骤具体落实了。那便是以要征服世界得先征服亚洲；征服亚洲得先征服中国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田中奏折”。其实田中的建议是会议记录也好，是奏本也好，都不影响他们尔后的侵略行为，因此台湾苗栗人蔡智堪夜闯皇宫“盗抄”原文一事从历史角度来看。基本上就不存在其真伪的问题，重点是自从民国18年南京的《时事月报》首先披露了这份文件，把日本千万言难尽的侵华阴谋浓缩于“田中奏折”四个字之中，而成为激发当时国人同仇敌忾的传播利器，这一点蔡智堪还是功不可没的。
1936年，在日本发生了一场流血政变，那便是所谓的“二?二六事变”。当时陆军步兵少壮派军人率领了一千余名士兵发动叛变，杀害了大藏大臣高桥、内大臣齐藤和陆军教育总监渡边等人。这件事迫使冈田内阁下台，由广田弘毅出任首相，更加紧了侵华的脚步，一直到1937年的近卫文磨，一步都没有松懈过，但是当时的日本在国际上是处于相当孤立的状态的。
1932年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第二年，由于国联拒绝承认，日本便退出了国联。1936年底再退出与英美签订的“海军限备条约”。在北对苏俄海参崴增兵与南拒美英海权的威胁之下，便急着要取得我国龙烟的铁，井陉的煤和华北的棉花以扩充战备，但我国却坚持立场绝不让步，虽然日本国内也循外交管道和我国交涉，但华北的日本“驻屯军”却认为以兵临城下的方式逼宋哲元就范也许更为有效，所以便陆续增兵华北，更非法强据了丰台。
假如我们驰车平津快速公路之上，当可以发现眼前竟是一片无垠的原野，这里便是1937年日军越停战线入侵华北的现场（图像为现北京丰台环岛）。停战线源自于1933年5月的塘沽停战协定，当时国军被迫退出西起察哈尔的延庆，沿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宁河，东迄芦台。这一条连线以南而空出了长城以南的这块缓冲区，三年来国军未敢越雷池一步，但日军却早跨过这个门槛进逼平津线了。
日本人都在这里做什么呢？杨树藩说：“这个卢沟桥过来左边有一个丰台，丰台那一条街都是窑子，都是这个小姐们在那里，他们日本人一到了那个地方啊，就把这些小姐整得很惨啊??????”
（军训学生团 驻南口）宋秉一说：“在乡下，在乡村里头，这个日本人开着大货车，货车旁边挂着一个很大的一个日本国旗，那个太阳旗挂在旁边，上面大概最多只有一个日本人，其他的跟着的有的是汉奸，有的是高丽人，那么跟着日本人，到处卖这个毒品，就在这个大街上公开地搬下来就在那边卖。中国人贩卖毒品是死刑，要枪决的，日本人就公开地在城市里面和乡村里面公开地卖，警察无奈他何。”
六十年后，我们重返丰台，市区已经经过整建，马路也拓宽了许多，放眼望去，了无战争所留下的痕迹。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处行将拆除的旧社区，经老居民证实，这个附近确实有过一条窑子街，但那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1937年7月7日晚间，日军在宛平城外夜间演习，以“丢人”为名挑起了事端。“丢人”本是他们多年来惯用的伎俩，六年前东北洮南“丢人”引起九一八事变；五年前上海“丢人”引起一二八事变，多少都捞到了好处，没想到这一次中国人不让了。第二天，蒋中正电令宋哲元：“宛平固守勿退！”这表示和平绝望，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我们决定拼了。
当时，负责平津一带防务的是宋哲元的29军，而在卢沟桥和日军正面冲突的则是冯治安37师219团吉星文所属金振中营的第3排排长祁国轩。他们在奉命之后，正式肩负起守土卫国的大责重任
219团将士凭着简陋的武器和血肉之躯和敌人在小小的宛平城苦战了23天，他们以鲜血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一吐九一八以来积压在胸口的一团闷气。
“七七事变”第二天，当时正在南苑受训的朱秉一回忆说：“我们在南苑受军训，早晨还没起床就听到炮声了。起床集合点名，队长就提出一个军事通报，就是日本人在打卢沟桥，日本侵犯卢沟桥，现在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听到这个报告以后，大家都吼起来了，好！就是终于打起来了！是那么个心理。”
7月11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火速自东北与朝鲜调3个师团和18个飞行中队增援华北，显然日方事先并没有料想到我国的反映会如此强烈。
12日，日军攻占天津车站，13日北平永定门外发生战斗，16日，日军10万增援部队开抵华北战场。
1937年7月17日，蒋委员长在庐山宣布：卢沟桥事变是我最后关头，我国坚持最低限度立场，但仍希望日本悬崖勒马，不要酿成大错。但日本不予理会，战斗持续进行。25日借故攻陷廊坊。
廊坊是平津路上的一个小站，相去北平只有咫尺之遥。当年从东北和朝鲜火速拥进的军队便是在这里集结的，他们的目标都指向北平。开火后不到半个月，增援华北的日军已多达18万人，7月28日，在军机与坦克掩护下进攻北平。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和大沽口也沦陷了。
在众寡悬殊、强弱分明的条件之下，国军第29军在这一片防区里和强敌苦战达24天之久，最后虽然败下阵来，但抗日先锋的英名将永志史册。
1937年8月22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收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第8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以下设三个师，分别为：林彪的115师、贺龙的120师、以及刘伯承的129师，总兵额为3万人左右。历经十年围剿的中共红军从此换上了国军的制服，领取国军的粮饷和给养。表面上拥护委员长，一致抗日，但实际上并不听令中央的指挥。如果说这是自1924年中山先生容共以来国共之间的第二度合作，是共赴国难的大势所趋，却也可以视之为国民党另外一次灾难的开始。
“七七事变”之后，我们虽然很快地在淞沪另辟了一个战场，但这并不表示放弃了华北的阵地。当时的作战策略是以“空间取换时间”。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是指前面的人用他们简陋的武器，拿他们的血肉之躯前赴后继，在广大的国土上迟滞敌人锐利的攻势，以换取宝贵的时间让后面的人有机会作更多的准备投入战场捍卫国家，所以当时戍守华北绝大部分的国军虽然在日本飞机、大炮、坦克猛烈强攻之下仍然拼了一条命，抱着能守一天算一天，能守一个小时多一个小时的决心，和敌人周旋到底。如此壮烈的情怀教人感动。
当时这个战场的生还者（9C47D卫立煌?郭寄峤部王兴明，战历：娘子关、忻口、太原）回忆说：“那个时候日本人打得很凶，天一亮飞机就来了，天一黑飞机就回去了，反正一天到晚不停啦，就是不停。我们大家不怕他这个飞机，就怕他那个炮，他那个小炮打得又快又准确，大概可以打15里路的样子，我们那个地方打死了3个将官哪??????”
严忠发（17C84D 傅作义?高桂滋部，战历：南口、平型关、忻口）谈起了他的战友黄玉祥的殉国故事：“黄玉祥我们是在平道头，他腿部负伤，怎么拉他也不走，我们要转移到第二线去了，第二线与第一线只有3里多路，怎么拉他也不走，不走我也没办法，我也背不动他，我们就走了。走了以后再回去，看见他在那个山边上，腿上一个子弹伤，肚子身上差不多刺刀伤有十几处，日本人他狠到这种程度。”
8月初，在北方的第一场硬战发生在居庸关下北平东北方向的南口，从地理环境来看，南口是平津小平原上靠西的第一道隘口，位于太行山脉北部的陡坡上，由于是西进山西的必经之道，因此便成为古来征战的要冲，直到今天我们仍可以远远看到山坡上古代遗留下来的烽火台。这座烽火台正式汤恩伯的部队当年和日军白刃肉搏的战场。
南口是京张路上的一个小镇，我们找到了一个比较像样的宅院，据说这里正是当年汤恩伯的指挥所。南口这一役，国军方面有汤恩伯所辖的王仲廉89师，王万龄第4师和高桂滋的84师以及朱怀冰的94师，约四万人左右，面对铃木、酒井两个混成旅，加上最难缠的板垣师团约五万余人。从8月日开始到27日，拼缠了20天之久，这一仗打得十分惨烈。曾经参与过这一役的严忠发回忆说：“我们上南口的时候，一连的编制有170多个人，打到两三天下来以后只剩下7个人??????”
南口一役国军伤亡人数达一万五千余人，后来因为张家口沦陷而退出战场。
平津沦陷后，日军为了攫夺山西的煤矿资源，兵分两路向西进扑，北路走的就是南口、张家口这条线。南路沿平汉路南下在石家庄左转入晋。
北路日军进山西之后，先杀五台山下的灵丘，守灵丘的是刘奉滨的73师，而来敌正是从察哈尔杀来的板垣精锐部队。73师苦守了10天，于9月20日失守，接着战事便蔓延到了平型关。
平型关在灵丘的西南方，看起来虽然象似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但却是通往太原的必经之路，因此当年在这里曾经有过战斗，事情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9月25日，我军分五路出击（字幕——第一路、第二路、第三路为郭宗汾第71师；第四路为孟宪吉独立第8师；第五路为林彪第115师），其中第五路是林彪的115师，林部袭击了日军的一个辎重队，摧毁汽车80余辆，最后和友军共同攻占蔡家峪和小寨。
28日日军后援部队赶到，我军被迫后撤，放弃了平型关。
有关平型关之役，曾经服役守军杨爱源部队的周国煌说：“这个时候守平型关的战斗呢，这个18集团军，共军的跟他接触的就是在蔡家峪这个地方来周旋过，他是袭击他，有人说平型关大捷，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想，我们不说它真的假的，大捷不大捷，因为红军的作战啊，毛泽东有所谓的战略思想，他说宁打运动战绝不打阵地战，所以真正说平型关的防守作战啊，共军并没有出力，运动战在外面周旋周旋是在那一带，是有的，所以构不成什么大捷。”
当时115师副师长聂荣臻的卫士阮受贤叙述了突击当时的状况，他说：“我看见的时候我还给聂荣臻司令汇报，我说，首长，敌人汽车出来了。当时聂荣臻还说我，你赶紧给我趴下，不要暴露了目标。汽车一个一个从老爷庙那头下了沟了，一百多辆汽车都下去了，末尾的汽车到了老爷庙了，所以咱们前边呢，狙击弹一家伙把前面的那个汽车一打，整个一百多辆汽车都弄在沟里头了，这个时候咱们的部队都没有拿枪，没有拿机关枪打，全部用手榴弹砸下去，就这么深的沟，拿了往下扔，这个时候日本人都钻到汽车地下趴着不敢动了。”
由此我们可以认定，平型关之役确实是一次成功的突击战，与中共大肆宣扬的“大捷”有一段蛮大的距离，但是我们必须肯定，在那么艰苦的日子里能有这么点好消息对民心士气的影响。
太原会战的一个重要战场在雁门关南方太原以北的忻口，而忻口北方的原平则于10月6日便遭到日军的攻袭，守军姜玉桢旅长苦守了5天阵亡弃守。原平沦陷后忻口的国军便陷入了苦战，参加过这一役的弟兄回忆说（严忠发）：“在忻口的时候，为了一个驻山，我们那时候，他白天攻上来，我们就撤退了，然后我们下来以后，再准备夜晚再攻上去，这个山头一共攻了七次，我晓得，因为我每一次都有参加。在那个山上的时候，我们的士兵跟日本人的士兵的尸体、枪械摆的满山都是，双方面都没办法清理战场。”
（35C 205B）李珍：“打得那个炮弹啊，落那个炮弹天都黄黄的，沙子都起来了，那个时候你每一天上去一个师，没有下来活的。”
（15C 64D）王明山：“我们那个团的医生把炮弹皮取出来，没叫我下去，受伤不退。”
严忠发：“到最后我们这个军的人消耗太厉害，人死得太多了，独立第5旅去换我们换防下来，我们饭都没吃的嘛，下来以后赶快就吃饭，饭还没吃完呢，独立第5旅就整个完蛋了。”
忻口之役进行过程至为惨烈，殉国的将级军官除了死守原平的姜玉桢外，还有中央地区前敌总指挥第9军上将军长郝梦麟，七七事起，他远从贵阳千里迢迢率部赶来山西，没想到一战捐躯，年39岁。
第54师中将师长刘家骐在忻口前线南怀化布阵，鏖战七天，全师剩不到100人，师长战死疆场，年43岁。
第25路军少将旅长郑廷珍10月15日夜跃出掩体进行反冲锋战斗，不幸身亡，年43岁。
第85师少将团长刘眉生在忻口前线作战，深入敌阵连中数弹，壮烈殉国，年33岁。
今天，忻口旧战场的模样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动，原先用来当碉堡的掩体依然如昔。虽然我们搞不清“办公号”到底是营部还是团部，但六十年前住在这里的人以如此生活条件和恶劣的作战条件，在烟硝满布的荒原上拼命杀敌的壮烈行为仍然叫人悸动不已。
南路日军于10月下旬过井陉直逼娘子关，企图与忻口南下的部队会师太原。
娘子关原名苇泽关，相传唐朝平阳公主曾经率领娘子军驻屯于此，所以又称娘子关。娘子关是山西矿产东运的孔道，郑太铁路便是由此入晋的，而古时代却只是太行山脉的一个隘口，形势十分险要。
民国26年太原会战时，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黄绍竑率孙连仲的西北军死守。这里起初打得不错，后来由于忻口吃紧，黄绍竑调兵驰援而为日军所乘，于10月下旬失守。
太原，阎锡山的大本营，是个易守难攻的城池。由忻口南下，这里群山环抱，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其间，正是防堵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天然屏障。而太原城墙的建筑尤其牢固，绝非一般野炮所能洞穿的，因此虽然忻口、娘子关尽失，太原仍有固守的条件，但新上任的守备司令傅作义无心恋战，太原只打了一天就撤守了，迄今还留下倾圮的城墙供后人凭吊。
一寸河山一寸血（7）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紧急动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竟能集结18万余众来投入战场，其主要原因实际上是靠他们有利的地理因素的，因为华北紧邻东北，东北紧邻朝鲜，朝鲜一水之隔便是日本本土了，如此，大本营和战场等于已连成一线，以如此的补给支援之下，任凭国军如何不怕死、不要命，事实上也难抵挡日军的节节推进的。为了扭转这样的困境，蒋中正在遥远的南方——上海开辟了第二战场。有关此一战略构想，蒋纬国分析说：
“假定华北这许多的空间丢掉，对尔后的作战是不起一个战略性的影响，那可以忍耐，拿着一段时间来争取我们改善国军建军备战，但是如果让他从北一直向南打下来，主力顺着平汉路，有力之一部顺着津浦路，这样下来国军就被逼到东南沿海，就被包围而歼灭了，这仗就打完了，因此委员长的战略，要如何使日军的主力（他的作战线）从北向南打变成由东向西打，我们背对着自己的基地边打边退边打边退，这样子的空间来换取的时间才起作用。那么我们主动在淞沪地区引起另外一个作战，这等于是外国人说的开辟第二战场一样的重要。”
这一役便是九一八以来中日之间第一场惊天动地的战略性的大会战
第七集 淞沪会战（上）
上海，这块当年楚国春申君的封地，是长江千里物产汇聚万商云集的唯一出海河港。7百年前筑城设治以来，从黄浦江和苏州河的交汇口处起家，逐渐发展，到了抗战初期已经是个350万人口的大都市了。
1842年鸦片战争打开了大清帝国的门户，上海便一跃而为东方的世界航运中心，一个城开不夜的十里洋场，它是我国经济金融的枢纽，也是防御首都南京的屏障。
日本人对上海的觊觎已经很久，五年前，一二八打过一仗，后来订了个停战协定了事，今年再打却是由我方基于战略考量而起的，不过引发淞沪之役的所谓“虹口事件”，则还是从“丢人”开始。这次丢的是一个叫做宫崎的水兵，时间在7月24日。起初，他们要求封闭虹口机场，后来人也找到了，日方仍然蛮横无理不肯和解。
8月9日，日本陆战队大山中尉带了个水兵硬闯机场，被我守军击毙，事情就这么闹了起来。
国军准备在上海开辟第二战场其实是7月下旬决定的事。打上海除了战略上的意向之外，也看中了上海是个国际化的都市，这里的一举一动比较容易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借以昭告世人中国抗日御侮的决心。所以，打从8月初开始便从全国各地调动部队向上海集结，可是由于当时交通工具缺乏，动员条件拙劣，四面八方拥进的军队有的搭火车有的乘船，但大多数还是靠两条腿徒步行军，所以有许多部队当他们赶到战场的时候，仗都已经打完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当时上海市区的状况，在地图上您所看到的红色部分是公共租界，左边苏州河以南是属英法两国的，苏州河以东黄浦江北的这一块则是日租界。所谓“租界”视同该租借国的领土，所以在开战之初这一带便驻扎了日军。根据一二八停战协定，我国国军是不得越过昆山以东的，所以在战前上海的防务只有靠吉章简的保安部队和日军海军陆战队沿着租界长约十公里的防卫线上呈对峙状态。
卢沟桥的战火震动了这条防线，于是双方动作频频，战云密布，大有一触即发的态势。在“虹口事件”的同时，日本海军以“佐世保”为首的舰队在黄浦江与他们的第三舰队会合，同时载来了第一批增援部队。
开战之初，淞沪一役的总司令长官由冯玉祥担任。冯玉祥属西北军，蒋中正担心他调不动派系复杂的各路人马，特别调遣身兼西北、西南两处行营主任的顾祝同将军赶赴上海任任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协调源源而来的各路军队。
第一批抵达的是王敬久的第87师和孙元良的第88师，张发奎的56、57师也正向浦东地区推进之中。
8月11日，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将军进驻南翔，下午88师先头部队彭巩英的262旅刚到真如，孙元良就抢得先机马上领军直指闸北，占据了北火车站。当时服役上海保总的竺启华回忆说：“保安总队的武器不好，我们所有的正规部队都在后面就要上来了，88、87、36都要上来了，保安总队第一线挡了一下子······”
8月13日早上9点开始，日军的舰炮就开始向闸北猛烈轰击，下午3点，我军523团第一营在八字桥和日军遭遇，正式展开昏天黑地的淞沪会战。
八字桥其实只是一条无名水沟上的小桥而已，长度不及20公尺，怎么看都不起眼，但由于60年前8·13那个下午中日双方的巡逻兵在这里发生冲突，继而揭开了战争的序幕而使这条小小的八字桥有幸名列青史。
闸北是个高楼林立的都会区，所以淞沪这一役打一开始就是以短兵相接的巷战形态揭开序幕的。日军把大炮架在大马路上，在上百万人口的闸北区平行射击，造成了难以计数的平民伤亡。
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当天上午，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下了总攻击令。88师、87师前仆后继，奋力夺回头一天被日军占领的持志大学、五洲公墓、沪江大学和八字桥等据点，并向日军盘踞的纱厂进攻。参加这一波攻击的弟兄蒋堂华回忆当时的情况说：“8月13打的，8月15我们到的，把上海所有的失地，让日本人占据的地方统统拿回来了，就一个大纱厂没拿回来，结果我们523团攻进去一个营中他的电网，一个营整个死在那个大纱厂里了。”
由此可见，淞沪战事开打的头几天国军是乘日军的援军未到阵脚不稳的空隙，以88、87两个师加上地方守备部队和日军在虹口到杨树浦这一条战线上，进行一条桥又一条桥、一幢楼房又一幢楼房的争夺战的，这是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第一次吃到了我军强力攻坚的苦头。
这个时候日本只能以他们的空军和舰炮向拥入上海的中国军队进行反击。从8月15日开始，日军凭着优势的空军战力便密集轰炸上海市区，十里洋场一日之间竟沦为十里火场。以往人潮熙攘的闸北地区现在已经成了烟硝处处的人间炼狱了，单就南京路外滩华懋饭店和汇中饭店这一段短短的路就有一千六百多平民被炸伤亡；沪杭甬铁路上海南站这一天被炸得片瓦无存，当时在车站里候车的旅客两百多人当场被炸死；一个失去亲人的幼儿无助地坐在废墟中号啕大哭，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战争的残酷在摄影记者王小亭的快门之下留下了永恒的证言，这张照片当时曾经披露于世界各大报刊，使国际友人对日本侵华的的事实多少产生一点人道的关怀。
“空袭”在抗战期间一直是苦难中国老百姓的梦魇，当时的上海在一波又一波轰炸的间隙时刻，总有成千上万的居民涌上街头、四处奔跑，他们不知道什么地方安全，甚至不知道该往什么地方跑，只是随波逐流，希望能躲过“死在当头”的厄运。后来有人听说日本飞机不敢轰炸租界区，于是大家便一窝蜂抢渡苏州河，涌向公共租界。起初老外也确实发挥了人溺己溺的人道精神，先后收留了五万多名难民，但是后来由于人数实在太多了，他们只好关上闸门，从此阴阳路断，把一双双失望的眼神隔绝于冷冰冰的栅栏之外。
8月19日，宋希濂的36师、夏楚中98师294团赶到了上海。同一天，日本从名古屋开来了第三师团滕田进部队也在杨树浦和吴淞口一带登陆。
36师一投入战场马上就在天宝路一带和敌军正面接触。所谓“正面接触”，就是双方硬碰硬地对上了的意思。36师弟兄方振东描述当时的作战状况说：“我们吃饭都是夜晚吃的，夜晚送饭送上来的，白天根本就送不上来的······”
（原36师）谢世明说：“他（日军）凶得很呢！他是抗战初期，他吃得好也穿得好，他精神也好，他的武器也比我们的好，我们那个时候一个连轻机关枪只有三小挺，子弹开一发打一发，机关枪打一打它会卡弹。”
就在这么恶劣的条件之下，国军将士还是凭着血肉之躯向敌阵猛扑，8月20日，88师、87师、36师联合进攻汇山码头，打了一天一夜。36师配合战车攻击，率先突破了日军防线直闯黄浦江边，由于步战配合不良。后来被敌军夹击于死巷之中。
从8月13日开始，我军一直是采取攻势作战的，这个时候日军发挥了他们惊人的动员能力，直到23日增援部队纷纷赶到，迫使国军结束了十天来的人海攻势。
经过十天的猛烈鏖战，日方终于感觉到在上海发生什么事了，从8月下旬开始，一个月之间，他们陆陆续续投入淞沪战场的军队计有藤田的第3师团、山室的第11师团、伊东的第101师团、吉住的第9师团和第8师团的鹰森旅团、第1师团的安滕和竹内旅团，以及来自台湾的重滕支队。
根据日本战史记载，这些部队是在“紧急动员”的状况之下奉命前来增援的，显然在淞沪开火之初他们并没有预期到这场战的规模是如此的庞大。
在我国这方面，此时全国也进入了仓促的动员状态之中，除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军队陆续投入淞沪之役而外，为了因应整个局势的转变，军事委员会于8月20日把全国被战火燃烧的区域划分成了五个战区，它们分别是第一战区河北、豫北；第二战区晋、察、绥；第三战区江、浙；第四战区闽、粤；第五战区山东、淮北。上海属第三战区，现在正面临敌人大军压境的严重危机，而受命抵御日本抢滩登陆，指挥我军进行反登陆作战的将领则为前敌总司令陈诚。
现在，让我们从地图上来看看日军的动态：
8月下旬，日本援军是沿着吴淞口到川沙口这条防线登陆的，假如任日军在此一地区建立滩头阵地，他们势必仗着机械化部队的绝对优势在空旷的沙丘平原上沿着这一条战线向内陆推进，进而对上海地区形成了大包围圈，一旦日军包围成功，上海就完了。
陈诚十分了解自己的处境，他必须以有限的兵力与简陋的装备在滩头上力阻日军的前进，从此，国军便进入了鬼哭神号惨烈无比的反登陆作战阶段。这个时候，周岩的第6师和罗卓英18军的彭善第11师、霍揆彰第14师以及李树藩第67师也赶到了上海投入了战场。
双方的增援扩大了战争的规模，果然使淞沪战场的火线从张华浜开始向北延伸，经吴淞穿过宝山县境，直往浏河一带蔓延了。
日本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陆海空立体联合作战，在空旷平坦的郊区更如虎添翼锐不可当。我军冒着猛烈的炮火一面构筑工事一面迎击来敌。此时此地，要保住一寸山河土地除了手中简陋的武器之外，恐怕只能凭着一份视死如归的豪情了。
（原77师）曾德富说：“7月底就到了上海，日本人的兵舰在吴淞口那个时候不多，有5、6只，到8月初的时候，他的兵舰就太多了，都摆满了···日本飞机看到目标就投（弹）在那个地方，看到地上有步兵还要打机关枪······”
（原176D）甘忠日：“我们都到了海边了，左翼是10军（应为20军）那个杨森的部队，右翼是张发奎的部队，我们在当中。从日本鬼下那个登陆艇，那个大炮象撒黄豆一样的···，结果我们一个军回到浙江整兵而得回一个师······”
日本军队由于舰炮的掩护，很快地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向内陆推进，于是象月浦、罗店、吴淞、宝山几个城镇便首当其冲，硝烟四起。在这一条战线上8月22日月浦和狮子林首先沦陷，夏楚中率583团猛烈反攻，终于8月26日收复失土。
98师以583团守月浦，派588团第2营守狮子林，这个营于8月31日遭日军攻击，苦战一昼夜，第5连、第6连伤亡殆尽，第4连下落不明，9月1日狮子林又丢了。
守月浦的583团支撑到9月10日，敌军再度大举来犯，主阵地数度易手，我军竭力抢攻。（原98师583团）赵祖德说：“4点钟开始攻击，在那个攻击的时候，不是还有什么散兵行、散兵群哪，那就是这一路哇哇叫地就上去了，在沿途当中（遇上）日本人的炮和飞机，伤亡很惨重。我们营长姓蒋叫蒋文才，第一个就牺牲了，我们团长姓路叫路景荣也牺牲了······”
除团长以外，这一天团副李馨远也阵亡了。
第二天进行巷战，幸好14师派兵支援，才稳住了阵脚，
罗店是8月24日丢的，但是当天就被彭善的11师抢了回来交给67师401团驻守。这个团其实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苦战4昼夜之后终又易手。当年奉命夺回罗店的11师师长彭善回忆说：“我就讲，罗店不是我失掉的嘛，张治中啊，他说委员长的命令要你今天把罗店拿下来。我说，好了，我去我去···我是奉委员长的命令要去克复罗店。走了，把我的部队的部队长找了来，就讲啊，今天我们‘疏散前进’，这个名称在我讲这个话的时候书本上都没有，他们就问什么叫‘疏散前进’？我说三个、两个前进、四个、五个前进，目的地是罗店。下午6点钟以前就把罗店克复了。我的部下有一个人，你可能听到过，胡璉这个人，胡璉那个时候在我那里当团长，他说，一股子气把敌人撵到江边去，我跟他们讲，今天要听我的话，你们的意思很好，马上前进。我们一到了江边啊，这个敌人的海军哪，这个···一切武器都打得到，受不了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蹲’得住，作工事，现在罗店啊，大家分开来作工事，先把罗店守了再讲。”
这里是罗店北方靠近长江边上的一片开阔地正是当年日军打罗店时的滩头阵地。看到这里的地形，您当可以想象为什么彭善要“作工事”的原因了。
今天，这里还遗有一块碑，上面刻着“侵华日军小川沙登陆处”几个字，孤零零地伴着风雨岁月挺在那里。
在罗店中学里我们看到一块碑，是纪念红十字会罗店医院院长苏克己。他当时因为掩护我国坠机的空军人员而被日本人大切八块而建立的，不过昔日那种血肉纷飞的喧嚣显然早已消失在校园午后的宁静之中。
8月下旬，日军虽然拉长了淞沪的战线，但是并没有放松对市区的空袭。8月23日，密集轰炸之下，上海知名的先施百货公司被炸得面目全非，当日死伤的无辜老百姓就多达8百余人，上海市出动所有人力进行抢救劫后火场和受伤平民的工作，瓦砾堆处但闻嚎声四起，许多尸体被烧得几乎无法辨认，在这种情形之下，只要能摊到慈善团体募来的一口薄棺草草安葬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周碞的第6师22日一到上海便奉命和吉章简的保总杨步飞的一个团驻守吴淞镇。吴淞面临黄浦江入口处，正是大批日舰麇集的地方。在舰炮直射，飞机滥炸，地面炮兵猛轰之下，吴淞镇早就被夷为平地了，周碞苦撑了10天，只好调回嘉定整补，其战况之惨烈由此便可想而知，但固守吴淞北边旧炮台的保警部队却多撑了两天，直到9月2日才失守，那一连人没有一个弟兄活着走出阵地。
宝山的状况更为壮烈，8月23日沦敌之后，首先被我98师294旅抢了回来，交给583团第3营5百余人防守。日军从28日起连日疯狂猛炸，曾德富回忆当时战地的情形说：“宝山啊都黑了，所有的炮、飞机都炸在那个山，那个山完全都是火光，好像烧房子一样。”
9月3日，日军开始攻城，被我军击退，5日，敌军再分三路进逼，7日，宝山城破，营长姚子青带着仅仅剩下的20几名弟兄和敌人白刃肉搏，直到全部成仁。
罗店这边，罗卓英率攻不下，虽然14师79团第3营曾经冲进城里格杀旅团长清耳，但始终无法收复罗店镇。彭善说：“罗店那个小地方，我在那个地方出出进进43天，那是很不容易的，43天去呀来的，伤亡很大的，伤亡到什么程度？伤亡到你到我这里来只有80公尺，（但）你不能到我这来，你那里一动的时候，敌人就把你打死了，你只要一出来显一点目标就不能活命了。”
在敌阵援军源源而来的压力之下，陈诚决定暂时改为守势以减少伤亡，这是9月10日的事，这个时候淞沪战区防线部署是这样的：9月12日，蒋委员长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亲自督导淞沪战区；国军部队对日作战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张治中的中央作战军守上海市，后来由朱绍良接任；张发奎的右翼作战军守黄浦江以南；陈诚的左翼作战军守长江以南。
陈诚也把他的部队分为三路：左翼军由刘和鼎、俞济时指挥；中央军由罗卓英、霍揆彰指挥；右翼军由胡宗南、王东原指挥，准备死守阵地迎接下一波战斗。
